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贸易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典自由贸易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文云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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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古典贸易理论；生产可能性方程；福利函数；消费可能性方程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内容

俄林在同时吸取了一般均衡分析理论代表人物卡塞尔的观点后才完整的提出了新古典贸易理论的H-O理论。之后学者进一步发展了H-O的理论，完整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理论体系主要有：

H-O定理：在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出口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进口其他产品。H-O定理是在两种生产要素条件下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模型，这是与古典贸易理论基于单一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模型不同之处。

S-S定理：萨缪尔森与斯托尔珀认为：“如果某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将会该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报酬增加，同时降低另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且无论种要素在何种部门被使用”。

H-O-S定理：由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在H-O的相关假定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将会导致两国间的同一商品与同一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绝对价格出现均等化”。

罗勃津斯基定理：罗勃津斯基认为“当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不变时，某种要素投入的增加，将会生产中密集使用这种要素的产品的产出更大的增加”。

里昂惕夫悖论：里昂惕夫基于1947年与1951年美国的进出口商品中的要素进行计算，发现美国进出口的商品与H-O理论不相符，所以称之为悖论。

多个国家多个生产要素的H-O理论：芬斯特拉用一国的有效生产要素占全世界的有效生产要素的比例与一国的GDP与全球的GDP之比例进行比较，也就是用一国的有效要素的世界占比与一国的GDP的世界占比进行比较，有效要素丰裕的国家在密集利用这种有效生产要素的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应该生产并出口这种产品。这是H-O的最新的理论进展。

二、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的实例分析

通过具体的生产可能性方程与社会无差异方程来定量与图示分析相结合来说明自由贸易的贸易得利。

案例分析：如图1所示，如果中美两国生产服装（X）与饮料（Y）生产可能方程的分别为PPFCHN：X2+4Y2=80000与PPFUSA：4X2+Y2=80000，福利函数都为U=XY（消费偏好相同的假定条件），且假定封闭时两国相对价格分别对应的是0.5与2。

1.分析封闭状态下均衡时各国和的生产与消费量及福利水平。

2.假定自由贸易状态下均衡时两国各自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的产量增加40%，分析国际相对价格与两国的生产与消费量、贸易量及福利。

分析如下：如图1所示，因为U=XY，MUx=Y，MUy=X，为保证最大收益，MUx/MUy=Y/X=Px/Py

1.封闭时：因为要求福利最大，一定有中国的：MUx/MUy=Y/X=Px/Py=0.5，则X=2Y，代入到中国的PPF中有8Y2=80000，有Y=100则X=200，由于封闭状态下均衡市场出清，此时消费量与生产量是相等的。UCHN0=100*200=20000=UA，同理一定有美国的：MUx/MUy=Y/X=Px/Py=2，则Y=2X，代入到B国的PPF中有8X2=80000，有X=100，Y=200。由于封闭状态下均衡市场出清，此时消费量与生产量是相等的，有UUSA0=100*200=20000=UA。

2.由图形可知中美在分别在服装与饮料上具有比较优势，自由贸易增加具有比较产品的产量，则此时中国的产出X=200*（1+40%）=280，代入到其PPF中有Y=20；同理此时美国的产出Y=200*（1+40%）=280，X=20。此时全球X与Y的总产出都是280+20=300，那么国际相对价格为Px/Py=300/300=1，假定消费可能性方程为Y=-X+K，且因同时经过两国自由贸易均衡时的生产点，则K=300，所以消费可能性方程为Y=-X+300。又因为为达到福利最大化，一定有MUx/MUy=Y/X=Px/Py=1，有X=Y，代入到消费可能性方程，此时两国的消费水平都是X=Y=150。此时A国出口的X=280-150=130、进口Y=150-20=130；B国出口Y=280-150=130、进口的X=150-20=130。此时的福利水平都为150*150=22500，大于封闭时20000，因为自由贸易使中美的福利分别都增加了。这也说明要素禀赋理论实质上也是研究两个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理论。

图1 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图示分析

三、实例分析中的难点

上述分析中主要的难点是如何求出消费可能性方程，社会公众为获取最大福利，其社会无差异曲线一定与同期的国内最新相对价格水平相切。当然依据H-O-S，同期的国内最新相对价格水平也就是世界相对价格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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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贸易理论;绝对优势;比较优势;评价

作者简介:刘尧飞,男,江苏邳州人,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商学院院长助理,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中图分类号:F091.33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7.010文章编号:1672-3309(2010)07-0025-02

一、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概述

(一)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

1.历史背景

18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在西欧各国获得了空前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产业革命。产业资产阶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并从国外进口廉价的工业原料,他们迫切需要摆脱重商主义(mecantilism)国际贸易理论的束缚,反对政府对国际贸易的干预,反对金银外流的禁令。他们对货币金银本身已经不太感兴趣,而是对具体的物质财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更加重视。为了适应产业资产阶级的历史需要,以Adam Smith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开始盛行。

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Wealth of Nations》(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一书, 批评重商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创立了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方面,他主张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强调国际贸易的双方互利性,从而提出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优势理论。

2.理论假设和主要观点

绝对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有以下方面:(1)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品、一种投入要素,即“2×2×1”模型,投入的边际产量是固定的,生产的规模报酬不变;(2)收入预算约束,消费受制于收入,不能借钱借债消费;(3)对外贸易方面,没有运输成本和其他交易费用,进出口贸易值相等,即贸易是平衡的。生产要素在一国内是自由流动的,但国际间不能自由流动;(4)市场是自由竞争的。

由此可见,绝对优势理论是一个理想模型。该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在于商品生产效率的不同,即单位产品的绝对劳动时间消耗不同;商品生产效率的不同是由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优势和获得性优势的不同造成的。自然优势是指自然地理、气候条件等方面的优越性,普通人力无法控制。如波兰的平原土壤条件好,粮食生产效率高,单位粮食产品所消耗的绝对劳动时间就少,其小麦生产就具有绝对成本优势。获得性优势是指某国掌握的特殊商品的生产技术和技能。技术熟练、技术水平高,生产效率就高,单位产品生产的绝对劳动时间消耗就少。

(二)大卫・李嘉图(David・Richado)的比较优势理论

1.历史背景

19世纪初期,英国工业革命迅速发展,使当时英国成了“世界工厂”,但地主贵族阶级在政治生活中还起着重要作用。1815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地主贵族阶级的利益而修订了《谷物法》,引起英国粮价上涨,地租猛增,地主贵族显著获利,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却严重受损。粮价昂贵迫使工人工资提高,商品成本提高,利润减少,削弱了工业品的竞争能力。出于发展资本、提高利润的需要,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废除《谷物法》,与地主贵族阶级展开了激烈斗争。Ricardo在1817年出版的代表作《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中提出了以自由贸易为前提的“比较成本论”,这种更加一般化的国际贸易理论将自由贸易置于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奠定了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基石,也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

2.基本观点和理论逻辑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Smith认为由于自然禀赋和后天有利条件不同,各国均有一种产品生产成本低于他国而具有绝对优势,按绝对优势原则进行分工和交换,各国均可获益。Ricardo发展了Smith的观点,认为决定两国能否进行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基础不是绝对成本的差别,而是比较成本的差别。在“2×2×1”的国际环境中,即使其中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劣势,另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绝对成本优势,两国照样可以进行国际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只要双方各自选择自己比较成本低的产品进行专业化分工并尽力扩大生产、加强出口贸易,同样可以保证贸易双方的互惠互利。

Ricardo在“论对外贸易”一章中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外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1/5或20%,而制鞋时则强1/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岂不是对双方都有利吗?”

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前提假设是各国劳动生产率存在差异,从而也就暗含着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生产函数是不同的,这才是形成比较成本优势的基础。所谓比较成本,是指将本国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与国外同类产品的成本比率进行比较,即不同国家的成本比率的比较。只要成本的比率存在差异,不同国家应按“两利取重,两害取轻”的比较优势原则进行分工,这样两国之间就能够进行相互交换,并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二、全面客观地评价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1.绝对优势理论的评价

该理论可以看成是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最早的理论,它第一次用劳动价值论说明国际贸易的利益和基础,为互惠互利的国际贸易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绝对优势理论倡导自由贸易,因此,它是反对重商主义的锐利武器,加速了近代工业的发展。该理论最大的贡献在于说明国际贸易并不一定是“零和游戏”,折射出了国际交往活动中的“双赢”思想。其主要理论缺陷是在确定从事国际贸易的绝对优势时,要将本国某种产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产品的成本直接进行比较,以成本的绝对高低来决定进出口。这样的比较会使那些在所有产品的生产成本上都处于劣势的国家无法参与国际贸易。另外,该理论未考虑需求因素,无法说明均衡价格如何确定,因而就无法解释国际贸易的收益分配问题。

2.比较优势理论的评价

比较优势理论继承了绝对优势理论的科学成分,如劳动价值论、专业化分工、自由贸易等,更为重要的是用比较成本概念代替了绝对成本概念,使自由贸易政策有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为当时自由贸易政策取得最后胜利发挥了重大作用。比较优势理论还解决了国际贸易中的两个最基本问题:第一,指出了国际贸易的广泛基础,即任何类型的国家都有参与国际贸易的可能性,这也是比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进步的地方。第二,提出了国际交换的特殊原则。比较成本是一种独特的比较选择方式,不是将本国某种商品的成本与国外同样商品成本进行直接的比较,而是将不同产品成本的比率进行比较。

比较优势理论同样具有明显缺陷。第一,它只把劳动作为唯一的生产要素,忽略了资金、自然资源、技术等要素对产出的影响;第二,它只是简单地把两种商品的相对成本进行比较,从而确定比较优势,但如果商品数量增多,比较优势就难以确定;第三,比较优势理论不仅把劳动生产率的国别差异看成是外生的,而且没有能够探寻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与绝对优势理论相比,比较优势理论同样没有考虑需求因素,无法确定国际均衡价格和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

总之,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从经济学角度解释了国家间经济交往的原因,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规律,对于扩大一定历史时期内国家间的经济交流合作,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该理论过于强调商品的流通环节,忽视了生产环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均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他们代表着工业资产阶级利益,因此该理论带有强烈的阶级性,不仅为工业资产阶级提供了理论武器,而且为一定时期内的资本主义殖民扩张提供了借口。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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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全文如下：

摘 要：针对国际贸易理论本科教学中存在的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等现实问题，认为，在教学中缺乏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存在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完整的梳理和提炼，希望有助于同行本科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和研究。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经济师，2009，( 07) : 115 -116.

[2]老子，。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4]李坤望，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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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本科教学；哲学线索；历史线索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中的话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论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 经济师，2009，（ 07） .

[2]老子，.道德经[M]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篇5

    地区经济主义贸易保护论是一种被西方贸易保护论者冠以“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理论。该理论见于英国学者蒂姆·朗(TimLang)和科林·海兹(ColinHines)合着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该书声称他们主张的新贸易保护主义“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着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面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的选择”①。

    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由贸易政策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限,在当今世界环境下,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欲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带来的却是过度竞争,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缓慢;又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经济蛋糕的规模,并认为这一结果一旦产生,世界便可有更多的东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会流向贫穷的国家,缩小世界不平等现象,但带来的却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短期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出口,国家通过削减社会开支来鼓励出口,造成相对贫困的扩大。再如,近20年来,世界环境的急剧恶化与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全球贸易迅速扩大以及自由市场自身没有能力把环境损失计入贸易成本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存在上述缺限,因此要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3ES)的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由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取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内容是:以地区经济优先发展为核心,实现贸易平衡,强化贸易规则。

    (一)加强地区间的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

    地区经济主义贸易保护论者认为,加强地区间的经济合作是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地区间的经济合作应优先于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当一国国内分工和贸易被充分利用之后,才应过渡到邻近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区域分工和贸易,最后,实行世界范围的分工和贸易。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地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是为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么,它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受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②。

    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实行地区经济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1)可以充分利用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资源,增加本国或本地区的就业量,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减少过度竞争,促进本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2)地区经济主义也有利于改变发展中国家以最低、最有竞争性的价格出口本国资源性或低附加值的产品,从而导致低效益出口的状况,促进对资源的本国利用和生产加工,使产品的附加值更多地在本国形成,从而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提高其经济实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3)地区经济主义也有利于世界环境的保护和改善。实行地区经济主义的贸易政策,由于地区性自力更生程度的提高,国际贸易下降,使得更高比例的产品在当地实现,任何对于环境不利的影响将在当地变为现实,这将会增加人们对于环保控制措施的支持,而不是将造成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国外。当前,那种在西方国家存在的“眼不见为净”的商业心态,将被“为什么要污染我们自己的家园”的思想所替代,环境保护将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二)实现贸易平衡

    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主义论者主张,一国应该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二者严格相等,反对国家间贸易的不平衡。他们认为,贸易平衡是商品国际公平交换的条件,一国与他国的贸易中存在大额顺差,就是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最轻的情况是使他人失业,最坏的情况是剥削他人。一国进口的目的应是进口国内无法获得的材料、技术或者本国不能生产的商品和服务。进口来源的序列,首先是周围国家和地区,其次才是其它国家和地区。地区贸易及国家贸易交换的产品应主要是生产技能和技术产品。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还认为,一国政府应该实行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这些限制措施要同高标准的健康、安全、环境相联系,同时,也要运用关税手段对影响环境的进口产品课征生态或其它关于能源、废料、毒素等方面的税收。

    (三)制定新的贸易规则

    新贸易保护主义者认为,为使地区经济优先发展,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必须要有一套新的贸易规则来保证。新的贸易规则既包括世界范围的贸易规则,也包括地区间的新贸易规则。新的贸易规则的目标不是最大限度地减少贸易壁垒,而是促使世界经济活动对环境和人类提供最大程度的保护。

    二、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

    90年代还有一种具有广泛影响的新贸易保护理论,是将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应用于保护贸易中,其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实行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实行限制。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在西方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中并未涉及到,古典贸易理论中隐含的前提之一是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不流动,赫克歇尔———俄林(H-O)理论也以世界各国生产要素不流动为条件。最早完整地提出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的是美国着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1948年萨缪尔森在对赫克歇尔———俄林理论进一步研究时,得出一个新的命题:自由贸易不仅会使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会使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以致两国的所有工人都获得同样的工资率,所有的土地单位都能获得同样的地租报酬,而不管两国的生产要素供应量或需求模式如何。由于它是赫克歇尔———俄林理论的引伸,所以称作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O—S)定理。

    根据该理论,国际劳动价格均等化的过程可以通过对外贸易和劳动力的国际流动来实现。就对外贸易而言,根据比较成本优势原理,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相对缺乏的国家应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较多、而劳动力相对缺乏的国家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进行交换,这种交换的结果通常会使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从而引起劳动力价格上扬,反之,会使资本密集型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减少,从而引起劳动力价格的下降。这一过程若持续下去,如无其他障碍,二国的劳动力价格从理论上说将趋于一致。萨缪尔森提出生产要素均等化理论,原本试图进一步阐明,自由贸易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使居民收入分配和消费水平达到最优,从而提高整个世界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入90年代后,由于东亚及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持续增长,出口贸易发展迅速,某些传统贸易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有显着提高,对西方国家的同类产品造成竞争压力。在西方国家中出现了要求对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并且日趋高涨。

    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反过来则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用以对付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依据,法国着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里斯·阿莱斯、美国的“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均发表文章或谈话声称,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的高生产率和低工资现象,使得发达国家难以与之竞争,这样必然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问题已成为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对于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主义,西方国家不仅大造舆论,而且利用同发展中国家谈判的机会,在1994年召开的首届东盟———欧盟会议上,西欧国家就提出所谓的“劳工权力”问题;1996年召开的世贸组织首届部长会议,“劳工标准”问题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争论最大的问题。据报道,美国和法国已经决定联合提议在下轮的世贸组织谈判中将工资和工作条件的国际标准问题列入谈判议程。

    三、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

    90年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再一个突出表现是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由于近20多年来全球工业化的加速,导致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如空气污染、温室效应、有毒废物的排放、物种灭绝等问题的加剧,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威胁到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此,1992年6月联合国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并通过了《环境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文件,标志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关注和重视。在国际机构的大力推动下,人们的环保意识逐渐增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消费心理和消费行为开始发生变化,兴起了“绿色消费”的热潮,由此出现了由环保产品、环保技术和环保服务构成的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为国际贸易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具有经济和技术上的显着优势,在发展环保型产品、抢占环保市场的同时,利用国际贸易组织尚未产生公平合理的能够得到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公约的时机,借保护环境之名,运用种类繁多的保护措施,筑起“绿色壁垒”,保护本国日趋衰落的夕阳工业。“绿色”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论点是:第一,由于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已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为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应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和消除污染和破坏环境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鼓励环保产品的生产和销售,推动环保市场的扩大。第二,为了保护环境和居民的身体健康,任何国家都有权采取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控制甚至禁止污染环境的产品进出口。但这些措施应遵守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和公平原则,增加透明度。第三,为了保护环境和生态资源,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与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第四,在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中,任何国家都不能以自己的环境标准计算成本,应以国际环境标准为准。第五,为了世界贸易在公平的基础上进行,任何国家不能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给予企业“环境补贴”,发展中国家也不能享受特殊待遇。

    四、对90年代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评价

    上述三种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尽管所包含的内容和政策主张不尽完全相同,但它们的基本观点是:在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下,自由贸易不利于解决西方经济增长缓慢、世界环境保护和国际贸易在公平基础上进行的问题。对这一观点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它涉及的核心问题有两个:一是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关系,二是国际公平贸易标准以什么为尺度。因此,深入讨论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环保的关系及国际公平贸易的标准有助于我们对新贸易保护主义作出客观的评价。

篇6

随着信息经济和网络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飞速发展，同时面临新的挑战，原来的理论很难对信息经济的许多问题做出完善的解释。

当大家都感到网络使全球变成了地球村的时候，却发现地球村的居民并没有走向共同富裕，信息经济仿佛把距离拉近了，但是却把地球村的村民贫富差距拉大了;欧洲的债务危机使得欧盟有分裂的危险，穷国和富国的差距也在拉大。

1 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

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说。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产生于各国之间生产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差别。一国应该专业化生产和出口那些本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进口那些外国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所谓绝对优势是指，如果一国相对另一国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上有更高的效率，则称该国在这一产品上有绝对优势。

斯密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反对国家对外贸的干预，认为自由贸易能有效地促进生产的发展和产量的提高。

相对优势说对绝对优势说的取代及其发展。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世界各国产品比较优势的存在，各国应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并参与国际贸易，贸易双方均将在国际贸易中获得贸易利益。任何国家都可以凭借自己的相对优势即按照两优取最优，两劣取次劣的原则从事生产和交换。

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其理论模型即 H- O 模型。要素禀赋理论认为双方均凭借自己的相对优势从事生产和交换，即各国应该生产出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充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那些密集使用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

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看来，现实生产中投入的生产要素不只是一种劳动力，而是多种。根据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这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则取决于各国各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即相对禀赋差异，故称为要素禀赋说。由此产生的价格差异导致了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

2 信息经济或者知识经中环境下的国际贸易。

物质、能量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我们都在喊信息经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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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贸易结构优化的理论

（一）传统理论。亚当·斯密以地域分工理论作为其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创立了绝对成本说。认为一国应当进口别国生产成本比本国生产成本绝对低的商品，而出口本国比别国生产成本绝对低的商品，以促进分工，促进交换，获得更多的利益。而大卫·李嘉图则在绝对成本说的基础上，发展了相对成本说。从生产成本的相对差别出发，认为若两国生产力不同，一国即使生产不出成本绝对低的商品，只要能生产出成本相对低的商品，就可以同另一国进行贸易，并且同样能使贸易双方获利。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凝聚了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要素禀赋论。认为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不同，各国在生产那些密集使用其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商品时，必然会有比较利益产生。因此，各国应出口利用本国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而进口本国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生产的商品。

长期以来，比较成本说和要素禀赋说在国际贸易领域一直占有统治地位。据此学说，各国应当充分利用其现有资源，以便从国际贸易中获利。例如，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则应生产出口其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发达国家资本、技术资源丰富，故应生产并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双方均能从贸易中获利。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若不改变这种进出口状况，发展中国家将永远处于一种低位次的状态。从理论上说，国际分工位次愈低的经济，愈依赖国际分工位次高的市场。那么，发展中国家高度依存发达国家市场则不可避免，发展中国家优化贸易结构也将无从谈起。

（二）技术缺口理论。传统理论认为，比较成本优势产生于各国自然资源质上和量上的差异，而经济学家Posner则认为，国际间技术水平的高低，也是比较成本的优势产生的重要原因。基于此，Posner发展了技术缺口理论。认为国际间技术的差别导致了国家间贸易流的产生。当一国在技术上领先时，成本对贸易流的走向没有太大的影响，只有当模仿缺口结束，其他国家同样掌握了这一技术，而该国丧失了对技术的领先地位时，成本的差别才决定了贸易的走向，技术缺口贸易和低成本贸易似乎是对外贸易的两个阶段。

技术缺口理论将技术引进了贸易领域。一国若想改变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落后地位，便应重视技术革新。但是，发展中国家在科技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R&D又需耗费大量资金成本，使得资本本已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资金更加紧张。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益处却又不能在短期内实现，静态的比较优势和动态的发展目标之间矛盾重重，如何取舍，这将不仅是单个企业的问题，更是政府部门与国家整体的问题。

（三）新贸易理论政策。新贸易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赫尔普曼等。“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反映传统的比较优势的产业间分工和贸易同时伴随着产业内贸易分工，这种分工反映了规模经济以及消费者对产品多样化的需求。”（克鲁格曼语）传统的贸易理论不能解释这种产业内贸易，为此克鲁格曼指出，产业间贸易最初的产生取决于各国要素禀赋的相似性。并指出，固定成本的存在，使得规模经济成了产生产业内贸易最基本的原因。克鲁格曼论证了产业内贸易指数等于要素比例相似性指数。并通过考察，得出结论：当国家间越来越相似，市场从完全竞争转变为不完全竞争，且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时候，规模经济就取代要素禀赋的差异成为国际贸易的主动力。

该理论成功地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并对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作了一系列分析。但却认为各国贸易模式的确定，即各国应分别生产何种产品，取决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如政府政策和各种历史的或偶然的因素。例如：一国由于新发明的诞生，专利保护等首先进入了国际市场，并达到了一种规模效益，便使得他国由于成本劣势而难以进入，所以，“规模行业中不确定事件引起的产业先期建立和市场先期进入，可使厂商赢得比较优势。”

这种不确定性便为改善贸易结构而实施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克鲁格曼指出：“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更符合国家利益。”从而进一步提出了战略贸易政策。

二、关于优化贸易结构的理论

（一）战略贸易政策。战略贸易政策最初是由斯宾塞和布兰德提出来的。传统的贸易政策以规模报酬不变与完全竞争为基础，主张自由贸易。然而，对完全竞争的结构市场的背离往往使市场处于一种“次优”状态。这种次优状态使得许多潜在的收益不一定能实现，从而使自由贸易政策失去了其最优地位。加之上述不确定性，更为适度的干预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支持。最常用的例子便是国际飞机市场中波音与空中客车的竞争。由于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存在，市场份额对厂商的重要性超出了收入分配的重要性：抢先占领市场，便能获得超额利润。

从这一理论出发，一国若想改变其贸易结构，便应选定一些重要的行业与部门，对其实施有效的政府干预，建立大规模的企业集团，充分利用规模经济的效应，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但是，如何选定这些行业与部门？一窝蜂的单纯追求如微机等的一系列高科技产业是否有效？就落后国家而言，为赶超发达国家而一味投入大量资源追求发达国家所追求的产业，这种选择就成本和效益而言，是否明智？因此，在实施战略贸易政策的时候，应考虑是否应该同时回归传统贸易理论，从本国资源出发，选择有效的“战略贸易”目标，较早地取得成本优势与规模效应。

（二）竞争优势理论。几乎与克鲁格曼提出新贸易理论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了“竞争优势论”。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波特先后出版了《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国家竞争优势》三部著作，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角度论述了“竞争力”的问题，对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指出：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未必具有竞争优势。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更着眼全球范围，站在国家的立场上，从长远角度考虑如何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波特认为，一国在某一行业取得全球性的成功的关键在于四个基本要素，即生产要素；需求情况（一国的国内需求）；相关和支撑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这四个基本因素连同两个辅助因素（机遇与政府作用）共同决定了一国是否能创造一个有利于产生竞争优势的环境。

1、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划分为基本要素与高级要素。前者包括自然资源、气候、地理位置、非熟练劳动力等先天拥有的或不需花费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要素。后者则指需要通过长期投资或培育才能够创造出来的，如高科技、熟练劳动力等。波特指出，虽然“要素禀赋决定了比较优势”，但是对于竞争优势而言，高级要素却是最为重要的。因为他们是取得“高级比较优势”的关键。一国基本要素的不足，可以通过高级要素获得补偿。例如，劳动力不足可以用生产自动化来解决。但是，如果在高级要素上处于劣势，却无法用其他方式予以有效的弥补。波特同时指出，一国的高级生产要素是在基本要素的基础上产生的，而基本要素的劣势，又有可能对一国形成压力，刺激创新。

2、需求情况：波特认为一国的国内需求对于竞争优势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国内需求大，有利于促进竞争，形成规模经济。而国内需求的“质量”更有利于促进创新，提高产品质量。高品味的、挑剔的消费者有利于向国内生产者提供高档需求的信息。

3、相关与支撑产业：任何一个产业都不能孤立地发展，发达的、完善的相关与支撑产业，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提品信息，从而建立起竞争优势。

4、企业的战略、结构与竞争：各国企业的目标、组织方式千差万别。各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与这些目标、方式的有效结合，有利于形成竞争优势。而一国激烈的国内竞争，有利于促进创新，促使企业走出国门，获取世界范围内的成功。

竞争优势论为贸易结构的优化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思考：改善贸易结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先天因素——资源禀赋，固然重要；后天优势——高级要素的决定作用却越来越明显。如今，出口什么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用什么技术与方法来生产这种产品，贸易结构的优化，也不再是简单的农轻重的比例问题。这里面不仅存在着一个量上的考虑，更存在着一个质上的要求。然而，如何培育高级要素，如何使消费者变成挑剔的、具有高品位的“信息提供者”，这不仅有历史的、传统的因素，更依赖于综合国力以及国民素质的提高。因此，政府的作用便不可忽略。这不仅表现在实施国民教育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对其他三个因素的影响上。波特主张政府应当在经济发展中起到催化和激发企业创造欲的作用。政府应当加强基础设施的投入，加快产品、生产要素市场的建立，完善政策法规，为企业竞争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幼稚工业保护理论。19世纪初，德国的纺织、采矿、冶金、机械制造业等都有所发展。但与当时处于“世界工厂”地位的英国相比还相当落后，受英国廉价工业品的冲击很大。为此，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李斯特于1841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提出了幼稚工业保护理论。李斯特认为古典学派的“比较成本说”的观点存在错误。因为按比较成本原理购买国外的廉价产品，表面上看起来虽然有利可图，但实际上却影响了本国该产业的发展，从而会长期处于落后和从属于外国的地步。而如果放弃这种短期利益，对这种幼稚工业实行保护政策，虽然一开始该产品的价格会上升，但经过一段时期，不但本国的产业可以得到充分发展，而且生产力提高后，商品的价格也会下跌，甚至会低于外国的进口价格。李斯特认为，“财富的生产力比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在李斯特的影响下，通过保护政策的扶植，德国经济在短期内有了迅速的发展，终于赶上了英国。

保护贸易与自由贸易向来就是国际贸易领域里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在自由贸易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情况下。我们也应当看到，自由贸易存在许多负面效应。对于竞争力不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往往对本国产业造成冲击，一些新兴的工业往往会被外国产品“扼杀在襁褓中”，甚至根本就没有产生的可能。产业结构与贸易结构便也难以升级。但是，保护有“保护先进”与“保护落后”之分，即使保护幼稚产业，也应是有条件和有期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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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经济发展的根本

稍微观察过当今的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史的人都会注意到，它们经济增长的共同特征之一是其产业结构的不断技术密集化，这种技术密集化的主要表现就是一国最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变得具有了更高的技术含量。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是一国能够形成净出口的产品，这种产品的技术密集化集中体现了一国全部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技术密集化。这种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过程就是台湾人所说的“产业升级”。这也与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相符：按照当代的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的经济增长、特别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主要来源于生产中的技术进步。

确实，上述说法的前提是可以按生产的产品不同把生产分为“技术含量高的”与“技术含量低的”。这种分法当然并不很严格。可以用不同的方法生产同一种产品如棉布，这些不同的方法有着不同的技术含量。但是，如果考虑到企业总是在生产同种产品的不同生产技术中挑选成本最低的那种，不同种类的产品生产在技术密集的程度上就还是有着显著的区别。例如，纺纱的技术含量显然低机生产的技术含量。

19世纪以来各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走过的技术密集化道路有相当大的共同性。一国进入了开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之后，首先具有了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一般都是纺织业，因为它需要的技术水平比较低。此后的技术密集化道路取决于一国走哪一条产业升级的路径：在发展重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如德国、日本和韩国），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依次变为钢铁、化工、造船、汽车和机器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高技术成分（大规模集成电路和大型数据机）等等；而在发展轻工业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则依次变为日用消费品、服装、电子产品等等。走这样的技术密集化和产业升级道路，世界各国几乎没有例外；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越快，经济增长就越快；不能迅速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的国家，其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必定不快。最近几年陷入经济困境的东亚国家，多半都是由于没能将整个经济的支柱转向更加技术密集化的产业。例如，自80年代以来日本的优势产业就是汽车制造和家用电器产品，这种产业结构至今没有明显的改变，这就从根本上妨碍了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是最近10年来日本经济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

由此看来，对一国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来说，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有多高、对外贸易增长速度有多快，这些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一个国家完全可能在短期中出现对外贸易增长快、整个经济增长慢甚至经济衰退的现象，这种情况下的对外贸易增长快是该国经济出现了重大问题的表现。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更不是一个好的追求目标。任何严肃的经济分析都可以证明，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于这个依存度和低于这个依存度都不是什么好事情；而且由于运输成本的限制，国家越大，其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就越低。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可以高达10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不过是20％。最有意思的是，象德国这样的国家对外贸易虽然占GDP的60％，但是它的大部分对外贸易是对周围的欧共体国家进行的，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只占其GDP的20％。整个欧共体对欧共体以外国家的贸易也只占其总产出的20％。而欧共体在土地面积和人口上与美国处于一个数量级。这是一个典型的证据，说明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与国家的规模成反比。这被克鲁格曼概括成一个规律：越小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越高。

上面的国际比较表明，在当代，人口、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工业化经济体的对外贸易占总产出的比例只应当在20％左右。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大致相等，人口为美国的数倍，最近几年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却在40％上下。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这是高得不正常的。形成这种过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原因，是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中国生产可贸易商品的生产率相对较低而生产非贸易商品（如理发）的生产率相对较高，从而使中国国内以人民币计算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相对比价，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非贸易商品对可贸易商品的比价。这一方面低估了中国的总产出，另一方面又高估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有人以购买力平价方法估算，认为就实际产出来说，中国的GDP应当比现在的统计数字高4倍，相应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就降到只有10％了。这说明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统计方法问题，是由于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进行统计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题十分重要的是，在经济增长很快的国家，由于可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增长得快于非贸易品相对于国外的生产率，在进一步的高速经济增长中以本国货币计算的对外贸易额增长慢于当年价格GDP的增长，就是按国内现行价格和汇率统计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会下降。日本和韩国都曾经出现过按现行统计数字计算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先上升后下降的现象。这不仅说明对外贸易依存度并非越高越好，而且说明经济高速成长到一定时期后还要求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适当下降。

总之，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尽快实现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必须围绕着这一点来决定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使国家的对外贸易战略完全服务于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东亚国家前几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不是它们实行了外向型经济，而是它们使自己的对外贸易战略、外向性经济以致整个的经济政策都为尽快的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

对于中国来说，最有效地为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服务的对外贸易战略肯定不会是自由贸易政策。一般说来，自由贸易政策对任何发展中国家都不会是一个最优的政策。

二、自由贸易政策有害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自由贸易已经成为西方经济界不可动摇的教条。西方人的灌输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世界的舆论，以致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也相信，只有自由贸易政策才是真正的发展经济之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有人还煞有介事地搬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算出了”中国如果接受一系列贸易自由化措施，2005年时的实际GDP会因此提高1.5％等等。按照这一类的论调，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经济，就应当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放弃对本国产业的一切保护措施。而在实际上，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鼓吹自由贸易，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其损人利己的私货。自由贸易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一副毒药。

西方发达国家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兜售贸易自由化的药方，但是它们自己就不是靠自由贸易政策发展起来的。近200年来担当过世界经济最强国的那些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工商业落后于别的国家的“发展中国家”。当它们急起直追发展自己的工商业时，它们都对自己的新兴产业实行了严格的保护，而且一般都是在自己成为世界第一（至少是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之后才转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克鲁格曼这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自己就承认，美国、德国和日本“都是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开始它们的工业化进程的”。其实何止是这三国，第一个现代工业化国家－－英国就是靠保护贸易发展工商业的。英国转向自由贸易政策是在19世纪上半期，那时英国早已坐稳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宝座。在这之前，当英国的纺织业还大大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那时纺织业是最“先进”的产业），英国政府曾经用最极端的手段保护本国的纺织工业，以致于禁止本国臣民使用别国生产的纺织品。而英国正是靠从纺织业开始的“产业革命”才成了以后一个世纪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把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美国与南美国家、与中国比较一下，就知道自由贸易政策如何有害于经济发展了。虽然南美国家取得政治独立的时间比美国晚了40年，但是19世纪初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明显差别，其它的经济条件（如人均可耕地面积、人种）都相差不多，当时它们在经济上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但是在整个19世纪中，美国人在不断反对英国人干涉其内政的斗争中对自己的制造业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主义，结果是很快就发展起了最先进的工业和经济，在19世纪末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而南美各国却被英国政府的“友好”姿态所迷惑，听信了英国人的甜言蜜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听任英国的工业来摧毁自己的制造业，到20世际初终于全部落入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世人现在都在传说拉美国家本世纪50年代以来保护本国制造业的“进口替代战略”如何不成功，他们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拉美国家吃够了19世纪的自由贸易政策的苦头，它们才在本世纪中期转向了“进口替代”的经济发展战略。我们现在有理由怀疑，这样大肆渲染拉美国家进口替代战略的失败，又闭口不提它们过去自由贸易的失败，是西方发达国家为破坏落后国家的自主发展以永远保持自己经济上的优势而搞的宣传伎俩。

中国与美国是一个更好的对比：自之后，中国被迫开放，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前夕，中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当说是最合乎自由贸易理想的了。那时候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政府不能也不敢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仅有的关税壁垒也被国际条约限制而不得超过5％，实际上平均关税率连5％都不到。可是这样的自由贸易并没有使中国发展起来。1912年，当中国的进口关税平均还不到5％之时，美国全部进口的平均关税负担却为18.5％。须知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的第一经济强国、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却仍然以这样高的关税保护本国的产业，中国那样落后，却只有那么低的关税保护，中国的工业怎么能发展！现在的人都批评那时的，认为它的封建主义本质注定了它发展中国工业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其实，这样落后的国家，光是没有象样的关税保护这一条，就注定了中国工业不能发展。

现实和西方人信奉的鼓吹“自由贸易优越性”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如此明显的对立，有些人还是如此虔诚地相信和宣传这一套学说，这是为什么？

这里只说一个理论上的根本问题：按可计算一般均衡“算出”的自由贸易好处根本就不可信。对自由贸易好处的全部论证都是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按照这个学说，只要两国生产同样两种物品的相对成本不一样，这两个国家就都可以出口自己生产的相对成本比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生产相对成本比较高的产品，这种贸易可以使这两个国家都获益，因为它们都由此用自己有限的资源而得到了更多的商品。例如，如果英国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9单位酒，葡萄牙用生产1单位呢绒的成本可以生产0.83单位酒，那就不管它们的绝对生产成本是多少，都应该由英国向葡萄牙出口酒，而由葡萄牙向英国出口呢绒。而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贸易结构自动就会达到资源最优配置的这个要求。李嘉图自己认为国家之间在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它们在生产率上的技术差别；而以后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强调这种相对成本上的差别来源于不同国家在生产要素禀赋上的差别，即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之间有不同的比例。可计算一般均衡不过是把这些理论化为具体的数学模型，再利用统计数据对这些模型作了估算而已。

为什么现在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作出的估算不可靠？为什么作为这个模型基础的比较成本理论成了“自由贸易优越论”的论据，而自由贸易优越论与成功的发展经验有如此大的矛盾？其根源就在于，比较成本学说和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都用僵死的眼光去看待生产要素的生产率，不承认生产要素的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不承认对外贸易政策可以影响生产率。如果一国生产某种产品的相对生产率高一些，它生产这种产品的相对成本自然就会低一些。但是生产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在实践中的学习和锻炼。一般来说，人们干同一种工作的次数越多，工作效率就会越高；同样，一个企业生产过的同一种产品越多，生产效率就越高，其生产成本也就越低。这个道理，有工作经验的人都会感觉到。而美国人早就作过测算：一种型号的飞机的累积产量增加一倍，其生产成本就会降低20％。这种“学习效应”有两个特点：一种产品的生产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历史，历史上生产过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种产品的生产历史越长，其成本降低的潜力越小。从生产第一架飞机到生产第二架飞机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产出一万架飞机之后，要再生产一万架飞机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来，生产没有生产过的产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产成本，而生产老产品则不会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如果考虑到这种学习效应，我们就可以知道比较成本学说对自由贸易政策所作的论证错在哪里：发展中国家生产过的“新产品”（现代工业产品）一定很少，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生产率一定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新产品相对于旧产品的相对成本也一定高于发达国家。这就是人们抱怨“国产小汽车的价格高”的根本原因。出现这种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率取决于生产的历史。而要使现代的新产品的相对成本降下来，最主要的途径就是要多生产这些现代的新产品。发展中国家降低现代工业产品的潜力最大，只要坚持生产这些新产品，许多产品的相对成本就会迅速下降。但是由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实行自由贸易，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就会亏本，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无法进行。但是不从事这些现代产品的生产，就永远得不到学习效应，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效率也永远不会提高。而如果以高额关税保护本国的这些新产品的生产，使生产它们的企业不至于亏损，这些新产品的生产就会发展，坚持一个时期之后，这些新产品的相对生产率就会提高，其相对成本会随之下降。这样，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可能阻止了一国提高其历史上生产很少的产品的生产率，而保护关税政策则有利于提高这种生产率。用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之父、19世纪的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话说，保护关税牺牲的是现在的价值，得到的却是国家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经济政策本身可以影响生产率的最典型例证。

以其现在的情况看，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根本就没法考虑政策对生产率的这种影响。它根本就不考虑“学习效应”，因而必然夸大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好处，低估它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长远的坏处。使用这样的模型作出的测算根本就是不可信的。

针对19世纪中期的发达国家英国扼杀后起国家德国的经济的阴谋，李斯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贸易政策是最发达的国家扼杀其未来的竞争对手的手段。这在今日仍然是至理明言。克鲁格曼作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权威，在其所著的《国际经济学》教材中明确承认我们前边所说的学习效应的作用，也明确承认今日的发达国家多半都是靠保护本国幼稚产业起家，但是一谈到今日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就通篇都是它们的保护本国产业的政策如何失败，给人的印象就是发展中国家根本就不该保护本国的产业。对一种理论上完全有道理、历史上又是行之有效的贸易政策，他却硬要说它不适用于今日的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写法不能不让人怀疑他写作的真正动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在这里并不是抱着真正的科学态度，而是为了某种利益而从某种偏见出发来说话。这种利益就是当今最发达的国家美国的利益，而这种偏见就是由美国的利益而产生的对落后国家发展的敌视。

落后的国家不应忘记，自由贸易政策是破坏其经济发展的一副毒药；而许多向第三世界鼓吹“自由贸易优越论”的人是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毒药。

自由贸易的信徒们还有一个颇令人信服的论据：自由贸易可以打破国内企业在本国市场上的垄断，而这种垄断是无效率的，必然会造成低产出、高价格。这是对自由贸易的“促进竞争论据”。但是这个论据有偷换概念之嫌。从逻辑上说，也可以靠允许以致鼓励本国企业进入来促进国内市场上的竞争，打破垄断并不意味着需要引入外国企业。如果考虑到企业的最优规模这种效率因素，我们可以承认，“促进竞争论据”对小国是相当有道理的。以汽车制造业为例。当今这个行业最有效率的公司规模是年产150万辆轿车。如果每个汽车厂商都达到这个规模的话，按“一户一车”即平均3个人保有一台车、每台车使用10年计，象韩国这样的小国有一个汽车厂商就足够满足本国需要了。但是一家企业独占国内汽车市场当然会造成极严重的垄断。问题在于，这个例子也恰好说明，“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即使达到“3户一车”、每台车使用15年，也要有6个年产150万辆的汽车厂才能满足中国的“稳态”需求。6个汽车企业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竞争吗？为什么只有外国企业来了才算竞争呢？实际上，中国汽车行业今日的问题仍然是厂商过多，竞争过度，而不是企业太少、竞争不足。这种举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只要国内的经济政策得当，中国这样的大国完全可以即取得规模经济的好处，又仅靠国内企业就产生足够的竞争，完全不需要靠自由贸易让外国企业来制造竞争。“促进竞争论据”并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大国。

三、中国应当采取的对外贸易战略

前边的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既不应当采取片面追求扩大出口的对外贸易战略，更不应当为了换取出口的扩大而过度开放进口。在今日之中国，对国内市场和产业的保护必不可少，问题只是应当保护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的国内市场。

关于保护幼稚产业的理论分析告诉我们，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贸易政策是保护它们的现在生产率相对较低、但是提高生产率的潜力又很大的产业，这些产业可以将本国产业的技术密集程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根据这种考虑来选择贸易保护的对象时，中国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系，那就是现在已有的产业结构。

在转向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为了不受美国和苏联等超级大国支配，曾经致力于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工业系统，从而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它包括了几乎任何一种工业部门。以当时甚至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来衡量，这样建立起来的许多工业部门必定是产品性能和质量差、成本高从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生产要求的技术含量越高的部门情况越是如此。这在航空工业等部门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在转向改革和开放政策之后，这种部门的企业大都陷入了亏损的困境，成了经济上的包袱。

现在的人们大都忙于嘲笑建立这些企业时没有考虑经济上的承受能力，嘲笑这些企业是闭关自守的落后思想的产物。但是，现在真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清算过去，而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将来应当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要求产业结构技术密集化的角度看，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生产正是中国今后几十年的产业升级中应当大力发展的生产部门。一个产业的成长需要时间和经验，决不是有了资金能够买进设备就可以一下子办成的。台湾90年代初期的经济已经足够发达，但是当它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时却没有任何基础可作支持。当时台湾为了发展自己的飞机制造业，曾经想买下美国的麦道飞机公司，只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干预而没有成功。这个例子生动地说明一国现有的工业基础是多么重要，它本身就是国家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

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和扶植这些现在还没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保存并发展其技术力量，我们将会大大加快整个国家技术能力提高的速度，并且为国家将来达到发达水平时的经济准备好支柱性的产业部门。如果我们听任这些现在还没有竞争能力的部门在市场竞争中消亡，国家也还是要解决这些部门的那些往往是高技术的员工的就业和生活救济问题，还是要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得失相权，最有利的作法只能是不仅不放弃、反而要进一步扶植和发展这些部门的生产。而扶植这些已有的高技术产品生产的主要方法，除了国家通过各种渠道给予补贴之外，就是在对外贸易上保护这些部门的国内市场。

经济发展上的一般规律是，一国新生产的一种产品通常都是先占领本国市场，然后才发展到对外出口。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如此众多的国家来说，只要人均收入能够很快提高，任何高技术产品在国内都可以有极其广阔的市场。就是对客运飞机这种最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中国也已经是世界最大的需求国之一。问题只是要以适当的贸易政策保护好自己的这个国内市场。

从中国目前的生产和贸易模式看，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水平：中国的技术含量相当于造船和家用电器生产的部门已具有了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已经开始大量出口技术档次比较低一点的家用电器和船舶。在这种情况下，目前中国应当全面放弃对技术含量低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的贸易保护措施，将有限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的可能性集中用于技术含量高于这些产品生产的部门。那些原则上放弃保护的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部门从纺织品和服装生产部门一直到钢铁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中，只有个别的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产品品种生产需要保护。因此，限制这些部门产品进口的贸易保护措施应当集中在它们的那些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品种上，如某些特殊的纺织面料、某些特殊的合金钢或钢材等等。在这些技术含量比较低的生产部门中，只有一个部门应当是例外，那就是农业部门。尽管农业部门产品生产的技术含量一般比较低，但中国还是应当对农产品实行高度的贸易保护措施，以尽可能地保护本国的农业生产。这不仅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农业和食品安全，更是为了保护仍然占中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的利益。

根据这样一种对外贸易战略，目前中国需要重点保护的国内工业部门有：化工（包括石油化工）、机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飞机制造和计算机产业中的高技术组成部分的生产（如集成电路的生产和软件开发）。我们应当动用可能使用的一切关税和非关税贸易保护措施，将这些部门的国内生产保护好。为此必须对目前的关税和其它各种对外贸易政策作重大调整。目前我国的关税和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企业使用外国产的设备而不使用国产设备，鼓励企业使用进口飞机而不使用国产飞机，这种状况不应当再持续下去了。

目前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中国进口的一个很大部分。转向重点保护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可能导致中国的进口增长以致整个对外贸易的增长放慢，甚至导致对外贸易占中国GDP的比例下降。但是本文的第一部分中已经说明，在经济进一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统计上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下降是正常的。对目前的中国来说，只要这种下降是逐渐的而非急剧的，在对外贸易对GDP的比重下降到20％以前，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大惊小怪。

中国未来真正的经济问题在于中国的人均资源远远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要变成一个经济上的发达国家，就必须成为一个以技术含量高的产品的生产、包括机器设备的生产为支柱产业的国家，在国际分工的体系中侧重于生产机器设备和其它技术含量高的产品。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一个向这一地位迈进的过程，而为了完成这一发展，中国必须在对外贸易中全力保护和发展这样的产业。如果能够完成向这种经济结构转变的过程，中国的进口将以资源和初级产品、特别是原油为主；向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同时就是进口结构向以原油等初级产品为主的转变。我们现在就必须准备并着手开始这一转变。为此必须对整个对外贸易战略作大调整，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政策也都必须作大调整。

对外贸易战略上的最大调整，就是转向全力以赴地以关税和非关税手段保护本国的装备和机器制造业、高科技产业。这一方面会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技术密集化，因此加快中国长远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又将出口所得的外汇收入节约下来进口石油及其它重要原材料。在成功地作到这一点的前提下，中国应当学习美国的战略，减少对本国领土上的石油资源的开采，将本国的石油资源储存起来作为应付重大国际危机的战略储备。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中国还应当尽可能加入俄罗斯和中亚的石油开发，与这些当事国达成“投资开发后换取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协议。这样可以使中国未来的原油进口来源多元化，一方面可以分散供应上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使中国能够顶住未来可能出现的西方的“禁运”和封锁。

与这些对外战略相适用，中国应当结合“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企业自主开发先进技术、取得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过程中，在使用和开发技术上将应用节约能源的技术、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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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严复；经济思想；自贸区；对外贸易

严复（1854-1921），福建人，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翻译家，他是将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经济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其译著《原富》，即我们通常见到的译本《国富论》，这是英国著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严复深受斯密思想影响，但他并没有全盘接受斯密的理论，有所肯定，也有所批评，他最为肯定的是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他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原富》的按语中。

当前，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中国发展也进入了新常态，国内产能过剩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艰巨，出口所面临的形势不容乐观，在此背景下，2013年9月29日上海设立自贸试验区。此后，广东、天津、福建等自贸试验区逐渐设立。自贸试验区是我国探索进一步开放的试验田，对“倒逼”国内改革，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

一、严复《原富》按语中的主要经济思想

1.生产自由思想

《原富》按语中到处体现着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严复反对中官商垄断，主张给民族资产阶级充分自由。“盖财者民力之所出，欲其力所出之至多，必使廓然自由，悉绝束缚拘滞而后可。”只有解除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束缚，才能发挥其积极性，使他们更多地生产。他主张以一种契约的形式来规范社会生产关系，减少经济发展的阻力，“一切上之所应享，下之所宜贡者，则定之以公约，如此则上下相安而以富”。他主张市场调节机制和自由竞争，听任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工商业的民办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并指出正是英国长期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经济社会才会保持了长久发展。对于自由主义之理念，他甚至创造性地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与现代经济当中自由主义观念结合起来，在《原富》按语中写出：“乐其事，若水之驱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耶？”

2.贸易自由思想

在按语中，严复深刻批评闭关锁国的谬论：“今之忧贫者日求国富，而恶为其通，此何异医者日进填补之剂，而塞病人之二溲。”他提倡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自由贸易非他，尽其国地利民力二者出货之能，悠贾商之公平为竞，以使物产极于至廉而已”；另外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工业落后，所以不得不出口原料，进口工业品，这样的贸易方式对中国十分不利，因此他主张运用自由的经济思想理念大力发展民族工业，改变不利的贸易地位；而且他还提倡发挥传统产品的优势，大力加强薄弱环节，这有这样才能在对外贸易中取得成功；他并不认为引进外资毫无弊病，例如在《为张燕谋草奏》中，他说弊病有两条：“契约不明，任其侵欺，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

3.金融发展思想

严复的金融思想集中体现在“译事例言”和“按语”中，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应该符合客观发展的需要。他肯定了银行的贷款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方便了人民，有利于生产，但点名了银行贷款的宗旨是借给缺钱的人作为资本，用于发展生产而不是用于消费，他反对大规模向国民借债和以款作抵押，认为只有在商业和制造业已发展到高水平时才能这样，否则国家会遭到覆灭的灾难。另外，他反对滥发钱币，指出弊病，提出整顿币制，强调政府应该在稳定币值方面发挥主导作用，通过法制手段建立完善、稳定的币值以结束币值混乱的局面，将经济推上正常的发展轨道。在银行建设领域，他竭力主张商民自办银行，他认为银行兴办可以疏通滞财，鼓励节约，辅民善治，帮助民间投资，发展生产，增加积累，满足消费，因而是求富、务富之道。严复还主张以流通刺激农业生产、举办保险业、统一度量衡。

二、严复经济思想对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现实意义

1.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公平竞争环境

一百多年前，严复已经提出自由竞争和经济由市场调节，减少垄断和政府干预，这种思想对于自贸试验区改善投资环境有重要的意义。长期以来，繁杂的行政审批制度和行政干预阻碍了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使得民营企业不能在一个公平自由的市场环境中生存。因此，自贸试验区建设过程中应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减少行政管理对企业发展的束缚，实现产业更加自由，发展更加便利。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应深入推进商事登记制度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提高行政效率；另一方面推进事后事中的监管体制，加强司法建设，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建设，扩大对外贸易

在按语中，严复批评闭关锁国的谬论，提倡自由，反对贸易保护，主张扩大贸易。当前，我国改革正处于攻坚克难的关键阶段，国内产能过剩，产业创新力还远远不够。推动贸易自由化，充分参与国际竞争，对于倒逼改革，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推进负面清单制度，吸引外资，扩大对外贸易，实现自由竞争十分必要。一方面我们应对负面清单之外领域实行备案制，扩大对外项目，目前我国大部分自贸试验区已经开始着手推进；另一方面我们应大力推进贸易便利化，提高海关行政效率，努力实现关检合作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资源共享，为货主节约成本，提高码头场地的使用效率以及创造出中外企业公平竞争的商业环境。

3.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促进金融开放创新

在“译事例言”和“按语”中，严复认为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应该符合客观发展的需要，主张商民自办银行和币值稳定。加快自贸试验区建设，我们依然要发挥好银行的作用，加快金融制度创新以服务实体经济，实行稳步推进金融市场开放的战略政策，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促进贸易和融资便利化。严复竭力主张的商民自办银行对进一步探索私有制银行或股份制银行的发展道路，放低社会资本准入门槛，使其发挥好的为社会服务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进程中，一方面我们应逐步尝试加大社会资本准入，另一方应正视金融国际化带来的风险，在“一线放开”和金融逐渐开放的过程中，审慎金融监管，防控金融风险，保障币值稳定。

三、结语

一百多年前，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引进中国，表达了他对国家“求强”“致富”的强烈愿望，其翻译的《原富》及按语中所体现的关于经济、外贸等思想对今天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研究严复的经济思想，深刻挖掘其思想内涵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叶世昌.从《原富》按语看严复的经济思想[J].经济研究，1980（07）.

[2]严复.《原富》按语[C]//王蛑鞅.严复集.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286.

[3]张儒威.严复经济思想探析[J].中国城市经济，20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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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体制改革以使政府保持其中性地位时，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正面临着摒弃中性贸易政策以增加本国福利的需求。这一需求源于近年来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和体现不完全竞争及递增的规模效益特性的模型的运用，它表明了政府在贸易政策中充当积极的角色。

这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发展中国家很有可能在以下情况下恢复早先的政策：（a）如果他们认定发达国家的贸易干涉是一种变像的“使邻国沦为乞丐”的方式从而使财富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b）发展中国家认为这些理论上的发展为他们本身进行干预提供了根据。科鲁格曼将贸易理论的发展通俗地解释为“新贸易理论”是因为新模型为政府对贸易的干预在某些情况下有利于国家利益提供了可能。

以竞争模式为基础的标准新古典贸易理论中鼓吹贸易政策能动主义只是将其作为纠正扭曲的一种手段。扭曲源自国际贸易或直接与国际贸易有关。这种贸易扭曲既可以是内生性的也可以是政策所致。内生性的贸易扭曲是与整个经济相关的，在贸易活动中它是由于市场不利因素造成的。例如，出口的外部因素不完全适合于出口商时，出动就可能不会发生。在开拓国际市场，建立国家和产品的质量信誉，在外国市场上摸索经营的方法和在外国市场上寻求商品和服务渠道时会面临这些外部因素。出动也可能由于资本市场的不完善而中止。这可能是因为出动因其最终的债务方是外国实体或者风险与货币的波动有关或者与在外国市场的经营有关而本身具有内在的风险。也还会出现一些其它形式的内生性贸易扭曲现象，例如，当被动接受价格的消费者和生产者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中的市场力量时，或者，当递增的规模收益导致产生一条非凸状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时，就会出现内生性贸易扭曲现象。

当贸易干预自身导致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时，政策所致的贸易扭曲就产生了。这种扭曲在国际贸易中是十分普遍的，例如，源于进口保护、外汇管制和出口征税等的扭曲共同形成了不利于出口而有利于进口的作用。当政策制定者不能或不愿纠正这种扭曲现象时就只有政府干预才能纠正这一偏差，并以对进出口都公正的有效汇率为特征对出口和进口替代具有相同激励作用的中性策略来消除以上偏差。这样将可以在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并改善经济福利。

但新的贸易理论提供了即使没有扭曲的情况时，政府对贸易的干预仍能改善福利的例子。考虑到这一理论内涵的重要性，本文评论了新贸易理论的观点，并在理论和实际经验的基础上，评估了它们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政策的相关性。

2.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提出了贸易干预的两个论点——利润转移论（或称战略性贸易论点）和外部因素论。利润转移论是以许多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实质上是寡头垄断竞争的观念为基础的。在一些文献中引用的这些市场的例子有诸如半导体、航空和生物科技产品等高技术产品市场。由于垄断竞争的主要特征就是产品的价格高于生产的边际成本，进口这一类产品的国家要向出口公司支付租金。这一情况为政府的干预提供了可能，因为政府可以通过改变公司的决策把生产和有关的租金转移给国内的公司从而增加国民福利。

外部因素论认为，一些可以产生积极的外部因素的行业和公司也无法发挥它们的最佳社会效应；因此，有赖于政府的有效促进。而这一观点一直被作为政府进行干预和提供保护的根据。

以上观点认为，这些行业是典型的知识密集型的高技术产业，因此，必须是政府支持的对象。但实际上，这是非常少见的。

通过国际谈判（如乌拉奎回合）以保护专利和知识产权的措施，实行惯例贸易，而研究与开发在这种保护中具有不适应性，对此，有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此外，利用贸易工具如出口补贴来改变外部因素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外部因素是国内的扭曲，要求使用国内的工具加以解决。有关贸易扭曲的经济文献明确地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最佳的政策干预就是研究与开发或生产贴补。只有当外部因素产生于出动本身而不是从生产时出口补贴才有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因素就与贸易相关，需要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在新贸易论的文献中融人了外部因素就反映了普遍性的行业与贸易政策概念的混乱。因此，下面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重点放在唯一与贸易政策相关的利润转移论上。

a.利润转移论

有三种关于利益转移论的不同形式。在最简单的形式中，该论点主张使用关税来抽取国外的垄断企业在潜在的进入市场中可能享有的租金。如不存在这种潜在的进入关税只会扩大国内外产品价格的差异，并使福利恶化。对国内公司潜在的进入市场的威胁限制了外国公司的定价反应并促使他们通过一定程度上吸收关税来阻止这种进入。只要关税被吸收，即使是部分被吸收，那么，价格的上涨就将低于关税，因此，关税收入就能远远补偿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在特例中，当国外企业吸收了全部关税时，租金就将在无任何额外扭曲的情况下被抽取掉。这一政策导致的结果和进口商通过进口税行使垄断力是一致的。这一点在商业政策文献中已得到充分的阐述和分析。然而，它们又有本质的区别——正如在最优关税论中所论述的那样，租金抽取论不要求一个国家是传统意义上的能影响贸易条件的“大”国；即使一个小国在国内市场上存在寡头垄断供应商时也可以利用进口税来增加国民福利，这是在最优关税例中不可能有的结果。

利润转移论的第二种形式是，对在第三市场上与一个国外对手进行双寡头垄断竞争的国内企业提供贴补。第三市场的假设使得国民收益的讨论仅限于生产者剩余。根据双寡头垄断竞争模型的实质，由两家厂商互相作用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均衡产出水平，虽然就两家总体情况而言是最优的，但就某一国而言却是次优的。因此，贴补通过降低国内企业的边际成本而增加了国家的福利，从而使之具有更高的作用曲线。这就使企业占有更大的外国市场份额，也增加了国内的利润，降低了外国的利润。扣除补贴后的国民福利随着利润的增加而增加，补贴本身只是一种转移支付。这一观点的关键是，补贴使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采取更富于进取性的策略，由此迫使国外竞争对手做相应的改变以适应这一情况。

这一分析在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具体内容中可以得到逐步理解。正如迪尔多夫和斯特恩所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扭曲现象。任何一个企业都认识到通过扩大出口所得利益会比事实上的少。”这导致了个体与社会边际收益曲线的差异。在这种特定情况下，个体的边际收益曲线在社会边际收益曲线之下，因而由个体边际收益曲线和个体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所确定的出口贸易额是次优的，所以，有必要扩大出口。这类差异产生于不现实的双寡头垄断假设，其中每一个公司都预期另一公司的产出与本公司的产出是不相关的，而实际上模型表明两者之间是负相关的。缺少国外生产者反响的信息是实际的扭曲。这也要求政府干预。但是，补贴尽管带来了效益却仍不是最好的办法。扭曲理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政府向国内生产者提供更多的市场信息，坦诚地说，政府所能获得的信息比个人总要多些。

利润转移论的第三种形式就是新兴工业论的新扩展。这种观点认为，一个受保护的国内市场使得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国内厂商在规模上比国外生产者更具有优势，并使它能够在国内市场和未受保护的国外市场中增加市场份额，这样就把利润从国外转移到了国内公司中，从而以国外福利为代价增加了国内福利。

在新古典理论中，源自公司的规模经济就保护本身而言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种经济最终在公司的成熟期带来利润并可用来偿还公司成长期内为投资所借的贷款。但在科鲁格曼的例子中，规模经济是不能由厂商自身得以实现的，因为厂商受到它在国内市场份额大小的限制。在科鲁格曼的模型中，规模经济是静态的，随着厂商的产出规模在一既定的时点增加而产出平均成本下降。换句话说，也就是厂商在标准的V形平均成本曲线上向下倾斜的一段内营运。

科鲁格曼的静态规模经济模型作为一个独立的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是具有新意的，因为总是动态的规模经济是以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性和外部因素为基础的正统的幼稚工业保护论的核心。在这种动态经济中，平均成本随着产出增加时期的延长而降低。这里时间是关键，因为只有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有所认识。但是，动态经济学可能确实是依赖于静态经济学的。举例来说吧，当认识不仅是时间，而且也是市场规模的函数时，可能随着累计产出的增加（这段时间的总产出）而提高，静态规模经济自身就不是幼稚工业保护论的基础了。但在论证这种静态规模经济学是保护论的基础时，科鲁格曼把进口替代从国内扩大到国外，这样就把暂时的进口保护转换成了一种促进出口的机制。科鲁格曼观点的关键是已假定国内市场足够大，能有利于假定的规模经济的实现。

科敦指出，双寡头垄断时假设关于进口保护可促进出口的假设并不重要。他引用伯塞尔和斯纳普的研究表明，当存在以递增的规模收益率为特征的国内垄断者，他们接受世界价格（假定为小国），则关税使歧视性垄断成为可能使国内价格上升而国外价格下降从而促进出口（尽管这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最优）。

这样，尽管一些有关利润转移的观点出自传统的贸易理论，但利润转移论的确为政府干预提供了至少两条依据。一种是为布兰德和斯宾塞的租金提取说为小国在其国内市场上存在着国外寡头垄断供应商时，利用进口关税改善国民福利提供了依据；第二种是科鲁格曼以进口保护来促进出口的论点，提出了静态的规模经济对于幼稚工业保护说是一种独立的根据，但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所有的利润转移说都遭到了激烈的批评。

b.对利润转移说的批判

利润转移说在经济和政治经济学方面遭到相同程度的批判。经济方面的批判集中于模型对于竞争行为和公司数量，寡头垄断公司宣称赚取超额利润的数量，分析的部分均衡特性，对扭曲识别和对工具选用假设的敏感性。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批判集中在鉴于国外可能的报复，无效的政府干预，特殊集团利用了政策，道德公害问题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应而使战略性贸易政策的范围受到很大限制方面。

（i）经济方面的批判

对竞争行为假设的敏感性，依顿和格罗斯曼简明扼要地证明了这种模式的脆弱性。他们证明得出这些结果的关键取决于“库尔诺特”关于每个厂商都把其它厂商的产出看作是既定的并因此选择它们自身的最佳产出水平的假设。若转换成伯特兰战略，则战略的变量是价格而不是产出，通过使出口税成为最优战略能改变此种政策的结果；反之，如果双寡头垄断者致力于不变的可推测量，而且每一厂商的可推测变量与其竞争对手的实际政策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么，租金转移到国内公司或利润转移是不可能的而自由贸易政策成了一种最优政策。

为了捍卫其论点，斯宾塞提出，厂商间的竞争发生在三个阶段——研究开发阶段、生产阶段和营销阶段，只是在最后一个阶段，方可有价格的竞争。所以，对依顿和格罗斯曼的批判也只适应于最后一个阶段。在最初的两个阶段是数量上的竞争，因此属于库尔诺特型。然而斯宾塞认为，仍可把早期阶段作为目标，但是考虑到外部争论，正如前面就外部因素问题所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如果政策是针对早期阶段的，那么，建议的只是产业政策，因为，所要求的手段是国内的工具，所以，不可能存在激进的贸易政策。

对产商数量的敏感性，狄克塞特考虑了一个更一般的双寡头垄断的情况，但这是一个涉及国内市场并因而涉及与消费者剩余关系的情况。他表明只是在厂商数目不是“太大”时，才把出口补贴作为一项政策建议。但随着国内厂商数目的增加，出口补贴的最优政策实际上会颠倒过来。这是由于国内厂商间的竞争导致了消极的金钱因素，因为每个国内厂商都考虑本身的行为对其它国内竞争者的利润所产生的影响。这将减少它们共同带给这个国家的全球性租金份额。当有足够的厂商数目时，为了税收的消极外部动机会超过为了贴补的利润转移动机。

正如霍斯特曼和马克森所提出的那样，即使出口贴补扩大了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设想的增加租金仍可能不会实现。这是因为出口贴补导致进入市场的低效从而减少了厂商的产量，使公司的平均成本曲线向上而不是向下移动，使租金也趋向于零。因此贴补收不回，生产者的超额收益率也极不可靠，国民福利也比自由贸易条件下低得多。

依顿和格罗斯曼也表示，当厂商行为具有始终如一的猜测性特征但又有不止一个国内厂商时，出口税将通常是最优的。一致的猜测性消除了利润转移的可能性，这样，剩下的可发挥作用的因素就只有国内厂商在第三市场上的竞争了，如上所述，这又会导致消极的金钱外部因素。福利最优化策略需要使用出口税来限制出口和更充分地在贸易方面利用国内垄断力量——这是古老的最优关税论的复活。

关于超额利润的大小：格罗斯曼总是就寡头垄断公司可赚取的超额利润和租金的大小提出疑问。他指出，如果利润不大，那么，作为增加国民财富的一种方法的利润转移的整个范围将被大大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只可能导致资源的错误配置。

关于局部均衡的分析：当经济干预保护理论在局部均衡内容的分析中得到扩展时，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的结果可有根本的不同。促进出口论是以在本来是富有竞争性的经济中只存在一个寡头垄断国内行业的模式为基础的。当这个行业得到补贴时，它的扩展是因为其它用途中抽出资源所以没有租金的损失。但在一般均衡情况中，一些厂商令传统脱离厂商的行列，国内对稀缺资源的竞争将抬高它们的市场价格并以价格挫败国内的竞争对手，这与著名的“荷兰病”范例的配置效应十分类似。而且，如果有数个国内寡头垄断者从一个行业可获得抽取租金的利益，这是其他行业租金的损失所造成的。这些将抵消来自出口补贴的国民福利增益。

事实上，狄克塞特和格罗斯曼已表示，当所有的出口行业处于均衡时（如面临相似的出口市场条件，拥有同样的生产技术，面对相类似的国外竞争程度），则当任何一个或多个部门是津贴的目标时，损失明显地会超过收益，因此自由贸易是最优的政策。当行业处于不均衡状态时，国民福利中会产生净收益，这取决于在国内工业扩展时每单位稀缺资源的消耗所得到的超额利润有多少转移到了国内工业上。反过来，这又取决于国内外的生产技术、他们产品的替代程度、出口市场上的价格需求反应和寡头垄断竞争的实质。这也就意味着，对于选择目标工业的大量信息要求，而从实践上来看又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忽略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和生产要素价格的相关变化，将会严重曲解这种模型。

关于市场失败的辨别和工具的选择：由于规模报酬递增的原因，要证明贸易干预是合理的就很困难。因为这些都是厂商的内部因素，会产生什么厂商的利用规模经济的动力与最佳社会目标不一致的问题。这只是与前面所述的利润转移理论中的第二和第三种形式相关。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利润转移的形式中较小的市场份额阻碍了规模经济的实现。但市场份额的大小与第二种形式的模式是不相关的，不能达到规模经济的原因在于得不到准确的信息而导致了市场失败。这是因为库尔诺特的纯理论性和不现实性使人们放弃了正确的预测。但是，这样并没有给促进出口的策略提供依据。首选的最好政策，以消费者福利表示的最小成本达到既定目标的政策，不是贸易政策而是直接针对国内扭曲的国内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公开地提供市场信息。

在利润转移论的第一种形式即租金抽取中，利用关税的贸易政策措施并不是最好的政策，因为，关税扩大了国内消费者价格和国外生产者边际成本之间的差距。最好政策是对国外寡头垄断者征收的最适当的一次性总付税款和对国内消费者相等补贴的结合。这种两面兼顾的政策实际上保证了高效率的竞争结果，又没给社会增加任何负担，因为，对消费者的补贴完全能从向外国寡头垄断者征收的税收中获得。

（ii）政治经济学批判

外国的报复行为：当我们从政治经济方面考虑时，利润转移的政策问题变复杂了。旨在通过让国内厂商获得超额收益或支持国内工业来增加国民福利的政策会引起外国的报复。这会使两国都处于比自由、不受干预贸易条件下还要糟糕的境地，这种结果是不利的。

这种报复更可能发生于知识密集型的高科技产业中，那里与世界市场相关的规模经济被这些新理论的支持者假定为更具意义，因为，这些产业被普遍认为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高科技产业正如一国的疆土一样，经常被认为是一件保护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大事，正如制造业通常被认为是战后发展中国家的国计民生一样。姑且不论利润转移的相对优势是否存在，外国政府的干预通常被看作是从这块肥肉上捞取比合法市场体系保护下所得的份额更多的一种尝试。

实际上，对于可能因遭受惩戒性报复而被排除在外的小国而言，外国报复的风险更大。请注意，正如对最低关税论一样，新贸易理论并不意味着增加全球的福利而仅仅只是站在本国自身利益的角度进行再分配。事实上，将从贸易中得到的收益从由市场决定的配置中转移出来，已经减少了全球福利。

无效的政府干预：况且，利润转移保护论要求政府进行干预。但正如巴格瓦弟所说，政府不能只是被动的贯彻福利最大化经济学家的思想，它应当是一个有其自身目的的自主行为者或是一个供游说者活动的市场。只要政府摆脱了温和及被动的态度，则政府干预使福利更糟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充满了误导的和过滥的政府干预的事例，况且，对任何政府信息方面的需要，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政府进行行业选择时的信息需求非常巨大。尤其是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将比私营部门更能选择“赢家”。

特殊利益集团左右的政策：政府干预论也忽略了特殊利益集团采用某些政策的可能性。当进行微观经济干预时，政府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小而有特殊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些集团随时准备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成本由大的分散的集团承担，他们不能获得有关政策的所有信息。结果，政策的干预总是过份和被误导。进行经济决策时依靠政治和官僚的强制命令，而不是依靠经济手段，必然会降低国家福利。

道德公害问题：况且，政府为了履行对一激进型政策的承诺对厂提供补贴时还存在着一个固有的道德公害问题。国内厂商会发现追求补贴被比主动行为有更高的收益，这样只能增加依赖性。这种追求补贴的做法属于扭曲引起的直接的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行为，因为，他们利用资源都没有直接生产出产品。

有害的再分配效应：另一个政治经济论点产生于帕累托的有效干预有不可避免的及可能有害的再分配效应一般主张。出口贴补将有助于把收入从社会其它方向转移给被保护行业的所有者和雇员。因为，受列出的鼓励的行业一般是高科技行业，这种收入的转移将或是表现在已被雇用的高薪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增长或是股东超乎寻常利润增加。与此相联的另一种一般性主张，是关于贴补的资金将如何筹集以及这种融资可能产生的扭曲效应问题。这些使得贴补的有效经济报酬率更难以实现，也更不确定。

上述批判严重地削弱了新贸易理论的效应并对它作为政策形成基础的有效性提出了疑问。这无论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都是有帮助的。事实上，在发展中国家，反对新贸易理论的政治经济论点产生了更大的效应。例如，特殊利益集团左右贸易政策的可能性与发展中国家更为有关，这是因为：1）追求租金和寻求非生产性利润的活动更为有害；2）政治机构更脆弱，因而更易于屈服于此种压力；机构安排比在发达国家更差。而且，在发展国家，政府干预的记录特别差。由于对任何依据新贸易理论实施贸易干预进行产业选择的政府来说，信息要求都是非常巨大的，因此，这一过程将是低效率的和有损国民福利。

然而，仍有人看到租金抽取和以进口保护促进出口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有效，而且具有特殊的关系。因此，下面一节将要根据此种经济的共同特征分析新贸易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将上述的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批评搁置一边。它表明，即使是这两种对新贸易理论的特别见解也与发展中国家无任何关系。

3.新贸易理论与发展中国家

作为新贸易理论基础的至关重要的市场与技术因素是否是确定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特征并不清楚。这涉及到市场结构、经济规模、出口产品的技术特征问题。它也涉及不完全竞争条件下贸易自由化所带来收益的程度以及源自竞争性的新古典模型针对贸易自由的政策处方是否为新的模型所改变了或加强了的问题。

a.市场结构

罗德里克提出：不完全竞争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较发达国家的更普遍。资本市场的不完善，文化因素与政府政策都可能导致发展中国家寡头垄断市场的形成。特别是在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内发展中国家所采取的进口替代政策，抵制了国外竞争的压力。这些国家通过诸如进口配额之类的措施发展了国内的生产能力并朝着规模生产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当某公司被某行业的高额利润和该行业的高速增长所吸引，想进人该产业时却又被许可证的限制所束缚。发展中国家还普遍缺乏反托拉斯的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措施。另外从计划经济大体情况来看，由于集中控制信息的需要，它的信息处理和向单个企业信息的限制也限制了各个行业企业数量的增加以使整个经济体系便于管理。

事实上，没有强有力的证据说明规模收益递增与这种市场体制有因果关系。在汽车产业中一个有关规模经济大小的有趣例子经常被引用。根据发达国家的研究，普遍认为各型汽车的有效的年最低生产规模为20万—30万辆。但是，发展中国家平均年产规模只在20万辆左右。这说明了规模经济未被充分利用。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下列因素，如低资本密集度，低水平的生产技术，很低的研究开发费用和广告促销费用以及车型的较长流行时间。在一些高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固有的规模经济没有显示出它们在这些产业中的国家比较利益是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事实上，对这些产业国内资源成本计算的结果表明它们高于交换比率（即生产价值1美元的进口替代产品所使用的国内资源高于生产1美元价值进口品使用的国内资源）。此外，规模经济的发挥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生产技术，发展中国家具有低劳动成本的优势，因此倾向于采用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克鲁克在她对印度汽车工业的研究中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被她采访的制造业者认为没有任何规模经济可以发挥。

关于新贸易模型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关键问题不在于市场是否仅仅具有垄断性，而在于寡头垄断的特征是否源于规模经济。毕竟，规模经济使垄断性公司在生产增长时显著地降低了平均成本。从而，他们获取了大量的全球性利润。在这个方面，从发展中国家所获得的证据很明显不能提供充分的佐证。

b.经济规模

由于多种原因，发展中国家小的市场规模使其战略性贸易政策成为不相关的因素。首先，小规模的国内市场阻碍了规模经济在国内市场的发挥，也使克鲁格曼的进口保护出口促进论与此无关。

其次，正如克鲁格曼所言，小规模降低了发展中国家政府作出战略决策的能力。这是因为小国家并不是典型的全球性产业的聚集地，通过战略决策获得其“租金”是新贸易理论的焦点。即使一些全球性的产业以一个小国为基地，由于其本身的小规模将削弱这个国家扮演一个可信的第一推动者的能力。

第三，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也易于招致外国的报复和蒙受更大的损失。尽管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将事实上使大国对之作出更多让步和大国对小国家基于同样理由报复的可能更小。但历史上有许多强者欺压弱者的例子。我们注意到，在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发达的大国家就采用反倾销税来对付发展中小国，而最近这又被美国照搬作为其报复性贸易限制的威胁手段来解决美国与欧共体在公共采购政策方面的争端。这个例子强有力地说明白了大国有可能对小国进行惩罚性报复即杀鸡警猴，不仅仅是因为这种报复对大国的利益影响甚小，更重要的是报复其他大国可能会导致两败俱伤。任何报复对小国来说都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他们狭小的市场规模使其对进入国外市场的要求十分强烈。

c.出口商品技术特征

发展中国家反映其比较利益的出口产品是典型的资源与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这些产品的技术很少遵循递增规模收益规律。而且，发展中国家不出口高技术产品，他们研究开发活动中溢出知识被战略性贸易理论引用为引起干预的重要原因。上表显示了1970—1989年世界高技术出口产品的份额分布情况。归为其他类的发展中国家在1988—1989年期间至多只占世界高技术出口产品份额的6％。既然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利益不在高技术产业，则他们把全球利润转移给自身的范围就非常有限。

1970—1989年世界高科技产品出口份额分布

国家1970－7373－7676－7979－8282－8585－8787－89

经合组织95.5793.9391.5288.7986.8085.3083.64

新兴工业化

国家和地区1.302.283.184.066.057.568.76

其它2.693.364.435.235.986.146.27

克鲁格曼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技术特征与新贸易理论模型的要求不相符合。但是他认为：尽管初级产品的生产本身与规模递增效益并无直接影响，在诸如港口、仓库、运输设施等与初级产品出口相关的基础设施提供方面都能战略性地利用贸易政策。他指出，由于其它国家不实行积极的贸易政策，哪怕是一点点的投资津贴也会带来可观的比较利益。但是，是具备有效生产规模的出口基础设施的提供相对于一个小国来说太大，还是相对于这些产品的世界市场规模而言所导致的规模经济效益如此重要以致对本国出口决策产生着重要影响，对此，一直未有充分的证据。后者如果确实的话，将实际表明出口格局不是由产品的比较利益所决定的，而出口是由的基础设施的规模经济所决定的。而且，递增规模收益率最初来源于生产技术水平的本质而不是取决于出口基础实施，这和高技术行业中资本成本和研究开发费用的关系类似。

d.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

当因受到新贸易理论鼓舞发展中国家采取积极的贸易政策的行为由于上面论点而受到严重影响时，不完全竞争世界采取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传统的计算贸易收益的“三角形”，是以竞争性的新古典模型为基础依次列了GNP的0.5％至2％数值。但是哈里斯估计在不完全竞争模型中加拿大的静态长期贸易收益8％—12％。理查森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是自由贸易而不是政府对本国制造商的刺激性干预所导致的贸易收益比完全竞争条件下获得的收益高出1—2倍。以上结果证明了自由贸易是唯一与发展中国家相关的。这特别重要，因为新贸易理论被断定损害了为贸易自由化所提出的新古典处方，许多发展国家在热衷于保护主义政策几十年后，开始转向贸易自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