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十篇

社会论文篇1

(一)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企业树立良好的形象企业的自身形象和信誉对于的企业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企业一项无形资产，更能够为企业的生存、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企业家们通过社会责任会计对公司的工作成果进行评估,教育公司中的管理人员,让他们能从社会角度来考虑问题。这样做能够提升企业的信誉，提高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得到全社会的青睐。《财富》杂志曾经评选过最受敬佩的公司，评选的指标有创新能力、管理质量、金融信誉、社区和环境责任感等9项。虽然说这些指标并不是十分的全面，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自身形象和信誉的重要性。在这项评选活动中，榜上有名的前10家公司有8家都排在世界企业50强之内。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信息：社会责任会计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可以免费的为企业进行形象上的宣传。通过社会责任财务报告，企业可以很好的向社会公众展示自己的良好形象。

(二)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建立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应该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放在同等的位置上。为了社会效益的实现,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刻不容缓。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责任会计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同时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也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提供相应的保障。

(三)建立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必须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运用其行政力量对企业进行有效的监督和考核，这就要求我国企业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会计。要想让政府的相关部门能够准确、全面的评价企业的业绩和企业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同时让政府部门能够通过企业社会责任所披露的信息制定国家的经济政策和配置社会资源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积极构建社会责任会计理论框架。构建和谐社会不仅要求企业要对股东负责,还要求企业对员工、客户、顾客、供应商、消费者等利益相关群体负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认可,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希望企业提供的财务会计信息中能够包括企业对社会责任履行的情况，从而形成社会各界人人关心企业社会责任的良好氛围，推进和谐社会的加速发展。

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存在的问题

在西方的许多发达国家中，社会责任会计的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但是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研究则起步比较晚，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在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方面还比较落后，存在着以下主要的问题：

(一)披露内容不全面根据一些调查，我们不难发现有关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还不是十分充分。在我国的所有企业中，能够披露与自身相关的社会责任信息的企业少之又少，即使有些企业进行披露，披露的也仅仅是企业已经履行的社会责任，对于一些负面信息则避而不谈。在近年的信息披露中，与社区有关的信息披露是最多的，而关于产品和职工方面的信息披露则一直较少。在我国上市公司年度报表中有关社会责任的披露也只有员工的数目和构成等相关情况，几乎不存在对于其他有关员工的详细披露。这样做会大大降低社会对企业所有涉及领域的了解程度，忽视企业的某些缺点和不足，使得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意义大打折扣。

(二)信息披露形式不规范且缺乏法律保障在我国企业中，信息披露的形式很少用数据来表现，大多数都是用文字来描述的，也没有统一的格式来进行信息披露，使得企业所披露的信息失去了一定意义上的可比性。除此之外，我国的会计信息披露还缺乏法律、法规的保障。正是因为如此，在短期利益的驱使下，许多企业的会计信息披露还有太多的漏洞，对于自己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有所逃避。虽然我国某些部门对此问题起到了一定的重视，并且也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例如，我国自2003年实行《企业会计准则》，此后又陆续了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并于2006年了与国际准则趋同的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和新的《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修订了《公司法》、《刑法》等相关法规，出台了一些关于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和《中国纺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但有关社会责任报告的规范仍然不够充分，企业的信息披露大多是采取自愿的模式，所以相互之间可比性欠缺的问题依然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此外，除了企业自身对社会责任不予披露外，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和企业的内部审计也都没有对社会责任会计披露的相关内容给予足够的重视，再加上企业不具有独立报告意识，也不单独编制社会责任会计报表，因此，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监管将无法开展。

(三)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研究欠缺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的研究还有许多的不足之处。首先，我国对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研究本身起步就比较晚，也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因此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在西方，很早就对社会责任会计进行了研究。法国从1975年开始建议各上市公司每年对外公布其社会资产负债表，到1997年与此相关的法律、法规便正式出台。在法国政府出台的这些法律中，明确规定那些职工超过250人的企业必须每年编制社会资产负债表，并向外界公布。在法国政府采取措施规范社会责任会计的披露内容之后，英国政府也做出了相应的举措，比如要求具有一定规模的公司在进行会计信息披露时必须包括员工状况、社会捐赠等与社会责任有关的信息。其次，社会责任会计自身具有一定的特点，比如社会性、模糊性、复杂性以及间接性，这些都会导致社会责任会计与传统会计之间的差异。另外,由于交叉学科的存在,它们的滞后性也给社会责任会计理论的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阻碍。

三、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构建的建议

(一)完善我国企业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我国社会责任会计信息的披露内容不充分是阻碍社会责任会计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所以必须对其内容进行相应的补充与完善，使其能发挥真正的作用。首先，我们应该对人力资源的开发与使用情况进行详细披露，具体应包括工资报酬、企业文化、福利待遇和职工结构等等。其次，企业的经营成果及其分配情况也应该得到披露。这就意味着各利益集团在为企业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会从企业内部获得相应的报酬。此外，企业还应该披露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信息，因为它是对传统信息披露的有效补充。最后，产品或服务的性能与安全方面的信息也必须进行披露。与此同时还要使产品的安全指标和服务性能得到强化，以使社会各界对企业的信息能够得到全面、充分的了解。

(二)建立和健全与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由于社会责任会计所包含的内容十分庞杂，所以很多方面都没有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使得一些企业没有很好的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由此可见，如果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要求，社会责任会计的作用就很难得到切实的发挥。所以我们逐步建立健全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体系，并配套以相关的法律保护，让社会责任会计的开展能够有法可依。这样不仅可以推动企业的发展，更可以带动全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因此，建立和健全与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三)加强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并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社会责任会计理论与实践研究起步较晚，虽然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对某些方面的研究仍然过于浅显。所以加强对社会责任会计的理论研究也是改善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现状的有效措施，在学习相关理论的同时也能够促进相关学科的共同发展。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由于企业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责任会计信息披露的主体，所以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强则可以促进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反之，如果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比较弱则会对企业和社会的发展起阻碍作用。因此，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

社会论文篇2

——论维护社会稳定的长远根基

内容提要：有春雨般的严格执法，有严谨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有法治文化渗透和引领，法治社会必将到来。

关键词：法治社会 严格执法 畅通法治 文化引领

当下中国，国家日益强盛、经济日益繁荣，社会福利日益多样，民生保障日益有力。——自信和自豪充溢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但又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信法、信上不信下，逢“死”必闹、以“命”相胁、进京相挟等等畸形怪胎，携带着无限的物欲；基层党委政府疲于应付，有“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疲惫、有“有律法没办法”的尴尬，尽管这只是“极少数人员”的“恶作剧”，却已使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者道不尽的无奈、叹不尽的盲从。这是我们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社会“病灶”。这些病灶的形成，有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劣根基因，有社会极速发展与转型而配套政策法规衔接不上，社会问题过度依赖金钱手段来调节，社会价值观念受利益驱动而出现逆差，文化道德建设显得苍白无力且无着力点，部分群众的物质欲望在攀比中水涨船高，权力运行不规范、腐败“”丛生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我们专注经济发展而容忍中潜滋暗长，潜规则盛行，群众对党委政府及其组织不信任感也随之对应而生。祛除这些社会病灶，防止它们演变为“恶性肿瘤”，除了“开刀”治表外，更重要的是在日常中给社会机体注入源源不断有效抗体，是当代社会管理者、治理者职责所在，以保障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用法律法规管理社会、治理社会是不可争辩的定律。而上述所点到社会病灶，正是在我国以根本大法形式确定“依法治国”的近十五年最为凸显。难道是法治的错？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可归结为：权力泛滥，党纪国法没有得到有效实施；党政领导干部和执纪执法从业人员法治意识低下，缺乏应有的法治素养。

何为法治素养？提出这一概念，立足于这样两点：首先是法律法规以及惠民政策的执行者、执行群体，要有法治意识，将正义、公平、公正等观念信仰化，成为指导行为的自觉意识；在执行的操作层面上处处体现严谨公开的程序内涵。其次是执法执纪行为必须是匀衡平稳态势，没有画蛇添足的造势形式，把执法行为保持一种惯性。要坚决摒弃把法治作为一时的某项工作的保障措施，把法律沦为工具主义。在我们的国家，法治理应包含有党纪之治。党纪应当比国法具有更严厉的约束力和规范力。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来阐述。

严格执法 润物细无声

高度重视执法问题，强调“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实施”就是用行动来实现。要把法律法规转化为实现社会内容，就要严格执法。何谓严格执法？按照法律法设定的标准和事项认真办理、操作到位，有效彰显其精神内涵，就是严格执法。但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众多的执法从业人员以及党政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把严格执法理解为对涉事当事人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最严厉的处罚，或者按法律条款“顶格”处罚。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严打”，可畏声势浩大、家喻户晓、深得民意，有效扭转了当时严峻的社会治安混乱状态，在国家史上留下了不可抹去的一笔。但随着时光的推移，“严打”仍在高喊，为什么社会治安诸多问题会不断反弹？一个个黑社会组织、黑恶势力悄然形成？影响社会稳定问题不断增多？值得深思。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普法成效不佳，干群的法治素养和意识彰显暗淡，在某些方面或领域还显退减，不得不令我们回味，喊了几十年的严格执法。

在安定的和平年代，严格执法不是运动式的、急风暴雨式的执法，也不是集中整治式的执法，更不能把严格执法等同“顶格处罚”。 运动式的、急风暴雨式的执法活动，可能会有一时的社会效果，但从长远看，是对法治建设的最大破坏。违法人员会为一时“运动”而躲避，与执法人员做迷藏；在“运动”中受处罚人员会为一时的“严格”而怨恨不平，认为自己运气不佳，受人整治，法治公平正义功能大大折扣。“顶格处罚”——非法定情形的从重处罚行为，只能扭曲社会的公平正义。时紧时松的执法活动，必然造成选择性执法，极大地造成公众不信任，带来关系案、人情案，甚至徇私枉法、权钱交易等多种社会病灶，执法权滑向肆意妄为的深渊，民众从何来敬仰法律？法治社会从何建立？严格执法应该是一个匀衡常态一贯式的，下述四个方面应当是严格执法的实质和核心内容。

首先要体现在执法的及时有效性上。违法行为一发生或者一经发现，立即受到公权力查处，发生一件、查处一件，不让违法行为在社会上有任何不良发酵，杜绝从众违法心理。这是保证严格执法的前提，也是让民众体验和感悟法治公平正义的首要前提。执法及时有效就能给受害方以及周围或知晓群众以安全感和欣慰感，民众自然会在现实中感悟法治，增进对法律的信仰。同时给违法犯罪者以震慑，增强我们执法防范功效，彰显法治的引导教育功能。

其次要体现在执法的严谨性上。执法人员以严谨工作作风和技能及时收集固定证据，不出现任何工作纰漏，有效排出其它可能性，执法过程公开透明，认事不认人，所认定事实经得起方方面面的盘诘和敲打，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这是保障法治运行过程基础性前提。严谨性还应包涵法治的中立性，且能有效排除“合理怀疑”。

第三要体现在处罚的适当性公平性上。处罚违法行为，是彰显法治公平正义之精神，是法律的指引、评价、预测、教育等功能的着力点。在法律条款幅度内，最大限度地反映立法原意和精神，充分推论比照实践中的各类情形，以达到最适当格次，尽力剔除处罚作操中的随意性，使民众最终认同法治。

第四要体现在依法界定事由的合法合理性。当下，一些诉求极端分子，以“闹”、以“不信任”为由，来威胁、恐吓党委政府，以实现其无理诉求。对此，我们必须以法规政策严格界定其诉求，以国家政权的威慑力来抵制、泯灭其无理诉求，向社会彰显公平正义，决不能为一时一事而“息事宁人”；宁愿花钱购买社会正气、正能量，也不能有丝毫退让；社会管理成本要花在法治治理上，绝不能造成“邪欲”的相互攀比。否则，法治无法深入人心。

严格执法就象严格教学，处处得体现行为的目的性，防止方法方式不当无意中伤及群众期待心理，无论是细小或重大的、凡是执法行为都应让人民群众感受到法治的公平正义；严格执法要象“春雨”式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自然流畅及时慰藉受伤的心灵，荡涤不良心理，在潜移默化中滋润人们的心田。

畅通法治 锄禾日当午

阻碍法治建设，有诸多潜在的问题，但人治权力因素是最为明显，也是最大的障碍，最顽固的病灶。任何社会都是人治与法治并存体，只是两者的成分各占多少问题。当今社会，回到以人

治为主的社会已是不可能的，唯一抉择是一步步迈向法治，同时存留少许人治道德良俗，诸如社会精神文明、道德范畴方面的榜样引领力、模范号召力、道德自律力。儒家人治思想在几千的封建社会里滋养了中华的灵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但社会走到市场经济，以个人品德权威管理社会的人治思想极度地与市场经济不相匹配，相反，在市场经济催化下，人治教化育人优良思想被物欲横流的现实冲淡，甚至淹没，潜伏在“人治”中的“个人意志之治”危害性却逐步凸显；不经意中因权获利会使权力拥有者品尝到权力的惬意和，不加自愧检讨会促使权欲逐步膨胀，进而在一次次满足中，贪婪心里会一步步强化，私欲生理会不断地攀升，导致权力滥用，直至与党纪国法抗争，底线意识丧失，党纪国法沦为门面装饰。这就是权力腐败的轨迹。市场经济与人治管理一旦混合，必将导致社会的糜烂腐败。如此同时，导致公权力引领不了民众，出现政府信任危机；另一方面，民众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自由思维意识竞相迸发，攀比金钱享受，物欲驱使道德文化退败，社会乱象丛生；人治权力滥用和腐败，又辐射另一部分公职人员顾忌丛生而不敢大胆依法行事，最终导致法治难行。这几方面因素相互助推，并形成恶性循环，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以“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论英雄所始料不及的社会后果。“十八”新一届领导集体，以实际作为，推动着法治建设。同志指出：“要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坚决排除对执法活动的非法干预，坚决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坚决惩治腐败现象，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必追究。”“坚决排除”、“坚决防止”、“坚决惩治”,“三个坚决”彰显了新一届党中央坚持推进严格执法的强大决心，这必将对法治社会形成注入强大动力和感染力。作为基层公职人员，如何踏上和保持与中央合拍共振旋律，值得深思和反省。

规范权力运行，排出合理怀疑。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理应是法治应有之义。但要做到这一点，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长期自律，成为遵纪守法的楷模，从灵魂里、骨髓里信仰法治，自觉防范权力笼罩下的个人影响力、辐射力；不要为一时方便快捷或者讲求效率而违反法规制度，不要为一时“柔情”而干扰执法，不要在政策法规之外实施人文关怀，不要把自己扮演成少数人、个别人的“救世主”，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当前逢“死”必闹事件，值得我们回味反思这样一句话：“法治的根本是人的自我治理，培育理性而能够自我治理的公民，无疑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使命”。完成这一使命，号召我们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党政领导干部和执法执纪从业人员，重在以身作则、坚定法治信念，不要为一时法治艰难而犹豫退让，更不能因“威胁”、“怕出事”而软化法治的刚性来迁就不良恶习。在这方面，除了党政政务要阳光、要透明，做到公平公开外，在现实生活工作中，要最大限度防范群众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产生“合理怀疑”。笔者在问题突出的某镇，了解到有这样三件事值得深思。一是一镇领导为鼓励某一农户种桑，神秘地送给他一袋肥料，并叮咛他不要告诉其他人。可他当着我的面告诉了其他同样而未享受这一特殊待遇的其他农户。二是为鼓励兴桑养蚕，对栽桑户以“退耕还林”政策来奖补，一户多年来以此奖补未兑现而被镇干部贪污为由长期上访。其理由是“退耕还林”奖补政策落实到户，一经确认要延续多年，她只享受了一年。三是镇党委政府为解决某方面难题，把“低保”政策作为化解矛盾的手段，引发了多人。由此可见，公职人员要自觉坚守，权力的运行范围、条件、程序和界限，使权力运行严谨规范，坚决杜绝法外行权；要认识到，破坏法治的最大之力是来自公共权力。

建设法治社会，法治政府要先行，队伍是关键。用法治政府来推动社会法治化，这需要广大公职人员具有整体法治素养，特别是领导干部和执纪执法从业人员。要用法治思维方式产生的公务言行孜孜引导群众，严谨地对待处置利益诉求个体或群体，不让他们产生任何与政策法规相左的歧意，引导他们搜索寻找与政策法规相符的理由和条件；对符合条件要及时办理兑现，坚决防止“不闹不解决”的被动行为，防止无理取闹不良发酵。以有效的法治行为告诫民众，所有矛盾纠纷和正当诉求都有正当渠道；时刻注重引导民众按照法治思维方式和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认识社会问题、解决利益诉求，从而达到民众对法律的敬畏。领导干部要注重从细节上亲力亲为法治行为。——这应当是我们法治政府的当务之急。

基层公职人员，要注重把群众、特别是文盲半文盲人员的合理而零乱或不规范的诉求转化为具有法治程序意义的诉求。执纪执法队伍不仅思想上要具有法治理念，而且行为上要具有法治操作基本技能。目前，要特别注重培植执纪执法队伍敢于担当，勇于善于执纪执法，党委政府要为他们“站得住也挺（顶）得住”摇旗呐喊，坚决杜绝为平息事态而“牺牲”我们执纪执法人员；从业人员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要鞭挞、甚至根除那种老练市侩，面对违纪违法行为上下左右观望、窥测大小领导意图、顾忌盘根错节人情关系，最后权衡自我得失，谨小慎微地执纪执法。

疏通法治渠道，根除人治导向。目前，基层党委政府最大压力是维稳。维稳工作所暴露出来的社会现象和问题，严重阻碍了法治社会进程。上访人员涌入北京，给首都社会治安和国家安全带来威胁，这是基层公职人员都能领悟到的。但进京访作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的一项重要指标，给社会带来了诸多难题，诸多不良社会现象由此发酵；执法从业人员要坚守法律底线，对此爱莫能助。肯定地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破窗效应”在维稳事态上表现得最为淋漓。

我们有过多的“一票否决”考核机制，有的对社会治理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如计划生育，但更多的是与法治精神和理念是相背驰，带来的负面效应现已逐步凸显；有的纯粹是人为彰显部门成绩，对社会发展和管理没有任何促进作用。如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把个人违法犯罪作为“否决”单位和领导的依据，其结果是各部门各地方对公职人员的违法犯罪都来“捂”，尤其表现在腐败案件上。细研“一票否决”考核机制，是一种“只要结果不问过程”的人治霸道作风，贯穿了以领导干部“乌纱帽”人为做担保，以行政强行威慑压制的手段而实现人为的理想目标，形成好大喜功的浮夸社会乱象。“不问过程”，“过程”就会泛滥成灾。当前，有诸多的考核指标只顾当前、不讲长远，只顾表象、不讲实质，甚至有逼使下属违规行事、子卖父业、不可持续反而得到激奖。

社会转型变革，矛盾和问题层出不穷，我们共产党人又有隐隐为民之切，忙于应对，但往往由于缺乏严谨的法治思维和综合分析论证，决策往往顾此失彼，出现事与愿违的不良导向，值得我们反思警戒。有的地方和部门，把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搁置高阁，标新立异、劳民伤财另搞一套所谓社会管理创新。如涉法问题，另搞一套终结办法，至司法终结权威何在！领导干部要牢记“凡属

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这是作为中央改革领导小组组长的自我限权自我约束具体行为，为我们每位公职人员信仰法治做出了典范。挑剔我们执政党和政府在国家治理、社会管理中的种种不良行为，是为了畅通法治、祛除人治，就象在广袤的田野上，拔起稗束野草，而让禾苗尽情享受阳光雨露、尽情吸取大地乳汁，必将迎来丰收之年。

文化引领 沃土结硕果

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揭开了近代欧洲历史的序幕；新兴的资产阶级中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借助研究艺术文化，通过文艺创作来宣传人文精神。现代法治精神的启蒙、成熟成为这一运动的重要内容，成为与封建专制博弈、发动民众的动员口号和理论指南。这期间诞生了培根、孟德斯鸠、黑格尔等影响至今的思想家、哲学家、法学家，他们在推动法治进程中的名言警句和经典名著成为几百年来政府遵循、人们信仰思想根基，引领了社会治理“技术”方向。这些思想和理念，对我们的中国，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仍有借鉴和指导作用，这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瑰宝。

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征程中，同样需要文化的造势和引领，需要法治文化的繁荣；既要有来自法治实践的文艺创作，夯实人们的理想信念和精神家园，又要有喜闻乐见人人参与的乡土文艺，丰富民众的亲力亲为和业余喜好。党的十报告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为此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十以来，反腐败势头与国家治理、文化建设与法治建设已经成为党委政府和国家机关的主旋律，法治文化应当是这个时代的重要音符，并使之熏陶与改造民众心理，推动中国梦的实现。

丰富基层文体活动，增强道德渗透力。一波一波的维稳事态，使得越来越多的公职人员认识到，维护社会稳定的底线是法律，而培育民众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才是维稳工作的长远根基。对此，《意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操作平台，而且要求“用法律的权威来增强人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根据《意见》精神，基层政府和组织要把“核心价值观”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搭建群众便于参与的平台，开辟群众乐于参与的渠道，积极推进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增强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为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加大党委政府在文艺宣传和文体活动上的购买力，并作为社会管理或治理考核重要指标，使民众在有利身心健康、积极向上的文体集体活动氛围中，感受社会的和谐与温暖，感受社会的进步与文明，使个人的荣辱观、价值观融入集体、融入社会，使不良心理在集体或群体熔炉里、在欢快氛围中慢慢自然消减、无意识中得到及时调适和矫正。

搭建社会评价平台，营造法治正能量氛围。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而今，却有了相反的现象，原因之一，社会的评价力弱化、谴责力不足。法律法规必定是道德的底线，并且其威慑力和调节治理作用主要通过外在强制机制来实现，虽然具有对思想观念的引导作用，但未必能直接作用于人的内心，而社会舆论对不道德行为、不良行为如何评价将极大地影响当事人的内心感受，进而引起当事人社会行为的变化，如此一来，就能起到规范的目的。当下，社会舆论形式多样，尤其是网络舆论发展迅猛，且能量巨大。如何利用网络平台，为法治建设营造正能量，是党委政府及各部门的重要工作方式。近年来，笔者所在的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网络发言人和博客队伍建设，开展了网络问政，积极回应网络舆情，重大事项提前设置议题引导舆情评议，“官方”博客在虚拟网络社会里引领了网络评价，效果显著。实践证明，网络评价文化平台是法治建设不可或缺的舆论阵地。同时，从网络舆论平台的公开性、自由性、广泛性和发酵性看，网络舆论评价平台又是推动我们各项工作法治化、根治人治特权的有效手段。搭建让民众积极参与交流平台，法治的论理性就有了市场，在争鸣争论中求共识、辩是非、明荣辱、评美丑、衡得失，这也是法治的有效方式。

社会论文篇3

关键词：传统社会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脱离本国国情来看待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从而导致理论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偏差,可以说是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的实践走向困境的一个根本原因。

一、脱离东方国家国情的唯心主义狂奔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之科学设想,社会主义理应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或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必然结论,但在实践中,遗憾的是,历史的进程却没有“合乎逻辑”的发展,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国家不仅不是数个国家,而且还是当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最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在当时是属于资本主义最薄弱环节。

“二战”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少数国家是资本主义的薄弱环节,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前资本主义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史上一个重大的历史性课题摆到了社会主义者面前,这就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对于此问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曾经以俄国、印度及中国为例作过理论上的探讨,这些研究和探讨,后人称之为“东方社会理论”,其主要内容就是研究和探索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跨越“卡夫丁峡谷”即资本主义社会而走上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但在这些探讨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明确的答案,而是实事求是的提出了几种建议或设想:一是东方落后国家(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尚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有可能和西方“先进”国家共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251。二是东方落后国家在西方胜利了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即使东方国家有了革命的机会,进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跨越了“卡夫丁峡谷”,也必须先建立要“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社会主义,然后再过渡到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然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最初之实践,却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的东方社会理论给予足够的重视。列宁成功的领导了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使俄罗斯(1922年成为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列宁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依据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其成果集中的体现在列宁晚年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

斯大林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不合格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说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是严格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特征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如对公有制的坚持,对无产阶级的坚持,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无不体现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精神。说斯大林是一个不合格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于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斯大林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忽略了当时苏联国内的经济文化状况,而且还过早地放弃了列宁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的成果“新经济政策”,并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速度越来越快,以日当月,以月当年,以“加速度”的方式前进。

虽然很早就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不足,但客观上由于国外敌对环境的迫使,使得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时,亦走上了与斯大林殊途同归的道路:“”“公社化”与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集体化的错误根源是一样的,都是严重的脱离了本国实际,都是试图通过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来决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传统社会主义与其脱离国情的社会主义实践相伴随的是在制度、特征层面上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突出的表现为,斯大林的“模式论”,以及的“文化革命论”。

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建设最大之功劳在于,为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和提供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后人称之为“斯大林模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把斯大林模式放到一定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下来认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即在一定的条件、范围内“斯大林模式”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其是绝对的正确,超出一定的条件范围,其必然走向“反动”,这既有斯大林自身的原因,也有后人之原因。从理论上来看,这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形而上学建构。

斯大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特征的认识,以及认识的方法都是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方法。但其错误并不在于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在于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斯大林没有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普遍性与当时苏联的现实状况结合起来。犯了教条式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盲目照搬,而在理论上的表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结论、个别结论形而上学的坚持和发展。

首先,从方法上来看,虽然斯大林与马克思恩格斯认识社会主义的方法基本一致,即相对于资本主义来看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但斯大林与马恩在此问题上还是有所区别的:马克思恩格斯是相对于资本主义来描述未来社会特征的,但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一种代替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是生产方式这个人类社会本质矛盾运动的不同阶段上的必然体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是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辩证关系角度论述社会主义是以社会的深层本质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为基础的。而斯大林,在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角度来论述社会主义特征时,则是脱离了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基础。不是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看成是代替关系、阶梯式的矛盾转化关系,而是看成绝对对立,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关系。这样势必导致割裂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从而与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联系,在将社会主义社会纯粹化的同时也将社会主义孤立化,导致形而上学的看待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水火不溶的关系,坚决反对与资本主义的一切往来,坚持“闭门造车”式的建设社会主义。

其次,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得不将注意力或重心放在具体的制度和体制的制定上,这必将促使斯大林着重从制度和体制层面上来认识社会主义,如把生产资料公有制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建立视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志,把加强无产阶级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1936年11月25日,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中,斯大林向全世界正式宣告,苏联社会已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斯大林把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建立视为社会主义建成的标志,本身就犯了一个错误,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作为制度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从形式上来界定社会主义,这势必导致形式主义的形而上学错误。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虽然与斯大林有一定的区别,但二人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从特征、制度层面上来看社会主义,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实现形式或某些方面来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斯大林模式是从生产关系角度,而不仅从生产关系而且在晚年还从上层建筑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了尝试。但无论是斯大林的生产关系决定论,还是晚年的政治“文化”决定论,都具有同样的理论缺陷,不仅割裂了非本质关系与本质关系的联系,还割裂了本质关系自身各层次之间的关系。“(对象)‘到不接触地出现在意识面前’—这就是反辩证法的实质”[2]245。即割裂了生产关系与历史前提生产力的关系,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割裂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片面性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不能形成有机的系统,经济、政治、文化不能统一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社会论文篇4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瓦解，蜕变为资本主义了。

共产党失去了东欧七国的阵地。

社会主义中国，虽然顶住了八九浪潮的冲击，保住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

日益严重，政权已经部分地蜕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阻塞社会一切生命

毛孔的寄生体”，并且这一过程还没有停止。

社会主义中国正处在自我蜕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如果这一过程不能阻

断，用不着外力颠覆，社会主义也将不再存在，共产党将会失去政权，即使不

失去政权，社会主义也名存实亡。

中国有三种前景：一是强大了，又保住了社会主义，这需要找到社会主义

发展道路，阻断自我蜕变过程；二是国家强大了，但丢掉了社会主义；三是既

没有强大，也没有了社会主义。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争取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三

种前景，但最有可能出现的是第二种前景。

研究社会主义挫败的理论机制

社会主义处于危机中！

要研究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和教训，探索阻断社会主义蜕变过程

的理论机制。

对于世界社会主义挫败的原因和教训，国内外已有很多文章论述了，我不

想一一列述。本文想要探索的是社会主义遭受挫败的理论机制，也就是说，是

怎样一些理论观念一步步把社会主义引向蜕变、挫折和失败的，看看能否找到

阻断上述蜕变过程的理论机制。

谁打天下，谁坐天下

1989年夏天，在中国共产党执掌政权还不到四十周年时，遇到了严重挑

战，共产党的统治岌岌可危。当时，有一天，邓小平历述周、汉、唐、宋、

元、明、清诸朝代各统治了多少年，长的八百年、六百年，短的也有二、三百

年，然后愤愤发问道：“难道共产党就统治不了五十年？”

邓小平是第二代领导人，也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这

番话也反映了第一代领导人执政的总理念。

后来，我听到转述这段话后，茅塞顿开，解开了多年来苦苦思索而不得其

解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巴黎公社有精辟的分析，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

后，应当采取一些怎样的措施，应当怎样防止“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

人”，都有非常重要的论述。但是，从苏联到中国，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实

践上都没有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分析，都没有照此去做。这究竟

是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我曾经百思而不得其解。噢！现在，我懂啦，“谁

打天下，谁坐天下”——这个千百年来改朝换代的传统理念，实际上也是我们

共产党人接掌政权的总理念。

这个执政的总理念并没有错

细细想来，也只能这样做，好像并没有错：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就是要夺取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

阶级自己的国家政权，这不就是“谁打天下、谁就坐天下”吗？这和马克思主

义的基本观点并不矛盾。

——把中央和各级各部门的政权交给在夺取政权过程中做出过贡献的共产

党人，这既可靠，又是论功行赏，也合情合理么。

——刚刚被的阶级敌人，千方百计要夺回失去的权力，难道共产党人

就不应当采取种种措施，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么？

——把这样和那样的权力和职位交给自己熟悉的部下、亲友和子女，这不

是人之常情么？

这些都是可以站得住的理由。“谁打天下，谁坐天下”——天经地义，合

情合理，无可厚非。

然而，蜕变的起点就隐含在这个理念中。

在“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理念中，有一个核心的观念，就是把政权看

作是战利品，是胜利者可以切割享用的蛋糕。

在奴隶社会，男女俘虏是战利品，可以作为胜利者的奴隶，任其宰割；但

最重要的战利品还是夺得的政权，掌握了它就可以支配所辖领土上的一切资

源。

在封建社会，夺得了最高政权的皇帝把夺得的领土分封给他的有功之臣，

由他们掌握各自领地的政权，支配各自领地的一切资源。

在现代西方民主制下，通过竞选赢得了政权的政党，也总是把政府各部的

职位看作是战利品，分配给为其出过力的人。

共产党通过暴力革命夺得政权之后，把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及其各部门职

位，按其在战争年代做出的贡献和现实能力，交其掌管。当然，这也有论功行

偿的意味。分配权力的人和接受权力的人，实际上都有把这种权力看作是战利

品的观念。允诺接受和平解放的将领以政府部长的职位，就是把政府职

位作为一种赏赐，一种可以交易的东西，一种可以分享的蛋糕。

这和共产党人本来的政权观是根本不同的。在共产党人看来，为什么

旧政权，因为它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为什么建立共产党人的新政权，因为它是

解放人民和保卫人民的工具。共产党的政权是解放和保卫人民的工具，这是共

产党人本来意义上的政权观。

当然，在掌权的初期，这种政权观还是居于统治地位的，把政权看作是可

以享用的战利品的观念还没有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已经隐隐约约存在了。

从生活特殊到

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各级政府官员是清廉的。群众有议论的，是有些特殊

化，高级干部坐小汽车，有保姆、厨师，孩子上专门的高干子弟学校，诸如此

类。

六十年代困难时期，十六级以上的干部每月有二斤黄豆补贴，有些干部有

多吃多占的现象。

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十年浩劫时期，军队支左人员有借机捞

一把的现象，有权力的人把自己的子女送到部队而不是让他们上山下乡。

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初期，掌

握某些短缺资源的人，利用手中的权力，出卖批条，进行“官倒”，发了大

财。在这期间，较早开放的沿海城市，有些人利用权力走私，倒卖房地产，买

卖股票，发了财。

在八十年代后期和九十年代初期，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有些人利用职权

把国有企业财产据为私有，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九十年代后期至今，，权钱交易，贪污受贿，日益普遍，日益严

重。这表现在：

——地区和部门的领导人，利用审批权，给这个或那个公司好处，以收

取、索取贿赂，数量惊人；

——海关和缉私机构，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或者收取不法商人贿赂以便

利其偷税、漏税和走私，或者自己伙同人进行走私；

——公检法部门，就像群众说的“吃了原告吃被告”，甚至和黑社会勾结

以骗钱；

——组织部门和掌握人事大权的负责人，受其贿赂给以提升，变相卖官；

——掌管计划生育的部门和人员，以收受掩护超生的贿赂或罚款，中饱私

囊；

——………

扩大到全社会

政府官员的行为，对全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党政干部掌握党政

大权，但全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员，也都掌握相应的职业权利和资源。上行下

效，官行民效。既然党政官员可以，那么，我这普通老百姓为何不能

用自己手中的资源为自己谋利益呢？于是，各行各业就利用各自职业的权力和

资源为各自谋利益，这就刮起了各行各业的不正之风。这表现在：

——商业工作人员，在短缺经济年代，利用自己所掌握的稀缺商品，为自

己和亲近的人谋利益、拉关系。那时，在商品短缺、供不应求的条件下，顾客

有求于售货员，因而她们的服务态度傲慢。现在，那种傲慢服务态度已经不见

了，但是又出现了以伪劣商品欺骗顾客的现象；

——在医疗行业，医生和病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手术刀不如剃头

刀”不见了，没有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红包，做手术是不放心的。

给病人开处方，药越多越好，越贵越好，住院就更好，可以得到更多的的提

成、回扣和奖金。买和用制药厂的药，制药厂可以给采购者和医生提成；

新闻报道也成了交易行为，被报道者出钱给红包，报道者不管真实与否给

以报道。

评职称，升学位，需要有论文多少篇，没有，花钱让报刊杂志登载；

——……

激化了争权斗争

既然政权是战利品，是可以分享的蛋糕，可以掌控相应资源，因而人们都

要得到更大的权力，都要控制更大范围的资源，因而，夺取政权之后，执政党

内各个层次上争权夺利的斗争日趋激烈。

在中央，在最高层次上，往往冠以“路线斗争”的名义。其实，除了路线

和政策的分歧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有争权斗争的内函。至于谁是谁非，对国

家谁利谁害，这要视情况具体分析，但在本质上都是争权夺利的问题。

在中级和低级的层次上，争权斗争的形式更为复杂多样，或者借中央开展

的某个“路线斗争”把对手打下去，或者借地方上的某个问题给对手加一个罪

名，或者靠任用亲信，结帮拉派，排斥异己，造成完全控制所辖地区和部门的

局面，或者利用工具来对付对手，诸如此类，难以尽述。

这种争权夺利的斗争，是非常激烈残忍的，不仅在政治上打倒对手，甚至

采取阴谋手段肉体上消灭对手。

污染了学风

本来，共产党人的哲学是唯物论辩证法，是最追求真理的哲学。但是，在

掌握政权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越来越少，唯心

论和形而上学的因素越来越多，离真理越来越远。

这表现在许多方面：

——领袖也是人，也有主观和客观的矛盾，也会发生主观判断不符合客观

的错误。但是，为了让人听他指挥，崇拜他，迷信他，却把他说成是天才，神

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错了也是对的，不能。在打天下时，也

许需要这种绝对的权威，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危急情况；但在掌握政权后，如果

还是这样，那就会为所欲为，一错再错，造成严重失误。

——社会主义社会确实比其它社会好，但我们把它过分理想化了，没有矛

盾，没有缺点，至善至美。这不是“终极社会”了吗，那还有什么发展呢？一

听到苏共二十大揭露苏联社会的情况，就感到难以理解，甚为吃惊，就是这种

错误观念所致。

——对于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甚至不能怀

疑。其实，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不仅可能会错，而且即使正确的方针政策也可

能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本来是复杂多样的，人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我们

的报刊传媒只能有一种声音，只能说好，不能说坏，只能报成绩，不能报阴暗

面。结果，全国十几亿人只有一个脑袋，一张嘴巴，一种声音。

结论

从上述历史的和逻辑的探索叙述之后，似乎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社会主义的挫折和失败并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错了，而是我们这些

马克思主义信徒部分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在政权观上部分地背

离了马克思主义。

第二，没有摆脱历史上千百年来改朝换代传统观念的影响，还是“谁打天

下，谁坐天下”，把政权看作是战利品。

第三，政权的本质，就是它有掌控相应资源的权力，必须对它进行相应的

限制，否则，控制政权的人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为自已谋利益。

第四，从腐败的演化过程和现在的表现形式，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市场

化，正在把一切都变成商品，把政权和各行各业的权力变成为商品，把人们之

间的一切关系变成为商品交易关系。

第五，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腐败现象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走后门、以权谋

私，那么，在现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腐败的主要表现形式则是贪污受贿、权

钱交易。

第六，邓小平之所以强调要坚持两个基本点，强调两手都要硬，就是他好

像已经预见到了，随着市场化的进展，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也会随之商品化，

商品社会的腐败现象也会随之发生。

第七，要遏制腐败现象，阻断蜕变过程，一要限制权力，二要制定和完善

市场经济的法规，三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第八，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命运，应当努力付诸实施。

但能否奏效，确实令人担心。现在，政治领域和社会各领域的腐败现象，实际

上是经济市场化的表现，是商品经济必然的伴生现象，有其存在的内在根据。

看来，只能加以限制，难以根除。到头来，这会不会影响社会主义的命运，确

社会论文篇5

的大数据。空间转向。新城市社会学。

以《空间》为中心的社会学理论起源于19世纪末滕尼斯、涂尔干、齐美尔、韦伯等对城市的研究。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夏洛克·罗伯特·帕克（1864-1944）为城市社会学的诞生和《空间》的研究奠定了“城市环境中人类行为研究的建议”的基础。他的学生沃思（1897-1952）对城市实证研究进行了探索，构建了一套系统、独立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到20世纪70年代，空间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结构学派和新韦伯主义学派的兴起标志着新城市社会学这一新的研究范式的形成。从那时起，《空间》就成为西方主流社会学的核心议题和概念1]

21世纪，大数据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改变着工业生态、公共管理、商业模式和生活方式等诸多社会方面。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重塑了人类认识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并开启了进入数据时代的大门。随着研究范式的转变，大数据被广泛应用于许多领域，如遥感、天气预报、金融市场、计算机技术、互联网应用等。现代城市作为空间的主要载体，其形成、形态和变迁都受到社会实践的影响。《空间》是社会实践共享时间的物质支撑“[3]505。本文试图从“STS（科学、技术和社会）”的角度探讨大数据如何重构城市《空间》。也就是说，在大数据时代，新城市的空间怎么可能转变成社会学？怎么可能呢？大数据对太空的改造将对未来产生什么影响？

（一）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的起源与演变

·

于19世纪60年代起源于工业革命的英格兰和中部地区，并很快传播到英国各地和整个欧洲大陆，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和欧洲城市的大发展，它引起了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家对这座城市的关注。早期的城市社会学是逐渐建成的。《空间》作为城市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开始受到社会学家的重视，滕尼斯、涂尔干、齐美尔、韦伯等学者围绕《空间》这一主题从不同层面提出了领先的理论解释《空间》类似于机械组合。涂尔干认为，通过复杂的社会分工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有机关系构成了城市《空间》，“左右、上下、南北没有区别……它们起源于社会”[4]12.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主宰着城市空间。“在货币交易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价值，而是因为除了货币之外没有其他东西”[5]115.韦伯利用理想类型的构建来研究西方城市与东方城市之间的差异[6]21他认为，方城市东部和西部之间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直接影响了《空间》的形成和特点这些早期的城市社会学先驱研究从各自的理论角度探讨了城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并探讨了《空间》的特点。这些开创性的研究为城市社会学中的《空间》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芝加哥学派一方面继承了早期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另一方面在实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实证研究，构建了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社会学《空间》研究帕克将研究自然的生态学理论引入城市《空间》，用生态学的概念和方法分析人类社区，认为城市是人类与动植物一样适应环境的产物，人类构建了城市《空间》通过相互依存和竞争7]65伯吉斯指出，城市空间的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功能区，然后创造了同心圆模型，从而建立了放射状的城市《空间》”路易斯·沃思用都市主义描述了城市性独特的生活方式，即城市性的三大基本特征，即个性众多、人口密度高和人口异质性，构建了城市性的《空间》。

（II）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20世纪70年代，

兴起了新城市社会学。与传统的城市社会学相比，新城市社会学关注的是城市的“内部问题”，即现代城市的形成过程和主要特征，而新城市社会学的学者则关注的是“外部力量”这引发了城市的变化。城市空间被列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色和社会互动中。“空间，它看起来是同质的，与我们发现的客观形式完全相同，但它是社会的产物”[8]从空间政治经济学派、马克思主义结构学派到新韦伯主义学派，都可以发现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作品中突出了一个核心概念空间。这一概念的流行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表述为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受马克思《资本论》的影响，列菲弗尔提出通过实现《城市的权利》和《差异的权利》，将《日常生活》的《批判》实现到资本主义，赋予了新社会空间实践的合法性，空间不是静止的《容器》，而是生产方式、控制手段和操纵权力的工具现代城市空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列菲弗尔理论的影响下遵循《资本论》的逻辑，大卫·哈维提出，资本主要通过空间流动和时空压缩来控制城市空间。然而，资本总是控制着空间的流动，这就决定了空间的不平等性。在阿尔都塞结构理论的影响下，卡斯泰尔批判了列菲弗尔的空间研究理论，认为他的城市空间研究缺乏真正的研究对象，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及其过程可以影响城市形成过程和城市形态，但不能完全决定城市空间结构。城市空间是社会结构的表达，《集体消费》应该成为城市空间研究的重要内容。新韦伯主义学派继承了韦伯的科层制和市场状况理论（Market　situation），认为城市空间属于城市稀缺资源，这是由市场竞争机制和主导分布决定的。继雷克斯（Rex）和默尔（Moore）提出“蒂凡尼早餐”理论后，帕尔（Pearl）提出了城市管理者理论。城市管理者作为控制或影响城市人口生存机会的资源配置关键人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城市资源的空间分布。

·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意义重大。空间想象的引入为人们反思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空间性已成为洞察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纬度9]特别是《空间转向》反映了资本及其现代性导致了人的困境，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异化的理论探讨。《空间转向》是在新城市社会学学者对1970-1980年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社会关系进行调查的基础上编制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它必然被赋予新的思想和内容。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数字信息时代。2016年12月12日，计算社区联盟了一份题为《Arch2030：展望未来15年的计算机架构研究》的报告，其中提出“云计算模型为跨层架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恒压器”云计算微笑的重要技术支持是大数据的开发。作为第一个提出大数据概念的组织，美国计算社区联盟在白皮书《大数据计算：在商业、科学和社会中创造一个革命性的孤独世纪》中提出，大数据的真正重要性在于新用途和新见解，而非数据本身。什么是大数据？大数据所指的数据集超过了我们的传统处理能力，只有采用新的科学工具和技术手段才能处理。[13]15-16大数据的“4V”特征，即数据量大（Volume）、类型多样（Variety）、价值密度（Value）低速和高速，正从时空压缩和时间、空间两个不同维度扩展，以促进该市城市空间的变化和深入发展《空间转向》。

（I）大数据促进时空压缩

“标志着那些彻底改变时空客观质量的人，因此我们被迫，有时以相当激进的方式，改变我们向自己呈现世界的各种过程。大数据从客观现象与主观感受的辩证统一中推动时空压缩14]240

，一方面，大数据作为客观现象，促进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变化的加速和集中，在政治上，国家拥有的数据规模和应用能力已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数据建设和应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大数据在顶级设计、国家治理和公共管理等诸多领域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应用。在经济方面，大数据驱动的电子商务、物联网和互联网＋各行业的转型升级正在加速差异化产品或服务的供应、精准营销和新市场的创造。占据云计算和大数据竞争优势的互联网企业正在迅速崛起，并形成新的商业巨头。以中国为例，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或中西部偏远山区的网购客户大多集中在淘宝、天猫、京东等门户购物网站。在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大数据推动了社交网络的崛起。以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网络传播平台跨越了国界、民族、性别、年龄等差异，聚集了1亿传播人群。在中国，微信以集体方式聚集了用于办公、商业和学术目的的公共交流团体和用于友谊和亲情的私人交流团体。另一方面，时间和空间的加速和集中给人们的心理体验带来了矛盾、冲突和焦虑。特别是在中国这个世界文明古国，历史和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超连续能力。大数据推动的个人和群体社会身份和状况的急剧变化加深了人们的时间体验。与此同时，大数据增加了个人空间和个人隐私被侵犯的风险，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们思想中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

（二）大数据推动的时空扩张随着大数据的推动，当代

社会的时空压缩，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也反映在人们的心理结构中。同时，“时空扩展也是当代社会时空变化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加勒比重要》与时空压缩同时进行的”[15]。大数据在客观和主观上都促进了时间和空间的快速扩张。一方面，在大数据的直接或间接推动下，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变化步伐正在加快，内容正在迅速扩展并变得越来越复杂。扩大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活动空间和内容。政府拥有的具体数据，如人口普查数据、城市规划、气象信息等，为加快和扩大提供社会和公共服务的项目和内容提供支持。借助大数据，企业可以帮助产业升级，创造更高的利润，为社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扩展社会流动。对于个人而言，大数据增强了社会沟通，提供人性化服务，支持个人做出更好的选择。另一方面，在

，大数据带来的海量信息不断变化，不断影响着人们的时空体验和心理状态，不同程度地拓展着人们的视野，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加快人口流动速度，拓宽人口流动的空间范围。人们的时空观也在不断拓展。一般来说，在

，时空的压缩和扩展得到了促进大数据决定了当今社会广泛而复杂的空间分化、空间重组、空间对立和空间冲突，空间现象具有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2016年12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了一份题为《分析时代：在数据驱动的世界中竞争》的报告。报告指出，近年来数据量呈指数级增长，开发了更复杂的算法，计算机的存储容量也得到了提高。这些趋势伴随着技术的快速变化，商业模式也具有颠覆性。大数据已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功能领域，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同时，大数据直接服务于于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智慧城市2号建设方兴未艾。大数据的快速发展已成为智慧城市建设所需的核心资源。大数据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和新兴商业形态的出现，支持了当前智慧城市建设的各个核心领域，为社会生产、社会互动和社会沟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从而重建城市空间。大数据至少在以下方面重建了新城市社会学的空间转向。

随着大数据技术的不断演进和应用的深入，以数据为核心的大数据产业生态建设正在加快。从实践角度来看，大数据产业生态主要包括大数据解决方案提供商、大数据处理服务提供商、数据资源提供商、大数据平台提供商等，提供大数据服务、解决方案，分别为大数据用户提供数据资源和平台服务16]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带动现代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并在多个行业构建新的应用场景和服务模式，进行创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基于大数据服务，传统产业能够有效提高信息化能力。通过与大数据的深度融合，在商业智能方面，研究和使用消费者的在线行为可以随时随地准确定位企业用户群体的真实和潜在需求。与此同时，大数据不仅是提升传统产业的助推器，也是培育新兴产业的催化剂。未来，大数据将与制造业、文化创意等传统产业深度融合，衍生出物质数据服务业、医疗数据服务业、生物数据服务业等一系列战略性新兴产业。因此，在当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大数据将成为与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进而影响社会关系，重构空间生产。首先，从宏观上看，大数据从技术层面构建的生产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统一性、相关性和连续性的特征。这是因为，一方面，大数据产业本身有一条很长的产业链，产业链上相关产品的生产可以划分为许多独立的新兴产业。另一方面，大数据产业涉及面广，产业前后关联度高，[16]可以与社会各生产行业的经济活动紧密结合，具有较强的扩散性和渗透性，从而提高全社会各经济主体的运行效率，有效解决传统工业生产给城市空间带来的中心与边缘的分化和矛盾，导致城市的分化和分散。同时，随着大数据与文化创意产业的深度融合，城市中心作为文化中心与学习中心大学的功能将逐步恢复，形成的决策机构和商业机构将实现与中心的有机融合。这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普通公民的就业，并将逐步实现城市中心和城市分布均匀，传统空间组织的分布逐渐改变，导致人口的分散和分化。其次，从中观层面看，

将大数据与产业和情景相结合，提升了产业生态链的规模，为惠及穷人、实现包容性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引发了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演化。城市空间将不再是一个广泛冲突的地区，但也可以发展成为一个广泛合作和一体化的地区。包容性增长的新概念于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它指的是追求平等机会和促进和谐共赢的增长。其核心思想是公平发展，合理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它有可衡量的标准和更多的无形因素，涉及平等和公平问题。具体而言，它意味着企业的发展不仅追求利润和经济增长，而且希望降低失业风险，照顾最弱势群体，提供社会安全网络，尽最大努力为所有普通人分享经济发展成果，造福所有人。大数据为包容性增长提供了一条可实现的技术路径，如构建电子商务生态链。政府和全社会鼓励电子商务运营商发展更多有利于减贫的业务17]

最后，从微观层面，通过大数据的收集、存储和分析，深入应用大数据进行商业智能，准确定位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和潜在需求，准确提供相应的服务，从消费层面逐步帮助居民以自己的方式开展日常生活，避免城市空间的同质化和重复化。同时，大数据支持智慧城市的建设。在公共服务便利性方面，在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计划生育、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住房保障、环保、交通、防灾减灾、检查等公共服务领域而测试，以及城市管理的精细化、宜居生活环境的智能化基础设施和长期网络安全，为居民生活提供帮助将逐步改变人们的生活。在现代身份资本的驱动下，差异性缺失，多元化、个性化将成为突出人们生活的《差异的权力》的特征，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重构生态社区。

。在列菲弗尔研究的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家占用和使用的资本等于资产，也称为生产资料，如土地、工厂、设备、商店等，这种生产资料是不可再生的，而没有资本的工人只能通过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来生存。因此，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化之间的矛盾。列菲弗尔以马克思的理论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通过向空间注入资本逻辑，实现了将城市空间转化为资本力量的空间。他的理论观点在21世纪仍然是合理的。正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中所展示的：“从长期来看，私人资本的回报率R可以显著高于收入和产出g的增长率。不平等r>G意味着过去财富积累的增长速度快于产出和工资。这个不等式表达了一个基本的逻辑矛盾。企业家不可避免地会逐渐成为利润的食客，并越来越支配那些只有劳动能力的人。”589-590资本控制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都是通过空间产生的，特定社会形式所决定的空间格局并没有根本改变。然而，

作为核心技术之一，推动了共享经济、bi等新商业模式的出现和发展G数据间接导致资本变化，实现资本空间化以共享经济为例，“共享经济借助网络等第三方平台暂时转移供应商闲置资源的使用权，实现生产要素社会化，为需求方创造价值，通过提高存量资产使用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19].共享经济涉及供给方、需求方、共享经济平台等参与者，参与者需要运用大数据算法，通过大数据平台进行精确匹配和连接，实现供需双方的互助互利，如“新经济”和“新商业”“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支撑形式，共享经济发展时间不长，但发展速度和规模都很快。2018年2月，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大学与中国互联网协会共享经济工作委员会在北京联合了《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18》。2017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49205亿元，比上年增长47.2%。据普华永道预测，2025年市场规模将达到3350亿美元，占复合增长率每年的36%。2015年2月的《美国时代周刊》描述了共享经济模式下繁荣的商业场景：Uber公司在短短五年内已成长为全球前150家公司之一，以412亿美元的市值超过了著名的联邦快递公司。Airbnb公司的市值已超过130亿美元，接近希尔顿国际公司市值的50%，但每天有425000人通过Airbnb满足住宿需求。在Uber公司看来，通过LBS的定位技术、大数据挖掘和云计算，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典型的共享经济，如滴滴出租车、摩比和OFO自行车共享，Uber公司通过线上和线下方式将需要在站台上使用汽车的乘客与最近的司机进行匹配资源整合盈利。值得注意的是，Uber并不拥有车辆资源等固定资产，而是为闲置车辆资源的所有者提供了一个共享平台，即Uber不需要资本购买汽车作为生产资料，而只需要提供一个共享平台，以闲置车辆资源为基础复制的资本“在共享经济时代，借助大数据挖掘和算法，APP可以通过时间、地点和技能的匹配，将商品的使用权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资源，进而构建不同的城市次空间。这些次要空间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新的城市空间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大数据支持的共享经济等新的商业模式下，资源的不可复制性通过租赁而不是购买和使用而不是购买来解决。在一定程度上，资本具有可复制性，往往具有公共服务的色彩，这间接导致了城市空间之旅中资本周期的变化，实现了资本空间化的重构。

。哈耶克认为“整体社会知识存在于每个个体中，每个人掌握的知识只是知识系统的一部分。分工使个体知识更加专业化，导致知识的分离。”[21]48在现代社会，知识的大规模繁荣使知识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进而为权力提供合法性基础和技术工具支持。对于作为个体的认知主体而言，知识程度和空间话语权程度在一定维度上呈现正相关。作为控制空间流动的社会权力主体，它对整个社会知识具有无可争辩的控制力。当然，从微观角度来看，权力是多模态的，权力和知识是相互包容的（空间概念），我确实找到了我想要的：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一旦知识可以用地域、场域、移植、置换和换位来描述，我们就可以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以及权力作用的传播过程。知识管理、知识政治与权力之间存在着关系，知识的方式在人们复制知识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地域、地域、领地的概念引导人们思考支配方式。[22]212在交织的复杂网络中，权力和知识在一定程度上耦合，从而实现空间流的构建。随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数据作为信息和知识的重要来源，基于全球网络技术的普及，其不可逆转的未来趋势是：数据一旦公开，就意味着信息和每个公民之间的距离是相等的，中间没有分层过滤。也就是说，数据的开放和流动代表了知识和权力的开放和流动。”313大数据主要从三个层面推动知识和权力的开放和流动，以实现空间流的重构。首先，对于普通人来说，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搜索自己需要的数据，并积累、记录、收集和存储所有大数据ata他们需要的信息同时，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法律法规的保护下，确保隐私不受侵犯，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授权将自己的相关信息转化为有价值的数据，可以由第三方快速收集和处理，从而使自己能够为了获得个性化的数据服务，在数据密集、双向、多向、频繁流动的情况下，人们对知识的及时更新，个体的独立思考能力和逻辑判断能力得到了有效的提高，为更有效地参与公共管理奠定了基础。政府决策。其次，就企业和社会组织而言，随着公共数据库的开放，每个企业和社会组织都可以获得天气数据、矿产和水资源、地图地理信息、旅游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数据、各种统计数据、制造业指数、城市商业指数和其他商业资源数据、道路、交通、公共厕所和其他生活环境数据。这意味着企业和社会组织不再能够花费成本向众多相关政府部门收取费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与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之间发生“寻租”的可能性。最后，在政府层面，信息资源是重要的行政资源。大数据应用的时代要求将推动政府从数据垄断者转变为服务提供商。同时，通过政府数据信息共建、共享和共享网站群系统的建设，非政府组织将能够有效协助政府处理公共事务，共同分担社会治理风险，提升政府机关效率。大数据将有效推动政府主导、多主体广泛参与、面向全社会互动共享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与改革。此外，随着大数据的广泛应用和深入渗透，“它必将导致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个人将更加自由和自由，国家权力将更加分散和开放。这一论断已在西方现实政治中得到回应”[24]。美国联邦政府推出了由美国联邦政府创立的大数据开放平台data.gov，其主要目标是开放美国联邦政府的数据，有效提高公众从联邦政府各部门收集和使用相关数据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信息民主化建设，促进政府效率的提高。

。一方面，它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加速发展，促进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交流活动的便利。另一方面，大数据重塑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不确定性和难以管理的社会风险、挑战和潜在后果。

首先从客观角度看，大数据推动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从国际上看,拥有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否主导全球化和利益分化,，为了破坏欠发达国家多样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地方性和多样性，民族的时空观是否损害了欠发达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连续性？在地理空间不变的表象背后，发达国家实际上通过大数据的技术优势重塑了欠发达国家的发展空间。它是否会阻止不发达国家在确保自身科技和经济优势的同时，实现各个领域的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就国家或地区而言，控制大数据资源的群体或个人在生活存量、生活空间和活动内容方面是否比不控制大数据的群体或个人具有不可逆转的优势，导致贫富差距扩大，从而影响正常的社会和代际流动，巩固社会分层？控制大数据资源的优势是否会进一步重构空间的构成和质量，进而成为构建社会分层的关键因素？其次，从主观体验的角度来看，在大数据带来的海量信息不断冲击下，人们时空观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会在一定程度上被放大。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上的分歧会增加,对社会变迁引起的频繁的社会矛盾难以形成共识,甚至会出现尖锐的对立,这是否会增加《纲要》?《碎片化》中的“社会”分裂和破坏了社会传播的公共领域？就个人而言，通过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面对海量大数据，我们是否与数据的“依赖”和“抗争海盗”纠结在一起“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数据控制生活，导致个人日常习惯的异化？对于上述挑战，

认为，通过大数据重建城市空间本质上是通过技术进步重建人与社会的关系。有必要在反思现代性和从空间维度解释社会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大数据构建城市空间的合理性在于其探索与进步，通过对自身状况的观察与自我调节，将主动构建的视角扩大到社会与组织。其不合理之处在于缺乏全面的因果控制，需要对大数据相关性的智能调整进行实时补偿。人类需要以大数据为代表的高科技来重建城市空间。虽然传统的空间紧张和竞争会导致空间与人在空间上产生对立，但作为“现实中的个人”，其主体的主动性在大数据发展的帮助下得到了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它还通过数字反馈系统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参与社会的智能化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数据重塑的空间的未来是光明的。

引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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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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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合的是，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在其代表作《周六》中，以《星期六》当天成功的中年外科医生贝罗安的生活轨迹为主线，细腻而深刻地呈现了当代西方城市体验。本文将齐美尔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麦克尤恩《星期六》中的城市写作相互阐释，重点阐述齐美尔对当代城市语境中个体“距离”传播的城市社会学观点，以及“距离”传播给城市人带来的独特内心体验，这是作者对齐默城市社会学概念的回应和反思。

·齐美尔。城市社会学。麦克尤恩。星期六距离传播。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布尔·

的欧洲工业革命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和传统农村社会的解体。在这样的背景下，大量的人涌向城市，造成了犯罪率上升、居住空间缩小、人际关系冷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1903，齐美尔出版了西方社会学家把都市与精神生活和精神生活作为城市研究的基础工作，并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对城市生活的研究。尤其是大都市日常生活中个体之间的距离沟通，开启了学术界对西方城市生活的广泛讨论。

不仅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深而加深，齐美尔所提到的远距离交流也被一些作家在城市化进程相对较高的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所感知。他对《金钱理性》和《与人相对的客观精神》的讨论已经成为许多当代作家对城市描述的精美注解。对于当代英国小说家伊恩·麦克尤恩来说，他“对现代城市体验进行了最前沿的探索，伦敦成为他探索过程中的核心城市”[1]。麦克·尤恩在他的代表作《星期六》中对伦敦的探索尤为精辟。在小说中，麦克·尤恩以生活在伦敦的成功神经外科医生夏洛克·贝罗安的经历为主线，详细描述了当代城市成功人士的精神生活，并对当代城市文化进行了深入挖掘和诊断，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星期六》成为分析齐美尔现代城市精神生活体验的最佳典范，可以说齐美尔的心理“最后一餐”鉴于此，本文将齐美尔的城市社会学理论与麦克·尤恩对当代城市心理现象的挖掘和描述进行了比较，重点探讨了齐美尔对个体“距离”的城市社会学观点当代城市背景下的传播与《距离》带来的独特内心体验《与城市人的交流》，这是作者对齐默城市社会学概念的回应和反思，同时也有望引发对当代城市文化建设的深入思考，对中国城市文化建设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齐美尔认为城市社会学应该研究人们生活的基本过程、心理特征和行为模式在城市中，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自觉互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在当代大都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最大特点是距离。在齐美尔看来，距离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一个人对亲密关系的维护程度或对他人的熟悉程度。如果距离太近，我们就不能充分享受个人空间和自由交流。如果距离太远，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必要基础就会消失。简言之，距离已成为现代城市最引人注目的“情感特征”。在

的《货币哲学》中，齐美尔认为金钱是人们疏远的重要原因。当前的货币越来越脱离其自身的表面价值，并转变为一种简单的价值符号。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只是货币经济的体现。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主要以金钱为媒介，是短暂的、匿名的。没有情感色彩，也没有情感报酬。在这一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金钱光环下的冷漠与无情。事实上，在麦克·尤恩的早期小说中，作家注意到了人与人之间冷漠的金钱关系。在小说《只爱陌生人》中，主人公马倩和玛丽所在的威尼斯小镇的每个角落都挤满了游客。在楔形广场上，“密密麻麻的游客从阳光广场的空地上涌出，或者打电话给朋友阻止Tiffany的早餐”[2]52-53。只要你走出酒店大门，拥挤的景象就会完全呈现出来。对于长期生活在这类旅游城市的居民来说，他们每天只欢迎成群结队的游客，当他们与游客相交时，他们只是“说：带着准确口音的游客！”[2]50因为没有固定的城市居民，城市的存在已经演变成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孤独，每天，来自世界各地不同文明和肤色的游客来参观，然后离开。情感成分和个性化程度社会交往中的人际交往越来越少。无论是生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当代城市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漠。他们无法沟通，也没有情感因素。周六，主人公贝罗安走在于伦敦的街道上，感觉到橱窗里耀眼的商品景观，徘徊在街上的商店旁，甚至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多么繁荣啊！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优雅商店，出售各种各样的商品，包括奶酪、丝带和夏克尔式家具，这让人们看到这里像天堂一样宁静，跳伞比祈祷更令人满意。"[ 3]103可以看出，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和对金钱的崇拜已经把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交流变成了赤裸裸的支付和交付。买卖双方脸上的微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面对对方，有多少人在面对金钱的荣耀随着科学技术和信息获取方式的多样化，城市中的人们越来越多地借助计算机、电视和其他媒体设备进行交流。日益强大的媒体削弱了人们交流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周六，贝罗见证了凌晨3点50分，飞机在他卧室的窗户前坠毁，他怀疑这是《是错觉》或《主观印象》。然后他来到儿子西奥的房间与他交换消息。“西奥拿起桌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炉子旁边的小电视。台电视之所以来到这里，是为了准备这一突发新闻“[3]23.此后，父子双方就此事不再沟通。尽管父子双方都非常关注此次坠机事件，但他们两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都过于依赖媒体来判断信息的真实性。没有独立思想但只有公众思想的城市人之间的沟通将受到影响不可避免地演变成公众思想的碰撞，而不是真正的思想，其结果将导致距离特征的生成。

·齐美尔认为，距离已成为现代城市社会中独特的“情感特征”。麦克·尤恩用文学语言生动地描述了这一点。

首先，关于“广场恐怖症”。在城市中，广场“是一个核心，一个重要区域和象征地区的焦点”[4]，但齐美尔认为，人们太害怕在广场这样的公共场所接近物体，他们也害怕物体接近自己，这会给自己带来痛苦。因此，距离是避免疼痛的最佳方式。伦敦的费兹洛伊广场是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市政建筑。“他看到步行广场上用云母铺成的小径闪闪发光，鸽子的粪便因漫长的时间和寒冷而凝结，几乎可以称之为美丽的，像地面上的雪花一样飘浮”[3]2。夜雨过后，“在白色路灯的照耀下，广场上用鹅卵石勾勒出的石路和排水沟在明亮的灯光下闪闪发光……开放的广场展现出宽阔而简单的建筑线条和庄严的纯白格调。”[3]201。麦克·尤恩麦克 尤恩似乎赋予了广场一种伟大的美学色彩，但这里的城市居民并没有真正接触和交流，而是在表演“各种戏剧性的画面”[3]48，“广场的开放性为个人隐私提供了一个Nipol”[3]48。此外,广场还成为货币兑换和商品交易的场所,，“两名穿着运动服的印巴裔年轻人——贝罗安认识到他们在沃伦大街的报案亭工作——在买主开门之前，他们正在从卡车上卸下货物，到停在人行道上的手推车上，手推车周围已经有人在想“买东西”[3]48-49。从这里可以看出，由于“广场恐怖症”，广场并没有成为人们交流的场所。虽然人们经常在广场上穿梭，但他们只被广场上的舞台表演和商品交易所吸引。

的第二篇，关于“畏触症”。“畏触症”指害怕靠得太近和接触的物体。它不仅包括对触摸他人的恐惧，还包括对触摸物品的恐惧。这种害怕与他人或其他事物接触的心理状态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它不仅是人们在现代城市生活压力下感到极度扭曲的外在反应，也是心理距离的体现。一方面，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个人希望主动去理解和被理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害怕被理解和接触伤害。因此，现代城市人会选择以冷漠的态度与他人保持距离，或者进行不重要、无害的交流。正如齐美尔所说，冷漠已成为大城市特有的“最无可争议”的精神现象。上周六，主人公贝罗安和他的家人之间甚至出现了这种冷漠。贝罗安和他的妻子罗莎琳在伦敦生活和工作。他们都是白领。他们每天在单位和家庭之间来回奔波。他们的生活中没有交流。甚至他们的性生活也缺乏默契。此外，贝罗安无法与两个孩子建立真正的沟通，无法与母亲沟通，与岳父关系恶劣。情绪麻木和默然是伦敦快节奏、高压力的城市生活对城市人的负面影响。

对事物的恐惧是“畏触症”的另一种形式。在日常生活中，它体现在家庭上锁、安装防盗门和窗帘上。在小说中，贝罗安在伦敦富人区的豪宅就是一个例子。让我们来看看卧室里窗户的设置，“轻轻打开长而窄的木制折叠窗…打开第二个快门…然后轻轻地举起玻璃窗”32。正是层层的窗户使贝罗安远离外界。让我们再看看他家里层层的防御装备，“三把结实的班纳姆锁，两把黑色的铁锁。”与房子一样的年代，一个藏在铜壳下的门镜，一个电子报警装置，一个红色的紧急呼叫按钮，报警器的显示号码在《闪烁》中悄然出现“[3]30.虽然他的家有非常先进和严格的安全防御系统，但它也清楚地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冷漠无处不在。像贝罗安和套中人这样的精英之间的唯一区别是，他们在高科技保护层的帮助下，将自己完全封闭在一个更大、更密封的盖子里。从表面上看，它似乎在享受当代科技带来的舒适和美丽，而这种美好的感觉完全停留在一种非人的状态。它只是科技在当代城市生活中精细分工的技术反映。齐美尔认为，现代性主要表现在齐美尔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深刻分析了“蒂芙尼早餐”传播的原因。虽然城市发展使人们完全脱离自然状态，但工具理性和无聊的态度却导致了“蒂芙尼早餐”传播的“失败”蒂芙尼早餐酒店“现代城市人的交流。周六的故事发生在伦敦熙熙攘攘的商业贸易区和政治中心。麦克·尤恩借助贝罗安周六的日常体验，完美诠释了以贝罗安为代表的当代城市人的现代城市体验和个性特征，从而凸显了当代城市中“蒂芙尼早餐”的传播过程。齐美尔认为，货币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触发了强大的工具理性。《理智至上》的现代人格特征是在工具理性深化的背景下孕育出来的。在他的小说中，麦克尤恩生动地描述了受工具理性支配的现代城市人的工作机制。在一个像《星期六》这样的日子里，本可以享受一段悠闲时光的贝罗安仍然一步一步地严格计划时间：早上她和妻子在一起很暖和，早上打壁球，下午去看望母亲，然后为家庭聚会做准备。这种分裂的生命片段和程序化的时间安排将贝罗安完全塑造成一台工作机器，并将这一天变成理性控制的样本。在去打壁球的路上，他看到通往城市四面八方的道路，哭了起来“我觉得我已经理解了公路设计师的初衷，那就是，要建造一个简单的世界，人类必须向机械屈服。长期的改造使他穿过一排排钢筋混凝土办公楼。现在还不是傍晚，但早春和二月的下午已经被点亮了。贝罗安看到，在室内工作的人穿着像建筑一样的衣服，笔直地像模板一样，他们都坐在办公桌前，面对着电脑，好像今天不是星期六。" [3]128.对当代城市日常周六的描述无疑是对城市个体工作机械化的极好解释。在机械和钢筋混凝土的切割下，人类的情感联系早已支离破碎。标准统一的空间形式强化了对效率的要求城市人在不断机械重复的工作节奏中变得越来越像计算机，这是一个格式化和对象化的机械部分。“在一个高效和功能性的城市中，僵化和活泼的空间是决定性的。然而，它完全忽略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的微妙体验。因为建筑已经成为一种商品机器，建筑中的人也被视为标准化的人。这样的空间和建筑理念完全抹杀了人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忽视了人的内在性。人们成为效率的牺牲品，成为标准空间主导的被动和麻木的机器。〔5〕这与周六麦克·尤恩的题词相呼应：“人是什么？”？在城市里。一个世纪后。在转变中。分组。经过科学改造。由有组织的力量统治。控制无泄漏。生活在后机械化环境中“，“在人群中独自行走”。

用工具理性压制情感也是麦克·尤恩在其小说《星期六》中表达的一个重要主题。作为医学界的精英，贝罗安理性地规划一切，将理性思维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他试图用逻辑理性来规划“星期六”的生活安排，并将其逐步用于与家人的情感交流。然而，逻辑永远无法预测生活，许多突发事件完全打破了他对生活的理性规划。虽然他的豪宅拥有非常先进的安全防御系统，但混乱已经失控。强调他的车是一辆“长脑袋、大头灯”的奔驰车[3]61凸显了他对事物的迷恋。只有牛顿和霍金的推测是他能够理解和同意的文化逻辑。。。这表明，贝罗安对情感的真实体验早已在工具理性的逻辑推测中被过滤掉。理性是韦伯认为现代人必须进入的“铁牢笼”。齐美尔认为，城市社会中存在着一个特殊的群体，即“都市神经衰弱者”，它的神经反应和精神防御非常敏感和脆弱，这是由理性主义对城市人精神空间的统治所触发的。理智的至高无上使得以贝罗安为代表的城市人的生活缺乏情感和冲动。理性成为城市人心灵的主人，人便成为老鼠在这个过程中，经验作为现代都市人生活经验结构中最重要的情感维度，受到都市人理性的金钱精神和物质精神的制约，齐美尔因此认为这是一个都市人"意识的心理表面……他们不是用情感来回应外部环境的趋势和矛盾，而是用理性。意识的增强使其获得精神特权的理性。因此，对这些现象的反应隐藏在最不敏感的心理组织中d远离人们生活的深处[6]。换句话说，理性取代了情感，成为城市人的“太平洋圈”。相反，真正的情感被压抑在心理体验的最深处。因此，人们自然会有“距离”“在相互交流时此外，由于群体交流范围的扩大、社会结构的日益分化以及专业化和精细化程度的提高，任何人似乎都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但在其他领域却成为了“彷徨失措的门外汉”。对此,齐美尔认为,"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但专家人物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精细的分工使人们看不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工作已经变成了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没有激情，没有创造，只有机械的重复。更糟糕的是，这将是一个无休止的过程，未来的社会将比今天更糟糕。”在城市社会分工的环境下，

的工具理性以及工作的机械化和重复性导致个人感知越来越弱，对他人的行为和观点漠不关心，这就是齐美尔的观点，即现代城市人一般都有一个“腻烦式”的观念“态度，其本质在于缓慢的辨别。周六，贝罗安是治疗神经衰弱等疾病的医学权威。他在医学界有着不可动摇的声音，但他是一个对文学一无所知的白痴。他认为，为了消化《安娜》、《卡列尼娜》和《蒂凡尼早餐》的内容，“这些复杂故事的代价是他的思维变得迟钝，他浪费了无数个小时的宝贵时间”[3]53。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的文学世界对他来说毫无价值。贝罗安认为，文学“感叹充满了人为的弊病，太多的混乱和牵强，既没有展现人类伟大的想象力，也没有激发读者无与伦比的创造力”[3]55。可以看出，不同领域的人只对自己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信息感兴趣，人与人不同人与人之间缺乏共同话题逐渐导致交集和交流的不断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也不断扩大。

。然而，齐美尔从社会学的角度认为，在城市社会中，保持心理和身体层面的距离是不可或缺的，它已成为现代人在物质化的城市环境中维持的一种生存策略。距离之所以存在，最重要的原因是距离可以实现对个体自我的最大保护。

城市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增加了人们接触和交流的概率和频率，但城市社会中这种人际交流更多的是基于专业交流和角色互动，因此具有明显的暂时性、间接性、匿名性和非情感性。此外，大量人口涌入向都市也给城市居民带来了很多刺激。为了有效地应对这些持续不断的刺激，保持个性和自我意识，城市个体有意发展各种保护机制，并在与他人的交流中建立距离。正如齐美尔所说，“由于城市中拥挤的人群和混杂的交流，没有这种心理距离是无法忍受的。”[8]382不得不说，《距离》已经成为齐美尔讨论现代性个体心理的关键词。在当代城市中，与他人保持距离是自我保护的一个重要障碍“对于现代生命形式来说，这一障碍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这种心理距离，大都市通信的拥挤和无序是无法忍受的。。。如果社会交往特征的客观化没有伴随着内在的防御和保留，紧张和紧张的现代人将完全陷入绝望。”[8]388.通过与他人或其他事物保持距离，在现代人口稠密的大都市里，个人可以回归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远离人与人之间表面的、物化的货币交换。《距离》已成为现代人在现代城市日常生活中保护自己的生存策略。

的《距离》对城市个体的保护在《星期六》中清晰可见。小说《星期六》中最暴力的倾向是《亨廷顿舞蹈症》中的重要人物巴克斯特，他的暴力行为主要体现在他与贝罗安博士的两次冲突中。第一个是他们在大学街发生的汽车擦伤事件。小说对他的暴力行为描述如下：“尽管巴克斯特的视力有缺陷，他的舞蹈病使他的四肢抽搐，但他如此迅速地击中了贝罗安的拳头，并吃了猛烈”[3]76。这时，巴克斯特的两个朋友“当他移动他的位置时，他几乎从两边攻击贝罗安，巴克斯特同时后退了一步。整个动作太明显，有点笨拙，就像《儿童舞蹈表演》中可怜的舞蹈”[3]74。不可否认，巴克斯特身体和心理缺陷导致的无法控制的行为是这一暴力行为的根源，但也因为他无意中退却，与贝罗安与其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对方能够清楚地判断他的病情，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矛盾可以暂时加以抑制。不仅物理距离，而且心理距离在保护城市中的个体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小说中，贝罗安的妻子罗莎琳和贝罗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心理距离。贝罗安的妻子夏洛克·罗莎琳“她忙得连一个星期都见不到他。独自一人工作使她比接吻更不紧张”[3]39，这是心理距离的体现。罗莎琳正试图通过不时拉开罗莎琳正与贝罗安之间的距离，即保持罗莎琳正与贝罗安之间的心理距离，以减轻二者沟通带来的巨大压力，最终让贝罗安回归美。当两人完全生活在一起时，在太空中的亲密使他们越来越疏远，他们甚至对性生活都不感兴趣。可以看出，适当的距离，就像空气一样，是微不足道的，但却是不可或缺的。

它本身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它代表了人们对自由空间的向往和希望在机械化繁忙的城市生活之外保持独立的个人空间的情结。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生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有利于城市人保持情感平衡和完善人格，从而促进城市文化的和谐建设。城市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自然成为城市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就中国而言,目前中国经济和科技发展迅速,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此时此刻，中国与齐美尔在城市经济发展阶段有着一定的相似性。在享受城市带来的繁荣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也发现，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际交往问题越来越多，人们被新媒体引发的各种事件的真实性所淹没。齐美尔留下的思想成果不仅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有助于反思中国《距离》传播的现状。如何保持适当的人际距离，特别是在互联网等非现实空间，警示和预防工业化城市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可能是齐美尔对中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价值。

和齐美尔关于《距离》在现代城市传播的观点充满了争议对城市社会和个人状况的人文关怀。城市与文学之间也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城市生活为文学叙事提供了广阔而深远的表达空间。齐美尔对城市社会关系和社会心理的解释与麦克·尤恩的小说《周六》中描绘的场景完全一致，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心慌意乱”的深刻情感[9]。在小说中，我们跟随作家麦克·尤恩的脚步，观察他对城市迷宫街道的再现，对城市货币文化的解读，以及在城市社会学家齐美尔眼中迅速变化的现代性城市片段的收集，带有主观内在心理的感知被分解为城市日常生活的各种小碎片景观。然而，无论如何，无论是社会学家齐美尔还是文学创作者麦克·尤恩，都对城市社会中“独自在人群中行走”的《贝罗安》和货币经济造成的“距离”的命运感到担忧，工具理性和无聊态度在当代城市传播中充满了忧虑。正是在这个基础上，齐美尔对都市生活的描述与作家的人文精神达成了默契，这可能是社会学与文学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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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论文篇6

多元化社会文化是由各种独立多数的文化现象组合而成，主要包括主导，高雅，大众等文化形式，内容丰富，如果从客观角度出发，可以将其内容分为以下几点，具有一定意愿性符合社会大众需要的是主导文化，强调社会人文关怀和追求个性的是高雅文化，高雅文化主要指的是人类对相关知识学习的理解和欣赏。例如，古典音乐，芭蕾舞和古典音乐剧等等，一定程度上放映了人们生活的情趣和兴趣爱好。都市文化指的是伴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人类需求，个性化和时尚性是它的主要特征。例如，时尚杂志，广告，影视连续剧等等，民间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地方性和民族性较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地的民族文化和居民对未来的展望，具有温情的感彩。例如，民歌，年画，风筝和京剧等等。如果从时代角度出发，还可以分成现代，传统或者东西方文化等等，这些文化充斥在一起，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多元社会文化。

2艺术设计技术研究的主要内容

艺术技术是人们通过物质和艺术手段，设计出符合人们要求和目的的艺术产品，满足人们的精神和物质世界的需求，艺术设计的本质内容是创造文化，独立性和理智性是它的主要特点，艺术设计使人们创造艺术的过程，是在人类生活的基础上，开展具有一定精神文化气息的活动。例如，我们生活中比较常见的服饰艺术设计，产品外观艺术设计，园林保护艺术设计等等。设计者和设计品是艺术设计技术的行为主体，艺术技术水平是一个设计者全方面高素质的体现，创造艺术的过程中需要设计者的创作灵感和审美能力，创造出符合大众审美，做工精湛的文化艺术品是对设计者的基本要求，艺术设计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创造的表现形式，它的内容在方方面面都展现了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文化特质。

3艺术设计技术教育的多元化发展方向

3.1发扬多元化的艺术设计技术理论知识学习在艺术设计领域中，由于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设计者在设计过程中的设计想法和设计产品的突出特征也有所不同，具有很强的差异性，尤其是在国内外的艺术教育学校中的差异最为明显，培养全能型的技术应用人员是我们艺术技术教育的重要任务，艺术设计专业在我国属于发展中的学科，在课程的综合素质教学和培养人才方法上教学模式都比较单一。学校在艺术学科的课程上，应该以学校的社会文化环境为基础，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艺术专业，将学校的艺术学科和专业在多元化的社会文化教育体系中进行结合，让学校的艺术设计学科开设的专业课能够相互影响，相互补充和融合，让学生更清楚地了解各个文化的魅力，在不同的文化特点中找到相同点，从而找出符合自身艺术设计特点的发展方向，加强专业课学习的多样化，提高专业艺术设计技术的整体水平。

3.2发展多元化的艺术设计资源配置多元化的艺术设计资源配置对提高艺术设计专业和艺术学科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促进作用，首先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发展艺术设计技术的根本要求，目前我国艺术设计教育的教师队伍主要是由合同制教师和专职教师组成，专职教师主要从艺术设计的实践，研究和历史发展三方面为主要教学内容，这些教师的自身要求普遍比较严格。例如，艺术实践方向的教师主要是专业的设计师，教学生学习艺术史论的教师是视觉设计方面的史学家等等，而合同制教师主要负责的是学生艺术设计技术方面的研究和学习，此类教师具有丰富的实践教学经验和坚实的技术知识，为学生解决艺术设计中遇到的难题，提高学生的整体技术水平。其次，完善的教学设备是学生将理论技术知识赋予实践的主要手段，现阶段我国很多学校并没有艺术学生专用的工作室和实验室，很多学校对于此类资源的认识不清，资金不足也是主要的一个限制因素，加大我国艺术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是提高艺术设计技术水平的重要条件。例如，可以为艺术系的学生建立一个完善的学习研究教学资源平台，为教师生提供一个创新的教学空间，如图书馆，数字设备，智能电子数据库等等，通过这些手段的实施，来满足学生和教师学习科研的需求。利用丰富的教学手法和高品质的图形资源来提高学生的课外自主学习能力，加强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操作能力。

3.3培养艺术设计学生多元化的专业能力艺术设计学科专业性比较强，学生毕业后用人单位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由此可见，培养全方位的高素质艺术设计学生显得尤为重要，对提高设计技术水平也有较大帮助，多元化的文化模式是艺术专业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多元的社会文化发展环境下，设计艺术的特点根据不同地域和历史文化而发生变化，提高学生的艺术创造能力和思维创新精神是当代艺术学生应该具备的专业能力。首先，教师应该对专业教材进行深度的研究，利用学生的自身情况，发展灵活的教学模式。例如，鼓励学生课外阅读，通过专业艺术论文或者是学习报告来进行竞赛，增强学生的良性竞争意识。其次，教师应该将学生自身知识和多元化的社会文化进行整合，通过留题目的方法，把学生划分为小组形式，让学生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分工合作，从而解决问题，这种方法一定程度上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自主学习能力，让学生在团队中互相帮助，相互学习，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为以后的艺术学习做好基础。最后，学校可以与相关专业对口的企业和公司进行合作，为学生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平台，让学生通过实习单位举办的各种活动，增强自身文化学习意识，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4总结

社会论文篇7

大学生消费结构调查与分析

首先，在学习方面，尽量考取一些资格认证，以备毕业后容易寻求工作。其次，积极参与学生会工作、社团活动，以及校外兼职工作，欲积累一定经验，因此这就保证了商家利用学生会大搞校内宣传，并充分利用兼职的高质量廉价劳动力成为可能。

㈡通过以上调研结果可以看出，大学生的基本生活消费和心理整体上是现实的、合理的，但离散趋势明显，个体差异大。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⒈大学生消费有其不理性的一面

大学生没有经济来源，经济独立性差，消费没有基础，经济的非独立性决定了大学生自主消费经验少，不能理性地对消费价值与成本进行衡量。大学生没有形成完整的，稳定的消费观念，自控能力不强，多数消费都是受媒体宣传诱导或是受身边同学影响而产生的随机消费，冲动消费。这也正是大学生消费示范效应的结果。拿手机产品来说，目前，有手机的大学生中，一部分有通信的需要，且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另一部分有通信需要，但是家庭经济条件负担不起的情况下“趋前”消费；还有一部分是既无通信需要又无家庭经济条件负担的“奢侈”消费。而“奢侈”消费则是由大学生消费的示范效应，攀比心理导致的。

⒉大学生对品牌的忠诚度很高

大学生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信自己的真实体验，如果使用某种品牌产品产生好的体验，就会坚持使用，从而逐步形成固定偏好，最终形成使用习惯，保持对此产品良好的忠诚度。比如洗发水，感性认识上的气味清香，质量好，效果明显，都会促使他们继续使用下去。

⒊大学生更侧重时尚性消费

学生思想活跃，对新事物有强烈的求知欲，喜欢追求新潮，并敢于创新，消费的趋附性强，娱乐消费占全部消费额的比重很大。对企业而言，中国移动做的较好，他们借助流行时尚代言人周杰伦为“M-ZONE ”加油助威，同时利用学生追求物美价廉的心理，推出学生卡，从而赢得不菲的业绩。

㈢给商家的一些建议：

⒈为避免各大院校统一购书乱收费之嫌，国家2001年明文规定，不强制学生通过学校渠道来统一购书，因此，绝大多数学生通过班级集体在外书店订购，价格按8.5折。我认为这便为书商、网络书店提供了良机，如果在开学之际，书商能够去各大院校通过学生会主动联系采购，并且能够折价更低一些，势必会赢利不菲并能最终实现学生、商家互利互惠。同样，各大网络书店在这方面也尚需改进，其渠道不够透明，信息不够明确，这便严重阻碍销售。

⒉通过调查，可看出大学生对日用品的消费尤其是洗发水的消费比例很大。各大洗发水商家应注意大学生这一特殊消费群体，并更侧重于自身产品的差异化，特殊化，比如生产有利于清醒大脑，集中精神的洗发品牌等等。

社会论文篇8

居委会从建立至今大致经过四个阶段：

1、初建阶段（1950年-1956年）

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城市出现了由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名称不一的自治组织。最早以居民委员会命名的是天津市的群众性自治组织（1950年3月）。这一时期各地建立的居民委员会规模大小不一，职能混杂。1952年，《治安保卫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和《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条例》出台。1953年6月8日，彭真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①其后，中央批准了该报告。各地陆续建立了居委会组织，其性质均属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了便于城市居委会建设的顺利进行，1954年，当时的内务部《关于建设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组织的通知》，居委会进行了全面的调整和改建，原来的街道妇女组织并入了居委会。同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至此居委会的建设纳入国家组织法规。基本形成国家基层政权-街道办事处与作为社会群众基层自治组织的居委会相衔接的格局。此时，居委会在发展生产，维护治安，优抚救助，动员捐献，收容改造游民、，移风易俗、扫盲等方面做了细致基础的工作。

2、受挫时期（1957年-1966年）

首先，中，将城市街道办事处与城市居民委员会合并在一起，称为“”。这样，居委会的工作任务和职责不仅改变，实际上其法律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此状况延续到1962年。其次，居委会在当时的政治大气候下，也抓起了阶级斗争。再次，有的将居委会下设的调解委员会变成调处委员会，有的将调解委员会和治安保卫委员会合并为治安调处委员会，其主要职能也由调解一般的民间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变为主要约束处理和改造“不良分子”。这实际上使居委会成为带有政权性质的组织。

3、异化阶段（1966年-1978年）

“急风暴雨”般的，其“摧枯拉朽之势”也祸及城市的基层社会组织。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即居委会。初期，有的街道实行军事建制，下设连、排、班，连设正副连长，代替居委会主任。1967年后，各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党政一体化的机构）。此后，城市的基层组织也随之“革命化”，称为“革命居民委员会”，被实际赋予了一级政权机关的权力，如此国家的意志深深的嵌入到基层社会，基层社会也执行国家的功能，国家无所不包的控制着一切生活领域。革居会的主要职能就是群众，主抓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普遍成立学习小组和群众当政小组，原来的社会服务和安全保卫、民事调解等专门工作委员会被取消，居委会原有的功能趋于瘫痪。在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革居会还因其对居民区的熟悉成为斗争的前沿工具。革居会职能的行政化，作风的官僚化，其工作性质完全被扭曲，并造成邻里关系的紧张化，也使得它与居民群众的关系日益疏远。这对以后的居委会工作产生了巨大的向负面影响。②

4、法制化时期（1979年-）

“”结束后，1980年重新颁布了1954年的《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居委会的工作统一由民政部管理。1982年宪法首次以根本大法的形式明确了居委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以下简称《居委会组织法》）取代原《条例》，其内容较之《条例》更具体。据民政部统计，1995年全国已有居民委员会11.19万个，共有居民委员48万人。③尽管在法律地位上居委会的存在取得了合理性，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居委会却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这将于下文详述。

二、从“书本上的法”看居民委员会

（一）居委会的法律性质

1、自治组织

城市居委会在法律上从来都被界定为自治组织。④在现行宪法和法律上，居委会不属于一级政权机关，对居民不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可见，自治性是根本的居委会法律属性。居委会自治性最集中的体现在它的自治权上。自治权的充分表达和行使也是居委会法律性质的最好突现。居委会包括基层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居民的综合性组织，它不同于一般的群众团体（同一阶层组成的单一性组织），不同于单位的民主管理。居委会的自治权更不同于处理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它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而是宪法所保障的城市居委会处理本居住区居民自治事务所必需的权利。该自治权的主要内容围绕着“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展开。

其一，管理自治权。居委会作为社会基层的自治组织有对本居住区的社会性事务进行自我管理的权利。在人事上，居委会成员包括主任都不应该由其它组织机关任命或指定，而应通过民主程序选举产生。所选举出的人员撤换、补选、任期可依照该居住区居民约定由居民会议行使权利。在财务上一是居委会对自己兴办的有关的服务事业所取得的经济收益，纳税后的剩余部分可以自由支配；二是居委会办理本居住区的公益事业所需费用，可以根据自愿的原则向居民集体筹集，也可以经本居住区的单位同意向其筹集。其帐目应及时公布，接受居民的监督。在财产上，居委会对自己的财产享有所有权，非经正当程序任何单位和部门不得侵犯，居民自我管理的主要方式是居民组成居民会议，通过选举组成居委会，居委会向居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居民会议讨论制定居民公约，是该地区居民的意愿的集中体现，居民公约也是居民自我管理的主要自治方式。居民公约这样一类法律规范实际上规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

其二，教育自治权。其主要内容包括居委会宣传国家法律和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进行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多民族地区居委会应当教育互相帮助，互相尊重，加强民族团结。

其三，服务自治权。居委会应当根据本居民区的实际需要，选择创办适合的服务事业，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

2、法人

尽管现行宪法、《居委会组织法》并没有对居委会明确规定为“法人”，但经过逐层分析，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从民法对法人的要求来看：（1）依法成立。居委会的设立由宪法和组织法共同规定。（2）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正如前面在“自治权”一部分所述，居委会拥有财产权。即使是当地政府拨付的款项，一经拨付该款项即独立且专属于居委会，任何组织和个人均不得侵犯。（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居委会的名称是特定的，居委会之间的区别以地名为原则，各个居委会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居委会有健全的组织机构：居委会有主任、副主任和委员5至9人组成。居委会可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公共卫生、治安保卫等工作委员会。根据居民人数、居住状况为了便于活动便于自治，将居委会划分成居民小组。居委会的办公用房由当地政府统筹解决。（4）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居委会的财产与居委会成员的财产是分离的，与基层政权组织的财产也一样，与居民的财产则相距更远，足以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如果说居委会取得独立法人地位并不只是一个法律程序的问题，而事实上任何法律都是对既存的社会关系的一种总结，对某种社会结构的固化。若采用Giddens在“Sociology”一书中的观点“社会结构由人类行动及其关系组成”，科尔曼的法人行动者理论则正是研究行动及行动的关系。并且这一模式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居委会和中国基层社会的新视角。

一人基本的行动系统由两种元素组成：行动者和资源。行动者的行动就是控制这些资源以获得利益。行动者追求自身利益时如果有足够的资源而无适当的能力便要尽力寻找具有相当技术和能力的其它行动者，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并以支付报酬为交换手段，这样形成委托与关系，两个行动者组成的同一的行动单位取代了原来独立的行动者，这一同一的行动单位就是基本的法人行动者。这里的法人行动者的含义比民法中的“法人”的内涵宽泛。不过，科尔曼的研究重点是现代法人，即委托人的活动具有法律依据，人的法则存在于法人内部。科尔曼认为现代法人的特征是：它由职位所组成；它拥有独立的权利和义务，有自己的利益和资源；在法律上它可以在功能上替代自然人，并对自己的整体行动负法律责任。⑤

科尔曼还认为：法人是通过自然人（这里的居民）将其权利转让给一个共同的权威机构而形成的，法人行动的目的是为这些自然人获取共同利益，法人行动涉及由个人选择到社会选择的过程。据此分析，居委会是一独立的现代法人。

（二）法律地位

地位即在一事物与它事物相互关系中各自所处的位置。所以此处将从居委会和其他的组织、个人的关系中论述居委会的地位。

1、居委会与居民的关系

根据科尔曼的法人行动理论，可视为人和委托人的关系，这从的理论来看，是内部关系。居委会所建立的共同的权威关系：委托人（居民或居民大会）在没有附带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转让对自己行动的控制权，以期待人（居委会）给自己带来好处。

在这里，对关系的理解不应仅仅局限于大陆法系的“直接”和我们《民法通则》中对的狭义规定。《牛津法律大辞典》认为“系指被授权并同意以委托人身份行事的人与另一人，即本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特别指到与第三者的契约关系中本人行事。有时，这一概念的使用范围还要广泛，如指一人为另一人的利益行事。”即是说认为只要一方为他方处理事务均可认为是。2、居委会与基层政权、其他组织的关系，是一种外部关系

居委会是一自治组织，有独立的法律地位，与其他机关组织彼此都是独立的主体，没有隶属关系，没有领导和服从关系，平等关系就自然而然的存在。在平等的基础上，基层政权及其派出机关对居委会的工作指导、支持、帮助；居委会协助前者工作。而不是指挥、领导、命令和服从。居委会与该居民区内的其他组织，

如一些人民团体、物业公司等，有各自的独立利益，不应有颐指气使或相互包办的情况。

（三）法定任务、职责

据《居委会组织法》第三条、第四条、第五条之规定。居委会经办事务可分为：委托事务和自身固有事务。委托事务包括两方面：一是必要事务，例如，人民代表选举，人口普查，管制刑事罪犯等。二是选择事务，由居委会根据财力物力协助政府交办的事项。自身固有事务也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办理与当地人民群众福利有关的社会事务；另一方面即按法律规定的自治团体应有的事务。

三、居委会的实际角色、问题及成因

（一）自治的变味

居委会是自治组织，这是从应然的理想形态来说，从法律的规定上来看理应如此。但人们看到的往往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在一些社会学的调查报告中，居委会表现出非自治特征。

1、居委会与政府的关系，指导变“领导”

按《居委会组织法》，居委会与街道是“指导”关系，但现实中却呈现“领导与被领导

“关系，在一个对浦东新区城区居委会的调查报告中，明确写道”居委会的工作内容由所在的街镇直接确定“，”通过居委会干部例会和专项工作会议给居委会下达阶段性目标，通过各种检查评比来确保上述目标的实现。此外警署、房管所、环卫所及某些企业也通过街镇给居委会‘布置’任务。“⑥这样，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由街道布置，而如前所述，居委会因历史上与政权的异乎寻常的”亲和性“，视这此为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很多居委会干部和街道的思想上，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事实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因此，认为居委会是最基层的政权组织的看法很有市场。

2、权威的来源，选举变“指定”

在权威的概念中，根本的要素是合法性。居委会不是国家政权组织，它的职位系统的权威不能主要依靠政权力量的非自愿的授予而得到。从法律上看，居委会的权威应通过自愿授予而得到。法律给予了居民选举权，这是自愿授予权威的基础。科尔曼认为，从非自愿权威系统到自愿权威系统，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系统内部的道德的变化。而判断这种道德变化的依据之一就是看能否撤除领导人的职务从居委会干部的产生来看，一般由街道物色人选，居民选举更多时候只是走一形式，甚至完全不用选举的形式，直接指定。居民的选举权实际上被架空了，至于法律所规定的补选和撤销权利就更不知被隐藏到何处了。我们所熟知的“居委会老大妈”们有的一干就是十几年。有的调查报告说“居委会深入基层社会的合法性保障仍在于政府权利，而非社区居民的承认。”该报告还举例，讲居民对居委会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如居民在向物业公司缴纳了管理费后就拒绝再向居委会缴纳管理费，认为居委会不具有该种授权。⑧这可说是非自愿授权的居委会自食苦果。社区居民没有自愿授权，就不认为居委会代表了社区的利益，而居委会难以获得信任、支持等社会资源。

（二）法人本质的偏离

法人概念的本质在于存在一组独立的权利和义务以及一组资源和利益，它们属于由一系列职位组成的法人，而不能将其分配给自然人。这些职位是可撤换的，每个职位都有特定的目标和任务，同时提供实现目标的资源。

1、书记的存在。居委会也是由主任、委员、副主任等一系列职位构成，每个职位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可通过选举变换任职者。但实际中，我们忽略了一个特殊的职位-书记。居委会内部有居委会党支部，受街镇党工委领导。书记是党组织选任的，虽然也是党组织内的民主集中的结果。在“党的领导”原则下，书记这一职位往往是第一要职。这就意味着居委会中存在着不受居民选举影响的职位。这与法人建立的原则严重违背。

2、经费的难堪。大致说来，居委会的经费来自街镇的财政拔款、自办“三产”收入、社区服务收入、居民缴纳的部分管理费、以及一些组织和个人的捐款。其中财政拔款是经费的主要来源，很有保障但其数额少得可怜。很多居委会靠出租房产为经费的补充，但这样一来，居委会的办公用房和社区服务用房就无法保证。这种状况下，上海1996年的全市城区工作全议，决定将居委会的“三产”收入收归街镇。据一个对苏、锡、杭、宁波四城市的居委会的调查报告，有的居委会每年缴纳的各种费用达28种之多，各种费用平均每年达一万元，仅订阅报刊的费用就高达4-5千元。⑨在我国，由于社区捐款尚未形成机制和风气，丧失了国外社区组织经费的最大来源。一头是经费来源的不足，一头是经费负担太重。而财产是法人存在的基础-经济资源，缺乏这一资源，法人的行动和目标都将受影响。

（三）人的失职

居民对居委会的认同感较差除了居民的自治意识淡薄外，居委会的职能、作风、工作性质也是导致与居民关系疏远的原因。人们普遍看不到居委会与他们身利益有什么关系。

1、直接承担了有关职能部门的任务。首先，《居委会组织法》规定居委会任务之一“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协助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育等工作”。但实际中，居委会成为这些工作的主体，协助完成硬性工作。在某次全国卫生大检查前，街道指定要抽查某居委会的20户家庭。结果居委会的干部亲自到这20家打扫卫生，喷洒灭蟑药，卫生最差的一家居委会干部上门打扫竟达5次之多。10平时，居委会还要替派出所向外来流动人口征收管理费，直接具体作计划生育的管理工作。据笔者个人的生活经验，我妈妈的同学，一位私营企业主说她的党组织生活在居委会过。因此可以说，居委会干部看上去整天忙碌，但干的大多是不该管的，也难以管好的。

2、履行了过多的企业行为。代送牛奶、报纸、代为储蓄、代收公用事业费等工作是很多居委会的便民服务的内容，其实这些是典型的企业行为，居委会成为这些企业延伸的服务机构。以居委会目前的条件，这些工作非但超出居委会的职责范围，占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也远远超出了居委会的承受能力。

3、议事的空挡。作为自治组织，居委会最重要的工作应是与居民充分讨论，确定社区共同利益和实行利益的方法，参与社区事务的决策。但居委会承担了过多的其他职能部门的工作和企业行为后，还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坐下来和居民商议“社区大计”呢？据杭州市1997年的调查统计，杭州市居委会现有常年性工作14项，季节性工作50项，零时性工作11项，每年有各项活动35项，各种社会调查32项，各种名目的报表78项。11受大量事务性工作的缠绕，很多居委会就根本没有议事性工作。这就使得居民感觉不到居委会是他们自己利益或社区共同利益的有效表达的渠道。

四、社会转型期中国城市的变动趋势对居委会的新要求

中国正处于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转型期，转型由两个基本的转变构成：一是体制的转变，即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一是社会结构的转变，即是从乡村的封闭的传统社会向开放的城镇的现代社会转变。两者相互作用，使旧体制瓦解、新体制建立。

1、“单位制”松动。“单位人”向“社会人”过渡。

社会论文篇9

论文摘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理论内涵，并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发展观和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深刻揭示了党的性质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联系，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开辟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学说的新境界。

社会主义本质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论更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推进，社会主义本质也随之日益丰富，社会主义优越性逐渐体现出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针对新时期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进一步阐明了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径，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与时俱进的新发展。从“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来看，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丰富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本质有机地结合起来，既深刻地揭示了新形势下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也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在更高的层面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利于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动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引起的。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力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是引起社会变革的根本源泉，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衡量某种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进步与否的标准只能是判断它是否适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2]。在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中，邓小平特别强调了生产力观点，指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荃础，离开了这一点就离开了社会主义的根本，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

“三个代表”关于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新发展，凝结了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其先进性的根本标志与根本要求就是代表和发展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3]。邓小平则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LI丁。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仁4]。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在其纲领和实践中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始终走在先进生产力的前列，忠实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立和健全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带领全国人民尽快发展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世界科技革命正在形成新的浪潮，又一个科技和经济大发展的新时代正在来临，世界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在加紧调整科技和经济战略，增强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我国经济能不能加快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内容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离开先进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进步、党的宗旨的实现和先进性的弘扬就无从谈起。

社会主义作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其本质就在于它比资本主义制度更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理应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代表。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科学论断，不仅是党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对党的建设提出的客观要求。“三个代表”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作为第一个方面提出来，突出了“生产力”的理念，直接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的准确把握和对国际国内形势深刻洞察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发展观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

文化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历史证明，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作用，先进的文化推动社会发展，落后的文化阻碍社会发展。中国先进文化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指出:“牢牢把握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立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不断发展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从思想上精神上正确武装和不断提高起来。这也是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前列，保持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和根本要求”[4]。在当代中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和借鉴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先进的社会生产力，要求有先进的社会文化与之相适应。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之间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先进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且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和先进文化的发展看作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反复阐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生产力需要先进文化的智力支持和文化依托，没有代表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化知识、理论武装，就难以在发展先进生产力中有更大的作为。同样，先进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最新经济运行方式和新科技手段的介人，否则，文化发展就难以有更大的实力。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之论述，突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全面发展思想，体现了保持党的先进性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本质要求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种坚持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观，它既承认生产力、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又高度重视作为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的反作用。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又是一种思想体系，作为思想体系的社会主义，是从批判资本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而来的，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形态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因此，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第二个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把它作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其精神实质就在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始终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体现在上层建筑的思想文化方面，就是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建设。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民族的重要力量和体现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党只有坚持成为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才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发展;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才能为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三个代表”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统一起来，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规律的高度，在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首先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又从精神文化层面上揭示出保持中国共产党先进性的根本要求和任务，从而要求中国共产党应当自觉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推动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的“七一”讲话中，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概括为“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任务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4〕。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价值目标方面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本质论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灵魂，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内容中““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多年前就深刻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只有无产阶级的运动才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5]。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的事业与全人类的解放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不会也不可能孤立地寻求自己的解放，它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就不能最后解放自己;要使自己获得彻底解放，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政党。党的性质、宗旨和指导思想，决定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一切向人民负责，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惟一、根本的宗旨，是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价值目标。一早就说过:‘“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3]。邓小平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邓小平在揭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最紧密的本质联系之后，紧接着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突出了社会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目标和要求，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本质。这是与其他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区别所在。特别是“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现了它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意义和价值。邓小平始终强调要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标准来衡量党的各项工作。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最终目标和归宿就是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继承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出发，更加深刻地指出，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4]。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一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4]。我们党的所有工作，“最重要的是必须首先考虑并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这始终关系党的执政的全局，关系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全局，关系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安定的全局”[4]。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贯穿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的主线和灵魂。从根本_1二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就在于它一贯忠实地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到党的建设的高度，发展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的集中体现和进一步深化。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要求党在代表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础上，必须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切切实实地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仅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经济利益，还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政治利益，真正体现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党是人民的公仆的党建思想。他反复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并要求全党和各级干部“把人民的利益实现好、发展好、维护好”。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基本着眼点是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论述，坚持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基本观点，把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最终目的和归宿，放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最终的落脚点。这一科学论断，不仅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且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都是为了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都是为了更好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学习和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有利于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进而推进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继承和发展，是对社会主义本质论在新形势下的重新概括，其具体内容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进一步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认识。

3.在坚持“三位一体”奋斗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新论断。基本路线中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其中“富强、民主、文明”是“三位”，“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体”。首先看“三位”，显然“富强、民主、文明”分别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对应，从而保证了理论思维上的逻辑一致性。仅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逻辑一致性就没有得到很好的坚持。毕竟精神文明不能涵盖政治文明的全部内容，尽管其中也包含政治文明的因素。所以，同志在论述“德治”与“法治”的基本关系时就说:“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川(勿)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中提出的三大文明，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中“三位”的逻辑一致性，可以看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再看“一体”。社会主义现代化概念提出时就带着中国特色。邓小平论述小康社会时，就将中国式的现代化同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作过比较。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sl(})},0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只是一个小康的国家”。fsl(}0)同志在邓小平“小康社会”构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毫无疑问也存在着中西比较的内涵，虽然没有说超过，但为了中华民族最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他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包括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上，都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

当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绝不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否定，而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框架下，形成了一些新的认识，作出了一些新的判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基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三、与时俱进的方法论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为分析和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提供了方法论体系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同任何理论的形成一样，之所以形成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理论，还有着自身的方法论体系。只有以这个方法论体系为指导，才能正确分析和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顺利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各项任务。作为方法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既有思考问题的基本观点，又有着评价问题的基本立场。撇开众多具体方法不谈，我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必须善于运用辩证发展和普遍联系的系统分析方法。这三个“必须”是形成和实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同时，从这三个“必须”，我们也可以看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必须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正确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正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间题，以其为指导，党才领导人民经受各种考验，排除各种干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了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它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我们党艰辛探索和伟大实践的必然结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而这些基本经验，联系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归结起来就是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因此，我们必须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统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灵魂和主线，作为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动力，作为衡量全国建设小康社会是否取得成绩的重要标准。不能体现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能体现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能维护和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说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偏离了方向，也取不到成效;反之，则说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纳人了正确的轨道，最终能够实现各项奋斗目标，完成各项任务。

社会论文篇10

1.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充满发展活力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活力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人的发展等各个方面。经济发展的活力主要表现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激发广大人民的创造力，促进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加。政治上的活力是：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充分发扬，引导和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文化上的活力是：培育公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充分发挥文化对人的引导、教育功能，营造健康、和谐、文明进步的社会氛围，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促进公平和正义的社会。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了关键时期。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出来。目前，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公平问题主要表现在：①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拉大；②一些人民内部的利益矛盾错综复杂。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把发展放在首位，打破旧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出现地区之间、社会阶层之间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必须注重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差距不能拉得过大。应当把这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群众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尤其要消除产生分配不公的不合理的甚至是非法的因素。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序的社会。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政治领域的有序表现为，权力授受和权力运行代表人民的意愿，符合民主程序，权力监督制约完备有效。经济领域的有序表现为，企业、市场、政府的功能定位正确，行为方式符合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思想文化领域的有序表现为，正确处理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思想文化发展多样性的关系，形成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社会生活领域的有序表现为，坚持共同的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以及在此前提下的个人自由。有序还体现在实现社会成员的各得其所，努力使每个成员各获其岗、各司其职、各守其责、各享其成。

4.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安定的社会。社会安定就是社会平安、稳定，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睦，又包括个人心理的平和。和谐社会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社会阶层与社会阶层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和谐相处，做到人人平等、和而不同、互惠互利。人人平等，就是人与人之间在人格、权利、机会、规则等方面的平等，是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能够得到保障的社会，是社会成员有平等的机会并遵循同样的规则充分发挥其能力的社会。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出现了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在这样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动力，又有各种困难和风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就显得特别重要而艰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一种价值目标，又是一种不断推进的社会历史过程。从这个角度看，“构建和谐社会”与“实现全面小康”两者的现实起点一致，目标一致，实践过程也一致。和谐是一种社会状态，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通过解决当前发展阶段存在的突出问题，促使全面小康的目标在和谐的状态中实现。“和谐社会”是对“全面小康”的坚持与发展，是对“全面小康”中关于社会更加和谐要求的进一步展开和丰富，它使得“全面小康”在理论形态和实践基础上更加完整和系统。

2.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系。科学发展观是我党在总结国内外关于发展问题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提出的重要战略思想和指导方针。坚持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统一于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在于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地发展，而离开发展这个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就没有生机勃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没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做到“五个统筹”。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坚持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坚持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考虑广大人民的需求，为他们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保证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3.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深化改革的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活力、公正、有序和安定等，都需要深化改革。改革是化解并最终解决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当前，我们遇到的许多矛盾和难题，是前进中的、发展中的，能够通过改革与发展来解决的矛盾和难题。如果不坚持发展，不坚持改革，就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在改革上畏首畏尾，甚至走回头路，不仅使我们面临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难以解决，而且还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已经初步建立，但还有待于完善。加快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建立健全失业、医疗、养老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充分发挥其减震器、安全阀功能。

4.指导思想一元化与社会思想多样化的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面临的艰巨使命。历史方位的变化要求我们党不断改革和完善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既要使党的领导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又不使自身处于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心，要不断提高驾驭复杂局势的本领，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在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开放的扩大，我国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革，社会阶层和社会思想出现了多样化趋势。这就给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带来了严峻挑战。世界在变化，时代在发展，党的理论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我们既不能游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去追求理论创新，也绝不能关起门来，盲目地排斥那些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