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产业范文10篇

垄断产业范文篇1

关键词：煤炭产业；垄断租金；制度设置

一、在煤炭资源开采方面，政府的资源垄断置换为企业的产品垄断

根据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内容，非公用事业的垄断形成于市场的进入障碍和经营者集中。然而，我国煤炭产业的垄断却来自于政府的进入障碍和经营者集中。

1、将公有资源视作公用资源的政府垄断成为市场进入障碍

煤炭开采，既是高危行业又是影响生态环境的典型行业，如果自由进入，会给社会造成难以挽救的后果。为此，进入开采市场时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只有在资金、技术、设备、开采计划、生态恢复方案、健康安全措施等各方面均符合开采要求的申请者，经相应政府职能部门审查批准并进行登记后，才能具备煤炭开采权。一般将这种严格批准的许可授权称为“特许权”，属于政府对于市场的社会管制内容。矿业开发设立特许权是政府的事先管制，其目的是防止有害的经济外部效果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这是世界矿业发达国家的通常作法。如《法国矿业法》第22条规定：即使地表主人的开采也只能是依特许权而进行。特许权设置，普遍地禁止一切私人擅自进入的严格性，确实属于设置了进入障碍。但是，这种设置并没有排除、限制竞争。政府的社会管制与经济管制的主要不同点是：社会管制对象没有数量限制。政府特许时所运用的标准和条件是公平竞争的内容，平等地适用一切竞争者。凡符合法定资质要求的，则可跨进市场准入的竞争行列。但前提是必须具备非社会性管制条件，方能进入开发市场。这就是说，严格的特许制度不是进入障碍，关键是符合法定开采资质的竞争者，能否在市场获取开采对象是进入市场的前提。

同时，如果企业退出时没有沉没成本，不会在退出市场的过程中落下任何东西，则进入是自由的。煤炭开采属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生产的平均成本高于价格时的退出可能并不自由。采掘煤炭的最初进入的大量投入没有任何收益，直到采出第一吨煤以后的边际成本才能递减。初期的这些成本投入中，除部分设备以外的不变成本以及一些可变成本，都可能成为退出时的沉没成本。退出时不可转换的资本投入及其技改费用是潜在竞争者的进入障碍。但是，根据煤炭市场进入因素的复合性，能够竞争进入特许权资格的人，足以预期进入与退出该市场因成本带来的潜在风险，其盈利能够弥补在沉没成本上的投资。而且，这种预期不会受到来自正在开采的现有企业的威胁，因为煤炭资源属地不同和消费者不固定等因素，现有企业难以实施把价格压低到成本以下的战略以惩罚新的进入者。因此，处于市场大门之外想要进入者不会担忧沉没成本，害怕的倒是进入市场后煤炭资源供给的可持续性。因为可确定的长期契约能提供风险分摊并允许非转换资本的增加，那么，只要煤炭资源不会断供或枯竭，就不会在退出时落下任何东西。这就继续说明，能否进入市场的关键是不断地获得长期补偿投资成本的开采对象。

然而，我国民事物权属性的煤炭资源并非来源市场而是被政府垄断，即由政府以强制性行政许可决定方式直接配置。《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13条规定：采矿权，可以通过招标的方式有偿取得，由行政登记管理机关组织评标并确定中标人。该规定关于由公权力机关确定中标人和发给行政许可证的行政确认方式，被《行政许可法》上升为行政决定方式。《行政许可法》第12条第2项规定：有限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需要赋予特定权利的，可以设定行政许可；该法第53条规定：“实施本法第12条第2项所列事项的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通过招标、拍卖等公平竞争的方式作出决定……确定中标人、买受人后，应当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决定，并依法向中标人、买受人颁发行政许可证件”。从法律规定可以看出，采矿许可证属于行业特许权授予，认可了特许权人市场准入的资质，有作用于劳动对象的权利，但不是产权证，无法证明取得了直接支配的劳动对象本身，煤炭资源资产权仍然归属于政府支配。《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6条规定更具体：“采矿权，是指在依法取得的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内，开采矿产资源和获得所开采的矿产品的权利”。其中“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是指限制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通过劳动将国有公共资源的物态和价值形态转移到私人所有的矿产品上。这是“矿产资源无偿使用的做法，使国家所有权不能实现”。[1]问题的严重性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在于限制了市场竞争。开采对象归属于一人所有并由政府垄断供应，全国的煤炭开采行业就像一个独立的特大企业，“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相当于企业劳动过程中的车间，各个“车间”联合起来共同作用于同一劳动对象、开采同一所有权的客体——公共煤炭资源。煤炭资源就成了“公共池塘”资源，由各车间共同使用。那么，公共所有物成为公共开采物，可排他性支配的行业因共同使用同一对象而异化成公用事业的性质。公用事业的进入可视为自然垄断。最早制定反垄断法的美国，反垄断的《谢尔曼法》与后来的《克莱顿法》将电力、电话、铁路等公用事业称为自然垄断。[2]由于政府独家垄断煤炭资源供应市场，那么，即使具备开采资质和风险承担能力的竞争者，也因无法从市场自由地藜取开采对象而被阻挡在市场以外。所以，政府的社会管制、矿山退出的沉淀成本没有成为进入障碍，倒是政府阻碍了潜在竞争者的市场进入。

2、整合煤炭资源的产业政策取向限制竞争的经营者集中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中小型矿山企业也迅速设立，当时的《民法通则》以及《矿产资源法》明确支持乡村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者。诱致性的法律制度催生了煤炭企业的遍地布点，有煤的地方就建有煤矿。到本世纪初，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社会开始认同科学发展、统筹发展的重要性，反思经济增长和效率优先的代价，认识到规模小、布点多的煤炭开采对资源、环境、健康安全所具有的负面效应。于是，下决心出台行业政策来整合资源，指令性关闭产能、技术等方面不足的煤矿，全国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的煤矿被关闭。关闭时，由未被关闭的煤矿给予关闭者一定的补偿，被关闭者的煤炭资源配置给支付补偿费的煤矿。实质上这就是企业的吸收合并，属于《反垄断法》关于经营者集中的行为。经营者集中并不一定构成排除、限制竞争的垄断趋势，而且“我国正处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经营者集中作为中国企业改革中资产重组的一个重要方式推广，并日渐形成潮流”。[3]尤其是矿山企业的规模经济，不仅是增强竞争力，更在于有效开发资源、保护公共利益以及经济可持续发展。但是，经营者集中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任何横向合并都将减少提供煤炭产品的竞争者数量，一旦市场本身高度集中、参与集中的企业规模很大时，会导致经济力量过度集中而严重削弱竞争。根据合并的这种双重属性，我国《反垄断法》既保护依法实施的集中，又将有排除、限制竞争后果的集中归入反对范围。

煤炭行业整合资源时关闭中小煤矿的合并有垄断趋势：骤然间关闭大量煤矿，使煤矿企业的市场结构明显改变，一些大煤矿所占市场份额迅速膨胀；依行政手段强制收回所有许可证照和资源，并将收回的资源配置给其他煤矿的集中，不是市场中公平竞争时优胜劣汰的自由选择的结果，在此，行政强制与市场垄断在方式上是孪生兄弟———均属绕过市场的市场外决策；集中后开采煤炭的“车间”大量撤走，合并后的市场结构为保留的“车间”储备了限制竞争的机会。政府为了整合煤炭资源的合并冲突了《反垄断法》，其根源还是在于政府的垄断性“公共池塘”资源与政府的特许批准赋于一身，能够便利地避开市场和绕过法律。

二、在煤炭产品交易方面，企业垄断状态的定价权催生了超额利润

1、以煤炭企业的垄断状态控制了定价权

一般认为，煤炭坑口价格上涨是因为供需关系和物价结构综合引起的。但是，坑口价格中并没有含环境影响，也不是完全的资源成本等,而高于毒成本的煤炭坑口价缘于隐藏在综合原因后面的进入壁垒：垄断状态下的横向协议定价。

虽然各煤炭企业的煤炭资源供给市场由政府垄断，但政府是虚拟的人格，不能实际地利用资源，必须由各企业开采；各企业开采同一客体的公用事业性质的“自然垄断”，阻止了潜在竞争者进入；现有企业通过开采劳动，将公共所有的由政府分配的煤炭资源转化为自己所有的煤炭产品；因而政府对煤炭资源供应市场的垄断，在经过一定的劳动后置换为各“车间”共同对煤炭产品销售市场的垄断；整合资源时使“车间”数大减，更有利于矿山企业之间的横向联合以加强对煤炭产品销售的控制。这一切都顺理成章地使煤矿企业能够避开市场而掌握定价权。同时，因为矿业特许权与划定的范围是绑定的，所固定的“车间”不能挪到其他地方重复使用，那么，所划定的范围基本归于煤矿企业开采，除非继续遇到整合资源的强制政策，一般不必急于开采，反正多生产或少生产都能有好价格，自然性地联合起来防止竞争性的生产而控制产量。为提高价格而限制产量，可以少做而多得，于是，煤矿发现井口排长队等着装煤的车多了，就把信息传递给周围企业，接受信息的企业不但让其排更长的队，而且发出了可能涨价的信息，一旦有企业明确涨价就会一路反馈回来。其中，领头企业的行动影响着市场其他企业，其他人跟着领头企业走，接受领头企业提高价格的邀请。横向的隐性协议催生了联合涨价的隐蔽同谋，导致本应竞争的煤矿企业能顺利地限制、排除竞争。处于联合的企业不愁煤炭生产数量，只要不出现安全事故，就会有超额的垄断租金。

、铁路的支配地位控制煤炭运输的价格

煤炭的坑口价与港口价区别很大，这个差额基本上是运输价格。在煤炭运输方面，铁路有条件滥用支配地位来控制运输价格，这在其他国家也同样存在。在美国，“铁路便和天然气与石油运输管道一样，具有瓶颈性的垄断地位。依赖具有垄断地位的铁路的煤发电厂称为被制约用户”。[4]山西做为全国产煤大省，就是因为瓶颈效应而申请地方修建铁路运输煤炭。

按照《反垄断法》的规定：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控制商品或服务的能力。铁路运输服务是否处于支配地位的关键问题是如何认定“相关市场”，即相关服务市场和相关地域市场。在上世纪初，一般把铁路运输与电力、电话、石油运输等列入网络式自然垄断，后来由于公路、航空、船舶事业的发展，带来一定的相互竞争，铁路很难完全处于市场支配地位。但是，内蒙古的煤炭产品运到广东时，则其他运输方式无法与火车竞争。其一，在相关地域市场，不是短距离而是长距离的全国范围内运输，其他运输方式无法替代。其二，在相关服务市场，没有交叉需求弹性：铁路运煤价格的变动，寻求其他运输方式替代的可能性很少。替代程度低，说明这些运输不属同一服务市场。当然，如果不是煤炭的运输，而是电器产品或者其他价值大的产品，可选用汽车运输。因为需求者考虑的是运输成本在运输标的的总价值中所占的比例，比例太高会吞掉生产者的利润甚至生产的成本价格。汽车长途运输煤炭的成本甚至还要高于煤炭本身的价格，这样，长距离的煤炭运输被迫依赖于铁路。这样一来，当铁路运输价格上升导致运输任务减少时，同样能抵销其损失并可以获取超额利润。因此，铁路运煤价格上升，各个关卡都加价，与煤炭运输并无关联的人也时常掌握车皮运煤计划等等，这些当属于铁路在煤炭运输方面滥用其支配地位的行为，符合《反垄断法》第3章规定的调整对象。

三、在煤炭产业管制方面，应构建反行业垄断的系列制度

《反垄断法》规定了滥用行政权力来支持市场主体排除竞争的行为属于反垄断对象，而对行政主体直接排除竞争的行为没有也不便于规定；反垄断的环节注重在行为实施过程中和实施终了后，没有关于行为实施前进行控制和预防的规定。反垄断立法的局限性制约了煤炭产业反垄断的法律适用。因此，必须从源头上进行改革、治理，以此建立反垄断的长效机制。

1、政府既维持铁路垄断状态又加强经济管制

铁路的自然垄断可以满足帕累托效率。铁路垄断往往是消费者的处境没有变坏而铁路的处境比以前更好；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因此，尽管在自然垄断的管制方面是从紧还是放松，一些市场经济国家为此经常反复，但政府保护其垄断状态的指导思想始终不曾变化。美国曾经为了解决铁路运输煤炭的瓶颈，内务部长在上世纪70年代初批准了与石油管道类似的水煤浆管道运营项目，终因水、土资源浪费，被最高法院维持了美国地区法院和第八巡回法院关于撤销水煤浆管道运营项目的判决。在我国，《反垄断法》明确规定只反垄断行为不反垄断状态，主要也是为了资源的科学配置。因此，为缓解煤炭运输的现实而另外专修铁路，也是无效率的资源配置。

经济效率上更加优越的方法是加强政府对自然垄断的管制，即实行与社会管制并列存在的经济管制。经济管制的主要目标是保护与控制相结合，防止过度进入以保护有效率的垄断地位，同时控制垄断者的垄断行为能力。经济管制的主要手段是价格的费率管制，强迫铁道部门把服务价格定在合理的水平上，政府根据运输服务的成本和一般的利润核准服务价格，让铁路执行，通过“价格控制用以削减由进入壁垒造成的垄断租金。”[5]费率管制会提高反垄断委员会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行政成本，并需要相关专业人才，但很有利于社会效率和社会公平。经济管制的主要任务是明确自然垄断的边界。并不是所有的铁路运输服务都属于自然垄断，应根据服务替代率来界定自然垄断的范围，尽量将一些应当参与潜在竞争的服务内容放在自然垄断之外。如国内铁路的旅客运输，属于汽车、飞机等相互竞争的服务项目，不应列入自然垄断，可以放松管制；煤炭、农产品、救灾物资以及跨国运输等必要自然垄断应适用严格的经济管制。

2、政府退出煤炭资源的垄断市场

学者认为：政府垄断矿产资源，致使市场价格体系的激励功能弱、配置效率低。[6]深入分析可知，功能和效率只是一个侧面，更重要的是政府的垄断排除矿业市场竞争和阻碍矿业市场建立。如果“要有效地制约政府这种垄断性质的决定权，就要求政府适当地退出对矿业权的直接经营”。[7]政府退出煤炭资源市场的直接配置，归位到纯粹的社会管制职能上来。矫正政府职能的首要问题是：国家的民事和行政主体地位明确分开。

宪法和法律规定煤炭资源属国家所有，国家所有者是民事主体性质。我国《物权法》明确国有物权、企业物权与个人物权平等地受保护。这就要求包括煤炭资源在内的国有自然资源资产与国有经营性资产一样，由平等的民事主体性质的国有资产民事管理组织而不是公权力主体性质的管制机关，将规划开采的特定煤炭资源资产推向市场公平交易，依据价格信号确定资源去向。由市场价格机制而不是政府公权力决定的国有公共产权出让，是受让人获取排他性支配权的前提，也是排他性私人物品在市场自由流转的基础。因摆脱了公权力束缚的单一物权可以自由让渡，使具备开采资质并预期潜在风险的竞争者能在市场上获取劳动对象，则潜在竞争者可以依靠市场能力进入；现有的“车间”上升为独立的矿山企业后则能够挪动而重复利用，以此防止“一矿一企业”的企业资源闲置。

在市场公平交易后受让的特定煤炭资源，明确了排他性归属权并进行民事物权登记，依此设立的纯财产性“矿产权”，是法定采矿权中“采矿许可证规定的范围”所暗含的资源产权的明晰。法定“采矿权”分离出以“矿”为主的矿产权以后，剩下的是以“采”为主的开采权。开采权就是公权力社会管制的内容，也是独立存在的、标示出市场准入的、完成了行政登记的特许授权。就像国有土地使用权与建筑开发准入资格分立一样，特定煤炭资源的矿产权与对该煤炭的开采特许授权分不同程序设立，政府公权力管制不再涉及煤炭资源的直接配置。创新矿产权与开采权分别独立，构建排他且可转让的完整产权加政府管制的矿业制度，是政府退出煤炭资源垄断市场的长效机制，也是政府职能归位的关键。

3、科学构建煤炭产业的法律体系

首先，形成行业政策服从于竞争政策的制度习惯。产业政策的目的是提高自身的竞争力，然而，任何产业政策都会导致市场现存结构的改变，影响和制约整体性市场竞争。[8]所以，除了农业政策以外，应当是整体竞争制度优于产业政策。煤炭生产行业通过产业调整和资源整合以提高行业竞争力的产业政策，必须在《反垄断法》规定的原则范围内行为，以此维护整体的市场竞争，维护《反垄断法》的小宪法地位。

其次，多层次界定煤炭资源的法律地位。煤炭的法律身份十分复杂，受到不同层级的法律调整，明晰法律地位和理顺法律关系，是煤炭产业法治建设的当务之急。煤炭资源属于矿产资源已纳入《物权法》，该法的法律层级决定其只能做出原则性的规定；煤炭资源归于自然资源资产应纳入《国有资产法》的范围，与其他国有资产并列明确归属和发挥效用；因煤炭资源的重要能源属性，其开发、规划、战略储备、节约利用等内容应属于《能源法》的调整对象；产业循环利用、空气清洁、生产的健康安全等方面立法都应分别考虑煤炭立法。

最后，煤炭产业法律化。在煤炭法律身份理顺以后，应当专门制订一部《煤炭产业法》作为特别法：一是以“煤”为主要对象的财产性规定。根据《物权法》、《国有资产法》，《矿产资源法》等，明确煤炭资源的物权属性、物权归属、物权流转、国有产权价值实现以及配置资源的市场建立。二是以“业”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性规定。规范政府对煤炭产业的经济管制与社会管制内容，明确政府的职权和职责；突出煤炭的产业地位，防止成为下游产业的附庸；注重内部化煤炭生产的社会成本。财产性和社会性规定分开，从制度上保障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四、小结

煤炭产业的反垄断应视为受管制市场中当事人之间的博弈，政府是博弈过程中的仲裁者而非参与者。博弈中的市场失灵时才是政府干预的依据和理由，政府可以直接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但不可以直接决定资源配置的归属。政府在博弈中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市场的整体性竞争格局，为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既要保护一定的垄断状态，又要反对泡沫价格挤占了真实成本价格的垄断行为。

参考文献：

[1]朱学义.矿产资源权益理论与应用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3

[2]（美）伯吉斯.管制和反垄断经济学[M].冯金华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30—33

[3]曹康泰.反垄断法解读[M].北京：法制出版社，2007，125

[4]（美）托梅因，卡达希.美国能源法[M]．万少廷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203

[5]（美）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余晖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1

[6]薄俊丽.提高矿产资源利用效率的市场激励机制[J].矿冶2005（4）：101—106

垄断产业范文篇2

一、自然垄断产业概念及特征

传统的自然垄断是指由于生产技术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递减，从而最小有效规模要求只有一个企业生产。自然垄断产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规模经济非常明显，独家垄断经营小于多家分散经营的成本之和；二是有大量的“沉淀成本”，资金一旦投入，就很难收回，也很难改作他用；三是这些产业中的多数服务和产业是公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需要保证提供的稳定性、质量的可靠性和依赖性。一个国家的电力、煤气、电信、邮政、铁路、航空等产业，一般是传统意义上较为典型的自然垄断产业。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改革的深入，自然垄断产业的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开始注重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在实行政企分离、政资分离、业务分拆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对国有经济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必要性

自然垄断产业容易产生的问题和固有的弊病基本有以下三种：第一，经营目标双重性导致利益难以协调。自然垄断产业的经营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他的经营目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经营者他要追求经济目标；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垄断的公益性，他又要追求公共目标。公共目标要求以较低的价格和较高的质量服务于公众，让利、施惠于公众，自然导致其经营性亏损，这样使其处于两难的境地。第二，垄断地位的滥用。由于自然垄断产业的特殊性，经营者往往会利用其独有地位，收取垄断高价，服务质量低下，甚至附加种种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第三，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不足。自然垄断产业大多数是国有国营的，由于体制和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其内在的经济扩张与私人企业相比，明显显得不足。另外，由于没有实际和潜在的竞争者，他们没有竞争的压力，往往不注意加强管理，最大限度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垄断产业是我国国有经济最集中的领域。我国垄断产业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是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经营性垄断，而是行政体制与行政权力造成的垄断。我国产业的行政垄断，就其根源而言，有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但主要是在转轨过程中形成的。从产业关联的视角看，垄断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构成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基本投入，垄断产业向全社会转嫁其低效率运营的结果，必然降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效率，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纵深推进的新形势下，垄断产业能否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平台，事关国民经济的总体竞争力。

三、中国电信改革实证分析

在1988年和1994年国务院两次确定了原邮电部政企分离和邮电分营的改革目标，但是直到1998年之前，我国电信业的基本体制特征仍然是政府部门直接垄断经营公用电信业，电信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投资等都严格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投资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1998年以后，我国电信业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做法是在邮电部、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部成为了我国电信业新的政府管制机构，对电信实行宏观管理，而不再直接从事电信经营。随后又进行了邮政和电信分家，中国电信成为一个独立经营的电信运营商。改革前，1949年～1993年管制部门是邮电部，经营部门是部级电信总局（中国电信）；1994年～1998年管制部门是邮电部，经营部门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1998年～2001年管制部门是信息产业部，经营部门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吉通、中国铁通。

在电信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由于电信自身的特点，我国基本上采取逐步开放的原则，即先开放增值电信业务，然后开放数据和移动通信业务，最后开放基础电信业务和基础通信设施。目前，我国电信市场主要有6家基础电信企业和4400多家增值电信、无线寻呼企业相竞争，形成了不同规模、不同业务、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共同发展和相互竞争。十年以前，以联通公司进入电信市场为标志，我国拉开了自然垄断产业从垄断走向竞争的改革序幕。改革提高了电信业的效率，也使社会福利明显增加。

四、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政策建议

1、放宽市场准入，引进新的竞争者。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价格和市场准入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而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机制是有效率。那么，解决行政垄断问题就必须开放政府垄断的行业和市场，扩大市场竞争范围，在垄断产业取消政府依据市场容量测试设置的进入壁垒。放宽市场准入意味着允许新的市场主体特别是非国有市场主体进入垄断产业，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只限于分拆之后的原有企业之间开展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效率，解决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一些难题，而且对于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竞争秩序和廉洁高效的政府，有长远的意义。加快垄断产业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彻底剥离企业的政府职能。随着市场化改革实施，把政府管制的理念、职能，由保护生产者利益调整到兼顾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强化公众利益上来。形成企业在同一市场上进行有效竞争的格局。目前，对垄断产业最大的改革措施就是进行市场拆分，但是拆分的结果只是使市场有过去的独家垄断转变成区域垄断。实践表明，建立在区域垄断基础上的竞争没有触动石油天然气产业和基础电信服务的垄断结构，不能等同于同一市场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发展直接竞争，打破区域垄断结构，是我国垄断产业改革的根本出路。

2、实施市场重组，推进产权改革。行政拆分重组应当与以资本为纽带的市场重组和投资体制改革结合进行，注重产权结构的优化，实现产权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在垄断产业全面推进股份制改革，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国家应该明确在垄断产业实行鼓励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使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相互渗透和融合。淡化绝对控股，注重相对控股。改变垄断产业主导企业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所有制结构，增强企业资本实力和国有资本控制力。

3、适时放松价格管制。价格竞争是全部市场竞争的基础。我国垄断产业的价格机制，多是针对政企合一和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情形制定的。在保持垄断经营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放松价格管制的结果，只能剥夺消费者剩余，使得垄断产业获得超额利润。在打破独家垄断格局之后，政府主动要考虑开放价格的行政管制，坚决而稳妥地完成从价格控制转向市场竞争定价的体制。对于开放价格后可能引起的企业亏损甚至行业亏损，可以通过改进管理，增强产权和预算约束，加强市场重组，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来解决，即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竞争带来的问题。

垄断产业范文篇3

关键词：垄断产业；放松规制；法律；规制机构；竞争机制

电信、电力、铁路运输、邮政、自来水、煤气供应等基础设施产业具有垄断性，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其有不同的规制方式。近年来，美英日等国家对这些产业出现了放松规制的趋势。对我国进行垄断产业规制改革，总结这些国家的经验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美英日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实践

(一)制定了完善的垄断规制法律法规。美英日都是以法律为基础对垄断产业进行规制改革的。各国在规制改革过程中都以整个政府规制体制的总体框架为依据，制定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使整个规制改革过程有法可依。美国政府于1976～1982年，仅在交通运输领域就颁布了《铁路振兴和规制改革法案》、《航空货运放松规制法》、《航空客运放松规制法》、《汽车运输法》和《公共汽车管理改革法》等一系列法案，对交通运输企业的政府规制进行重大改革，放松政府对民航、铁路和公路的规制。如，1976年国会通过的《铁路振兴和规制改革方案》，这一法案给州际贸易委员会很大的自由，委员会有权同意必要合并、允许费率弹性和放弃无利可图的线路；1980年国会通过变革《铁路法》，给州商业委员会更大的权力，使铁路价格更富有弹性。美国规制法律坚持规制标准中立、有固定的程序、正式的辩论和诉讼的公开原则。英国政府对垄断产业改革是以立法为先导的，使改革具有法律依据和实施程序。英国政府1984年颁布《电信法》，废除了英国电信公司在电信业的独家垄断经营权，允许民营化；1986年颁布《煤气法》，废除了英国煤气公司的独家垄断经营权并进行民营化；1989年颁布的《自来水法》和《电力法》在促进产业放松规制方面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政府在推进垄断产业改革过程中也制定了许多法律，如《电力事业法》、《铁路事业法》、《电气通讯事业法》等。

(二)重新组建垄断型企业规制机构。美英日各国政府在实施垄断型企业规制改革时都组织了专门的机构。在规制改革过程中，产权变更或放松规制都对原有规制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及形式提出疑问。针对这种新情况，各国都对已存在的垄断规制机构进行了调整，或设立新的规制机构以适应规制改革的需要。美国在规制改革过程中建立了独立的规制机构系统，有意将它们与主管部门分开。各规制机构由3～7名中立的委员组成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担当行政事务的秘书处和反映消费者意见的听证会等组织。这个规制委员会中，有对跨州服务事业进行管理的联邦规制委员会和只对州内服务事业进行管理的州规制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的规制改革过程中，对规制机构进行了调整，取消了民用航空局。目前，对垄断型企业规制的主要联邦规制机构包括州际贸易委员会、联邦能源规制委员会、联邦通讯委员会等。州规制委员会组织大体上与州际规制委员会相同。英国除建立各种新的规制机构外，还建立了垄断与兼并委员会和公平交易办公室。在整个政府规制运行过程中，各产业的政府规制总监与负责各产业的国家大臣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是英国规制体系设置的特色之处。日本规制机构设立的基本原则是使政府保持行政的自由处理权。日本内阁按解释和实施法律时能够使其自由处理权最大化的方式制定法律，而且法律还赋予政府区别对待市场参与者的能力。日本规制改革政策的进展集中于各内阁部门，他们不与独立的规制机构分享权力，也很少受制于司法系统或执政党因素。

(三)从传统规制向激励性规制转变。激励性规制主要包括最高价格上限规制、区域间竞争、特许权投标、社会契约制等方式。最高价格上限规制指规定价格浮动的上限，使企业能在这个范围内自由变动，从而给了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积极性。区域间竞争主要是将受规制的全国性垄断企业分为几个地区性企业，使特定地区的企业在其他地区企业成就的刺激下提高自己的内部效率。特许权投标制是指政府在一定时期内给企业以特许权，在特许期结束后竞争投标。社会契约制指规制当局与被规制者之间在修订收费标准时就设备运转率、热效率、燃料费、外购电力价格、建设费等签订合同，如果能实现比合同规定的更好的成绩将给予奖励，否则将给予惩罚。这些方式能够克服规制当局与被规制者的信息不对称现象，对改善经营管理具有重要意义。1989年3月，美国在电信业中实现价格上限规制，规制对象为美国电报电话公司(AT&T)及地方电话服务公司。同时，英国、日本也在电力、煤气、电信等垄断产业采取了最高限价规制方式。(四)将分业经营及竞争机制引入传统垄断产业。美国垄断产业的传统治理方式以政府为主体，重点是采取组织结构调整等措施以推动竞争机制的建立，其中，拆分AT&T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984年1月，美国司法部指控AT&T垄断美国的电信设备市场、长途电话市场和地区性电话市场，最后该公司被分割为7个地区性经营公司，AT&T只经营长途电话业务。《1996年电信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电信业已从垄断行业转变为竞争性行业。竞争机制的引入大大促进了电信业的发展，竞争压力迫使电信业各企业不断加强对技术开发的投入，改善原有服务，努力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电信业在近二十年得到飞速发展。而对消费者而言，则享受到了数量和品种更多、质量更好、更便捷和价格更低的服务。英国20世纪90年代将对电力公司的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分开，形成了一家输电公司、多家发电和供电公司的竞争格局，英国国家电力公司的市场份额也从改革初期的48％下降到1998年的12％。日本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原则上解除了发电部门的进入许可制度，建立了剩余电力收购制度，使发电部门新企业的进入成为可能，形成了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日本网络部门主要遵循“向竞争市场的参与者提供无差别服务”的原则，但这种服务并不是无偿的。

二、美英日垄断产业规制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国外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实践分析，根据我国垄断产业特点，在中国垄断产业的规制改革中必须着重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制定和完善垄断产业规制法律法规。规制改革应以规制立法为先导，按法定程序进行。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应建立对垄断产业规制的法律法规，确立独立规制机构的法律地位和法定权力，规范政府规制行为。中国垄断企业改革沿袭一种先改革、后立法的传统，规制法律体系严重滞后，即使颁布了相应的行业立法，由于这些法律是由行业主管部门起草的，所以仍有较大的局限性。为提高政府规制效率，我国垄断产业规制改革应采取以立法为先导的原则，根据各垄断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政府规制体制改革的目标等因素，由全国人大颁布相应的法规。对规制机构设置、责权划分、有关价格、服务质量、市场准入条件等政策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二)组建独立的规制机构。独立的规制机构正是适应国际上对垄断产业放松规制的潮流而出现的。我国典型的政企合一的规制体制将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而有所改变。在我国垄断产业规制改革过程中，政府各部委逐步从所有者、管理者、经营者转变为规制者，具有产业管理职能和市场准入规制职能。由原来的部委充当规制者的最大特点是，规制者同时又是产业主管部门，甚至是原有企业的老板。这样，规制者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容易偏向原来的管辖企业。为使规制者保持中立，改变“政企一体”的传统规制模式，防止改革过程中“政企同盟”的形成，就必须改变政府既是规制政策的制定者和监督执行者，又是具体业务经营者的状况。这涉及到现有政府机构的改革和调整，可考虑在垄断产业设立独立规制机构来执行政府规制的新职能。

垄断产业范文篇4

传统的自然垄断是指由于生产技术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递减，从而最小有效规模要求只有一个企业生产。自然垄断产业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规模经济非常明显，独家垄断经营小于多家分散经营的成本之和；二是有大量的“沉淀成本”，资金一旦投入，就很难收回，也很难改作他用；三是这些产业中的多数服务和产业是公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需要保证提供的稳定性、质量的可靠性和依赖性。一个国家的电力、煤气、电信、邮政、铁路、航空等产业，一般是传统意义上较为典型的自然垄断产业。

随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的确立和改革的深入，自然垄断产业的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开始注重自然垄断产业的改革，并取得了阶段性进展。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在实行政企分离、政资分离、业务分拆等方面，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对国有经济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必要性

自然垄断产业容易产生的问题和固有的弊病基本有以下三种：第一，经营目标双重性导致利益难以协调。自然垄断产业的经营者作为一个经济实体，他的经营目标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作为经营者他要追求经济目标；另一方面由于自然垄断的公益性，他又要追求公共目标。公共目标要求以较低的价格和较高的质量服务于公众，让利、施惠于公众，自然导致其经营性亏损，这样使其处于两难的境地。第二，垄断地位的滥用。由于自然垄断产业的特殊性，经营者往往会利用其独有地位，收取垄断高价，服务质量低下，甚至附加种种不合理的交易条件。第三，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不足。自然垄断产业大多数是国有国营的，由于体制和经营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其内在的经济扩张与私人企业相比，明显显得不足。另外，由于没有实际和潜在的竞争者，他们没有竞争的压力，往往不注意加强管理，最大限度节约成本，提高经济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垄断产业是我国国有经济最集中的领域。我国垄断产业改革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不是市场竞争过程中形成的经营性垄断，而是行政体制与行政权力造成的垄断。我国产业的行政垄断，就其根源而言，有旧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但主要是在转轨过程中形成的。从产业关联的视角看，垄断产业的产品和服务构成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基本投入，垄断产业向全社会转嫁其低效率运营的结果，必然降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的效率，并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在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纵深推进的新形势下，垄断产业能否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低成本的平台，事关国民经济的总体竞争力。

三、中国电信改革实证分析

在1988年和1994年国务院两次确定了原邮电部政企分离和邮电分营的改革目标，但是直到1998年之前，我国电信业的基本体制特征仍然是政府部门直接垄断经营公用电信业，电信基础设施的规划、建设、投资等都严格执行国家指令性计划，投资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1998年以后，我国电信业的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具体做法是在邮电部、电子工业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信息产业部，信息产业部成为了我国电信业新的政府管制机构，对电信实行宏观管理，而不再直接从事电信经营。随后又进行了邮政和电信分家，中国电信成为一个独立经营的电信运营商。改革前，1949年～1993年管制部门是邮电部，经营部门是部级电信总局（中国电信）；1994年～1998年管制部门是邮电部，经营部门是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1998年～2001年管制部门是信息产业部，经营部门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吉通、中国铁通。

在电信市场开放的过程中，由于电信自身的特点，我国基本上采取逐步开放的原则，即先开放增值电信业务，然后开放数据和移动通信业务，最后开放基础电信业务和基础通信设施。目前，我国电信市场主要有6家基础电信企业和4400多家增值电信、无线寻呼企业相竞争，形成了不同规模、不同业务、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共同发展和相互竞争。十年以前，以联通公司进入电信市场为标志，我国拉开了自然垄断产业从垄断走向竞争的改革序幕。改革提高了电信业的效率，也使社会福利明显增加。

四、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政策建议

1、放宽市场准入，引进新的竞争者。政府运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价格和市场准入会导致社会福利损失，而开放条件下的市场竞争机制是有效率。那么，解决行政垄断问题就必须开放政府垄断的行业和市场，扩大市场竞争范围，在垄断产业取消政府依据市场容量测试设置的进入壁垒。放宽市场准入意味着允许新的市场主体特别是非国有市场主体进入垄断产业，参与市场竞争，而不是只限于分拆之后的原有企业之间开展竞争。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效率，解决当前国民经济面临的一些难题，而且对于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竞争秩序和廉洁高效的政府，有长远的意义。加快垄断产业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彻底剥离企业的政府职能。随着市场化改革实施，把政府管制的理念、职能，由保护生产者利益调整到兼顾消费者和生产者利益，强化公众利益上来。形成企业在同一市场上进行有效竞争的格局。目前，对垄断产业最大的改革措施就是进行市场拆分，但是拆分的结果只是使市场有过去的独家垄断转变成区域垄断。实践表明，建立在区域垄断基础上的竞争没有触动石油天然气产业和基础电信服务的垄断结构，不能等同于同一市场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发展直接竞争，打破区域垄断结构，是我国垄断产业改革的根本出路。

2、实施市场重组，推进产权改革。行政拆分重组应当与以资本为纽带的市场重组和投资体制改革结合进行，注重产权结构的优化，实现产权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在垄断产业全面推进股份制改革，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国家应该明确在垄断产业实行鼓励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政策，使国有资本和非国有资本相互渗透和融合。淡化绝对控股，注重相对控股。改变垄断产业主导企业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所有制结构，增强企业资本实力和国有资本控制力。

3、适时放松价格管制。价格竞争是全部市场竞争的基础。我国垄断产业的价格机制，多是针对政企合一和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情形制定的。在保持垄断经营格局不变的前提下，放松价格管制的结果，只能剥夺消费者剩余，使得垄断产业获得超额利润。在打破独家垄断格局之后，政府主动要考虑开放价格的行政管制，坚决而稳妥地完成从价格控制转向市场竞争定价的体制。对于开放价格后可能引起的企业亏损甚至行业亏损，可以通过改进管理，增强产权和预算约束，加强市场重组，优势企业兼并劣势企业来解决，即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竞争带来的问题。

垄断产业范文篇5

1890年，马歇尔曾指出平均成本递减的行业是不完全竞争或垄断的，自然垄断产业的出现也许是最合意的市场结构。克拉克和米勒认为如果规模经济足够大，使得长期成本曲线在相应范围内向下倾斜，仅有一家企业生存下来，自然垄断由此产生。1982年鲍莫尔、潘扎、威利格提出如果单一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成本小于多个企业分别生产其中一种产品的成本之和，企业的成本方程就是次可加的，即使没有规模经济的作用，该产业仍是自然垄断产业。

由此可见，自然垄断的出现似乎是市场有效的表现。实际上，它却带来了市场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首先，由于自然垄断具有庞大的网络系统、大量的沉没资本、显著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明显的关联经济效应、普遍性的服务等五大技术经济特征，市场失灵再所难免：在垄断结构下，市场只能容纳几家或一家最有效率的企业。自由竞争会使被淘汰的企业，因难以收回投资而造成极大浪费，或者市场无法实现优胜劣汰，任何企业都达不到经济规模，还可能导致产品和服务的差别供给。其次，在自然垄断产业里，消费者具有明显的信息劣势。在厂商有意隐瞒和欺诈时，有可能蒙受巨大的损失。另外，自然垄断产业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大多具有排他性但非竞争性的特点，完全由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反而会导致生产资源不足。

市场在这一领域似乎不能有效地发挥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这就使得政府规制成为了必要。

二、政府规制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政府规制是政府部门依据有关法规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规范、约束和限制的行为。理论上应确立三点目标：1、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为防止高额垄断价格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须实行价格规制和投资规制，以限制垄断企业的定价能力，将其投资回报率控制在一般市场水平。2、维护企业的规模经济优势。为避免重复投资和多家企业平行竞争，政府须进行市场进入规制，保证一家最有效率的企业生产经营。3、增进社会福利。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进行规制，扭转消费者的信息劣势、产品服务的生产供给难以达到最优的局面。

实践证明西方政府在采取措施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也出现了政府失灵。在“投资回报率”价格规制下，企业运用过多的资本投入替代其他生产要素投入，产生A—J效应；严格的市场进入规制使自然垄断企业免受竞争压力，出现X—低效率；厂商有意扭曲或隐瞒信息，产生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政府的决策偏离福利最大化要求；各种利益集团为影响规制者的决策，以获取特殊待遇，产生寻租行为；政府决策滞后于变化中的现实，规制效果不佳。

政府失灵的存在需要人们对规制进行重新思考。于是，鲍莫尔等人提出可竞争市场理论，指出新企业进入市场的潜在竞争威胁会迫使原有垄断企业提高效率。这为重新划分市场边界，放松市场进入奠定了理论基础。另外，激励规制理论认为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进行的是非对称信息博弈。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设计出既能激励企业，又能约束其利用特有信息优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激励规制合同或机制。

在此背景下，西方各国又开始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规制改革，主要思路是：1、放松规制，引入竞争机制。在市场机制可以发挥作用的行业逐步取消进入规制和价格规制；对失去自然垄断性的行业，通过：取消限制新企业进入的政策法规、进行民营化改革、招投标以鼓励私人部门提供可市场化的产品和服务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2、传统规制转向激励性规制。采取特许投标制度，将垄断市场的特权授予那些能够提供更低价格和最优产品和服务的企业；将全国垄断企业分为几个地区性企业，通过区域间竞争，提高企业效率；实行社会契约制度，规制双方就相关指标签订合同，视企业表现进行奖励或处罚；签定价格合同，价格只能在规定的上限以下自由变动。

三、外国政府规制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政府规制改革起步较晚，存在的问题较多，如：规制立法滞后，管理部门责权不等，行政干预替代市场运作，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并未完全打破。此外，我国也存在着西方政府规制存在的问题。因此，我们应结合本国实际并借鉴别国经验做到以下几点：

1、完善产业规制法律体系。以“立法为先导”，对规制机构的设置、责权划分、被规制企业的权责利关系，有关价格、服务质量、市场准入条件等政策内容做出规定。改革行政立法，实现行政程序法典化。

2、着重规制行政垄断与规制者行为。对通过自由竞争发展起来的垄断组织要相对放松规制，使其尽快提高竞争力。注重规制那些阻碍有效竞争的行政垄断行为，尽量减少和消除寻租和创租行为，以特许投标制取代现行的行政性审批制度。

垄断产业范文篇6

1．国内银行卡产业的商家扣率纠纷

一场来自银商之间的纷争惊动了业界。继沃尔玛为代表的大型零售商对万事达、维萨信用卡组织提起集体诉讼，要求降低商户扣率之后，类似事件也在我国深圳发生。其实，抵制刷卡并非始于深圳。2003年，上海、成都等城市的＿些商家就曾因商户扣率摊薄其利润而采取过类似的行动。但是在成都等地的拒刷事件只局限在一二个商家范围内.相比之下，深圳银商刷卡扣率纠纷所涉及的规模远远超过成都等地。这﹁国内首次零售商联合挑战银行的事件涉及深圳市46家零售商，其年销售总额超过300亿元，占深圳市年零售总额的70％以上，并且几乎涵盖了深圳各种零售业。如果出现全面停刷银行卡，那么深圳银商的利益之争，将会危及消费者的利益。而且，我们看到拒绝刷卡事件正在向全国范围蔓延，若不采取必要的措施将会影响整个银行卡产业的发展。在整个事件中，银商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银联的经营模式是否涉嫌垄断。

2．国外银行卡产业的费率纠纷及其启示

然而，这场银商之争并非是我国银行卡产业发展过程中所独有的。纵观全球银行卡产业，特别是近几年来，银行卡产业的集中定价机制不断受到来自零售商、管制机构以及学术界的挑战。在美国，以沃尔玛牵头的几百万家零售商起诉维萨、万事达对签名借记卡交易收取了过多的费用，这场官司历经7年之后，维萨、万事达最终同意降低签名借记卡扣率，并支付高额赔偿款项。在英国，英国公平竞争局(theOfficeOfFairTrading)于2003年2月得出初步结论：认定万事达的交换费违反了英国的竞争法案。在西班牙，有关监管部门正根据西班牙商业联盟的投诉对信用卡交换费展开调查，初步结论也认为交换费偏高。欧盟对银行卡组织的定价展开了深入的调查后，认为现存的交换费具有限制性合谋定价的性质，最后作出分阶段降低交换费的决定。澳大利亚联储根据著名经济学家凯兹所提出的“凯兹报告”对澳大利亚银行卡产业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引入竞争，打破银行卡组织的垄断；取消银行卡组织反额外收费规则，并要求交换费降低约40％。由于在众多有关银行卡组织的反垄断诉讼中，澳大利亚信用卡改革是继美国沃尔玛案、欧盟维萨案后，全球银行卡市场监管领域最为重要的进展，并且其改革力度相当大，因而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引起了经济学家对澳储改革以及银行卡支付系统的系列讨论。盖斯和肯(GansandKing，2003)针对澳储的改革措施，分析认为，取消反额外收费规则以及降低交换费的措施并不必然导致交易费用的降低，引入竞争不一定能提高产业的效率。诺切特和泰勒(RochetandTirole，2002)认为，在反额外收费规则下，银行卡组织设定的交换费和社会最优的交换费是一致的。施马兰西(2002)、瑞特(Wright，2003)对交换费的集中定价机制进行研究，所得结论与诺切特和泰勒相同。可见，交换费是商银争论的真正焦点。

二、银行卡产业的运作机制

与一般的产品不同，银行卡产品在银行卡组织提供的平台上，由发卡行和收单行共同提供，由消费者和商户共同消费，从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见图1)。

在图1左边，发卡机构和消费者构成了发行市场的供需双方。发卡机构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参与发行市场的竞争，在成本收益的基础上决定银行卡发行数量以及发行对象，并激励消费者使用银行卡。消费者基于银行卡方便、安全等优点选择银行卡，并向发卡机构支付一定的卡费(如年费)。在图1右边，收单机构和商户构成了收单市场的供需双方。收单机构和商户通过电子收款(POS)协议形成战略关系。收单机构向商户提供终端设备，并进行资金清算，承担一定的资金清算风险。从资金流动看，消费者刷卡消费后，发卡机构将扣除了交换费的交易资金支付给收单机构；收单机构扣除收单服务费和银联网络服务费后，将剩余交易资金支付给商户。可见，银行卡特约商户的扣率为“交换费+银联网络服务费+收单服务费”。在整个交易中，卡费由发卡行根据市场情况确定。收单服务费通过商户和收单机构谈判决定，交换费一般由银行卡组织设定，最具有刚性。在我国，发卡行收取的交换费和银联网络服务费属于我国《价格法》规定的政府定价。银行卡组织或者政府通过设定一定的交换费将发行市场和收单市场联系起来，并通过交换费对两个市场进行收益分配。由于交换费是商户扣率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交换费才是商户与银行卡组织及其会员争论的焦点。分析

三、银行卡组织运作机制的经济学

银行卡产业是典型的双市场网络产业。根据诺切特和泰勒等学者对双市场网络产业的研究，银行卡产业的经济特征介于多产品寡头垄断产业和网络产业之间。许多经济学家对前一类产业都有深入的研究，比如包莫尔、威尔逊等。多产品寡头垄断产业最大的特征是消费者可以将外部性完全的内部化，比如，互补性产品(刮胡刀和刀片)的消费者通常是同一人，他根据互补性产品总效用最大化来决定是否消费。对于多产品的定价通常是根据产品的交叉需求弹性进行的。而在双市场网络产业中，两个市场虽然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但是其外部性却不能完全内部化。比如，在银行卡产业中，商户对银行卡的需求取决于受理银行卡带给商户的收益是否大于其他的支付工具；或者通过受理银行卡是否有助于保留现有消费者，甚至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在整个决策中，商户几乎不会考虑受理银行卡带给银行卡另一需求方(消费者)的效用，以及带给整个网络的价值。具有双市场网络特征的产业不能将外部性完全内部化的主要原因是存在较高的交易成本。首先，消费者和商户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若商户要求消费者为其获得的刷卡效用支付一定的费用，那么商户将承担较高的交易成本，如合约成本。该交易成本限制了商户向消费者的要价能力。其次，两个市场的需求方承担的成本差异较大。商户作为银行卡服务产品的需求方，他承担了终端费用(押金)、扣率等，该费用远远大于持卡人的卡费，但是过高的交易成本使得商户很难将其所承担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双市场网络定价与单市场网络定价不同。在单市场网络中，由于消费者的需求是相互独立的，因此网络运营者不能在消费者之间进行交叉补贴，交易量主要取决于价格水平，与定价结构的关系不大。而在双市场网络中，比如银行卡产业，银行卡组织需要设计一种价格机制促进消费者和商户参与到网络中。因此，银行卡组织的定价不仅与银行卡交易的价格水平有关，而且更依赖于价格结构，通过将总价格在需求方之间合理分配来促进双边市场的发展，从而达到整个网络交易量最大化的目标。

从社会和银行卡业务的角度看，双边市场的相互依赖性很强。首先，对银行卡产品的需求是持卡人刷卡需求和商户受理卡需求的综合反映，只有协调一致，持卡人和商户才能从中受益。其次，银行卡产业具有很强的网络外部性，即某种银行卡带给持卡人的效用随着受理该银行卡的商户数量的增加而上升；商户受理银行卡获得的效用也随着持卡人刷卡的增加而上升。因此，只有足够的持卡人和商户参与到网络中，银行卡支付系统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可见，对于银行卡组织来说，关键是形成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促进发行市场和收单市场的协调运作。

银行卡组织促进两个市场相互作用主要通过交换费来实现。一方面，交换费随着发卡机构的成本上升而上升，随着收单机构成本的上升而下降。若发卡机构的成本高于收单机构，由于银行卡服务产品需要两个市场相互作用来提供，为促进交易量上升就需要成本较低的一方分担一定的成本，这就产生了由收单机构向发卡机构支付的交换费。另一方面，交换费是发卡机构利润的来源之一。当交换费上升时，发卡机构可以降低卡费，增加消费者刷卡的净效用，从而引起消费者的刷卡需求上升。但是，由于交换费的增加，商户扣率也增加，商户从刷卡交易中获得的收益小于持卡人收益，这样导致两个市场的需求增长不一致，因此，需要通过交换费将消费者获得的较多的效用转移给商户，从而保持两个市场的平衡发展。

交换费通常是由银行卡组织集中设定的，因此它不断受到来自于反垄断机构的质疑。在商户拒刷银行卡的风波中，大多数认为银联是垄断定价，迫使商家接受过高的扣率。但是，经济学家们的研究表明，由于银行卡产业具有双市场网络产业特征，网络外部性大大限制了银行卡组织运用垄断力量的能力。网络外部性迫使开放型卡组织的运作目标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相一致。具体来讲，如果银行卡组织试图从一个市场获取较高的垄断利润，比如，设定较高的交换费，收取较高的商户扣率，那么对于银行卡组织来说，它是一个自我毁灭的策略。因为，虽然可以从价格过高的市场上获得超额利润，但是该利润是短期的。过高的价格必然会减少该市场的需求，由于网络外部性的作用，商户对银行卡需求的减少会降低持卡人使用银行卡的效用，从而影响消费者的刷卡需求，其结果是整个网络的交易量大大降低，这是违背银行卡组织初衷的。在激励相容约束下，银行卡组织不会运用垄断力量从任一市场获取短期利润，而是以社会最优的方式将网络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决定了其运作目标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是一致的。

四、我国银行卡产业的市场规模分析

当前普遍认为银联运用垄断力量操纵市场，应该打破当前银联的垄断局面，引入竞争。但是，在现有的市场规模下，并不适宜打破银联垄断，引入竞争。

首先，银行卡产业具有自然垄断产业的特征。

所谓自然垄断产业，包莫尔等经济学家认为：自然垄断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成本函数的弱增性(subad—ditivity)，见图2。

图2中AC：表示单个企业的平均成本，显然，当产量小于Q，时，由一家企业生产能使成本最低，在这一产出范围内，成本是弱增的。为了考察当产量大于Q，时的成本最小化的方案，我们引入两个企业的最小平均成本函数。在图2中，假定两个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同，AC2表示这两个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AC1和AC2在产量Q*点处相交，Q*决定了成本弱增性的范围。当产量小于Q*时，由单个企业生产的成本最低，所以，在此范围内成本是弱增的。尽管在产量Q＇与Q*之间存在规模不经济，但是，从社会效率看，由一个企业生产效率最高。因此，在成本弱增性的产出范围内，为实现较高的生产效率，应该由一家企业经营；当产出超过成本弱增性的范围后，引入新的企业增强竞争才有利于提高社会效率。

银行卡产业是典型的自然垄断产业。对于管制者来说，是否引入竞争以提高产业的效率，关键是考察当前的产业规模是否超过成本弱增性的产出范围。

我国银行卡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银联的成立和“314”工程的基本完成大大改善了我国银行卡的受理环境，各发卡行的大力营销使得相当部分的消费者已形成了刷卡消费的习惯。截止到2003年底，加人中国银联的发卡机构共有109家，比2001年增加了87家，银行卡累计发行量达到6．48亿张，比上年同期增长30．6％，人均持有银行卡0．48张。近三年，每年交易金额的绝对增长额都在2万亿元以上，并且呈加速增长趋势(见图3)。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信用卡》2003年各期及中国银联网站相关数据与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虽然近几年我国银行卡产业发展十分迅速，但是远远低于美国银行卡产业规模。美国1998年的银行卡发行量就已经达到72亿张，截至2001年，美国信用卡交易总额到达1．3万亿美元，每笔交易大约为78美元，人均持有银行卡在5张以上，远远大于我国银行卡同类指．标。2001年美国仅信用卡交易就占到居民消费支付总额的25％，而我国2003年消费者持卡消费总额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例仅7．58％。可见，与美国银行卡产业相比，我国不仅发行总量低，而且通过银行卡实现的消费额更低。再来看美国银行卡产业结构，维萨和万事达占有美国信用卡市场88％，借记卡市场75％。虽然近些年，维萨和万事达屡屡受到反垄断诉讼，但是这些诉讼案几乎都没有认定维萨和万事达运用垄断力量操纵市场。可见，在目前我国银行卡产业规模较低的情况下，断定银联是垄断组织，从而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不但不能提高银行卡产业效率，反而会造成重复建设。

五、打破垄断引入竞争不适于目前产业发展

从发卡市场看，我国银行卡存在较大的结构问题。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经发行的银行卡中95．29％为没有透支消费和预借现金功能的借记卡，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我国持卡消费较低的情况。此外，发卡市场一直维持“粗放型”推进模式。各家银行为抢占市场，片面追求发卡数量和规模，营销手段以集团式捆绑销售为主。在已经发行的银行卡中，因银行工资、代收公用事业费等搭售的银行卡居多，居民主动申领的很少，这就导致了大量的“睡眠卡”产生。据农业银行广西分行统计，该行发行的300多万张银行卡中，有135万张银行卡的余额不足10元，其中余额为0元的就有95万张，占到总发卡量的1／3还多，但余额仅仅只有0．525‰。大量的“睡眠卡”增加了银行的发卡成本、数据管理和客户维护成本，造成整个发卡市场的单位成本很高。

从收单市场看，银行卡的受理环境不太理想。POS数量超过5000台的城市有7个，其中只有北京、上海、广州超过10000台，其次是成都、深圳、天津、西安，分别在5000台～7000台之间。同城跨行交易成功率在92％以上的只有深圳、厦门、上海、天津、长沙。异地交易成功率最高的是厦门、上海、大连、天津，但也只有70％左右。银行卡特约商户少，POS密度偏低及交易成功率低，导致持卡消费较低，其结果是整个收单市场的单位交易成本很高。

可见，目前银行卡单位交易成本偏高，产业效率较低主要是持卡消费比率偏低造成的，而不是垄断引起的效率损失。

银联是提供刷卡服务的服务主体，如果它们试图运用垄断力量从某个市场获得短期垄断利润，结果必然偏离其经营的最终目标。因此，在激励相容约束下，作为银行卡组织，中国银联不存在运用垄断力量获取短期利润的动机，当前其最大的目标仍然是迅速扩大整个产业的规模。为实现该目标，2004年年初，中国银联上海分公司根据央行新的收益分配办法宣布商户费用总体下降30％，家电、超市、百货扣率分别调为0．6％，0．5％～0．8％，0．9％。相对于国外2％一3％的商户扣率(即便是在价格非常低廉的沃尔玛，扣率也不会低于1％)，目前的扣率已经比较低。当然，应该看到，零售商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利润空间日益狭小，而且随着大型连锁零售企业的增加，连锁化经营显著增强了商户的经营规模和资本实力，这将大大提高商户在商户扣率谈判中的地位，商户被动地接受银行卡组织设定商户扣率的历史即将过去。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卡商户扣率的设定将逐渐市场化，通过商户与银行协商而确定。但是，降低当前银行卡商户扣率，最根本的问题仍然是降低整个银行卡产业的成本，从质的方面扩大整个产业规模。如果一味地单方面强调降低商户扣率，那么其结果只能是将成本转嫁到持卡消费者方面。由于持卡消费者对银行卡的需求弹性远远大于商户的需求弹性，因此，卡费的上升将引起更多的消费者(现存的和潜在的)放弃使用银行卡，从而导致整个产业规模迅速萎缩，社会福利降低。

垄断产业范文篇7

关键词：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政府规制

1自然垄断产业的市场化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政府规制失灵、技术和市场条件的变化以及规制理论的发展，放松规制、引入竞争、产权私有已成为世界各国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的主导趋势。从各国改革实践来看，开放自然垄断产业的市场主要有两种典型办法；拆分垄断厂商和引入产业外竞争厂商。前者通常将各产业垄断厂商的非垄断性业务剥离并引入竞争，而垄断性业务则仍维持其独家经营。

1998年我国开始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改革，对电信、电力、民航、铁路等传统的自然垄断行业采取了分拆的改革思路。具体办法包括按业务种类的纵向分拆、按地域分布的横向分拆以及横纵双向分拆。以我国电信改革为例，国务院凭借1994年中国联通公司的市场准入，1999年原电信总局的纵向分割和2001年原中国电信的横向分割等措施来推动市场开放，改革取得一定成效，竞争格局初步形成。纵观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市场化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各行业的情况并不一样。电信业在最早引入竞争和民营化改革后，产业中竞争格局已经初现；电力产业中，中国电网依然保持国家垄断，但发电市场出现了众多的独立发电公司；铁路和从城市公用事业也开始了政企分开和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革。但是市场化改革仍存在局限性：第一，分拆没有实现有效竞争。分拆后行业垄断和歧视的准入政策依然存在，在这些自然垄断部门民间资本一直难以进入；第二，改革后厂商产权单一，仍然是政府主导的单边治理。

2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后的政府规制需要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后使政府陷入了私人利益和社会福利取舍的两难困境，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治理。

(1)自然垄断产业多为网络性产业。在必须保证所有用户能享受全程全网式服务，不同厂商网间互联就成为市场开放后的规制重点。比如电信市场上的异网呼叫、铁路运输中的统一调度、航空市场上的航线配置、电力输送中的网间协调以及金融服务中的通存通兑和转账划拨等。

(2)制约企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经营自然垄断性业务的企业往往同时经营竞争性业务，这就为垄断企业采取不正当竞争提供了条件。

(3)由自然垄断本身的技术经济特点所决定。为实现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兼容的有效竞争，应控制自然垄断产业经营企业的数量。如果不存在政府规制，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许多企业就会盲目跟进，进行重复投资和过度竞争。这种破坏性竞争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生产效率的低下。这就需要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实行进入规制，通过控制进入壁垒，抑止企业过度进入，以保证社会生产效率。

(4)普遍服务和稀缺资源控制因市场失灵也成为产业开放后的规制重点。一方面要保证各产业基本服务价格不超过贫困居民支付水平，保证需求稀少和高成本地区服务供应；另一方面要有效规避稀缺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和浪费性使用。自然垄断产业的许多活动具有正外部性。

3中国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后的规制改革

(1)政府规制的设计原则。

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改革后的政府规制改革并不是简单的取消规制和放松规制。良好的政府规制体系设计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①动态性原则。有效的政府规制政策应以自然垄断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为基础，一方面，要根据自然垄断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设计政府规制政策；另一方面，随着自然垄断产业技术经济特征的变化，要对原有的政府规制政策做相应的调整，从动态上保持相互的协调性。②有限性原则。这里所说的有限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政府权能的有限，主要是指规制过程中严格界定政府的权限，尤其是在确信受到特殊利益集团相当程度的有组织影响的部门，要限制政府的介入；二是实施微观规制经济职能的政府机构规模要有限，这主要是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的。③讲求成本—收益原则。政府规制成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府规制机构的各种成本费用；另一类是主要由被规制企业承担的成本，主要用于向政府规制者游说，甚至进行寻租活动。巨大的政府规制成本大大降低了规制效率，当规制成本大于规制收益时，还会导致规制无效率。要求规制者在不同的规制方法和措施上进行相应的收益－成本分析，综合考虑后选取成本最小的方案。④信息充分原则。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制定的规制政策使政府规制的实施结果往往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甚至会产生相反的后果，最终导致政府“规制失灵”。(2)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后规制改革的模式构建。

①基本模式。从各国进行具体改革过程中，基本上遵循了在典型或极端性质已经发生变化的领域打破垄断，实行竞争制度。这就涉及到分割重组自然垄断产业，放松甚至取消规制；同时在实行规制的自然垄断性业务与实行竞争制度的非自然垄断性质业务之间，有很广阔的中间领域，即兼有竞争和规制部门的特性。从各国规制改革实践分析，规制制度一般包括规制机构、被规制企业以及保障规制活动健康有序运行的规制法律。实行竞争制度自然需要建立反垄断制度最基本的因素就是反垄断机构和反垄断法律。

②我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模式。作为转轨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中国的规制改革一方面是对以前的严格规制的放松，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新的规制改革与规制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过程，即是一个放松规制与强化规制的混合体。这是由经济转型的特点所决定的。中国过去治理自然垄断产业的方式主要是建立国有企业垄断经营，政府设立产业主管部门进行管理，管理的法律依据是原有的产业主管部门主导下的立法规章。从改革的层次上大体可划分为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而不仅仅是政企分开的问题。

从自然垄断产业的企业层面分析，主要包括产权改革和结构改革。通过产权制度改革重塑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的微观企业基础，通过结构改革形成原有自然垄断产业中非自然垄断性业务的有效竞争。同时在自然垄断产业的自然垄断性业务中，规制机构对其进行所谓的激励性规制。

从政府层面上，不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和重组，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机构改革包括组建规制机构与反垄断机构两个方面，尽快建立和完善两个机构的工作范围与职责，并要加强两个机构的合作。

从整体上看，中国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在近些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同其他方面的改革相比，这一改革还处于严重滞后的状态。政企不分、行政垄断广泛存在、价格形成及规制机制不合理、规制缺位严重、缺少透明和全面的规制法律框架等问题仍然很严重，这些情况会对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未来发展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同时，在我国特殊的国情与市场机制下，自然垄断产业市场化会使政府陷入了私人利益和社会福利取舍的两难困境。市场开放以后，短期内有效竞争的格局难以形成，政府对垄断产业的规制仍然需要，但其内容和方式都应有所改变。总之，在自然垄断产业领域中，既要提倡加快其市场化的步伐，又要对自然垄断产业实施行之有效的政府规制，以发挥自然垄断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肖兴志.自然垄断产业规制改革模式研究［M］.沈阳：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垄断产业范文篇8

自然垄断产业的经济特征

对自然垄断产业经济特征的认识体现了自然垄断理论的演进过程。

（一）规模经济性

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是市场经济中不应当竞争的领域，该领域的竞争会导致浪费性或破坏性竞争，而如果把某种产品的全部生产交给一家企业进行垄断生产，对全社会来说，总成本最小，独家垄断能产生最大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为了实现规模经济、维护社会公益，政府必须对自然垄断进行管制，即政府运用行政权力，以一定条件选择一家或几家企业生产而限制其他厂商进入，这就是市场准入限制。

（二）范围经济性

在这种管制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发现传统的观点对自然垄断的认识不全面，由此导致了政府对自然垄断企业管制的不正确做法，因为原来的一个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的假设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一个企业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非常普遍。针对这种观点进行研究，导致了对自然垄断的重新认识。如夏基和鲍莫尔提出，自然垄断最显著的特征是其成本函数的弱增性，即由一家企业提供整个产业的产量成本低于这家企业与另外的企业共同提供相同产量的成本，按这一观点来解释自然垄断，即使在某一产量上企业发生了规模不经济，但只要成本弱增，就是自然垄断。

因此，规模经济并不是自然垄断的必要条件，决定自然垄断的是成本弱增性，多产品自然垄断的成本弱增性表现为范围经济性。在多产品自然垄断的情况下，多产品的总成本不是简单地取决于各个产品的规模经济，而主要取决于各种产品成本的相互影响，这种影响可用范围经济来描述，即在某一多产品的产业中，只要一家企业生产所有产品的总成本小于多家企业分别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之和，该产业就是自然垄断产业。因此，政府对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并非像过去那样一概而论，而要根据自然垄断的强弱采取不同的做法。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改革的必要性

自然垄断主要存在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其需要巨额投资，投资回收期长，投资专用性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非常显著。按传统的管制理论，自然垄断产业应由政府直接投资，垄断经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世界上许多国家对自然垄断产业的管制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但是，政府垄断经营使企业缺乏竞争活力，使自然垄断产业长期处于低效率的运转状态，因而迫切需要对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进行改革。从长远来看，随着市场需求的扩大，技术创新能力增强，行业的市场结构总发展趋势必将是从垄断走向竞争，自然垄断的边界将被逐渐打破，自然垄断业务将逐渐缩小。因此，为了提高效率，为了适应自然垄断边界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行了自然垄断行业的管制改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自然垄断产业基本上也实行了政府直接投资、垄断经营的管制体制，这种政企高度合一的管制体制对建国初期集中大量资金建设基础设施产业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技术的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深入，弊端日益显露。严格的管制极大地抑制了企业的经营活力，使企业丧失了进取精神和应有的竞争力，效率极其低下。同时发达国家放松管制带来了自然垄断产业供应能力的增强，供需矛盾表现为供过于求，我国是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基础设施产业存在供小于求的供需矛盾，自然成为发达国家投资的重点，这就给我国的自然垄断行业造成强大压力，尤其在加入WTO之后，更多的领域向外界开放，我国在自然垄断领域面临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内部的需求和外部的压力迫使我国必须进行自然垄断行业管制体制的改革。

我国自然垄断产业政府管制改革的思路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对自然垄断行业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但总体收效不高，仍存在着缺乏竞争机制、服务质量不高、投资渠道单一等问题。自然垄断行业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有效竞争，提高效率。为了进一步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理清思路。

（一）健全法律法规，为政府管制改革提供依据

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我国的自然垄断产业改革必须依法进行。今后要按照《立法法》规定的程序，大力推进自然垄断行业管制法律体系的建设，对已经制定出的自然垄断产业管制法律进行修改完善，另外还要做好与相关法律的协调工作，尤其是与反垄断法的协调。我国正在积极出台《反垄断法》，自然垄断体现为《反垄断法》的豁免，当然只是本身存在的豁免，而非行为的豁免，自然垄断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一样应该受到《反垄断法》的查处。

（二）设立独立的管制机构，实现政企分离

长期以来，我国自然垄断产业的主要业务由中央或地方政府垄断经营，政府既是管制政策的制定者与监督执行者，又是具体业务的实际经营者，政企不分，行政垄断现象严重。在这种体制下，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由政府计划安排，企业无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风险，这是我国垄断行业低效率的主要原因，因此政企分离是释放企业经营活力的关键。我国应该削减过多的狭窄管制机构，根据“功能线”要求组建对应产业数量较多的综合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在国家法律授权范围内，独立执法，依法行政，并且还要做好与相关部门的合作。

（三）分离自然垄断业务，实现有效竞争

电信、电力、煤气、自来水等都是自然垄断产业，但这不等于这些产业的所有业务都具有自然垄断性质。在特定的自然垄断产业，总是既有自然垄断业务，又有非自然垄断业务，显然，对于垄断性业务只能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经营，以获得规模经济，应由政府管制；对于非自然垄断业务，则应实行多家企业竞争经营，以取得竞争活力，政府应放松管制，交由市场竞争。自然垄断领域改革的方向应是把垄断性业务与非垄断性业务分离，垄断性业务仍实行垄断性经营，非垄断性业务则应实行竞争性经营，以提高效率。但这种分离在实践中应考虑自然垄断业务与非自然垄断业务之间的范围经济性，区别对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产业的技术经济特征也会发生变化，总的趋势是使成本弱增的范围不断缩小，从而使自然垄断业务的范围缩小，技术进步不断改变着自然垄断的边界。

（四）制定合理的管制价格，模拟竞争

对于非自然垄断业务，政府可放松管制，交由市场竞争，市场机制有利于实现有效竞争。但对于自然垄断业务，政府该如何管制才能使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相协调？这就需要政府把其从非自然垄断业务中分离出来，由一家或极少数几家企业垄断经营，政府以这类业务作为管制重点，建立模拟竞争机制。而制定合理的管制价格，是模拟竞争机制建立的核心。自然垄断业务的管制价格要同时实现促进社会分配效率、刺激企业生产效率和维护企业发展潜力三个目标，制定时难度较大。

垄断产业范文篇9

关键词产业内贸易社会福利自由贸易最优关税

1引言

在国际贸易经济理论中，亚当·斯密、李嘉图和赫克歇尔·俄林分别通过国际分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理论解释了国家应该进行分工，分别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并通过国际贸易进行交换，使每个国家都得到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说，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分别发展不同的产业，然后进行行业间的贸易，从而实现最大的利益。然而在实践中，有许多贸易都是发生在行业内的。例如英国出口汽车的同时也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工业化国家进口汽车。对于国家间为什么会发生行业内贸易，有学者认为行业内贸易能减少贸易自由化时的经济调整成本，此外在垄断的情况下，产业内贸易能提高经济的运行效率。就一个国家而言，在非充分就业的条件下他不仅会发展自己的优势行业，同时他也会力图保护自己的劣势行业，从而使得不同的国家会发展相同行业并产生行业内贸易。如美国按照分工理论，应该放弃纺织行业，而发展自己具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但现实中他却对自己的纺织行业进行保护，限制中国的纺织品进入美国。正是因为行业内贸易在现实中是广泛存在的，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布兰德（Brander）、布兰德和克鲁格曼（BranderandKrugman）、布兰德和斯宾塞（BranderandSpencer）、奈文和菲利普斯（NevenandPhlips）将价格歧视和市场分割的基本模型用于开放的经济世界中，发现即使只有一种完全相同的产品，国家间也会发生贸易。

在现实中，发生贸易的国家政府会处于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的目的通过关税调节本国企业及外国企业的利润，产生利润转移效应并同时影响本国的福利。本文通过一个相同产品的双寡头竞争市场模型，讨论政府的最佳贸易政策的选择及其影响。

2模型的基本假设和建立

有两个相似的国家，国家1和国家2，作为博弈方确定对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税率。为了讨论的方便，假设国家征收的是从量税。假设两个国家各有一个企业生产既内销又出口的相互竞争的商品我们称他们为企业1和企业2。两国的消费者分别在各自国内的市场上购买企业1或企业2的产品。用Qi记在国家i市场上的商品总量，则市场出清价格Pi为Qi的函数Pi＝Pi（Qi）=a-Qi，i=1，2。企业i生产数量为hi的产品供内销，数量为ei的产品供出口，因此Qi=hi+ej，i，j=1,2。当i=1时，j=2；当i=2时，j=1。再设两企业的边际产生成本同为常数c，且无固定成本，则企业i的生产总成本为c（hi+ei）。当企业出口时，因为进口国征收的关税也计入成本，设国家j的关税为tj时，企业i的出口产品成本为（c＋tj）ei，因此企业i的总成本为c（hi+ei）＋tjei。以此假设构造一个两阶段都有同时选择的四方动态博弈。

此模型的第一阶段，先由两国政府同时制定关税税率t1和t2；然后企业1和企业2根据t1和t2同时决定各自的内销量和出口量（hi，ei）。

在此博弈中，企业关心的是它的利润：

πi＝πi(ti,tj,hi,hj,ei,ej)

=Pihi+Pjei-c(hi+ei)-tjei

=［a-（hi+ej）］hi+［a-（ei+hj）］ei-c（hi+ei）-tjei

国家作为博弈方所关心的是社会总福利，包括消费者剩余，本国企业的利润和国家的关税收入三部分，

wi=wi（ti,tj,hi,hj,ei,ej）=■（hi+ej）2+πi+tiej

其中，i=1，2，■（hi+ej）2是国家i国内消费者剩余。

3需求成本无差异条件下的关税及社会福利

3．1非合作竞争时的最优关税及福利

下面用逆推归纳法来求解本博弈。先从第二阶段开始，假设两国已选择的关税分别为t1和t2，则如果（h1*,e1*,h2*,e2*）是在设定t1，t2情况下两企业之间的一个纳什均衡，那么（hi*,ei*）必须是满足下列最大值问题的解：

■πi（ti,tj,hi,hj*,ei,ej*）

由于πi可以分成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利润和国外市场的利润两部分之和，且国内市场的利润取决于hi和ej*，因此上述最大值问题就可以分解为下列两个最大值问题：

■｛hi［a-（hi+ej*）-c］｝（1）

和

■｛ei［a-（ei+hj*）-c］-tjei｝（2）

假设（1）：ejhi*=■（a-ej*-c）（3）

假设（2）：hj*ei*=■（a-hj*-c-tj）（4）

求出的hi*和ei*都满足各自的假设（1）和（2）

由于（3）和（4）对i=1，2都成立，联立方程（3）、（4）、(3)′、(4)′解得：

hi*=■（5）ei*=■（6）

i=1,2。这就是在设定ti,tj情况下两企业间的博弈纳什均衡。

结论1：从这一结果可以看出来，如果国家提高进口关税，可以使本国企业的国内产量提高而进口量下降。这说明国家能通过关税保护国内市场，限制外国产品的进入。这是世界各国普遍设置关税并想提高本国关税的主要原因。

现在回到第一阶段两个国家间的博弈，两国同时做出关于t1和t2的决策。

对于国家i来说，它要选择ti*满足：■wi(ti,tj*)

将(5)（6）式的结果代入wi得到

wi(ti,tj)=■+■+■+■（7）

对i=1,2都成立，因此我们令上式对ti的一阶导数在t=ti*时为0，可得两联立方程组，解之得：ti*=■（i=1,2）

在本博弈中，关税t1=t2=■为两国的最优选择。将它代入（5）（6）式

hi*=■，ei*=■(i=1,2)

结论2：此结果说明，在两国自由博弈，即没有贸易协定的情况下，政府会制定t1=t2=■的关税税率以获得最大的社会福利；而企业则会内销hi=■外销ei=■的产品以获得最大的企业利润。

此时，企业利润πi=■(a-c)2，社会总福利为wi=■(a-c)2。

在此博弈中，企业和政府都通过最优反应策略最大化了自己的利益，但这是否是最优安排呢？下面分析一下自由贸易下的情况。

3．2两国自由贸易时的社会福利

在两国自由贸易时，即关税税率ti=0，此时由（5）（6）得hi*=■，ei*=■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利润为πi=■(a-c)2，社会福利为wi=■(a-c)2

与最优关税相比，在自由贸易时，企业的内销产量有所下降，外销产量有所上升，企业总产量上升。虽然自由贸易下企业利润有所下降，但是总的社会福利大幅度上升。这很好的解释了国家间为什么需要双边贸易谈判相互减免关税以增加两国的福利。但遗憾的是，这种自由贸易政策并非是纳什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两国政府都有提高关税而限制对方企业的进口以提高本国福利的动机。于是各国会变相地使用一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壁垒、绿色壁垒和进口配额等来限制对方的进口，以提高本国的福利。公务员之家

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是以对方国家同样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为前提条件的。因为单方面实施自由贸易只能提高对方国家的总福利而降低本国的总福利。这也是为什么国家间需要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相互承诺降低关税水平，而不会单边降低关税进行自由贸易。

双边贸易谈判的本质是双方对自由贸易产生的利益的分配的问题，双方都试图使对方多降低一些关税而自己少降低一些关税以在关税减让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因为根据（7）式：

■=■[-3ti+（a-c）]

当ti<■(a-c)时大于0，即ti<■(a-c)时wi(ti,tj)是ti的递增函数。

■=■［tj-（a-c）］

当tj<■（a-c）时大于0，即tj<■（a-c）时wi（ti，tj）是tj的递减函数。

因此在关税减让中，增加减让的越少，对方减让的越多，国家得到的福利也就越大。所以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也就是很常见的事情了。

4讨论

政府在决定贸易或产业政策时要权衡利弊，在做出关税或补贴的水平时，要即考虑对本国企业的利润影响，又要考虑对本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在不进行贸易合作时，国家关税水平的制定既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若关税的制定偏离了最优关税税率，会降低本国的福利。然而，国家间通过谈判达成贸易关税协定，同时相互进行关税减免，能使双方国家都从贸易合作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这种关税减让的好处不论是在产业间还是在产业内都能实现。因此国际上的双边贸易合作比单边贸易保护更值得推广，这也是符合当前国家贸易实践的基本事实。但贸易合作并非是均衡状态，参加合作的企业都有在贸易制度的框架内寻求对本国产业进行保护以获取更多好处的动机。

参考文献

1强永昌.产业内贸易论——国际贸易最新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2苑涛.西方产业内贸易理论评述[J].经济评论,2003(1)

垄断产业范文篇10

内容提要: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虽然都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方式，但两者干预经济的深度、广度及基本理念都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会对反垄断法的实施产生不同的效用。我国目前过于扩张的产业政策不仅延缓了反垄断立法进程，而且势必影响未来反垄断法在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为避免反垄断法的边缘化，必须寻找与我国反垄断法相匹配的产业政策，必须妥善界定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在国家法与政策体系中各自的作用范围以及两者的主次关系。

2006年在我国产业组织立法领域有以下两件事比较引人注目：一是反垄断法在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10余年后终于在6月24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初次审议，立法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引起了人们的热烈讨论；二是12月5日国务院转发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要求推进国有资本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以保证国有资本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绝对控制地位。笔者认为，反垄断法作为“经济宪法”、“经济基本法”，虽然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之一，但它的重心是通过遏制垄断和限制竞争等行为以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我国进行此项立法标志着政府要充分发挥“市场之手”作用的政策取向。而《指导意见》不仅仅是对国有资本流向的新要求，也是对国家产业政策的宣示与调整。推动企业重组并保证国有经济成分在特定领域的控制地位是运用“政府之手”干预经济的典型表现。《指导意见》的内容和价值考量与正在进行中的反垄断立法有什么关联？“市场之手”与“政府之手”如何协调兼顾？我国现有产业政策对将来反垄断法的实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此种种，在反垄断立法进程加快后就成为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产业政策的内涵与基本作用机制

产业政策如何影响反垄断法的实施取决于两者关系的性质。如果两者是相容关系，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将服务于共同的目标，形成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合力；如果两者是相斥关系，则可能发生冲突或作用力相互抵消等情形。因此，探讨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的关系首先必须厘清两者各自的内涵、价值取向、施行措施和作用边界。

产业政策的概念自上世纪中叶被提出以来，对于它的确切含义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该概念的来源国——日本——的学者为例，贝冢启明认为产业政策是影响该国产业结构的所有政策；小宫隆太郎认为产业政策是政府为改变产业间的资源分配和各种产业中私营企业的某种活动而采取的政策；植草益认为产业政策是把有发展前途的产业作为出口产业，重点给予保护、培育所使用的各种各样的政策手段；下河边淳等认为产业政策是国家或政府为了实现某种经济和社会目的，以全产业为直接对象，通过对全产业的保护、扶植、调整和完善，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某个产业或企业的生产、经营、交易活动以及直接或间接干预商品、服务、金融等市场形成和市场机制的政策的总称；[1]伊藤元重等人则认为产业政策是由于竞争性市场存在的缺陷(市场失灵)，当自由竞争导致资源分配和收入分配出现问题时，一国政府为提高本国经济福利水平而实施的政策。[2]由上可见，这些定义不仅宽窄程度不同，而且在本质上也有区别。另外，日本学者所定义的产业政策多数是以日本政府施行的措施为蓝本的，并不一定具有普适性。

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的范畴，产业政策的确切内涵需要结合特定国家特定时期的具体施政内容而定，当然，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产业政策也有一些共通之处。对此，我们可以对产业政策作如下分类：首先，产业政策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之分。形式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是指制定经济政策的国家机关明确表述为“产业政策”的经济政策。例如，日本产业结构审议会在1963年11月发表的咨询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产业结构政策”概念。[3]在我国，“产业政策”则是在1986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中首次提出，并在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产业政策大纲》和《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等文件中得到明确界定。但学界更多的是在实质意义上使用产业政策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特定经济政策是否被冠以“产业政策”的名称。其次，就实质意义上的产业政策而言，还可以进行再划分。如按照所属经济体制的不同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政策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业政策；按照构成内容的不同可分为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政策。这也是我国政府于1994年颁布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等文件中的正式分类。一般认为，产业结构政策又可细分为主导产业选择和支持政策、弱小产业扶持政策、衰退产业调整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可细分为竞争政策、直接规制政策和中小企业政策等。[4]按照政策功能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和选择性的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通常指的是通过人力资源培训和研发补贴来提高产业部门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其政策功能是弥补市场缺陷，通常没有特定的产业导向。选择性产业政策也就是日本式的产业政策，其政策功能是主动扶持战略产业和新兴产业，缩短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5]

作以上分类的意义在于：不同类型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作用机制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在产品经济理论下，计划经济国家不仅在微观经济领域垄断着人、财、物、产、供、销，而且还在宏观经济领域以制订计划、政府投资、行政命令等方式控制产业发展的规划与执行。在这种经济政策下，没有市场经济意义上的需求、供给、交换、市场等概念，完全是以计划和行政等手段代替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国家，功能性产业政策与选择性产业政策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中，功能性产业政策是旨在弥补市场失灵的产业政策，存在市场失灵就成为政府干预产业发展的前提。显然，这种产业政策是作为市场机制的补充而出现的，与市场机制相辅相成。选择性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是“赶超理论”。赶超理论源于后发展国家的比较优势。该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可以从发达国家直接取得现成的经济技术，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汲取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通过制定产业发展的扶持政策和确定优先发展的产业，在短时期内赶超发达国家。[6]但政府施行此项产业政策，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压缩市场机制作用的空间，甚至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产业组织的实施、产业布局的规划等方面都起到了替代市场机制的作用。

二、反垄断法的内涵与基本作用机制

既然竞争政策被认为是产业组织政策中的一种，那么，竞争政策也就成了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的联结点。但产业组织政策并不限于竞争政策，政府也可能通过组建大企业或企业集团并通过其规模效应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或自己投资组建企业甚至以行政命令等方式促进、限制特定产业的发展。这些产业组织方式在不同程度上背离了竞争政策和反垄断法所秉持的核心理念。同时，竞争政策不仅可能与同一层面上的其他产业组织政策存在冲突，也可能在更高层面上与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政策发生背离。对于反垄断法与竞争政策的关系，理论界虽然多有争议，但一致的看法是将其界定为交叉关系：一方面，竞争政策需要通过反垄断法来体现，反垄断法是竞争政策理念与内容的主要载体；另一方面，竞争政策的外延不限于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如竞争政策也包括反垄断法之外的其他建构竞争秩序的措施，反垄断法规则体系也不限于宣示竞争政策，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产业政策的要求。

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各国反垄断法在产生原因、立法宗旨和法律功能都有所不同。例如，美国反托拉斯法就是在市场自身矛盾演化中作为遏制垄断、纠正市场失灵的手段出现的；德国反限制竞争法的产生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占领当局的授意与影响，更是在集中管理经济和实行自由放任经济政策失败后所独立作出的走第三条道路的选择；欧盟竞争法是从经济而不是政治角度入手推动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手段；日本、韩国的反垄断立法、执法过程则体现了对经济上后发展国家如何实现赶超战略的思考；出于对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特殊作用的考虑，俄罗斯反垄断法既规制经济垄断，也规制行政垄断。但总体而言，反垄断法的内涵和外延还是比较确定的。具体言之：首先，从调整对象看，各国反垄断法都以经济垄断为主要规制对象，禁止限制竞争协议、控制企业集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范构成了各国反垄断法规则体系的三大支柱。其次，从立法目的看，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是当代各国反垄断法的主要目标。这可以从美国不同时期实施宽严不同的竞争政策的内在原因，日本、韩国在不同时期对竞争政策重视程度的不同以及俄罗斯为什么要通过反垄断法等立法以实现经济转型等事例中得到佐证。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这个核心目标的确立既有经济发展、应对国际竞争的考虑，也是在经济学知识增进的助推下完成的。再次，从作用机制上看，反垄断法作为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是以“一般性规则”为适用依据的间接干预经济活动的方式。例如，有学者认为不同于以间接干预为特征的宏观调控、以从企业内部直接控制和干预为特征的国有化以及从外部对企业进行直接行政干预为特征的管制，反垄断法是间接的司法干预。[7]由此折射出来更重要的信息是：反垄断法虽然也是政府干预经济的基本形式，但它倡导市场理性，要求政府仅在市场出现妨碍市场机制良性运行的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时才进行干预。

尽管反垄断法以恢复、维护市场机制良性运行为主要作用机制，但它也部分兼容了竞争政策以外的其他经济政策。例如，出口卡特尔豁免制度可以被认为是保护性贸易政策在反垄断法领域中的延伸；中小企业卡特尔豁免、适用除外等制度体现了产业政策的要求或者说是为产业政策适用预留的空间，等等。反垄断法对产业政策的回应是协调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冲突的重要途径。

三、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实施的效用

由于产业政策在性质上表现为很不相同的若干类型，因此，探讨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实施的影响就需要根据产业政策的不同分别进行。同时，又由于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产生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产业政策自身的目的、功能和作用机制，也取决于产业政策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因此，在探讨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实施的影响时还需要将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与其所可能运用的具体措施结合起来。产业政策和反垄断法都可能服务于多元的政策目标，为了简化问题，下文仅从经济效益角度进行探讨。

笔者认为，功能性产业政策旨在弥补市场失灵，总体上对反垄断法的实施应该起促进作用。其原因在于：功能性的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的作用机制具有同质性，都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其中前者主要是对市场不普遍的矫正，即由政府对投资周期长、风险大、企业可能不愿进入的行业如基础产业进行直接投资或以其他方式促进这些产业发展。反垄断法主要是对市场不完全的矫正，即市场存在垄断或限制竞争行为时才进行干预。功能性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的配合能起到互补和相得益彰的作用，特别是能够保证竞争性产业和自然垄断产业、基础产业之间协调、均衡发展，避免因基础设施等产业的发展不足对竞争性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

实现赶超目标的产业政策的效用较为复杂。为避免讨论问题的重复，这里将它限于不存在市场失灵但需要加快发展的产业，如政府扶持的某些支柱产业。政府为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可能采取诱导手段(诱导性产业政策)，也可能采取强制手段(强制性产业政策)。前者如政府通过采取财政、税收、信贷、政府采购、股票、债券发行、外资引进等方面的优惠措施或便利等方式促进特定产业发展；后者如政府通过项目审批、行政命令、市场准入限制、价格管制等方式进行直接干预。诱导性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实施的效用表现为：由于这种产业政策具有普适性，进入特定行业的企业都可以享有同样的优惠措施，这样，通过市场机制，企业在新的激励条件下根据预期的盈利水平自主决定进入还是退出该产业。根据利润平均化的经济学原理，该产业最终将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与其他产业形成新的均衡。因而，诱导性产业政策仅仅改变了不同产业之间的激励条件，市场机制仍是其发挥作用的基础机制。该产业政策必然同样要求营业自由、信息畅通、公平竞争，并且可以与反垄断法服务于统一的政策目标，如提升经济效益。但是，由于诱导性产业政策改变了不同产业间的资源配置状况，它的作用效果的好坏取决于对特定产业进行扶持的正确与否以及政府决策和执行过程中会不会产生寻租成本。在决策失误、管制俘获等情况下实施这一产业政策虽然并不会与反垄断法产生直接冲突，但由于其扭曲了市场价格、浪费了社会资源，从而会对反垄断法的实施效果产生减损效应。这方面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在官僚体制下为保住预算而超出实际需要大兴土木，造成极大的财政资金浪费，并削弱、延缓了服务业、软件业及其他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8]

用强制手段实现赶超目标的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实施产生的影响更为复杂。最极端的例子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政策。在国家垄断一切经济事务的前提下，市场机制受到排斥，也就不会产生以纠正市场失灵为目标的反垄断法。因此，只有到了经济转型时期，苏联和前东欧地区才将反垄断立法提上议事日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行强制性产业政策的效用要作具体分析。如果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限制市场准入，则会压缩市场空间和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在没有有效管制制度的情况下，还会产生高额的寻租成本。针对外商投资，我国《外商投资指导目录》将外商投资领域分为鼓励、允许、限制、禁止四类，并可能在股权比例、地域范围、业务范围等方面作进一步的限制；针对民营企业，在基础设施产业、新型服务业、大型制造业等领域都有不同程度的限制民营经济投资的规定。这些市场准入方面的限制措施，有考虑经济安全的因素，有考虑自然垄断的因素，也有考虑保护国有企业的因素，对其合理性要作具体的分析、评价。但总体而言，这些措施显然限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与作用深度。在市场运行中，我国政府对不同类型的企业也有很多限制措施。例如，在融资方面，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关于重点支持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的通知》等文件中，明确限制了非国有企业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可能。运用强制性手段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实施差别待遇的做法与反垄断法的自由竞争等理念相背离，在缺乏法律、行政法规明确授权的情况下实施该类行为可能直接违反反垄断法，如地区封锁、指定交易等行为已经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与产业结构等政策相比，在产业组织领域运用强制性措施对反垄断法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产业组织政策中的价格管制、以行政力量推动产业重组等措施在实质上限制甚至排除了反垄断法的适用。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因为试图在汽车等行业推进合并、合理化联合等共同行动而被在野党批评为会使《禁止垄断法》名存实亡的“恶法”。[9]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强制性手段本身也有可取之处，对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管制、经济转型国家对国有企业进行的经营体制改革等都是必不可少的。其他的强制性产业政策措施也可能具有减少时间成本、摩擦成本或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等优势。

在现实生活中，以上不同类型的产业政策可能混为一体，从而增加了考察其对反垄断法实施影响的难度。例如，在限制市场准入的同时实行诱导性产业政策的时候，政府的优惠措施可能就转化为少数企业的“经济特权”，从而必然鼓励这些企业将滥用优势地位的可能转化为现实。

四、我国产业政策的选择及其与反垄断法实施的协调

如上所述，实质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最初源于发达国家对基础设施等产业的扶持政策，如美国19世纪的铁路产业政策，嗣后在实施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达到极致，成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部分。形式意义上的产业政策则起源于日本，是作为政府实现赶超目标的工具加以推行的。产业政策在性质上表现为很不相同的类型。相比较而言，反垄断法有较为确定的内涵与作用机制。协调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关系的关键在于要寻找与反垄断法实施相匹配的产业政策。由于国家的经济政策是统一的，因此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具备进行有效协调的制度基础。就我国而言，由于政府在反垄断立法与相关政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主导地位[10]以及考虑到所处的特定政治、经济、社会和制度背景，政府要有效实施反垄断法和建构竞争秩序势必面临更多问题：作为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体，政府必须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发挥主导作用，推行自上而下的变革；作为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竞争的参与者，政府必须有所作为，实施赶超战略；作为有限理性者，政府又必须放弃计划经济中的种种做法，充分尊重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对公权力的行使和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持谨慎态度。这些因素决定了我国反垄断法不是对垄断等市场失灵现象的简单回应，而是作为政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框架的重要一环而存在的，是政府探索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法律尝试。产业政策的相关立法也是如此。但遗憾的是，我国反垄断立法远远滞后于产业政策的发展。其理由如下：

首先，从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的完善程度看，1980年国务院《关于开展和保护社会主义竞争的暂行规定》就明确提出了开展竞争、反对垄断的具体要求。但时至今日，我国反垄断法在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10余年后仍未能出台，反垄断法律规范目前仅限于1993年的《反不正当竞争法》、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199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以及一些产业法中的零星规定，反垄断法远没达到体系化的要求。而产业政策尽管在1986年才首次被政府正式表述于正式文件中，但在以后短短的数年间，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中国产业政策大纲》、《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以及汽车等专项产业政策，这表明产业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就开始成为一种成体系的经济政策。

其次，从政府的实际作为看，我国从来不缺少实质意义上的产业政策。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就把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列为当时要解决的核心经济问题之一。但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政府关注的产业政策问题主要限于产业结构、产业技术、产业布局等领域。只是在日本、韩国等国的产业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后，国内才逐渐达成以下共识：产业结构政策的修订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产业组织政策也是产业政策的一部分；企业是经济活动的细胞，产业结构政策也要重视发挥企业的积极性。[11]即便如此，竞争政策在我国的产业组织政策中也没有获得优势地位。这一方面体现在对我国反垄断法立法时机的争论上——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企业是否已经达到需要反垄断法加以规制的经济规模仍是人们讨论反垄断立法必要性时的焦点问题之一；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面临国有企业改造、应对国际竞争和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多重压力下，由政府推动产业重组，组建大集团、大企业等行为成为应对压力的主要措施。有些举措不仅没有促进竞争，甚至还打破了一些行业已经形成的竞争格局。例如，在国家实施石油、石化产业政策的过程中，新组建的大企业集团借机迫使大量民营加油站易主从而在零售终端领域实现了石油、石化企业纵向一体化的垄断格局。但不可否认，我国政府在实施产业组织政策的时候，也有很多促进竞争的措施。例如，就基础设施和自然垄断行业而言，在我国电信行业，为打破独家垄断经营的局面，就先后进行了扶植中国联通公司、实现邮电分离、政企分开、分拆中国电信公司等颇具市场化色彩的改革；在我国电力行业，目前也已经实现了垂直一体化垄断向集资办电厂、分拆国家电力公司、厂网分离、电力竞价上网的转变。

当然，产业政策之所以能够在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取得优势地位是有其客观原因的。具体言之有二：首先，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这两项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基本条件存在落差。反垄断法是成熟市场经济的产物，只是在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到垄断阶段时才会有反垄断法存在的必要。反垄断法一般对应着比较高级的市场结构形式和成熟的法律制度环境。这也是为什么德国经济学家欧根认为建构竞争秩序必须同时具备开放的市场、契约自由、私人产权、责任等一系列构成性原则的原因。[1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产业政策。只有经济上的后发展国家才会基于后发优势等理论真正重视产业政策，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政府干预经济一直受到理论界的质疑，要么没有明确的产业政策(如美国)，要么竞争政策优先于产业政策(如欧盟)。[13]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对市场结构形式和法律制度环境并没有特别的要求。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在得以有效运行的基础条件上的落差，决定了作为发展中的经济转型国家的我国推行产业政策在短期内更为便利，也更容易收到成效。其次，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现实决定了其与产业政策具有更大的亲和性。这不仅是由两项制度运作基本条件上的落差决定的，也是由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因素决定的。由于产业政策具有很大的政府干预弹性，它既可以通过间接干预的方式而成为青木昌彦所说的增进市场机制的工具，也可以通过项目审批、价格管制等方式强制性地体现政府意志，因此，无论人们对改革的价值判断持何种态度，产业政策都是可以接受的政府干预方式。[14]产业政策作为政府的政策工具能够比较方便地表达政府意志。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目标是多元的，如可能出于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考虑而实施扶强造“舰”等产业政策，也可能出于实现社会公平、经济民主的考虑而推行扶持中小企业的产业政策，还可能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对不同经济成分实行差别待遇等。而反垄断法虽然也有针对提高民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出口卡特尔豁免制度，针对提高企业规模经济的产业合理化的卡特尔豁免制度等内容，但规制经济垄断、恢复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提高经济效益是该法的主要目标，不便掺入过多的政策考量。因此，我国政府在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企业的全面控制向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企业较少干预的转型的过程中，行政管理的治理惯性很容易使得产业政策而不是竞争政策成为政府的优先选择。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所表现出来的优先考虑产业政策的实际做法是造成反垄断立法滞后的重要原因。事实上，政府偏好产业政策的倾向不仅影响到我国反垄断法的顺利出台，还影响到反垄断法在将来执法中的被边缘化。为提高未来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实际效用，必须对我国的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进行协调。

考虑到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国际规则约束等情势，笔者认为，我们更应该倚重于反垄断法而不是产业政策。其理由在于：首先，我国既有产业政策并没有取得足够的成效。有学者就认为：“结果表明，除了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外，产业政策对竞争性产业成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产业政策重点扶持的竞争性产业获得长足的发展。而大量的事实从另外一个方面向人们展示了，得益于较为充分的市场竞争，一些并未纳入产业政策扶持范围之列的产业政策部门成长迅速。”[15]即使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或传统的自然垄断领域，产业政策的现有成效也未必完全达到人们的预期。有学者就指出：“中国公用事业的垄断……既非行政垄断，又非自然垄断……我们只能将其看作为一种低效落后的制度安排。”[16]其次，即使既有的产业政策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在新的经济、制度背景下，产业政策的作用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了。从前面提及的实现赶超目标的产业政策的具体措施看，无论是诱导性的产业政策措施还是强制性的产业政策措施，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下都受到了极大限制。财政补贴等诱导性的产业政策必然要受到反补贴规则的约束，而我国“入世”议定书中的一系列承诺使得政府不可能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地确立市场准入的标准。再次，我国目前市场上危害比较大的几种垄断形式如行政垄断、行业垄断与我国产业政策的实施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行政垄断无不是在打着实施产业政策、政府管制、发展地方经济等旗号下进行的，可以认为是政府运用宏观调控、产业政策或管制等调节经济手段产生的变体，其根源在于经济调控权力的滥用。行业垄断可以被认为是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直接结果或者至少是在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得以正当化。行政垄断和行业垄断的规制既有赖于我国产业政策目标、理念和具体措施的调整，更有赖于反垄断法实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等的综合治理。此外，我国市场范围的大小等因素也决定了我国不可能效仿日本、韩国走政府组织经济、全面施行产业政策的老路。

五、结论

产业政策对反垄断法实施的影响取决于产业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国家法和政策体系中必须分清产业政策与反垄断法各自的作用范围和主次关系。我国目前过于扩张的产业政策不仅延缓了反垄断立法，而且势必影响未来反垄断法在经济生活中的实际作用。为避免反垄断法被边缘化，充分发挥反垄断法作为市场经济基础性法律制度的作用，必须寻找与我国反垄断法相匹配的产业政策，必须在经济效益、社会公平等多元目标中妥善界定相关经济政策和法律措施的各自权重。

注释:

[1]参见李贤沛、胡立君主编：《21世纪初中国的产业政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2]参见汪斌：《经济全球化与当代产业政策转型——兼论中国产业政策的转型取向》，《学术月刊》2003年第3期。

[3]参见吴宏伟：《我国反垄断法与产业政策、竞争政策目标》，《法学杂志》2005年第2期。

[4]参见孟雁北：《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与冲突》，《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

[5][15]参见冯晓琦、万军：《从产业政策到竞争政策：东亚地区政府干预方式的转型及对中国的启示》，《南开经济研究》2005年第5期。

[6]参见齐孝福：《产业政策失效原因的多维分析》，《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4期。

[7]参见周其仁：《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1页。

[8]参见[美]阿列克斯•科尔：《日本：大兴土木的国家》，载吴敬琏主编：《比较》第20辑，中信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141页。

[9]参见周叔莲、杨沐主编：《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10]参见叶卫平：《竞争立法与竞争秩序建构——以行政垄断规制必要性为中心》，《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

[11]参见刘建平：《中国电力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中国电力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12]参见[德]瓦尔特•欧根：《经济政策的原则》，李道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7-311页。

[13]在各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中，竞争政策更多的时候是被独立出来，作为与产业政策相平行的经济政策的面目出现，这与产业经济学中将竞争政策作为产业组织政策一部分的界定不同。在前一意义上，各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关系请参见史先诚：《兼并政策与产业政策——论竞争政策的优先适用》，《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孟雁北：《论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调与冲突》，《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