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范文10篇

垄断范文篇1

（一）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进程。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的统一、全面开发为基本前提，然而，行政垄断凭借行政强制力，以某一地区或某一部门的区域利益为出发点，分割市场，垄断经营，形成横向的地区经济封锁和纵向的部门垄断，直接阻碍和破坏全国性统一和开放市场的形成，造成社会各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从根本上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持续发展，以改善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

（二）阻碍公平竞争秩序的形成。行政垄断以行政权为后盾，在现今行政权日益膨胀，其影响无孔不入的当今社会，实施行政垄断的部门，行业无疑占有了先天的优势，再通过地区性歧视待遇和部门性差别待遇等行政手段，直接阻碍企业之间，公民之间的自由和公平的竞争，与市场经济的竞争精神相悖，从而在一定的商品服务等交易领域限制甚至排除竞争，对公平竞争秩序造成了破坏性的恶劣影响。正如学者陈志成所说：“行政垄断是一种‘圈地式’的，排他性的特殊经营，在其垄断领域实施了市场禁入，通过种种排他性控制，阻止竞争对于（含潜在对手）的进入，妨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①

（三）滋生腐败，败坏社会风气。行政垄断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一定部门或一定地区的利益，它实施的负面影响之一便在于限制或排除竞争，扶植企业的依赖性，使企业不再把精力放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以提高生产效率或服务质量以进行正当、合法的竞争，而是将大量的时间、精力、费用用于游说和行贿，以一定的代价希冀得到行政主体的庇护和倾向性的政策，维护本企业在低水平下发展，这就必然产生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既损害了行政主体应有的权威性和廉政形象，也使社会上群起效仿，败坏良好的社会风气。

（四）行政垄断严重侵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行政垄断的典型表现为：凭借行政强制力，人为控制产品生产和供给数量，固定相应的服务供应商，制造有利于自己“卖方市场”状态，维持大大高于竞争性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垄断性价格，攫取超额垄断利润，衍生一定的“特权阶层”。以损害“全社会”绝大部分人的利益来维持少数人的“特利”。凭借强制性的成本转移和不公平的价格损害公众消费者利益。此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知情权，选择性和平等交易权，但在行政垄断面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被限定，丧失了自由选择商品和服务的权利，个人消费自由被剥夺，人们往往迫于形势只能选择“唯一”的“选择”，这侵害了公众的人身权益。德国学者路德维希·艾哈德认为“消费者的自由……是任何人不约侵犯的基本权利”。侵犯了这种自由，“应当算是一种反社会的暴行”。②

（五）行政垄断加剧了社会不公，与社会主义的本质相违背。社会主义不是同时富裕，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的收入差距允许存在，但这要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凭借个人能力、学识及作出的贡献而体现的个人价值的差距，而不是凭借行政强制力所形成的行政垄断使有关部门和个人在非公平竞争的条件下获得高收入，高利润。在2001年人代会期间，朱镕基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还存在较严重的垄断问题，还形象地用“银行加‘证（券）保险’，两电（电信、电力）加烟草，石油加石化，扫地的拿得不少”这句顺口溜说明了我国存在的行政垄断所造成的高利润、高收入行业（部门）。③行政垄断实施的主体借助行政权力对资源进行瓜分和占有，剥夺广大消费者利益而获得高额利润，从而实现本行业、本部门、本地区的利益及其成员达致利益最大化。（六）行政垄断导致低效率，阻碍经济发展。“与秩序、正义和自由一样，效率也是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美德。一个良好的社会必须是有秩序的社会，自由的社会、公正的社会，也必须是高效率的社会”。“既然效率是社会的美德，是社会发展基本价值目标，那么，法律对于人们的重要意义之一，应当是以其特有的权威性的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实现效率的极大化”。④行政垄断实施者往往以为了提高本地区，本部门的经济效率为借口实施其行为，但实质上，行政垄断不仅会浪费资源，导致经济福利的减损，同时也使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形成，造成经济效率的低下。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西方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理论认为：如果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过程予以分配，那么就会导致人为的资源短缺，并诱发人们寻求这些短缺资源的活动，这种活动对社会的损害往往大于租金获得者的收益。行政垄断对经济效率的损害，还表现在行政垄断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发展。发展规模经济对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促进科技进步与创新，提高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却由于地区封锁、部门分割等行政垄断行为阻碍了我国规模经济的发展。首先，行政垄断使企业免受竞争的压力，不但产品市场配置低效率，而且还产生了另外一种类型的低效率，即免受竞争压力的厂商明显存在超额的单位生产成本，即经济学上所称为“X效率”。使企业难以通过自身积累实现规模经营。但国外的X效率常产生于规模较大的企业，而中国企业的规模普遍不大，却由于有行政垄断的存在，垄断地区、部门缺乏竞争，因而根本就没有竞争压力，没有创新的动力与热情。其次，行政垄断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局限于狭隘的市场范围，企业缺少规模经营所需的外部条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范围和市场容易限制劳动分工和企业规模大小，只有当对某种产品的需求随市场范围的扩大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实际出现，大规模生产经营才有实际存在的经济意义。简言之，规模经济的成长需要以较大的市场范围和市场容量为前提条件。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全国市场统一起来，那么我国国内市场的范围是广阔的，市场容量也非常巨大，完全可以形成规模经济。然而，由于行政垄断的分割和封锁使全国形成了若干互相隔离的小市场，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只能局限于本地区、本部门狭隘的市场范围内，无法吸引到规模经济所需的巨额资金，原材料和能源，更谈不上“跨界”流通，销售和企业扩张。

注释

①陈志成，《行政垄断的多维解读》，《中国行政管理》，2002年第3期，第22－24页。

②[德]，路德维希艾哈德，《来自竞争的繁荣》，视世康、穆家骥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6页。

垄断范文篇2

尽管早在1993年制定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就已经对行政垄断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并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但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尚没有对行政垄断做出明确和权威的界定。目前学界对于行政垄断的概念争议也颇多，概括起来大体有如下几点：

一是“行为说”，即行政垄断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为使某些企业得以处于垄断地位和限制竞争，而滥用行政权力干涉、限制或者排除其他企业合法竞争的行为。1二是“状态说”，该说认为行政垄断是具有行政属性的垄断行为，它是指由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2三是“状态行为说”，即行政垄断是指凭借着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虽然在定义上学界还存在着争论，但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垄断是与经济垄断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由法律或政府行政权力直接产生，或者因行政权力的滥用而产生的，并受到行政权力支持和保护。它具有如下特征：

1、行政垄断是一种政府行为。经济垄断是凭借企业自身的经济实力形成的，而行政垄断则是凭借着政府的行政权力产生的。如果没有政府行政权力的介入，就不可能出现行政垄断的后果。

2、行政垄断是一种地方政府或国家经济管理部门的行为，而不是中央政府的行为。行政垄断和国家垄断虽然都是由政府的行政行为引起的，但二者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

3、行政垄断具有强制性。行政垄断，是一种滥用行政权力，来限制、排斥或妨碍市场竞争的行为，是由来自市场之外，与市场运行机制和构成要素没有直接联系的、行政性强制力量引起的市场垄断。

综上，笔者认为行政垄断是指国家各级行政机关(国务院除外)和国家经济主管部门凭借其经济管理权力，对经济性合作进行排它性的控制、排斥和限制竞争的非国家意志的非法行为。

二、行政垄断的危害

1、行政垄断人为地割裂了国内统一大市场局面的形成，破坏了我国市场竞争机制的健康发展。行政垄断严重侵犯了经营者的竞争权，也从根本上否定了竞争是推动市场经济繁荣的原动力。事实上，只有切实保障了经营者的竞争权才能推动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而行政垄断恰恰侵犯了竞争者的这一权利。这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背道而驰，对发展国家经济，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极为不利

2、行政垄断侵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剥夺了消费者以更小的代价获得更好的产品或服务的权利。在行政垄断的庇护下，相关市场主体往往滥用其优势地位实施垄断价格，低水准服务，但却往往能够攫取高额的垄断利润。这不仅严重所害了消费者的权利，也不利于我国企业的发展和壮大，更难以应对入世后诸多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将会带来的激烈竞争。

3、行政垄断不利于政府公信力的增强，同时也滋生了腐败现象。所谓行政垄断是一种行政权力与经济权利相结合的垄断，是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只要权力的监督存在漏洞，腐败就会与行政垄断攀上关系，寻租现象是权力腐败的一种常见形式。4

在我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的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对经济干预频繁，虽然说政府干预并不必然导致寻租，但政府干预却是寻租活动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只有当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具有较强的合法干预管制权力时，市场自发调节能力才会相对较弱。政府权力，便自然成为“稀缺性资源”，出于对这种“稀缺性资源”所能够带来的特定行业或部门的效益渴望，“租金给付”便成为必然趋势。这种现象的存在，不利于政府公信力

的增强，破坏了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形象，打击了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久发展。

三、行政垄断的规制

1、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

对于行政垄断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界定，但行政权力介入市场无疑是其本质的特征。行政垄断的根源就在于政企不分，一些企业既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逐利，同时又具有行政管理职能，在经营上实行行业垄断和市场限制，这是十分不合理的。

因此，破除行政垄断，必须对国有垄断行业的经营主体实行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离。按照国际惯例，对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产权制度改革，创新制度，组建形成数家竞争性公司。实现出资主体多元化，构建起公司化、集团化的现代股份企业，并按照分步、渐进的原则，逐步实行国有股减持和国退民进，使这此企业真正与政府彻底分离，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不再享受行政的庇护与影响。

2、加快相关立法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各级政府逐渐认识到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也认识到防止垄断、鼓励竞争的重要性。但是从我国目前禁止行政垄断立法的状况看，仍存在如下不足：

其一，立法形式散乱。我国至今没有一部完整的反行政垄断国家立法，甚至综合性的反垄断法也尚未出台。现有的一些反行政垄断规定大多散见于众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依据作指导，往往表现出中央与地方或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规定不一致，甚至会出现相互间冲突的现象，没有一个有机联系的反行政垄断法律体系。其二，立法内容不完备。我国现有的反行政垄断立法大多采取列举规定的形式，由于无法穷尽行政垄断的全部，给行政垄断行为的认定带来了不确定性，这也使得一些行政垄断行为游离于现有法律规范之外。这样的列举式的规定显然不能囊括形式多样的行政垄断行为，往往在实践中还需作适用性的解释。其三，没有规定有效的法律制裁措施。我国现有的反行政垄断立法绝大多数只是禁止性规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往往规定“不得……”、“不得……”。这样的禁止性规定没有规定物质上或精神上的处罚，甚至对直接责任人员也只是规定由行政机关内部决定做出的行政处分，严重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

对此，我们呼吁《反垄断法》的早日出台，对相关行政垄断行为进行明确的规定，明确禁止政府及其附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和限制经营者的市场准入的行为，鼓励市场竞争，建立健康完善的竞争机制，从而切实保障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特别是要加强对行政垄断行为相关责任单位和个人法律责任的追究，一旦发现，严惩不贷。

3、加强行政垄断的司法审查

这是对行政垄断的司法救济途径。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是指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予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

如立法审查一样，世界各国也都普遍确立了这一制度，只是在具体行使司法审查权的机关、审查范围、审查依据等方而各具特色。我国宜在行政诉讼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由反行政垄断法规定可起诉的造成垄断的行政行为类型，并为行政管理相对人设置反行政垄断救济的具体程序，真正通过司法途径实现法律救济，并通过此手段达到控权的目的。

4、针对行政垄断，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

首先是权力机关的监督，对于行政机关的不利于竞争机制发展的行为，相应权力机关必须给与坚决地撤销。在这一点上，我国宪法已经明确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工作的重大事项；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本级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不适当的决议；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宪法的这些规定明确了权力机关的监督主体地位和监督方式，对于行政机关滥用权力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竞争的行为尤其是抽象行政行为，各级人大应积极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权力和职责，充分发挥权力机关监督制约的独特优势。这无疑在极大程度上限制了行政垄断的泛滥，也反映出了我国权力机构打击行政垄断的决心。

其次是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包括一级政府对所属部门的监督、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以及行政监察部门的监督。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是最直接的监督形式，具有连续性和经常性的优势。但由于行政系统内部相互之间利害关系密切，因而其局限性也是较为明显的。要尽量克服这种局限，一方面要依靠法律法规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关键要明确相关法律责任，另一方面要依靠其他监督形式的制约，以多方面程序来启动和推动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尤其要充分发挥群众的民主监督，提高行政的透明度。

再次，还要重视发挥各单位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有权对行政垄断行为进行抵制，并可以向省级人民政府或其它有关职能部门直至国务院相关部门检举。有关部门在接到检举后，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对其进行调查和处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进行严厉的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为保护检举人的合法权利，我国法律还必须为检举的单位和个人制定相关的鼓励和保障措施。

我国商务部送审的《反垄断法草案》最大的亮点就是对行政垄断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和规范。如果草案在今后得以通过，对我国行政垄断的规制无疑将注入了一支强心针，会极大的促进对行政垄断的治理。但我们也因该注意到，在我国彻底根治行政垄断绝非一部《反垄断法》能够做到的，我们还应该从政府体制改革、司法救济和加强体制内外监督多方面入手，使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行政垄断得到彻底的根治，从而维护我国市场良好的竞争机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庆湘《试论我国反垄断立法所应规制的垄断》《法学》1999年11期

[2]李昌麒《经济法学》中国政法人学出版社1999年版3l2页

[3]漆多俊《中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研究》《法学评论》1997年4期

垄断范文篇3

【内容提要】行政垄断是以公权力方式阻碍市场竞争的国家行为，是我国目前一种特有的现象，并有着思想、体制等多方面的原因。它与经济垄断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导致的社会关系也非同一性质的法律调整对象，所以，传统的反垄断体制、方法和程序不可能消除行政垄断。

【英文摘要】Theadministrativemonopolyisastatesbehaviorintheformofpublicpowerthathindersthemarketcompetition.Itscausesincludetheleadersideology,ourcountryspoliticalandeconomicsystem,etc..Itdiffersfromthemarketmonopolyastwolegalfacts,andcanleadtotheestablishmentofthedifferentlegalrelations.Therefore,thesystem,methodsandprocedureofthetraditionalanti-monopolylawcannoteliminatetheadministrativemonopoly.

【关键词】行政垄断/经济垄断/市场经济/竞争Administrativemonopoly/Marketmonopoly/Marketeconomy/Marketcompetetion

【正文】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行政垄断已代替过去的政府无度干预而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大公害。刚刚起步的中国市场经济不仅屡遭各类不法经营者形形色色行为的侵扰，而且饱受了来自行政部门形式多样的行政垄断之苦。尽管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早在七年前就对危害甚深的行政垄断做出了禁止性规定和相应的法律责任，但实践证明，行政垄断并未因法律的禁止而绝迹或收敛，相反，在复杂动机驱使下的行政垄断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有关人士不得不为此而大声疾呼。“入世”之后，制定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反垄断法已成我国发展之必需及大多数学人之共识，但面对世界其他国家不曾多遇的行政垄断问题，因缺乏先例而争议颇多。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的危害性不可同日而语，而人们又常将二者相提并论，似乎在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与经济垄断尽管有一些相同之处，但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解决。试图用传统的制止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去解决行政垄断的思路，从总体上难以行通。不过，重要的不是在中国未来的《反垄断法》中是否应规定行政垄断的问题，而在于用何种手段去根治行政垄断的问题。如果我们既想解决一般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经济垄断问题，又欲根治在中国特有的行政垄断问题，则须突破传统《反垄断法》的窠臼，在吸收它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探求规制行政垄断的特殊方法。所以，笔者要否定的是那种把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简单并列，把二者作为同一类问题，用同一个部门法手段来调整的错误认识，至于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是否可以在同一个法律文件中，则是其次的问题。本文认为，我们应另辟规制行政垄断的蹊径，而不能采用传统的反垄断法中的方法和体制。

一、行政垄断的特殊成因以及与经济垄断的区别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经过长期充分自由的竞争，优胜劣汰不断发生，个别企业由于规模不断壮大，形成了在某一行业的优势，从而产生经济垄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此外，个别企业为了消除和阻碍竞争，通过联合或通谋的方式，以排斥和限制竞争。[1](P297-298)所以，经济垄断是市场的天然产物，是在市场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为了获取垄断利润，避免进一步竞争而实施的有害于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但存在于我国的行政垄断既不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共有现象，也非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一般特点。行政垄断在中国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以规制经济垄断的传统反垄断法不可能完成消除行政垄断的任务。

首先，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行政垄断的体制渊源。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被赋予了强大的经济职能，从物资分配，到劳动力的配置，以及各种商品的价格都由政府以计划的方式进行。市场的作用几乎完全被排除。经过不断改革，我国最终也选择了市场经济这一实践证明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体制。但长期的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不仅仅是经济的萎缩，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惯性，尤其使我们的政府职能迟迟不能实现转变，不能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科学化。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但许多行政机关仍然屡屡违背市场规律，凭借自身拥有的权力进入市场。行政垄断就是计划经济之后政府部门仍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市场的表现，是计划经济的一种残留形式。这是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产生原因的根本区别。

其次，利益的不平衡和政府立场的错位是行政垄断的动机或认识上的原因。政府参与市场，以垄断形式限制竞争，从外观上看仅仅和政府的其他行为并无实质性区别，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在《宪法》中已被界定为“宏观调控”后[2]（第七条），政府仍频频以垄断方式介入市场，必然有其主观上的原因。不论是行政垄断，抑或是政府干预，政府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即为追求一定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政府才介入市场。但政府介入市场应代表和谋取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本地区和本部门少数人的利益，更不是为了自身或内部人员的利益。行政垄断的产生正是这些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对政府所代表的利益形成了错误认识，将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单位和少数与自身利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的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而西方各国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的基本前提是，政府代表的是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别地区或个别部门的利益[3](P102-103)。所以，政府立场错位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不仅不可能用传统的反垄断法来规制行政垄断，甚至对经济垄断也无能为力。经济垄断的思想根源是垄断企业为了追求垄断利润，而行政垄断是政府为了追求少数群体或其本身利益，二者的行为目的有根本的区别。

再次，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位是导致行政垄断的又一认识上的原因。市场经济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是各个企业在产权明晰和平等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意志独立从事经营活动。政府一般情况下应居于市场之上，以维护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为己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对市场主体之间的正当竞争，政府不得随意干预，更不得为了维护本地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利益阻碍竞争。我国的行政垄断之所以非常猖獗，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政府的领导人在错误立场的基础上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误认识，是将本地、本部门和少数企业的利益凌驾于全国利益、整体利益和多数人利益之上。所以，只要政府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不改变，行政垄断就不会消灭。而传统的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决定了不可能对行政垄断有任何作为。

最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错位，是行政垄断的职能原因。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居于何种地位，是关系到市场经济体制是否真正建立起来以及能否成功的问题。经济发展首先必须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其次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适度干预[4](P212)政府干预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一般主要是以财政和货币手段在宏观上对经济进行调控。此外，维护市场秩序，制止市场中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也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项基本职能。政府不应当为了自身利益、本地和本部门等少数群体的利益而介入市场，更不得阻碍和限制合法的竞争。而行政垄断实质上是政府对市场的非法侵入，是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传统的反垄断法是政府以全社会利益代表者的身份对市场主体的垄断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规范，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发挥自身作用的法律根据。对市场主体的垄断行为，不管其垄断势力有多强大，政府都有能力制止。但面对行政垄断，传统的反垄断法却不会有所作为，因为其中的调整方法和机制对政府的违法行为不会发挥作用。

行政垄断形似垄断，而实质上并非垄断，在反垄断立法中如果将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相提并论，是混淆了二者的本质区别。行政垄断是个别国家行政机关利用国家名义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实施的旨在维护或获取地方利益、部门利益或少数企业利益的一种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管是限制外地商品进入本地或者是限制本地商品向外输出，或者是指定购买和接受某一经营者的商品和服务，或者是强制联合等，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共同特点都是限制市场竞争，危害了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利益，最终是对市场秩序的破坏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但如果认为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在本质上没有差别或差别不大，将行政垄断看作是普通垄断的一种形式，并进而据此设计规制行政垄断的方法和体制等法律制度，则结果只能又如同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一样，在解决行政垄断问题上是劳而无功。现在，我国大多数学者将行政机关以上述方式限制竞争的行为表述为行政垄断，这样既认识到了这种行为与经济垄断的联系，又将其与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垄断区别开来。但由于对二者的实质性区别认识不足，从而导致了制度设计上的失败。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最根本区别在于行政垄断是行政机关以国家名义实施的一种国家行为，所以，它具有的国家强制性决定了任何一个哪怕在市场中占有绝对垄断地位的企业都无法与之相匹敌。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垄断是和国家活动并不相关的一种纯市场主体的行为，不论这种市场主体的垄断地位如何，在国家的强制力面前，它都无法超越国家这种力量。即一般的垄断是国家可以也应当驾驭的市场经营者妨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发达国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国家垄断，但这种垄断并非我们所含指的那种旨在消除竞争或谋取少数人利益的垄断，而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公平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或对某一行业的专营[1](P290)。重商主义时期一些国家虽然对经济活动进行了较多的干预，但那时的国家并未像我国目前个别行政机关那样直接介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而仅仅是制定了一些鼓励或限制进出口贸易的法律或政策[5](P29-34)。因此，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传统反垄断法一开始所指的就只是市场中的经济垄断，未包含今天在我国如此盛行的行政垄断的问题。可以说，垄断天然地是一种市场行为而非国家行为，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需要国家利用自身的力量来解决并达到维护公平竞争目的的纯粹的经营者行为。我们现在所指的行政垄断并非市场发展的产物，而是传统计划经济旧体制的残留形式，是国家权力无孔不入思想观念的体现，是政府将自己所应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地位降格为一个民间团体所代表的个体利益的混沌认识，也是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野初期国家权力依然要超越社会权利以维护自己在民间社会至高无上地位的表现。我们姑且可以将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相提并论，但我们绝不可无视二者的实质性差别，将行政垄断仅看作是普通垄断的一种形式，并按照传统反垄断立法的思路去探寻根治的良方。我国未来的《反垄断法》应当是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垄断立法大致接轨的法律，其基本功能仍然是政府为维护自由公平的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依据。行政垄断与其说是一种垄断，毋宁说是一个复杂的体制问题、思想观念问题和政府价值选择问题，从根本上讲，它和经济垄断没有必然的联系和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主张用同一部法律来规制实质上并非同一法律问题的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的设想，只看到了它们危害的结果有相同的一面（实际中行政垄断的危害要远远大于经济垄断），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所以，从这一角度讲，行政垄断不宜用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来解决。

二、传统反垄断法在规制行政垄断上的缺陷

通行的反垄断法调整的因经济垄断行为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和因行政垄断行为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不是同一类社会关系，所以，行政垄断不应由反垄断法来调整。一个部门法尤其是一部法典或专门法律文件调整的对象应该是同一类或同一种社会关系。因调整的方法和法律发挥作用的机制都必须以调整对象为基础，所以，对不同的社会关系应该采取不同的立法形式进行调整。经济垄断是以限制、阻碍竞争为表现形式的行为，这种行为因侵犯了其他市场主体权利，也剥夺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利等。具体地看，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主要是从事垄断行为的市场主体和其他市场主体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抽象地看，因垄断行为破坏了正常的竞争秩序，妨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侵害了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所以，反垄断法调整的社会关系是从事垄断活动的经营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法律所确认和保护的平等、公平的市场竞争关系。具体承担调整这一社会关系，将法律规则适用到具体社会生活中的是法律授权执行反垄断法的行政机关（或包括）其他国家机关。但因行政垄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则不同。行政垄断因为是政府或其所属部门所为，从表面上看，这一行为和经济垄断一样，都侵害了其他经营者的权利和消费者的权利，但是，因行政垄断是国家行政机关滥用了行政权，明显缺乏法律支持甚至公开违法，所以，这种行为还同时侵犯了宪法关系和行政关系。具体地看，行政机关的垄断行为侵犯的是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关系是行政机关和经营者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抽象地看，行政垄断所侵害的社会关系是从事行政垄断的行政机关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宪法和法律所保护的竞争关系。不管是经营者和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还是经营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都与国家行政机关和经营者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或行政机关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有本质的区别。制止经济垄断，调整经营者和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保护经营者、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主要通过运用行政权或必要的司法权即可实现。但对行政权滥用的行政垄断，如再通过行政权来制止，则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无法实现。对行政权的制约必须通过行政权以外的权力或权利救济方式来实现。反垄断法规范为行政机关制止经济垄断提供了法律根据，被授权的行政机关应当也必须依法行使自己的这一职能，从这一角度讲，反垄断法具有约束行政机关的功能，而对因行政权产生的社会关系则不是反垄断法调整的对象。

反垄断法中的规制方法无法实现消除行政垄断、保护公平竞争的目标。不管是结构主义还是行为主义传统的反垄断法只对经济垄断规定了不同的规制方式，从而为制裁垄断行为和恢复正常的竞争秩序提供了法律根据[6](P69-71)。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反垄断立法之所以能有效发挥作用，主要依赖于各种比较科学的规制方式的设置。但是，传统的反垄断立法中的规制方法，如停止违法行为的禁令、课以罚款金、没收违法所得和分割公司或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等只是对一般经济垄断行为而设置，对中国存在的行政垄断，传统的反垄断法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专门的规制方法。因为传统的反垄断法中的规制方法都是用来规制经济垄断行为，针对的对象是一般不具有国家强制力的经营者。行政垄断的主体是行使国家行政权的政府或其所属部门，这一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传统的结构主义或行为主义方法都不可能在这一方面发挥作用。经济垄断通过运用公权力的方法可以得到有效遏制，而试图用规制一般市场主体的方法，对因公权力本身滥用形成的行政垄断进行规制，其结果必定是失败。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第三十条中规定了规制行政垄断的方法，即“政府及其所属部门……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限制他人正当的经营活动或者限制商品在地区之间的正常流通，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同级或上级机关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这种规制方法采用的并非规制经济垄断的方法，而是宪法和行政法的方法。但由于执法体制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这种方法也未起到有效规制行政垄断的作用，行政垄断也愈演愈烈，从而使这一条款也成了一纸空文。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将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规定在同一部法律中，但绝不可以用同一种手段来达到有效规制的目的。因公权力滥用而形成的行政垄断，必须通过规制公权力的方式进行，传统的反垄断法对此不可能有所作为。

传统的反垄断体制和程序无法制止行政垄断。科学合理的规制方式只有建立在科学的体制基础上才能发挥其作用，无论是反经济垄断还是反行政垄断皆无例外。迄今为止，世界上反垄断主要通过运用行政权和司法权两种方式进行，与此相适应，也就形成了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两种反垄断的体制[6](P59-68)。此外，在启动反垄断的程序上包括行政机关适用的行政程序和诉诸于法院的诉讼程序两种。通过行政机关对垄断案件处理是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根据反垄断法的规定对违法者进行制裁，如美国的联邦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日本的公正交易委员会，法国的竞争审议委员会，英国的公平交易办公室和德国的卡特尔局等。“在欧洲，以专门行政机关执行反垄断法是个普遍现象”。这些专门的行政机关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对垄断行为独立地进行处罚。法院对行政机关的裁决只能从行政程序方面进行审查，而不能对裁决的实质内容进行调查或改变[6](P67)。所以，这种规制方式主要依赖行政系统的运作，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公用企业的垄断行为的规制就采取的是这一体制。美、日的反垄断法也主要是依赖行政体制进行运作，但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日国家的行政机关具有较强的独立功能，有的学者称之为准司法行政机关。此外，美国的联邦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在规制垄断行为时贯彻了“司法中心主义”的精神，除在权限内对企业进行制裁外，还可以以原告身份向联邦法院起诉，由法院决定制裁的具体措施（如微软垄断案）[7]。而对违反反垄断法的企业及有关个人的刑事制裁和受害方提起的民事诉讼请求，悉由法院决定。西方国家针对经济垄断而建立的上述反垄断体制确保了反垄断法的贯彻执行，起到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制止破坏有效竞争行为的目的。不论是由行政机关直接制裁，司法机关进行形式审查，还是由行政机关调查并提起诉讼，由司法机关进行裁决的体制，实践证明都符合各国的国情，实现了各自反垄断法的价值。我国的情况则不同。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的，从市场经济发展的阶段看，我国的市场经济尚处于发育初期，许多市场尚不健全，和外国相比较，我国企业的规模和市场控制能力普遍都十分有限。尽管现在市场中也出现了一些以垄断方式限制竞争的事例，但对市场竞争最具威胁的仍是政府行为的过度干预，包括以行政垄断的方式限制竞争。而传统的反垄断法建立的体制是针对一般企业的违法行为，是通过国家行政权和司法权对一个私权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规制，因而，尽管规制的体制有所不同，但通过公权力作用的发挥足以有效遏制这种行为。行政垄断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用传统的反垄断体制难以达到规制行政垄断、保护竞争的目的，而必须突破规制经济垄断的思路，建立专门的体制，规制行政垄断。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规制行政垄断方面的失败已经表明我们必须重新建立规制行政垄断的方式和体制，而不是再沿着旧体制的框架寻找解决的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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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垄断范文篇4

一、行政垄断的特殊成因以及与经济垄断的区别

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经过长期充分自由的竞争，优胜劣汰不断发生，个别企业由于规模不断壮大，形成了在某一行业的优势，从而产生经济垄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此外，个别企业为了消除和阻碍竞争，通过联合或通谋的方式，以排斥和限制竞争。[1](P297-298)所以，经济垄断是市场的天然产物，是在市场中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为了获取垄断利润，避免进一步竞争而实施的有害于其他经营者和消费者的行为。但存在于我国的行政垄断既不是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共有现象，也非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一般特点。行政垄断在中国的存在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以规制经济垄断的传统反垄断法不可能完成消除行政垄断的任务。

首先，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行政垄断的体制渊源。计划经济时期，政府被赋予了强大的经济职能，从物资分配，到劳动力的配置，以及各种商品的价格都由政府以计划的方式进行。市场的作用几乎完全被排除。经过不断改革，我国最终也选择了市场经济这一实践证明能有效配置资源的体制。但长期的计划经济给我们带来的灾难不仅仅是经济的萎缩，更重要的是这种体制在社会生活中的惯性，尤其使我们的政府职能迟迟不能实现转变，不能使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科学化。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有近十年的历史，但许多行政机关仍然屡屡违背市场规律，凭借自身拥有的权力进入市场。行政垄断就是计划经济之后政府部门仍然试图按照自己的意志统治市场的表现，是计划经济的一种残留形式。这是行政垄断和经济垄断产生原因的根本区别。

其次，利益的不平衡和政府立场的错位是行政垄断的动机或认识上的原因。政府参与市场，以垄断形式限制竞争，从外观上看仅仅和政府的其他行为并无实质性区别，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在《宪法》中已被界定为“宏观调控”后[2]（第七条），政府仍频频以垄断方式介入市场，必然有其主观上的原因。不论是行政垄断，抑或是政府干预，政府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即为追求一定的利益。正是在这种利益的驱使下，政府才介入市场。但政府介入市场应代表和谋取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本地区和本部门少数人的利益，更不是为了自身或内部人员的利益。行政垄断的产生正是这些行政部门的领导人对政府所代表的利益形成了错误认识，将本地区、本部门甚至本单位和少数与自身利益有密切联系的企业的利益置于整体利益之上。而西方各国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的基本前提是，政府代表的是全社会的利益，而不是个别地区或个别部门的利益[3](P102-103)。所以，政府立场错位的问题不解决，我们不仅不可能用传统的反垄断法来规制行政垄断，甚至对经济垄断也无能为力。经济垄断的思想根源是垄断企业为了追求垄断利润，而行政垄断是政府为了追求少数群体或其本身利益，二者的行为目的有根本的区别。

再次，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位是导致行政垄断的又一认识上的原因。市场经济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经济，是各个企业在产权明晰和平等的基础上以自己的意志独立从事经营活动。政府一般情况下应居于市场之上，以维护市场秩序和宏观调控为己任，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内外环境。对市场主体之间的正当竞争，政府不得随意干预，更不得为了维护本地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利益阻碍竞争。我国的行政垄断之所以非常猖獗，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政府的领导人在错误立场的基础上对政府和企业关系的错误认识，是将本地、本部门和少数企业的利益凌驾于全国利益、整体利益和多数人利益之上。所以，只要政府领导人的思想观念不改变，行政垄断就不会消灭。而传统的规制经济垄断的反垄断法决定了不可能对行政垄断有任何作为。

垄断范文篇5

一、网络经济下垄断绩效分析

(一)竞争性垄断

在网络经济大体环境之下，原有借助价格垄断模式也就并不适用，逐渐通过技术进行垄断。部分企业虽然在市场内具有一定竞争力及优势，但是伴随着市场竞争越加激烈，即便企业短时间内在市场内处于垄断地位，也非常容易被其他企业所替代，这也就造成企业无法按照自身市场定位随便定价。除了技术水平之外，在网络经济环境之下，市场准入条件也不符存在，中小型企业在掌握有关技术之后，就可以快速在市场内发展建设，甚至与垄断企业对抗。在这种竞争模式之下，垄断企业需要增加在技术上面创新强度，进而维持自身在市场内占有率，借助新型优质产品吸引到更多消费者。所以，在网络环境内，垄断依旧具有良好竞争力。

(二)提升消费者福利

在传统市场经济模式内，垄断企业在市场内具有绝对话语权，可以通过提价限产形式，提升自身经济利润。但是在网络经济背景之下，垄断企业想要提升自身经济利润，经常采取增加生产数量方式实现，将发展重点放在消费者需求上面，按照消费者意见价格，确定产品销售价格。这也就表示，垄断企业在网络经济环境下，并不具有产品定价权利。价格并不是企业建设核心内容，开始逐渐将竞争点放在技术水平上面，通过更新换代产品形式，提升自身在市场内竞争力。由此可知，在网络经济环境内，垄断企业可以降低产品销售价格，提升生产规模，进而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福利［1］。

二、网络经济下反垄断规制

反垄断法属于国家干预国家经济主要途径，属于间接规制范围之内，主要应用到垄断行业内。垄断具有竞争性特征，因此与传统市场经济垄断之间存在一定差别，这就需要按照网络经济特征，对反垄断规制进行完善。

(一)反垄断规制目标

网络经济之下反垄断规制目标为保证市场竞争有序开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加福利待遇。垄断企业通过技术垄断市场，进而有效提升产品性能及质量，为消费者提供更高福利待遇。在网络经济背景下，政府在对反垄断规制完善内，应该将重点放在维持市场秩序层面上，引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有效保证消费者自身合法权益，并不是仅仅垄断市场，而是对竞争者进行保护。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需要正确判断垄断企业在市场内是否科学合理，垄断企业在具有一定实力之后，社会效应及效率可以有效提升，借助新型技术提升产品质量及性能，政府不进行干预［2］。

(二)反垄断规制内容

在网络经济下，反垄断规制内容核心放在规制垄断行为上面，重点并不放在垄断结构上面。反垄断规制主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分别为垄断规制结构与垄断行为。但是在网络经济背景之下，反垄断规制重点放在垄断行为上面，企业借助科学合理管理手段，提升自身生产效率及质量，积极创新投资模式，换取更高经济效益。与此同时，网络经济反垄断规制重点要是放在垄断结构上面，企业对于创新重视度就会大幅度下降，进而造成市场经济难以进一步发展建设。反垄断机制内容在制定上，需要提升对市场不公平竞争行为关注度上，企业通过自身实力提升在市场内占有率，有效保证消费者合法权益。在网络经济允许情况之下，企业对技术及管理创新，然后垄断市场，基础条件就是借助公正竞争形势实现［3］。

三、结论

网络经济在快速发展建设过程中，我国也逐渐参与到国际市场内，为了能够有效保证我国市场有序开展，就需要积极推动企业创新，保证反垄断政策灵活合理，对网络经济背景之下的垄断和反垄断进行了解，保证市场经济结构科学合理，推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建设，进而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到国际市场大体环境内。

作者:任天真 单位:河南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伟，付强．转型经济条件下的垄断结构、垄断行为与竞争政策设计———反垄断与规制经济学学术研讨会观点综述［J］．中国工业经济，2013，09:69－75．

垄断范文篇6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垄断坚冰”开始松动。《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制止市场竞争中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维护公平、自由和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为根本目标。在《反不正当竞争法》颁行的这10多年中，作为其执法主体的工商机关一直贯彻和执行上述目标。但是，近年来，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某些规定内容，工商机关在很多具体的执法过程中踯躅难行。这就使得工商机关的执法效果大打折扣，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对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打击效果，影响正常的社会竞争秩序的建立和维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谁才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合法执法主体，这一问题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由于执法主体不明确，工商部门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的执法行为产生冲突，不同部门的执法在法律适用上产生较大差距，《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出现了割据状态，一部权威性的法律有被分解的危险。

《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为了适应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1993年9月2日经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我国第一部专门调整市场竞争行为的法律，并于同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10多年来，该法在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该法自诞生之日起，就伴随着诸多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譬如，究竟何者应当为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合法执法主体，就是一直困扰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难题。《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一般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将其执法主体的资格赋予了工商机关。但是，基于对“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这一内容的不同理解和认识，人们在具体的执法过程中产生了分歧。工商部门在履行执法职责的同时，也就自然地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而在遭受太多的质疑之后，工商部门自身也产生了“动摇”，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边缘化”的行为有时不得不采取少管或不管的态度。这对我们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和完善并不是一个可取之策。

司法的“摇摆不定”

长期以来，保险在我国一直是垄断行业，现在仍处于垄断地位。某些保险公司经常滥用其在理赔方面的优势地位，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商品或者服务。保险公司如果滥用其行业优势地位，限定投保人或保险受益人购买其指定的产品，那么就限定了投保人或保险受益人购买该类产品的自由，同时剥夺了其他生产经营者参与竞争的机会。这种行为一方面破坏了公平的市场竞争机制，另一方面也限制了经营者之间的自由竞争。这种涉及保险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究竟由谁来监管？作为保险行业的监管机构，保监会认为其拥有当然的管理权；而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机构，工商部门认为自己拥有绝对的监管权。让人更加困惑的是，法院在对工商部门和保监会的监管权限的认定上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

例证之一：1999年9月至12月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湘潭市岳塘支公司委托工商银行岳塘支行湘潭电机厂的财产保险业务，收取保费106万元。之后，人保岳塘支公司通过虚列保险人（黄建华、高春潮、王东方等）的方式，从106万元保费中套取了手续费8.12万元，并将其中7万元以现金方式支付给工商银行岳塘支行。通过调查，湖南省湘潭市工商局认定人保岳塘支公司存在不正当竞争和商业贿赂行为，并于2002年9月作出没收人保岳塘支公司非法所得的处罚决定。人保岳塘支公司以“工商部门不具备监管处罚保险公司的主体资格”为依据，于同年11月向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03年6月24日，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工商部门对保险公司不具有监督管理权”，其对保险公司实施监督和处罚超越了职权，从而判决湘潭市工商局败诉。同时，法院认定“原告（保险公司）的行为不存在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其支付7万元的行为是错误的，但只是违反了《保险公司财务制度》的有关规定，不构成商业贿赂。湘潭市雨湖区法院的判决理由是：尽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但《保险法》中第八条规定“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本法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而且，“《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保险法》是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关系，在保险公司开展保险业务活动中，应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处理。”

湘潭市工商局对一审判决不服，随后向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3年9月1日，湘潭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布了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湘潭市岳塘支公司诉湘潭市工商局越权实施监管以及处罚一案的二审判决，认定湘潭市工商局的监管和处罚是合法有效的。湘潭市中级法院撤销雨湖区法院一审判决的理由是：“《保险法》虽然认定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但就保险公司账外暗中给付保险人或保险经纪人手续费或佣金进行商业贿赂的问题，没有明确如何监督管理，也就是说这一特别法就此没有规定，即排除了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对此依法监督管理的职权，那么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照《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行使监督权。”

在此案中，两级法院在认定保险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管理权的主体资格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一审法院认为“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部门依照《保险法》负责对保险业实施监督管理”，从而排除了工商部门对整个保险行业的监管权；而二审法院认为商业贿赂行为属于《保险法》这个特别法中没有规定的内容，所以应该适用作为普通法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又因为工商部门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主体，所以工商部门有当然监管权。

由此产生问题之一：如何看待作为普通法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保险法》等其他特别法之间的关系？

例证之二：2000年，湖南省慈利县工商局认定中国人寿保险慈利县支公司在委托代办学生保险业务中存在商业贿赂行为，并据此作出对其罚款8万元的行政处罚。保险公司不服，向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0年8月22日，张家界市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工商局）对原告实施处罚属超越职权行为”，“中国保监会是全国商业保险业的主管部门，依法对商业保险业履行监管职责”，工商局“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原告（保险公司）及其兼职代办员有直接或者变相强制他人订立保险合同、收取保险费的行为”。随后，工商局提出上诉，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2月26日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03年2月14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再审，并作出维持二审判决的裁判。

本案中，湖南省高级法院的判决理由和前述案件中湘潭雨湖区法院的判决理由相同，并且直接提出特别法《保险法》所赋予保监会的监管权应当优于普通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赋予工商部门的监管权。值得注意的是，在再审判决中，湖南高院进一步提出：“对于保险业的违法违规行为，1998年以前由人民银行查处，1999年以后逐步交由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查处。”

因此，产生了问题之二：保监会和工商局，谁来维护保险竞争秩序———两者不相与谋，抑或是共存共管？

值得注意的是，2000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就工商局和保监会之间监管权的争议给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过《关于对保险公司不正当竞争行为如何确定监管检查主体的答复》。在该答复中，最高人民法院表明了“工商部门也有权检查处罚保险公司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态度。但是，尽管有该答复的存在，工商局和保监会之间由于存在着不同的执法角度，两者之间的监管权争议仍在继续。

执法部门之间的博弈

由于执法主体不明确，工商部门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之间就执法职能开始了博弈。仍以工商部门与保监会之间的博弈为例。首先，保监会通过具体的个案函告方式排斥工商局的监管权。

2002年以来，浙江省工商部门大力治理省内保险行业强制保险和商业贿赂，处罚了多家违法违规的保险公司。随后，在众家保险公司的抱怨声中，杭州保监办就保险机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出现多头监管的现象，专门向中国保监会发出了《关于明确保险机构不正当竞争行为执法主体等问题的紧急请示》（保监浙发［2003］88号）。

中国保监会在2003年6月11日向杭州保监办下发了《关于明确保险机构不正当竞争行为执法主体的复函》，并抄送了浙江省委、省政府、省工商局和各地保监办。在复函中，保监会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保险行业作为一个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为防范和化解行业风险，国务院专门成立中国保监会作为保险业的主管机关，加强对保险业的统一监管”，“各地保险机构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由保监办进行统一的监督检查。”保监会提出由其进行统一监管的理由是：首先，中国保监会“三定”方案明确规定了中国保监会“依法对保险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维护保险市场秩序，依法查处保险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其次，《保险法》也是保监会监管权的依据之一。此外，保监会还建议各地保监办，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请当地工商部门配合工作”，并“向省委、省政府报告并取得支持，妥善处理好保险监管机构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业务分工……有关进展随时向保监会报告。”在获得保监会的回函后，杭州保监办于2003年7月23日向各保险公司省级（一级）分公司和各行业协会印发了转发保监会复函的通知，并抄送各市人民政府、浙江省工商局和各市工商局。

应该说，工商局和保监会在保险行业不正当竞争方面监管权的争议由来已久。早在2000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曾下发给湖南省法制办一份《对〈关于保险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监管执法主体问题的请示〉的意见函》。该函对监管主体之争提出了明确的说法：“根据《保险法》第八条……我们认为，保险公司在开展保险业务中发生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应当由保险业务监管部门即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实施监督检查。”

可见，促成上述保监会的函告的最直接因素，并不是保监会在执法过程中遇到与工商局之间的纠葛，而是保险公司的频频“抱怨”。姑且不论保监会和工商局谁拥有对保险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权，单就被查处的保险公司对保监会的“青睐”而对工商局的“排斥”态度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判断出何者的监管更有效果。

其次，保监会通过具体的个案函告力图将工商局排除在监管行列之外，还试图通过全行业的整顿来影响整个社会对监管主体资格的评价。

2001年4月，北京市工商局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对重点垄断行业的限制竞争行为进行专项整治的通知》，决定于同年4月至9月对保险行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专项整顿。与此同时，北京市保监会也宣布从10个方面重点整顿和规范保险市场秩序，时间是5月到11月，与北京市工商局的“打击保险行业不正当竞争”计划基本同步。保监会的举措受到了社会舆论的一片赞誉。

但是，仔细分析工商局和保监会各自的整顿内容，就会发现两者迥然不同的动机：从北京市工商局公布的4个检点来看，其理论依据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整治的重点也是不正当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而在中国保监会向各地保监办下达的整顿意见中，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是：“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全国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会议精神。”保监会整顿的10条重点中，除最后一条行政强制保险是标准的垄断行为外，其他全是针对保险市场本身的混乱而进行的。保监会利用消费者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痛恨心理，强行把一个对国内保险业发展影响深远的市场整顿行动当做“反垄断与不正当竞争”的注解。

目前，我国国内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存在下列主要问题：一是作为市场竞争规范中的普通法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与《保险法》等其他特别法之间的协调问题；二是《反不正当竞争法》直接赋予执法主体资格的工商局与保监会等其他特定行业的管理机构之间的协调问题。简言之，就是“谁是合法执法主体”的问题。类似的执法主体不明确的问题，在执法部门对待证券、电信、银行、电力等行业不正当竞争以及价格不正当竞争、招标投标不正当竞争等行为的态度上也常有发生。

国外独立执法机构的启示

面对我国实践中出现的执法主体不明确这个棘手问题，纵观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独立的准司法性质的执法机构，或许对我们提出应对方案有些许启示。

在普通法不能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新型交易形态进行妥善规制的时候，美国于1890年通过了《谢尔曼法》，希望其能够在维持自由的市场竞争秩序方面有所作为。最初的《谢尔曼法》的执行机构是普通法院。但是，一方面法院本身的被动性，决定了其只能在事后对违法行为进行追究；另一方面法院通常只完成对个案的追诉，无法进行全国性市场竞争的规范性指导和规制，而且每一案件的调查和审理时间过于冗长，所以《谢尔曼法》的实施效果大打折扣。

因此，美国国会在1914年设立了联邦交易委员会(FederalTradeCommission，简称FTC)，试图通过其具有浓厚行政色彩、比联邦司法部更独立的地位，适时地将反托拉斯等有碍市场竞争的行为扼杀于襁褓之中。联邦交易委员会是依《联邦交易委员会法》第一条规定所设立的行政机关，是独立的管制委员会，具有一般行政机关的职能，并且有在国会授权之下可以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行政规则及命令的准立法权。此外，它还有准司法权，可对具体的违法案件加以审查、裁判，称作“行政裁判权”。当事人如果不服其裁判，可向联邦上诉法院请求司法审查。但是，一般法院会尊重联邦交易委员会所作出的专业性的事实认定。

联邦交易委员会的独立性是如何体现的呢？首先，联邦交易委员会接受总统和国会的监督。联邦交易委员会的委员是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同意而任命的。总统只能在委员不能胜任、懈怠或者违反职务的时候对其进行免职。总统虽然不能直接监督联邦交易委员会，但是仍可通过人事任免、预算控制、行政管理及其他非正式渠道来影响联邦交易委员会的政策和执行方向。联邦交易委员会在审理个案时虽有独立性，但是国会可通过立法、人事、财政及调查等方法来监控委员会的各项工作，间接影响委员会的政策理念。

其次，联邦交易委员会的独立性并不排斥其与法院和其他行政机构之间的协调与合作关系。由于各行业本身的特性以及该行业专业人员的素质各不相同，所以一国针对各专门行业所制定的法律法规有所区别，而这些不同部门之间会存在法规竞合以及专门管理机构的管辖权冲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是通过与其他联邦行政机关进行协议的方式来划分权责的。

在联邦交易委员会尚未成立之前，《谢尔曼法》的执行机构是联邦司法部所设立的反托拉斯局。在联邦交易委员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两者分别独立执行《谢尔曼法》和《联邦交易委员会法》，并共同负责《克莱顿法》的执行。1948年，两者通过协议进入双重协同执行阶段。由于反托拉斯局和联邦交易委员会各自拥有自己的执法特点和优势，加上政治上的国会需求、事实裁判的困难等因素，这种双重协同执行制度一直在持续，并且收到良好的效果。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各州的反托拉斯法则由各州自行执行，联邦交易委员会与各州的执行机构之间并没有上下的隶属关系，也不是监督管理的关系，只是协调合作的关系。

由此，我们看到：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是为了更好地规范市场竞争行为而存在的独立的执法机构。但是其良好的执法效果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独立性与权威性的存在，还因为其与法院和其他相关行政机构之间和谐关系的建立与维护，而后者正是我们所缺乏的。

不受任何干扰，能够独立执法，现在不仅仅是法院的理想化状态，也是任何一个执法机构的理想化状态。很明显，独立的执法机构本身具备众多优点：能够进行全局性的市场竞争规则的专业性的指导；排除了不必要的机构权力纠葛和干扰，利于问题的及时处理和妥善解决；可以树立在人们心目中对竞争法和其执法机构的权威性。但是，建立独立的执法机构并不是一个没有缺陷的完美蓝图，即便是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也没有完全摆脱总统的直接监督和国会的间接监督。所以说如果执法机构“独立”，也只能是相对于其他行政机关的独立。从成立独立执法机构成本方面考虑，我们现在的工商行政管理体系是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建立的，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孕育出来的执法队伍尚且存在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如何期待短期内成立的一个机构就能完全解决市场竞争秩序中的难题？美国联邦交易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取得执法上的良好效果，是因为其能够与法院和其他行政机构之间协调合作，懂得善用权责划分，而不是一味地追求自身的权力膨胀。

行业监管不能代替市场监管

从现实出发，到底应该如何解决竞争法或者更加直接地说《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主体资格问题？如何划分工商局与其他机构之间的权责？

笔者认为，应当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对工商机关的权限予以肯定。在既存的法律体系之下，在法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完全肯定工商机关的执法地位与权限。这样做的理由是，不正当竞争行为由本行业监管部门监管不妥，因行业监管部门与被监管的企业常有着共同的经济利益。通常情况下，当这些企业与其他行业企业或者与消费者产生由不正当竞争行为引起的争议时，监管部门往往容易注重保护本行业企业的利益，而忽视保护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更让人担忧的是，我国现行的行业立法大多由本行业负责起草，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行业和部门的利益。由行业监管部门对本行业的不正当竞争实施监管，难免产生“高高举起、轻轻落下的板子”现象。因此，由工商局统一独立执法为宜。这样做的好处：一是维持了既有的竞争法的执法体系，即维持工商机关的执法权限，能够通过工商机关本身的“自滤”，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形成一套我们自己的竞争法的执法体系和风格，而不是惟西方马首是瞻。二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工商行政管理体系已建立了一整套的行政管理的模式，本身也具备了相当的执法力量，而且也确实解决了我国市场竞争中的某些问题。此外，这样做也节约了建立新机构的经济成本。

但是还应注意到，除了与保监会等其他行政机构之间的权力争夺问题之外，工商部门自身还存在下列不足：首先，工商机关在目前我国行政机关体系中的地位，与其承担的职责并不相称。市场经济秩序的维护与规制是一个兼顾宏观和微观的工程，而工商机关的“触角”基本上只能够触及在微观的层面，对于宏观的调控方面显得无能为力。这是机构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而国外竞争法的执法机构基本上能够兼顾宏观与微观。其次，由于本身是行政体系下的一级行政机关，所以工商局或者主管领导往往会考虑到自身的政绩，对于某些可能会引起行政诉讼的案件采取“暧昧”的态度——尽量不管或者少管。更有甚者，在处理违法行为之前，先探听法院的口气，如果后者能够保证工商部门不会败诉，则会大胆地执法；反之，则会退避三舍。专家建议，这些问题的解决，一方面需要体制上的改革，另一方面也需要观念上的转变。

在执法主体资格这个问题上，提出如下几点看法：

第一，目前我们成立一个独立的准司法机构的时机与条件尚未成熟，而工商机关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直接赋予执法权限的机构，是当然的执法主体。

我们看到既有的国外竞争法的执法机构，或是以公平交易，或是以反托拉斯（反垄断）为名称，体现其基本宗旨。在我国，由于工商机关设立之初的目的是规范企业注册与登记制度及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而《反不正当竞争法》在颁布之时就将对市场中出现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制权赋予了工商机关。那么，在《反不正当竞争法》未作修订之前，在未建立新的竞争法的独立执法机构之前，工商局的地位及权限是合法有效的。同时，这种地位与权限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保护。但这种执法权限是仅限于法度之内的，而不是无限度的肯定。

第二，工商局与保监会、物价局等相关行业主管机构之间不仅要进行权责划分，还要进行紧密协调与合作。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时候，这种部门之间协调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而且也是最有效的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手段之一。

《反不正当竞争法》和《保险法》、《价格法》等其他法律之间是普通法与特别法之间的关系，特别法应当优于普通法适用。但需要着重指出的是：《保险法》等其他特别法是站在行业自律的角度上，对于某一具体行业进行规范，而不是以打击市场中不正当竞争行为为目标。在这些行业法中，大多没有规定行业内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构成要件及界定标准，更没有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法律责任。《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我国首部和惟一一部市场竞争行为的规范，建立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是其基本宗旨和任务。所以，在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处理上，应当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执法主体工商部门为主要的执法机构。如果涉及某一具体行业，工商部门可以请求行业主管机构进行协助，共同执法。

工商部门与保监会等相关行业主管机构划分权责不是划清界限。工商部门虽然在执法力量上占有优势地位，但这种优势不能替代保监会等相关行业主管机构的专业知识背景和能力。而在不正当竞争这个领域，工商局是拥有绝对的监管权限的。

第三，法院应当摈弃以往以私法角度看待有关不正当竞争行为的问题，而要站在社会公益的高度上来处理相关案件。

垄断范文篇7

一、现阶段行政垄断的表现和成因分析

行政垄断主要是指独家或少数几家政府办企业占有市场的大部分至全部,控制价格,排斥他人的进入和竞争。在表现形式上讲,行政垄断包含多种多样的具体形式,如政府专营、行政准入限制、计划配置资源、地方保护和封锁、党政机关兴办行政性公司等。有学者研究指出,行政垄断的主要特点包括:垄断企业大多为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垄断企业或者由政府直接经营,或者在企业治理结构中,政府主要通过经营者人事权的控制实行内外结合的监管;垄断企业市场力量的获得来源于法律合法性和行政合法性;垄断企业具有纳税人和向政府贡献利润的双重身份;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一种低效率的竞争,表现为不计成本的重复投资和少有创新的经营管理;市场结构以行业性的寡头垄断为主,即竞争主体一般只有2~10家。[1]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成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利益的驱动是行政垄断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条块分割、财政“分灶吃饭”所形成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与行政垄断相结合,地方政府和特定政府部门追求地方利益或部门利益进一步导致这些利益实现的制度基础———各种各样的行政壁垒———不但没有减弱,反倒有加强的趋势。中国在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为了促进经济发展,曾一度推行经济放权,尤其是地方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管理经济的职能从“工具性”变为“自主性”,地方政府和行政垄断部门的自主权不断扩大,加之同期的财政和税收改革又大大强化了其对地区和部门利益的持续追求。有学者认为,现阶段政企之间的关系正从“政企不分”走向“政企同盟”,这为行政垄断的延续提供了利益基础。[2]在这种分析框架下,规制者既是产业规制政策的制定者,也对该地区或部门国有企业的赢利状况负有一定责任,尤其是企业盈利状况与官员政绩密切相关。在这种逻辑下,地方政府为了确保地方财政收入和提高政绩,就想方设法使本地企业创收,甚至不惜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市场,其惯用方式就是限制外来企业的产品流入或进入本地经营。甚至在一些属于竞争性行业,行业主管部门仍然拒绝开放引入竞争机制。

(二)法律制度中可操作性条款的缺失是行政垄

断日益泛滥,不合法行政垄断屡禁不止的外在原因现有法律对规制行政垄断显得有些软弱无力。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二十三条分别规定了禁止公用企业及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制竞争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第八、三十条还规定了禁止政府及其部门滥用权力限制竞争及其法律责任。但是,中国目前对于行政垄断的相关法律规定仍然很少,也很不明晰。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要求依法对行政垄断进行监管,并提出了一些制约手段,但无论是从法律效力还是从执法效能上来讲仍显薄弱。为了规范市场和促进市场经济深化发展,中国于2007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但该法对规制行政垄断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还需时间检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七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也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将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排除在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之外,而我们知道这些行业正是行政垄断的密集地带,因而很难预期该法会有效地消除甚至减少行政垄断。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行政垄断行为的制裁不力。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滥用行政权力,实施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向有关上级机关提出依法处理的建议。”

然而,由“上级机关”处理的立法很值得商榷,因为上下级机关一般都存在着许多利益关系,由上级机关做处理很难保证处理的公正性,并且,“行政处分”属于内部处罚,其制裁力度是否能够见效很难保证。从理论上讲,在行政垄断的条件下,使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方都满意的均衡点是找不到的。但在受管制市场上,消费者永远是管制博弈的输家,因为裁判加入到了对手的行列。在公共决策中,实际上并不存在根据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的过程,而只存在各种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谈判”和“缔约”过程。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极有可能在执行产业政策时谋求自身私利,而利益集团的影响则可能使政府在政策制定阶段就被他们“俘虏”。就是政府(官员)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并有能力判断社会公共利益之所在,行政垄断下的利益集团仍然可以通过向政治家和议员游说,向他们提供市场信息和专业技术信息,从而使有利于自己的立法或政策通过。

二、行政垄断的改革———整体政府下的联合与协调

行政垄断的产生和存在,有其体制和历史原因。从体制上来看,中国的垄断企业从产权和组织上与政府密切相关,它们既承受政府方面的压力和政治任务,也获得政府保护。从历史上来看,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时代的某些制度得以延续,尤其是长期以来中国的公有制企业的行政级别制度下,与这种级别相联系的企业干部的升迁任免,都由相应级别的党委和政府主管部门决定。加之当前背景下政府与垄断企业的结盟日益紧密,这使得行政垄断改革日趋艰难。笔者认为在理顺现有体制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应当借鉴公共管理中的整体政府理论,将理顺组织结构作为首要目标,实现协调公共利益的目标。

(一)整体政府的内涵和主要内容

整体政府是西方国家继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的新一轮改革,它强调政府组织通过联合、协调和跨界的方式来实现功能整合,克服公共组织兼容过程中产生摩擦。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整体政府”(WOG—wholeofgovernment)作为一种新型的政府改革治理模式在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方兴未艾,它被视为新公共管理改革之后的第二轮政府改革运动。除WOG外,“整体政府”还有多种称谓也被实务界和理论界广泛使用,如“合作政府”或“协同政府”(Joined-upgovernment)、“网络化治理”(Governmentbynet-work)、“水平化管理”(Horizontalmanagement)、“跨部门协作”(Cross-agencycollaboration)等。这些概念的共同的特征,就是强调通过制度化、经常化和有效的“跨界”合作以增进公共价值,强调政府组织通过“联合”、“协调”和“协同”的方式实现功能的“整合”。立足于“整体政府”的实践发展,学术界将“整体政府”的内涵概括为“是指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模式。它包括4个密切联系的目标:排除相互破坏与腐蚀的政策情境;更好地联合使用稀缺资源;促使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团结协作;为公民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3]基于上述四个指向性目标,“整体政府”的具体治理主张是:政府及其治理活动不应通过“分裂的组织活动”来实现,也不应通过建立所谓的“超级管理机构”来实现,[4]因为这两种治理机制都违背了整体政府的基本逻辑。现实中可供选择的治理机制应该是符合整体政府理念的基于现有组织机构通过跨越组织边界的“合作、协调、整合”等方法促使治理主体协同活动来实现,[5]Tom认为上述活动应该试图在将不同的文化、动机、管理制度和目标相结合的条件下,逐步形成部门间、跨政府间、中地间的联盟和伙伴关系以进行治理。[6]尽管学术界对整体政府的具体内容仍存在争论,但这更多反映着观察视角的差异。概括起来,整体政府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从主体来看,整体政府既包括中央行政部门不同政策领域之间的横向协作、部委与其机构之间的内部纵向协作、地方机构间的协作、政府与政府以外的组织的协作;从“层次”来看,既包括高层的协同,也包括旨在加强地方整合基层的协同、公私之间的伙伴关系;从治理内容来看,包括整体预算、围绕结果定义组织、联合信息系统、个案工作者、基于结果的合同、预防性审记、强化预防工作的职责与地位、建立提供安全措施的预警系统、灵活性采购、文化审核、建立信息公开和有说服力的预算、跨功能的结果测量等12项;[7](P11~13)从治理系统来看包括组织结构从金字塔结构向扁平化的网络状组织结构转变、形成跨部门共享的信息整合、跨部门业务协同的流程再造、服务和提供途径的一体化整合。[8]

(二)整体政府与行政垄断改革的契合点

目前行政垄断的改革主要反映在政府规制的改革上。

首先,界定规制范围。由于政府干预存在内在矛盾,因而学者们建议政府的干预范围应至少遵循以下三次限定。第一次限定是政府作用应严格被限制在市场失灵的范围内;第二次限定是政府干预应限于能够修补的市场缺陷内;第三次限定是政府干预应遵循成本收益原则。[9](P122-131)这三次限定对于选择行政垄断改革的策略和政策非常重要。

其次,加强规制执行力度。中国现有的政府规制机构非常庞杂、规制主体众多,许多企业行为受到多个政府部门的交叉规制,使规制机构大多在执法中缺乏权威和效率,甚至有规制者与垄断企业未能真正政企分离。加强规制执行力度,提高规制机构的权威性是中国规制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再次,规范政府规制机构的行为。在政府规制活动中,由于自由裁决权的存在,使规制者有可能滥用职权。因而应促使行政程序法典化,保证规制者将消费者和企业双方利益最大化作为行动基准。“整体政府”的治理模式要求政府、非政府机构在公共服务过程中采用交互的、协作的和一体化的管理方式与技术来促进各机构的功能整合,有效利用稀缺资源。因此,政府机构的功能“整合”(inte-gration)是其精神实质,而多种多样的“联合”或“协同”(joined-up)、“协调”(coordination)方式则是其功能在管理上发挥作用的基本机制。然而,中国垄断企业主要是国有独资或国家绝对控股,由政府直接经营,或者在企业治理结构中通过经营者人事权的控制实行内外结合的监管。一方面,垄断企业的市场力量来源于行政权力,另一方面,垄断企业具有纳税人和向政府贡献利润的双重身份。权力和利益的这种结合无疑导致了政府与垄断企业之间坚实的同盟基础和“父子关系”。因此,要打破行政垄断现象仅停留在体制层面的改革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在“整体政府”理念下将调整现有组织结构,通过政府内部的结构调整或重塑来规范规制机构的行为,增强规制的执行力度相结合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那么,“整体政府”治理模式如何应用于中国的行政垄断改革领域呢?挪威的TomChristense等学者在对各国“整体政府”实践具体“联合”活动调查的基础上发现,[10]采取何种“整体政府”的组织结构形式取决于政治与行政领导的异质性程度。如果政治与行政领导是同质性的,重视权力集中和组织要素统筹协调的等级式组织结构将更为适用。例如,布莱尔政府在英国通过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首相在政治和行政上同时拥有强势地位,来统一财政管理、强化政府治理与责任机制等。反之,如果政治与行政领导是异质性的,则重视组织要素通过协商与合作进行功能整合的协商式组织结构更为适宜,这要求政府各部门、政府部门与其他专业机构之间在协商基础上的整合。

近年来,中国政府逐步在政府改革中引入“整体政府”理念,并将其形象地称为“大部制”改革正反映了等级式组织结构的理念。例如,中国政府将原来的“交通部、民航总局、国家邮政局”合并为交通运输部便于管理,将“国防科工委、信息产业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国家烟草专卖局”合并为工业和信息化部,其目的在于加强行政监管权力的集中和各要素的全国性统筹。这种改革的优势在于,一方面,有利于发挥科层制的优势,体现机构设置中的等级性;另一方面,有利于方便相关机构协商的展开,更好地整合利益相关者的意见。颜海娜研究了“整体政府”治理模式对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改革的影响。[11]2008年“大部制”改革中,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通过组织结构的改革和伙伴关系的建立实施了“整体政府”式改革。具体来说,组织结构的改革主要包括如下方面: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整合到卫生部;统一食品标准制定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综合协调机构的权威性;卫生部门退出食品生产和流通环节;减少具体领域的多头监管主体。伙伴关系的建立主要通过整合已有的部门政策,并逐步实现食品安全监管领域的信息资源整合。这次改革是“整体政府”理念在中国行政垄断改革中的一次大胆尝试,值得我们密切关注。然而,“协商式组织结构”尚未被有效引入行政垄断改革,这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存在的强政府干预传统和社会组织不发达所致。

垄断范文篇8

经济学认为形成市场垄断的原因大体有五种：一是由资源的天赋特性带来产品与服务的独行性，使资源所有者拥有排他性控制权，如龙井茶、刘欢的歌；二是专利发明与商业秘密，在政府提供的保护期内，企业具有排它性控制权；三是竞争中的胜出者凭借实力与策略在一段时期内拥有排他性控制权，如IBM在硬件市场、微软公司在软件市场淘汰了竞争对手而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四是在“自然垄断”行业中的在位者也具有排他性控制权，如电解铝、汽车制造等行业，因为新竞争者要支付巨大的初始投资而在成本上居于劣势就会面临很高的“进入壁垒”；五是运用非经济的强制力量清除竞争对手，保持对市场的排他性控制权，这种强制性势力，可以是高度非制度化的势力，如欺行霸市、强买强卖。一般而言，这种情况往往是局部的，如某些地区建筑市场中出现的沙霸、砖霸等，而且当情况十分严重时，政府也会出面干预甚至取蒂。

以上从垄断的成因来对垄断类型的划分是简单的，但在现实中的形成是很复杂的，垄断的成因往往还是变化的。在中国经济转型期国企获得垄断地位更主要的可以是高度制度化的势力，如政府管制或由立法来阻止竞争而产生的行政性垄断。一般而言，由于政府介入，行政性垄断的影响是全局的，使经济效率受到的损失也是最严重的，这也是当前国企垄断倍受关注的原因之所在。

比如美国AT&T公司，早年是因为发明电话这一创新带来了垄断，后来是因为在全国铺建电话网络而形成了自然垄断，而1926年以后就通过法律确立了电话市场独占权，从而享有强制性垄断。又如前几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微软反垄断案，就是因为控方指出微软公司创新的垄断可能伴有其它“不正当手段妨碍了竞争”，也就是限制了其他公司参与竞争。

市场经济遵循的一般原则是鼓励竞争反对垄断，然而竞争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垄断，于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反对什么样的垄断。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借鉴产权保护理论加以分析。

二、产权的保护性分析

以上关于产生垄断的五种原因，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保护产权所产生的垄断，二是侵犯他人产权所产生的垄断。

先看由资源独特性产生的垄断。仅靠资源独特性能否永久性控制价格而获取垄断利润呢？不能。因为绝大多数独特资源而生产的产品或服务都可能存在替代品。比如龙井茶的替代品有碧螺春、黄山毛尖等，刘欢的歌的替代品有香港四大天王的演唱等。如果独特产品漫无边际要价，就等于为替代品提供市场，因此这类产权产生者垄断是不可能被保护的，因为市场规律在起作用。

再看创新的垄断。政府应该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创新专利，但不能永久性保护，因为这样就会剥夺其他人创新的权利。何况当某个厂商通过创新获得垄断利润时，将会刺激其他很多厂商加快发明替代，而这个厂商的垄断地位也不会长久，除非他不断创新。因此，对创新权利及其结果的有期限的保护，将会推动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进步的本质就是不断发现或发明替代，使竞争更有活力和效率。

其次再看竞争胜利者的垄断。当竞争中的赢家淘汰了竞争对手以后，通常会以减少产量提高价格的手段获取垄断利润。但是这种做法无异于鼓动输家卷土重来或潜在竞争对手进入市场，也就有可能出现新的赢家。这类事情由市场去运作，政府一般不应该去管。

最后来看“自然垄断”。对这种垄断的态度比较复杂。传统经济学认为，巨大投资而形成的沉没成本提高了潜在进入者的“进入壁垒”，从而构成在位者的垄断优势。如果进入壁垒真正是自然形成的，那么政府要做的事情就只是监督在位者，不让其用不正当手段阻止其他竞争对手进入，以及用质次价高的新产品去损害消费者的利益。在此情况下，技术创新寻求替代品或成本更低的生产方法的竞争活动就不会停顿，在位者受到潜在竞争力的作用，其垄断行为将受到约束。但是，实际中进入壁垒有时不是“自然”形成的，历史上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和现阶段中国的自然垄断行业进入者，往往是由政府选择的，出现自然垄断不自然的局面，其主要弊端是限制了竞争和损害消费者利益。

从产权理论角度看，以上四种垄断都是从“产权排他性”派生出来的垄断。产权就是排他性的专用权利，是市场经济的基础，而政府依法保护产权则是维护现代经济秩序最重要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保护产权这种排他性权利，也就保护了一些垄断。不过，需要强调的是，政府保护产权必须遵循一个主要的普遍性原则，那就是当保护一部分产权主体的产权时，不能妨碍另一部分产权主体行使产权。应该看到，这一原则的意义还在它鼓励了技术创新和竞争，使得垄断和竞争互为因果关系，提高了经济效率。按照这一原则，我们再来看强制性垄断，就能明显看到这种垄断是一种外生的很强的排他性权利。因为这种垄断主要是行政垄断，是政府有意安排一部分产权主体或利益主体进入某些产业，而限制甚至禁止其他产权主体进入产业，所以这种强制性垄断严重侵犯了其他产权主体的产权，从而扼杀了创新和竞争，使经济失去活力效率低下。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于由经济内生的一些垄断，只要不妨碍竞争和损害消费者权益，作为产权就应该保护或不干预；对于强制性尤其行政性垄断必须限制和反对。

三、开放市场才能打破国企垄断

国企垄断也就是行政垄断或政府垄断，其主要特征是封闭市场和政企不分。现阶段，我国的政府垄断主要集中在基础产业部门或者说国民经济命脉部门，其中也包括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电信、石油、民航、铁路等。正因为是命脉部门，事关国计民生，目前学术界有两种基本看法：一是认为应该开放市场、引入竞争、打破行政垄断；二是认为这些部门对国防和广义的国家安全具有重要影响，而且这些部门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其投资巨大建设周期长，因此必须实行政府垄断。我赞成第一种观点。大量实证研究已表明政府垄断存在不可克服的种种弊端，此处不再赘述。只就这些部门能否开放市场谈谈看法。为此，来看看美国的经验。

垄断范文篇9

地方保护主义（又称地区垄断）形成另一种行政性垄断形式。地方保护主义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的企业和经济利益，禁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或者阻止本地原材料销往外地，由此使全国本应统一的市场分割成一个个狭小的地方市场，设置地区市场壁垒，一些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作为地方利益的保护人，为保护本地区、本部门及本行业局部利益、短期利益，确保地方经济向前发展，确保地方财政的不断增长，滥用行政权力，采用政府发文或相关部门联合发文，设置许可证，办案禁区，不当的或歧视性的质检和准销证，拒绝实施行政行为等多种形式，对外地商品实施地方封锁，强制外地商品办理准销证、贴花及防伪标志等，或对外地企业产品非法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以抬高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的门槛，削弱其竞争力，保护本地商品的高额垄断利润。

如果说过去更多的是所谓显性行政垄断，地方明目张胆地通过明文规定来阻碍竞争形成垄断，那么近几年更多的是一些地方动用行政力量通过幕后操纵制造隐性行政垄断，使其貌似市场垄断，或者是干脆动用行政力量制造所谓的市场垄断，让有关方面更加难以辨别和处理。

中国的行政垄断是经济转型时期国内各种冲突累积的表现，造成了大量隐性社会福利的损失。

首先，应对垄断行为立法，把反行政性垄断行为作为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内容。用反垄断法限制行政性垄断行为是最有效的手段，欧美及东欧一些国家采取这种形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垄断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在我国行政垄断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本质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政府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滥用行政权力限制和排除公平竞争,是国家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不当介入和干预。它的存在严重限制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本文结合反垄断法的定义及法益目标探究行政垄断的具体立法规制问题。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各国,均将反垄断法规作为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法律。为了及时应对经济全球化及加入WTO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加速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必将是大势所趋。行政垄断作为我国垄断的主要表现形式,理应为《反垄断法》所规制。但从此前对外公布的《反垄断法(草案)》与相关法律设置来看,尚存诸多缺陷,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及表现

(一)行政垄断的概念界定

行政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垄断,有的称为行政化垄断,有的称为超经济垄断,有的称为行政性限制竞争行为,而对于其含义的界定,学界更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概括而言,学界对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可分为下述三种学说:一是“行为学”,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为大多数,认为行政垄断为一种行政性行为。例如王保树在其主编的论著《经济法律概论》中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政府及其部门运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竞争的行为”。[1](p277)二是“状态说”,即认为行政垄断是指由于政府的行政机关的行政权力的作用而形成的垄断。徐士英在其论著《竞争法论》中即持此观点;[2](p85)三是“状态行为说”,此说是前两种学说的结合。即行政垄断是政府行政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凭借所拥有的行政权力,滥施行政行为,而使某些企业得以实现垄断和限制竞争的一种状态和行为。[3]

笔者认为行政垄断从汉语语法而言可以理解为动词或名词。从该角度而言,有学者将其视为一个静止状态也无不可,但是从法律角度而言,结果乃行为之结果,行政垄断状态的出现是因为行为人实施了某一具体行为。而法律所规制的理应是行为,而非行为之结果,亦即法律规制的首要任务应是防止某一恶性结果之出现,而非在该结果出现后的化解或取消。因而笔者认同行为学的观点,认为反垄断法所规制的行政垄断应是一种法律行为,这也符合国际上的惯例。俄罗斯反垄断法即将行政垄断界定为联邦行政权力机构及联邦各部门的行政权力机构、各市政当局,所从事的与反垄断法规相抵触的行动,以及含趋向阻止限制和排除竞争的行动。[4]

除行为和状态之争外,学界对行政垄断的主体范围也存在争议,有些学者仅仅将其主体限定为行政机关,该界定缩小了行政垄断主体的范围。笔者认为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是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依法经授权取得行政权的组织。

综上所述,所谓行政垄断是指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滥用行政权力限制、排除(或排斥)正当竞争的行为。

(二)行政垄断的分类及其表现形式

⒈以行政垄断的外部表现特征为标准。以此标准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性行政垄断与行业部门性行政垄断两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方贸易壁垒、部门贸易壁垒、政府限定交易、设立行政公司四类;有的将行政垄断分为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强制交易与强制联合限制竞争四类。学界之所以对行政垄断的分类如此五花八门,是因为现实中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太过复杂,再加上虽以垄断的外部表现形式为标准,但缺乏分类的具体依据。根据我国目前存在的行政垄断行为,行政垄断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⑴地区封锁。又称地方贸易壁垒或地方保护,是指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行为。⑵部门垄断;⑶强制交易;⑷强制联合限制竞争;⑸设立行政公司。

⒉以行政垄断针对的对象是否具有特定性为标准。据此标准可将行政垄断分为具体行政垄断与抽象行政垄断。实际上这种分类是根据行政法学上关于具体行政行为与抽象行政行为的分类而来的。具体行政垄断是通过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实现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是某一具体的经营者。而抽象行政垄断是行政主体以制定和规章、决定、命令等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为手段实施的垄断行为,其针对的对象不是特定的,而非具体的某一类经营者。

⒊以行政垄断是否是行政机关主动为之为标准。依照这个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作为的行政垄断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此种分类也是依据行政法学上关于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分类而来的。作为的行政垄断是行政工体主动设置市场壁垒,限制竞争的行为。而不作为的行政垄断,主要是指负有消除市场壁垒,促进公平竞争职责的行政主体,对于所辖区域内存在的妨碍竞争的市场壁垒不予消除的行政垄断。

⒋以行政垄断是否合法为标准。将行政垄断分为合法的行政垄断和不合法的行政垄断。合法的行政垄断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自然垄断、特种行业垄断、国家指定专营以及国家垄断等,由于这些垄断一般事关国计民生、社会稳定,具有有利性和合法性,当成为法律规制的除外情形,而非法行政垄断为反垄断法规制的重点。

二、反垄断法的概念及其法益目标

(一)反垄断法的定义

反垄断立法最早出现于美国,1890年公布的《谢尔曼法》被公认为世界第一部反垄断法律。在对反垄断法进行界定时,美国称它是“保护贸易和商业免受非法限制、价格歧视、价格固定和垄断的联邦和州的立法”;[5](p95)德国将反垄断法称为是规制“以限制竞争为目的,企业或企业协会之间通过订立合同或协议,影响商品或劳务的市场情况的行为”的法律。徐士英认为,“理论上讲,反垄断法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反垄断法不仅指反对垄断(包括独占垄断和寡占垄断)的法律,还指反对各种限制竞争行为的法律;狭义的反垄断法只是指反对垄断的法律。[6](p57)笔者认为,反垄断法当作广义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可将其定义为:国家为维持市场竞争格局而规定的禁止市场垄断结构和市场垄断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二)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

由上述反垄断法的定义界定,我们当可以概括出反垄断法的宗旨在于保护和鼓励竞争,克服竞争与社会利益不统一性等消极影响,打击垄断行为,消除由垄断行为造成的垄断状态,并对自然垄断和必然垄断造成的垄断状态加以限制和规范,在维护竞争的经济秩序的同时切实加强市场的“竞争性”,确保竞争长期健康有序地发展。

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即是反垄断立法所欲追求和实现的目标,它反映了法律制度设计的内在精神和宗旨,同时又是对法律制度设计下达的最高指令,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⒈公平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而竞争必须是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通过反垄断立法,维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

⒉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之福祉的、社会主义正义观。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实现法治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是实质正义的基本要求,并进而对经济和政冶民主产生现实性的影响。

⒊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的和谐。保持市场主体的平等利独立,实现最大限度的企业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最基本要求,通过反垄断立法,打击行政垄断对于维护经济主体的经济自由与经济秩序意义重大。

(三)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规制的范畴

行政垄断应由什么法律来进行规制,在学界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讨论,大多数学者认为行政垄断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之中。王家福先生即认为我国的反垄断法的内容“既要反对经济垄断,也要反对行政垄断”。[7]笔者也赞同这一观点。笔者认为,从前述行政垄断概念的界定、表现形式及构成要件结合反垄断法的法益目标来看,行政垄断理所当然应纳入反垄断法的规制范畴。而在我国更应作为规制的重点对象。这也已成为或正在成为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国家的通行做法。如乌克兰《禁止垄断和企业活动中不正当竞争行为法》第六条特意对行政性歧视行为做出了列举性规定。所需注意的是,由于行政垄断形成原因的复杂性和其特有的行政性,禁止和最终解决行政垄断的措施也应是多渠道的。除本文着重论及的当为最重要途径的反垄断法规制外,行政法等相关法律也当为法律规制的途径。然而,这并不是有学者所认为的《行政许可法》当成为规制行政垄断的重点。[8]

三、行政垄断的反垄断立法规制

(一)行政垄断的认定

⒈主体要件。所谓行政垄断的主体要件,即指行政垄断行为的实施者或曰该行政垄断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者。判断行政垄断主体的标准为其是否滥用行政权力去限制或排除(排斥)竞争而不在其身份是否为行政机关抑或企事业单位。因此,如前所述,行政垄断主体包括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以及经授权的行政组织(其中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包括中央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而授权组织包括行政性公司、被授权行使一定行政管理职能的企业单位、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等)。

⒉客观要件。行政垄断的客观要件是指行政垄断的客观外在表现,分为行为要件和结果要件两个方面。亦即行政垄断的主体实施了什么行为,该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行政垄断的行为要件应是特定的行为主体滥用行政权力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这些行为即可通过具体行政行为方式做出,也可通过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做出。行政垄断结果要件是行政垄断导致的对一定交易领域内市场竞争的实质限制,所谓“一定交易领域”即“成立了竞争关系的市场”,而所谓的“实质性限制竞争”是指“几乎不可能期待有效的竞争状态”。[9](p207)

在行政垄断构成要件中,主观过错往往包含于行为之中,往往表现为故意,其侵犯的客体自然是法律所保护的而为行为人所侵害的竞争秩序,对此笔者无需赘述。

(二)行政垄断的主管机关

为确保反垄断法执行的有效性,各国无不对反垄断主管机构的设置予以高度重视,进行严密、精心的设计,形成了目前虽然各具特色但又基本一致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模式。纵观这些设置模式,概括而言都体现以下几个特点:如级别设置的高规格性与执法机关权力刚性,从而保证执法机关具有足够的威慑力;执法活动的独立性,从而确保执法的公正与有效;执法队伍的权威性,从而保证执法的科学与准确。同时为确保执法机构的稳定和执法人员的权利保障,许多国家都赋予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官员以特殊的待遇,如终身制或连任制,非因反垄断执法人员自身的违法行为不得免职等。我国虽然至今尚没有法典意义上的反垄断法,但已有些反垄断的法律、法规。根据这些法律法规,目前对行政垄断有管辖权的或者是同级或上级国家机关,或者是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以及各行业主管部门。“让隶属于政府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来反对以强大的行政权力为背景的行政垄断,不可避免地会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10]而让同级或上级机关来反对行政垄断又会陷入自己监督自己的窘境。同时其权威性也颇让人怀疑。基于此,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反垄断法的执行机构设置应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在具体设计时应遵循如下原则:

⒈科学合理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首先服从于有效履行法律赋予他使命的需要,保证具有足够高的地位、足够大的权力与足够强的能力承担起反垄断的任务;另外还应适当考虑中国现行的国家权力机构与布局因素,尽量减少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而对现行权力结构造成重大的冲击。

⒉独立权威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能否保持独立性,具有权威性是该机构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反垄断法的意义所在。因此,对于该机构级别的定位、权力的安排组织的设置、人员的构成、经费的保障和执法程序的设计和执法的效力的确定都须围绕保证该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展开。

⒊精干效率原则。任何国家机关的设置都必须符合精干与效率原则,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的宏观性、全局性更应当强调这一机构精干效率的要求。因此,按现行的政府组织体制,从中央到地方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做法必须改变:在组成人员的进出条件和程序上,必须强调专业性、专门性和相对稳定性;机构编制的规模要适当,既要严格限制机构内核心人员的职位数,又要确保一般工作人员的数量。

在此原则下,在我国反垄断法中,可以借鉴外国经验,创设一个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的反垄断执行机构,可称为反垄断委员会。该委员会应是国务院领导的下负责执行反垄断职能的部门,同时除中央设立的反垄断委员会外,地方上可设立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设立不受现行行政区域的限制,不再层层设立。反垄断委员会具有检查监督权、调查取证权、审核批准权、命令禁止权、案件裁决权、行政处罚权等。

(三)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

目前,我国对行政垄断的实施主体的法律责任规定的不明确,不严厉,可以说这是行政垄断行为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了有效地遏制行政垄断,应确立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包括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三个方面来设置。

⒈民事责任。法律应明确行政垄断受害人有权提起民事诉讼,获得相应民事损害赔偿。如经营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垄断行为损害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营者违反法律规定,损害他人权益的,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经营者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赔偿额度为受害人的实际损失和可预期的利润。受害人的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度为侵害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行为所获得的利润,并应当承担受害人因调查及诉讼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⒉行政责任。法律明确规定反垄断机构有权做出行政决定,对当事人的行政垄断行为进行处罚包括对违反强制购买、地区垄断、部门垄断、强制联合等限制行政排除(排斥)竞争行为,反垄断主管机关可以禁令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按照法定程序,根据情节轻重,要给予行政处分;对涉嫌行为进行调查时,受调查者在规定期限内无正当理由拒绝调查,或者拒不提供有关财册、文件等资料或证物;或者转移被查封、扣押有关违法物品或者证据的,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处以罚款;反垄断主管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法保密义务,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对公务员的责任。反垄断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

⒊刑事责任。与前述两种法律责任在反垄断法中设置的无争议性不同,反垄断法是否要设置刑事责任,则在学界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邵建尔教授通过从垄断行为是否具有“应刑罚性”的角度分析认为无论是从行政垄断的危害来看还是国际相关立法模式来看,我国反垄断法都应当设置刑事责任”。[11]并且除了规定对行政垄断主体中公务员的刑事责任外,还应规定对行政机关的刑事责任。这实际上可以在现行《刑法》第31条中找到依据,此条规定了单位犯罪的双罚制原则,对单位可以处以罚金,对直接负责人员处以刑罚,单位犯罪主体中理应包含行政垄断主体,因此,对行政垄断主体的刑事责任也可采用双罚制原则。

【参考文献】

[1]王保树.经济法律概论[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2][6]徐士英.竞争法论[M].世界图书出版社,2003.

[3]漆多俊.中国反垄断立法问题研究[J].法学评论,1997,(4).

[4]郭宗杰.关于行政垄断的反垄断法律定义与具体规制[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2).

[5]布莱克法律大词典[M].westpublishingCo,1990.

[7]王家福.WTO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法律制度建设问题[J].中国法学,2001,(1).

[8]邹钧.试论行政垄断——兼评《行政许可法》对反垄断的重大意义[J].南京财经大学学报,2005,(4).

[9](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