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区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由贸易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自由贸易区篇1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汇率协调；货币融合

自从蒙代尔(Mundell)1961年发表了《最优货币区》一文后，国际货币合作与协调便一直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话题，欧洲货币一体化的成功和欧元的启动为亚洲货币合作带来了相应的示范效应。东亚金融危机让东亚国家和地区意识到进行区域汇率合作是东亚货币的出路，是实现自己利益的必要手段。货币合作又必需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来承载，纵观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历程，在自由贸易区建设初期除了强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之外，还强调各成员国之间的汇率协调，维护区域汇率的稳定，以此来推动区域性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在自由贸易区发展的高级阶段，则会趋向货币一体化(欧元)或强势货币逐步替代弱势货币，由此来实现生产要素的跨境自由流动，从而促使自由贸易区向真正的经济货币联盟升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初期也必须要加强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家之间的汇率协调，因为稳定的汇率机制可以降低国际贸易成本和跨国投资的风险，促进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也使自由贸易区朝着健康、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一、东盟主要国家汇率安排的取向与构建东盟货币区的前景

对于外贸依存度很高的东盟主要国家而言，汇率制度是一个两难选择：一是由单一主要货币钉住汇率制转向货币篮子钉住制。在实行货币篮子钉住制时，不仅应充分考虑贸易伙伴的重要性，同时要慎重地选择货币篮子的组成，在此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动态地调整钉住货币的权数、拓宽货币篮子的组成。二是根据克鲁格曼的汇率目标区管理模型，制定各国汇率波动的区间。事实上，汇率波动的区间安排是界于浮动汇率和固定汇率间的一种中间型汇率制度，在一定意义上集中了两种极端性汇率制度安排的优点，不仅有助于实施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纪律，而且在资本流动性较强的国际金融环境中也提供了抵抗冲击的灵活性。鉴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启动，东盟主要国家目前正实施一种较为灵活的汇率安排，即实行一种不公开的钉住货币篮子制度，其好处是货币当局可以避免根据事先公布的安排和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而被动地进行频繁的调整，同时可以避免在固定汇率制下本币贬值给其他国家实行报复性措施以口实的情形。选择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安排有利于货币当局依据未经公布的一篮子货币调整汇率，利用主要货币汇率的波动来掩饰本币的有效贬值。

东盟的经济体大部分为小型开放的经济体，往往倾向于选择固定比率制度。因为在这些经济体内，汇率变动不大，可能伴随着对实际竞争力的明显效应。而且，在开放经济体内，由于总的价格指数会比相对封闭的经济体更为波动。经常的汇率调整降低了货币的流动性。作为这个标准的推论，经济体的规模越小，它就可能更为开放，因此，东盟国家更倾向于加入货币区。在东盟十国中，经济实力主要以原来的东盟五国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为主，它们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赤字、通货膨胀率等方面比较接近，正在加快建立经济一体化进程，各国存在较强的政治意愿，并存在较为成熟的合作机制。所以东盟核心国家在很多方面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将来可以实现较高层次的货币同盟。至于东盟四个新成员，它们与核心成员差距较大，经济发展落后，政治上强调和不干预内政。所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们不具备实行统一货币的条件。应当看到，东盟如能实现货币一体化，将有助于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市场的稳定，有助于经济复苏，对区域经济和中国的经济也无疑将起到正面影响。

二、国际社会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反应及评述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称人民币汇率不钉住单一美元。如何看待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各国反应及外电评论不尽相同。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对中国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规定表示欢迎。日本内阁厅长官佃田博之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国际化的第一步，也是人民币国际货币的第一步。马来西亚央行即日宣布，允许林吉特汇率实行管理浮动，决定即时生效，林吉特汇率将由经济基本面决定。韩国央行表示，如果美元对韩国的汇率过度下降，该国央行将采取强有力措施稳定外汇市场。而新加坡则称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不仅可能成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一个重要暗示，而且可能对全球的货币安排产生显著的长期影响。从总体上看，亚洲没有完全可兑换的货币。除日元以外，亚洲大多数规模较大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韩元、新台币、泰珠等)在资本账户内都不可完全兑换。这就意味着亚洲国家之间的大量贸易和其他金融交易的定价、开发票和结算都是以美元来进行的。货币不可兑换的另一个派生物是美元已经成为亚洲各个国家保护其与亚洲其他国家出口竞争的参考基准点，结果亚洲事实上成为美元区的一部分。随着亚洲国家中央银行实行相对干预的政策，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已经被减弱甚至被消除。随着中国放松人民币与美元的联系，并继续开放其资本账户，我们应该开始考虑亚洲国家货币开始表现得更像一个脱离美元区的货币联盟，而不再是作为一体化的障碍。鉴于以上论述，亚洲作为一个整体与美元脱离联系的步伐将非常缓慢。这一速度取决于亚洲希望且能够多快地它们的货币完全可兑换。考虑到亚洲金融体系发展的不完善状况，这一过程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

与众多表示赞同的意见不同，麦金农在2005年7月29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的“货币战”指出，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措施对中国经济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具体存在以下五个问题：(1)中国货币当局在放弃了过去的货币政策对象(即“锚”)之后，没有相应响应一个新“锚”，从而使自己的货币政策运作变得不明确起来。(2)中国经济将可能出现通货紧缩，因为人民币升值会引起出口的经济增长减速。(3)在大量“热钱”进入中国的同时，国内货币市场将面临“零利率流动性陷阱”，货币当局将发现在新形势下难有作为。(4)人民币升值不仅会影响出口，而且也会影响进口，尤其是通过影响国内投资和国内经济增长而引起进口需求的减少，从而升值对中间贸易平衡的最终效应变得不确定(即不能断定人民币升值将使中国贸易顺差缩小甚至转为逆差)。(5)如果中国贸易平衡格局不因人民币升值而出现显著改变，来自国外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只会有增无减。

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汇率协调与人民币区域化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初期的汇率协调

汇率协调机制的建立，一方面可以降低与各国货币兑换有关的交易成本和远期抛补成本，同时间接地减少外贸企业内部关注地区内货币兑换和汇率风险的人员及信息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区域内未来汇率不确定的风险，从而降低决策成本，使价格体系成为进行正确经济决策的更好的向导。因此，稳定的汇率必然会大大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即产生所谓的“贸易及投资创造效应”。Frankel、Schmukler、Serven(2000)提出了“依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汇率制度取决于其经济、政治等对外依赖关系，因而应使其货币与某一关键国家的货币(锚货币)挂钩，以稳定经济发展，至于采用何种货币作为锚，取决于该国经济发展、对外贸易、政治关系等。在这一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名义锚”理论风行一时，主张对汇率确定一个目标，以此来加强中央银行的货币稳定计划。因此，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汇率协调、合作初期的原则应是：一是货币合作的可行性和稳定性；二是建立自贸区最优货币区的时效性和效益性；三是自贸区货币合作的权力制衡性。可以在建立统一目标系统框架后，分阶段、多层次，高速度推进。

中国向货币篮制度过渡，然后与东盟国家采用共同的货币篮，这在技术上说并不困难。因此，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设想的一揽子目标区爬行钉住方案的基本框架包括以下内容：(1)确定参与方相互间的均衡汇率以及波动的大致幅度，同时明确机制参加方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2)自贸区内实行钉住美元、欧元和日元的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至于这几种货币在自贸区各国货币篮中的权重，考虑到货币合作的特点和降低实施货币合作的难度，各国在初始阶段可以根据各国的贸易方向和政策偏好有所侧重，不要追求“一刀切”。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期后，将“锚定货币”的权重由各个国家或地区根据自己的对外贸易比重自行选择的权重过渡到根据整个后贸易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来确定的权重。(3)区内各个国家宣布一个钉住一揽子货币的中心平价水平，并自行确定平价浮动的范围，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共同确定波动幅度。(4)每个国家或地区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名义汇率制度。比如印度尼西亚保持爬行钉住汇率制度，这将大大降低各成员国制度转换成本、减少货币合作的阻力，从而迅速推进货币合作的进程。(5)实行“可调整钉住汇率制”，允许各成员国根据本国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和汇率失调程度的判断，调整中心平价水平或者是平价波动范围；或者制定某种调整的规则，根据规则来做出自动调整，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固定汇率制或者钉住汇率制下因汇率僵化而诱发的投资冲击。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自贸区汇率机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6)建立一个类似欧洲短期融资安排的融资机制以帮助成员国家对抗货币投机，防范投机冲击、稳定外汇市场，保护汇率制度，或者就此建立自贸区货币基金。

(二)人民币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区域化

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趋向成熟以后，着眼亚洲统一货币建设，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要确定机制化的“货币锚”，即以人民币和日元共同组成双锚，这是由日本现有的经济、科技、金融等综合实力和我国经济规模、发展前景及其市场潜力等因素所必然决定的。在此基础上，以这个货币锚为核心构建成特殊的双层框架：一方面日元和人民币与美元挂钩，保持相互的汇率的相对稳定。另一方面其他参与方货币不直接与美元挂钩，而与日元和人民币挂钩，随日元和人民币对美元的上下浮动而波动。这个框架基本可达使参与方面货币的汇率波幅不大，且对美元汇率有调控的联合浮动，为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创造条件。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对东盟特别具有吸引力。据预测，中国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率年均为7．2％。东盟货币区与人民币货币区的融合，除了经济发展上的需要外，还有地利、人口、地缘上的优势。据统计，东盟地区有50多万华人，形成一张覆盖东南亚的“华人经济网络”，这对两大货币区的融合将发挥积极的作用。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这个“华人经济网络”将发挥巨大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山水相连，湄公河黄金水道的开发，中国一东盟陆路交通的贯通，将把中国与东盟连接为一个统一的市场——至少是地理意义上的，到2010年，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时，就将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市场。但如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定位仅仅是贸易与投资自由化，而没有较高层次的货币合作和各成员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协调，就如同建在流沙上的大厦，随时都有被中断和倒塌的可能。

自由贸易区篇2

[关键词] 中国 日本 中日自由贸易区 双赢

一、引言

从中日两国外交正常化恢复经贸以来,中日贸易额从1978年的的接近50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2667.8亿美元。根据国家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对日本出口1161.34亿美元,同比增长13.80%;中国从日本150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2.50%。中国是日本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贸易伙伴。日方统计表明,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总贸易额的10.4%,日本居欧盟、美国之后,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我们认为根据中日经济贸易发展的要求,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是可以考虑的。

二、 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

所谓的中日自由贸易区就是指中日两国为取消中日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实现中日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自由贸易安排。

中日自由贸易区理论上的可行性。陈岩(2001)对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理论可行性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论证。中日自由贸易区也是适用的。一般而言,自由贸易区的静态效应初步包括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两个方面。当自由贸易区中一个国家的一些国内产品被来自由贸易区中另一个国家的较低生产成本的进口产品所替代时,就产生了贸易创造。如果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使自由贸易区内资源都得到充分利用,那么贸易创造就增加了成员国的福利。同样,贸易创造也增加了非成员国的福利,使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福利有所增加。如果组成自由贸易区后,先前的贸易伙伴关系发生改变,即一国把与贸易区外低成本的某个国家的相互贸易转变为与贸易区内高成本成员国间的相互贸易,这就是自由贸易区带来的贸易转移效应。就贸易转移本身来说,是减少国家福利的,因为它把生产从效率较高的非成员国转移到效率较低的成员国。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效应取决于贸易创造效应与贸易转移效应之间的比较,一般来说,当贸易创造效应大于贸易转移效应时,则建立自由贸易区是有利的。进一步地,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带来静态福利效应外,还可获得动态效应。这些动态效应是由于竞争的加强、经济的规模化、投资的增大以及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动态增长效应。一般而言,建立自由贸易协定所产生的动态效应被认为比静态效应要大得多,而且更为重要,这成为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重要决定因素。陈岩(2001)对两国自由贸易区的理论的分析,包含且超越了一般的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的分析,这也适于中日自由贸易区。

中日自由贸易区实证与实践上的可行性。就当代而言,从中日两国贸易恢复后,出现了快速增长。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8年中国对日本出口1161.34亿美元,同比增长13.80%;中国从日本1506.51亿美元,同比增长12.50%, 2008年中日贸易占中国对外总贸易额的10.4%,值得指出的是,从1992年到2003年,日本曾连续12年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随后被欧盟、美国赶超,日本成为居欧盟、美国之后的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除了贸易外,日本对华投资也是双方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投资中国的比例在2004年增至19%, 2007年对华直接投资比2006年又增长1. 9%。2008年投资项目达到1438个,实际投资金额达到36.52亿美元。对于日本来说, 中国依然是亚洲第一位重要的对外直接投资选择地。就中日贸易结合度而言,陈岩(1999)指出在1991年就已经大于1在1.2与4之间。从2000年起到现在中日两国的贸易结合度则在2到4之间。从国际上实行自由贸易区的实践来看,中日两国贸易的结合度比一些实行了自由贸易区的国家要高。就中日贸易区的福利增加而言,我们的预测是短期将增加500亿美元的贸易额,有助于中日贸易突破3000亿元的选择。

三、 跨越现有的制度框架来推动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对于中国和日本而言,中日两国国都是WTO、APEC和 “10+3”的成员,这三重框架为三国政府高层领导提供了会晤和磋商机制和制度。特别是“10+3”机制和制度。首先在1999年在日本的提议下,中日韩开始了在“10+3”框架内的三国政府首脑年度会晤机制。在此机制的推动下,三国已经启动了经济研究机构的合作,成立了三方信息技术工作组。2002年开始“10+3”框架下的中日韩三国首脑年度会晤已成固定机制。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上面的三个合作机制下,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与它们并不冲突,反而有利于上面三个机制的自由贸易为取向的运作,因为促进自由贸易是几个方面的共同点。因此,我们认为可以跨越现有的制度框架来推动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第一步要在关税上中日实现自由贸易区的要求,而后再逐步在非关税壁垒等方面实现自由贸易区的要求。我们相信,从总体上看,中日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日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它将为中日经济贸易构筑了一个新的经济贸易合作的平台,将促进中日关系的长久和平、健康、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自由贸易区篇3

关键词：广义的东亚自由贸易区；Recp；Tpp

东亚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的重心，规划东亚的未来是很重要的一个研究问题。

美国新选总统特朗普宣布上任第一天就要宣布退出TTP。TTP是由美国主导的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简称。TTP现有12个国家，随着由美国作为主导的TPP自贸区的建立，会增加和刺激美国的贸易和出口，而处于TPP自贸区以外的国家贸易和出口会相应下降，这影响了被排除在外的中国与其他未参与此计划亚洲国家的经济利益，美国主导TPP意图加强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和控制力。但是，美国的退出，将为东亚和亚太的自由贸易区发展提供新的选择机会。

RCEP和广义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将可以扮演着重要的替代角色。所谓的RCEP是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简称，RCEP的内容是包括在2012年11月20日各相关国的领导会议上，各国共同制定了的RCEP的指导原则和目标等。RCEP协定将涵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知识产权、竞争、争端解决等方面的问题。该协定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经济和技术问题，知识产权和投资，以及争端解决机制。谈判旨在通过建立在参与国之间的现有的贸易自由化水平，实现高水平的关税自由化，同时它将是全面的、高素质的、与WTO规则和所有服务行业协商一致的，包括促进、保护、促进和自由化的四大支柱原则。RCEP的主导者，有不同的说法，有说是中国主导的，与美国对抗的，有说东盟将成为这一多边贸易安排中的“主导者”，有人还提到最初RCEP是由日本提出的，这些需要进一步研究。RCEP试图将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新西兰、澳大利亚已有的自由贸易协议整合在一起，从而建成16个成员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若RCEP谈成，将涵盖约35亿人口，GDP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届时，RCEP不但一举代替目前稳定推进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更加重要的是它的建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目前对东亚经济区TPP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的退出给以重要的替代。作为一个即将成为世界上覆盖面最大的经济区域合作组织，RCEP将提供给各成员国一个更加统一的大市场。这个更加统一的市场对于各成员国来说，同时也意味着更大的潜在经济发展空间。足够大的统一市场势必给各成员国带来更大的空间，使得各国有充分的空间发现并发展自己的优势，在充分发挥自己生产优势的基础上，每个国家的的生产将更加专业化，其优势产业生产的优势产品也势必在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扩大这些优势产业的生产，并在不断扩大规模后不断增加自己成员的经济利益和国际地位。

RCEP的进程是这样展开的。2011年11月，在召开第东盟峰会期间，在“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主题下，构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由东盟正式提出，并由与会国经济部部长正式准许。2012年1月25日，第四十四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在暹粒（AEM）举行，柬埔寨经济部长与东盟10国和六个合作伙伴同意申报由2012启动的的16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2012年11月18-20日，在金边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东盟领导人峰会上，柬埔寨支持RCEP框架并宣布他们的谈判启动。2013年5月，关于RCEP的第一轮正式谈判会议在文莱举行。来自16个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国家的的官员（东盟十国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新西兰）在文莱达鲁萨兰国会面，并进行有关RCEP的详细谈判详细的谈判，以期在2015年底前达成构建RCEP的愿景。根据2012年11月20日RCEP谈判中领导人联合宣言中的内容，关于对RCEP的指导原则和目标各国开始协商一致，最终RCEP谈判的目的被确立为：一是实现区域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实现一个现代化、全面、高质量和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促进区域贸易和投资的扩大和投资环境的发展；二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公平的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合作，拓宽和深化一体化的区域，通过RCEP，这将深化成员现有的经济联系。2014年4月，在中国南宁举行了RCEP第四轮谈判。与会各国就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推进谈判。2016年9月，本来被称为RCEP最终回合谈判在老挝举行，但是没有达成人们期待的最终结果，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在谈判中有一些“障碍国”存在。

正是出于这种现实的考虑，笔者提出广义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倡议，所谓广义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就是指不仅局限在狭义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包括的中国、东盟、日本、韩国的东盟10+3成员，而且包括在这之外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或地区，注意这里由于这些成员中有些成员是推进广义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障碍国，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可能成为潜在的加入者，因此我们不局限上面这些成员，广义的东亚自由贸易区是可以去掉一些“障碍国”的所谓广义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孤岛”的以东亚为重心，辐射整个亚洲甚至欧洲、非洲、美洲一些国家或地区的自由贸易区。不难发现，RCEP如果按照我们的设想来推进，可以产生不同的谈判结果及重要的世界影响。

参考文献：

[1]陈岩.东亚共同体通论[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2]陈岩.亚盟[M].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3]陈岩.东亚再崛起[M].人民出版社，1999.

[4]陈岩，姚天之.东亚共同体理论及世界意义[J].中国集体经济，2009（30）.

[5]陈岩，姚天之.论中韩自由贸易区[J].中国集体经济，2009（18）.

[6]陈岩，姚天之.论建立中日自由贸易区[J].商场现代化，2010（27）.

自由贸易区篇4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附图

其中，X[,ij]、M[,ij]分别代表i国j产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间贸易，则GL[,ij]=0；如果i国j产业的贸易全部为产业内贸易，则GL[,ij]=1。因此，产业内贸易指标值在0-1间变动，GL[,ij]越接近1，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高，GL[,ij]越接近0，则说明产业内贸易的程度越低。

而一国所有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标是各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比率的加权平均数，其表达式为：

附图

表1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单位：%

附图

注：此处的区域内贸易比重指一国或区域的区内贸易占该国或该区域总贸易的比例。2000年泰国只包括1-9月份的进出口数据。

资料来源：ASCUDatabase。

人们通常用一段时间内格鲁伯－劳艾德指标的变化来说明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性，如伊玛达(Imada,1990)、阿里夫(Ariff,1991)、基旺(Kwan,1994)和拉曼萨米(Ramasamy,1995)都用此指标对东盟产业内贸易进行研究。但是我们所要说明的是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调整成本，也就是研究该时期区内贸易的增加主要来源于产业内贸易还是净贸易(nettrade,NT)，（注：在此用公式对相关概念作一介绍。TTi=NTi+IITi，其中TTi=Xi+Mi，NTi=｜Xi-Mi｜，TTi指i国的区内贸易的进出口总额，Xi、Mi分别指i国区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tti、nti和iiti分别是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而格鲁伯－劳艾德指标并不能说明产业内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程度。另外，该指标还会引起误导，因为，有时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低，但是该指标仍然呈上升趋势；同样，有时该指标呈下降趋势，尽管产业内贸易比净贸易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较低，这是因为：

当iit[,i]＞nt[,i]时，意味着GL[,i]是上升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iit[,i]＜Cnt[,i]；类似地，当nti＞iiti时，意味着GLi是下降的，但是，如果GL[,i]＞nt[,i]/(nt[,i]+iit[,i]),nt[,i]+iit[,i]＞0，则Cnt[,i]＜Ciit[,i]。

产业内贸易和净贸易的贡献率表达式如下(Menon,1996)：

tt[,i]=Cnt[,i]+Ciit[,i],(3)

其中，Cnt[,i]=(1-GL[,i])nt[,i],(4)

Ciit[,i]=GL[,i]iit[,i],(5)

tt[,i]、nt[,i]和iit[,i]分别是i国一段时期TT[,i]、NT[,i]和IIT[,i]的增长率，Cnt[,i]和Ciit[,i]分别指nt[,i]和iit[,i]对增加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GL[,i]指基期i国的格鲁伯劳艾德指标。

三、样本的确定与数据来源

国际贸易的商品成千上万，确定这些贸易中哪些属于产业内贸易，哪些属于产业间贸易，涉及到商品的分类和产业的定义问题。本研究根据HS编码来划分。（注：HS编码全称为协调商品名称和编码制度(TheHarmonizedCommod

ityDescriptionandCodingSystem,HSCode)，也简称协调制度，是一种多用途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目录，广泛用于国际贸易有关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征税、统计、运输等方面，是迄今最完善、系统、科学的国际贸易分类体系。HS编码一位数为类，两位数为章，二者分别有22类和99章。）一般说来，产业划分的越细，产业内贸易指标就越低，反之亦然。由于受数据的影响，本文将按章，也就是HS编码两位数等级数据来划分，然后再用加权平均法计算HS编码一位数（类）和所有商品总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及其对区内贸易的增长贡献率。

本文对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行实证分析，并将1993年作为基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产业内贸易进出口数据来源于ASCU数据库。

四、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公式(1)-(5)，本文计算了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指标。

就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而言，1993年至2000年期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增加了94%，其中产业内贸易提高了75%，产业间贸易提升了18%，换句话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的增加有近80%来源于产业内贸易。从部门看，在18类商品中，（注：本文将武器弹药、杂项制品、艺术品和其他未分类商品排除在外，故只有18类商品。）除了动植物油脂类商品外，东盟自由贸易区其他17类商品的区内贸易值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机电音像设备和化工产品的区内贸易增幅最大，均超过一倍，分别达1.45倍和1.42倍。而就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而言，除了植物产品、动植物油脂和木及木制品外，其他15类商品的产业内贸易的贡献率高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从东盟自由贸易区各国的具体情况看，除了文莱的区内贸易下降了14.54%外，其他5个国家的区内贸易额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菲律宾和印尼的增幅最高，分别达3.08倍和1.31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额有所下降，但其产业内贸易却增加了近10%，其他5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对扩大的区内贸易的贡献率都大于产业间贸易的贡献率。

很显然，东盟自由贸易区产业内贸易的实证研究结果说明东盟区域贸易合作有助于东盟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的提高说明了贸易自由化所带来的短期调整成本低于原先一些国家的预计。看来那些担心贸易自由化会导致巨大的短期调整成本的生产者是言过其实了。各个东盟国家应对那些院外活动团体的说辞持审慎态度，不要为此而改变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提高了产业内贸易在东盟区内贸易的重要性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根据林德尔(Linder)的“需求偏好相似论”(DemandPreferenceSimilarityTheory)，相似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偏好促进产业内贸易。自80年代开始，特别是80年代后期开始，东盟各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最高，高达7.80%，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则分别为6.05%、7.48%和6.36%，菲律宾最低，为2.88%。随着东盟各国经济的发展，东盟的市场容量迅速扩充，需求越来越重叠，从而使东盟的产业内贸易比例越来越高。其次，东盟各国的工业化建设。1987年至1996年的9年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工业附加值年均增长率都达到两位数，分别高达12.18%、11.74%和10.07%，新加坡为9.22%，菲律宾最低，为4.05%，可见东盟的工业生产能力大大提升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东盟产业内部的分工就越细，异质产品的生产规模就越大，从而形成异质产品的供给市场，伴随着需求结构的日益趋同性，东盟的产业内贸易增加了。第三，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东盟国家之间的关税越来越低，到2001年东盟自由贸易区90%以上商品（CEPT列入清单商品）的关税低于5%，各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大大降低了。这促进了东盟区域资源的重新配置，一些资源从进口部分转移到出口部分，使出口产品更加多样化，提高了产业的水平分工。根据巴拉萨和波温斯(BalassaandBauwens,1987)的实证研究，产业内贸易与加入区域经济组织呈正向关系，即组建区域经济组织有助于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最后是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主要有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在该时期的投资主要是为了避免东盟国家的进口限制和壁垒；第二个时期是90年代，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寻求生产的低成本，并将东盟作为出口基地。此次的投资主要是在消费类电子和电子配件。正是第二个时期的投资大大促进了东盟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这些产业内贸易主要是那些电子配件等中间产品。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Intra-firmTrade，也称公司内贸易）也不断扩大，而在公司内贸易中相当部分属于产业内贸易。现以日本丰田汽车在东盟各国的投资为例，来说明跨国公司在东盟的投资有助于东盟区内贸易的产业内贸易（参见图1）。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东盟地区内展开产业内分工，把汽车零部件生产分布到各国，进行专业化生产，以发挥规模效应，而且根据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的规定，这些产品的区内贸易是享受关税减免的。

【参考文献】

1.陈雯：博士学位论文，《东盟区域贸易合作的贸易效应研究》(2002)。

2.Ariff,M.(1991)TheMalaysianEconomy:PacificConnections,KualaLumpur:OxfordUniv.Press.

3.Balassa,B.(1966)"TradePerformanceasanIndicatorofComparativeAdvantage",inD.Greenaway(ed.),EconomicDevelopmentandInternationalTrade,London:MacMillan.

4.Balassa,B.andL.Bauwens(1987)"Intra-IndustryTradeSpecializationinaMulti-CountryandMulti-IndustryFramework",EconomicJournal,Vol.97.

5.Dixon,P.B.andJ.Menon(1995)MeasuresofIntraindustryTradeasIndicatorsofFactorMarketDisruption,CREDIT

ResearchPaper95/13.

6.Grubel,H.G.andP.J.Lloyd(1975)Intra-IndustryTrade:TheTheoryandMeasurementofInternationalTradeinDifferentiated

Products,London:Macmillan.

7.Imada,P.(1990)EvaluatingEconomicDevelopmentinDevelopingCountries,AnnArbor:UMI.

8.Krugman,P(1981)"Intra-IndustrySpecializationandtheGainsfromTrade",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Vol.89.

9.Kwan,C.H.(1994)EconomicInterdependenceintheAsia-PacificRegion,London:Routledge.

10.Menon,J.(1996)AdjustingtowardsAFTA:TheDynamicsofTradeinASEAN,Singapore:ISEAS.

11.Michaely,M.(1962)ConcentrationinInternationalTrade,Amsterdam:North-HollandPublishingCo.

12.Petri,P.(1993)"TheEastAsianTradingBloc:AnAnalyticalHistory",inJ.A.FrankelandM.Kahler(eds.),RegionalismandRivalry:JapanandtheUnitedStatesinPacificAsia,Chicago:

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自由贸易区篇5

国际上在一个国家内部开展自由贸易区发端于美国波士顿地区，设计了一种“境内关外”全球贸易模式，美国为了本国自主对外开放，实现世界贸易和投资在境内的自由化设计了波士顿自由贸易区。其他国不断效仿，目前全世界已有1200多个“境内关外”模式自由贸易区。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逐步发展双边贸易协定、多边贸易协定和区域贸易协定，这些贸易协定中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模式。到目前为止，国际上对服务贸易和投资的管理主要有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两种模式。正面清单模式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代表，以国际服务贸易规则为核心，它的管理原则要求当事方对市场准入范围采用“正面清单”做出肯定性承诺。这种模式下，凡是没有列入“正面清单”的服务部门属于各成员的保留范围。成员国某一服务部门是否对外开放的决策权没有约束。这种模式导致《服务贸易总协定》最惠国待遇只适用于各成员在清单之外的措施。国际社会另一种模式负面清单模式是以美国、加拿大主导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为代表，以投资规则模式为核心的“准入前国民待遇+否定清单”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是“以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负面清单和许可管理为辅”的新模式，形成了服务贸易投资新规则，有利于充分挖掘投资新空间的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即政府将不允许外国投资者投资的相关产业列入负面清单，在此名单之外，政府不应进行太过严格的干预，换言之，“法无禁止即合法”。其主要内容是促进世界贸易投资的自由化、各国金融服务国际化和政府管理法制化。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实施“一体两翼”计划，构建以美、加、墨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为主干，以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协定)为两翼整体联动的国际贸易和投资新规则。负面清单模式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服务贸易模式中首先使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商定在投资领域除非NAFTA成员国明确列入负面清单某些服务部门，未列入清单的服务贸易就应非歧视地开放。美国从1982年开始制定双边投资协定范本，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了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协作关系计划，开始启动TPP谈判，TPP谈判计划规定取消或大幅降低商品的关税，其内容涵盖商品安全标准、工业技术贸易壁垒、市场竞争政策、创新知识产权、政府公共采购、贸易争端解决，有关对劳工的社会责任和环境保护责任的规定，新规定的标准之高超过一般自由贸易区协定，所以说美国主导制定的TPP规制标准形成十分明显的新的国际投资贸易规制。

2012年4月20日奥巴马政府公布了修订后的范本，提出了负面清单和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两大前提条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全力推进新一轮经济全球化，2013年6月美国和欧盟领导人正式同意启动TTIP谈判，2013年7月，美欧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举行了第一轮贸易和投资谈判。试图重新建构世界贸易新规则，美国一方面通过大区域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引导世界建立高标准和高度自由化贸易投资协议，另一方面，2013年1月，美国启动了与21个WTO成员方的多边服务业协议(PSA)谈判。美国试图绕开WTO，开启国际投资新规则。WTO时代以贸易全球化为核心，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以投资全球化为核心。目前世界上已有77个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加拿大与哥伦比亚(2008)、秘鲁(2009)和巴拿马(2010)等国分别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接着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都在努力通过双边、多边和区域之间进行合作。

国外有一些学者对自由贸易区效益进行了研究，NathMukherji从贸易自由化的角度研究了负面清单对亚太组织的经济作用，并与正面清单进行比较归纳出六大优势。Guidolin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印度尼西亚1967年开始实施NDI政策(内含投资负面清单)的长期效应，并对印尼服务业部门吸引、利用外资的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随着WTO多边贸易体制边缘化，WTO红利的消退，正面清单管理模式逐渐被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替代，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被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所主导，国际最近通行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成为一种国际服务贸易和外商投资管理方法。各国在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规则中，基本采用准入前实行国民待遇原则，在自由贸易区内将准入管理由全部核准制变成形式备案制，建设投资服务促进体系，促进贸易与投资的自由化。

二、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现状与困境

1．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现状

我国建设自由贸易区的动力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在国际上2013年7月中美开始双边投资和贸易谈判，双方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及负面清单管理问题。在国内中国自由贸易区这种更高规格的开放贸易需要更深层次制度改革。国务院38号文《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的通知》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上海自由贸易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对投资管理主要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水平。该通知特别强调服务业投资领域的开放，提出自由贸易区要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努力建设国际水准的投资贸易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快服务业外商投资能更好地促进本地服务业质量提高。Dunning应用“国际生产折中论”研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效应，阐述了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是提升管理或营销技巧等而获得的无形资产的所有权，指出相对于本土企业，服务业跨国公司在技术、管理及营销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中国自由贸易区将发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制度创新空间，在更深层次上激发两个市场的活力，有效推动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金融服务国际化，行政管理法制化建设。我国政府首先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进行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推进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在投资领域实行负面清单，允许所有符合条件的投资者，可以自由转移其投资收益等，促进行政法制化建设，这些都是在国家层面和全球化战略思路的制度设计。

2．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的困境

随着我国进入WTO的红利的逐渐消退，在国际上WTO多边贸易体制被日益边缘化，美国等发达国家主导的新一轮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需要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现在已经进入深水区，粗放式改革的制度红利已经耗尽，中国需要新的改革探索，需要更加系统、全面深入的顶层改革制度设计。为了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党中央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推动对国际市场充分参与、使我国在新的国际规则条件下能够迅速适应，规避国际贸易新规则中被边缘化，并防止对外贸易环境的恶化。这逼着政府职能转型升级，以开放促改革，就可以形成倒逼机制，以促进我国经济的国际化和法制化。从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的制度设计方案来看，其目标亦直指比较难啃的审批制度改革，以开放促进行政精简化，由长期实行的事先审批转为实行事中、事后监管为主，建立集中统一的市场过程监管的有效综合执法体系，倒逼行政体制改革，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深化改革的可行策略。

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设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形成和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管理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为我们提供了政府职能转变的新管理模式。为实行全面经济改革必须要进行制度创新:第一，自由贸易区内需要对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形成高水平的投资环境;第二，自由贸易区必须实行境内关外的自由贸易管理制度创新，形成公平公正的营运环境;第三，自由贸易区需要对金融服务体系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国际金融服务中心;第四，自由贸易区需要对综合监管制度创新，实行收益与风险的平衡科学评估体系;第五，自由贸易区需要对文化价值体系创新，实行国际化的多元文化共存、跨文化沟通交流，文化互信、共赢机制和协调机制。这5个创新集中体现为政府职能转变，这种转变可以归结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在国际上并不是新的概念，但在中国投资领域仍是初次应用。正如韩正指出，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制度设计是颠覆性的，根本没有依靠优惠政策，整个自由贸易区坚持自主创新、体制创新获取红利，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真正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建立起更完善的新型市场机制。但由于中国自由贸易区刚开始启动，对自由贸易区管理政策及效果的研究还较少，在发展中存在许多风险和困境。首先，美国通过TTIP和TPP形成大区域的服务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同时为了加快这种进程，还通过双边、多边投资谈判(PSA)，先与一些发达国家签订高水平的双边投资协定，加快促进投资自由化，以此主导全球投资规则的制定。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面对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调整，在新的国际贸易中存在被边缘化的风险，更重要的是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和依赖度比较高，如果这一轮国际化不能有效参与区域经济合作过程，中国就不能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有所作为，而且会在新一轮全球贸易投资规则制定中失去话语权。其次，我国在这新一轮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中，必须按负面清单模式谈判，促使扩大我国市场准入宽度和市场开放程度。

在新规则下提高我国市场发展空间，但是政府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存在许多隐性风险。再次，负面清单是对中国的全新挑战，负面清单管理作为新型外资管理模式，在上海自由贸易区还处于探索阶段，类似于一种全国新一轮开放的先行实验，负面清单管理机制对上海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我国开放度提升进程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将超过中国2001年加入WTO的效应，也将是我国政府扩大对外开放、倒逼政府职能转变在新时期实行管理制度创新的重要里程碑。由于当前中国经济转型和国际化中的外商投资质量很重要，2005—2010年发达国家和地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额逐年减少，如美国由2005年的306123万美元下降到2009年255499万美元，在我国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需要与国际规则接轨，负面清单并不只是列出一些禁止或者限制准入名单那么简单，需要一系列的制度相配套，需要发展出全新的企业、全新素质的人和全新的管理模式。

因为新机制的核心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遵照“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精神在私权领域发挥作用，政府在公权领域遵照“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规范运作。即对公民和企业而言，只要没有列入负面清单禁止的都可以为之;可是对政府职能而言，凡是未经法律授权的职能均不得为之。由于我国长期按照正面清单管理模式运作，这种制度惯性需要一种强大的外在力量推动。2013年3月总理在上海座谈会上指出:“我们要用开放扩大内需，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并强调30年前，波澜壮阔的改革就是由4个经济特区的沿海开放带动的。他进一步认为:“现在看来，用开放促进改革，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和动力。在这种开放的过程中，改革将释放巨大的红利。”如服务业外商投资的效用是对东道国服务业直接产生“软技术”溢出效应。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一种全新制度设计，将为国内外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是通过创新拓展市场空间和促进经济增长。可是从政府管理能力来看，“法无禁止皆可为”的法理理念需要政府官员观念改变，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必将会给政府带来潜在风险和管理难点。

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管理的实验性推行，一方面需要探索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形成负面清单模式下的综合监管体系;另一方面需要探索如何优化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本身，提高负面清单的质量，适当减少政府设置的不适宜约束条件，以充分地发挥国内外企业的活力和国内外市场的效率，积极寻求政府监管约束与市场健康发展的平衡策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是自由贸易区必然选择，自由贸易区的空间经济的效率和效益决定于负面清单的质量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优化。如何明晰收益和风险进行权衡取舍需要借助科学方法。

三、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优化的思路与方法

1．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制度优化的思路

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刚刚起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还处于开始试验阶段，我们必须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运用科学评估方法来不断提高负面清单的质量，优化管理制度体系。大数据时代和智能化科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些信息科学理论和方法，但是面对海量数据如何选择利用并优化却是巨大的困难。数据挖掘中的粗糙集(roughset)理论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是一种处理模糊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这种方法能有效地分析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整的信息，形成比较完备的信息。这种方法还可以用于对数据进行分析和推理，能从中发现一些隐含的知识，揭示事物潜在的规则和规律。以上海自由贸易区为例，目前的负面清单按小类进行限制，共制订了190条管理措施，(目前已下降到137条)，其中禁止类38项，限制类152项。国际上负面清单基本上有3类:第一类为“不符措施”，如涉及国家安全、经济体系稳定的;第二类为“一般性例外措施”，主要适用于政府公共采购、补贴等;第三类规定“特定产业例外”的保障措施，如通讯和幼稚产业等。中国在这方面缺少相应内容的明确规定和基本主张。运用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帮助对负面清单措施合法、合理、有效性进行国际规则分析，因为粗糙集理论是一种新型的处理模糊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是用来研究不完整数据、不精确知识的表达、学习、归纳等的有效方法。它是20世纪70年代由波兰学者Pawlak和波兰科学院、华沙大学的一些逻辑学家合作研究，并于1982年正式提出的。此后，粗糙集理论和应用引起了许多科学家的关注，一些数学家、逻辑学家和计算机研究人员参与到研究中，不同领域科研人员在粗糙集的理论和应用方面进行了一些交叉研究工作。重要标志性成果是Pawlak1991年的专著和1992年专集的出版，该研究成果就这一段时期对粗糙集理论和实践研究工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总结，该成果有效促进了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目前，粗糙集已成为信息科学和应用数学领域中一个最为活跃的研究的热点之一，研究者将粗糙集应用于机器学习、物理波形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知识管理中知识获取、决策分析及过程控制等许多领域。我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几年粗糙集的理论研究正成为信息科学的一个热点。刘军针对非相容表构建决策树中属性约简计算复杂度较高的问题，提出一种基于粗糙集分辨关系和粒计算理论，建立一种相容表和非相容表通用的构建决策树算法。刘军根据非相容表的逻辑关系式证明其可经过变量替代等价于相容表;再根据等价表的特点，以属性粒为基本单位，用属性粒的可分辨量、属性粒相对于决策属性的类别数量及决策表中相同行的数量这3个基本参数确定属性的优劣，以最优属性为划分属性自上向下直接构建决策树。粗糙集在知识的不确定性度量应用上，翟俊海等提出了一种改进的样例约简支持向量机，利用相容粗糙集方法求属性约简的边界域，并从中选择样例作为候选支持向量训练支持向量机。翟俊海等认为这样可同时对属性和样例进行约简。实验结果证实了这种方法的有效性，能有效地减少存储空间和执行时间。张铃等结合信息论做了研究工作，提出度量粗糙集和粗糙分类的模糊性。结合粒计算研究属性的不确定性度量。但这些大多是算法技术方面的研究，而且后续研究较少，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研究有待拓展。

将粗糙集的应用进一步拓展到政策领域，将数据库技术、数据挖掘方法运用于负面清单政策优化，通过构建政策数据库，运用粗糙集理论来研究我国现有外商投资准入正面清单审批制度转化为负面清单政策的方法，参照国际上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分析我国外商投资政策项目的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备的地方，发现隐藏在政策数据中的特征和规律。基于粗糙集理论的数据挖掘方法有利于对一些政策措施的不确定性、不精确性的模糊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研究出高质量的负面清单降低外商投资可能带来的风险。

2．运用粗糙集方法提高负面清单质量

粗糙集理论和方法这种被研究者用来处理模糊性和不确定知识的数学工具，其决策表能有效地分析一些不精确、不一致和不完整及不完备的信息，可运用粗糙集方法精确负面清单数目。具体到上海自由贸易区，以目前进入自由贸易区的1000家企业和5万多家注册企业的投资与收益表现作为预测负面清单精简后可进入的新行业投资空间的收益与风险的预估值。目前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中的“鼓励类”去除，并将“禁止类”和“限制类”合并为一类，明确了该清单的负面性质。可是这种简单合并后还需要运用粗糙集方法进行精细化的分析，目前上海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措施中没有对限制和禁止外资标准进行界定。

从管理目标看自由贸易区要鼓励高质量的外资进入，自由贸易区需要提升外资利用水平，需要对高质量外资建立判断依据。我们从负面清单的条文用词看，上海自由贸易区190项措施中，提出投资活动“须合资、合作”，这种用词不严谨而且未对“投资”定义做界定。外资是指国外还是境外具有完备的法人代表的组织进行的实体性直接投资?投资是这些机构使用债券、股票等进行的间接投资?这些需要明晰的部分负面清单未作出明确规定。针对这些问题可以运用粗糙集方法进行优化处理。为了有效归约政策条文，将负面清单政策措施进行符号化表示，从而形成政策符号表达系统，运用粗糙集理论将政策措施建构成二维数据表的形式，政策清单用行表示，政策属性用列表示，表中的元素表示负面清单对象的属性值。这种政策表达系统编制形成决策表，在决策表中，将属性集分为两类:一类称为条件属性集，另一类称为决策属性集。

第一列为政策清单，第二至四列为条件属性集，第五列为决策属性集。某一政策措施是否保留，取决于条件属性集中的条件。在政策决策表中不同的政策措施具有不同的重要程度，参照国际上一些国家之间签订的双边和多边协定的负面清单思路，将一些关系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等保证经济体系稳定的列入不符措施属性，另将国际收支平衡与保护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可用尽的战略资源等列入一般性例外措施属性，将幼稚产业保护列入保障措施属性，以确定对负面清单决策起作用权重;利用决策表正确分类能力，对一些条件属性进行简约，就可以去掉不必要的一些属性。建构决策表关键是要保证决策表是相容的，判断一张决策表是相容的逻辑是，当且仅当决策表中的所有规则都是相容的。也就是说决策表经过简约之后的投资与服务业对象条件属性相同的两条规则，如果它们的决策属性也相同，两者之间没有矛盾说明这两条规则相容。在简化决策表过程中可能简约的决策表有若干个，需要进一步观察它们是否具有相同的核。因为决策表的核是各决策表的交集。简化决策表的核是不能再简约的特征属性的集合，核是所有简约的计算基础。根据以上分析，应用粗糙集理论和方法进行负面清单质量的优化研究，可遵循以下方法:①整理对比负面清单项目，进行属性分类，构建负面清单政策决策表;②借鉴国际成功经验，请业内专家讨论，确定属性的数量与权重;③简约条件属性，从决策表中删除冗余属性;④研究决策表中整体属性，将不可分辨关系属性的对象进行合并，从而可以删除决策表中的某些行，即分离出不需要禁止或限制的领域(行业);⑤合并决策表中的某些行和列，重新整理决策表。将粗糙集理论和方法创新性地用到中国自由贸易区管理政策领域，结合数据库技术、数据挖掘方法对负面清单政策进行优化。

自由贸易区篇6

关键词: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功运作;中韩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合作中一种最常见的形式?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动机各有不同,比较常见的观点是:由于所涉及的国家较少,自由贸易签约国可以比较容易达成自由贸易协定[1]?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它的成立及成功运作,为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较大的国家间的区域经济合作树立了典范?目前,中日韩三国正积极探讨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可能性,但由于政治等各项原因,这一进程停滞不前?所以,我们要考虑中韩两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及区域合作的发展?

    一?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中韩自由贸易区的相似之处

    美?加?墨三国在1992年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经三国议会批准,于1994年1月1日正式生效,从而标志着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达成的贸易联盟?中韩如果能组成自由贸易区,则与北美自由贸易区有很多相似之处:

    1.成员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较大

    在北美自由贸易区中美国?加拿大是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中国家,区域内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在中韩贸易区中,韩国是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而中国则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与韩国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较低的层次?

    2.以垂直互补型分工为基础

    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集团内实行国际产业垂直分工的第一次尝试,三国经济水平?文化背景和资源禀赋等各方面的差别,使得区域内经济的互补性很强,提供了更多专业化生产和协作的机会,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

    中韩两国之间的互补性主要表现在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产业的互补性上,中国在能源?劳动力?市场等方面占有优势,而韩国在知识和技术方面有优势?

    3.区域内国家经贸联系密切

    美?加?墨之间具有密切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加拿大?墨西哥都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场所?投资方面,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投资场所之一?同样,美国又是加拿大最大的投资场所,这样密切的贸易与投资关系对促进三国经济合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美国看来,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增加,越来越依赖于对外贸易的扩大,而加?墨这两个巨大的市场自然对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对加拿大而言,它一向对美国市场存在严重依赖,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除了可以进一步密切与美国的经贸联系外,还可以获得墨西哥这个潜在的市场?

    中韩经贸关系在中国整个对外经贸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自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以来,两国贸易迅猛发展,进出口贸易额从1992年的50.28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 343.1亿美元,增长将近27倍?其中,中国出口445.3亿美元,进口897.8亿美元,韩国是中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据韩方统计,中国继续保持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从投资上看,韩国对中国的投资呈逐年上升的势头?韩国对我国投资始于1985年,起步较晚,1988年韩国才开始直接向我国投资?1985年至1992年,韩国企业在华投资项目只有943项,合同金额6.2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仅1.6亿美元?1992年之后,韩对华投资步入快速增长阶段?2006年1—11月,韩企业对华直接投资3 894项,实际使用31.6亿美元?韩是中国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截至2006年11月底,韩累计对华实际投资342.6亿美元?2006年中国对韩投资增势放缓,1—9月实际投资762万美元,截至2006年9月,对韩投资累计8.9亿美元[2]?

    4.世界经济环境的压力

    加拿大政府国际贸易顾问m.a渥克指出,三个经济水平发展悬殊的国家能够走到一起组建自由贸易区,主要是由于成员国面临的世

界经济环境压力及成员国内部近年来经济协调的结果[3]?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有感于欧共体经济势力的压力以及gatt在推进自由贸易方面的不力,转而放弃原来主张自由贸易?反对贸易集团的倾向,加快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经济圈的步伐,开始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实质性步骤?

    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也存在世界经济环境的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几乎所有的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参加了一个以上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根据wto的统计,截至到2005年,区域贸易协定数量已达300多项,其中大部分是在1990年以后签订的?欧洲是区域贸易协定最集中的地区,目前占全球已实施国家数量的50%以上,同时美洲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迅速?与欧洲和美洲相比,亚洲的区域一体化进程一度相对缓慢,但一体化趋势极为迫切?在东亚的合作进程中,中韩日三国备受关注?如果没有中韩日的参与以及三国之间的紧密合作,东亚也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联合与合作?但是,因为三国经济合作的态度和立场差异较大,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韩之间合作的可行性更大一些?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的成功运作及其原因

    自由贸易协定通过扩大企业服务的市场范围对经济活动的布局产生影响?在自由贸易区的内部,当一个国家降低它的贸易关税,本国产品在国外的需求会得到增长,这样会促进国内某些产业的发展;另外,自由贸易区还激励本国企业把生产转移到与邻国接壤的边界地区或港口城市,这样产品更容易进入邻国市场[4]?

    (一)加拿大?美国?墨西哥都从自由贸易区中获益很多

    1.政策的稳定性带来投资环境的改善

    投资者希望现有政策稳定不变,且后续政策有保障?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刚好符合投资者的意愿,因为它规定了从行业惯例到贸易服务?投资规则的各项基础政策?并保持几十年或更长时间不变?这种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使得投资者信心十足,在区域内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并因此使这一地区在投资和贸易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2.为制造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拥有4.21亿消费者的巨大市场,11万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如此巨大的市场使得贸易区内的企业很容易从规模经济中获益,降低平均成本,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竞争优势?区域内规模经济的取得不仅得益于美?加两大市场,墨西哥潜在的消费市场也是重要因素?墨西哥对消费品中某些技术性产品的需求将大大增加?因此,对于制造商来说,存在着规模经济,降低成本的大好机会?

    (二)其成功运作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下列几点

    1.模式创新

    北美自由贸易区突破了原始意义上的一体化模式(以水平分工为基础的一体化模式),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区域内垂直分工,同样达到规模经济,解决了发达国家资金相对过剩问题,解决了市场问题,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能携手共进?

    2.照顾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墨西哥的利益,实行有差别的消除贸易壁垒安排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规定,条约生效后,立即取消50%商品的关税?但这一义务在三个成员国间的分配是有差别的?协定生效后第一阶段,墨西哥只对来自美国35%的商品取消关税,对来自加拿大的商品,只取消其中的5%的关税,而美国和加拿大,则立即对来自墨西哥的80%的商品免税,这样,使墨西哥得到了很大的优惠,也加强了该协定对墨西哥的吸引力?

    3.北美自由贸易区除了以实现商品流通为目标外,还增加了劳务合作?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和促进相互投资等目标,使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合作有了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大的弹性,为三国间的更高层次的经济合作创造了条件?

    三?对建立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得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行为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成功的案例,对中韩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起到了示范作用:

    1.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提供了稳定的政策环境,所以,中韩如果建立自由贸易区也会为

中国和韩国提供稳定的政策环境,有利于吸引外资,在区域内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在投资和贸易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2.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制造商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创造了条件,如果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也会为中韩两国的制造商提供广阔的市场,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3.从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功运作的原因看,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模式创新为中韩之间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可能性?北美自由贸易区照顾了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墨西哥的利益,这就要求中韩建立自由贸易区时应该照顾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国的利益?北美自由贸易区合作的多层次就要求中韩自由贸易区在多层次?多领域进行深入的合作,从而推进中韩更高层次的经贸合作?

    参考文献:

    [1] 余永定,李向阳.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发展趋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4.

    [2] 新浪网sina.com.cn,2007-01-16.

自由贸易区篇7

关键词：自由贸易区；中澳双边贸易；福利

一、 背景

2010年2月24日到26日，中断一年多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区（fta）谈判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重启。这是第14轮中澳自贸区谈判，谈判的重点是投资和农产品问题。据澳国际经济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两国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将在未来20年内为澳经济创造价值1 460亿澳元的收入，中澳贸易合作的健康快速发展对于两国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澳大利亚一直以来被称为是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澳洲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便是羊毛与羊毛制品。然而实际上，他们盛产的不仅是羊毛畜牧产品，原材料铁矿石才是他们出口换汇的重中之重。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原料供应国之一，这两年来两国因为铁矿石谈判而贸易摩擦不断，受其影响两国之间早以提上日程的自由贸易谈判便断断续续，时紧时松，难以有真正的进展。

二、 中澳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中澳贸易合作对于两国都十分重要，因此两国也都有着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意愿，然而良好的意愿并不能自动导向令人满意的贸易安排，两国间自由谈判到底能不能成，这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

1. 政治因素的影响。澳大利亚对华的部分政策与中澳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不相符。两个经济关系密切的经济体要进行双边贸易自由协定，需要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支持。澳大利亚的亲西方特别是亲美政策影响到了中澳经贸合作的深入发展。

位于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由于其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及地理位置，在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十分微妙。澳大利亚是一个后起的发达国家，由于它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也曾经是英联邦的成员，所以它的政治、外交、文化深受英国影响。二战结束后，随着英国的衰落，澳大利亚与美国在政治、经济、外交、防务上联系越来越紧密。澳大利亚的走向对西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其与东亚各国的交往也都受到它与美国关系的制约。而在澳大利亚在亚洲的经济贸易政策中，又一贯把与日本的贸易伙伴关系放在首位，其次是东盟。

美国学者约瑟夫·哈勒维和比尔·卢卡雷利2002年发表《日本的停滞危机》一文，认为日本和美国害怕将亚洲的中心地位让给中国，一直阻碍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立，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步伐，从而影响到了澳大利亚对于建立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决定。

大环境来看澳大利亚目前虽然与东北亚经济贸易联系密切，可由于社会制度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依然难以融入亚洲。澳大利亚借助同美国的战略联盟，以亚洲和美国的桥梁的姿态寻求经济利益。澳美联盟的存在使得亚太地区难以形成真正的互信。

从澳大利亚国内政治因素来看，总体来说其自由党人的政治理论比现任的工党人士更接近西方传统右翼的理论，重视与美欧的关系，在重大国际事物中亲近美欧。而工党组成则有相当一部分是农业地区人口及城市下层人民，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其经济贸易相关的政治立场便倾向于保守。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以商业为目的贸易政策正在被以外交跟政治为目的贸易政策所取代。讲求实际的贸易政策的重点可能转向更微观的管理，其途径是强调政策创新、投资重大基础设施、进一步开放澳大利亚的投资制度、以及采取措施提升澳大利亚参与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dfat）将贸易政策与外交目的联系起来，可以预见这将会中澳两国间的自由贸易谈判造成很大影响。

2. 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议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影响。澳大利亚与美国2004年3月8日达成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对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国内争论很大，引起了民众对于政府在于大国进行贸易谈判中维护自己国家利益能力的质疑，从而影响了中国澳大利亚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进程。

linda weiss，elizabeth thurbon，john mathews所著《怎样毁灭一个国家：与美国灾难性的贸易协定》（how to kill a country：australia's devastating trade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十分严厉地批评了霍华德政府在贸易谈判中的立场与失误，他们认为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签订损害了澳大利亚的与独立性，制药业市场的放开损害了澳洲消费者的利益，使得美国制药业巨头更方便操纵市场，提高了澳洲人获得药物的价格。关于知识产权谈判达成的相关条约也将对澳大利亚将来经济及技术的发展带来极其不利的影响。此外两国关于糖业的谈判及签订的协议引发了严重的不满。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等地有大片的甘蔗种植区和大规模的糖业生产，布什政府面对美国选民和代表农民利益的强大国会游说团为了来临的大选拒绝进一步开放美国糖业市场。澳制糖业觉得他们被排除在澳美自由贸易谈判一揽子协议之外，经济损失达1亿澳元。对此，澳政府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虽然霍华德政府的辩解澳美自贸协定单就加强与美国盟友的战略意义来讲就值得签署，但国内民众从经济效益及所在群体利益考虑对当权政府十分不满，并引发了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澳大利亚国内部分经济学家及政府官员渐渐持有的观点是澳大利亚不具有与大国贸易谈判中取得优势或对等地位的实力，也很难在双边贸易协议中获得明显的经济利益。

这影响了随后政府对双边贸易自由区的态度及谈判权限。澳大利亚对待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态度变得保守起来。

2008年4月7日，我国与新西兰签署“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澳大利亚政府便以此作为依据与蓝本，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澳大利亚提出其贸易待遇不能差于新西兰，否则他们无法给国内选民交代。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情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中国也不可能答应他这个条件。

在双边贸易及区域贸易进展上的停滞导致随后的陆克文政府贸易工作的重点移向了世界多边贸易谈判，希望通过紧跟西方国家脚步在多边贸易体系中获得效益。

3. 贸易争端与摩擦。自“中澳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以来，双边贸易额不断增长，贸易领域不断拓宽，彼此已成为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和矿产品，并在两类产品上形成了对澳较高的进口依存度。但是，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上涨，两国农矿产品贸易逆差增大，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贸易条件出现恶化趋向。

巨大的贸易逆差阻碍了中澳贸易关系的健康发展。此外中国与澳大利亚因为铁矿石方面存在的争端以及2009年7月爆发的力拓受贿案持续陷入紧张。

澳大利亚经营资源性农矿产品的厂商非常集中，且规模都相当大。在铁矿砂贸易中，力拓公司、必和必拓公司两大铁矿巨头的年产量就达到全澳年产量的70％以上，处于垄断竞争地位。垄断巨头的存在使得市场合谋很容易成为现实。如现货矿价格高涨便是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巨头联合起来实施的一种有计划的市场策略。

而澳大利亚的羊毛和大麦生产厂商主要分布于种植业发达的新南威尔士州、西澳大利亚州、维多利亚州和南澳大利亚州。如大麦、棉花等由于大型农工贸一体化集团的存在，市场也多是垄断竞争结构。

这种进口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使得中国只能被动接受价格，无法掌握定价话语权。澳大利亚资源性农矿产品价格继续大幅上涨使得两国贸易争端不断，从而影响了双边贸易自由协定的达成。

而且随着澳大利亚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和日本、韩国的加入，中国在与澳大利亚铁矿制与农产品方面的谈判更是受困。在澳大利亚铁矿公司里，新日铁、三井、住友、伊藤忠等日本公司都在一定程度上控股，铁矿砂价格上涨带来的利益损失很大部分则由中国钢铁企业承担了。

在中澳双边贸易中，中国主要从澳大利亚进口初级产品，澳大利亚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澳为保护本国竞争力较弱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品、服装），而对该类进口产品实行高关税、进口配额和非关税壁垒，对农产品进口实行严格的动植物检疫标准（sps）。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十分强调中方对他们开放农牧产品、金融等服务业市场，并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很高要求。这些都为贸易谈判设置了障碍。

三、 两国自由贸易区福利分析

考察区域贸易协定对经济和产业的福利影响时，现在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个模型是1992年美国普渡大学根据一般均衡理论开发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从微观层次和定量角度出发，运用定量模型评估国际多双边、区域贸易协定的影响。

本文参照其它区域贸易安排中的做法，同时考虑到中澳的关税结构、产业比较优势和鼓励发展的重点行业以及澳大利亚对中国进行反倾销的主要品种，将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贸易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类，分别采取不同的减税方式。将双方关税超过9%的产品（包括蔬菜水果、糖、植物油、乳制品、水产品、烟酒等加工食品纺织服装、其它制造业）关税降低50%，剩余的进口关税小于9%的产品作为正常产品。

基准方案主要考虑目前在2001年~2010年间已知的世界贸易政策变化，包括：2005年实现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各项协定；中国在2001年~2010年履行入世的各项承诺；2005年完全取消多种纤维协定（mfa）；欧盟东扩；以及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等。相对于基准方案，假定中国和澳大利亚在2010年达成自由贸易协定，对上述敏感产品的关税减少50%，而正常产品的关税全部减为零，服务业关税等也都为零。

参照terri walmsley（2001）的研究成果，采用资本内生化（apssnar）模拟方法得出模拟结果如表1。

由贸易模拟结果可见，中澳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糖、羊毛有着相当大的冲击，大米、小麦、油菜籽及其他谷物、作物也皆受到负面冲击。澳大利亚纺织服装受冲击最大，电子产品与其他制造业也受到相当程度的冲击。值得注意的中澳自由贸易协议的达成对两国农业部门产出皆造成了负面影响。

四、 总结

总体来说两国贸易谈判的基础在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而两国关于农产品、投资的谈判的将是协议达成的敏感所在，澳大利亚是世界上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大国，而中国是农业大国。中国农产品市场对澳大利亚开放的程度方面将是双方谈判的胶着点。

在加入wto时在农业问题上己经做出很大让步，如果在中澳自贸区协定中对农产品进口做出更大的让步，可能会使中国农业面临巨大压力。

因此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自由贸易谈判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但由于双边贸易额近年来持续增长，中国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对铁矿石和煤炭的巨大需求使澳大利亚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没有走向衰退，这也是澳大利亚重启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预见中国与澳大利亚总体合作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但要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还有许多具体的困难要克服。

参考文献：

1．australia gdp growth rate，www.tra- /economics/gdp-growth.aspx?symbol=aud.

2．朱艳圣.亚洲经济共同体的缺位与日本经济危机.国外理论动态，2002,（5）.

3．linda weiss，thurbon & mathews，how to kill a country: australia's devastating trade deal with the united states,allen & unwin academic,october，2005，（28）.

自由贸易区篇8

[关键词]：滨海新区；自由贸易区；战略探究

??继上个世纪80年代以深圳为龙头的珠三角的成功崛起，到90年代以上海浦东为核心的长三角的蓬勃发展后，本世纪初，我国环渤海地区正以良好的成长趋势，逐渐成为中国又一新兴的经济增长极。而天津，作为环渤海发展的“动力引擎”，越来越受到各行各业的广泛重视，其中位于京津城市带和环渤海湾城市带交汇点的天津滨海新区，发展优势则是更为明显。在对外开放的基本政策指引下，目前，国家已将我国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建设提上议程，天津滨海新区借助得天独厚的条件优势，十分具有发展成自由贸易区的潜力，国家有望在滨海新区建成我国第一个自由贸易区。

一、自由贸易区概述

（一）自由贸易区的定义及分类

通常自由贸易区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定义。广义的自由贸易区，是指不同关税之间的经济联盟或经济合作关系，即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或单独关税区组成的区内取消关税和其他非关税限制，区外实行保护贸易的特殊经济区域或经济集团。狭义的自由贸易区，是指一个国家或单独关税区内部设立的用防栅隔离的、置于海关管辖之外的特殊经济区域，区内允许外国船舶自由进出，外国货物免税进口，取消对进口货物的配额管制，也是自由港的进一步延伸。本文中所指自由贸易区定义是其狭义含义，即在自由港物理基础上实行境内关外政策的免税特殊区。

（二）我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目的

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起，借鉴国外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成功经验，在沿海一带先后建立了包括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天津保税区在内的15个保税区,保税区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最高层次，不仅提高了自身地区的经济效应，还推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一方面，保税区促进了当地国际金融、出口加工、仓储物流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提高城市的整体对外开放水平；而另一方面，保税区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一环，具有极点辐射效应，带动了区域整体的经济建设。但是在日新月异的国际经济背景下，由于保税区自身存在的管理方式，功能定位等方面的缺陷，其模式已越来越不适宜当下追求“自由与便利”的国际贸易形势，其极点辐射效应也因此被弱化，影响了其作为增长极巨大作用的发挥。因此，要提升保税区的经济辐射效应，加强其对周边地区的经济拉动作用，就应当顺应国际趋势，推动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的发展。

（三）自由贸易区的优势

虽然我国保税区的开发和建设已经为我国经济国际化发展打下了基础，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其税区仍存在性质和功能的缺陷，因此需向自由贸易区转型升级，才能谋得更大的发展。

首先，自由贸易区拥有更加通畅的海关体制。比如海关卡口仓库一次监管，区内货物移库使用不受限制等，更为快速的通关效率和更为清晰的关税界定使自由贸易区比保税区更具海关体制优势。其次，通过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管理制度进行合并统一，有利于进出口商品市场设立，永久性商品展销会的开设等的政策的实施，能很好的提高市场的活跃度，有利于经济发展。最后，建立一个自由贸易区，吸收整合各个保税区不同的生产要素，能增强区域整体经济实力，提高抵抗市场经济风险的能力。通过对资源的再配置，使区域内资源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作用达到最优配置状态，可以大幅度提高资源使用效率，降低生产成本，避免资源浪费。

2003年12月，国务院批复同意《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港区联动试点方案》，我国保税区向国际自由贸易区转型的序幕正式拉开。国务院于2006年8月31日下发《国务院关于设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的批复》，批准成立天津东疆保税港区。东疆港区作为滨海新区实施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行先试区，不仅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开发开放，更象征着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势在必行。

二、滨海新区建设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意义

（一）建设滨海新区自由贸易区，可以保持滨海新区发展速度，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

??港口一直是交通和物流的核心区域，许多国家都先后在港口城市辟建自由贸易区域。配套高度自由的优惠政策，最终这些自由贸易区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并为当地及周边地区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回报。在天津滨海新区建设自由贸易区，可提升天津港口综合素质，促进北方航运及物流中心的建设。这样不仅能促进滨海新区发展，更能有效提升京津冀地区、环渤海地区整体竞争实力。

（二）建设滨海新区自由贸易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提高我国整体对外开放水平

在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的背景下，我国想要稳步提高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的竞争力，则需在北方地区建设一个具有自由贸易性质的贸易枢纽，才能与神户，釜山等港口城市竞争，否则我国在将来有可能丧失在东北亚地区的贸易竞争力。在此条件下，在滨海新区进行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势在必行。自由贸易区所特有的贸易创造效应，即自由贸易区由于区域内关税政策的优惠而带来的资源的整合，配置的优化，贸易量的增大，以及最终由此可带来的区域整体福利的上升，可使我国在对外竞争中处有利地位。若能在滨海新区建成自由贸易区，不仅可以利用贸易创造效应通过出口拉动经济，为我国带来贸易数额的绝对增长量，更能提高我国资源的生产、整合和配置效率，从而达到提高综合国力，提高国家对外开放水平的最终目的。

自由贸易区篇9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自贸区建设已成为中央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和先手棋。自上海自贸区获批之后，国家在广东、天津、福建等地设立了第二批自贸实验区。同时，从沿海到内地，从东部到中西部，各地都在积极打出 “自贸区”牌。这一发展趋势为具有独特区位条件、产业优势、合作基础等综合优势的日照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2月25日，中韩双方完成了中韩自贸协定全部文本的草签，对协定内容进行了确认。至此，中韩自贸区谈判全部完成。中韩自贸协定是我国迄今为止涉及国别贸易额最大、领域范围最为全面的自贸协定。谈判完成后，中韩自贸区建设将全面启动。因此，为在日照市开拓新的合作空间和合作平台，提升产业层次，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建议在日照特定区域设立自由贸易区。

一是日照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日照是东北亚经济圈的重要枢纽，具有通达西部和中亚，融入环渤海，沟通东北亚，面向整个“一带一路”地区的战略地位。同时，日照位于我国沿海经济带与沿桥经济带、环渤海经济圈与长三角经济圈的交汇点，经济腹地范围广阔，是中西部沿桥地区的便捷出海口和南北方物流的重要结点，在地区经济中起着内引外联、扩大开放、传递国际经济技术信息的作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发展极作用。日照独特的区位优势有利于增强自贸区引领功能，充分提升自贸区在开放功能、合作领域、载体平台等方面的作用，充分发挥自贸区对内对外辐射带动作用。

二是设立自由贸易区符合国家政策规定。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但目前，我国设立自贸区数量不足，对接国际贸易规则接点不多，亟待加快推进发展。设立自由贸易区，是新形势下谋划自贸区大棋局、构建全球自贸区大网络的迫切需要，符合国家有关自由贸易区的总体要求和发展趋势。

三是日照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日照港口条件优越，深水岸线资源丰富，港区布局合理，基础设施日臻完善。载体功能不断优化，日照（B型）保税物流中心自2009年9月运营以来，经过几年的探索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中心的业务种类不断丰富，辐射范围已覆盖10个省市、100多家企业，发展态势良好。日照已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产业集群，优质产业集群发展迅速，尤其是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快速发展，已逐步趋向规模化、集聚化、高端化，良好的产业基础、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为建设自由贸易区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撑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着力点。此外，日照能源资源供给充足，人才资源较为丰富，基础设施日臻完善，营商环境整体改善，都将有力地推动自贸区建设。

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在日照市设立自由贸易区，不仅有基础、有条件，而且对扩大日照乃至鲁南地区对外开放和发展振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自贸区的建设还有利于优化日照市产业结构和促进园区转型升级，开拓对外合作空间，盘活“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合作，将成为日照市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

自由贸易区篇10

摘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中国和东盟国家带来了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挑战。对于中泰贸易来说，两国贸易关系发展迅速，本文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以来中泰两国之间的贸易数据变化，基于泰国视角分析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泰国的影响，最终提出可行建议，旨在为中泰贸易研究提供一定帮助。

关键词：中国；东盟；进出口影响；泰国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建立之后的关税削减带来中泰贸易变动，本文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对中泰贸易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对中泰贸易关系持续发展。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现状

（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3年中国与东盟十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正式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区别于以往的区域经济体和关税联盟的，它是一种新的自由贸易区体制，他的包含内容也不仅仅局限在货物贸易的范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包括了服务贸易、投资、经济等各个合作领域的自由贸易区。2003到2009年间，双方在以上几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中泰贸易发展现状。相对于其他东盟国家，中国与泰国的经济合作，尤其是在2003年后，中国与泰国的经济合作都走在了东盟各国的前面。2003年6月，中国与泰国在框架内签署果蔬零关税协议，并付诸实施。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期间，中泰的蔬果零关税协定效果显著，在水果贸易上，泰方的热带果品颇具优势，而中国的温带水果很有竞争力，双方的贸易量都大幅增长，据 《泰国中央银行》统计数据显示：

表12009-2013（1-8月份）年泰国与中国贸易统计（单位：百万美元）

年份贸易总额泰方进口泰方出口泰方贸易平衡注意

200836347.3020156.4716190.83-3965.64

200933149.0217030.0116119.01-911.00

201045710.7224236.6721474.05-2762.62

201156752.0630501.6826250.38-4251.30

201263990.4737120.6926869.78-10250.91

201342810.9625376.2517434.71-7941.541-8月份

资料来源：泰国中央银行。在2009年，泰中贸易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双方比上年同期下降8.8%。2010年，两国贸易恢复增长，比2009年同期增长 37.90%。从2010 年以来，中国成为泰国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来源国，在贸易总额上，中国仅次于日本成为泰国第二大贸易合作伙伴。表1还显示，在2008-2013（1-8月）年期间，中泰贸易总额快速增长，可是泰国对中国进口的增长速度大于出口，因此泰国贸易逆差一直在加大（从2008年中国与泰国贸易平逆差3,965.64百万美元增长到2012年10,250.91百万美元，增长约3倍）。

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对泰国贸易的影响

（一）对泰国商品贸易的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中国对泰国的出口逐年增长的，但泰国贸易逆差一直增加。2013年，在泰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中，各种机械制品已占泰国自中国进口总额的49.11%，除此之外，泰国还从中国进口纺织品，钢铁及其制成品及化学制品与其他金属矿产等。在泰国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和橡胶是两大首要出口产品，2013年分别占泰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 15.7%和42.11%。泰中两国的商品税税种不同，且税率高低差异，将会影响贸易商品的市场竞争力1。另一方面，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比较优势，因此出口产品的内在竞争能力较强。

（二）对泰国服务贸易的影响。2007年7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正式生效，并且在2011年11月，中国与东盟签署《关于实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第二批具体承诺的议定书》，进一步扩大了中国与东盟各国家服务贸易。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以来，中泰双边服务贸易额就增长迅速。泰国旅游业的视角来看，从2009年到2012年，中国人去泰国旅游持续增长，发现中泰在《服务贸易协议》合作后，对双方的旅游业速度发展，吸引投资者对旅游业投资实现境界增长 。

表1 2009-2013（1-8月份）年泰国与中国贸易统计（单位：百万美元）

表2.1中国对泰国旅游

年份旅游人数（人口）增长

2009777,508-5.95%〖BH〗20101,127,97945.08%

20111,721,24757.56%〖BH〗20122,789,34562.05%

表2.2泰国对中国旅游

年份旅游人数（人口）增长率

2009541,800-2.25%

2010635,50017.29%

2011608,000-4.33%

2012647,6006.5%

资料来源：泰国的旅游业发展办公室，旅游业和体育部。

三、中国与泰国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中, 如果能够解决如何扩大自由贸易区对中泰的正面影响,不仅有利于推进中泰贸易增长, 而且进一步加深中泰经济合作。本文提出如下的对策建议。

（一）政府应对措施

1. 加强政策引导、律法、资源上予以支持，和加大扶持力度。政府应在企业产品生产基地、出口产品质量、出口产品市场开拓等方面加强政策引导和加大扶持力度，大力发展优势企业和特色出口产品，使出口规模逐年扩大，有效地提高本国产品出口的竞争能力。

2. 双方政府应提高两国的海关通关透明度。两国要努力提高流通组织化程度,减少流通环节的透明度，争取在物流方面做到低成本和高效，检验标准上做到统一和便捷。中泰两国的海关也要积极采取措施来促进财务管理水平的提升，从而实现真正的廉洁与高效。3. 在继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同时，更加重视交流与合作。中泰两国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消除物理、减少物流运输时间，中缅高铁的建成，将极大促进中泰的物流运输速率和效率，届时从昆明到曼

谷将仅需要10小时。与此同时中国与泰国要加强国家与国家间、部门与部门间的多方面、多层次交流与合作。（二）企业应对措施

1.企业应了解市场状况，文化、和潜在顾客的要求。企业应提高产品质量,了解潜在客户的要求，并且公司应该更深刻的去了解中国文化、生活和语言，所以应提高工员的水平，并确保公司产品市场要求成正相关。

2.加快企业制度的建立和创新能力，且增加出口产品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企业要提高自己的产品质量，改进包装、保鲜技术。泰国企业产品要进入中国市场应深入了解中国市场特点及检验检疫要求，必须严格按照国际食品卫生标准生产，加强产品的质量意识，产品从数量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3.发展以竞争为特征的产业分工体系，只有真正提升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才能更好地享受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带来的好处。这就要求企业必须要建立清晰的产权、明确部门与个人的权责、进行科学管理并不断完善企业的目标。综合来看，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之后，中泰之间的经济合作已经取得快速的进展，并且给两国的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少问题，这些现存问题可以在优化后使其引发的损失降到最少，甚至转变为有利条件，这就需要中泰两国不断的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走向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