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新史十篇

中华新史篇1

然而，大量中国人移民新西兰的历史则推迟了20余年。一切，开始于黄金。1866年初，第一批广东籍华工出现在南岛奥塔哥金矿场，他们为经验丰富的淘金工，一行12人。应当地商会组织特别邀请，他们其实是从塔斯马尼亚海对面的澳大利亚维多利亚金矿区辗转而来。自此，新西兰华人的历史全面揭开。

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三国华人的历史甚为相似，早期移民新西兰的华人主要源于广东；华工最先远赴加利福尼亚淘金，其后，他们的身影陆续出现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各地金矿场。华人大批到来，引发白人主宰的新世界四国开始制定实施一系列排华法规法案，以控制华人移民。直至20世纪后半叶，四国政府分别顺应其多元文化社会发展趋势及经济需求而渐次调整移民政策，主要表现为摒除种族歧视成分的陋规，吸纳非欧裔专业人士及家庭团聚类移民，四国华人人口才终得以激增。

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繁衍生息，今天，新西兰境内的华人人口约17万之多，约占该国总人口的3.7%。虽然总数依然微小，但在种族繁多的新西兰，华人为该国仅次于英裔与土著毛利人的第三大少数民族。虽然新西兰华人通常泛指拥有华人血统的特定族裔，但新西兰华人人口组成复杂，大体包括土生华人，即早期移民的后裔，以及新时期移民。后者大多于1980年代后期抵达，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及港澳台、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各国。

新西兰华人的历史除了极少数从事专门研究的学者外几乎不为公众所知，尤其在他们的祖国―中国，即使在他们的发源地―侨乡广东。一个偶然的机缘促成，两位新西兰学者决心合作尝试一件学者通常无暇着手的事情―以精心挑选的艺术照片完整呈现新西兰华人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历史。

身为华裔的我自2005年开始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进行有关新西兰华人的社会史研究。我的博士论文修改成书出版以后，2013年9月，我来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及华商研究中心继续从事海外华人历史研究，目前是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尽管我在清华大学的研究重点为晚清澳大利亚华人社会，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澳新两国华人历史更多了解，接触资料更翻新，我越发坚信直观且记录细节的影像对研究者有着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我的合作者约翰・ 特纳（John Bunty Turner）为新西兰著名摄影史专家，策展人，长期担任新西兰《摄影论坛》杂志主编，在奥克兰大学伊莱姆美术学院摄影专业执教40年荣休后，他选择在北京定居。于是，一场曲折艰辛的旅途就这样从北京启程。

我们的合作非常默契。2015年初，我们开始讨论策划这个展览的历史内容，并从自己多年研究所累积的记忆当中搜寻可能展示的精品照片，在形成了一个粗略计划以后，我们开始以电话、电子邮件、面见的方式联系新西兰全国各地收藏机构及个人收藏者以获取版权许可用于展览及图录出版。然而，实际的操作过程，其中的难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想象，原因纷繁：或则照片年久遗失，或则品质欠佳不宜摄影专业性展览，或则持有者已亡故，线索终断，而最主要的困难则是，作为独立策展人，我们缺乏资金外援。多次往返于新西兰与北京之间、新西兰国内主要城市间的旅行、协商及购买照片版权使用等一系列活动，都需要金钱以及大量时间的投入，而我们同时还需要兼顾完成手上其他的工作。

尽管如此，我们的项目计划也收获到来自新西兰各方面意想不到的热情支持。新西兰华人历史研究拓荒者，现已八十高龄的伍德明（James Ng） 先生首先慷慨提供资讯。众多早期移民的后裔热心协助，甚至无偿提供照片使用，而早期移民后裔的代表机构华人人头税历史遗产信托基金会（Chinese Poll Tax Heritage Trust ）则批准了我的资金申请。在华人国会议员杨健博士的引介下，新西兰文化遗产部长玛姬・柏利 （Maggie Barry） 女士亲自致信我给予鼓励与支持，一直热心于中新两国文化交流的新西兰驻广州总领事丽贝卡・尼德汉姆（Rebacca Needham） 女士、新西兰驻华大使麦康年（John McKinnon ） 先生、大使馆一等秘书玛丽莎・克劳弗德 （Melissa Crawford） 女士一并伸出了援助之手……

经过一年半时间的不懈努力，我们最终在上万余幅照片（包括底片）中精选出120余幅，这些照片来自新西兰国家博物馆（Te Papa） 、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奥克兰战争纪念馆等遍布全国17家收藏机构及多位私人收藏者。为表示支持，新西兰国家博物馆、奥克兰战争纪念馆、奥克兰图书馆、格力茅斯历史博物馆、奥塔高移民博物馆以及丹尼丁中国花园六家机构除积极协助搜寻照片以外，还慷慨免去版权使用费。而奥克兰战争纪念馆图片收藏部负责人肖恩・西根斯（Shaun Higgins） 先生更是古道热肠，挚诚有加，甚至向我无偿提供该馆特藏影集的高清扫描；于是，享誉世界的苏格兰摄影师约翰・汤姆逊（John Thomson） 于1870年前后所拍摄到的中国（包括香港、澳门）以及日本、新加坡、泰国、缅甸等国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重见天日。

中华新史篇2

[关键词]中国美学/抒情传统/华人学者

中国古典文学艺术的独特品格被许多学者有意无意地体认为一种与主体表现相联系的抒情特性。在海外汉学界，已有一些学者对中国艺术的抒情特性从大美学的角度进行了历时态的研寻和共时态的把捉，并逐步形成了一个有所承袭的学术传统。按照学者萧驰先生对抒情传统所作的“谱系研寻”，陈世骧所开创的这条学术思路上承宗白华“研寻中国艺术之意境的特构”的学术追求，往下又为诸多海外学者所有意沿袭：先有高友工建构起涵盖多个艺术门类的中国抒情美学理论架构；又有孙康仪、林顺夫分别从断代史的角度，蔡英俊、吕正惠、余宝琳分别从传统诗学的概念发展，刻画了中国抒情传统的形成与演变；再有张淑香对抒情传统的本体意识作了思辨性的考察。倘再加上宇文所安、浦安迪对此一领域研究成果的广泛拓展，中国美学的抒情传统研究无疑已渐成体系。[1] 在这样一条雄阔而又不乏深刻的学术进路的影响推动下，学界完全有可能对中国古典美学作出全新的评价与定位。

旅美华人学者陈世骧乃是此一学术传统的开创者，他在《中国的抒情传统》[2] 一文中最先从比较文学的视角提出，相对于西方文学而言，中国文学的道统就整体而论是一种抒情的道统。与滥觞于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喜剧的西方文学不同，中国的文学传统始于以音乐为其要髓的《诗经》和《楚辞》。WWw.133229.coM《诗经》“弥漫着个人弦音，含有人类日常的挂虑和切身的某种哀求”，《楚辞》是“文学家切身地反映的自我影像”和“用韵文写成的激昂慷慨的自我倾诉”，因此都是抒情诗歌的典范。《诗经》和《楚辞》把“以字的音乐做组织”和“内心自白做意旨”这抒情诗的两大要素结合起来，从形式和内容上确定了中国文学创作的主流。紧接而来的汉代的乐府和赋在此文学道统中继续光大并推进了抒情的趋势。自此以还，抒情传统“风靡六朝，绵延过唐朝以及以后的世代”，甚至“当小说和戏剧的叙事技巧最后以迟来的面目出现时，抒情体仍旧声势逼人，各路渗透”。与此相对应，中国古代美学和文学批评也以抒情诗为主要关注对象，如孔子就认为诗的目的在于“言志”，也就是情的流露。这导致中西正派批评显示了“滔滔的雄辩对简明的点悟法，法庭上所用的分析对经验感应的回响”这样不同的分野。

在对中国文学的整体性质作出此番评价之后，陈世骧在《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和《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3] 两篇文章中从字源学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抒情文学的源头活水。《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一文考证了“诗”字的源起及其原始意义，认为中国“诗”字虽然从公元前八九世纪才见使用，但从原始上就有一个明确的意象，即“蕴止于心，发之于言，而还带有与舞蹈歌永同源同气的节奏的艺术”。由于中国较早地出现了这样一个具有此明确意象的“诗”字，因此中国的诗学长久以来一直以抒情言志并韵律为其基本特点。《原兴：兼论中国文学特质》一文从《诗经》的形成入手探索中国文学抒情特质的起源，发现“兴”和抒情入乐诗歌的萌现是密切联系的，而这些抒情入乐作品被称为“诗”则是晚期发展变化的结果。“兴”最初是指原始初民合群游戏时“上举欢舞”所发出的声音，带着神采飞逸的气氛；当脱颖而出的领唱者把握当下的情绪，贯注他特具的才份，便能唱出有节奏有表情的章句，成为《诗经》中诸多民歌作品的创作根本。袭自古代的音乐辞藻和“上举欢舞”所特有的自然节奏构成了《诗经》中“兴”的本质，“兴”是这些诗歌形成一种抒情文类的灵魂，也是中国文学抒情特质的最初由来。后世的文学创作尽管是个人才具的直接后果，但却始终脱不开根源于“兴”之气氛的民间传统。

此外，陈世骧还在《姿与gesture》一文中探讨了由人的“基本情意生成而支配”的“姿”在抒情传统下中国文艺批评中的特殊意义；在《时间和律度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一文中通过实例展示了时间和律度这两大要素在抒情诗抒情表意方面的特殊功用；在《中国诗歌中的自然》一文中提出中国诗人常常不肯以客观的态度描写自然，而是以自然象征人事，使自然与人生交织交融的观点，以此说明了中国诗人假借自然来抒发个人情感的创作取向。另外在《中国诗学与禅学》一文中陈世骧还提出，宋代的诗学在与禅学的相互交流与影响下发动了一场不动声色的标举“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美学运动，导致中国传统诗学在两个方面得到了强化：“一是将自然作为某种直接的个人体验，二是充满暗示的诗歌的抒情性。”由此陈世骧将中国古代抒情诗的本质归结为“一种升华为非个人化的意境的情感，一种在得到生动描写的自然对象中具体化的情感，中国人由此达到特殊与一般，自我与宇宙的契合无间。”[4]

陈世骧的功绩在于，从整体文学的层面提出了抒情传统是中国文学的道统，并探讨了中国抒情文学的源起及其后展的特征，为中国美学抒情传统的研寻开辟了道路。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高友工对抒情传统的发明用功甚巨，他将抒情传统的视界从古典文学拓展至包括音乐、文学、诗歌、书法、绘画等诸多艺术品类在内的广阔的美学领域，以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建构起一个中国抒情美学的宏大体系。相对于陈世骧对中国抒情传统所做的现象描述，高友工的抒情美学建构无疑带有更多的本体论意味。

《中国抒情美学》[5] 一文是高友工实现其抒情美学体系建构的代表论文。在此论文中，高友工一方面为抒情美学奠立了一般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在追寻五大艺术门类之发展历程的过程中发掘其“特定的质朴而潜在的美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整套艺术标准和技术规则”，从而建构起一个理论严密、材料翔实的抒情美学体系。

高友工把抒情美学的理论焦点集中在创造性体验的两个方面，即创作行为和创作媒介。从创作行为方面来看，向心性体验构成了中国传统中文化表达的主要因素。由于最典型的审美体验可以满足感官愉悦、构成性实现和生命直觉的观念，并且在后者亦即“抒情美学”的意义上，反思的审美体验将包含生命的和理解的因素，因此通过对审美形式的敏锐感知来激活体验，将使人们直觉性地无限接近于意义，从而解决体验交流中意义的完整性和语言表达之间的深刻两难。这就引出了关于创造媒介——语言的深入探讨。高友工的语言理论强调了语言不仅具有交流的功能，还必须被看作是一种具有存储功能的工具，正是存储功能使得主体对审美体验的反省成为可能。因此书面语言和其他有助于记忆的媒介一样都应该是“抒情美学”各艺术品类的有效媒介。高友工还区分了语言的外延和内涵(语言的内涵指可引导人们进行内在反思的语词意义)，并指出在向心的诠释中语符的内在解释凭想象设想语词的内涵，而内涵的模式则使对人类体验的反思成为一种更丰富的内在行为。

基于上述讨论，高友工提出，抒情艺术家的创造力表现在“他们用符号构成表现了其内在的精神状态”。抒情艺术的创作以内在化始，以符号化终。内在化是对外在材料的并合过程，符号化则是指将符号用作艺术表现。在内化过程中，精神样式将不同的思想之流与一个统一的基质强有力地整合在了一起，由此设定的创作行为的内在基调形成了抒情风格的第一个特征。在符号化过程中，外在物质对象与内在精神状态在符号系统框架中互相汇聚交融，解释者根据概念在系统中的性质来解释世界，这就规定了抒情风格的创作方式的性质。

在探讨了抒情艺术的基本程式之后，高友工开始深入追寻中国古典音乐、文学、诗歌、书法、绘画的发展历程，辨认它们作为抒情艺术的身份特征和兴衰变化。

在高友工看来，音乐是抒情美学关注的重心，先秦音乐理论为抒情美学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先秦思想家已经认识到音乐的本质并不在单纯的感官享受而在于某种超越性的精神情态，而正是情与志由内而外持续转变的形式化过程构成了音乐所寻求的抒情特性。同时音乐所追求的内在的生命力量和最终的和谐正是中国抒情美学的中心观点。

汉魏六朝时期，独立的文学理论兴起，抒情美学的基本问题得到了拓展和更成熟的表述。先是由陆机在其《文赋》中关注了主体的创作行为，接着，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集中探讨了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语言问题。高友工认为《文心雕龙》的美学框架即由“神思”和“情文”构成，“神思”作为一种认识、想象、诠释和表现的精神过程，与所谓的内在化行为最为接近；而刘勰关于“情文”的论述则可以看做是他的符号理论。刘勰借此强调了文学的情感表现功能，并把文学标举为最卓越的内在性艺术。

公元7世纪，随着书法被确认为主导性的艺术形式，以及律诗成为官方承认的韵文形式，高友工心目中的抒情美学时代到来了。律诗和书法的创造观都集中体现在文字作为一种符号媒介上，它们一者强化了修辞规则，一者强化了字词的物质形式，充分发挥了语言的表现性形式的作用。这两种以内在化和符号化来表现艺术家精神状态的艺术样式最终导致了“境”的空间范式和“气”的时间节律的生成。“意境”作为诗歌所代表的最高理想，在审美观念所代表的精神空间中实现，而“气势”作为书法所追求的主要目标，则代表了一种与线条的演进相联系的生命的韵律。

公元9世纪，转变为抒情艺术的绘画集中汇聚了其他艺术品类的美学理想，标志了抒情美学鼎盛时期的来临。山水画和文人画在其各自复杂的发展历程中，一方面使山水成为艺术家内在性的一部分，一方面使抽象的笔墨形式脱离现实语境而具有了独立的意义，最终成为符合内在化与符号化程式的理想的抒情艺术。当诗与书法通过题署的方式与绘画结合在一起时，艺术家内在的“气”与他本人交融在了一起，艺术家的审美观念又使“境”保持了应有的韵味，从而在“气”与“境”的结合中实现了古代艺术家最高的精神追求。

至此，高友工把中国古代的五大艺术品类都纳入到了内在化、符号化的结构程式中，从而建构起一个具有坚实理论基础的中国抒情美学体系。

在完成了《中国抒情美学》的体系建构之后，高友工又对中国各类古典艺术进行了更为细致深入的挖掘，以此充实完善他的抒情美学体系。他在《律诗美学》[6] 一文中进一步探讨了律诗格律规则的发展演变，从中发掘潜藏在规则之下的“隐含的美学”，并在此过程中体认抒情诗歌所展现的个体生命的精神空间；在《小令在诗传统中的地位》[7] 一文中追溯了词的形式由小令到长调的变化过程，凸显了小令在扩大抒情传统的时空构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叙事传统中的抒情境界：〈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读法》[8] 一文中，以《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为例，探讨了中国诗传统中“抒情境界”的演变，及其对文言或白话叙事文学的影响，等等。

纵观高友工的学术研究，其优长在于以形式结构的系统概括来提炼艺术史及其规律，其结果是简洁明了地凸现了抒情传统及其历史地位。

高友工之后，诸多海外学者主动沿袭这一来自于陈世骧的学术思路，在各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抒情传统的建构。孙康宜和林顺夫的研究集中于断代史，他们分别从各自的研究领域细察抒情传统的转折与变化，其中前者的研究以六朝诗歌和唐宋词为主，后者的学术兴趣则更多地集中在宋词一块。吕正惠、蔡英俊将目光聚焦在比兴、物色、缘情、情景交融等诗学概念上，从传统诗学的概念发展中透视抒情传统的历变。张淑香对抒情传统的本体作了深入的哲学思辨，并在《抒情传统的本体意识——从理论的“演出”解读〈兰亭集序〉》[9] 一文中提出“中国抒情传统是源自本身文化中一种强固的集体共同存在的感通意识”。

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萧驰先生是颇为特殊的一位。他的《中国抒情传统》一书所集结的论文虽然可以看做是与此学术传统的对话，但这些论文在写作之时作者“却并未自觉到与此一学术传统的关联”；并且近年来萧驰的学术进路发生了转向，开始渐渐地从抒情传统中脱离出来。不过萧驰先生的《中国抒情传统》一书对抒情传统研究还是有着许多特殊的意义。

在悠久漫长的中国艺术文化史中，确切存在着一条绵延不断支脉密布的抒情传统之流，它与艺术文化的其他传统和现象一起，构成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独特景观。对这一传统进行美学观照，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触及到中国文化的本根。这一工作，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可算是大力拓荒，以后国内学者对“诗言志”和“诗缘情”两大概念进行了研究，成果累累。遗憾的是，超越朱先生很难，大量的工作未能尽人意，更何况，我们似乎对来自海外的声音缺乏关注，一不留神，就落后了。本文之撰作，即是希望国内学者对主要由海外华人学者所揭示的抒情传统及其研究方法和成果予以更多的了解，加大交流的力度，急起直追，共臻学术。

【参考文献】

[1]萧驰. 中国抒情传统[m].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 1.

[2][3][4]陈世骧. 陈世骧文存[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5][6]乐黛云，陈珏. 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c].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中华新史篇3

关键词：历史；语言；建构

一个国家赖以存在基石是它的文化，而文化植根于语言为基础的历史上。新加坡通过大力提倡官方语言英语，同时塑造新加坡的自身历史，进行新加坡公民的认同建构。

一、建构历史的新加坡

当代人以集体记忆、或以社会记忆概念来谈论“历史”的时候。对这类“历史”的研究， 事实上所讨论的都是人类记忆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关系。1

新加坡在历史上从未作为一个独立政治单元出现过，因而在对独立的新加坡进行历史描述时，人为建构的作用显得突出而明显。这种建构在形式上表现为西方化的华人文明历史，在内容上则着力筛选新加坡的西方文明进程，当地华人的奋斗史，刻意淡化了马来统治史与华人关于中国的记忆、

（一）建构非马来的新加坡

新加坡开港至独立时不过100余年，但作为马来亚的一部分，却足足有数百年的历史。尽管这数百年在马来亚苏丹世袭重臣天猛公的治下不过是个拥有300人口的渔村，甚至成了“没有人敢从新加坡海峡经过”的海盗分赃地。2在之前长达400年的时间内，新加坡无论是作为马来亚的一部分，还是作为新加坡本身，无论政治经济上，还是军事上的的乏善可陈，而传统历史书写方式加使得马来统治史如同鸡肋。新加坡历史的天然混沌，使得政治实力左右历史话语权的影响愈发明显。尽管以马来亚苏丹抑或是天猛公的管理不善为由剥夺马来亚对新加坡的历史合法管辖显然有失公允，但现代普遍以人而非土地为核心的国家观念却使得这种描述显得理直气壮。英殖民当局出于对统治合法性的追求，弱化马来统治历史符合其利益。在弗莱士抵新后的100年间，这位爵士成功成为了新加坡文明的先驱，马来统治在新加坡的痕迹消失殆尽。而新加坡独立后，马来人已成为新加坡的少数族群，追溯马来人的统治历史已变得毫无意义，且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后，马来文化占主体强敌环邻的现状迫使新加坡急于塑造忠诚于新加坡的国民，马来治下的新加坡史同样不符合独立后的新加坡利益遭到冷封。

（二）建构非中国的新加坡

华人早在西方殖民者到达新加坡前便和当地马来人生活在新加坡岛上。新加坡开埠后，殖民当局大量招募华人来新，华人人口迅速增加，在新加坡的建设过程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如果说英殖民当局时当地的政治军事支柱的话，华人无疑是新加坡的经济支柱。新加坡从一个小渔村，到开创锡矿和金矿开采业以及胡椒、棕儿茶、蔗糖和其他一些经济作物的种植，3直到崛起为世界级的贸易中转站，除了殖民当局的正确发展策略外，更是一代代华人奋斗的结果。但传统历史书写方式重政治军事，轻经济，特别是轻视底层经济建设者的传统使得华人的历史功绩被抹杀。

尽管华人群体在历史表达中缺乏话语权，但关于自身的记忆依然完全依靠一代代口耳相传的旧华人和不断移入的新华人维护着。对于当地华人来说，新加坡在历史上是一个陌生而模糊的概念，这里没有华人先烈，没有华人英雄，没有华语经典，某种意义上，新加坡华人的历史记忆并非是新家坡的而是华人的，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的。

对于建国前出生华人群体的中国记忆，实际上任何政策都难以从心里上予以磨灭，如同安东尼所说，民族主义一旦形成，便难以根除。新加坡政府采取的措施并非就现有的华人进行历史心理的再塑造而是在将华人群体中国认同问题尘封后通过强大的国家教育系统向下一代进行统一的新加坡历史宣传。

虽然早期华人建设新加坡的奋斗史被作为新加坡早期移民的奋斗写入历史，但其在表述上是作为新加坡移民而非华人移民，历史上重构华人的新加坡身份意图明显。

（三）建构以新加坡为主体的新加坡历史

新加坡曾隶属于马来亚贵族天猛公世袭管辖，后经荷兰、英国、日本相继殖民，事实上新加坡本身并未作为一个政治单元在历史上占有过地位，而是作为天猛公的世袭领地，荷兰、英国、日本的殖民地出现。历史事实的匮乏一方面使得新加坡的历史追溯变得困难但同时却又使得新加坡政治家建构新加坡历史时变得简便易行。

新加坡的主体居民华人属于外来移民，因而尽管新加坡有长达千年的人类居住史，由于缺乏对现有主体居民合法性的支持，这一笔被简略带过。于是新加坡的历史变得简略而短促。1819年到来的弗莱士爵士被作为新加坡的开创者以国家的名义予以纪念，这份100余年的历史在内容上立足新加坡本身，包括英国的殖民史与早期移民的奋斗史。

二、建构语言的新加坡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对于新加坡这样一个贸易中转城市的意义可想而知。而华语的最大市场中国逐步对外界封闭，华语在与英语的公平竞争中已处劣势。尽管如此，为实现国家的迅速现代化，民族国家化，新加坡迫切需要塑造出说英语，忠于新加坡的新公民。新加坡政府一方面通过基础双语教育，培养着力培养英语人才，另一方面规定行政用语为英语，促使英语人才获得社会上层的话语权。在正式场合中，英语逐渐成为唯一的通行用语。而英语凭借其在收入，社会认可上较其它语言的巨大优势，自然而然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的普及。

与之相对，华语作为社会主体华人用语，在宪法中既未获得官方语言的地位，亦被马来语夺取通行语地位，沦为与印度泰米尔语等同地位，且排序位于泰米尔语之下。由于废除了单语教学，华语教育的习惯传统优势被进一步削弱，从家庭小环境到社会大环境，普通学生只把华文当作是课堂上的一个科目而其背后的文化意义被逐步剥离 ，华语逐步空心化，工具化。而华语在世界市场的劣势地位也使得工具化的华语遇到极大危机。登记华语源流学校的小学新生，自一九五九年的46%降至一九八四年的0.7%。41983年12月新加坡教育部提出，自1987年开始，基础教育将全部以将以英语作为第一语言，作为新加坡的主体华语彻底丧失其在新加坡成为主导语言的可能。至此，新加坡政府基本完成了新加坡英语化与华语去文化化、工具化的过程。

三、压制华语高等教育

现代社会精英的成长与塑造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高等教育的培养。新加坡政府在大力推行英语基础教育的同时，也致力于英语高等教育的推进，创建了一系列英文授课的高校，为西式文明的新加坡培养后备精英。与之同时，华语高等教育与李光耀的立国政策完全背离，长期受到李的漠视，其执掌政坛30年间，没有一所华语授课的高等学府建立。而唯一一所民间自筹的华语高校南洋大学，政府也设置手段阻碍其发展。而通过英语第一语言持续不懈的努力，终于使南洋大学再无可能招收足够质量的华语学生而被迫停办。

参考文献：

[1]卢绍昌.新加坡的推广华语运动[J].语言文字应用，1998（3）.

[2]徐峰.新加坡华语地位的变迁与华文教育所面临的挑战[J].中文自学指导，2008（6）.

[3][新加坡]南洋商报[N].1965-12-14.

作者简介：

陈中帅 （1991―） 男，湖南省郴州人，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国际关系专业

1菅志翔.民族历史建构与现实社会因素[J].青海民族研究，2007（2）.

2[英]哈・弗・皮尔逊.新加坡通俗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74：P4.

中华新史篇4

一、利用历史课进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史教育

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是一部波澜壮阔的民族生存发展史。从历代农民起义到辛亥革命，华夏英雄儿女，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展开了英勇卓绝的斗争，谱写了一部部壮丽的篇章。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最彻底、最伟大的生存发展斗争的光辉历程，使学生懂得了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史，而且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现代化建设才能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道理，培养了学生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能力。

二、利用历史课进行中华民族奋斗创业史教育

在我们中华民族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中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仁人志士和献身革命与建设事业，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谱写了许许多多催人奋进的爱国主义新篇章和创业史。

在教学中注意突出这个主旋律，系统地进行中华民族奋斗创业史教育。从大禹治水到秦始皇一统天下，从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许多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艰苦求索，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真理的道路，为了改变自己的悲惨境遇，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英勇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顽强拼搏精神。这是中国几千年创业奋斗史的真实写照，是中华儿女爱国主义精神的真实写照。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二弹一星”的上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都雄辩地证明中华民族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敢于创新，勇于开拓，勇往直前，不可战胜的民族。她不仅创造了古代四大发明，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下仅仅五十年间创造了人间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创业奋斗史的崭新篇章。我国粮食、钢铁、煤炭生产步人世界先进行列。某些高新尖端科技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占有领先地位。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所以作为当代青年学生，要懂得中华民族的奋斗创业史，珍惜青春年华，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敢于创新，敢于开拓的精神，培养他们适应和改造苦环境的能力，鼓励他们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双手，将祖国建设的更加繁荣富强！

三、利用历史课进行进行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教育。

我们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自己的辉煌，也有其不光彩的屈辱史，所以历史课教学中，必须把侧重点放在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教育上，从而呼唤民族精神，弘扬民族魂。比如我讲古代和近代史时，深入挖掘岳飞、戚继光、林则徐、邓世昌等民族英雄所在的历史背景，他们为了捍卫祖国和民族尊严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精神和民族气节；当讲解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夏明汉、叶挺等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时，突出讲解了他们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为了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而不畏艰险，不怕围剿，“只要主义真，还有后来人”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无私奉献精神；又侧重讲解了从北伐战争到解放战争，从原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到战胜三年自然灾害等历史事件中，我们的国家虽然经受了世所罕见的重重磨难，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所有这一切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不可屈服的民族。教育学生发掘中华民族光荣传统，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国格、人格，维护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中华新史篇5

1921年，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而生。从此，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就有了主心骨。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理论联系实际，阐述你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的理解。

参考答案1：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让改革开放的成果更加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精准扶贫、全面进入小康社会一个都不能少，这些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很好地诠释了为人民谋幸福的执政初衷。

民族复兴具有与时俱进的时展属性，它不仅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濒临危亡关头发出的决死呐喊，更是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全过程中作出的英明抉择，其内涵特征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因此必然对各个时期党的历史使命提出新的要求。

深刻理解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1、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中深刻理解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民族复兴具有与时俱进的时展属性，它不仅是我们党在中华民族濒临危亡关头发出的决死呐喊，更是在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全过程中作出的英明抉择，其内涵特征随着时展而不断丰富，因此必然对各个时期党的历史使命提出新的要求。

2、理解把握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新要求

针对新时代对我们党的历史使命提出的新要求，在党的报告中要求全党同志必须紧紧围绕实现伟大梦想去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这一重大理论概括，揭示了新时代我们党实现政治理想和政治目标的总方略，绘就了新时代伟大梦想的愿景蓝图，体现了奋斗目标、实现路径、前进动力的无缝链接，彰显了党、国家和民族三者前途命运的高度统一。

如何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

1、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更好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实事求是地研究分析人民群众真切需要的时代特点。

2、始终注重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打铁必须自身硬。

崇高的历史使命、宏伟的战略目标从客观上要求我们党要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就必须把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作为重大课题，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参考答案2：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谱写了气吞山河的壮丽史诗。使命呼唤担当，使命引领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谁能够承担起这个历史使命，谁就能赢得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成为中华民族的主心骨。

为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找到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扫清了根本障碍。

为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破除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和体制障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迎来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光明前景。

中华新史篇6

我要投稿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党史是共产党人精神的食粮，历史的发展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就是中华民族前进道路的领路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前进的方向。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600字心得体会参考范文，供大家参考。

 

2020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心得感想

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我们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研读党史国史，充分认识党史国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全面总结、是广泛凝聚复兴共识的最好教材，通过研读党史国史，进一步增强时代感、使命感、责任感。

一、党史国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不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古城遗址距今5300-4500年左右，再次验证了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在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有过古代史上的辉煌，也有过近代史上的屈辱。中国共产党成立98年来的历史和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历史，虽然在中华民族5000的年历史长河中并不算长，但却是中华民族在近代陷入“落后就要挨打”悲惨境地、蒙受巨大屈辱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革命、建设、改革，重新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对中华民族未来的前途命运具有非常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党史国史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全面总结

中国共产党99年的历史，是从1921年7月1日成立以来，党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部历史。党史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历届代表大会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不断完善过程、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组织建设和发展状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和全部史实的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70年的历史，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1949年10月1日成立以来，国家整个发展过程的全部历史。国史主要包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不断完善过程、国家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全国各族人民进行国家各项事业建设、改革的发展历程和全部史实的记载。党史国史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经过艰苦奋斗，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发展进步历程的全面总结。

三、党史国史是广泛凝聚复兴共识的最好教材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征程。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中，必须广泛凝聚起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同奋斗的思想共识。党史国史以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证明了，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才能拥有更加光明的前景和未来，实现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因此，党史国史无疑是广泛凝聚起全体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思想共识，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最好教材。

总而言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研读党史国史，充分认识党史国史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奋斗历程的系统总结、是广泛凝聚复兴共识的最好教材，只有对党史国史进行深刻的学习研究，才能从中挖掘出智慧、汲取到力量，才能更加清醒的把握现在、更加自信的开创未来。

2020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心得感想2

鉴古观今，方能释放最强动力。翻开历史的漫漫长卷：毛主席的“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启蒙了我们青春的抱负;夏明翰的“只要主义真，必有后来人”坚定了我们对理想的忠诚;陈云章“此生留得豪情在，再作长征岂畏难”激昂了我们迎难而上的斗志;钱学森“学成必归，报效祖国”囊括了我们拳拳的爱国情。英雄虽然已经逝去，但一个个响亮的名字，一幕幕鲜活的情景，历史会记得，后人也将永远铭记。“不懂历史的人没有根，淡忘历史的民族没有魂”。读懂了建党的里程，就将领悟党和人民的鱼水情深，读懂了长征，就将明白信仰的力量，读懂了改革开放，就将拥有自强自信的底气。读史懂史是我们寻根的历程，更是我们向历史人物借智慧，从历史长河汲取成长力量的朝圣之旅。

以史为鉴，方能明辨是非对错。读史使人明智!经历风雨者，从苦难中辩得黑白是非;学史明史者，无需风雨亦能擦亮慧眼，明家国之坚厚力量，悉安全稳定之弥足珍贵。香港事件中，就可发现越是年纪大的人越支持祖国，想来是因为亲历过殖民统治的黑暗，切身体会过生如浮萍的卑微，才深刻领悟到了“有国才有家”。而香港这群不历疾苦，不解国情，不清史实的荒唐废青，随波逐流地推英崇美，双目血红却空洞无物，根本不知振臂高呼的“追求自由，守护未来”到底谓何。正因他们心中无历史为照镜，才会如此疏于思考，易于煽动。读史、学史是年轻人涵养价值观，树立是非观的重要途径。需知，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你负重而行。

不忘来路，方能知晓向何而生。“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从各种救国救民的探索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我们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性;从“实事求是”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到“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政治初心，我们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思想的正确性;从淌着石子过河的摸索到改革开放40余年的辉煌成就，我们坚定了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从中国骨子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温情和西方文化传统中“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淡漠的对比中，我们坚定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文化优势。回望我们来时的路，历史带着鲜活的印迹告诉我们，是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成就了新中国。重学党史、国史，重温那段峥嵘岁月，是向历史致敬，向先烈致意，更是从历史中寻找方向，坚定“四个自信”，廓清思想的迷雾，向未来壮行!

2020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心得感想3

学史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党与新中国的成长，从而了解我们党的使命与初心，这样才能更好完成党的建设与国家的建设。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学习领悟党史、新中国史是牢记党的初心与使命的重要途经。

学习党史与新中国史，可以不断深化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认识与理解。我们通过学史不仅可以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的斗争史、我们党98年的奋斗史、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在深入学习和不断领悟中，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弄清楚艰苦卓绝是什么、是怎么来的，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而且我们的党和国家在这些重重困难中经过不懈的努力与奋斗逐渐成长变得强大，从胜利到胜利，是源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义无反顾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从而赢得了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所以通过学习我们党和新中国的历史能更好的理解和领悟我们的所坚持的初心与使命。

学习党史，目的是更好地拥党、立志和向党。而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有利于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且对于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都具有深远的而又重要的意义。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始终把党史、新中国史作为必修课持续深入学习，作为一项基本要求长期坚持，深刻领悟党的光荣传统和伟大成就，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努力学出忠诚信仰，学出使命担当，学出清正廉洁，在学思践悟中不断增强守初心、担使命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中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更加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事关政治原则和大是大非问题上，保持头脑清醒，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始终做到同党中央步调一致、行动统一。从党史、新中国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精神动力，知往鉴今、以史资政，传承红色基因，学会历史观点，把党史、新中国史上的经验和智慧有机地融入推进各项工作的实践中，转化为推动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的智力支撑，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创造新的成就。

所以对于学习党史与新中国史可以在知史明志中牢记初心使命;可以培养历史思维，在继往开来中坚定政治信念;能汲取历史智慧，在砥砺奋进中提高能力水平，这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促进作用。

2020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心得感想4

说到党史，中国人多多少少都是明白一些的，只是在认识程度或认识角度上有着差异的因素。比如像我这样的中年人，在对党史的认识上还停留在那个十年时期，只明白我们的党是在不断地同“左”倾、右倾路线斗争中发展过来的，留给我影响最深是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取得了成功，遵义会议确立共产党走向了正确道路。其实中共的诞生与发展，这一路与中国社会的变化与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能够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此刻的新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以实事求是姿态应对现实，我们国家的重合实力也不可能发展的这么强大。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必然政党。清王朝后期，制度的腐败、科技的后落、外帝国侵略，人民生活在贫困、后落、分裂、动荡、混乱的苦难深渊中。无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对西方侵略的主张，对内侧提出振奋民气，兴利除弊的改革设想;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以曾国藩、李鸿章等朝廷重臣提出的“采西学”、“制洋器”，以“自强”、“求福”为口号，都不是在推翻封建王朝的制度上的空想言论。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主张以英国为标准，效法、日、俄，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同样是不能动摇封建王朝政府的没有实际基础设想。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辛亥革命，透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是推翻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辛亥革命并没有一个完整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没有构成一个能够顺利地领导这场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最终革命的果实落到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里。中国的社会仍处在封建官僚与帝国主义等欺压之下，人民百姓同样过着受苦受难的生活。

中国需要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政党，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革命家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不仅仅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而且传播了思想解放和启蒙运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引进中国开辟道路，个性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与劳农专政制的先进理念和思想传播于国民;同样李大钊介绍和讲评十月革命，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用心探索拯救中国的道路也受到民众的相应和拥护。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举着反帝反封建反土豪劣绅旗帜，从工人罢工、学生游行，到武装起义、建立红色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等一系列运动都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彰显出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彻底性。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从来就不是一帆风顺的。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第一枪，但是南昌起义、武汉起义相继的失败。然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却取得胜利，建立了红色根据地，军民平等，同甘共苦，消灭剥削制度，走出了一条与中国国情相适合成功道路。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地纠正自我错误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同样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也是在不断地纠正自我错误中提速发展的，邓小平倡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是走与中国国情相适合道路，把十年动乱摧垮的国民经济夺了回来，向国强民富前进。

“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来没有先例，是在不断地探索中前进，和不断地学习国外先进国家长处中思考。中国共产党敢于应对现状，在发展国民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从不护短，这次的两会，总理就直言当前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腐败;韩正市长在政府报道讲到：政府工作中的开资要进一步增加透明度，让广大市民来监督。有错必究，知错必改，在重视国民经济发展的同时，更注重政府体制的完善工作，让广大人民生活更有幸福感。

2020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心得感想5

要学好党史，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历史是前人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党从诞生伊始，就肩负起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重任。在98年的风雨征程中，既有成功的艰辛，也有失败的苦涩，这些，都是我们党一笔宝贵的财富。今天，中央提出在主题教育中学习党的历史，就是要通过系统深入的学习、回顾、思考，从党的战斗史、奉献史、光荣史中感悟党的初心使命，牢记责任担当，自觉扛起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历史重任。

中华新史篇7

关键词：《华阳国志》；目录学；地方志；地方史；性质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03-0086-02

东晋政治家、史学家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从历史上看，不同年代、不同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可谓争议颇多。有把它视为地理著作的，如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有把它归到霸史类的，如《隋书・经籍志》、《宋书・艺文志》；有把它列入载记类的，如《四库全书总目》；有把它列入伪史的，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及《郡斋读书志》；有把它列为杂史类的，如《直斋书录解题》，等等，不胜枚举。二十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华阳国志》的性质出现了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说法，一说认为它属于地方史，以谭其骧、王仲荦、仓修良等人为代表；一说认为它是地方志，以朱士嘉、张舜徽、刘琳等人为代表。鉴于《华阳国志》在目录学中出现了“一书多类”的情况，似很有必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华阳国志》的性质作新的界定。因此，本文首先论述了前人对《华阳国志》性质的研究情况，接着大胆提出《华阳国志》“亦史亦志”的观点，并力图从《华阳国志》一书的内容和体例、常璩的撰述动因、撰述方式以及方志的起源、方志跟地方史的区别与联系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认为《华阳国志》既可视作地方志，又可纳入地方史。

一、《华阳国志》性质研究的现状

唐朝刘知几的《史通》和杜佑的《通典》把《华阳国志》视为地理著作，因为《巴志》、《汉中志》、《蜀志》、《南中志》这前四卷中绝大多数篇幅记载了古代地理，因此“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以至后来研究《华阳国志》的专家也认为“常氏此书，以地理之部为最精”、“一至四卷无疑是全书的精华”。纵然如此，笔者认为，光凭这一点就将《华阳国志》视为地理著作，实为草率之举，因为常璩撰写此书之时的遭遇是“江左重中原故族，轻蜀人，璩时已老，常怀亢愤，遂不复仕进。”他的目的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顽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因此，忽视其余八卷的做法过于武断。杜佑在《通典・州郡门》序中言：“凡言地理者，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如诞而不经，偏记杂说，何暇遍举。注曰：谓辛氏《三秦记》、常璩《华阳国志》、罗含《湘中记》、盛弘之《荆州记》之类，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参以他书，则多纰缪，既非通论，不暇取之矣。”可见，杜佑在此批判《华阳国志》等著作，“皆自述乡国灵怪，人贤物盛”，与专门的地理之书比较，显得不伦不类，换言之，纵然杜佑将《华阳国志》划归为地理著作，亦自知其做法有待商榷。

随着方志学、历史地理学等边缘学科发展为独立学科而另立门户，对《华阳国志》性质又增加了说法。众所周知，方志在宋代定型，作为一种介乎史地之间的边缘学科区别于史学和地理学而发展为方志学；而历史地理学是在1934年由顾颉刚、谭其骧先生主持成立了“禹贡学会”而开创了我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局面。此后，有历史地理学家因为《华阳国志》前四卷详细记载了古代西南历史、地理而将其列为区域历史地理论著，如蓝勇教授在《中国历史地理》一书第十六章《中国历史地理文献与古代地图编绘》中如是言：“就保存较完好的最早的一部区域历史地理著作而言，当属《华阳国志》”。

以谭其骧、王仲荦二位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是地方史，不是地方志。王仲荦先生说：“从这部书的书名看，好像是地方志，其实是一部地方性的通史。”王先生认为《华阳国志》“叙述有法，材料丰富，是研究西南地方史和西南少数兄弟族以及蜀汉、成汉政权的较好史书，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之相反，以朱士嘉、张舜徽、刘重来、刘琳等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华阳国志》是我国现存的最早地方志。朱士嘉在《中国地方志统计表》一文中说：“舆地之书自先秦，方隅之志则未闻也，今所见者以《华阳国志》为最早。”文中还说：“《华阳国志》十二卷，附录一卷，晋常璩撰，《隋书・经籍志》以之入霸史类，《直斋书录解题》以之入杂史类，《郡斋读书志》以之入伪史类，《四库提要》以之入载记类，而皆不以地志目之，今审其书，乃专记巴蜀地理、风俗、人物之方志也。”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说：“很明显的以风土人物为主，虽十之八九，叙述政治沿革；但也注意到了交通险塞，物产土俗、大姓豪族，以及先贤士女各方面，无疑是今日方志的初祖”。

综上所述，《华阳国志》的性质历经多年探讨，至今尚无定论。

二、《华阳国志》“亦史亦志”的理由

笔者认为，探讨《华阳国志》的性质，应该从《华阳国志》的体例和内容、常璩的著书宗旨及其撰述方式、志史分离等诸多因素来看。

第一，从体例和内容来看，《华阳国志》兼备地方志和地方史的特点。《华阳国志》最初名为《华阳国记》，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述时称《华阳记》，或简称《华阳记》。仓修良认为以“记”名书是因为常璩“在当时撰写此书时，亦就把它视作十分盛行的地记。”地记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史念海“都主张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而地记就是由地方性的地理著作和地方性的人物传记汇合而形成，这一点与《华阳国志》一书的结构特点有相似之处，但不完全吻合。《华阳国志》前四卷叙述了梁、益、宁三州的历史变化和地理沿革，而以地理为主，可视作地方性的地理著作；十至十二卷记载了自汉以来的先贤士女，可视作地方性的人物传记；中间部分五至九卷是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西汉末年至东晋初年先后割据于此的公孙述、刘焉父子、刘备父子和李氏成汉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虽然这一部分主要因袭《汉书》和《三国志》，但却是该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华阳国志》视为地方史的学者更为重视五至九卷记述政治沿革的部分，同理，视《华阳国志》为地方志的学者更注重记述地方性地理和地方性人物的部分。由此看来，《华阳国志》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比当时盛行的地记多了编年记事部分。“这样的内容与组织形式确实是既像地方史，又像地方志。”

第二，常璩的撰写动因以及撰述方式决定了《华阳国志》兼备地方志和地方史的特征。一方面是常璩撰写《华阳国志》的目的，据专家研究，常璩撰写《华阳国志》，“其主旨在于夸诩巴蜀文化悠远，记述其历史人物，以颉顽中原，压倒扬越，以反抗江左士流之诮藐。”换句话说，常璩撰写此书的目的，在于矜夸巴蜀历史悠远，人才优秀，巴蜀的人才理应得到与中原之士同等待遇。既要夸诩巴蜀历史、人才，又要记述地理沿革，而要将这些元素综合在一起反映在同一部著作中，对常璩而言，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但常璩是史学家，被同时代的史学家孙盛称为“蜀史”，原因是他曾写过记载成汉历史的《汉之书》。常璩在《序志》中有言：“夫书契有五善：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仓修良在《方志学通论》一书中对此评价说：“这显然是史家写史的法度，现在他拿来作为《华阳国志》的编写准则，而书中也确实贯彻、体现了这些精神。”从这个角度看，《华阳国志》被部分学者视作地方史不无道理。但是另一方面，常璩力求在撰述方式上创新，“常璩并不满足于述而不作”，刘琳认为，常璩看到了之前很多方志的一个共同缺陷，亦即历史、地理、人物三者分离。“于是，他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他综合各家方志的优点，又吸取《史记》、《汉书》等纪传体史书的长处，创造了一种更加完备的地方志的新体裁”。按照刘琳的陈述，常璩是进行了一次方志编纂形式上的革新。综上两点，后人称《华阳国志》“似史非史、似志非志”，不足为奇。

第三，志与史既关联又区别的发展变化关系造成《华阳国志》的归属不明。现代意义上的“史”与“志”，不难区分，“史”即历史，“志”即地方志。古代史书本称志。“宋代大史学家郑樵在叙述他的《通志》命名之原由时就曾指出：‘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记，今谓之志，本其旧也。（《通志・总序》）”《宝应县志・义例》说：“志，史也。”《浦江县志略序解》说：“今之志，古之史也。”梁启超也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不难看出，古代的志，就是记事的史书。这实质上是将“志”和“史”等同起来，清代著名乾嘉学派代表人物章学诚自是赞同这一说法，在章学诚看来，国史、方志，只有记载范围广狭之不同，不存在内容本质的差别。那么，究竟如何区别“史”与“志”？如众所熟知的《周志》不是地方志，其名也叫《周书》；《汉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括地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不是地方志，而是地理总志；《三国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也不是地方志；《华阳国志》最初叫《华阳国记》，仓修良先生将这里的“记”解释为地记，又说因为地记是方志发展的早期形式，并依次推理《华阳国志》为地方志，这种做法多少有点牵强。

中华新史篇8

同志们，朋友们：

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进行的一次伟大而艰辛探索。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缅怀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先驱的历史功勋，就是要学习和弘扬他们为振兴中华而矢志不渝的崇高精神，激励和团结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

同志们、朋友们！

辛亥革命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中国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恣意妄为，封建统治者孱弱无能，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英雄的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屈服，在救亡图存的道路上一次次抗争、一次次求索，展现了不畏强暴、自强不息的顽强意志。

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高扬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旗帜，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率先发出“振兴中华”的呐喊。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大批革命党人和无数爱国志士集聚在振兴中华旗帜之下，广泛传播革命思想，积极兴起进步浪潮，连续发动武装起义，推动了革命大势的形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历史功绩彪炳千秋！在辛亥革命中英勇奋斗和壮烈牺牲的志士们名垂青史！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同志们、朋友们！

历史发展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由于没有找到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和领导力量，辛亥革命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救国救民道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促进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觉醒，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点亮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灯塔。

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携手合作，帮助国民党完成改组，建立最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遗愿，同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们继续奋斗，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打败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中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创造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

抚今追昔，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深切夙愿，辛亥革命先驱对中华民族发展的美好憧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并为之奋斗的伟大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说：“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日。”今天，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前景光明辽阔，但前路不会平坦。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可靠的主心骨。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这条道路符合中国实际、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时展要求，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而且也一定能够走得稳、走得好。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志不改、道不变的决心，牢牢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英勇奋斗来实现。历史发展从来不是风平浪静的，而是充满曲折和艰辛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抓住历史机遇，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保持革命精神和革命斗志，勇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意志品质，坚决战胜任何有可能阻碍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重大风险挑战，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必须同舟共济，依靠团结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孙中山先生说过：“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心聚在了一起、血流到了一起，共同书写了抵御外来侵略、推翻反动统治、建设人民国家、推进改革开放的革命史诗。统一战线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重要法宝。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树立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紧依靠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奋斗，坚持大团结大联合，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广泛凝聚中华民族一切智慧和力量，形成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共襄民族复兴伟业的生动局面。

——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安定团结的国内环境，而且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王称霸的基因，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也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同志们、朋友们！

孙中山先生说过：“‘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害。”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正像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我们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两岸同胞都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共同创造祖国完全统一、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伟业。

中华民族具有反对分裂、维护统一的光荣传统。“台独”分裂是祖国统一的最大障碍，是民族复兴的严重隐患。凡是数典忘祖、背叛祖国、分裂国家的人，从来没有好下场，必将遭到人民的唾弃和历史的审判！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同志们、朋友们！

中华新史篇9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的重大决策。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作为共产党员，我们要从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中汲取能量，进一步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信赖和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一、学习百年党史，切实增强道路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引领时展的康庄大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路走得怎么样，人民最清楚，最有发言权，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有说服力。在这条道路上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学习百年党史，深刻认识这条路走得对、走得通、走得好，只有这条道路能够引领中国进步、增进人民福祉、实现民族复兴。

二、学习百年党史，切实增强理论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指导党和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理论，是立于时代前沿、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学习百年党史，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于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坚持基本原理和最新成果相贯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充盈着浓郁的中国味、深厚的中华情、浩然的中华魂。它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体系，在指导新时代伟大社会革命和伟大自我革命中，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深入推进而持续发展丰富和完善，必将指引中国人民续写更加辉煌的篇章、创造更加伟大的传奇。

三、学习百年党史，切实增强制度自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借鉴了古今中外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学习百年党史，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特征，集中力量办大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制度体系，是“中国之治”的根本支撑，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障。

四、学习百年党史，切实增强文化自信。

中华新史篇10

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指中国本土之外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双语写作的华人作家用非汉语写作又被翻译成汉语的作品)。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则指上世纪初以来发生在海外各国的汉语文学，目前分布于70多个国家，大致可分为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块”，近年来南美华文文学也有所兴起。近30年来，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而百年中国文学除在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在内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丰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响。一是中国作家旅居海外的创作;二是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创作形成的居住国华文文学，这种华文文学属于居住国文学，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华侨身份创作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香港、台湾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欧美等国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与中国也仍有密切关系;三是各国汉学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但数量很少)，这虽不是华侨、华人所写，但反映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世界性影响，也构成对民族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写作的内容。这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的传播，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内容，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上的实践及其经验已产生世界性影响，并使得汉语文学成为世界性语种文学，推动着世界各语种文学多元共生秩序的形成。而其本身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也是世界文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海外华文文学在近百年中生存强韧、发展强劲，1980年代以来遍及的国家更多，创作更丰富，提出的课题更多样，而其分布广，个人性文学活动多，显得散零、边缘的文学现象中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面对这样的文学存在，展开整体性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即在20世纪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背景上，打通不同板块、国别的华文文学，探寻其内在联系，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课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有文学创作就会有相应的文学研究，但有较自觉的学术意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则大致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的方修等对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及相关文学史著述的出版，台湾旅美学者对美国华文文学的研究及相关研究著作的问世，可以视作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40年过去，海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依旧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翼。尽管其研究大多出于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生存的需要，注重本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也不断提出整体性的问题。

一是会从本国华文文学的现实境遇中产生出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这些话题往往事关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例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提出的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等问题，新加坡华文文学界提出的“双重传统”等问题，美国华文文学界提出的“流动”文学史观等问题，其实都涉及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二是在海外现代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影响下，会产生出一些文学的前沿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深化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例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学者所作的“越界”研究，北美华文文学学者侧重的“离散”研究等，都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特色，深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价值等层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起了推动作用。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华侨的关系在1950年代后显得格外密切，从华侨华人史研究中逐步独立出来的华文文学研究，其重点除了香港、台湾移居海外的作家研究外，更多的是中华文化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传播等。香港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年代扮演了在海外延续、传播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角色，而台湾当局也以“文化中国”的正统代表来聚集人心。这种情况使得台湾、香港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较多地从传统在“离散”中的延续和丰富的角度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运。尤其是香港，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自觉打开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窗口，充分发挥了其沟通东西方华文文学的桥梁作用，很多刊物、出版社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创办27年、出版发行了300余期的《香港文学》是全世界刊出海外华文文学专栏和作品最多的刊物，涉及的国家、地区和作家也最多。中国大陆的研究是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港文学研究扩展到八、九十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框架中进行。它的提出，与“大中国文学观”、“文化中国”等观念的倡导有密切关联，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密切也就不言而喻，而海外华文文学强调的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其“跨文化性”和“世界性”，也被比较文学学科关注，甚至已成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它本身包含的“离散性”、“本土异质性”、“中心与边缘”、“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身份”批评等课题等也为文艺学所关注。这种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如果得到深入沟通，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也会得到深化。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就其成果而言，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海外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史尤其较早得到研究，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史研究则显得薄弱。例如陈贤茂主编的4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1999年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占了近3/4的篇幅。之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华文文学史也得以出版，《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也都分国别展开华文文学史的叙述。这些国别华文文学史在国别华文文学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尚未有历史的整合，有的在历史的叙述上有较多缺漏，或缺乏史料的提炼，在作家、作品的“入史”上较粗疏，缺乏“经典化”，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华文文学史研究空白较多。倒是其中一些取专门的研究视角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研究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上都有深入。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专题研究，这些专题一般都关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并展开了相关理论的探讨，如200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的华文文学之研究”，2003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从华人文学到华人族裔文学的当代转型”，2004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身份理论与世界华人华文文学”等，海外华文文学的“语种性”、“双重传统”、“越界视野”、“多重身份”、“离散写作”等问题得到探讨。

形象学的探讨有深入，“异”的形象尤为受到关注，但也受视野所囿，问题的探讨与文学史结合不够。三是从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或是将海外华文文学置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格局中予以考察的研究，这些研究沟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双向内在联系，不过，这方面的探讨还较为表层。近年来，《中国与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2004)、《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2007)、《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等著作相继出版，则反映了学界在中华民族文学的背景上对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关注，并从“汉语文学”这一角度作了开掘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刚刚开始，无论是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开掘和提炼，还是相关文学史观的调整和深化，或是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把握等等，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深入，文化母题在异域环境中的嬗变尤为受到关注，杨匡汉的《中华文化母题和海外华文文学》对此作了很好的研究。四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方面的研究，其中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尤为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得到相应研究，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但还是显得较为零散，同时由于受到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制约，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仍被遮蔽，影响了整体上对“新移民”创作的评价。五是关于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近年也有拓展，以往较被忽略的国家的汉学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由于对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产生的“冲击”而被关注，对其研究也随之展开。这些研究大半正在进行中，也还不足以覆盖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重要内容，尤其是两者的“连接”点，如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汉学的影响等尚未受到充分关注。海外华文诗学研究，即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研究的诗学范畴和方法，虽已提出多年，但尚缺乏深入。所有这些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其实都指向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观

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理解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和具有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是重要的。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人类社会最终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终实现解放，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总体趋势有着辩证的联系和互动，总体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极其丰富的差异性，甚至以差异性作为前提，从而呈现开放性的格局。“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表现出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学的历史总体趋势。现代中华民族文学的种种现象都是这一文学总体历史进程中不同(特定)阶段的表现，都会在“人的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扬弃，直至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而同时，文学的现实阶段和众多领域，在其复杂多样的存在中，克服着理论与实践、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努力突围出文学的异化、物化，使文学最终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这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文学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呼应。这里，强调“历史总体性”并非遮蔽差异性，而要接纳、揭示差异性是重要的。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则是指不同板块、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的汉语文学尤其有着密不可分性，缺了任何一点点，民族新文学的血肉就少了一块;对任何一种文学的伤害，都是对自己文学生命的致命伤害。而将各地区的汉语文学视为一个生命整体，就把握到了不同时期民族新文学的血脉走向，自然也能更好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对包括东南亚、东亚、欧洲、北美、大洋洲、南美等地区各国在内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展开整体研究，其历史整合就要打通“国界、洲别”，避免现有“海外华文文学史”罗列各国华文文学历史，缺乏整体把握和有机联系的情况。为此，除了文学史料要翔实，要对其进行很好的学术梳理和提炼，尤其要对目前还被忽视的一些海外华文文学重要资源进行深入开掘，既避免重要遗漏，又防止庞杂琐碎外，还要在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别海外文学的相异和不平衡性的基础上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一体性、文学整体性和丰富差异性，探讨切合海外华文文学状况的文学史框架。如何完成这种历史的“整合”，有多个方面是需要关注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体例既要体现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观，揭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20世纪人类进程和世界格局背景下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线索、形态，又要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度(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华政策不同影响下形成的华文文学丰富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及其独特价值。

世界性背景及其影响是海外华文文学历史性取向的重要因素，由此也催生海外华文文学的根本性价值。一次、二次世界大战、战后冷战意识形态阵营的形成和瓦解、世界多元格局的出现，这些大致构成百年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历史发展及其分期的总体背景和重要主线，可以依循这种线索来探讨不同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的内在联系，甚至由此确定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历史分期。但同时，我们必须自觉意识到，从上世纪初的一次世界大战到90年代后世界多元格局开始形成，世界是处于“分裂”中的，海外华文文学所处国家起码也有着种种“殖民”和“被殖民”的差异，即便同属于民族独立国家或西方发达国家，其对华政策也有很大不同，必然影响所在国华人华侨的境遇和命运。这同样构成了海外华文文学的世界性背景。而文学有其“自治”性，并不一定与20世纪世界性格局的变化发生“同构”性。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当我们在20世纪人类历史进程中考察海外华文文学时，恰恰要充分关注各国的华文文学是如何以其独特的存在、发展体现出其与人类命运、世界变化的息息相关。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孕成的是一种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它关注文学发生中的多源性、文学发展中的多种流脉和多种传统，强调突破单一“中心”和“边缘”的格局去考察文学之间的互渗互应，从不同的角度去考察文学历史，从“活水源头”的文学创作中去建构文学史。这样的文学史观才可能确实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具体而言，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既要展示各国华文文学在诸如新文学运动、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乡土”文学、女性文学、新生代创作、都市文学等方面的互相呼应，又要揭示各国，尤其是东西方不同国度的华文文学在“离散”中不同的跨文化寻求(要有东西方华文文学的比较意识和视野)，关注各国华人华侨与不同国度其他民族相处中产生的文学独异性。“五四”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在中国和海外的互动中发生的，之后的左翼文学是世界范围内革命文学思潮和运动的产物，抗战文学更是置身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才真正显示出其价值，其他文学状态也往往如此。所有这些文学形态、运动在海外各国的华文文学中都有直接的激荡、回应。从这一角度去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其整体性自然会得以呈现。但百年海外华文文学是在“离散”语境中发生发展的，其价值恰恰在于它使得原本发生于现代中国语境中的文学有了更开阔的参照和更丰富的形态，甚至使得在中国大陆语境中被遮蔽的得以浮现。例如，同是左翼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提供了更丰富的存在形态，启发我们从左翼文学的“在野性”去思考其革命性;同是现实主义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有着民族性和公民性之间的复杂纠结;同是“乡土”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在“乡愁”美学的开掘上得天独厚;同是都市文学，海外华文文学把世界资本性和人类人文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是女性文学，海外华文文学不仅挑战、颠覆传统男性权力话语，也对女性自身久被拘囿的艺术潜质有清醒的自审和不懈的开掘，更全面呈现其“浮出历史地表”的含义;同是新生代创作，海外华文文学的“派”的终结、“代”的开始的含义更显豁、鲜明……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显示出文学的拓展。这种种拓展，显示出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我在1999年出版的拙著《新马百年华文小说史》的“内容提要”中写过这样一句话:“写中国文学中没有的，想中国文学中应有的。”“应有的”反映出中华民族新文学有其整体性，“没有的”则表现出各国华人华侨与不同国度其他民族相处中产生的文学独异性。这种情况揭示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重要特征，即民族文学内部跨文化因素的产生、成长，它甚至是一个民族的文学现代性与其古典性之间的根本性区别。海外华文文学表现出来的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敏感等，使得中华文学内部的跨文化特征更为丰富、明显，也提供了文学的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关系处理的丰富经验。例如，海外华文文学对多元化和跨文化两个不同的价值走向的驾驭、平衡就值得关注。多元化和跨文化都强调文化的丰富性，但多元化包含有多种文化并列展开求得生存的倾向，它在构成文化的丰富多样形态的同时，也潜伏着形成文化隔绝的某种危险;跨文化强调不同文化间的沟通，它在形成一种共同文化(人类文化)的基础上保存文化的丰富多样性，这对化解不同文化的现实隔绝、冲突、对峙极为有益，但一种共同文化的形成也潜伏着对原先多种文化制约、伤害的可能。所以，协调多元化和跨文化的关系，在沟通中保护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在跟他族平等对话中融入世界文化，才是文学追求的跨文化境界。而海外华文作家的存在，使这种跨文化境界的实现越来越有可能。从当年深谙基督教文化的林语堂旅居海外时的创作(其在小说中诠释东方宗教，呈现异族形象，近乎完美地表现出一种跨文化境界，呈现了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的差异无法消弭，但却可以互补共处的奇妙魅力。其散文将中国传统风范传达给西方世界的努力更卓有功绩，仅他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将西方文化系统中难有对应的“韵、风、品、神、意、兴、骨、境、势、淡、萧疏、幽、枯”等中国美学观念介绍给西方世界，就很了不起。但他又时时关注着人类的、世界的更具根本性的问题)开始，作家们在跨文化的追求中仍保持自己民族的根性，在文化沟通、交流中来求得文化的多元化，这种努力是越来越明显了。

三、海外华文文学整体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展开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整合，可以从经典“筛选”、文学传统、母语写作、汉学和文论等重要方面，纵横结合展开，全面开掘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经典化”始终是文学史的重要功能。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已近百年，其研究也有数十年历史，“经典化”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及其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也足以提供多国别、多地区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空间。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处于动态的建构中，其研究要以“当代性”为日后的经典化提供坚实基础。要改变目前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某些“泛而无当”、“入史”粗疏的情况，也需要加强“经典化”研究。各种现实因素使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性被遮蔽，更需要展开其“典律构建”。经典化主要是作家作品的沉淀，要放到整个中华民族文学大的背景下去呈现。要格外关注中外文化如何渗透和交融的问题，以及中国本土文学不多见的文学现象。要从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的生成、发展及其机制探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的价值生成、价值体系建构及其相关理论问题，从海外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重要思潮、流派的文学价值尺度等与文学经典形成的关系，揭示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所体现的人类性、世界性意识及其对于中华文化传统的丰富和发展。要充分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产生的跨文化语境，研究不同文化相遇、对话中文学想象的展开和文学形象的产生，例如“异”的形象就包含了极其丰富的文学话题。既要坚持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相对统一的经典性价值尺度，严格经典性的标准，又要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独特性，包括不同地区、国家华文文学的相异性;既要充分利用海外华文文学经典性作品的文学性经验有效解释汉语文学经典的独创性，又要重视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密切关系;既要继续深入开展对已为人们熟知的著名作家，如白先勇、严歌苓等的作品的解读，也要充分关注至今尚未得到重视的重要作家，如程抱一、王鼎钧等的作品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