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英语怎么说十篇

葡萄英语怎么说篇1

对王华院长的采访是通过电话进行的，那时她正在前往机场的路上，由于要筹备学院建院二十周年活动，“时间都在工作上，三点钟才睡觉，把所有时间用了都不够，”王华院长在回答记者“时间都去哪儿了”时谈道。作为葡萄酒学院的创建者之一、现在的掌舵者，王华院长对于学院的发展历程如数家珍，她的人生感悟也让我们对葡萄酒学院以及学院团队有了更加具象的认知，从而获知学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展的原动力。

创业与艰辛

“中国没有哪一个大的葡萄种植者没有听过我们的辅导，世界上也没有哪一个著名的葡萄酒产地没有我们的毕业生。”学院的奠基人李华老师曾这样自豪地评价葡萄酒学院。谈到葡萄酒学院在中国乃至世界葡萄酒行业中的地位，王华院长认为：“葡萄酒学院是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所。葡萄酒学院是1994年开始建院，到今年已经走过20年。她的前身 ‘葡萄栽培与酿酒’专业从1984年开始筹备，1985年正式批准建立，到现在已经30年了。在这30年中，学院为行业培养了大量的专业的葡萄与葡萄酒人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世界范围来看，葡萄酒学院的发展也是独树一帜。因为中国国情跟世界其他国家不一样，80年代中国的葡萄酒产量是非常低的，而世界许多国家的葡萄酒行业已经相当发达。王华院长对于创业时的艰辛深有感触：“当时，我们开办葡萄栽培与酿酒这个专业时顶着来自各方的种种压力，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不办一个跟国计民生更加相关的苹果专业或者小麦专业呢？直到现在有人还在说，为什么不把葡萄酒专业放在食品学院里？这种源于起始的不认同包含各个层面，使得接下来的许多精力要放在反复地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做大量的思想工作。这30年的发展历程很艰辛。”

使命与传承

从2007年接任院长开始，王华院长带领的团队取得的成绩获得了业内的广泛认可。但是，王华院长也表示压力很大：“第一任院长李华教授和他的团队创建了学院，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培养出了人才，促进了行业发展，这些成绩有目共睹。而对于继任者，我的压力就更大了。作为院长我需要带领现在这个团队，不断适应中国葡萄酒产业的需求，把学院做大做强，任务非常艰巨，必须更好地适应和创新来满足行业的需要。”

作为学院奠基人，可以说李华老师既是教育的先行者，又是行业的引领者，王华院长认为，他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源于一种使命感：“李华老师，包括葡萄酒学院的全体团队，最重要的就是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从李华的导师（贺普超老师）到今天来到学院的青年博士，这种使命感一直传承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在获得温饱后有了更高的精神需求，葡萄酒是凝聚着精神需求、历史文化、想象和浪漫为一体的一个载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把葡萄酒产业做大做强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感促使李华老师以超前的意识来创立这个学院，也激励着现在的团队一直在为推动产业发展积极奔走。葡萄酒学院的发展目标就是围绕中国葡萄酒产业的发展，建设世界一流葡萄酒学院。王华院长认为：“必须要科技创新，才能够引领产业发展，学院提出了八个字的方针：荣誉、使命、创新、发展。而学院获得的种种荣誉也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我们的使命感更强，责任感更加紧迫。”

交流与合作

王华院长上任以来，非常注重国际交流与合作。今年4月，学院将举办第八期国际葡萄与葡萄酒高级研讨班、第六届亚洲葡萄酒质量大赛、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建院二十周年庆典，三位一体。

她向记者介绍道：“我们的科教人员近90%都在国外进行访学和培训。因为我们要成为世界一流产业，就要了解世界上关于葡萄酒科研的最新成果。我们也搭建各种平台让学生开阔眼界。从1999年开始，学院与国际葡萄与葡萄酒组织（OIV）合作，每逢奇数年举办国际葡萄与葡萄酒学术研讨会，逢偶数年举办国际葡萄与葡萄酒高级研讨班。作为正式的国际活动，要经过教育部正式批准，每年OIV都会委派官员参加。这个活动也为中国葡萄与葡萄酒的行业、企业和研究单位，与国外的专家搭建了这么一个交流的平台，也是一个拓展视野保持讯息跟国际接轨的方式。”

此前，葡萄酒学院获得了WSET的1级和2级的培训资质认证，有人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葡萄酒学院应该有自己的培训体系，而不是成为WSET的一个培训机构。对此，王华院长认为：“在办学和行业中，一定要海纳百川，广聚贤才，才能将中国葡萄酒香飘世界。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怎么跟国际接轨？葡萄酒学院有一套很完整的培训体系和高等教育体系。”

为什么要引入英国WSET培训呢？“英国不出产葡萄和葡萄酒，但葡萄酒的贸易是世界最大的，要求通过培训来培育消费者，培养专门进行贸易销售的人才，这使得英国的葡萄酒培训堪称世界一流。英国的培训是为了国家服务的。我们在培训教材里看到，英国销售哪国葡萄酒，在教材里就会着重笔墨去宣讲，反之就不会列入教材。我们现在正在不断努力，通过与它们培训机构的沟通，把中国的葡萄酒和产业加入到其中，这一天迟早会来的。”王华院长认为。

王华院长认为，WSET引进来更是要学习一种培训模式：“我们不是要单单通过培训学什么知识，更重要的是要学习这种模式。也就是说，我们中国葡萄酒如何让大众认可？一定要通过培训。我们的毕业生首先认识到培训的重要性，接着要去思考运用怎样的培训模式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他们走出校门再去做培训，讲中国和世界的葡萄酒，让民众知道什么叫好酒，怎么来品鉴葡萄酒。”

那么从知识的角度来说，葡萄酒学院的WSET培训是进行全英文授课的，聘请了外籍教师。王华院长认为：“大学生有的时候是为学英语而学英语，比较枯燥，把这个系统引进来之后，学生会明白英语不是死记硬背，懂得应用最重要。我就给学生这样说，如果能把这个WSET的葡萄的知识学好了，你的英语我保证你们，四级、六级肯定过关。这是我的一个教育方法，就是学生学习过程中，有的时候你需要引导，让他学一个东西是为了用，学以致用，否则你就成了为学而学。此外，我们现有普及教育和WSET培训并不冲突，二者的方向和目的不同，这使得学院整体的培训系统更加完整。”

事业和家庭

作为李华老师的妻子、同学、同事和继任者，王华院长对于李华老师是怎样评价的？这或许是许多人都非常感兴趣的问题。王华院长不无感慨地谈道：“我们相识时都只有18岁，到今年已经有37年了，从同学到夫妻，我们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亲情。这种亲情会带来一种默契，多了一份理解，多了一份相互扶持。无论什么场合，无论什么身份，客观地评价李华老师，我认为他是葡萄酒学院的带头人，是葡萄酒学科的旗帜。作为家人，今年是我们结婚三十周年，是珍珠婚，在所有关于结婚纪念的说法里，好像只有珍珠婚是以有机物为代表，是由生命体转化而来的，我认为这很有意义，也恰好和学科、学院的发展历程契合。在这三十年的过程中，酸甜苦辣什么味道都有，我们怀着同样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形成了一种默契和理解，对于事业也是一种很好的支撑。”

认识李华和王华老师的人都知道，他们平时非常忙碌，对于照顾家庭，以及事业和家庭的关系，王华院长不无感慨地说：“我认为家庭是最重要的，事业是责任，而家庭是你生活的支柱。我本人把家庭特别是孩子看得非常重。照顾孩子时，我不会占用高工作时间，但我会牺牲自己的很多娱乐时间。比如说，即使再忙，我也会亲自给孩子做三顿饭。直到孩子长大，过生日时都还会邀请同学朋友到家里吃饭。我现在被誉为‘特级厨师’，亲朋好友聚会也要指明我亲自下厨。当时我的理想是，孩子的个子一定要长高，营养一定要跟得上，现在理想实现了，两个孩子都是一米七。这是我作为母亲最大的成功。”

王华院长还谈到了自己的教育方法：“举个例子来说，孩子小的时候，晚上我会用英语给她们讲故事，陪她们玩，一般八点半睡觉， 9点钟以后是我自己备课的时间，我基本上就没有娱乐的时间。但她们的英语非常好。

葡萄英语怎么说篇2

我的父母

酒尚：当时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您的父母为什么会来到中国呢？

柯鲁：我老爹戴维・柯鲁克（David Crook）是英国伦敦人，他曾经加入过英国皇家空军，也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是个热血的青年，被埃德加・斯诺的著作《红星照耀中国》吸引，于是接受共产国际的委派来到中国。

酒尚：他是怎么认识您的母亲――伊丽莎白的呢？

柯鲁：我的外祖父是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我的母亲在中国成都出生，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我老爹相识，于是便追随他走南闯北了。

酒尚：以后的日子是什么样的呢?

柯鲁：他们1947年的时候去了中共晋冀鲁豫根据地――河北武安十里店村，进行农村的调查，那个时候他们穿着土布的军装，和当地的农民住在破旧的土房子里，会端着饭碗蹲在地上边吃饭边聊天，会和农民们一起劳动、开会。

他们收集这个村子1937年至1947年十年的历史情况和封建土地制度变革情况的材料，到了晚上，人们都回去休息了，他们彻夜不眠地整理资料，写书。

酒尚：他们的书出版了吗？

柯鲁：是啊，在1959年的时候，我父母合作撰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英国伦敦出版，1979年内容更全面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在美国纽约问世，这两本书让西方人真实了解了中国的运动。他们还将1959年和1960年两次回访十里店的采访见闻写成《阳邑公社的头几年》一书，1966年在英国出版。过一段时间，河北文史出版社将出版《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这两本书，我很高兴在中国能看到我父母的著作。

酒尚：看来您父母和十里店的缘分还很深啊。

柯鲁：是啊，在那里，有我父母好多朋友，即使离开了那里，也还是经常通信，我们还曾经代表父母去那里捐书，看望十里店的人们呢。可以说我的父母的革命工作一直没有离开过那里，直到的过程中被关进监狱，到最后的出狱。

酒尚：解放战争结束了，您父母是怎么打算的呢？

柯鲁：本来我父母打算战争结束后就返回英国，但是中国政府的热情挽留，再加上他们已经对中国有了很深的感情，于是就留了下来。

即使在中的几年牢狱之苦，也没有让他们后悔来中国，我老爹出狱后曾说过：“我是和同事同甘共苦了一场”，我知道他对中国的感情，已经让他难以割舍了。解放后，政府安排他们进入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担任教师。

酒尚：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柯鲁：他们非常喜欢这个工作，我老爹针对教学还提了不少的建议呢。直到2000年，他去世了，但是我母亲还一直住在北外西院的南楼，她现在过得也很好，参加了合唱团，每天都和退休老师一起跳健美操，还在准备自己著作的出版。

我的故事

酒尚：您还记得自己的小时候吗?

柯鲁：当然记得，小时候我走到哪里都有很多人围观，有次，我父母带我去南方的一个城市，全县城上千口人都出来，导致以后走到哪里都是遮遮掩掩的，就怕导致交通堵塞，哈哈。因为那个时候，外国人非常少，不像现在，满街都是。

酒尚：有过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吗？

柯鲁：小时候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比如，阿姨带着我站在学院的门口，好多人就会围过来， “快看快看，是个外国小孩，来来，给你吃这个……”，导致我后来就一直消化不良，后来妈妈在我的后背贴了一个布条，上面写着“不要喂”，很像这很像动物园里贴的‘禁止向动物投食’的警告牌，呵呵。

还有上学的时候，有个调皮的同学老喊我金丝猴，因为我的头发是黄色的，我就喊他什么猪来着， 经常这样互相讽刺。有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教我们“诸侯相争”这个故事，大家都笑了，很像“猪猴相争”……

酒尚：看来您小时候压力很大啊！

柯鲁：是的，当时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人喊我洋毛子什么的，挺讨厌的。

酒尚：看到报纸上都喊您英国佬，您喜欢这样的称呼吗？

柯鲁：在过去如果听到有人听到这样称呼我，会觉得是有些排外，心里也会不舒服，但现在我感觉这种称呼很亲切，应该算是中国朋友对我的一种爱称了。

酒尚：您觉得英国和中国在您的心中分别处于什么位置？

柯鲁：我在英国实际居住的时间没有超过两年，其实不算个地道的英国人了，准确来说，我应该算大半个中国人。甚至要是离开北京几个月，就特别的怀念，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思乡情节吧。而我身上的所谓的英国的东西，也都是来源于我老爹的教育。

酒尚：看来柯鲁克先生对您的影响很大。

柯鲁：是的，我很喜欢各国的历史文化，这也完全继承了我老爹的习惯，我读了很多中国文史方面的书籍，78年我去美国学习中国历史，在那里获得了中国历史学博士，我要通过阅读来更多的了解我所居住的国家，了解民族的文化，这也让我更加得热爱中国，有了更深的感情。偶尔，我会去看圆明园遗迹，每当那个时候，我心里就会有些难过，甚至会感到很惭愧。中国是我事业的根基，它应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热爱这个国家。

酒尚：您喜欢中国的那些地方呢？

柯鲁：我喜欢、青海、云南，喜欢有着古老故事的城市和前辈们遗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喜欢站在那里回想着――若干年前，在我站立的这块土地上发生过怎样惊天动地的故事。但是现在，每个地方的人工痕迹太浓了，就不太喜欢了。

酒尚：在中国这么多年，您目睹了中国的一系列的发展，您有什么感想呢？

柯鲁：我老爹曾经在十里店的时候拍过1000多张照片，从那里我看到了当时的生活是个怎么样的情况，也深深地为了曾经的艰苦而心痛，中国人是很有骨气的，现在的生活比那个时候好上几百倍，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是个很值得祝贺的事情。不过当看到他们把以前老的建筑拆掉，就有点舍不得了，我想保存好以前的东西和建筑，这是历史的证明，是很珍贵的。比如，当我代替我父母去武安向那里的学校赠书，也看望我父母朋友的后代，那里就有很多很具中国特色的建筑，古老的城门，小寨子，还有拱形的小窗户，设计的很有特色，但是，一大部分就要被拆掉了，我就想把这些东西都保存下来，哪怕我把那个地方买下来也可以，然后建成博物馆，让我们的后代也能记住那段历史。当然，这需要我们很多人的努力。

酒尚：您目前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

柯鲁：目前主要的事情还是工作，除了工作之外，也常会去上海见一些客户，和一些老朋友叙旧。在我空闲的时候，会去北京的郊区一带兜兜风，像清东陵，清西陵，西山一带，这会让我感到很放松。我愿意去寻找很多快要消失的遗迹，有本书叫做《日下旧闻考》，里面记录了很多以前北京的史志，我经常拿着它到北京各个胡同找残存的痕迹，其实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也常会读一些关于中国历史方面的书籍，的诗词我还可以背下来许多。记得非典的时候，我建议在T恤上印制“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但是很遗憾的是，没有人知道这个诗句。

酒尚：您最向往却至今未能品尝到的葡萄酒是什么？

柯鲁：最令我向往的要数Romani Conti的葡萄酒了，但想到其一瓶相当于一辆汽车的价格，我总是打消自己这样的奢念。

关于创业

酒尚：能给我们讲讲您的第一单葡萄酒生意吗？

柯鲁：93年我在上海注册了我的公司，当时中国的市场还没有完全的开放，企业是没有权力来自主进口的，我们还是通过中粮集团分的指标。

记得第一单生意是94年上海的香格里拉餐厅，销售的是意大利的葡萄酒，去送酒的时候是我和一个员工去的，满怀激情，因为当时葡萄酒行业在中国是个完全新兴的市场，但是我们酒到了酒店以后，销售状况很好，虽然主要客户群是星级酒店的外国顾客，但是，我已经发现了它的生长苗头，也对葡萄酒这个产业充满了信心。

酒尚：您在创业过程里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有哪些经验或遗憾吗？

柯鲁：在葡萄酒的销售上，我认为有两块最重要。第一是库存，第二是应收款项。我们曾在97，98年在进货比例这块有过一些失误，红酒和白酒的比例失调，这使得我们丧失了一部分的市场份额，在半年前，我们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不过我们还是迅速对市场做出了及时的反应，我们在不断扩充新的品种，目前我们的销售额在稳定持续的上升。另外，顾客的信任程度也是非常重要的。

酒尚：名特在中国是比较早的葡萄酒销售公司，您曾经的员工现在在行业内都是非常优秀的，在这么多年间，面对员工的去与来，你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期望呢?

柯鲁：名特培养了不少行业类的精英，他们有不少人很富于感染力，并能把那种对于葡萄酒的激情带给其他人，他们不只是在传播葡萄酒，销售葡萄酒，更是在传播一种文化，一种对生活的追求。

公司每个周五都有针对销售人员的内部培训，这可以让他们不段更新自己的数据库，去把更新更好的葡萄酒带给大家。名特现在已经走过了10几年的历程，我们最初的业务骨干多半都在，这是我们的骄傲，任何公司人员都会有流动性，我们一方面会为留住优秀的员工做出更多的努力，同时也会为这支队伍扩充新鲜的血液。我希望我们的员工在名特是快乐的。

酒尚：您觉得面对现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什么样的公司才能适应目前的形势？自己公司有什么问题存在？

柯鲁：市场的风险随时都有存在，现在市场竞争压力很大，有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经销葡萄酒，而做为一个良好的公司应该具备抗拒风险的能力，并迅速做出反应。我认为名特现在缺少大而稳定的资金周转。

酒尚：您选择酒庄的时候，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去衡量？

柯鲁：我们的品牌，会尽量选择能覆盖所有葡萄酒的重要产区，国家要齐全，葡萄种类也要齐全，要尽量满足顾客所有的需要，当然对葡萄酒的品质我们也有严格的要求，我们会让我们的葡萄酒具有很高性价比的，让每个人都能喝得起，并且希望能持续带给让消费者满意的葡萄酒。

酒尚：名特现在的形势发展是怎么样的？

柯鲁：目前我们在市场上的销售渠道有酒店，饭店，超市，酒吧，中餐厅这些，还有些是集团采购。我相信中国的葡萄酒市场会蒸蒸日上，08年的奥运会务必会给中国的餐饮业带来更美好的憧憬。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经历放在中餐厅这条销售渠道上，我喜欢中国的美食，也相信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

葡萄英语怎么说篇3

近年来，由于葡萄酒消费文化的推广、市场变化及国家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海外葡萄酒产品以更快的速度进入了中国市场。澳大利亚肯辛顿葡萄酒就是其中的一份子，它有驻中国的分公司——上海肯辛顿酒业有限公司，还有南京、常熟、江阴、深圳等多地的总。

据上海肯辛顿酒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许惠高介绍，他之所以做肯辛顿葡萄酒，不仅因为它性价比高，有故事，还因为它具备家族式传承的悠久历史。

“心情的沉淀，来自自然；入口的厚度，来自品质；肯辛顿葡萄酒，挡不住的开心。”许惠高说，肯辛顿葡萄酒不仅有这样令人心旷神怡的广告语，亦有成为“中华茅台”的雄心。

无法复制的酿酒环境

葡萄酒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她极具个性，每款酒都不可复制；她不仅包含了葡萄产区的地理位置、土壤特征、气候条件，同时还凝聚了葡萄种植者、园艺师、酿酒师等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心血；她是天地之精华，世间之珍品。

“肯辛顿葡萄酒目前共有5个品种进军中国市场，其中红酒3种，名称分别为梅洛(Merlot)、西拉(Shiraz)、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此外还有白葡萄酒和桃红葡萄酒。”许惠高介绍说。

被命名为肯辛顿的每一款葡萄酒，其葡萄均精选于澳洲著名产区的古老葡萄园，由澳洲著名酿酒师精心酿制，经葡萄酒品鉴大师点评，性价比优良。

据许惠高介绍，肯辛顿葡萄酒系列分别产自于南澳、东南澳洲世界著名的布诺萨谷、高本谷和墨瑞河畔。

布诺萨谷是澳洲最著名的葡萄酒发源地，以生产西拉和赤霞珠闻名。山谷拥有连绵的山脉、肥沃的土壤，加上地中海型气候，在这里酿造出的西拉葡萄酒，口感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酿制出来的西拉葡萄酒都更为丰富、成熟，酒体也更为丰满。成熟的樱桃、李子香气，掺杂着强劲的单宁味，嗅起来有浓郁的酒香，饮后让人难以忘却。

“东南澳洲的墨瑞河流域是澳大利亚梅洛的最大产区，在这里出产的葡萄酒，以温和、柔软、微甜、口感好、水果味的特征，可以说征服了国人的味蕾。”许惠高如是说。

尊贵的“皇家血统”

对于澳大利亚肯辛顿葡萄酒这个名称，也许有人会觉得蹊跷，澳大利亚怎么会和肯辛顿联系到一起?许惠高面带神秘的微笑，将这个品牌的故事娓娓道来。

“英国伦敦的肯辛顿皇宫原为诺丁汉伯爵的豪宅，威廉三世和玛丽皇后于1689年将其买下，此后一直作为英国王室的住所。而肯辛顿葡萄酒的得名，也因为著名酿酒师巴特勒家族为英国皇家肯辛顿宫专门酿制皇室珍品。”

“大约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巴特勒家族的一支后代来到澳大利亚，这些后裔继续传承着祖先种植葡萄及酿酒的基业。祖传的酿酒技术与澳大利亚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土壤条件培育出的葡萄的结合，缔造出了澳大利亚肯辛顿葡萄酒的‘神话’。所以这个品牌从她诞生之日起，就蕴含了她高贵的身份和深厚的历史积淀，就像我们的中华香烟和茅台酒一样。”许惠高说。

葡萄英语怎么说篇4

陈进强 山西怡园酒庄酒庄主。

在喜欢做大、做规模、做产量的中国，陈芳似乎更希望把怡园做得更好，更小，更精致一点。酒庄是连结陈家三代人的纽带，也是她眼下事业的主轴。

陈芳最近发现，家里酒窖藏的好酒，时不时总会少几瓶。“唉，我爸现在把酒庄都交给我了，他自己就整天偷酒喝，要不然就是拿出去送人了。”陈芳笑着解释道。这个号称自己“不会酿酒、不会种植”的少庄主，从几乎没怎么喝过红酒的门外汉，到现在每年都推出让外国人都交口称赞的葡萄酒，只用了十年。

举家北上

1997年，长居香港的印尼华侨陈进强回到了内地，在山西为他的“怡园酒庄”开业剪彩。那年是亚洲金融风暴爆发之后的一年，一半的香港人都受到金融风暴的波及，没被波及的那一半充满了对回归未知的恐惧，急着去国外购产置业，举家移民。陈进强的举动令人侧目，在女儿陈芳看来也不例外，“他是喜欢做梦的人，1997年的时候他去买酒庄是有病，我觉得是”。

那时候，刚刚毕业参加工作的陈芳丝毫不知道自己家居然有个酒庄。“我在高盛工作得很开心，突然有一天我爸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家里这个酒庄给你管了’，我才知道原来我们家有个酒庄。然后我就说，哦，好啊，就一直做到现在了。”

陈芳从父亲处“接手”的，不仅有酒庄，有商业天赋，还有那份一定要做出属于中国的好红酒的夙愿。当年，刚接下“怡园”不久的陈芳，拿着酒去给香港红酒界权威刘志新品尝，“他试了酒不跟我说怎么样，说要去我们酒庄。当他亲眼看到我们庄园后，他觉得在中国做酒庄是有前途的”。陈芳尊称刘志新为“师傅”，他会带着陈芳去喝酒，给她指导。再后来，这位同样希望中国能生产出好酒的“刘师傅”，成了这个庄园的一分子。

土地情结

外地人爱问：“山西怎么可能出葡萄酒？”当初老庄主陈进强来到山西的时候，质疑的声音很大，当地人也是嘘声一片，“山西人不喝葡萄酒喝汾酒！”但陈芳认为父亲是理性的，当年选定山西的原因，一是来自法国的葡萄酒专家觉得晋中太谷县适合种葡萄，二是陈进强当年在山西读了大学。辗转于印尼、香港和内地，父亲对土地的情结依旧，“选择这块他最熟悉、有感情又能种好葡萄的地方，应该是顺理成章的”。

山西之后，陈家人又将葡萄园开辟到了宁夏。“山西大本营的酒庄有三千亩葡萄园，宁夏是新开辟的。”从三年前开始，陈家人就开始跟当地的农夫合作，到现在已经在宁夏开发了一千亩的新葡萄园。

土地是慷慨的，同时也是残酷的。虽然温度合宜，但宁夏的春寒，足以让全部葡萄死光，“中国种葡萄的选择不多，要不就是夏天多雨葡萄不熟，要不就是葡萄熟了但有春寒。”陈芳解释时，一点不像一个在投行工作过的精英，倒更像个看天吃饭的老农。然而，这一次，土地很给陈家人面子，酒庄建立以来，颇受酒客们的肯定。现在山西人也会说：我们的酒有一红一白，白的是汾酒，红的是怡园。

女儿红

中国红酒？不少爱拿“旧世界”、“新世界”说事儿的饮家，都将信将疑。陈芳有个朋友，是波尔多酒庄的老 板，“他经常会拿一些我们的酒，让波尔多的同行品尝，他们尝了以后觉得好像波尔多，但又不是，但就是猜不出是中国的。”陈芳笑着说，“他们心目中的世界酿酒地图没有中国，所以他们猜不出。”

陈芳自己也是饮家，她晃着酒杯告诉我们，“如果同等价格论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输。”一瓶欧洲红酒，刚开瓶的两个小时内会以浓郁的香味吸引所有人的鼻子和舌头，但山西红酒像含蓄的中国名媛，在其它酒的香气逐渐减淡的同时，香味越来越浓，低头不语，在角落静静地展示着自己的优势，“就像中国人，有内涵”。

酒里不但藏着技术，更藏着一家人浓浓的情分。“2003年我女儿出生，我们的新酒就用她的名字命名，好像生日礼物，也有女儿红的意思。”陈芳如今回忆起当时的这个举动，依然觉得很是有趣。

世代相传的酒庄

每次家族在庄园里聚会时，都一定不会客气地干掉若干自家好酒，其中偶尔也会有几瓶“女儿红”。“我们家人加上员工，二十多个人坐两桌，然后从干白开始，喝到桃红，再喝到更浓的赤霞珠……”陈芳算了算，一顿饭吃得很是悠游，“从晚上6点一直喝到11点”。

经常会有外国朋友问陈芳，你们酒庄英文名叫Grace Vineyard，Grace到底是谁？陈芳一想到这个问题就犯愁：她自己叫Judy，妈妈也不叫Grace。其实，Grace只是取义“心旷神怡”，但却造成了人们对他们家庭的各种猜测，“结果我爸建议我给刚出生的女儿起名Grace好了！”

葡萄英语怎么说篇5

女大学生因兴趣欲做“酒管家”

一辆香槟色的爱丽舍轿车缓缓停在银川市一家西餐厅门口，车门开处，一身欧洲品牌休闲装打扮的刘畅如约出现在记者面前。谁能想到，眼前这位举止优雅的金领美女，几年前还是一文不名的餐厅打工妹？

2002年，宁夏女孩刘畅从上海一所酒店管理大学毕业后，未能如愿进入酒店当白领，却成了浦东一家五星级饭店西餐厅的服务小姐。

在西餐厅打工期间，刘畅唯一的收获是爱上了红酒。“它色泽鲜艳，甜中透着芬芳和一点点劲道，带给你的感觉永远是柔软而体贴。从发现它的妙处那一刻起，我就为之着迷了！”刘畅含笑说。

来自法国的杰瑞恩先生，是这家五星级酒店的首席侍酒师。50多岁的他，每天都穿戴着洁白的制服和手套，面带绅士笑容，优雅而从容地为一桌桌客人服务着：介绍各种葡萄酒的特点甚至它背后的故事，告诉客人什么样的菜肴适合配什么酒，再用一套标准动作为食客开启酒瓶盖，并为每位客人的杯子里倒上第一杯酒。接下来的服务工作，就交给刘畅她们了。

当然，作为这家星级饭店西餐厅的灵魂人物，杰瑞恩的待遇也令人艳羡不已。但饭店里的服务丽人都知道，侍酒师这一行学问很大，有条件的人也要修炼好多年！尽管向往这种职业，她们也只是想想而已。唯有刘畅是个例外，在杰瑞恩手下工作一段时间后，她就发现，侍酒师的优雅生活唤起了自己体内的全部热情。“我也要做一名侍酒师！”刘畅在心底默念着。那一刻起，她找到了自己的努力方向。

苦练内功，美女侍酒师脱颖而出

然而，当了解到刘畅的想法后，杰瑞恩却告诉她说：“目前，贵国还没有相关的培训机构，屈指可数的一二十位中国本土侍酒师，要么天赋异禀，属于自学成才型，并通过了国际侍酒师组织的认证；要么在欧美国家的葡萄酒学院进修了侍酒专业，但后者花费不菲。”听了这话，女孩不由沉默了。她知道，这两条途径对于自己而言都不现实，她既不具备超越常人的灵敏嗅觉，也没有出国进修侍酒师专业的经济能力。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攥紧杰瑞恩这根“救命稻草”了！

当刘畅怀着忐忑的心情，向杰瑞恩先生表示自己想拜他为师时，却遭到了对方的婉拒：“侍酒师要有基本的美学修养、敏感的时尚感知以及高尚的品位，这样才能有好的鉴赏力，才能真的懂酒。一个合格侍酒师的成长期至少要四五年，很不容易。你知道我年龄大了，身体状况又不太好，实在没有太多精力……”尽管碰了一鼻子灰，刘畅却不愿就此放弃理想。后来，她了解到杰瑞恩的双腿患风湿性关节炎，多年来一直未能治愈，就把此事放在了心上。

2003年8月，刘畅通过亲友了解到，一位从医院退休的老中医对治疗关节炎很有一手，就建议杰瑞恩去找对方试试中国传统的针灸疗法。起初，这位法国老头儿一听说要把根根银针插到他的腿上，就吓得要命，死活不愿接受老中医的治疗。经过刘畅几番耐心开导和鼓励，后来他总算闭上眼睛咬着牙，勉强尝试了一下针灸疗法，结果疗效却出奇的好。经过老中医一段时间的治疗，杰瑞恩的风湿病竟渐渐痊愈了！高兴之余，他对刘畅的热心帮助充满感激。那天，他终于讲出了让刘畅期盼已久的话：“刘，我决定引导你做一名侍酒师。”

此后，刘畅开始在工作之余向杰瑞恩学习侍酒技巧。她需要掌握的专业知识涵盖了葡萄酒的开启和“换瓶”、食物与葡萄酒的搭配原理、葡萄酒的采购与储藏，以及酒库管理等。另外还要苦练嗅觉、遍尝红酒。

杰瑞恩送给刘畅一种调料盒似的器具，里面盛装了各种纯正的香味剂，囊括葡萄酒能分解出的几十种主要味道，只要熟记了这些气味，品酒时就能准确感知每一种酒的口味。为了训练灵敏的嗅觉，女孩一有空就去闻那些刺鼻的香味剂，半月后，她脆弱的鼻黏膜因无法承受那些浓烈香味的刺激而流出了鼻血！杰瑞恩先生却不以为然地说这很正常，因为她的鼻子缺乏锻炼，闻多了就好了。

除了闻各种香料，杰瑞恩还“命令”刘畅不断地喝各种各样的酒，每天都要喝到胃里泛酸水，那种翻江倒海的感觉很折磨人。由于品酒过度，她的食欲极速下降，几个月后整个人就瘦了一圈。

天资聪颖再加上勤学苦练，使刘畅迅速入行，仅用两年多时间，她就掌握了一名合格侍酒师应该具备的所有知识和技巧。2005年秋天，她专赴香港参加了侍酒师专业考试，经过一番激烈角逐，最终从上千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拥有侍酒师资格证书的20名幸运儿之一！闻此喜讯，这家星级饭店的领导层也高兴不已：我们酒店终于拥有本国的侍酒师了，如此年轻靓丽的女侍酒师，恐怕全国都很鲜见呢！

很快，刘畅如愿以偿地换下服务小姐的职业装，换上了一身雪白制服，她的胸前别着一枚象征侍酒师身份的紫葡萄胸针。从此，光顾这家五星级饭店西餐厅的客人们就发现，这里多了一道美丽的风景―她举止优雅，服务体贴，说起每一款酒都如数家珍。当你面对酒单上的各种香槟、甜酒、烈酒和调酒犹豫不决时，她会不失时机时帮你挑选出适合自己的美酒；当你准备吃正宗的法国大餐，却不知该搭配什么样的酒时，也不妨向这位女侍酒师请教，女孩会立即报出一串葡萄酒名，并说出它们的特色，以及选择其佐餐的理由。如果客人点的是一瓶1950年的玫瑰葡萄酒，刘畅在侍酒时就会很小心。她拿瓶的手既不随便摇晃，也不让酒瓶垂直，而是尽量使瓶身与水平面倾斜30度，目的是不把沉淀物摇晃起来，因为沉淀物会影响到客人喝酒时的口感，这非常重要。打开橡木塞后，因为酒的年份较长，为防止灰尘倒入客人的酒杯，女孩会先把瓶口清洁干净，然后再视客人的国籍，用国际上流行的法式、英式或俄罗斯式的侍酒礼仪为客人们斟酒。

事实上，帮客人选酒涉及的因素很多，既要与桌上的美食搭配好，又要兼顾各国客人的口味、性格，还要顾及到餐桌上的气氛。比如，刘畅会很内行地告诉客人，吃鱼最好用白葡萄酒佐餐，吃肉最好用红葡萄酒佐餐，这样不但可以突出菜肴的美味，还可以调节席间的气氛。年轻的情侣来酒店用餐，她绝不会为他们准备bedeybree(威士忌)和vodka(伏特加)，而是推荐活力十足的Vodka，颜色热烈，绵甜爽口，犹如热恋的感觉；遇到年龄稍大些的女士，刘畅又会向她们推荐1968年的“夜巴黎”干红，这种酒的特殊香味，在嗅觉上可以给她们一种怀旧的感觉，淡淡的，却悠远；遇到心情不好的客人，女孩就殷勤地推荐香槟酒，随着那"砰"的一声清脆的开瓶声响起，无数充满活力的泡沫涌窜不息，无疑会让人精神振奋!

永不满足，要做中国首位“葡萄酒

硕士”

在这里，刘畅接待过中东石油大亨、瑞士几大银行的上层管理金领、各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外籍工作人员，以及海尔集团的首脑人物和丹麦王子等。其中那些驻领事馆的老外们是这里的常客，周末过来聚餐时，他们经常会拿出包装精美的巧克力送给刘畅，并与她交流品酒经验。女孩源自内心的微笑，优雅的谈吐，加上深厚的葡萄酒知识，给客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每天慕名而来的客人不计其数，无论懂酒的不懂酒的，经刘畅这位美女侍酒师的引导，大家都能在餐桌上演绎出难忘的味觉创意。

做侍酒师的时间一长，刘畅渐渐发现，中国客人掌握的葡萄酒知识普通很少，因此还闹出过不少笑话。2006年3月的一天，一桌富豪级的客人在饭店西餐厅要了一瓶标价8800元的英国红酒，刘畅为他们开启瓶盖后，先进行了“换瓶醒酒”（Decanting），之后才让众位客人品尝佳酿。因为葡萄酒开瓶后是要跟空气接触，才会把酒味释放出来的，尤其是陈年红酒，在酒瓶中陈放太久会“沉睡”，在换瓶的过程中，让酒与空气充分接触，有助酒味加速释放，同时亦可在换瓶时隔去沉淀物。品着“换瓶”后味道鲜美的葡萄酒，几位富豪交口称赞，其中一位先生从刘畅口中了解到“换瓶醒酒”的作用后，竟不无惋惜地说：“如果我早学会这一招，平时喝白酒不更有味儿了嘛！”刘畅微笑着解释说：“通常单宁丰腴的红酒才需要换瓶，因为白酒不含单宁，过度接触空气反而易变酸呢！”那位先生脸上一红，不再言语。

当年8月的一天，刘畅在为两名私企老板侍酒时，又遇到了更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故”。还有一次，两位下榻在这家五星级饭店的客人，走进餐厅要了一些意大利菜肴和一瓶法国干红，酒足饭饱回到房间后，这对朋友纷纷发现他们的舌头和嘴巴都变黑了。两位私企老板也没有去西餐厅询问这是怎么回事，却直接拔打了110和消协的电话，声称要追究这家酒店的责任！随后，此事又惊动了媒体，他们也准备对该饭店的“假酒事件”进行曝光！

刘畅闻讯后惊讶极了，因为对真正了解葡萄酒的人来讲，喝红葡萄酒舌头和嘴巴发黑是很正常的现象。两位客人因对红酒的无知而取闹也就罢了，媒体怎么也跟风呢？女孩当即去了报社，为了说明舌头和嘴巴为什么会发黑，她还特意拿了一瓶中性酒体的英国红葡萄酒，现场让他们喝酒体会舌头是怎样变黑的。并对他们讲了一通红酒知识：“它能够着色在我们的舌头和嘴巴上，说明用来酿造这款酒的葡萄成熟度好，并且是来自温暖地带的或者好年份的葡萄酒。如果那两位先生喝重性酒体的澳大利亚和智利酒，舌头和嘴巴比这更要发黑呢。”后来当她和两位编辑也喝得舌头发黑时，这些媒体人总算服了。

但此事发生在号称洋派的上海，却让刘畅深切体会到，葡萄酒知识在中国的普及是远远不够的。女孩说，法国人每年人均消耗葡萄酒63公升，中国才0.08公升，在中国白领极为推崇高品味生活的今天，这个统计数据令她感到吃惊和焦灼。于是，她就在工作之余开设了自己的个人网站，并在网上免费给大家看她写的酒评，还介绍各种葡萄酒的购买指南，以及侍酒师入门知识。

葡萄英语怎么说篇6

关键词：科英布拉大学；数字技术；评价体系；多元文化；国际化战略；传统与文化

一、古老与创新并存，塑造独一无二的优势

《世界教育信息》：首先，请您简单介绍一下科英布拉大学，尤其是她的特色和优势。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是葡萄牙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也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她创立于1290年，距今已有725年的历史。在过去几个世纪里，科英布拉大学是全球葡语系地区唯一一所大学，被视为葡语系地区最具有价值的学术机构之一。因其在葡语文化发展中的显著地位、悠久的历史以及保存完好的校园建筑，科英布拉大学于201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科英布拉大学的所有学科都很优秀。学校下设8个院系，涵盖艺术、工程、人文、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体育、科技等多个学术领域，重点学科有法律、工程、环境、医药、健康老龄化等。此外，我校与所有葡语系国家的教育、研究机构有密切的联系，与欧洲、美洲、非洲的葡语系国家均有长期合作的伙伴教育机构。目前，科英布拉大学有在校生2.5万名，他们活跃在各领域。总的来说，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是我校独一无二的优势。

《世界教育信息》：贵校历史悠久，同时又很有创造性，请问贵校是如何培养和鼓励师生的创造精神的？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建校超过了7个世纪，她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因此，保持创造力是必须的，否则她早就不存在了。实际上，不断创新和改革是我校的历史和传统。作为当下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部分，我们正推动全球葡语系国家或地区的学生走出当地，走向世界。为此，我们尝试性地制定了四年战略规划，现在刚完成了第一年规划。每次战略规划的开展都是一项很大的工程，需要在校内的不同层面上开展很多讨论和活动。

我校每4年就会通过大家提出创意并制作创意卡片等方式，来实现自我反省并确定当前的任务。学校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是一个参与性极强，充满创造性的过程。然而，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将这些计划付诸实践，并获得良好效果。师生的积极参与是制定和实践学校战略规划的重要途径。我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收集各种资源，支持并鼓励教师和学生提出符合学校发展前景的好思路、好点子。在这种氛围下，所有人都成了学校的主人，每个人的创造力都能被激发。

二、体育是学校文化与传统的组成部分

《世界教育信息》：贵校有一支非常著名的足球队，作为一所大学，这是非常令人注目的。中国国家主席一直强调体育发展，尤其是中国足球。请您跟我们分享下贵校的体育发展情况。

卡瓦略：体育是科英布拉大学的强项，我们获得过欧盟大学体育教育发展优秀奖，并曾三次获得欧洲体育最强大学的荣誉称号。我们将于2018年举办欧洲大学生运动会。在欧洲，欧洲大学生运动会是欧洲高等教育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至于我们的经验，除了跟很多大学一样配备专门的体育老师之外，学生会在其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科英布拉大学的学生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组织，他们推动包括体育、文化等在内的几乎所有领域的活动。我校学生会管理着大约16种不同的体育项目，如柔道、击剑、橄榄球、篮球、滑冰、足球等。足球非常受欢迎。科英布拉大学学生会足球队在16世纪时曾是葡萄牙最好的足球队，经常夺冠。作为学生球队来说，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从19世纪至今，足球运动越发专业化，保有一支专业、成熟的学生球队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因此，现今，我校足球队基本是科英布拉大学名誉上的校足球队，其在运营和管理上是独立的，球队里有很多职业球员，在校生也能加入球队。上世纪70年代，科英布拉大学很多在校生成为欧洲顶级球队队员，并获得很高的年薪。可以说，我校足球队是一个起源于大学，然后发展成国家项目的典型案例。

体育是我校文化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被人们所广泛认可。体育特长生只要达到一定的水平，就可以在我校享受很多特别待遇。比如，他们可以自己确定考试时间，不需要在固定的日期参加考试。我校拥有各种现代化体育设施，如大学足球馆、田径馆，以及器械、训练监控实验室等。我校还拥有极佳的地理优势，有着非常优质的天然水域。我校在校生中有奥林匹克级别的运动员，曾获得奥林匹克皮划艇项目的铜牌。学校不远处就有世界一流的游泳馆以及长达15公里的优质皮划艇训练水域。在这里，皮划艇运动员刷新了奥林匹克记录，这是非常罕见的。想要打破世界纪录，需要特定的温度、大气压等非常复杂的自然条件。除了水上户外设施外，我校还有世界级水平的高速自行车道。户外运动参赛者需要全年的训练，顶级运动员每天都要训练，因此，他们对环境的要求很高。葡萄牙是欧洲阳光最充足的国家之一，全年多是阳光普照的晴朗天气，再加上科英布拉大学的运动设施和周边优良的自然条件，吸引了很多运动员前来训练。

成为2018年欧洲大学生运动会的主办方，我们深感自豪。我校未来四年战略规划的目标是尽全力将科英布拉大学打造成世界一流的求学目的地。为了使国际学生运动员们专注于训练并兼顾文化课程的学习，我们还特别与本地政府开展合作，为学生提供训练设施及相应特权。通过实施一系列战略、项目，我们励志把科英布拉大学打造成运动员攻读学位的世界顶尖学府。

三、社区外展带动创业与就业

《世界教育信息》：据我所知，贵校有三大目标，即教育、科研和社区外展项目，请您详细介绍下贵校是如何开展社区外展工作的？

卡瓦略：科英布拉这座城市实际上是葡萄牙开展社区外展工作的典范。在葡萄牙加入欧盟之前，科英布拉的经济发展以当地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为主。随着葡萄牙加入欧盟，以及签订贸易框架协定，以本地劳动力为基础的工业逐渐失去了竞争力。因此，我们不得不向知识型经济发展转移。我校开创了企业孵化器，如今该孵化器以创立高科技企业、创造大量就业岗位而闻名。2010年，我校企业孵化器荣获全球最佳孵化器称号。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一家企业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供应商。从低人工成本的企业转变成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提供可信赖的卫星应用软件的高科技企业，我们对此深感自豪。

企业孵化器在吸引校外投资方面成果显著，其中不乏信息技术产业。许多高科技产品非常有意思，如健康看护领域所开发的智能信息采集技术，只要穿着智能T恤，就可采集到主要生命信息；高科技同样应用于旅游领域，如智能手机的导游功能。当前，我们正努力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企业孵化器的影响，加强与全球其他地区的联系，尤其是巴西，争取让更多的新兴企业轻松转向巴西市场，或从巴西经葡萄牙进入欧洲。我们希望和澳门、安哥拉等地进行类似的合作，通过大学企业孵化器网络，为师生提供快速创新的途径。

《世界教育信息》：请问，贵校是如何帮助大学生就业的呢？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在学生入校时就开始帮助其进行职业规划，我们称之为“创新生态系统”。这不仅仅是建立一个企业孵化器而已，而是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规划，以便学生们能够独立完成其专业课的实习工作。我们每年都会为学生安排2周的实习辅导课程。课上，学生们的商业创意层出不穷。针对学生们提出的创意，企业代表和教授们手把手教导他们如何甄别创意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这些工作在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年就开始了，学生在校期间有很多机会参与实习。学校为此投入了大量精力。一方面，对内进行理念宣传；另一方面，对外广泛联系合作伙伴、当地政府和企业，为学生们开拓思路、实践创意提供支持。这一系统运行效果非常好。明年，我们的工作将进一步走向国际领域。随着葡萄牙经济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葡萄牙可利用的资金将不仅仅限于欧盟，我们将争取到大量国际创新资金。关于大学生职业规划和培训，我们认为，更多的创业和就业实际模拟训练，以及国际化带来的机遇，将使大学职业规划和培训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生态系统。

当然，我们也会教学生如何准备简历、如何应对面试等基础的求职技能，但如何长期持续地促进学生职业发展、激发并教会学生提出有价值的商业创意等，是我们眼中的难点。教会学生“失败不是问题，多次失败才能造就一次成功”的道理，才是我们教学的重点。我校有专门机构负责学生就业与创业工作，他们同合作伙伴设立区域项目，促进该区域的合作，传播合作理念。

四、利用而非依赖数字技术

在教育领域的应用

《世界教育信息》：当前，数字化教学日益流行，很多学校开设了网络教学课程，贵校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已经开设了网络课程，但是我们对这类课程的长远价值持怀疑态度。我认为，大学的责任是与尽可能多的人分享知识。我们是唯一一所在苹果公司的iTunes平台上提供网络视频课程的葡萄牙公立大学，只要你有苹果公司的手机或其平板电脑，就可以免费学习我们的课程。我们利用网络媒体传播知识，但不颁发学位。

我们认为，真正的数字化革命是利用技术改善校园教学活动，比如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等。因此，未来，我们将制作更多的网络视频来分享知识，但不会将网络教学作为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我们将坚持传统的教学活动，这些是要在校园里进行的。当然，学生们坐在教室里听教授讲解知识点的需求会越来越少，他们会通过其他渠道获得知识。只有当学生们坐在一起饶有兴致地对所学所想进行讨论时，他们才是知识的所有者和使用者，而这个过程需要教师的引导和帮助。

将来，随着知识传播的数字化发展，面对面的教学互动将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大家的互动过程也将越来越具创造性。校园内部的信息系统将会越来越智能化，自动发现学生遇到的问题；教授的评价系统也将日益自动化，更有助于其监控教学计划的实施进展与效果，使教学测验变得简单快捷。可以说，数字技术的重大影响是打破教育必须“面对面”的局限，完善教学内容，提高教学系统整体的效率。我们将利用网络手段实现高于知识本身的价值，并激发人们对我们的兴趣，但这不意味着我们教育的未来发展将依靠网络手段来实现。

五、多样化评价体系促进教学和科研的平衡

《世界教育信息》：据悉，贵校有一套教师评价机制。在很多国家，大学教师的评价侧重于科研而非教学。您认为，应该如何评价大学教师，大学如何兼顾科研和教学呢？

卡瓦略：我校内部对教师的评价有几个不同的标准，整个评价系统复杂而全面，这使我们得以进行综合考虑，平衡教师的科研、教学、外联和内部监管等活动。比如，针对承担学校高级管理工作的教师，学校对其评价标准是对学校管理的贡献大小，而不是科研成果如何。我们认可并鼓励教授们的创业热情，他们可以招收更多的参与创业实践的学生，并提高其知名度，这也是一种评价标准。如果他们开办企业，创新成果被商业化，应用于工业领域，这样的成绩同样算数。我们也认可擅长教学的教授，真正好的“传道授业解惑者”热衷于跟学生互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水平是这些教授的评价重点。

总而言之，我校内部公认的这套差别化评估标准充分考虑到了大学内部的多样化特点。如果仅仅以科研成果评价教授，那么我不确定学生是否会获得世界上最好的课程。同样，如果教授全是科研人员，大学则不会产生那么多务实性的企业，也不会具有如此高的社会应用价值。所以，在评价方面，我们需要这种平衡，通过认可特长和差异，使每个人找到适合他的位置，鼓励他们竭尽全力在大学的各个领域，尽其所能发挥特长，实现自身价值。

六、大学排名无法全面展现学校整体面貌

《世界教育信息》：贵校在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QS世界大学排名中名列前茅。有些人觉得排名不够公平，您是怎么看待大学排名的呢？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跻身上海交大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500强；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我们的法律、环境、土木工程专业进入世界前200名。我校各方面都获得良好评价，尤其在国际化、教学设备、科研、创新等方面获QS五星评价。

我认为，大学排名是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不可缺少的，但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排名过于注重规模效应。排名系统对大学规模――在校师生人数，非常敏感。这样一来，人数多的大学就容易排名靠前。我们见过有些学校仅仅是因为几所学校合并在了一起，其排名就提高很多的情况。但实际上，高校合并并不意味着教学水平更好或者整体环境更好。第二，排名缺乏透明度。许多排名的衡量标准和比较规则并不透明，人们虽然对这些排名耳熟能详，但并不清楚排名结果是如何得来的。第三，排名指标过于单一。实际上，对希望前来求学的人们来说，一所大学的方方面面如果仅以排名来评价，是不现实的。影响求学经历的因素有很多，学校的科研水平很重要，但不能取代广泛、多样的其他因素而成为唯一重要的因素。很多学生抱怨说，如果教授能够给予更好的引导，他们就会更有成就。很多天资聪慧的学生并没有在大学期间或毕业后取得很好的成就，很可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潜力没有被充分发掘。

我认为，学生对学校的各种不同的期望无法仅仅通过排名来表达。不过人们还是需要一个大概方向，如果我们排名第100或200，肯定比排名1000或2000名的好。但一所学校的好坏就通过这些排名的数字来体现，我认为不合理。因此，我觉得排名只能作为一个大致导向，不能作为求学选择的唯一因素。其他很多重要因素都要考虑，比如在校学生获奖情况、针对新生的校园环境引导服务、教学设施、与校外世界联系、所在国家情况等。

七、高等教育一体化实现多元文化融合

《世界教育信息》：贵校在国际化方面成绩突出，请您详细介绍下贵校的国际战略和优先领域。

卡瓦略：我想，科英布拉大学的未来发展源于她过去深厚的积累。科英布拉是个非常小的城市，大学的重要性在于把全球各地的人们联系起来，也就是说，科英布拉大学是全球各地的人们彼此沟通的纽带。我们过去是这样，未来也将如此。作为欧洲和其他葡语系国家之间的桥梁，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纽带作用，并把我校打造成联系网络的枢纽平台，提升自身的多元性。多元化合作可以保障学校高质量的教学，并提高我们的创新能力。

《世界教育信息》：2006年，贵校加入了博洛尼亚进程。您是怎么看待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的？

卡瓦略：科英布拉大学是最早参与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大学之一，也是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 Mundus）的早期推动者之一。在伊拉斯谟世界计划项目支持下，学生在欧洲大学间有很强的流动性。实际上，该项目的模式起源于科英布拉集团（Coimbra Group，CG），随后被欧洲大学以“伊拉斯谟世界计划”的名义广泛采用。科英布拉集团成立于1985年，得名于我校，是由38个欧洲大学构成的大学网络，倡导“大学联盟”的理念。因此，可以说科英布拉大学是欧洲大学间联盟与合作的开创者。

博洛尼亚进程倡导各欧洲成员国大学统一学分系统。也就是说，在科英布拉大学获得的学分可以被欧洲其他所有学校认可。同时，科英布拉大学的学生可以参与伊拉斯谟世界计划项目。他们可以在欧洲其他大学学习一年，待其返回我校后，其学分会被自动认可；同样，他们之前在科英布拉大学获得的学分也会被目的地学校认可。学生可以到欧洲各所联盟学校学习，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之一。

《世界教育信息》：您认为这种流动项目面临哪些挑战？

卡瓦略：我们需要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充分利用在校生多元化的特点，真正实现多元化文化的融合。事实上，仅仅将各国学生凑到一起并不能自然而然地创造出新成果。我们投入了大量资金，设立了多个项目，吸引不同国家背景的学生参与进来，为其提供社交空间，以便他们自由发挥所长。因此，最大的挑战应该是如何将潜在的多元性差异转化成真正的价值。这只有通过鼓励、支持国际留学生参与项目，令其加强彼此间共同协作来实现。另一个挑战是如何为国际学生提供优质服务，虽然我们已经做的不错，但是在这方面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全球各大名校在对外宣传、吸引国际学生方面竞争激烈。因此，如何向全世界的学生介绍我们自己，并获得他们的认可，对我们来说是一大挑战。我们需要不断自我完善，提高与外界的沟通水平。

八、科英布拉与中国的合作日益密切

《世界教育信息》：请问，贵校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什么样的环境？

卡瓦略：我们是一所国际学生友好型大学，15%的在校生来自葡萄牙以外的国家。现在，我校大约有4000名国际学生。他们来自约9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我校为他们提供校舍和多样化食堂等。为国际学生提供的特别服务还包括针对他们开发的校园GPS联谊活动项目、新生指导员和接待中心等。此外，我们还与葡萄牙最好的医院建立了密切合作，为国际学生提供校内医疗保障服务。

科英布拉市很安全，也很小，仅有15万人口，其中，学生和教师在城市人口中占很大比例。本地警察及安保人员对学生们都很友好，他们很习惯跟国内外学生打交道。整体上，葡萄牙是个非常友好的国家，同时，葡萄牙在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主要目的国中位居第四。对来科英布拉大学的中国学生来说，来这里不仅意味着将在富有魅力的城市中学习和生活，而且可以接触到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葡语系国家的朋友。我校留学生中有大约2000人来自巴西、400人来自安哥拉。可以说，科英布拉大学是认识与中国有密切经济关系的其他国家未来领导人的窗口。

中国学生在葡萄牙会感觉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实际上，科英布拉与中国来往历史悠久。像利玛窦一样，很多首批到访中国的欧洲人都途经科英布拉。我们博物馆里有很多历史文献和文物记载了他们到访中国，尤其到访澳门的历史。此外，我校有100多名中国学生学习葡萄牙语并取得学位，其中许多学生来自澳门。我们还设立了专门负责中国学生的国际外联专员来照顾他们。我们全面周到的留学生服务体系将引导他们适应并舒适地生活在新的环境里。

《世界教育信息》：语言是出国留学的主要障碍，葡萄牙语不如英语流行，甚至葡语可能成为赴葡留学的障碍。您对此有何建议？

卡瓦略：我们专门为国际学生提供一年的葡语预科学习，为其攻读专业课程做准备，以便其语言达到听课的水平，帮助其成功获取学位。事实上，我校的交流语言并非只有葡萄牙语，包括教授在内，大家都会讲英语，很多教材也是英文的。在教学过程中，英语使用率也很高。虽然葡语在国际范围内的使用并不是那么广泛，但视其在中国和葡系国家关系中的地位，我们认为葡语是非常重要的。中方同僚们告诉我们，应当前市场需求，中国有约20所大学开设了葡萄牙语专业。葡语专业的学生们有能力为中国和葡语系国家日益增长的人文、经贸交流贡献一份力量，葡语对他们来说既是困难，又是优势。正因为懂的人少，那些懂的人才更加有价值。

《世界教育信息》：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贵校与中国的合作。

卡瓦略：我们与中国设有葡语专业的大学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比如，鼓励中方学校的学生来我校进修一年葡语，为中国的葡语教师开展研究生进修项目，与中国社科院就社会科学有关项目开展合作等。我校与中国大学的合作主要集中于葡语专业和其他日渐热门的学科，如葡语系地区法律专业。很多人对葡语系地区法律专业感兴趣，尤其在澳门。也有很多人对中国法律、葡语欧洲法律，以及葡语系其他地区法律之间的相互影响感兴趣。我们希望加强与中国大学在这些领域的合作。

另外一个朝阳专业是健康老龄化专业，即如何照顾老年人。我校在这方面的研究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也就是说，我们被认为是欧洲研究健康老龄化领域的样板。我校同医院和政府通力协作，为老龄人士提供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并设有专门的大型研究中心。同时，我们与中国大学就中国传统医药研究加强合作，以使西方更加了解中国传统医药，而中国则可以探究中医药有良好功效的原因。这些合作都是专注于老年人健康问题的。综上所述，语言、法律和医药将是我们与中国大学大力发展合作的主要领域。

《世界教育信息》：请问，您如何看待大学间的交流合作对两国双边关系、两国文化交流等的影响？

卡瓦略：我认为，学校间的交流完全是发自内心的。一方面，通过相互了解，可以改善国家间、人民间关系。学校是一个好地方，通过在学校举行相关的活动、项目等，能够更好地了解该国家的文化。另一方面，大学肩负培养未来领导者的重任。在我校受教育的未来领导者们，有良好的国际化意识、热衷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这将令他们在未来成为更好的领导者。总而言之，大学可以让不同国家的人民更加了解自己，同时培养更加擅长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领导者们。

九、望科英布拉大学成为联接人们的纽带

《世界教育信息》：请问，您对国际学生在葡萄牙求学的安全问题有何建议？

卡瓦略：国际学生在葡萄牙是被特别照顾的对象。学校会给予国际学生详细的引导和讲解，特别是安全问题。在葡萄牙的城市，像科英布拉，当地警察归本地市政府管理，我们称之为附近地区警察。他们统一着装，很好辨认。我们和本市警察密切合作，定期开会。地区警察掌握学生数据，了解学生结构，常在潜在安全问题区域巡逻，可以用国际语言跟学生们进行沟通。就统计数据来说，葡萄牙全国一年大概仅有80例暴力犯罪，我甚至想不起来上一次在科英布拉发生的暴力犯罪事件是什么时候。和其他地方相比，这里非常安全，不像现在有些欧洲国家那样社会问题比较严重。

葡萄牙一直是一个热情好客的国家，很多人到访、居住，甚至和来自第三国的人结婚。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融合点，富饶美丽，没有很大的生活压力，因此也吸引很多移民。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这里是东欧移民的最佳目的地之一。另外，葡萄牙人本身就是由移民构成的，因此具有很强的包容性。

《世界教育信息》：在您看来，何谓“成功留学”？

卡瓦略：我认为，真正的有收获的求学经历，应该是令你感到“你的生活因此而改变”的经历。来我校求学的学生常常会感到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因为他们所获得的知识而改变，也因为他们的朋友和当地优美的环境而改变。科英布拉真的很美。我每次感到疲惫时就会想，我在令人惊叹的建筑群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阳光，身处于美好的自然风景和古老文明之中已是人生最好的享受了。我想，那些离开科英布拉的国际学生们在未来的很多年都会怀念这里的美好。美丽的自然风景、小镇的种种景致和设施、与90个国家的留学生的不期而遇、丰富的文化内涵等，这些都改变着他们的生活。在一个风景如此优美的地方求学，结交了这么多朋友，学会了这么多知识，这样的记忆将终生难忘。我们希望每个人将来都会回到母校，回忆他们的青春、他们的梦。

葡萄英语怎么说篇7

考证中国历史，葡萄种植可以追溯到周代。

那个时候，欧美两地的葡萄酒竞争还仅限于酒业对酒业层面的“巅峰对决”。

对产业立法大都是要保护和传承，使得产业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我们一方面还在探索，另一方面以前走过的路需要总结、沉淀使之稳定下来。

行业内对以法律法规的形式规范葡萄酒行业的呼声和实践一直不曾停止，同时，葡萄酒立法依旧面临着不少困难。那么，中国到底要不要有葡萄酒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葡萄酒法？中国葡萄酒的立法现状是什么？中国该有怎么样的葡萄酒法？

中国要不要有葡萄酒法，首先是一个历史溯源和横向比照的问题，需要回首看看历史，中国经历了哪些过程；其次，还可以横向看看左邻右舍是怎样做的；然后，我们对刚刚问的问题就渐次清晰起来。

中国：非旧非新的“跨世界”

葡萄酒有新旧两个世界的说法，一般以欧洲为旧世界；而此之外的美国、澳大利亚、南非等都被统称为新世界。现在的问题是，新生代的中国算哪一个世界？

说它是新世界，近代中国的葡萄酒工业化可追溯的最早历史，也就是张裕以及后来新中国成立后陆陆续续发展起来的王朝、长城等等，而中国现代葡萄酒业的理念、技术、话语几乎都是舶来的。所以，对中国来说，这是新的领域，中国具备了新世界的“新”元素。

但是，考证中国历史，葡萄种植可以追溯到周代。据载，汉时已经建立葡萄园栽种葡萄为皇宫酿酒。葡萄酒在那时是个稀罕物，很是金贵。据《后汉书》记载，孟陀曾经用葡萄酒打点官员换来凉州刺史。当然，最为大家熟悉的应属唐朝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葡萄美酒原本有些女人气，诗人却把它放到沙场和征战，葡萄酒顿时变得雄浑而刚劲。诗仙李白也情结葡萄酒。他在《对酒》中写道：“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李白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金叵罗为一种珍贵的盛器，在当时和葡萄酒一样甚至可以做为少女的嫁妆！李白在《襄阳歌》中写道：“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诗仙就是诗仙，给他几盏葡萄酒便春心荡漾。既然葡萄酒在那时的文人骚客中有如此高褒奖的出镜率，可见，在唐朝已不是凡物。到了元朝，据马可波罗的记载，在山西的太原，已经有不少的葡萄园。明朝的李时珍则对葡萄酒的药用价值赞誉有加。所以，一部中国历代史，葡萄酒也总是半露着脸，待字闺中的样子。比之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建国才就两三百年的历史，中国的葡萄酒历史虽然没有浓墨重彩，却总是绵绵不休，有那么点源远流长。如此来讲，说中国是旧世界也不为过。

可是，这个旧世界当然不是欧洲含义。中国几乎没有有关葡萄酒酿造的史料记载，但不乏文人墨客的把酒当歌，人生几何；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比较公允地说，中国应该是亦旧亦新，非旧非新，中国应该自成一个世界，笔者把中国的这种状态称之为跨世界（In-betweenWorld）。笔者之所以花这么多笔墨来论证中国的跨世界，是因为要点出中国葡萄酒发展的道路问题。如果中国首先亦旧亦新，这就意味着我们要学习借鉴两个世界的长处，为我所用。既然我们又是非旧非新，那就意味着我们又不能对新旧两个世界亦步亦趋、邯郸学步，中国要走出自己的特色道路，这样才能走出真正的跨世界的含义。

美国：“重零法则”下奋起

笔者把美国酒业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叫做“重零法则”，这个现象也是美国所独有的。中国可以从中窥见美国葡萄酒立法是怎样一个历史脉络。

美国葡萄酒业的现代化发展是相当薄弱的。首先，美洲大陆与澳大利亚一样同属新大陆，欧洲人登陆之前几乎没有所谓的葡萄酿酒，美国作为欧洲后裔建立的国家，其历史也就200来年。欧洲人在陌生的环境里几乎是从零开始经营葡萄酒的，这个是第一重“零”。

不过，这个在新世界国家里很是普遍，不足为奇。但是，美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生的“禁酒令”，把刚刚萌芽的美国葡萄酒产业连根拔起，美国葡萄酒产业遭遇了第二重“零”。“禁酒令”写到当时的美国宪法里去了，当时的历史背景是，美国作为欧洲后裔在荒蛮的美洲大陆开疆拓土，社会有一种清教徒的思潮，使得那时的美国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而喝酒被认为是腐朽乱性之行为，破坏社会及经济建设。于是，便有了旷世无有的倚重酒类社会安全立法的“禁酒令”。

但是，当美国尔后取消了“禁酒令”，开始在“重零法则”中发展酒业，之后的二三十年的时间里，美国酒业在英国人的策划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巴黎搞了一个葡萄酒盲评，当时直接对掐法国葡萄酒，拿了头牌，轰动世界。这是一次非常精心的公关策划，美国人那时走海外战略倒并不是想要趁此机会攻占欧洲市场，而是“借刀杀人”反哺美国国内市场，向美国消费者展示，美国酒可以与法国酒同台竞技并完胜对方。应该说，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是很成功的，欧洲人开始感觉到美国酒业的压力。

但是，那个时候，欧美两地的葡萄酒竞争还仅限于酒业对酒业层面的“巅峰对决”。又过了二三十年，时间到了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两地政府开始在葡萄酒产业上开始“干架”。欧洲希望美国保护其葡萄酒产业的知识产权，如大量的地理标志。美国人很聪明，不忘记借此机会好好向全世界公关一下。美国人承诺保护欧洲的葡萄酒地理标志，如香槟、波尔多等等，但是，前提条件是，欧洲对等保护美国的葡萄酒地理标志，如纳帕谷，并得到欧盟正式签署的法律认可等。但是，一直到现在，美国葡萄酒在海外市场，包括新兴的亚洲市场中国都是不温不火的。美国人倒是并不在意，依旧不忘促成中国政府正式登记保护美国纳帕谷这个葡萄酒地理标志。

中国现代葡萄酒产业崛起

现在，回到中国要不要有葡萄酒立法这个问题上。对产业立法大都是要保护和传承，使得产业具有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从上面的论述来看，中国有葡萄酒品饮的悠久历史，却独独没有葡萄酒酿制的传承和记载。这是与欧洲最大的分别。欧洲之所以有恢宏浩大的葡萄酒法，是因为其葡萄酒尊古酿制，一脉相承，代代不息，所以，葡萄酒产业成年累月要保住产业的稳定性、将来之可预见性，就必须立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葡萄酒立法是没有源头历史，失去传承脉络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不要葡萄酒法的理由。比照美国，我们发现，它可以从双重零开始构建自己的葡萄酒产业王国，中国没有理由做不好。

中国确实是需要有葡萄酒的法律法规，因为在现代中国，这个产业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即使在西北内陆的宁夏，现有的酿酒葡萄的种植面积竟然达到50多万亩，这是什么概念呢？笔者粗略地算了一下，大概是新加坡国土面积的一半，是澳大利亚知名产区巴罗萨的三倍多，而且，宁夏这个数值还在迅速攀升，到2020年，宁夏的葡萄种植规模预计要扩大到100万亩。而如果这个规模实现的话，单单宁夏的葡萄种植面积就已经直逼法国的波尔多了。

英国著名的酒评家杰西丝・罗宾逊（JancisRobinson）2008年在《金融时报》上曾著文说起她在中国的经历，她虽然对酒质还持有怀疑态度，但是，看到仅仅一个长城就具备年产1亿多瓶葡萄酒的产能，十分惊讶中国式的大。

2012年，她再次踏上中国国土，此时她去了产区宁夏。在品尝了不少当地产的酒后，她留给了国人一个悬念式的中国葡萄酒质量的设问句：未来中国葡萄酒是有希望的，宁夏或是希望。而彼时的宁夏正热火朝天规划了中国第一部葡萄酒产区保护的立法《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区保护条例》。依笔者看来，虽然限于顶层设计的缺失，这部法律还是有些粗糙，但是宁夏的立法尝试还是见证了地方政府的智慧和勇气。

葡萄酒立法时机是否成熟？

对一个产业进行立法，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这个产业是否已经到了一定规模；第二是这个产业是否到了一个相对稳定而成熟的拐点。据悉，2013年第一季度，中国食品工业总体运行保持健康良好态势，预计今年食品工业总产值将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而酒水产值大概占到食品工业总值的15%左右。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值。但具体到葡萄酒，2011年，国产葡萄酒行业收入在342亿元左右，无论从占整个食品或酒水行业的百分比来看，还是相比白酒行业近4000亿元的规模，国产葡萄酒的规模并不算大。但是，中国葡萄酒消费的持续攀升使得这个产业一直被国外追捧。

葡萄英语怎么说篇8

夏伯嘉的父亲在上海长大，大学毕业后到香港工作。1955年，夏伯嘉在香港出生，从小读英文学校，中国历史课用台湾的教科书，老师讲到辛亥革命就不讲了，问题太敏感，也不用考试。世界历史则用英文教课，老师是一个德国太太，用英国编的教科书，讲到鸦片战争时，英文课本与中国历史课的解释完全不一样。夏伯嘉颇受刺激，喜欢到外面找一些书，透过自己的思考来理解历史。

从小学起，夏伯嘉阅读金庸和梁羽生的武侠小说，向往中国历史里神奇壮丽的祖国山河。受武侠小说的启发，夏伯嘉觉得历史要写得活一点，而不单只谈论经济、政治、制度而已。当年同侪间喜欢历史的并不多，夏伯嘉感慨地说：“香港是一个文化沙漠，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大动荡的年代，对中国近代史有很多难言之隐，大家都拼命干活赚钱，对文化、历史并不太理会。”

1972年，夏伯嘉高中毕业，本想在香港读大学，当时的选择只有两间高校：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在他看来，香港大学基本上用英文教书，毕业生大多喜欢当公务员或经商；香港中文大学则有特殊的背景，其中新亚书院为了维护中国文化，颇有明末遗民的心态，讲课则用一般香港人听不懂的普通话。迷惘之际，一位老师建议夏伯嘉出国读书。于是夏伯嘉考上了英国乡下的一家技术学校，先读大学预科，但他不喜欢英国的生活。

一年之后，夏伯嘉申请入读美国斯沃思莫尔学院。虽然夏伯嘉一直对中国历史感兴趣，可是到了美国，决心把主要精力用于学习外国历史。他从大一开始学德语，受一位老师的影响，对欧洲历史感兴趣，想借此研究中国和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冲突。他在本科修读历史和德国文学，后主修历史。1977年本科毕业后，他赴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但他觉得哈佛大学在盛名之下老师不太理学生，因此，拿到硕士后，转到耶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当时正在耶鲁大学任教。夏伯嘉过年时和同学受邀到余英时家吃饭，其乐融融。夏伯嘉更与余英时的学生康乐住在同一个宿舍里。同住的还有一个美国女学生，她跟史景迁学清史，后来成为夏伯嘉的第一任太太。

夏伯嘉专注西洋史，未曾选修过余英时和史景迁的课。不过，他对这两位大学者都很关注。史景迁是一个学术明星，讲课常用大课室；余英时则不喜欢大场面的演讲，有时索性把康乐等几名学生叫到家里吃饭，晚上谈到两三点，比较像传统中国的师生关系。“史景迁文笔非常好。在中国史专业里，有些人认为他写的东西不够专业化，有些人则觉得很有启发性，因而产生了些争议。但是我觉得他给学者的启发在于：历史不能写得很枯燥。怎么把历史写得有意思，这是对我们所有历史学家的一种挑战。”夏伯嘉说，“余英时先生基本上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他的情怀还是大中国文化，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而不直接参与到社会变动。又因他在美国自由的学术圈里，可以很客观地看大中国文化圈的发展，思考中国历史的问题。所以，他的文章主要是写给中国人看。”

在耶鲁大学时，夏伯嘉开始学意大利文、拉丁文，一心研究欧洲史。撰写博士论文期间，他到德国做了一年的档案研究，由德国老师指导。他的博士论文处理德国宗教改革时期Münster一地，社会结构跟上层思想、宗教文化的互动关系。“因为德国跟欧洲有很多地方档案，比我们中国的地方史料保存得更好，我可以做很详细的研究。”

1982年，夏伯嘉获得博士学位，留在美国教授欧洲史。为了研究欧洲历史，夏伯嘉学习七种语言，深知其中苦乐。

2000年，夏伯嘉荣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近十年，他几乎每年都回香港。他观察香港回归前后的变化：“虽然没有普选，可是由局部的民主一步步向前。至于经济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改变，仍由大财团、有钱人控制，可是中产阶级、市民阶级力量比较大。1997年以后，香港基本上是正面的发展。”

解决中国问题不能只研究中国

我想走余英时先生的路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对欧洲历史那么感兴趣？

夏伯嘉：中学在香港读的时候，大家谈到爱国问题。中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于是就转成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对历史的关怀。我想走余英时先生的路，他是对中国文化的关怀。当然有些人很喜欢英文，但我却不能认同西方文化。当时我对英国殖民政府很多方面是不满意的，西方文化也不单是英国文化，我在想英国的敌人是谁？是德国跟法国。我就先学一下整个欧洲历史、文化吧！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里说，中国人像一盘散沙，要是能团结起来，国家发展跟西方发展很不一样。这一定是香港的环境对孙中山产生了影响。辛亥革命之前，香港不但对孙中山有很大影响，对康有为也是。中国两个不停地要改革、革命的政党的主要创始人都受到香港这个地方的影响：为什么两种文化在香港做得那么好，那么有纪律，城市建设那么好，为什么内地那时候不能做得那么好？我有时候在想：要看看非中国的例子。我看到德国民族性格，觉得很清晰，也很佩服他们能够在大战惨败之后把国家重建起来。现在香港人都有排队的习惯，但以前公车来的时候，大家都是一哄而上。为什么德国人可以排队，我们不排队？所以有时候在思考中国问题时，不能单单从研究中国来解决，还是要对照不同的西方社会，看看他们有什么解决问题的方法。

时代周报：你经常去欧洲实地研究？

夏伯嘉：我做了十几年德国史，差不多每年都去做研究。后来我做天主教反宗教革命运动的研究，就去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我做中西文化交流史，差不多每年都去欧洲做研究。

时代周报：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产生了什么影响？

夏伯嘉：欧洲工业发展那么先进，可是战争导致很大的破坏。欧洲从16世纪起，就经历了几度霸权的更迭。第一个是西班牙帝国，基本上只要有一个帝国兴起，其他国家继而组织人民抵制它，削弱它的力量。当西班牙势力开始消退，法国取而代之。17世纪后半叶，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法国称霸欧洲。后来，德国打败法国，取而代之。可是西班牙、法国、德国共同的敌人是谁？英国！德国统一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超级工业大国，他们人口最多，发展海军，这对英国来说，是很大的威胁。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对抗英法俄为主。德国战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

至于战争跟经济演变的微妙关系，一方面破坏很大，但另一方面有技术突破。像中国这类统一的国家，经由中央政府把资源从富有的地方分配到一些比较穷的地方，清朝是这样做的。可是对欧洲来说，战争产生了国家间互相的竞争，所以发展很不平衡。

城邦培养公民意识

时代周报：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在世界各地为什么有这么多殖民地？

夏伯嘉：最早是葡萄牙，那个时候葡萄牙是欧洲一个很穷的小国。商业贸易时代，葡萄牙在印度洋有各个不同的据点，但也没有打算要建立一个强大帝国。澳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明朝、清朝的官员可以到澳门去，有什么事件可以干涉，一直到鸦片战争以后，澳葡政府才说澳门是他们的领土。葡萄牙是采取通商模式。西班牙则是领土侵略的方式。后来的新兴国家，荷兰基本上是依循葡萄牙的路线，领土扩张不是他们主要的目的。法国、英国走的是一个比较混合的路，起初是通商，后来发展成领土占领。18世纪，英国和法国在欧洲争夺霸权，不仅在欧洲，在北美也打起来，逐步发展成帝国。到了19世纪，欧洲国家才疯狂扩张，殖民主义也是经过几个世纪来发展的。

时代周报：香港和新加坡以前都是殖民地，奇怪的是，香港和新加坡反而发展出非常独特的经济和生活方式出来。

夏伯嘉：中国历史上，春秋以后就没有城邦，没有城邦就没有小的政治体，而欧洲从希腊城邦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还是城邦发展。城邦发展的独特之处在于公民意识很强，即便城市没落以后，成为国家的一部分，可还是有一种共同体制，公民意识还是保留下来，跟帝王体制相抗衡。中国从周代以后就没有城邦了，大秦统一以后，中国就是一个大帝国，帝国内部的城市是没有自治的，一直由中央支配。香港和新加坡出现以后，把城市搞得很好。可是另一方面，他们缺乏相关的历史经验来治理城市。香港在回归前后才慢慢发展出民众力量。民众力量开始成为一种舆论的力量，报纸的力量，电视的力量，知识分子的力量，中产阶级的力量，市民的力量，工会的力量，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对政治开始产生关怀。香港这方面比新加坡进步一点，因为新加坡对政权的控制比较严。

时代周报：中国在1840年以后，深受所谓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从中国来说是受苦受难的。从欧洲来说，向美洲、亚洲扩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夏伯嘉：通商对他们来说可以赚钱，英国跟中国通商，英国人在中国买茶叶、丝绸回去，是一个亏本生意，后来他们找到鸦片，赚钱还是他们的出发点。另外一个出发点就是殖民，主要还是北美。那时候，法国在北美有殖民地，可是法国皇帝不愿意让大量的法国人去那边移民，因为怕去的人太多，国内不够人当兵，不够人纳税。所以，英国人去北美的比较多，要比法国多10倍，把殖民地的资源剥削再运到自己国家去，这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时期的样子。日本人搞的也是这一套，搞得比较晚，把中国东北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腐败的关键是比例

时代周报：你跟欧洲学者交流，他们怎么看中国现在的发展？

夏伯嘉：有些认识中国的人很担心中国的危机，特别是贪污的问题，另外一些人对中国的国力强盛是非常佩服和惊讶的。中国的地位在最近十年跟以前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欧洲现在到处都看到中国游客，特别是在巴黎。我觉得中国不但要学西方消费社会，还要学他们做得好的一些事情，像社会福利机构。这方面欧洲做得比美国好得多。医疗保险制度是一个大的项目，需要国家来做投资。整个欧元区中最稳定的几个国家，法国、比利时、德国，他们的医疗保险制度都做得非常好。

时代周报：有人说，在某种意义上，社会主义的理想在欧洲实现了？

夏伯嘉：社会主义在欧洲发展得非常好。当然，他们没有十几亿人口，德国才九千万人，法国才六千万人，比利时才一千万人，可以做得很好。要是在中国，一个广东省，一个江苏省也可以做得很好。可是，整个中国来做的话，就非常困难。中国等于整个欧洲大陆。欧洲的医疗保险制度，费用非常低，可是他们的税收很高。譬如在比利时，你的薪水到了某一个地步，大概要交60%的税。可是，读大学基本上一年的学费才几百欧元，住院一年也顶多几百欧元。

时代周报：中国现在的住房、医疗等民生问题非常突出，欧洲有没有好的经验可以借鉴？

夏伯嘉：医疗方面，法国、比利时、德国做得不错。房子的问题，荷兰大部分的人是租房子，租房子有租金的限制，这是政府来控制的。比利时每年加房租都有控制的。另外一方面，大量地鼓励建筑公屋。现在中国政府可以做这个事情。

时代周报：欧洲在解决腐败问题上有没有特别的经验？

夏伯嘉：腐败是人性。我想各国都有腐败，官员都有腐败，关键是比例：是大部分腐败，还是小部分腐败？有没有民众的监督？民众的监督就是靠比较独立的舆论，报纸、电视的监督。好像俄国就是一个问题，有很多新闻工作人员莫名其妙给杀掉了。这在欧洲、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美国还是有腐败的，一旦曝光，官员就要丢官、坐牢，所以，人家还是不太敢腐败。另一方面，可能在欧洲、美国，官员薪水不算太低。有时候，内地干部的信仰不太够，贪污的机会太多了。明朝的官员薪水是历史最低的，所以，他们也是非常贪污的。

没有主导的文化体系，

不一定是坏事

时代周报：你后来研究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为什么关注这个课题？

夏伯嘉：因为我一直对中西交流有兴趣，也是以香港为出发点。可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变成了非常不平等的对话，就是西方势力的压迫，中国人有时候不管是自卑还是屈服，有一种不理智的反抗，好像义和团，最后也是失败。所以，我想看在不平等条约以前，中国跟西方的对话的文化交流是怎样的。最早还是天主教传教，基本上是在一个平等的平台上对话，所以，我比较有兴趣。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选择利玛窦进行个案研究？

夏伯嘉：利玛窦是一个先驱人物。读书人都听过他的名字，虽然有时候不太熟悉他的生平，他能够把自己完全投入中国社会里，他写的著作里面，中文的分量比意大利文的分量要多，他把自己变成像是一个中国人。他为了自己的信仰、传教事业，能够接受一个外来的文化，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时代周报：在利玛窦的时代，天主教想到中国来传播思想，主要是什么原因？

夏伯嘉：随着西班牙、葡萄牙帝国兴起，他们的传教事业也跟着来了。他们也需要一些神父，举行宗教仪式。葡萄牙人在中国通商的时候，到澳门，已经带来了神父。在明朝，天主教最初是对日本有兴趣。因为那时候澳门是葡萄牙商品贸易的中心，葡萄牙人在日本买白银，卖给中国人―明朝的白银不够，货币流通有问题。那么，葡萄牙人将赚的钱在中国买丝绸，买瓷器，卖到日本和东南亚，作为中间贸易赚大钱。日本的统治者看见葡萄牙人带来比较进步的武器，很有兴趣，那时候天主教在日本发展得非常快。中国对天主教来讲是一个比较次要的地方。后来利玛窦等一些非葡萄牙传教人士到了中国以后，用文化传教的策略，最后把中国变成了一个主要的传教基地。天主教对明末的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个乌托邦，可能想通过基督教、天主教的某些思想来富国强兵。朝代要灭亡的时候，人们感觉到心灵的空虚，而天主教给他们一种力量。

时代周报：在一个信仰产生危机的时代，中国人就会相信这些外来的宗教？

夏伯嘉：中国十几年来都有一种社会信仰危机，所以现在有些人要复古，搞儒家思想。另外一些人信教，变成一种多元化的社会，可是没有一个主体的文化。其实现在的中国，跟辛亥革命以后到五四时代是蛮像的。科举制度原来是维持儒家思想为中国主导的一个思想文化体系，儒家的价值观念从上而下遍布整个社会，这个系统打破了以后，帝国就不能维持下去。所以，立宪运动搞了一阵子也没法成功，后来帝国被，变成民国，那时候精神也是非常空虚。辛亥革命的共和理想、三民主义非常有意义，可是不能将这些东西来取代整个社会的空虚，成为一个主导的文化。五四以后，中国是各个不同的理想来竞争，康有为要将中国传统文化推成中国的国粹，康有为跟他的一些学生希望把儒家变成儒教，变成中国的国教，后来失败了。另外一种可能性是现代化、西化的路子，那时候的基督教大学全盘西化，特别是一些沿海的地方像上海，一些知识分子好像要把中国罗马化，不要读古书，文字要拉丁文。第三就是最后在中国成功的路子，搞社会主义革命，搞马克思主义革命。以前对佛学也蛮有兴趣的，后来相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外来的，成为一个主导的文化体系，1949年到“”基本上支配着中国的思想。“”时算是破产，破产以后是精神空虚。1980年以后，中国没有一个主导的文化体系，这也不一定是一个坏事。可是，怎么样变下去，怎么样现代化？所有东西都会改变，这是历史、客观的一个规律。我对将来还是比较乐观的。

实习生李宝甜对本文亦有贡献

《赛德克・巴莱》：为信仰唱一首赞美之歌

艾立

“必须延续生命的族人呀！挺起胸膛/要骄傲得像个真正的赛德克/我们死去的灵魂 会在彩虹桥上看着你们/告诉每个孩子 生生不息……”

电影《赛德克?巴莱》片尾曲响起，伴随着银幕上的字幕不断滚动，我的脑海中闪回过去两个半小时中出现的震慑灵魂的一个个情节：赛德克人奔跑疾掠在丛林中，赛德克人载歌载舞在山寨里，赛德克人狩猎厮杀在河流畔，赛德克人坚强奋战在山峦间……这是一部能够让人在烦扰盲目的生活中发现一丝生命奇迹的电影。

以猎人头为荣耀的赛德克人是残忍的，看看那布满大坑的头骨是多么让人不寒而栗；以喝酒为欢的赛德克人是豪迈的，他们可以畅饮欢歌到天亮；以山林为牧场的赛德克人是自得的，若没有日本人的侵略，他们会永远悠然地生活下去；以做一个赛德克人为骄傲的赛德克人是自豪的，“如果文明的代价是卑躬屈膝，那就让你们看看野蛮人的骄傲”。台湾魏德圣带给我们的就是这样一群人，这样一群名为“赛德克?巴莱”的“真正的人”。

不同的元素、不同的情愫交织在这短暂的两个半小时中，“野蛮”和“文明”的冲撞，信仰和生命的抉择，殖民和自强的争夺，钢铁和血肉的拼杀，都值得人们静心思考。电影也因其自身内涵丰满，而饱受大众好评。然而在这些宏大问题之前，我们是否可以回到电影本身，思考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到底为什么感动？

因为这是一部反抗压迫，反抗殖民的电影？似乎并非如此。影片中对日军行为的描写，并不魔鬼恐怖，他们修建学校和邮局，希望对原住民做精神上的统治而不是精神上的虐杀。相比而言，反倒是赛德克人风一样的袭掠，抛下了满地的头颅和尸体，显得如此仓皇又不堪。因为野蛮和文明的对立而让人震撼？似乎也不尽然。尽管影片中尽显赛德克人对族人的温情，但以猎杀敌族头颅为成人礼的习俗，显然跟普世的理念不符，这种残忍的宗族习惯也与任何文化背景下的文明格格不入。同样，以残暴著称的日军，以生产生活方式来评判文明、并以文明使者自诩的行为令人可憎。这种野蛮和文明的悖论会令我们不断地思考，驱使我们反思社会，让我们警醒而自省，却不是令我们感动的源泉。

独立出影片的血腥和残忍的场面，是魏德圣镜头下的赛德克人所表现出来的对生命归属的执着追求。“做一个真正的赛德克人吧”，是他们心中的唯一信仰。在他们的梦境中，出现的是彩虹另一端那丰饶的猎场、祖先的英灵、逝去的先人、失去的爱人，亦或是战死的故人。做一个真正的赛德克人是一种荣耀，同时也是能够实现自己灵魂“永恒”存在的一种方式。这种生命的信仰，世代相传―无论是头领莫那鲁道还是少年巴万，这种信仰都根植于他们内心。这种信仰并不是一种宗教麻痹，而是人与生俱来的对自我生命根源的一种眷恋、是一种寻求生命归属的信念。这种眷恋和信念支撑着赛德克人，支撑着他们爱护自己的族人，将生命延续生生不息；支撑着他们奋勇搏击，为维护和争夺生存的猎场而不懈厮杀。这种信念激励着赛德克人，在祖先的领地、部落的精神被文明的异族人不断掠食的情况下，抛弃苟活，以赌上生命的方式，飞蛾扑火般地追寻灵魂的自我升华。这种转瞬即逝却又波澜壮阔的升华方式便如同影片结尾时山林端的炮火一般璀璨无比。

葡萄英语怎么说篇9

里斯本最后一只蜥蜴

法国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到里斯本住段时间怎么样？那儿的天气一定很温暖，你会像一只蜥蜴，在阳光映射下伸展腰肢，获得活力。那是一座水之城、光之城和大理石之城，住在那里有益于沉静和沉思。”

我不知道这位放荡不羁的法国人是否真的到过里斯本。即使去过也是他老年之后，年轻的波德莱尔一边写诗咒骂巴黎一边酗酒嫖妓，享受着“罪恶之都”的所有堕落方式。他到没到过里斯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一个形象的比喻――自他之后，任凡一个前往里斯本的法国人都把自己比喻成波德莱尔那只蜥蜴，这也是里斯本被恶搞为“蜥蜴之城”（The City of Lizards）的来由。

事实上，里斯本与蜥蜴一点关联也没有。像欧洲大部分城市一样，里斯本并不大，只有60万人口，因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温暖如春。由于它地处欧洲大陆最西端，与拉美、西非及地中海关系非常亲密，1974年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发起独立革命时，许多难民不去法国和英国，而是悉数逃至里斯本，至今里斯本街头仍随处可见难民后裔。400多年前，葡萄牙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它的舰队独霸海上，里斯本则是这个帝国的中心，葡萄牙人骄傲地向世人宣布：“里斯本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大海的起点。”

见证葡萄牙航海荣耀的是坐落在特茹河入海口的贝伦塔（Belem Tower）。这座纯白色大理石建筑一面向海三面与陆地相接，属于曼努埃尔风格的四棱古堡，建于1514年，完工于1520年冬，设计师是葡萄牙皇家工程大臣迪奥戈•德•波伊塔卡(Diogo de Boitaca)。由于是为纪念16世纪葡萄牙伟大的航海时代而建，在设计上力求美轮美奂――远观似一艘远航归岸的巨轮，近看又像王宫主塔。

贝伦塔见证了葡萄牙的光辉岁月，也看尽了世间凄凉。很多名扬天下的葡萄牙航海家从这里出发，开始漫长的环球之旅，其中包括名垂青史的哥伦布、达伽马以及首次发现“地球是圆的”的麦哲伦，因此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随着葡萄牙的衰落，贝伦塔的象征地位逐渐动摇，功能也发生了转变，曾做过海关、电报站和灯塔。18世纪后期，里斯本人把地下的三层储藏室改装成地牢，专门囚禁犯罪的贵族――罪行越重，关押得越深。因为贝伦塔建在浅滩上，每逢涨潮地下牢房就被海水灌满，最下层的囚犯禁不起潮起潮落，被活活淹死。

告别日渐苍凉的贝伦塔，我向道拉多雷斯大街走去。

慢吞吞的里斯本“欲望号街车”

早年读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F e r n a n d o P e s s o a）的《惶然录》（T h e b o o k o fDisq uiet），诗人咬牙切齿地说：“即便我握住了整个世界，也会统统将它换成一张返回到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

读诗时我不明白：一个人已主宰了全世界，为什么还要乘坐电车返回里斯本？当我按图索骥找到拉多雷斯大街才恍然大悟――

原来红黄两色的电车已根深蒂固地网住了这座城市：无论通衢大道还是板石小巷，无不“空中布满电线，脚下伸展铁轨”。两条铁轨和无数电线把这座具有千年历史的城市点缀得面目皆非，而当年诗人居住的拉多雷斯大街无疑是各路电车交错穿行的典型街道之一。

带着几分好奇、几分怀旧，我从拉多雷斯大街随意跳上一辆电车，亲身感受一下里斯本的“欲望号街车”。然而很失望――电车的速度实在不敢恭维，最快车速也只比行人的步伐快上一丁点儿，如果同去一个目的地，一个健步如飞的人肯定比坐电车的人先到。

和意大利首都罗马、捷克首都布拉格一样，里斯本也是一座山城。电车从柏夏区开往巴里奥托区，一路全是上坡路，电车毫无表情，慢吞吞地拐弯，慢吞吞地爬坡，就连丁丁当当的铃声也透着无精打采。

快到奥托山顶时，几个行色匆匆的游人三步两步就把我们赶超过去，看我在车上不住傻笑，其中一位洋哥们一边抹汗一边腾出手对我做出一个“小乌龟慢慢爬”的手势。其实我不是笑他那难看的莫希干发型，是想起我的朋友晓玮在她的旅行书《近乎私奔》中描写里斯本电车爬坡的一段话：“人行道上的行人只能贴着墙侧立着，静静等车通过再行，如果此时在车上看到哪个路人不顺眼，撩起手掌掴个巴掌也是绰绰有余的。”面对这个讨厌的莫希干发型，我真的有这种冲动。

里斯本最著名的电车是28路车，这条线路从埃斯特拉教堂开始，经过卡默恩斯广场、城区缆车总站、著名的Chiado购物街，一直行驶到隐藏在阿尔法玛区角落深处那些里斯本最破败的古迹。想像中这车不知该何等豪华与时髦，然而等到它驶过来却不禁大失所望――只有一节木制黄色车厢，里斯本的暮色中，我与十几个葡萄牙老兄坐在车里随着山势左一转右一拐，向暮色更深处驶去。开始路边还不时有街灯，后来车里车外便黑漆漆一片。中途，司机突然把车刹住，原来路边停着一辆小轿车，车屁股占据了电车行驶的空间。司机下去用拳头量了量车屁股和铁轨的距离，摇摇头，然后回到车上用葡语一通吆喝，大家纷纷下车去推那辆轿车，我也急忙下来加入，却找不到插手的位置。

好不容易抵达终点圣乔治古堡，我像孩子一样一边伸开双腿丈量铁轨一边思索――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已彻底淘汰了这种隆隆作响且有碍观瞻的有轨电车，改成漂亮时尚的公共汽车或地下铁，比如纽约、比如伦敦，甚至包括北京、上海，如今想要重温上海有轨电车的旧式风景，恐怕只能进入张爱玲的小说中翻寻了，但里斯本却仿佛一个远离现世的糟老头子，遗世独立，固执得近乎变态，虽然也发展地下铁和城区巴士，古老的电车却从未抛弃。以28路车为例，那些黄色车厢自从“二战”之后就没有更换过。

这究竟是为什么？佩索阿说出了里斯本人的心声：“我坐在老电车上，车上的椅子好像带我回到从前――对我而言，那些熟悉的人、熟悉的现实都在成倍增长。我下车的时候往往筋疲力尽，好像刚刚梦游过，又好像过完了一辈子。”

电车也许就是里斯本的一辈子。

咖啡馆外忧郁的“法朵”读过佩索阿传记的人相信对下面这一幕永难忘记：1935年11月26日黄昏，正处于文学创作巅峰的佩索阿夹着黑色公文包回到位于科埃略达罗沙街16号的公寓。像往常一样，诗人在楼下的Trindade`s酒吧对酒保说：“2毛、6毛和8毛。”他说的是当时葡萄牙货币埃斯库多（Escudo）――一盒火柴2毛、一包香烟6毛，一杯威士忌8毛。酒保早已熟知诗人的习惯，麻利地把三样东西摆到他面前。佩索阿先是撕开香烟，取出一枝含在嘴里，然后用火柴点燃，待喷出一口烟雾后，再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扁壶，把酒装好，扬长而去，躲进楼阁开始新的创作。这是诗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小酒吧，也 是最后一次回家――四天后，人们在公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在柏夏区寻找科埃略达罗沙街时，我迷路了。我没有地图，也不懂葡语，遇见的几个路人又不懂英语，只好一遍遍重复着佩索阿、Pessoa，期待这个在里斯本家喻户晓的名字能够换回一个满意的指引。

当问到第N个眼镜美女时，美女痛快地点点头：“Pessoa？”我连呼：“Yes.”美女纤手向远方一指，怕我不明白，又热心地把我送到15路电车站，用纯正的英语嘱咐我在终点下车。

可下车后我却发现情况有些不妙――15路电车终点是泰汝河岸的杰洛尼莫斯修道院。佩索阿死后本来葬在他祖母坟茔所在的快乐墓园，随着他名声越来越响，1985年深秋，里斯本市政府决定把他的灵柩迁到洛尼莫斯修道院，让他与达伽马、卡蒙斯和葡萄牙皇室成员一样享有身后哀荣。

天啊，我本来是找佩索阿的故居，眼镜美女竟把我指到了他的墓地。

既来之则安之，花六欧元买张门票逛了一遍修道院，从另一大门出来时，发现全然不是进来的景象，最可恨的是任我怎么努力、怎么转圈也找不到来时的电车站――问路不易，迷路却来得如此容易。索性一个人沿街慢慢转悠，我曾耗时三天徒步转遍庞大的罗马城，只有罗马三分之一大的里斯本还能困住我不成？

三个小时后我终于还是疲了，再美的路程永远走下去也会令人疲惫。累到极点时我选了一家街边咖啡馆坐下休息，点一杯位，赶路的继续赶路，游览的继续游览，我却静静回味这场免费的法朵演奏――在我听来，忧郁的法朵就像我国的陕北花儿，它传递出来的惆怅也好，遁世也罢，其实代表了葡萄牙偏居欧洲大陆一隅的无奈和对昔日辉煌一去不返的难舍难留。

两天后，我离开里斯本。启程的刹那，我想：如果每一个来过里斯本的人来世真的变成一只蜥蜴的话，我情愿自己是最后一只。

Tips

1．目前北京、上海都有直飞里斯本国际机场的航班，基本每天一班，由瑞士航空公司、英国皇家航空公司和荷兰皇家航空公司承飞。广州则为不定期航班，由南航承飞，须提前三周向机场或南航查询。眼下是飞行淡季，加之全球性金融危机，往返票价最低可以拿到6折――4500～5500元人民币（不含燃油费和税）。里斯本国际机场位于城区北面七公里，可以搭乘机场巴士或地铁进到城区，车票均为2欧元。

2．里斯本市内公共交通很发达，除地铁和公交巴士外，有轨电车几乎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如停留时间超过三天，建议购买“全能交通卡”，可以乘坐各种车辆，不限乘坐次数，按天购买，每天2.5欧元，买卡时收取0.5欧元成本费。

葡萄英语怎么说篇10

我不知道这位放荡不羁的法国人是否真的到过里斯本，即使去过也应该是他老年之后，年轻的波德莱尔一边写诗咒骂巴黎，一边酗酒嫖妓，享受着“罪恶之都”的所有堕落方式。其实，他到没到过里斯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一个形象的比喻——自他之后，凡是前往里斯本的法国人都把自己比喻成波德莱尔笔下那只蜥蜴，这也是里斯本被恶搞为“蜥蜴之城”的来由。

事实上，里斯本与蜥蜴一点关联也没有。像欧洲大部分城市一样，里斯本并不大，只有60万人口，因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温暖如春，植物四季常青。400多年前，葡萄牙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它的舰队独霸海上，里斯本是这个帝国的中心，葡萄牙人骄傲地向世人宣布：“里斯本既是陆地的终点，也是大海的起点。”

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

我早年曾读过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惶然录》，诗人在书中咬牙切齿地说：“即便我握住了整个世界，也会统统将它换成一张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电车票。”读诗的时候我不明白一个人既然已经主宰了全世界，为什么还要乘坐电车返回里斯本？当我来到拉多雷斯大街时才恍然大悟——原来红、黄两色的电车已经根深蒂固地网住了这座城市：无论通衢大道还是板石小巷，无不“空中布满电线，脚下伸展铁轨”，就连在“克梅其奥广场”的道姆·约瑟一世铜像前也不例外，两条铁轨和无数条电线把铜像点缀得面目皆非，而当年诗人居住的拉多雷斯大街无疑是里斯本各路电车交错穿行的典型街道之一。

带着几分好奇、几分怀旧，我跳上一辆28路电车，亲身感受一下里斯本的“欲望号街车”。但是很失望，电车的速度实在不敢恭维，最快车速也只比行人的步伐快上一丁点儿，如果同去一个目的地，一个健步如飞的人肯定比乘坐电车的人先到。和意大利首都罗马、捷克首都布拉格一样，里斯本也是一座山城，电车从柏夏区开往巴里奥托区一路全是上坡路，电车毫无表情，慢吞吞地拐弯，慢吞吞地爬坡，就连那叮叮当当的铃声也透着无精打采，我总是担心它没有足够的动力爬到坡顶。

快到奥托山顶时，几个行色匆匆的游人三步并作两步就把我们赶超过去，看我在车上不住傻笑，其中一位洋哥们儿一边抹汗，一边腾出手对我做出一个“小乌龟慢慢爬”的手势。其实，我不是笑他那难看的莫希干发型，是想起我的朋友晓玮在她的旅行书《近乎私奔》中描写里斯本电车的一段话：“人行道上的行人只能贴着墙侧立着，静静等车通过再行，如果此时在车上看到哪个路人不顺眼，撩起手掌掴个巴掌也是绰绰有余的。”面对这个讨厌的莫希干发型，我真的有这种冲动。

车到坡顶，我向下眺望，在夕阳照耀下，原本红色的屋瓦此时闪着金色的光芒，一来一返四条铁轨弯弯曲曲，时而隐没在窄巷，时而出现在山脊，一辆接一辆的电车正前赴后继地在轨道上穿梭。正东张西望之际，司机突然把车刹住，原来路前面停着一辆小轿车，轿车的屁股占据了电车行驶的空间。司机下去用拳头量了量车屁股和铁轨的距离，摇摇头，然后回到车上用葡语一通吆喝，大家纷纷下车去推那辆轿车，我也急忙下来加入推车人群，却找不到插手的位置。

好不容易抵达终点站圣乔治古堡，我下了车，像小孩子一样，一边伸开双腿丈量铁轨，一边思索——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城市已经彻底淘汰了这种隆隆作响并且有碍观瞻的有轨电车，改成漂亮时尚的公共大巴或地下铁。但是，里斯本仿佛是一个远离现代世界的糟老头子，遗世而独立，固执得近乎变态，虽然也发展地下铁和城区巴士，但古老的电车却从未被抛弃。以28路为例，那些黄色车厢自从二战之后就没有更换过！这究竟是为什么？佩索阿说出了里斯本人的心声：“我坐在老电车上，车上的椅子好像带我回到从前，或者遥远的地方——对我而言，那些熟悉的人、熟悉的现实都在成倍增长。我下车的时候往往筋疲力尽，好像刚刚梦游过，又好像过完了一辈子。”电车也许真是里斯本的一辈子。

咖啡馆外的忧郁“法朵”

在我去过的无数座欧洲城市中，里斯本是唯一一座让我迷路的城市。读过费尔南多·佩索阿传记的人，相信对下面这一幕永难忘记：1935年11月26日黄昏，正处于文学创作巅峰的佩索阿，夹着黑色公文包回到位于科埃略达罗沙街16号的公寓。回家之前，诗人总习惯在楼下的酒吧喝上一杯。这天像往常一样，他踅到吧台前，对酒保说：“2毛、6毛和8毛。”他说的是当时葡萄牙货币埃斯库多——一盒火柴2毛、一包香烟6毛，一杯威士忌8毛。酒保早已熟知诗人的习惯，麻利地把三样东西摆到他面前。佩索阿先是撕开香烟，取出一支含在嘴里，然后用火柴点燃，待喷出一口烟雾后，再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扁壶，把酒装好，最后扬长而去，躲进楼阁开始新的创作。这是诗人最后一次出现在小酒吧，也是最后一次回家——4天后，人们在公寓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我就是在寻找科埃略达罗沙街的时候迷路的。我没有地图，也不懂葡语，遇见的几个路人又不懂英语，于是我只好一遍一遍地重复Pessoa，期待这位在里斯本家喻户晓的名字能够换回一个满意的指引。开始我是见人就拦、逢人就问，对方却一个个摇头，后来我只好把目标放在有学问的人身上——戴眼镜不就代表读书多和有学问吗？果然，问到第N个眼镜美女时，美女点点头：“Pessoa？”我连呼Yes，美女的纤手向远方一指，怕我不明白，又热心地把我送到15路电车站，用蹩脚的英语嘱咐我在终点下车，这才摇手离去。

我下车之后发现情况有些不妙，15路电车的终点是杰洛尼莫斯修道院，佩索阿死后本来与祖母葬在一起，1985年，里斯本市政府把他的灵柩迁到洛尼莫斯修道院，让他与达伽马、卡蒙斯和葡萄牙皇室成员一样享有身后哀荣——天啊，我本来是找佩索阿的故居，眼镜美女竟然南辕北辙把我指到了他的墓地！既来之，则安之，我花6欧元买张门票逛了一遍修道院，从另一大门出来时，发现全然不是进来的景象，最可恨的是任我怎么努力、怎么转圈，也找不到来时的电车站，问路不易，迷得却如此容易。好在满城都是好景色，我索性沿街闲逛，随便走上一条曲折的小巷，都会发现时间刻在里斯本的印痕——几百年碎石路上或深或浅的凹坑，每栋建筑都有不同的古典风格，哥特式、拜占庭式、新古典主义式以及葡萄牙特有的曼努埃尔式。

徒步一个小时后，我终于见到一家街边咖啡馆，于是坐下来休息，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乐队演唱“法朵”（Fado）。法朵是一种属于并且只属于葡萄牙的民间音乐，就像探戈舞蹈只属于阿根廷、弗拉明戈只属于西班牙、毛笔书法只属于中国一样。Fado是拉丁文“命运”的意思，泛指葡萄牙悲凉的咏叹调，它本是18世纪非洲黑奴的思乡曲，进入葡萄牙后逐渐被流浪歌手接纳。由于法朵里融有过多的忧伤和宿命，歌词除了等候死亡就是悲观厌世，这也是法朵至今仍然是葡萄牙的法朵，而无法成为“欧洲法朵”和“世界法朵”的真正原因。花花世界毕竟需要更多的希望，而不是过多的绝望。葡萄牙女歌手邦蒂丝形容法朵“是一种非常特别的音乐，用来表达自我，几乎像宗教祈祷一样。它不见得是哀歌，但就某个深层的层面而言，它能袒露你的灵魂”。

里斯本最后一只蜥蜴

见证葡萄牙“大航海时期”荣耀的建筑是坐落在特茹河入海口的贝伦塔，这座纯白色大理石建筑一面向海，三面与陆地相接，建筑形式属于曼努埃尔风格的四棱古堡。贝伦塔始建于1514年，完工于1520年冬天，设计师是葡萄牙皇家工程大臣迪奥戈·德·波伊塔卡。由于贝伦塔是为纪念16世纪葡萄牙伟大的航海时代而建造，所以在设计上力求精美绝伦，倾尽一国之财力精心堆砌——远观仿佛一艘远航归岸的巨轮，近看又像王宫主塔。

贝伦塔见证了葡萄牙的光辉岁月，也看尽了世间的凄凉，很多名扬天下的葡萄牙航海家从这里出发，开始漫长的环球之旅，其中包括名垂青史的哥伦布、达伽马以及首次发现“地球是圆形”的麦哲伦，贝伦塔也因此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塔共分四层，塔身附有不对称的14座碉楼，是建塔之初卫兵的藏身之所。随着葡萄牙的衰落，贝伦塔的象征地位逐渐动摇，它的功能也发生了转变，曾经做过海关、电报站和灯塔。18世纪后期，里斯本皇室把地下三层改装成地牢，专门囚禁犯罪的贵族——罪行越重，关押的越深。因为贝伦塔建在浅滩上，因此每逢涨潮地下牢房就会被海水灌满，最下层的囚犯禁不起潮起潮落，只能被活活淹死。

告别日渐苍凉的贝伦塔，我从罗西欧火车站乘车前往里斯本另一处世界文化遗产——位于辛特拉的佩纳皇宫。辛特拉是座小镇，距离里斯本40分钟车程，位于辛特拉山北麓，一片面积惊人的城堡群分布在悬崖峭壁和森林山溪之间。不知什么原因，尽管是旅游黄金时节，辛特拉依然没多少游客，也没有一块路牌做指引，这与拜伦勋爵的描述可相差太远——1932年拜伦来到这里游览，他在游记中写道：“从各个角度来看，辛特拉大概是欧洲最可爱的城市了，它包含了所有的自然与人工之美，高耸的皇宫和巨大的花园从岩石、瀑布以及峭壁中升起。如果天气晴好，站在皇宫的瞭望塔顶，几十公里外的大海和泰加斯河都可以一览无余？？辛特拉融合了西方高地的野性和近似法国南部低地的勃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