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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清明十篇

时间：2023-04-03 01:42:41

政治清明

政治清明篇1

连续多年以来，每到岁末年初，回首过去一年中的“热词”，“反腐败”无疑都会“榜上有名”。这反映了社会各界对腐败问题的持续关注和深恶痛绝；同时也说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门，对腐败问题采取持续高压措施，力度持续加大。

腐败现象古而有之。史书上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每用一批新官员总要给他们上一堂“告诫课”，大意是：老老实实守着薪水过日子，就好像是守住自己的一口“井”，井水虽不满，但可天天汲取，用之不尽，若是四处搜刮民财，闹得民怨沸腾，一旦东窗事发，除了失去所有的一切，还要受牢狱之苦。这时钱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朱元璋对官员的“守井告诫”，颇有哲理。借古鉴今，如今我们的官员所在的工作岗位也正如这样一口“井”，只守住自已的工作岗位这口“井”，每月领到一份工资，尽管不多，但完全可以保障正常生活，衣食无忧是没有问题的。但现实是他们做官时间长了，就忘了党的宗旨，忘了自己做官的本分，不再满足于守着自己的那口“井”，总认为自己付出的太多，“井”给予的“水”太少，总想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井”外的好处。有的目无法纪，得陇望蜀，欲壑难填；有的胆大妄为，利欲熏心，蛇口吞象；有的玩弄权术，谋财渔色，腐化堕落。结果，他们那口不知多少平民羡慕的“井”，就这样被他们自己的贪欲毁掉了。还因此给党、国家、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一个人吃饱了肚子，想娶美妻，娶了美妻又想发大财。家财万贯又想做官，做上小官又想做大官。一旦君临天下后，又想升天做神仙……如今，这种欲无止境的现象在我国官场上大有人在，也因而出现了一个个贪官，出现了一个个腐败的案例。“欲”，人人有，但“欲”不能纵。山东省政协原副主席在案发后说的几句“良心”话给贪欲作了绝妙的注脚：“作为一名高级领导干部，我有公车，有公费医疗，一家3口，夫妻俩年收入7、8万元钱，140平方米的住房，家用电器一应俱全，从各方面讲，生活条件高于一般群众，为什么还要犯罪呢？就是一个贪欲问题。”

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得好，为民谋利，为民造福，万民称赞。相反，，就会误入歧途，陷入罪恶深渊。为官者只有坚持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做一个清清白白的官，也才能守住自己和家庭这口永不枯竭的幸福之“井”。

今年年初以来，中央在党纪、国法上逐渐收紧，严厉清查领导干部腐化堕落，继续以更坚决的态度、更有力的措施、更扎实的工作，加强大案要案查处，又一批腐败分子落入法网。这些落入法网的腐败分子也曾是党的好干部，为民造福的好官员，他们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一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当官一久，就不满足于老老实实守着薪水过日子了，总想把“井”外的水汲取到自己的井里。

今年1月下旬，在新华社播发的《周正毅的“资本魔方”黑幕》一文中讲述了两个事例：一是周正毅用100多万元买了一套房子，送给上海商品交易所总会计师黄锡熊，从黄手上“贿”来1.7亿元炒股。另一个是周正毅给了福建兴业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助理王沪军40万元，违规从银行中获得贷款9亿元。

近日出版的《21世纪经济报道》则披露，中纪委直接查处的重庆“7・26专案”浮出水面。其中，有四个厅级和若干处级官员落马，涉及地产商20多家。原渝中区副区长王政，帮助一家房地产公司减免1610万配套费，收了70万元“感谢费”。

按理说，上述受贿官员的薪水完全可以让他们过着好于一般百姓的生活，为什么他们还为了区区一套房子、几十万元的“感谢费”，就把上亿的国有资产贷出去？是什么让他们敢滥用公共权力，如此胆大妄为呢？答案只有两个字：贪欲！

当然，能让贪欲得到满足，也有滋生腐败的外在条件。

腐败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其产生根源是多方面的，除了人本身的贪欲之外，其滋生条件也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新领域，由于发展速度快，制度建设和规范制定跟不上，容易产生腐败现象。如果不加强管理和监督，有些原来被认为是清水衙门的部门和单位也可能成为案件多发地带。

腐败现象多发地带一是在工程建设、土地管理等领域，案件有较大幅度上升，近5年比前5年增长61.3%；二是失职渎职案件增多，近5年比前5年增长39.8%；三是国有企业中发生的案件也有所增加。这些年，国有企业发展迅速，规模、效益、利润增长很快，但有些国有企业内部管理和监督存在不少漏洞和薄弱环节，财务管理混乱，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

传统上，人们都只关注政府或公共权力的腐败。而近些年来，腐败已经在我国的非政府公共部门，包括高校和医疗系统，私营部门（市场及企业领域）以及各个社会领域中流行和蔓延。对应之道，就是要把反腐败和治理腐败推广到全社会。在加大政府外各领域反腐败力度的同时，要深化这些领域的改革，产生的体制性土壤。

对此，如果不坚决防范和惩治腐败，任凭腐败现象滋生蔓延，最终将导致经济衰退，政治动荡，文化颓废，社会混乱的状况，导致党严重脱离人民群众，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到那时党心民心就无法凝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无法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就无从发展。

为此，近年来中央正不断加大对腐败的查处力度，“砍断”那只伸向“井”外的手。

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被、公职，并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原国家药监局长郑晓萸被执行死刑。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被判无期徒刑；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落马；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书记李大伦案；安徽省亳州市原政协副主席、安徽古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效金等9名古井高管被立案查处；山西“黑砖窑”事件一批责任人被查处，等等。中央对这些省部级高官的查处，对一批窝案的查处，对犯罪分子的威慑极大，让不少贪官迅速“现形”。

2007年，中央还掀起了一个又一个“反腐风暴”，像“审计风暴”、“环保风暴”、“清理红顶煤商风暴”以及当今正在开展的“反商业贿赂风暴”等，让一大批贪官无处可逃；中央在反腐败制度建设的步伐上也是“史无前例”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条规和国家法律法规及其配套规定和办法的颁布实施，“两高”司法解释的无缝对接，国家预防腐败局的成立，进一步在治本上加大了力度，进一步堵死腐败的机会与漏洞，加大了腐败的成本。

在中央政府的决心和力度之下，广大民众反腐败的意识也不断高涨，民间反腐力量迅速崛起，全民反腐态势已经形成。据统计，2007年被判刑的贪官有76.47%的案件是被举报而导致案发的。重庆市7位退休多年、年逾古稀的老太太，凭着坚韧的意志，扳倒了贪污挪用1500万元的原重庆市川东油箱厂厂长王璋；某公务员举报未果，建立“万州反腐倡廉卫士”网站，一举扳倒了重庆万州区区委前组织部副部长、区人事局局长贾在云。等等。广大群众对反腐败的信心同几年前相比，已明显增强。而这种信心的增强，必将使广大群众继续支持反腐败工作，继续参与到反腐倡廉工作中来。这对持续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深入开展，影响必将是长期而深远的。

政治清明篇2

[关键词]政治；明清；御医；联系

御医群体常常出现在史书之中，他们是历史的一部分。以往，我们对于御医的关注基本只停留在御医的“医”，而忽略了御医的“御”。实际上，御医行走于宫廷与皇亲贵族打交道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笔者今日在政治视野之下对御医进行研究，并把时间段定在专制统治最为集中的明清两代，欲探究明清御医与政治的联系。

一、御医概念的划定

御医概念的划定是研究的首要任务，因此，笔者欲研究御医与政治的关系，则需首先将御医的人员范围划定清晰。

“太医院的大夫分四个级别，第一等叫“御医”，只有十三人。雍正乾隆时期为七品，和县令一个级别。第二等称为“吏目”，只有二十六人，八品与九品各十三人。第三等叫医士，共二十人，“给从九品冠带”。第四等叫“医生”，有三十人，无品，相当于医院里的助理医师。”[1]3

由此可见，在太医院中，严格意义上的御医只有第一等大夫，一共十三人，再包括太医院总管院使和左右院判一共十六人，其余都难以称得上御医。

二、明清御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明清御医在医政领域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首先，御医的办事机构――太医院主要负责医官的选拔和派遣，管理全国医疗政务，是明清政府的正式官署，位列五品。在明代，太医院是政府的中央机构，在清代，太医院则位于中央官制中的帝室部。

自金朝起，太医院这一名称开始使用，而明清两代一直沿用。公元1381年即洪武十四年，朝廷认定太医院为五品衙门，由礼部掌管。清代虽常有变化但太医院基本被定位为五品官署。除此之外，有明一代，太医院隶属于中央机构，负责出诊皇家亲贵并掌管着药剂制作。而在清代，太医院与宗人府、光禄寺、内务府平级皆隶属于中央官制中的帝室部。如上述可知：在明清两代，太医院皆是政府机构之一。

另外，太医院作为明清政府机构，掌管着医官、医生的选任、差派、考核、奖惩，具有医政管理权。

明清时期，太医院的医政职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医官的选任，二是医疗人员的派遣。太医院全权负责医务人员的选拔和任用以每年会考的方式选拔，综合考核优秀者方能进入太医院，并予以奖励。这是太医院医政职能的主要体现。除此之外，当皇亲贵胄，甚至部队边防有医疗需要时，太医院有职责派遣医务人员前往，履行其对中央、地方差派医务人员的职能。

据上述可知，由于封建时期政治管理官署与个人分割不清，所以，明清太医院职能的执行人便是御医，因此，明清御医具有管理医疗政治的职能。

其次，明清御医是政府的正式官员。

“在太医院中，医务人员都有相应的官位，堂官称为院使，相当于院长，为五品官，副职称为左院判，官居六品，所属官员有御医，官居八品。雍正七年（1729）规定：御医均受正七品，许用六品冠带”[2]26。由此可见，御医是属于国家机关正式编制内的人员，具有一定的管理职能。

综合以上论述可知：太医院的负责人――御医既有固定品阶为政府正式官员，又具有管理医疗政治的职能，所以在医政领域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

（二）御医中的佼佼者曾获得了较高的政治地位

御医在太医院中虽拥有一定的医政管理权但对于政治的影响力毕竟有限，然而，御医中的佼佼者曾凭借着高超的医术，救死扶伤的医者仁心和强大的心理素质成为了部院之臣甚至官居一品。

明代御医许绅救皇帝于生死一线，荣升一品。

明朝时期，嘉靖帝召入宫用以炼制丹药，残害了众多女子的性命，也导致了一场宫廷谋杀案――“壬辰宫变”。几名被征召入宫试药的宫女相约欲用绳索置嘉靖帝于死命。当御医许绅赶到时，嘉靖帝以处于生死边缘，其他御医都束手无策。在此等危急情况下，许绅大胆用猛药，凭借高超的医术抢救回皇帝的性命，也因此官封一品。

清代御医刘声芳妙手回春，官居一品。

康熙年间，御医刘声芳被皇帝看重封为太医院院使，此时的他虽统管着整个太医院但身份仍是个御医。而到了雍正年间，刘声芳凭借其高超的医术和强大的心理素质荣升至户部侍郎，成为了部院大臣，身份显赫，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也相应扩大了很多。

（三）御医群体容易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

首先，御医常在宫廷行走，是传递信息的最佳人选。

由于御医常常需要赶赴各宫诊断治病，所以他们经常在宫廷行走，且具有隐蔽性，是传递信息的最佳人选。所以，御医常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政治斗争中。

清朝雍正皇帝就曾认为御医是容易被政敌利用的“危险分子”，他们身份隐蔽又常行走宫廷，便于传递信息。据《清实录》记载，雍正皇帝曾在回忆九龙夺嫡的过程时，指出“八爷党”允■、允■、允■等经常勾结“僧道喇嘛、医卜星相，甚至优人贱隶”[3]传递信息。其中“医卜星相”的医是否是御医，我们无从得知，但是据推测，御医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普通医生很难有机会接触到皇子，而御医常行走宫廷，能够接触到皇亲贵胄。况且，据《清史稿》记载，康熙朝时，皇子们常常派遣御医为患者治病，并将情况奏报于康熙帝。所以雍正皇帝的猜测还是有一定现实依据的。

其次，太医院负责宫廷用药（包括毒药），便于御医施毒。

太医院掌管着宫廷用药，这些药物当中既有治病救人的良药也有杀人致命的毒药，况且“是药三分毒”，很多药品既可是救命的良药又可是见血封喉的毒药。因此，太医院的御医有很大可能性和便利的的条件接触到毒药。另外，在政治斗争中下药酰杀是常用的手段，这样的杀人方法既可以巧妙的除掉障碍又不易被发现。所以，太医院的御医可以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施毒，杀人于无形。也正是这个职业特征使得御医群体容易在利益驱使或是威胁逼迫下卷入政治斗争中。

小结

笔者今日从政治的角度初探明清御医与政治的联系，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微妙而复杂。表面看来，二者无甚关联，这也是长久以来御医与政治作为单独个体研究的原因。但笔者私认为明清御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御医与政治的联系既表现在明清御医的职能、职权对政治的影响力上也表现在明清少数御医凭借自身综合素质所获得的较高政治地位上。除此之外，在政治斗争中，明清御医也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们或行走宫廷、传递信息、联络上下起着枢纽作用，又或罔顾医者仁心下毒鸩杀，总之御医群体容易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政治斗争中。综上所述，明清御医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最后，笔者发现御医与政治联系的紧密性由两点决定：一是制度的专制程度。二是当朝皇帝对身体的重视程度。首先，明清两朝相对于前代来说在制度上更为专制化，权力更为集中。太医院的职权也有所削弱，其对政治的影响力大不如前，所以，御医与政治的联系相对于前代更为游离。其次，皇帝对身体的重视程度决定了御医政治地位的变化。若皇帝对身体十分看重，则会在御医使自己龙体康健时，大为奖赏，甚至予以参政机会。同样，当御医出现医疗失误时也会大加贬斥，官位也相应地遭到贬谪。综上所述，御医与政治联系的紧密性是由政治制度专制化和皇帝的身体观两种因素共同影响的。

参考文献：

[1]赵阳.历代宫廷御医档案揭秘：御医[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2]赵阳.明清两朝御医[M].故宫出版社，2012.

政治清明篇3

关键词：党的建设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纵观陕西高速集团近年来深入开展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活动实践，我们发现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一个企业或一个志在产业做大、实力做强的企业而言，不是不可或缺的，而是至关重要的。实践证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宣传、引领、掌握、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服务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心工作，化解企业发展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矛盾，助推企业和谐稳定向前发展，凝聚企业职工精气神，焕发广大职工主人翁意识和贡献企业的热情等方面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而人的思想会随着外部环境，以及内心的变化而变化，这也就为做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形势下，以及企业生产经营压力加剧，经济下行不可阻挡等复杂条件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极大地困难和挑战。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笔者认为：应做到“底子清、现状明、措施实”。

一、要摸清当前企业职工群众的思想实际，做到思想政治工作“底子清”

应该看到，在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多年实践的新形势下，社会上人们的思想呈现出价值多元化、个性化的趋势，人们思想普遍表现的不再单纯，表现的相对比较活跃，各种新观念、新思想、新认知不断涌现，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也相继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从而给当下企业职工的思想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外在作用。通过陕西高速集团近年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调查研究和问卷调查来看，我们常说的80后、90后职工认为一切都要等价交换，商品观念很浓，讲奉献、谈付出已经是过去时了，是五六十年代那一代职工的选择，他们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相比过去的老职工明显减弱。其中一些青年职工的交换意识特浓，把干工作挣钱多少，发钱多少作为实现自我价值的充要条件，对企业严重不负责任，一切都要向金钱看，不给钱不干活、不加班。一些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意识正在陈渣泛起，浸染着广大职工群众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评判。同时，伴随着近年来集团企业改革改制的不断推进必然涉及广大干部职工责任、权利、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划分，也必然触及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乃至干好本职岗位工作的效率和态度，也导致一部分干部职工对企业正在深化开展的改革改制工作产生不理解、甚至消极抵触。加之，当前国际主要经济体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刚刚拉开帷幕，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任务异常艰巨。各类要素市场持续低迷，使得集团的生存发展遭遇到巨大困境，企业经营效益大幅下滑，改革发展举步维艰。职工群众面临着市场经济下行条件下薪酬下降、下岗分流、停工待岗等多种不利状况的考验，不少职工群众由此产生了种种的悲观消极情绪，对克服眼前困难，应对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危机缺乏足够的信心和勇气。这些都需要靠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引导、来纠偏、来鼓劲、来聚力，从而逐步解除职工群众的思想疑虑和困惑，增强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勇气，最终形成向市场低迷，生产经营状态挑战的合力，确保企业以统一的思想、统一的认识、统一的步伐阔步前进。

二、要正视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做到思想政治工作“现状明”

出现问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明知道有问题而不去正视并解决问题，缺乏解决问题的具体对策和有效办法。不可否认，当前大多数企业能够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的具体任务和大局开展有企业鲜明个性和浓厚特色的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但是，通过走访、考察国内的一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也暴露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工作人员的心理态度还不稳定，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与具体工作实践相脱节。加之思想政治工作务虚的相对多一些，不像生产经营中心工作一抓就能立见成效，思想政治工作做不做短时期内都一样、都差不多，立马看不到效果。客观上也影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职务升迁，大家纷纷谋求转岗分流，对企业整个党务干部队伍带来不稳定。这就急需企业根据发展需要，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况且，多数党务工作者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只是一味地进行纯理论说教，以为学几份报纸，看几个电教片，写几份心得体会文章就能解决职工群众的思想问题，这样做的结果通常表现出无法有效对职工个体心理的真实关照，也缺乏与职工面对面的心灵沟通。普遍认为只要开展几项活动并取得活动成功，思想政治工作就到位了，抓学习、抓开会，把形式走到，思想政治工作就有效。这些错误认识导致大多数职工群众对思想政治工作产生抵触情绪，也使得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难于开展，且正在逐步处于淡化和削弱状态。

三、要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手段，做到思想政治工作“措施实”

首先，要解放思想，从观念上创新。解放思想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句空话。人常说：思想解放天地宽。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提倡新思想、新思路、新想法，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纲，并以此作为工作的创新点和突破口。结合企业实际，只要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有利于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有利于推动企业改革发展，有利于帮助企业走出目前经营困境，有利于团结职工群众，有利于职工职业生涯发展，有利于职工人生价值实现，有利于最终增强企业凝聚力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都应大胆地尝试。要改变思想政治工作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陈旧观念，树立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也是生产力，也能出效益的崭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动权和主导权。要通天线更要接地气，根据企业具体实际，研究确立本单位本部门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路和方法，力求内容上充实、载体上灵活、形式上多样，以思想政治工作实实在在的创新，实实在在的效果提升企业的内生动力。

其次，要因地制宜，从内容上创新。做好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企业发展实际和职工思想实际来设置内容，围绕不同时期职工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和疑点问题，充实思想政治工作内容，并力戒形式主义。近年来，集团结合企业实际，卓有成效并创新性地开展了“每名领导干部精读一本益智良书”“每个基层党组织开展一项特色党建活动”“每名职工总结提炼一套先进操作法”，以及“感动高速人物评选”“高速工匠”等特色党建活动，这些带有陕西高速集团特色党建活动的深入有效开展，抓住了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要素和精髓，保证了思想政治工作的爆发力和影响力，实现了思想政治工作的“虚功”实做，也在最大程度上鼓舞了全公司职工的士气，凝聚了发展力量。

第三，要拓展渠道，在方式上创新。总结近年来集团的思想政治工作实际，要做好新形势下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方式方法上必须做到“四个拓展”，即：由单向性向多向性拓展，由偏重灌输向注重渗透拓展，由重点覆盖向全面覆盖拓展，由解决物质问题向解决心理问题拓展。要适应网络普及的新特点，加快建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调研网络和信息化网络建设，使网络成为新时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要改变以往的纯理论说教灌输模式，多采用一些大家喜闻乐见的方式，即不同人群，采用不同方法，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企业纷繁复杂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渗透到职工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要适时调查研究，及时梳理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从而消除覆盖不到的“盲区”，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全覆盖。要注重对职工的心理关怀，努力把思想政治工作同调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同解决职工的实际困难结合起来，从而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政治清明篇4

关键词：“新士人”；士而入仕；政治观；文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3－0181－005

“新士人”是指在明末清初这一动荡不安、战乱频仍的社会环境中成长，在清朝初年入仕清廷，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清朝统治者的第一批士人群体。他们入仕于清廷政府，成为“一批本质上有别于遗民士人的新士人”［1］，是开启清初盛世气象的“有清一代”典型。在明末清初充满国仇族恨的社会氛围下，由明入清的士人的政治处境比较尴尬，因此他们或不问世事、安贫守节，或屈于形势与异族统治者妥协周旋。“新士人”却没有一身事二主的顾虑，出仕行仁且较少受到舆论非议，在为清廷服务的同时始终能保持平和自然、荣辱不惊的心境。

一、出仕而行仁——“新士人”群体形成的

政治背景及其特点

如果将清朝初期的士人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一是明末清初的遗民群落，曾活跃于明朝政治文化领域，受明朝知遇之恩并对其怀有深厚感情，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二是叛节“贰臣”，一身而仕两朝，既未做到对前朝尽忠，又为新朝所猜忌，因此为世人所诟病，在忠清与复明的两难中徘徊，以钱谦益等为代表；三是国朝“新士人”群体，是清朝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文人，以南施北宋等“燕台七子”为代表，他们反映了文人事功心态的回归；四是“盛世文人”，出生于清初时期的清朝宠儿，已融入清初盛世气象，代表了甚至是推动了清朝政治文化新风貌的确立，以王士禛、沈德潜为代表。

“新士人”是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于前明万历、天启年间，青少年之际遭逢鼎革，然后在清初通过科举而入仕” ［1］。从政治地位上来讲，他们一般处于统治阶级中层，虽未能入主中枢内阁，但却是为政一方的大吏，对地方治理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态完全不同于明末遗民，也不同于叛节文人，他们有着积极的事功心，没有赎罪的包袱，在他们身上，儒家积极入仕的理想重新抬头。“新士人”群体的出现标志着清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已建立根基，满族统治者与汉族文人间的磨合初见成效，清朝的存在逐渐得到社会的认同。可以说，“新士人”是应运而生的，是清初政治稳定的体现，也是清朝盛世气象的先兆。“新士人”的逐渐成长反映了反清复明理念的渐渐淡化，同时又开启了清朝盛世文人政治观念、文学思想的先声，其承前启后作用应当为研究者们所重视。如果我们忽略了“新士人”这一群体的存在意义，那么从明末至清初这一阶段的文学审美、文学评论观念的转变将失去了衔接。

（一）平和中允的政治价值观

“新士人”与遗民年龄相差无几，大致生于17世纪20年代前后，如遗民代表顾炎武（1613-1682）、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吴嘉纪（1618-1684）、方以智（1611-1671）、钱澄之（1612-1693）、归庄（1613-1673）、侯方域（1618-1654），与“燕台七子”中的施闰章（1618-1683）、宋琬（1614-1673）、严沆（1617-1678）、丁澎（1622-1686）等年龄相仿。二者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是个体所处的政治环境、教育背景及个人遭际不同造成的，正如《明清易代后诗歌思想的继续发展》一文所言：“这是一代充满矛盾的士人。他们之不同于遗民士人，是因为他们虽生前明，但年纪尚小，使他们对前明并无甚深之眷念。他们又不同于纯粹由清廷培养出来的国朝诗人，因为他们毕竟生于前明，又身历易代，对前明还有一种内心深处的认同。”［1］

“新士人”体现出的“矛盾”是一种表面现象，实际上，相较于遗民士人和叛节“贰臣”，“新士人”们的政治抉择较为自由，不用背负前朝恩宠的包袱，也无需承受道德谴责，在两朝更替之际，“新士人”才能保持平和中允的心态，在作品里歌颂抗清义士的坚贞不屈，在生活上与遗民们融洽相处，同时又身处统治阶级阵营，对新朝一统气象进行讴歌。需要指出的是，“新士人”对前明的认同仅仅是对前明文化的认同，歌颂的不是义士们反清复明的行动，而是其执着的精神、高尚的节操。这种“认同”是对社会多种意识形态的包容和并蓄，客观上促使了两朝的更替更加迅速和浑融，在本质上与清朝最高统治者的主张保持了一致。如《清史稿》记载汤斌曾向顺治请旨：“顺治元、二年间，前明诸臣有抗节不屈、临危致命者，不可概以叛书”，受到了冯铨、金之俊的弹劾，然而顺治却“特召至南苑慰谕之”。这件事典型地表现了清朝皇帝的态度。因此身世清白的“新士人”在政治上更为自由，他们与遗民们交往密切，与清朝盛世文人也相处和谐，就像承接明末清初文化的一座桥梁，既逐渐淡化了遗民们凄怨悲壮的哀鸿之音，同时又开启了盛世文人壮怀逸飞的盛世情怀。以清初循吏施闰章为例，其《学余堂集》中有大量歌颂前明义士的文学作品，如歌颂抗清义士方虎邻的《方虎邻传》、纪念前明大司马李邦华的《重建永丰陆侯祠堂记》，这些题材的作品甚至被收录进《四库全书》，得到了当朝统治者的默许和认可。此外，施闰章的授业恩师为著名遗民沈寿民，施闰章与名噪一时的遗民方以智关系密切，与明末第一遗民邢孟贞相知相交，然而这一切并不影响他的政治立场，施闰章自始至终都是清朝统治的忠实拥护者，并最终入祀于名宦祠中，得到清政府的肯定和嘉奖。

政治清明篇5

一、“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反腐倡廉建设的战略目标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这一新论述具有深刻的内涵。____大报告和中纪委公报同提“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并不偶然，而是一种反腐的必然。在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联合举办的“两会人们最关注什么”网络调查中，反腐败连续多年排名第一。这十年，中央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坚决查处了一批大案要案。对腐败零容忍，才能有效震慑腐败分子，从现实意义来讲，“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我们党在全面把握世情、国情、党情和民情的基础之上，顺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对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建设的新要求提出的战略目标。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基本方针，到党的____大提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战略目标，既反映反腐败理论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又彰显了我们党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鲜明政治立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只有不断健全制度建设，不断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将由愿望变为现实。

二、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确保“干部清正”必须牢固树立纪律观念

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党的政治纪律，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厉行工作规程，做到令行禁止，保证中央政令畅通。” 党的纪律是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物必先腐而后重生。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因为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其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我们要警醒。党员干部是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导航员，是人民的希望和期盼。今天，历史条件发生深刻变化，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复杂、严峻的，新的历史使命赋予中国共产党人忧患意识新的内容。因此，只有首先牢固树立党员干部纪律观念，筑牢了思想防线、制度防线、惩处防线，保证党员干部作风优良、廉洁从政，才能以实际成效确保干部清正。

三、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确保“政府清廉”必须扎实践行为民宗旨

“公生明、廉生威”，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廉洁是公信力的基石。如果不能有效遏制和解决腐败问题，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人民就不会相信我们能把其他事情办好，我们的一切工作和努力就有可能付诸东流。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百尺密室，焚之突隙。近年来，我们持之以恒推进政府反腐倡廉建设，注重抓好长期性基础性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但一些领域腐败现象仍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社会反映强烈。总理在国务院第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着力建设廉洁政府”，提出简政放权、管住权力、管住钱财、政务公开、简朴从政、依法促廉六项措施为廉洁政府建设指明了方向。各级领导干部，要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感、自警、自醒、自律，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确保政府清廉。

四、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确保“政治清明”必须努力优化政治生态

政治清明篇6

权力清单制度与法治政府建设密切相关, 是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2 0 04 年, 国务院了《依法行政纲要》, 向全世界宣告: 经过10 年坚持不懈的努力, 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突出强调, 到2 0 20 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 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众所周知, 法治政府是有限政府、阳光政府、责任政府, 而权力清单制度有利于法治政府的建成。

(一) 权力清单有利于建设有限政府

1 9 97 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经过多年的法治建设实践,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行政、依法控权基本形成共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鸡曾经说过, 每个有权力的人都趋于滥用权力, 而且还趋于把权力用到极致, 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为有效解决行政权力扩张, 国务院早在199 9 年就对依法行政作出全面部署, 颁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 这是首次对依法行政作出的全面、的专门。20 04 年3 月2 日国务院又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 进一步明确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的基本行为准则是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和权责统一。2 0 08 年,针对法治政府建设的关键环节, 即市县政府依法行政问题, 国务院专发了《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2 01 0 年, 为明确推进依法行政的重点任务, 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上述规定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依法行政、职权法定问题。但权力清单与所不同的是, 它能够明确、清晰划定政府的职责边界, 明确政府应该干什么, 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权必须为。这既有效地避免了过去依红头文件行为的发生, 把政府权力有效限定在法治范围内,又明晰了政府权力的边界, 从而有利于建设有限政府。

(二) 权力清单有利于建设阳光政府

法治政府应该是阳光政府。大家知道, 权力清单所指向的主要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而行政审批是政府部门权力的直接体现。早在十几年前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便已起步, 但历经多次改革, 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 致使简政放权陷人了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针对这种状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主要目的就是要从根源上解决行政审批制度顽疾, 有效管住政府的手。而采用权力清单方式, 除了依据国家法律对政府职责和权力行使进行确权勘界外, 关键是使审批流程清晰透明。列出权力清单是建设法治政府的第一步, 而公开权力清单则是建立法治政府的更重要的步骤, 它能够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只有亮出清单, 才能有效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让公众知道政府的权力边界。因此, 权力清单有利于建设阳光政府。

( 三)权力清单有利于建设责任政府

责任政府就是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政府。责任政府要求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科学、合理、有效地履行职责, 一旦违法失职或行政不当, 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权力清单要求政府承担的责任不是一般政治、道义责任, 而是法律责任。权力清单一般包括清权、晒权、制权等几个环节, 但确权、晒权不是最终目的, 而只有制权才能保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进而保证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一旦违法失职或行政不当能够承担相应的责任, 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因此, 一个内容全面、能达到预期效果的权力清单必须包括责任部分, 使民众能够了解行政权力边界, 知晓行政权力运行轨道, 以监督行政权力的有效运行。

二、权力清单的特色优势

权力清单之所以能成为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 促进法治政府建设, 因其自身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 一) 严格的规范性

权力清单的梳理必须严格依据法律法规, 在法定范围内, 以真正体现依法行政。需要明确的是, 依法行政不能等同于依清单行政。尽管依法行政的法和权力清单产生依据的法没有区别, 都是国家行政法律法规及规章, 但由于法律法规的原则性, 使得政府机关制定出的权力清单的内容需要比法定内容更为具体, 这实属正常, 否则, 权力清单完全重复法律法规的内容, 成为其完全的复制版就失去推行权力清单的实质意义。然而, 制定出的权力清单必须是原有法律、法规的细化, 而不应是对法律法规的实质性突破。这是权力清单严格的规范性的客观要求。

(二)监督的实效性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 特别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 我们党对在新的执政条件下如何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高度重视, 建立了一套包括党内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舆论监督等严密的监督体系和机制。但上述监督都具有程序繁杂、耗时时间过长的缺憾, 不利于广大民众真正行使监督权。而权力清单则不同, 它多数是采取互联网的形式, 且公布在政府的门户网站上。在互联网+ 的当今, 权力清单的这一特点不仅便于民众知晓其内容, 更便于民众进行监督, 尤其是作为抽象行政权力行使的对象, 普通公众更具有强烈的权力监督意识和愿望, 对权力清单内容探讨的积极性更高, 也更能发现其中的问题, 因此, 监督的实效性较强。

( 三)较强的民主性权力

清单是政府实施的行政行为, 并且具有单方性。不仅如此, 如今这一行为又具有较强的民主性。实践中, 有的政府在制定权力时邀请群众代表列席政府相关会议; 有的将权力清单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布后设置一定程序, 社会公众可以对其内容进行点评交流,政府及时进行反馈, 并对其不完善的内容及时进行修改等等。上述这些双向的、互动式的交流方式, 既体现了权力清单制定的效率性, 更体现出权力清单制度较强的民主性。

三、权力清单有效实施的条件及策略

权力清单制度的有效实施有利于法治政府建设,是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环节, 其优势、功能十分明显,但其弱点不足也应予以正视。如, 由于在理论上对于制定权力清单的行为是立法行为还是行政机关作出的抽象行为未形成共识, 致使实践中做法不一。在实践中, 有的是对法律法规的梳理, 有的是复制, 还有的是在创设新的规范。而无论是梳理、复制, 还是创设规范都存在巫待解决的问题。对于仅仅是梳理的, 没有对不合理的规范内容进行清理; 对于是复制原有法定内容的, 没有起到权力清单制度成为政府部门实施行政行为时办事流程、指南的作用; 对于偏离原有法律规定而创设新的规范, 由于制定主体和规范主体都是政府机关自身, 行政机关既当教练员又当运动员, 必然是实施效果较差。因此, 为使权力清单真正发挥促进法治政府建设的功能、作用, 巫需从以下方面人予以解决。

( 一) 明确权力清单的性质、定位

权力清单是行政机关转变政府职能, 减政放权的一场革命, 了它是以清权、确权、旧西权、制权为其主要任务, 目的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 实现行政权力进清单、清单之外无权力。因此, 行政机关在权力清单制定过程中, 要转变思想, 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真正走出权力自我制定、自我裁定的怪圈。具体做法为: 一是坚持依法行政原则。我国宪法第五条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这一规定, 既指明了我国法制建设的目标, 又明确了国家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原则是依法行政。当前, 无论理论界对制定权力清单的行为性质如何定论, 行政机关都应遵循这一原则。二是坚持人民主权原则。我国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 是人民的授予。权力清单属于行政权力范畴, 其主体是行政机关。按照现代法治理念, 行政机关实施该行政行为时必须处理好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不得侵犯公民权利, 这是由权力清单行为性质所决定的。

(二) 整合规范相应的行政权力

权力清单的依据是法律法规。由于行政法律法规体系庞大、内容繁杂, 具有办事指南、流程性质的权力清单必须是对相应的法律法规梳理后进行的整合。在整合过程中, 应本着简政放权原则, 目的应该进一步是优化服务。整合的结果不仅能使行政机关权力运行更加科学、规范, 也便于公众了解行政权力的名称、法律依据、实施主体、监督措施等内容。而且梳理整合后的权力清单, 不仅包括上述实体内容, 还应包括权力清单的制定、修改等程序方面的内容, 以便使制定的权力清单无论是实体还是程序都更加规范。

政治清明篇7

［关键词］清官情结；当代中国；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1－0054－02

一、清官情结产生的缘由

清官情结的产生导源于中国传统政治合法性的信仰。什么是合法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1］也就是说，合法性是指政治体系客观上获得了社会成员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与服从。

在亚氏的基础上，韦伯进一步考察了社会自愿认同、支持与服从的内在机制。他认为，合法性是内化在属民观念中对政治体系的信仰与忠诚，只有存在相对固化的积累式忠诚才会产生合法性。没有任何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2］在韦伯看来，合法性不过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统治者对政治权力进行论证和渲染的结果，“他们成功地向人民灌输了他们执掌的权力为合法的想法。”［3］统治者借助传统、宗教、意识形态等资源来影响公众的价值形成，并且以实际的政治作为来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

中国传统政治的合法性在于天命信仰。天命信仰是中国最古老的政治信仰之一。自殷周以降，统治者虽然讲自己“君权天授”，即认为国家属于君主，然而正统儒家民本思想的思维逻辑却是以“民”解“天”。因此，天子要倾听民的呼声，要以民为本。“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表达了这种意思。这样，天意就从民意中获得解释，民意有了天意的支撑。因此，国家的就归根结底是属于“民”的。后来，孟子提出“民贵君轻”，指出天子的权力是来源于“丘民”的。因此，君主如果失去了民心，也就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

但是，民本思想所蕴涵的圣王崇拜和实践中的胜者为王之间的张力使民本的道义追求变得软弱无力，民本自然为官本所置换。况且，秦汉以后，随着君主专制的建立，统治者大讲“朕即国家”，强调国家的属于君主。这种君主对国家的所有权虽然仍被说成是来源于“天”，但此时的“天”却已变成了一种超人的形上实体，成了垄断政权和统治人民的依据。在一个等级森严的专制体制中，因为君权天授，皇帝是天的代表，拥有、掌管人间万事万物；各级官僚协助皇帝掌管天下，分得皇帝授予的一部分权力和财富，支配着社会财富的分配和转移。由于其权力是上面给的，财富是上面赐予的，这就产生了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的官僚作风，产生了对上唯命是从，对下则仗势欺人的主奴心态。

事实上，传统中国的整个国家权力的运行都是围绕统治人民、服务君主利益而展开的。唯有握有实际职权的人有着合法力量决定一切，因为权力是一切社会事件的裁定者。权力的私有性和至上性必然导致权力腐败，它给那些处于不同层次的官僚提供了滥用权力、以公谋私和侵犯民众利益的条件。当这种侵害达到一定程度，民众则希望有一种另外的力量为自己作主，同时最高统治者也希望有人对不时激化的社会矛盾加以调节。于是，清官情结就此产生了。

二、清官情结的危害

迄今，人们似乎尚未有一个真正制服传统清官情结的更好的办法。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进程中?熏干部以当清官为信念，民众以盼望清官为自己的憧憬，这已是一种极为普遍的政治文化心理。不论我们是否承认，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已经消解了的传统清官情结，其实一直就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并内化为人们深层的心理意识。

归结起来，清官情结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进程中有如下几个主要危害。

第一，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自我革命精神，阻碍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应该明确提出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4］封建主义的政治和伦理思想统治了中国老百姓两千年，封建主义的精神枷锁至今还没有被彻底打碎。

个体作为社会存在，始终是具有多方面发展可能的未完成物。但蕴含于个体自身的多种发展潜能能否激发出来，除了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条件所提供的可能以外，还取决于个体自身的人格理想，即以何种人格作为自身奋斗、成就的目标。传统清官政治文化虽然在个人道德感召上，具有一定的实际效应，但是一旦其进入了政治领域，与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法治理念相呼应则很难契合，必然产生对当代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阻滞力。清官情结的存在弱化了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决心和能力，弱化了自我革命精神，阻碍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容易导致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延误民主进程。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整体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在民选政府管理的社会里，民主是公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种民主政治是一种理性政治，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与主体素质来孕育、培养和促成。新中国的建立，法制的日益完善，民主政治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外部条件，但是，公民中残存的清官情结成了民主政治发展的阻力。

以为民作主作为价值取向的清官情结，是传统社会臣民关系、君民关系的集中体现。在这种意识的支撑下，担任社会公职的管理人员把自己看作老百姓的主人，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截然地隔离开来。这与以平等精神、以平等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民利相去甚远。只要那种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清官情结不彻底涤荡殆尽，那么，民主政治就会时时受到干扰和侵袭，而只有以为民作仆的价值取向否定以为民作主的价值取向，以平等的理性精神否定事实上不平等的清官情结，从为民作主发展到为民作仆，民主政治的大厦才会建立得更加牢固。

第三，容易滋生腐败，危及国家政权。腐败从来都是政府的掘墓人。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政权经历了从秦汉到明清十多个朝代，政权也更迭了十多次。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的历史，不难找到这么一条规律：越是腐败严重的政府，其生存周期就越短。哈林顿认为，“一个政府的腐败将意味着另一个政府的诞生”。一个政体中，低度腐败难以避免，但是腐败一旦发生，就容易绵延甚至泛滥。政治生活史证明，无论何种社会，无论何种政府，只要听任腐败泛滥，必将导致合法权力的合法性丧失。如果让失去控制的权力任其发展、任其膨胀，就会导致法制破坏、人治泛滥，使人民当家作主的主人地位受到严峻的挑战。政权一旦脱离群众，就将造成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和对立。而失去制约的权力、缺乏监督的政府、没有社会基础的国家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必须看到，当清官的世界观、价值观处在为民作主的层次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阻挡清官走向腐败的可能性。

三、如何去除清官情结

第一，全面推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法制，加速民主化进程。我国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人民民主的国度里，在现代法治的社会中，社会的结构及其运行，必须也必然要着力解决权力归属、权力来源、权力分配以及权力行使、权力限制等问题。凡是应当并且可以由人民群众直接掌握的权力――最根本的是国家公职人员的选拔、任用、监督、奖惩、撤换、罢免的权力，真正掌握在人民群众手中。

另外，就是努力清除现行体制中的特权制、家长制因素。邓小平指出，“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5］首先，要健全从政人员准入制，拓宽视野，严把质量关，完善委任、选任、考任制。其次，要疏通从政人员的出进通道，建立能上能下、能出能进的选人用人机制。健全淘汰制、引咎辞职制。再次，要健全各类工作责任制、责任追究制，建立健全问题处理的快速联动反应机制。最后，要健全法制，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使各项行政行为都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的轨道，这是消除清官情结的长远之计、治本之策。

第二，大力发展生产力，用市场经济的神奇力量荡涤清官情结这种落后观念。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不发达，是清官情结思想形成的经济根源。现在我国虽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解放，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但由于我国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存在着较大差距，市场机制还很不健全，给人们提供的发展空间仍非常有限。正因为如此，即使到今天，清官情结思想仍然很难改变。因此，要改造清官情结思想，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这样清官情结就会失去其经济根源。首先，经济的发展将拓宽人们选择职业和实现人生价值的空间。其次，随着经济的发展，从事其他职业的收入将不再悬殊于从政的实际收入。再次，只有加快发展经济，才能不断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法制意识将逐渐增强。最后，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带动意识形态的变革，引起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乃至生活方式的变革。无疑，这将有助于人们摆脱清官情结的束缚，确立起正确的择业观、地位观、利益观和权力观。

第三，大力加强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和形式主义也是一种腐败，且是一种深层次的腐败。列宁指出：“我们所有经济机关的一切工作中最大的毛病就是……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要大力加强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把形式主义、的东西从经济、政治生活中清除出去。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素质。有必要明确：权力来自于人民，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权力意味着责任，担任的职务越高，对人民和社会肩负的责任就越大。要通过严格的教育，使党员干部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维护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对党员干部来说，只有通过认真的学习和严格的教育，才能打牢思想政治基础，筑严思想政治防线，才能获得抵御各种诱惑的能力。

参考文献：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押商务印书馆，1996．188－210．

［2］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39．

［3］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176．

政治清明篇8

关键词：农村治理;微权清单;法治村治;“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4-0008-05

作者简介：王木森（1978-），男，陕西山阳人，中共宁海县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党的建设、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王东（1984-），男，陕西山阳人，西北工业大学人文与经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法治教育与法治建设。

“得农村者得天下”，[1]农村在现代化建设中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中国历史上，农村的兴衰历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农村有效的治理是农村繁荣和谐的关键。乡村治理在中国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创造了独特的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今天，农村治理现代化依然是亟待解决的历史课题。法治治理是人类治理的未来和趋势，是现代化的治理方式，“是治理的最基本方式和最有效手段”。[2]因此，推动农村的法治治理，建构法治村治，建设法治农村，成为当前中国实现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浙江N县在探索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中，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摸索出一条农村小微权力制度化、法治化、规范化、程序化的清单治理模式，创造了法治村治的新经验。本文拟以浙江N县农村小微权力清单36条的实践和经验为例，探寻农村治理的法治化路径。

一、农村治理：人治抑或法治

治理本质上是权力的规制和配置，是国家与社会基于各自的效用函数，共同缔造的一种社会结构关系。[3]农村治理即如何对农村进行管理，是农村公共权力管理农村，增进农村公共利益的过程。[4]根据公共权力运行立基目标和手段的不同，农村治理可分为人治和法治。[5]在农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已由能人向法治转换，[6]乡村治理模式也应从人治向法治变革。

（一）村治概观：历史与模式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灿烂历史的国家，也是一个创造了发达农业文明的国家，这决定了中国农村治理历史悠久。权力的“国家―社会”二分法是窥探乡村治理的基本理路。因此，从社会历史学的进路，中国村治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传统乡土社会的“专制―准自治”时期（公元前221～1949）。这一阶段，中国社会被称为传统的乡土社会，农村权力包括国家的行政权力和乡村的内生权力，这一“国家―社会”权力的互动作用生成了“差序格局”的“双轨政治”。[7]由于“皇权止于县”，乡村具有比较大的自主空间，乡绅自治因此有了可能。但为实现对整个国家的统治，皇权借助“权力的文化网络”“权力的制度网络”和“宗族家庭网络”进行控制。如此，国家权力通过乡贤士绅进入乡村，实现“皇权下乡”，取得统治合法性;绅士精英借助国家权威获得对乡村直接管理的“合法性”，[8]二者相互借力、互助形成中国乡村治理历史上长期的双轨治理。第二阶段：“集权―科层控制”的模式时期（1949～1978）。这一阶段，中国农村社会是政社合一的。国家权力直接进村，彻底终结清末至民国的国家权力下沉内卷化，实现国家对农村的绝对渗透和控制，形成了政社不分的高度集权体制。其典型特征是“科层控制”，[9]权力支配一切和运动式政治社会化、乡村精英同质化、农民日常生活政治化。[10]这一政权下乡吞噬了农村自治空间，对农村社会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把控，严重制约了农村的自主性，确立了党和国家在农村的绝对权威。集体化治理“一路凯歌、高潮迭起”，[11]成功实现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建设，控制人口流动，创构了社会的良好秩序，但也抑制了农村的活力和创造力。第三阶段：“村民自治―乡政村治”的改革开放时期（1978～至今）。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农村治理进入了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政村治时期。乡政村治作为改革时期中国农村治理的典型模式，最早由张厚安、徐勇等学者提出。乡政指乡级政权机构在国家授权下对乡级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等的行政性集权管理，村治指村级公共组织在自治基础上，基于村民意愿对村域内的各种事务的具体管理。[12]乡政村治的村民自治是在国家与社会的双重授权，国家权力与乡村社会权力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实现的自治。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妥协，为农村争得了自主空间，结束了国家权力对农村的科层控制，为农村发展释放了活力。

我国农村治理这一长时间的历史实践孕育出各具特色的村治模式。按照不同的标准还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国家―社会”二分的国家制度导入与农村自生力量互动，可分为“传统型、能人型、法制型”。[13]根据农村治理的“三层分析”方法[14]及“国家―社会”之间的“第二圈层”的结构与功能取向，农村治理模式可以建构三种同心圆圈层模型：传统社会农村治理、高度沉降的农村治理和改革转型期的农村治理。[15]

1.传统社会农村治理，即中国的乡土社会“专制―准自治”模式。在“专制―准自治”模式中，制度化的圈层边界处于“国家”与第二圈层之间，“王权止于县政”。第二圈层的士绅阶层是整个乡村的直接控制者、治理者，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2.高度沉降的农村治理，即政社合一的“集权―科层控制”模式。在政社合一的集权―政治运动式模式中，政社完全掌控第二圈层的政治、经济功能，社会资源分配由“政治正确”决定。第二圈层和农民之间是政治制度化的牢固边界，第二圈层成为混合政权和社会组织融为一体的基层单位。[15]

3.改革转型期的农村治理，即“村民自治―乡政村治”模式。在村民自治―乡政村治模式中，第二圈层的国家管制性地方精英是乡政村治的关键，是乡政村治的核心环节，更是“国家-社会”的连接带和缓冲地。保持他们之间的力量均衡、利益异质、信息对称是彼此良性互动和政治博弈的基础，在内敛彼此冲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这一基础失去，第二圈层就可能成为“权势阶层”，毁灭国家与社会。

（二）村治困境：人治的困顿

纵观中国农村治理历史和与之对应的村治模式，第二圈层的士绅阶层、基层单位、国家管制性地方精英毫无例外都是农村治理的直接承载者和实施者。在传统乡土社会的“专制―准自治”中，士绅、乡贤、族长等是村治主体，形成乡贤士绅治村;在时期的“集权―科层控制”中，匀质化的党政精英分子是村治主体，形成“干部治村”;在转型社会的“自治―乡政村治”中，村委会主任或村长、村支书、村监会主任、村经合社社长等由村中能人、强人、富人、个私业主、老板、企业家担任，从而形成了名目繁多的能人治村、强人治村、富人治村、个私业主治村等等。这些更为具体的不同形式的农村治理模式，从表面来看，或是依据乡规民约、礼制风俗、宗族家规，或是依据“政治正确”的政策法规，或是依据法律制度、村情民意等进行治理，但从内在本质来看都是根据各自的权力权威和主观意志来治理。从根本性上说，依然没有脱离人治的窠臼。这些人治村治虽然在一定程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守护了农村秩序，推动了社会发展，但也存在比较多的问题。就拿当前普遍存在的富人治村来说，农村的“人治”治理欠缺公正性，固化精英格局、阻碍基层民主，构筑自我权力结构网产生政治排斥，自主缺位和制度供给短缺致使村治处于亚瘫痪状态……就目前的乡政村治模式来看，基层政权和各种社会组织存在的基础被打破，关键的第二圈层出现了经济强人、个私能人、老板富人等的权势化，他们“把‘政治供给’和‘政治需求’直接消解为‘政治’”，[15]以潜规则、土政策、权势、寻租吞没农民的正当权利和合法利益，蜕变为“国家―社会”之间的“赢利性国家经纪人”。同时，出现了村官与村民争利、政府与村民争利、村官之间争利、村民之间争利的“四争”局面。就当前的农村治理形势看，依然是人治大于法治，人治抑制法治，乡政村治模式仍然没有走出“人治”的困顿。要摆脱农村治理的困局，实现村治的现代化，就必须使农村治理走向法治化。

（三）村治趋势：治理法治化

“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有过两次革命。第一次，从人治到法治。第二次，从依法而治（rule by law）到良法善治（good governance of good law）。”中国农村治理法治化即是这两次革命的一体过程。农村治理法治化即农村的法治治理。其基本要求是：农村治理必须以限制村干权力、保护农民权利为立足点，以规范化、程序化、透明化的法律、法规为治理依据，以促进农村法治、构筑农村良序为目标，实现农村良法善治，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

首先，如果说熟人社会靠人治、陌生人社会靠法治合理的话，那么，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必须依靠法治。随着农村市场化，人口流动和跨地域迁移加快，出现大量本地人和外地人杂居的混居村，同时，加上农村的商品化，交往的货币化，农民的权利意识、法治观念增强，传统的宗族人情被阻断，乡土信任被消解，人与人之间成为经常见面的陌生人关系。人们相信法律、制度、规则，而不相信风俗礼制、人际感情，这种陌生人社会决定了农村治理必须法治化。

其次，建设法治中国，建构法治农村，要求农村治理法治化。当代的社会主义中国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法治”六位一体的国家，法治中国是六位一体社会主义中国的重要方面。同时，法治中国是伟大中国梦的基本内容和重要目标，建设法治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中国是农业大国，有9亿农民，建设法治中国离不开农村的法治化，离不开农村管理治理的法治化。法治农村建设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条件。建设法治农村的根本在于农村治理的规范化、制度化，而其根基则在法治村治。

最后，推进农村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推动农村治理现代化，要求农村治理法治化。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基本追求，是人类实现自我解放的基本条件。实现农村的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离不开农村法治，农村的法治治理是农村实现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保证。法治作为人类治理的基本方式，也是一种现代性的治理方式，实现治理现代化的根本途径只能是法治治理。所以，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就是实现农村的法治治理和治理的法治化。

二、法治村治：微权清单的进路

建设法治农村，实现法治村治，是农村治理从传统向现代转变和农村治理模式现代化的必然方向。那么，如何建构法治村治？微权清单为解决这一时代课题提供了前行进路。

（一）法治村治的三维逻辑：制度―程序―规范

法治作为现代性的治理方式，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其崇尚和遵从“制度、程序、规范”。法治村治作为现代化的村治模式，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其内在建构逻辑是：遵从制度、遵循程序、保证规范。法治村治就本质而言，是农村公权力的规训过程。这种权力规训是制度规训、程序规训和规范规训的内在统一。

首先，法治村治是制度村治。就农村公权力的执行而言，法治化村治是农村公权力的依法规制，遵从法律、规则是执行公权力的前提。由此，对农村公权力依循一定的制度进行规训，即农村公权力的制度化是法治村治的首要逻辑，对农村公权力依循制度规则进行治理是法治村治的首要目标。实现制度村治，首要任务是制定法律、制度和规则，即制定合理有效的规训农村公权力的游戏规则。继而是依规办事――严格执行游戏规则，按游戏规则训制公权力。“如果出现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笔头（领导批示），笔头不如口头（讲话）的社会潜规则，制度规则被轻视和闲置，那么制度村治就会被巨大的暗礁碰个粉碎。”其次，法治村治是程序村治。就农村公权力的运行而言，法治化村治是农村公权力的依法运行，遵循法律、规则是运行公权力的基本要求。程序村治就是农村公权力运行时，其过程、步骤、方式、时限等应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即法定程序）和正当程序的要求。从这一意义上说，程序村治即农村公权力运行中的程序规训，农村公权力运行的程序正当是程序之治的内在逻辑。最后，法治村治是规范村治。规范村治是农村公权力执行和运行的有序和有效――农村公权力依规则规制和按程序运行的秩序性和有效性。农村公权力运行的规范化是法治村治的结果和目的，通过规范之治阻断了无序和混乱，保证了民主和自由，实现了村治结果的公平公正。总之，法治村治是农村公权力的制度之治、程序之治和规范之治的统一，农村公权力的依规则规制是前提和基础、依程序运行是要求和手段，有序有效规训是结果和目的。

（二）微权清单的法治本质：限权―明责―保利

权力清单缘于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和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需要。十八届三中会《决定》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所谓权力清单是指对各级政府部门的权力、权限、职能进行汇总设计，以清单方式列举界定，并按照法律、法规确立的清单制度贯彻执行。微权清单即农村小微权力清单，是对农村管理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进行清理、界定、列举、公开，并制定相应的运行规则、制度、机制保证规范运行。

微权清单作为农村公权力的制度授权机制和公开透明机制，最大特点是阳光运行，根本特征是依法制权，基本原则是权责统一，内在本质是权力规训。权力规训作为法治范式的核心是微权清单制度推行的灵魂所在。因此，微权清单具有法治治理的根本内核，是推进法治的实践工具。“限权、明责、保利”作为微权清单的法治本质奠定了权力规训法治范式的三大基本命题。命题一：规制权力。微权清单规制权力是一种制度之治，是与人治相对立的秩序结构，强调法理权威，推崇法律至上，要求农村权力运行和公共服务供给的法制化、程序化和规范化，是法治村治的规则之治状态，是“法治的目标命题”。命题二：明确责任。微权清单作为农村公权力和公共服务的规则之治，勘定了村干部和各种村级公共组织的权力、权限和职能，由此也就界定了各种村级公共权力执行者、公共产品供给者和各种村级公共组织的相应责任与应尽义务。这是法治的权责一体、权责一致原则的具体践行。命题三：保障权利。“法治是从权利共同体内部生长出来的。这意味着法治与权力无涉，它是社会共同体为了保卫自身权利而创建的规则主张。”因此，微权清单作为对抗农村公权力而生的法治工具，其基本目的在于保护农村共同体的权利。微权清单因此也被赋予保护农民权利的功能，是“法治的生成命题”。微权清单的“规制权力、明确责任和保障权利”功能奠定了法治村治的基础，获得了村治法治化的工具资格，为建构法治村治创造进路。

（三）法治村治的建构进路：农村小微权力清单

法治的核心和本质是限制权力、保护权利，权力清单的实质是确权勘界、平衡权力与权利，二者的价值追求相通性决定了二者基本理路的一致性。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农村小微权力清单的“规制权力、明确责任和保障权利”的法治本质具有建构法治村治的逻辑进路。首先，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建构了法治村治的“制度之治、程序之治和规则之治”。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进路看，小微权力清单实际上打造了一个农村治理中行之有效的制度网络，其中包括农村公共权力和公共服务的明细网、公开晾晒网、运行机制网、效果评价网、责任追究网等等，为小微权力的制度化规制、程序化运作、规范化操作提供了保障。这一保障就功能作用而言，就是一种制度规则、程序规则和规范规则，而这种规则本身就是具有合理性、合法性、有效性的理性制度。这种理性制度作为制度之网、制度笼子，其公开公正、程序规范的特性，为法治村治创造基础和保证。其次，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建构了农村的多维法治化。法治村治是农村的一个多维法治化过程，农村法治化作为农村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条件，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重视。从晚清到民国的“法制建国”，再到1970年代末所开启的“法制建设”，直到“送法下乡”和农村法治建设等等，都是“单向度的法治化”，未能实现真正的法治化。真正的农村法治化，其实就农村法治化的作用和目的来看，其主要是要为实现农村的法治治理服务。农村小微权力清单之所以能构设真正的农村法治化，其根本原因在于，一方面激活了农民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守法意识，提高了村干部的服务意识、法治思维和法治治理能力，明确了农村公共权力和农民权利的法律边界;另一方面实现了对农村公权力的限制和制约，保证了其运行的程序性、规范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推进了法治村治的进程。因此，这种农村法治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法治化，是法治村治的内在要求。

三、N县的实践：“村务工作36条”

浙江N县在法治村治的探索实践中，以农村小微权力清单为进路，推进农村治理法治化、程序化、规范化。通过制定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创设出“微权清单式”村治模式。

（一）实践背景与基本目的

1.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的背景。主要分为宏观形势背景与微观具体背景，如下表：

2.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的目的。N县在农村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探索农村治理的有效方式，创新农村治理模式，提高农村治理能力和水平，推进农村治理的法治化和法治农村建设。二是通过推行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化解农村矛盾，消解阻滞农村发展的诸多障碍，推进农村干部队伍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素质和管理水平，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美丽乡村。

（二）主要做法与初步成效

1.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的做法。N县“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在推行过程中主要依据“全面清权、标准配权、公开晒权、按图行权、依法制权”[16]五个依次推进又紧密相扣的运行系统来实施，这一系统同时又构设出了宁海农村小微权力法治化、规范化的运作体系。

一是厘清边界，建清单――清权划界。N县纪委牵头主导，涉农职能部门（组织、农林、民政、国土、计生等20余个）和强农惠民单位等联动，组织专门力量到农村调研、研讨、听取意见建议，收集农村管理方面的权力和事项几百项，通过梳理、汇总，清理出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权力事项60余项，其中集体管理40余项、便民服务20余项。基于权力规则、保护民利原则和厘清权力与权利边界需要，固化出村干部村级重大事项决策、项目招投标管理、资产资源处置等集体管理事务等19条，村民宅基地审批、计划生育审核、困难补助申请、土地征用款分配以及村民使用村级印章等便民服务事项等17条，汇编出《N县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建立N县农村小微权力清单。

二是制定规则，编笼子――配权定职。借鉴ISO9000质量管理标准理念，界定村干部（党支书、村主任、村经社社长、村监会主任、村组织委员、村纪委委员、村宣传委员、村调委会主任、村社管会委员、文书、出纳、民兵连长、计生联络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和村级组织等权力主体的岗位职责，编制权力运行和权力主体的工作规范流程，绘制事项流程图45张，整理附属中央、省市县各级文件依据28项，编制《N县农村小微权力职能手册》和《N县农村小微权力操作手册》，编织出农村小微权力清单职能操作的制度“笼子”。

三是推行公开，洒阳光――晒权明规。县纪委和县宣传部联合宣导：对党员干部以培训考试方式进行教育，组织农村党员干部进行为期3天的《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培训，培训之后进行考试和答辩;以宣讲、答疑、漫画、发放宣传册等方式对广大村民进行宣导，在村广场、墙体、宣传栏制作漫画进行图示;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纸进行滚动讲播，利用手机短信、微博微信进行跟踪报播。实行村党务、政务、财务定期公开和村重大事项公示，县上建立“阳光村务网”和数字电视公开平台，实现对村事村务办理情况的网络查询、电视查询和手机查询，让村民清楚该什么事、找谁办、如何办，以及如何参与、怎样监督，打造阳光清单。

四是建立流程，强管理――行权保利。把清单上的每项工作，依据党的政策、相关规定和法律法规等，结合农村实际，制定村级重大事项“五议决策法”、物质服务采购、村级工程项目、村级财务公开支出、出纳现金支取、非村干部工资报酬发放、招待费支出、村工作人员任用事项、阳光村务事项、集体资产资源处置事项、集体土地征收及征收款发放、村印章管理等工作规范，编制《N县农村小微权力运行规范执行手册》，将每项工作的办理程序、主要环节逐一细化，制定出村级事务管理流程，制作上墙流程示意图、编制小微权力运行流程图，同时印制《N县农村小微权力运行规范执行手册》发放给村党员干部和村民，为实际操作提供具体依据。

五是强化监督，行问责――制权督责。根据农村实际和村干部工作状况，制订《N县农村干部违反廉洁履行职责若干规定责任追究办法草案》《N县农村集体三资和财务管理责任追究办法》《N县村干部辞职承诺实施办法》等制度，编制《N县农村小微权力运行规范监管手册》，详细界定村干部违反工作纪律、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移风易俗等48项责任追究行为。细化责任追究的标准，从警示谈话、责令公开检讨、通报批评、停职检查、责令辞职和免职等组织处理手段，到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等党纪处分标准，配套实施扣发固定报酬、养老保险和绩效考核奖等经济手段，从严追究村干部违规违纪行为，教育和警示农村干部规范用权。

2.推行“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的成效。从实施的总体效果看，村级小微权力法治体系的建构，进一步明确了村级管理组织的设置及其职责，建立规范运作流程，加强监管控制，建立了“权责明确、管理规范、运作公开、监管到位”的村级民主法治治理新路径。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成效：一是规范了干部用权。《N县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的实施，小微权力清单运行体系的建构，保证了村级组织和党员干部依法行使职权。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涵盖了农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和村务工作的全流程，有效制约了村级权力的随意性和滥用，消除了“小村官，大权力”现象，解决了村干部“干事难，难干事”的局面，方便了村官工作，便于干部成长，保护了村干部。二是方便了村民办事。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清晰厘定了权力边界、村官责任、服务内容和村民权利、办事方式方法等关系农民合法权益的问题。小微权力运行过程中，责任明确、流程公开、办事规范，“村民的事能不能办，具体找谁办，村官怎么办”，运行操作流程里写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村民一目了然，避免了对村官的误会，“给了村民一个明白，还了村官一个清白”。三是改善了干群关系。小微权力清单的落实，增强了村官工作透明度、公开度，政策、项目、权力、权利、责任、义务和操作流程、办事时限、责任追究等等都通过微权清单晒在阳光底下，群众心里清楚、村官心里明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群众满意度提高，党和政府公信力提升。四是化解了农村矛盾。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通过一系列运作体制、运行机制的有效执行，促进了村级议事内容的科学化、议事价值的公正化、议事过程的程序化和规范化，村级党务、政务、村务、财务通过不同途径和各种形式得到了公开、公示，村级资产得到了保护，实现了保值增值，邻里矛盾、官民紧张有效化解，村风村貌大大改观。

四、结语：“微权清单式村治”――法治村治的未来模式

改革开放以降，中国农村形成的乡政村治模式无疑在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发展，为中国改革顺利推进和经济腾飞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在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形势下，乡政村治模式毫无疑问还存在很多问题。在此情境下，农村治理现代化和更有效的村治模式路在何方？N县“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的村治实践无疑为我们建构新形势下村治模式提供了鲜活的质料和有益的尝试，开创出一条“微权清单式”村治模式。

就农村治理模式而言，中国几千年的村治基本上一直是人治村治的模式，在这其中，虽然有法律、法规、制度发挥作用，但其核心依然是崇尚人的意志，法律仅仅起到“锦上添花”的修饰作用。基于此，法治村治显然是农村治理方式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作为改革开放时期生成并一直延续至今的乡政村治模式虽然具有法治村治的基本内核和重要因子，但在新形势下已出现许多问题，对此，学界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深刻分析和深入论述。其中非常典型的分析论述是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陈云松，他运用“‘国家-社会’结构、‘目标-行动’过程和‘科层-法人’理论”三大分析框架对乡政村治模式进行了深刻剖析，指出当前的乡政村治模式已异化为“‘乡村合流’的政治’”。特别是乡政村治模式中的第二圈层在体制压力、升迁压力、财政压力、条块压力、下延压力和制度过滤、角色偏移等作用下产生异化，成为权力空壳化、角色仪式化、激励非制度化的“政治”，农民成为无关紧要的利益旁观者，农民的利益成为毫无保障的斗争牺牲品，从而“使得农民的行动由‘体制内参与’变成‘非制度政治参与’，对选举、投票不感兴趣，把希望寄托于上访、有组织的抗争和族权”。[15]陈云松教授对乡政村治模式犀利的解构，加之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足以表明乡政村治模式确已难以继续存在。那么，此种境况下，有何种更好的模式替代之？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后李全胜在中国农村治理模式创新中提出“复合式治理”模式。所谓“复合式治理”模式，即在村民自治主导下，充分发挥社会多元力量、多种治理要素的作用。这种“复合式治理”模式无非是村民自治和其他各种力量的合作共治。其实，N县实践的“村务工作权力清单36条”生成的“微权清单式”村治实质上已经实现了村民自治和清单管理的对接，在理路上也已经是“限权、定责、保利”的“规则之治、程序之治、规范之治”，因此，不管从理论逻辑上还是从实践运行上，都奠定了使其成为法治村治的有效模式。所以，“微权清单式”村治必将成为我国农村法治化治理的一种未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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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清明篇9

【关键词】政治生态话语体系法治【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政治生态”的两种话语体系：学术语言与政策语言

“政治生态”一词目前被两种话语体系进行着解读。

一种是学术语言，主要是学术界借用生态学的一些概念，比如生态平衡、生态群落、生态多样性、生态链、生态圈、生态位等理论来解释政治生活中一些政治现象，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主体之间以及政治主体与政治环境之间所发生的系统的、连续的、交互的关系，进行分析与阐释，对政治主体的行为失范、关系混乱所导致的系统性失衡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套话语体系主要是政治生态学及其领域的学者在使用，在社会科学分类中，可以归为政治学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它试图运用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发现和描述政治主体、政治体系在运行过程中的规律。

另一种则是政策语言，主要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遇到了一些执政危机，比如部分领域和区域出现了系统性、“塌方式”腐败，查处的腐败分子不是个别的，而是“窝案”性质的，具有集团性、群体性，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执政党的形象，影响到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甚至影响到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稳固。问题倒逼催生着执政党不断思考：出现这些问题是个人的原因、体制的原因，还是从政环境、政治生态出现了问题。这套语语体系常常将“政治生态”和“从政环境”“政治环境”等同。比如，同志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通过抓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来解决多年存在并日益恶化的政治生态问题。他在中央纪委全会中强调，“抓作风问题就要积小胜为大胜”，通过抓党风政风建设带动社风民风的根本好转。他说，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改进工作作风，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营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他还说，要“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刘云山同志在中央党校2015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重点谈了政治生态问题，强调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必须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通过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和锲而不舍地抓作风反腐败，来实现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

应该说，这两套话语体系对中国的现实问题都有足够的解释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通性。这种相通性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两套话语体系针对的问题是“真问题”，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无法回避且迫切需要解决的急难险重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就是依靠政治上的清明、干部的清正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赢得了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人们对物欲的追求、部分官员对权力使用的任性、部分党员群众价值观和道德观的迷失，使中国的政治生态迅速恶化，干部的从政环境日益严峻。不管是从政治生态学的学科角度，还是从执政党的理论自觉、政策自觉，都必须对上述问题作出回应。二是两套话语体系对问题的分析是客观的、科学的。两种话语体系都运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来探讨执政党组织、政权组织、社会组织围绕公共权力的获取和行使而出现的制度性、体制性问题，以及基于上述问题而引发的民众的心理、从政的氛围、干部的心态甚至是心理暗示的问题，而不仅仅针对出现问题的个别干部的自身行为。三是两套话语体系对问题的解决都有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政策话语体系的可操作性更强。党的十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史无前例的工作力度，保持战略定力，稳扎稳打，将政治生态建设从危机的困局中扭转出来，不断引向正确的方向。

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要件：党的领导、明确的目标、法治的举措

共产党的领导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要件之一。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说，政治生态就是政治生命体的生存状态，而政治生命体就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行为主体，包括执政党、国家政权、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在诸多行为主体中，执政党的执政行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执政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决定着国家治理绩效的优劣。特别是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作为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的一举一动无不牵动着整个国家各方面发展的神经，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带动社会和谐、以党的作风带动政风社风民风的好转，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这一发展战略，更加凸显党的风向标作用。正如老百姓常说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在推进政治生态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更多地体现为党中央的精心组织和正确领导、中央领导的表率、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离开了这一点，政治生态就会缺少精气神，就会缺少指路灯。

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是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建设的目标，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要件之二。这一目标的灵魂在于“清”字。不管是政治生态的“山清水秀”，还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风清气正”，都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开展工作的底线思维。政治生态的“清”与“不清”，不仅为执政党党员领导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所深切感知，而且为行使公共权力的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在内的国家政权中的国家公职人员所深切感知，更重要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所直接面对和深切感知，就像自然生态中的空气、水、土壤一样，被每一个生命体、每一个生命族群所倚重。这就要求我们将这一目标进一步细分，根据轻重缓急和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制定更具有操作性的阶段性目标。

法治是政治生态建设的核心要件之三。有了政治生态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实践者，有了政治生态建设的奋斗目标，还得有保障政治生态建设顺利开展的制度、国家法律、党内法规、政治规矩，以及具有操作性的程序。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我们从治国和治党的角度提出要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归根结底，还是要使治党治国制度化、法治化、程序化、规范化。在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中，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内法规和政治规矩中，及时出台有效管用、简便易行的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加强国家法律和党内法规的实施与监督，让每个人感受到政治生态的日渐好转，让良好的政治生态惠及每个人。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

【参考文献】

政治清明篇10

权力清单制度是法治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新常态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步骤，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立足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内涵与现实价值，对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让政府权力在法治框架内公开透明地运行，为法治型政府的构建提供改革新思路。

关键词：权力;地方政府;法治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

中图分类号： D523.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6）01007605

近年来，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快速进入公众的视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推行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加快建设法治政府，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可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转型期，推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已经成为法治型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权力清单制度的基本内涵

权力清单所涵盖的范围就是行政权力的合法行使范围，清单以外就是行政权力不能随意进入的范围[1]90-95。所谓权力清单制度，即政府及其行政部门在对其所行使的公共权力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然后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界定政府各个部门、各个岗位的职责与权力范围，将权责目录、执行主体、相应的法律依据、详细的权力行使程序等以列清单的方式进行分类和图解，并向社会公布。

（一）明确权力本身的自然属性

现代社会主义民主社会的体制下，政府的权力主要是来源于社会所有成员的让与或授权，作为权力责任主体的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承担着治理社会公共事务以及维护社会群体公共利益的职责和使命，并享有一定的调控、影响该社会群体的特殊权威力量，也就是一定范围内的权力[2]108-112。权力作为国家政府维护群体共同利益以及建立安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它与物理学中的“力”是有共同之处的，权力也具备大小、方向以及作用点三要素。就权力的大小而言，权力应该受法律的约束，一方面权力不应太大，否则容易使政治生态环境失衡、经济市场秩序混乱、社会公平竞争缺失;另一方面，权力不应过小，否则不利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以及政府维护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造成政府权力的流失。就权力的方向而言，不仅是地方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与调控，还应有公民对政府的让与或授权，以及公民参与权力的决策，实现公权力在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就权力的作用点而言，法律有明文规定权力的职责与权限，选择作用点不能超越法律的范畴，否则就会导致越权、越位。

（二）明确权力界定的职责权限

清华大学程文浩教授认为：“权力清单制度就是把各级政府和各个政府部门所掌握的各项公共权力进行全面统计，并将权力的列表清单公之于众，主动接受社会监督。”[3]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必须遵循职权法定、边界清晰、主体明确、运行公开原则，使政府机关职权的设定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进行，严格实行依法办事，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和权力范围、边界，进一步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健康权力的支持和保障[4]38-43。地方政府及其各部门实施社会管理、开展行政执法、提供公共服务，都要在法定范围内进行，体现法治政府对行政主体行使权力的要求。因此，要让政府有权而不“任性”，就必须界定好政府的权力边界，确保政府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

（三）明确权力运行的法定程序

政府权力清单制定的过程中，应遵循层级简捷化、流程优质化、效率高效化、服务便民化的原则，分析各项权力的法定程序，把准权力行使的关键环节，理顺每个节点的内在联系，改良权力运行流程，固化业务办理程序，科学绘制权力运行轨迹图、时限表，明晰权力运行的边界与步骤。政府必须按照职权法定、权责一致的原则，从源头上解决多头执法、重复执法、交叉执法的问题[5]17-19。权力行使过程中，地方政府既不能渎职“不作为”，也不能超权“乱作为”，权力决策要符合法律规定，权力执行要遵守法定程序。然而，权力天生具有扩张性，只要有权力存在，权力的自利和寻租就是不可避免的[6]65-66。因此，进一步加强公共权力的督查、梳理、明晰、透明公开工作，对于地方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权力职责、分工合作关系，将以法定形式固定下来，给公共权力套上制度的“枷锁”，为法治型政府建设提供制度化保障。

二、权力清单制度的现实价值

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一场亘古未有的政府“权力革命”，也是一场公共权力“透明革命”。地方政府既是责无旁贷的助力者，更是“权力革命”的重点对象，“当权力失去20%的监督时，它就蠢蠢欲动;当权力失去40%的监督时，它就破门而出;当权力失去60%的监督时，它就铤而走险;当权力失去80%的监督时，它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当权力失去100%的监督时，它就不怕上断头台”[7]64。这充分说明，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必要性，即不断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确保权力公开透明规范行使，消除权力寻租和设租的空间，从源头上斩断滋生腐败的链条，进一步推动政府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有助于法治型政府的建设。同时，它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体现，有助于推动其标准化、制度化和规范化。权力清单制度可以从源头上预防权力越位、权力寻租以及权力腐败行为的发生，矫正政府权力使用的行为方式，提高政府治理的效能与效率，并有助于以制度“清单式”的公信力保障政府的公信力，以制度“清单式”的执行力提升政府的执行力[8]。权力清单制度通过约束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制度在管住政府的同时，激活了市场，有利于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然而，权力的运行既是固化的，又是理性的，遏制权力“任性”，必须发挥制度“理性”，要让“纸上权力”变成现实权力，否则权力运行犹如“纸上谈兵”般不堪一击。

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有助于责任型政府的建设。有权必有责，用权必负责。这就意味着政府部门不仅需要亮“权力家底”，还需要责任清单给权力戴上“紧箍咒”。权力的边界模糊不能沦为政府部门“不作为”的挡箭牌，责任清单的跟进正是为了解决好“必须为”的问题[10]。地方政府通过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有利于进一步理顺上下级之间、联动部门之间的权职关系，凸显出上下级政府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管理服务重点，解决来自群众热议的部门权职不清、相互推诿搪塞、办事“踢皮球”和处理事情“忽悠”群众等现实问题，促进政府工作人员勇于负责、敢于担当，为责任型政府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加强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建设，有利于地方阳光型政府的构建。通过对地方政府实际权力的公开与约束，让政府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信息工作的公开，权力的“晾晒”，便于民众“顺藤摸瓜”式的了解政府的权力。当政务信息得不到公开时，行政权力就会有着“维多利亚的秘密”一样始终蒙着神秘的面纱，致使民众的监督权乏力，而政府权力清单明确界定权力的范围、依据、标准以及具体的流程和时限，为公众有效行使监督权提供了保障[11]10-14。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有利于让规范行政、透明行政、限时行政等制度“落地有声”，形成科学合理高效有序的行政程序，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全力打造阳光型政府。

三、权力清单制度的路径选择

德国学者毛雷尔认为，法治国家是公民之间、国家与公民之间以及国家内部领域的关系均受法律调整的国家，其标志就是所有国家权力及其行使均受法律的约束[12]105。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构建，不仅规定了权力使用的“”、“雷区”、“盲区”、“误区”，还让那些仅凭“红头文件”或领导讲话就“非法出生”的权力，失去温存的土壤。

（一）强化政府权力分配，巩固顶层设计，确保权力运行制度化

权力清单制度的构建必须遵循“合理设置机构、科学分配权力、严格权力运行、有效监督权力”的原则，理顺各职能部门的工作程序，科学下放权力，取缔交叉重叠机构，进一步简政放权。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范柏乃说：“任何权力都要依法依规，要确保让权力清单落到实处，不仅要挤出那些不合法合规的‘权力’的水分，也要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有的工作如果在基层单位可以办理得更合理高效，上级部门要敢于放权，敢于‘割肉’。”一是梳理现有的行政职权，清理“僵尸”式的冗余行政职权，重新整合社会迫切需要的，充分做到有的放矢。二是优化行政权力运行法定程序，固化行政审批制度，减少办理环节，发挥网络办理平台的优势，切实做到企业单位和人民群众少跑路、少托人、少忧虑。三是公布权力清单，实时监控权力的运行轨迹，确保权力在制度的“牢笼”里有序地运行，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充分发挥权力清单制度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制度化作用。

（二）强化权力运行登记，坚持照单履权，确保权力运行规范化

古人语：“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规矩，是一种约束，一种准则。人不以规矩则废，权不以规矩则乱。如果政府用权无视纪律、不讲规矩、不守底线，那么必然“踩雷”、“触电”。因此，一是要健全行政权力动态运行登记制度，规范行政职权项目的受理、登记、办理、公开、备案等环节，明确各职能部门对服务对象提交的申请事项，按照“一权一表一登记”原则。二是要正确地、全面地、科学地把握好“权职法定”原则，各政府职能部门在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都必须有法可依，没有法定依据冗余权力的必须予以取消，这也是进一步简政放权的重要手段。三是努力搭建“大数据政府”政务服务平台，各部门之间联动办公，发挥出“一站式”便民服务的优势，以其规范化、程序化、明确化的办理流程有效地遏制电子公共服务中人为因素的操纵。四是规矩面前没有特权，纪律约束没有例外。行政职能部门必须要坚持做到不越“权力红线”，防止同等条件优先考虑，让“插队”的现象有所收敛。

（三）强化公民权利意识，注重权力制衡，确保权力运行民主化

当前，社会提倡的是以公民权利为本，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依存的关系。然而，公众的政务信息知情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必然对应公权力机关的法定义务和职责，构成权利与义务的对应互动关系[13]24-26。公众知情权不仅可以强化公民权利意识，还可以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权力民主化的进程，使权力处于“阳光状态”，确保权力运行的民主化。事实上，在行政权力面前，公民的发言权相当有限，因为资源都掌握在行政职能部门，公民想争取权利，但是他们往往处于一种被动地位，无法实现对公共权力产生制衡。因此，集体讨论权力运行的规划和程序，权力执行结果的公开方式，以及权力运行失误责任追究的办法，防止行政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独断专行，，保证行政权力的民主化。孟德斯鸠提出权力分立制衡的主张，认为“制约”和“均衡”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4]1541。

（四）强化权力法治思维，创新社会治理，确保权力运行法治化

当权力遇上利益，在各种威逼利诱之下，如果失去了定力，则必然被“围猎”。公权力是主导社会转型的核心力量，而社会转型本质上又是公权力的退缩与回归，此一悖论唯有在法治框架下方能求解。因此，法治型政府的构建，首要的是基于法的控制而更好地运用公权[15]140-157。当“收”成了习惯，“要”也就顺理成章、毫无顾忌、变本加厉。如果权力不“晾晒”，那么就会产生“细菌”，进而滋生腐败。因此，强化权力法治思维，创新社会治理事关重要，一是尊重法的权威性，将法作为判断是非和权力运用的准绳，这就要求政府行政人员必须做到“三严三实”，即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任何单位、任何人不得搞权大于法、搞特权、搞潜规则、以言代法、选择执法，大力推进权力清单制定工作。二是促进“法治”与“服务”深度结合，用“列清单”的治理方式，贯穿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全过程，为服务型政府与法治型政府的建设提供更多的规范以及保障。三是政府行政领导尤其是地方“一把手”要充当权力法治的排头兵，有效地普及法治理念，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以切实的行动引领全社会自觉依法履行职责，又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四是建立权力使用审核机制以及权力清单动态管理机制，逐渐构建和完善行政审批和收费系统、政府采购系统、电子监督系统、建设工程招投标系统、官员升职提拔系统，为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政府权力提供机会。允许社会公民在政府信息公开网站网上跟踪政府交易处理过程，所有公民均可以查阅有关政府资助项目的现金支出等开支情况，查询政府信息技术资金的实际开支进度。

（五）强化权力监督力度，增强权力问责，确保权力运行科学化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理事、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国华认为，权力“列清单”将成为政府推进职能转变的“新常态”。权力清单让行政执法主体和公民知晓执法内容、部门应尽的职责，执法“越界”意味着什么，公民对行政执法有哪些权利义务等，能有效地对权力实施监督，防止权力挪用，对推进廉洁政府的建设起着积极作用[16]5-9。大数据时代，政府部门只有通过完全的和主动的实现信息有效共享，才能有效地提高对关键岗位、关键行政人员的监控能力。一是完善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办法，针对各项权力的履行情况和效果，提出相应的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措施，明确考核和问责的主体、范围、程序，切实防止不作为和乱作为[17] 。二是引入社会参与机制，激活社会组织活力，发挥新兴媒体的监督优势，实现权力监督360度无死角，确保权力运行的科学化。三是建立并完善领导负责制，行政权力使用“终身负责制”，实行“谁审批，谁担责”，以核查问责机制、协商式民主建设为配套保障，必须将监督和问责纳入权力运行过程，确保各项权力科学高效运行。

孟德斯鸠曾经指出：“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腐败。”[14]155这个“有界限的地方”就是权力监督“制度的笼子”。全面推进权力清单制度，既要有速度，又要有质量，还要有“胆识”，皆因权力清单制度是实现阳光行政的关键之举。中国银行总行战略发展部高级研究员周景彤表示，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就是要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两个手”的职能和范围，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既要弥补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更要通过“加减法”来解决好“政府失灵”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更加明确，即以法治的精神建立健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利用法治来约束政府行为，同时用法治来为市场释放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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