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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论文十篇

时间：2023-04-05 17:14:39

时政论文

时政论文篇1

【作者简介】叶必丰、何琳，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从事行政法学的教学和研究；何琳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现有行政即时强制的定义，并作了重新界定，即：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主体在紧急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相对人自身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对相对人即时设定权利义务，即时执行的一种实力强制行为。本文认为，行政即时强制应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区别，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行政强制实施前是否先行存在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行政即时强制还应当与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和强制征收相区别。【英文摘要】Thisarticleundertakestoanalyzethedefinitionofadministrativepromptcoercionandre—demarcateitaspromptcreationofrightsandobligationstoapersonforpromptexecutionofacoerciveactwithactualforcebyadministrativesubjectsincaseofemergencyinordertosafeguardpublicinterestsandlegitimateinterestsofthepersoninquestionandothers.Thearticlebelievesthatadministrativepromptcoereionshouldbedistinguishedfromarbitraryadministrativeexecution.Thekeydifferenceiswhetheranyspecificadministrativeactexistsbeforearbitraryadministrativeexecution.Inthemeantime,administrativepromptcoercionshouldbedistinguishedfromadministrativecoercivemeasures,administrativepenaltyandcompulsorycollection.

【关键词】行政行为/行政强制/即时强制/界定administrativeact/administrativecoercion/promptcoercion/demarcation

【正文】一、行政即时强制的定义行政即时强制的概念是本世纪初德国学者佛莱纳（F.Fleiner）率先提出和使用的[1]，后逐渐为学者所接受。但在学说上，对行政即时强制仍有各种不同的界定[2]。我们认为，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主体在紧急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相对人自身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对相对人即时设定权利义务、即时执行的一种实力强制行为。这一定义包含了条件（紧急情况）、目的（为了……）、内容或法律效果（设定权利义务、执行）、手段（实力强制）和属性（即时、行政强制）五个结构。对这一定义中的条件、目的和手段，我们基本上同意已有的有关学说，有必要说明的是以下两点：（一）行政即时强制的内容或法律效果从理论上说，行政即时强制仍然可以区分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和实现（或执行）两个层次或步骤。例如，行政主体在对相对人作出处罚决定前的捆绑、殴打行为，就属于行政即时强制，当然这是一种非法的行政即时强制。在这里，被告即时设定了原告的忍受义务，并予以即时执行；对原告忍受义务的设定是通过执行行为得以体现和实现的，设定义务的表示行为与执行行为是同一的，正像警察用手势指挥交通一样。当然，这里的“即时”，是就相对人而言的，而不是就行政主体而言的。就行政主体而言，某些行政即时强制是有事先准备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不论行政主体是否“深思熟虑”，对相对人来说，行政即时强制都是一种突然袭击，是“即时”的。从实务上看，行政即时强制的设定义务和执行这两个层次或步骤往往很难发现和区分。第一，在时间上，它们之间几乎没有先后性，而基本上是同时完成的，即时设定权利义务，即时执行。第二，在形式上，某些权利义务的即时设定，尤其是违法的即时设定，并不具有相应的独立形式，往往没有书面或口头形式的预告，而体现在实现该权利义务的行政强制措施（实际行动）中。也就是说，即时设定和即时执行表现为同一个形式。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人们往往容易忽视行政即时强制中即时设定义务这一层次或步骤，误认为单纯的强制执行措施或直接强制执行。（二）行政即时强制的性质行政即时性和强制的即时性和强制性似没有什么异议，但它的行政性和法律性似乎存在不同认识。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即时强制的主体是行政主体，该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违法时发生的责任也是一种行政法律责任。战前的日本也是如此。但在战后，日本尽管在法文化上仍然接近于大陆法系法文化，而在法律体制上却已经过渡到英美法系。因此，在学说和判例上确立了某些行政即时强制事先应取得司法令状的原则[3]。我们认为，这对人权的保护是有益的，但却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行政目的的实现。同时，这也模糊了行政即时强制的性质，即该行为的主体到底是行政主体还是法院，该行为到底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违法责任到底是行政法律责任还是司法责任？或者还是两者都具有？当然，在典型的不分公法和私法的英美法系国家，没有必要作上述区分，但在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却必须作出上述区分。因此，在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行政即时强制具有行政性，是行政主体所作的行政行为。有的学者认为，以实力强制形式实施的行政即时强制，是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而不是法律行为[4]。我们认为，将某些行政即时强制认定为行政事实行为，似有不妥。第一，行政即时强制通常是作为一种具体行政行为来介绍的，而具体行政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那么，具体行政行为怎么能包括有某些行政事实行为的行政即时强制呢？第二，如果我们在前文所说的行政即时强制是即时设定义务、即时执行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就不应当将它认定为行政事实行为，而应当像警察指挥交通行为一样看作是法律行为[5]。无论如何，行政即时强制与已经存在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后的单纯执行活动并不完全相同，是行政事实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二、行政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一）学说对行政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关系，行政法学上有三种不同学说。1.包含说该说认为，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是一种直接强制执行。德国早期行政法学者奥图·梅叶尔（OttoMayer）、兹格勒（Ziegler）和茹德维·梅叶尔（RudwigMayer），都将行政即时强制称为直接强制执行。在法国和原苏联行政法学上，同样并没有区分行政即时强制和直接强制执行[6]。我国初期的行政法论著也还没有注意到行政即时强制，往往将行政即时强制作为直接强制执行来说明（注：参见张尚：《行政法教程》，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笔者在以往的论著中也混淆了两者间的区别。）。前西德拜昂的警察作业法第38条和我国台湾省《行政执行法》第6—11条的规定，就是这一学说的体现。我们基本上可以说，包含说是各国行政法学初期的通说。2.交叉说该说认为，行政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交叉关系，即行政即时强制的部分内容或某些行政即时强制属于行政强制执行。奥图·梅叶尔在佛莱纳提出行政即时强制概念后，仍然表示反对，但又作了某些妥协。他认为，行政即时强制概念只在行政主体所采取的行动基于紧急情况时，才是正确的；如果行政主体经过深思熟虑所采取的行动，即使并没有具体行政行为的先行存在，也只能称为直接强制执行[1]。我国也有学者认为，“即时强制和行政强制执行既不是属种关系，也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一种内容上的交叉关系。”行政即时强制既有不以义务的不履行为前提的，也有以义务的不履行为前提的[2]。3.并列说该说认为，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即时强制都是行政强制，但却是两种互相独立、互不隶属的行政强制。德国的佛莱纳和叶里内克（W.Jellinek）、日本的柳濑良干和室井力、我国台湾省的城仲模和陈新民及我国大陆的胡建淼和李江等学者，都持该说[4]。城仲模教授认为，行政强制执行和行政即时强制的共同特点“均系行政主体基于权力作用以自力抑制行政客体之意志，必要时并排除其抵抗，而实现行政上之必要状态，以达到行政目的的作用。”但两者是不同的，“前者系行政主体对行政客体预先课以义务，于其不履行时，以强制手段促其实现义务内容之强制方法；后者系‘一种缺乏预先的正式的行政处分之强制’，非以义务之存在为必要的前提。”[1]各国的相关立法，也体现了该说。我们可以说，并列说基本上已经成为当前行政法学的通说。（二）区别行政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的区别是存在的。这种区别的标准是行政强制之前是否存在设定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强制执行必须以具体行政行为的先行存在为前提。我们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区分行政即时强制和行政强制执行标准的先行存在的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抽象行政行为或法律规范，先行存在的义务是具体行政行为所设定的义务而不是抽象行政行为或法律规范所设定的义务。我们认为，我国主张交叉说的学者就是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误区[2]。我们认为，只有通过具体行政行为，才能使法律或抽象行政行为上的义务予以具体化，只有经过这种具体化过程才能使权利义务关系具有确定性，从而才能予以强制执行。尽管在传统上，有以设定义务的法律规范和抽象行政行为作为强制执行根据的现象，但现代国家却纷纷规定必须以设定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作为强制执行的根据。例如，《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1992年）第93条第1项规定：“在没有作出作为其法律依据的裁决前，公共行政机关不得开始任何限制个人权利的执行裁决的实际行动。”《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151条规定：“公共行政当局机关除非事先作出行政行为，赋予拟限制使私人的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受限制的事实行为或行动正当名义，否则不得采取该等行为或行动，但紧急避险的情况除外。”1953年的《联邦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第3、6条、1957年的莱因邦、柏尔茨邦行政强制执行法第2条、1957年的北莱因邦、韦士特发连邦行政强制执行法第55条第1项，也都规定以具体行政行为为强制执行的前提或根据。相反，行政即时强制却并不需要以具体行政行为的先行存在为前提。为此，《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84条作了明确规定。因此，以先行存在的具体行政行为为根据所实施的行政强制，属于行政强制执行；在行政强制实施前不存在设定相对人权利义务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则属于行政即时强制。（三）意义法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准确地适用法律规范和确定法律责任，并有效地保障人权提供服务。因此，从实务上说，区分行政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执行具有重要意义。1.保障人权我们认为，是否需要以具体行政行为的先行存在为行政强制的前提，涉及对人权的保护。具体行政行为的先行存在，使相对人可以具有救济机会，使人格多了一道保护网。为此，各国在立法上纷纷规定，只有在具体行政行为已不能获得法律救济而被撤销、虽可被撤销但不能停止执行等情况下，才能予以强制执行（注：参见《联邦德国行政强制执行法》（1953年）第3、6条、《瑞士行政程序法》（1968年）第39条、《西班牙公共行政机关及共同的行政程序法》（1992年）第94、95条和《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1996年）第150、151条，等。）。相反，“无预先之行政处分而适用‘即时强制’，是与法治国家之原则相抵触的。只有在关系人就官方之干涉得有预先依照正规之程序提讼以申诉其异议之机会者，才是法治国家之原则所在；因此在法治国家里即时强制的适用，仅是例外的存在而已。”[7]2.法律依据在大陆法系国家，行政强制执行被视为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执行力特权的表现[8]。在战前的德、日等国，行政法学者则普遍认为行政处分权当然包含命令权与执行权，行政机关可以基于行政权实施强制执行，并不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定[1]。战后，尽管要求行政强制执行的实施需要有法律依据，但一般是普通法上的规定即行政强制执行法典。然而，行政即时强制却是“不进行任何预告便由行政机关突然行使强制力，对国民的身体、自由及财产施加现实制约的活动”，都需要有特别法即单行法的具体根据[3]，否则即为违法。并且，行政即时强制的各项措施也都是由特别法规定的。我国也正在向这一方向发展。3.法律后果合法的行政强制执行一般不发生行政赔偿或补偿责任。只有在或执行标的错误等情况下，才会发生行政赔偿责任。然而，为了维护公共利益或他人的合法权益而实施的行政即时强制，即使合法，根据公共负担平等的原则，也会导致行政补偿责任（注：从立法上看，并非所有的行政即时强制都会导致行政补偿责任。一般而言，如果紧急情况并非因相对人而发生（如自然灾害），并且所保护的是公共利益，行政即时强制导致相对人损失的，则行政主体应当承担行政补偿责任，如《防洪法》第45条的规定。如果紧急情况因相对人而发生（如患精神病、患染疫病、醉酒、自杀、火灾等），并且所保护的或首先所保护的是相对人自己的利益，行政即时强制导致相对人损失、未超过必要限度的，行政主体一般不承担行政补偿责任，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2条的规定。从理论上说，如果紧急情况系他人而发生（如火灾），为保护该他人利益而对相对人采取的行政即时强制导致损失的，相对人有向受益人取得补偿的权利。对此，可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总之，我们认为，行政即时强制在行政行为的模式上是一个隶属于行政强制而独立于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行为模式。三、行政即时强制与其他相关行政行为（一）行政即时强制与行政强制措施我们认为，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主体为了应付紧急情况或者实现具体行政行为的内容而依法采取的强制性临时处置行为。行政强制措施是否都属于行政即时强制？从学说上看，我国一般将行政强制措施分为行政预防措施、行政制止措施和行政执行措施。行政预防措施和行政制止措施属于行政即时强制，行政执行措施则属于行政强制执行[9]。这是比较明确的。可以说，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强制的表现形式。即然行政强制可以分为行政即时强制和行政强制执行，则行政强制措施也就分属于两者。从立法上看，某些行政强制措施条款的规定是明确的。我们可以从中认定是行政即时强制还是行政强制执行。但是，也有一些行政强制措施条款并不明确。我们从中无法认定到底是行政即时强制还是行政强制执行。例如，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可以依法使用警械和武器。使用警械和武器是行政即时强制还是行政强制执行？从立法本身往往难以认定。其实，同一类行政强制措施，如查封、扣押、冻结、划拨、扣缴和强行约束等，在立法上即可以规定为行政即时强制措施，也可以规定为行政强制执行措施。或者说，法律所规定的上述行政强制措施，往往既可以适用于行政即时强制，也可以适用于行政强制执行，如《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从实务上看，对合法的行政强制措施，一般较容易认定是行政即时强制还是行政强制执行。但是，对违法的行政强制措施，却往往难以认定。例如，行政主体将法律上规定应适用于行政即时强制的措施实际上却适用于行政强制执行，或者将法律上规定应适用于行政强制执行的措施实际上却适用于行政即时强制，则到底是行政即时强制还是行政强制执行呢？实际上，行政强制措施具有依附性，即依附于相应的行政强制。当行政强制措施适用于行政即时强制时，属于行政即时强制措施；当它适用于行政强制执行时，就属于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也就是说，对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违法的行政强制措施，我们应按这一原则来认定。（二）行政即时强制与行政处罚一般说来，行政即时强制与行政处罚的界限是明确的。但是，在个别情况下，也需要对它们加以认定。在立法上，有时对行政行为的规定性质显然不明。例如，《、人员收容教育办法》（1993年9月4日国务院令第127号）规定，对、人员，除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的规定予以处罚外，尚不够劳动教养的，可以由公安机关收容教育。从收容教育本身看，可以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因此，有的学者就把它认定为一种行政即时强制[10]。但是，从适用条件上看，它既不是行政即时强制（不存在紧急情况），也不是行政强制执行（不存在已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是一种行政处罚（存在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实际上，这一规定是为了通过行政强制来达到行政处罚的目的。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反科学的，也是错误的。同时，收容教育是一种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权的行政行为。如果它作为一种行政处罚，则现在显然已违反《行政处罚法》第10条关于“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的规定，因而是无效的。如果它作为一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尽管在立法上还没有明确，但有关法律解释中却曾反复强调：只能由法律规定，地方性法规不得规定；行政规章更不得规定（行政规章不仅不能创设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而且不能创设对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四）》第12点，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司法文件选编》1992年第4期，第47—48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如何理解和执行法律若干问题的解答（五）》第13点，载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司法文件选编》1993年第7期，第48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缺乏法律和法规依据的规章规定应如何参照问题的答复［法行复字（1993）第5号］》。）。从理论上说，行政法规也不能创设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类似于该收容教育的还有劳动教养等行为。在实务中，行政即时处罚也容易与行政即时强制相混淆。行政即时处罚，尤其是在即时处罚、即时执行或违法的即时处罚的情况下，与行政即时强制有许多共性。那么，它到底应当被认定为行政处罚，还是行政即时强制呢？如果某一行为被认定为行政处罚，则在诉讼中法院具有司法变更权，否则就不具有司法变更权。我们认为，行政即时处罚尽管在适用条件和行为后果上与行政即时强制存在共性，但仍不能认定为行政即时强制。这是因为，从程序上说，它所适用的是行政处罚程序。从目的上说，它是为了制裁违法行为。从形式上看，它具有较明显、独立的表示行为（口头或书面宣布），能较容易地与执行行为相区别，这同为了说明行政即时强制的法律效果、属性而从理论上将其区分为即时设定义务、即时执行显然有别。从种类上说，权限于罚款和警告，而这是行政即时强制中所没有的措施；从司法保护上说，按行政处罚来认定，对人权的保护更为有效。（三）行政即时强制与强制征用在1998年的九江抗洪中，九江市防洪防汛指挥部曾强制征用了航行于长江九江段的武汉某轮船公司的一艘轮船，用于拦堵决口。事后，征用者曾拟向船主补偿。船主未受领，表示作为对抗洪的捐献。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法律问题：在紧急情况下所实施的强制征用，属于行政征用还是行政即时强制？“行政征用，是指行政主体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定程序强制征用相对方财产或劳务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9]我们认为，此类强制征用既符合行政征用的要求也符合行政即时强制的要求，无论认定为行政征用还是行政即时强制都不影响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都应当对相对人予以补偿。但是，为了避免行政行为模式的重合，将其认定为行政征用为宜。行政即时强制很容易侵犯相对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因此，学说上多认为应将其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就不应将与行政即时强制有关的行政行为都认定为行政即时强制。同时，我们之所以对行政即时强制与有关行政行为予以区分，目的是为了理顺行政行为模式，从而准确地认定行为、适用法律、确定责任。因此，在某一行为已经属于相应的行政行为模式的前提下，并且不影响对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时，我们就没有必要将其拉入到行政即时强制中来。从这一意义上说，只有不能归入其他行政行为模式，并且具有行政即时强制特性的行为，才能认定为行政即时强制。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紧急情况下所实施的强制征用，如九江市防洪防汛指挥部对轮船的强制征用，仍然属于行政征用，而不属于行政即时强制。以此类推，行政即时强制与强制征收的关系，也可以按行政即时强制与强制征用间关系的原则来处理。

【参考文献】[1]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M］.台湾：三民书局，1998.190，190，189—190，193以下.[2]应松年.行政行为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563，563，563.[3]杨建顺.日本行政法通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496，193以下.[4]室井力.日本现代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138，136.[5]陈新民.行政法学总论［M］.台湾：三民书局，1995.315.[6]马诺辛.苏维埃行政法［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197以下.[7]广冈.行政上强制执行之研究［A］.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C］.台湾：三民书局，1998.191.[8]王名扬.法国行政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169.[9]罗豪才.行政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33，171.[10]胡建淼.行政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27

时政论文篇2

关键词：社会变革；政府改革；成就与挑战

17世纪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曾经讲过，一个缺乏能保证秩序的、有效的政府的社会，人的生活将是孤独、贪婪、残忍和短寿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也曾从政治和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对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巨大影响。马克思在分析亚洲的经济发展时指出：“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1](P763)在他们看来，如果政府及其权力能按照合乎规律和经济发展的方向起作用，它和经济发展之间便没有冲突，经济发展便加速。反之，政府权力也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引起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

从政府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区别，并不在于政府形式的不同，而是在于政府治理程度，特别是政府能力大小或高低的不同。“有些国家的政府拥有一致性、一体性、合法性、组织性、高效和稳定的特点，而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则缺乏这些特点”。[2](P1)的确，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现代化发展过程的经验表明，政府治理的能力及其有效性同政治发展、经济发展、社会的稳定与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学者齐斯曼(J1Zysman)比较英、法、德、日、美诸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后认为，政府能力越强的国家，应付经济震荡的能力就越强，宏观调控的能力就越强，故而经济表现就越佳。[3]瑞典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G1Myrdal)也指出：“尽管程度不同，所有不发达国家都属于软政权”。[4]他同时认为，软政权的表现主要是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的规章与指令，以及普遍存在腐败。许多研究发展行政的学者更是认为，发展的主要障碍在于行政的因素而非经济的因素。

的确，对于所有社会而言，始终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与挑战是如何创建一个有效的政府体系，以支持、促进社会的发展、繁荣和进步。有效的政府治理体系是一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政府不再是传统的保守主义眼里的所谓的“必要的恶”，而是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力量之一。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更倾向于同意这样一个命题：政府的性质、能力和绩效，是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正因为如此，全世界都在重新考虑政府以及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问题，建立一个与变化着的时代相适应的新政府体系，并使之更具能力、更具有效性，成为发展的推动力量，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共同的任务和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处于历史性的转型过程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次转型可谓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这场革命，波及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经过这场革命的洗礼，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没有哪一个国家尝试过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尽管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

如同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巨大变化一样，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政府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种成就，不仅体现在政府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方面，更体现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等方面。改革与创新政府，建立一个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有效治理体系，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和繁荣，始终是中国改革过程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政府改革与创新既是中国整体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和社会改革与变化的动力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的主旨在于研究和探讨以下问题：(1)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是什么？(2)30年中国政府改革的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3)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是什么？(4)未来中国政府改革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什么？

一、中国政府改革的契机和动因

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5](P257)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P617-618)中国政府改革与发展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经济体制变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的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由经济体制变革引起的社会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治国理论的指导思想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突出表现在发展生产力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核心的指导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总结20多年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科学发展观。二是经济体制的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步转型，这种转型对整个社会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是社会形态的变化。整个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转变。四是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从封闭走向开放。五是政治体制的变化。政治体制朝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上述方面的变革与发展，为政府改革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中国政府在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中，面临和承受着全方位的、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在经济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稳定、充分就业、收入公正分配等艰巨任务。与此同时，政府还肩负着经济体制改革创新的艰巨任务。这就是说，政府既要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也要成为新经济体制的设计者、改革的推动者。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都要求政府扮演发展与改革推动者的角色。在政治领域，政府始终面临着维护政治秩序和政治稳定，增强政治合法性，聚合和分配各种利益等艰巨任务。

在社会领域，政府也承担着创建新的社会管理体制，确保13亿民众生活保障的艰巨任务，要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的压力。与此同时，民众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断增大。凡此种种，均表明中国需要一个有能力、有效率的政府。

政府体制是连接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的关键。正如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的，中国的问题多多少少与政治和政府体制有关。中国改革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的体制障碍，根本在于政府体制的不完善。1978年以来，中国虽然保持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但始终存在着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矛盾突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投资盲目扩张与经济过热、重复建设严重、收入差距扩大与分配不公、就业压力大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这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之所以长期存在且得不到有效解决，关键在于相关的体制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政府所处的特殊地位和特殊角色，决定了政府改革在中国全面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约作用，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体制改革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进展和成效。如果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割断政府与企业的行政关系，切实解决政企不分和政资不分的问题；要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就必须打破行政垄断和地区封锁；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就要把资源配置权交给市场，减少政府的干预，减少政府对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价格的管制；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有促进技术进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强化公共服务，就必须改革财政体制；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就必须实行政社分开，还权或者放权于民；要实现法治国家，就必须实现法治政府和依法行政。

中国的政府改革，就其基本任务而言，就是要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建立确保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破除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相适应的障碍，建立适应和谐社会要求的体制；要破除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因素，建立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体制和机制；要破除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不相适应的东西，建立适应民主政治发展的政府体制。总之，政府改革就是依据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政府体制，这是政府改革的直接动因所在。

二、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30年的基本成就

1978年以来，适应经济体制和社会的变化，中国政府在价值理念、职能调整、理顺关系、机构优化、完善机制、活化人力、依法行政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改革与创新，实现了向现代化的政府治理体系的初步转变。

(一)政府管理价值的再确认与公共性的回归

政府治理的过程，既是社会目的的执行过程，也是社会目的和价值的创新过程。中国政府改革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趋于理性化的过程，是形式的合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的有机结合。政府价值的合理性在某种程度上是指形式的合理性具有优先性。因为政府管理的价值不仅影响着政府的合法性，也影响着政府行为的合理性。中国政府改革30年，最重要的是政府对其自身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单纯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到科学发展观，从物化的思考和选择到以人为本观点的确立，从强调政府是一个权力中心到强调政府是一个公共服务中心，从强调强势国家的治理到强调社会的参与与协同治理，从政府行为的秘密性到公开性，从依靠人治到重视法治，等等，都体现出对政府管理价值的重新思考和确认。在我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政府的“公共性”的回归和立国价值(regimvalue)的捍卫和落实。概括起来，对立国价值的捍卫和“公共性”的回归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认识到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性尊严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不断提升和改善公民的权益。(2)认识到政府管理不仅是追求秩序、经济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3)认识到政府不仅是一个管理的中心，更是一个服务的中心，政府的核心职能和职责在于提供公共的产品和服务。(4)认识到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建立在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治理的基础之上。(5)认识到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委托人，理应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诚然，公共价值的实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但重要的是公共性的价值得到了重新的确认、选择，并在具体的公共行动和公共政策中得到体现。

(二)政府职能渐趋理性化

政府职能涉及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整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政府职能问题是政府体系的核心问题，也是政府机构赖以存在的基础和前提。政府职能一直都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的过程之中，影响政府职能变化与调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政治意识形态、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历史文化的传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战争、突发事件以及许多不确定因素。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超越时代、超越国情、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理想的政府职能典范。

改革开放前，中国政府职能的最明显特征不仅在于泛政治化的政治统治职能占主导地位，还在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府充当“慈父”的角色，包揽一切。政府既担负着经济和社会的管理职能，又承担着国有资产所有者的重任；既掌握着宏观经济管理和调节的权力，又直接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政府职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它不仅导致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经济的恶性循环，社会资源和财富的浪费，普遍的“搭便车”行为和效率低下，寻租和政治腐败，也导致政府机构的膨胀。30年来，中国政府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重点，使政府职能发生了深刻的转变。(1)政府职能的重心从泛政治化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初步确立，政府职能朝着亲市场化的途径转变。(3)明确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职能的重点在于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

务，政府日益重视并不断强化其职能的社会性，即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4)政府职能实现的方式发生了转变，对经济活动的调节由以行政手段为主转向以运用经济手段为主，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管理由微观事务的直接干预者逐步转变为宏观的调控者，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直接生产者向提供者的角色转变。

(三)调整和理顺治理关系，初步形成有效的协同治理网络

政府对社会事务的治理过程，并不是政府单方面行使权力、解决公共问题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互动的过程。一个社会的良好经营与治理，是建立在负责任的政府、有活力的市场和企业、具有生机的公民社会的相互协作的基础之上的。国家的建设和发展、稳定和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合作。中国政府改革30年最重要的成就在于，通过不断调整和理顺治理关系，初步形成一个协同治理的基本格局。具体而言：(1)通过放权让利，扩大了企业自；通过国有经济布局结构的调整，调整了政府管理企业的范围；通过推动政企分开，实现了政府部门同所办经济实体和直属企业的脱钩；通过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政府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职能分开；通过现代企业制度和产权改革，实现了政资分开。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而且使国有企业的效率得到提高，展现了活力。(2)调整和改变了政事关系，初步改变了政事不分的局面，事业单位的法人地位得到确立，事业单位的自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和实现。(3)随着传统社会控制力的弱化，政府对民间组织持更加开放的态度，民间组织得到发展和壮大，其在社会公共服务中的积极作用得到展现。(4)基层民主自治不仅在法律制度上得到确立，而且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职能日益得到展现。(5)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不断调整，特别是80年代以后的经济性分权和行政性分权，使地方政府拥有了更大的自和发展的空间，与此同时，分税制改革也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6)地方政府间关系的调整，特别是许多地方政府推行的权力下放、强县扩权的改革，使县市具有更大的自和更大的发展空间。(7)区域以及跨区域之间的政府协作，正在成为一种有活力的治理方式。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政府与政府之间关系的调整和变化，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缺乏活力的局面。正是社会不同部门之间正当权力归位，各自角色的逐步厘清和功能化以及相互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促进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四)政府组织结构日趋优化

政府组织结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政府组织结构是否合理，不仅关系到政府运转的效率，而且关系到政府职能的实现程度。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府组织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府机构的设置不合理，未能充分体现机能一致的原则，未能真正实现性质相同的工作或活动交由一个机关来办理，系统不够分明、工作不够确定，导致机构重叠、职能交叉、多头管理、政出多门的现象十分严重；二是政府机构类型多，机构庞杂；三是政府组织体系内部的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有些政府部门职能定位不清，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身；四是权责脱节，监督缺位的现象仍然严重，尚未建立科学有效的履行职能的监督和评价机制；五是政府间的事权与财权不明确，不同层级政府的职责权限不清；六是政府机构编制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和预算约束。上述问题的存在导致许多不良行政的出现，也制约和影响了政府职能和施政目标的实现。针对上述问题，1982年以来，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总体原则，我国相继进行了六次力度不同的机构改革和调整。总的看来，成绩还是很大的，主要体现在：(1)政府机构膨胀、人员膨胀的趋势得到遏制，政府机构和人员的数量趋于精简。(2)政府负责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的职能部门得到了强化。(3)调整了政府工作的性质和类型，正在形成以政府职能部门、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为雏形的政府机构序列。(4)针对机构设置不合理、职能交叉问题，从地方到中央均在探索大部门体制。(5)强化了对机构编制的法律和制度约束，推进了机构编制法定化。同时，我们应当看到，机构改革问题并非简单的机构的分分合合、裁减合并，在深层次上涉及政府权力关系的调整以及利益关系的调整。这也是机构改革与调整陷入困境的原因。

(五)政府运行机制建立并逐渐完善

如果说政府职能是政府的核心，政府组织机构是履行职能的载体的话，那么，政府的运行机制则是政府履行职能，实现对社会事务有效管理的一套程序和方法。30年政府改革，不仅重视职能的调整和机构的优化，更为显著的一个变化在于不断完善政府内部的运行机制。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主要在于：(1)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政府及其部门的决策权限的划分趋于合理、清晰；重大事项的调查研究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听证制度、民主协商制度得到初步确立；重大决策的评估制度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也达成共识并逐步发展。(2)政府绩效管理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推行绩效管理、提高政府效能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并在各级政府中得到不同程度的推广。(3)行政问责制度和监督制约机制。推行行政问责、强化政府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责任政府，已成为近几年中国行政改革的核心，政府正在实现从权力本位到责任本位的转变，初步形成了党的监督、政府内部监督、专门机构监督(如审计等)、新闻舆论监督、人民群众监督相结合的行政监督体系。随着政府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得到强化和提升。

(六)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新的服务典范显现

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为国民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中国政府改革30年，最大的一个变化在于政府服务方式的改变。最近十余年，各地区和各部门在创新政府的服务方式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政府服务方式以及政府的行为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在：(1)公民本位、服务本位而非政府本位、权力本位的观念得到认同和体现。(2)公共服务从封闭走向开放和透明，政务公开，行政权力的运作更加公开和透明。政府信息公开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开放政府时代的到来。(3)跨机关的整合的服务出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服务大厅的普遍建立，政府对民众提供的服务朝着跨机关、整合化、便民、高效的方向发展。(4)从政府提供服务到公私合作提供公共服务。许多地方政府积极探索透过市场机制，通过政府与民间的合作，生产和提供公共服务，这可以从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环境污染的治理、城市的管理和开发、森林资源的保护等诸多具体的公共事务管理中体现出来。(5)各种柔性管理和服务方式出现。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的强权高压行政的方式正在发生变化，一些新的行政方式，如行政规划与计划、行政指导、行政契约、信息引导等，在各级政府和部门受到普遍重视并得到应用。总的来看，中国政府的行为和服务方式向着一种以民众为中心的、公开透明的、富于弹性的、整合的、便民的方向发展。(七)以功绩为导向的干部人事制度初步确立

无论是制定公共政策、执行公共政策，还是提供具体的公共服务，有效政府和负责任政府的生命力在于公职人员的精明强干。可以说，国家公职人员的能力和水平，决定着政府的能力和施政水平。干部人事制度的优劣直接影响到公务员素质及能力的提升，良好的人事制度可以选拔优秀人才，激励潜能，活化人力，从而成为国家发展的推动力。30年中国政府改革，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始终是核心内容之一。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固然归功于全体国民的努力，其中优秀的公务人员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其贡献也是功不可没，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发挥了积极的功效。经过30年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个以普遍主义为基本特征，以功绩为导向的干部人事制度得到确立。具体而言，干部人事制度最基本的变化在于：(1)普遍主义为基本价值取向的选人用人标准的确立，打破了传统的以特殊主义为取向的选用标准。(2)以功绩为导向的基本制度层面的构建，如基本分类制度，公开平等竞争考试制度，领导干部的公推公选，以功绩为基础的晋升制度、考评制度，正常的退出机制等。(3)建立了规范的教育、学习和培训制度，开发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各级干部和公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得到提升。总的看来，人事制度走上了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的发展道路。

(八)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以及法治政府基石的奠定

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其用于公共的目的而非私人的目的，与此同时又能保障政府权力的有效使用，始终是各国政府面临的一个挑战。30年来，随着整个社会的改革与转型，中国政府改革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在于法治政府的建设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为进一步建设法治政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主要表现为：(1)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依法行政已经成为基本的国家方略和政治共识。(2)明确了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那就是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权责一致。(3)确立了法治政府的基本法律体系的框架，涉及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和行政救济法等方面。(4)随着“立法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等诸多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政府的行为日趋规范化。(5)建立行政复议制度、行政诉讼制度和国家赔偿制度，在监督行政权的有效行使、保障公民权利和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中国30年的政府改革，毋庸置疑，成绩是巨大的。在改革的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在我看来，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经验与启示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马克思早就讲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P207)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在于我们所取得的每一项重大的突破和重大的成就，都是以思想解放为先导，在于打破教条主义、本位主义、个人崇拜的约束和禁锢。思想的自由促进了社会行动的自由，并通过自由促进发展。中国政府改革30年，展现了政府历史的和现实的自觉，这种自觉恰恰是以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不断深化为基础的。正是通过不断的思考和行动的实践，我们逐步明确了政府改革的价值取向、目标定位，逐步认识到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政府的职能定位，逐步认识到政府自身体系和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及其内容。服务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改革努力，都是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结果。

(二)政府改革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政府改革与发展是政府自觉推动政府功能、结构、过程、政策变革的过程。政府改革与发展虽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不可能超越社会整体的发展进程。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表明，政府自身的改革与发展是与整个社会相适应的过程，既不能超越社会发展的阶段，也不能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这种适应性表现在：首先，政府改革的终极原因是经济条件的变化，经济发展促进着政府的发展；政府改革与发展是以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为前提的，同时也是为经济发展服务的。其次，政府改革与发展应积极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进行，其主要任务在于使政府的权力及其行使“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和经济发展之间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加快速度”[8](P526)，否则就会导致经济发展的衰退。最后，经济发展为政府改革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并创造良好的条件。中国政府改革始终围绕着建立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体制与机制这一中心进行，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下一步政府改革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三)政府改革与发展应是一个理性和现实的过程

政府改革虽然取决于政府自觉的推动，是自觉的活动，但正如人们创造历史都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在历史因素所预先规定的条件下创造的一样，政府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也会受到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受到历史文化传统、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的影响和制约。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决定着国家。国家并不是神秘叵测的宇宙精神或理念在现实世界的体现，而是由社会的性质来决定的。政府改革与发展，并不是构建一个超越社会之外的理想政府，而是一个适应经济、政治、社会不断变化和发展的有效的治理形态。30年来中国政府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改革始终遵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进程相适应，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相适应，与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的基本原则，有重点、分步骤，从点到面逐步推进。实践证明，这样的改革方式选择是正确的和理性的。

(四)政府改革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政府改革本身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讲它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在于改革内容很广泛，它绝不是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而是涉及许多政治社会关系的调整，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之间的关系等等。其次，即便是任何一个单项的改革，也会涉及改革的性质与范围、改革的推动者和各种利害关系人、改革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三，任何一项改革，都会涉及许多利害关系人，虽然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与支持对改革是重要的，但若要推进，也要获得其他关系人的支持。只凭少数雄心勃勃的改革者，即便获取政治支持，在短时期内也不会完成改革。第四，任何一项改革，无论其规模大小，均有一个新旧观念的转换过程，有一个与其他存在的职能相互衔接和调适的时间。也就是说，改革在时间上需要获得在其先后各种改革的支持，在空间上则需要获得其他同时进行的改革的支持。

;事实上，任何全面性的改革都是相对的，只是涉及政府事实(governmentreality)的少数层面而已，必须获得其他改革的支持。有人认为只要颁布一项计划或者法律，改革就会完成，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改革不是产出，而是一个过程。

(五)政府改革与发展既有普遍性，更具特殊性

政府改革与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行政改革的情况来看，改革的目标、措施等既有共通的一面，也有很大的差异。即使是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同的国家，在改革的过程中也表现出很明显的特殊性，正如马克思所讲的那样：“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彩色差异，这些变异和差异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上已存在的情况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9](P894-895)从一个国家的行政环境中归纳出的理论，不能予以普遍化，或被应用到另一个不同环境的行政上去。中国政府改革30年的一个基本经验在于，既重视学习国际的经验，又重视本土化的思考和行动，重要的是从基本国情出发，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

四、中国政府改革未来面临的挑战

中国政府改革在本质上是一场社会再造运动，改革的内容、范围和边界，涉及的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在中国整体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意义，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意义上、西方意义上政府改革的范畴。国人对政府改革寄予了无限的期待和希望，国人期望一个更加透明开放、更具能力、更负责任、更加廉洁高效的政府。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经济的发展与政府财政能力的增强、广泛的社会支持，过去30年政府改革所奠定的良好的基础等诸多因素，都使我们对未来政府的改革与发展充满了信心。同样，过去30年的政府改革，只是致力于建立善治努力的开始，未来的政府改革面临着更大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如何形塑与发展新的行政文化

任何社会和政治的发展，都需要先进的文化，这种文化会以自身所展现的新价值、新理想、新观念，对社会发展起引导作用。行政文化是政府的灵魂，也是驱动政府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基石。行政文化涉及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理念、价值观、行为、心态以及思考问题的模式。对于政府文化，人们可能有不同的了解和概括。在我看来，核心在于维护、执行与捍卫立国的基本价值，这些基本的价值在于人性尊严、公共利益、社会正义、民主法治。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改革与创新的过程，便是弘扬这些基本价值，并努力促进这些基本价值实现的过程。政府改革不仅是一个追求技术理性的过程，更是实现价值理性的过程。如果不思考基本的价值选择问题，政府管理可能会成为一种缺乏灵魂的盲动，甚至可能成为不良行政的工具。

(二)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作用，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

中国政府改革最大的成就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承认和确立，建立亲市场的政府是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目标，离开这一点，政府改革本身便失去了基本目标。历史的经验证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样存在，而且有时候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为严重。经济发展固然有赖于政府与市场的相互作用，但前提条件是政府要尊重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虽然在推动市场化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同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府体制的要求相比，任重而道远。例如，尚没有形成各种经济主体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格局；要素市场发展相对比较慢；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机制尚未形成；宏观调控的能力和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提升。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仍然过多，而宏观协调机制没有有效建立，宏观调控职能不能得到有效的发挥。理论和实践经验证明，将政府的经济职能界定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合理的：建立保障市场经济运作的法律基础和维护产权；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保持宽松的政策环境；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人民需要的领域；促进收入公平分配；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等。因此，政府要切实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改进和完善宏观调控，强化和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发展，透过促进经济方式的转变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如何调整与改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形成完善的协同治理结构

如前所述，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必须建立在政府与社会合作的基础之上。一个好的政府并不是人民要求什么，就提供什么，而是让人民学会并积极管理自己的事务。在价值多元化、利益多元化与分化、社会结构多样化、高度社会流动的开放社会如何实施有效的社会管理，其挑战性并不亚于经济的发展与繁荣。首先，就政府自身而言，如何真正成为社会秩序和安全的维护者，社会利益的协调者，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调节者，社会组织发展的引导者、规范者等；其次，如何促进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并使之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最后，如何形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整合民间资源，形成国家建设的合作网络和发展的伙伴关系。

(四)如何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体系，搭建有效管理的平台

经过几次大的机构调整，各级政府的组织架构逐步趋于合理，但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水平政府组织偏多。由于过度强调结构功能的组织设计观，整体而言，水平组织还是太多，这会超过有效控制幅度，增加协调的成本。二是政策整合机制薄弱。由于水平组织多，加之职能交叉，整合机制不足，政府领导机关往往难以有效扮演政策整合的角色，政府部门不同程度地存在功能性的短视和追求部门不同利益的倾向。三是组织未能适时地应对核心职能的转变，许多政府部门仍然热衷于具体事务的管理。四是政府组织的性质类型不清楚，部门功能不清，政策制定与执行不分离，独立机构设计原理不合理等。针对上述问题，组织的再造仍是未来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实现政府规模的精简化，组织建制的合理化，强化政策的领导与整合协调，落实职能与组织的合理划分等，仍然是长期的改革任务。

(五)如何改革与调整府际关系，建立有效的府际管理体系

无论是在联邦制国家，还是在单一制国家，都存在着府际关系问题，即各层级政府间的垂直互动关系。从各国的情况看，府际关系从来都是依据社会环境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变化和不断调整与重构的，并不存在一个理想的府际关系模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府际关系不断调整和变化，取得的成效不小，但问题也很突出，主要表现为权责划分不清晰，权责划分依据不规范，权责划分方式不科学、随意性大，权责约束机制不健全等。府际关系调整涉及很多问题，主要是：(1)调整和改变行政层级问题。现行的事实上的五级行政层级，弊病很多，因此，减少行政层级，促使组织结构走向扁平化实属必然。(2)在调整和改革行政层级的基础上，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管理权限和责任。(3)在合理划分权责的基础上，调整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以期实现责任与财力相匹配。(4)在调整和改革府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府际之间协力合作关系，通过信息交流，共同规划，联合行动，相互援助，共同生产等多种方式促进公共事务和公共问题的解决。

(六)如何透过制度创新不断提升政府能力

政府能力是指政府能够合理地制定、贯彻行之有效的决策，推动集体行动，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能力。只有政府的能力与政府的作用相一致，才能实现发展的目的。政府能力的提升涉及许多方面：一是合法化的能力，即通过公民可期待的行为和绩效获取公民更大的认同、合作和支持。二是适应能力，即应对环境的变化，应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能力。三是合理性的能力，即合理制定明智而周密的政策，并加以有效执行的能力。四是资源吸收的能力，即吸引以及有效运用各种资源(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达成政府目标的能力。五是经济调节能力，即保证经济调节的前瞻性、可预测性、有效性以及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能力。六是社会规划以及一体化的能力，即对个人和集体的越轨行为实施有效的防范和控制，以保证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的能力。政府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政府管制机制的不断创新，即一套有效的机制保证，如信息机制、决策机制、诱因机制、绩效评价机制、责任追究机制、监督控制机制等。

(七)如何推进公共预算改革

财政乃行政之母。建立现代化的政府，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公共预算和支出制度。欲实现国家治理之民主化，必先实现民主化的财政；欲建立服务型政府，必先实行公共财政。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财政的改革是未来政府改革的头等大事之一。目前的财政预算体制，虽然经过多次改革，但其本质上并没有实现向公共财政的根本转变，问题主要在于：公共支出中生产建设和养人所占的缺，许多收入和支出不在国家预算之内；中央与地方收入和支出关系不清；财政支出缺乏必要的透明度等。所以，实现传统的建设型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变，使公共财政成为实现宏观调控最有力的方式，合理划分和确定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财权，建立公开、透明、公正的政府财政预算和支出制度等，都将成为未来改革面临的挑战。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政府改革要取得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就。其道理是不言自明的，不知道如何有效管理一个国家的钱，就不知道如何去管理一国其他的公共事务。

(八)如何加强法治政府的建设

从历史上看，政府权力是那种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的力量。权力所具有的侵略性和扩张性特点，使得一个被授予权力的人总是面临着滥用权力的诱惑，面临着逾越正义和道德边界的诱惑。不受制约和限制的公共权力，是一个社会中最有力的、最肆无忌惮的力量，而且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永远都是存在的。建设法治政府，既是政府改革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国其他改革顺利进行、成果得以续存的强有力的保障。法治政府的精义在于：“治国者先受制于法”，即政府及其官员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过去30年我们虽然在法治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这仅仅是在法治政府建设长河中迈出的一小步。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传统，传统政治文化和公民社会的不发达等诸多因素，法治政府建设的确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和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

(九)如何实现政府改革自身管理

政府改革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社会再造过程，是一个系统工程，那么改革本身也需要科学的管理。成功的政府改革应有明确的目标，不可含糊不清；要有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要考虑到改革所处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要充分考虑到各种改革项目之间的关联性；要让改革的对象参与到改革的进程中去，以增进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必须从外界引进新的思想和观念以帮助改革者找到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改革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需要社会公众的参与和支持。

时政论文篇3

【作者简介】叶必丰、何琳，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从事行政法学的教学和研究；何琳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业硕士研究生。【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现有行政即时强制的定义，并作了重新界定，即：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主体在紧急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相对人自身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对相对人即时设定权利义务，即时执行的一种实力强制行为。本文认为，行政即时强制应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区别，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行政强制实施前是否先行存在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行政即时强制还应当与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和强制征收相区别。【英文摘要】This article undertakes to analyze the definition ofadministrative prompt coercion and re—demarcate it as promptcrea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to a person for promptexecution of a coercive act with actual force by administrative subjects in case of emergency in order to safeguard public interests and legitimate interests of the person in question and others. The article believes that administrative promptcoereion should be distinguished from arbitrary administrative execution. The key difference is whether any specific administrative act exists before arbitrary administrative execution. In the meantime, administrative prompt coercion should bedistinguished from administrative coercive measures,administrative penalty and compulsory collection.【关键词】行政行为/行政强制/即时强制/界定 administrative act/administrative coercion/prompt coercion/demarcation【正文】一、行政即时强制的定义行政即时强制的概念是本世纪初德国学者佛莱纳（F.Fleiner ）率先提出和使用的，后逐渐为学者所接受。但在学说上，对行政即时强制仍有各种不同的界定。我们认为，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主体在紧急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相对人自身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对相对人即时设定权利义务、即时执行的一种实力强制行为。这一定义包含了条件（紧急情况）、目的（为了……）、内容或法律效果（设定权利义务、执行）、手段（实力强制）和属性（即时、行政强制）五个结构。对这一定义中的条件、目的和手段，我们基本上同意已有的有关学说，有必要说明的是以下两点：（一）行政即时强制的内容或法律效果从理论上说，行政即时强制仍然可以区分为权利义务的设定和实现（或执行）两个层次或步骤。例如，行政主体在对相对人作出处罚决定前的捆绑、殴打行为，就属于行政即时强制，当然这是一种非法的行政即时强制。在这里，被告即时设定了原告的忍受义务，并予以即时执行；对原告忍受义务的设定是通过执行行为得以体现和实现的，设定义务的表示行为与执行行为是同一的，正像警察用手势指挥交通一样。当然，这里的“即时”，是就相对人而言的，

时政论文篇4

关键词：高校；廉政文化；建设

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向全党全社会发出号召――“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这既体现了我们党对反腐倡廉教育的高度重视，也体现了我们党进行廉政文化建设的坚定决心。廉政文化建设，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 “基础性工程”，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作为培养高素质人才、传承人类文明、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同样也肩负着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的重任。因此，必须积极探索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以期为高校廉政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概念

廉政文化是指人们关于廉洁从政的理念、信仰、行为规范和与之相对应的生活方式、社会评价的总和，是人类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重要体现，它从根本上反映了一个国家执政党的执政理念、执政目的和执政方式，是廉洁从政行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反映。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就是把廉政文化作为高校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充分运用校园广播、学报、网络等载体至上而下地向全体师生传播廉政知识，通过举办各种生动多样的宣传活动弘扬廉政精神，让廉政知识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切实提高广大师生员工的廉政修养。

二、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深化反腐倡廉工作的需要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高等教育开始逐步扩大招生规模，同时带动了各种基建项目、工程项目逐年增加，高校的招生自也随之不断扩大，可支配的资金不断增多，这些因素导致近些年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消息不时见诸报端，而且腐败案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涉案人员职务级别高，涉案金额巨大。据检察机关统计，目前高校领导腐败案发案缘由相对集中，都是集中在学校基建、采购和招生方面犯案，这些领域已成为高校职务犯罪的三大“病灶”。许多高校领导集体腐败，这已成为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的一个新特点。这些腐败现象的发生在社会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高校不再是人们心目中的净土。因此加强高校的廉政文化建设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能够建立健全高校的廉政制度和廉政机制，有效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发生；另一方面可以增强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及广大师生员工的廉洁自律意识和参与监督意识，形成全校上下“人人倡廉，人人促廉”的新风尚，真正把党中央反腐倡廉工作贯彻落实到实处。

（二）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为社会培养合格人才的需要

高校担负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任，所谓人才就是先做人再成才，这说明一个优秀的人才必须首先有高尚的人格，这样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因此高校 “产出”的人才的思想道德素质的状况将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共中央2008年5月13日颁布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第一次以党内文件的形式对大中小学学生提出“廉洁教育”的要求：“在学校德育教育中深入开展廉洁教育，丰富青少年思想道德实践活动。”大学阶段是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廉政教育，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权力观、金钱观、名利观，进而内化成他们的廉政信仰，使他们具备正确的廉政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今后能够在市场经济的复杂环境中抵制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落后思想的诱惑，合力形成“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社会风尚，成为社会需要的合格人才。

（三）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是促进高校的自身发展和提高高校教师思想道德素质的需要

高校的发展，不但离不开宽松民主的学术氛围、积极向上的人文环境，而且更离不开一个制度严明的廉政环境。因为只有廉政文化进校园，才能端正不良的学术风气，构建和谐的校园氛围，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质量，促进高校的自身发展。高校教师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肩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学校的自身发展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大学生的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正像同志所说：“教师是学生增长知识和思想进步的导师，他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学生产生影响，一定要在思想政治上、道德品质上、学识学风上，全面以身作则，自觉率先垂范，这样才能真正为人师表。”[1]由此可知，国家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优秀的老师，传播给学生的是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正能量，她用道德的力量给学生们指明了人生的方向，她发出的炽热的“光”能够照亮学生们的人生道路。因此，加强校园廉政文化建设，对于加强高校师德、师风建设，提高教师队伍的思想道德素质，改善教风，促进学风，端正校风，进而促进学校自身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途径

（一）加强学习，深化认识，不断提高高校领导干部的廉政文化素质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强高校的文化建设、保持高校的持续、健康发展、培养高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的意义。高校领导干部作为本校廉政文化建设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廉政文化建设的关键，应率先垂范，加强廉政文化知识学习，深化对廉政建设的认识，以不断提升领导干部的廉政素质。首先，高校领导干部要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就要夯实思想理论基础：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做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增强自身的使命意识，忧患意识，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和从政道德修养，增强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树立良好的共产党人形象。其次，高校领导干部要提高廉政文化素养，就要牢记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要明确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党的根本工作路线，正像古人所云：“为政之道，以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民而不忧民为本。”具体体现在行动上，要学习焦裕禄和任长霞的精神，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能否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一切从群众的需要出发、从群众的意愿出发，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倾听群众的呼声，当好人民群众的“勤务员”。再次，高校领导干部要提高廉政文化素养，就必须在实际工作中做清正廉洁的表率。廉政是从政的根本，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高校领导干部能否经得住来自校内和社会上的方方面面的诱惑，始终保持和发扬崇高的革命气节，做到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清正廉洁、刚正不阿，是检验高校领导干部党性修养高低的试金石。因此高校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加强自身的党性修养，时时刻刻注重自己的形象，把自己的一言一行与党的形象、学校的形象紧密的结合起来，筑牢思想防线，抵制住诱惑，用自己的行动和人格魅力带动廉政文化建设，取信于广大教职工，做一个令人信服的廉洁清正的人民公仆。

（二）立足岗位，加强对高校教职员工的师德师风教育

加强高校廉政文化建设，教师是建设的主体。教师肩负着培养祖国未来建设者、科学研究、传承文明的重任，教师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不断用他的人格魅力、道德力量感化和影响学生的健康成长，被视为道德的化身。因此高校应该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师德、师风建设的主要内容，把廉政建设和师德师风建设有机的结合起来，大力倡导为人师表、无私奉献、尽职尽责、严谨治学的教风，培养教师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道德情操，真正做到“德为人先，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首先要树立清正廉洁的典型。学校就廉洁自律、为人师表、严谨治学几大方面制定一些具体可以量化的标准，在校内展开评选，通过学生教职员工共同投票的方式选出校园师德标兵，再把他的感人事迹公开宣传，号召全体教职员工向他学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样就会强化教师的廉洁意识。其次，要定期组织全体教师开展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教育，提升教师队伍的思想道德、职业道德水平，强化教师的自律意识，增强教师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无私奉献的精神，成为学生们的表率。再次，要杜绝学术腐败。教育全体教师要讲诚信，坚决抵制学术造假、抄袭剽窃行为。高校要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定期对本校教师的学术成果进行严格的检查，结果公之于众，并制定相关的奖惩措施，奖励优秀，处罚造假行为，以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以此进一步推动高校廉政文化建设。

（三）贴近实际，培养大学生廉政信仰，提升大学生整体素质

教育部《廉洁教育试点工作的意见》对大中小学开展廉洁教育提出了具体的目标要求：“大学阶段，主要教育学生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道德规范，切实增强反腐倡廉的自觉性。”对廉洁教育的具体内容也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大学阶段，主要安排学生学习我们党反腐倡廉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理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方面的政策法规以及我国古代廉政思想等。” 据此可知，在世界观尚未形成的大学阶段，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教育，对于大学生形成廉政信仰，为他们今后走上社会形成良好的廉政风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大学生是校园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对大学生进行廉政教育，首先是通过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进行的。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门课中，大学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了认识这个世界的方法，为他们确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中，讲到“追求远大理想，坚定崇高信念？”这一章，可以对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学生形成廉政信仰奠定理论基础。讲到“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个章节，通过讲“八荣八耻”可以适时地对学生进行廉政意识和遵纪守法等方面的教育，切实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与道德修养。在《中国近代史纲要》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这两门课中，在讲到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讲“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理论时就可以结合党的廉政建设理论。还有在讲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章，结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个问题可以合并讲党的廉政理论、廉政实践等方面的内容，使学生对党的廉政建设理论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在《形势与政策》这门课中，在“政治篇”中的“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个专题中，讲坚定不移地进行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加深了学生对反腐败方针政策的领会贯通，包括我们党力图通过创新体制根除腐败得以产生的土壤和条件，下决心加大治本的力度，争取从腐败的源头防范和治理等等，使学生对廉政理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最终廉政理论内化成自己的廉政信仰。

（四）积极创新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有效载体

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在正常开展的同时，还要深入挖掘多种可以利用的资源，开拓更多的领域进行廉政文化宣传。首先，有条件的高校可以组织教职员工进行一次红色之旅，亲身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希望而抛弃一切个人利益乃至生命的崇高精神，普遍接受一次革命传统教育，洗涤了教职工们的心灵。其次，还可以组织广大师生去一些大型的纪念馆，例如大庆铁人纪念馆，大量的图片、录像和实物形成一种视觉上的冲击，震撼着参观者的心灵，切身感受铁人王进喜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科学求实、勇于奉献、忘我拼搏的精神。再次，还可以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例如可以组织高校党政领导干部去当地的监狱开展廉政教育，通过这些服刑落马干部的现身说法，让领导干部接受反腐倡廉的警示教育，引发他们的思考，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总之，在新时期，高校的廉政教育要始终站在加强高校自身发展、促进高校文化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把反腐倡廉教育不断深入地开展下去，不断探索高校廉政教育的新途径，以推进高校廉政文化建设向纵深发展。

时政论文篇5

一、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

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必须首先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为什么要先确立其目的呢？可从其表现的意义来分析。首先，为思想政治教学提供了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理论作为其理论的基础，不仅指导着相关的其他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方向，而且还是其他理论研究开展的出发点，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体系的构建思想以及理论基础。其次，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同时为挖掘人们潜在的动力指明了方向，使人们为实现自己正确的目标而努力，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并促使人们产生伟大的精神力量。正如，斯大林所说“伟大的精神是因伟大的目的而产生的。”使得教育者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能力，为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献计献策，以实现教育的目的。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培养中国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就要求人才能够从根本上认同党和国家的政治理论观点，树立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奋斗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党和国家以及人才之间起到了桥梁和枢纽的作用，与党和国家相统一的政治理论观点是人才成长的政治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决定了人才的政治培养方向。

二、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依据

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的依据主要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出发。放眼世界来关注中国，联系历史考察中国可知：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经过百年的奋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49年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并赢得了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实现了政治经济的飞跃发展，并以建设富强文明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为目标；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全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努力奋斗，为此，必须增强全民的凝聚力，巩固全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同时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培养数以万计的专业人才、高素质劳动者以及拔尖创新人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确立必须依照我国的政治、经济、生产力等方面的发展水平。除此之外，其目的的确立还必须依据社会和个人的发展需要，可以从以下进行分析：其一，个人发展的需要，每个单独的个体都会有很大差异，同时会表现出多姿多彩的性格，且不同的个体具备不同的心理素质、身体条件；不同的性格态度、兴趣爱好；不同的实践习惯、实践能力；不同的阅历觉悟、社会关系等等，个体间的种种差异会使他们的思维方式以及对待客观事物的看法有很多不同。同时教育对象层次的差异，也造成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不同。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确立时，必须考虑受教育者是否能够接受，以及接受的程度。如不按照受教育者的思想实际，很容易将教育目的定得不合理，从而影响教育的最终成效。另一方面则要对人们的政治态度和道德观念进行正确的引导，将人们的爱国主义教育加强，并对我国的历史现状加以描述，进而将人们的民族自尊自强的信念增强。加强对人们道德观念的引导，就要借助于法律的手段，对人们以及社会和个人之间的某种行为进行合理性的规范处理，逐渐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并将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充分实现，及时做好公民个人的道德教育，借助于正确的舆论对人的某些思想以及某些行为加以引导，并本着其高尚的精神对人加以塑造。

三、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划分思想

政治教育目的的具体划分应从理论和实际两方面同时出发，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贯穿在整个教育活动中，具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可以分为以下几部分。

（一）国家以及相关教育部门制定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总要求。从宏观角度进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总要求的制定规定着受教育者的素质和规格，而从形式上进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不仅对个体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其更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的社会功能，使之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思想政治总要求的制定，必须按照受教育者的特点以及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虽然它是由代表着国家一定利益的团体制定的，但这些团体中的个体仍具备自己的表述方式和主观判断。

（二）根据上述总要求必须制定的各级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其主要是规定着社会各类、各级受教育者的质量和规格，是国家以及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目标总要求的具体化，并在全面贯彻“总要求”的目的下，还需要全面根据各类各级受教育者的特点实施针对性的教育，在充分体现各级教育特征的基础上，规定受教育者的一般要求和规格。以上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具体实践的表现，规定着受教育者的具体培养目标以及发展方向，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指导功能，并且使其在具体实践中得到检验。

四、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实现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越来越趋向于实际的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更具现实操作性，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更具操作性，还必须对目的进行细化。目标和目的之间是不可分割、有机联系的关系。目标作为目的实现的基础，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内容的选择，还是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等都需要围绕目标进行，若目标模糊或不准确，将会直接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混乱，严重将会造成教育无法顺利开展。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又是多方面的，它解释着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各个因素，它们的整体构成了最终的目标。因此，要想切实实现教育目的的操作，必须结合目标，做好以下几个步骤：

（一）确立符合个体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需要受教育对象即个体的参与，因此必须提高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通过确立符合个体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可以使受教育者充分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对自身的价值，使目标能够对受教育者产生激励和导向的作用。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受教育个体的全面发展，促使受教育个体的发展和成才，这也是教育的灵魂和中心。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必须围绕个体的价值，不然定会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但个体价值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并不完全是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观愿望的反映，而是对受教育个体和社会要求的主观反映。因此，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教育者的参与，更需要受教育者的参与。主要实质是反映受教育者各自的需求，思想政治教育者依照社会的要求对受教育个体的需求进行升华的过程。所以，目标确立时，必须考虑以下因素。首先，时代性。时代性也即是要求政治教育个体的价值目标在确立时，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个人的价值目标应体现出社会新时期对个体的新要求，以及个体思想政治品德的发展和变化的重要特点。其次，区域性。因受教育个体所处地理环境不同，思想状况以及生活方式都会千差万别，因此个体价值目标的确立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受教育个体的区域差距。根据不同地区受教育个体需求的不同，从而确立不同的，同时具有地方特色的受教育个体的价值目标。第三，个体化。也即是每个受教育个体都有独特的自身性格特征，思想政治品德等素质也会各不相同。由此可见，在进行个体价值目标的确立时，必须注意其受教育个体之间的差异，避免出现目标的单一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输入以及个体的内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信息输入以及个体的内化，也即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精神价值的实现过程。根据受教育个体的实际情况和目标，选择合适的教育内容，通过符合个体的教育方法对个体进行影响。对教育者输入信息之前，必须对信息进行筛选，如思想方面内容、政治方面内容、道德教育方面内容等，都必须进行严格的筛选；教育者一定要根据不同的受教育个体，选择不同的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对于一些先进个体，教育者可以提高其教育内容的层次，而对于一般的受教育个体，结合他们的个体实际，选择具有针对性的内容进行教育。信息输入以后，思想政治教育受教育的个体，可以对这些内容进行选择性的接受和内化。

（三）受教育个体素质外化以及评估当受教育的个体将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内化以后，自身内在素质会得以提高且会改变自己一定的外化行为。这一阶段，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对其外化的行为进行正确的评估，从而促进受教育个体素质外化为正确的、良好的个人行为。这一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对受教育个体外化的行为进行评估，也即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效果进行结果的检测。唯有通过正确的评估，才能进一步了解思想政治教育现状，从而才能有效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

五、结语

时政论文篇6

[论文内容摘要】在改革开放和发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思想政治工作仍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没有根本解决，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如何加强新经济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

知识经济时代是网络遍及全球的时代。计算机网络一方面带给我们有用的信息，另一方面，在大量快速传播的信息之中，不可避免地混杂了一些不健康的内容。在网络时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如何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要求，这是摆在我们全党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一、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证。今天，国际风云急剧变幻，国内社会情况也发生了一系列复杂而深刻的变化，我国正处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要确保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确保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政治方向，迫切需要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性，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问题为什么会有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与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不相适应。思想领域的阵地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必然会去占领，我们务必有清醒的思想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越是深化改革对外开放，越要主动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及时排除和战胜各种错误东西的干扰，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保证“三个代表”的全面贯彻落实。如果放松思想政治工作，在根本信仰上产生动摇，在精神支柱、精神动力上产生偏差，就会在纷繁复杂的形势面前迷失方向，就会成为各种错误思潮的俘虏。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增强主动性，打好主动仗，坚定信仰和信念，增强责任和信心，化解矛盾，振奋精神，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团结和带领全国人民积极投身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

同志曾经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著作选读》下册，第780页)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是群众性的工作，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每个党员和所有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都要做。同志也语重心长，谆谆教导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对这项工作，各级党委要务必十分重视，务必加强领导，切实负起责任”。“不重视、不会做思想政治工作，不可能成为成熟的领导干部。”(：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三代领导的精辟论述告诉我们，思想政治工作是全党的工作，它不仅仅是政工干部的事，也是全党和领导干部的职责，不仅政工干部要尽心尽力去做，所有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义不容辞像抓经济工作那样，聚精会神地来做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带头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做到“守土有责”，尽职尽责。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这一政治优势，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政治基础。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圆满完成党的十五大确定的跨世纪的宏伟目标。

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情况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动机多样化，没有好的方法，思想政治工作达不到好的效果，只有讲究科学性，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问题具体解决，“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做到动机与方法的统一，动机与效果的统一，才能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要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善于察颜观色，于细微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防患于未然。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我们要善于通过对群众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来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特别要学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科学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捕捉具有代表性、倾向性的思想问题，及时分析研究回答关于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新的重大战略问题，及时分析研究回答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热点问题和干部群众关心的各种实际问题等。

熟知每个同志的性格、爱好等特点，了解每个同志的家庭生活等情况，有助于我们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要做到这一点，就要经常深人群众，调查研究，和群众打成一片，倾听群众的呼声，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并建立思想政治工作的记账本。如果不深人调查，不真实地了解和掌握群众的思想实际，盲目地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只能是“空对空”或“对牛弹琴”，而不能解决问题，群众是不会接受的。只有通过深人的调查了解，摸清群众的真实思想和其发展变化，然后针对不同的思想问题、心理特点和理解能力确定不同的教育内容、方法和要求，有的放矢地进行疏导引导，才能抓住症结，对症下药，解惑释疑，理顺情绪，平衡心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三、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又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涉及到教育学、心理学、思维学等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又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要卓有成效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和较高的理论水平。有了科学知识，才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分析判断能力，有了扎实的理论功底，分析问题才透彻，说理才充分，论证才有说服力，群众才易于理解和接受，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吸引力和实效性。

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欢迎与否，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我们党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的信任程度，而这种信任程度又取决于我们党和领导干部的自身素质。如果自身素质欠佳，不仅有损我们党的形象，也损害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思想政治工作就失去了教育人的目的。俗话说得好：“打铁先得自身硬”，“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只要我们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身政治素质过硬，立场坚定，在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在原则面前不合糊。那么，群众才能坚定地贯彻执行上级指示，对领导不阳奉阴违，就不会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才能顾大局，识大体，时时处处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人民的利益为重，自觉地做好本职工作。

同志强调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否做好，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我们党的自身建设和各级领导干部的言行表现。”(同上)领导干部的言行是否一致，表率作用好不好，“身教”如何，直接影响到思想政治工作的效能。领导干部的言行还关系到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因此，作为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既“立言”又“立行”，把真理力量与人格力量结合起来，思想政治工作才有号召力，群众干工作才有无限的创造力。古人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身教重于言教”，“喊破嗓子，不如做好样子”。这些格言，深刻地说明了领导干部的言行、身正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应该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四、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性

宣传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努力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为支柱的一系列高新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和飞速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面貌和人类生活。蓬勃发展的新科技革命，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契机。领导干部要抓紧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增强学习的自觉性，要把学习邓小平理论同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很好地结合起来。

思想政治工作者要有强烈的效率意识。知识经济是一种高效率的经济，它是以最小的资源消耗而获得最大的产出。思想政治工作的效率意识，其内涵包括：一是质量意识一一这是从工作效果方面来讲。

时政论文篇7

论文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执行力，探究

金融危机如同一场瘟疫，在一国暴发后迅速波及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速大幅下滑，失业、通货膨胀等问题愈演愈烈。为了迅速摆脱危机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刺激经济的措施，在一系列刺激经济措施的持续作用下，世界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迹象，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率先复苏。然而，世界经济的前景仍不明朗，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影响经济复苏的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向。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国的国内经济形势也发生着深刻变化，影响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此，我们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如何有效提高后金融危机时代的政府执行力。

一、政府执行力概述

执行力的概念最早应用于行政法学界，之后这一概念被引入工商管理领域人们开始研究企业执行力。近年来执行力的概念被引入行政管理学中政治论文，政府执行力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国家行政学院学者徐珂的《政府执行力》是我国首部研究政府执行力的专著，其中对政府执行力的理解是：广义是政府为达到既定目标，通过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决策、战略计划等行为，对各种资源进行使用、调度和控制，有效处理政府日常事务所表现出来的政府内在能力和效力。狭义是指各级政府决策、执行决策、监督决策执行所表现出来的行动、操作和实现能力及效力。[1]

政府执行力的强弱关系到党和国家各项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实现程度，关系到行政效率的提升，关系到务实、高效、快捷机关文化的培育和完善。政府执行力的提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制度因素、权力因素、环境因素、文化因素等。

政府执行力具有综合性：各级政府所在的行政体制层级不同，都面临着根据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执行党和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社会发展计划、文化发展计划等等。然而，每一项计划的执行落实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在工作实践中，多个部门协同执法、协调制定公共政策就是政府执行力综合性的体现；政府执行力也表现为层次性：政府执行力的层次性是由各级政府的层次性决定的。在层级制政府体系中不同层级的政府承担着不同的行政管理职能，越是位于行政管理体制下端的政府部门，其承担的具体执行任务越多，制定决策的参与程度越低。相对而言位于行政管理体制上端的部门制定决策的职能较多，具体执行决策的职能较少；政府执行力也表现为权威性：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公正合理地分配。各级政府要做到资源的有效分配必须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这样才能使政策执行者协调一致，使政策作用对象普遍理解和接受政府的政策。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面临的新挑战及提升政府执行力应注意的问题

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全面提高行政效能，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这也充分说明了政府执行力的重要性，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提升政府执行力的重视。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格局继续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的发展面临诸多的挑战和风险，这一切都对政府执行力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面临的新挑战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势在必行，要求加强政府执行力建设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各国纷纷推出了“救市计划”，各国竞相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期挽救本国经济的衰退之势，但是时至今日世界经济形势仍未得到根本好转。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虽然率先复苏，但仍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政治论文，对于这种复苏许多经济学家仍持“审慎乐观态度”。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呈上升趋势。一些国家希望尽可能地把金融危机的祸水引入他国进而转嫁危机实现自保。汇率问题的关注度也日渐提高，一场全球范围内的货币战争似乎一触即发，特别是美国的新一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招致世界各国的不满和指责。剧烈变化的外部形势要求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党和政府也意识到了使经济发展反方式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转变的迫切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一个关乎我国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无疑对我们的政府执行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各级政府必须结合本单位、本部门、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执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各政策执行主体要做到用足用好国家的政策，坚决杜绝拖延执行、替换执行、选择性执行等有损政府执行力的行为发生，务必做到上下同心共刻时艰。没有很强的政府执行力作保障,再完美的计划也难以实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将无从谈起。为此，各级政府必须把提升政府执行力作为一项基础性、长期性、系统性工作来落实。

2．贫富悬殊问题必须引起政府部门的足够重视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一种用以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按照国际通行的衡量标准，基尼系数0.3以下为最佳的平均状态，超过0.4为警戒状态，达到0.6处于危险状态。国家发改委专家杨宜勇说：联合国约有190多个国家，在有完整统计数据的150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0.49的不超过10个。排在前十名的除了中国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

中国农村、城镇及全国基尼系数统计表

年份

农村基尼系数

城镇基尼系数

全国基尼系数

1995

0.30544

0.215035

0.360543

1996

0.305703

0.215235

0.349795

1997

0.288455

0.226117

0.355427

1998

0.281547

0.233619

0.357752

1999

0.290662

0.241247

0.372721

2000

0.303018

0.253133

0.389115

2001

0.31027

0.272488

0.40355

2002

0.31286

0.31753

0.431016

2003

0.322798

0.328452

0.442622

2004

0.314051

时政论文篇8

随着我国现代化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学生为发展本体，以培养学生成功为教学目标，以提高学生学习能力为中心，以挖掘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思想成为当前现代化教育的主导思想。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提升学生各方面的素质。时事政治是当前生活的一面镜子，反映当下形形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及人文问题等，较大程度地体现当前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政治教育中开展时事政治教育有助于打破原有课堂上师生之间的时空局限，转变传统教学模式，丰富政治教学内容，促进学生全方位的素质发展。

1.时事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热情。

现代教育学强调在提高学生认知能力的同时，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使其对知识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学习是认知与情感的统一，时代感是高中政治课程的最重要特点，而时事政治教育正是体现这一时代感的核心教育课程，学生对新鲜事物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所以时事政治教育最能调动高中生对政治学习的主动性。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比较死板、枯燥，教材中所举的事例大多与现实生活相距甚远，缺少新鲜感，学生渴望开阔眼界、增长时代知识，学生学习探究当下社会问题的热情不能因此被点燃，最终导致学生学习效率不高，政治教育无法促进学生整体素质的提高。而时事政治教育因其自身具有时代性、丰富性、新颖性及动态性的特点，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对知识的需求，深受学生的重视与喜爱。

2.时事政治教育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分析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时事政治在思想政治教育课中起着重要的辅助作用。书本理论知识学习的最终目标是让学生能够把所学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当前，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高中政治教师把教学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答题能力的培养上，而忽视对时事知识的普及，导致高中政治成为学生的学习负担，使得学生无法把平日所学的知识灵活运用于现实生活中，学习与生活相脱节。时事政治教育的引入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产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另一方面可以使学生把所学的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对时事政治事件现象的分析与解答中，促进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思维能力的提高。

二、时事政治在高中教学中应用的途径

1.转变课堂教学观念

在新素质教育改革的理念下，学生不再是单纯的知识接受者，而是教学课堂的主体。教师应当摒弃传统教学理念，转变自身职能，从知识传递者转变为指导学生学习的辅助者。在高中政治教学课堂上，教师应当引入时事政治，鼓励及倡导学生进行“探究式”、“讨论式”学习，将学生转变为课堂学习的主体，打破教师“一支粉笔”、“一言堂”的模式。教师在学生进行学习探讨的时候，要适时地在一旁进行指导，聆听学生的想法。时事政治教育本身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和热情，放松式的自主学习课堂更有助于让知识悄无声息地进驻学生的脑海。

2.设置专题讲座

社会每天都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世界的每个角落每时每刻都有新闻事件产生。每当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或是国家颁布实施重大决策时，高中教师就应当为学生设置专题进行时事政治事件演讲，向学生传达时事知识，让他们了解当下世界格局和社会现状。如前段时间出现的新疆分裂势力在昆明汽车站的砍杀事件，导致众多无辜百姓死亡，给社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对于这起事件，教师可以开展以《严厉惩治暴力分子，保护国家人民安危》为主题的讲座。通过讲座，学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新疆悠久的历史，得知新疆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领土的事实，知晓当下国内外的局势，国家对于暴力分子所持有的态度。通过教师声情并茂的演讲，学生对事件有了明确的态度，领会和掌握了事件的精神实质，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同时让学生更深切地体验到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性和魅力所在，提高政治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3.课前课后穿插时政知识

时政论文篇9

关键词：社会变革；政府改革；成就与挑战

一、中国政府改革的契机和动因

二、中国政府改革与创新30年的基本成就

(一)政府管理价值的再确认与公共性的回归

(二)政府职能渐趋理性化

(三)调整和理顺治理关系，初步形成有效的协同治理网络

(四)政府组织结构日趋优化

(五)政府运行机制建立并逐渐完善

(六)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新的服务典范显现

(八)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以及法治政府基石的奠定

三、中国政府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一)思想解放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二)政府改革与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

(三)政府改革与发展应是一个理性和现实的过程

(四)政府改革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五)政府改革与发展既有普遍性，更具特殊性

四、中国政府改革未来面临的挑战

(一)如何形塑与发展新的行政文化

(二)如何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和作用，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

(三)如何调整与改革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形成完善的协同治理结构

(四)如何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体系，搭建有效管理的平台

(五)如何改革与调整府际关系，建立有效的府际管理体系

(六)如何透过制度创新不断提升政府能力

(七)如何推进公共预算改革

(八)如何加强法治政府的建设

(九)如何实现政府改革自身管理

时政论文篇10

1.1加强报社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指导员工个人价值的实现

加强报社职员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引导职员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指导职员的个人价值的实现，具有不可小觑的作用“。信仰缺失”不仅仅是年轻人专有的名词“，迷茫”不仅仅是大学生专有的名词，“价值观扭曲”不仅仅是社会人专有的名词，这些现象在报社职员身上也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体现。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报社职员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具有重要意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提高职员的职业道德，增加他们对报社工作的热爱，让他们在工作中保持着良好状态，从而得以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

1.2加强报社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促进报社的持续稳定发展

俗语有云“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并不是贬义，而是重在说明，人是一个有着多方位需求的生物，不仅仅是物质需求，还有精神需求。在生活中，职员之间难免会有一些利益冲突。处理得好的话，会是一种有效地激励机制，处理得不好，很难不在职员之间产生一些嫌隙，影响报社的正常发展。而加强报社职员的政治工作，能够很好地引导职员之间和谐发展，合理竞争，平时工作中也能够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

1.3加强报社思想政治工作，有利于把握时事政策的最新走向

报社的新闻性就决定了报社工作者们一定要时时紧跟最新的政策走向，要对党和政府出台的方针政策提前进行学习和研究，才能够在工作中游刃有余地正确地向群众解读这些热点新闻。党和政府一向很重视对党员对政府工作者的思想道德建设，通过对这些先进理论的学习，报社工作者们不仅不能加强自身的思想建设，更能有效地把握最新的时事政策的动态和走向。

2新时期报社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

2.1职员素质影响报社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发展

职员的个人素质层次不齐，在接受新思想上或者在转变错误思想上，所需要的时间也不尽相同，这对报社的整体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推进增加了一定的难度。特别是在每一次的集中思想政治工作之后，缺乏有效地检验机制，很难直接看到职员的思想的变化。

2.2文化冲击、观点更换，职工容易迷失在信息流里

不管是网络上还是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容易受到外界或者他人的影响。有时候在接受信息时，没有去思辨观点的正确性就先入为主地接受了，长期以往，职员很容易迷失在信息流中，很难保持个人的独立意志，总是人言亦云。

2.3网络带来的冲击，职工压力太大

新媒体的发展给报社带来了很大的生存挑战，相应地职员的工作压力也会随之增加。在长期的压力下工作，职员难免会工作热情不高，做事情敷衍了事，有时候只是为了完成任务而工作，从而忽视对新闻内容的审查，文章中有时候还会出现错词错句，有的语句表述也不甚恰当，甚至有时还会出一些错误的法律常识误导群众。

3新时期加强报社思想政治工作的应对策略

3.1牢牢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和新闻观

在面对上文说的一系列的挑战时，报社首先要做的就是找准自己的定位，明白自己的新闻工作者的角色，做一个真实的新闻人，努力发挥报社的新闻作用。报社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牢牢树立“以人为本”的正确价值观和新闻观，要报导真实有效地新闻，要多为群众的利益着想。

3.2加以重视，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

报社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对加强报社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有着重大意义。报社领导要以长远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要只顾眼前的短期现实利益，而去忽视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建设。相信在领导的大力重视下，职工也会少一些敷衍了事的思想，也会更加重视自己的思想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