社会科学论文十篇

社会科学论文篇1

【关键词】科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社会学/爱丁堡学派

【正文】

劳丹(L.Laudan)曾将科学社会学划分为认知科学社会学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两种形态。[1]依据他的解释，如果社会学企图依据外部的社会或经济因素来说明为什么某一理论被发现及发现后被接受还是被拒斥，企图依据外部社会或经济因素预先决定科学家对理论的态度是赞同还是抵制，企图说明某些社会结构对某个特定理论及概念的形成产生影响，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如果社会学家的研究宗旨不是去解释科学家对物理世界的信念体系，不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过程，而是去研究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结构及其功能，那么，这种努力就属于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释范围。

显然，劳丹是依据社会学家的研究目标及研究方法来给科学社会学前后两种“范式”进行划界的，若不顾忌冒过分简单化的风险，劳丹的划界标准本质上就是认知标准。在劳丹看来，只要社会学家在科学之社会研究中不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那么，这种科学社会学就是非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及默顿科学社会学，反之，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亦即当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这就引出了一系列亟待探讨的问题，非认知识科学社会学是怎样过渡到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换言之，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在前后两个阶段过渡期间必然发生过认知转向，如果发生，那么，是何种原因促成了这场认知转向？它产生了怎样的结果？认知科学社会学校之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有哪些不同的特征？怎样看待科学社会学的这场认知转向？这就是本文要探讨的内容，考虑到认知转向不可能不涉及哲学层面，故此本文首先得从认识论视野对这一转变过程进行背景透视，这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成因及认知科学社会学兴起的历史必然性是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认识论基础

如前文所说，劳丹笔下的非认知科学社会学本质上就是默顿科学社会学，尽管这种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定域在科学共同体之内、实验室高墙之外，系“中距”科学社会学，所采用研究方法是科学计量学，所研究的宗旨是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式、内部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功能，经费投入与论文产出评估，科学体制化目标。但只要我们冷静下来认真品味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说，仍可从中发现其认识论基础，仍不难发现这种被劳丹称之为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构架、经验事实正是建立在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确保这一目标得以实现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基础之上的。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兴衰是与构成其经验基础及理论构架内核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存亡是唇齿相依的，只要我们抓住了构成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内核也就可以从认知视角对此进行认识论分析，现就此进行讨论。

如果我们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形式逻辑分析，那么，默顿所言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就等于“三段论”中的“大前提”和“小前提”。所谓科学体制化目标就是生产正确无误的知识，所谓科学家行为规范的具体含义则为[2]：①普遍主义。即科学真理的标准到处一样，只要是科学真理，不管其来源如何，都应服从于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且这种非个人属性的标准与先前证实的科学标准是一脉相承的。②公有主义。所有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科学家群体合作的产物，归科学共同体所公有。③无私利性。要求从事科学活动、创造科学知识的人不应以科学谋取私利，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发展知识而不是其它，科学家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其它原因来决定接受或者拒斥一种科学思想或科学事实，科学家热衷于探索和发现科学真理的真正动力主要来自于内在兴趣。④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研究科学的人不承认在神圣的、不能批判的同非神圣的，可以进行批判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固定的界限，所有科学知识都要严格地加以检验。

从默顿给出的科学体制化目标及科学家行为规范来看，科学共同体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生产出归共同体公有的确证无误的知识，而行为规范则是确保生产确证无误知识的清规戒律。普遍主义则在表明科学理论的评价，科学知识的检验可诉诸普遍一致的标准，而无私利性原则则要求科学家在科学理论的评价中，科学知识的检验中恪守感情中立原则。只要科学家在科学活动中严格遵守这4项行为规范，凭借其内在兴趣追求科学体制化目标的话，那么，社会因素，诸如科学家情感、信念、偏好、科学共同体的外部环境、科学活动中的种种内在与境、科学家所面对的“实在”，均不会渗科到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都不会影响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既然如此，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乃至科学知识的评价机制，均无需诉诸社会学分析，社会学家的研究范围就应该被严格限制在科学共同体内、实验室高墙之外。

由此我们明白了默顿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及研究宗旨为什么不涉及认知层面，不触及科学知识微观生产过程、不考虑科学知识的评价过程的原因所在。即使科学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过程持有浓厚兴趣，那么，他也用不着走进实验室，只要借助于资金投入与论文产出及论文的引证分析，就可以达到对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了解，正因为如此，基于“控制论”研究方法的科学家计量学成了这一类社会学家研究的重点。[3]

由此可见，默顿科学社会学在涉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及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及评价机制的具体过程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黑箱”式研究方法，它侧重于输入与输出二者之间关系的定量研究。因此，默顿科学社会学关于科学活动认知过程及评价机制的研究路径可用如下公式表示：

确证无误的知识是“理性科学家”在自然面前“默祷”的产物。

此处所言的“理性科学家”就是严格遵守默顿给出的4条行为规范且以默顿给出的实现科学体制化目标为已任的科学家，所谓在“自然”面前“默祷”是因为科学知识的本性就应该是对物理世界所作的逼真描述，按照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原则的理解，科学家只有面对非个人属性，不以科学家个人意志为转移，旨在对物理世界进行逼真描述并且依据普遍一致性标准加以检验就可获得“确证无误”的知识。说得白一些，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是“理性人”，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是“自在之物”，充当认知活动评价机制的是普遍一致性标准。这种描述是朴素的经典实在论思维，可以说是与科学哲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认识论基础相吻合的，甚至有学者直接声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哲学基础就是逻辑经验主义[4]。无论这种科学社会学怎样声称绝不触及，也不该触及亦无需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但骨子里仍然带有浓厚的经典实在论色彩，仍然是凭借其数十年的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作为其生存基础的，一旦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走向衰落时，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的解构就成为不可避免。本文接下去就要探讨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过程。

二非认知科学社会学的解构

严格地说，默顿科学社会学理论体系的解构成因首先来自于科学社会学内部，其次才来自于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以及由此引起的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关于传统知识社会学的复苏作者已有专文述及），只不过前者不象后者来得那么彻底而已。此处先讨论来自科学社会学内部的种种诘难，无论意义多大，但它为科学哲学的库恩转向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引起研究“范式”的变迁抑或“认知转向”作了理论上的准备。

默顿科学社会学在后期所受到的种种诘难主要来自于社会学家对4条行为规范的怀疑，而且这种怀疑主要依据于科学史事实，而不是形而上的思辨。如在关于光的本性之争演化过程中，牛顿的微粒说在一定时间内占据垄断地位，尽管有惠更斯的波动说与此针锋相对，且波动说在某些解释功能上并不逊于牛顿的微粒说，但这一期间的科学家在对这两种理论的评价中仍有偏爱牛顿微粒说的强烈倾向，甚至置惠更斯波动说于不顾，这与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的行为规范明显不符。再则，当普朗克不得不放弃连续性观念，提出光的量子论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可奈何心情也显示出科学家在描述和解释物理世界过程中是很难做到感情中立的。爱因斯坦提出相对论时，由于触犯了左右科学共同体思维方式的经典时空观，受到了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抵制，同样表明科学家在接受或拒斥一种科学理论时是受既定价值观控制的，难以做到感情中立。如果计及政治因素，爱因斯坦“相对论”思想在德国、前苏联不仅受到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学术抵制，更重要的还受到科学共同体的非学术抵制，甚至遭受迫害。这表明，社会外部政治因素，如意识形态是可以渗透到科学共同体且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评价的，影响到科学家对科学理论是接受还是抵制，科学家在这种氛围中是无法做到感情中立的。

默顿科学社会学受到的诘难还来自于社会学家对科学知识确证无误的怀疑。有些社会学家认为，科学知识就其本性而言是社会约定的，说科学知识是确证无误的当且仅当它被社会所接受。还有人认为，在科学文化的进化阶段，信仰可以被相信为真理，那是由于它被社会所接受的缘故[5]。还有人认为，科学思想只能相对于一定的约定规则才有意义，科学规律只能作为一系列行动规则为我们所用，甚至科学定律本质上是一种约定[6]。这种带有约定主义色彩的论点均对评价科学理论的普遍一致标准，科学知识的“含金量”提出质疑。

默顿科学社会之所以受到诘难，还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存在的“弄虚作假”现象，如“N射线”就是典型例证[7]。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并非科学家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现象，还存在着权威对出自一般研究工作者的新观点、新思想的抵制现象，还存在着破坏公平竞争的“马太效应”，等等。

为回应这些社会学家的种种诘难，默顿采取如下挽救措施，首先他肯定了科学体制化目标和科学家行为规范在科学共同体中的规范约束功能，并且认为绝大多数科学家是能够较好的遵守这些行为规范的，其次，他仍然回避认知问题，将“弄虚作假”现象的存在归因于科学家在科学知识生产过程中受到外部社会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科学家违背了正常的行为规范。因此，在默顿看来，只要运用这一系列行为规范对那些“弄虚作假”，包括非故意生产“谬误知识”的科学家进行矫治，将他们“康复”为“理性科学家”，那么，科学共同体仍能在既定的科学体制化方向上继续前进。

然而，无论默顿学派怎样努力，社会学家仍能找到大量的科学史实予以反驳，这就使得这种研究纲领的“内核”不断受到“反例”的挑战。再则，既然有人经常不断地从内部发现“反常现象”的存在，那么，至少表明默顿科学社会学所依赖的经验基础是不牢固的，更何况他总是试图调整“保护带”，从没有正面解释认识论意义上存在的大量“反常现象”。

简而言之，默顿科学社会学无论就其宏观经验基础还是就其微观认知层面，均因存在着大量“反常现象”而不得不在70年代开始走向衰落，甚至有些社会学家对这种科学社会学仅仅以科学共同体为研究单位还明确表示出不满情绪，认为它是大科学时代的“小科学社会学”，还有人认为这种科学社会学将科学活动的主要场所——实验室视为一只“黑箱”，只研究表象问题而不触及认知层面而将此种科学社会学称之为“黑箱”社会学。[8]

三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

随着“反常”现象的不断出现，默顿科学社会学体系走向解构已成为定局。遭致解构的原因不外乎如下几种情况，一是科学史史料的不断挖掘，二是行为规范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三是研究方法的“黑箱化”，四是“不对称解释”，亦即错误知识是由违反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确证无误知识是由遵守规范的科学家生产的[9]。这几方面因素均触及认识论问题。总之，如何从认识论上打开缺口是关系到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基本假设能否走向彻底解构，能否直接促成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的关键，于是，社会学家开始从库恩那里寻求问题的答案，他们的目标就是要从认知层面对长期以来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发起猛烈进攻。问题是库恩能否为这些社会学家的研究提供哲学基础，答案是肯定的，现略述之。

库恩(T.Kuhn)首先使用自己的“范式”将科学事业视为在“常规科学”与“科学革命”相互交替中得以发展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在常规科学时期是线性积累的，而在科学革命时期却是间断的，甚至是跳跃的。所谓科学革命本质上是新旧两种“范式”在更替，如牛顿“范式”取代亚里士多德“范式”，爱因斯坦“范式”取代牛顿“范式”就是科学革命。

依据库恩的解释，“范式”将决定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等。“范式”的变更必然导致科学家思维方式、信念体系、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反过来，“科学革命”也就是以科学共同体的思维方式、信念体系及价值观念的整体变更为其标志的，因而在库恩看来，科学知识的意义只能由特定“范式”所决定，且仅由这个“范式”所决定。

既然如此，普遍主义，无私利性等行为规范在认识论意义上就难以成立，因为从普遍主义原则的要求来看，检验科学真理有一个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普遍一致性标准。然而，只要承认“科学革命”是在“范式”变更的基础上实现的，且“科学革命”是科学进步所不可逾越的阶段，那么，普遍一致标准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标准是相对于特定“范式”而言的，其结果是，要么否认普遍一致性标准，要么否认“科学革命”，既要坚持普遍一致性标准，又要同时承认“科学革命”，不仅在事实面前说不通，而且在逻辑上也是说不通的。

从无私利性的原则来看，科学家在与物理世界对话时以及在评价科学理论时，要求恪守感情中立，从大量反例来看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科学家是在给定“范式”条件下从事科学活动的，“范式”不仅影响他对物理世界的描述，导致“观察负荷理论”，而且左右着他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他对科学知识的检验，以及他所要使用的评价标准及检验标准[10]。就此而言，“范式”本质上是对科学共同体在“常规科学”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种种行为施加伦理约束的一种张力，换句话说，科学家是在这种张力约束下从事科学活动的，从这层意义上讲，默顿科学社会学才能寻找到极其狭窄的生存空间，那些游离于这种伦理约束的科学家要么成为下一次“科学革命”的先驱者，要么就是失败者。

大而言之，库恩的“范式”理论为科学家模型的重新建构，科学活动的“重新背景化(Recontext)”提供了认识论基础，不论是作为科学活动认知主体的科学家，还是作为认知客体的物理世界，抑或科学家与物理世界的对话过程，以及科学家对“对话”结果的评价均取决于该时期的特定范式。如在经典力学里，物理世界定域在绝对时空中就是典型例证。

库恩的这些思想成了70年代以来为科学社会学家彻底动摇默顿科学社会学哲学基石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受库恩思想的启迪，他们开始了对科学知识本性的深层反思，认为科学知识应接受社会学研究，不该享有特权。持这一观点的社会学家主要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他们是埃奇(D.Edge)、布鲁尔(D.Bloor)、巴恩斯(B.Barnes)、和巴斯克(R.bharsker)，后人称他们为“爱丁堡学派”(Edinburgh-School)，正是他们声称受库恩思想启迪，而转入科学活动认知层面的。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足于库恩的历史主义——相对主义解释，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是历史主义解释，还是相对主义解释只不过是科学哲学家在唱独角戏，社会学解释仍未从中获得合法性，他们决心重构科学社会学，将科学社会学研究引向认知层面，引向科学知识本性。于是，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在该学派努力下，遂得以实现，为将这种科学社会学区别于默顿科学社会学，有人将之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或劳丹笔下的“认知科学社会学”。

四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

科学社会学的认知转向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问世，亦即认知科学社会学的兴起。这种社会学一反默顿传统，公然要对长期以来亨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提出挑战，将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直接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著名社会学家布鲁尔在其《知识及其社会意象》(1974)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问道：“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的细节及其本性问题是可能的吗？”布鲁尔用他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的“强纲领”(StrongProgram)对此作了肯定答复：“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地研究……，没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

布鲁尔还为他的“强纲领”给出了下列原则[11]：①因果性。科学知识社会学注意研究信念及知识所处的不同条件及产生的原因。②公正性。公平地对待真的与伪的，理性的与非理性的，成功的与失败的信念及知识，两方面都要解释。③对称性。解释的方式是对称的。④反复性。它的解释同样适用于社会学本身。

其中，因果性原则为认知科学社会学界定了研究对象及研究宗旨，即要对科学理论、科学知识及科学共同体信念体系进行认知层面的社会学因果解释；公正性原则是指认知科学社会学必须以所有科学知识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以人为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内容为科学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即使对后一类知识，在诉诸社会学解释中也应将其与前一类知识置于平等地位，社会学解释不含任何歧视色彩，两类知识在社会学研究中都应享有同等待遇；对称性原则是对公正性原则进一步展开，即不能采用默顿的“非对称性”做法或歧视性做法，只对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以求矫治那些“非理性”科学家，而对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识则免于社会学研究，而是对两类知识给出对称性解释。具体地说，社会因素渗透是对称的，它既可导致伪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的产生，也可导致默顿笔下的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识的生产，如果将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的产生归因于社会因素介入，而将所谓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知识的生产归因于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就违背了对称性原则。

由此不难看出，公正性与对称性解释原则是为彻底的因果解释服务的，换言之，任何科学知识形态都是在特定社会因素影响下得以产生和形成的。这几项原则说到底是为科学社会学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科学知识的微观生产过程及评价机制、科学知识的文化本性提供辩护和说明的，所谓“强纲领”中的“强”也就体现在这几项原则之中。

总之，自“强纲领”提出以后，对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进行社会学研究或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研究已无什么可言，“爱丁堡学派”的努力，尤其是“强纲领”的提出在科学社会学研究领域，既象征着默顿科学社会学基本假说的彻底解构和科学社会学认知转向，又标志着认知科学社会学或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无论功过如何，它在科学社会学发展史上，在科学社会学从现代形式向后代形式走向上都应占有极重要的地位。究竟对此作何评价，有待我们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浦根祥：《科学知识本性的哲学与社会学解释之争述评》，载《自然辩证法研究》No,10.1996.

[2]D.Bloor,KnowledgeanditsSocialImagery,RoutledgePress,1976,pp.1-3.

[3]浦根祥：《科学社会学研究综述》，载《社科信息》No,1.1996。

[4]陈光：《“科学知识”社会学概念及哲学背景》，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3.1992。

[5]浦根祥：《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研究会趋同吗？》，载《江苏社会科学》No,5.1994。

[6]S.Full,M.D.Mey&T.Shim,TheCognitiveTurn.KluwerAcademicPublishes,1989,pp.211-23.

[7]赵乐静，浦根祥：《“给我一个实验室，我能举起世界！”》载《自然辩证法通讯》No,5.1993.

[8]S.Mulkay,TheScientificResearchCommunity.inScienceTechnologyandSociety,SagePublication,1977,p.108.

[9]S.Woolgar,Representation,CognitionandSelf.intheCognitiveTurn,（同6）1989,p.108.

社会科学论文篇2

一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三是科学方法相互借鉴和吸收。自然科学中常用的数学方法等研究方法，在哲学社会科学中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科学确立的“解释学方法”已为自然科学所采用，自然科学正在经历“解释学转向”。这些表明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趋同和一致性。除此之外，系统方法、结构-功能方法、反馈方法、黑箱方法、模型化方法和最优化方法等现代科学思维的一般方法，也都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得到广泛运用。

社会科学论文篇3

经典实用主义以社会科学介入现实问题的解决，从而形成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用主义真理观：为信仰服务。对一个命题的判断通常有真假两种结果，实用主义学者的评判标准不再是“符合论“”融贯论”或是“多余论”等，而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一致。这就意味着只需要谈话诸方在他们共同的信念下认为某一个理论或某一类思想可以达成一致就可以了。在那之后，实用主义被搁置了很久。但最近，甚至是在更早的时候，它又被恢复了它在美国的地位。其实，这是可想而知的。实用主义这次的回归不仅保持着经典实用主义的传统，还带来了新的内容。实用主义的包容性越来越强，可以使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大。这就不难解释它的生命力。新实用主义的思想主要是以罗蒂为主的后哲学思想。他的思想把许多学科都包容了进来，尤其是文学、政治和道德伦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学科有了可以冠以“科学”的合法地位。在很多时候，罗蒂认为文学、政治或是伦理道德比传统社会科学学科还值得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实用主义，不仅在美国站稳了脚跟，而且在美国的外交手段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仅仅是一种功利的、利己的，同时还是开拓的、探索的。二是实用主义研究方向：以人为本。实用主义的魅力是当你使用这种方法论时候，你会感到很轻松，很有效。它的研究永远是一种向上的力量，这应该与它的理论渊源有关。在实用主义哲学中我们永远都抹不掉达尔文的进化论的影子。这样的理论告诉我们，人类或是其他物种都遵循优胜略汰、适者生存的原则，所以我们的研究就会越来越复杂同时也是向上的。在实用主义的思想中，我们同时还能清晰地看到以人为基础，尤其以人的兴趣和情感为出发点的唯意志论的影子。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在实用主义中可以找到。

实用主义很注重的是研究某一问题的兴趣，以兴趣为出发点，便可以充分调动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达到有效的目的。同样来自于唯意志论的观点，即对人本身的考虑很重视。这点达成共识：“人类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进行思考的生物。当我们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那些把自然科学作为研究对象的大部分理论原则便不能使用。”因为，研究人类不能仅仅通过对某一个社会背景下的他们进行研究，得出的结论推而广之。我们需要在特定的时期、背景、文化中判断他们的行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语言所表达的观点，而理解这些语言的重点便是语言的环境。因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来说，实用主义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个方法会让我们在了解我们自己和周围环境的同时，变得开心、有趣和更有上进心。实用主义方法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三是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实际且多元。实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学派，他们没有明确的界限，只是有些观点属于实用主义的范畴，尤其体现在对社会科学研究中。许多哲学学派一直以来都信奉自然科学研究框架下的社会科学研究。因为他们认为“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其实他们赞同了价值中立原则，认为历史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应该不带有个人感情和价值导向来研究社会现象。”

但无论是实用主义学家皮尔士的科学主义、还是詹姆斯的意识流、还是杜威的工具论都充分地证明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无法做到价值中立或完全客观。因为，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行为、人类的生活习惯或是他们的信仰，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和能够影响他们的信仰。而生活环境和信仰都是有局限性的。因此，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一种观点在某种社会背景下是可以理解的，而在另一种背景下则是无解的。比如，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男孩子在路上看到一个吸引他的女孩子，通常会上下打量一番，然后看着她的眼睛微笑。而对方也会为自己被关注而感到骄傲。如果换个场景，结果就会大相径庭。假如刚才的行为我们在美国的黑人区做一次，估计那个男孩子就难逃一劫。因为在那里的社会背景下认为盯着不认识的陌生女孩子看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甚至是一种轻微的犯行为。因此，我们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找到一种通用的社会行为准则。

在使用实用主义的方法论研究社会科学中，有两位学者起了重要作用。第一个人是库恩，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实用主义这个不能体现严格意义上的理论的理论提供了成为科学理论的基础条件。因为库恩对那些“反常”的理论提供了自我修正的条件。我们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不断地“前进”，但如果仅仅因为他们不符合某种严格的逻辑框架就剥夺了他们生存的权利，显然是不公平的。只有当他们的理论内核真正的“坏掉了”，我们才可以宣判这些理论的不可存在性。而在这里，我们认为的内核不能再使用的标准是：实用主义的理论无法让我们的问题变得更加容易解决。就像各大学派一直在争执的主观与客观的区别。第二个人是罗蒂，他的种族中心主义为我们研究社会科学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方法。正如上文中所提到的例子，这样的现象在社会实际中比比皆是，还有很多奇怪的、我们无法理解的、可能与某种有关的现象。当我们面对这样一群与我们生活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相差很远的人并与之交往时，又该怎么办？罗蒂的办法是以自己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为出发点，与对方沟通。我认为，这个办法可能不是最快的沟通方式，但一定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我们的信仰和观念不一定要强加于对方，只需要找到可以达成共识的信仰和观点即可。找到共同点会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对方的行为和语言有帮助。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更有理由让我们相信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问题上并不在意理论是否与客观事实相符合，而是否能有效地成为行动的向导、是否能有效地解决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是否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实用主义学家们不在意社会本身是什么样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更关注的是现在的生活环境是否是居住在这里的人类想要的，如果不是就听从内心的呼唤，向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努力改造。他们信奉的是这样的信仰，就像爱因斯坦说的“：有很多时候想象力比知识重要，想象力无限而知识有限。”按照实用主义的思想这句话是真的，因为他们还信奉另外一句话，就像皮尔士所说的：“每一个真值的句子都是为某一种信仰服务的。”而在这里，人类的兴趣就是他们的想象力的向导，他们在这样的想象力的条件下探索社会科学，就像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实用主义哲学剖析社会科学是需要我们以人类需求为本，以兴趣为出发点，以效率为落脚点。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新实用主义的代表，延续了实用主义探索社会科学的精神，在新时期展现出他与前辈和同时期社会科学研究的哲学家不同的新特点。

二、新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发展扬帆

20世纪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似乎越来越不能很好地处理实际问题。一种继承并发扬经典实用主义的新实用主义油然而生。新实用主义继承了经典实用主义的主要精神，即以人类需求为出发点、以兴趣为研究起点、以信仰为真理的判断标准、以效果为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在我们可以找到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新实用主义有它特有的理论观点。而新实用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当属罗蒂。罗蒂的实用主义思想与经典实用主义思想的联系和区别是清晰可见的，尤其他提出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他的后现代哲学思想不仅颠覆了我们对哲学基础地位的认识，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给了我们新的视野。所以我们选择对他的观点进行说明和解释，后现代哲学的思想可以基本代表新实用主义的理论特点。后现代哲学思想主要强调语言哲学的重要性。他不太重视经验对哲学的重要影响，而是注重我们的语言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正像他自己赞同哈贝马斯那样：“交谈理性代替了主体核心理性”。交谈、互动的研究方式，不仅表现出对杜威和詹姆斯的思想的继承，同时也看到罗蒂把研究重点放到了沟通的语言中来。罗蒂的后现代哲学思想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应用，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一是个人主义与整体论的完美结合。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学者对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问题并不陌生。尤其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还是整体主义的问题上多少都有分歧。社会学家涂尔干坚决支持方法论整体论。坚持整体论的哲学家必然会忽视个体在整个社会中的影响力；而很多经典实用主义哲学家都偏向方法论的个人主义，非常注重个体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忽视整体的作用。但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我们需要找到的是社会背景下的社会规律或是较为普遍的特征。但鉴于社会环境的多变性和复杂性，我们在此讨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或是整体论就十分不妥。罗蒂在他的后现代哲学中认为：“把个人的自我创造和社会的团结同等对待，是同等有效的。”[5](P47)在这里我们可以说他把这个问题的界限弱化了，也可以说他把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整体论的研究方法分别做了限制性的解释，即社会的发展是由个人做的，但个人的才能和价值需要有社会的发展来体现，在不同范围讨论不同的内容。

二是实用主义真理观的进一步发展。在上文我们已经对实用主义真理观有所讨论。对于一个句子的真值的判断通常以是否符合某种信念作为标准。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会带来不同的信念，虽说这个会随着该地区的人类的不断认识的变化而变化，但信念还是有较强的稳定性。信念来自于我们对一个事物的习惯性认识或习惯。这种习惯性的行为有时候会带来一定的惰性，习惯于这样认识和行为的人不再会为更先进的发展而劳烦。罗蒂在这里指出了他的有所改进的真理观：真理便是可以指导我们成功的与世界打交道的那些句子所支持的信仰。“成功的”为我们的信仰提出了检验性的标准。较以往来说是不同的，按照他的思想我们需要与世界打交道，每个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是另一处人类需要打交道的对象。打交道时虽然要以自己的信念为出发点，但只有那些可以与对方达成共识的信念才能算是“成功的”。

三是大哲学的概念。实用主义在研究社会科学时候都很清楚他们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经济、心理学等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但其实这些学科都有较为严密的逻辑、严谨的思想和他们独有的名词及属性。他们同样是由被系统化了的、抽象化了的概念和定义组成。比如《社会学原理》《经济学原理》《心理学原理》这类的书籍，它们包含了作为这一学科共同的、普遍的、较为一致的内容。因此，这些学科知识内容与研究方法不同，但它们同样来自于理性的总结和概括。它们的研究对象相对稳定。相比较而言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中人的主观意识参与的较多，对于文化、艺术、伦理和政治的研究理论性更为弱，但地域性和社会背景的限制会更多，这样的研究更加符合实用主义的精神。当然，罗蒂并不局限于对哲学认识论的扩充，还有对方法论的丰富。他更加欣赏用文学批判的方法来与世界和不同的人类打交道。他认为：“实用主义的复兴超过了哲学的界限，还涉及文学的批判、社会政治问题而较少地关注自然科学。”这个思想与罗蒂反基础主义的思想，在逐步瓦解哲学的基础地位，从而更加突出人类情感和交流的重要性，最终侧重于文化及政治的研究。

四是以语言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罗蒂所强烈支持的交流方式和沟通手段都是为了了解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人类生活，从而可以有效地解决发生在那里的社会矛盾，最终促使社会进步、生活幸福。因此，语言在他的研究中是关键性的研究对象。这个特点也是新实用主义与经典实用主义标志性的区别。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经典实用主义与新实用主义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最重要的是经验；后者最重要的是语言。”这与他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蒂的研究目的并不是要找出实际与应该的区别、本质与现象的区别，最终找到实际和本质，而是忽略此问题，找到对话中我们要表达的意思是否是我们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意思。

如果想了解对方语言中的真正含义，就要了解表达人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对于研究人员而言便是要了解这其中的差异，为我们的语言环境提供这种差异。找到了差异就找到了冲突，找到了冲突就找到了矛盾。当我们解决矛盾之时就是我们达到共识之日。这样我们即可顺理成章地找到对话中的共同点，进行有效的沟通。不难看出，罗蒂的后哲学文化思想其实就是用文化的思想来丰富哲学的内涵。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一定会在保持中心思想不变的情况下丰富并蓬勃发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承载着历史使命比其他哲学学派对社会科学哲学的使命要丰富、多样并且有效。因为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基调就是为解决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实际问题的。他的检验标准并不是理论的严谨性和思维的逻辑性，而是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少可以采用的方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就像是一本生活百科，它是一种工具书，更是一本洗涤心灵的书籍，它会为我们带来阳光般的色彩。

三、未来实用主义中的社会科学哲学：为社会科学哲学升华保障

基于对经典的和新的实用主义社会科学特征及其哲学思想的概括总结，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其研究和发展趋势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第一，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内容极为丰富。实用主义本来就是一个包含范围十分广泛的方法论，用它来研究社会科学不难想到它的范围会扩大。这里不仅仅体现在研究内容的扩大，还有研究方法的扩大。从研究的学科内容上来说，经典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局限在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方面。但新实用主义的社会研究已经拓展到文学、伦理学、政治学等方面。可以说在以后的研究中还有可能拓展到其他领域。只要社会中存在行为和思想的地方，都会是实用主义方法论下所要研究的社会科学学科。以后的发展趋势势必会向着更加注重人的情绪、欲望、梦想等人类特有的方向发展。这与所谈的中国梦是一脉相承的。“梦”就是实现民族复兴、增强民族自信的梦，这个梦是现实的，是可以实现的，推而广之，世界的“梦”也会实现的，关键要立足于“人”。在对这些学科的观点上可能会产生更多的并行观点。这些观点可能是相互交织并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因为这是由社会科学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能会认定某种理论是正确的，因为它的确为我们的社会问题带来解决方案；但我们很难说哪个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为那些在其他一些社会背景下无法解决问题的理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它存在，就有生存的权利。”从研究学科的方法论上来说，实用主义的理论渊源非常丰富，这就不难看出它的方法论是开放性的。用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们都兼有另外的“身份”，因此，其他的研究方法也为实用主义研究社会科学注入了活力。不仅如此。同样是由于社会学科的特殊性，笔者不难看到研究各个学科的学者们同样具有研究他们那个学科领域的方法：比如，教育学方法论、法学方法论、经济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也有这一特点，但是社会学科在这个问题上体现得几乎是淋漓尽致。

第二“，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灵活的、丰富的并且是包容性极强的哲学，所研究得出的理论也是开放的。一种“对话模式”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方法来源于詹姆斯意识流原理，发展于杜威的生物体间的互动理论，在罗蒂这里演变成为较为具有文化特色的“文学批判”模式。但无论是什么样的表现形式，什么样的载体，最终都呈现出一种“行为———反馈”的模式。与其说是一种对话，不如说是一种思想的碰撞，来自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结构下的思想碰撞。这种碰撞是明显的、最直接的交流。有了最直接的碰撞，才能有最深刻的解决方式，解决后我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就会达成最有效的共识。这种共识是有益于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当然，这样的对话不仅仅体现一种思想的碰撞，还显示出语言对我们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语言是人类特有的表达方式，我们要通过语言研究人类的思想和行为。但同样也是由于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对于语言的研究还会有较大的困难。在苏格拉底时期，我们认为“：如果语词能够完全模仿事物的本性，我们就得到完善的语言，然而世界语言却总是由约定来加以补充。”

洛克对词语的认识给了我们新的启示，他认为“：一个词语的意义不是要表达这个事物本身，而是要表达说话人的观念”。这样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利的，因为对话交流的意义本身就在于要有效沟通，达到基本共识，在有限的范围内找到社会的基本规律和内在本质。而洛克这样的解释与新实用主义的“词语的意义仅限于对话范围内”的观点是一致的。很显然，这样的研究方法将会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社会科学的主要指导思想。“科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神秘的词语。很多非专业人士感觉它离人类生活和日常活动很远，因为，当我们一提到“科学”一词时，首先想到的都是难懂、生涩的专业名词，严谨的理论思维和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那些只有为数极少的人才有天赋碰触到的神秘领域。其实，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按照实用主义的思路分析，首先，很少有人对那些领域感兴趣；其次，那些领域的专有名词当下记得，因为不常用所以随后就忘记；再次，能够有严谨的逻辑一定不与繁杂的生活打交道。但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便不再让“科学”神秘，他们会使得“科学”亲民化。

“科学”知识本应该为人类生活服务，很多人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科学家们通常会把精力放在理论的争辩中，至于可行性的问题，他们考虑的略微少。”实用主义则不同。他们并不对“现象是否反映本质”的问题争论、也不为“当一个人说话时候牵动了多少块肌肉”这样的问题而烦忧。当他们研究孩子的教育应该着手于他们感兴趣话题的时候，就奠定了这样的基础：要想使孩子们做出卓有成效的事情，兴趣是起点，当他们找到一个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们自然会为成功找到最有效的路径，而这个路径就是“对话”，对话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方法论理念把“科学”带到了生活中，而随着实用主义方法论在研究社会科学的道路上广泛运用“，科学”就会俯下身子与他的“子民”亲密接触。综上所述，实用主义方法论下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个十分有活力的分支学科。它不仅为我们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有效的“工具”，进而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同时也为我们的思想提供养分，让我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尽可能多地拓展视野。

四、实用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再也不是以生命为代价的有声战争，而是以市场和国民生活水平为主的无声无息、无硝烟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所有的国家都在奋力保卫自己的经济领地并以此为依托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掠夺。这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更是综合国力的体现。实用主义的方法论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就算没有战火，也要知道战争其实已经悄然开始。这个现实让我们明白，在处理与别国之间关系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基础，对他国的实力有准确的分析和判断。从另一个方面来讲，生活在本国的百姓对经济的发展体会最深。因为，经济的发展会给国民带来快乐。怎样能够使国民生活得快乐，同样也是实用主义解决社会问题的课题。在当今社会，国与国之间也需要“对话”，但首先我们要站在同一个对话的平台上。那么，平台的高低取决于我们的经济实力。具体而言，涉及到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两个方面。然而，怎样才能做到那只“看不见的手”对市场自身发展既有约束又有自由，也就是宏观调控怎样才能做到不对市场自行发展进行过多干预。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国民幸福和快乐。

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也应该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无论是《国富论》还是《经济学原理》都体现着这一研究目的。而我们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政策的制定，经济实践来完善经济理论。无论怎样，经济理论是一种方法，它告诉我们要切实发展，以国民生活的幸福感为一切理论研究和政策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发展即开放，我们同样要抱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经济。例如，区域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国很多地方都有大量的资源，而这些资源从来都是国家严控的范畴。但是我们很清楚，多种方法的比较才能为资源开发选择到价值最大化的方法。这就需要政府抱以开放的态度来接受私人或团体优秀的经营理念。与此同时，我们深知资源是有限的，重商主义不能完全流入资源领域，这就需要宏观调控这只看不见的手对该行业进行调控。无论用怎样的方式，我们都要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下努力发展经济，国家的另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证经济体系健康快速的运行、其实我们都已经体会到这样的好处。在这种既有外界压力，又有内在需求的环境下，深入研究经济理论更加有必要。

社会科学论文篇4

中文摘要： 如何进一步发展中国古代科学史的研究？本文从“李约瑟问题”得到启发，认为如果把注意力从反问题“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转移到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上来，则可以发展社会学与文化取向的中国科学史研究。这样的研究就不再仅仅是“科学事实”的考证，而是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视角，研究中国古代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以宋代为例，提出了一些可以照这一思路开展的研究问题。

关键词： 中国科学社会文化史 李约瑟问题 宋代科学与社会

“李约瑟问题”的启示

在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史的研究领域，英国学者李约瑟的功绩是有口皆碑，不可磨灭的。他的鸿篇巨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原名是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直译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博大精深，向世人证明，中国古代文明不但有科学， 而且在科学和技术的许多方面都领先于同时期的西方文明。由于李约瑟的工作， 西方科学史家再也不能漠视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科学而侈谈“世界科学史”。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当代科学史学者对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进行全面的挖掘和整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李约瑟的工作的影响和启发。

李约瑟的影响之大，还在于他提出了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用类似化学实验上所谓“滴定”的方法[1]([1]，p.12)， 对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科学技术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结果发现，在“四大发明”之外，还有许多科学和技术上的发明都是在中国古代产生的。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历史的悖论：既然中国古代科技那么发达，为什么到了近代为什么反而落后了？李约瑟这样问道：“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产生而只诞生于欧洲？”“为什么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 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 ([1]， p.190)

“李约瑟问题”一旦提了出来，不仅在科学史界，而且在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领域，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2][2]。有关“李约瑟问题”的求解、论证和质疑， 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然而， 中国学术界关于“李约瑟问题”的争论， 表面上看来轰轰烈烈， 但就中国而言，有多少是真正建立在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深厚研究基础之上？就比较研究而言，又有多少是基于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深刻理解？ 对中国本身的科学传统的思想发生和社会来源不清楚， 对西方科学文明的性质理解不深入， 对“李约瑟问题”的讨论就未免流于空泛。本文的目的，不是要加入对“李约瑟问题”的论争行列，而是要以“李约瑟问题”为启示，提出一些关于进一步发展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想法和思路，即：如何在中国传统科史研究上进一步创新，开拓新思路，提出新问题，采用新方法开展具体的、实在的研究？

其实，创新的途径已经隐含在“李约瑟问题”之中。 “李约瑟问题”本来是包括正反两方面的问题的， 可是过去的讨论， 过分注重反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 而忽视了正问题“为什么中国文明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比西方文明更有效得多”。只有探讨这一正面问题，才能使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中国古代科技与文明的实际情形之中，而不是一味纠缠于“没发生”、“落后”等消极而意义不大的问题。 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并用之于社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其中的智慧和经验， 必然有许多是值得我们今天来借鉴。 比如在宋代， 中国的科技发明达到了一个高潮，社会经济文化特别繁荣，宋代被国外历史学家们称为是“中国的文艺复兴(Chinese Renaissance)”[3][3]，研究中国文明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中，知识如何被探求、知识活动如何被组织、知识又如何被有效地应用到社会需要与国计民生上， 不是更具有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吗？

这里有必要对本文标题所采用的比喻作一些解释。“百川归海”是李约瑟的比喻，用来比喻世界各文明中的科学知识与近代科学的关系([4])。[4] 他把近代科学如比作大海，具有普遍性、世界性和客观性， 不带有某个特别文化的印记；而古代各文明中关于自然界的种种知识则被比作是一条条科学的涓涓细流，都为近代科学的大海做出过贡献，并且最终要流入未来科学的汪洋大海之中。因此，在进行中国科技与文明研究时，李约瑟就必然要坚持要用近代科学的尺码来衡量中国文明的科技发展。这样，对中国传统科技史的研究就容易被简约成在中国古文献中寻找相当于近代科学和技术知识的先例， 目的是要看中国文明之河向近代科学的大海贡献了什么。这一研究进路对中国的学者有特别的吸引力，因为对科技的贡献可以被 解读为文明优秀的标志。这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无疑有增强民族自信心的现象意义，但是作为历史研究，却容易忽略对其他方面问题的研究， 一味追求科技发明优先权， 甚至会出现不顾历史的情境而夸大事实的情况。李约瑟本人的研究工作也不免于此。其实， 一个文明的优越性， 不应该以一些科技思想和发明为仅有的标志， 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许多方面都起作用， 必须综合进来进行考虑。 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绝对不是“四大发明”所能概括得了的。 因此， 要对中国科技与文明有深刻的理解，就不能局限于欣赏“百川归海”的壮丽图景， 而是要溯流而上，领略河流的“两岸风光”。也就是说，要探讨中国文明之河中的知识流水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并滋润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土壤的。中国文明在其历史的演进过程中， 不仅有无数的个人对自然界进行的思考与探索， 更有个人知识的社会化过程：知识的追求是和社会的需要相联系的；知识的发生是在社会的实践中进行的； 知识的运用是在社会的文化中实现的。如果说李约瑟强调的是“百川归海”，把中国文明看作“百川”之一川，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科技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这就是说，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 要进行社会学的转向：不但要研究知识发生的社会学， 而且要研究知识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实现这样的转变，可以有两种途径： 一是对李约瑟的工作进行继承和批判；一是批判性地吸收和运用当代西方哲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各种理论和方法，在对中国的科学与社会的研究中提出新问题。

对李约瑟工作的继承与批判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看起来是一部对中国传统科技比照近代科学的“滴定”史，但在其后面提供动力的“李约瑟问题”却是一个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的问题。 社会学取向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李约瑟本人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对于“李约瑟问题”，他拒绝接受“种族特征”、“环境气候”、“语言逻辑”、“时间观念”之类的种族主义、环境主义以及科学内在论的解答， 坚持从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中寻找答案。同时， “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也是受了李约瑟生活时代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的。从十九世纪开始， 西方社会学的重大问题就是要解释西方社会的现代性。 马克思、韦伯等社会学家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释西方社会何以发展到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 他们都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来看世界的， 认为欧洲文明之所以超越其他文明， 是因为它具有其独特性， 其他文明与它相比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 虽然李约瑟是个世界主义者，但在学术思想上也不能完全超越“欧洲中心论”的樊篱。“李约瑟问题”的提出， 实际上与韦伯的比较社会学有相通之处。 韦伯认为， 宗教改革而引起的“新教精神”是资本主义发生的重要原因，[5][5] 由此他进行了东西方宗教的比较社会学研究。 对于中国的“儒教”和“道教”， 他认为前者虽然“入世”，但强调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忽略对自然的改造，后者则过于“出世”， 因而都不能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发展[6]。[6] 由此可见， 李约瑟关于“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问题提法显然是受到得韦伯比较社会学的影响的。 李约瑟的解答， 说中国儒家官僚体制抑制科学发展，说中国没有宗教改革， 说中国没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 因而缺乏“人”和“神”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这些也都有韦伯社会学思想的影子。 李约瑟能够吸收各种社会学思想和理论， 而对中国的科技与文明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 这正是我们可以继承并加以发展的。

但是，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大多数结论是可以商榷的。 关于儒家官僚体制， 恐怕不能简单说一定对科学的发展是起阻碍作用的。 有些科学知识， 如天文学， 正是因为儒家政治而得到长足的发展； 不同时期， 儒家思想对科学的作用也会不同。李约瑟强调道教和道士对中国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但对此问题的社会学分析却是很成问题的： 中国古代知识人士的思想中，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成份都有， 很难说一定是“道家”成份对科学做出了贡献。关于这个问题， 美国学者席文（Nathan Sivin）有尖锐的批评， 认为把“道家”作为社会学概念来分析中国科学的发展， 其严密性成问题， 意义也不大[7]。[7] 再就是关于中国没有“自然法”的说法， 也值得商榷。美国中国哲学史家卜德 (Derk Bodde) 对此就有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中国实际上是有“自然法”的思想[8]。[8] 而且只有人格化的神所规定的“自然法”才能转变为“科学定律”的说法也是大有问题的。 指出李约瑟研究结论中的存在的这些问题， 目的不是要否定李约瑟的贡献， 而是要说明，按李约瑟的社会学取向， 已经提出的问题远没有解决，需要做更加细致深入的社会学研究；而且还会有更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关于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不断“温故而知新”。

西方科学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略例

通过第二种途径可以进一步深入对中国科技史进行社会学取向的研究。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对当代西方的科学社会学有一定的了解。 西方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精彩纷呈。概而言之，不外乎是把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科学与文明的研究中去。 自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科学的范式概念以来[9][9]，科学作为实证的、普遍的知识体系受到挑战；科学知识的发生是受到许多社会性的因素制约的， 如习惯、约定俗成的概念与范畴、科学社团内部的行为规范等等。 科学认知上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原则一旦被放弃，随之而来的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空前发展。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过去只能研究外部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科学内在发展的进程，而是可以涉及到科学知识本身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科学知识的“黑箱子”被打开了。 科学社会学家们不断吸收和改造多种哲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而发展科学知识社会学。七十年代以来负有盛名、主要由“爱丁堡学派”提倡的“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 在很大程度上是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思想。知识被看作是“意识形态”（ideology），具有阶级性，是与知识持有者的阶级利益相关的[10]。[10] 因此，对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不仅那些在今天看来“正确”的知识值得研究， 而且那些在今天看来“不正确”的知识也值得研究；这就是“强纲领”所谓的“对称性原理”。再就是知识的产生一定要放到社会的、历史的语境中去考察，知识是社会构建的。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到迪尔凯姆社会学的影响 (见下文)。

“强纲领”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当然是众多科学社会学理论中的一种，而且有严重的“相对主义”倾向。 这里介绍的目的， 不是为了宣扬其中存在的完全否定科学知识客观性的极端相对主义倾向， 而是为了说明它在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还是可取的。当把科学看作是和其他知识体系具有同样社会特征的知识体系时，当把其他文明的科学和西方近代科学看作是同样有效的、各有特色的知识体系时，研究各文明的科学的思路便可大大开阔， 有利于吸取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与方法，启发对科学与文明的研究。

现代西方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发展，这里恐怕连皮毛也难涉及一二，而且也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这里仅仅略微提及一些理论及其发展， 说明其在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与文明研究中的运用价值。 首先要提到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20世纪初， 苏联学者黑森 (Borris Hessen) 以英国近代社会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来说明牛顿《原理》中科学内容的产生[11][11]。这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进行科学史研究的典型例子， 在西方社会学和科学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受此启发，西方学者开始从外部社会因素来研究科学的历史。英国学者贝尔纳 (J. D. Bernal) 的《历史上的科学》，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史[12][12]。 有些西方学者， 虽然不能完全接受唯物论，但也开始做研究影响科学发展的外部社会因素的科学社会学。 如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其《十七世纪的英国科学、技术与社会》就是这种科学社会学的力作[15][13]。当然默顿是采用了韦伯的社会学概念。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有时被认为是“经济决定论”，其实这是由于教条主义而引起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倡唯物主义的同时， 还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思维的客观真理性要在人的社会实践中证明[14]。[14] 这说明人的意识绝不能简化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被动感受， 而是能动性的创造。也就是说，知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受阶级利益、社会文化诸多因素影响。20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发展，基本上照着这一思路发展的。 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葛兰西，在20世纪30年代就强调“文化的主导作用（cultural hegemony）”，积极提倡创造无产阶级的文化。这种从精神与文化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发展，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 (E. P. Thompson)， 他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就不再是先认定一个“标准”的工人阶级，再到过去寻找符合“标准”的工人阶级的先例， 而是研究历史上各社会阶层的社会关系与文化活动，考虑“阶级经历”是如何通过传统观念、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而形成“阶级觉悟”。现在西方科学史家大都反对以近代科学为标准的“辉格式”科学史，思想与此如出一辙。汤普森还提出，对历史研究来说，不但要研究那些今天看来“成功的”的现象，而且要研究那些“死胡同”现象和“迷失的事业”。[15][15] 这正是上述“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所谓的“对称性”原理。

其次要提到的就是韦伯主义的社会学。韦伯的社会学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社会学。 对立并不等于否定 -- 韦伯本人也不这么看，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去看问题。马克思强调物质性的经济基础，韦伯则强调精神性的“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学是要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方法是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韦伯的社会学则是要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及其意义， 其方法基本上是解释学的[16]。[16] 韦伯的社会学是一种“精神”社会学， 这显然可以从反面来补充马克思的“物质”社会学。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家， 为了有一套理论与影响巨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相抗衡， 就认定了韦伯的解释社会学，在西方社会学界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上面已经提到的默顿提出“新教精神”对科学的促进、科学活动的“规范”等等， 正是受到了韦伯社会学的影响。而在文化人类学方面，韦伯的影响表现为，要通过全面了解某特定社会的历史、文化、伦理、语言、宗教、习惯等等而对其中的社会行为进行理解。 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葛尔兹(Clifford Geertz)的话来说， 就是要通过对文化的“浓绘”(thick description) 来达到对文化的理解[17]。[17]

再就是要提到迪尔凯姆(E. Durkheim) 的社会学，其本质上是结构功能主义的， 就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可以采取如自然科学上观察、实证的方法对社会的结构和功能进行分析， 最终建立“科学的”社会学。按照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 知识的结构和范畴， 不是如康德所说是“先验的”，也不是如经验主义者所说是感性的，而是由社会的结构决定的；社会的秩序决定了自然知识的秩序[18]。[18] 这种结构主义的社会学， 是对黑格尔、马克思历史主义哲学的一种反动。西方一些人类学家，不赞成历史主义的思辨哲学，强调直接观察和分析所要研究的社会，于是就采用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注重对原始社群进行田野考察。社会、文化人类学起初是专门研究“原始社群”的，现在其理论与方法被运用到现代社会中各种人群。 在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上，则被用来研究特殊的科学家社群以及他们创造的科学知识的性质和结构。如法国的拉图尔(B. Latour)[19][19]、美国的特拉维克(S. Traweek)[20][20]、科勒尔(R. Kohler)[21][21]等研究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群体， 正是采用这种人类学的方法， 研究这一特殊社群的社会性结构、知识的结构、知识的生产过程等。

西方把二战以来出现的对科学与社会不断进步上升的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各种学术思潮总称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哲学与社会学流派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在科学史领域影响比较大的主要有富科(M. Foucault)的后结构主义、社会构建主义、女性主义等。 富科所谓的“知识考古学”就是把知识看作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历史的“文本”中追溯知识的各种结构和谱系。这就是他所谓的“知识与权力”的研究命题，照此命题他研究过癫狂的历史、临床医学的历史、监狱的历史、性观念的历史等等。社会构建主义就是认为知识，包括知识的结构、权威性、合理性等，都是在社会文化的“语境”中确立的。知识与社会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互动关系： 知识受社会因素的制约，同时有制约社会。 女性主义不再把社会看作是男性主宰的单极世界，而是两性共有的世界。 把性别差别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概念引入社会、历史研究，使得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更加丰富。

以上种种哲学、社会学思潮，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补充，使得西方当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越来越趋多元化， 学术上越来越趋圆熟，研究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大有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我们正可以从这种学术文化中，拿来一些合理的理论，结合中国的特点，把对中国科技与文明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

这里可以看一下席文对李约瑟的批评。席文指出：

要想对中国科学的研究有所突破，必须用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必须深刻地综合地理解从事科技工作的人的各种事项： 他们在科技思想是怎样和其它思想结合在一起； 有什么样的科学界， 是谁决定哪些现象需要研究、哪类答案是合理的；科学界同社会其他群体的关系怎样，科技研究如何得到社会的支持； 知识人士对科学界同行的责任怎样同对社会的责任相协调；各门学科为之服务的更大目的是什么，这一目的怎样同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和基本道德原理保持一致。[22][22]

这些问题正是从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角度提出的， 说明席文对“李约瑟问题”的批判，其根本意图是提倡采用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研究。

新思路下的研究问题: 以宋代的科学与社会为例

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宋代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教育的发展，科举取士制度的健全，使宋代社会根本上从唐以前的贵族社会转变为人才社会。宋代开国以后，重文轻武，促进了士大夫文化的发展。 宋代学术特别发达， 王国维曾说：“宋代学术， 方面最多， 进步亦最著。其在哲学， 始则有刘敞、欧阳修等脱汉唐旧注之桎梏， 以新意说经；后乃有周（敦颐）、程（颢）、张（载）、邵（雍）、朱（熹）诸大家， 蔚为有宋一代之哲学。其在科学， 则有沈括、李诫等历数， 物理工艺， 均有发明。 … 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 前之汉唐，后之元明， 势所不逮也。”[23][23] 陈寅恪也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4][24]在科技史上， 宋代的成就更是突出。 “四大发明”中有三项是在宋明。 李约瑟更进一步认为，宋代的“新儒学”综合儒、释、道， 在“理”和“气”的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自然哲学， 具有“有机论”的特点， 可以克服纯粹的“机械论”科学的缺陷， 说不定是未来“有机论的科学革命”前奏[25][25]。 宋代科技与文明达到这样一个顶峰，那我们可以从李约瑟的正面问题出发，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特别兴盛？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要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做具体而细致的社会学的研究， 领略这一段中国文明之河的“两岸风光”。 下面本文按照前面所述的社会学和文化人类的思想，对宋代的科学与社会研究试着提出一些研究课题。 限于篇幅，不可能详细论述， 只能点到为止。

科学是特定文化中的智力和社会活动。要研究中国的科学，首先有必要确认中国科学知识的基本结构。科学知识的基本概念和范畴是什么？科学新思想、新技术、新问题的社会来源是什么？科学知识与其它类型的知识界限何在？它们之间有怎样的关系？究竟有哪些社会因素和智力因素造成了或限制了科学技领域内的发展？显然， 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科学的学科与概念去套中国古代的科学知识，而是要看它本身的内在的统一性。统一性可能是认知上的， 也可能是社会性质的。 比如说， 中国古代讲天、地、人“三才”， 或许正可以用作知识分类：关于“天”的知识中有天文、历法、占星、气象、音律等方面的知识；关于“地”的知识中有关于地理、生物、植物、农学等方面的知识； 关于“人”的知识中有医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和社会需求与社会理想之间的关系， 都是值得研究的。

其次，可以研究科学作为一种制度在宋代社会是如何进行的。 科学知识价值如何评价？谁来评价？知识如何传授？知识的追求与社会秩序的维持如何发生作用？科学活动如何由国家来组织和支持？什么样的个人参与知识的活动？ 他们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如何？知识活动有什么样的规范？谁拥有知识的权威？学者们在知识追求过程中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宋代的知识活动特别的多，有大规模的天文测量，天文仪器的制作，医学经典的较正， 本草、方书修撰，大型类书的编纂等。这些多是由政府组织、国家支持， 许多官僚机构都参与其事。如果要论儒家官僚体制对科学的作用， 宋代所见恐怕多是促进作用， 而不是李约瑟所讲的阻碍作用。

再次，还可以对知识活动从事者个人进行研究。个人可能其对自然其独特的兴趣或好奇心，但他的知识活动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被认为有价值，这是由社会的因素决定的。我们可以研究个人是如何把自己的求知兴趣和在社会上谋求出人头地的人生目标结合起来的，社会人生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知识的探求？士大夫之间如何相互评价学问？他们对自然知识是什么样的态度？如沈括、苏颂、苏轼等人，都可以是这些问题非常有意义的研究对象。 这是探讨士大夫文化或者说儒家文化与科技的关系必然要涉及的问题。

再次， 还可以研究宋代科学与政治、经济、宗教等之间的关系。宋代特别重视医学，是否同中央皇朝体恤民众的统治思想有关？宋代的多次改历、改元， 其中政治因素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这里就有富科所说的“权力与知识”(power and knowledge)的关系问题可以研究。关于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李约瑟的结论也不是定论。仅从思想概念出发来研究“儒教”、道家等与科学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进一步用有分析意义的社会学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比如说，也许可以用韦伯的“社会行为”（social action）概念来研究这个问题。 宋代南方经济发展， 经济中心南移，政治文化播及的范围不断扩大，这如何影响了有关自然资源的学科如本草学、植物学的发展？此类问题， 正是为了探讨国家的发展与建设与科学的发展的关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宋代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而一个改革不断、充满生机的社会。上面提及的各个方面， 当然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历史研究的任务，首先是要弄清这些变化，并提出解释，努力发现其中的趋势。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历史，而是一个动态的历史。

结论

本文认为，对中国传统科技与文明的研究，可以继承李约瑟的工作，发展他的研究中的社会学取向。 但是，不必纠缠于李约瑟关于“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发生”的负面问题， 而是要发展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与文明的正面问题研究。要问诸如下列的问题：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为什么中国科技与文明会在宋代达到一个高峰？是怎样的高峰？中国传统社会是如何把科学知识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的？ 一旦这些正面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历史研究可能因此而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这就需要我们超越“唯科学”的历史观，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多方位的视角提出问题，进行多方面的研究，提出多元化的解释。超越“唯科学论”不等于是“反科学论”，而是要在研究方法上跳出科学“目的论”的束缚，研究科学与社会及文化相关的多方面的问题。本文采用“两岸风光”的比喻，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能简单地按照“科学目的论”的观点研究科学史，视古代的知识活动一定是朝着现代科学的目标后浪推前浪地前进，从而认为科学史研究的意义仅仅在于展示“百川归海”的图景。其实对每一条河流的“两岸风光”的探究，历史意义同样重大。也就是说，要到中国人的社会实践和中国社会与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探讨和理解中国的科技与文明。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样的学术境界恐怕比脱离了历史情境的所谓“真面目”更为引人入胜。

近来中国科学史学术界似乎有这样一种疑虑，就是认为既然已经有了李约瑟的大部头的《中国科技史》，又已经有了中、外学者一个多世纪对中国科技史的专门研究，其中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世纪末主持的30多卷本的《中国科技史》“大书”，好像中国传统科技史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这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疑虑。若是对中国科技与文明进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史研究，那可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永无止境，学术之路可以“日新，日日新”。拿一个西方的例子来说，西方学者研究“科学革命”，著作文章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同样以“科学革命”为标题的著作就不下十几种，对科学革命的解释，有特点、有份量的论点也有十几种，但在西方学术界看来，关于“科学革命”研究远没有完结，成果层出不穷。靠的是什么？正是学术思想与方法的日新不断。

最后，本文要略提一下这种研究的现实意义。国人爱讲“以史为镜”，可以想象，通过对中国科技与文明作这样的历史研究而可以得到经验和智慧将会很多。 我们现在提倡创新，要创造先进的知识，要建立先进的文化，要以发展生产力来不断满足社会的需要，要“执政兴国”，那中国古代能把知识有效地应用于社会的经验，像宋代这样国家机构能积极有效地组织科技活动，为国计民生服务， 不正是我们今天可以借鉴的吗？创新要与活用相结合， 活用也是创新， 而仅这一个“用”字，在中国传统社会文明中有着无数宝贵的经验。 如果说李约瑟的反问题曾经有唤起中华民族觉醒的现实意义，那么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今天，发展李约瑟的正面问题的研究，其现实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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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王国维. 宋代之金石学， 《国学论丛》， 1928，第1卷3号； 见于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 页201-06.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p.201.

社会科学论文篇5

英国科学哲学家吉勒斯不久前在他的一部新著《20世纪的科学哲学：四个核心论题》中认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主要集中于下面四个主题的讨论：(1)归纳主义和对它的批判；(2)约定论和迪昂-奎因命题；(3)观察的本性；(4)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划界。他还进一步指出：“虽然所有这四个主题对科学的分析都是重要的，但只有划界问题才是关系到超出科学王国范围之外的普遍知识的论题。”[1]所以，在科学哲学中，划界问题往往被人们认为是衡量一种科学哲学学说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科学划界问题其实不限于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按波普尔的说法，划界问题是一个“在经验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与一切其他陈述（不论宗教性的，形而上学性的或干脆是伪科学的）之间划一条线的问题（就尽可能做到而言）”

[2]。这个问题由来已久，可以说，远至巴门尼德时代，西方哲学家就认为，区分知识与纯碎意见、实在与显象、真理与谬误是重要的。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就存在着一个把科学与形而上学、宗教以及其他非科学和伪科学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问题。虽然划界问题由来已久，但这个问题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倒确实是本世纪的事情。这是因为：

首先，本世纪人类社会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科学不仅几乎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而且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权威地位，似乎成了衡量任何事物正确与否的标志。这就使得一些非科学甚至反科学的意识形态、江湖骗术都企图披上科学的外衣，一时鱼目混珠、泥沙俱下，清除这类貌似科学、实则严重财坏科学声誉的伪科学已成为当务之急。

其次，本世纪初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为标志的物理学革命使人们对科学基础认识的传统观念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科学的本质。这就不得不把科学与其他知识形态进行更加深入的比较，并试图找出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

第三，逻辑实证主义继承了自孔德以来的“拒斥形而上学”的传统，并极力从逻辑和方法论上寻求划分科学和形而上学的标准。这个问题由于本世纪上半叶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日增而引起哲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科学哲学家都对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从而使其成为本世纪科学哲学的主题之一。

虽然本世纪科学哲学中讨论的科学划界问题一直是围绕诸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等经验自然科学而展开，其标准也主要是针对这些学科的特性而制订的，但有关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或社会科学的科学性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逐渐成为划界问题这一主题下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社会科学划界问题在本世纪之所以变得越来越重要，有其历史的原因。

首先是本世纪的历史与现实使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刻感到了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本世纪至少有三件震撼全球的大事与社会科学有关：一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现实，极大地改变了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二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应用对资本主义世界摆脱20—30年代严重经济危机起了重大作用，开创了国家干预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先河；三是法西斯主义的滋生与蔓延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人类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浩劫。虽然这些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深刻和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当时社会条件）的原因，但人们无法否认上述社会科学或伪科学“成果”所起的重大作用。时至今日，人们已能比较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社会科学的重要性和伪社会科学的危害。当今困扰人类生存的环境、生态、资源、人口等等问题的解决，已决不是单纯自然科学的问题，必须依赖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而任何有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科学决策”也主要是依赖真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即所谓“软科学”研究成果）的决策。

其次，本世纪社会科学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也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并逐渐分化出来的。

本世纪从经济学开始，社会科学日趋成熟，并逐渐走上现代化的进程，有些学科（如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已开始具备了过去只有自然科学所具有的形式化和定量化的特征，其标志是本世纪30年代计量经济学的诞生。不过，直到1947年萨缪尔逊在他所发表的《经济分析基础》一书中才明确论证，经济学只有通过把文字表述变为数学命题才能取得进展。1971年2月，美国哈佛大学的卡尔·多伊奇等人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研究报告，对从1900年到1965年社会科学中62项成就的研究表明，本世纪早期的成就全是理论性或定性的，而后来的成就甚至早期发现的后来发展，都主要是数学和统计方法的革新，或者是由定量方法推导出的理论，诸如信息论或经济学中的增长模式，只有个别的例外。他们认为：

定量的问题或发现（或者兼有）占全部重大进展的三分之二，占1930年以来重大进展的六分之五，完全非定量的文献——认识新的模式但没有任何明确的定量问题的含义——在整个时期中是稀少的，而自1930年以来特别稀少。[3]

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根据上述情况指出，社会科学的定量化正是1940年以后社会科学获得新的威望和影响的理由之一。随着尖端新技术的急剧进展，特别是在引进计算机以后，理论不再仅仅是一些观念或辞藻，而是一些可以用经验和可检验形式加以阐述的命题，再用专门的术语来说，社会科学正在变成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硬”科学。（同上）

值得指出的是，本文强调形式化和定量化是社会科学迈向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并不是说所有社会科学都要形式化和定量化了才算现代化或算是成熟科学了，即使是自然科学也不能完全形式化和定量化，也有一些需要定性解释的内容，如量子力学物理诠释问题。任何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一定要建立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至于何时用什么方法，用到什么程度才合适，这要看解决什么科学问题而定。[1]我这里只是想表明，只有当一门学科变得成熟起来、变得特征鲜明时，它的划界问题才有取得进展的可能性。

二

既然社会科学的划界问题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和可能，那么，究竟应当运用一些什么标准来给社会科学划界呢？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否应用现今科学哲学界已充分讨论过的、主要是以自然科学为例得出的那些划界标准。有人认为社会科学不能应用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一个原因是因为社会现象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而且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难以用实验来检验。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道理，国内外对这个问题已有很多讨论和论述，尤其是从社会认识和自然认识联系与区别的角度研究得比较深入，这里不想重复；我只是想从科学哲学划界问题的角度，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陈述或陈述系统的比较中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任何特定时期人类的认识而言，无论是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是很复杂的，例如，天气变化就是一个涉及到大量随机因素的极其复杂的过程。人们不可能穷尽对客观事物的所有认识。因此，无论是自然科学的陈述系统还是社会科学的陈述系统，都不可能是对它所要反映的客观对象的详尽无遗的完整描述，而只可能是对忽略了许多次要因素的理想化状态模型的描述，或者说，是对客观实际状态某种程度的近似反映。

例如，物理学中几乎所有的定律都是在假定存在诸如“完全弹性碰撞”、“绝热状态”、“理想气体”、“刚体”、“质点”等等理想状态下得出的。物理学把理想的实体作为研究对象，而这种理想实体不具有真实实体的那种属性，正是这些属性使得关于真实实体的那些运动定律变得异常复杂，有时甚至几乎无法应用。例如，理想气体状态方程为：

PV=RT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十分清楚，把这个方程应用于实际气体时只能得到近似的结果，尤其是在低温高压下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必须改换成可以更准确表述的范德瓦尔斯方程的形式：

(P+a/V[2,](V-b)=RT而其中的a和b却不再是像R一样的普适气体常数，而是要靠实际情况测定的经验常数。

社会科学同样可以忽略许多复杂的因素得出简化的理想模型，并运用这些模型所得出的规律作出有一定精确度（当然仍然是近似的）的预测。例如，现代经济学也总是假定诸如“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充分就业”、“理性经济人”等理想状态。而且许多理论最初都是从假定只有最简单的两个变量，如两种商品、两个消费者等理想状况着手分析，得出某种结果，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某些修正和发展，同样可以近似地推广到一般情况，作出某种预测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当然这种检验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中实验的检验，但仍可以得出在可允许的范围内带有一定客观性的检验结果。

根据普里高津等人的耗散结构理论，无论是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只要这个系统的行为具有足够的随机性，它的历史进程就是不可逆的。天体的演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过程，不可逆并非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同时，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又确实存在着大量在只考虑主要因素情况下可以重复、或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重复的现象，如企业的生产、学校的教学活动等等。因此，是否描述重复现象不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根本区别，甚至不是区别，关键在于社会科学是否建立起了像宇宙学理论和达尔文进化论那样的理论体系，能从更深层次上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学说就是这样一个理论体系，他发现了人类社会两对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并以此规律为基本假说来说明和预测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只是需要在进一步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充实和发展。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大量随机因素的存在，上述天体、生物、人类社会历史演化的规律都只可能是非完全决定论的统计因果律，它可以对过去已发生事件作出较准确的说明和推测并预言历史发展的趋势，但并不能对未来单一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预测。例如，达尔文进化论不可能对哪一个具体物种何时会发生演变、下一个新物种是什么样子作出准确预测。同样，马克思主义可以预言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但不可能准确预言哪一个国家在什么时侯会发生社会形态的转变。历史演化规律不同于像牛顿力学那样的决定论因果规律，我们不能运用对单一历史事件进行检验和据此进行单纯形式逻辑推理的方法来证实或证伪某个历史演化规律，它只能对历史总的趋势（即大量事件的统计平均结果）作出某种程度的预测或估计。

三

许多人认为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难以应用于社会科学的最重要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的陈述系统可以不包含价值判断，而社会科学的陈述系统必须包含价值判断。

对这个问题必须作细致的分析。通常我们可以把科学陈述分为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价值判断是主体（人）对事物或事件的意义或重要性所作的描述和评价。可以明显看出的是，价值判断必须建立在事实判断的基础上，不管主体的价值倾向是什么，没有准确的事实判断，就不可能得出满足主体需要的恰当的价值判断。因此，只要是进行科学研究，无论是研究自然还是研究社会，都必须尊重事实，也就是说，都必须“实事求是”。

一个完备的自然科学陈述系统中也应当包含某些价值判断，例如像“吸烟有害健康”、“现行处置核废料的方式是不安全的”、“一种新农药的使用可能要冒破坏生态平衡的风险”之类在当今科学著作和科学论文中频繁出现的陈述，实际上都是价值判断。因为像“健康”、“安全”、“风险”之类用语都是直接与人的愿望与需求联系在一起的。这类陈述与社会科学中经常看到的“在公共场所吸烟是不道德的行为”、“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的维和行动对制止地区冲突往往无能为力”、“进行债券投资要冒风险”之类社会科学中常见的陈述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实“处置核废料”、“新农药的使用”之类陈述并非是对自然事实描述，而是对人类的行为与活动的描述。实际上，科学认识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人类更好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服务的，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又只能通过人类的社会实践去完成，因此，现在任何重大科学技术成果要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都必须综合社会科学的研究。任何重大工程项目的论证和实施，也需要将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科学研究综合起来考虑。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将达到最终的统一。这正如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预言过的：“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5]

看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不在于研究主体（自然科学家或社会科学家）是否要在研究时采取“价值中立”的态度，[2]即不在于研究者是否对研究对象或研究结果的意义作出自己的评价，关键在于社会科学必然要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要研究人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评价，而自然科学的对象不会作出这种评价。例如，社会学研究离婚问题，绝不限于只调查统计一个地区的离婚率及其年龄、职业、文化程度等分布及计算其相关率等客观数据，还要了解各种人群对离婚这一社会现象的看法与态度。这当然也是可以通过访谈或问卷调查了解的客观事实，但这是不同于前面那些数据所提供的事实，它包含了研究对象（被调查者）对某一事物（离婚事象）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称这类事实为“价值事实”，以区别于与人们主观判断无关的一般事实，并可把描写“价值事实”的陈述称为“价值事实陈述”。需要指出的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描述的是研究对象对某事物的主观看法，但这种看法一旦表露出来，就成了不可随意变更的客观事实。由于这类事实的发生和发展也存在着客观的规律性，所以，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所说：“一种现象一旦被描述下来，就有可能明显或不明显地使用一种合乎逻辑的，不以任何价值系统为转移的证明方法建立这一现象与前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5]例如，不管后人对长城的重要性如何评价，当时广大劳动人民对修筑长城是十分反感的，以致最终爆发了农民起义，这种反感的态度（价值事实）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会以历史学家们的偏好为转移。

因此，从科学陈述系统的角度看，自然科学陈述系统只包括一般事实陈述（包括经验事实和定律、定理、假说等的陈述）和研究者对这些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而社会科学陈述系统则包括一般事实陈述、价值事实陈述和对上述两类事实的意义或重要性的价值陈述。一般说来，科学陈述系统中的事实陈述可以与价值陈述分开构成单独的体系。由于这一部分陈述都是对客观事实（包括价值事实）的描述，完全可以独立进行检验，在社会调查研究中，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不断提高调查者的素质、改进测量手段和方法、尽量排除外界因素干扰等方法来提高测量的信度和效度。其方法与自然科学的实验虽有所区别，但基本原则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包括可检验性在内的一些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基本上也适用于社会科学。尤其是当社会科学已日益现代化，并可应用现代计算和检测手段的今天，再用一些似是而非、含混模糊的语言冒充社会科学陈述，拒绝对所说事实的检验，本身就是一种伪科学的表现。

四

现在剩下的、也是最引起争议的问题是，科学陈述系统中价值判断的那部分怎么办？划界标准是否应包含这一部分？是否科学的标准就只是科学中事实陈述的标准，这对于自然科学来说，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自然科学完全可以把它的陈述系统中有关价值判断的部分交给技术去检验或实施，或交给社会科学去进一步研究，或干脆交给有关政府部门根据事实陈述去作出自己独立的（即不由自然科学家参与的）价值判断，并据此决策。例如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只须提供吸烟者与癌症及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的关系和吸烟对周围环境影响等事实，让人们自己去作出吸烟是否危害健康、是否不道德等价值判断，甚至让政府和议会根据大多数人对健康的态度（这是一个价值事实）、烟草工业税收与卫生福利费用支出、劳动者因病工时损耗、吸烟导致的火灾等等（注意，这些都是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多方面事实，综合起来去作出种种限制烟草工业发展和在公共场所吸烟的法令。

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前面已经进过，对于价值事实陈述，我们仍然可以按事实陈述的标准对它们进行划界，只是在检验方法上可能不同于自然科学，但仍可用大家公认的社会科学中检验可信度的方法。虽然社会科学的检验方法目前还不如自然科学成熟和可靠，但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提高调查统计和检验的信度和效度是可能的。这不是主要的问题，关键是社会科学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即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评价，包括对调查结果的分析、评价和建议等等是否也需要一个划界标准。在许多社会科学陈述系统中，研究者的价值判断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往往是体现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和创见的标志。例如，在历史学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列举史实，甚至不能满足于发现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要求能对具体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影响、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作出分析与评价，以使今人从中得到借鉴与启发；在经济学与管理学中，人们也不满足于原料、商品、工资、货币、利率、需求、供应等等之间关系的了解，而希望能据此得出诸如减少贸易逆差、减少预算赤字、治理通货膨胀、企业扭亏为盈、打开市场、扩大销路等的具体办法和措施。总之，许多（注意，不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找出社会历史事实和这些事实之间的本质联系（规律性），还要对这些结果提出研究者个人的评价或根据这些结果提出（最好是切实可行的，即可操作的）具体建议。

显然，社会科学中的这些价值判断（不是价值事实陈述）虽然是研究者根据对社会历史事实（其中包括价值事实）进行研究后作出的，但仍然是研究者的主观价值判断，它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本人的主观条件有密切的关系，是研究者立场、观点的体现。针对同样的事实研究结果，其他人（包括同时代和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完全可以从不同立场、观点出发作出不同的、甚至完全对立的价值判断。例如，同是秦长城，有人认为它是中华民族自立图强、反抗侵略的象征，有人却认为它是封建社会小农经济闭关自守的标志。同是离婚率升高的事实，有人认为这是妇女自主意识增强、妇女解放的象征，有人则认为这是社会风气变坏的标志等等。因此，对于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我们不可能用实证科学的划界标准去评价，我们只能根据我们自己所持的价值观，即立场、观点对此作出某种价值判断，换句话说，就是不可能找到公认的、完全中立的价值标准对社会科学中的价值陈述作出一致的判断，或者说，对社会科学中价值陈述的判断，已超出了科学划界标准的范围之外。

既然如此，社会科学不是没有与非科学、伪科学分界的划界标准了吗？对此，我的看法是，对一项声称是社会科学的成果，可以把它的科学性与研究者的价值观分开来考虑，首先要用通常的（即也适用于自然科学的）科学划界标准去检验它的事实陈述（包括价值事实陈述）部分。这包括核对事实、检查研究方法和研究程序的合理性，检查其理论前提的事实和理论依据、检查理论内在逻辑的一致性、比较其事实结论与其他背景知识的关系，在以后的实践中检验其理论预言等等（也可以统称为实践检验的标准）。加拿大科学哲学家邦格还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标准，他认为真正的科学总试图通过不断提出新的假说和不断寻求检验而发展自己，倒是伪科学则总是宣称自己一贯正确而拒绝修改和完善自己的体系。[6]一项社会科学成果如果符合上述划界标准，我们可以基本上断定它是科学的，否则，不管有多少人把这项“研究成果”说得天花乱坠，都应当逐出科学的殿堂，最多也只能当成虚构的文学作品去欣赏。

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划界标准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但检验手段和方法各有特色，如自然科学的实验与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性质类似，但方法上有很大差异。再者，划界标准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理论的进步、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和变化。在这一点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也都是一样的。

其次，在肯定其科学性的前提下，对那些含有价值判断的社会科学成果中的价值判断可作如下两种情况分别对待：

(1)对带有措施、建议等性质的价值陈述可再作进一步的可行性论证（前述肯定其事实陈述部分的科学性已是可行性研究的一部分）。即转入对这些措施、建议的具体实施条件是否具备、相应背景知识和技术是否配套、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技术问题的讨论，以便于转化为一种可操作的社会技术。

(2)对有关意义和重要性等带有主观评价色彩的价值陈述则只好根据当时当地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去评议，或评议者以自己的立场、观点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价值陈述本身无法作出、也不应当要求作出统一的标准和要求。但不管这种评议的结果如何，都不会影响已经过前述科学划界标准检验过的社会科学成果的科学性。例如，不管什么权威人物对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如何批判，“新人口论”仍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某些建立在主观臆断基础上的所谓“科学学说”，即使靠权势人为地制造某些既成事实的假象，最终也将被社会实践的事实剥去科学的外衣，如当年纳粹打着科学旗号宣扬的种族主义，不管其重复多少次、借助武力肆虐多久，终归被历史证明是反科学的谎言。而且，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也将成为价值事实，成为他人或后人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

主要参考文献

[1]Gillies,D.:PhilosophyofScienceintheTwentiethCentury:FourCentralThemes,Oxford,Blachwell,1993,P.153.

[2]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3]见丹尼尔·贝尔：《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5]Parsons,T.:TheStructureofSocialAction,NewYork,1958,P.594.

[6]参见（加）马利奥·邦格：“什么是假科学——只有检验许多特征才能明确区分假科学与科学”，《哲学研究》，1987年第4期。

社会科学论文篇6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发展观提高到统筹全局的高度，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推进改革发展，这使发展的内涵更清晰，明确了发展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在此基础上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的执政目标，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强调“切实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明确的指出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最根本的是要靠发展，而且这个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这是从我国长期以来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实践中得出的宝贵经验，也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始终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都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新理念。本文通过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内涵的理解并把握二者的内在关系，阐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论内涵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认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统筹兼顾五个方面来理解。“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这里的“人”指的是包括社各阶层在内的最广大人民群众，这里的“本”就是出发点、落脚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人民享受；“全面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和发展目标，所谓全面发展，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同时，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的全面进步；“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则，所谓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的协调；“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可持续是指发展进程的持久性、连续性和可再生性，是发展与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相适应和良性循环；“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总体要求，统筹兼顾就是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

2005年2月29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根据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我国社会出现的新趋势、新特点，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概括为六个基本特征。民主法治，就是指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民主得到充分发扬，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切实落实，各方面积极因素得到广泛调动的社会；公平正义，就是指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社会各方面利益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社会；诚信友爱，就是指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全社会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全体人民平等友爱、融洽相处的社会；充满活力，就是指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使创造活力得到支持，使创造才能得到发挥，使创造成果得到肯定的社会；安定有序，就是指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社组织机制健全，社会管理完善，社会秩序良好，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是指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社会。二、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导，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科学认识、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关系，有利于我们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思想一脉相承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新思想，但它的提出并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有其深厚的思想渊源，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强调要坚持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努力做到“五个统筹”。贯穿其中的核心思想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的萌芽。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第一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放在同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政治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列位置。今年2月29日，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同志在开班式上作重要讲话，他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和谐社会思想其实与科学发展观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二）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内容有机统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个基本特征,既对政治、社会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又蕴含了对经济、文化方面的更高要求。构建和谐社会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目的也是为了实现每个人能在公正进步、富裕安定、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这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涵和根本要求。由此可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是有机统一的。

（三）科学发展观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局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1次集体学习时，同志强调：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科学发展观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规律。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了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这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始终遵循的基本规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一）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

人与人的和谐是和谐社会工程的核心，人首先是作为个体存在于社会中，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与自然、与社会发生各种联系。要实现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必须要以实现人与人的和谐发展为前提。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就会形成发展社会、发展自然的共识，就会齐心协力回应来自社会与自然的挑战。因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决定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程度。正因如此,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尽最大努力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人与人的和谐包括人与自身的和谐和人与他人的和谐，人自身的和谐主要包括个人生理与心理的和谐，个人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的和谐，个人人格的健全和谐等内涵。从思想上来说，人的自身和谐是指个人的思想、观念能够跟上时展的步伐，能够与时代进步的节奏相合拍，即能用发展的角度看问题。从人格上来说，人自身要处于积极的心理状态，昂扬乐观，富于进取。从品质上来说，人自身要能恰当处理公与私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从生理上来说，人自身要保持良好的体魄，健康的身体。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要实现人与他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他人之间的和谐的核心内容是人际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基本要素，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只要以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为基础，才能调和各种社会关系，化解各种矛盾，建设人与人间和睦相处的和谐社会。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也是围绕人这个中心。坚持以人为本，是时展的要求、历史进步的结论。以人为本，就是一切从人民群众的需要出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管是贯彻科学发展观，还是建立和谐社会，我们都要处处讲求尊重人、爱护人、理解人、关心人，乃至依靠人、塑造人，处处从方便、体贴、适合人的需要的角度思考问题、落实决策规划等等，既要为人民群众的生存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开拓日益广阔的空间，又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和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达到社会的真正和谐。（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认为，从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来说，人的发展是社会化和个性化相统一的过程。社会的发展要求人的社会化，是要使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相互协调，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应该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为了实现所有人的全面发展，首先必须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地阐述了在现阶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人与社会的关系。

人与社会的和谐包含人与政治、人与经济、人与文化三个方面的和谐关系。只有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使执政者所推行的各种政治主张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与归宿；才能使执政者所倡导的政治理念有着广泛的认同感，并积极拥护、努力参与到政治文明的建设中去。只有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才能使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是只满足少数人的利益需要，而是为整个社会与人的发展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每一位公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才能激发起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创造活力。只有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使文化的发展满足大多数人的精神需要，成为人与社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使人在文化中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自己的品位，从而形成创造物质财富和创新文化的巨大动力。

总之，只有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来不断增加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又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2]隋志坚.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系.《宁夏党校学报》，2005.9

[3]张静.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科学社会版）》，2005.2

社会科学论文篇7

一、为什么说科学发展观就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观呢？

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两个新概念。它们既有不同的内涵，又有共同的特点。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回答的是“什么叫发展、怎么样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则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回答的是“什么叫和谐社会、怎样建设和谐社会”的问题。显然，科学发展观是管总的。但是，它们要解决的问题和根本要求，却都是为了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也就是要在以人为本、统筹兼顾中协调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全面考察这两者关系，可以进一步看到，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和根本保证，同时它也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

首先，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十六大的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一要牢记“机遇”这两个字，即要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二要贯彻落实“全面”这两个字，即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了贯彻十六大精神，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在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要做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而且要实现“社会更加和谐”这一重要目标。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包含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同时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阶段。这就决定了科学发展观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指针，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指针。

其次，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这就要求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建设”、“发展”等范畴，有一个全面的理解。根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建设”、“发展”首先指的是经济建设、经济发展；同时，经济的发展不仅会带来政治、文化、社会的进步，而且也需要政治、文化、社会的同步发展和有力支持。因此，我们所讲的“建设”、“发展”等范畴，应该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建设、全面发展的含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特别是它所强调的“五个统筹”，以非常鲜明的态度和语言，阐述了我们所讲的“建设”、“发展”都是全面的建设、全面的发展，满足了实践的要求。因此，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根本保证。

再次，科学发展观指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的巩固和发展，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和谐社会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属性或特点，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形成，同样也需要经过很长的发展过程才能完善和巩固。今天我们提出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又具有新的时代特点。这就是，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我国从利益关系、经济结构到社会生活出现了一系列“多样化”，进入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这一“黄金发展期”与“风险凸显期”并存的特殊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党中央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时候，提出了三个重要的理念：一是发展，这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二是以人为本，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三是统筹兼顾，达到全面、协调、可持续，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综合起来，就是要在统筹兼顾中达到以人为本的发展。也就是说，我们在发展中不仅要协调好国民经济内部的各种关系，而且要协调好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这就告诉我们，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从当前工作来讲，是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但是从其理论内涵讲，又不仅仅是为了实现这一近期奋斗目标，而是为了更好地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按照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科学发展观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观。

二、那么，怎样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要有持久奋斗的思想准备。当前，我们可以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针对性地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起，使社会更加和谐。

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重点要解决什么问题呢？五中全会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建议》在论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时所强调的四个着力点：一要在扩大就业问题上下功夫；二要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上下功夫；三要在理顺分配关系上下功夫；四要在发展社会事业上下功夫。

根据这样的要求，我们必须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从完善管理体制、提高领导能力等方面着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奋斗。一要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二要学会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畅通群众的诉求渠道，完善社会利益协调和社会纠纷调处机制；三要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和应急救援、社会动员机制，提高处置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这样抓下去，就一定能够积极地促进社会越来越和谐。

三、需要指出的是，在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时候，有许多问题是要深入探讨并加以注意的。

第一，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都是在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为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仅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而且他对我们工作中出现的“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的问题非常重视，说是我们在工作中的一个“失误”；他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来是同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联系在一起的，历来是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方针联系在一起的，历来是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联系在一起的，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心中的最高利益、最高标准就是让人民群众满意和高兴；他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重大举措，其目标就是为了达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样如此，既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又强调发展必须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还包括人的全面发展；既强调发展要有较快的速度，又强调速度要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还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既强调一部分地区可以率先实现现代化，又强调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要切实关心和解决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要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等等。因此，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正是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关发展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靠发展。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经济一腿长、社会一腿短”的问题，一个重要方面是要把“以人为本”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机地统一起来。因为，不讲发展的发展观绝不是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就是发展；不在发展的基础上求和谐不可能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在发展提供的物质基础上。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关键还是要靠发展。当然，这种发展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还是要牢记十六大报告中一句十分有影响力的话：“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

第三，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科学地理解和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要以人为本，这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问题是对于“以人为本”这一高度抽象的命题，要有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理解。首先，以人为本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现实的、社会的人，指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的生命、人权和人的尊严等等。这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以人为本”，是与人本主义的“以人为本”有根本区别的。其次，以人为本的“本”，不是事物的本原或本体，而是发展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力量的来源。因此，以人为本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把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作为我们推进新型工业化的动力，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我们的长远奋斗目标。第三，以人为本的“人”，不是客体，而是主体。也就是说，不能把人民群众单纯地看作是被同情、关爱和救济的对象，而应看作是推进改革和发展的创造性社会力量，看作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第四，以人为本的“人”，是发展的主体，但不是自然的主宰。用历史的观点来看，“人是中心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形成的。这一观念不仅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了神学统治的中世纪，而且推动了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是，人类主宰和征服自然的严重后果，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经济难以可持续地发展。在阐述科学发展观时，尤其在强调“以人为本”时，要把“以人为本”与“全面、协调、可持续”统一起来，而不能有意无意地形成两者的逻辑矛盾。只有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和发挥人的作用，才能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形成良性的协调关系。

社会科学论文篇8

作者简介：余谋昌（1935―），男，广东大埔县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生态哲学、地学哲学。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要：地球科学被定义为自然科学，现在一般只进行它的自然科学研究。但是，现在的地球并不是纯粹自然的地球，而是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改变了的地球，是人类学的地球；地球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地质时代。对新的地质时代的地球研究，不仅需要自然科学，而且需要人文社会科学，并要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地学价值论是地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据此本文对地球的科学有用性、地球的经济有用性和地球的社会有用性进行基本分析。

关键词：地学价值；科学有用性；经济有用性；社会有用性

中图分类号：C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1)06-0001-07

按照地球科学的定义，现代地球科学属于自然科学，探求关于地球的真理，地球的产生、演化和运动；地球物质的属性、结构和变化；地球内部结构、地壳的性质和运动；地球表面岩石圈、土壤圈、水圈和生物圈的性质、结构和运动；地球大气系统、海洋系统和生态系统的结构、运动和变化以及地球上的地质灾害等，揭示地球物质和运动的规律性。它回答关于地球“是什么”的问题，不涉及“应当”即“价值”的问题。但是，当今现实的地球已经不是纯粹自然的地球，是由人类活动特别是工业改变了的地球；进入地质的“人类世”时代，地球已经是社会的地球，人类学的地球，因而它涉及“价值”，即地球“有用性”的问题。地球的价值或地球的“有用性”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地球物质和运动的“科学有用性”，即地球的科学价值；二是地球物质的“经济有用性”，即地球的商品性价值和非商品性价值；三是地球的“社会有用性”，即地球的社会价值。这种研究形成“地学价值论”，是地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

一、地球的科学有用性

人类是地球物质运动的产物，是地球自然界的创造。人类产生后在地球上生活，而且必须是依赖地球生活，它对人的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现代科学有“事实”与“价值”、“科学”与“道德”分离和对立的传统。它把知识分为互不相关的两种：科学是“关于事实的知识”，是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和文艺学等是“关于价值的知识”，是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是分门别类、互不相干地发展的。这种分化简化了人的认识，在人类认识史上有其必然性，并促进了地球科学的发展。但是从整体论的观点，这是一种片面性，我们今天的认识和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同这种片面性不无关系。地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地学价值，首先是关于地球的科学有用性问题。

（一）地球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

在地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地球是“盖娅”，是生命有机整体；作为生命体，它本身是生存主体，是价值主体，是有价值的。我们说“地球的有用性”，这只是地球价值论的一个方面。价值概念当是一个关系概念时，指客体或对象对主体存在的意义（利益）。但这只是地球价值概念的一个方面，指地球作为价值主体的外在价值，即地球对人类的有用性或意义。从人的角度来说，这是指地球外在价值[1](P186-222)。

内在价值在价值论中不是关系概念，而是一种主体性的概念。它由主体存在的目的性和意义表示。地球的内在价值是指地球作为生命主体自主自为地存在，表示它是生存主体，是有价值的，同时又是价值主体。它的价值表示它自身生存的意义和它的创造性。地球价值具有生命以及生命创造的含义。这是地球以自身生存的目的为尺度，表示具有以自身为主体的价值。当人对这种价值进行评价时，称它为自然界的道德价值。

（二）地球的科学有用性

地球的有用性，在这里是指地球对人类的价值，是地球的外在价值。地球的科学有用性是地球价值的一个方面。今天我们所说的科学，是地球上的科学，不仅以地球为基地，而且以地球为对象，是关于地球或人类与地球关系的科学。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地球的“地质科学有用性”和“矿产有用性”。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11月

第11卷第6期余谋昌：地学价值论：地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论

1.地球的地质科学有用性。地球物质和运动是地球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源泉，揭示、开发和利用它的价值又是地学发展的目标。因而它具有地学有用性，即地球具有地学研究和应用的价值。

地学研究虽然是由地学人进行的，但是它取决于地球客体，即整个地球的物质、能量、信息系统，以及它的性质、构造和发展演化规律。地学人对发生地质作用和地质过程的地球物质展开研究，其研究对象、思维方式、研究方法乃至研究成果，都取决于地球物质和运动的整体性、非均衡性、演化性和系统层次性等特点。地球地壳的性质、结构和运动为地质学建立提供了客观基础。1771年，德国地质学家魏尔纳提出“水成论”，使地质学具备科学形态。他依据对该山区地层的考察，把岩层分为4种类型：冲积层、成层岩层、过渡层和原始层，认为一切地层都是世界大洪水时期沉积而成的，水是地壳形成与变化的唯一动力。1795年，英国地质学家赫屯提出“火成论”。他发现，地层“不整合”是由于地层抬升，巨大的岩浆侵入推挤岩层而引起的；深海岩层是地球内热使深海沉积物熔融成岩，地球内热是岩层的主要成因。1825年，法国地质学家居维叶提出地质“灾变论”。他发现，巴黎盆地不同的地层中含有不同的动植物化石，地层越深、越古老，所含化石物种与现代种属的差异就越大，有些是已经灭绝了的种属。这是地质灾变的结果。连续地层中不同化石物种是地质灾变后重新创造的。1915年，德国地质学家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说”。他认为，由于太阳和月球的引潮力和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的作用，原始统一的大陆分裂为几块，并作水平移动，逐渐形成现在的海陆面貌。1956年，美国地质学家发现世界大洋中央纵贯一条延绵不断的中央海岭“洋中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海底扩张”说；1965年，海洋地壳转换断层的发现为海底扩张说作出了论证；1965―1969年，在上述海底地壳运动发现的基础上提出的“板块构造学说”被认为是地球科学的革命。同样，中国地质学家依据不同地区地壳结构和运动的特点，也提出不同的地质学说和理论，对地质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地质力学（李四光）、多施回构造运动学说（黄汲清）、断块学说（张文佑）、波浪状镶嵌构造学说（张伯声）、地洼学说（陈国达）等。

2.地球的矿产有用性。矿产价值与社会物质生产过程制造的商品价值的区别是：（1）埋藏于地下，需要通过勘查、挖掘等生产过程才能进入商品市场，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价值；（2）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而是自然界生产力、自然界物质生产过程，即内力地质作用和外力地质作用过程的产物。

我们到什么地方找矿，有什么矿和有多少，它是不是适合开采，用哪一种技术手段开采出来，都同“地质有用性”密切相关。矿业发展和矿业城市的兴建，首先是以“矿产有用性”为基础的，通过它的“地质有用性”研究，探明矿产的种类、性质、储量和埋藏特点等，再进行经济开发。

矿产价值对人类而言，主要是指矿产的地质有用性以及矿产的经济有用性。这是由矿产的性质、物质结构以及人类需要决定的。矿产有用性主要涉及矿产的经济因素和地质因素。它的有用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有用性，即已测定具有商品价值的矿物具有的现实经济意义；二是地质有用性，地质工作的任务是勘查尚未发现的矿床，依据对一定地质条件的分析即它的地质有用性，发现（或推测）具有商品价值的矿物，这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关注的是矿的经济有用性，即从矿山建设、采矿和矿产进入经济系统流动的整个过程，要求能够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地质学家和采矿工程师关注的则是矿产地质有用性，依据对当地地质条件的分析以及有关岩石和矿物形成规律的知识，认识矿产存在和分布的情况，从而确定到哪里找矿，能找到什么矿，以及依靠现有技术如何最优地把这些矿产开采出来。在这里，我们承认矿产资源具有经济价值，认为这种价值是由自然界物质生产过程创造的。这是对现实事物（现实的地质客体及其意义）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

二、地球的经济有用性

地球的经济有用性主要指地球物质的商品性和非商品性价值。例如，地质（矿产）、地理（土地、生物、森林、草场、水源等）、大气、海洋等的商品性（经济）价值和非商品性（生态、科学、审美、医药、哲学、道德、宗教等）价值。以矿产资源为例。矿产资源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95%的能源、75%的工业原料、70%的农业生产资料、30%的饮用水都来自矿产资源。它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虽然开发矿业、利用矿产资源是重要的经济活动，但又依据矿产资源不是劳动的产品而否认它有价值，否认它的经济价值，这是人类认识不完善的一个突出表现[2](P80-110)。

（一）矿产价值及其创造

矿产价值是指矿产资源的有用性,由矿物的性质、物质结构和存在状态等决定。矿产价值具有客观性，但是人类对矿产价值的认识、开发和利用又充满主观性。因而矿产价值是其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

矿产价值以地质运动形式的成果存在，是地质运动过程的创造，也是地质运动历史的成就。地质运动过程主要是在天体运动环境下的内力地质作用和外力地质作用，在地质环境下的风化作用、生物作用等的统一。内力地质作用是由地球内部热能、化学能、核能和重力能等引起的地壳构造运动、岩浆活动和变质作用等；外力地质作用主要是由太阳能、重力能和生物能等引起的地质风化、物质搬运、迁移和堆积，以及生物地球化学作用等。在这些力的作用下，地球表面分散的地球化学元素，经物理、化学和生物作用，最后以化合物的形式集中在一起，成为有一定品位的矿物。它们的形成需要很长的时间，因而从价值的角度，被称为不可再生资源，是社会不可缺少的经济资产。

（二）矿产价值的性质

1.矿产价值的多维性。矿产价值多维性的根源，从价值客体的角度讲，是矿产的无限丰富性和地质的无限丰富性，以及它们属性的多样性；从价值主体的角度讲，是价值主体以及人类需要的多样性。无比丰富和多样性的矿产可满足人类不同的需要，这样就形成了矿产价值的多维性：（1）矿产的经济价值。这是矿产价值的主要方面。人们的找矿活动，主要是把矿物作为经济资产，进入生产过程，成为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矿产的科学价值和自然史价值。正是依据储存于矿物中的记忆痕迹，即非常丰富的地球发展信息，人们才知道地球是怎样产生的，地壳是怎样运动的。依据这些记忆痕迹，人们重建了地球的历史，太阳系和星系的历史，以及我们人类是从哪里来的、人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等等。矿产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为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永恒的源泉和动力，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史学价值。（3）矿产的美学价值。人们不仅以某一种精美的矿石，如天然金刚石、天然金块和天然矿石晶体作为审美对象，而且某一地层剖面的矿物学特征、地表岩体形成的奇峰异状或雄伟壮观、地下喀斯特溶洞千奇百怪的自然景观等，都使参观者流连忘返，从中得到美的体验和审美情趣，满足了人类审美、休憩和娱乐的需要。（4）矿产的文化史价值。人与自然相互作用，变自然因素为文化因素，是人类文化史的重要方面，其中矿物的作用非常突出。例如人们用“石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来表示古代社会。考古学者还依据石器发展水平不同，把这一时期分为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期。恩格斯说，“一切文化民族在这个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铁剑时代，但同时也是铁犁和铁斧时代。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3](P159)。人类的历史是同对矿物的认识和利用相联系的。了解自己的文化史，特别是没有文字记载的远古和古代世界史，主要是依靠人类在矿物利用中留下的记忆痕迹。（5）矿产的医学价值。人类很早就知道矿物的医疗保健功效。在《神农本草经》中，共记载药物365种，其中矿物药46种；《本草纲目》中，共收药物1 892种，编排次序以矿物打头，共分16部62类，矿物类药物267种。至今人们仍然用许多矿物类药物作为治病或保健物品。矿产从满足人类需要的角度而言，它的价值主要是上述五个方面，但这不是全部，还可以列出许多方面。矿物和矿产形成的辩证法，对人类的哲学思想发生重要影响，对宗教、文学艺术、伦理学等意识形态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它的价值具有多维性。

值得注意的是，矿产价值虽然具有多维性，能够满足人类不同需要，但是某一种矿物不能同时满足上述各种需要，而且，当满足某一种需要时，意味着它的其他价值的损失，因而在这里存在“选择需求”的问题，即通过价值评价，选择其中最迫切和最有意义的需要，这对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2.矿产价值的多层次性。从主体对矿物需要的角度，它的价值主要有如下层次：（1）矿产对全人类的价值，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们提出“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就是从全人类的角度看待矿产的价值，按照“全人类利益”相互依存的原则处理好“资源共享”的问题。（2）矿产对一定历史阶段的人类的价值。由于矿产是不可再生资源，它们的耗竭将影响后代的利益，因而应当依据“明天和今天同样重要”、“后代和当代人同样重要”的原则，正确处理矿产利用的现在和未来、近期与长远需要的矛盾，以保证经济持续发展、人类持续发展的需要。（3）矿产对一定社会群体的价值。人类主要以国家、阶级、民族和一定的社会集团的形式存在。人类围绕矿产价值开发所产生的矛盾、对立和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20世纪以来的中东战争主要为争夺土地和水资源； 1992年海湾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在很大因素上就是为争夺石油资源。（4）矿产对个人和家庭的价值，这是矿产利益最基本、最简单和最直接的层次。矿产作为国家所有的资源，虽然所有个人具有平等地利用矿产资源的权利，但是要依据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民族和集体利益的原则，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的关系。特别是在小矿业开发中，必须批判“资源无主，谁采谁有”的观点，制止乱挖滥采、破坏资源的行为。

3.矿产价值的历史性。可以把矿产的价值定义为“被历史地储存的成就（自然界的创造）”，它具有潜在有用性。开发矿产的价值，是把矿产的潜在有用性变为现实的有用性。人们总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中，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通过一定的途径和运用一定的技术手段，开发矿产价值，表现了一种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性。同这种历史性相联系，表现了矿产价值的历史性。

矿产潜在有用性变为现实有用性的主要条件是：（1）人类需要的发展，是实现矿产价值的主要动力。人类一旦对其中的某种物质有了需要，就会依据这种需要去创造各种条件，开发和利用它们。人的需要是历史地发展的，例如人类利用的最重要的矿物，最早是石块，然后是铜和铁，现在开发45种主要矿产，表现了矿产开发利用的鲜明的历史性。（2）人类对矿产认识的发展，是开发矿产价值的先决条件。矿物学知识的增长，使人区别了矿与非矿，从而把更多的物质作为矿产资源开发，因而矿物学的历史发展同人类开发矿产价值的历史是一致的。（3）以技术工具的改进为标志的生产力发展，提供了实现矿产价值的主要手段，使人类把矿石从地下埋藏中发现和挖掘出来，转化为人类可供使用的原料或燃料。这种需要以工具为中介。生产工具发展的历史性表现了矿产价值的历史性。

同上述条件的历史性发展相联系，矿产价值历史性的主要表现是：（1）非矿到矿转化的历史性。矿与非矿的界限是相对的。它的主要标准：一是主观标准，二是客观标准。只有在上述标准和条件具备时，地球上的某种物质才成为矿产。人类对矿产的需要、科学技术对满足需要的水平是历史地发展的。从客观标准来看，非矿向矿转化，即矿产价值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也就是说，地球上分散的化学元素，经过岩浆活动和地壳运动，以及地质内力作用和外力作用，使某种化学元素在岩体中富集。当集中到一定的程度（常以“品位”表示）以及它的量达到一定的规模时，这种富集某种有用元素的地球物质就被称之为“矿”。从主观标准来看，非矿向矿转化有一个过程，即人类对某种地球物质的需要，对它的科学认识以及开发利用，使它成为人类生活中的矿产。（2）认识、开发和利用矿产价值的历史性。上面谈到，矿物潜在有用性变为现实有用性有三个条件： 一是人的需要；二是科学认识发展；三是技术工具进步。随着这些条件的出现，某种地球物质才成为人类利用的矿产。在这以前，虽然它们客观地存在着，但是人们并不把它们作为矿产对待。例如矿物燃料作为矿产来开发利用，主要是产业革命以来，到现在也不过200年的历史。

非矿向矿转化，主体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技术工具的进步：（1）降低工业开采的品位，使低品位矿石转化为矿。科学家估算，如果铜矿的开采品位从0.4%降低到0.2%，全世界铜矿储量就要增加26倍。（2）新技术的采用，可以在废矿石和尾矿中提取金属。例如采用堆浸法提取金的新工艺。此外，生物工程可以通过生物富集提取尾矿中的金属。（3）增加开采深度。现在所说的矿产，实际上是地下几百米至几千米的表层矿产，而大陆地壳达30~70公里，平均厚度为35公里，那里埋藏了极其丰富的矿藏；而且，地壳厚度不及地球半径的百分之一，更大量的化学元素埋藏在更深的地壳底下。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对其进行开发也是有可能的。（4）海洋资源宝库的开发。例如海底锰铁矿。此外，海水中还溶解有成亿吨各种化学元素，虽然由于它们极为稀薄，现在还不能称为“矿”，但未来人类还是可能找到开发利用它们的方法。

因此，非矿向矿转化，从它的客观标准来看是自然界成矿过程；从它的主观标准即主体性来看，包括人类需要、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过程，从而表现了矿产价值的历史性。

（三）矿产价值评价：地质评价与经济评价

矿产价值研究主要包括矿产价值概念的研究和矿产价值的评价。矿产价值概念是以观念的形式表现矿产价值。一方面，它是主观的，表现了主观性；另一方面，它又是矿产的客观属性的反映，因而具有客观性；而且，依据这些观念指导人类行为，它又表现了实践性。关于矿产价值性质的研究，涉及矿产价值、矿产价值的创造和矿产价值的特点。这里既从主体（主观性）方面研究矿产的价值，又从客体（客观性）方面研究矿产的价值，从主体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也就是从实践的角度研究矿产的价值。关于矿产价值评价，主要包括矿产的真理性评价、价值评价和实践评价，以及它们的统一。

1.矿产的真理性评价与价值性评价。人们的找矿活动以及整个找矿过程，首先面临的问题是：“这个矿是好是坏？”这既涉及矿产的真理性评价，又涉及矿产的价值评价。矿产的真理性评价是认知评价，即人们有关这种矿产的知识，包括矿物学的整个知识体系是不是真理？这是矿产认知的静态分析。为了找到它们，还必须进行矿产的动态分析，回答它是怎样形成和演化的，以及它与周围物质的关系，从而揭示矿产的价值。

鉴于找矿的目的是要把矿产从地下埋藏中挖掘出来，满足人类需要，为人类的目的服务，这就需要将它从真理性评价过渡到价值性评价和实践评价。这样，它的评价不仅涉及某一矿产的物质结构的性质和化学成分，还包括这种矿产所在的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处的条件，包括矿产的埋藏深度，它与围岩的关系，以便确定对它的挖掘技术和挖掘途径，以及采矿的整个组织管理路线。

在解决了它的真理性评价之后，还必须进行价值评价，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矿产对人的价值。矿产的价值性评价是在它的认知评价的基础上，回答它能解决“怎么样”的问题，它具有什么社会意义？是否能够满足人和社会的需要？这里主要解决三方面的问题：（1）本体论的价值评价，即某种矿产的价值是否符合人的现实需要。它是以人为尺度进行评价的，是找矿决策的主要方面。（2）认识论的价值评价，即依据它的真理性评价和决策，制订找矿计划。（3）实践论的价值评价，即依据上述评价结果，进行具体的找矿和采矿实践。

矿产的真理性评价与价值评价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般地说，前者涉及事实，回答“是什么”，即真与假的问题，要求符合事实，是真理。后者回答“怎么样”，即好与坏的问题，涉及人的功利，受人类的客观目的检验。最后，这两种评价在找矿和采矿实践中接受实践考验，达到矿产价值评价真、善、美的统一。也就是说，矿产的价值评价和实践评价要建立在它的真理性评价的基础上，首先要求对矿产评价具有真理性。但是这种真理性的认识要落实在社会价值上，因而又必须从真理性评价过渡到它的价值性评价。最后这两种评价接受实践的考验。同时，人类矿产实践又不断地修改和促进，不断完善矿产真理性和价值性评价。这是矿产价值评价，是“真理性评价―价值性评价―实践性评价”不断反复的过程，也是人们“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统一过程，是人们向矿产真理不断接近的过程。

2.不同利益主体有不同的价值哲学。矿产资源的经济有用性和地质有用性的价值评价问题主要是从主体（人和社会）的目的加以确认的。利益主体的层次性表现了矿产价值的层次性，即它应满足不同社会层次的各种需要，如全人类社会的生存、国家经济建设、民族和地方的经济建设、矿山企业的利益、小集体和个人利益等。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利益目标，因此有不同的价值哲学。

要依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同时考虑本地区的地质条件，以及经济能力和科学技术的可能性，把实现国家宏观的经济效益和企业与矿山的微观经济效益，同矿产资源保护统一起来。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不管地质条件是否可能（是否具备矿产的地质有用性），单纯强调需要而以国家和集体的名义蛮干，造成矿产资源的破坏；另一种是忽视或不考虑国家经济建设需要，不适当地强调“有啥找啥”。矿产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是客观地质规律作用的结果，因而一个地区在具体确定应以哪些矿产作为普查勘探的对象或主攻对象时，不能只考虑国家经济建设需要，还要考虑本地区客观地质条件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因地制宜，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寻找国家建设需要而成矿地质条件又较有利的矿产，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资源特长，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资源配套，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贡献各自的力量[4](P274-275)。

此外，矿产价值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还要满足地区经济建设的需要、工厂企业经济建设的需要、矿山企业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生活利益的需要。这就要按照资源公有和资源共享的原则，正确处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总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国家、地区、厂矿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的关系，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利益关系，以此决定找矿和开发的方向。

3.矿产价值评价的两种尺度。矿产价值评价的两种尺度，从哲学意义上来讲，一是指主体的（主观）尺度，二是指对象的（客体）的尺度。一方面，矿产对人的价值，这是在文化的层次（即人类的层次），在人与矿产的关系方面，是以矿产这一客体作为对象评价它对于人的价值。从这样的角度，矿产价值是由人的需要或者由主体的目的进行评价的，是由人的主体性决定的。就矿产而言，这是它的外在价值。另一方面，在自然界的层次，在它的自然关系方面，具有以它自身为尺度的价值，即它的内在价值。这是由自然物的结构和性质决定的。在这个层次上，即使它埋藏在地下，不管人是否体验它，它都是客观地存在着。这种评价是事物发展的一种逻辑必然。

首先，以人为尺度进行矿产价值评价，从矿产价值实现的角度，主要要处理如下两种关系：一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二是当代人和后代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其次，矿产价值从自然界的层次进行评价，它具有内在价值，即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对矿产资源内在价值的承认，是根据人对自然界整体性的认识，把人本身看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人―自然”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作为自然界整体一部分的人，不能以损害这个整体的形式谋求发展。因此，在具体的实践活动中，应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分配。

矿产价值评价以实现人类持续发展为目标，包括实现三个有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持续性：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依据这样的目标，坚持科学的矿产价值评价，包括它的真理性评价、价值性评价和实践评价，我们将走向矿产资源认知、勘查、开采、利用和保护的科学道路。

总之，我们认识和利用矿产资源的过程，包含它的真理性评价、价值评价和实践评价。一般说来，从真理性评价过渡到它的价值评价，再到它的实践评价；反过来，实践又不断完善它的真理性评价与价值评价。这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渗透。

三、地球的社会有用性

我们遵循价值客观性的观点，认为价值概念可以从两个方面分析：一是从关系的角度定义价值，从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角度，表示某一对象对主体的功利（有用性）；二是从主体的角度，表示事物主体性的概念，以它自身为尺度进行评价，即它的内在价值。

从关系的角度讨论地球的价值，价值关系是双向的：一是地球物质、能量、信息和空间对人和社会的“有用性”，这是地球对人的价值；二是人和社会对地球的有用性，人和社会参与地球的创造，这是人和社会对地球的价值。

人类的产生和发展，一方面，它作为地球自然界的成就，是地球自然的发展、延续和完善；另一方面，人和社会作为一种重要的力量，作为地球发展和进化的一种新的机制，创造了新的地球――人类学的地球或社会的地球，使地球进入新的地质时代――“人类世”时代。人和社会对地球的作用，维尔纳茨基称为“人的地质作用”，主要是以人的智慧和劳动，使生物圈进化为“智慧圈”，这是地球的社会有用性。人和社会对地球的价值具有正负两面性。（1）人类创造地球的正价值。人类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新的地球，从地质学的角度，创造了人类成因的岩石圈、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土壤圈，这是区别于原始地球的新的圈层；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创造了城市生态系统、乡村生态系统以及新的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沙漠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河流生态系统、景观生态系统等；从产业的角度，创造了工业、农业、畜牧业、渔业和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业等等。这种创造使得地球从生物学的地球变为人类学的地球。它增加了地球的有序性，因而是创造地球的正价值，地球自然资本的增殖。（2）人类创造地球的负价值。人类主要以科学和技术的力量创造新的地球。这种创造除了增加地球的有序性外，也带来全球性生态危机，包括空气污染、水体污染、食品污染、生物和土壤污染、森林减少、草原退化、土壤流失，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增加导致的地球增温等等。它表现为地球有序性减少，因而是创造了地球的负价值，地球自然资本减少。

此外，还可以从灾害的角度研究地球价值，即“灾害资本”的概念。它主要表示：（1）灾害造成自然资本损失；（2）灾害造成社会资本损失；（3）社会和自然资本对灾害的救助和补偿。

综上，地球是生命有机体，创造了物质、能量、作息和空间资源，为人类的产生作了准备，并创造了人类。人、社会和精神是它的最新创造和最新成就，又是它自身的发展、进化和展开。地球生命及其创造性是它的内在价值；它为人、社会和精神发展提供物质、能量、作息和空间资源，这是它的外在价值。地学价值论是地球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的统一；又是地球自然价值与地球社会价值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共同进化发展。

参考文献：

［1］ 余谋昌.地学价值论[A].王子贤.新编地学哲学概论[C].北京：地震出版社，2000.

[2] 余谋昌.自然价值论[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

[4] 朱训.找矿哲学概论[M].北京：地质出版社，1992.

Geological Value Theory: The Basic Theory of Earth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YU Mou-chang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社会科学论文篇9

150年前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劳动科学化，在当时还只是一种科学预见和理想

150年前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劳动科学化，在当时还只是一种理想，但却是一种科学预见。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劳动的科学化，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创造性，并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手段。但是，这种科学化的劳动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劳动必须具有社会性和劳动必须具有科学性。在这种劳动中人必须主体化。人是劳动生产、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但在当时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的现实情况下，人这个主体并没有真正地主体化，也就是说并没有在真实的意义上成为名副其实的主体。人只有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地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作为主体支配自然力出现在生产过程中时，社会劳动的科学化才能真正实现。而在当时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工人作为被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物质的异己力量支配、奴役的时候，社会劳动是根本不可能科学化的，这时工人所遭遇的只能是被奴役、被剥削的苦难。

社会劳动科学化，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至少应当包括如下一些重要内容：

首先，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要消灭一切形式的人对人的奴役；

其次，每个人在社会中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第三，要用最节约的、最符合人类本性的方式组织社会生产，不但要节约一切物质资源，而且要节约人本身的人力资源，节约劳动时间；

第四，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开发自然界时要对自然界采取友善的态度，不能对自然界进行掠夺式的开发，否则是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的；

还有，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要保护，人与自然要友好、和谐相处，破坏了自然环境也就是破坏了人自身的生存，等等。

所有这些重要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都是作过明确论述的。马克思、恩格斯所以如此重视人的主体化在社会劳动科学化中的作用，这是因为人的主体性在社会发展规律的构成以及对自然界发展规律的实际运用中起着基础性的、关键性的作用。社会不是无主体的空壳，社会发展规律也不是离开人、与人无关的魔杖，社会发展规律实际上就是人类活动的概率；自然界的发展规律虽然是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但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界、在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时，只有正确地认识和自觉地运用自然界的发展规律，才能与自然界和谐相处，人类才能与自然界和谐发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无论是社会发展规律，还是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在人丧失主体性的时候，只能自发地发生作用，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反复论述过，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客观规律只是支配人的一种异己的力量。而只有当人成为人类社会结合的主人，成为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主人的时候，在人的主体化成为真正现实的时候，自觉地运用自然发展规律、社会发展规律和人自身的发展规律才能成为可能，社会劳动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化。

科学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的需要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快速的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取得伟大胜利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不平衡、新的矛盾，党中央正是在总结了我们自身的经验教训，并汲取了世界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有关发展的经验教训后，郑重地制定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把科学发展问题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使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课题，不仅继承、坚持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劳动科学化的重要思想，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需要的基础上极大地发展和丰富了这一重要思想，使其具有了当代的科学形态。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实践的品格，如果细讲，需要用很大的篇幅，概括地讲，就是：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人类改造自然，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是人类最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人类挥动四肢、运用大脑智力，发出神奇的力量，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取得了无数伟大的胜利，使人所生活的自然界日益人化。人化自然是人类的伟大创造。但是，人类同自然界的关系不能像侵略者对待被征服民族那样肆无忌惮，而必须对自然界采取友善的态度，要按照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改造自然界；一面改造、获取，一面涵养、保护。自然界如果遭到了破坏，特别是那种无法挽回的破坏，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人类应当十分谨慎小心。现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力量，不知比前人增加了多少倍，人类改造自然界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地球生物圈，将人类的触角深入广袤的宇宙空间，这时改造自然界的后果往往不是在短期内、小尺度范围所能预测、预知的，所以，人类更加应当十分的谨慎小心。党中央在这个关键时刻强调改造自然界也要坚持以人为本，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不仅表明具有广阔的胸怀，而且表明具有深邃的智慧。

人与社会要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同时，也在改造和塑造社会。人类在改造自然界时结成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一方面是客观的、必然的，但这种社会关系带有明显的人类自身设计的印迹。这种社会关系同人类发展的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紧密的联系，是人类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的一种选择。人类的这种选择，一方面具有受动性、受制约性；一方面又具有主动性、能动性。人类的社会关系正是在这种不断选择、塑造中不断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合理、不断实现理想的。人与社会和谐发展、人与人和谐相处，是人类的崇高理想，也是人类社会劳动科学化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中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历程中，更成为中国人民的自觉的追求。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由于国内国际的原因，阶级斗争虽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有时还会激化，但在全社会毕竟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经常出现的、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人与人之间、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是会发生矛盾的，对于这种人民内部的矛盾，应遵循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按照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原则加以解决。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在协调、处理这种人民内部矛盾中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的。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种体制改革、制度创新，就是这样的一种自觉的选择和塑造，构建和谐社会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目标。

人与自身要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人类不但在改造自然界、改造社会，而且也不断地改造人类自身；不但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改造人的社会之性，而且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改造人的自然之性。在这种改造中也要千万注意和谐发展，不但要按照人类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要符合人类自身的人格尊严和伦理道德原则，不能对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造成危害，产生负面效应。总之，人类在改造自身的社会之性和自然之性时也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人自身的这种自我改造非常重要，它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能够发挥重要的或是促进或是阻碍的反作用。这种重要性，正如所说：“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

为了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党中央还提出了自主创新作为新时期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思想，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规划，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自主创新型的国家。党中央最近还强调提出，在科学发展中要注意坚持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安全发展，进一步充实了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丰富的内涵。在今后的实践中，科学发展观的内涵还会不断地充实、丰富和发展。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最终将使马克思所说“社会物质生产获得创造的特征，并成为个人自我实现的手段”成为现实。

科学发展在今日中国不仅是一种需要，而且成为可能

在当代中国，科学发展不仅是一种迫切的需要，而且有了现实的可能。在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那种社会条件下，社会劳动科学化还只能是一种科学预见，一种美好的、崇高的理想。在今日的中国，已经实现了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的劳动真正实现了社会化，而且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人在社会化劳动中的主体地位日益加强，人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真实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劳动的科学化不仅成为必需，而且成为可能：

首先，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我们国家的财富是属于全体人民的，人民是我们国家、社会的主人；我们已经消灭了人对人的阶级剥削和阶级奴役，实现了人与人的社会地位的平等。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科学发展已经消除了阶级利益的制约和障碍，成为现实的可能。

其次，我国人民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自身的过程中自由度正在不断地提高，在这种改造中越来越自觉，目的性越来越明确，所以，科学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现实的可能。

第三，人越来越成为社会劳动的真正的主体，人越来越成为支配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需要服务的主体，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人自身，所以，用最节约、最符合人类本性的科学方法来组织社会生产也成为可能。

第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用友善的态度对待自然、改造自然，保护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的清洁、舒适也成为可能。

总之，科学发展不但是一种必需，而且成为现实的可能。所以，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非常适时，非常必须，而且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预见和理想，已经成为活生生的实践的课题和任务。这就更加坚定了我们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信心和坚定性。

社会科学论文篇10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1］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农村和农业发展呈现了积极态势，但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局面尚未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矛盾依然突出，解决好三农问题仍然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三农问题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目前农村发展与城乡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仍有较大反差，体现为物质、精神、社会等多个层面的差距。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比较困难；农业生产效率比较低，农产品结构与市场结构不相适应；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相对落后，乡村面貌相对落后。可以说，三农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薄弱环节。

二、科学发展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根本指导方针

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们贯彻科学发展观应从这几方面入手：

1.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的任务是发展

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就要始终把发展农村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大力发展现代农业。中央确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五句话、二十个字”的总目标和总要求，头一条就是“生产发展”。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主要途径。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必须首先立足于农村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还是改善生态环境，都必须以现代农业为基础。

2.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由人民共享。把以人为本落实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去，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要以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本。新农村建设的每一个目标，都是紧紧围绕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切实保障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确保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受益者等等这些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处处体现了以农民为本的思想。

生产发展要依靠农民，生产发展离不开农民，农民是生产发展的第一要素，同时生产发展也是为了农民，造福农民，使农民充分享受建设和发展的成果；生活富裕就是让农民生活富裕，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生活质量不断提高，这也是我们党在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乡风文明，归根到底是农民的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通过农民的文明，来体现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就是指村庄形象必须清洁、整齐，生气勃勃，人与人之间和谐，生态环境好，人与自然和谐，体现出一个友好型农村；管理民主能否实现，关键在农民，农民必须具有科学的民主意识，通过民主选举、民主议事、民主决策来实现科学的管理民主化。

3.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全面发展就是要以“二十个字”为目标要求，全面推进农村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贯彻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方针，推进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注意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农村的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其宗旨和目标是使城乡经济社会能够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在中国已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条件的新形势下，推进新农村建设，不能单纯就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而要跳出三农抓三农，把农业发展放到整个国民经济大格局中来谋划、来推进，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一方面要不断加大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和支持力度，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乡关系，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另一方面要不断深化改革，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和政策限制，着力培育城乡统一的要素市场，统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统筹城乡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打破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模式，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三、以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处理好几方面的关系

1.发展农业生产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和主要途径，增加农民收入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使农民富裕起来。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实现农民增收，要着力推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积极推进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充分挖掘农业内部增收的潜力，在保证粮食生产安全的前提下，大力发展精品农业、生态农业和特色农业，提高科技对农业的支持力度，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使农民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另一方面，在农民增收的前提下深化农村改革，加大农民的教育、社会保障等支出，提高农民的生产技能和生产水平，从而实现发展农业生产的目标。

2.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与农民主体作用的关系

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但政府主导作用并不是要政府包揽一切，而是应把主要精力放在制定政策、资源配置、搞好服务上，放在引导、支持和服务农民群众上，放在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条件上。为此，要切实转变机关作风，强化服务职能，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特别是要强化创新建立新形势下服务新农村的长效机制和制度。把农民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这是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即以人为本的根本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关键。农民既是建设新农村的实践主体，是推动这一事业的主要力量，又是建设新农村的利益主体，是这项事业的直接受益者。在新农村建设中充分发挥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就是要一切从农民的愿望和实际出发，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扩大农民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程度。

3.加快农村经济建设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关系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农村的经济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是农村社会进步的根本保障。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滞后，只有以发展农村经济为中心，才能让农民过上富裕的生活，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然而，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方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又需要可靠的政治保障、正确的思想意识、良好的文化条件和稳定的社会环境，需要在抓好经济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强农村的民主政治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重点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着力推进村务公开，加强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健全党组织上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重点是要在农村中广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破除封建迷信，移风易俗，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丰富农村文化，努力创造一个健康、和谐的良好环境。加强农村社会建设，重点是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科技、体育等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缩小与城镇的差距，让农民享有公平的教育权利和医疗保障，改变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的局面。

4.新农村建设与新村建设的关系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仅仅是农村的硬件建设，还包括体制机制等各个方面的软件建设，绝不等于单纯的村庄整治和新村建设。新村建设只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建新房、盖新楼等都只是实现“村容整洁”的目标内容之一，而非新农村建设的全部，两者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不能混为一谈。中央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全面的目标，是一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全面的、综合的系统工程，要求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水平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相适应；要求农村不断增强生产、生态、人居、休闲旅游和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要求农村逐步建立起结构均衡、特色鲜明、质量较高的现代经济结构和现代社会结构；要求建立起城乡一体、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新型城乡关系，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如果对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要求理解得不深入、把握得不全面，就很容易把新农村建设引入歧途，搞成所谓的“新村建设”，甚至导致出现“形象工程”、“政绩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