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成语故事十篇

中华成语故事篇1

黑龙江绥化靖宇小学二年六班王?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是我精神上的财富。所以我特别爱看书。我看的书有很多，如《格林童话》、《伊索寓言》……最吸引我的是《中华成语故事》。

这本书的成语故事太多了，我最喜欢<<囊萤映雪>>这个故事。从前有个小孩，他家里很穷，买不起油，没法看书，他就用一个小袋子装萤火虫来看书；还有一个小孩家里也是这样的情况，冬天他就到雪地上用雪光看书。他们学习多么辛苦啊！

中华成语故事篇2

关键词：语文教学；学生；课堂；教师

中图分类号：G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2）12-096-01

一、拼音教学

教学拼音前，我们可以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选读或编说与教学活动密切相关的故事，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激发学习动力。

[案例]教学“f”这一声母前，教师先讲《西游记》中关于如来佛的一段有趣的故事，正当学生兴趣盎然时，教师板书“f ”，告诉学生像如来这样受人膜拜的就叫“佛”，带读“f”，再联系课本插图，学生很容易就掌握了“f”的音、形。教学过程中，学生兴致勃勃，在轻松的气氛中完成了新的教学任务。

二、识字教学

在低年级识字教学时，有一些字，老师可以抓住字型特点，编成小故事。

[案例]教“拔”字时，告诉学生：从前，有个农民种了一些箩卜。到了秋天，萝卜丰收了。农民去收萝卜，他使劲用手（提手旁）拔，可是大萝卜怎么也拔不出来，他就去找朋友（右边的“友”字）帮忙，萝卜（右上角的“、”）终于了。这个易与“拨”混淆的字，学生很容易就区分开了。

[案例]教“藏”字，老师先讲清“藏”分四部分“草字头、臣、戈、 ”，再讲清各部分的意思，然后边讲故事边演示课件：古时候，有个大臣（出示“臣”）发现敌人在追他，他就赶快跑进一间茅草屋里（拖动“草字头”），这时，他看见墙角有一大堆木柴和几件兵器，就连忙把木柴放在自己的左边，（拖动“ 左半部分”），把兵器放自己的右边（拖动“戈”，组成“藏”）敌人没有发现，就走开了。学生目不转睛地看着，专心致志地听着。老师接着问：敌人为什么没有发现呀？学生答“因为大臣藏起来了。在此过程中，学生不但轻轻松松地记清了字形，还理解了字意。

三、写字教学

爱听故事是孩子的天性，抓住这一心理特点，教师可收集一些古代书法大师和其他名人少年时代刻苦练字的故事。

[案例]学生练字怕吃苦，不能持之以恒，我就给他们讲王羲之兰亭练字，欧阳询露宿碑旁三天三夜揣摩碑文、文征明乡试失败发奋练字终成大家等故事。从这些故事中，学生逐渐领悟到练字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不怕吃苦的精神。这些故事还激发了学生写字练字的兴趣。

四、阅读教学

阅读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占主要地位，让故事走进阅读教学，就可以使学生在阅读的海洋里畅游。

[案例]教《尊严》一课时，学生对“尊严”一词理解不到位，我就设计了一个故事，帮学生理解。故事是：一个大国打算入侵一个小国，行动前大国派了一个使者到小国去威胁小国的国王，使者骄气十足地说：“我们准备派一支千人大军横扫你们小国。”小国国王一听，马上回答：“那可就麻烦了！”使者得意的说：“是不是害怕了？”“不，我是在担心，我们的监牢不大，只能关500多个强盗！”使者听了非常气愤，大声说：“听着，我们使用的可是最先进的武器！”没想到国王叹了口气：“那你们就更不幸了。”使者不明白，于是问：“怎么不幸？”小国国王从容地回答：“我们可没有任何先进武器，只有打狗棍！”国虽小，但不容任何人侵犯，小国国王在大国使者面前表现得那么自信，这就是尊严！这个小故事,既使学生很轻松的弄懂了词义，又引起了学生学习课文的兴趣。

五、口语交际教学

口语交际的核心是“交际”二字，是听方和说方双问互动的过程。教师要精心设计实施策略。

中华成语故事篇3

关键词：《喜福会》；历史记忆；族裔散居；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2013607

在华裔作家谭恩美（Amy Tan）的成名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中，中国故事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小说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讲述四位华人母亲早年人生经历的中国故事。然而，自小说出版之日起，这些故事便引起了诸多争议。在故事中，谭恩美大篇幅地描写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制与迫害，以此来凸显后者的艰辛。这些带有负面色彩的中国故事有着明显的“美国”烙印，而作家本人在追忆母亲经历时亦流露出对中国和中华文化的疏离和怀疑，因此，不少评论者都对这种“他者化”的中国表示了不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华裔男作家赵健秀（Frank Chin）。他认为，在《喜福会》中，谭伪造了一种根本不存在、也没有人喜欢的中国文化[1]。与此相类似，黄秀玲（Sauling Cynthia Wong）也认为，由于对事物的细节描述模糊不清，谭恩美笔下的“中国”在白人眼中仍然是个遥远、充满神秘感及吸引力的地方[2]。对此，国内的研究者也大多持有相似的观点。如蒲若茜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小说《喜福会》对旧中国战乱的反复书写“形成了一种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似乎中国永远就滞留在那样一个时代，那样一种低级、落后的生存状态”[3]。可见，批评者多聚焦于小说的中国故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故意歪曲与贬斥，认为这就是对中国的“东方主义”式的误读。

相对而言，研究者较少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观照《喜福会》里的中国故事蒲若茜在论文《华裔美国作家笔下的历史再现》（《暨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4期）中谈及谭恩美作品对中国的文学想象；叶永胜在论文《边缘的声音：美华家族叙事》（《华文文学》，2004年第3期）中提及了谭恩美作品中的家族叙事在历史重构和文化属性界定方面的作用。 。实际上，小说讲述的是谭恩美母亲和外婆的故事，谭不过是用写作来重述痛苦的家庭记忆，揭露历史的真相[4]23，54。那么，作家心中真实可信的家族故事为何会被视为缺乏历史可靠性的“西方语境中的中国故事”[5]？如果说《喜福会》中亦真亦幻的“中国”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在华裔美国文学中的延续和变异[6]，那它更揭示出华裔群体与祖籍国之间的“断裂”。因此，从小说的家族故事出发，梳理作家对族群历史的言说，将有利于人们深入理解华裔女性，包括谭恩美本人，如何由华人的独特经历出发在异域展开对祖籍国的想象与虚构，从中探析其对自我的反思与认知。笔者试运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族裔散居认同理论重新阐释小说《喜福会》里的中国故事，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历史记忆的断裂与延续角度，分析作家如何通过家族故事将个人想象与历史事实杂糅在一起，进而探寻“变异”的中国故事与华裔群体，尤其是华裔女性的身份建构之间的关系。一 、再创造的中国故事：历史的断裂与延续小说《喜福会》分为“母亲篇”和“女儿篇”[7]260，前者讲述了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吴素云、许安梅、龚琳达和顾映映）的故事，已故的吴素云的故事由其女吴精美转述；后者则关注了她们在美国生长的女儿们（吴精美、许露丝、薇弗莱和丽娜・圣克莱尔）的人生际遇。对中国历史的书写与再现主要集中于“母亲篇”中，以四位母亲“讲古”的形式呈现。之所以如此，从客观上讲，这部分内容主要取材于谭恩美母亲和外婆的亲身经历，作为某些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谭母的回忆即是个体对历史的言说，真实可信；从主观上看，这与作家本人强烈的女性意识是分不开的。于是，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中讲述华人移民母亲的生命体验、探究她们的命运，并将其与华人族群的历史相互指涉，便成了谭恩美追寻华裔女性文化身份的一种策略。在谭恩美的诠释中，因中国民族历史、文化的断裂及其与美国主流文化的混合，华裔女性的文化身份显得复杂而不确定。

（一）断裂

在“母亲篇”中，“喜福会”中的四位母亲用蹩脚的英语讲述了各自早年在中国的经历：吴素云在战乱中丧失了“双亲，家园，她的前夫和一对孪生的女儿”[7]114；许安梅的母亲年轻守寡，后遭人诱骗不得已沦为一商人的姨太太，在旧式的大宅院中屈辱而死；龚琳达和顾映映则因秉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走入了不幸的婚姻，前者在12岁时因家道中落而早早嫁入洪家做童养媳，后者虽是“无锡首富之一”[7]218的正房大太太的女儿，也只能嫁给一个品行恶劣的好色之徒，并惨遭遗弃。这四个不尽相同的苦难故事对中国历史、文化的阴暗面，尤其是传统的父权家长制对女性的奴役，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但是，从纵向的历史纬度来看，作家这种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ing）的中国书写，所展现的则是华人移民及其后代因迁徙他乡、越界生存而导致的代际间的历史记忆的断裂。此处仅以吴素云的故事为例加以说明。

在吴精美看来，母亲素云的桂林故事更像一个虚构的中国童话故事，与历史无关。其原因有二。一是素云只用中文讲述故事，而精美只会讲英语，语言的差异增加了双方交流的难度。听故事时，精美偶尔会“用英语发问”，素云则“用中文回答”，“反正各人讲各人的”[7]20。而且，由于精美内心的抵触情绪，“往往来自母亲的讯息是以减法的形式”[7]23进入她的耳朵。众所周知，早已打上人类历史文化戳记的语言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符号。“语言是存在之家”，因此，“通过一种语言，一个人类群体才得以凝聚成民族，一个民族的特性只有在其语言中才完整地铸刻下来”[8]，而它赋予人的记忆则是人生的见证。于是，语言的转换本身就预示着华裔群体内部关于中国的民族历史、文化记忆的丧失。二是基于某种现实的需要，吴素云总会给自己的桂林故事提供不同的结尾。例如，对于那些赢取的一千元面值钞票的去向，吴素云就曾给出过许多完全不同的解释：她一会儿说那些连草纸都不如的钞票擦屁股都不值，一会儿又说“用它买了半杯米，她把米熬成一锅粥，然后把粥换成两只猪蹄子，两只猪蹄子后来又变成六只鸡蛋，六只鸡蛋孵成六只小鸡……”[7]11变来变去的结尾令精美觉得故事荒唐可笑，事情的真伪已经无法、亦不值得去查证；即便后来得知了真实的桂林故事，精美也只是对母亲当年的弃婴行为表示震惊，却根本无从体会母亲深陷于时代悲剧的无辜与不易。当时，日军入侵，随后屠城，世外桃源般的桂林城彻底沦为人间炼狱：大街小巷上“躺满刚遭日军残杀的男女老幼同胞的尸体，鲜血淋淋的就像刚刚给开膛破腹横七竖八地躺在砧板上的鲜鱼一样”[7]12。逃难中的素云因身患痢疾而体力不支，眼看逃生无望，她才迫不得已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放到了路边，并留下所有的钱财和个人信息，企盼有好心人能收养她们。换言之，弃婴行为确是战时的无奈之举，背后则是素云道不尽的辛酸和苦痛。虽然，战火纷飞的“中国体验”离精美太过遥远，但是，人性是相通的，精美应当还是可以从“桂林逃难”的故事中体味到一位年轻母亲的心的。所以，从某种角度讲，母亲素云对过去的有限诠释也是导致精美族群历史知识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自踏上美国领土那一刻起，素云关于中国的所有记忆都凝固在了过去。历史记忆本身的信息有局限性，它是特定时空的产物，与叙述者个人主观感受有关[9]。即便她意欲再次揭开尘封已久的记忆，选择正视或遗忘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结果，在历经众多的人生磨难之后：战乱中的绝望、亲人间的生离死别以及在异国他乡的苦苦挣扎，曾经的历史真相也会面目全非，变得模糊而难以捉摸。此外，时过境迁，加之生存空间和人生境遇的改变，如今的吴素云早已不为当时的历史情境所左右；而且，多年的美国生活经历又给了她一个局外人的视角，让她可以较为理性地回看曾经的过往。例如，多年后再次谈及桂林逃难的故事时，素云早已不复当年的心境了，她“想都不想就干干脆脆地”对精美说，“你爸爸不是我的第一个丈夫，你也不是那两个孩子中的一个”[7]13。由此可见，从现在的视角和立场去追忆往事，现时的、美国的意识与思想始终出现在早已逝去的中国过往里。于是，现在和过去的二重视角的交织，以及母亲们选择性的讲述和独特的叙述方式均破坏了家族史的完整性和连贯性，使其成为零碎的片段，历史也就成了被言说之物，失去了其原来的面目。

（二）延续

单纯地从历史的完整性和连续性的角度看，华人的移民行为本身就意味着中国历史传承的断裂。加之在与美国主流文化――这一重要的“在场”――的碰撞和交流中，缺席的中华传统文化一直处于弱势、失语的状态，无法进行主动而有效的表述，华裔的族群历史只能任由强势主流文化扭曲和改写。与此同时，四位母亲对各自过往的片段式讲述又会随着她们现实生活情境的变化而改变，这些深埋于心底的、斑驳陆离的回忆显得含混、不确定，并不足以还原历史的真相。但是，考虑到土生华裔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主要依靠其父辈对自己早年人生经历的讲述与回忆，母亲“讲古”也是一种传承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方法：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吴素云、龚琳达和顾映映）或见证人（许安梅），她们叙述曾经发生在家族内的事、描述生活于其中的人，把个人最切身、鲜活的生活体验传授给她们的美国女儿，既提醒她们不要在婚姻和家庭生活上重蹈自己的覆辙，也让她们有机会重新认识自身所具有的中华文化因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女儿们对族群历史、文化等知识的欠缺。对于华裔来说，个人和家族的命运，隐含的是一个“民族寓言”， 一个将个人、家族及族群的历史与政治问题编织在一起的（少数）民族寓言[10]。四位华人移民母亲对她们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女儿们倾诉“多年来一直隐藏着的过去”[7]225，在客观上起到了延续华裔族群历史和文化记忆的作用。

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论集体记忆》（On Collective Memory）一书中指出，“群体的记忆是通过个体记忆来实现的，并且在个体记忆之中体现自身”[11]71，这些个体记忆可能会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因被“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体系中”而“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但是，记忆的不断重现可以使个体的“认同感得以终生保存”[11]82。虽然，最终的效果并非尽如人意，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母亲揭开伤痛记忆的初衷是希望女儿能够以自己的遭遇为鉴，把握自己的人生，积极主动地面对生活中的诸多不顺，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当女儿丽娜与她那倡导美国式的公平，却处处斤斤计较的丈夫哈罗德关系紧张，眼看着貌合神离的婚姻处于破碎的边缘却束手无策时，年迈的映映就意识到，“我得用痛苦的尖角去戳痛我女儿，让她醒悟过来”[7]225，告诉丽娜她所不知道的家庭故事“是唯一可以钻进她体内，把她往安全地带拖拽的办法”[7]216。而丽娜也确实在母亲的帮助下开始维护自己的利益。许露丝优柔寡断，事事听从丈夫的安排，丈夫特德却在离婚时仅打算以一万块钱便将其扫地出门；母亲安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露丝，过度的隐忍、打碎牙往肚子里咽只会招致更大的痛苦，做人要振作、要抗争，要自己拿主意。而当露丝坚强地站在丈夫的面前，独立地处理离婚事宜时，特德也慌了。如此一来，母亲们的过去便与女儿们现下的生活发生了关系，并试图为后者的未来指引方向。而从女儿的角度来看，她们倾听和转述母亲的故事也不是要重述一段历史，而是直接要从中找寻一些解决自身生活问题的方法。可见，是当下美国的现实生活激发了这四对华裔母女对过去经历的回忆，也决定了她们叙述的立场、角度和方式。在这些碎片式的记忆中，母亲痛定思痛，在对过去的反思中重新言说了自己，她们“孱弱、单薄、无助”[7]164却又顽强地生存；女儿则在这些看似遥远、陌生的苦难故事中看到自身性格形成的深层次的文化原因，既了解了自身性格上的缺陷，又在母亲的教导下努力克服这些弱点，最终改变了自身的命运，完成了母亲移民时的美好愿望：“待到了美国，我要生个女儿，她会长得很像我。但是，她不用看着丈夫的眼色低眉顺眼地过日子。……不会遭人白眼看不起。她将事事顺心、应有尽有。”[7]3于是，母亲在中国受苦受难的经历成为母女两代人所共有的过去，即便它是痛苦的、且令人倍感屈辱，但从现实的处境出发召回这段历史，不仅能为她们当下的行为和判断提供基础，更是将母亲的过去与女儿的现在相连，在两代人的沟通与理解中巩固美国女儿对家族传统、华人民族集体记忆的接受与认同。过去之于现在的意义就在于“人是通过把自己的现在与自己建构的过去对置起来而意识到自身的”[11]43。

可见，在华裔群体内部，中国历史、文化的断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也是《喜福会》里的中国故事只能停留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时段的最根本原因。作家谭恩美本人也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她通过许安梅这个角色强调“那是从前的中国”，女性的苦难是注定的，她们无从选择也不能反抗，“不过她们现在不一样了，这是最近的中国杂志上说的，她们翻身了”[7]215。在异域，母亲对于往事的点滴叙述在华裔族群历史、文化的传承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所有的回忆都无法撼动美国主流文化所占据的绝对指导地位，但是，母亲对于过去的讲述与重构让身为土生族的女儿有机会接触到华人移民前的历史，这就为其日后重新评估自身的中华文化因素、族裔背景提供了一种可能，哪怕后者会因个人的成长经历或现实的社会环境而对中国心存误解。到那时，中美文化会由激烈碰撞与冲突转变为一种较为理性的交流，甚至有可能在美国的“自我”和中国的“他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二者共同构建完整的华裔族群历史：它“既不固守过去，也不能忘记过去。既不与过去完全相同，又不与过去不同。而是混合着认同与差异”[12]。二、历史重构与华裔女性身份建构：相似与差异之间在《喜福会》中，谭恩美从当下的华裔母女关系入手，去挖掘、书写华人移民母亲在中国的苦难经历，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重现了被主流话语所遗忘和抹杀的华裔女性群体的历史。是母女之间的骨肉亲情，令华人母亲的个体记忆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在美国女儿的生活中得以再现，这些被赋予现实意义的中国故事，有效地连接着华裔女性群体的过去与现在，并为她们的将来提供重要依托。因此，群体历史的这种别样延续对于华裔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非常重要：发现母亲移民前的历史、并从中找寻精神资源和生命的意义，不仅能增强个人对华裔族群文化的自信心，以对抗外界的压力，还能唤醒她们内心的民族文化记忆，并为她们指出“过去的根基和连续”[13]213，这就避免了土生族因主流社会排斥和族裔历史的缺失，而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徘徊、飘荡。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是人的建构，记忆的主体处在不同的话语语境之中，这样就出现了主流话语与边缘话语的关系问题[14]。也就是说，这里的华裔族群历史只是谭恩美眼中的历史，是她基于个人的独特经历对华裔历史做出的解读。显然，身为土生华裔，谭恩美对那段历史的体验远不及母亲，而且其中还掺杂了她个人复杂的情感，在其对遥远的祖籍国所做出的想象和虚构的背后，更是隐藏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和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过去已不再是简单的、实际的‘过去’，因为我们与它的关系，就好像孩子之与母亲的关系一样，总是已经是‘破裂之后的’关系。它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13]212因此，华裔族群的历史和文化的部分延续，并不能掩盖移民行为和语言的转换而造成的华裔集体曾经共有的历史文化经验的严重断裂。

（一）认同

历史的延续和断裂，决定了华裔女性群体在身份认同上，将面临着如何在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做出选择的问题。在《喜福会》中，借助英语这一工具，母亲们的中国故事在美国得到了重述。虽然，在从中文到英文的转换过程中，受限于语言的差异和女儿们的中文水平，故事内容的呈现可能出现了变形，其所要传达的信息也可能有所损失，但是，用英语讲述的中国故事至少让华裔女性在强势的主流文化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让社会意识到她们的存在以及其所具有的普遍的人性魅力。在族群内部，母女两代人共同诉说一段华人移民前的历史，说明华人移民母亲和她们的美国女儿之间形成了一种集体的历史、文化记忆，双方因“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13]209而获得了“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13]209，不过，这一“过去”显然不是她们可以回归的源头。因移民行为而跨界生存的现实，令母女两代人均与中华母体文化间产生了断裂与非连续性，居于中美文化交汇处的她们会对“中国人”――这“一种经验，一种身份”[13]211――做出各自不同的回应。有研究者指出，在华裔文学的创作中，“他们所声称回归的祖籍国――‘中国’，仅仅是存在于自己想象中的一个神秘而古老的帝国，并不是一个移民群体可以回归的地方”[15]。而且，在主流文化的强大攻势下，华裔女性已经因自身在种族和性别上的双“他者”身份而游离在社会的边缘，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喜福会》里的四位母亲只能依靠一个小小的麻将俱乐部来确认自身的存在；女儿们自认为正确地选择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许露丝就曾直言“中国人有中国式的建议，美国人也有美国式的建议，而一般情况下，我认为，美国式的见解，更合我意”[7]175，却仍因为自己的种族身份而“被夹在两个世界之间”[16]。既然完整的华裔族群历史是由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交织而成，那么，对华裔女性所具有的“中国性”做单一化、本质化的认知，只会进一步加深她们对自身文化归属的焦虑，因为在美国环境中保留完整、纯粹的中国气质是不可行的，“这两样东西根本是水火不相容，不可混合的”[7]227。

（二）差异

现实生活中双重文化的碰撞与对话，个体不同的成长经历、文化背景、移民到美国的时间及其与祖籍国之间的联系等都表明华裔女性群体在文化归属的选择上具有诸多差异。在《喜福会》中，母女两代人在新身份的寻求上就有所不同。对于母亲来说，多年的异域生活赋予了她们一个全新的视角，让其在追忆早年的中国生活的同时，能够反思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和价值。尽管逐渐美国化的她们也曾因生存的压力考虑过中美两种异质文化间的取舍，例如，在美国生活了四十余年的龚琳达实在弄不清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中哪些是中国式的，哪些是美国式的，她清楚地认识到“只能两者舍其一，取其一”[7]238；此外，她还因自己在归国之行中被别人“认出不是纯粹的中国人”[7]238而怅然若失，她一直在反思，自己“到底失却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7]238。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在两种文化间徘徊的母亲从未抛弃过中华传统文化，尽管这种文化曾给她们的人生带来了不少的伤害。为了女儿的幸福，她们还勇敢地揭开记忆的伤疤，在强势的主流文化面前展现华人女性的坚强、智慧、抗争以及中国式的母爱，这就永久地固定了她们的“自我感”[13]211，于是，映映便在迟暮之年找回了曾经丢失的自己。

在年轻女儿们的身上，华裔女性群体身份的差异性体现得更为明显。主流社会无视女儿们身上所具有的美国性，将其视为异族而加以歧视与排斥；母亲却一直试图用爱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信念和对命运的诸多反思传授给了女儿，帮她们渡过人生的困境。此刻，已经完全认同主流文化的女儿们才在母爱的感召下回看母亲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对自我也有了与以往不同的认知。薇弗莱要与未婚夫去中国度蜜月，母亲龚琳达将随行，这样的蜜月旅行虽有些怪异，但薇弗莱却认为“我们三个各不相同的人，登上同一架飞机，并排坐着，从西方飞向东方，倒也挺有点意思”[7]169。而在小说的结尾处，吴精美与其素未谋面的双胞胎姐姐团聚时，尽管，在姐姐那里只看到了与母亲相似的脸庞却没有找到母亲常有的表情，精美的内心依然产生了“一种无法描绘的亲切和骨肉之情”[7]255，隐藏在她血液中的中国基因开始沸腾。

除了族裔之外的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差异，女儿们还要面对族裔内部的代际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将一直存在。霍尔认为，认同是通过差异构建的，自我在与他者的差异对比关系中，定义自身并划定边界。一次蜜月旅行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薇弗莱对中国的陌生感，她依旧无法分清太原和台湾这两个地理位置完全不同的地方。吴精美则在自己的归国之行中“经历了同一与差异的‘双重’撞击”[13]213。当精美与父亲乘坐的火车从香港进入深圳时，她“觉得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中国人”[7]239，可广州海关的工作人员却一眼就看出精美是个外国人，即便她没有化妆；父亲与姑婆的重逢令精美感动，她因“只听得懂国语，但讲却讲不好”[7]245而无法加入其中。精美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是个离开了翻译就寸步难行的美国人”[7]245。于是，精美便陷入了一个颇为尴尬的境地：具有中国人血统和中国人容貌，却基本不能说中文，因此，她显然不是一个纯正的中国人。这也就是说，女儿们与她们的母亲或中国的亲人处在“既相同又不同的位置”[13]214上，“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寻找某一“认同的时刻”，这种认同“不是本质而是定位”[13]212，因此是不确定的。这也印证了母亲――素云的话，“唯有你出生在中国，否则，你无法感到和想到自己是中国人”[7]239。经过中国之行，女儿们较为平静、客观地接受了自身的中国血统，从此能够积极地面对人生。同时，她们也通过自己的故乡之旅证明：对于依靠多民族融合、多族群的文化共建而逐步发展起来的美国而言，华裔也是其中的一员，只是他们所携带的或多或少的“中国性”将其与社会中的其他族裔区分开来，而这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是理应受到尊重的。

三、结语

在《喜福会》中，谭恩美借助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故事向主流社会展现了华裔女性历史，并通过今昔对比、中美地域转换，将母亲移民前的中国历史与女儿现实的美国生活联系起来，以一种主流文化允许的方式讲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两种文化的碰撞、交叉所导致的华裔族群体文化归属上的“多样性、混杂性和差异”[13]221。正如作家谭恩美本人所言：“于我个人而言，仅仅界定自己属于哪个族群就已经是件相当困难的事了……如果我必须给自己贴个标签，我不得不说我是一个美国作家。就种族背景而言，我是个中国人。按家庭和社会成长环境，我是个华裔美国人。”[4]220作为华人移民的后代，以《喜福会》中的四位女儿为代表的土生华裔，必须从母亲的故事中找寻族群的过去，否则他们就成为一个个“没有锚地、没有视野、无色、无国、无根的个体”[13]212。母亲的故事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为华裔新身份的建构提供源头与历史。但是，从美国到中国、再由中国回到美国，母亲对往事的所有讲述都立足于当下的生活情境，它不仅具有不确定性，还要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环境。这种基于个体体验的历史言说有很大的差异性，“并未构成一个共同的本原”[13]214。于是，“中国”只存在于母亲对往事的反复叙述中，而非一个可以直接回归的家园。

华裔族群历史的断裂和非连续性赋予了华裔“严重的断裂经验”[13]213，让他们意识到身份的“不稳定性，永久的无定性，任何终极结论的缺乏”[13]214，只能依据自己所处位置或所选择的立场，在东西两种文化之间、具体的历史和文化话语之内进行协商。毕竟，作为一个移民群体，华裔的群体经验“也不是由本性或纯洁度所定义的，而是由对必要的多样性和一致性的认可所定义；由通过差异、利用差异而非不顾差异而存活的身份观念、并由杂交性来定义的”[1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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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成语故事篇4

关键词：华文；离散；诗学；审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3-0079-04

x散是一条美学原则，离散形成距离，距离产生美感。离散造成模糊、朦胧，这也是一种独特的美感。离散在人生路上可能是悲戚、苦难的历程，然而在文学道路上，也许倒是创作成功的机遇。离散恰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势。华人具有超过百年的移民史，至今有五千万的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华文文学是海外华人的审美创作活动，是一种世界性的汉语文学现象，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和艺术特征。华人离散文学就是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所创作的文学。华文离散诗学是从诗学的层面，以世界的视野和跨文化的视角，对华文离散文学作整体性的梳理、深化、提升，总结华文离散文学艺术规律、离散文化本质及规律。华文离散文学在创作于文本体例上至少具有4个本体特征：视点的边缘性、身份认同的流动性、文体的混杂性及意识形态上的抵抗性。一个世纪以来，离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作家，在原乡与异乡两个文学场域之间，身处文化离散、生活失重、身份碎片化的环境之中，以写作彰显个人的生存方式，以华文文学的独特身份融入世界文学的舞台之上，华文离散诗学是华文诗学和离散美学交汇共生的产物，具有丰富的理论张力，是当代文艺界关注和拓展的理论领域。

一、原乡与异乡之间的交融和冲突

华人生活在两种文化、两个世界之间。他们的跨域写作，具有一种“间性”的审思性质，在时间上，华人文学家可以游走于历史与现实的生态之间，可以交错于原乡和异乡的生态空间之间。这样的书写融合了传统的中国的因子和现代的西方的因子于一体。华文离散诗学的建构体现的是一种中西交汇的阐释思路，即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异域，东方与西方的交互、对话过程中，展开对诗学本真品性的探求。全球各大版图的华文文学，虽然有各自独特的文化内涵，但同时都具有着“寻找文化身份”的总体特征，经历着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裔的历史演变过程。他们一方面以所在国的异乡文化重新辨识和书写着自己的华族文化；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以自己的母文化坚持抵抗失语，防御着异文化的压迫与消蚀。正因为海外华文作家具有这样的多元文化精神架构，所以当他们展开海内外双重经验的书写时，就产生了对“离散”美学理想的共同追求，体现出以下共同的特性：

（一）华人性

华人性是华人表现文化的一种族属性表征，它是在华人从原乡到异邦身份变移和文化迁移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性格和精神，以及表现文化和行为方式的特殊性之体现，成为区隔不同族裔之间族属性特征的标志。华人性还是华文文学反映生命历程和精神历程的一系列特殊文学命题。诸如华人对文化原乡的审美想象问题；华人离散文学现代化建构中的中华性、本土性问题；华人原乡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资源的继承、借用和转化问题；华人离散文学母题中的漂泊、寻根与中华文学乡愁母题的联系与变化问题；华人家族母题中父子符号的文化冲突象征与母子符号的文化交融和象征问题；华人离散文学意象系统与华人族群生存的文化地理诗学的关系问题等等。从审美的角度来分析这些特殊命题，就会发现它们都呈现出“华人性”的特征。华文文学是华人性的一种表征方式。生活在今天的海外离散华文作家，尽管不一定喝着同一种水，却流淌着共同的血脉，且用同一种文字书写，其思想意识深处，潜藏着一种根性――中华民族之根，是文化之根、亦是语言之根、礼仪之根、良善之根。华文离散诗学突显了以华人主体的诗学建构，与中国诗学具有同宗、同族、同国的统一性。

（二）异质性

华文文学是特定历史语境发展演变而生成的。海外华文离散文学写作，基于其产生过程的特殊性，它与中国本土文学写作的区别表现在异域环境文化、语言、交往和日常生活方式等与国内的差异，从而引发了观念碰撞乃至心灵震撼，海外华文作家改变了既有思维方式，接受所在国社会文化影响并表现在文学形式中。他们卸下了传统意识形态的重负，坦然地面对外部世界。在生存、创作语境上已经发生了去国化的空间变异。华人作为离散的族裔，尽管大多坚持用母语写作，写的也是中国人的故事，但毕竟是在异域写作，具有不同于本土文学的生成变革与审美情趣。从创作主体的创作倾向与心理特征看，按赵毅衡的观点，他们的文学创作有着较高的“纯洁性”（纯粹为写作而写作）；具有多元性；“人格分裂”性（文学创作与现实处境的悖离）；“漂泊”是创作的母题；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精神张力。从创作主体的视角出发，陆士清认为，海外华文作家在国家认同方面已认同居住国；在价值认同上与中国人不完全相似，特别是以维护居住国利益为优先；拥抱所生存的土地，珍爱在居住国的事业发展；与中国人有不同的追求与梦想。这些因素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形成不同于本土文学的异质性的特点。

（三）原乡性

文学上的原乡，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于故乡的概念，人们寻觅精神的家园，皈依灵魂的原乡，并不仅仅是回到过去的出生地。原乡可能是空间、又是土地、又是心灵，是祖国又是家园，是一个浮游着精神的泊地。在异质土地上用母语书写的文学文本，必然蕴含着浓郁的原乡文化精神内涵，并深扎于其根源之中。海外华文文学所收获的累累硕果，正是嫁接在中华文化这棵大树上生长开花之后而缔结的，是对华夏文化之根的眷恋、延伸和拓展，这是谁也无法否定的事实。旅美作家聂华苓说：“汉语就是我的家。”新移民女性作家张翎说：“写作就是回故乡。”刘再复则说，我的根在《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通过汉语书写，就是作家对自身的文化的认同。方块形的汉字就是中华魂，是一个流散族群传承或建构自身精神家园的根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对于黄皮肤黑眼睛的华夏子孙，从生命孕育的那一刻起，就奠定了生命之根性。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原乡。只有不让自己与生俱来的根性丢失，才能在全球化时代重塑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正因为如此，寻根、追忆和返乡在世界离散文学中，是常常受到普遍关注和反映的母题。

（四）边缘性

美国学者斯蒂芬・桑德鲁普在他的“移民文学”的研究中写到：“移民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展示出一系列复杂的分裂化的忠诚、等级制度以及参照系等问题。对于移民者本身来说，各种各样的边缘化是一种极其复杂而且通常令人困惑不已的体验。一方面，移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会到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感，陌生的风俗、习惯、法律与语言产生了一股将其甩向社会边际或边缘的强大的离心力；另一方面，移民也体会了一种对家园文化的疏离感，那些导致移民他乡，远离自己所熟悉的雨水般融洽、优游自如的环境的各种因素，会更为清晰与痛苦地一起涌来。”在海外，几乎所有的离散作家，其创作的首先冲动就是源自于“生命移植”的文化撞击。千万同胞在富裕的西方社会，被纳入了一种高度边缘的社会分工，@种分工剥夺了他们几乎全部从其“原初联系”那里获得的社会资源和身份意义，把他们变成了“多元化”社会构造中某个必要而暗晦的角落的填充物。旅居多伦多的小说家孙博，他笔下的系列故事，感觉有一股凄厉之风，其中既裹挟着人物命运的雷电交加，又包含着新生活的血泪。既有“现代茶花女”海外风尘的辛酸故事，又有而立之年的东方男人移民海外的生命悲剧，也有小留学生浪迹海外的种种苦涩境遇，每一部作品都捕捉到了离散海外的中华儿女被边缘化后的生命轨迹。

二、离而不散的审美追求

海外离散作家，面对西方异质文化及自己的母体文化所做的精神挑战。他们的一个突出精神特征就是勇于在远隔本土文化的“离心”状态中重新思考华文文学存在的意义。一种文学的产生和形成，首先应是趋于某种文化的自觉，之后才是文学的自觉。中华文化作为海外华人文化和华人社会构成的精神底座，无时不在，其形成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既是一种无形的纽带，也是华文文学发生的前提和动力源。海外华人文学家在离散的状态下，往往对中国文化更为坚持，海外华文离散文学在跌宕起伏中有一股内在继承的精神脉流。离散是所谓的形离神不离，身离心不散。林婷婷借用朋友的话说：“一个人可以没有身份证上的祖国，却不可以没有文化上的祖国。”离散海外的华人作家，不管是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形成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坚守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写作语言中国化

大多数华文作家，都坚持用华语中文写作，他们把华语中文当成了家国、亲人，充满激情地写作，这是海外华文离散文学的一大优势。在异国他乡，华语中文就是他们的故国故乡，是他们精神的寄托，是他们与祖国亲人联系的纽带，他们把华语中文当成生命一样的坚守。促使他们坚持华语中文写作的另一个客观的原因是用居住国语言写作很难被主流文学接受。一些华文作家被生活所迫，为了生计，选择用所居住国的主流语言写作，但要在所在国的主流文学中占一席之地却难上加难。就连在美国大出其名的哈金、闵安琪等，在一定程度上也不过是题材占了优势。哈金说，他何尝不想用华语创作，但为生活计，只有如此。他所在的波士顿大学英语系，华文写作时不算成果的。用英语写作，至今还没有说得上十分成功的。张爱玲当年是在上海红极一时时出走美国，为了打入英语文学世界，她顽强地奋斗了十来年，尽管她有广博的文学修养和公认的英文表达能力，但她笔下的旧中国故事无论怎样也唤不起英语世界的阅读欲望，张爱玲自此之后基本停止了英文小说的创作。有的华文作家英语写作失败了又重新转向华文写作，如於梨华。张翎说，英语能达意，华语更能传神。这正是华文离散文学离而不散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创作题材中国化

离散海外的华文作家，在强大的文化冲突面前感到失落、迷茫、徘徊，继而在乡愁的咏叹中回归寻找母文化的依托，直至重新反思家园文化的历史局限。有的经过早期的对海外花花世界的亲历式的猎奇描写之后，继而都转向描写聪明勤劳的中国人在海外顽强拼搏、艰苦创业为题材的传记性文学，作者们急切表现的是他们在海外所经历的种种人生磨难、酸甜苦辣等等，像孙博的《男人三十》《茶花泪》、余曦的《安大略湖畔》、严歌苓的《扶桑》《风筝歌》等，无不是这样的题材，虽然写的是华人的海外奋斗史，但其主要精神内核还是中国的、不同场域的中国人的故事。有的作家他们主要选材纯粹中国故事，发生在本土的中国故事。多伦多华人女作家李彦的长篇小说《红浮萍》，以一个中国家庭几代人的故事为线索，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画卷。在经历移民题材的书写后，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也逐渐“回归”大陆，故国的经历在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成为作家回望故土的小说题材，其中既有“”题材的优秀作品《天浴》《白蛇》，也有自我成长的记忆《穗子物语》，作家在经历了移民体验、文化冲突之后，以冷静的叙事心态审视民族历史、剖析自我，挖掘人性的深度。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和《一个女人的史诗》讲述两个大陆女人的传奇故事，是纯粹的“中国书写”题材，《第九个寡妇》成功塑造了“王葡萄”这一独特的女性形象，并为大陆新历史主义小说提供了一个极具参照价值的文本。从作家创作题材的选择上也可以体会到他们对母国文化的传承和坚守。

离散海外的华文作家都把文学当作一种精神的寄托，生命的再造。洪天国说：“在母亲的心目中，儿子是有出息的，文字比爵位还重要……她在我心中播下的文学种子，将永伴我走完人生。”可见，尽管在远离国土的场域写作，但母国是他们创作的源泉，不变的主题，精神的家园，中华文化的宗亲血脉是华文离散文学离而不散的根源。

离散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文化命题。批评家赛义德在《流亡的反思》中指出：“离散是强加于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不可弥和的裂痕，离散存在于中间位置，它既不完全在新的系统一边也没有完全摆脱旧的系统，离散者是一位在更广阔的领域里的穿梭者。”他们身处本土与异质文化矛盾的巨大漩涡中心，难以割舍的母体文化精神脐带覆盖在他们心灵最隐秘的深处，双重的离散空间，双重的经验书写，使他们产生出巨大的思考能量，从而在创作中形成更为广阔的艺术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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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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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成语故事篇5

华佗，三国时著名的医学家，与曹操同乡，并为其所杀。这位古代神医的故事在中国妇孺皆知。但是，历史上果真有此神奇人物？史学界历来看法不一。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华佗故事原型来自于印度佛教传说。

“佗”字中的秘密

陈寅恪认为，天竺语（即印度梵语）“agada”乃药之意。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所常见之语。“华佗”二字古音与“gada”相适应。“阿伽陀”省去“阿”字者，犹“阿罗汉”仅称“罗汉”一样。华佗的本名为“敷”而非“佗”，当时民间把华佗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因称他为“华佗”，实以“药神”视之。陈寅恪的文章发表后，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赞同。林梅村先生在《麻沸散与汉代方术之外来因素》一文中就支持陈先生的说法，他说，“agada”在梵语中的实际含义是解毒剂，多指丸药。麻沸散实为天竺胡药，“华佗其名或来自五天梵音，其医术有印度因素，则事在情理之中。”并称：“但只要认真观察华佗行医的社会环境，就不难发现陈说并非臆测。”

华佗的印度神话渊源

陈寿在《三国志》第二十九卷的“方技传”中，记载了华佗治病的许多奇事。陈寅恪将其神话的来源予以追溯。他指出，华佗为曹操治病，纯属抄袭之作。断肠剖腹之事也为抄袭之作，口吐赤色虫亦如是。几乎可以这样讲，中国的这位神医元化（或敷），其神奇医术，绝大多数是从印度神话故事中抄袭而来的，本土并无此事。只是“赖佛成神”，假的也就成了真的。以至“真”到了中国人特别相信的地步。

陈寅恪指出，华佗的事迹，实际来自印度神医耆域的故事。陈寿的《三国志》记载，华佗治病时，对必须动手术剖开切除的，便让病人服下麻沸散，然后再破腹取出患结。病患如果是在肠子里，就切开肠子进行清洗，再把腹部逢合，在伤口敷上药膏，四五天后伤口便痊愈了，不再疼痛，病人自己也没有感觉，一个月左右，伤口就会完全长好。这个故事其实来自于耆域治拘闪弥长者儿子的病。再如，华佗治广陵太守陈登的病，他让陈登服了二升汤药，吐出了大约三升虫，红色的头还在蠕动，半截身子像是生鱼片。这个故事其实和神医耆域的故事也有类似之处。再比如，华佗为曹操疗疾以至致死的事，也和耆域的故事相似。“耆域亦以医暴君病，几为所杀，赖佛成神，谨而得免。”陈寅恪认为，华佗和耆域的际遇符合，尤其不能不让人有“因袭之疑”。

华佗可能有其人，但不是神医

陈寅恪认为，《三国志》中不但“华佗传”有佛教渊源，而且曹冲称象的故事也有佛教背景。他认为，“巨象非中原当日之兽，华佗为五天外国之音，其变迁之迹象犹未尽亡，故得赖之以推寻史料之原本。”《三国志》的成书，据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还不算太久，而印度神话传播已非常之广，社会所受之影响已非常之深。所以像陈寿这样以严谨著称的史家也不能辨别其真假。陈寅恪认为，华佗（字元化，真名为敷）的原型，可能曾在中国存在，也可能真是沛国谯县一带之人，甚至也有可能“通晓”一些养生之术。但此人后来变成了“华佗”则完全是将印度之“佗”（药王神）强加给了这位中国人。这位中国人从此走上了幸运大道，成了人们敬仰的神秘人物。

华佗的国籍谜团

中华成语故事篇6

  小学生《成语故事》读后感1

  我想，许多人都看过《成语故事》吧!《成语故事》里有着丰富的知识和道理等着我们去学习，比如说《拔苗助长》，它告诉我们不能不顾事物发展规律，强求速成，结果反而把事情弄糟。比如《百步穿杨》，它告诉我们不能骄傲自大。还比如说《井底之蛙》，它告诉我们不能眼界狭小，见识短浅，盲目自大。

  其中，我最喜欢的故事是《囊萤夜读》，这个故事中的车胤因为刻苦读书，努力学习，之后成为了有名的大问学家。回想起此刻的我们，真是惭愧不已!我们有良好的环境，却要在大人的监督下才看书、读书，尽管这样，我们读书时还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女生，爱打扮，心思全在穿的、吃的上面。男生，爱打架，整天玩，大人怎样教也教不会。富裕点的孩子那个不要，这个不要，娇气得不得了，你说和车胤比我们相差多少?所以，我以后必须要向车胤学习，做个勤奋好学的人。

  自从读了《成语故事》之后我深有感触，不禁对文中的诗人、文学家肃然起敬。

  小学生《成语故事》读后感2

  暑假，我看了《成语故事》这本书，学到了许多的知识。

  《成语故事365》精选了三百六十五条知识性、思想性和趣味性较强，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成语故事，并配以生动风趣的连环彩图，使图文互为照应。

  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讲以前有一个名叫匡衡的少年，非常好学，很爱读书，但他家里很穷买不起书，于是他只好去别人家里借书，但那个有书的大户要匡衡帮他干活才肯借书给他，还限制他白天干活晚上才能看书。于是夜晚，匡衡就拿着书在黑暗的房里看起书来，但没光怎么看呢?他想出个点子在别人家的墙壁上凿一个小小的洞，这样光就可以照进来了就能看书了。从此每天晚上他就这样看书。匡衡发奋读书勇于进取的精神很值得我去学习。我们现在拥有那么好的学习环境一定要好好珍惜努力学习。

  这个故事诉说了战国时的苏秦目不识丁，无所作为，受到别人的嘲笑，他为了有所成就便开始发奋学习。每当困了就用锥子猛刺大腿，让疼痛驱除疲倦继续读书。读到这里我的眼睛湿润了…很敬佩他坚强的毅力。想想我平时做事总是三天打鱼两天嗮网。

  看着《成语故事365》，我学到了许许多多的道理，这本书使我受益匪浅，推介给每一个同学都去看一下。

  小学生《成语故事》读后感3

  《成语故事》是我们小学六年级时学校的一本课外书，虽是本课外书，但绝不比语文教科书逊色，内容不仅十分有趣，而且能学到许多成语。

  在这本书中，每个成语都有一个小故事，并且其语言十分通俗易懂。不像《成语字典》里那样深奥，让人摸不着头绪。就拿“老马识途”来说吧!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天渐渐地暗下来了，刺骨的寒风吹得士兵们瑟瑟发抖，像点火取暖，可是带去的火种，早已被风吹灭了。好不容易把队伍聚拢在一起，挨到天亮，查看人马，已零散不全了，而且，个个士气沮丧，情绪低落。管仲觉得在这样下去，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急忙传令，赶紧寻找出路，可是走来走去，总是走不出迷路，大家都慌张恐惧到了极点”这短短的一段话生动形象地写出了齐军的处地，几乎陷入了绝境中。

  还有，在“自食其果”中：“这是丘浚手里正好拿着一根拐杖，一气之下，就在和尚头上重重地敲打了几下，说道：‘照你这么说，打你就是爱你，不打你倒是不爱你了，所以我只好打你了，请你原谅吧!’”这段话中的每一个字都充分体现出了那和尚的自作自受。

  再来便是故事下方的出处和释义了。有些类似于词典中的出处，是古文，如果你对古文兴趣的话，可以多留意一下这部分。释义则是整个故事的精华，也就是成语的意思。这一处的内容十分容易让人读懂，并且捉住了整个成语的中心思想。不至于跟字典似的，让人不愿意看，即使看了也不一定完全明白。

  总而言之，《成语故事》是小学生学习和记成语的好帮手，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不能算是一本书了，它是我们小学生在学习上的一位亲密战友，若是没了它，学习成语便成了一件极其枯燥的事情。在这里，请大家允许我说一句话：成语故事的确是一本好书，如果你是小学生的话，那么绝对值得你一看!喜不喜欢，你看了以后便知道了。

  小学生《成语故事》读后感4

  读了《中华成语故事》，我再一次被汉语的奇妙所震撼，为它的魅力折服。成语是人们在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简洁而精辟的词语或短句。它是我国语言文化中最具魅力的一部分，因为，每个成语的形成一般都有一个典故，每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通过这一个个的成语故事，我们不仅理解了成语的意思，还可以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宝贵的文化遗产、高超的智慧。

  有一个滥竽充数的成语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战国时期，齐宣王喜欢听人合奏吹竽，所以派人搜罗能吹善奏的乐工，组成了一只吹竽乐队，并受到了优厚的待遇。有个叫南郭的人根本不会吹竽，但也混了进去。每次合奏吹竽的时候都只是做做样子。齐宣王去世后，他儿子齐湣王偏喜欢听乐师们单独吹竽给他听。南郭先生听说后十分害怕，赶紧溜走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明白了滥竽充数这个成语的意思，它是指没有真才实学的人混在行家里充数，或是以次充好。同时，我也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能弄虚作假，靠侥幸取胜。没有真才实学，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了我学管乐时的情形。有一次，滥竽充数的故事再次上演，而我就是故事的主角。管乐课学了新曲子，老师让我们回家多练练，我也没在意，只练了一遍，心想到时候做做样子就行了。

中华成语故事篇7

典故词语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化土壤当中。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着数千年的发生、发展和传播史，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众多的典故词语中有着充分的表现。典故词语的来源非常复杂，根据其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历史故事典故词语、名人掌故典故词语、典籍词语典故词语、神话传说典故词语”等不同的类型，［2］可见古代丰富的语言文化资源对典故词语的产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辞书解释典故词语的时候，就必须把这些丰富的语言文化内涵交代清楚，才能够真正解释清楚这些典故词语。对于典故词语所依托的背景，必须有一定的交代和介绍。典故词语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典故赖以生存的民族语言文化土壤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比如出自《左传》的“问鼎”就是来自于历史事件。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庄王的部队驻扎在洛水，向周王朝示威，周王朝排除使臣慰劳楚庄王，庄王不自量力地询问周朝鼎的大小和轻重。鼎乃国之重器，讯问鼎其实就带有了觊觎国家的意思。后来在一些以下犯上、谋取国家的事件发生之后，人们都会以这一事件为例来打比方，或者引用这一事件来说明当时的社会形势。久而久之，就形成了“问鼎”这样的典故词语，用来表示图谋国家政权，或者在某一个方面取得胜利。“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句流传很广的俗语，这一俗语的产生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说法与一段历史事实有关。

唐朝时期，郭子仪因为平息安史之乱战功卓著，皇帝就封他为汾阳王，并且在给他建了富丽堂皇的河东府。郭子仪死后他的后代各个养尊处优，挥霍无度，门厅几乎败落，他的一个孙子甚至乞讨为生。一天到了河西庄，想到自己的奶妈就是这个村子的，于是向别人打听，正巧他打听的这个农夫就是奶妈的儿子。他们一边说一边就到了奶妈家，看到家庭非常富裕。郭子仪的孙子就问：“你么家这么富裕，为什么还自己要劳动呢？”奶妈的儿子说：“母亲在世的时候就告诫后人要勤俭持家，守住这份家当，我们都不敢懈怠啊！”奶妈的儿子看到郭子仪的孙子很可怜，就留下他管理来往帐目，却发现他一窍不通、无法胜任，于是感慨地说：“真是三十年河东享不尽荣华宝贵，三十年河西寄人篱下。”后来就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表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的命运和境况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典故所依托的这些社会文化背景，其中就是典型的传统语言文化渊源。在释义的时候，如果把典故词语当做一个普通词来释义，只把词语的直接意思解释清楚，那只能说是符合一般的释义标准。如果承认它是典故，就必须根据典故的特点，深挖这些典故背后蕴含的丰富的语言文化信息，通过这些信息的讲授揭示典故的来源，才能更好地理解典故词语，并且更恰当地去解释典故词语。

二、典故词语文化内涵的丰富性决定了释义的复杂性

典故词语首先是语言中的词语，在释义时必须符合语文辞书释义的一般要求，就是要给出词语一个准确的词语义。同时，典故词语又是特殊的词语，典故词语的产生于定型过程中不仅仅有造词的语言规律的参与，还有典故所赖以形成的语言文化背景的参与。真因为典故词语丰富的文化内涵，决定了典故词语在释义的时候，比一般的语文性词语要更为复杂一些。

典故词语的释义过程中，要描述典故的形成过程。典故的形成过程，其实就是典故词语产生的语言环境、事件背景。以上举例所说的“问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就描述了它们产生的历史事件背景。这种背景还有其他的种类，有的典故来源于宗教经典，有的来源于古诗词，有的来源于神话，有的来自于寓言……不管来自于哪个渠道，都是典故释义必须的组成部分，在典故释义的过程中要清晰地揭示出来。尤其是有一些典故，最早出现在一些典籍当中，那么在解释典故的过程中往往要引用这段典籍。［3］比如“约法三章”来自于《史记（高祖本纪》，原文是“（高祖）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商人及盗抵罪。馀悉除去秦法。’”在解释“约法三章”的时候，这段话就应该引用到释文当中。其他的典故词语也应该同样处理。因为典故词语解释的内容相对更加丰富一些，所以典故词语的辞书一般都篇幅较大。

典故词语的释义过程中，要解释词语的字面意义往往与典故的真实意义差距很大。这是因为典故具有的文化性特征导致的。［4］典故产生的背景往往是比较复杂的历史事件或者故事性很强的内容，把这些内容提取为若干字表示的典故词语，在提取的过程中只能照顾到典故产生过程中的部分内容，或者典故产生过程中的一些特征。因此在典故的释义中，就必须注意仅仅依靠子字面意义，是难以处理好典故的释义的。比如“破镜重圆”，产生的背景是陈后主的妹妹乐昌公主与其驸马之间的故事。夫妻之间为避免在战乱中离散，相约每人拿破镜的一半，他年正月望日在市场上售卖破镜，借此来彼此探听对方的下落。陈国灭亡之后，夫妻失散，驸马在正月望日看到有人叫卖半个镜子，于是他高价购买并岁出售人去取镜子，得以夫妻团圆。所以后来用“破镜重圆”表示夫妻在离散之后的重新相聚或决裂后的重逢。父母和子女、兄弟姐妹之间、同学朋友之间的重新相聚或决裂后重逢，肯定不能使用“破镜重圆”这个典故词语。

三、结语

以往人们在研究典故的时候，更多地是在关注典故的文学性、文化性，对典故在语言学方面的价值和特点关注很少，在对典故词语在辞书释义方面的特殊性和释义规律关注得更少。典故是中华文化中的宝贵财富，典故词语是典故的凝固和表现形式。［5］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际，作为典型的文化凝结———典故词语，需要进行全方位的审视。

中华成语故事篇8

自1915年，清华附小的前身成志学校便开设了英语课。1999年，清华附小开始实行清华大学“大、中、小学英语一条龙”实验项目。近年来，基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要求，我们努力探索具有清华特色的小学英语学科“1+X”课程。以学校的办学理念为指导，清华附小英语学科课程建设重在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

在学校“1+X”课程体系下，我们坚持以培养具有中国灵魂、国际视野的现代人为目标，将英语的工具性和人文性进行融合，把学科中的语言、文化、思维、情感并重，将英语课程指向完整的人的发展，整体架构英语“1+X课程”。基于这一课程设计理念，我们通过对学生、家长的调研，反复研讨和专家论证，设计了具有清华附小特色的课程体系（见下表）。

基于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探索了三种整合途径：学科内整合、跨学科整合和超学科整合。

学科内整合：英文主题阅读是重要的课程形态

英文主题阅读是学科内整合的重要课程形态。我们挑选相应的必读书目，通过精读原版的英文绘本，帮助学生逐渐建立英语思维结构。

经典绘本《绿鸡蛋和火腿》（Green Eggs and Ham）是三年级的必读书目之一。教学中，我们以原汁原味的故事为核心，让孩子在故事中轻松、快乐、自然习得英语，感知英文中的押韵词（Rhyming Words）。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整体输入，整体感悟，整体输出”，训练听、读、说、写的技能，培养语感。最后，学生在理解和思考的基础上，甚至还用故事的主句型“I would use……”发挥想象，创意自己小组独特的“绿鸡蛋和火腿”。

在大人眼中闪耀的“英文能力”，在孩子眼中却只有一样载体――故事！根据孩子的这一特点，我们致力于形成具有附小特色的微课程群，开发了英语晨读“故事会”。每天早晨25分钟的“故事会”里，孩子们没有任何学习任务与压力，只要你是故事迷，就可以来听外教讲英文故事。在这样的听力输入和听力积累的过程中，老师们需要做的便是培植学生们英文学习的土壤，悉心陪伴，静待花开。因为故事带给孩子们的不只是英文，还有无穷的人生乐趣。

跨学科整合：不同学科通过主题走向“共生”

英语是一门语言，将原有的课程内容与不同学科进行整合，可以实现语言运用、文化理解、实践创新等的融合式发展。

例如，在学习“食物”单元时，我们与品社课整合，讨论了食品与健康的话题，倡导学生们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在学习“国家与地区”时补充学洲和大洋等相关内容，让学生了解不同国家居住的人口、人种、生活习惯等人文地理知识；在学习“动物”时则与科学课进行整合，课堂上我们一起讨论有趣的仿生学。

六年级上册学习“Firefly”时，课文描述了萤火虫的外形、生活习性，并简单讲述了科学家受到萤火虫发出的冷光的启发，发明了节能灯。通过对课文的学习，学生了解了萤火虫，还对科学研究产生了兴趣，并进一步思考还可以从动植物那里“复制”哪些“超能力”。不同的学科通过萤火虫这个主题走向“共生”，最终达到“Read to Learn”（通过阅读进一步学习）的目标。

超学科整合：引导学生通过戏剧发现自己，感知世界

学习知识有什么用？和我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学生常常有这样的疑问。世界越来越小，足不出户也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英语世界。在生活中使用、体验、发现英语，创设相对真实的课堂环境，这些都有助于学生学习真实的语言。

附小的“复活节文化体验”特别注重对其内涵和意义的传达。我们认为，国际视野的核心是中国灵魂，守住了“魂”，才能更客观地看世界。西方的复活节是每年春分之后第一个月圆之夜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因此又称为“Easter Sunday”（复活节周日）。中国的传统节日清明节也在四月，尽管文化千差万别，但在四月，中国人通过清明节寄托对逝者的崇敬和哀思，西方人则借助复活节表达对生的喜悦。从敬畏生命的意义上看，两个节日看似差异很大，实则内涵一致。正是这种对死者的哀思和对生的喜悦，激励着人们积极生活，一代代繁衍。

如何才能更好地体现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每年的复活节，我们都会设计“新生命，新希望――New Life，New Hope”文化体验活动，有的学生进行“小兔跳跳”接力，有的用汤勺运彩蛋，有的用板球拍滚彩蛋，还有可爱的小兔子在场内为大家热情加油。

此外，在老师的帮助下，学生们自导自演英语短剧The Easter Egg（复活节彩蛋），并在学校的“水木童心”电视台播放。

中华成语故事篇9

[关键词] 叙事心理学；故事叙说；文化认同；建构；美籍华裔

《喜福会》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广泛关注，无论是1989年小说的发表还是1993年影片的上映，赞扬、抨击接踵而来，“小说的珍宝”“新东方主义的再现”使作品备受争议。观看之余人们不禁要问：这部幽默风趣又催人泪下的影片何以引起批评界轩然大波？综观国内外学界的研究，焦点在于对古老中国和当代美国时空对比与转换的镜头，华族文化晦暗、落后，美国文化明朗、先进，因此迎合了西方人对富于异国情调的东方一种猎奇心态。

从情节选取来看，作品诚然以母亲的回忆为主，穿插了女儿的成长，前者放置于中国文化语境。但其目的并非在于“东方化”“他者化”甚至“妖魔化”中国，而是要通过展现母亲前半生在战乱中国的抗争揭示其对自我族裔身份的确认。事实上，故事叙说在叙事心理学领域已有广泛研究，其范围不仅仅限于女性。不同文化背景下男性和女性的生活故事是获悉讲述者自我认同的钥匙。本文引证艾米娅·利布里奇叙事研究理论，阐述故事是母亲建构个人文化身份的途径，同时为女儿提供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契机，使其以包容的姿态对待不同文化。倾听母亲的故事使女儿经历了对自身中国血统从竭力否认到欣然接受并加以确认的过程。她们最终认同了母亲，认同了中国文化，重构了作为美籍华人的文化身份。

一、故事叙说与母亲的自我定义

叙事研究又称为故事研究，是研究人类体验世界的一种方式，“其研究前提在于人是天生的讲故事者，其任务在于探索和理解个体的内在世界”①。若要透视主人公中国母亲的文化认同，不妨首先从其口述故事入手。利布里奇指出：“故事再现了讲述者的世界观，为个人经历提供了一致性和连续性。通过叙述者展现亲身经历的口头叙述，听者得以了解其内心世界。故事就是个人的自我认同，并在生活中不断被创造、倾诉、修正和重述。”此番论断在《喜福会》中尤为适用。影片刻画了乐观、坚强、永不服输、恪守传统又敢于反叛的母亲形象。与女儿相比，母亲丝毫没有表现出任何身份的焦虑，她们有喜福会交流故事，有五行、风水阐释世界，对自己的中国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充满自信。

作为表达的手段，故事使母亲找回了各自的声音，摆脱了长期“失语”的状态，塑造了引以为荣的个人形象，从而在排斥异族文化的美国主流文化语境中确立了自己是谁。她们怀着美丽天鹅的梦想来到美国，不料挑战大于机遇，华人在美历史的卑微、蹩脚的英语、生活方式的差异使她们沦为白人眼中也是女儿眼中的“他者”。为修正女儿对她们“落后”“古怪”的歧视眼光，驳斥西方关于东方女性种种“刻板印象”，讲述过去成功的经历成为自我了解的有效手段。影片围绕精妹代替母亲玩麻将展开，由她讲述吴夙愿在桂林逃避战乱的经历，同时也道出了创建喜福会的目的，那就是即使在兵荒马乱中也要保持乐观、充满希望。作为交流故事的场所，美国版的喜福会具备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寻求精神归宿，张扬民族特性，赋予生活动力。

就内容而言，故事带有家族历史和民族特性的烙印，因此传递着文化认同的信息。族裔背景意识能建立自我认同感，以及为自我评价提供参照。②故事将母亲众多散乱、无序的经历秩序化，实现了在过去和现在的相互指涉中定义自我，借此使她们坚信自己依然能够和过去一样解决现时生活中的问题。如钟林冬通过讲述逃避包办婚姻的故事就向韦弗利展示了她的韬晦之计和掌控命运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为赢得韦弗利的尊重。另一位母亲顾映映本是惟一找不到精神归宿的母亲，前半生的不幸遭遇，身份的错置，生卒、姓名的更改使她陷入迷失自我的恍惚与困惑。在目睹女儿丽娜痛苦的婚姻后才开始正视过去，毅然讲述了自己如何失去肖虎的本性，如何在两次婚姻中表现出消极被动。故事唤醒了她的猛虎精神，找回了失去的自我，更重要的是建立与女儿的情感联系，使女儿在耐心倾听的过程中寻求理解和认同，找到身份归属。

二、故事叙说与女儿文化身份的重构

故事叙说具有交互主体性特征，以利布里奇的诠释就是“听者进入与叙事互动的过程，并对叙事者的声音和所表达的想法逐渐敏感。该过程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状态，听者不断修正原来的假设，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对故事的理解。”在《喜福会》中，人物自始至终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思索和交流。所有的情节以一帧帧回忆片段呈现，观众需要像玩拼图一样，用这些片段拼出对人物的认识和印象，这是对观众的挑战，同时也是对四个女儿的挑战。她们需要挖掘家族历史、了解母亲的智慧和坚强、体会母亲对自己的良苦用心，借此走出身份的困境。尽管这是一个艰难长期的过程，但影片以吴、钟、许、圣四家的家庭聚会为背景，营造出温馨叙事的艺术氛围，使人物跨越语言与文化障碍，在毫无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娓娓道出心声、推进情节。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故事融合了交流与抒情的特征，使独白转变成对话，既有利于增强影片的观赏性，又能准确、深入地反映出生活本来的复杂面目。叙事顺序总是先由母亲讲述自己的遭遇，再由女儿回忆自己与母亲的关系或是自己与美国丈夫的家庭生活，然后过渡到母亲讲述自己和中国母亲的关系。故而母亲的故事具有教诲和引导的力量，使女儿经历了婚姻和事业的挫折后反思对待两种文化的态度，与母亲的关系也经历了从疏离、憎恨到和解的过程。随着两代人关系的改善，女儿将文化认同进行了重新定位，华族文化不再令她们尴尬、焦虑，而是她们跻身主流社会的有力武器。

罗斯曾对自我标榜的美国身份坚信不疑，她不顾夫家的歧视嫁入豪门，对丈夫百依百顺，不料遭到厌恶，最终陷入离婚境地。事实已证明，流利的英语、与白人的婚姻终究不能使她及其他华裔女儿融入主流社会，试图通过否认族裔性获取白人的认同只能是乌托邦想象。在美国人眼中，她们是中国人；在母亲眼中，她们又是美国人。身份只有遭遇到不确定时才成为危机。这时母亲许安梅讲述了与自己母亲的故事。首先“割股疗亲”的一幕展现了“孝为先”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以及《喜福会》母女同一的主题。安梅母亲对婆婆的孝道反映出血浓于水的亲情和代际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而安梅后颈的伤疤，则代表了母女永不断裂的肉体和精神纽带。故事的直接听众虽是罗斯，实际上旨在教育所有女儿：爱父母、理解父母。谭恩美曾形象地将母女之间的情感纽带比作脐带关系：“尽管在其他文化中这种关系会断裂，但在中国文化中却会随时间推移愈加牢固。”③正是这样的脐带带给两代人“相同的身体”“相同的思维”。因此母亲觉得自己应当对女儿的生活进行指导。面对婚姻即将崩溃、先是毫无察觉后又不知所措的罗斯，安梅回忆了自己母亲吞食鸦片为换来女儿地位的遭遇。母亲的自我牺牲使她学会坚强、分清真假。故事传达了透过表面识人心、大胆表达、自我捍卫的生存之道。这对罗斯而言，意义并不仅限于识破丈夫独占财产的预谋，更重要的是教会她摆正自己在这场跨文化婚姻中的位置。缺乏骨气的她终于从安梅故事中汲取力量，以积极的姿态找回了自我也挽回了丈夫。

除婚姻挫折外，事业曲折也是促成女儿寻求文化身份的动因。精妹小时一心要绝对美国化，她以中断学琴、学习不拿A粉碎母亲对她的期望，甚至取笑母亲的穿戴，蔑视她的故事，对喜福会也嗤之以鼻。表面上的代际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她对中国文化的憎恨。结果成年后精妹一直是个平庸撰稿人。影片有意安排吴、钟两家的饭局让她在与韦弗利的争执中遭到奚落。与罗斯相似，她不懂得个人价值，是母亲让她看到自己具有谦逊忍让的优良品质，这恰恰是她与韦弗利的不同。后来她终于得知桂林故事的真正结尾。战乱、疾病迫使夙愿遗弃双胞胎女儿，于是将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精妹身上。让她学琴好成为天才并非对精妹奴役，而是中国母亲望女成凤的夙愿。显然这不是“中国神话”，而是夙愿的精神财富，也是影片具象“天鹅羽毛”的深刻内涵。体会到母亲对她的复杂关爱，精妹终于踏上寻求母亲故事以寻求文化之根的历程。如果说影片开头她代替夙愿玩麻将是一次精神之旅，那么影片结尾她的中国之行就是实实在在的文化之旅。与双胞胎姐姐的相认不但使她接纳了自己的中国血统，而且给喜福会其他女儿带来希望，使她们能够调和代际矛盾和文化对立，认识到在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没有必要作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中国本身包含了部分美国文化的成分，“广州看上去和美国的大城市相差无几”；而她成长的旧金山唐人街也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成分。对于移民后裔而言，唯有认同族裔文化才能建构完整、健康的身份。

三、结 语

故事叙说策略负载了作家独特的写作理念，也为影片的表现手法提供了新的艺术向度。形式和内容的孰轻孰重是文学作品常见的争议性话题，《喜福会》让人看到，杰出的作品可以使两者浑然天成。无论褒贬，母亲的中国故事在现时与过去之间迸发出张力，形成了与女儿的对话关系，在言说母亲自我认同的同时帮助女儿找寻到文化归属。怎样在异质文化中建构自己的身份，是海外华人文学创作的主题，也是海外华人安身立命之本。《喜福会》将这一问题提升到跨越国别的母女亲情层面加以考察，提出了接受、确认族裔性的文化策略，这对美国华裔文化的发展，乃至华裔生存现状的关怀无疑是一种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导师刘晓红教授悉心指点和帮助，在此深表谢意。

注释：

① 艾米娅·利布里奇：《叙事研究：阅读、分析和诠释》，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前言。下文凡引自此书，只注明页码。

② Uba Laura：Asian Americans，The Guilford Press，1994年版，第89页。

③ Pearlman Mickey：“Amy Tan” Interview：Talk with Americas Writing Women，Lexington，UP of Kentucky，1990年版，第10页。

[参考文献]

[1] 刘晓红.隔膜·冲突·融合——《喜福会》的跨文化审视[J].思想战线，1998（09）.

[2] 林涧，主编.问谱系：中美文化视野下的美华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中华成语故事篇10

  小学生《成语故事》读后感1

  书是知识的海洋，也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这个寒假我读了<感恩父母>、<成语故事>这两本书，我十分喜欢<成语故事>，因为这本书看起来个性有意思，我们的学习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成语，有些成语的字我认识了，也学会用了，却不明白它们从何而来，比如"朝三暮四"这个成语，这个寒假，我向妈妈提出了这个问题。妈妈让我到成语故事里去寻找答案。

  带着疑问，我打开了书，哈哈，这下它们的来历我全明白了!我就说一下"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的来历吧，古时候有一个老人养了一群猴子，因为他养的猴子很贪食，所以他想了一个办法来教训猴子。

  一天，他对猴子说:"明天给你们吃栗子，早上三个，晚上四个。"猴子听了发起怒来，他又说:"好吧，那就早上四个，晚上三个。"猴子听了，高兴得翻跟头，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老人变换了手法。

  "朝三暮四"的来历是不是很搞笑?够幽默搞笑吧!而且，看完这本书后，我学会了许多以前不会的成语，更了解了它们的来历。在今后的说话写作运用上都会有许多的帮忙，我今后做事必须要一心一意，不能朝三暮四。

  小学生《成语故事》读后感2

  这个暑假我读了《中华成语故事》，有很深的感受，中华成语故事是文明智慧的源泉，思想文化的结晶。汉语成语，浓缩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智慧，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语言文化中的一枝独秀的奇葩。在文字表达中恰当地使用成语，能起到画龙点睛、生动形象、意境深奥的效果，这也是其他语言文字难以比拟的地方所在。

  我从“不自量力”的成语中学到了：要正确地估计自己的力量，不能过高估计自己。

  我从“大公无私”中学到了：要完全为集体利益着想，没有一点私心。也可以指处理事情公正，不偏向任何一方，才能受人爱戴。

  我从“悬梁刺股”中学到了“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成为大器之材。感受很多，不能一一列举。

  一个成语故事往往就是一段历史，一个传奇，一个哲理。我要以史为鉴，学习古人的智慧，时时反省自己，严格地要求自己，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

  小学生《成语故事》读后感3

  最近大家读书了吗?我可是没有偷懒，我读了《成语故事》这本书。

  这本书里讲的都是古生的一些故事，在故事中它能告诉我们许多成语，还帮我们懂得更多的道理，学到更多的知识，书中有许许多多有趣的故事，我觉得最有趣的故事是班门弄斧，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下吧!

  春秋战国时期，鲁国有个巧匠，姓公输名般，世称“鲁班”。

  鲁班发明很多东西，像钩拒、攻城使的云梯等等，连鲁班自己的家也是自己设计出来的。

  有一天，一位年轻的小木匠拿着一把小斧子从鲁班家的门前路过，对门前的老人们说：“别看我这把斧子不起眼，但是，无论什么木料，只要到了我的手里，用我的斧子这么一敲，就能敲出非常好看的花型!”老人们根本不相信，觉得他太能吹牛。回答道：“就凭你这一个人，恐怕不行吧?”“有什么不可以的，我可是鲁班的徒弟呢!”老人们哈哈大笑，笑眯眯地说：“这就是鲁班的家呀!”小木匠听了，红着脸惭愧的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谦虚，因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在生活中我要做个谦虚的孩子，有不懂的问题就要向别人虚心请教，不要不懂装懂，大家也不要像书中的小木匠那样呀!

  小学生《成语故事》读后感4

  每篇都带有插图，十分吸引人，所以我十分喜欢看这本书，对它爱不释手。

  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是“滥竽充数”。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南郭先生，他没有真本事，却在宫里混吃混喝，之后朝中换了大王，改变了吹竽的规矩，由原先大家一齐吹改成了一个一个的吹，最后南郭先生实在混不下去，于是就逃跑了。

  透过这个故事，我明白了我们不能像“南郭先生”那样弄虚作假，要有真才实学才能站稳脚跟。

  记得有一次音乐课上老师要我们回家好好练习新学的歌，我回去没有好好准备，心里想反正唱歌是大家一齐唱的，老师不会发现的，但是第二天的音乐课上，老师请了几个同学起来单独唱，我被叫到了，结果我结结巴巴地没有唱出来，同学们听了都笑了，我脸一下子涨得通红，心里想我以后再也不滥竽充数了。在今后的学习中我必须要踏踏实实地学习，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觉得“拔苗助长”这个故事讲得也很有意思，故事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人他的性子很急。种了一些秧苗，种下秧苗后，就期望秧苗立刻长大成熟。于是他就跑到田里，把秧苗都往上拔了一大截，最后原先绿油油的秧苗，最后都枯黄死了。

  读了这个故事，我懂得了，一步一个脚印这样才能把事做好。不能像故事里的那个农民一样那么心急，凭自我的意愿去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