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范文10篇

中华民族范文篇1

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气壮山河的英勇搏斗。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中华民族涌现出无数抗日英雄，孕育并产生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救亡图存、民族解放为主题，以自强、团结、牺牲、坚韧为基本内涵的伟大抗战精神。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华儿女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我们认为，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奋起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深重的民族危难，抵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中流砥柱，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社会各界万众一心，同仇敌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是“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悲壮场面；五洲四海，异国他乡，到处有华侨华人“御外侮、挽危亡，愿为后盾”的积极行动。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

第二，不畏强暴、敢于牺牲。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与帝国主义强国之间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割地赔款，受尽欺凌，积贫积弱；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强国，在军事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占有明显优势。面对强大而残暴的侵略者，全国人民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投降论的干扰，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积极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英勇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无数中华儿女，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毁家纾难，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

第三，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算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时十四年；从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算起，中国人民全国性抗战历时八年。这期间，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过程；经历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最后到战略反攻的过程；经历了从单独抗战到与世界反法西斯盟国携手抗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全国人民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懈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第四，艰苦奋斗、自力更生。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前，无论是局部抗战还是全国性抗战，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二战全面爆发后，中国的抗战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的巨大支持和宝贵援助，但仍然十分艰苦。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作为其资源及兵源供给地，在对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加紧对中国进行掳掠、压榨和控制，尤其对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规模扫荡、长期清剿和残酷封锁。面对缺衣少食、缺枪少炮、缺医少药的艰苦条件，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群众，坚持一边生产、一边战斗。中华优秀儿女始终保持旺盛革命斗志，顽强抵抗日军侵略。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民族精神。

第五，伸张正义、维护和平。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正义与邪恶较量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的主战场。在二战爆发后的前三年，即1939、1940、1941年，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3％、78％和69％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有效遏制了其北进苏联的企图，大大削弱了其南进太平洋的力量。中国人民的抗战摧毁了日本法西斯称霸世界的狂妄梦想，对最终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按1937年比值计算，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中华民族为捍卫国际正义和人类尊严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伸张正义、维护和平的民族精神。

总之，伟大的抗战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血与火中孕育、产生，促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民族觉醒，促进了空前的民族凝聚和民族大团结，促进了强烈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自强，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撑。

二、伟大的抗战精神极大地丰富和升华了中华民族精神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维系中华民族强大生命力的血脉。产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紧要关头的抗战精神，极大丰富和升华了中华民族精神。

第一，抗战精神丰富和升华了爱国主义精神。其一，突破了以往“忠君报国”思想的局限，注入了近代以来反对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的思想精华，形成了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准则、以救亡图存和民族解放为目标的共同民族意识。其二，冲破了以往“闭关锁国”观念的束缚，把追求中华民族独立与维护世界和平正义统一起来，实现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有机结合。诚如同志所说：“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

第二，抗战精神丰富和升华了英雄主义精神。其一，突破了旧式英雄主义强调个人价值与作用的局限，形成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群体意识和集体主义的英雄观。其二，摒弃了旧式英雄主义为个人利益打算、为统治者效力的愚昧落后思想，形成了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并为之英勇献身的革命英雄主义。

第三，抗战精神丰富和升华了民族团结精神。其一，突破了强调“华夷之辨”的大汉族主义局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成为共识，中华民族意识空前觉醒。其二，中华民族空前团结，各民族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和衷共济，并肩战斗，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成为各兄弟民族的共同意志。

第四，抗战精神丰富和升华了自强不息精神。其一，在深重的民族灾难和基本物质保障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中华儿女不畏艰难，依靠自己的力量顽强拼搏、奋发图强，形成了自力更生、自立自强的强烈民族意识。其二，面对生死考验，中华儿女自觉践行不妥协、不退让、不屈服的民族气节，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

三、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承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60年前，依靠伟大的抗战精神，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目前，面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期，仍然需要认真继承和大力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第一，深刻认识抗战精神的核心价值。抗战精神的核心价值是爱国主义。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爱国主义的伟大胜利。60年前，正是在爱国主义的感召下，各阶层各党派各兄弟民族万众一心、团结奋战，形成了日本帝国主义难以逾越的铜墙铁壁。今天，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各种严峻挑战。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应对挑战、克服困难，必须把爱国主义作为最重要的精神资源，充分发挥爱国主义能够最大限度地统一全民族意志、振奋全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的特殊优势，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续写新的篇章，铸造新的辉煌。

中华民族范文篇2

［关键词］全球化；多元化；民族文化；民族影视艺术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

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全球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与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在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因特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为现实。尤其是以电视和因特网为主导的传播界正在重构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全球被村庄化，人类被世界化，大众传播媒介深深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

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不面临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全球化进程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能否得到保持？全球文化发展究竟应当“一元”还是“多元”？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也渗透到社会、文化等领域，改变着人类生活与全球面貌。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所谓整体化，是指全球作为同一个整体而存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日益加强；所谓互联化，是指所有国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经济利益、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普遍相关性；所谓依存化，是指国际合作与协调，对话与协商，已经成为任何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趋同，更不能将其想象为一种“世界大同”的幻想境界。对于文化来讲，更要看到它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既要看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又要看到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文化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时空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养育了各种文化类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环境的变迁和文化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文化呈现各异的形态，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前者是文化的民族性（或曰地域性），后者是文化的时代性（或曰阶段性）。文化作为有理性的人类的创造，与人类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有着密切关系，但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终究不是人的主观精神的随意作品，而只能是各民族在不断适应和改造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显然，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文化多元化的态势。

世纪之交，在全球化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出现了文化本土化与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与文化一元化的激烈争论，后殖民理论批评也显得越来越活跃。后殖民理论可以说就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它与后现论相呼应，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特别是在当今世界日益处于全球化语境的条件下，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一系列新课题。关于后殖民主义兴起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认为二战以后正式出现，其理论成熟的标示性著作首推原籍巴勒斯坦，后为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赛义德的《东方主义》（1978），之后，又有许多其他学者相继与著作，着重分析了后殖民的媒体帝国主义、民族国家话语、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揭露了文化殖民主义的内蕴及历史走向。尤其是80年代后期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和理论界失势之后，后殖民主义更是异军突起，越来越成为人们兴趣的中心，特别是四位国际知名学者相继加盟后殖民主义批评，他们是：法国解构主义著名学者德里达、美籍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英国著名学者伊格尔顿、美国著名学者杰姆逊，从而使得后殖民主义批评成为西方文坛90年代的一种显学。后殖民主义批评往往直接批判帝国主义和欧洲文化中心论，例如赛义德认为，所谓“东方主义”其实是从欧洲文化中心论看待东方，实质上是西方为自己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而编造的一整套重构东方的战略，背后支撑的是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主义。西方用这种新奇和带有偏见的眼光看待东方，必然带来许多关于东方文化的误会和歪曲。西方向东方推行自己的“东方主义”，本质上就是推行一种殖民文化观念。如果说，殖民主义是依靠武力对弱势国家进行侵略的话，后殖民主义则是依靠文化侵略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

在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发表了各不相同甚至彼此对立的意见。例如，英国著名学者约翰·汤林森（JohnTomlinson）的《文化帝国主义》出版于80年代中期，该书对西方后殖民主义话语进行了分析，尤其是着重分析了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话语。由于汤林森的西方中心论立场，使他否认了利奥塔德和杰姆逊等人的后现代媒介批判理论，坚持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只是中性的、平等的传播，而不是强加意识形态于第三世界。在此基础上，汤林森也不同意文化帝国主义是某种原来的本土文化被外来文化“侵略”的说法，而宁愿采用“影响”这一概念，他还强调思考文化帝国主义的方式应当由地理范畴（本土与外国文化）转为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从而否定文化的差异性和民族性，单方面强调其同一性和全球性。在这个问题上，著名的美国后现代学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Jameson）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杰姆逊认为，在后现代后殖民时期，国家和民族并没有消亡，因此，一方面应当看到这个时期全球文化的趋同性，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与对抗。杰姆逊指出，后现代后殖民时期，经济依赖是以文化依赖的形式出现的，第三世界由于经济相对落后，文化也处于非中心地位，而第一世界由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科技实力，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自己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价值观受到冲击。

确实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不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乃至主权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一方面要防止文化保守主义，积极参与到世界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当中去；另一方面又要警惕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既接纳现代性又保持民族性的文化整合，既加强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又维护自己独具特色的文化。

二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

在全球化语境下，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已经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有愈演愈烈的态势。当今世界跨文化传播中，影视无疑具有最广大的观众群和覆盖面。“毫无疑问，国际间的交流带来了不同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国际交流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国际传播，即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进行的文化信息的交流和传递，其中对传播者而言，最便利、最有效的工具是通过天空直接传播的媒介，即广播和电视。……同时，作为以视觉图像传递的媒介，电视传播又受到国际电影交流的影响，并在记录媒介的交流中，吸取了国际间电影交流的历史经验，形成了国际间音像特别是影视交流的新领域。”(2)

由于电影电视的画面具有直观可视性，逼真活动的人物影像可以通过形体语言、行为动作的全人类性建立共同的理解前提，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对文字的依赖，以及广播对语言的依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电影电视可以跨越语言文字不同所引起的“传播阻隔”与交流困难，更加容易被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的人民所接受和理解。尤其是由于影视艺术自身特有的强大魅力，决定了影视艺术仍然是当今社会最受欢迎的大众文化娱乐形式，在全世界拥有为数众多的观众群体。加上高新技术的进步带来了传播媒介的巨大变化，更是使得电影电视如虎添翼，大大增强了自身的艺术魅力和传播能力。随着传播手段的日益先进，电影电视跨国传播的规模越来越大、能力越来越强、覆盖面越来越广。电影电视的国际交流，不但为影视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国际收入，同时也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使得各个国家和民族所创造的文明迅速为全人类所共享，影视艺术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递信息、表达情感、传播文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架起国际文化交往的桥梁的作用，增进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

但是，犹如一把双刃剑，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也带来了许多复杂的问题。由于少数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因而凭借诸多优势实际控制着国际传播与世界影视市场，使得影视传播并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而仅仅只是一种单向的跨国传播，使得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存在着不平等与不合理的格局。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在国际影视市场处于霸主地位，一是因为拥有雄厚的资本，二是因为拥有先进的制作技术和制作手法，以及现代化的传播手段，三是因为多年积累的丰富的市场经验。美国好莱坞电影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雄厚的资金实力、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强大的推销能力，在20世纪始终保持着世界电影市场霸主的地位，尤其是近十年来这种势头更是有增无减，一部《泰坦尼克号》耗资2亿多美元，却在全球赚取了18.25亿美元的票房收入（截止至1998年12月），以及近18亿美元的其他收入，其中大部分来自世界其它国家。甚至一部片长90分钟，投资4500万美元的卡通片《狮子王》，也为迪斯尼公司在世界各国赚取了9亿多美元的高额回报。好莱坞电影不但大举进入发展中国家的电影市场，对这些国家的民族影视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和威胁，美国的电影片和电视片甚至还占据了欧洲主要的文化市场。资料显示，早在1993年美国影视产品就已经成为美国出口欧共体各国的第二大出口商品，销售额相当于同年度欧共体国家出口到美国影视产品的12倍，这种极不平等的文化贸易，引起了欧共体国家极大的忧虑与不满。特别是在法国，一些知识分子竟然提出了“50年后欧洲作为一种文化是否存在”的问题。又如加拿大，由于与美国毗邻的原因，美国文化几乎无孔不入，对加拿大自己的民族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加拿大的大部分电影院线被美国资本所控制，放映的影片绝大部分也都是好莱坞影片。电视业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影响，无力应对美国电视节目的大举入侵，使得加拿大娱乐市场的美国化倾向日益严重。虽然加拿大政府也采取了多项措施和优惠政策扶持本国影视产业，但结果仍然是收效甚微，难以抵御美国文化产品的长驱直入。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广大发展中国家民族影视业举步维艰的处境可想而知。中国大陆1999年电影市场下滑幅度达到50%左右，全国绝大多数影院亏损，尽管国家目前每年只允许进口十部外国大片（主要是好莱坞影片），但这十部影片的票房收入却占据了全年票房收入的一半还多。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发展中国家纷纷起来捍卫自身的利益，维持本民族的文化，要求打破国际传播中不平衡、不合理的现象，认为应当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尽快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许多学者更是在考虑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特别是当跨国传播使外来文化不断涌现到人们面前时，民族传统的文化精神将受到严峻的考验。是福星高照，促进民族文化的发展？还是祸从天降，破坏优秀的文化传统。”(3)

尤其是随着21世纪的来临，影视媒体跨国传播显然已经成为历史趋势与时代潮流，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影视媒体跨文化传播的速度也在日益加快。特别是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必将对于两岸三地的影视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用最现代的语言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

中华民族影视艺术如何应对WTO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如何积极参与到全球性的影视行业激烈竞争之中？如何能够使我们的影视业在世界影视市场上有一席之地？这些问题已经不只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严峻的现实问题。除了在观念和措施等诸多方面均应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入世”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之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如何使我们的民族影视艺术作品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并且为世界各国广大观众所接受。

毫无疑问，我们民族影视艺术自身最大的优势和特点，就在于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正因为如此，中国影视艺术能否在世界上占有它应当具有的地位，关键就在于我们能否创作出经得起世界性比较、具有自己鲜明的民族特色、而且为各国观众所接受的影视作品。这一论点，已经被20世纪80年代大陆、香港、台湾两岸三地电影艺术的成功经验所证实。从根本上讲，影视艺术的民族性就是如何在影视作品中体现民族文化的问题。一方面，影视艺术越具有民族性也才越具有国际性，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是影视艺术民族性的沃土；另一方面，影视艺术更需要对于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刻反思，运用现代意识对于传统文化进行观照与超越则是影视艺术时代性的需要。显然，这种继承性与超越性，正是构成了中华民族影视艺术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的深层内蕴。

2000年4月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在香港浸会大学召开了“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本次会议的主题就是研究21世纪华语电影在跨国传播中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在此次会议上，我宣读了自己的论文，题目是《传播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与融合》（本论文的部分已发表在《电影艺术》2001年1期），我这篇论文写作的灵感，来自于香港《亚洲周刊》的一则消息，这条消息讲到，世纪之交，香港《亚洲周刊》举行了评选“20世纪中文电影100强”的活动，其评选结果令人深思：近百年来华语电影拍摄了上万部。但是，这次评选出来的百部优秀影片中，80年代的影片竟然占据了1／3，而且中文电影也是在80年代以后才真正开始受国际瞩目，两岸三地均有影片相继在全世界各个重要国际电影节上获奖，90年代港台一些著名导演和演员甚至被好莱坞重金聘请，真正参与到国际电影业的激烈竞争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20世纪80年代堪称中国电影史上光辉的一页，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真正开始走向世界，引起国际社会关注。

80年代前后，以徐克、许鞍华为代表的香港“新浪潮”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台湾“新电影运动”，还有以陈凯歌、张艺谋为代表的大陆“第五代”导演群体，尽管有着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和美学追求，但是，他们的影片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撞，在继承性与超越性中，体现出中华民族电影艺术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审美价值，或者换句话讲就是：“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

“用最现代的艺术语言来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也就是需要通过现代创新的艺术手法来体现富有特色的民族文化。这种成功的经验，我们不但可以从上述列举的80年代前后两岸三地电影艺术家们那里找到例证，还可以从90年代李安、吴宇森等一批成功地进军好莱坞的著名华人导演那里找到例证。甚至还可以从其他艺术门类享誉世界的著名华人艺术家们那里找到例证，诸如绘画艺术中，善于运用最具有现代创新意识的绘画语言来表现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云南画派”代表人物丁绍光，以及善于将东西方文化有机融汇在一起的旅法著名画家赵无极，还有善于运用现代建筑语言来体现东方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的建筑艺术大师贝聿铭，以及音乐界将古代编钟与现代音乐语汇有机结合并运用到香港回归音乐会的著名音乐家谭盾等等。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难以尽述。但是，从总体上讲，五千年中华文化所形成的文化范式，是一种“伦理型”文化范式，从而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形成了明确的区别。《中华文化史》指出：“社会结构的宗法特征，导致中华文化形成伦理型范式。”(4)“伦理”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中西伦理观的差异，甚至成为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之一。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性，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讲：“中国文化以家族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职责与义务；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注意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中西文化的这一差异，早在‘五四’时期就被人们清楚地揭示出来了。”(5)

在世纪之交，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东西方文化冲撞加剧的情况下，大陆、香港和台湾两岸三地的影视艺术家们都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主题，拍出了许多优秀的影视艺术作品。其中，被誉为台湾新生代最重要导演之一的李安，连续拍摄了《推手》（1991）、《喜宴》（1993）和《饮食男女》（1994）组成的“家庭伦理三部曲”。许多评论都指出，李安电影作为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产物，在其影片中深深渗透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李安电影擅长在大的文化背景下来表现家庭伦理道德问题，他的影片《推手》是借中国太极拳的推手，以及退休拳师坎坷的黄昏恋，来探讨人际关系的平衡问题；《饮食男女》则是以退休名厨朱师傅同三个女儿和女邻居之间的微妙关系，巧妙地将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中的“恋父情结”与东方传统人伦关系交错在一起；特别是《喜宴》，更是将东方式的家庭亲情与西方式的同性恋现象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与冲突，最后达到宽容与和解，表现了代表东方传统文化的“父权”的屈服与让步。李安电影一方面有意识地表现太极推手、中国书法、烹饪艺术等中华文化奇观，这些富于东方文化神秘色彩的内容，无疑成为吸引世界各国观众的有力手段；另一方面，李安这几部影片所表现的核心问题几乎都是“家庭”问题或伦理问题，通过“家庭”与伦理问题来反映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渗透与和解。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下，世界经济交流与文化交流日益扩大，李安电影在题材取向上无疑适应了当代东西方观念的需要，使得他的影片既能在台湾本土稳居商业主流电影行列，又能适应西方国家电影市场的需要，具有较高的票房。特别是李安擅长于通过娴熟的电影语言将温情和幽默共融于戏剧化的情境之中，将戏剧性情节放置到影片构架的重要支点，再辅之以平实的叙事风格和熟练的电影技巧，使他的影片既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又有成功的商业价值。

四民族影视如何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21世纪中华民族影视艺术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就是如何进入国际主流商业电影与国际主流传播市场。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20世纪中华民族影视艺术取得了辉煌的业绩，但是，两岸三地的华语电影仅仅只是进入了国际艺术电影竞争行列，尚未进入国际主流商业电

影的竞争市场。电视艺术方面的问题可能更加严重，中国大陆电视以商业方式进军国际电视节目市场，实际上仅仅只有几年时间，尤其是“与国际市场的要求相比，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国电视与国际市场大面积接轨还需要相当时日，多数电视从业人员还缺乏对国际电视节目市场的了解，还不习惯以世界眼光和国际标准制作节目……这些问题如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电视走向世界的进程，影响到中国电视的国际存在和国际地位。”(6)这就是说，必须处理好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问题。

显然，中华民族影视艺术要想真正进入国际影视市场，关键还在于能否运用国际化制作方式，创作出让西方观众也能够读懂与接受的影视作品。事实上，李安电影也有一个调整过程，他的“家庭伦理三部曲”中，《推手》在美国的票房并不理想，而后来的《喜宴》则吸取了教训，从决定投拍之时起，作为投资方的美国“好机器电影公司”总裁夏慕斯便积极参与到原剧本的加工和修改之中，较多地考虑了西方国家观众的理解与接受问题，并且增强了商业层面的考虑，通过商业娱乐的包装来表现浓厚的东方文化蕴味，从而使

《喜宴》在海内外均取得了可观的商业成就。

另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就是被誉为2001年初最大娱乐新闻的李安的《卧虎藏龙》。当几个月前，李安携这部影片来北京做宣传时，放映之后效果一般，票房更是很不理想；而这部影片在美国放映时却一直高居全美票房前十位之列，赢得了一片喝彩声，并且于今年初站到了金球奖的领奖台上。而且更加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批评者与赞扬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部片子是否很中国化、很东方化，在这个问题上，批评者以中国人居多，认为这部影片实在很一般；赞扬者以西方人居多，认为这部片子拍得很有中国情调。这种十分矛盾的现象，正好说明李安对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一样熟悉和了解，再加上他勇于创新的精神，使他能以西方人所能读懂与接受的方式讲述一个东方悲情武侠故事，并且让西方人真正进入东方情境。李安《卧虎藏龙》的真正意义在于，这部影片已经不再是以所谓东方奇观来吸引西方观众的猎奇心理，而是以一种人类共同的情感来打动西方观众，使西方人真心实意地迷恋上了东方情调，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影片标志着华语电影开始以一种新的姿态进入国际主流商业电影市场，让相互隔膜的东西方文化在影视艺术领域内开始了真正的交流。正如有评论指出：“如果我们不是太敏感地纠结于它的东方性和西方性，我们会看到这部片子所代表的一个无可避免的趋势，那就是未来的许多运作，无论是艺术的还是经济的，都可能是一种国际化运作，用着一种既东方又西方的方式。而我们的艺术家与运作人，随着事业的拓展，也越来越具有国际意味。其身上东西方杂糅的意味更浓更深。”(7)

这些例子启发我们，中华民族影视艺术要想真正进入国际影视市场，还必须培养出一批既熟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熟悉西方文化的制片人和编导，也就是“东西方杂糅”的影视艺术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文化隔阂问题，真正与国际影视市场接轨。正如吴宇森的《变脸》获得成功后所说：“要拍一部国际性的电影，一定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和他们的思想行为，但是我拍电影的一贯方式是希望尽量找出我们一些共通之处，不论我们是来自哪个地方或哪个民族。譬如我们中国人，不管是来自香港、台湾还是内地，我们可以找到共通的所谓‘仁义精神’。至于西方人，我也希望能找出我们之间的共同处，他们也有一种‘仁义精神’，也喜欢帮助别人，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外国人比较含蓄一些，中国人则比较豪放。在《变脸》里面我找到一个相通点，就是大家都有的‘家庭观念’。”(8)

显然，吴宇森这段话启示我们，人类的情感是共同的，家庭、爱情、亲情、友谊等等是属于全人类共通的情感，生命、死亡、存在、毁灭这些终极关怀的问题也是全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青春、健康、真善美等等更是全人类共同珍惜的价值。尽管东西方文化存在着差异，但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这也是处于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民族影视艺术所应当关注的。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大卫·鲍威尔教授（DavidBordwell）在2000年香港“第二届国际华语电影学术研讨会”上，在他提交的论文《跨文化空间：华语电影即世界电影（《TransculturalSpaces：ChineseCinemaasWorldFilm》）中，有这样一段精彩的发言：“直率地说，中国电影是属于中国的，但它们也是电影。然而，电影作为一种强有力的跨文化媒介，不仅需要依靠本国的文化，同时也需要吸收更加广泛的人类文明，尤其是分享其他文化的成果。只有具备了吸收不同文化的能力，中国电影才能真正冲出国界并为全世界观众所接受。”

注释：

(1)冯天瑜等著《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2)钟大年等主编《电视跨国传播与民族文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页。

(3)同上，第11页。

(4)同(1)，第232页。

(5)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6)西冰《浅谈开拓国际电视节目市场问题》，载《电视研究》2000年第5期。

中华民族范文篇3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建设

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根基源于五千年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共同体则源于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理解与自信。事实上，区别民族特性的关键点更多时候并非血缘、语言、信仰等因素，而是对文化的认同。这一观点在我国历史发展尤其是近现代历史观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在其认同了中华文化之后才真正意义上地成为了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就是这一历史观与文化观的有效认证。从当代文化发展建设的角度来看，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体量，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对比现阶段的世界各国，国际话语权并不完全由人均GDP或其他人均指标所决定，更需要从工业体系完整度和经济总量等总体数据层面上来确立。而保持总体体量的先进性不仅仅从经济维度着手，文化维度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盛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所以，必须要有效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形成行之有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从而长远地推进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进而提高国际地位，掌握话语权。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必要性表现在如下四个层面：一是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逻辑前提。在多民族国家中，由于认同客体出现差异，个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逻辑上的冲突。这种逻辑上的冲突也会衍生现实的冲突，进而严重危胁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数千年来不断吸收愿意进入中华大家庭的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特性。因此，需要通过建构一种上位概念的共同体意识或认同，来兼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个共同体认同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二是整合国内各民族利益的重要机制。整合各民族利益是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冲突问题的重要思路。民族利益的整合关键在于如何认知本民族的利益。只有在共同体认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达成共识。三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所面临的风险，不仅要依靠物质利益手段，也需要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所谓“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和尊崇的心灵寄托、灵魂安顿之所和精神归宿，是民族生命力的精神之母、创造力的精神之源。四是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精神支撑。工业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任何人进入城市寻求美好生活，必须成为工业城市的一颗“螺丝钉”。在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城市生活存在一定差异。任何公民只有从政治上认同这个国家，接受国家的法制秩序，才会愿意以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采取反社会的行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少数民族进入城市，面对现代化带来的冲击所引发的文化危机意识，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距离。现阶段，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在科学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民族共同体认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可否认依旧存在一定的底层民族矛盾，这一矛盾在部分地区表现较为突出。如近年来的“台独”、“疆独”、“藏独”等活动频发便是表征之一。这其中虽然存在一定的境外势力的干预与鼓动，但是也同样需要我们从民族共同体认同层面上来找寻解决之道。建立更广泛文化认同与更坚定的文化自信是解决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紧迫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和路径。

二、文化自信对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作用

民族共同体主要是指在一定的地域内（一般为国家）在文化与历史的共同认同下所产生的多民族单一体。其中首要解决的核心矛盾是在多民族的基础上形成更为广泛的认同。同时来讲，就是让多民族共同达成“我们是一起的”这一思维理念。同样，也只有如此才能够在社会稳定、经济共建、利益共享、广泛合作等多个层面上形成更牢固的基本态势。反之，则会产生大量的社会矛盾与问题。从其他国家的如土耳其民族独立运动，到我国部分地区的分离反动势力等均是由于民族共同体建设层面上的缺失而引发的。不难发现，对于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是产生共同体认同的核心关键，如何能够让不同民族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经济水平间的群体产生文化认同呢？这就需要我们对于自我民族大共同体下产生的文化充满自信。将其概括为“文化自信”。事实上，我国具有天然的文化自信优势：一是我国悠久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底蕴。在世界范围内我国是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且“统一为常态，分离为特例”的历史发展进程也是绝无仅有的。此种历史特征赋予了我国对于历史文化的高度自信，并从内心深处形成了显著的对比性优势。二是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处于一个明显的上升期。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关乎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关乎生产的经济总量提升均处于明显的上升期。常年保持在8%以上的经济发展增速，在“经济缓降，软着陆”的指导思想下也保持了接近7%的总量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极为罕见。经济发展带来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的增加无时无刻不在提升我们的民族自豪感，随之而来的则是更为广泛的文化认同与更坚定的文化自信。三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文化的传承，从官方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到民间组织的文化传承团体均对于文化保护及文化传承有着重要的贡献。加之全社会对于主流文化的认同及近年来在教育领域内的大量投入，在社会层面上形成了广泛的认可，极大地提升了民族文化自信的必要基础。文化自信是一种必然趋势，其在逐步完善与推进的过程中必然会对民族共同体认同产生积极作用和影响。第一，文化自信成为纽带，不断强化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民族共同体认同关键是认同彼此的文化，文化自信则是对其共同形成的文化符号一种客观的强化。在强化过程中，不同民族自身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会得到有效的降低，裂痕得到有效的“修复”，从而极大地发挥共同文化在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粘合作用。试想，随着汉语言国际化趋势的发展，不同民族的对外交流均以普通话为工具，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显然更为“顺理成章”。第二，文化自信成为讯号，不断刺激民族共同体的建设。文化自信的产生依赖于我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同时也在于我国文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其影响力必然得到有效的提升，并在与其他文化传播进行“对冲”时占据更为有利的优势地位，从而刺激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不断产生。第三，文化自信成为“良药”，不断消除民族共同体认同中的“不良反应”。在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任何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均能够获得更好的预期，这在客观上会推迟民族矛盾的爆发，为解决民族矛盾形成全新的民族共同体认同提供必要的时间支撑。在文化自信的作用和影响下，不同民族在共同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分工协作，二者间的协调发展将达到最大化，从而在民族共同体层面上起到淡化矛盾、创造全新认同的基本态势。

三、江西省以文化建设事业推进民族共同体

认同中存在的问题及优化策略江西省是少数民族散杂居省份,各县、区、市均有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统计,全省有54个少数民族成份,人口15.2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0.34%.人口超过1000人的少数民族有畲族、回族、蒙古族、苗族、满族等13个民族。共建有8个少数民族乡（贵溪市樟坪畲族乡、铅山县太源畲族乡、铅山县篁碧畲族乡、永丰县龙冈畲族乡、南康市赤土畲族乡、青原区东固畲族乡、乐安县金竹畲族乡、峡江县金坪民族乡）和82个少数民族行政村，另有少数民族村民小组400余个。近几年来，江西省在加快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统一认识，在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上统一认识，针对江西民族工作的特点，建立起了省委、省政府领导下的以“部门主动、社会联动、各方互动、齐抓共管”为特色的民族工作社会化新模式，组织开展了省直有关部门对口支援民族乡村经济发展工作，制定颁布了《江西省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条例》，编制实施了《江西省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制定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实施意见》等，凝聚起民族工作社会化的强大合力。民族地区发展环境得到优化，资源配置渠道得到拓宽，法律保障作用更加突出，全省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环境更优，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意识深入人心，互相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逐步建立，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民族关系更加巩固；民族地区形成了共同发展、融合发展良好氛围，各族群众在发展中更加团结奋斗，在发展中更加和睦和谐。现阶段，江西省的民族事业也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基础脆弱、发展不足、相对落后仍然是民族地区面临的主要矛盾，原有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投入不足、标准不高、前瞻性不强给民族地区发展带来新的困难，民族地区传统产业、特色产业发展面临提质增效瓶颈，新兴产业发展动力不足、技术落后，民族地区最后3500多贫困人口脱贫攻坚工作难度大。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进入城市，各民族跨区域大流动常态化，让外来少数民族更好地融入当地、融入城市、融入社会成为民族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办法不多、手段不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形式单一、内容简单，民族关系改善中还存在隐患、存有薄弱环节，巩固和发展全省各民族大团结需要进一步更新理念、创新思维、改进工作、形成合力。如何解决好民族发展中较为突出的问题，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认识，民族文化建设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民族文化建设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要加强文化自信，进一步建设更为自信的文化体系。从我国文化自信的现状来看，主要存在如下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受到国外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隐性”的特征，即在相同文化影响下的群体很难感受到文化的存在。如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孝与忠”一直在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与生活习惯，但是人们却很少注意到此种文化层面上的强大影响。而外来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相比，具有一定的“新鲜感”，即使其在表现上相对弱化，但是在舆论层面上所形成的震动是不容忽视的。以江西省文化产业发展为例，在举办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大赛中，收获的数字文化产业创新作品更多的以欧美风、日漫等形式为主，占比超过了60%。与此同时，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文化影响将会呈现出一种更为“剧烈”的态势。另一方面，文化产业发展滞后，无法为文化自信提供可靠土壤。文化自信除了对文化的认同之外，市场化发展也是形成自信的关键要素。譬如，京剧作为我国的文化瑰宝，它在文化市场上的占有率一直令人堪忧，可见在年轻群体中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日益重要。江西省为了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发展，出台对文化产业扶持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对于形成本土文化产业具有积极作用，但是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发现，更多的文化产业以外包形式存在，即利用“中国心，生产外国的文化产品”。这看似产生了经济效益，推动文化产业“短平快”发展，但是从建立文化自信的角度来看却是本末倒置的。针对现阶段江西省文化建设事业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尝试从如下四个方面来探索以文化建设事业推进本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促进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方法和路径。一是有针对性地培育地方文化。江西省文化底蕴厚重，包括商周、汉代、宋明时期等历史文化；陶瓷、雕刻、毛笔等艺术文化；革命、改革等近现代红色文化等极为丰富。要立足于地方特色，形成具有针对性的地方文化。一方面地方文化的发展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对于文化内涵的体现、文化的传承以及文化的创新等具有天然优势；另一方面地方文化的发展更有利于形成文化自信及文化共鸣，从而更好地作用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二是以商业化带动文化的普及化。商业是文化最好的传播载体，为此在江西省后续的发展过程中，要形成以商业带动文化，以文化促进商业的一体化建设理念。通过商业元素吸纳社会资本进入到文化领域内，通过文化元素来提升文化产业的创新度。二者在相辅相成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配合，并使得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产品能够填充到人们的休闲时光中去，从而完成人们日常生活中对于文化自信的升级，春风化雨般促进本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是强化文化宣传，梳理自信根源。通过合理的宣传方式提升文化在社会信息传播中的地位，增加文化传播的密度，从而使其产生更为有效的社会影响力。利用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对文化及文化产品进行宣传，尤其是对于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宣传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与扶持。通过此种模式形成文化传播领域内的自信根源，形成全新的文化自信的集群效应。与此同时，要注意文化自信向民族共同体认同转变的宣传贡献，将文化自信在激发民族共同体认同中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四是做好传承与创新，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体系。文化的积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能停留在传统文化的“枯枝”上，要在充分汲取养料的前提下生长出全新的“绿叶”。只有如此，江西省的地域文化才能够得到包括老、中、新全部人的认可，才能够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形成文化自信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以文化建设事业推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促进民族共同体认同任重而道远。就江西省来说，支持坚守本民族优秀文化、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精华，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民族文化融合发展态势。立足散居民族工作实际，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重视民族文化建设工作，创造各民族从对本民族文化的内部认同，到对各民族文化的整体认同，再到对中华文化的最高认同。在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江西省正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迈进，以期更好地服务于建立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伟大事业，为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伟大事业提供“江西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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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范文篇4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的资料呢？最近，我抱着这一问题，翻阅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资料。我感到，资料是相当多的，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有《逸周书》、《国语》、《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世本》、《新语》、《淮南子》、《史记》、《山海经》、《帝王世纪》等50多本。另外，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等地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关，把这些资料梳理出来，估计有十多万字。如果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认识、填补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丰富炎黄文化的内容，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早期的传统美德，搞好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那么，炎帝出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是氏族社会的原始农耕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②、chú＠③、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luǒ＠④之岁。”意思是说，神农时代，谷类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生长甚多。神农制作陶器、斧、犁、锄等农具，开垦荒地，然后，使五谷兴盛，并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果实。《庄子·杂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说，神农时代，人们睡卧时安然恬静，起身时，宽舒自得。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淮南子·齐俗训》说：“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从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神农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若果丈夫身体强壮而不耕种，那么，天下的人就要受饥饿；若果妻子当年不纺织，天下的人就要受寒冷。所以，神农带头率先亲自耕种，妻子带头率先亲自纺织。这样，就把所有的丈夫和妻子，带动了起来，进行耕种和纺织，这样就能保证人们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饿和寒冷。

从《庄子·杂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两段文字记载来看，前后似乎有矛盾。前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是母系氏族社会，“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后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当时氏族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所以，炎帝神农亲自带头耕种，妻子亲身带头纺织。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不矛盾的。从炎帝传说来看，炎帝是远古传说时代某一氏族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也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圣哲，也可能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的代号。这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也许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炎帝神农时代看成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由蒙昧到野蛮、文明的转变时期。由于炎帝为氏族成长、壮大和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人们一代一代把他的伟绩用语言流传下来，成为神话传说，更加为人们所崇敬。马克思曾说：“每一个这样的氏族都有一个神话上的祖先，他被认为是赋予氏族名称的始祖和英雄。”[1](P165)炎帝和黄帝等上古人物在传说中被神化，人们把许多发明创造归功于他们，一方面是对本氏族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伟大功绩与影响的人物的无比怀念、尊重和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发展本氏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人类的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在千百年的流传中难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则是有根据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折射。我们把这些传说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能进一步证明炎帝的存在及其时代的变迁。

解放后80年代，宝鸡北首岭考古文化的整理、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炎帝活动的时代距今7000年—56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帝王世纪》说，“炎帝初都陈，又徙鲁”，意思是说，炎帝氏族初期的活动中心在陈，陈为陈仓的简称，即今宝鸡一带，后来又徙移到鲁。首先，从宝鸡北首岭6万平方米的遗址居址和出土工具可以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占26%，狩猎工具占8.6%，渔具占0.6%，这说明北首岭氏族已过着长期比较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室居生活。其次，北首岭氏族创造了发达的彩陶制造业。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写实的花纹。再次，遗址还发现了房址50多座，均为半地穴式，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墙壁平齐，多数还涂有草泥和料礓石浆。各房址都有灶炕。这都证明“神农耕而作陶”[2](P725)，“（神农）身自耕，妻自织”[3](P185)，“神农之世，卧则居居”[4](P995)，“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是真实的，可信的。

总之，炎帝神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炎帝也就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虽出生成长在今宝鸡姜水一带，但他的氏族活动范围还是很广的，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其地南至交zhǐ＠⑤，北至幽都，东至＠⑥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3](P128)。也就是说，炎帝及其氏族部落当时活动南已到达了今南岭以南的地方，北到达幽燕即河北、北京一带，东到达齐鲁今山东一带，西到达了今甘肃敦煌一带。最后，炎帝本人“崩葬长沙茶乡之尾”[6](P95)。

二、炎帝时代的道德状况及其传统美德

原始人类道德的发生并不是从原始人诞生那天起就开始的，而是经过了上百万年漫长的蕴育、萌芽和生长的过程。

在刚刚脱离动物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原始人群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靠本能进行。在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面前，人类依靠本能组织起来，共同采集，共同狩猎，共同捕鱼，共同抵御野虫、猛兽的侵袭，向大自然索取天然食物。在生殖方面，也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约束，而是靠本能的冲动杂交。总之，当时原始人的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在非常简单的本能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还不是在自觉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还不能说产生了原始社会的道德。但是，原始人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原始道德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原始人群在进入氏族社会以后，由于自然界的人化，人本身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天然的秩序开始升华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这时，原始人在氏族社会首领的率领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他们在朦胧的、反反复复的生产生活斗争过程中，在人和人的一切关系包括性交关系中，慢慢感悟到应当怎样做才有利氏族生存和繁衍。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意识，比如氏族成员经过漫长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近亲通婚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而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婚姻，生育出来的新生代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壮。于是，原来那种由杂婚演变而来的同辈婚，这时也被排除，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这是人类增强自制能力，有意识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协调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最早的道德表现之一。总之，原始氏族社会的道德是氏族成员在长期生产劳动协作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交往包括两性交往的过程中，随着智力和意识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马克思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7](P551)而且，随着智力的发展，随着道德意识的发展，还会形成道德法。正象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变成了法律。”[8](P221)这里说的法律就是习惯法，也就是道德法，即原始氏族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过程。

炎帝时代由于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原始社会的道德已由蕴育、萌芽到了形成、发展的阶段，根据炎帝传说文献的记载，当时的道德状况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韧不拔，团结拼搏

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原始先民们生活十分艰难，“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时多疾病毒伤之害”。因此，怎么生存和发展，对原始先民们来说，是时时刻刻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尖锐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凶煞的自然压力，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没有胆怯和屈服，而是以坚韧不拔、团结一致、勇敢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行为，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炎帝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充分反映了炎帝及其部族们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无比伟大的神力。

《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xiāo＠⑦；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大意是，北方的发鸠山上，有一种鸟，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所变。她游东海，不幸淹死在东海里。她的冤恨不解，变做了精卫这种鸟，常去西山街小树枝、小石子投在东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小鸟这种坚韧不拔的志向比沧海还要浩大，充分反映了姜炎部族与自然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列子·汤问篇》中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述了炎帝后代愚公及其子孙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终于感动了“天神”，“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cuò＠⑧朔东，一cuò＠⑧雍南，自次，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两座大山背走了，从此以后，从冀州的南部到汉水以南，都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连一处较高的丘陵都不见了。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神力”。

《山海经·海外北经》讲：“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种与日逐走，饮河渭大泽水，道渴而殆，弃杖成林的精神，不仅显示出了炎帝及其子孙们巨大的神力，而且也显示出了他们气壮山河、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先民们已认识到日光天象与农耕播种的关系。

（二）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代，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氏族成员之间，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意思是说，炎帝神农治理天下，沉静于胸，有聪明的智虑，有仁爱诚义之心，以公心教育氏民，所以，氏民质朴、稳重、正直、诚实，没有什么忿争，没有什么检察牢狱之事，依靠天地的资源，与天地融和一起。正因为如此，纯朴的原始民主友爱、天下平等是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内的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

炎帝神农时代这种“养民以公”、“仁诚之心”即民主友爱、天下均平的社会道德状况与《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氏族社会“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道德状况的描写是一致的。

在氏族社会里，这种通行的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一般氏族成员之间，就是一般氏族首领也与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社会劳动和对外战争的带头人。《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炎帝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的描写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不仅如此，炎帝神农氏为了氏族大众操劳过度，如《淮南子·修务训》里所说：“神农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炎帝神农氏为了给氏族成员及时治病，弄清哪些草能食，哪些水能喝，常常带头“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民间传说，炎帝在辨尝百草中，误食了一种毒性极强的草——断肠草而死。这个传说虽有很大的附会性，但他的死不仅表现了他作为氏族首领那种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而且表现了他伟大的为氏族大众献身的崇高精神。

（三）克服困难，勇于创新

炎帝神农氏为了使姜炎部族生息、发展、壮大，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生产实践中，领导部族成员们不断积累经验，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发明、创新了许多东西。

1.火的发现，人称“火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火的发明，对早期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利用火可以蒸煮食物，防治疾病，抗寒保暖。这样，人们就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对于部族繁育、发展很有利。同时，把火推广、应用到农业方面，用火烧荒，开垦土地，“刀耕火种”，对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曾说：“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乃是决定性的武器。”[9](P20)

2.始作耒＠②，教民耕种。《周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②，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意思是说，伏牺氏以后，神农氏开始发挥作用。他用刀斧砍削木制的与犁上的铧相似的东西，用木条作＠②上的把手，用农耕锄草之利，教育天下部族进行农业劳动。在当时情况下，犁、锄等农具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10](P1012)。

3.织麻为布，制作衣裳。初期先民们在未有麻布作衣以前，冬天是“衣其羽皮”，夏天是“衣其树叶”，穿着十分艰难。炎帝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帛”[6](P91)，即教人用麻织成布，然后作成衣服。这也是使人类向文明迈进的一个重大创新发明。他不仅教导所有妇女织布，而且“妻亲织，以为天下先。”[3](P185)

4.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初期先民们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部族成员患病者不少。当时的情况是“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于是，炎帝神农氏冒着生命的危险，对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11](P1517)。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这种为部族敢冒生命危险、勇于探索试验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炎帝神农由此被誉为“医药之神”。

5.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由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的发展，各职业集团之间的发展，需要把各自的产品拿到一定交换的地方，互通有无。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炎帝首辟交换市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2](P624)，即在太阳正中午的时分，大家把各自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以物易物。这种市井交易，饮食之道，都取诸于此。

6.台榭而居，烧陶为器。炎帝时代，由于部族有了农业种植，所以告别了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由于有了陶器作炊具，部族也都吃煮热的食物，如古书所载，炎帝神农时，部族们“作陶冶斤斧”[13](P1222)，“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乐其俗，安其居”[4](P357)，“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6](P91)。当时陶器肯定是有的，至于“冶斤斧”，恐怕有些夸张。宝鸡北首岭炎帝遗址的发掘，就曾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陶片。陶器上人面纹，或为黑彩，或为紫彩，都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但却没有金斧一类的用具。

7.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吴越春秋》上说，炎帝时，已发明了较好的弓箭：“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意即是炎帝神农氏用弦绷紧木料成弧形，做成弓，把木材削尖锐，做成箭。由于有了弓箭，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卫部族，而且，猎物成了通常的食物。

8.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为了“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神农氏为琴七弦，中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14](P153-154)，就是要用和谐的音乐使部族们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以治理混乱。

总之，炎帝神农氏时代有很多发明创造。当然，这些发明创造不能简单归于他一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在较发达的智力基础上，长期辛勤劳动，积累经验而来。从道德上讲，就是炎帝神农氏和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发扬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所取得的。

（四）民无私心，道德淳朴

炎帝神农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所以，民无私心，道德纯朴。“太古淳朴，民心无欲”[15](P7)，“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15](P21)，“神农无制令而民从”[3](P215)，“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6](P136)。所有这些，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男女老少淳朴的没有私心的社会道德风貌。这种社会道德风貌如儒家的《礼记·礼运篇》里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位，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夸张和修饰，但不管怎样，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里的某些政治道德风貌。

炎帝神农时代的这种“大同世界”的道德状况，和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提供的大量的易洛魁氏族社会的道德状况十分相似。恩格斯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9](P95)

当然，对炎帝神农时代的道德状况也不能理想化，笼统地把它说成是十分完美的。因为那毕竟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宗教意识、艺术意识的道德意识，没有文字，也没有抽象的理论论证。氏族成员之间是通过风俗、传统、禁忌和原始宗教仪式来进行调节的。同时，还存在着残酷的氏族复仇。比如“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陵之野，遂禽杀蚩尤”[17](P3)，“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4](P995)，虽未写明是复仇，但多少也反映了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三、研究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意义

我们常说，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我认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中，理应包括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因为炎帝神农氏不仅是姜炎部族的首领和农耕文明的缔造者，而且，他和黄帝一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以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早的源泉，而且也是当时中华民族文明的体现。当代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曾说：“炎黄二帝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全面象征。这点就超越了孔子，超越了儒家的局限性。我认为我们肯定炎黄二帝，很有重要意义，不但要重视精神文明，也要重视物质文明”，“另外，炎黄二帝不仅代表汉族，也代表少数民族。比如炎帝传说是羌氏，羌氏就是羌族，羌族就是少数民族的代表。我认为，炎黄二帝不光是代表汉族，而是代表中华民族，炎黄二帝是中国古代文明全面的象征。我们应大量宣传炎黄二帝的贡献”[18](P107-108)。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要把上限延伸到黄帝，延伸到炎帝神农氏，对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要研究、继承。

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始创者，黄帝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开创者与推动者，他们在联合的基础上，共同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而且也共同孕育出了以后的西周农耕文明。周人实现了由氏族社会向宗法社会的转变，建立了以父系个体家庭和宗亲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周公制礼作乐，创造了礼乐文化。“礼”是由祭礼而生的，起源于“腊祭”，而这些都和炎帝神农氏有关。炎帝神农氏“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发明了腊祭和原始音乐，可见周人的礼乐文化发端于姜炎文化。腊祭作为炎帝神农时代大型的冬季仪式活动，是炎帝部族们对大自然生生育化，“终岁献功”的顶礼膜拜，也是对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来年和新生命的期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春节”系列活动，不能不和姜炎文化有关。周人礼乐文化中所体现的一些传统美德，不能不和姜炎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早期传统美德有关。

李逢春先生在《炎帝功业与周秦文化》一文中说：“古雍州，今宝鸡这块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上曾经养育过华夏民族的一位人文初祖——炎帝神农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业照亮了华夏大地的古雍州、今宝鸡，这里才产生了代表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周礼周乐以及享名于世的西周青铜器和陈仓石鼓。也就是说，炎帝神农氏在农业、医药、制陶、祭祀等方面的创造和发明奠定了周秦文化的基础；周秦文化是在炎帝神农氏开始创造的这个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和繁荣昌盛起来的。”[19](P259-260)这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周秦文化中的礼乐文化、伦理道德文化也都是在炎帝一系列事迹所提供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伦理道德文化在内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以炎帝神农所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1945年，同志为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就曾引用了和炎帝故事有关的《愚公移山》的寓言。他认为，只要我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一定会“挖掉这两座山”[20](P1101-1102)。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其它传统美德，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及其理论指导下，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战胜建设过程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弘扬中华民族自炎黄以来的一切传统美德，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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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虫加乔

＠②原字耒加吕

＠③原字钅加且

＠④原字艹下加（瓜瓜）

＠⑤原字阝加止

＠⑥原字目加（扬去扌）

中华民族范文篇5

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存在许多人力所无法征服的自然灾害，但都不会压垮我们的民族。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在抗震救灾中，这种爱国主义突出表现为以人为本、一切为民，把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代精神。为了人民的生命，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民族凝聚力可以化为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全国大团结、大协作精神。汶川大地震带来的灾难现状是残酷的，但全国军民对灾区的火速支援，特别是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团结互助精神却让人温暖、令人赞叹。正是这种精神，给灾区人民带来了希望，激励人们擦干眼泪，奋勇前行，用信心去创造美好的新家园

三天全国哀悼日，那山川同悲、万民齐哀的国殇气氛，是如此庄严、凝重、悲壮，感染着每个中国人。特别是亿万人民在同一时刻的肃立默哀，更是让我们彼此听到了心音：送别逝者，擦干眼泪，挺直脊梁，奋力前进！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在高昂的“四川，挺住！中国，加油！”的呐喊声中，得到了最明显的印证。

5月12日，一场空前的大地震撼动了大半个中国。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中国紧急行动起来，万众一心地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震救灾的战斗。气吞山河的生死营救，感天动地的举国援助，无私奉献的爱心涌动，每一个画面都使我们冲击般地感受到了13亿人民团结起来所表现的强烈爱国之心、浓浓同胞之情、团结奋进之力。全国军民，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普通百姓，无一不用自己的骨肉亲情和血肉之躯，铸就着一座生动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丰碑。

在抗震救灾的第一时间，党中央、国务院立即向全国发出抗震救灾的号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就出现在救灾最前线；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政府紧急行动起来，尽职尽责，全力以赴，齐心协力，救援灾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迅速组成紧急救援队，披荆斩棘，强行突破，直奔抗震救灾第一线，创下了短期内运兵10万的纪录；全国人民火速行动起来，在危急之际，纷纷奉献爱心，伸出援助之手。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到处洋溢着爱的暖流，这更是举世罕见的一个民族以整体的力量与巨大的自然灾害相抗争的壮举，如果没有昂扬的民族精神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抢救人民群众生命是首要任务”，“只要有一线希望，只要有一点生还可能，我们就要作出百倍努力。”“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总书记在抗震救灾第一线发出的铿锵有力的话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博大情怀，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奋斗的英雄气概。

连日来，在灾区的残垣断壁中，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救援人员奋力拼搏，与时间和死神赛跑，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写下一篇篇悲壮感人的延续生命之歌。人类崇高的情感是相通的，国际舆论对此也作出了高度评价：“一个能够出动十多万救援人员的国家，一个企业和私人捐款达到上百亿的国家，一个因争相献血、自愿抢救伤员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永远不会被打垮。”

这次中华民族在汶川大地震面前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是对民族凝聚力的又一次考验，“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民族奋进的行动，又一次以雄辩的事实向全世界昭示：以民族精神凝聚起来的民族，具有一种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它在关键时刻起着力扶危局的作用，正如人们所表达的心声：“地动天不塌！这是因为，在我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脊梁。有了民族凝聚力，一个国家就能挺起脊梁，不为任何困难和灾难所压倒。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存在许多人力所无法征服的自然灾害，但都不会压垮我们的民族。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维系中华民族、凝聚炎黄子孙的坚强力量，也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强大的内在动力。

民族凝聚力是一种思想整合力量，它作为浸润到每个国人血脉中的民族之魂，集中了民族思想、民族文化的精华，对其全体成员具有价值指向的吸引力。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和进步发展的精神支撑。在抗震救灾中，这种爱国主义突出表现为以人为本、一切为民，把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代精神。为了人民的生命，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中华民族范文篇6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的资料呢？最近，我抱着这一问题，翻阅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资料。我感到，资料是相当多的，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有《逸周书》、《国语》、《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世本》、《新语》、《淮南子》、《史记》、《山海经》、《帝王世纪》等50多本。另外，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等地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关，把这些资料梳理出来，估计有十多万字。如果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认识、填补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丰富炎黄文化的内容，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早期的传统美德，搞好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那么，炎帝出生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根据大量的文献记载，可以肯定地说，是氏族社会的原始农耕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逸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破木为＠②、chú＠③、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以助果luǒ＠④之岁。”意思是说，神农时代，谷类像雨一样从天上掉下来，生长甚多。神农制作陶器、斧、犁、锄等农具，开垦荒地，然后，使五谷兴盛，并获取了各种各样的果实。《庄子·杂篇》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说，神农时代，人们睡卧时安然恬静，起身时，宽舒自得。人知其母，不知其父。《淮南子·齐俗训》说：“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从这段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神农时代，已经形成了一些明确的规定：若果丈夫身体强壮而不耕种，那么，天下的人就要受饥饿；若果妻子当年不纺织，天下的人就要受寒冷。所以，神农带头率先亲自耕种，妻子带头率先亲自纺织。这样，就把所有的丈夫和妻子，带动了起来，进行耕种和纺织，这样就能保证人们有饭吃，有衣穿，不受饥饿和寒冷。

从《庄子·杂篇》和《淮南子·齐俗训》两段文字记载来看，前后似乎有矛盾。前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是母系氏族社会，“人知其母，不知其父”。后者记载，炎帝神农时代好像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出现了一夫一妻制家庭。由于当时氏族首领还没有什么特权，所以，炎帝神农亲自带头耕种，妻子亲身带头纺织。其实，也可以认为是不矛盾的。从炎帝传说来看，炎帝是远古传说时代某一氏族或部落联盟的领袖，也是少数先知先觉的圣哲，也可能是某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的代号。这个氏族或部落联盟经过了漫长的历史发展，也许几百年，甚至一千年或更长的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把炎帝神农时代看成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由蒙昧到野蛮、文明的转变时期。由于炎帝为氏族成长、壮大和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人们一代一代把他的伟绩用语言流传下来，成为神话传说，更加为人们所崇敬。马克思曾说：“每一个这样的氏族都有一个神话上的祖先，他被认为是赋予氏族名称的始祖和英雄。”[1](P165)炎帝和黄帝等上古人物在传说中被神化，人们把许多发明创造归功于他们，一方面是对本氏族发展有过重大贡献、伟大功绩与影响的人物的无比怀念、尊重和崇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继承他们的精神，发展本氏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人类的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在千百年的流传中难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则是有根据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折射。我们把这些传说和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能进一步证明炎帝的存在及其时代的变迁。

解放后80年代，宝鸡北首岭考古文化的整理、发掘，进一步证明了炎帝活动的时代距今7000年—5600年，属于仰韶文化晚期。《帝王世纪》说，“炎帝初都陈，又徙鲁”，意思是说，炎帝氏族初期的活动中心在陈，陈为陈仓的简称，即今宝鸡一带，后来又徙移到鲁。首先，从宝鸡北首岭6万平方米的遗址居址和出土工具可以发现：农业生产工具占26%，狩猎工具占8.6%，渔具占0.6%，这说明北首岭氏族已过着长期比较稳定的以农业为主的室居生活。其次，北首岭氏族创造了发达的彩陶制造业。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很多写实的花纹。再次，遗址还发现了房址50多座，均为半地穴式，多数呈方形或长方形，墙壁平齐，多数还涂有草泥和料礓石浆。各房址都有灶炕。这都证明“神农耕而作陶”[2](P725)，“（神农）身自耕，妻自织”[3](P185)，“神农之世，卧则居居”[4](P995)，“神农时，民方食谷，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是真实的，可信的。

总之，炎帝神农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转变时期。炎帝也就是这一时期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他虽出生成长在今宝鸡姜水一带，但他的氏族活动范围还是很广的，如《淮南子·主术训》所说：“其地南至交zhǐ＠⑤，北至幽都，东至＠⑥谷，西至三危，莫不听从”[3](P128)。也就是说，炎帝及其氏族部落当时活动南已到达了今南岭以南的地方，北到达幽燕即河北、北京一带，东到达齐鲁今山东一带，西到达了今甘肃敦煌一带。最后，炎帝本人“崩葬长沙茶乡之尾”[6](P95)。

二、炎帝时代的道德状况及其传统美德

原始人类道德的发生并不是从原始人诞生那天起就开始的，而是经过了上百万年漫长的蕴育、萌芽和生长的过程。

在刚刚脱离动物界正在形成中的早期原始人群时代，人类的一切活动几乎都是靠本能进行。在大自然残酷无情的威力面前，人类依靠本能组织起来，共同采集，共同狩猎，共同捕鱼，共同抵御野虫、猛兽的侵袭，向大自然索取天然食物。在生殖方面，也没有什么道德规范约束，而是靠本能的冲动杂交。总之，当时原始人的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在非常简单的本能习惯的基础上进行的，还不是在自觉意识支配下进行的。因此，还不能说产生了原始社会的道德。但是，原始人的这一系列活动，在漫长的岁月中，为原始道德的发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原始人群在进入氏族社会以后，由于自然界的人化，人本身的社会化，以及社会关系的多样化与复杂化，天然的秩序开始升华为一种真正属于人的社会新秩序。这时，原始人在氏族社会首领的率领下，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于是，他们在朦胧的、反反复复的生产生活斗争过程中，在人和人的一切关系包括性交关系中，慢慢感悟到应当怎样做才有利氏族生存和繁衍。这样，就逐步产生了原始氏族社会人们的道德需要、道德意识，比如氏族成员经过漫长的经验教训，认识到近亲通婚会带来很多不好的结果，而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婚姻，生育出来的新生代在体质上和智力上都更加强壮。于是，原来那种由杂婚演变而来的同辈婚，这时也被排除，同一氏族内禁止通婚，这是人类增强自制能力，有意识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协调的一种表现，也可以说这是人类最早的道德表现之一。总之，原始氏族社会的道德是氏族成员在长期生产劳动协作的过程中，在人与人交往包括两性交往的过程中，随着智力和意识的发展而逐渐产生的。马克思说：“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7](P551)而且，随着智力的发展，随着道德意识的发展，还会形成道德法。正象恩格斯所说：“在社会发展某个很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产品生产、分配和交换用一个共同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变成了法律。”[8](P221)这里说的法律就是习惯法，也就是道德法，即原始氏族社会道德规范产生的过程。

炎帝时代由于是由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应该说，中国原始社会的道德已由蕴育、萌芽到了形成、发展的阶段，根据炎帝传说文献的记载，当时的道德状况和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坚韧不拔，团结拼搏

原始社会人类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刚刚开始，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面前，原始先民们生活十分艰难，“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衣其羽皮”，“时多疾病毒伤之害”。因此，怎么生存和发展，对原始先民们来说，是时时刻刻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尖锐的问题。面对如此巨大、凶煞的自然压力，以炎帝为首的姜炎族，没有胆怯和屈服，而是以坚韧不拔、团结一致、勇敢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行为，以超人的力量和智慧，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炎帝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故事，如《精卫填海》、《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充分反映了炎帝及其部族们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和无比伟大的神力。

《山海经·北次三经》说：“发鸠之山，其上多拓木。有鸟焉，其状如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名自xiāo＠⑦；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大意是，北方的发鸠山上，有一种鸟，是炎帝的小女儿女娃所变。她游东海，不幸淹死在东海里。她的冤恨不解，变做了精卫这种鸟，常去西山街小树枝、小石子投在东海里，想要把大海填平。小鸟这种坚韧不拔的志向比沧海还要浩大，充分反映了姜炎部族与自然作斗争的大无畏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列子·汤问篇》中关于《愚公移山》的故事，讲述了炎帝后代愚公及其子孙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终于感动了“天神”，“帝感其诚，命夸蛾氏二子负二山，一cuò＠⑧朔东，一cuò＠⑧雍南，自次，冀之南，汉之阴，无陇断焉”。两座大山背走了，从此以后，从冀州的南部到汉水以南，都成了一片广阔的平原，连一处较高的丘陵都不见了。这是多么令人敬佩的“神力”。

《山海经·海外北经》讲：“夸父与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种与日逐走，饮河渭大泽水，道渴而殆，弃杖成林的精神，不仅显示出了炎帝及其子孙们巨大的神力，而且也显示出了他们气壮山河、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先民们已认识到日光天象与农耕播种的关系。

（二）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时代，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氏族成员之间，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民主友爱，人人平等。

《淮南子·主术训》说：“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神不驰于胸中，智不出于四域，怀其仁诚之心。……养民以公。其民朴重端悫，不忿争而财足，不劳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资而与之和同。”意思是说，炎帝神农治理天下，沉静于胸，有聪明的智虑，有仁爱诚义之心，以公心教育氏民，所以，氏民质朴、稳重、正直、诚实，没有什么忿争，没有什么检察牢狱之事，依靠天地的资源，与天地融和一起。正因为如此，纯朴的原始民主友爱、天下平等是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内的一条重要的道德规范。

炎帝神农时代这种“养民以公”、“仁诚之心”即民主友爱、天下均平的社会道德状况与《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氏族社会“天下为公”、“讲信修睦”的道德状况的描写是一致的。

在氏族社会里，这种通行的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不仅表现在一般氏族成员之间，就是一般氏族首领也与一般氏族成员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是社会劳动和对外战争的带头人。《淮南子·齐俗训》中记载炎帝神农“身自耕，妻亲织，以天下为先”的描写就反映了这种情况。不仅如此，炎帝神农氏为了氏族大众操劳过度，如《淮南子·修务训》里所说：“神农憔悴”，“圣人之忧劳百姓甚矣”。炎帝神农氏为了给氏族成员及时治病，弄清哪些草能食，哪些水能喝，常常带头“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百死百生”。民间传说，炎帝在辨尝百草中，误食了一种毒性极强的草——断肠草而死。这个传说虽有很大的附会性，但他的死不仅表现了他作为氏族首领那种民主友爱、人人平等的精神，而且表现了他伟大的为氏族大众献身的崇高精神。

（三）克服困难，勇于创新

炎帝神农氏为了使姜炎部族生息、发展、壮大，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在生产实践中，领导部族成员们不断积累经验，克服困难，勇于创新，发明、创新了许多东西。

1.火的发现，人称“火神”。《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火的发明，对早期人类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利用火可以蒸煮食物，防治疾病，抗寒保暖。这样，人们就不受气候和地域的限制，对于部族繁育、发展很有利。同时，把火推广、应用到农业方面，用火烧荒，开垦土地，“刀耕火种”，对当时发展农业生产有重大意义。恩格斯曾说：“火器对于文明时代……，乃是决定性的武器。”[9](P20)

2.始作耒＠②，教民耕种。《周易·系辞下传》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②，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意思是说，伏牺氏以后，神农氏开始发挥作用。他用刀斧砍削木制的与犁上的铧相似的东西，用木条作＠②上的把手，用农耕锄草之利，教育天下部族进行农业劳动。在当时情况下，犁、锄等农具的发明，是一个重大的发明。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他“教民耕农，故天下号曰神农氏”[10](P1012)。

3.织麻为布，制作衣裳。初期先民们在未有麻布作衣以前，冬天是“衣其羽皮”，夏天是“衣其树叶”，穿着十分艰难。炎帝神农“教之麻桑，以为布帛”[6](P91)，即教人用麻织成布，然后作成衣服。这也是使人类向文明迈进的一个重大创新发明。他不仅教导所有妇女织布，而且“妻亲织，以为天下先。”[3](P185)

4.遍尝百草，发明医药。初期先民们由于生存条件恶劣，部族成员患病者不少。当时的情况是“民有疾病未知药石”。于是，炎帝神农氏冒着生命的危险，对百草“皆口尝而身试之，一日之间而遇七十毒，或云神农尝百药之时，一日百死百生，其所得三百六十物，以应周天之数”[11](P1517)。后世承传为书，谓之《神农本草》。这种为部族敢冒生命危险、勇于探索试验的科学精神实在令人敬佩。炎帝神农由此被誉为“医药之神”。

5.首辟市场，互通有无。在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期间，由于农业、手工业、畜牧业等的发展，各职业集团之间的发展，需要把各自的产品拿到一定交换的地方，互通有无。为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炎帝首辟交换市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12](P624)，即在太阳正中午的时分，大家把各自的东西，拿到市场上去，以物易物。这种市井交易，饮食之道，都取诸于此。

6.台榭而居，烧陶为器。炎帝时代，由于部族有了农业种植，所以告别了游牧生活，开始定居；由于有了陶器作炊具，部族也都吃煮热的食物，如古书所载，炎帝神农时，部族们“作陶冶斤斧”[13](P1222)，“释米加烧石上而食之”[5](P1244)，“乐其俗，安其居”[4](P357)，“相土停居，令人知所趋避”[6](P91)。当时陶器肯定是有的，至于“冶斤斧”，恐怕有些夸张。宝鸡北首岭炎帝遗址的发掘，就曾发现了大量的陶器和陶片。陶器上人面纹，或为黑彩，或为紫彩，都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但却没有金斧一类的用具。

7.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吴越春秋》上说，炎帝时，已发明了较好的弓箭：“神农皇帝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四方”。意即是炎帝神农氏用弦绷紧木料成弧形，做成弓，把木材削尖锐，做成箭。由于有了弓箭，不仅可以很好地保卫部族，而且，猎物成了通常的食物。

8.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为了“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神农氏为琴七弦，中以通万物而考理乱也”[14](P153-154)，就是要用和谐的音乐使部族们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以治理混乱。

总之，炎帝神农氏时代有很多发明创造。当然，这些发明创造不能简单归于他一个人，而是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在较发达的智力基础上，长期辛勤劳动，积累经验而来。从道德上讲，就是炎帝神农氏和以他为首的姜炎部族们，发扬百折不挠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实践精神所取得的。

（四）民无私心，道德淳朴

炎帝神农时代，由于生产资料公有，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所以，民无私心，道德纯朴。“太古淳朴，民心无欲”[15](P7)，“故神农不施刑罚而人善”[15](P21)，“神农无制令而民从”[3](P215)，“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16](P136)。所有这些，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男女老少淳朴的没有私心的社会道德风貌。这种社会道德风貌如儒家的《礼记·礼运篇》里所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位，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当然，这里面也有不少夸张和修饰，但不管怎样，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反映了炎帝神农时代氏族社会里的某些政治道德风貌。

炎帝神农时代的这种“大同世界”的道德状况，和恩格斯根据摩尔根提供的大量的易洛魁氏族社会的道德状况十分相似。恩格斯说：“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呵！没有大兵、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包括妇女在内。”[9](P95)

当然，对炎帝神农时代的道德状况也不能理想化，笼统地把它说成是十分完美的。因为那毕竟是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一个时期。那时，还没有完全独立于宗教意识、艺术意识的道德意识，没有文字，也没有抽象的理论论证。氏族成员之间是通过风俗、传统、禁忌和原始宗教仪式来进行调节的。同时，还存在着残酷的氏族复仇。比如“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与蚩尤战于涿鹿陵之野，遂禽杀蚩尤”[17](P3)，“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4](P995)，虽未写明是复仇，但多少也反映了氏族部落之间战争的残酷性和野蛮性。

三、研究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意义

我们常说，要继承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我认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中，理应包括以炎帝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因为炎帝神农氏不仅是姜炎部族的首领和农耕文明的缔造者，而且，他和黄帝一起也是中华民族共同的人文始祖。以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仅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早的源泉，而且也是当时中华民族文明的体现。当代杰出的中国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曾说：“炎黄二帝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方面的全面象征。这点就超越了孔子，超越了儒家的局限性。我认为我们肯定炎黄二帝，很有重要意义，不但要重视精神文明，也要重视物质文明”，“另外，炎黄二帝不仅代表汉族，也代表少数民族。比如炎帝传说是羌氏，羌氏就是羌族，羌族就是少数民族的代表。我认为，炎黄二帝不光是代表汉族，而是代表中华民族，炎黄二帝是中国古代文明全面的象征。我们应大量宣传炎黄二帝的贡献”[18](P107-108)。正因为如此，我们不仅要研究、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而且，要把上限延伸到黄帝，延伸到炎帝神农氏，对他们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要研究、继承。

中国历史发展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中华民族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民族，炎帝神农氏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始创者，黄帝作为中国农业文明的进一步开创者与推动者，他们在联合的基础上，共同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而且也共同孕育出了以后的西周农耕文明。周人实现了由氏族社会向宗法社会的转变，建立了以父系个体家庭和宗亲血缘亲疏关系为基础的等级制国家。为了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存在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周公制礼作乐，创造了礼乐文化。“礼”是由祭礼而生的，起源于“腊祭”，而这些都和炎帝神农氏有关。炎帝神农氏“削桐为琴，练丝为弦”，发明了腊祭和原始音乐，可见周人的礼乐文化发端于姜炎文化。腊祭作为炎帝神农时代大型的冬季仪式活动，是炎帝部族们对大自然生生育化，“终岁献功”的顶礼膜拜，也是对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来年和新生命的期盼。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春节”系列活动，不能不和姜炎文化有关。周人礼乐文化中所体现的一些传统美德，不能不和姜炎文化中所体现的中华民族早期传统美德有关。

李逢春先生在《炎帝功业与周秦文化》一文中说：“古雍州，今宝鸡这块山清水秀的风水宝地上曾经养育过华夏民族的一位人文初祖——炎帝神农氏。是炎帝神农氏的丰功伟业照亮了华夏大地的古雍州、今宝鸡，这里才产生了代表中国和东方文明的周礼周乐以及享名于世的西周青铜器和陈仓石鼓。也就是说，炎帝神农氏在农业、医药、制陶、祭祀等方面的创造和发明奠定了周秦文化的基础；周秦文化是在炎帝神农氏开始创造的这个经济基础上发生、发展和繁荣昌盛起来的。”[19](P259-260)这个评价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周秦文化中的礼乐文化、伦理道德文化也都是在炎帝一系列事迹所提供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包括伦理道德文化在内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以炎帝神农所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至今对我们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教育作用。1945年，同志为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人民挖掉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两座大山，就曾引用了和炎帝故事有关的《愚公移山》的寓言。他认为，只要我们子子孙孙“挖山不止”，一定会“挖掉这两座山”[20](P1101-1102)。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了以炎帝神农氏为代表的早期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以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其它传统美德，并在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及其理论指导下，终于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战胜建设过程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弘扬中华民族自炎黄以来的一切传统美德，更有着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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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宝鸡市社科联.炎帝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20]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虫加乔

＠②原字耒加吕

＠③原字钅加且

＠④原字艹下加（瓜瓜）

＠⑤原字阝加止

＠⑥原字目加（扬去扌）

中华民族范文篇7

抚今追昔，浮想联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屡经艰难困苦和外侮内辱中，不断磨砺，沉淀升华，薪火相传，孕育成了历久不衰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极其宝贵的精神，包括爱国主义精神、不畏艰险精神、自强不息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植根于华夏大地的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更加熠熠生辉。特别是在这次空前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处处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

党中央、国务院对汶川大地震的高度关注用语言难以表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都飞往灾区，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走进基层指导抗震救灾并看望抢险救灾人员，走进帐篷和救助站慰问受灾群众。地方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都靠前指挥，身先士卒。这一切所彰显的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均赋予了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内涵。

面对巨大灾难，我们举全国之力沉着应对。国家众多的有关部门竞相在第一时间，派人的派人，拨款的拨款，调物的调物；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公安干警、预备役民兵和专业救援队伍等10多万人，争分夺秒地抢救受灾群众；食品、饮用水、药品、帐篷、防寒衣被等救灾物资正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的水喝、有临时住处。抗震救灾工作在短时间里开展得有力、有序、有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

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我们每天都会为灾区人民正视灾难、自强不息的事迹所感动。一位教师在地震发生之时毅然组织学生撤离，把死亡留给自己，成就了生命的永恒；一位女民警，在得知父母及女儿在地震中遇难的消息后，挺住不哭，依然坚守工作岗位；众多遇险群众挑战生命存活72小时的极限，在废墟下掩埋100多个小时之后被救出时，依然顽强地活着，创造了世界上生命的奇迹……面对灾难，选择坚强。这些举不胜举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真的催人泪下。它所折射出的灾区人民不怕艰险、坚强不屈的精神，可以从中华民族精神宝库里找到渊源。

地震无情人有情，大灾降临有大爱。牵挂灾区，爱心如潮。尤其是一些志愿者，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成都双流机场帮助装卸货物的，90%的人是志愿者，其中活跃着一支100多人的老兵志愿队；安徽省蚌埠市的刘氏四兄弟，自带两台重型挖掘机，奔赴四川灾区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华民族的团结协作精神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中华民族范文篇8

个颠扑不破且历久弥新的真理。

正当人民喜迎奥运圣火的时候，一场罕见的大雪灾发生了，雪灾刚刚过去，奥运圣火也顺利登上了世界之巅，不料一场8级强烈地震不幸发生，数万人死亡，22万人受伤，480万人受灾，严重受灾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惨烈的程度震惊世界！

但透过灾难的另一面，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我们的总书记、总理第一时间亲临一线，冒着余震危险指挥军民开展快速高效的抗震救灾行动。人民子弟兵在第一时间以各种方式开赴灾区，冒险挺进，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全球华人更是空前地团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短短几天近百亿巨资捐向灾区。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民间友人也向地震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华民族范文篇9

关键词：中华民族；祖国；乡土；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在相对封闭隔离的内陆生存环境中，在自然经济、政教合一的宗法农业社会，在认识改造自然社会、创造中华文明的实践话动中，对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长期思索、反复定位，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了“三位一体”的祖国的意义结构。所谓“一体”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天下”)，“三位”指村社共同体(乡土)、多民族共同体(“中国”)和伦理型的民族文化(“中华”)。其中，村社共同体是基础，是联系个体的情感心理纽带，多民族共同体(国家)是调控个体社会生活的政治保证，而人伦文化则是调节整合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的精神支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构成有机整体。

一、“天下”：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

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终构成其所热爱的祖国的价值内核，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价值理念不断内化，历史地积淀成“天下”人文观念。

人们一般地把“天下”理解为实体性的空间地理概念，但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天下”具有特定的人文内涵。总的来说，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力量，民族是“天下”的最高意义。“天下”具有神圣性，其利益不可侵犯。是故，“天下”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天下”是传统祖国的根本意义所在。

首先，民众利益是“天下”的基本意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为天下位天下也。”“天下”是“天下”民众的“天下”，而不是君主一人的私利。所以，天子的职能不是剥夺、占有“天下”利益，相反，天子是为天下民众的生存而治理天下的。是故，在天下、国家、君主的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他批判君主专制独裁，说“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强调“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王夫之也倡导“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总之，儒家特别是明清之季的启蒙思想家都认为民众是“天下”的主要力量，民众利益比君国利益更重要，但没有也不可能确立人民主体论的政治观。

其次，民族利益是“天下”的最高意义。王夫之以“天下之大公”为最高价值尺度，阐释了爱国主义的价值序列的层次性。指出了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价值，高扬了民族爱国主义的信仰。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辩，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也；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一人之义”“一时之义”与“古今之通义”都是在“公”的层面上按照价值普遍性的大小从低到高的排序。也就是说，以“天下之大公”来衡量三者，个人的正义最低、君主国家(“一时之大义”)利益次之，民族利益(“古今通义”)最重要。当三者发生矛盾冲突时，“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而应该舍小义，取“大义”，全“通义”。这就是说，民族利益是“天下之大公”的体现，从而是“天下”的最高价值意义，“天下”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顾炎武曾经严格区别了“国”与“天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指一家一姓之王朝，是一己之私利，而“天下”则是不因王朝更迭而永恒存在的民族及其整体利益。两者在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显然是“天下”重于。国家”。“湿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由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超越时空界限的民族爱国主义宣言书，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自觉认识和维护，成为“祖国”观念的价值核心。

再次，“天下”人文观成为社会正义原则，具有神圣的价值意义。“天下”既然是永远高于专制国家的价值理想，是衡量现存国家合理性的最高尺度，对于现存国家始终具有批判超越性的一面。这样，它就取得了与中华民族的祖国在价值观念上相契合相对等的地位和意义。不妨说，它是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象征，是传统祖国之根本价值意义所在。因此，它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祖国观念的价值之源和意义之本。

二、村社：中华民族的“祖国”原型

中华民族在形成之早期，不像希腊等为代表的西欧社会，经过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社会分工和交往扫荡了氏族公社的血缘残余，以地域性的社会组织进入了文明国家阶段。相反，它没有经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之阶段，而由氏族进入国家阶段，这样，国家就保留着大量的氏族残余。农村公社就成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社会基础。我们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把村社共同体看作是生养自己的最直接最具体最现实的“祖国”原型，几千年来积淀成深厚的恋土思乡的情感，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拂拭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我们认为，故土家乡是我们民族祖国观念的基础和纽带，是产生“中国”和“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前提。

1.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维系氏族共同体的物质力量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社成员对属于每个人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和追求，成为他们认同、归属该共同体的价值前提。虽然说专制君主剥夺了共同体成员的这种神圣的公共利益，但中华民族始终把“公天下”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理想。一部沉重的散发着原始民主精神的大同思想史，正是对这种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想追求的历史体现。所以说，乡土情结的价值指向乃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村社共同体是传统祖国的价值原型。

2.自然血亲情感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基础。古代的农村公社，是时间上的血缘和空间上的地缘相统一的社会复合体，其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实质上仍是自然血亲人际情感。儒家的礼乐文化是建立在“仁”的根基上的。“仁”不是一种外在性的强制的规范，而是个体自觉的人性意识。儒家的仁学思想是以宗法农业公社的自然血亲人际情感为文化心理纽带的。这种“群体至上”的利他性道德意识，表明了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质朴敦厚无私无虑的人际情感。它由父子、夫妇、兄弟推至朋友、邻里。即由家族推及宗族社会，自然成为个体成员的人生归宿。因此说，自然血亲情感构成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情感心理纽带。3.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在古代，由于战争、内乱或者种族压迫，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公社成员被迫迁徙他地，客走他乡。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异乡异俗，常常勾起人们思念家乡故土的情思。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历程中，逐渐积淀成炎黄子孙的思乡情结。思念家乡故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情感，不管是伟人圣贤，还是凡夫俗子，无不如此。刘邦称帝后，还归故乡沛县，和父老乡亲引吭高歌雄浑慷慨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那“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我们民族那种难以拂拭的乡土情结。如果把它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乡土意识便溶入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升华为一种高尚的国家民族意识即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说，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

总之，中华民族把村社共同体理解成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原型。原始公社的公共土地、人际情感和乡土情结，分别构成传统祖国的价值本源、情感纽带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中华民族之传统祖国观念，从起源和基础来看，它首先是乡土之国。

三、“中国”：多民族的共同体

作为“乡土中国”政治化的历史产物，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理解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凝结为“中国”这一概念。

在先秦历史典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早之称谓为“区夏”、“诸夏”、“华夏”、“中国”。何谓“夏”，《说文》卷五训为“夏，中国之人也，从父，从页，从臼。臼，两手，父，两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申为“大”。近人通过考辨殷墟陶片中的象形文字，认为“此为人之象形。“华夏”一词见于金文频繁出现。故它是周人尚文之风尚，强调民族之文化意义的产物。“中国”一词的称谓，略晚于“夏”之观念的产生。大致自商代萌生，到周代便正式形成。后世称“商”为中商，可作为“中国”人文指称的起源。王尔敏先生根据先秦25种有其载记的典籍详加考证，认为“中国”一词出现凡178次，其意义有五类：(1)指京师，凡9次；(2)指国境之内，即国中，凡17次；(3)指诸夏之领域，凡145次；(4)指中等之国，凡6次；(5)中央之国，凡1次。认为“中国”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并“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亦即“中国”就是长期生活在共同地域的同血缘同文化之诸夏民族的统称，亦即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尧舜禹古史传说时代系指酋邦或邦国。夏商周三代系指天下共主的宗法国家，秦汉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之后。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之指谓，并不侧重于种族之血缘意义，而是强调政治之大一统和文化之大一统意义。政治大一统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对民族内部而言，实行家国同构、君国交织的专制统治。亦即专制君主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民族的象征。其二是对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言，专制君主是“天下共主”，“中国”与其他民族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作为政治大一统形态的“中国”，要求个体成员忠君爱国。由此，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君与国的交织纠缠，衍生出复杂而矛盾的价值观念，甚至使忠君与爱国演变成二律背反的历史悲剧。

四、“中华”：伦理型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在本质上把“祖国”看成是具有高度发达之伦理文化的“礼仪之邦”。对祖国的认同和民族个性主要是文化的认同和文化个性。这就历史地凝聚成一个观念即“中华”。元人王元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若从炎黄算起，中华文明具有六、七千年的光辉历史。它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中华民族其他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汉化和胡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中华文化把群体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国家民族利益。在义利、公私、群己关系上，崇尚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人生信条，极大地凝聚了中华民族，民族的整体利益被整合成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为个体在爱国主义实践中正确处理民族、君主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多维价值关系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诠释成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实体，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较，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中华民族范文篇10

关键词：中华民族；祖国；乡土；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在相对封闭隔离的内陆生存环境中，在自然经济、政教合一的宗法农业社会，在认识改造自然社会、创造中华文明的实践话动中，对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长期思索、反复定位，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了“三位一体”的祖国的意义结构。所谓“一体”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天下”)，“三位”指村社共同体(乡土)、多民族共同体(“中国”)和伦理型的民族文化(“中华”)。其中，村社共同体是基础，是联系个体的情感心理纽带，多民族共同体(国家)是调控个体社会生活的政治保证，而人伦文化则是调节整合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的精神支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构成有机整体。

一、“天下”：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

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终构成其所热爱的祖国的价值内核，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价值理念不断内化，历史地积淀成“天下”人文观念。

人们一般地把“天下”理解为实体性的空间地理概念，但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天下”具有特定的人文内涵。总的来说，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力量，民族是“天下”的最高意义。“天下”具有神圣性，其利益不可侵犯。是故，“天下”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天下”是传统祖国的根本意义所在。

首先，民众利益是“天下”的基本意义。“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尧舜之位天下也，非私天下之利，为天下位天下也。”“天下”是“天下”民众的“天下”，而不是君主一人的私利。所以，天子的职能不是剥夺、占有“天下”利益，相反，天子是为天下民众的生存而治理天下的。是故，在天下、国家、君主的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黄宗羲认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经营者，为天下也。”他批判君主专制独裁，说“岂天下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强调“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王夫之也倡导“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总之，儒家特别是明清之季的启蒙思想家都认为民众是“天下”的主要力量，民众利益比君国利益更重要，但没有也不可能确立人民主体论的政治观。

其次，民族利益是“天下”的最高意义。王夫之以“天下之大公”为最高价值尺度，阐释了爱国主义的价值序列的层次性。指出了民族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价值，高扬了民族爱国主义的信仰。他说：“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辩，三者不可不察。以一人之义，视一时之大义，而一人之义私也；以一时之义，视古今之通义，而一时之义私矣；公者重，私者轻矣，权衡之所自定也。”“一人之义”“一时之义”与“古今之通义”都是在“公”的层面上按照价值普遍性的大小从低到高的排序。也就是说，以“天下之大公”来衡量三者，个人的正义最低、君主国家(“一时之大义”)利益次之，民族利益(“古今通义”)最重要。当三者发生矛盾冲突时，“不可以一时废千古，不可以一人废天下”，而应该舍小义，取“大义”，全“通义”。这就是说，民族利益是“天下之大公”的体现，从而是“天下”的最高价值意义，“天下”是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顾炎武曾经严格区别了“国”与“天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致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指一家一姓之王朝，是一己之私利，而“天下”则是不因王朝更迭而永恒存在的民族及其整体利益。两者在价值序列的选择上，显然是“天下”重于。国家”。“湿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由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为超越时空界限的民族爱国主义宣言书，对民族整体利益的自觉认识和维护，成为“祖国”观念的价值核心。

再次，“天下”人文观成为社会正义原则，具有神圣的价值意义。“天下”既然是永远高于专制国家的价值理想，是衡量现存国家合理性的最高尺度，对于现存国家始终具有批判超越性的一面。这样，它就取得了与中华民族的祖国在价值观念上相契合相对等的地位和意义。不妨说，它是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象征，是传统祖国之根本价值意义所在。因此，它构成中华民族传统祖国观念的价值之源和意义之本。

二、村社：中华民族的“祖国”原型

中华民族在形成之早期，不像希腊等为代表的西欧社会，经过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社会分工和交往扫荡了氏族公社的血缘残余，以地域性的社会组织进入了文明国家阶段。相反，它没有经历私有财产充分发展之阶段，而由氏族进入国家阶段，这样，国家就保留着大量的氏族残余。农村公社就成为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社会基础。我们民族自觉不自觉地把村社共同体看作是生养自己的最直接最具体最现实的“祖国”原型，几千年来积淀成深厚的恋土思乡的情感，成为中华民族难以拂拭的集体无意识。所以，我们认为，故土家乡是我们民族祖国观念的基础和纽带，是产生“中国”和“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前提。

1.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维系氏族共同体的物质力量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社成员对属于每个人的公共利益的维护和追求，成为他们认同、归属该共同体的价值前提。虽然说专制君主剥夺了共同体成员的这种神圣的公共利益，但中华民族始终把“公天下”作为其追求的价值理想。一部沉重的散发着原始民主精神的大同思想史，正是对这种公共利益的价值理想追求的历史体现。所以说，乡土情结的价值指向乃是农村公社的公共土地，公共土地构成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价值本源，村社共同体是传统祖国的价值原型。

2.自然血亲情感是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基础。古代的农村公社，是时间上的血缘和空间上的地缘相统一的社会复合体，其所传播的文化信息实质上仍是自然血亲人际情感。儒家的礼乐文化是建立在“仁”的根基上的。“仁”不是一种外在性的强制的规范，而是个体自觉的人性意识。儒家的仁学思想是以宗法农业公社的自然血亲人际情感为文化心理纽带的。这种“群体至上”的利他性道德意识，表明了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质朴敦厚无私无虑的人际情感。它由父子、夫妇、兄弟推至朋友、邻里。即由家族推及宗族社会，自然成为个体成员的人生归宿。因此说，自然血亲情感构成中华民族伦理文化的情感心理纽带。3.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在古代，由于战争、内乱或者种族压迫，生活在一定地域的公社成员被迫迁徙他地，客走他乡。生活的艰难困苦和异乡异俗，常常勾起人们思念家乡故土的情思。在中华民族漫长的文明历程中，逐渐积淀成炎黄子孙的思乡情结。思念家乡故土。是每一个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情感，不管是伟人圣贤，还是凡夫俗子，无不如此。刘邦称帝后，还归故乡沛县，和父老乡亲引吭高歌雄浑慷慨的《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那“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的肺腑之言，道出了我们民族那种难以拂拭的乡土情结。如果把它与国家盛衰、民族兴亡联系在一起，乡土意识便溶入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历史内涵，从而升华为一种高尚的国家民族意识即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说，乡土意识构成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

总之，中华民族把村社共同体理解成自己所热爱的祖国的原型。原始公社的公共土地、人际情感和乡土情结，分别构成传统祖国的价值本源、情感纽带和民族国家意识的原型。中华民族之传统祖国观念，从起源和基础来看，它首先是乡土之国。

三、“中国”：多民族的共同体

作为“乡土中国”政治化的历史产物，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理解为多民族的共同体，凝结为“中国”这一概念。

在先秦历史典籍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早之称谓为“区夏”、“诸夏”、“华夏”、“中国”。何谓“夏”，《说文》卷五训为“夏，中国之人也，从父，从页，从臼。臼，两手，父，两足”。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申为“大”。近人通过考辨殷墟陶片中的象形文字，认为“此为人之象形。“华夏”一词见于金文频繁出现。故它是周人尚文之风尚，强调民族之文化意义的产物。“中国”一词的称谓，略晚于“夏”之观念的产生。大致自商代萌生，到周代便正式形成。后世称“商”为中商，可作为“中国”人文指称的起源。王尔敏先生根据先秦25种有其载记的典籍详加考证，认为“中国”一词出现凡178次，其意义有五类：(1)指京师，凡9次；(2)指国境之内，即国中，凡17次；(3)指诸夏之领域，凡145次；(4)指中等之国，凡6次；(5)中央之国，凡1次。认为“中国”主要“指称诸夏之列邦，并包括其所活动之全部领域”，并“充分显示民族文化一统观念”。亦即“中国”就是长期生活在共同地域的同血缘同文化之诸夏民族的统称，亦即以华夏族为核心的多民族的共同体。尧舜禹古史传说时代系指酋邦或邦国。夏商周三代系指天下共主的宗法国家，秦汉中央集权政府建立之后。指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之指谓，并不侧重于种族之血缘意义，而是强调政治之大一统和文化之大一统意义。政治大一统有两层意义。其一是对民族内部而言，实行家国同构、君国交织的专制统治。亦即专制君主既是国家的象征，也是民族的象征。其二是对于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言，专制君主是“天下共主”，“中国”与其他民族是宗主国与附属国的关系。作为政治大一统形态的“中国”，要求个体成员忠君爱国。由此，在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君与国的交织纠缠，衍生出复杂而矛盾的价值观念，甚至使忠君与爱国演变成二律背反的历史悲剧。

四、“中华”：伦理型的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在本质上把“祖国”看成是具有高度发达之伦理文化的“礼仪之邦”。对祖国的认同和民族个性主要是文化的认同和文化个性。这就历史地凝聚成一个观念即“中华”。元人王元亮云：“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若从炎黄算起，中华文明具有六、七千年的光辉历史。它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融合了中华民族其他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优秀成分，在汉化和胡化的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了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中华文化把群体至上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强调个人利益应服从于国家民族利益。在义利、公私、群己关系上，崇尚见利思义，“义然后取”，“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群体至上”的价值取向和人生信条，极大地凝聚了中华民族，民族的整体利益被整合成中华文化的价值核心，为个体在爱国主义实践中正确处理民族、君主国家、家庭和个人之间的多维价值关系提供了思想依据。中华民族把自己的祖国诠释成群体至上的伦理型文化实体，这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较，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