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分析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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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外部性政府行为外部性

股票市场作为重要投融资市场，在当代经济发展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西方维持高福利政策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投融资双方的力量对比来说，大型上市公司占绝对优势，向政府寻租力量高于广大股民，交易成本（投融资双方在讨价还价时的成本）要低于广大股民。所以如果完全由市场来调节股票市场，上市公司将产生负的外部性，这样就不能达到帕雷托最优，因此政府实施干预政策来挽救市场失灵是学者和各国政府的共识。但政府以什么身份来参预，政府不作为时，是否能够挽救市场失灵，会不会造成政府行为的外部性，从而使付出的社会总成本高于完全由市场调节造成的成本呢？关于政府行为的外部性，西方理论界已经作了大量的探讨。

政府行为外部性理论的形成及演变

（一）外部性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首次提出外部性，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在其著作《福利经济学》中阐述了外部性的理论。庇古认为，由于社会边际成本和私人边际成本不同，所以如果完全依靠市场机制则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政府通过征收“庇古”税可以解决因外部性引起非帕雷托最优问题，从而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理论依据。

新制度经济学著名代表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提出了与庇古解决外部性不同的思路。科斯第一定理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权利的初始界定不重要；第二定理认为，当交易成本为正时，产权的初始界定有利于提高效率。

（二）政府行为外部性理论形成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干预经济逐渐暴露出来的弊病，以布坎南等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开始反击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失灵的攻击。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在多次提到公共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时，将强制性税收归为这一范畴。1966年，威廉姆斯(Williams)对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施加于对方的外部性进行了分析。迈金和布朗尼首先对政府行为外部性分类问题作了系统分析。他们认为，“公共部门的外部性未必一定是非效率的”，即政府行为外部性同样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迈金(RolandN.Mckean)和瑞士学者杰奎里尼•布朗尼(JacqueleneM.Browning)在《政府与非盈利部门的外部性》一文中，首先明确提出了政府行为外部性的概念，并且把政府行为外部性看作是与市场部门外部性（市场失灵）相同的东西。市场部门定义的外部性同样适用于政府部门，虽然政府行为外部性更加难以测量，但理论上可以认为这些行为同样会产生外部性，通过对政府运作的考察，发现政府行为外部性影响的确存在。

我国政府行为在证券市场产生的外部性分析

我国股票市场成立14多年以来，一直存在广大股民的成本收益不对等现象。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接连不断出现抽血行为，严重损害了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给广大投资者造成了负的外部性。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证券市场在设立之初的目的就是为国有企业解困、卸包袱。当一批问题国企轻易地被允许进入股市圈钱、并肆意挥霍投资者奉上的资金时，就注定了中国上市公司社会成本远远高于私人成本，而这部分成本又由广大投资者来承担。

其次，上市公司上市之初，只需要证监会或其他主管部门审核批准，监管当局主要按自己设定的规范做出是否准予上市的最终决定，不需要听取其他方面的意见，这样公司上市后就更不考虑资本市场真正运营状况。

再次，监管者执行规则不到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不透明、不规范。另外，政府管理部门在复杂的市场环境改革中，没有任何经验可循，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样就造成了实验结果的不确定性，客观上造成政府行为负的外部性。

可见，政府行为的完全倾斜或者政府行为的随意性，使得本来为了挽救市场失灵而制定的政策，最后却可能加重了市场失灵。

正如斯密德所说，与技术性外部性和金钱性外部性是在既定的交易规则和产权控制下发生、并直接改变参与者之间的成本或收益不同，政治性外部性并不直接作用于参与者的成本或收益，而是通过公共选择改变游戏规则或产权控制而间接改变所有参与方的成本或收益。在证券市场的改革中，有些论断诸如20%的蓝筹股代表了60%的市场价值，股市改革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这些企业的表现，那剩下的投资者的投资就将被政府部门的政策推向绝境。

如果市场最后真的如这些官员和学者所说，政治行为就改变了“原先自由和责任的形式”，导致技术性外部性或金钱性外部性的转移，从而把原先外部性的成本转嫁到另外一些行为主体身上，而对于这些行为主体来说，该“成本原本是收入或用途”。那些投资与剩下80%的企业由于政府行为而承担了远远超过私人成本的社会成本，与此同时，原先承受外部性成本的那些行为主体却从“自由和责任的形式”的改变中得到了收益。如一些大型上市公司获得了更多的有政府行为带来的股票溢价价值。政治通过合法的方式改变了技术性外部性和金钱性外部性的作用对象，从而改变了外部性造成的成本收益组合。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府或公共选择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金钱性的外部性或技术性的外部性以合法的形式与偷窃和战争相区别”。从中国股市目前状况来看，政府就是通过政府行为导致了外部性，从而在广大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进行合法的资产转移，使得融资者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大的收入。

政府行为外部性的解决方法探讨

目前，我国证券管理者必须避免在股票市场上出现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情况。从市场角度出发，以“裁判员”的身份协调大股东和小股东之间的矛盾，从而避免因政策倾斜力度过大而造成的不良后果。此外政府如要避免产生负的外部性，就必须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必须公正。没有公正就会使弱势群体在大企业寻租成本较低的状况下，承担更多的成本，而得不到任何收益。其次，要以诚信为本。诚信建设涉及资本市场的各个方面。具体而言，诚信建设关键在于政府诚信、上市公司诚信以及中介机构的诚信，一个诚信的社会、一个诚信的资本市场必须要有一个庞大的诚信的中介机构群体为前提。

所以说，政府首先应该在资本市场做好制度性建设，解决目前存在的制度性矛盾，做好规范性管理，保证信息披露公开透明，制定好各项游戏规则，然后以身作则，按规则办事，不直接参与市场各个博弈方的利益，避免引起更大的负的外部性。只有这样，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证券市场长期存在的问题，从而达到净化证券市场，促进证券市场向良性方向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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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益主体；证券市场；秩序

一、证券市场秩序的内涵

证券市场秩序意味着按照一定的规范和准则，对证券市场系统进行有效的控制，使市场按照特定的规则运行。证券市场制度提供的正是这种内生的规则体系。证券市场的秩序由市场内的行为主体相互作用而形成，但政府作用比较特别，它可以出现在更高的秩序形成与控制层次上。在一般意义上，市场秩序指依据规则和准则进行控制下的市场运行状态。市场的公平与效率是市场运行状态的主要指标，也是制度规则体系的评价标准。

国内对证券市场效率的实证研究分析，1993年以前的研究数据得出的结论是非市场有效，此后的研究大多支持弱式有效。市场秩序混乱，市场公平和市场效率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市场的运行是在制度的约束下进行的，要形成良好的市场秩序，必须从形成秩序的市场主体的行为出发，建立相互制约、平衡的利益框架。

二、利益主体行为与市场秩序的相互影响

证券市场行为主体在相互的交易中会自发形成一种市场状态，可以称为自发秩序。每个行为主体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将拥有的资源投向能获取较高收益的股票，这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但自发秩序的优势必须在长期和重复的交易关系中逐渐形成。如果交易者的行为预期不确定时，极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这就会增加市场的交易费用。从长期看，某个市场体系要生存下来，必然能逐渐调节纠正交易机制，取得交易费用上的优势，但要达到良好的状态可能要经过相当长时间，在调节过程中也会浪费巨大的资源。下面从几个主要利益主体行为对秩序的影响进行分析。

1．政府。从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初步形成看，政府是证券市场制度供给和运行的核心，其他主体大多通过影响政府决策而获利。强势主体（上市公司和机构投资者）能对政府的决策施加较大的影响，但并未能控制政府的行为。而政府过多涉及到证券交易中的具体利益，一是政府对证券市场目前的定位与期望过高，二是政府自身利益和其他市场主体过于密切地混杂在一起。在国内证券市场中，国有性质的主体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占绝大部分，机构投资者中，国有企业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媒体更是政府或国有资本主办的，它们的行为在相当程度上正是通过政府整个权力机构发挥了作用，对证券市场的秩序形成与变动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2．上市公司。由于占绝大部分比例的国有上市企业采取的都是增量发行，国有股仍占有控股地位，外部股东无论在控制权还是在信息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状态，公司经理等“内部人控制”现象严重。为了获取更多的融资，欺诈发行，虚假信息披露等情况时有发生。由于上市公司都属于利益既得者，其利益主要在一级市场的发行中，而在证券交易市场上，上市公司间难以形成比较普遍的共同利益。而且由于国有上市公司仍然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国有企业固有的“预算软约束”弊病也移植到上市公司身上。上市公司的利益一致性不够，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但上市公司与政府的利益密切相关，分别对各自的管理部门有较大的压力。

3．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不仅实力雄厚，而且数量比较有限。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规模很大，因此它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也很大，对环境的变动比较敏感。在外部环境中政策和市场景气是最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具有集体物品（它的收益者只是一个局部的集体）的特点。机构投资者通常能够组织起来，争取更有利的外部条件。

机构投资者个体参加争取集体物品（政府有利政策）行动的条件是，它从这个集体物品中获取的收益大于它付出的成本。每个参加者的成本包括行为成本和组织成本的一部分。但集体物品能够为所有投资者共同享用，而不仅仅是付出努力争取的机构。每个机构投资者都希望别人去争取而自己能够“搭便车”。如果努力者分享的集体物品低于其付出的努力成本，它是不会去争取这个集体物品的；如果即使与别的机构投资者共同分享，它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仍高于它为争取这个集体物品付出的成本，那它有提供的激励。机构投资者的数量较少，在争取能够带来足够大收益的集体物品时，通常每个机构投资者能够分享的收益大于它为集体行动付出的努力成本。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也会权衡不作为的机会成本，在不作为的损失大于作为的成本时，他具有参加集体行动的压力。因此机构投资者经常能够组织起来争取对他们这个群体有利的集体物品，如对政策改变的影响，对政府支持股市的需求，都比较明显的表现出来。但集体物品量总是低于最优水平，因为搭便车者的存在，使得努力者总是无法获得它所争取到的集体物品的全部收益。

4．一般投资者。在国内不规范的证券市场上，受到损害最大的是一般投资者群体，一般投资者的个体力量弱小，更应该联合起来采取集体行动。但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况是机构投资者经常联合起来，集体要求某些对他们有利的政策，而一般投资者则是“沉默的大多数”，极少有集体行动来申诉自身的要求。一般投资者参与争取集体物品的条件和机构投资者个体相同：他从集体物品中获得的收益大于他参加这个集体行动的成本。但一般投资者数量众多，任何投资者能够从可能的集体物品中获利都极为有限。而对一般投资者进行广泛组织的成本都极为惊人，除非某个组织的成本已经为它的其他职能承担。一般投资者从集体物品中的获利微小而成本高昂，搭便车的倾向同样广泛存在。他们预期的成本和收益极端不对称，通常没有参与集体行动的激励。

一般投资者不能形成有效的压力集团，不利于市场均势的取得，应该在制度上有一个一般投资者保护协会之类的组织，它由某些具有政治、地位要求的个体来推动，同时可提供其他非集体物品，这个组织的真正目的：组织一般投资者，维护自身利益服务。而先例也可以改变一般投资者对争取自身合法利益行为的预期。如对上市公司管理层的失职和违法及中介机构的虚假审计行为，投资者也许有通过诉讼等法律途径来保护自己的意识，但个体能获得的利益有限，而个体在对公司和中介机构的诉讼中又明显处于人财物的劣势，在证券市场现实中，个体诉讼行为也没有取得明显的成功。如果法律的变动使投资者个体有合适的诉讼环境，出现了较为成功的诉讼案例，形成“选择性激励”的效果，其影响可以从个别到普遍，逐步改变投资者对诉讼的收益——成本预期，使更多投资者愿意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也即成为制度变迁的路径。

三、良好市场秩序的形成路径

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等强势主体群体与一般投资者弱势主体群体的力量极度不平衡，欺诈行为、虚假信息泛滥，操纵市场行为流行，市场规则有向不利于市场长期利益方向发展的趋势，市场的秩序陷入混乱。在此阶段一种比较有效的解决办法是政府的强力介入。政府必须充分尊重并利用自发秩序，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对制度体系形成与变动的不参与，自发秩序需要通过政府的行为来调节。政府的制度创新应该和市场主体的创新互为补充，要相信在良好规则下的市场制度能够带来社会福利的整体增进。政府确定交易的基本框架和公平原则，在证券市场已经建立起来的现在，应该放宽其他由市场主体自发创新的空间，政府则致力于提升自发创新的层次，消除市场主体创新的外部性，最终形成互补性的制度创新框架。

证券市场的长期利益一是公平；二是效率。自发秩序也许可以提高市场的效率，但自发秩序通常不能带来公平。政府是证券市场中最重要的主体，他供给证券市场制度，调整并维持公平秩序的形成。但统治者也是经济人，他也面临有限理性的制约，且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不能指望政府的制度供给和秩序调节就必然能带来良好的证券市场秩序，增加社会的总体福利。当政府的利益来源与证券市场的长期发展一致时，它的行为会促使社会的进步；反之，它会导致市场的混乱，阻碍良好秩序的形成。这时就要调整政府的收入来源，使得从降低市场交易费用中获得的利益大于从寻租中获得的利益，而且实现这一点，可以削弱个别市场主体群体对政府决策的严重影响或控制，摆脱不利路径依赖。

政府要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必须为市场主体界定明确的行为边界，形成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产权。政府部分放弃从参与交易中得到的收入，而增加从经济发展中得到的税收，即要使每个官员和国有资产经营者有明确稳定的预期：从努力完成职责中得到收益大于设租和寻租得到的收入。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最终的目的也在于此，而推行上市公司和投资机构的全面非国有化并不一定能促使它们形成明确的预期。在当前情况下，要政府完全放弃为国有企业融资的目的不仅是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改善市场秩序的。国有上市公司的根源在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预算软约束，当存在政策性负担时，即使是私有企业，也同样会出现这些问题。因此，政府的行为应是逐步取消国有上市公司的政策负担，界定行为边界、获利或受损的方式，迫使国有企业与其他性质市场主体竞争，实现为国有企业融资与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平衡，加固证券市场的基石。

政府加强对市场的监管而减少对要素流动的控制，可以消除在证券市场上广泛存在的“管制租金”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加速租金的消散，促使证券市场向常态的回归。严格的监管可以促使机构投资者和上市公司违规的预期成本上升，有利于遏制违规行为，而要素流动控制的放松，有利于市场配置效率的提高。同时，要素流动控制的放松可以促使不同投资市场间的竞争，降低市场主体退出证券市场或选择其他市场的成本，这对弱势市场主体尤其有利。而市场间的竞争可以迫使每个市场降低自己的交易成本，否则将被淘汰，这可以帮助提高整体市场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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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财政政策取得的效果

几年来，我国实行了发行长期建设国债，以及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免征房地产税，投资抵免所得税，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透过各项经济指标来看，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分析和统计，1998年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政府的投资规模，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达到2个百分点，2000年达到1.7个百分点。到2000年底，财政共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连同配套资金的投入，约完成1.5万亿元的投资量。利用国债资金进行重点建设，有力地拉动了经济的增长，加快了结构调整的步伐，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后劲。2001年GDP增长7.3个百分点，2002年上半年增长7.8个百分点。

从物价指数来看，到2000年4月，连续32个月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下跌已经全面止跌，并首次出现正增长，2000年消费价格指数比1999年上升0.4%，2001年同比增长0.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00年同比增长9.8%，2001年6月同比增长10.3%，2002年上半年同比增长8.6%。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来看，1998年下半年，投资需求增幅明显上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增强，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15%，增幅比上年提高了6个百分点。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9.7%，增幅比上年提高3.4个百分点；2001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比上年同期增长12.1%。可见，积极财政政策确实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效果。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明显的效果，但是没有预期的那样理想，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乘数效应较小，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1.对消费需求的拉动作用还不明显。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没有有效的措施来改革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没有具体有效的措施来增加农民收入，没有有效地解决农村劳动力过剩、企业下岗职工问题。因而居民消费水平没有明显提高，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幅度很小而且很不稳定。

2.没有很好地启动民间社会投资。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投资需求的上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债的发行。从投资资金来源看，投资的增长主要依赖于国有经济和政府的投资。1998年全社会新增投资额对预算内投资的依赖度由上年34.66%上升到101.27%；1999年社会新增投资对国有投资的依赖度约为90%；2000年上半年，国有及其他类型经济投资增长12.1%，集体和个人经济投资则分别增长7%和8.6%。

3.国债资金的使用缺乏效率。一是部分国债项目缺少科学论证，配套资金不足，对扩大内需所起到的作用有限。二是存在挪用和挤占国债资金现象，没有使相应的国债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

4.财政风险有加大的趋势。我国仅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前三年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3600亿元，累计发行国债11206亿元，虽然对拉动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对本来就相对薄弱的中央财政造成了一定的债务风险。

5.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过程中，未能始终如一地坚持扩张性方向。如1998年财政收入方面在增发1000亿国债的同时，增加税收约1000亿元，尽管从加强税收征管本身来说是必要的，但在时机上此时实行却使增发国债的扩张性效应在很大程度上被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所抵消。

二、对未来几年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展望

（一）积极财政政策还应继续实行

积极财政政策是否实行是根据经济形势而定的。当国民经济整体上由通货紧缩、物价低迷转向轻度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接近或超过3%和财政收支差额缩小的情况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淡出；国民经济处于轻度的通货紧缩状态，社会金融资金较为充裕，可以实行中度的财政政策；如果国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并严重影响国内经济的景气指数，则还需要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

首先，供给相对过剩的格局尚未有根本性的改变。1997年以来经济运行呈现出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格局。据第三次工业普查的数据，我国900多种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不足60%。由于长期以来的过度投资、重复建设以及企业淘汰机制不健全，企业生产能力闲置的现象十分严重。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从总量上缓解了供给相对过剩的局面，但对结构的调整还相当有限。要解决无效供给的问题，还必须加大结构调整的力度，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些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有力配合。

其次，我国经济形势虽有转机，但在整体上仍处于通货紧缩之中。今年7月22日人民日报资料显示，2002年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下降0.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6%，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我国经济至今尚未走出社会商品供大于求、物价低迷、通货紧缩、扩大内需压力大的圈子。

再次，财政支出结构与增长趋于硬化，使积极财政政策成为必需。一是从我国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总额为13187亿元分析，除了占15%的行政管理费支出应当压缩（但难度很大）以外，其余的各项支出都应逐渐增加而不是减少。二是由国家法律规定的支出欠账较多，如：要求国家公共教育投入和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经费分别占GDP的4%和1.5%以上，但实际只占2.79%和0.83%。

最后，国际方面变数较大，需谨慎应对。近期，美国经济增速放缓。这对于世界经济包括我国经济会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我国已加入WTO，但近期内我国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竞争力不强的状况很难改变，出口前景不容乐观，随着关税的大幅度降低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步消除，进口将会增长得更快一些，贸易顺差有可能缩小。

由此可见，为了保持GDP以较高速度增长，国家在争取出口的同时，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内需、增加投资、提高消费和活跃市场，在通货紧缩趋势还未根本改变的情况下，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但力度可以酌情减轻，有重点地实施。

（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

1.注意控制国债规模，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已经连续几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考虑到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较低，财政的风险是需要注意的。从全局看，虽然我国发行国债的空间还很大，但是，在发债的同时不能不考虑到中央财政的脆弱性，必须同时进行财政体制的改革，加快税费综合改革的步伐，逐步实行预算内外收支统管，在不提高企业与家庭总体税负的前提下，逐步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确保使国债规模保持在适度范围内的同时，必须确保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率。对国债投资项目立项及管理方法进行改革。如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筛选确定国债投资项目，做好国债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对符合要求的项目，政府可以视其弥补市场缺陷，带动民间投资的程度，实行参股、全资、贴息等多种方式。目前形势下，应适当减少直接投资比重，逐步增加间接投资比重，今后发行的国债在基建项目上，应主要用于弥补在建项目后续资金的不足，使国债资金真正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进一步尝试税收减免。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两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支出，二是减税。事实上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在税收减免方面做得是远远不够的，更加严重的是税收之外的各种收费急剧增加，这都大大减弱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增长率一直低于GDP的增长率，即税收的收入弹性小于1，然而1997年至1999年，税收的收入弹性大幅度提高，这三年分别为：2.23、2.4、3.33，即税收增长率几乎为GDP增长率的2倍还多。由于税收增长率大大高于GDP的增长率，因此带来宏观税率，即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断提高。尽管国家税务总局一再宣称，税收收入增加是加强征管、防止逃漏税和关税收入增加的结果，但这只是次要原因，主要还是税负水平太高。根据拉弗曲线阐明的道理，减税不一定带来税收收入的减少，随着税负的降低，投资的积极性、经营者积极性会有所提高，经济得到发展，税基扩大相应会增加税收收入。同时减税政策还能有效优化产业结构，有利于高新技术、生物工程、信息技术等产业的迅速发展。所以笔者认为，在增发国债，扩大政府支出的同时，应辅以适当的减税政策，这将有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环境的好转。考虑到我国现行税制和财政的承受能力，虽然全面减税的条件还不具备，但结构性的减免税收还是完全可以得到的。具体包括：变“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鼓励投资；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和企业所得税计税标准，增加居民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扩大消费需求；对吸纳下岗职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应给予适当的税收照顾；对高新技术企业适当减免税收，实行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政策，以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开征遗产税、财产税、社会保险税等新税种，以缓解个人收入差距过大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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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与政府的关系——“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他指出，在市场的自发作用下，每个人为追求自己的目标而努力的时候，他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着去实现公共利益。政府应放任经济自由发展，依靠市场自发调节。亚当斯密在主张由“看不见的手”充当社会经济主要调节器的同时，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能是有限的，无非是充当一个经济上的“守夜人”的角色。

20世纪30年代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采用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种体制特点在于强调市场自发调节，尽可能排除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市场机制广泛地发挥作用。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市场机制的全面运行也确确实实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与生产力，积累起巨额的财富与资本，给资本主义经济带来了极大的繁荣与社会进步。但随着资本主义向其高级阶段的发展，种种难题也随之出现，而且是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这些困厄与危机，是并非由“看不见的手”可以回春的恶疾。为了摆脱危机，资本主义各国运用不同的政府干预经济生活的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次次缓解矛盾或“化凶为吉”，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得力于“看得见的手”，即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始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在不断发展和深化。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虽然市场机制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但它不是万能的，市场机制最佳功能发挥所依赖的市场条件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无法实现。

现代制度经济学家霍奇逊也曾经指出，一个纯粹的市场体系是行不通的，“一个市场系统必定渗透着国家的规章条例和干预”，“干预”本质上一定是制度性的，市场通过一张“制度网”发挥作用，这些制度不可避免地与国家和政府纠缠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脱离政府单纯地发挥作用，在市场作用的合理限度以外必须要有政府的作用。

二、政府对市场的作用——有时好，有时坏，有时不好不坏

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发挥积极的作用，或者说，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是少一点好、还是多一点好？这一直是市场经济理论争论的焦点之一。

关于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正如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所指出的，国家权力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

（一）它可以沿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使经济发展比较快些；

（二）它可以沿着与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就会倒退甚至崩溃；

（三）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国家权力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所以恩格斯又说：“一切政府甚至是最专制的政府，归根到底都只不过是本国状况所产生的经济必然性的执行者。它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好的、坏的或不好不坏的——来执行；它们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可是最终它们还是要遵循这种发展。”

在这里，恩格斯对于国家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所作的精辟论述，表明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一原理。但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谈政府的作用，并不能只满足于这一原理，我们必须越来越多地使政府成为经济基础的内生因素而起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总是要运用市场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其目的。

三、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扮演的角色——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市场经济，毋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抑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以市场机制作为合理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那就是，由企业充当经济活动的主体，根据市场的供求，合理地组织生产和营销，有效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赢得最大利润。经济权力，特别是投资决策权，是掌握在企业而不是在政府手中；而政府作为“政治实体”，因其行为所遵循的多是“非经济原则”，本身并不适宜于掌握投资和营运资本。因此，凡属按经济原则经营的经济事业，均交给企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当然是私人企业）去经营，政府不要干预。总之，政府依靠自己的财政力量及各种政策，努力建造一个良好的可供千万家企业充分表演其才能的经济大舞台。宏观经济学习惯于把市场的活动譬喻为球赛，企业是运动员，政府是裁判，政府不能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否则一定会导致混乱。

中外市场经济的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作为竞争经济，其本身却不能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是因为，市场经济虽然较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但是，它不是万能的，市场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是：经营者以自身的经济利益为本位，按照自己的意志依照商品价格的升降从事经营活动，自由放任，会导致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又由于一些经营者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竞争过程中会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是他们会利用自己的垄断地位或控制支配市场的优势，对社会财富进行不公平的剥夺，使许多经营者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造成不公平。然而，市场经济的缺陷，其机制自身无法克服；受自身经济利益驱使的经营者也不可能以自觉的行为来补救。为克服和补救市场经济的缺陷，维护公平有效的市场竞争，就要靠国家有意识地运用政策和法律进行引导。因此，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适度干预是必然的，不可缺少的。

E•S•萨瓦斯有一句名言：“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可政府并不擅长划桨”。的确，多掌舵少划桨的政府才是力量更加强大、更具有生机和活力的政府。因为，说到底，那些为航船掌舵的人对目的地影响的力量远比那些划桨的人要大得多。

掌舵只是一个形象而深刻的比喻，其含意是表明了政府的控制能力。因此，政府行为的方式问题，也就是政府如何调控社会、调控市场的问题。当然，正如掌舵人与划桨人的关系一样，政府对社会、市场的调控，是方向上的调控，其所要达到的结果是使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凡是市场能办的，政府就不去办，凡是能由社会做的，就让社会去做。然而，市场经济下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必须在自身财政能力所允可的范围内履行一些经济职能，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这些职能，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1）运用财政政策及货币政策，实施宏观经济管理，确保国民经济的稳定，尽可能防止过大、过频的波动；

（2）举办基础设施工程及公用事业，创立一个有效、有利的投资环境；

（3）确立各种经济立法及法规，维护全国市场的统一和正常秩序；

（4）实施产业政策，指导或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

（5）运用收入政策及社会政策，维护社会公平及安定。

总之，在市场经济中，政府是经济大舞台的设计师和建筑者，但不是演员，演员是企业；政府是球赛中的裁判和巡边员，但不是运动员，运动员是企业。切忌“越俎代庖”。

四、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积极作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不仅是共识，更是决心

（一）需要澄清的几种模糊认识

1．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放权，限制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范围，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失，而是意味着部分权力的转移。政府放权过程不是单纯地下放政府权力和实行政企分开，而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体现出权力要集中，如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另一方面，权力要下放。也就是说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的程度与政企分开、权力下放的程度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要想停止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就必须强化政府对宏观经济生活的调控能力，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生活的失控混乱。政府下放的只是部分权力，是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切实交给企业。弄清这一点，有助于吸取我国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加速我国市场化进程，建立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

2．在市场化过程中企业和社会权力的强化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政府权力的弱化。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众所周知，在经济体系中政府权力范围的广泛程度和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程度并不是一回事，如果抽象地、笼统地谈权力的强弱就混淆了这种区别。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市场化要求限制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范围，也就是要把政府权力在经济体系中的使用限制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权力有限的原则，正如加里•沃塞曼所论述的：“权力有限的政府原则意味着政府的权力要受被管理者的权力和自由所限制。这一原则基于立府的根本思想：人们把宪法列举的权力和职责授予政府，同时把其余的权力留给自己。这项政府协定意味着政府的行动必须依据法律规定，而法律是得到被管理者的同意（虽然是间接的）而批准的。”因此，在经济体系中，对政府权力需要限制的是权力使用的范围，而不是范围内政府行使权力的有效性。在政府权限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政府应拥有不可动摇的绝对权威。

3．政府在经济体系中行使权力的范围、程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政府行使权力的范围、程度也会有所不同。这种发展变化，是由市场经济发展各个阶段上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具有客观性。经济发展阶段上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存有较大的关联，一般地，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不高，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比较突出，因为培育市场体系发展，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组织经济活动，都必须依靠政府力量才能完成。而在市场发展较成熟、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情况下，政府作用的程度和范围就有所下降，市场作用变的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重新选择经济运行机制，采取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就成为必要。因此，正确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有效发挥我国政府作用的关键。

（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分析

从总体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地位已经确立。但也应当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建设等方面的改革显得滞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制度、体制和机制仍然存在。一是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层体制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我国改革尽管已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触及到各个层面，攻克了不少难关，但仍然处于攻坚阶段，旧体制要从根本上实现向新体制的转轨依然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还必须解决不少难度很大的深层次问题。比如，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目标早在1993年就已经确定，这项工作也一直在做，但目前国有企业离规范的现代公司制度、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还很远，部分地区的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甚至出现走形变样的情况。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社会事业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等仍处于滞后状态，还没有真正触及到深层问题，改革的任务还相当繁重。二是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前没有暴露或不甚明显的问题，现在日益突出。比如城乡协调发展问题，经济和社会协调全面发展问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之所以出现且不能很好解决，究其根本原因都在于相关体制未能理顺。实践表明，要实现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必须深化农村改革，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健全区域互动机制，完善公共财政体制，等等。三是改革在各个领域的进展不平衡。囿于利益关系和配套条件等诸多原因，既定的改革有的进展缓慢，有的还没有取得实质性突破，还有的深层次改革尚未破题。总的来说，改革滞后于开放，宏观改革滞后于微观改革，政府改革滞后于企业改革。四是改革的深入、开放的扩展和发展格局的变化，给制度、体制和机制创新提出了亟待解决又难以解决的新课题。比如，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进入后过渡期，经济管理必须按世贸组织规则和国际通行规则办事，这对政府管理方式、管理制度和管理能力也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所有这些都表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加强和改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篇5

关键词:行政程序违法实体违法

一、行政程序违法的表现

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经历若干步骤,采取一定形式和方法,在法定期限内,按一定顺序完成的过程。然而,由于目前我国尚未有统一规范的行政程序法,加上一直以来“重实体,轻程序”传统思想的影响,行政主体在执法过程中不重视行政程序,甚至违反法定程序的现象时有发生。常见的程序违法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步骤欠缺。即某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应依行政法规规定的步骤进行,但行政主体违法而未采取或履行相应的步骤。法律通过规定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轨迹,为行政主体设定相应的程序性义务,作为行政主体必须按部就班、不折不扣地履行,其中就包括行政程序不得跳越,即行政主体不能遗漏、疏忽法律预先设立的行政程序而进行活动,否则势必会侵犯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影响法律的公正与严肃。

2.顺序颠倒。即行政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先后顺序作出行政行为而构成的违法。行政程序是由若干个步骤、阶段在时间上延续所构成,如同链条一环紧扣一环,从而保证行政程序法律关系主体的活动顺利进行,因而行政程序不得颠倒,即行政主体不能先进行后面的行政程序,再进行前面的行政程序,否则将会导致行为无效。

3.形式违法。即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应当采取某种法定形式而未采取,或采取了法律禁止的形式,构成程序违法。随着行政法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对行政行为的法定形式的要求也愈加严格,一方面是为了监督行政主体的执法,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然而,由于我国的行政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人们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以致现实生活中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4.时限违法。即行政法律行为的作出超过法定的时间限制,从而构成违法。为了保证行政活动的高效率,行政程序的各个环节应当有时间上的限制,如《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在听证的七日前,通知当事人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而在我们“依法行政”的建设过程中,行政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定操作的现象并不鲜见,如行政主体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期限给予当事人充分答辩时间和出席陈述时间;或未按法定期限作出裁决,既不通知当事人也不经批准延期的;或已过追诉时效仍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等等。

二、行政程序违法与实体违法的法律后果比较

行政实体和行政程序是同一行政主体行为的两个方面,它们彼此联结,相互依存。前者是行为的内容,后者是行为的形式。行政行为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同时受到行政实体法和行政程序法的规范,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有差别。实体法决定着行政主体的资格与存在,违反了实体法,意味着主体资格的不合法,因而必然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程序法不能直接决定主体的资格与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程序法不重要。由于行政主体行使实体权力的形式如何对行政是否科学和民主有极大地影响,因而法律通过规定行政程序以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的轨迹,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但行政程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因此,对于违反行政程序的后果或责任承担方式,也应该因行政行为的不同、程序要求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那种认为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的观点是片面的。

我们还需要明确的是程序违法中对相对人权益并无影响的情形,一般不影响行政行为的效力,但这决非意味着这种违法行为就不受追究。现代法治的要求是违法必究,程序法也是法,违反它也应承担责任,尽管世界各国对这种情形下的法律责任少有明确规定。我国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在这方面有所突破,该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违反法定处罚程序的,由上级机关或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可以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这项规定为追究程序违法的法律责任提供了依据。那种以为“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的责任即是行政行为无效”的观点,是不符合行政法理的,实践中也行不通,而由此得出的“行政行为不因程序违法而导致无效是行政程序法律责任不独立”的结论也是不正确的。其原因在于没有把握行政程序的实质,并混淆了法律后果和法律责任的概念。行政程序法与行政实体违法的法律后果有如此差异,似乎与我们前面所言的程序的重要性、程序的价值目标不相符合。但我们认为,这正是实体法与程序法区别之所在。实体正义、程序效率都是法的正义的重要内容。那种主张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一律无效的想法或做法,一是容易放纵违法的行政相对人,丢失实体正义;二是行政机关不得不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而影响行政效率。因此,我们还是应当对实体与程序的正义价值进行具体的衡量取舍,以期更加符合法的正义的要求,提高法的正义的质量,这种对于违反程序的行政行为采取灵活处理的做法其实也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

三、对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

1.对行政程序违法进行司法审查的程序

(1)审查法定步骤。步骤是程序的重要要素,任何行为都必须按照法定的步骤来进行,否则就可能造成程序违法,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被裁决拘留的人或者他的家属能够找到担保人或者按规定交纳保证金的,在申诉和诉讼期间,原裁决暂缓执行。这里就有一个法定步骤,即公安机关作出拘留裁决后,要告知被拘留人是否要求提供担保,如果公安机关不执行这一步骤,作出裁决就执行拘留(实践中此类情况常有发生),这种跳跃式的执法行为,就是违反法定程序。

(2)审查法定顺序。这一点要求行政程序中不能出现顺序颠倒,也不能出现顺序混乱。例如,行政主体在进行有关执法时必须按顺序表明身份、说明理由、采取相关措施、作出行政决定,并将有关决定交付当事人,还要告之当事人有关权利。如果违反了这一顺序,将会导致程序违法,又如《行政诉讼法》第33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这既是对被告诉讼权利的限制,也是为了防止被告以颠倒步骤顺序取得的证据证明其行为合法。

(3)审查法定形式。一定的行为必须以相应的形式表现出来,如书面形式、口头形式等,若某一行为不按法律规定的形式来进行则属程序违法,如《行政处罚法》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行人员当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未出具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依照本法第39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应当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通常,对外行使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的行为都应当是要式行为。

(4)审查法定时效。行政程序遵守法定的时效,是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重要条件之一。从法治的高度讲,有行为就有相应时效,而且这种时效是具体的、法定的,违反了法定时效,同样会导致程序违法。

2.对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结果

对于违法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处理结果,学术界及司法界都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只要行政程序违法,不论实体处理是否合法,均应判决撤销。有的认为,只要实体处理合法,程序违法,但未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实体权力,应予维持,不过应在判决书中指出其程序违法。有的认为,只有程序严重违法,才能撤销,一般违法且未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侵害的,一般应予维持。

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行政程序法中都有些“适当宽松”的规定,即对某些“暇疵”的行政行为予以补正。比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4条规定了行政行为具有严重瑕疵的,包括程序严重瑕疵的,为无效行政行为;在撤销和无效两种纠正方式外,第45条则对“不导致第44条规定的对程序或形式的违反”的行政行为则可视为补正。此外,德国程序法典中还有对某些有程序或形式暇征的行政行为只要其对实体决定不具影响力可不予撤销的规定。又如在奉行“法律程序至上”原则,视“正当法律程序”为法律生命所在的美国也并不是任何违反程序的行为都会导致行政行为无效的后果。在行政机关制定法规时,“除非有特别法律规定,制定规章基本上是行政机关自己的事,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否则,不得以行政机关在颁布某项规定以前没有举行听证会,没有与受此规章影响的各方协商或通过其它方式征求他们的意见为由宣布规章无效。目前,我国法律意识整体水平不高,行政程序意识在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中普遍需要提高,因此,笔者认为对于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结果规定既不宜过于严格,也不宜过于宽松,而宜作一些具体情况与类型的区分。超级秘书网

概括说来,行政程序违法的司法审查应以公正和效率为标准。如果违反法定行政程序的行政行为损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认定无效,并依法予以撤销;如果行政行为违反行政程序,但并没有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或者影响微小,可不认定该行政行为无效。具体说来,对违反法定行政程序可分以下几种情况作不同处理:

(1)对于任意性行政程序,行政机关具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自主选择。这种选择只要不违反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即不影响该行为的法律效力。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自主选择的程序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行政机关选择的程序严重违背法理、违背基本公正要求,虽不构成违背法定程序,但可构成‘’,人民法院可以以为根据撤销相应具体行政行为。”

(2)对行政程序中轻微的瑕疵现象,一般不作违反法定程序处理。对于这种情况能补充的责令行政主体补充,不能补充的提出司法建议。

(3)对行政程序混乱,违反法定的、不可改变的顺序,并且损害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可判决撤销并责令行政机关依照法定顺序重新处理。

行政程序违法的后果不同于实体违法,这是由行政程序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并不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程序违法,从严格法治角度讲,是必须撤销该行为的,但从效率上讲,有条件地维持也是可取的。程序违法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影响,要区分不同情况分别处理,不能陷于形式主义。这也体现了现代行政程序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公正与效率的和谐统一。程序违法不以撤销该行政行为为惟一的法律后果。有的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表现为一种“待定”状态,如超出复议期限仍未做出决定的行为,可能会成为相对人提讼或要求其它权利的理由,这也是一种法律后果。至于是否影响行为效力,则需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审查作出判决。

注释:

①罗豪才.行政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247.

②石红心.行政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责任新论[J].行政法制,2002,(2):910.

③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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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证券市场；相关性；行业特征；国际投资

本文通过对中国证券市场中主要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现状和变化趋势的研究，主要分析三个方面的问题：1．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中各主要行业与国际上主要市场之间的相关性的总体状况及变化趋势；2．不同行业之间的国际相关性差异性及其发展趋势；3．近期内其国际相关性相对显著提高的行业。

一、相关研究的回顾与分析

国际上对于证券市场之间相关性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渐增加。Harvey(1995)的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的变动通常能反映到国外市场的类似变动之中；Odier和Solnik(1993)的研究显示各国股票市场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相关系数很低；Syriopoulos(2004)对波兰、捷克、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四国股票市场的研究表明，上述市场间的相关性很弱，但与其经济联系较密切的发达国家的市场相关性则相对较强。根据Gtiffin和Stulz(2001)的研究，几乎所有国际化投资组合的多样化效应均来自于国别因素；Rouwenhorst(1999)在分析了1978年至1998年间12个欧洲国家中的952只股票数据后认为，在欧洲货币联盟成立后，行业因素仍不足以胜过国别因素而居主导地位；但Eiling、Gerard和Roon(2005)在对欧元区各国股票市场从1990年到2003年的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在欧元正式推出后，欧元区各国股票市场的国别效应与行业效应已相差无几。Hamelink、Harasty和Hillion(2001)在分析了1990年至2001年的有关数据后发现，行业、国别、股票类型以及公司规模等因素都应当是进行全球化组合投资时的考虑因素。近年来，国内学者在这方面也开始了一些研究工作，其重点是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上主要证券市场之间的收益率相关性和风险溢出机制。洪永淼、成思危等(2004)的研究结果表明B股和H股与世界其他股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风险溢出效应；而A股与世界主要股市之间不存在任何风险溢出效应。胡安和许萌(2003)分析了中美两国最具代表性的市场关系变化的时间路径，并对其原因加以事件分析。袁继东(2003)采用非线性ALRS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沪、深两市都同港、台股市有一定的关联性，而沪、深两市同美国股市关联度不明。

上述研究对国际相关性的进一步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其主要不足之处在于相关研究均是以“市场指数”为研究对象，也就是说，以市场整体相关性作为研究对象。但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投资者往往并不持有整个市场组合，而是根据其对某个行业的分析，持有某个或某几个行业的投资组合。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投资者进行国际化投资时，就需要根据所持有的偏重于某些行业的组合结构，对这些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现状尤其是变化趋势进行深入分析；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的、逐步与国际接轨的市场，国际相关性的变化趋势无疑是一个值得进行深入研究的方面，而在行业层面上对该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对于深入理解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对中国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能起到一定的帮助。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文所采用的行业收益率数据为Wind咨询公司提供的“新华富时一级行业指数”的周收益率数据，包括10大行业指数。由于在本文所涉及的时间区间内，部分电信行业的数据无法获得，因此本研究不包含该行业指数，其余指数所覆盖的行业分别为：石油及天然气(简称“石气”)、基础材料(简称“基材”)、工业、消费品(简称“消品”)、卫生保健(简称“卫生”)、消费服务(简称“消服”)、公用事业(简称“公用”)、金融和科技。

国际主要市场收益率数据为Wind咨询公司提供的“S&P500指数”(代表美国市场)、“日经225指数”(代表日本市场)和“恒生指数”(代表香港市场)的周收益率数据。时间为2001年7月至2006年3月，采样周期分别为24、36和48周。

三、结果及分析

表1列举了各行业与美国、日本和香港市场的相关性的总体状况。从表中可以看到，与上述比较成熟的市场相比，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国际相关性是很弱的；从地域上看，中国证券市场与上述三个市场之间的相关性从大到小依次为：香港、日本、美国，这显示市场相关性与经济区域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表2显示了各行业国际相关性平均值的变化趋势。从表2中我们可以发现：

1．从总体上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行业与国际市场间的相关性有增强的趋势，反映在各回归方程的最高次数项的系数基本为正。

2．从相对长期的趋势来看，与香港和日本市场之间的相关性的变化幅度要大于美国市场；而与日本市场相比，各行业与香港市场之间相关性的增长趋势相对较强，显示出市场相关性的变化程度与经济区域存在一定联系，以及内地与香港两地资本市场日益呈现的“一体化”效应。

3．随着采样周期的增加，与美国市场和日本市场之间相关性的增长逐步显著，反映在随着采样周期的增加，其回归方程中时间系数在数值和显著性两方面均有所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证券市场国际相关性的变化过程并非单纯地由市场间的“风险溢出”效应所产生，而是有着内在的经济和金融驱动因素。

表3显示了各行业国际相关性的标准差的变化趋势。从表3中我们可以发现：

1．近年来，不同行业国际相关性的差异程度有逐步增加的趋势。反映在各行业与香港、美国和日本市场之间相关性的标准差的变化率均为正，且有关统计量的显著性程度均较高。这一现象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对中国不同行业的影响的差异在逐步明显。

2．各行业与美国市场之间相关性的差异程度相对更加明显，这显示尽管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之间相关性的整体水平相对不高，但却呈现出强烈的行业特征和行业差异性。

上述“行业差异”对于进行国际化投资的中国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的：由于其投资组合中必然会有相当一部分投资于中国市场(这种“本国偏好”效应在世界各国均存在)，如果这部分本国投资组合集中于某些行业，则在通过国际化投资以改善投资组合的风险一收益特性时，就需要充分考虑其国内投资组合中的不同行业的国际相关性差异，上述研究结果表明，这种差异对于投资绩效的重要性正在逐步增加。

表4显示了根据各行业国际相关性变化趋势的回归方程计算得出的近期内各行业与香港、美国和日本市场之间相关性的变化率、边际变化率、相对变化率和相对边际变化率的排名(为尽可能反映中长期趋势，采样周期取48周)。

从表4中可以发现：

1．综合各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变化率和相对变化率排名，在近期“金融”、“基材”和“公用”三个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增长率相对较高。

2．综合各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边际变化率和相对边际变化率排名，在近期“金融”和“科技”两个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边际增长率相对较高；而“公用”和“消服”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绝对边际变化率和相对边际变化率排名差距较大，这主要是由于这两个行业的国际相关性与特定的国际主要市场有着相对紧密的联系，相对而言，“公用”行业与香港和日本市场之间相关性的边际增长率较高，与美国市场之间相关性的边际增长率较低；而“消服”行业则正好相反。

综合以上分析，在本文所研究的9大行业中，近期内金融、基础材料、科技、公用事业和消费服务行业的国际相关性具有相对比较显著的增长，其中公用事业和消费服务行业的国际相关性变化表现出相对较强的市场差异性。

四、结论及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在本文中，我们通过对“新华富时一级行业指数”所代表的中国证券市场9大行业与香港、美国和日本证券市场间的收益率相关性的变化状况的实证分析，对中国证券市场主要行业的国际相关性的变化趋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证券市场中各行业的国际相关性从总体上有增强的趋势；不同行业国际相关性的差异化程度逐步增加，显示国际经济和金融因素对中国经济不同产业的影响差异性正在日益增加；同时，不同行业国际相关性的增长率也存在差异，金融和基础材料行业的国际相关性具有相对较高的增长率。

进一步的研究需要结合不同行业与国际市场的经济、产业和金融联系来进行分析。另外，本文所采用的“新华富时一级行业指数”在行业划分上相对是比较粗略的，采用更加细致的行业划分标准(例如采用“二级行业指数”)不仅有利于在投资决策中提供更详细的参考信息，也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不同行业的发展状况与国际经济金融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

参考文献：

[1]洪永淼，成思危，刘艳辉，汪寿阳，中国股市与世界其他股市之间的大风险溢出效应[J].经济学,2004,(3)：703-726．

[2]胡安，许萌，上证指数与美国S&P500指数间相关变化的时间路径分析[J].经济管,2003,(12)：83-85．

[3]Eiling，E；Gerard，B.andRoon，F.2005.“AssetAllocationintheEuro-zone：IndustryorCountryBased．”DiscussionPaper，TilburgUniversity．

假设ri(t)和Rj(t)分别为本国市场中第i类行业和第j个国际市场在时间t的收益率，则其(离散形式)相关系数由式(1)所定义：

其中

分别为当采样周期为m时的本国市场第i类行业和第j个国际主要市场收益率时间序列的采样周期平均值，上述相关系数对于各行业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反映了特定采样周期下各行业国际相关性的总体趋势和各行业国际相关性的差异性的趋势。

对于某个行业而言，可以通过两个指标来分析其国际相关性的基本变化趋势，即第i个行业与第j个国际主要市场之间在某一段时间内相关系数的变化率和边际变化率，前者体现了相关性的变化状况，而后者则反映了这一变化状况的稳定性，由式(2)所定义。

篇7

关键词：电视广告文化；效应；导向

1电视广告文化特征

电视广告文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节奏感、形象性、视觉化、幽默感是电视广告引人注目的主要特征。广告本身就是一门综合艺术，电视广告也是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制作而成，它将声音、色彩、图像等融为一体，制成一件“复合艺术品”，以其主题鲜明、色彩对比强、运动节奏快、传播时间短等特点给观众视觉、听觉造成强烈的震撼力和美感冲击，从而使观众对所宣传的产品产生购买欲望。例如张惠妹主演2004年夏季的康师傅冰红茶广告片——“冰力四射”篇就非常吸引人们的眼球：张惠妹一身“清凉装扮”——头顶雷鬼头、身穿露背装、热裤与马靴，装扮非常诱人，片中展示的是张惠妹正在冰山中举行演唱会，当麦克风从她面前浮出，她一手抓住麦克风，开始载歌载舞，还拿起麦克风杆在头上旋转，动感十足。颇具未来感的冰山形象与张惠妹的清凉、激情四射、活力奔放的形象很好地传达了康师傅冰红茶“冰力十足”的产品个性，也让观众感受到了炎炎夏日里的一丝丝清凉，起到了有力的促销作用。

（2）电视广告传播面广，受众广，老少咸宜，雅俗共赏，只要视力正常有条件的人都会看。尤其因为电视广告富于变化，色彩鲜艳，篇幅短，内容丰富，特别深受小孩的喜爱，这也正是世界知名品牌企业心甘情愿地花大笔大笔的钱在电视广告上的原因之一。比如麦当劳、肯德基、富士、柯达、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等。

（3）电视广告充分显示了信息、娱乐、艺术的完美组合。它既能完全从商品出发，依据事实，展示其商品或服务比其它竞争者独特的地方，即商品独到的价值、特有的信息；又能借助娱乐的表现形式，使人们从众多广告的厌烦中脱离出来，重新激发起对商品、服务的热情与冲动；并透过戏剧性的构想，卓越的创意，极具感染力和情趣美的艺术表现，动人的形象与精美的画面效果，具有强诉求力的音响等等，使广告从单纯的信息传播，一跃成为富有审美内涵的艺术表现，令受众产生一种审美感受，造成其情感上的共鸣，同时获得精神上的享受。2002年网上评选出来的中国十大赏心悦目电视广告获奖作品就是这样的：平安保险（水乡、新疆、东北）篇、中国宽带（速度篇），特别是其中的娃哈哈茶饮料电视广告（周星驰、冯小刚沏杯茶篇），整个广告片的风格以幽默见长，集合了周派无厘头喜剧风格和冯氏京味幽默，外加逼真而有气势的特技效果，两位“喜剧大腕”以精湛的演技为娃哈哈茶饮料做了精彩的诠释——“娃哈哈茶饮料，不用沏的龙井茶”。让受众在开心笑之余不由自主地接受了产品。

（4）电视广告创造时尚理念和展现消费潮流。由于电视媒体本身的特性，在创导、诠释、演绎、解读时尚方面，电视广告当仁不让。商家在电视广告片中常用时尚、流行来包装和解构各种新闻资讯及商务生活信息，特别是针对白领、小资等阶层，由于他们年轻、新锐、有钱但又不是太多，家庭负担也不是太大，对一些新潮、前卫、流行和特色化的东西比较关注，电视广告在这方面能使他们产生一种同步心理欲望，如夏新A8的电视广告系列片中这样描述：“在浪漫的气氛中，‘会跳舞’的手机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它的主人——一位魅力十足的男士引以为荣。这时，美丽的女主角缓缓走向他，‘能跟你要电话吗？’女士首先开口，男士自信地掏出名片递出，女士的手却巧妙地越过名片，拿走了手机。”这则广告不仅突出了手机的特点——“会跳舞”，而且还表现出男士非同一般，颇具魅力。广告语“夏新A8，梦幻魅力，舍我其谁”适时的响起，强烈地吸引了目标受众，使他们成为产品的购买群体。另外三星anycallCDMA乐趣X619(360度旋转)、菲利普639(我有我的魔影魅镜)、联通（新时空）、POLO系列电视广告也是这样吸引着目标群体做出消费选择。

2电视广告的信息传播

广告的文化效应是指广告作品在社会文化中引起的反应和产生的效果。广告活动的传播效果不单在经济方面对商家有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方面对受众的影响也不小，它已不再是一种纯经济现象和纯商业行为，它的传播必然会引起商业之外的社会文化效应，表明其存在的文化价值。作为最受关注的、传播最广、效果最好的电视媒体，电视广告在推销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把一定的价值观念、文化形态、生活方式推销给了社会大众，受众在不知不觉中会受到它的影响，它的影响力越强，人们对广告信息的理解也就越深刻。

（1）电视广告所传播的信息体现了有关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观念，这是广告文化独有的效应，它必须最终取决于目标受众的认同，即目标受众对商品（服务）价值的确认。通俗化、本土化、人性化是随广告价值有效传播应运而生的，麦当劳、肯德基等洋快餐在中国春节这个合家团聚的日子，广告上展现出来的不再是麦当劳叔叔、肯德基上校形象，而是选择了典型的中国情境拍摄，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的福字、对联、木偶、剪纸等中国传统艺术，通过贴春联、拜年等民俗活动，来表现中国浓厚的乡土味，而这种乡土形象，使中国消费者在情感上产生共鸣。

（2）电视广告所传播的信息有着特定的民族文化的人文特征（信仰、道德、行为准则、习俗等），渗透着鲜明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我国广告中很多时候表现了中国人独有的文化心态和行为规范，如大一统观念、尊老爱幼、人情道德、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等等，这些民族精神不仅是文学作品所讴歌的主旋律，也是广告作品所要宣扬的基本观点。中国银行的电视广告“止，而后能观”篇，描绘的情境是在金秋丰收时节，一个敦厚的汉子畅快于一片富饶无际的麦田，向世人展示出了中国人不卑不亢、大气而不霸的民族气节，同时也渲染出中国银行的财雄势大以及中国人的理财智慧，塑造出一个浑实却不失飘逸的中国银行形象。

（3）电视广告所传播的信息同时也起到传播人类社会知识的作用，人类所获得的有关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丰富知识，都是靠文化传播一代代延续并发展起来的。电视广告的传播也是一种文化知识的传播过程，人们通过电视广告可以了解到一些日常生活中存在却不知或没有留意到的知识。乐百氏的“27层净化”的纯净水电视广告就是这样很理性地道出纯净水因何而纯净的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理由，舒肤佳“爱心妈妈”系列片中阐述了注意卫生清洁、保护肌肤的重要性。

（4）电视广告所传播的信息体现着特定的审美价值，给目标受众一种审美感受，使其产生情感上的相通和共鸣，获得精神上的享受，得到灵魂上的洗礼和情操的陶冶。消费者在获得商品或服务信息的同时也获得了一种审美愉悦感。在今天广告特别注重艺术性与娱乐性的状况下，电视广告作品的审美价值就显得十分的突出。云南电视台的形象宣传“大有可观”篇中展现的云南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地质地貌无不给人以美的享受，令人陶醉，心早已飞向那香格里拉、西双版

纳、苍山洱海、蝴蝶泉……

（5）电视广告所传播的信息目的与其它媒体传播没有什么两样，都在于说服受众，改变其原有的观念与态度，形成群体行为模式，以影响目标受众的观念和态度的转变，使其产生广告主预期的购买行为，行为模式如未能形成，广告信息的传播就将会失去效果，这也是电视广告作品追求的文化效应之一。好像宝洁公司的产品虽然众多，但它一点也不担心各种品牌在同一货架上的相互竞争，因为在它的电视广告中很明白无误地告诉了受众在什么时候应该使用哪种品牌，使受众养成一种习惯，并相互告知，形成群体意识，最典型的就是洗发水广告，海飞丝个性在于去头屑，“头屑去无踪，秀发更出众”，飘柔突出“飘逸柔顺”，潘婷则强调“营养头发，更健康更亮泽”，三种品牌个性一目了然，消费者想让头发更飘逸自然是选择飘柔而不是海飞丝。

3电视广告的传播效应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电视广告是有责任的传播，要对时代进程、民族、社会发展负责，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电视广告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观念、审美观念、价值观念。然而，当前仍有一些不良倾向的广告，有的不恰当地鼓励高消费，甚至宣扬享乐至上；有的在价值取向上把女性当成了男性的玩偶和附属品；有的在广告词中说大话，甚至说假话，欺骗消费者；有的广告所传达的价值信息往往是相互矛盾、冲突的，加之各种夸大、扩张；有的误导、唆使儿童沾染不良习惯和不文明举止；有的在广告中乱改成语，严重误导了小朋友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接受……因此电视广告的导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1）在以人为本的今天，电视广告也要讲人文精神，也要有人文关怀，但这种关怀不应是肤浅的，也不应是简单的煽情，而是要深入人心，真诚的表示关怀，另外还要重视人的各种情感：父母子女情、夫妻情、爷孙情、同学朋友情等等，通过这类情感题材去寻求隐藏在其后的广阔空间和深层内涵，认真思考和表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挖掘出蕴含其中的人文精神和时代意义。

万事达卡围绕其“万事皆可达，唯有情无价”的广告口号，特别设计了“四代同堂”的影视广告。在温馨的音乐声中，我们看到万事达卡娓娓描述了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欢聚场面：小女孩抱着新买回来的玩具熊，笑面如花；爷爷在试穿他的新西服，慈眉善目；妈妈为奶奶戴上名贵的珍珠项链，一切尽在不言中；而爸爸拿出他的新数码相机，留住幸福的一刻……在每一个动人的情节出现时，字幕随着画面出现：玩具熊：￥150；珍珠项链：￥2800;单排扣西服：￥6000;单反相机：￥5500;分享四代同堂的欢乐：无价。

在这段广告片中，事业有成的男主人用万事达卡购买的礼物——无论是给孩子的玩具，给母亲妻子的首饰，给父亲的西服，还是满足家庭需要的相机，目的只是为了享受团聚时刻的浓浓亲情，享受家的浪漫温馨。万事达卡推出这个广告，其主题一方面是想促使消费者去办理申请手续，这是广告主进行广告宣传的最根本目的，也是最终的经济目的；另一方面却暗示消费者不要随便花钱去购买不必要的东西，要正确看待金钱的作用，希望消费者在金钱与商品、生活之间能领会到更多新的价值观：那就是有信誉的信贷者不单追求高物质生活，他们还想追求精神生活，重视人性化的生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情感，这就是“万事皆可达，唯有情无价”的真正意义。

（2）现代企业的竞争已从单纯的产品竞争转向企业形象竞争，而企业形象的塑造，尤其是当企业发展到一个高层次后，必须从文化理念上进行深层内涵的深度挖掘，展现在公众面前的企业形象则需要更具有深意与价值的文化基础来支撑。在21世纪，谁拥有文化优势，谁就能把握主动权，在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是企业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陈佳贵副院长在2004年首届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上指出：“优秀的企业文化本身就是企业持久经营和发展的力量源泉”，优秀的企业文化更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在电视广告文化中要突出这一点。如飞利浦公司每次做电视广告宣传，于广告片的结尾处总要在屏幕上打出“让我们做得更好”的广告语，表现出了企业精益求精的文化内涵，道出了它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向受众传递着这样的信息：我们是一个不断追求完美的大公司，会越做越好的，买我们的东西您尽可放心；我们和您一样，遵循着这样的人生准则，那就是“让我们做得更好”。这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其赢得了受众的心，竖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也避开了与竞争对手在技术上的比较，在竞争中处于优势。

（3）越具有民族性和特色的东西，越具有竞争力。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文明史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植根于中国独特的文化土壤中的中国现代广告，不仅要适应特定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民族属性，而且要善于发掘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把握受众的民族文化心理，从中汲取精神的养料，将民族文化融于电视广告作品中，让受众理解并引起感情上的共鸣，取得最大的诉求效果。如早期的“孔府家酒，叫人想家”，一句亲切感人的广告语一经当时主演《北京人在纽约》红遍中国的女演员王姬说出，立刻唤起了无数中华儿女和海外游子的心声。而且“孔府家酒”系列的包装以中国民居为仿照，也突出地表达了浓厚的“家园情结”。

一则创意恢宏的广告，能囊括上下数千年的民族文化精华，强烈地吸引目标受众的关注和兴趣，张艺谋导演深谙此道，他不仅在其所导演的2008年北京申奥宣传片中展示着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景观，如长城、北海、故宫、天坛、胡同、钟鼓楼、太极表演、以及正在化妆的京剧人物、中式装束满面笑容的三轮车师傅等等，而且在奥运开幕式中更是把这一特点发挥到极致，通过全球电视转播，让全世界人民为中国喝彩、加油。

又如2008年奥运会会徽“中国印•舞动的北京”的设计就是将中国传统的印章和书法等艺术形式与运动特征结合起来，经过艺术手法夸张变形，巧妙地幻化成一个向前奔跑、舞动着迎接胜利的运动人形，人的造型同时形似现代“京”字的神韵，蕴含着浓重的中国韵味——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说的：“既展现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遗产，又传递了一个前途光明的伟大国家青春和富有朝气的精神”。

参考文献

［1］余明阳，陈先红.广告策划创意学第二版［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

篇8

关键词：竞争性分析、占有率、观众流动、节目类型、节目编排

在目前电视业的市场运动中，竞争是无法回避的主题。由于频道数目持续攀升，新节目层出不穷，而观众收视时间的增长已经进入“平台期”，各频道（节目）能够分享的注意力资源在逐渐下降，电视竞争已趋于白热化。与此相应，电视人对于竞争性收视分析的关注，对于竞争性收视分析路径的探索，也愈来愈热切。

电视竞争说到底是对观众的争夺，把握观众显然是个中要义。在电视传播活动中，观众收视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呈现时间约束型模式，分为资源性时间约束和结构性时间约束两种。前者指观众收视时间是一种有限资源，收视时间的弹性增加是有限的，而且注意力在时间维度上的分配也是惟一的；后者指观众的日常作息是结构化的，因而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可得观众[1]，而且观众收视被节目编排所结构化，只能按照顺序依次进行。其二是指观众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其收视行为会在不同频道和节目之间表现出一定的流动性。

观众收视的这些特征，决定了竞争性收视分析必须是一种以我为主，外向地观照市场、相对于竞争者的分析，必须与时段、可得观众、观众构成和节目类型相联系；收视分析不应局限于简单静态的竞争状况描述，还应包括动态的观众流动分析，以及对不同频道节目编排策略的探讨。

本文所谓竞争性收视分析，是指在收视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对电视竞争现象进行的描述和分析。竞争性收视分析包括一系列分析指标和分析单元，比如占有率及相关分析、观众流动分析、观众构成、节目类型、编排与竞争策略分析，等等。将这些分析单元有机整合形成一套分析体系和方法，由静态到动态、从微观具体到中观（宏观）战略的角度进行分析，将帮助人们实现分析目的，以便有针对性地调整传播策略，在竞争中学会竞争。

一、占有率及相关分析

收视率是一般性收视分析的基本指标，也是竞争性收视分析的基础指标。然而，在进行竞争性收视分析时，用得更多的是占有率指标，它的作用更直观，也更有效。换言之，在收视率系列指标中，占有率是竞争性收视分析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占有率（share），是收视占有率和视听众占有率的简称，又称市场份额，指特定时段内收看某一频道（或节目）的人数（或家户数）占打开电视机总人数（或家户数）的百分比[2]。占有率与收视率的区别在于：收视率只关心某一时段观看某一频道或节目的观众占总体观众的百分比，并不考虑总体观众中有多少人打开了电视机；占有率则相反，它考虑的是在打开电视机的观众中，观看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所占比例。正因为占有率是针对开机的观众而言，是对实际观众收视选择的一次逼近考察，它更能表明特定时段某一频道或节目在收视市场上的竞争力。

占有率分析是竞争性分析的第一步。在忽略观众构成的前提下，比较同一时段不同频道（节目）的受欢迎程度，占有率是一个简洁而有效的指标，谁的占有率高，谁的竞争力强；对同一频道而言，比较前后不同时期同一时段两档不同节目的竞争力状况，或者一天中不同时段节目的竞争力状况，占有率也是一个可敷使用的指标。例如，某频道21：30～22：00原来播出X节目，占有率为8％，改为Y节目后，占有率为5％，显然X节目比Y节目的竞争力强；或者21：30～22：00播出的Y节目占有率为5％，13：00～13：30播出的Z节目占有率为1％，两者比较，答案也是明显的。

占有率是表征某频道或节目在收视市场上“量”的竞争力，如果想要概括性地进一步把握某频道或节目“质”的竞争力，可以考虑引入观众平均忠实度概念，即了解观众群的稳定程度，并进行比较分析。观众平均忠实度指标主要用于衡量某一时段内某频道或节目的观众稳定程度，由该时段内频道或节目的平均收视率除以到达率获得。

竞争性收视分析又可以称为假想敌策略，以对象频道为主，设想并分析某一市场上其主要的竞争对手，竞争时段，竞争的节目类型，以及观众分布情况。占有率分析的一项重要作用便是为这一策略服务，比如，为竞争性收视分析的重要环节——观众流动分析打基础，观众流动分析的第一步是确立竞争性频道。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选择相同时段内收视率特别是占有率比较高的频道（排名前5或其他）；二是选择相同时段类型相同或相近的频道。本文主要探讨前者，即通过收视率和占有率分析了解某一电视市场上各频道或节目的竞争力强弱分布，以此划分电视市场，把握各频道或节目在市场中的地位，确定竞争对手或竞争集团。

例如，分析对象频道A在晚间21：30～22：00时段在北京市场上的竞争情况。首先，可以看看该频道全天收视占有率的走势情况。经分析发现，A频道全天平均市场份额为9·2％，而在21：30～22：00时段，市场份额为8.3％，略低于全天平均水平。

进一步分析A频道在北京市场上所面对的竞争对手。由收视率和占有率分析，不难发现，虽然北京市场一般能够收看到大约70套电视节目，但是在21：30～22：00时段真正有竞争力的频道并不多，只有A、B、C、D、E、F六个频道。其中，前三个为非本地频道，属于一家电视台，后三个为本地频道。六个频道的时段平均收视率在1.7％以上，占有率达到4.3％以上。它们共占据北京市场将近60％的份额，本地频道D、E、F共占约40％，非本地的A、B、C频道所占份额不足20％。

表1北京市场上排名前六频道的平均收视率和占有率（21：30～22：00）频道收视率%占有率%

1E频道8.120.3

2F频道6.115.4

3A频道3.38.3

4B频道2.35.7

5D频道1.74.2

6C频道1.74.3

由此，可以将此一时段的北京市场大致划分为几大竞争集团，第一类：E、F频道，两个频道占据北京市场超过三分之一的份额，优势主要来自影视剧、音乐、娱乐等内容；第二类A频道，占据将近十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其新闻、专题和谈话节目拥有较高收视率；第三类是B、C、D频道，各有自己的特色节目，在不同类型的观众中有一定影响；第四类是其他频道（表中未列出），比较分散，在收视市场上影响很小。

二、观众流动分析

观众流动是指观众在各频道（栏目）之间的伫留、进出和往返等行为。它是观众收视行为的基本特征之一。随着频道竞争的加剧，观众收视选择性不断增强，观众流动也日益频繁。观众流向主要分为三种，当观众在持续收看某一频道节目时，称为“顺流”；当观众从本频道转向另一频道时，称为“溢流”；若观众从其他频道转往本频道，则称为“入流”[3]。

所谓观众流动分析，简单地说是指以收视调查数据尤其是累积测量数据为基础，对观众流动行为进行的动态描述和剖析。透过对观众个体一定时段内收视行为的纵向跟踪，了解观众在各频道（栏目）之间的流入、流出状况，观众流动分析能够比较具体真实地反映某一时间进程中各频道（栏目）对观众的争夺态势，进而能够更动态、更深入地把握竞争现象背后的特点与规律。

观众流动分析重在考察在某一时段中，对象频道（栏目）相对于竞争频道（栏目）的观众流入和流出情况。流动分析以频道为单位，但是分析目标往往是某一时段上该频道的栏目（节目），在选择分析时段时，也大多以该栏目（节目）的播出时段为阈界。为全面、系统地了解观众的流动状况，通常会将整个栏目（节目）划分为开播前后、播出中、结束播出前后等几个时段（各时段还可进一步细分），对各时段观众流进、流出等情况，分别予以考察。这样，一来可以针对节目开播与结束时——这个观众流动的“破口”处，具体分析观众的实际流向与流量；二来对节目播出过程中观众群是否稳定有所了解，进而深入节目细部，对其锁定观众的能力有一定把握。

仍以前例为例，A频道在21：30～22：00播出一档节目，考虑到节目前后广告对观众流动的影响，将整个时段划为三部分：开始前后5分钟（21：25～21：35）、播出中（21：35～21：55）、结束前后5分钟（21：55～22：05）。表2显示，通过对各竞争频道相对于A频道的观众流入、流出和净值（人数）分析，可以发现，在21：25～21：35，A频道的总流入量远大于总流出量，由竞争频道流入的观众较多，“入流”明显；在21：35～21：55，总流入量稍大于总流出量，但是观众的“入流”和“溢流”都比较明显；在21：55～22：05，总流出量大于总流入量，A频道的观众“溢流”相对显著。

稍加深入还可以发现，节目开始前后，由E、F频道流入的观众最多，换句话说，这一时段A频道成功地吸引了第一竞争集团的不少观众；节目进行中观众流动频繁，显示A频道在保持观众群稳定性方面还需要改进。节目播出中和结束时，流失的观众大多去了D频道和B频道，尤以前者为最。D频道是本地频道，与A频道性质相同，B频道则是以娱乐性节目见长的非本地频道。可见，这一时段A频道在吸引部分观众“入流”的同时，也损失了一部分观众，尤其是在节目结束时，流失更多，其中同质性的D频道竞争力不可小觑。

表2A频道及其竞争频道的观众流动情况（21：25～22：05）（单位：千人）流入

时段A频道B频道C频道D频道E频道F频道

21：25-21：35225148038

21：35-21：554733485970

21：55-22：0524313104

流出

A频道B频道C频道D频道E频道F频道

21：25-21：351541666

21：35-21：557215723333

21：55-22：0519429168

净值

A频道B频道C频道D频道E频道F频道

21：25-21：3571-27432

21：35-21：55-2518-242637

21：55-22：055-1-16-6-4

注：净值＝流入－流出，数值表示流动人数。

至于“顺流”观众的情况，不妨采用观众重复率（又称观众重叠率）来分析，即本频道内相邻节目的观众重复程度，目的是考察频道保持观众的能力，后者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频道的竞争力，这也是竞争性收视分析中日益突出的一环。

例如，A频道在午间时段开设了两档非虚构类栏目，由于比较好地把握了午间时段观众的收视兴趣，两栏目收视率均高于此前该频道同一时段的节目，开创了一个新的午间时段收视高峰。另外，经过分析发现，由于两栏目之间的差异性相对来说不算太大，观众群的同质性较高，前一档栏目的观众中有80％的观众接着观看了后一档栏目，观众重复率高达80％。换句话说，此一时段A频道绝大部分观众在本频道内“顺流”，该频道锁定观众群的能力较强。

在分析节目保持观众群的能力时，亦可采用同样方法，考察节目前后部分观众的重复程度。

三、观众构成分析

前述占有率分析和观众流动分析，主要是对观众群“量”的把握，事实上，在进行这些分析时，往往离不开对观众群“质”的把握，即观众构成分析。观众构成分析也称为观众群特征分析，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收入等指标。

对观众在不同频道之间的流动状况进行分析后，接下来自然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被竞争对手“抢去”的是什么样的观众？从竞争频道中“夺来”的又是怎样的观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分析观众群特征便必不可少。通过对流动观众具体而微观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频道（栏目）之间的竞争取向和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观众构成分析是对观众流动分析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

比如，通过流动分析我们发现，在21：30～22：00及其前后时段，A频道流入了一些观众，也流失了一部分观众。那么，这些观众的特征是怎样的呢？我们试以性别指标为例，看看21：30前后和22：00前后时段上，A频道观众构成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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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A频道观众的性别构成变化（%）目标观众21:25～21:3021:30～21:3521：30前后观众

构成差异21:55～22:0022:00～22:0522：00前后观众

构成差异

男性52.250.6-1.650.953.52.6

女性47.849.41.649.146.5-2.6

表3显示21：30前后和22：00前后时段上A频道观众构成在性别上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在性别上，21：30后，男性减少，女性相对增多；22：00后，女性减少，男性有所增加。

上述比较主要基于观众构成的百分比，反映的是一种相对变化情况。为了更直观地了解不同观众的动态，还可以直接比较在某一时间点前后目标观众收视率的差异。比如，我们可以考察21：30前后和22：00前后时段上，A频道男性观众与女性观众收视率的变化。

表4A频道目标观众收视率变化（％）目标观众21:25～

21:3021:30～

21:3521：30前后观众

收视率变化21:55～

22:0022:00～

22:0522：00前后观众

收视率变化

男性3.22.9-0.32.73.10.4

女性3.13.20.12.82.5-0.3

由表4可知，21：30前后，男性观众收视率下降了0.3个百分点，女性观众收视率则上升了0.1个百分点，流失观众以男性为主；在22：00前后，男性观众收视率上升了0.4个百分点，女性观众则下降了0.3个百分点，男性观众流入较多。

观众构成由多种人口统计指标来表征，对这些指标的分析，或许各有侧重，繁简不同，但大抵可以遵循基本一致的路径来操作。

四、节目类型分析

按照使用与满足研究的观点，观众具有积极、主动、工具性收看电视的一面，为了实现自己收视需求的满足，观众会对各种节目类型或内容作出一定选择，表现为在不同频道和节目之间的游走和移动。

本文所谓节目类型，泛指节目内容类别及相应的样式。北京广播学院“世纪之交中国城镇电视观众需求变化及其对策”曾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3类电视节目中，新闻、影视剧、综艺娱乐、体育竞赛等节目，是观众最喜爱的几类节目[4]。不同节目类型对观众的吸引力不同，竞争力也不一样。对节目类型进行分析，是从一个新的角度对此前进行的一系列量化分析的有益补充，也是竞争性收视分析的必要环节。

比如，已知某一频道观众在一定时段内的流向与流量分布，我们可以继续考察观众所“流入”频道相应的节目类型，据此分析和推测观众流动现象背后的原因，进一步深化对各频道（栏目）争夺观众的特点与规律的研究。

举例来说，表2“A频道及其竞争频道的观众流动情况”显示，在北京市场上，21：25～22：05时段，观众较多地由A频道“溢流”到B频道和D频道。分析此一时段B、D两频道的节目类型，B频道主要是音乐、体育和专题片；D频道虽然与A频道性质相同，但此一时段的节目类型以娱乐性的戏剧、音乐为主。可见，在此一时段，B、D频道的这些节目类型对观众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当然，节目质量因素也不应忽视。

五、节目编排与竞争策略分析

节目编排是指按照观众收视规律和频道（节目）定位的要求，将各种类型的节目依时间顺序进行系统的排列和组合，并形成排期表。节目编排是一项创造性活动，任何频道（节目）要想取得竞争优势，除了在节目内容上下功夫外，科学合理的节目编排是决定其胜负的关键。

节目编排也是频道（节目）竞争策略的重要体现。竞争策略，通常是指从战略角度分析竞争状况，并在战术上对排兵布阵作出策划和安排。就此而言，分析和评判频道（节目）的竞争策略，离不开对节目编排的考察；而改进旧的节目编排，制定新的编排计划，亦需要竞争策略“共谋”。

上例中，A频道在晚间21：00与22：00各有一档新闻节目，两档节目之间另安排了一档节目，类型不固定。这意味着两档节目之间存在一定的“异质间隙”，而且节目缺乏连续性，不利于培养观众的收视习惯，反观竞争对手，这一时段大多安排娱乐性、连惯性较强的节目。这可能是造成A频道部分观众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有鉴于此，不妨考虑在两档新闻节目中间安排兼有一定新闻性与轻松休闲性的节目，作为过渡，亦起一定的导入作用。由于新闻一直是A频道的强项，不少人收看A频道便是冲着其新闻节目而来，而晚间寻求休闲和娱乐，也是一般人的正常心理。因此这样的安排，一来张驰有度，一定程度上满足人们晚间休闲娱乐的需求；二来有助于观众在A频道内“顺流”；第三，可以吸引一部分观众“入流”A频道观看其下一档新闻节目。

由于市场不同，竞争格局和态势各异，竞争策略会不一样，相应采用的编排手段也有多种，比如硬碰硬策略、反向策略、水平策略、垂直策略、吊床策略、搭帐篷策略，等等[5]。

六、结语

本文提出了竞争性收视分析的一般方法和路径，并举例进行了简略说明。这些方法和路径是我们在思考各种竞争现象、探索多种分析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提出的，也会随着我们思考的深入和探索的深化而进一步充实、完善。

需要指出的是，拥有完整准确的收视数据，以及科学方便的操作软件，是实现分析目的重要前提。

在多频道电视竞争时代，一个电视台、一个频道乃至一个栏目（节目）要想生存、发展，有所作为，都需要了解市场动向，熟谙竞争规律，都不能忽视对竞争性收视分析的掌握和运用。由于电视市场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竞争性收视分析的路径和方法，需要视具体情况不同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动，以适应不同的要求。只要熟悉指标，理清思路，兼顾相关因素，掌握基本的方法和技巧，竞争性收视分析都会有独到的发现，较好地实现分析目标。

注释：

[1]可得观众：指由日常生活作息规律所决定的一天当中某一时段可能收看电视的观众。

[2]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第98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3]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第172页，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4]叶家铮等“世纪之交中国城镇电视观众需求变化及其对策”调研报告，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2001年7月。

[5]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第174～178，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参考资料：

1、刘燕南《电视收视率解析》，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第一版。

2、刘燕南《电视传播研究方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篇9

人手长度、宽度、厚度以及外形轮廓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并且可以在较长的时间段内保持不变，也是手部识别技术常用的生物特征之一。常见的手形识别方式为二维与三维手形识别，二维识别只包括手指与手掌二维平面几何特征，而三维识别则是包含整个手部三维立体特征。此种识别技术对图像品质要求比较低，可以有效降低识别设备成本；算法简单，匹配速度更快；注册成功率比较高，基本上很少出现无法录入数据库的情况。但是手形特征数据并不丰富，在区分的效果上成功率比较低，尤其是一对多的情况下效率更低；识别时要求手掌与检测设备进行大面积接触，存在较为严重的卫生问题；假肢伪造容易。

2掌纹识别

掌纹即手掌面上深浅褶皱与纹路的总称，不同个体差异比较明显。选择此种生物特征进行识别，特征信息比较丰富，可以提取研究多种特征，并且主线特征明显，具有较高的辨识度与抗干扰特点。另外，此项特征对采集设备的精度要求比较低，可以有效降低开发成本。但是选择利用此种生物特征进行识别，因为掌纹在一段时间内会发生变化，影响识别效果，并且掌纹特征更易被复制与伪造，在实际应用上安全级别比较低。

3多模态手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实现措施分析

3.1手部生物特征识别流程

以指纹、指静脉等识别流程为例，首先要对同一手指手指纹图像、手指静脉图像进行采集，并分别提取可以代表手指纹图像与手指静脉图像生物特征的特征向量，对此向量进行存储，完成存储样本数据的注册。然后，对当前生物特征进行采集，并将其转化为特征向量与样本库中的特征向量进行全面比较，并计算得出最终识别结果。在识别过程中要对同一手指手指纹图像、手指静脉图像进项预处理，并提取同一个体的相应特征向量，两者进行独立的特征匹配，并得到各自的多模态融合，最终采取将做小距离分类器完成身份的识别与判决。

3.2图像采集设备

图像采集设备是整个生物特征识别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工作原理主要就是根据血管吸收近红外光特性，搭建出一个可行性高的采集装置。其中硬件采集装置所得图像质量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后期生物特征识别的效果，因此在进行多模态手部生物特征识别技术的研究时，必须要做好此方面的工作。以静脉成像为例，应做好光源的选择，如红外LED成本低廉，其光谱分布为半峰带宽约40nm左右窄带分布，中心波长为830nm~950nm之间，利用黑白CCD相机即可获得相应信息。对于光源的确定，应以满足实际识别设计要求为基础，保证光谱波长的合理性。

3.3多模态融合算法

基于多模态识别数据获取方式以及处理顺序，多模态算法主要包括并行与连续两种结构，其中连续结构又称为层叠结构，在进行数据处理时，可以按照顺寻依次来进行，并且前一个数据处理结果会对后一个数据的处理结果产生影响。而并行结构在进行数据处理时，都是采取的单独进行方式，各项数据之间不存在影响，只需要在运算最后将各结果进行融合。如果选择用连续结构进行运算，整个过程效率更高。在运算时如果上一个数据处理效果可以满足系统要求，则后面的数据就可以不必在继续进行处理，避免了不必要运算造成的时间浪费。并且选择用此种运算方式，可以提高多模态生物识别系统的可靠性，并行考虑每一处数据处理模块，可以有效降低误识率。

4结束语

篇10

债券是在金融市场上吸收资本的工具。它主要包括债券的收益结构、债券的流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1992年俄罗斯开始推行全面的休克疗法，其核心内容是私有化和自由化。俄罗斯的经济形势急剧恶化，收支出现巨大缺口。在1995年之前，弥补国家预算赤字主要靠向中央银行借贷来解决，即依靠多发行货币来补充预算的缺口，其后果是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为了遏制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95年开始俄罗斯政府不得不以发行国家债券方式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非通胀手段。

1.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ГКО－ОФЗ）市场的形成

在1991年末，俄罗斯就通过了《国家债务法》，俄罗斯中央银行也进行了第一次国内债务的试验性发行。这次试验性发行成为国家短期债务的原型。它的发行采取无纸方式，以竞买的方式出售，到期价格由市场的供求来决定。

1993年5月18日在莫斯科外汇交易所（ММВσ）进行了第一次短期国债的发行（一级交易），当年5月份开始了定期的二级交易，其中有24个银行和金融公司获得了短期国债市场交易商的资格。新债券以无纸方式发行，可以贴现销售，最小面值为10万卢布，流转期为3个月，免征税。中央银行对这批债券的发行给予担保。在当年国家发行了6500亿卢布的短期国债。进行了第一次债券的一级发行以后，开始每周进行两次二级交易，10月19日允许自然人参加国债市场交易。

1994年俄罗斯证券市场进一步向非居民开放，非居民获得了购买短期国债不超过发行总额10%的权利。同时，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计算机远程终端和各地区的交易平台接入到莫斯科的交易所，市场的基础设施日趋完善，并且新的金融工具（期货等）也不断得到应用。1995年短期国债市场在俄罗斯经济中的作用开始增大。发展国家有价证券市场成为政府金融政策的优先目标。由于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具有高收益率，因而各商业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开始大规模参与短期国债市场。

俄罗斯在1995年发行了新的债券品种——联邦可变利息债券；6月15日在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内又举行了联邦可变利息债券第一次竞拍。它是带有可变利息的、可贴现的国家有价证券，其利率水平以现行的短期国债市场的利率为基础来确定。

国家有价证券市场开始快速发展，到1995年末，国家有价证券市场规模达到了76.5万亿卢布。1995年8月俄罗斯发生了第一次金融危机，其原因是各银行争相抛售短期国债和财政部的外汇债券。在危机的2天之内，俄罗斯中央银行被迫购买1.6万亿卢布的短期国债。在银行间信贷市场危机一个月以后，金融市场上短期国债的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久前还是金融市场中最发达部门的银行间信贷市场（МσК）降到第二的位置，主要表现为银行间信贷在银行资产中的比重急剧降低。许多银行又面临一个问题：“意外闲置的资金投向哪里？”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别无选择，只有转向短期国债。

为了给国家预算吸收居民资金，在1995年11月，俄罗斯政府决定发行国家储蓄债券（ОГСЗ）。这种债券的结构与联邦债券十分相像，它不仅面向居民，而且也面向那些以债券市场为主要业务活动的银行发行。对于法人而言，国家储蓄债券不仅可以使交易成本减少，而且债券可以用于抵押，进行投机活动等。银行承保人与财政部签署发行国家储蓄债券，然后在自己的客户中推销该债券。它的每个季度利息可以在任何储蓄银行的分支机构上获得。

1996年，俄罗斯国债市场不仅开始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基本来源，而且也成为叶利钦竞选班子的主要资金来源。

2.外汇债券（ОВВЗ）的发行和外汇债券市场的产生

为完善金融市场，俄罗斯政府形成了“关于在俄罗斯国内发行外汇债券的决议”。该决议确定国内外汇债券的发行总量为50亿美元。这使外汇债券的市场规模可以与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市场规模相比。

外汇债券的交易平台是2000交易系统中的路透社网，每笔的标准交易量最低为100万，但交易经常仅有几十笔。从事外汇债券交易的客户有大约10个，其中有1/3是外国客户。交易市场是出清的，也就是说，在任何交易时点上都可以进行买卖交易，买和卖的数量是平衡的。在外汇债券市场上规定了严格的市场制度，并对交易制定了详细的规则。

根据外汇债券的市场交易规则，买卖价差不能超过0.3%，而最大的交易商可以维持在0.25%的水平上，商用这种办法来保持这些债券的流动性。

二、俄罗斯国家有价证券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全球化涉及所有的经济活动，也包括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主要表现为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和资本流动的自由程度等。其中，资本市场中非居民的比重是反映资本市场开放的主要指标。在美国国债市场上，非居民的比重为22%，德国为77%。受金融自由化思想的指导以及IMF的压力，俄罗斯的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很高，如1997年在俄罗斯国家有价证券市场上非居民的比重为30%，在外汇债务市场上为40%。

俄罗斯的银行是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市场上最大的投资者。到2001年初，财政部发行的债券的50%掌握在银行手中，第二大投资者是非居民。根据中央银行的资料，在2001年初，非居民手中的国债为450亿卢布，约占市场的24.6%。其余20-25%的份额为俄罗斯的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占有。截止到2001年4月，中央银行持有总额为2560亿卢布的联邦债券。

俄罗斯卢布证券市场的特点是债券集中度很高。市场是一个批发市场，大型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是市场的主体，它们可以操纵市场价格。中小投资者在市场中处于绝对弱势地位，权利和利益无法得到保护。高风险是俄罗斯金融市场的特点之一。1996-1997年投资于短期国债和股票的巨大收益到1998年变成了巨大的损失。

俄罗斯国家有价证券市场的监管主要由财政部、证券委员会和中央银行来完成。由于分工的混乱和利益的争夺，这3家监管机构经常发生激烈冲突。

三、国家有价证券市场的规模和收益结构

在1993年，俄罗斯的国家有价证券市场开始形成，但是直到1995年之前，由于国家预算赤字的缺口主要是靠中央银行多发货币来弥补，所以国内债券市场规模不大。当国家宣布发行国债作为补偿国家预算赤字的主要手段后，国家有价证券市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在1994年只有3%的预算赤字是靠发行国债来补偿的，到1995年已经达到60%，1998年依靠短期国债补偿的预算赤字已经达到80%，国债市场规模开始急剧增长。可以说，1999年以前的俄罗斯有价证券市场的核心主体是短期国债。

1992-1998年俄罗斯预算赤字总量达到1.3万亿卢布（1998年价）。从1995年开始，预算赤字开始由发行有价证券来弥补，这导致了国家有价证券市场规模的急剧增大，到1998年达到了最高点。

在危机之前，俄罗斯金融市场上占优势的是12个月偿付期的国家短期无息债券。短期国债的平均收益率成为俄罗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指标。俄罗斯主要金融机构的大部分金融资源都投入到了国家有价证券市场上，主要原因是短期国债的收益率较高，而且投资短期国债的流动性也较好。

金融危机使国家有价证券支付期结构更加不合理，如到2000年末，短期债券的比重不超过1%（在危机之前为31%）。2000年2月16日，在金融危机以后第一次发行2期，总额为50亿卢布，偿付期为196天和98天的短期国债，以后又多次发行。2000年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交易量缩减到60亿美元，只有1997年的1/25。截止到2000年12月1日，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债务总量为2297亿卢布，到2001年6月短期国侦和联邦债券的市场规模为1950亿卢布。

金融危机过后，俄罗斯将金融危机以前发行的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中的部分债券的支付期延长。1998年12月12日，俄罗斯政府颁布“关于国家有价证券创新的决定”，并授权俄罗斯财政部将在1999年12月12日到期的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转换成3-5年的国家长期债券（ОФЗ—ФД和ОФЗ—ПД）。

金融危机使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持有者受到了很大损失。由于1998年8月的国债重组，投资者损失总额达到450亿美元，其中75%的损失落在俄罗斯投资者身上。在1999年，人们对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兴趣下降，1999年1月28日，在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进行了重组后的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新发行。到1999年4月30日，国内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重组工作结束，总的重组规模达到1733亿卢布。

四、俄罗斯发行国家有价证券的作用

国家的有价证券市场政策与国家预算情况密切相关。1996-1998年俄罗斯的预算赤字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发行短期国债来弥补的。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的发行不仅为国家预算筹集了大量的资金，而且也减缓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可以说，短期国债和联邦债券对经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经济有特殊意义。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开始恢复性增长，国家预算收入开始好转，相应的国家有价证券市场的情况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金融市场吸收资金变得不是十分迫切。俄罗斯政府提出了用吸收的资金加快偿付内债，以减少内债规模。

国家有价证券的发行市场普遍成为国家预算补偿的主要工具。为了补偿支付缺口，国家需要短期卢布有价证券。在预算的1年框架内，预算的进项与支出在时间上很难一致，由此在预算的收入与支出上存在短期的缺口。与长期债券一样，在西方也发行短期国债，如美国和英国的短期国库券的发行期（偿付期）为91天，日本为60天。短期国债也用来保证商业银行资产的清偿。银行投资于短期国债，这些资产不仅具有较高的流动性，而且可以带来可观的、稳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