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竞争市场十篇

垄断竞争市场篇1

当前，国民经济面临两个比较急迫的问题。第一，受到需求方面的严重制约，经济增长的速度减缓，对就业、收入和收入分配形势产生了持续的压力。第二，市场秩序混乱，妨碍社会公正的普遍实现，对人民群众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信念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能不能顺利解决两大问题，对于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解决上述两大问题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进-步开放政府垄断的行业和市场，扩大市场竞争的范围，在国家经济命脉部门实施大刀阔斧的结构性改革，是一项关键之举。

政府垄断国民经济的命脉部门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及其体制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国家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方向，在原先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之间、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之间，市场竞争已经展开，按照价格机制配置的经济资源，其范围和深度都大大增加。我国各类经济主体凭借各自掌握的资源在市场上追逐收益、福利和利润，正在成为新的经济行为准则。

在新的形势下，政府垄断经营的国民经济命脉行业已经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市场经济。主要表现是，原来由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开始享有决策自；在许多命脉部，独家国有公司垄断经营的格局正在变成数家国有公司之间的“寡头垄断竞争”：虽然还是政府定价为主，但是价格形成开始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在许多命脉产业的边缘地带和有关联的产业环节，非公有经济包括外资开始进入。所有这些，使得我国原先政府独家垄断经营的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开始发生了某些变化，在投融资和经营服务等各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特征。

但是，由于政府的行政性垄断没有得到根本消除，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呈现了一种“半行政、半市场化”的体制特征，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严重障碍。无论政府垄断命脉行业和部门在过去有多么重要的历史意义，现实的状况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提出深化改革的任务。我们必须看到，打破政府行政垄断、在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开放市场竞争，不但有利于解决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一些难题，而且对于形成健康的市场经济和廉洁高效的政府，从制度上并以此凝聚民心，有着长远的战略意义。

有必要指出，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所要解决的破除行政垄断问题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垄断”不是同一个层次的问题。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也会因为各种原因形成市场的集中和垄断。欧美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主要针对的是具有市场权力的私人公司，防止这些私人公司通过合并、杀价、价格联盟以及将在某一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扩大到其他市场等手段，损害消费者和小公司的利益，阻碍创新、服务质量改善和技术进步。对于发达国家实行反垄断法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关于反垄断法对市场竞争的负面影响，我们应该加以密切的关注和研究。但是，在从根本上解决政府行政垄断问题之前，中国不宜贸然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更不宜将两种不同性质的反垄断混为一谈。

也必须指出，当前和今后我国从制度上消除行政垄断命脉产业的根源，在实际操作中将不可避免地触犯相当一些部门的既得利益。这些既得利益，常常与“国家经济安全”、“意识形态”、“政府监管”、“公共利益”以及“国家竞争力”等等名目纠缠在一起，难以识别和区分。因此，破除政府垄断的体制改革，不是一件容易操作的事情。为此，有必要将改革目标的明确与实施的分步和渐进很好地结合起来。当前，应该从刺激投资的效果可能比较明显的基础产业部门开始，从中国加入WTO 协定已经做出承诺的领域入手。

一、我国“反垄断”实践的若干值得注意的问题

我国在国有经济改革、政企分开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历史进程中，早就遭遇了“国民经济命脉”部门的改革攻坚战。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就着手开放原来半军事化管理的民航业，实施独立核算的公司化经营，组织多家竞争，引进市场机制。90年代后，开始了电信和邮政体制的改革，并提出电力、高速公路和铁路投资和营运体制改革的新任务。根据已有的改革实践，以下概略地讨论我国在这些部门开放市场的经验和教训。

1、开放市场、引进竞争、打破垄断的基本方针

我国的基本经验是，以试验、探索、渐进的办法逐步证明原本国家垄断的命脉部门也是可以并应该打破垄断、引进竞争和开放市场的。在思想冲破禁锢的态势下，我们不难发现，各个基础设施部门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技术经济特征，在不同的环节、不同的层次上引进市场竞争。以电信为例，早先的认识是增值业务可以开放竞争，但基础电信业务不适宜开放。但是，开放电信增值业务的良好效果鼓励我们探索开放基础电信业务的竞争，进而又探索开放基础通信网络的市场竞争。这表明，基本方针对头，就会产生逐步推进的力量。否则，全国六、七家电信营运商拥有独立网络、互相竞争又互联互通的格局，是不可能出现的。同样道理，航空、铁路、电力的市场开放，都是分层次、分环节展开的。

2、政企必须分离

国家垄断的实质是政府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注意美国的管制改革的经验，而必须同时注意西欧国家改革国有化的经验。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传统的计划体制的“行政全能”特征，就是经济活动，特别是命脉部门的经济活动，已经高度行政化甚至军事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仅仅成立一些附属于政府管理部门的挂牌公司，断然不能解决问题。必须在参与市场竞争的公司与承担市场秩序管理的政府部门之间，有清楚的、制度性的界分。1993年我国政府决定成立联通公司来与中国电信开展竞争，方针是正确的，行动在全世界看也相当领先（其时，新加坡和香港还没有类似行动），但是，我国电信市场的竞争程度到1998年还远不尽人意。1999年我国对原邮电部实施改革，2000年电信重组的力度举世瞩目，表明政企分开对于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结构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政企分开为未来的市场秩序奠定了制度基础，防止政府的管理权力与市场利益搅在一起。

3、价格机制是关键

传统的观念把基础设施部门排除在市场竞争的体系之外，就是作为命脉部门的经济资源配置不应该以价格机制为归依。基础设施部门的供求远离市场竞价的基本原则，主要靠计划价格加数量配给来调节。结果，我国基础设施部门长期以来就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这实际上已经表明，用行政定价这样笨拙的办法，是不可能在技术变化加速、分工体系日益复杂的条件下，把基础部门与它们形形的“客户”有效连接起来。基础设施部门无疑是有特殊性的，但是，它并没有特殊到可以使价格机制失效。多方竞价的体制看起来很“乱”，但惟有如此，才能灵便地调节供求，适应技术和市场千变万化的需要。

4、开放市场与竞争主体的产权改革并举

在任何行业里私人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会出现竞相杀价、争取顾客的行为。但是，一旦市场参与者的出价在边际上等于其经营成本时，在理论上这家公司就只好退出竞争，因为再低的价格就意味着“亏本”。在市场实践中，就表现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收购缺乏进-步成本优势公司的资产，引发兼并。或者相对弱势的公司主动转业，另谋出路。这表明，公司资产的产权在市场活动中并不是无所谓的，而是竞争行为的约束。有效的产权制约不但引发有效的市场竞争，而且控制竞争的“度”，并在经济合理的原则下“调整结构”。

国有公司的经营权在公司管理层，公司经营好坏与管理层和工人的利益直接相关（程度依改革的进度而定）。从这一点看，进入巾场竞争的国有公司与任何私人公司是类似的，都具有从事经营竞争的动力。但是，国有公司资产的“老板”是政府（并且分散由若干不同的政府部门按照等级制原则控制），远离市场，难以及时了解市场的变化，决策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并且政府工作人员与政府拥有资产的利害关系非常间接。-旦市场形势涉及资产的价值和安全，政府难以做出灵敏、快捷和合理的反应。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才出现国有公司“杀价直至亏损”的行为，而政府不免在“行政定价的僵化”与“开放价格但国有资本大幅度亏损”这两极之间进退失据。

因此，“开放市场与产权改革”必须并举。这里所谓产权改革，就是变清一色的国有公司为股份化公司，而国家不但有必要出让、转售一部分国有股权，而且要考虑出售控股权，甚至全部股权，主动变成小股东或者全面退出。否则不可能从制度上解决上述矛盾。至于是否叫“私有化”，是一个综合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考虑的词汇选择问题，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经济行为的约束和逻辑没有任何实质关系。

5、在改革中兼顾投资人、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基础设施部门开放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要在动态中兼顾投资人、经营公司和市场消费者的利益，保证协调发展，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投资人包括政府和非国有的境内外各种资本主体。我国的经验是，政府必须取改善基础设施产业整体投资环境的立场，而不是取仅仅保证政府投资最大回报的立场。政府只有保护所有投资人的利益，才能保护自己作为部分投资人的利益。另外，当代世界强国的政府都是靠税收过日子，没有一个靠政府投资的资本收益过日子。政府靠投资取利，或者把政府资本的赢利目标放在首位，与民争利、破坏市场秩序、动摇民间投资信心，从长远经济增长来看，一定得不偿失。

境内外私人资本投资到原本政府垄断的产业部门，有复杂的动机和预期。中国的经验是，香港，甚至欧美主流资本市场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将政府公司的市场垄断权作为投资的目标，并期望借此分享高额的行政垄断租金。但是，一旦政府政策调整，加大市场的开放程度，改变定价政策，原先可预期的垄断公司的高额利润就可能在竞争中烟消云散。就是说，这类投资人除了承担一般的风险，还要承担一项特别的“触礁风险”：他们在做投资的决策时，预期有一大片肥水（垄断利润）将流进他们的腰包，但是等到投资到位以后，不但肥水消失，而且水落石出，使得他们的投资“触礁”。

在一个基本市场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触礁风险”难以避免，如何应对就值得认真研究。矛盾在于，如果强调“投资风险自负”原则，不但容易引发二级市场的股价震荡，而且增加投资人对未来的疑虑；如果“迁就”投资人分享垄断利润的预期，放缓基础设施产业开放市场的步伐，势必抑制市场需求的扩张和消费者利益。我国手机“双向收费”政策的调整引起的香港股市动荡以及后来的“套餐计划”调整了公司、投资人和客户之间的利益，是处理“触礁风险”的一个重要案例。这里最重要的教训是只能在开放市场的总政策下兼顾各方利益。为了矫正预期的偏差，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部门的市场开放，有一个总体的规划，像WTO 协定一样，事先公布开放市场的大致步骤和时间表，引导各方建立“市场总要逐步开放”的合理预期，并可根据政策实施的时间表来盘算各自的利益和选择策略。如果时间进程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调整，比如开放的步骤加快或开放力度加大，就应该考虑像新加坡和香港政府提前开放电信市场时的做法一样，给予公司及其投资人适当的财务补助，减少其“触礁损失”。

6、逐步改变政府的工作重点

在基础设施产业开放市场竞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都不尽相同。我国在这方面的主要经验是，政府审时度势，确定不同阶段的不同工作重点，尽最大努力消除行政惯性和利益惯性的不利影响。同时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要求，改变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机构设置、干部配备和对政府官员的素质要求。

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实际做法是政府包办命脉部门的投资和营运，所以，要开放这些关键产业部门，非由政府来充当“第一推动力”不可。我国民航、电信体制已经发生的改革，铁路等部门正在酝酿的改革，无一不是由政府主动发动的。经验表明，一个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中央政府可以凭借其权威大大节约解放思想、提高共识、采取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发议论）的成本。中央政府开放市场的坚定决心和意图，是调动各方积极力量的基础。

在一个产业部门由一家国有公司独家垄断的局面被打破之后，政府要主动考虑放开对价格的行政管制。必须明确，价格竞争是全部市场竞争的基础；允许数家公司彼此竞争经营、又由政府对定价机制实行行政性的审批和管制，是不可能收到按照经济合理原则配置资源的效果的。对于开放价格后可能引起的企业亏损，甚至行业亏损，要有清醒的认识，进一步通过增强企业的资产产权约束、加强市场重组来解决问题，而不要退回到政府控制价格的老路上去。随着经营职能向竞争的经营公司的转移，政府部门的工作重点转向对公司行为的监督和管理。重要的是，无论是关于公司资质的事先控制和事后监督，要逐步减少行政审批的范围。

经验还表明，仅仅有中央政府开放市场的战略决心，没有相关政府部门的具体部署、落实细节并解决转型中无数具体问题，开放市场的大政方针是不可能自动得到贯彻的。但是，主管部门多年的行政惯性以及管制权力在市场条件下的“货币化”，甚至“资本化”趋向，容易形成严重的障碍。为此，在开放大产业的市场竞争过程中，在政府系统强调政治纪律、强调令行禁止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必须按照“政企分开”的总方针，坚决要求一切政府管制部门与所管制行业的任何企业实行人财物完全脱钩。政府和政府部门从一切直接的市场活动退出，是政府现代化的基本标志，也是消除转型时期腐败的重要措施。

政府部门的设置以及文官的素质要求必须随命脉产业部门的市场开放而变化。总的趋势是，直接控制产业活动具体经营目标和经营行为的政府机构要逐步缩小直至完全消亡，而监督产业部门和企业活动是否符合由法律界定的抽象规则的政府部门要逐步增加和加强。为此，必须适时调整相关部门官员的素质和知识结构，熟知产业部门技术经济、具有“动手能力”的干部要转向企业去工作，而需要更多具有监督能力、具有相关抽象规则知识的官员到政府监管部门工作。必须理解，在政府部门集中了大量具有工程专业背景的干部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特色。在开放市场、政府改变职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更多经过法律专业训练的专家到政府部门工作。

二、“反垄断”政策面临的主要选择和约束

1、开放市场的总框架

在加入WTO 的谈判和协议中，关于开放我国基础设施部门市场竞争的问题，事实上已经破题。为此，总的说来不必另起炉灶，单独确定“反垄断”的经济纲领。但是，对外市场开放引起的既得利益的重大调整，有可能激发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酿成某种复杂局面。对此，我们有必要加以防范，建议近期要适当强调“对内开放”。所谓对内开放，就是那些长期由政府以国有经济形式垄断的产业部门和市场对国内非国有经济成分开放。对内开放的程度，拟等于或者高于中国在WTO 协议中承诺的对外开放的程度。

在实施对内扩大市场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大力借鉴、照搬我国加入WTO 过程的经验。根据我国的国情，对内开放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如同改革开放、加入WTO 等重大决策一样，扩大对内开放市场先要有关于我国和世界大势的战略判断。必须由战略判断来指导战术细节的选择，而不能颠倒过来，由操作细节来决定选择大政方针。特别要防止各种局部的既得利益的考虑与纷繁的“专家意见分歧”绞在一起，失去对大机会和大趋势的把握。

2、明确政府退出市场的顺序

在各大产业部门，政府退出的具体步骤各不相同，但是根据已有的国际国内经验，可以确定如下一般顺序：（1）充当开放市场的第一推动力，实行政企分开，组建数家竞争性公司；（2）从行政定价转向市场定价（3）进一步加大市场准入的力度，特别是消除市场准入方面的所有制歧视；（4）政府转向无所有权歧视的经营公司的资质管理、牌照管理和行为监督；（5）培育多种非政府管制的控制机制，包括竞争者的互相监督、行业自律、消费者及其组织的监督、舆论监督等等，逐步减轻政府管理市场的行政负荷；（6）加强法治意识和实践，使我国历史上的“民举官纠”传统，在现代民商法的轨道上得到发扬光大。

3、考虑多种市场准入的形式

民航可以组建数家彼此竞争的营运公司，电信可以形成并行的基本网络，但是机场、铁路和编组站以及电力的传输网怎样“数家竞争”，还是一个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从目前的经验看，我国可以更多地考虑多种市场准入的方式。主要是：

替代竞争。比如所有运输工具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替代，因此，看起来只有“一个”的铁路网，事实上与公路、航空、水运等一样，也是有竞争对手的。消除对“替代服务”的限制，将各类交通手段之间方便地连接起来，可以消除和减轻“独家”的垄断行为。

投标性竞争。对于替代效果相对很弱的产业，例如电力传输网，可以考虑“多家投标进入”的竞争。就是说，电力网是只有一个，但是谁获取经营权是可以数家竞争的。独家的“在位营运商”因为迫于潜在竞标者的压力，其行为与永久性的独家垄断商的行为是不同的。当然，投票程序、中标原则和标期的设计要经过很好的论证。

在法律上开放准入。这种模式的含义是，法律并不禁止多家进入，只是因为新进入者要支付庞大的沉没成本，所以假设预期的收益抵不过成本，市场上就没有第二家竞争公司。这种模式与在法律上只准一家垄断的模式差别在于对在位商构成潜在竞争压力，一旦在位垄断商价高质次达到一定限度，潜在进入的预期收益将上升，竞争就从潜在的状态转变为现实。

4、政府管制机构的管理范围逐步扩大，管制的重点逐步缩小

为了充分发挥替代竞争的作用，政府管制部门的设置要逐步超越按照计划管理产业生产时代的界线，例如，对航空、铁路、高速公路、水运等各式交通的分别管制，要逐步被对整个交通部门的综合管制代替。后者不但要处理每个交通市场开放的个性问题，还要监管各个交通市场之间妨碍替代性竞争的那些行为。又如，在电信与电视传播之间，各种能源市场之间，都有替代性竞争的可能性存在，要跨越目前政府部门的设置，加以综合管理和利用。但是，政府对大交通市场、大通信市场以及大能源市场的管理，重点却越来越集中，就是从直接的市场准入审批和价格管制退向管理竞争者资质、依法监督行为。

5、逐步扩大法院对市场管制的介入

为了更有效地妥善处理基础产业市场里的各种利益矛盾，要把目前“政府管制部门对应被管制市场和企业”这样单一的“上下垂直关系”，逐步改成更多样化的产业利益纠纷的解决机制，形成包括行政管制、法院裁决、市场自组织的仲裁，以及庭外和解等多种方式在内的复合体系，提高信息交流和处理的质量，防止矛盾的积累和问题的拖延，加强对权力的制衡，增加利益协调的程序性权威。为此，建议考虑在相关法规修订、重立的过程中，增加设置专业的市场法庭，比如通信市场法庭、能源市场法庭、交通市场法庭，专门受理这些市场管制中发生的政府管制部门与公司和消费者在管制过程中可能发生的矛盾，既限制行政管制的权力、防止管制权力的滥用，也减轻行政管制的负荷和压力，为管制消亡准备条件。

6、为市场重组留有空间

基础设施行业的竞争局面一旦形成，要因势利导，让市场机制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必要明确，政府为了形成竞争性的市场，可以组建若干家经营性公司。但是，多家竞争的公司一旦组建，特别是相继进入资本市场之后，进一步的重组（包括分拆与合并）可能成为一项常规事件，要随市场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完全要政府来定夺公司的进一步重组，可能让政府的决策负担过于沉重，又容易导致过大的风险。因此，在这件事情上，政府应该“善始”，却不一定“善终”。要更多地按照公司法和其他市场法规，将基础产业市场的重组交给市场去解决。以民航、电信为例，因为开放市场竞争的尝试较早，现存的市场结构、公司定位包括业务划分，都要不断随市场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可能完全指望靠政府的行政命令来完成全部重组。

7、调整国有资产存量来补偿“触礁损失”

垄断竞争市场篇2

1980年，我国恢复试办国内保险业务时，全国只有1家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几千万元。2003年，我国经营保险业务的公司已经有61家，其中内外资分别为24家、37家，寿险公司31家，产险公司30家。至2004年底，我国已开业和正在筹备的保险公司数量已超过了80家，2004年全国保险费收入4138亿元。25年来，我国保险市场结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8年以前）：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完全垄断阶段。1986年以前整个中国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家独自经营财产、人身保险业务，1986年成立了地区性的新疆兵团保险公司，但这并没有对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构成任何威胁。

第二阶段（1988-2000年）：三足鼎立的寡头垄断阶段。1988年、1991年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两家全国性综合型保险公司的先后成立，才真正打破了我国保险市场独家垄断的局面。1998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改组，产、寿险分离，后来中国平安和中国太平洋也实行了分业经营，于是在中国大部分城市地区的产寿险市场上分别形成了三家寿（或产）险公司之间的相互竞争。

第三阶段（2001年入世以来）：寡头垄断向垄断竞争型市场演变的市场分化阶段。在2001年底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步伐迅速加快，外资、合资公司异军突起，内资新兴公司迅速成长。中国人保、中国人寿所占的市场份额逐步下降，平安和太平洋飞速发展；处于第二阵营的泰康人寿、新华人寿、中华联合产险、天安保险等成长势头迅猛。在上海、广州等保险业开放较早的城市中，友邦、信诚等外资、合资保险公司凭借其品牌效应和较高的客户忠诚度异军突起，产寿险市场竞争十分激烈。

尽管我国保险市场的总体发展速度很快，但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十分突出。在少数保险开放早的大城市如上海、广州，保险公司数量达到30家以上，市场竞争相当激烈，已经属于垄断竞争型市场模式，但在其它大部分城市地区，无论产寿险市场都只有3-5家公司经营业务，属于寡头垄断型市场模式，而在大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甚至还是属于双头垄断市场模式，只有人保和国寿在分别经营财产、人身保险业务。总体来看，中国目前的保险市场仍然属于寡头垄断型模式，在保险市场中仅有的少数几家公司即保险寡头瓜分垄断了绝大部分保险业务，这可以用产业经济学的市场竞争理论加以佐证。

产业经济学通常采用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平均度两个指标来比较分析一国市场的竞争程度。其中市场集中度，一般选用前五大保险公司的市场份额来表示，是反映一个产业市场集中程度的重要指标；市场平均度是市场集中度的补充指标，是指平均每家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总的保费收入／保险公司数量），反映了产业市场的稳定程度和风险分散程度。

2004年我国实际经营寿险、产险业务的公司分别为28家、26家，但是，寿、产险市场保费收入超过市场份额5%的公司分别只有5家和4家公司，60%以上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不到1%。我国寿险、产险市场的集中度指标（将前五大寿险和产险公司的市场份额分别相加）分别为88.69%、90.26%，这与10年前（1994年）的99.2%、98.7%的集中度相比，有明显下降。但是，与欧美国家大都在20%-40%之间的市场集中度相比（见表1），仍然明显太高；甚至，我国的保险市场集中度比高度垄断的日本（68%）、韩国（61%）市场也要高出许多。

保险市场平均度，是指平均每家保险公司的保费规模。结合市场集中度指标，它可以反映出一国保险产业的市场风险分散程度和市场结构稳定程度。如果一国保险市场集中度指标很高，同时，市场平均度指标也很高，说明该国保险业务高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市场风险过于集中，这时一旦有

一、两家公司经营出现危机，整个保险市场结构将趋于不稳定，即孕育着潜在的保险市场危机。反之，市场结构就会趋于相对稳定。在世界前10大保险市场中，大部分国家市场平均度指标都在1-3亿美元之间。在全球第一大保险市场的美国，这一指标仅为l.9亿美元，日本的市场平均度最高，为38亿美元，高出欧美国家

二、三十倍，日本高度集中的保险市场结构必然隐藏着巨大的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日本相继出现了日产生命、东邦生命、第一百生命和千代田生命等5家保险公司破产，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日本保险市场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韩国的保险市场平均度为11.08亿美元，也存在着类似日本的市场风险过于集中的危险。我国的保险市场平均度为6.8亿美元，仅低于日本和韩国，远高于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从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平均度两个指标分析判断，中国当前的整体保险市场仍处于与日本和韩国相类似的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状态。

我国保险市场结构模式的发展和建议

我国保险业市场结构寡头垄断格局的形成，并不是市场自身发展的结果，主要是计划经济下行政手段干预资源配置导致的。寡头垄断市场模式下的高市场集中度隐含着潜在的金融危机，很容易导致保险市场结构的不稳定，进而可能引发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同时，寡头垄断市场模式也易导致整体的市场低效率。

从世界范围考察，各国的保险市场结构模式按照市场竞争程度由强到弱大致可划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四种基本类型。在未来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的国际大背景下，我国的保险市场结构应该采用垄断竞争市场模式。要促使我国寡头垄断市场向垄断竞争型市场体系的成功转换，必须在保险市场结构的各个环节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尽可能降低保险市场的集中度和平均度。

培育多元化的保险市场竞争主体，优化保险市场结构

要提高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适量的竞争主体是首要条件。那么，我国是不是也要像美国一样引入数千家保险公司呢？美国的保险市场总量比中国大得多，2002年的保费收入是中国的27倍，我国不可能也象美国一样需要5000多家保险公司，但按照比例推算，同时考虑到我国保险市场的高速成长性，我国保险市场应需要150-200家公司，当前的80家显然太少。另外，在培育更多的市场竞争主体时，还必须注意优化市场主体结构：在增加公司总数量的同时，要注重培育规模公司，促进更多保险集团、金融集团形式的公司成立；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大力发展新兴民族保险公司；强化市场细分，大力发展专业保险公司，鼓励设立更多的养老保险、健康保险、汽车保险、货运保险、农业保险等专营公司，促进优化保险资源配置，增强中资公司专业竞争能力；尝试设立相互保险公司、保险合作社和专属自保公司，增强保险供给主体组织形式的多样化。逐步放松保险管制，提供宽松的市场环境

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存在严重的“保险抑制”。目前，我国对不同保险公司的经营仍存在着众多的不同限制，例如在产品定价、资金运用、经营地域、经营范围等方面。随着中国保险市场逐步走向成熟和“国内市场竞争国际化”的趋势，应逐步放松保险管制，提高民族保险公司自身的经营弹性和自主性：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逐步下放保险价格的厘定权，实行保险合同条款制定的自由化；逐步打破中外资保险公司在经营地域、经营范围、税收和投资等方面的不同待遇；逐步消除大型保险公司和新兴保险公司之间在经营地域、资本规模、产品拓展等方面的竞争壁垒，使得不同性质的保险公司都可以自主决定其竞争战略。从长期来看，放松地域及业务管制后，众多大小保险公司在广泛的空间地域范围和业务范围内同台竞技；同时，由于保险价格的逐步放开、保险合同条款的自由化，保险投资限制的放松，拥有独立决策权的各保险公司在政府有效监管的环境下，可以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展开竞争，根据自身的特点制定发展战略和竞争策略，其结果是促进保险公司行为市场化和经营高效化。

以市场为中心健全监管体系，为促进有序竞争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要全面建立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制度。对保险公司的监管要逐步转向以偿付能力的考核为中心，减少对经营行为的直接干预，为企业管理及技术创新创造宽松环境。其次，在保证金融安全的前提下，逐步实行市场化的保险费率管理体制。根据我国实际，实行市场化的费率制度，应该是逐步放松费率管制：先可考虑将所有商业性险种费率的制订权完全下放给保险公司，同时在当前费率事先审批制中，逐步实施事实上的宽松监管，即较少使用否决权和修改权，然后再逐步向费率管理事先备案制、事后备案制过渡。第三，逐步放松分业管制，鼓励跨行业的经营竞争。混业经营已成为当今全球金融业发展的一大趋势，但我国当前实行的还是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面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金融混业经营的趋势，我国保监会应加强与人民银行、银监会和证监会的政策协调与沟通，逐步取消分业经营的限制，促进保险业参与广义金融领域的竞争，降低保险市场的集中度，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分散保险市场风险。

垄断竞争市场篇3

关键词：垄断竞争；传媒企业；经营模式

改革开放的到来加速了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进程，但在改革初期，其事业单位的属性成了发展的一大阻碍，因而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随着2003年出版业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国出版业的转企改制真正取得了成效。目前，中国出版业处于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参与竞争的中小企业数量较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差异性不大，可替代性较强。同时，出版业受到国家的高度控制，国有企业在竞争中的主体地位突出，垄断性较强。因而整个市场具有明显的垄断竞争市场的特征。本文以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为例，试析传媒企业的发展。

一、企业的发展现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是全国首家百亿国有出版文化企业。集团涉及的产业领域包括出版、发行、印刷、酒店、地产和金融6大板块，现有员工10000多人，直属子公司3家。在“2010年（第七届）中国500家最具价值品牌”评选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品牌价值位居第243位，是全国唯一上榜的出版传媒集团；同年首次公布的新闻出版产业调查报告中，凤凰集团在全国出版集团总体经济规模综合评价中位居第一。集团下属6家出版社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评为一级出版社，进入全国百佳出版社行列。集团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先进出版单位”称号。

在文化产业迅速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的大环境下，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正在积极地抢抓机遇，按照努力成为全国文化产业重要的战略投资者的新战略定位，聚焦书业，聚焦传媒，聚焦文化产业，积极探索跨地区、跨媒体、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的发展路径，争取在“十二五”末实现销售收入、净资产翻一番的奋斗目标。

二、企业的经营模式

出版企业的竞争市场明显具有垄断竞争的特性。在垄断竞争市场中，既有垄断，又有竞争，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产品差别。以图书市场为例：一方面，当你走进书店时，你会面对着各式各样，成千上万的书。同时，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通过写作或出版一本书而进入这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竞争性。另一方面，每本书都具有独特性，出版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书的价格。在中国，还要加上政府的行政干涉，使图书的垄断性进一步加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作为国有出版企业，其面临的竞争可以概括为两种：民营出版业和跨国出版企业。民营出版业具有较之更为灵活的机制和丰富的市场经验，跨国出版企业则具备雄厚的资金、知名的品牌，更主要的是有“不怕赔钱，占领市场”的理念。那么，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是如何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下进行市场经营的？

（一）打造标志性品牌，增强在消费者心中的影响力

打造品牌是出版企业力争做到的最高目标，因为在市场经济中，品牌意味着你的不可替代性。对于出版企业来说，兰登书屋、培生教育、巴诺书店等，都是可以努力学习赶超的对象，能否像它们一样成为大众出版、教育出版、连锁书店等领域的国际一流的企业，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凤凰出版集团正在努力的打造自己的品牌，在作者方面，有饶雪漫、杨红樱等有较强市场号召力的知名作家，饶雪漫的青春疼痛系列、杨红樱的校园小说系列已成为知名品牌。同时，凤凰投资的所开启的“文化商业地产”投资――凤凰书城已为其带来较好的收益。在一系列知名品牌的推动下，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自身也成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知名品牌。

（二）扩大与民营书商的合作规模，加快整合民营出版资源

民营出版业虽在现阶段受到政策的限制，只能打“球”，从事一些与出版有关的业务，但他们所具有的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的经验正是国有出版业所缺少的。与民营书商战略合作是凤凰出版集团整合外部资源做大做强的一条重要路径。2011年5月28日，凤凰出版集团在与民营书商共和联动成功合作成立凤凰联动公司的基础上又与民营书商合作成立北京凤凰壹力文化有限公司、北京凤凰雪漫文化有限公司等。在这一系列合作的基础上，就实现了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的双赢。

（三）加强与跨国出版企业的合作，实现强强联合

与民营出版企业相比，跨国出版企业是更为强大的竞争对手。跨国企业本就拥有强大的实力和较为成熟的市场运营经验，与之“硬碰硬”只会带来不利于己的局面，相反合作反而会开创新的局面。集团与世界知名的法国最大出版集团阿歇特公司联合成立由凤凰集团控股的凤凰阿歇特公平合资公司，打开了阿歇特在全球的发行网络。这一合作，成为凤凰“走出去”的重要途径。

（四）坚持多元扩张，搭建融资平台

凤凰的发展模式在行业内是独特的，即“出版传媒业为主，地产、金融等产业同时发展”。凤凰置业公司借壳耀华玻璃于2010年1月28日成功上市，凤凰置业现在已拥有凤凰和鸣、和熙、和美、凤凰山庄、苏州凤凰广场等五大骨干项目。通过北京银行、集团发行中期票据20亿元的筹资计划也运营顺利。凤凰集团积极开展资本运作，谨慎投资基金、信托、保险、金融工具的全方位运作，极大地提升了了集团的融资空间，更好地推动了集团的发展。

三、企业的前景展望

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为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带来了新的发展活力，也带来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的改革还有许多不彻底的地方，如体制僵化、市场运作不成熟、资源浪费等等。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的发展为借鉴，以下的建议和战略可以说是一点小小的启示。

（一）不断完善现代企业制度，真正融入市场经济

我国出版业的改革相对于其他行业多了行政管理的束缚，出版集团的成立大多是行政捏合而非市场自由选择的结果。这也是我国出版业的特殊性所在，即使在经过较深层次的体制改革之后，其受政府控制的程度仍远远高于其他行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出版集团更应该努力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改变过去“人浮于事”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另外，还要增强市场意识，转变自己的观念，建立健全市场化运营机制和职业经理人制度，让真正懂得出版经营的职业经理人去经营出版。

（二）整合出版资源，提高出版资源的利用率

整合出版资源是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我国的出版资源受到地域、行业、所有制的限制，往往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由于沟通的不畅，出版同质化、资源的浪费等现象普遍存在，加强出版资源的整合就自然而然的提上议程。在整合的过程中，要寻找适合各个成员单位的模式，能整的则整，不能整合的就不要轻易整合，总之，要从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

（三）在合作的过程中，还要注意防范风险

正确的合作可以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可企业不能因为急于合作便忽视了背后可能存在的风险。在与民营和跨国资本合作的过程中，既要充分利用其优势，又要坚持以我为主，确保自己在合作中对于重大的原则问题具有控制权。

我国的出版业改革目前正处于关键时期，出版企业必须在这个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寻找适合自身的市场经营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未来的发展中稳步前进！（作者单位：北京印刷学院）

参考文献：

[1] 曼昆・经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389-396.

[2] 刘拥军，魏玉山等・2009-2010中国出版业发展报告[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6）：233-236.

垄断竞争市场篇4

摘 要：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市场行为研究发现，当前在低市场集中度的产业市场中，我国体育用品企业在市场竞争行为中多采取价格行为、广告行为与兼并行为为主；市场协调行为方面：卡特尔组织行为是我国体育用品产业中企业今后市场协调行为的发展的趋势，价格领导行为属于晴雨表式的价格领导制。建议后续研究应倾向于在当前我国体育市场行为下的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市场绩效如何与应采取产业政策规制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市场竞争行为与市场协调行为。

关键词：产业组织理论；体育用品产业；市场竞争行为；市场协调行为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12-1595-03

An Analysis of Monopolization in Market and Competition of Sport Goods Industry in China

――Taking Market Behavior into Account

LI Xiaotian, WANG Li

（Beijing Sport University,Beijing 100084,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former research on market behavior of Chinese sport goods industry, at present in the low market concentrated industry market, most Chinese enterprises mainly adopt pricing, advertising and annexes in market competition; in market cooperating aspect, Cartel organization behavior is a trend that Chinese enterprises will follow in their development; the price leadership belongs to a price leadership system of barometer type. The paper suggests a following research should concentrate on marketing performance of Chinese sport goods industry in the current sport marketing behavior and industry policy regulating market competition and coorperating in Chinese sport goods industry.

Key words: industry organizing theory; sport goods industry; market competition behavior; market cooperating behavior

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是产业组织理论中的核心即SCP，它告诉我们在产业组织中有什么样的市场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市场行为，在既定的市场行为下该产业市场又会有之相对应的市场绩效，这三者之间相联系又相互影响。体育用品产业是我国体育产业中发展最为完备的一个产业，其产业组织规模日趋成熟，逐渐形成自己特有的市场结构特征。本文借助前文的研究成果在垄断与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全面详细分析我国当前体育用品产业中的企业采取的市场行为与市场策略，为我国今后促进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规制体育用品企业市场行为提供一点理论帮助。

1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市场竞争行为分析

1.1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价格行为分析 产业市场行为中的

价格分析是与市场结构中产品差别化的价格差异是有区别的，产业市场结构的价格差异主要讨论价格的差别对产品差别化的贡献程度，而产业市场行为中价格分析主要着眼于对整个产业中企业价格行为的分析，以便进一步探求当前市场行为的成因。伯特兰德、斯塔克尔伯格、古诺这三种模型在现实情况中很难实现，尤其是现今体育用品产业中企业数量巨大，市场发展不规范、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现状下比较难以实现。众所周知，体育用品产业处于一种近似的完全竞争状态中，在这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产业市场关系，双高企业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市场支配力和定价能力，因为产业中目前存在着进入壁垒和产品差异等因素，因此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就必然会利用这种市场支配力为其谋取更大的利益，这就构成了当前产业中企业的价格行为。仔细查看表1我国运动鞋为例体育用品的单位价格表，我们不难发现体育用品价格趋势比较集中，行业内企业间的价格差距比较接近，除去市场上价格较高的李宁公司以外，目前90％以上的体育用品价格集中在100～300元左右。这种产业内产品价格囤居现象，也正好反映出体育用品产业市场集中度较低的这一真正现状来。

经过调查，价格行为在当前体育用品产业内是企业间主要选择的竞争，企业间的价格行为颇为相近，一般来说品牌与品牌之间、高替代性的产品的价格差距在14.7～21.9元左右，企业之间任何一方的价格行为对产业市场的影响都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而对于外部的新进入企业来说这个价格虽然说具有一定的驱逐作用，但是整个产业市场的价格水平还达不到限制进入行业。其次，从掠夺性定价（驱逐性定价）和限制性定价行为来看，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过程中尚未发现长期性的掠夺定价行为；从限制性定价行为来看产业内处于双高的企业构成了行业的价格领头羊，这些企业和那些市场排名靠后的企业产品价格差距构成当前市场体育用品价格不同的两个阵营。虽然没有充足的证据显示这些产业中的双高企业有串通起来合谋采取限制性价格，但是这种价格的确给那些众多新进入的企业造成了一定的价格壁垒。最后，我们体育用品企业之间曾爆发出多起价格战，这种产品同质化的竞争性价格行为极易造成引起恶性竞争，致使整个产业的效率大大损失，引起产业间进入与退出壁垒失衡，减低进入壁垒，引起大量进入者。因此目前的这种竞争性价格行为是导致目前该产业结构的主要因素之一。

1.2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广告行为分析

对于企业而言，广告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信息披露。当然，广告既可以传达一些确凿的事实，也可以让受众形成一些模糊的认识，还能试图为企业本身，企业的产品和品牌创造良好的公众形象。在产业组织学中，商品有“先验品”和“后验品”之分。所谓先验品就是消费者能够通过检查在购买之前确定产品质量，我们就说这种商品具有“搜寻性品质”，因此先验品也被称为“搜寻商品”，例如家具、服装以及其他主要性质可以通过视觉或触觉检查而确定的商品；所谓后验品，就是消费者必须在消费产品之后才能确定它的质量，这种商品具有“经验性品质”，因此也被称为“经验商品”，例如加工食品、软件设计和心理治疗。对于不同种类的产品，企业所采取的广告策略是不同的。研究表明，搜寻商品的广告应提供有关产品性质的直接信息，比如实物图像（动态或静态）和相关的文字描述，并且不能包含虚假信息，因为消费者很容易鉴别；对于经验商品而言，广告本身就是所要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按照上面的这种划分，体育用品应属于先验品。但是体育用品有其特殊的地方。它的设计款式、质地等是消费者在购买之前就可以确定的，但它的质量是消费者在消费产品之后才能确定的。体育用品应介于“搜寻商品”和“经验商品”之间，体育用品正是具有这种特殊的性质。因此决定了体育用品产业广告行为的复杂性。

通过对CCTV-1、CCTV-3、CCTV-5、BTV-6的体育用品企业广告电视广告作品以及其他平面媒体体育用品企业广告媒体的观察分析发现：我国体育用品企业投放广告首选体育期刊杂志媒体，共184家，占82.35%，其次是投放销售现场广告（POP广告）(78家，占76.47%)，选择投放电视广告的企业占32家占31.17%，有24家占23.53%的企业投放报纸广告。有7095%的企业认为“广告因素”制约了他们的广告投放，这可能与我国有相当一部分体育用品企业规模小、产值低有关。体育用品企业投放广告动机可谓是多元化、多层次，90.63%的企业把“促进产品销售”作为其投放电视广告的首要动机。通过对体育用品企业广告行为的分析发现：我国体育用品企业电视广告中真正优秀的，富有个性的电视广告语并不多，而定位不明的、模范雷同的、内容空泛的比较常见。早年李宁的广告语“我运动、我存在”，很精练，很新颖。而2003年从央视及其他频道出现了许多雷同广告语如：“我选择，我喜欢”、“我运动、我征服”。明星+央视广告几乎是我国体育用品企业广告的一个通用模式，这从一个侧面在广告竞争行为中市场上的模仿企业较多。另外，体育用品产业广告密度直追药品和酒类，仅福建晋江就有近20个运动鞋品牌在不同频道亮过相，而且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明星拍广告、担当形象代言人的形式，孔令辉、王楠、蔡振华、吴奇隆等影视体育明星成为一时之选，大声念着不同品牌的运动鞋的名字，吸引观众的眼球。相似的广告语，相似的产品，加上相似的广告策略，使产品丧失了个性，也没有了明显的区分度、最终造成了消费者对他们的产品形象的模糊和混淆。这些现象也反映出我们体育用品产业市场结构的低集中度的产业市场结构特征。

广告行为是我国体育用品企业使用较为频繁的市场竞争行为之一，这种行为将直接导致产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当所有竞争性企业都从事广告活动时，它们的市场份额将随着广告活动的成败而变化。但是目前这种使用频度较高的竞争行为并没有使市场集中度提高。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产品同质化、品牌形象趋同化，均使广告行为的效果不明显；还有就是较多的跟随企业有效的使用了广告行为。我们目前体育用品企业广告做的越多，广告这种效果不明显的竞争进一步将会导致市场低效率，这一点我们将在下面的市场绩效一节中做详细的论述。

1.3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兼并分析

兼并现象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市场中是相当少见的。目前有记录的体育用品产业兼并就是青岛双星集团的兼并案。2001年青岛双星吸收合并华青股份,青岛双星打开了另一扇发展之门。完成对原华青股份的吸收合并后,公司主营业务的范围已由单一的鞋类制造、销售拓展到了橡胶轮胎、铸造机械、橡塑机械及绣品的制造销售。青岛双星集团兼并属于垂直兼并，将处于供给生产阶段的橡胶原料的生产企业兼并，这样达到了规模经济的生产条件，并且使企业从单一生产、经营体育用品的企业走向多种类、多产品的企业。随后双星又在2003年兼并青岛的一家纸厂于2004年成立了青岛双星马力胜利纸业有限公司。这样的混合兼并使青岛双星这个原来一单一产品链的企业转变为一个多产品、多行业的集团。像青岛双星这样的垂直兼并或者混合兼并在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史尚属首次，这是一个突破希望是体育用品产业长期低集中度市场竞争行为下的一个突破，更希望它是未来更多我国体育用品企业兼并的前奏。同时也要引起我们的深思：为什么体育用品市场庞大、数量众多的体育用品企业发生兼并的体育用品企业只有双星一个呢？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具有80多年生产史的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在发展中还处于一个相当低效率生产水平，市场上产品趋同化明显、市场竞争行为竞争性弱。产业中企业兼并现象反映出通过市场的竞争行为并没有出现企业强弱分明的局面，而是这种产业市场低集中度的趋势愈演愈烈了；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从行业的发展周期来看，体育用品产业正处于起步阶段，市场主体太少、企业间的兼并动机不足所致。

2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市场协调行为分析

市场协调行为的分析由于尚无体育用品卡特尔组织的报道，即使存在也只是处于一个卡特尔组织的形成的萌芽期，因此只能对市场协调行为做简要讨论。此外有关体育用品产业中大量企业的财务数据以及产业数据至今没有专门统计。

2.1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卡特尔价格行为分析

我们对于体育用品产业组织的卡特尔还很难从整个产业层面来调查分析。因为从目前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现状中尚无有关卡特尔的报道，其次体育用品产业在我国产业统计分类中没有单列出的一类，所以造成体育用品业在卡特尔垄断行为分析上的困难；加之对于卡特尔的分析很难形成事实性的研究结果。因此在这里笔者对于体育用品卡特尔的研究将从卡特尔的形成――协会的角度对体育用品产业进行分析，但是这样分析只能是基于一种理论性探讨，而对于实证研究我们存在巨大的困难。我国现有涉及体育用品企业的协会大约在7个之多，例如中国体育用品联合会、中国文教体育用品协会、中国轻工业协会、中国皮革工业协会、中国服装协会等。体育用品企业有的加入一个协会的，有的加入两个以上协会，更有甚者加入的更多，这种情况在我国体育用品企业中比较常见。从理论上说，协会、社团是卡特尔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早期形式，它是发展演变成为卡特尔的一个先决条件。在我们协会的章程中大多都会有加强对企业的指导和引导，协调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制定行规、行约，发展和加强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为企业提供优良、有效的服务，促进全行业健康发展。仔细分析章程会多多少少找到涉及一些趋近垄断组织条款的足迹，例如协调行业内部企业之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这些章程会成为这些企业日后向卡特尔组织发展的一个阶梯。这些卡特尔组织的过渡形式，应对我国体育用品市场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组成几个体育用品组织的卡特尔。事实又与现实情况恰恰相反，我国至今尚无体育用品的卡特尔组织。为什么具有发展成为卡特尔条件，而没有成为卡特尔，是因为从政府角度来说，正是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介于政府组织与民间组织的协会，使这些企业处于一个多头管理的状况；从企业角度来说，企业具备选择多个协会的机会，促使企业成为多个协会的会员，这样一来并没有使企业达到组成统一协会的目的。所以根据目前市场上竞争行为的现状看还很难形成卡特尔组织。

从上面价格竞争行为的分析当中，我们知道目前体育用品产业市场存在着份额高、销售额高的双高企业，它们的企业间价格比较集中，相互之间价格差距不大；企业间的市场竞争很激烈，但是它们的产品价格却比较集中，而且这种价格状态可以保持比较长的时间。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去证实这样的现象就是卡特尔，但是随着体育用品产业的发展，这样的双高企业群会向着卡特尔组织去发展。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假如我们可以除去企业多头管理的弊病，那么我们最有可能发展为卡特尔组织就是协会与那些双高企业们。

2.2 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价格领导制

中国体育用品产业市场价格领导制没有一种固定的主导企业领导定价模式在体育用品产业中还没有形成。目前更接近晴雨表式领导定价模式。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符合晴雨表式的结构――产业的集中度比较低，市场接近于竞争状态（双高企业的市场份额相互错差不大都在2%～3%左右）；从双高企业的角度来看他们的价格水平基本一致，它们有可能共同决定适宜的价格水平。因此我们当前处于一种串谋领导价格定价和晴雨表式领导定价的中间模式。因此随着我国产业市场的不断发展，竞争将更加激烈，它们有向串谋领导定价发展的趋势。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低集中度是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市场结构的特征，与之相对应的体育用品产业中的企业在市场竞争行为一般选取价格行为、广告行为、产业兼并行为作为主要的市场竞争行为。在价格行为中双高企业的价格对准备进入产业市场的企业有一定的阻碍作用，90%的企业产品价格集中，而且产业中单个企业的价格行为对整个产业的影响力较小；广告行为：体育用品介于“搜寻商品”和“经验商品”之间，因此决定了体育用品产业广告行为的复杂性，我国体育用品企业投放广告首选体育期刊杂志媒体，其次是投放销售现场广告（POP广告），接下来是选择投放电视广告的企业，最后报纸广告；产业中的兼并行为在产业中很少有发生。市场协调行为方面从产业卡特尔行为、价格领导制两方面进行了分析发现：卡特尔行为目前在市场几乎没有发生，但是今后产业中有向卡特尔发展的趋势；价格居于晴雨表式的定价模式。

3.2 建议

体育用品产业市场行为是整个产业中单个企业市场行为的集中表现，从上述研究来看调整我国体育用品产业的产业政策势在必行。首先规制产业中的企业价格行为避免恶性竞争；其次从广告行为来说对企业进行按产值进行广告行为选择，对于产业中的兼并来说要实行鼓励的政策，尤其当前产业中企业众多，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的情况下更是这样。

本研究由于对于产业中的各个企业详细的财务情况掌握不够，这其中也涉及很多商业秘密，因此对于研究涉及到广告行为、兼并行为、卡特尔行为的分析与市场协调分析力度不够。后续研究在占有大量的研究资料的情况下，深入上述几个问题的研究肯定能得到不少的新的研究成果。此外在我国体育用品市场行为下会有什么样的体育用品产业市场绩效，目前还没有系统的研究文献，所以后续研究重点将放置于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市场绩效将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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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候树民,张艾丽.双星从名牌经营到经营名牌［N］.中国国门时报，2004-12-6.

垄断竞争市场篇5

内容摘要：垄断可分为自然垄断、行政垄断和市场垄断三种形式。自然垄断在于其天然的技术特征，可分为永久性自然垄断和暂时性自然垄断；行政垄断是通过行政干预而产生的，基于行业保护和地方政府保护的行政垄断是行使政治权力的结果，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是其主要形式；市场垄断是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结果，它可分为结构性市场垄断和行为性市场垄断。基于垄断的不同形式，对其规制应采取不同的方式。

关键词：自然垄断 行政垄断 市场垄断 规制方式

自然垄断的“自然性”

（一）自然垄断规制悖论

政府规制一般有三个理由：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和公共物品。现代自然垄断理论是奠定在成本弱增性的基础上的。由于由一家厂商提供整个行业的总产量比两家或两家以上厂商共同提供相同产量所发生的总成本更低，因此需要政府准入规制，以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利益。自然垄断厂商会依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利润最大化原则进行生产，导致只使用部分生产能力，产量不足，价格偏高。因此，又需要对自然垄断厂商进行价格、产量等规制。

然则，可维持性是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既然可维持，那么进入规制则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没有了进入规制，在潜在竞争的威胁下，自然垄断厂商不可能长期占据垄断地位，排斥竞争者，从而制定垄断高价，获取垄断利润。因此，价格规制的理由也不复存在。如果自然垄断竟然引起了竞争，那么它就意味着要么自然垄断没有充分发挥它的潜力，要么遭受竞争的业务并非属于自然垄断本身。引入竞争是为了发挥自然垄断厂商的潜力，或者是为了判断自然垄断的边界，即竞争可以消除垄断的X－非效率，或者把原本属非自然垄断的行业（业务）排除在自然垄断的界域之外。

（二）自然垄断边界的模糊性

现代自然垄断理论把自然垄断定义为成本函数的弱增性或劣加性。这种对自然垄断的理解增加了其与市场垄断区分的难度。企业的联合和兼并导致一个或几个企业独占或寡占某一市场也可能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而有其成本优势，具有成本函数的劣加性或弱增性。但并不能将其判定为自然垄断。而且，基于我国基本国情，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往往交织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区分开来。况且成本弱增性只是一个理论概念，在实践中判定某行业的自然垄断性质非常困难。

（三）自然垄断的要义

有许多学者认为，自然垄断是由于竞争自然而然形成的垄断，是通过厂商的价格和非价格竞争使处于劣势的厂商被击败并退出市场，潜在竞争者又因达不到市场现有的成本价格水平而无法进入所形成的。这种对自然垄断的“自然性”的理解，有助于把自然垄断与行政垄断区别开来。而且由于自然垄断的可维性特征使之与市场垄断也得到了区分。市场垄断不以可维持性为必要条件，但在垄断形成的原因上容易与自然垄断相混淆。

其实，市场垄断才是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结果，而自然垄断在于其天然的技术特征。它以供给者规模经济和消费者规模经济为必要条件，消费者规模经济是指增加一个消费者使网络中所有消费者福利增加的效应，也即消费者人数越多，单个消费者获得的效用越大。它与厂商生产的规模经济共同构成了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

因此，根据传统的自然垄断规制理论，政府基于自然垄断的规制边界应局限于同时满足厂商规模经济和消费者规模经济两个条件的产业或业务环节。所谓自然垄断的可维持性问题也不复存在，因为满足上述条件的特定产业的垄断是其最佳的组织形式。

行政垄断下的寻租

（一）行政垄断辨析

行政垄断通过行政干预而产生，基于行业保护和地方政府保护的行政垄断是行使政治权力的结果。行政垄断是正在处于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它由法律或政府行政权力直接产生，并不必需要市场竞争过程。行政垄断可分为结构性行政垄断和行为性行政垄断。前者系指市场主体利用政府供给的特权资源而造成的对市场垄断的状态，后者系指市场主体（也许并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为了谋求产业或区域市场的垄断地位而借助于行政权力对竞争的排斥和限制。它不仅造成社会福利损失，而且使腐败泛滥。

（二）行政垄断利益根源

行政垄断产生的根源很复杂，但根本的原因在于相关主体的利益驱动。运用供给――需求这一标准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可以得出行政垄断产生的经济根源。行政机关和企业或企业集团，都是自身财富的最大化者。行政机关应企业或企业集团的需求而供给行政权力使之受到特殊保护，免受其它厂商的竞争。这样企业或集团必须付出寻租成本，只要其收益大于寻租成本，就有寻租的动力，行政机关和企业或企业集团之间博弈的均衡点在后者的寻租成本等于收益点。因此，行政垄断产生于行政机关和企业或企业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他们之间是博弈关系。与市场垄断的“竞争过程的自然结果”也不同，行政垄断并非是争胜的结果，而是人为干预的结果。

在我国，不仅行政垄断行业由行政垄断来维持，而且所谓的自然垄断行业也由行政垄断来维持，结果是自然垄断的“可维持性”条件由行政垄断来满足，把已丧失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或业务仍然视为自然垄断，造成了“规制失灵”现象。

（三）《反垄断法》中的反行政垄断

在如何反行政垄断的问题上，学者们各持已见，有些学者建议通过法律手段，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光靠法律手段难以奏效，必须综合运用制度改革、法律控制、规制放松的各种手段，来解决行政垄断这一顽疾。尽管在反行政垄断的路径选择上存在争议，但完善反垄断法不可或缺。

行政垄断在我国是普遍存在的，反行政垄断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因此，《反垄断法》把反行政垄断单列一章。行政垄断广泛存在于我国的不同行业，但其强弱及危害程度因不同的行业所有区别。针对行政性垄断，总则作了原则规定，即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第五章对于制止行政性垄断以专章的地位和篇幅作了具体规定，明确了行政性垄断的种类和构成要件；在法律责任这一章也有专门的条文予以惩治。但《反垄断法》没有解决行政垄断的认定、测量和仲裁方式，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市场垄断的合理性

市场垄断可分为结构性市场垄断和行为性市场垄断，前者系指在竞争性市场中形成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市场主体在该市场（产业）中占支配地位的状态，是市场选择的更好的组织形式。后者系指为达到操纵市场的目的而进行的合谋或兼并等市场行为。对市场垄断的这种理解不仅有助于其与自然垄断的区别，也有助于与行政垄断的区别。

在崇尚自由竞争的经济理念里，垄断意味着低效。但现实经济生活中种种迹象表明，有许多情况下，市场垄断能创造出效率，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也对垄断与竞争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从现实经济过程看，垄断市场结构常常与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企业的高强度技术创新等效率效应相联系。当然，这里所说的市场垄断是就市场结构而非市场行为而言的，垄断行为由于通过制定垄断高价攫取垄断利润，丧失了提高效率动力和压力，而且使其它的竞争者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从而扭曲资源配置，造成资源配置低效。

可竞争理论表明，如果一个市场是可竞争的（市场进入的完全自由，没有特别的市场进出障碍），那么市场垄断厂商在潜在进入者的压力下，无法实施垄断行为，进行垄断定价。在任何的市场结构下的企业都会采取竞争行为，无法实施垄断，从而避免了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的损失。因此，垄断的市场结构并不必然地消灭竞争，并没排斥竞争机制的作用。相反，使竞争更加多样化，竞争规模和强度更大。

寡头竞争是竞争的高级形态，而不是对竞争的消灭。相反地，这种高级形态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说，取得了自由竞争所不及的效率。

根据Coase的观点，企业和市场的边界取决于内部交易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比较。对于垄断企业，能把大量的交易内部化，从而节约了成本，自然就提高了效率。因此，只要垄断的市场结构是在竞争中形成的，它就具有节约成本的优势和合理性。Demsetz认为，由于垄断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 能够进行大规模的投资以扩大生产规模和从事科学研究， 所以比一般企业生产效率高。

垄断与规制

自然垄断可分为永久性自然垄断和暂时性自然垄断。根据维斯库斯和弗农的理解，前者的长期平均成本随产出增加连续地下降。无论市场需求多大，单个企业都能以最小成本生产来满足需求；后者的长期成本在某一产量之前是下降的，之后则固定不变，当需求增长到一定的程度，自然垄断就变成竞争性市场。前者需要政府规制，后者则应通过引入竞争来解决效率问题，二者可用网络经济性来规定其边界。只有在网络经济的条件下，才存在永久性自然垄断，即单一网络与多网络并存相比更经济。自然垄断的形成不必经过竞争的途径，它与基于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市场垄断有本质区别。在实践中应对永久性自然垄断实行价格、数量和质量规制，而不应对其实行反垄断规制，因为永久性自然垄断有其垄断的合理性。对永久性自然垄断的市场准入规制比较复杂，有些学者认为由于物理网络的“沉淀性”和重复建设造成资源利用上的低效率，应该由政府对其进行准入规制。但如前文所述，基于永久性自然垄断的“天然”的技术特征及其“永久性”，市场法则就可以维持其垄断性，起到与政府准入规制同样的效果。

市场垄断中只有行为性市场垄断需要进行反垄断规制；对于行政垄断，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行业性的都要进行反垄断规制；对于自然垄断，则由于其天然的技术特征，无须进行反垄断规制。政府只须对永久性自然垄断的价格和产品、服务质量等进行必要的规制。

我国目前的垄断主要表现为行政垄断，而行政垄断往往披着自然垄断的外衣，为其合理性辩护。很多传统上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行业广泛存在着行政垄断现象。市场垄断现象在我国则很少，绝大多数企业的垄断不是在市场竞争中争胜的结果。因此，行政垄断才是造成垄断行业或企业低效的源泉，理应成为反垄断的重点对象。当然，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育，三种垄断形式的边界会发生变化，其影响的广泛性和深度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反垄断的重点也应随之转移。

结论

我国目前的垄断主要表现为行政垄断，行政垄断才是造成垄断行业或企业低效的根本原因。行政垄断不但成本高昂，而且会扭曲市场分配机制，导致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是造成社会分配领域不公平现象的主要原因，理应成为反垄断的重点对象。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都普遍存在着行政垄断现象。行政垄断对规制改革造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打破这些行业的行政垄断，是解决放松规制和引入竞争问题的关键。

从已经发生的规制改革实践上看，我国自然垄断行业发生了三种引入竞争的模式，即纵向分割、横向分割和引入产业外竞争。各种模式都有加强竞争的优点，但也有难以克服的缺点。因此，在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上，应有模式创新。根据产业的经济技术特征及外部环境状况，可以运用多种方式，实现放松规制、加强竞争、提高效率的目的。无论是实施纵向分割或是横向重组还是引入产业外竞争，其重心是打破行政垄断，从根本上解决效率问题。另外某些行业必须保持服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规制与竞争要保持必要的张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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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于良春，于华阳.自然垄断产业垄断的自然性探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4（11）

3.林仲豪.行政垄断规制失灵的博弈分析[J].改革与战略，2008（1）

垄断竞争市场篇6

关于规模经济和竞争活力关系探讨最著名的理论是有效竞争理论，但是，有效竞争理论本身是针对一般产业而提出的，而自然垄断产业具有特殊性，有效竞争并没有充分体现自然垄断所具有的特殊性。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在传统有效竞争理论基础上，结合现代自然垄断产业的特殊性，建立自然垄断产业的有效竞争模式。

一、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的两个层次

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应该是两个层次，具体如下：

(一)第一个层次：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分离

从整个自然垄断产业的角度来说，既有自然垄断性业务。又有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对于自然垄断性业务。政府应该只允许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维护规模经济；而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的规模经济不显著，可由多家企业进行竞争性经营。

在实际经济中，电力、铁路运输、煤气和自来水供应等从整体上都属于自然垄断产业，但并不等于这些产业的所有业务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自然垄断性业务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固定网络业务，但网络生产以外的环节显然不具有自然垄断性质。例如，供水产业主要有水生产、管道网络输送、供应等三大类基本业务，其中水生产和供应业务不具有成本弱增性，是非自然垄断业务。管道燃气产业的生产供应过程主要包括燃气生产、输送和供应三大类业务，与此相关的还包括管道燃气设备的供应、安装和维修等服务领域。管道燃气的生产不存在自然垄断性。它可由多家企业竞争性地生产。所以，管道燃气的生产可以与输送等环节相分离。管道燃气的供应或销售可以由多家公司竞争进行，也不具有自然垄断性。铁路运输产业主要包括路网经营和铁路运输及其相关业务。铁路运输是通过一定的铁路路网系统提供服务的，可由多家公司承担，运输业务并不具有自然垄断性，只有路网经营具有自然垄断性。电力行业的业务有发电、输电、配电和供电四大类。由电力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可知，输电和配电业务具有自然垄断性，发电和供电业务则可以竞争经营，属非自然垄断业务。

属于自然垄断性质的管道网络业务和非自然垄断业务密切相关。例如，水、管道燃气和电力的生产和供应都要通过管网才能实现销售收入。铁路运输必须依托铁轨。电信中的通信业务要依托于本地网。正因为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密切相关。所以，传统上将自然垄断与相关的非自然垄断业务都包括在自然垄断产业中。但是，将非自然垄断的部分与自然垄断部分集中在一起，一是容易产生交叉补贴行为。比如电信的网络使用费可以转移到电话机上来，这样对电话机的其他厂商来说，竞争的环境不公平：二是借助自然垄断业务的垄断性强行推销某些非自然垄断业务，损害消费者利益。因此，对同一产业的不同性质业务实行区别对待才能实现有效竞争。

(二)第二个层次：自然垄断业务的竞争性和非自然垄断业务的规模性

1．自然垄断业务的竞争性

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因为具有规模经济特性而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这种经济上的合理性表明，只有独家垄断才能维持较低的平均成本。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经济学界对自然垄断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首先，自然垄断规模经济特征的描述。基本上是在需求一定的情况下进行的总结。当对自然垄断经济特征的概括从规模经济发展到范围经济(与成本若增性有关)，尤其是发展到自然垄断企业的可维持性时，实际上已经把需求变化的因素考虑进来了。如果需求足够大，大到迫使单一厂商不得不在平均成本曲线上升，超过成本弱增的区间生产，非此就不能满足市场全部需求时。就应该允许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共同经营这一管道网络，并实行直接竞争。即使在成本弱增的范围内，为了打破垄断，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对于成本弱增程度较低的业务，也可以考虑由两家企业实行竞争性经营。

其次，替代技术的出现使管道网络业务之间出现竞争。例如在电信业，虽然有线电话网具有自然垄断性。但随着光缆技术的发展，利用卫星和无线电话技术，有线电视公司也能够提供传声和数据服务，这些都使电信产业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为新企业进入电信产业提供新的通信网络，比原有的电话通信网络质量更好、价格更低地向消费者提供通信服务创造条件。这样，将来的电信产业模式并不是唯一的通信网络，而是由电话网络、有线电视网络、卫星和微波系统等其他技术所组成的一个多面的互通网络。这对于其他管道网络来说也是一样的，尽管某一产业的管道网络本身是自然垄断的，但是，随着技术进步会产生相应的替代管道网络系统。也就存在了竞争性。这种存在替代竞争的产业被称为“结构性竞争产业”，如铁路、航空、公路等运输部门。

因此，对于某一管道网络的自然垄断环节，存在竞争条件或某些环节可以引入竞争，这些竞争因素可以对自然垄断业务的运营高产生约束机制，削弱其垄断力量。但是，作为某一产业的管道网络，其仍然存在强的自然垄断性。保证其规模经济效应应该是自然垄断业务最主要的任务。因此可见，对自然垄断业务来说，其是更倾向规模经济的有效竞争，所要实现的是将整个产业的规模经济与单个企业的竞争活力相协调的有效竞争。

2．非自然垄断业务的规模性

首先，电信、电力、铁路、天然气、自来水等自然垄断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部门，尽管我们将其中的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分离开来，但是非自然垄断业务必须通过网络型的自然垄断业务来实现，其与自然垄断业务具有很强的关联经济性。非自然垄断业务仍然具有基础产业的特征――资本密集型，企业规模经济比一般企业要高，因此，企业维持适度规模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

其次，非自然垄断环节产品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社会要求企业提供稳定、持续、可靠的产品供给，在不限制规模的情况下，由于对利润的追求易导致过度竞争。从而会引发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

第三，尽管非自然垄断业务已不具有自然垄断性，也只是说明其不适于由一个或较少的企业经营，但是作为一个经营非自然垄断业务的企业，其仍然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

因此，政府应要求这些企业必须达到最小经济规模的要求，以避免低水平的过度竞争现象。但是，由于许多经营非自然垄断业务的企业都是从原有的少数几个经营自然垄断业务的企业中分离出来的，在市场上具有较强的垄断性。要想打破其垄断就要求政府放松非自然垄断性业务市场的进入壁垒，允许多家新企业进入，以较充分地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由此可见，对于非自然垄断环节来说，其是更倾向竞争活力的

有效竞争，所要实现的是将单个企业的规模经济与市场的竞争活力相协调的有效竞争。

二、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的衡量标准

有效竞争格局在市场上是通过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表现出来的。人们也通过市场结构标准、市场行为标准、市场绩效标准来衡量与判断一个产业是否实现了有效竞争。我们将有效竞争理论与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的两个层次相结合，设计出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的标准。

(一)前提标准：自然垄断环节与非自然垄断环节分离，这是实现自然垄断产业有效竞争的基本前提和要求

(二)市场结构标准：自然垄断环节与非自然垄断环节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市场结构标准上，而在其他两个方面基本上一致

1，自然垄断环节标准

第一，市场集中度较高，一般只有一个运营商；当某个业务的需求量超过成本弱增范围时，可以允许两家或两家以上运营商共同经营这种业务，实力均衡。

第二，进入与退出壁垒较高。

第三，实现管道网络互连互通。

第四，产品差别化适当。

第五，运营商各自严格独立。

2，非自然垄断环节标准

第一，市场集中度较低，市场存在相当的买者和卖者，但达到最小经济规模的、符合最优进人数目，且没有任何单一企业处于绝对支配地位。

第二，企业进入与退出没有人为障碍，也没有政策上的不合理阻碍。

第三，产品差别化适当，并且产品的需求交叉弹性大。

第四，运营商各自严格独立。

(三)市场行为标准

第一，企业之间对于价格和产品没有共谋，而是竞争行为。

第二，企业不存在欺诈行为。

第三，对竞争者和消费者没有不公正的压制政策。

(四)市场绩效标准

市场绩效反应了在特定的市场结构和市场行为条件下市场运行的实际效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市场绩效也表示最终实现经济活动目标的程度。由此可见，绩效的衡量同经济活动的目标密不可分。产业和国民经济层次上的目标本身是多元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社会福利是最主要的，也是最具综合性的目标，包含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效率、公平、稳定和进步等多层次、多方位的内容，这就决定了对市场绩效的评价必然是多层次的、多方位的。

1．产业绩效标准

第一，有效竞争是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得到优化的竞争，集中体现在资源占用率、网络资源利用率、人均资源占有率等指标的提高和完善方面。

第二，有效竞争是自然垄断企业竞争实力彼此促进增长的竞争，集中体现为几家实力接近的企业相互展开融合的业务竞争，在竞争中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共同得到增长。

第三，有效竞争是创新频出、差异化经营的市场竞争，集中体现是新业务种类的快速增长、企业竞争策略的差异化、合作经营模式成为主流的竞争模式。

2．社会绩效标准

第一，有效竞争是消费者福利不断获得改善的竞争，集中表现是服务类型的扩大、服务质量的提高以及负担水平的下降。

第二，保障自然垄断产业内部的合理利益。一是保障厂商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厂商是市场经济制度演进的推动者。如果厂商的利益得不到制度保障，在得不偿失的条件下，他就会利用资本的重组机制压缩生产甚至退出竞争，这样生产规模的压缩意味着厂商的价格决定能力的加强，只有在厂商利益得到保障以后，消费者的就业才有保障，消费者剩余才能落到实处。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厂商合理的利润空间，把厂商利润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上。二是保障职工的合理利益。如基本的工资要求、生命安全要求等。

第三，不存在负的外部性。

垄断竞争市场篇7

现阶段，在市场经济法律系统中，竞争法律是非常重要的内容。联合国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全球中有超过80个国家制定了竞争法律。竞争是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全球大部分国家为了实现市场经济主体公平、开放、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采取法律手段进行市场维护。西方国家将反垄断法比作经济宪法，他们认为反垄断法能够规范市场竞争体系，实现市场竞争自由，抑制市场竞争不正当行为，反垄断法积极促进竞争秩序维护、社会经济发展。竞争法律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等重要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于1993年9月我国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制定出，但是现阶段《反垄断法》仍旧未能制定出台。为了实现我国市场经济主体公平、开放、自由竞争，我国需要一部《反垄断法》。

社会责任本位下反垄断法含义

本位是指事物的根本或者源头。法的本位是指法的根本或者源头，是一种价值判定。通常情况下，每一个法律部门都存在自身固有的社会责任本位，固有的社会责任本位是各个法律部门性质特征的体现。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经济资本不断集中、经济生产不断社会化，为了满足市场经济社会化的发展需求，解决市场经济化产生的日趋白热化的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应运而生。这就要求反垄断法要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以市场经济体系为重要前提，以社会经济利益为基础，作用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平衡，实现市场经济有条不紊的竞争。反垄断法对不正当商业经济垄断进行抑制，体现了反垄断法的社会价值，反垄断法通过维护市场经济总体架构与运行的秩序、效率、公平、正义，注重于从社会大环境的全面范围来调节、整顿市场经济中社会与经济个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对统治阶级的“国家利益”逾越，以社会整体利益为关注要点。社会责任本位是反垄断法固有的基本价值取向。

社会责任本位下反垄断法实施

1.构建反垄断执法体系

法律的实施离不开实施者的作用，反垄断法有效实施自然不可或缺执法体系。反垄断法的实施会对大规模的经济主体造成影响，同时也是对经济市场相关政府管理部门的考验。为了将这些关系做到良好的调整、配备，要求反垄断体系必须持有独特性和权威性。反垄断体系的这一特质即使反垄断法能够得到出台的必要条件，也是全球各个国家反垄断法体系通行的作法。

2.构建多元反垄断法实施体制

反垄断法的独特性和权威性得以依法确保后，为了实现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还需要配有多元反垄断法实施体制的支持。因此，应当结合反垄断法自身的特有特征、重要特征，需要按照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需求，构建出一套多元化健全的实施体制，包括法院体系的实施体制和行政体系的实施体制等。同时多元反垄断法实施体制不能够被分散、各自为政，相互之间应当保有紧密关联，相辅相成、和衷共济，旨在执行和适用反垄断法为侧重要点，以实现市场竞争的有序性。

3.实现社会经济利益共赢

反垄断法得以有效实施，还需要注重国家整体经济和社会个体利益，结合不同阶段的经济现状，对反垄断法的具体实施开展及时的政策调整，紧紧跟随国家经济发展脚步。同时，要依据科学有效原则，从市场竞争、社会效益等方面实施反垄断研究，判断反垄断法实施行为的有效与否，并且对“公平与效率”做到未雨绸缪，一方面实现市场经济有序竞争的有效维护，一方面积极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的发展。

结语

垄断竞争市场篇8

[关键词]移动通信业　价格竞争　垄断租金

一、问题提出

中国移动通信业价格竞争其实就是运营商之间一种降价策略的博弈，是在变化环境下彼此互动的结果，然后运营商又从结果反馈中再不断修正自己的一种策略，进而使行业价格竞争体现出阶段性演化的特点。中国移动通信行业经历了主寡头垄断、双寡头垄断和三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格局演变，与这种市场结构演进相对应的中国移动通信业的价格竞争则经历了无价格竞争、显性价格竞争、隐性价格竞争和后价格竞争等发展阶段。统计显示，从2001年到2006年，电信资费下降了62％，2007年实现了单向收费，移动通信资费下调了13％，2008年下调了11％，2009年也下降了13％左右。从生物学的视角来看，企业间的价格博弈行为的存在与发展是企业群体在外界环境作用下的自发行为和集体选择过程，所以它具备优胜劣汰、从低级到高级的进化规律，具有自组织、自适应和协同进化的内在动力机制。中国移动通信业的垄断格局并非市场竞争过程中的内生产物，而是在政府的行政垄断和行业自然垄断双重缠绕与交织中与我国移动通信行业的市场选择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共同发展的。由于中国移动通信业的垄断特性和行业特点，通过市场内生演化将很难完成有序的价格竞争机制。所以，中国移动通信行业的价格竞争演化是在政府行政性干预和市场选择相互作用与影响中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移动通信行的价格竞争具有不同于其他行业价格竞争的独特的特点。本文则从垄断租金的视角出发，探究垄断租金的变化是如何影响中国移动通信业价格竞争行为的，并着重分析其影响机理，以对于行业的去垄断化改革有所借鉴和启示。

二、垄断租金视角下我国移动通信业价格竞争的理论框架

我国移动通信行业的价格竞争是在中国移动通信行业环境变化中不断进行演化的，行业环境的变化决定着其价格竞争的性质、范围和进程。在无价格竞争阶段，中国移动通信业由于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双重垄断以及进入管制和价格管制的双重管制形成了主寡头垄断市场结构。西方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如果与该行业内现有厂商具有同样效率的外部厂商不能很容易地进入，现有厂商就会形成市场力量――在成本以上定价。”新古典经济学也认为：“个别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主要是由不同的市场结构所决定的。”中国移动通信业的主寡头垄断结构及其垄断势力使得企业积累了高额的垄断租金。为了塑造移动通信行业的有效竞争，政府采取了不对称管制政策，不对称管制作为一种触发机制拉开了我国移动通信业价格博弈的序幕，使移动通信业由无价格竞争进入到显性价格竞争阶段。在不对称管制的触发机制作用下，为了争夺更多的市场份额，中国联通采取了不断降价的策略，而中国移动则在价格管制范围内为了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也采取了跟随降价的策略。由于中国移动通信业中高额的垄断租金使得中国联通通过不断地降价而获得市场份额的迅速扩张过程中仍然能够取得递增的报酬，进而强化了中国联通进一步降价的动机。由于行业中积累的高额垄断租金使其转换成低价格成为可能，所以，移动通信行业在显性价格竞争阶段，价格竞争激烈，价格战频繁，这种高额的垄断租金不仅形成了移动通信行业价格竞争的基础和支撑，并促进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之间的进一步的价格竞争。

根据波斯纳提出的租金耗散理论，垄断利润越高，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就越高，价格竞争也就越激烈。在中国移动通信行业价格竞争的显性阶段中的高额垄断租金主要是由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导致的，这种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所导致的高额垄断租金在不对称资费制度安排下导致了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之间不断价格下降的路径依赖。诺斯指出：“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高额垄断租金为中国联通的降价行为提供了巨大的降价空间，而中国移动在管制约束下也紧紧跟随中国联通降价策略不断下调自己的价格，引发两者价格博弈往复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耗损着垄断租金，直至这种由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所产生的垄断租金不足以支撑他们持续的价格竞争为止。根据路径依赖理论，这种初始的降价选择强化了以后降价行为的刺激和惯性，因为沿着原有降价路径前进，比其他策略选择不仅方便，而且能够取得更大利益。

随着中国移动通信行业垄断程度的不断弱化，竞争性结构不断加强，这种高额垄断租金也不断地减少，即在垄断租金耗散机制的作用下，移动通信业由显性价格竞争阶段转变到了隐性价格竞争阶段。在隐性价格竞争和后价格竞争阶段，移动通信运营商只能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来获取新的垄断租金，即这种垄断租金是在市场竞争中获取的。根据经济租金理论，经济租金最终需要通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市场力量来得以实现。因此在移动通信业价格竞争的隐性阶段之后，市场竞争中获取的垄断租金是通过企业对熊彼特租金和李嘉图租金的追逐实现的，进而促使垄断租金对移动通信行业的价格竞争的影响也由直接转变为间接，即垄断租金是通过企业对熊彼特租金和李嘉图租金的追逐来对移动通信业的价格竞争起着正向调节的作用。

总结起来，本文观点可以概括为如下假说：我国移动通信行业起初积累的高额垄断租金在不对称管制的触发机制作用下促进了移动通信业价格博弈的形成。而这种降价博弈一经形成，它的既定方向又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了自我强化。但是，随着移动通信行业有效竞争程度的提高以及起初积累的高额垄断租金的耗散，运营商在随后的隐性价格和后价格竞争阶段中通过将熊彼特租金和李嘉图租金转化为新的市场力量所形成的垄断租金则对我国移动通信行业的价格竞争起着正向调节的作用，而且这种正向调整作用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也逐渐地不断弱化。

三、垄断租金视角下我国移动通信业价格竞争的经验证据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受管制的自然垄断产业中，企业利润主要不是来自成本节省而是来自凭借垄断势力提高价格的能力。根据胡鞍钢(2001)的估计中国垄断行业的垄断租金大的令人发指，约为1300亿元－2020亿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7％－2.7‰陈凯在《中美电信竞争力》一书中利用购买力平价对中美本地电话资费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其中通话费一项中国就是美国的2倍。即使考虑中美电信产业生产效率的差异，中国电信产业获取的超额利润也是惊人的。就中国移动通信业而言，

中国移动在1999年之前的主寡头垄断时期一直采取撇脂定价策略，形成了较高的超额垄断利润，这种超额的垄断利润为以后移动通信业的价格博弈提供了可能。陈卫华指出，按照国家标准，移动本地通话费每分钟0.4元，但随着移动业务之间的激烈的价格竞争，移动业务资费已经低于国家标准，但中国移动2003年上半年仍有20％以上的纯利润，中国联通2002年利润率也超过了10％，可见中国移动通信业的确积累了高额的垄断租金，促使我国移动服务价格资费水平下降仍有很大的降低空间。张伯伦认为如果市场集中度达到一个关键水平，就能够在寡占市场中发现垄断价格，而一项研究发现，当最大的两家厂商的联合市场份额达到25％－35％时，产业绩效就会从竞争向垄断演变。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1997到1999年的市场份额分别为96.2％、94.38％、88％和3.8％、5.7％、12％，因此在这样的主寡头垄断市场中必然存在很高的垄断价格。而且，一方面垄断者没有竞争的压力及其受回报率规制的成本加成的特性不会带来令人满意的成本和价格行为；另一方面由于价格结构扭曲，单价由相当随意的成本分摊一类的会计程序所决定，而与企业合理的商务活动联系甚少，故而此时中国移动通信业积累了高额的垄断租金，这些垄断租金使以后的价格下降成为可能。垄断租金的大小反映了垄断势力的高低，因此我们采用勒纳指数，即基于价格边际成本的差额来近似地反映企业垄断租金的大小，具体数值见表1。表1中RMP来自于汪贵浦、陈明亮对我国邮电通信业市场势力的估测，这里用该指标近似地表示我国移动通信业垄断租金的大小。采用E－views3.0软件将利用1999年到2004年RMP和我国移动通信业的价格资费水平的数据进行相关系数的计算，计算结果为-0.2034，这一数值说明我国移动通信业的垄断租金水平与行业的价格资费水平是呈相反方向变化的，这也从实证的角度支持了垄断租金促进了我国移动通信业价格资费水平下降的结论。

在中国移动通信业价格竞争的显性阶段(2000－2002年)，由于不对称管制的触发机制，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价格竞争。价格竞争的结果表现为中国联通的市场份额从2000年的22％上升到2001年的28.31％和2002年36.68％；而中国移动的市场份额则从2000年78％下降到2001年和2002年的71.69％和63.32％，而2003年两个公司的市场份额基本维持在2002年的水平，如表1所示。而价格竞争的激烈程度则表现在价格的大幅度下降，中国移动的价格从1999年的0.82元／分降到2002年0.56元／分；而中国联通的价格则从1999年0.83元／分降到2002年0.44元／分。那么，支撑该阶段的频繁价格博弈的内在原因何在呢?经验表明，由于此时的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并未饱和，因此提高生产能力的投资并不会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而给均衡价格带来下降的压力。虽然从主寡头垄断到双寡头垄断，市场竞争加剧，均衡价格下降，但这不是价格竞争激烈的原因而是价格竞争激烈的结果。根据伯川德竞争导致完全竞争均衡的一个重要假定是厂商生产同质产品，厂商若要在同质产品上竞争，只有竞相削价，从而导致针锋相对的价格战。处于显性价格竞争阶段的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具有明显的产品同质性，但是伯川德竞争还隐藏另一个假设，即企业竞争的对等性。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上，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之间的竞争是不对称的，表现为双方市场份额的巨大差异。平新乔基于移动公司1999年和2001年的相关数据的研究表明，中国移动在2年内移动资费的均衡值下降30％－40％，是大势所趋，从弹性分析看移动公司目前仍处于降价能增收的阶段上，就应当不惧怕适当降价，比如在一年内让通话的平均资费降15％。因此可以看出，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上的价格下降还具有巨大的空间，这种巨大的价格下降空间就来自于我国移动通信行业积累的高额垄断租金，所以可以说垄断租金促进了移动通信市场的阶格竞争。由于资费的不对称管制，降价的路径依赖作用反过来又强化了价格竞争，直到垄断租金耗散殆尽。

鉴于市场的不确定性与多变特征，降价不过是动态发现过程的现实反应和适应性调整行动，价格竞争作为一种重要的竞争形式，有助于竞争者之间通过争胜耗散超额垄断利润，增进消费者福利。因此，在中国移动通信业价格竞争的隐性阶段(2003－2007年)，由于垄断租金的耗散机制，要想获得超额利润或经济租金，运营商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以产品区别于他人，从伯川德价格竞争过渡到豪泰林产品差异竞争，从而推动中国移动通信业价格竞争从竞相削价进入到隐性价格阶段，即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展开了资费套餐的设计与竞争阶段。从表1中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的平均资费下降情况来看，这一阶段的价格下降幅度降低，特别是行业的整体平均资费在2004年以后变化不大，而且价格竞争的结果，即市场份额的变化并不明显，甚至中国移动的市场份额还稍微的有所上升，而中国联通的市场份额则稍微的有所下降。这说明，如果厂商提供的服务不完全相同，厂商就可以避免价格上的直接竞争。随着移动通信业去垄断化和有效竞争的提高，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了新的垄断租金，即不同于主寡头垄断阶段的垄断租金。Peterat(1993)认为，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不仅依赖于租金的保持更有赖于租金的创造，通过不断的创新为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李嘉图租金和熊彼特租金，而李嘉图租金和熊彼特租金必须被企业转为在市场上能击败竞争对手的市场力量，最终完成企业垄断租金的实现。因此，此时垄断租金的实现是通过对李嘉图租金和熊彼特租金的追逐而产生的，进而对我国移动通信业的价格竞争起着正向调节作用。

中国移动通信行业是一个需求不断成长的市场，从2000年到2007年，中国移动的用户数量从6652万个增加到38660万个，而中国联通则从1874万个增加到16249万个。2008年的上半年，中国移动用户数量达到4.15亿，而中国联通则为1.7亿。从用户数量的增长率来看，无论是中国移动还是中国联通虽然增长率有所下降，但都保持了2位数的高速增长，尤其是中国移动在2006年以后又开始高速增长，而中国联通在2007年开始了新―轮的高速增长。这说明随着中国移动通信业平均资费的不断下降，移动通信业的价格弹性逐渐变大，移动通信需求弹性是呈上升趋势的，特别是2001年以后，弹性都大于2。由表示垄断力量的勒纳指数(P－MC)／p=1／ε可知，可将其转换成P－MC=P／ε。如果用P－MC表示行业的垄断租金的大小，则行业的垄断租金的变化取决于行业的价格P和行业的价格弹性ε。从表1中移动通信行业的平均资费变化情况而言，从2000年到2002年，移动资费价格大幅度下降耗费掉了先前积累的高额垄断租金，而在随后的隐性价格竞争阶段，随着有效竞争程度的上升和价格弹性的上升，我国移动通信业的垄断

租金空间逐渐减少，因此垄断租金对移动通信业的价格竞争程度的影响力减弱。在市场竞争中，这种垄断租金的获得只能通过不断的对熊彼特租金和李嘉图租金的转化形成，进而对移动通信业的价格竞争发挥着正向调节作用。

在中国移动通信业的后价格竞争阶段(2008－)，由于政府对移动通信业进一步的重组，这种驱动机制进一步促进了中国移动通信业有效竞争的格局及其序竞争机制的形成。在中国移动通信业的后价格竞争阶段，市场结构由双寡头垄断转变成三寡头垄断，平新乔的模拟研究认为随着厂商数目的增加均衡价格水平降低，但是变化并不明显，而且如果厂商之间存在共谋的话，则价格还会上升。另一方面，从抵制价格下降的势头着眼，当市场上有三个主体运营商时，公司的明智选择应是提供与对手不一样的电信服务，因此，我国移动通信市场会进一步延续隐性价格竞争阶段的差异化竞争。厂商数目的增加，市场竞争加剧，但对异质情况下的均衡价格的影响要小于对同质产品情况下的均衡价格的影响。这与我们看到的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价格竞争演化实际情况是相符的。芝加哥学派认为市场存在一种自然“生存法则”，对企业行为进行收敛。随着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竞争越来越充分，非价格竞争成为生存法则的主要形式，价格竞争不再是竞争的首要选择。竞争越充分，垄断力量的寻求也困难。这样垄断租金的取得只能通过熊彼特租金和李嘉图租金的转化形成，所以在中国移动通信行业的后价格竞争阶段，垄断租金通过对熊彼特租金和李嘉图租金的追逐对市场上的价格竞争起着正向调节作用，但这种调节作用要远弱于中国移动通信行业的隐性价格竞争阶段。

四、结论

中国移动通信业的价格竞争处于一种动态的阶段性演进过程之中，垄断租金的存在对行业的价格竞争有着重要的影响，但在不同的价格竞争阶段对行业的价格竞争行为的影响不同。我国移动通信业垄断租金的存在对显性价格竞争阶段的价格竞争具有促进作用；随着行业有效竞争程度的提高以及起初积累的高额垄断租金的耗散，运营商在随后的隐性价格和后价格竞争阶段中通过将熊彼特租金和李嘉图租金转化为新的市场力量所形成的垄断租金则对行业的价格竞争起着正向调节的作用，而且这种正向调整作用随着竞争程度的提高不断弱化。本文分析表明：一个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对行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因此得出的一个可供借鉴的政策含义在于：要继续深化和完善我国电信业的竞争机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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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ereraf,Margaret A.and Jay B.Barney.Unraveling theResource-based Tangle[J].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2003(24)

垄断竞争市场篇9

一、各国的反垄断法与我国反垄断立法

针对日益严重的垄断行为，各国采取的规制措施主要包括各国国内《反垄断法》的规定,各国间双边条约或区域性的统一规范(如欧盟)的规定,以及各种国际组织关于反垄断政策方面的协调与非强制的示范性规定。

在西方发达国家，反垄断法主要规制经济垄断行为。其中,企业合并控制制度在各国反垄断法中都有专门规定。反垄断法在欧盟称为竞争法。《欧盟竞争法》不只是指1992年各成员国为成立欧洲联盟签署的欧盟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还包括早在1951年签订的《罗马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中的竞争法规范。《欧盟竞争法》的反垄断原则集中体现在《罗马条约》的第3条、第85条和第86条，这些条款类似于《谢尔曼法》的第1条和第2条。但是，它们在内容上列举了禁止性的事项以及处理跨国性问题上，比美国的《谢尔曼法》跨前了一步。而美国的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是合理原则,即根据具体行为的特定事实及实际效果来判定其是否违法。这一原则在美国的企业合并控制理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美国的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判断企业合并是否构成垄断时,采取反垄断法与判例相结合的制度,并以“效率”作为判断企业垄断与否的惟一标准。德国和西欧的一些其他国家也有类似规定。

在亚洲，日本的反垄断法律称为《禁止垄断法》，它明显地借鉴了美国反托拉斯法和欧盟的竞争法，并充分结合了自身的贸易活动特点。日本和韩国的反垄断法中关于禁止不公平交易行为的规定，有三个特点：一是在行为的表现上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有重合之处，如不正当地拒绝交易，不正当地差别待遇、不正当地搭售或者附加限制性条件等；二是对行为人的主体规模要求不高，即行为人有优越于交易对方的地位；三是在性质上是妨碍公平竞争的不公平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例如，日本《禁止垄断法》第2条第7款规定,垄断状态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企业市场占有量过大, 即企业在全国市场的年产品销售量超过规定的比例; 第二, 给其他企业进入该市场带来明显的困难; 第三, 给市场造成其他不利。这一规定值得我国借鉴。

综观各国的反垄断法，其立法宗旨就是要维护正当公平的竞争。这是反垄断法最重要的精神。例如，在处理反垄断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上，垄断法没有指责知识产权的市场支配力违反垄断法，也不认为知识产权是一种“合法”的垄断，更不是反垄断法的例外，而是认为只有当公司通过非法、不适当或者掠夺性的方法获得、维持或者扩张其垄断地位，或者它企图或共谋实施或企图实施垄断，才可依据法律的规定承担责任。

在我国，虽然已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一些反市场竞争行为予以限制，但对这种行为没有规定相应的法律责任。虽然，有的地方立法机关在地方法规中增加了对经营者搭售商品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的行为法律责任的规定，但是根据立法法中关于地方法规立法权限的有关规定，地方法规对上位法中没有规定法律责任的行为，规定法律责任其合法性是受到质疑的。因此，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搭售或附加不合理条件的行为只能通过行政指导进行规范，难以立案处罚。因此需要制定、完善相关法律。我国反垄断法草案关于垄断行为的实体规定主要有四块：一是禁止垄断协议；二是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是控制经营者集中；四是禁止滥用行政权利排除、限制竞争。大型零售商滥用优势地位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可以归类到反垄断法草案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

二、我国在WTO体制框架下的反垄断法的立法与实施

我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作为WTO的成员国,近年来随着逐步地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遭受到的国际性的垄断侵害日益增多。经济全球化使得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关系愈加密切,限制性竞争行为乃至垄断行为对一国的进出口贸易的正常进行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如何协调是各国国内和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在WTO框架下，我国的规范垄断行为的法律,在体系构建上必须充分遵循WTO贸易与竞争政策所遵循的原则。比如，WTO基本原则尤其是透明度原则,要求WTO各成员的国内法律制度必须是透明的,具有可预见性和相对的稳定性。因此，要对经营者集中的申报制度以及反垄断调查程序作出详尽的规定,以提高程序的可操作性和行政执法过程的透明度。可以相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WTO各成员对相互之间贸易政策法规执行的透明度要求会越来越高,进而为正常的贸易关系提供可靠的保障。透明度原则也必然会成为WTO贸易与竞争政策所遵循的原则之一,而《反垄断法》的制定正是顺应了这一原则的要求,从而打破我国立法中历来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

其次，作为WTO的成员,其国内立法在考虑本国国情的同时,还应兼顾WTO竞争政策及其他成员国内竞争法的传统。WTO规制的竞争行为的角度出发,各国传统的《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规制经济垄断,主要也是控制市场主体的经营行为。因此,虽然我国应该对泛滥的行政垄断行为予以立法规制, 但由于我国的行政垄断与《反垄断法》中规制的经济垄断在成因、规制手段和责任承担方式等方面有明显差异，鉴于立法技术上的困难和执行中的混乱,参考国际传统做法,在《反垄断法》中规制经济垄断,另外通过行政立法规制行政垄断是与WTO贸易与竞争政策调整范围保持一致的一种选择。

再次， WTO贸易与竞争政策的执行必须有各国国内顺利且有效地执行作为保障。而绝大多数有《反垄断法》的国家均规定了专门的反垄断主管机关对反垄断行为进行规制。我国《反垄断法草案(送审稿)》对于反垄断主管机关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规定,即国务院商务主管部门。虽然对此目前仍有争议,但一个独立和权威的机构对于跨国间的反垄断调查和执行来说至关重要。它对于WTO框架下的多边合作以及未来WTO贸易与竞争政策的执行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此外，在日益成为热点的知识产权问题上，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在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同时，也重视并且制止知识产权滥用行为。WTO该就阻碍技术转让与传播的反竞争行为规定：要采取适当措施制止和控制知识产权许可中的权利滥用。可见，知识产权滥用已经成为限制公平竞争、扭曲正常贸易的行为，而知识产权许可是可能导致知识产权滥用的一种重要方式。虽然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包括申请、审查、授权等程序和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已经比较完善，但对知识产权滥用原则的建立是一个正在不断探索和逐步完善的领域。禁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对于制止不正当竞争、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结合世界反垄断法立法和司法实践，对知识产权保护和垄断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总结我国反垄断法立法和规制知识产权滥用行为的相关经验。

三、WTO基本原则对我国反垄断法的启示及政策建议

WTO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影响,使得我国反垄断立法更加注重国际层面角度的法律规制,在保护本国利益的同时遵循WTO框架下的基本原则,保持同WTO贸易与竞争政策的一致性。而WTO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制定会更多的考虑各国间的不同情况,平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使得其政策在最大限度内发挥作用,真正维护国际间的公平竞争,遏制全球范围的垄断行为。而遵循WTO的基本原则（如公平竞争原则）给我国反垄断法在立法和执法方面的启示如下：

首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健康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是反垄断立法的初衷。一国市场竞争政策的直接目标是扫除限制市场竞争的各种经济势力和行政权力滥用,重点在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因此，有必要强调保护市场有效竞争的重大意义,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制度下,不受限制的竞争必然会导致垄断,垄断则会窒息和扼杀竞争。竞争是反垄断法的核心价值,是反垄断法所要缔造和维护的健康市场秩序的集中概括。我国在制定反垄断法过程中,必须注意相关的经济主体行为应该建立在以反垄断法为主体的竞争制度基础框架下

其次，当前我国的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已经和正在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可是对于外国企业在中国利用知识产权和技术优势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中国在反垄断法之前还没有一部比较完整的对许可中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因此限制反不正当竞争、规制知识产权滥用对于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反垄断立法是一项涉及经济、贸易、技术等领域的综合性工作，需要全社会和各个方面专家的共同努力，形成反垄断的法律体系。因此作为整体安排，《反垄断法》需要确定的是制止知识产权滥用的适用和原则。同时，在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的贯彻方面，应该强调的是，需要提高企业熟练运用知识产权并在市场经济中取得主动的态势的能力，而不仅仅把执法问题看成是政府和法院的事情。这也是我国知识产权领域需要立法规制滥用知识产权的真正意义。此外，在知识产权的实施过程中,旨在促进技术创新的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会造成技术垄断与市场垄断。因此，在我国如何规制知识产权许可中的限制竞争问题应该尽早提上议事日程。

再次，在对相关反垄断法案例的经济分析过程中, 尤其需要注意市场的动态性。对于静态的市场,滥用行为往往具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应该进行严格的反垄断规制;对于动态的市场,情况可能发生根本变化。比如在动态市场中,假设新企业沉没成本和转换成本极小,当企业实施掠夺性定价后再次提价时,新企业又可重回该行业。新企业为了避免掠夺期的损失,只要有必要,它可以进出该行业若干次。因此在这样的市场中,产业增长速度非常快,技术变迁快,掠夺性定价几乎永远不可能成功,主导企业的滥用行为往往是企业有效率发展的条件,因此应该营造相对较为宽松的执法环境。

参考文献

[1]安文靖，孙伟，李娜：WTO贸易与竞争政策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影响。《经济论坛》2006年18期

[2]王先林: 《若干国家和地区对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控制》,载《武汉大学学报》2003 年第2期

垄断竞争市场篇10

关键词：反垄断法；垄断协议；国际规制

新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1日起施行。从有关反行政垄断专章在草案中的“几起几落”，到反垄断法草案受困于部门利益的争执不下，再到相关部门的反垄断执法权之争，反垄断法草案的每一次变动都牵动着无数敏感的神经：国内垄断企业关注它，因为这将有可能动摇他们根深蒂固的“自然垄断”地位，外资机构关注它，因为他们担忧对外资并构的安全审查和反垄断审查是否会成为资本与技术进入中国的法律屏障，中小企业关注它，因为透过原则性的规定，他们多多少少看到了消除行业壁垒的希望，消费者更关注它，因为它带来的市场竞争格局的改变将让他们有可能分享市场经济的福利。

一、我国反垄断法出台的背景

从目前来看，中国经济存在着三大问题，导致迫切需要制定反垄断法。首先，一些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价格、掠夺性定价、强制交易、搭售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或者相互之间达成价格联盟、划分市场、限制产量等各种形式的垄断协议，直接危害市场竞争，损害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妨碍全国统一、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的建立。此外，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其次，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剧，国内国际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企业间的合并、重组日趋活跃，国内有的地区和行业中，垄断的苗头也已开始出现；再次，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需要通过建立并实施较为完善的反垄断法律制度给予市场经营者以公开、透明并可预期的行为准则，规范市场经济秩序。

二、反垄断法的主要内容

该法案共8章57条，除总则和附则外，分别对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经营者集中、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反垄断机构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作了规定。

总则体现了立法宗旨和指导思想，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一是我国制定和实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完善宏观调控，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二是经营者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自愿联合，依法实施集中，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市场竞争力，但是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竞争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三是对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以及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行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的利益，促进技术进步。这些行业竞争者应该严格地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专营专卖的地位来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这是体现我们反垄断法精神的一些规定。

而分则则对禁止垄断协议、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制经营者集中、禁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和限制竞争、反垄断机构以及法律责任等内容作了规定。

第一，关于适用范围。确定了该法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团体、行业协会等组织实施的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但对农业生产者及其专业经济组织作了特殊考虑，《反垄断法》第56条规定：“农业生产者及其专业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不严重限制竞争的合作、联合或者其他协同行为，不适用该法。”

第二，在反垄断法规制的垄断行为方面，该法规制的垄断行为主要包括：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可能产生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并对三类垄断行为分别作了专章规定。（1）关于禁止垄断协议。所谓垄断协议，指经营者之间达成的旨在排除、限制竞争或者实际上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协议、决定或者其他协同一致的行为。垄断协议对竞争具有直接的危害，一方面明确规定禁止各种垄断协议；另一方面，考虑我国经济还处于转型过程中，市场发育不成熟，反垄断实践经验也不够充分，立法在原则禁止垄断协议的同时规定了七项豁免制度，即对经营者达成的某些具有限制竞争效果的协议（串通投标的行为除外），如果经营者能够证明是为了实现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或者提高中小经营者经营效率、增强中小经营者竞争力等目的，同时不会严重限制相关市场的竞争，并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则不予禁止。（2）关于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市场支配地位，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3）关于规制经营者集中。经营者集中，指经营者合并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等情形。经营者集中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提高经营者的竞争能力，但它又可能直接产生或者加强市场支配地位，对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根据我国实际，借鉴大多数国家实施反垄断法的经验，法律对经营者集中实行事先强制申报制度，明确了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同时明确了反垄断执法机构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判断标准。

第三，关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问题。考虑到目前行政该法对禁止行政性限制竞争专设一章分别对实践中较为典型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作了规定，该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限定或者变相限定单位或者个人经营、购买、使用其指定的经营者提供的商品。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实施下列行为，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的自由流通：对外地商品设定歧视性收费项目、实行歧视性收费标准，或者规定歧视性价格；对外地商品规定与本地同类商品不同的技术要求、检验标准，或者对外地商品采取重复检验、重复认证等歧视性技术措施，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采取专门针对外地商品的行政许可，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设置关卡或者采取其他手段，阻碍外地商品进入或者本地商品运出；妨碍商品在地区之间自由流通的其他行为。

第四，关于反垄断机构。关于反垄断机构的内容作了两方面的规定：一是明确了反垄断机构主要承担的职责及工作程序；二是规定设立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组织领导反垄断工作；就国家反垄断政策进行研究，向国务院提出建议；决定重大反垄断案件；协调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工作等。

第五，关于滥用知识产权行为的适用。保护知识产权是各国及世贸组织的通行原则，但知识产权也存在权利行使不正当的问题。为此，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也要限制滥用知识产权。世界各国反垄断法一般将正当行使知识产权行为作为反垄断法适用的除外对象。但如果权利人在行使知识产权的过程中，超出法律规定的范围，滥用权利限制竞争的，也要受到反垄断法的规制。这样处理，既与国际通行作法相一致，也有利于遏制一些国家的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垄断我国市场的行为。

三、我国反垄断法的作用

首先，制定反垄断法是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需要。美国在1890年就已经颁布了谢尔曼法。德国于1957年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1958年生效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第85条至第90条规定了欧共体的竞争规则。目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所有成员国都颁布了反垄断法。据统计，目前世界上颁布了反垄断法的国家约80多个。随着国内市场进一步对外开放，大量外国企业和外国商品进入我国的市场，与国内的企业展开激烈的竞争，特别是那些掌握着高科技和有着资金优势的跨国公司通过并购手段在我国取得市场支配地位，进而滥用市场势力，限制竞争，甚至危害我国经济安全。因此，迫切需要制定反垄断法。

其次，制定反垄断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公平竞争的需要。当前经济生活中垄断现象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济意义上的市场垄断行为，如订立协议固定价格、限制产量、划分市场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二是实行国家管制或带有自然垄断特点的领域和行业利用行政权力并通过市场方式形成垄断。②此外，地区封锁或保护现象也很严重。垄断行为会压抑经济发展的活力，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抑制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形成公平竞争、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运行机制。

再次，反垄断法是促进企业尽快形成规模经济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当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一些企业未形成规模经济与一些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垄断市场的现象。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除了实施大公司大集团发展战略，发展规模经济，尽快提高竞争力外，就是通过制定反垄断法，促进和保障各类企业在公平竞争中发展壮大，同时防止企业形成较大规模后产生垄断窒息竞争，进而促进优胜劣汰机制的形成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并为之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以上我们不难看出，随着反垄断法和相应配套细则的颁布和实施，以《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为主干的我国市场竞争规则将基本形成，我国的市场竞争规则将主要由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控制和对垄断行为的控制来体现。这不仅有利于在我国建立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推进企业和社会创新，也有利于提高我国资源配置效率和企业生产效率，提高消费者的社会福利，极大地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最终提升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也正因如此，反垄断法被许多学者、媒体、乃至参与表决的人大常委喻为“经济宪法”。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参考文献：

[1]孔祥俊.反不正当竞争法的适用与完善[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50-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