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贷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民间信贷，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字：信贷危机 政府职责与监管 企业信用 企业融资

温州是我国市场经济诞生最早、发育最快、成熟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温州经济曾经作为先进模式被广泛推广和运用。具不完全统计，温州民间流动资金总额至少有8000亿。充足的资金，发达的商业，使得民间信贷在温州得以发展兴盛。然而2011年温州信贷危机的爆发，连续出现的老板“跑路”事件给当地乃至全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忧患。

一、从政府职责与监管的角度看温州民间信贷危机

（一）金融体制改革屡不落实，阻碍经济发展埋下隐患

长期以来，温州经济面临两难境地：中小企业没有钱，融资难；民间资本不差钱，投资难。利率管制导致资金价格扭曲和官民借贷双轨，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长期存在断层，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因此盛行。

早在30年前，温州人便开始了利率市场化的破冰之旅。那时的温州，银行利率过低，农民存款积极性不高，导致从信用社无钱可贷，月息五六分的高利贷成了唯一的融资渠道。1980年10月，温州市金乡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浮动利率。存贷款利率从最初的4厘2分和7厘6分别上浮到1分和1分5。结果在利率浮动前的1979年，金乡信用社的居民存款只有380元，到1981年存款迅速增至54万元，贷款量也随之增加。正规融资渠道的畅通直接遏制了当时盛行的地下钱庄高利贷。在此基础上，央行于1987年批准率先在温州实行利率改革，但因种种原因改革未能得以深化。

2002年，温州开始新一轮的金融体制改革，成为了全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改革内容共有6项：国有银行小额贷款营销“三包一挂钩”；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农信社；改造温州城市商业银行；推动商业银行产品、服务创新（比如推出个人委托贷款）；政府组建两家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随后又在2003年提出建立温州金融港的设想，却都鲜有实质性突破，最终搁浅。原因归结为在新形势下金融体制的全国同质化、一体化在加强，地方要实现金融体制的新突破并不现实。

2011年11月8日，温州市政府高调抛出以“民间资本‘阳光化’”为目标的地方金融改革“1+8”行动方案。“1”是指温州市政府起草并上报的《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8”是指在前述《总体方案》的框架下，配套8个地方性专项具体子方案，包括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股权投资业、做强股权营运中心、创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温州银行发展规划、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创建地方金融监管中心，提出要打造资本集散的“资本之都”，逐步形成民间资本的集散中心。此外温州市计划，允许各类贷款利率在法定贷款利率4倍以内自由浮动，具体利率由借贷双方自行议定，从而缩小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的利率双轨制差距。

此次温州再提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其实是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背景下的无奈选择，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进程不匹配的被迫之举。并且时至今日，这项“1+8”行动方案才刚刚获批，何时成为现实更是未知数。三十年来的温州经济运行一直疾呼的金融体制改革迟迟未能落实，最终导致了市场的畸形发展，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信贷政策朝令夕改，无视实体经济运行规律

举个鲜明的例子：温州最大眼镜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2011年9月21日被传“跑路”，2011年10月10日从美国回归温州。信贷危机的严重性因“眼镜大王”胡福林的跑路被广为传播，他本人也成了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的标志性人物。

事实上，信泰集团的情况属于债权危机，而非资不抵债导致的破产，胡福林“跑路”的根本原因是短期贷款和长期投资发生矛盾。2009年增值税转型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增值税，在政府倡导企业转型的大好环境下，很多企业大量贷款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如信泰集团的太阳能生产设备线投资）。当企业仍在基础投资阶段，尚未将投资转换成产品并且进一步变成利润时，银行开始抽贷（像胡福林投资的太阳能行业，从投资到产生盈利，能在四年内收回成本并有所盈利已是奇迹。从2008年银行放贷到2011年银行抽贷，仅过去三年时间）。此时企业的资金还困在新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上，没有现金还贷，只能转向民间借贷。通过民间资金短期借贷的方式还贷之后，银行继续新一轮放贷，企业就可以将银行贷款用于偿还短期的民间借贷资金，如此便可平稳运行。然而2011年连续的紧缩银根政策使得银行拒绝再次发放贷款，直接导致像信泰这样的企业资金链崩断。沉重的还债压力加之当地民间金融组织部分带有黑社会背景，最终导致大量温州老板“跑路”，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爆发。

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带来了全面通胀，与此配套的工程放款使得民营中小企业在资金层面受到更多的挤压。为抑制通胀压力，2011年人民银行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每一轮政策压缩对中小企业的边沿影响都要大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政府的信贷政策过于短期，而实业投资是长期性的，短期信贷政策和实业投资的长期性错位，最终拖垮了企业。信贷政策朝令夕改缺乏连续性，无视产业发展规律，不得不归结为政府职责缺失的一种表现。

篇2

“现在国有商业银行都在推行贷款终身责任制和风险考核机制，以此来提高人的努力程度，但却产生了近于苛求的约束。人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没有重大过错和失误，人的职位风险就会降到最低，就可以保住这个职位并获得所有的职位福利。”苏先生说，“这个动机导致了人对任何增加职位风险的行为都予以放弃，说得冠冕堂皇一点，会影响到业务创新和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说得具体点，就是会使我们通过压缩贷款来控制新的不良贷款发生。”

“这从而也导致了另一种行为的发生，那就是人通过寻求大企业、大项目，在短期内将信贷总量迅速扩张，通过做大分母稀释不良贷款率，以此掩饰业已存在的风险，并吸引上级委托人以期获得职位升迁的机会。在这种气氛下，分支行即使找不到大项目、大企业，也不会去冒选择小企业、小项目的风险，宁可让资金闲置。”苏先生说。

“虽然我们行早就推出了‘信贷工厂’批量操作中小企业贷款，提高了贷款审批速度，但其实门槛并不低，要求企业规范，各方面资质较好，这样才能控制不良贷款率。”苏先生透露。

苏先生短短一番话，透露出在目前紧缩的信贷状况下，有相当一部分中小企业实际上被排斥在了正规金融供给之外。

历史遗留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银行体系由单一格局向多元化银行体系过渡，银行信贷融资在经济运行中形成了庞大的债权债务关系，但是企业作为个体的信用却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因为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企业的信用仍然维系于国家的信用。

在20世纪80年代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非国有经济崛起以后，地方政府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担保或组建地方性金融机构的金融支持，学者将其称为“集体信用”。国有银行为乡镇企业提供贷款仍然是基于对“政府”的信任，国有银行和乡镇企业本身并没有发生信用关系。转轨经济中惩戒机制和信用机制的不完善，使得大量银行债权批量转变为不良资产。同时，企业经营风险往往通过信贷资金链条传导至银行部门，使银行成为体制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其结果是最终导致非国有经济的新生代――民营中小企业失去了“集体信用”的维系。

要促成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融资行为的发生，二者必须建立“个体信用”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商业银行需要花费很大的成本来搜集每个企业的信息，而中小企业的特性和信息不透明的特征进一步加大了这项收集成本。与花费的成本相比，对中小企业贷款的收益也许是得不偿失的。贷款收益不仅仅是由利率决定的，更重要的是贷款的安全性。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存在，利率高的往往是“坏企业”和“坏项目”，所以商业银行仍然对中小企业实施信贷配给行为。从制度依赖的角度看，商业银行仍然习惯于寻找具有政府背景的大企业和大项目，在大项目供给充足的情况下，对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产生了供给懒惰。因此，商业银行与中小企业之间的“个体信用”关系很长时间都没有建立起来。

之后随着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贷款利率的上浮还远不足以弥补农村地区正规金融机构的经营和资金成本，也不能使它们获得足够的发展空间。

正规金融的成本制约

贫困合作基金曾经在河南、洞北发放农村小额信贷，资金成本为2％左右，贷款到期归还率为95％左右，如果确定每年贷款损失率为年末贷款余额的3％，那么贷款利率要在15％以上，才能维持小额信贷机构的正常经营。

考虑到上述因素，中国人民银行根据小额信贷机构的试验利率推算出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保底贷款利率。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人员研究报告2004(3)》中提到，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平均要有88％以上的贷款利率，才能补偿运作成本，绝大多数中部地区农村信用社要有11.5％的利率水平，而在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则需要收取6％的贷款利率水平。

目前存在的村镇银行的贷款利率验证了上述数据。7月末记者走访北京顺义银座村镇银行的时候，风险管理部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该行的贷款利率在10％左右。

由于贷款利率政策导致了农村金融机构把信贷资金撤出农村，越是贫穷边远地区的农村金融机构，这种冲动越强烈。为了阻止这一倾向，人民银行对农村信用社资金使用指定了下列控制措施：

一是只允许农村信用社对本乡镇的农户和企业发放贷款，其中50％的贷款必须是给本社社员的，“三农”贷款必须占新增贷款70％以上。而且严格控制农村信用社的同业拆借业务，同一个区县内的农村信用社资金拆借必须通过县联社进行，跨县域的必须通过人民银行进行；而且，只有资产质量好、内控机制建全、管理完善、经营实现盈利，或连续两年减亏的农村信用社才被允许对外拆出资金，并且拆出资金规模不得超过该社存款总额的2％。

但是这些手段不仅在控制农村资金外流方面收效甚微，而且加剧了县及县以下农村金融市场的扭曲程度。对农村信用社业务地域上的限制，使农村信用社贷款过于集中于某一地区或某一产业，面临着更大的地域和产业风险，形成了农村信用社的高不良贷款率。

当记者与一位农村养殖户聊天时，他对央行积极改进农村小额信贷，和银行、农信社做出的相应调整显得不是很积极，他说，“我不觉得获得了多少收益，因为对我们来说，利率只是借款成本的一部分。我们想要到银行或者农信社贷款，还要给信贷员送礼，有的信贷员还索要回扣，再加上为贷款来回奔波所花的时间、路费等等，还不如向亲戚伸手借钱。”

民间金融的补充形式

受困于商业银行的授信额度，浙江宁波的一位黄姓企业主，向记者讲述了他的企业一直以来传承的一种类似股权私募基金形式的发展方式。

2003年时，黄先生的企业由国有中小企业和集体企业转制而来，由于这家企业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市场进入门槛低，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因此缺乏稳定的前景。如此一来，在企业抵押资源不足、财务信息不规范、现金流难达预期的情况下，就很难贷到款。于是这家企业就以股权私募基金的形式，向管理层和内部职工集资，解决了发展资金的问题，一时周转不灵进入困境的状况得到舒缓。“并且资金来源都是内部人员，所以陌生人参与的比例相对较低，避免了向公众社会集资的缺陷，也减少了融资纠纷。”黄先生说。

黄先生介绍，“类似的融资形式在2003年前后流行一时，资金来源也有所不

同：一种是在家属和亲友圈中筹款。与合作人的股份投资不同，这种筹款绝大多数是债务性融资，债权人主要出于血缘的关系，如父母、兄弟姐妹之间，向投资者提供适当资金，无利息或利息较低，但通常会在利息外要求其他方式的回报。二是在熟人圈中筹款。主要是基于对借款人的信任、管理人员经营能力的分析，和企业前景的判断，一般参照银行贷款利率加2～5个百分点。三是在生意圈中筹款。在以往交易过程中形成的有互相利害关系的圈子中，通过个人之间的倡款以及企业对个人的借款取得认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股份红利派送的水平主要根据企业盈利情况来定，同时参照同行业内同等盈利水平的其他企业。2003年、2004年时宁波中小企业的效益普遍较好的时候，我听说过20％的收益率，很高。当然不同企业或同一企业在不同时期差异也较大。”黄先生接着道。

记者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在彼时的融资形式下，分红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方式是现金直接配送，企业定期将现金分红分给股东。现金收益率最高的有30％左右，最低的为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第二种方式是增股，即将分红折算成股份计入股东的股份账户。更多的企业采取两种方式的混合。现金流充裕的企业，现金派送比率高。在企业经营状况好的情况下，股东更愿意多派送股份，因为这一部分股份同样参与分红；在企业经营不稳定的时期，股东更愿意选择现金分红。

黄先生说，在企业发展壮大的这十几年里，他充分享受到了这种民间融资形式的好处，那就是，“当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人和相关的人员会帮助企业主封锁信息，另一方面，过去若干年的丰厚回报，使他们个人的财富也形成了一定积累，因而对风险的容忍度高，即便发生真实的损失，股东也愿意承担，这一点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商业信用融资

黄先生接着介绍，还有一种被称作“商业信用”的民间信贷形式，目前十分流行。黄先生所指的商业信用，即是商业信用融资，指企业之间在买卖商品时，以商品形式提供的借贷活动，是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最普遍的债权债务关系。

“获得商业信用的往往是小规模企业。他们愿意接受商业信用，一方面是由于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供给之外，无论他们愿意支付多高的贷款利息，都不能得到贷款；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商业信用关系，他们与对方企业之间建立起一种长期的合作与互相信任的关系，这有利于生产经营的稳定。”黄先生说。

企业之所以愿意向其下游企业提供商业信用，究其原因，是因为其能够给提供商业信用的企业提供以下便利：

一是有利于企业获得信息。商业信用发生后，企业对客户能够进行方便的访问，可以及时、高效地获得低成本的客户信息；客户的订单数量、订购时间能够反映客户的经营状况；在正常的业务联系中，当客户不能享受优惠的现付折扣，或者使用商业信用的数量有异常变化时，这会提醒企业需要观察该客户的经营和信用变化情况，以免遭受陨失。

二是更利于企业控制客户。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依赖于原材料的稳定供应。客户对供应商的选择是理性的，因为有理由相信由企业提供的原材料是经济的和不易替代的。这种不易替代性当企业在市场中具有支配地位时会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同时，如果客户想更换原材料供应必须花费昂贵的信息收集、信息整理和重新签订合同等操作成本。另外，还要承担新原材料的质量风险。在这两方面的作用下，企业可以利用威胁停止供货的手段，迫使客户遵守合约，从而避免遭受客户潜在的违约损失。

三是有利于企业挽回财产损失。一旦客户经营失败而使合约被迫中止，企业可以索回供应的原材料。由于企业已经建立了该产品的销售网络，因此它索回产品并再次售出的成本较低，企业能够将合约中止的损失减至最小。

民间票据融资

民间票据是银行承兑汇票在非金融机构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转让和流通的一种融资形式。记者查阅近期报道发现，浙江省永康、萧山、慈溪、玉环、苍南等民营中小企业发达地区，民间票据市场业已存在。

民间票据市场最早形成于1997年。虽然1997年之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矛盾也一直存在，但为了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宏观调控在奉行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的同时，大大加强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力度，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采取了强化一级法人管理，上收基层金融机构经营权等一系列措施。金融业这种集约化经营的趋势，客观上大大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矛盾，这一点在民营经济较发达的县域地区表现尤为明显。客观上，融资矛盾的加剧刺激了民间票据市场的形成。

1999年以后，在中国人民眼行的推动下，以银行信用为主导的票据市场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票据交易主体增加，流通地域扩大，交易量成倍增长，票据专业化、集约化程度也有所增强。银行承兑票据数量的大幅增加，为民间票据市场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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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吉林省；民间信贷；风险；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1

引言

近年来，民间信贷已成为了社会的热点，其作为正规金融体系与中小企业、农村建设资金供给需求矛盾的产物，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在资本市场完善的国家也广泛存在。尽管各国努力推广正规金融，但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及农村建设等仍无法获得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则处于重要位置。

吉林省作为一个农业大省，“三农”问题较为突出，国内正规金融市场对于农村经营集体的不稳定性而对其有所保留。同时，吉林省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等不断得到提高，民间闲置资金容量有所上升，而吉林省投资渠道的缺少，给民间信贷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孕育环境。但民间信贷问题也就近几年在吉林省广泛开展实施，体制不健全，监督不完善等问题逐渐浮现出来。本文从吉林省民间信贷的现状、风险与对策等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对如何改善吉林省民间信贷现状进行剖析。

一、吉林省民间信贷发展现状及分析

与南方多个省市相比，吉林省的民间信贷规模并不大。但随着吉林省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等，吉林省民间信贷规模也不断在扩大。截至2010年10月末，我省小额贷款担保公司注册资本为38.69亿元。不仅如此，已经获得批准注册但未开业的小额贷款公司也有30余家。

目前，吉林省民间借贷利率所呈现的特点是利率水平的高低差异大，利率价格整体水平高，且不断攀升。由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定价主要由借贷双方自行协商确定，取决于借贷双方之间的个人感情关系、投资回报率的高低、借款人的资金急需程度、借款人的诚信度、借贷人的社会关系等因素，所以民间借贷的利率浮动幅度比较大。以2007年下半年为例，吉林省民间借贷的利率最高达到79%，最低为0。从近年变化趋势来看，随着央行不断加息提高利率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类似互借款的信贷事件已经逐渐减少，甚至亲友之间的融资呈现有息化趋势，并且此趋势逐年增强，从2006年的9.91%到2008年的14.47%，增幅达到46%。

二、吉林省民间信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信贷已经由“地下”走到“地上”，老百姓也转变了陈旧的认识，民间信贷为政府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活跃地方经济，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民间信贷在补充正规金融服务不足、解决社会资金需求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同时也暴露出很多弊端。

（一）削弱国家宏观调控政策

第一，民间信贷在国家金融机构监管之外，造成大量资金体外循环，干扰了金融机构的正常业务，影响国家货币政策的执行。第二，民间信贷的资金流动存在随意性，资金流向无法控制，造成资金投入的分散性，削弱了国家利用金融政策引导信贷资金流向的效果。第三，民间信贷发展到一定规模，现已抢占了一定银行信贷的市场份额，扩大了货币供应量，该部分货币供应量占社会货币总需求的 30%以上。

（二）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不利影响

第一，民间借贷资金容易流向国家宏观调控限制的行业或企业，助长了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第二，民间借贷高利率加剧了企业生产经营的难度。使企业深陷信贷的恶性循环之中，企业的高息信贷会加重企业的财政负担，使本来效益就很差的状态陷入更深。第三，民间借贷的不规范性和自发性容易引发经济和法律纠纷，给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一定不利影响。

（三）影响正规金融的发展

我国民间信贷活动唯利是图，对正规金融有较大的不良影响：扰乱正常金融秩序、分流存款、分割贷款业务，形成了黑市利率，对国家利率政策不利；由于中小企业是参与民间金融的重要主体，他们在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后，又进行民间信贷。但是在归还时，往往优先考虑利率较高的民间借款，而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常常被短贷长用，甚至成了长期占用的铺底资金，这直接加重了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

（四）民间信贷手段过于简单

手续简便、期限灵活是民间信贷繁荣的根本原因。民间信贷主要发生在熟人的范围内，借贷双方信息透明，省去了复杂的申请审批程序，且期限灵活，只要双方同意，出具一张借条或签订一份简单的借款合同就能使资金到位，不像正规金融机构贷款，要审计鉴定、验资、资产评估、抵（质）押登记、借款合同公正等手续和层层审批，但这些所谓的“借条”上面大都仅注明借款金额、借款人姓名和借款日期，而没有借款期限、借款用途、借款价值（利率）、还款方式等相关要素，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不规范性。一旦出现信用风险引起经济纠纷，就会因手续不完备而无法得到法律救济，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

三、发展吉林省民间信贷的对策及建议

第一，明确民间信贷的地位，通过使民间融资“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信贷。从规范我国民间信贷的法律法规来看，民间信贷与正规金融的关系是紧张的，而不是互补的。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信贷合法化的方式来规范民间信贷，并取得了较好成效。吉林省地方政府应出台监管部门受权规章，允许民间信贷在给定条件下合法存在，并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从而扩大政府财政税收，严格限制和取缔不正常的农村民间信贷组织和活动。对民间信贷双方的权利、义务、交易方式、契约条件、期限利率、税收征收、违约责任、权利保障等方面加以明确，以规范和保护正常的民间信贷行为，引导吉林省民间信贷走上正常的运行轨道。

第二，建议尽快根据吉林省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加强信用体系建设。从而，缩小非法融资的范围，提升社会信用环境，以严格界定违法融资活动，加快我省信用担保体系的建设。同时，新农村建设呼唤新的金融体制，吉林省金融机构也就需要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因地制宜、讲求实效、着力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以及能够提供多样化金融服务，构建定位明确、分工合理、功能互补、多种所有制并存、产权明晰的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

结语

民间信贷起源南方发达地区，其独特的优势快速地将其辐射到全国各地。民间资本经历了从“地下”走到“地上”的岁月，无可否认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的不可忽略的贡献。然而，我们追溯了吉林省民间信贷市场的发展历程，发现其中隐藏着一些风险及问题。目前，我国经济仍以高于世界发展的平均速度，如果不及时作出相应的防范及解决措施，相信未来吉林省甚至是全国的民间信贷市场将陷入一场寒冬。因此本文结合吉林省的特色，针对吉林省现有的市场环境和制度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对策。

参考文献：

[1]车正红，张淼，古雨.对吉林省民间融资发展的对策建议[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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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茂清.关于我国民间借贷问题的探讨[J].当代经济管理，2011.

[5]曾冬白.浅谈当前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11.

[6]徐坚，张文杰.促进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对策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J].新金融，2011.

[7]郭文超，梁洪.推进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的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11.

[8]孙亮，李炎军.当前民间借贷的状况和对策研究[J].新金融，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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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温州民间借贷 新特点　对策

最近，随着董事长胡福林从美国归来，信泰集团重现生机，但是我们难以忘记2011年9月以来，民间资本日益活跃的温州，相继发生了多起温州老板欠债逃逸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温州借贷市场除了具有传统利率高、脱离生产的特点，近年的温州借贷市场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

一、温州民间借贷产生的新特点

（一）中介机构参与民间借贷，违规操作现象普遍

早期温州的民间借贷主要是依赖与"地缘、血缘、亲缘"之上的一种交换关系，然而，如今温州的民间借贷市场逐渐脱离了传统的模式，大量的融资中介如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参与到其中，打破了传统的温州民间借贷模式，导致了民间资金主体之间的信任逐渐降低，从而温州民间借贷市场的投机色彩逐渐加深，为机会主义埋下了风险隐患。当前，温州融资性中介机构总数达1000多家，除了有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等机构参与民间借贷，还有一些地下融资机构也参与其中。机构违规从事资金投机活动的显现非常普遍，民间借贷中介机构从事无担保的资金短期的拆借活动，一方面用高利率吸引公众资金，另一方面承办高利转贷，一旦发生经营风险无法收回款项，这些中介机构往往只能采取违法催债或者破产。

（二）民间借贷被异化为炒钱游戏

传统的民间资本资金主要用于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中小企业的生产经营；二是用于房地产投资；三是集资炒房，参与股市、煤炭、黄金等领域的炒作；四是用于还贷垫款、票据保证金垫款等短期周转。由于民间借贷链条犹如金字塔结构，每一层的放贷人都想要获得利差，层层加价以后必然引发高利贷，一旦利差过大，资金链断裂，引起崩盘。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将数量众多的散户集中到一起，由于数量多，单个散户资金量少，容易导致非法集资的现象。

（三）民间借贷短期化趋势明显，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增大

受国际经济大环境、国内紧缩的货币政策等因素的影响温州信贷资金紧张，民间借贷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民间信贷规模不断扩大，民间借贷利率呈上升趋势，突破了历史记录。在这种利滚利的利益驱使下，放贷人投入大量的资金，受国际经济大环境和国内宏观政策的调控，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民间借贷市场崩盘，催生了"温跑跑"事件的发生。根据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调查显示，一部分跑路老板都是曾今辉煌一时的民营大企业老板。

二、民间借贷新形势产生的原因

（一）融资渠道不畅通与企业资金需求的矛盾

融资是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必要保障，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得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采取了信贷配机政策，同时受到银行经营管理落后等原因，中小企业难以从银行获得相应的贷款，加之证券市场不完善，中小企业融资困难，为了弥补短期的资金不足，民间借贷是理想的选择，可以高效率的解决资金周转的困境。不单靠人缘、地缘、血缘的关系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产生了民间借贷中介，迫使资金加速周转，产生了融资渠道不畅通与企业资金需求的矛盾。

（二）产业结构不合理。

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国际市场的震荡以及人民币汇率上升，让许多贴牌的加工贸易利润空间缩水。温州市统计局、经信委提供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8月底，温州市上规模的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共计300多家，亏损面为7.5%，由于今年欧洲、美国和日本三大消费市场低迷，出口加工贸易订单数量大幅减少，这使得资金在实体经济领域的利润缩水，资金因此从实体经济中转移了出去，投资暴利使得产业资本推出了实体经济领域。温州之所以出现大量的"跑路"现象，是因为温州中小企业利润率明显低于贷款利率。温州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已经远远高于企业不过3%-5%的利润率，2012年下半年，温州的中小企业的40%将会停产、半停产，由此产生的闲置资本和游资投向暴利行业。

（三）银行与一些大型国有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活动

银行贷款是温州借贷的主要来源，温州当地人将自己的不动产抵押给银行，再拿银行的贷款融入民间金融市场，赚取利差。温州民间借贷的利率几乎没有低于基准利率4倍的，一月内短期民间借贷利率高达80%-100%甚至150%。与传统的温州民间借贷相比，游资投放高利贷的空间更大，风险也更大。在银根紧缩的情况下，部分国有大型企业成为能获得银行贷款的幸运儿，在高利率的吸引下，这些国有企业将获得的银行贷款投放民间借贷市场，获取高额的利息收入。

三、政策建议

面临当前的民间借贷新情况，政府要推动民营转型升级，摆脱发展瓶颈，积极调动民营企业的自身创造力，通过政策资金的引导，加快民营企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打破金融领域的二元体制，引导民间金融进入正规金融领域，不仅要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还应该完善金融法律法规的完善，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加快利率改革，缩小正规金融与民间借贷的利差，诱导民间资本流向实体经济领域，避免产生"产业空心化"。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地方金融研究课题组.完善浙江省地方金融组织体系研究[J].浙江金融，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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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及时、准确把握民间借贷发展动向,2008年,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制定下发了《湖南省民间借贷监测及信息数据报送制度》,开始尝试对民间借贷进行监测。经过两年多探索,目前已形成较为成熟的民间借贷监测机制。

(一)以抽样监测为重点。民间借贷又称“民间金融”,其广泛存在于社会基层,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形式日益多样,已由纯粹的个人形式借贷发展到通过诸如典当行、寄卖行、投资公司、互助组织等中介机构进行借贷。但由于民间借贷活动分散隐蔽,难以全面监控,因此,我们采取抽样方式,要求各市州根据当地实际,在辖内各县确定一定数量的样本进行监测。同时,考虑到民间借贷资金贷出方,尤其是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数据难收集等问题,我们从借入方入手,选取发生借贷行为的个人和企业(含个体工商户)作为定期监测样本点,以此推断贷出方有关情况。目前,全省542个样本点资金来源中,从个人借入的占21.2%;从企业借入的占75.9%;从中介机构借入的占2.9%。

(二)样本对象有代表性。各市州立足当地实情,积极选取有代表性的样本。一是地区分布上,基本位于经济较发达、中小企业众多、民间借贷相对活跃的县市;二是行业分布上,涉及建筑、批发零售、采矿、养殖等多个行业,反映了地方经济特色;三是比例上,根据当地民间借贷特点、规模、对地方经济金融影响程度等确定机构和个人的抽样比例;四是管理上,实行动态管理,发生重大变化随时对样本进行调整。经统计,全省542个监测样本点(个人样本点353个、企业样本点189个)分布在全省14个市州44个县(市、区)。个人样本点中,从事农业生产的占20%,从事制造业的占20%,个体工商户占34%,从事其他行业的占26%;企业样本点中,农业企业占8%,制造、建筑、采掘、冶炼企业占64%,房地产企业占18%,其他占10%。

(三)样本获取方式多样。获取真实、有效的监测样本点是进行民间借贷监测的关键。目前,湖南省辖内人民银行系统已探索形成多种有效的民间借贷监测样本来源方式:一是依托人民银行现有的利率监测平台,利用征信系统“贷款卡年审”和“中小企业档案数据更新”时机,与相关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监测关系;二是借助农村信用社网点集中在农村、对地方了解较深的优势,委托农村信用社选取样本点;三是利用城调队、农调队选点监测上的专业性,与城调队、农调队合作进行民间借贷的选点;四是多方选取混合模式,即以上二种或三种方式的结合。

(四)样本监测内容丰富。由于我们监测的目的是了解民间借贷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而非非法集资行为,因此,我们设计的监测指标比较全面,监测内容更加丰富,具体包括民间借贷利息支付方式(按季、按年、到期一次支付);借贷期限(3个月、3-6个月、6-12个月、一年以上);借贷方式(信用、抵押、质押、担保);操作形式(合同、借据、口头协议);借贷用途(生成、消费、投资)及利率等,以全面反映民间借贷现状。监测数据由样本企业和样本个人按季填报,由各市州按季进行汇总,每半年形成分析报告。

两年多来,各市州加强对辖内民间借贷发展情况的跟踪监测,对于监测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加大反映力度,及时向相关部门提示风险。如2007年我们组织对全省民间借贷中介状况进行了调查,并专题向省委、省政府做了报告,省委副书记梅克保做了重要批示;2008年撰写的《湖南省民间借贷的现状、问题及建议》在省政府相关刊物上刊发。

二、湖南省民间借贷新动向

截至2010年6月末,全省542个民间借贷监测样本点借贷余额34165万元,其中企业样本点26372万元,个人样本点7793万元。从样本点监测情况来看,湖南省民间借贷呈现以下特点:

(一)借贷活跃度逐步回升,借贷利率呈上扬趋势。上半年,银行信贷与上年度相比有所收紧,民间借贷呈回升趋势。6月末,样本点民间借贷比上季增加2258万元,比年初增加1545万元。上半年,全省监测样本点累计发生民间借贷10899万元,同比增加18.4%。其中,企业样本点累计发生民间借贷7078万元,同比增加10.6%;个人样本点累计发生民间借贷3821万元,同比增加36.3%(图1)。

随着民间借贷活跃度的回升,民间借贷利率呈上升趋势。上半年,全省监测样本点加权平均月利率为1.77%,其中企业和个人样本点加权平均月利率分别为1.79%和1.75%,比上季分别提高0.06个、0.04个百分点(图2)。

(二)借贷资金用途相对集中,以生产经营性为主。以往,民间借贷主要用于解决子女教育、看病和建房等临时性资金短期。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家庭消费一般不再缺资金,目前民间借贷主要用于生产经营和投资发展特色经济,如石场、砖厂、养殖场等,用途更加集中。6月末,样本点用于生产经营用途的资金在民间借入资金余额中占比为84.9%,比年初提高0.72个百分点;用于投资用途的资金占民间借入资金余额的12.9%,比年初下降0.31个百分点(图3)。

(三)民间借贷期限灵活,短期化表现明显。民间借贷借款期限比正规金融贷款期限灵活,借贷双方可以随意约定到期日,到期还可以协商展期。从监测情况看,目前,民间借贷仍以短期资金借贷为主。6月末,借贷期限在一年以内的民间借入资金余额25077万元,占全部民间借入资金的73.4%,比年初上升1.67个百分点(表1)。

(四)民间借贷门槛较低,借贷方式以借据为主。民间借贷门槛较低,相对于正规金融机构的抵押、质押、担保借贷方式,民间借贷更偏好于信用借贷,签订借据是民间借贷最主要的操作形式。6月末,采取信用放款的民间借贷余额占全部民间借贷余额的90.02%,分别比上年同期和年初上升4.81和5.6个百分点;以借据为操作形式的民间借贷余额占全部样本点民间借贷余额的85.23%,比上年同期上升2.51个百分点,比年初下降1.93个百分点(表2)。

(五)民间借贷违约率偏高,但整体呈下降态势。从样本点监测数据来看,民间借贷违约率较高,基本在10%左右,但长期来看,违约率呈下降趋势。6月末,监测样本点民间借入资金中,逾期资金余额为3362万元,占全部样本点民间借入资金余额的9.84%,分别比去年同期和年初下降3.27和0.04个百分点,整体违约率持续下降(表3)。分市州看,湘西州、长沙、郴州、张家界、常德5市逾期率依然维持较高水平,其中湘西州民间借贷违约率高达40.08%,在全省民间借贷逾期资金余额中占比为20.07%。

(六)民间借贷资金贷出方呈职业化趋势,中介性质的民间借贷行为增多。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扩大,个人与个人或企业与企业一对一的借贷模式逐渐难以满足大规模资金需求,专门从事资金借贷的机构开始出现。调查显示,各地的典当行、投资公司等逐步发展成为民间借贷的中介机构,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专门的民间借贷经纪人。如湖南华容县金鼎担保投资公司年均放款规模约5000万元,主要服务于纺织、棉花加工、养殖、蔬菜加工等企业用于收储、产能扩张等短期资金周转。

三、政策建议

(一)加强民间借贷监测与预警,适时掌控风险。一是在现有民间借贷监测制度的基础上,加强监测样本点信息采集力度,最大限度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得性,及时掌握民间融资的规模、期限、利率和融资方向等基本情况。二是对民间借贷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新问题、新情况,特别是违约率、借贷利率等与风险密切相关的指标予以高度关注,及时掌握民间借贷发展趋势与变化。三是加强动态监测和重点监测,准确把握风险点,及早采取措施,防止民间借贷风险扩散。

(二)高度关注违法违规行为,严防民间借贷非法化。一是政府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法律法规,保护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引导民间融资公开登记并规范其合规经营,从而充分发挥民间融资对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二是充分利用人民银行“人民币大额交易数据报告系统”和“金融机构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对可疑账户进行重点监测,对监测过程中发现的不规范融资行为及时报告、及时处理;三是政府、银监、人民银行等相关部门要加强信息沟通,形成合力,有效打击和处置民间借贷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

(三)加强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树立正确民间借贷认识观。一是有关部门要在全社会大力普及金融法律知识,特别是要加强非法金融活动给社会、给个人带来的危害性的宣传,切实提高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防范意识,培养社会公众的合法投资观念,从源头上堵住高利贷和非法融资行为发生。二是培养民众树立正确的民间借贷认识观,即合法的民间借贷是受法律保护的,是正常的资金融通行为,政府部门严厉打击的是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非法集资等不法行为,促进民间借贷的规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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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生命力;传承;新空间

中图分类号：J6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02-0121-01

一、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的生命力所系

各族民间舞之所以风采各异，主要是由于与各族人民所处的地域环境、生存方式、、风土人情等紧密相关。舞蹈是最为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人们为表达对生活、对信仰的忠诚，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舞蹈，从祭祀、拟兽开始，寄托对狩猎、祈雨等生存活动的愿望，同时带有图腾崇拜的遗迹。当代民间舞蹈，如汉族的秧歌、苗族芦笙舞、藏族锅庄、塔吉克族的刀郎舞、维吾尔族的赛乃姆、傣族的孔雀舞等早在明清史料中就有所记载。

“一种传统文化形态的生命力，本质上取决于置身于这种文化传统之中的民众的生活需求。”[1]民族民间舞的这种属性将永远延续自己的使命，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地前进，“它们从远古传来，又将从今天流向未来……”[2]

二、从民间广场走向剧场的传承关系

广场作为民间舞的原产地深深地根植于生活的沃土之中，是当地人民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传统的艺术体现。群众性是广场民间舞的一大特征，广场民间舞包含了当地群众对艺术美及信仰的追求。

剧场中的民间舞则是广场民间舞的延伸和升华，与广场民间舞相比，剧场中的民间舞以其规范、专业和个性走进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剧场中，由于舞台所营造的空间感与距离感，使得观者与舞者之间的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正是这种位置关系决定了剧场中的民间舞需要更强调其艺术观赏性。

从广场走向剧场，是中国民族民间舞的一大发展，符合舞蹈和社会同步发展的要求。广场民间舞被注入了新成分，出现了新分支，广场民间舞中的一些生活化动作经过艺术家的提炼和研究而被专业化、规范化的动作所替代。于是，民间舞的美也由广场中的自然美升华到舞台上的艺术美。

三、当代民族民间舞创作的新空间

“1936年由吴晓邦从日本带回中国的‘新舞蹈’这个概念，……之所以有如此之影响力，用吴先生这位中国‘新舞蹈’的创始人自己的一句话来说，是因为我是在时代的脉搏上舞蹈的。”[3]从某种程度上讲，民族民间舞也需要与“时代的脉搏”同步。民族民间舞蹈的创作属于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它的发展是社会的间接反映，为适应更高的精神审美需求，我们应不断拓展创作中的各种新空间，从而创造出多样性的中国民族民间舞。

我们通常把表现民俗活动或由民众直接传承的传统民族民间舞蹈称为原生态民族民间舞（广场民间舞就是其中之一）;将由专家学者通过研究、提炼、整理，且为教学所用的民族民间舞蹈称为课堂民族民间舞蹈;而舞台民族民间舞蹈则是以民间广场形式或课堂民族民间舞蹈为素材而创作的剧目。这是当代民族民间舞蹈所赖以存在的三个不同空间，我们这里主要论及的是当代舞台民族民间舞这个“空间”的“新空间”。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有“万物流转”之说。他认为“天下万物，没有一日、一刻、一分或一秒的停滞，一切都是流动着的”。[4]既然“现代的思想不绝地动着，不是死的，是活的;不是硬的，是软的”，[5]那么存在于“万物”间的舞蹈自然不会例外，哪怕是被民族地域风格捆得很紧的民族民间舞也会不断地在创作中“出新”。另一方面，对于作品中“新空间”的层出不穷及我们所看到的当代民族民间舞蹈的百花齐放局面，我们不能忽视作为欣赏者的观众的影响。由于剧场表演形式是在原生态民族民间舞和广场民间舞的基础上的创造，表演的对象是观众，目的是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且观众的审美需求是在不断提高的，这就要求民族民间舞也必须提高自身素质和品位去迎合观众的需求。同时，观众的审美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艺术鉴赏过程，通过观众的鉴赏反作用于作品创作，可以使编导在创作中有意识地再次增强作品的艺术性。

四、结语

民间舞蹈的剧场形式是当代民族民间舞的主流形式之一，较以自娱性为主的广场民间舞更强调艺术性和精致度。为此，创作民族民间舞蹈作品的编导们必须深入挖掘各族文化内涵这一原空间，为的是通过整理加工，开辟新空间，以更新的形式将民族文化内涵展现在作品中。笔者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提供当代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传承与发展的新视角，以及思考现有作品和将要创作的作品中新空间的挖掘点，以促进民族民间舞的繁荣。

参考文献：

[1]于平.“原生态”价值取向与民间舞“善本再造”[J].舞蹈，2005，（12）：4.

[2]王克芬，隆荫培.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2.

[3]欧建平.舞蹈美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70.

[4][5][日]上田敏.现代艺术十二讲[M].丰子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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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间借贷概念新解读

在我国，借贷市场主要由金融机构借贷和民间借贷组成。金融机构借贷，指受国家金融机构监管的银行、信用社、保险公司、证券公司（投资银行）、信托公司、小贷公司的放贷行为。《新法释》解决的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因资金融通而发生的争议，该法释第一条第一款开宗明义：“本规定所称的民间借贷，是指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这个界定体现出了民间借贷行为特有的本质和主体范围。从称谓的形式上明晰了与国家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区别，也从借贷主体的适用范围上与金融机构进行了区分。民间借贷主体不仅仅包括自然人，还包括法人、其他组织。具体分为自然人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与法人之间、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和法人与其他组织之间六类借贷关系。

二、民间借贷抵押登记的历史及现状

1.民间借贷抵押登记的历史情况

民间借贷是民间自发形成的一种融资信用形式，“民间借贷”这一称谓约定俗成，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为社会广泛熟悉。前，民间借贷即已非常普遍，一般借贷双方都邀请没有相关利益关系的人见证，共同签署相应的借款合同，同时使用不动产（包括房屋、土地）出典担保借款，构成了中华法系特有的典权制度。后，50年代初期开展了不动产总登记，民间借贷抵押由登记部门向典权人颁发他项权利证书，证书上载明他项权利类型及债权数额等基本信息，成为不动产抵押登记的基础雏形。

2.民间借贷抵押登记的现状

目前民间借贷游离于体制之外，没有正式的监管形式，比金融机构借贷风险更高。有数据显示，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位民事诉讼类型。长期以来，为避免、减少纠纷，登记机构对于民间借贷抵押登记审查非常谨慎严格。1991年由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1996年由中央人民银行颁布的《贷款通则》，对于企业之间的借贷，一般以违反国家金融监管秩序为由而被认定为无效、被查处。有些部门规章对于民间借贷也有限制条款，2012年由国土资源部颁布的《关于规范土地登记的意见》规定：“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取得金融许可证的金融机构，经省级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等可以作为放贷人申请土地抵押登记”。这些制度性规定在司法界和登记实务界被长期实施、执行和遵守。部分登记机构大多也仅受理自然人之间、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为贷方）、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为贷方）的抵押权登记；因购销合同等民商事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合同义务，对义务履行的担保导致的抵押权登记予以受理。对于自然人和法人（自然人为借方）、自然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自然人为借方）、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借贷的抵押担保，因制度禁止都不受理。1997年《合同法》和2007年《物权法》颁布实施后，加之市场经济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绝对认定民间借贷行为无效面临着法律冲突和实践的诘难，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人”不断拷问着“良法之治”还是“恶法之治”？《新法释》的颁布实施，规范了民间借贷行为，明确了民间借贷的主体，拓展了不动产抵押登记的范围，为登记机构办理民间借贷抵押登记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不动产抵押登记中民间借贷合同的审查

《房屋登记办法》规定，申请抵押权登记应当提交主债权合同。《土地登记办法》亦规定，依法抵押土地使用权的应当持主债权债务合同。《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也明确，申请人应当提交相关的不动产权属来源证明材料，登记原因证明材料。针对于不动产抵押登记，这里所指的登记原因证明材料即包含借款合同。前述法规均明确登记机构在办理抵押权登记时需要收取借款合同进行审查，以明确借贷的基础法律关系。笔者认为登记机构在受理民间借贷抵押登记时对于借贷合同的审查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判断

借贷合同有效才表示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成立，一方当事人才能向另一方当事人主张其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也只有基于有效的民间借贷合同、办理不动产抵押登记，才能保证合同的履行，使双方利益得以实现。《新法释》在借贷合同效力这一部分主要规定了以下内容：（1）自然人之间民间借贷合同的生效要件为借款已实际履行完毕，这是由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实践性特征所决定了的；（2）企业之间为了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只要不违反《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本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内容的，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这是新法释的重要内容之一；（3）企业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在单位内部通过借款形式向职工筹集资金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有效；（4）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的判决认定构成犯罪，民间借贷合同并不当然无效，而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和本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的内容确定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新法释》具体列举了民间借贷合同应当被认定为无效的情形，包括：（1）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又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2）以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向本单位职工集资取得的资金又转贷给借款人牟利，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3）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4）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5）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由此可见，《新法释》对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问题做了很明确的规定。笔者认为，作为登记机构，对于借贷抵押的实体法律关系效力既无必要又无能力一一究问查明，但要根据前述法条规定注意两个要素：（1）借贷双方主体适格。这里的适格主要是看借贷主体如果是自然人，必须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如果是法人或其他组织，需在经营期限内，且不能有营业执照被吊销或注销的情形。（2）对于企业和其他组织，无论通过何种方式筹款，借款用途系用于本单位生产、经营。

2.关于民间借贷利率、利息

利率、利息的规制是民间借贷的核心问题，是《新法释》的亮点之一。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推进，特别是浮动利率的实施，以基准贷款利率的四倍作为利率保护上限的司法政策变革势在必行。《新法释》有关民间借贷利率和利息的内容主要包括：（1）借贷双方应明确约定利息；（2）确定了民间借贷适用的固定年利率。明确借贷双方约定的年利率未超过24%，法律应予保护；24%-36%这一部分作为自然债务，取决于借款人自动履行的意愿；超过36%以上的，因为其已构成不当得利，法院会认定借贷合同无效。笔者认为，虽然利率、利息不是不动产登记簿的记载内容，但是如果登记申请人提交了未明确约定利息或约定年利率超过36%的借贷合同，登记机构未及时指出，予以登记，很难说这项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瑕疵；一但当事人之间产生纠纷，往往会将登记机构卷入行政诉讼中。因此，登记机构需要对贷款利率进行审查，对于违反规定的合同，登记机构应不予受理，要求申请人依法更正，并不得确认为抵押担保的主债权范围。

3.民间借贷主体资格的审查

《合同法》规定，合同订立双方应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新法释》规定：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本规定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当事人主张民间借贷合同有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也是《新法释》的一大亮点，与中国人民银行1996年颁布的《贷款通则》和1991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放贷主体应为具有金融许可的金融机构有了变化。不仅金融机构、典当公司、担保公司等企业可以为出借方，一般企业法人及其他组织也可以为。因此，对于登记机构，应对民间借贷双方的主体资格进行审查。即作为放贷主体，自然人应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法人或组织应在其身份的合法有效期内，且未被吊销或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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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市民化 义乌市场 角色再造 新型城镇化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的内涵是：在城市化进程中，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向城市转移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过程和状态，同时伴随着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等一系列现代化的转变。所以，农民市民化不仅仅是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市民化过程，更是农村传统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在现代城市文明冲击下的融合提升过程。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理论界提出的“三元经济结构”模型指出，在传统农业部门经济和城市部门经济以外，还有农村非农产业。考虑到客观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和庞大的农业人口的国情，工业化和城市化存在极大的不同步，我国经济结构最终走向一元经济结构需要经历三元结构的过渡，中间存在一条农村非农产业提供农村内部就地解决剩余劳动力的道路，农村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并在农村城镇化的基础上，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

农民市民化的最终目的和意义所在，不是让所有农民人口转移到城市里，而是让所有人口都能享受到现代城市文明生活，不管其居住在农村还是城市；随着农村城镇化建设和农村城镇体系的构筑，农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不断走向融合，农民在农村也能享受到市民城市文明，从而最终实现农村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

义乌以专业市场闻名于世，多年来不断深化“兴商建市”发展战略，大力实施“贸工联动”，加快推进经济国际化和城市现代化进程，经济社会聚集着前所未有的爆发力、扩张力。2011年3月启动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更是为义乌转型发展、争创内陆“小香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回顾农民市民化的历程、动力机制以及存在的问题，分析特点与不足，以便充分利用“义乌试点”改革的契机，推动相关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改革，创造更有利于农民市民化的发展环境。

一、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历程

农民市民化大致有四个阶段。一是职业的转变；二是地域的转移；三是身份的转变；四是角色转型和再造，即实现农民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价值观等向市民的顺利转变，完成现代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农民职业非农化的过程即是职业和地域转变的过程，而农村土地、户籍等制度方面的变迁也意味着身份的转变只是个时间问题，实现农民市民化的真正难点在于第四阶段，它需要较长时期的作用。

纵观义乌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农民市民化进程，义乌专业市场的每一次拓展提升都有力地推动了农民市民化，使其几乎完成了前三个阶段的转变，“新市民”处于艰难的角色转型和再造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初，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到城市摆摊经商的少部分人，开始了农村职业非农化的进程；到20世纪末，义乌集贸市场的迅速发展，通过“以贸促工、贸工联动”使得农村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诸多方面发生了较大变迁，村级组织的经济职能逐渐突显，不少村出现了一村一品的产业布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开始了非农化进程；21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给义乌专业市场的贸易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义乌小商品走向国际的同时，对义乌城市的功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政府在2002年开始实施“城乡一体化”战略，并于2003年制定颁发《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开展，行政区划从原来的21个乡镇并调为6个镇和8个街道办事处，拓宽了中心城区和卫星镇的同时，建成区规划范围不断往外扩张，大量从事进城打工或经商的农民实现了身份的转变。在过去的10多年里，全市城市化率年均新增3%左右，年均数万人成为“城里人”。2008年以来出现的“非转农”现象，正是城乡二元结构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是经济发展对城乡二元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农村进行的一次利益调整，是对农业长期支持工业的一次“经济反哺”，本质上并不是农民市民化的逆流。

二、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动力机制

随着义乌专业市场国际化、城市现代化进程的整体推进，农民市民化正成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农民市民化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催生下的一种必然产物，是转型期我们农村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表现和内在要求，分析其发展的动力机制可以有助于我们采取措施，加快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同时优化其农民市民化的质量。

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农民市民化进程会受到来自农村内部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作用。“推力”是从农民市民化的主体出发，着重于促进农民主动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生活条件的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农民对未来生活的预期等。“拉力”是从作为主体的农民所受到的外部驱动出发，着重于能够促使农民被动接受市民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工业化、产业结构变动以及城市现代化带来的较多的就业机会、较高的受教育和工资水平、较好的生活品质等等。

结合义乌的实际情况，“推力”和“拉力”是交织在一起发生作用的，在不同的时期有所侧重。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农民市民化”萌芽期，县委书记谢高华“四个允许”的决定开启了经商合法之路，除了极少部分农民通过考上大学实现非农化，大部分农民主要是受到县城里经商可以获得比农村务农更高的收入的期待的“推力”作用而进程的；20世纪90年代是“农民市民化”加速发展期，政府于1993年成立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始主导义乌专业市场的发展壮大，“以贸促工，贸工联动”的发展战略促使了城市社区专业街林立和一村一品的风行，随之而来的城市化、工业化浪潮拉动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二、三产业，一大部分人选择进城务工，或自己经商创业，逐步扎根城市；21世纪至今是“农民市民化”新时期，随着加入WTO带来的国际贸易大发展大繁荣，义乌经济社会进入跨越式发展期，《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等战略政策的相继出台，助推了旧城改造、撤村建居、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对农民市民化的“拉力”作用得到极大提升。当然随之产生的空心村、城中村等问题也考量着农民市民化的质量，而“农转非”、“非转农”等政策的出台也是在涉及农民切身利益的土地、户籍等体制短时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对于利益分配更为公平所做的调整，有利于“推力”和“拉力”作用的发挥。

我们发现，制度创新在农民市民化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有必要对推拉系统做一个补充，即关注到“推力”和“拉力”因素所构成的动力系统，它有一个运行环境（其构成可以确定为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两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主要有：①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主要是指针对失地农民所进行的一系列土地征用补偿和社会保障制度安排，可以保证“推力”和“拉力”由潜在转变成现实，减少农民市民化的阻力，并在发展过程中依据出现的问题，适时地进行制度创新，消除制度瓶颈，进一步放大和强化推拉作用，加速农民市民化；②非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主要是指致力于营造一种市民愿意接纳农民成为市民的社会氛围，帮助农民实现自身的思想观念、价值理念、行为方式、生活方式等向市民的全面转变。考虑到我们长期的城乡二元体制所带来的城乡分割，城乡居民心理隔阂、疏离甚至对立的情况有一定的顽固性，很有必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包容充满活力的良好氛围，消除彼此的偏见，帮助农民实现从长期形成的封建落后的思想观念到城市市民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农民市民化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最终实现农民市民化的角色转型和再造。

回顾义乌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经历的数轮强县扩权，实施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以及出台的《加快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义乌市被征地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暂行办法》、《义乌市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办法》、《义乌新农村建设二十条》等政策都为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对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使用权利日益清晰的界定，也为资源进入市场进行优化配置以达到最佳的效率扫清了障碍。

三、义乌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在市场发展带动的“推拉”动力机制作用下，农民市民化取到了很大程度的进展，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有：

（一）非农化和农村城市化的不同步使得义乌广大农村产生“空心村”现象。具体表现为不少村民挤到村庄交通较好的地方私建住宅，时间一长，旧村也就“空”了，加上一户一宅的宅基地政策没有得到落实到位，人们抱着“能占就占、能多占就多占”的思想和观念，既浪费了有限的土地资源，又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和农村的旧村改造。政府应从根本入手，探索建立宅基地有序流转制度，明确宅基地产权，调整建立公平、合理的宅基地收益分配准则，从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为农民市民化进程的进一步深化打开空间。

（二）农村集体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城中村”、“村改居困难”、村官腐败、“房东经济”等一系列问题。在义乌这样经济富裕的县域，阻碍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力量在于农村集体经济：农民往往既能获得农村政策的好处，如宅基地分配、征地补偿款、村集体资产出租、物业等经营收入的分红，又能得到城市发展的边际效应，如务工人员和加工厂的租金收入，一旦丧失农村居民身份，便意味着丧失了这些丰厚的稳定收益，所以农民对于进城成为户籍上的市民积极性不高。一度沸沸扬扬的数百名公务员“争当农民”的新闻即是明证。“非转农”本身并不是问题，它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对农村长期支撑工业发展后的经济反哺，如果顺势在户籍、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宅基地市场流转等制度上实现突破，为现代化的农民市民化奠定产业体系基础。对于农村集体经济，建议可以转为股份公司以实现农民股民化，而村级组织从直接的经营管理职能转型为履行经济管理的监督（监事会）职能上来，可以有效解决村官腐败的问题。在“城中村”的改造过程中，应当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在建设用地上的开发权和收益权，通过引进市场机制，让市场自己去选择开发的形式，投资商的加入可以为“城中村”的改造提供资金、现代化的建设和管理理念，将实现投资商、农民、政府的“三赢”局面。

（三）“新农村建设”使得广大农民享受到市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亟待解决。问题主要有：1、规划部门在新农村规划设计方面一味迎合群众的经济利益，深受诸如新建房屋一定要“有天有地”等群众思想的影响，对未来缺乏长远的打算，产生的大量雷同的“四层半”，形成的清一色专业经营村布局，既使得居民有房住不完，房屋空置率很高给土地资源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又使得义乌更像一个农民城，与国际上享有盛名的商贸城形象不符；2、外来就业人口的增多促进了“食租”群体的滋生，弱化了人文优势，延缓了农民的角色转型和再造，如部分村民靠房屋租金生活，缺乏进取精神，根本不愿就业，而部分富二代则开始习惯吃喝玩乐的攀比，诸如此类这些现象的存在，加剧了农民市民化的“文化硬伤”，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整体市民素质的提高，这与义乌试点推进下的国际化战略背道而驰；3、房屋建设过分注重出租经济效益，忽视了绿化及环境保护，随之而来的脏乱差现象普遍，环境的污染和生态破坏引发的社会冲突时有发生。所以有必要完善社区服务和管理，努力寻求解决农民意识与城市居民身份的矛盾，依靠社区力量，来提升社区成员的生活品质，并为新时期的“新农村建设”提供借鉴。

追寻上述问题的思想根源，皆在于农民市民化第四阶段的角色转型和再造问题不到位。农民市民化过程中，部分农民由于个人能力和水平差异，对于市民角色相应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和模式缺乏足够的认识，其对旧城改造、新农村建设、“村改居”等工程背后的城乡一体化、最终实现广泛意义上的农民市民化并没有多大的体会，从而导致职业、地域乃至户籍身份已经实现转变的情况下，思想意识、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生活方式依然没有得到质的转变，与老市民相比，并没有变成真正的市民。所以，政府要转变观念，在坚持“兴商建市”战略、大力推进“义乌试点”改革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城市的文化积累，提升文化品位，完善诸如职业培训和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帮助农民完成“新市民”角色的再造。

在农民角色转型和再造过程中，政府可从以下三个层次来推进，以保障农民市民化第四阶段的顺利推进：

1、宏观层面，继续进行农村宅基地流转制度改革、户籍与居住证制度挂钩、社会保障等制度创新，为推拉理论的效力发挥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2、中观层面，大力鼓励、扶持、促进社会组织举办各种活动来提升“新市民”的社会参与度，通过社区篮球赛、歌曲比赛、书法比拼等文艺活动丰富市民间的生活往来，扎实社会关系网络，丰富其职业经历和生活体验，让农民市民化以后的社会权利名副其实，确保、提升其社会地位；

3、微观层面，加大现代观念、文明准则和城市意识的教育和宣传，引导农民破除小富即安、小打小闹的小农经济思想，树立求大发展的创业精神、现代法制观念、城市公共生活意识等等，使思想和行动跟上城市现代化的步伐。

四、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趋势

问题即是机遇，结合国家的新型城镇化的部署和义乌试点的改革精神，我们不难看出义乌农民市民化的发展趋势。

（一）特大镇将成为解决农民市民化的重要突破口。通过中心镇、一般镇和中心村构成一个产业结构和社会关系不断优化的经济社会综合体，将成为承载农民非农化、农村城镇化、农民市民化的平台。按照新型城镇化的有关部署，小城镇将先行“全面放开落户”的政策，将陆续推出公开透明的各类城市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政策，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鉴于义乌市佛堂镇在2010年底成为浙江省首批27个小城市培育试点镇之一，所以户籍制度改革有望在佛堂进行试点。可以预见，高水平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义乌将较快的实现户籍制度和居住证制度的有效衔接，从制度上解除对农民市民化的身份转变障碍。

（二）“新型城镇化”为载体推进农民市民化，为各种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奠定基础。十报告提出“新型城镇化”，其核心在于人的城镇化，倾向明显，下一步的城镇化将有别于原有的人口、土地规模化扩张的城镇化，将更注重质量，以紧凑、多样、低碳为原则因地制宜。接下去的义乌新农村建设、农村城市化进程将从原有的经济利益导向中摆脱出来，将更注重农民市民化的质量，城镇建设模式将趋于多样化，将有更多的花园式新农村新社区出现。随着国际贸易对义乌体制机制改革要求的不断深入，农民宅基地确权、流转、有偿退出等制度创新也将以试点的形式推行，农村劳动力、土地等资源的使用和分配将会得到极大的优化，工业将转向乡镇发展，随之配套支撑的商业及服务业体系的建立将成为农民市民化的重要载体。

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曾说：“乡镇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已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生命力”。农民市民化并不意味着农业的终结，也不是乡村的终结，而是为一种新的经济和社会体系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类比法国在1960年代到1980年代所发生的，当前中国的农民市民化有很多相似之处，当年离开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后来又渐渐迁移回农村，使得农村以一种新的方式而存在，最终完成农业现代化、农村城市化、乡村社区现代化三位一体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而义乌毫无疑问将走在这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城乡一体化建设的前面，在义乌试点改革的旗帜指引下，以开拓进取精神，不断深化农民市民化的伟大实践。

参考文献：

[1]陆立军，王祖强，杨志文.义乌模式[M].人民出版社，2008，12.

[2]文军.论农民市民化的动因及其支持系统[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以上海郊区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

[4]“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研究”课题组.农民市民化的趋势与国内相关理论学派的主张[J].经济研究参考，2003，（5）.

[5]蔡小玲.义乌市新农村建设中存在问题分析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1，39（14）.

[6]蔡小玲.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义乌市“空心村”现象的原因分析及治理措施[J].安徽农业科学，2012，40（12）.

[7]侯志远，王静.城郊农民市民化动力系统的构建与分析[J].理论导刊，2011，（6）.

篇9

文/《中国证券期货》记者雒招霞

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消息称，《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于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55次会议通过，自9月1日起施行。

据悉，本解释共三十三个条文，主要包括关于民间借贷的界定；关于民间借贷案件的受理与管辖；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关于互联网借贷平台的责任；关于民间借贷的利率与利息等内容。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新旧动力转换的关键时期，落实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着力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作为正规金融合理补充的民间借贷，因其手续简便、放款迅速而日趋活跃，借贷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广大市场主体获得生产、生活资金来源、投资谋取利益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我国金融和法律体系相对不健全，民间借贷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其粗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一直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体系的边缘；其盲目、无序、隐蔽的缺陷日积月累叠加凸显，民间借贷风险渐增，隐患愈加突出。

伴随着借贷主体的广泛性和多元化，民间借贷的发展直接导致大量纠纷成讼，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数量快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国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案件59.4万件,2012年审结72.9万件，同比增长22.68%；2013年审结85.5万件，同比增长17.27%；2014年审结102.4万件，同比增长19.89%；2015年上半年已经审结52.6万件，同比增长26.1%。目前，民间借贷纠纷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位民事诉讼类型，诉讼标的额逐年上升，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

《规定》赋予民间借贷身份合法化

长期以来，传统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共同为企业发展“输血”，其中民间借贷满足了诸多中小微企业、个人的借贷需求，成为正规金融体系之外散乱分布的资金“卖场”。由于手续简单、放款迅速、操作灵活，民间借贷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缺乏监管与行业标准，粗放、自发、紊乱的发展也带来负面影响，跑路现象层出不清，民间借贷纠纷诉讼也逐年上升，已经成为继婚姻家庭之后第二大民事诉讼类型，诉讼标的额逐年上升。

业界人士表示，此《规定》的出台，让民间借贷走向合法化了。在此之前，民间借贷一直是在民间存在的一种融资信用形式，并没有一个合法身份，而《规定》则给了民间借贷一个合法身份，这对于提升民众信任度、提振行业正能量来说都是利好，更有利于阳光化民间借贷的发展。

《规定》明确民刑交叉案件处理办法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日趋多元复杂。在民间借贷纠纷当中，此类案件往往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案件交织在一起，出现由同一法律事实或相互交叉的两个法律事实引发的、一定程度上交织在一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即民刑交叉案件。民刑交叉问题主要包括刑民程序的协调与实体责任的确定两个方面，这一部分主要包括：1．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这一规定有利于公检法三机关在打击和处理涉众型非法集资犯罪时能够更好地协调一致、互相配合。

2．对于与民间借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犯罪，人民法院应当将犯罪线索材料移送侦查机关，但民间借贷案件仍然继续审理；3．借款人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规定》明确利率界限摘除高利贷帽子

一直以来，在民众眼里，民间借贷始终与高利贷的称呼纠缠不清。一家出现问题，整个行业发展都会受到信任危机的重创，严重制约了规范企业的发展。而最新的司法解释中，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定义范围、事先未约定利率、逾期利率及复利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正视了广大中小微企业对阳光融资和正当投资的渴求，最引人关注的当属重新定位民间借贷的合法利率范围，民间借贷年利率24%以内受法律保护，36%以上视为无效合同，在24%到36%之间的合同视为自然债务。而在此之前，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合法上限规定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

《规定》出台的重要意义不亚于一场金融改革。

以24%、36%两个具体数字划定了利率的‘两线三区’：一个是年利率24%以内的完全受到法律的保护，24%-36%区间是自然债务区，借贷双方意思自治，可自由发挥，超过36%的才是高利贷。可以说，这一利率范围的重新界定，更符合当下的现实情况，给合法的民间借贷松绑，与高利贷明显区分开来，有利于合规企业更广泛的开展投融信息中介服务，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让企业迅速获得所需资金，满足自身经营发展需要。

《规定》明确P2P网络借贷再去担保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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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用建筑；结构设计；问题；设计要点

智能建筑的兴起，对民用建筑规划设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群众的生活和民用建筑的设计有很大关系，同时，结构设计会对建筑的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国的民用建筑具有明显的内涵和特征，转变了以往单一的住房设计，对建筑的舒适性、宜居性、耐用性、环保经济性和安全性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应该在综合了信息学科、控制学科、材料学科、建筑学、美学、电工学科之后，对民用建筑的内部结构进行综合性的规划。结构设计是直接决定着建筑物的安全和舒适度以及其功能是否能充分发挥的关键因素。在实际的案例中，经常可以看到因为设计出错带来的各种建筑问题。本文阐述了民用建筑结构中的相关问题，分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民用建筑结构在设计方面的新要求，最终从运用钢结构、个性化设计和局部设计等几个方面对民用建筑的结构设计进行了讨论，并且对设计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就建筑结构设计的概念及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一、新时代对民用建筑结构设计的新要求及基本内容

民用建筑指的是将居住作为主要目标的建筑，在结构设计的过程中具有复杂的环节和重大的责任，会对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增加，对结构设计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民用建筑和其它的建筑不同，将居住作为主要的目的，因此，对厨卫面积、采光和通风等有很高的需求。随着社会对环境保护和绿色建筑的日益重视，在设计民用建筑结构的过程中，应该增加环境保护的理念，将环境适用和经济安全作为设计的指导性理念，对整体的概念设计进行把握。

结构设计就是使用结构的语言形式来表达出设计者（设计专业技术人员）的设计理念。而所谓的结构语言就是指一种提炼出的结构元素。这个结构元素包含了很多方面，有墙、柱、梁、板以及楼梯等等。通过这些结构元素的运用来组成建筑物的一个结构体系以及承重体系等。简要的说，结构设计也分为基础设计、上部结构设计以及下部结构设计。

建筑结构中的基本内容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结构设计的程序。在一个建筑的设计中，除了结构设计以外，还有给排水设计以及暖气通风设计、电气设计等等。无论是哪个部分的设计都要求具备美观性、功能性以及经济性和环保性的特征。建筑物要想有效的发挥其功能，就必须在建筑结构设计上格外注意，因为这也是保证建筑物质量的一个基础；二是结构设计的要求。对于建筑物结构设计的计算要求对构件在正常状态和极限承载能力的状态下进行计算。例如疲劳强度的验算等。如果有多种的作用力同时发生在构件上，那么必须对构件在各种作用力下的效应进行仔细的分析，将最不利的组合考虑进去。对于抗震的设计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对于抗震设防的烈度一般在六到九度，还可以根据建筑物所在地区的不同以及建筑物的结构类型和高度等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抗震等级标准。而抗震等级不同，那么在计算和构件等方面的要求也就有所不同。

二、民用建筑结构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民用建筑结构设计中存在着设计不合理的现象，一些设计将底层设计为很大的空间，没有抗震墙，最终使结构体系不完善，有很大的安全隐患，没有明确的传力，在一些抗震分类当中，选择了不合适的抗震场地，最终导致了整个设计结构的错误，在一些混凝土配件之中，存在着配筋率不合格的现象，计算书和结构设计不一致，使结构强度降低，存在着安全隐患。在设计的过程中，一些设计人员偷工减料，设计的十分粗糙和简单，在施工图之中应该使用的大样图、系统图存在着漏洞，不能对工程的整体面貌进行反映，在设计之中没有对消防、耐火等级、安全等级、工程类别和设计依据等进行明确的交代和标明。

1．部分结构设计不够科学合理。一部分的结构设计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没有按照我国的建筑抗震设计的相关规定执行。有些建筑的底层需要设计成一个较大的空间，因而缺少抗震墙，并且上部与底部的抗震墙也没有对齐，使得其结构体系不合规范，不符合力学原理。更有甚者，在设计中将抗震和场地的分类搞错，致使整体的结构设计都出现错误。对于一些类似悬挑构件的混凝土构件，最小配筋率都不符合规定，甚至相差一半或者一半都不到。在计算荷载取值时不按照规定来确定的现象比较严重，而且一些结构设计的计算书明显与其不符，计算结果远大于其结构强度，使得建筑物存在较大的质量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