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范文10篇

古典文学范文篇1

一、20世纪50年代前，从包装推销到“改良群治”、“营构思想”主动引入

由于古希腊(公元前800年—公元前146年)、古罗马(公元前753年—475年)与当时中国相距遥远，中间隔着广袤的中亚、西亚，在当时境况下，两国直接交往的可能性很小。东汉时，甘英曾到达红海而返;“孙权黄武五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交趾太守吴邈遣送诣孙权，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实对”［3］，但其后不知所终。唐时，景教曾传入中国，武宗时禁而绝。蒙古人对基督教比较宽容，但随着元朝的灭亡销声匿迹。明清基督教士较大规模来中国传教，“那个时代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中，有天文学家、数学家、地理学家、哲学家、画家、音乐家、水利专家、发射专家，确实可谓‘群贤毕至’，什么人才皆有。他们能推算日食，能铸造大炮，能绘制地图，建浑天仪;用拉丁文写作让欧洲人了解中国，又用中文写作让中国人了解欧洲。”［4］最早介绍西方文化并具有一定影响的是利玛窦，他用中文写了哲学和宗教方面的著作，使中国人认识了经院哲学的逻辑，如1603年写的《天主实义》”，再如艾儒略《西学凡》概述西学各科内容，最多的当然是基督教典籍的翻译与刊刻发行。他们把基督教义比附中国传统哲学，如“理学”、“道”等，以及“细论几何之学与修齐治平之学”［5］。如:托马斯《神学大全》，罗明坚《天主圣教实录》，汤若望《主制群徵》，南怀仁《教要序论》等。以学术的面貌出现，易于为中国士大夫接受，如利玛窦《几何学原本》收入了《四库全书》。“礼仪之争”后基督教在中国遭到全面禁止，中西刚刚接触即又隔离。19世纪中后期特别是甲午战败，有志之士开始认识到“民有智则有民，民无智则无国，智也者，民所以自主、自由、自立，亦即国之所以自主、自由、自立者也”，“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意欲通过师法域外文学，改造乃至重建中国文学，以此来，重建中国思想文化，并进而征服中国的文化危机。中国人开始主动引介西方文化源头的古典文学。古典文学的翻译始于《伊索寓言》。早在明清时，传教士们就译过《伊索寓言》如，利玛窦、庞迪我、金尼阁等。1840年广东报出版了传教士翻译的《意拾喻言》(即《伊索寓言》)，1888年天津时报馆出版了《海国妙喻》，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林杼和严复侄子严培南、严璩合译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共收寓言280则，1909年陈春生用官话翻译《伊朔译评》，共收200多则。除了寓言，神话、史诗、哲学、历史等著作大量被译介。1928年世界书局出版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创造社出版部出版邓均吾译《希腊神话》和1930年谢云逸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故事》。商务印书馆1933年出版张师竹、张东荪根据Loeb丛书用文言译出的《柏拉图对话集六种》，1934年出版郭斌和、景昌极据希腊原文译校的《柏拉图五大对话集》及傅东华的《奥德修纪》等。由于强烈的功利性，这段时期的翻译方式主要是意译和达旨。如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第十章安德里翁与月神亚谛摩斯恋爱，作者只是大致介绍了剧情，然后自己再做些阐释:安迭迷恩与亚谛摩斯的恋爱是希腊神话中一个极美丽极含诗意的故事，安迭迷恩是腊德摩斯山上一个牧羊人，长得非常美貌。有一夜，月神亚谛摩斯……安迭迷恩的故事极富于诗意，他好似一个少年诗人。

正如书名，这完全是一种向蒙童讲故事的口吻。为了吸引国内读者，这时译介都按照传统的阅读习惯、审美趣味、道德伦理等对原作的情节、叙事结构等方面做了严重的增删和改译。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还是比附，不是洋人而是国人主动这么去做，目的是为了通俗化、大众化，从而达到新民的目的，和前面传教士相比都有一个共同的“归化”模式。当然为了一些异国情调，他们也常常弄些新鲜的名称，如人名的音译等，但骨子里，却被“归化”了。汪倜然几乎把希腊罗马神话装扮成一部中国传统的仙人异闻集。其它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是如此，如谢云逸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故事》等。研究基本上是在哲学、历史范围内开展的，如1930年世界书局出版朱公振编著的《希腊三哲》，1934年出版严群《柏拉图》等，整个阶段成果屈指可数。因为基于启蒙和救亡的需要，国人的眼光主要专注于西方(包括日本)近现代的作品，而文学似乎还在尝鲜阶段，还没来得及回味。但他们在译介的时候也对这些被翻译的作品做些阐释，如汪倜然的《希腊罗马神话ABC》对故事的阐释，以及该书例言，前四章都可以看作是一种文学研究，不过介绍性强，是一种导读性质。这一时期对古典文学还是很陌生，各种工作刚刚开个头，在那个年代已经实属不易了。正如李泽厚所说，启蒙刚刚开始，这种思想的洗礼很快就让位于民族的救亡运动，“改良群治”、“营构思想”很快就让位于各项革命斗争实践了。

二、20世纪50—90年代前，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文治”大业

如果说前一个阶段主要是为了新民新思想的启蒙而译研古典文学，这一阶段古典文学译研则是社会主义“文治”大业的一部分。1978年前与后虽些微差异，但都完全是用政治观照文学。建国后，“古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因被视为世界文学的宝贵遗产而得到足够的重视。20世纪50、60年代翻译出版的古希腊、罗马文学作品，除少量是民国初期的旧译外，大部分都是新译或重新修订的译本。”

周作人(周启明)因剥夺政治权利而专门从事古典翻译，产生了一批高质量古希腊经典作品汉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出版罗念生、周启明译《阿里斯托芬戏剧集》，周作人译阿里斯托芬《财神》;1955年出版周启明(周作人)诸人翻译的《伊索寓言选本》、《伊索寓言》等三种，这是第一本据希腊文原文译出的，共收寓言358则;1957年出版杨宪益根据牛津大学古典丛书(ScriptorumClassicorumBibliothecaOxoniensis)译出维吉尔《牧歌》。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杨周翰用散文体译的奥维德的《变形记》(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同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译的塞内加诗体五幕悲剧《特洛亚妇女》和傅东华据英译本转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这是中国第一个《伊利亚特》全译本(1996年河北人民出版社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出版楚图南译施瓦布的《希腊神话和传说》，1961年出版罗念生译埃斯库罗斯的《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1983年湖南人民出版社重版后者)等。与第一个阶段根据市场行情自发翻译、出版不同，从选题，翻译队伍的建设，翻译过程、定稿、署名、出版到批评都是阶级斗争事业的一部分，“均受到文化管理部门全面而强有力的管制。……为政治服务成为不容置疑的最高原则，……基本上不是个人和艺术行为，而成为集体的行为和国家意志的体现”［8］译本多有改译、窜译、删译，每一译本只有首先进行“病毒”扫描和清除后才能出版。典型事例是周作人(周启明)的译作大部分未得到出版。对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只是证明，世界人民即使古希腊人民都在和反动派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研究还停留在简单的叙述阶段。牛庸懋长文《略论荷马及其“伊利亚德”与“奥德赛”》［9］，全文五分之三在介绍荷马和“伊利亚德”与“奥德赛”的故事。并不是这时期学者水平低而是由于当时的大环境决定的。这可以说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研究的初期。1978年后，由于紧绷的政治压力解除，一些老一辈翻译家再续前缘，翻译出版古典作品，如陈康、严群、罗念生、水建馥、杨宪益、杨周翰、缪灵珠等。研究方面，1980年代初由孙席珍、蒋炳贤、郭智石根据美国芝加哥大学1957年版，翻译出英国默雷的《古希腊文学史》;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鲁刚、郑述谱的《希腊罗马神话词典》;1985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罗念生的《论古希腊戏剧》，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罗念生编译的《古希腊罗马散文选》;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陈洪文、水建馥的《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等。对三大悲剧家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经典作品做了较为充分的批评阐释，但除此之外的许多优秀戏剧家和作品，都未涉及。研究“虽然不是从纯政治的视角观照文学，但旨在强调读者的任务就是准确理解并完全赞同作者在作品中的意图，通过取代和剥夺读者参与文本的机会和话语权，以实现作者对读者控制和垄断性制约的目的。”［10］文学虽不是阶级斗争的描绘，但仍是沉淀在作者脑海中社会文化的无意识反映，文学成为社会存在的反映和摩写，文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揭示这种掩盖在文学形式下的深层文化，使被文学形式遮蔽的形而上的“规律”，“底本”、“历史”、“文化”、“思想”或者说“理式”显现，文学研究的过程完全成了“底本”的解蔽过程。如肖作铭的《柏拉图以前古希腊的文艺思想初探》:“本文试图对此进行粗略的叙述和评价，力求得出与史实相近的结论。《荷马史诗》主要反映了从原始公社向奴隶制过渡的‘荷马时代’的社会生活”，［11］可见一斑。文学研究往往历史化，把文学的想象和构思现实化，文学的研究成了现实社会的索引或图示。如果说1950年前的翻译和研究有个共同的目的———启蒙，但方法上却没有统一模式和要求，完全自由选择。而1950年以来的翻译和研究则基本上是“延安派”，受马列主义指导，其基本观点都是意识对存在的反映，社会运动方式及其观念反映和论述历史的运动规律。

三、20世纪90年代，古典文学翻译与研究回归古典学

前两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学的研究，特别是第二个阶段，完全是政治的注脚，是被政治统摄下的另一种政治叙事而已。因此根本谈不上古典学的研究。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文学研究者建构起来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谱系，‘启蒙’、‘现代化’、‘民族国家’、‘主体性’等全新的关键词成了解读一切文本的万能钥匙。……蕴涵着一种对人的多样性、可能性及丰富情感的诉求。”“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自我、个人、人性、性、无意识、自由、爱等等，在叙述文学在这个世界的境遇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的选择可能。”［12］把读者从作者的专制下解放出来，读者的接受和阐述成了作品意义和价值的生产者。文学及其研究彰显人性。古典文学的存在价值完全由于其“人性”、“主体性”、“自由”的存在，成为鞭挞形而上“专制”和独裁的主力，古典文学又充当了一次“文艺复兴”的旗帜。关键是这时古典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不再屈从于一种目的、方法;翻译和研究基本上可以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而不必因为某种价值需求而遭阉割，变异。翻译上中生代承前启后，功不可没，如王焕生、王太庆、汪子嵩、徐松岩、王以鋳、崔妙因等文学、哲学、历史著作翻译名家;队伍空前壮大，如陈中梅、刘小枫、王晓朝、吴雅玲、石敏敏、程志敏、李永毅等新人辈出。译作出现了规模化，如苗力田先生的《亚里士多德全集》(1990—199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罗念生全集》(全集里还收录了非希腊文学)、《柏拉图全集》、《西塞罗全集》(只出了3卷)、《古希腊悲剧喜剧全集》和《两希经典文明译丛》、《日知古典》、《西方正典》等大型丛书。基本上都是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原文翻译，转译的不多。还有就是出现重译现象，由于原来的翻译受各种因素影响，存在大量的矫译、删节等，许多人重新翻译经典，同一著作出现多个译本，如陈中梅据古希腊原文用诗体翻译荷马的《伊利亚特》(广东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1999年北京燕山出版社重版)。罗念生、王焕生据勒伯古典丛书(TheLoebClassicalLibrary)穆雷校勘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古希腊文，采用六音步译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

古典文学范文篇2

当今越来越多的学生对古典文学渐渐的失去了兴趣，但又迫于教学安排，去应付考试，拿到学分，致使他们呆在教室如坐针毡，“身在曹营心在汉”。很多学生甚至对古典文学的存在价值都产生了怀疑，质着“:我们花费这么多时间学习古典文学，究竟有何用处?”而教师在举例证明古典文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毫无底气，口是心非。文学变成枯燥的理论课或文学史，文学解读及其能力的教与受脱节，教学目标脱离社会需要……古典文学的教学脱离实际，陷入了重重误区，古典文学教学迫切需要寻找可行的新出路。鉴于不是很乐观的形势，笔者拟探索一下古典文学教学的新策略，以谋古典文学得到一线曙光。

二、深化教学方法的革新

素质教育主要贯穿现代教育的以学生为本即以人为本的理念，教师对学生的价值导向是突出的，主要采用共同探讨、平等研究这种方式，以提供学生对知识、文化和价值观等的比较、思考、鉴别和选择。故教师要突出他的引导作用，把更多的时间与思考交给学生，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激发兴趣，产生积极的教学效果。固然，万事开头难，但习惯成自然，新事物诞生后需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为人们所接受，那时广大师生便可以共享甘之如醴的教学成果。

三、启发式教学手段的运用

启发式在课改中诞生的一种科学教学法。教师应根据教学内容，运用各种方式“诱导”学生，启发他们的智慧，挖掘他们的智力潜能，以引导他们富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地去学习和掌握新知识，乃至开拓新知识。教师讲解时，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套路：先巧妙提出问题，再激发学生分析问题的兴趣并引爆行动，最后与学生共同求解。

四、转变教学渠道

古典文学的教学不但要始终巩固课程教育的“主角”地位，还要结合课程外的实践，课外实践也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文学源远流长，上起先秦，下迄明清，历经五千年多年的发展，包藏万象，底蕴深厚。而我国的艺术和古典文学同根共源，学生将学习艺术同古典文学结合，在实践活动中相得益彰。如学国画的学生可多读陶渊明、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学艺术设计的学生可多读像《红楼梦》等其中有建筑设计描写的作品……这样的话，学生不仅可以从古典文学中获得艺术灵感，还可以加强自身的人文素养，相得益彰。另外举办一些诸如古典诗词配乐表演、开展辩论活动和演绎古典名剧等活动，可更进一步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创新性，寓教于乐，使学生学习更积极，主动加入学习古典文学的洪流中，并使之成为一种校园文化，“润物细无声”，慢慢地其古典文学的人文素质与科学精神都会得到显著提高。五、赋予知识性和趣味性要使古典文学的教学富有知识性和趣味性，就要做到：

（一）古典文学知识系统化古典文学一般按体裁编排，由浅入深，并以“史”贯之，以时代顺序为线索讲解作品，逐个朝代介绍，每个朝代都重点介绍其文学发展概况。总之，古典文学的教学要使学生拥有系统的认识，对文学史体系有完整认知。

古典文学范文篇3

例如王国维,他通过对甲骨文的研究,改正了殷商先王的世序,从而纠正了《史记·殷本纪》的错误,使后人研究“兄终弟及”的王位承袭制度时,更准确地理解了“国赖长君”的道理。

这看起来似乎和我们当代无关,是纯学术的研究。其实不然,它正反映了人类社会进化的逻辑:奴隶主政权为了统治的巩固、秩序的稳定,它深思熟虑,设计出当时认为合理的王位继承方案。这一方案直到春秋时期,吴国还在继续实行这一制度;余波所及,北宋的杜太后还曾嘱咐宋太祖死后应传位于弟赵匡义即后来的宋太宗。那么,这一制度后来怎么又让位于父传子的世袭制呢?原来兄终弟及制多次发生抢班夺权、兄弟相残的现象,因此认为索性确定立嫡长子,以免旁支的觊觎。当然,如无嫡长子,则立贤。而所谓贤,全凭“父皇”的认定,这就必然产生伪装,如隋炀帝之蒙骗其父隋文帝。这一继承人问题,纷纷扰扰,不但苦恼了中国,也苦恼了外国;不但苦恼了古人,也苦恼了今人。迄今为止,民主国家的总统直选制,勉强为这一纷扰画上了一个句号。

我们现当代人懂得这些,就既明白历史是这样过来的,一切存在过的都有合理性;但又知道它不断地在走向它的反面,由合理的转化为不合理的,最后,皇权的专制必然为民主的政治所取代。所以,研究过去的一切,首先是求“真”,即求得历史的真相。

但,一切过去的“真”,既有善的,也有恶的。我们继承发扬善的,批判扬弃恶的,无论正反面,都可给后人以裨益:惩恶而劝善。

求“真”与“善”,是哲学和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任务,而文学则在“真”、“善”基础之上更追求“美”。孔子早就指出“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可见文学艺术拥有“美”的专利。之所以出现“文”、“理”现象,背景或实质是由于“情”与“理”的存在。求“真”与“善”,是理性的思维活动,而求“美”,则是感情的思维活动。我们常说的逻辑思维即前者,而形象思维则指后者。

从古到今,从中到外,任何人不能只有理性生活而没有感情生活。事实上,人的一生,比重占得大的是感情生活。感情生活为什么要追求“美”呢?因为正确而丰富的感情生活,必定是崇高、纯结、美好的精神生活,人只有具有这种精神生活,才能脱离动物的本能。

我们学习古典文学,研究古典文学,正是为了提炼我们的精神素质,使我们成为高尚的人,大写的人。所以说“文学是人学”。

明乎此,则研究者对古典文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目的完全是为了人的精神的升华。可以说,一切对古典文学的研究,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类,为了人类认识的深化,心灵的洗涤,精神的昂扬。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话深刻地指出了研究过去历史的“真”,都是为了当代人们的需要,谁也不会为古而古。

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即某些学人提出,研究古典文学,应该回到文学本体,进行审美追求,作纯文学的研究。我不附和这种说法。窃以为古典文学研究不能仅限于美的领域,它必须在“真”与“善”的基础上来进行审美活动。

所谓纯文学研究,往往停留在文学形式的研究上。我认为,一定的形式总是为一定的内容服务的,像彼尔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其实并没有脱离其相关内容,不过涵义隐晦,不易探测而已。现在有些学者研究《诗经》的四言、《楚辞》的杂言、汉代的五言、魏的七言,探索它们的起源和演变,这些似乎是纯文学的研究了,但是,我总以为,这些变化,都是和有关的人和事的内容的需要分不开。

比方《诗经》以四言为主,这是由于《雅》、《颂》的内容庄严肃穆,需要偶数词语、方正句式来表达;而《风》诗,据钱穆、朱东润等先辈研究,并非出自民间,和《雅》、《颂》一样,也是贵族所作,所以,基本上也是四言为主。当然,这跟先秦时代人们的个性单纯,语言结构简单、书写条件困难,也有关系。

至于《楚辞》,以屈原为例,他满腹烦忧,需要长吁短叹来发泄,加上南国民歌与北地不同,悠扬宛转,藉以抒发其缠绵悱恻之情。屈原的君国之恫,正好和民歌的风格一致,这就形成了《离骚》、《九歌》等的杂言体。

至于汉代的五言,魏晋以后的七言,则是由于时代越发展,人事越复杂,人的感情也日益多样化,这就在言志抒情的诗歌形式上,认识到四言诗的两个偶数的句式太呆板,太单调,于是发展出五言,有偶数有奇数,如“行行重行行”,偶奇偶,这一新形式就更方便情绪的抒发了。

后来发展到魏晋以迄于今,人的感情更丰富多彩,于是产生七言,如“秋风萧瑟天气凉”,偶偶偶奇;“草木摇落露为霜”,偶偶奇奇奇。这就更能充分地委婉而曲折地多变化地抒发诗人的激情或柔情了。

那为什么不向九言以下再发展呢?这就牵涉到一个“度(degree)”的问题了。凡事都有一个“度”,也就是极限。人的口腔、气息只能以七字为正常的“度”,这就是民歌何以迄今仍是七言的缘故,文人诗也是这样。

我说这些,无非是说明世上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即使先民陶器上的云雷纹和波浪纹,也寄托着先民们的素朴的神秘的情愫。换言之,研求古典文学,不能只限于审美活动。对于古典文学研究和当代现实的效用问题,我觉得还要说几句。所谓“有用”、“无用”,据我看,只要我们的成果符合“真”、“善”、“美”的原则,它必然是有用的。问题是这个“用”不能太机械,文学艺术,甚至人文科学的“用”,不是实用主义的“用”。《中外文摘》2007年第10期《沉浮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史学家杨荣国》一文总结得好:“治学如果脱离了‘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是很难不做‘尴尬人’的。”《中外文摘》2007年第2期摘录何兆武口述的《上学记》,谈到西南联大的教师们,当时的学生“大多对冯友兰先生的印象不佳,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像他《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捧场的。在我们看来,一个学者这样做不但没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所谓身份,实质就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

回顾我个人对古典文学研究的历程,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我一向重视对清代诗文的研究,即因清人和我们距离最近,所经历的内忧外患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感情,也和我们大体相同。我们当代的先进思想是“民主”与“法治”,在郭丹教授对我访谈时,我们谈到拙著《清诗流派史》,我说:“从我的著作动机来说,我特别想探索这一离我们最近的时代,看当时士大夫的灵魂,怎样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痛苦,呻吟,挣扎,或转为麻木,或走向清醒,又是怎样从西方获得民权、自由、平等诸观念,从而产生民主意识,把目光从圣君贤相身上转移到广大的平民百姓身上来。”(《文艺研究》2005年第1期)在另一处,我又谈到:“我写《清诗流派史》,是为了探索清代士大夫的民主意识的成因;而写《在学术殿堂外》,则是反映现代或当代知识分子对民主和法治的追求。”(同上)在《清诗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第114页论吴兆骞时,我说: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启发:愤怒固然出诗人,但这首先得有个允许你愤怒的环境。如果处身于极端专制的高压之下,你连愤怒也不可能,哪里还会有真正的创作。秦朝没有文学(除了李斯的歌功颂德之作),而其他最黑暗的专制野蛮时代也没有真正的文艺(只有瞒和骗的文艺),不仅是客观条件不允许作家说真话,某些作家甚至主观上也丧失了创作的灵感。吴兆骞这则诗论就说出了作家主观条件的问题,所以,它是深刻的,是前无古人的。他的灵魂深处的躁动和苦闷,实在类似司马迁。但司马迁能利用私家修史的地下活动,创造出伟大的“谤书”——《史记》,吴兆骞遭难后的二十三年,却始终生活在专制魔掌之下,连内心世界也毫无自由。他只能在“失其天性”的情况下,被扭典地写出自己的某些痛苦。这就是纪昀等人所谓“自知罪重谴轻,心甘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怒怼君上之意”。

我说的吴兆骞这则诗论,是其诗集《秋笳集》附录的《答徐健庵司寇书》,摘录如下:

古今文章之事,或曰穷而后工,仆谓不然。古人之文自工,非以穷也。彼所谓穷,特假借为辞,如孟襄阳之不遇,杜少陵之播迁已尔;又其甚者,如子厚柳州,子瞻耳已尔;至若蔡中郎髡钳朔塞,李供奉长流夜郎,此又古文人厄困之尤者,然以仆视之何如哉?九州之外,而欲引九州之内之人以自比附,愈疏阔矣!同在覆载之中,而邈焉如隔泉夜,未知古人处此,当复云何?以此知文莫工于古人,而穷莫甚于仆。惟其工,故不穷而能言穷;惟其穷,故当工而不能工也。万里冰天,极目惨沮,无舆图记载以发其怀,无花鸟亭榭以寄其兴,直以幽忧惋郁,无可告语,退托笔墨,以自陈写。然迁谪日久,失其天性,虽积有篇什,亦已潦倒溃乱,不知所云矣。

同样的这一段话,同样一部《秋笳集》,以纪昀为首的四库馆臣是那样一种分析,而我是这样一种分析。这就是因为我是在用当代的先进思想去剖析那孤苦灵魂,从而豁显出皇权专制的残酷、阴冷、非人道。而纪昀等则正如鲁迅所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这是为人为奴的一条界限。就在纪昀当时,也有先进思想,即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所揭示的清王朝御用哲学程朱理学“以理杀人”的罪恶本质。所以说,一定要用当代先进思想去研究过去的一切。

古典文学范文篇4

一、词汇的积累文学的传承性是语言类作品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而作为语言类文学作品的承载者，词汇的传承是最丰富的。而作为中学生来讲，由于其阅读范围的限制，学生的词汇量还不是很大，所以在传统文学教学中，如果能把词汇的积累做好，将对学生作文水平的提高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和现代词汇相比，经过历史的沉积、沿革、发展，文言词汇更言简意赅、概括力更强、更能表现出丰富的内容。如果学生能在词汇积累上做的好，那么对提高作文的表达能力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在传统文学教学中，我们一定要注重词汇的积累，为作文教学提供帮助。

二、典故的积累典故是中国古典文学中最精华的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学中最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东西，“画蛇添足”、“叶公好龙”、“卧薪尝胆”、“自相矛盾”、“守株待兔”、“三顾茅庐”、“负荆请罪”等等一大批耳熟能详的典故，本身就沉积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学生在学习古典文学中，如能更多的积累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典故，并能在作文中如能恰当的运用，一定能使作文水平不但能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还能收到表达丰富、言简意赅的效果。同时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典故是学生特别喜欢的内容，其他的可能记不住，但典故却有异常的兴趣，不但记的牢，而且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合情合理。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内在接受性。如果我们在作文教学中能充分运用典故积累的作用。必将对我们的作文教学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优美诗词的积累从《诗经》到《楚辞》，从诸子散文到汉魏歌赋，从唐宋诗词到元明清小说，丰富的传统文学作品中到处都是优美诗词，从“溯回从之，宛在水中央”的优美意境到“操吴戈兮披犀甲”的悲壮。从“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慷慨激昂到“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婉约，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闲适到“车粼粼，马萧萧，行人弓剑个在腰”的紧迫。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学体系当中，这样的优美诗句，这样这样迷人的意境，如果学生能在学习传统文学的中积累起足够的的素材，对于学生提高古典文学素养，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的运用能力，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

四、思想文化的积累文以载道，这是中国传统文学的传统。所以传统文学不仅仅是文学的延承和积累，更是思想的传承和光大。在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学作品中，蕴涵着中国最光辉、最灿烂、最智慧的文化内涵。无论是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还是儒家“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墨家兼爱的博大，法家的严谨求真，都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人性化的思想。而范缜的无神论，佛家的宽容，道家的天人和一，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人社会与自然和谐的理想和睿智。这和我们当今提倡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治国理念真是不谋而和。我们不能不佩服中国古人对人类自身的合理理解，创造性的社会理想，以及通古阅今智慧。所以如果我们能在传统文学教学中把这些优秀的思想融于其中，必将在塑造人、升华人、改造人、完善人的教育活动中赋予人最丰富的思想，最美好的精神，最感人的品格。这是传统文学教学中最不可或缺的。

古典文学范文篇5

一直为自己爱读书而感到幸福，没想到有幸做了语文教师。因为这个职业注定了与书有缘，与书相伴。福哉！幸哉！我钟爱中国的古典文学，每每神游其中，便会想起陶渊明的“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心有戚戚焉”。多年的阅读坚持，不论是知识的拓宽方面，还是专业素质的提高方面，我都获益颇多。或许是教师的职业习惯吧，我发现有许多的文章，细细品味，它们都会有异曲同工的妙处。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琵琶行》和《明湖居听书》，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的心得！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传诵千古的诗歌———《琵琶行》，是诗人贬官江州次年所作，是一首抒情性的叙事诗。此诗以出色的对音乐的描写和对人生境遇的慨叹以及流利婉转的诗语而享誉后代。《明湖居听书》是《老残游记》中历来最受称赞的一段。《老残游记》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者是刘鹗。《明湖居听书》又名《白妞说书》，原回目是《历山山下古帝遗踪，明湖湖边美人绝调》；这是我国小说中以散文化的语言写听觉形象的绝妙文字。作者通过精彩的工笔描绘，将无形、无色、无味的声音写得形象具体，生动地展示了王小玉高超的演唱技艺和作品艺术魅力。

《琵琶行》和《明湖居听书》两篇文章虽然跨越历史时空，文体也不同，但从塑造艺术形象的方式来看，两者都属于叙事文学，而且都以出色的音乐描写而倍受后人推崇。不仅如此，我们发现二者在对声音的描绘时，都不约而同地运用了生动、贴切且独具匠心的比喻修辞，状无形之物如在眼前，可触可感。《琵琶行》中，作者运用生动的比喻和富有音乐美的语言，描绘琵琶女极为出色的演奏：用“如急雨”的比喻来表现声音的粗重和急促；用“如私雨”的比喻来形容声音的轻柔舒缓；用“莺语”来表现乐曲的婉转悠扬；用“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比喻来形容小弦大弦交错弹拨声音的圆润错落；用“泉流冰下”和“冰泉冷涩”来表现乐声的缓慢、凝滞；用“裂帛”来比喻四弦齐拨的声音的清脆悦耳。这样一来，不仅使无形、无味、飘忽易逝的声音变得具体可感，而且琵琶女的凄凉身世也通过她精湛的演奏技巧表达得淋漓尽致，使听者从乐音中深切体会到弹奏者所要表达的深情。正因为如此，诗人才会在跌宕起伏的旋律中感同身受，以致“青衫湿”，宦海浮沉让他心力交瘁，直面现实，却仍落得“沦落天涯”的下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达了诗人和琵琶女的共同命运。

与《琵琶行》相比，《明湖居听书》中的比喻运用显然更胜一筹。刘鹗是一位善用比喻的高手。如文中“弹三弦的一脸疙瘩”，在他的笔下是“风于的福橘皮”；黑妞演唱的声音清脆婉转，如“新莺出谷，乳燕归巢”；白妞的眼睛清澈水灵、神采飞扬，“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真是绝妙之极。当然，更绝的还是对白妞的演唱声音的描述。比如，他用“像一线钢丝抛入天际”来比喻声音的高亢激越，用“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盘旋穿插”来比喻声音的婉转回环。

除此，作者还运用感觉来写听觉，如“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得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个毛孔不畅快”。把美妙的声音写得那么具体，那么活灵活现。“这一出后，忽又扬起，像放那东洋烟火，—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想到东洋烟火那光影迷乱的形状和颜色，我们就已经陶醉在白妞那迷人的唱腔中了。这是以视觉印象来写听觉印象。“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这也是以视觉印象来写听觉印象，将无形之声描绘得具体有形，生动地写出了那节节高起、出神入化的境界。《琵琶行》与《明湖居听书》都是历史上脍炙人口的名篇。虽然二者在体裁和表现主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都是以对音乐的出色描写而著称。《琵琶行》中是以声喻声，以听觉写听觉，而《明湖居听书》中，除以听觉写听觉外，还以视觉写听觉，从听众的生理感受角度写听觉，这无疑是一种创新。

这种打破界限、运用移觉的方法，可以更生动、更形象地反映出难以传达的音乐的美，增强表达效果。因此，二者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和古典小说中描写音乐的绝唱。

古典文学范文篇6

一、借月形特征构成的别称及其修辞生成

许慎《说文解字·月部》：“月，阙也，太阴之精。象形。”段玉裁注释本徐灏注笺:“古文、钟鼎文象上下弦之形，日象圆形，故月象其阙也。”月的有些异称便遵循此原则，以形体来命名。其构成方式大致有两种：

1.由名词+轮（盘、镜、鉴、弓、钩）构成。如：玉轮、月轮、金轮、银轮、冰轮、半轮、玉盘、白玉盘、银盘、晶盘、玉镜、金镜、冰镜、水镜、玉鉴、金鉴、冰鉴、玉弓、玉钩、银钩等。在这些词中，后一个语素是中心词，其意义均表示“圆”或“半圆”，与月形相似。轮，本指车轮，因其图形是圆的，故人们便将它用来代月，它在表现月圆时，给月以一种旋转的动感；盘，本意是指古代盥洗用具，一般为圆形。

镜、鉴，即镜子，它的特点是平面光滑，犹如满月，用“镜”“鉴”指代“月”，让人感觉纯净、可爱；弓，本指射箭或发弹丸的器械，钩，本是悬挂或探取东西用的器具，这两个语素都有“弯曲”的意思，用它们指称“月”，突出展现了月缺的程度之深，显示了新月的“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以上语素都含有比喻的意味，即“象轮子一样的月亮”、“象盘子一样的月亮”、“象镜子一样的月亮”、“象弓（钩）一样的月亮”。

2.由名词或形容词+“月”构成如：眉月、弓月、弦月、望月、朔月、却月、残月、朔月、新月、满月等。以上月的别称，后一个语素是实指的“月”。前一个语素均表月形，有的语素是跟月固定搭配，表示月相的变化，如：望月、朔月、新月；有的语素本身的形状象月的形状，跟月组合，带有比喻的成份，如：眉月、弓月、弦月、却月、残月、满月等。此外，借月形代月的词语还有：玉团、玉环、金丸、玉壶、金饼、团扇、圆舒、圆蟾、满魄、半轮、半蟾、缺蟾等。这类别称也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如：“团、环、丸、壶、饼”的形状均象圆月的形状，这些语素跟“玉、金、扇”等语素组合指代月，增强了修辞的效果。另外，表月形的语素“圆、半”跟神话传说中指代月的“舒、魄、蟾”等组合的月的别称，也很具体形象。

二、借月色特征构成的别称及其修辞生成月亮的颜色基本上是银白色,或为金黄色。借月色的特征构成的月的别称主要有两种：

1.由“玉”+镜（盘、团、环、弓、钩、魄、兔、蟾、杵）构成如：玉镜、玉盘、玉团、玉环、玉弓、玉钩、玉魄、玉兔、玉蟾、玉杵等。这种构成方式，前一个语素“玉”有“洁白、美好”之意，后一个语素或喻月形或代神话中的形象。两个语素组合而成的月的别称，其修辞的意味非常明显。

2.由“金”+镜（盆、魄、蟾、娥、兔）构成如：金镜、金盆、金魄、金蟾、金娥、金兔等。这种构成方式，前一个语素“金”表颜色，即“象金子一样的颜色”，后一个语素比喻月形或代神话中的形象。

三、借《嫦娥奔月》神话故事中的形象指代“月”《嫦娥奔月》的神话故事流传很广，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们喜爱这个古老的传说，因而借神话中的形象造出很多的别称词。

1.以“嫦娥”代“月”《大荒西经》说：“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仪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常仪”即嫦娥。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由“嫦娥”这一形象演绎出了许许多多月亮的别称，如：素娥、金娥、冰娥、娥月、娥轮、娥影、素女、婵娟等。这些别称中，除了“素女”和“婵娟”外，其余的都由语素“娥”加另一语素构成，这些语素或表月形，或表月光、或表人们内心的感受。

古典文学范文篇7

但是，也基于同样的原因，不同人种产生了生活方式的差异性，以及不同民族社会的各方面的差异性。人与人聚合成一个社会，根据语言、历史或者地理环境，产生独特的生活规范。这些规范有的成为样明文规定，那就是法律;也有的成为非明文规定，即所谓习惯。一个社会就是建立在这些规范上以各自的特色持续发展下去。当然，这些规范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保存着紧密的联系，形成一种尽可能不相冲突的规范网络，它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于我们的身边，成为一个“环境”。我们可以将这个规范网络称为“规范环境”。任何社会都会形成这样的“规范环境”，而其历史也在其相对的平衡状态中展开，因此一个时期的社会总会体现出区别于其他时期的特征。

可是，构成规范网络的个别因素经常受到某些新发生的现象或者理论的影响而改变，这时候“规范环境”的平衡性就会被破坏而出现混乱，直到通过各因素的调适，从而逐渐趋于新的平衡。这样社会就进入新的发展层面和方向，等待另一次的变化。这正是思想史的普遍现象。文论是在“规范环境”中产生的，并且它自身也是“规范环境”的一个因素。因此，文论研究不只是对“文学自身的规律”的理论探索，对文论与“规范环境”其他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也同样需要我们去探讨。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研究的重点之一，不过在文论影响甚至改变社会思想的方面，我们似乎关注得并不够。在“规范环境”的各种因素中，“个人观”是最为核心的。“个人观”是社会规范体系的枢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其他个别规范①，因为人类社会原本就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愿望而发展的。

不过，同所有的“规范环境”的因素一样，“个人观”是在同其他“环境”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发生变化的，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明社会中，因为“规范环境”整体上会发生变化，“个人”观也就必然相应地改变内涵。虽然各个文明社会在“个人观”上有其相同性，可是它们不同的地方也非常多，尤其是对于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社会来说，“个人观”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不培育出丰富的独特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中国文论，那么我们可以发现，它也是为中国传统“个人观”的形成和发展作出贡献的重要部分。古诗不外乎是“吟咏情性”，它所表现的个人情性，与诗人所处社会对“个人”的普遍认知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将从这一角度来讨论中国古典文学的“自立”问题，进而说明文学理论给思想规范带来影响的可能性。这里说的“自立”，同我们通常所说的“自觉”意思相近，但也有所不同。“自觉”主要是指对自己的独特性有所认识而觉悟，而“自立”则是指不依赖他者而追求自身活动的独立性。只有当自身同他者处于相对的关系中，才谈得上“自立”的问题。虽然从“经济上的自立”来研究文学现象也很重要，不过这里重点讨论“思想上的自立”，也就是分析中国古代文论是如何不依赖别的思想体系而在自己的独立思想体系中展开活动的①。换句话说，当社会把文学活动认定为一个独立的精神活动，使之获得一种真正的独立活动资格的时候，文学就可以说是“自立”了。

二、很多人都主张，中国文学史上的“文学自觉”时代是魏晋时代。

那么，“文学自立”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又是如何自立的呢?“吟咏情性”是人的重要活动，而不只专门的诗人是这样。所以诗歌在哪一个时代都会受到重视。诗在孔子时代似乎就已经获得“自立”，因为孔子很重视《诗》。可是，他重视的是《诗经》，而不是广义上的诗，也就是说，孔子重视的是《诗经》在教化上的意义，而不是教人积极作诗文而成为专门的诗人。孔子说过“学诗”，但没说“为诗人”，这说明孔子重视的是学者方面，不是作者方面的。文学活动有读者和作者才能成立。

如果文学要成为一个独立的活动领域而自立的话，就需要有读者和作者。尤其是作者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了作者，作品才能陆续产生，文学也得以持续“活动”，否则，只是学习现成的作品，那便只是一种“学问的活动”，而不是“文学的活动”。文献学上的分类可以为我们提供确定“文学自立”之时代的根据。在汉代，刘欣《七略》在分类说明当时各种主要思想内容时，已经明确把诗赋作为独立的一类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文学已经取得了其自立的活动空间了。我们先来看根据《七略》撰写的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列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

春秋之后，周道渐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尤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这里首先引用《毛诗训诂传》说明“赋诗”是为大夫的必要能力，所以“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以后虽然“失志之赋作矣”，而都有“古诗之义”。“古诗”就是指《诗经》作品。一般无名乐府诗也“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所以值得在《诗赋略》加以记录。这些主张大体符合《礼记·乐记》、《毛诗大序》有关诗的观点。《艺文志》的思想以讲“五常之道”的儒家经典为第一，将各个学术思想安排配合在经典思想之下。

因此《诗赋略》也是在儒家经学的立场下展开论述的，但它也确保了诗赋歌谣有一个跟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相提并论的位置。《艺文志》的思想，代表了当时的基本学术观念，由此可知，到了汉代，诗赋领域已经在经学所统治的思想领域中得到“自立”的地位。实际上，当作为五常之道的经典包含了《诗经》的时候，就必然会导出文学“自立”的结果来，因为既然认定《诗经》为经典之一，那么同《诗经》中的作品一样的诗赋歌谣也不能不得到认定。所以我们以为，在《诗经》作为经典成为汉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基础之一的那个时候，诗赋也就逐渐获得了其自立的地位。《诗赋略》对诗赋作者的评价是以《诗经》为标准的。符合“古诗之义”的，评价就高，其作者也可以称为“诗人”，否则就给予批评，其作者就被称为“辞人”。那么评价很高的诗人，并不是专门作诗的人。不过，就算是这样，《诗赋略》中还是记录了“丽以淫”的辞人作品，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诗赋的领域并没有被束缚在“古诗”系统的狭小空间。至少，当“辞人”的作品被置于“吟咏情性”的“古诗”系统中加以评论时，实际上其存在地位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认定了。

三、《艺文志》对诗赋歌谣之地位的处理，体现了经学时代的基本思路。

古典文学范文篇8

【关键词】古典文学；当代青年；思想政治工作

党的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了新时代，在会上着重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1]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独具中国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古老的东方文明在新时代显示出旺盛的发展机遇，这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新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上千年的积累与沉淀，其思想内涵和开拓精神构成了我们的民族精神之魂。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浩瀚无边，文献总量规模巨大，举世罕见。中国古典文学生活化、形象化、大众化的特点渗透于思想和现实生活中，并对人的思想行为产生着深远的影响。由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青年古典文学素养缺失，古典文学在现代教育中缺位。新时代传承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与现实国情相结合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不仅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要挖掘古典文学中符合新时代的思想、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的思想政治工作资源，提升青年古典文学素养，以达成古为今用、深度融合的目的。

一、青年对古典文学的认知情况

2017年末，针对福建省非中文专业的青年、中学生对古典文学的阅读兴趣、学习态度、获取古典文学知识的途径和古典文学的时代价值重要性等方面进行抽样调研和访谈。访谈了9位青年和4位中学生，调研共回收有效问卷769份，有效回收率为96.13%。1.青年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兴趣，但学习主动性不强。调查数据显示，15%的青年表示喜爱看古典文学，有一定兴趣的仅占28.4%，但进入大学后会主动阅读的仅为17.4%。对古典文学不感兴趣的主要原因为氛围的缺乏（35.8%）、晦涩难懂（31%）、不实用（18%）、学校不重视（15.2%）。这表明青年对古典文学有一定的兴趣，对古典文学的价值理性认同，但学习主动性明显不足。73.1%的学生认为应该加强古典文学教育和全民普及。当问及旅行地的选择倾向时，倾向拥有传统文化资源旅游地的占21%，倾向娱乐休闲的占68%。青年对古典文学的认同表明青年对民族文化觉醒的迹象，是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但与选择困惑相互交织体现了其中不理性的成分。2.青年对古典文学价值有较高的认同，但对其具体的文化精神了解不深。选择“古典文学无价值”的只占3.5%，选择有“较大价值”的占35%，选择“非常有价值”的占45%，这表明学生对古典文学的价值有较高的认同。在调研期间，我们随机走入校园对15位青年进行了访谈，在问及相关古典文学知识和所蕴涵的文化精神时，能够引经据典的很少，多数学生可以提到在部分经典文学中阐释的家国忧患的爱国情怀、重视道义的道德准则等。但在问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冲突时的个人选择时，多数学生表示会倾向个人，有3位学生表示“视情况而定”，只有1位表示以集体为重。在问及“道德认知”和“道德践履”关系时，多数表示较少付之于行动。虽然访谈人数不多，但学生的回答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西方文化挤占了传统文化在青年心目中的地位，西方的价值渗透影响了青年的价值追求，社会伦理规范失衡，多数青年存在知行不合的情况。在影响学生古典文学素养的形成主要原因中，选择主要集中在教育重技能轻素养，学习功利化倾向、主体意识不足，这表明以古典文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课程建设、校园文化的深度融合不足。而青年对古典文学的价值认同是积极推动古典文学传播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能够为高校推广古典文学营造良好的教育生态。高校在推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有效传播、资源融合、价值引导上应有所作为。3.古典文学传播途径呈现多样化，但青年的古典文学素养并没有提升。“网络”已经成为便捷的学习方式被青年广泛接纳。随着互联网快速推广，新媒体的广泛应用，强大的电子检索功能配合海量的古籍善本电子版，让古典文学的在线教育资源也逐步丰富起来。但问卷中，关于获取古典文学知识的途径，选择书刊阅读的占47%，网络平台的仅占16.3%，选择电视节目的占22.7%，朋友家人的占5.1%。古典文学素养的形成和养成是有一个过程的。青年中小学教育阶段通过课堂接触了古典文学，到了大学古典文学类的课程几乎不再涉及。应试教育的“留白”和试后的“真空”以及进入大学、中学后氛围的缺失，使得许多青年对于古典文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系统地了解，没有足够知识的输入，正确、理性的文化观就难以形成。青年作为文化自信的主体也难以达到文化自省、文化自强的主体要求。

二、古典文学融入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1.从新时代青年发展来看，提高当代青年道德素养离不开古典文学。在新时代前进的大潮中，每一位青年都在见证历史，参与历史，融入历史。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凝聚磅礴力量。[2]青年群体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其思想道德素质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命运和民族的兴衰。现实中，我们看到青年思想状况不容乐观，全球化带来的多元文化和市场经济中价值观的扭曲正侵蚀着大学校园，使一部分青年的精神境界、精神生活和思想道德发生了新变化，躁动不安、作风虚浮、急功近利风气蔓延，考试作弊、简历造假、借贷不还等失信行为屡见不鲜。[3]《周易》：“君子安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孟子》：“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论语》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苏轼曾道：“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古典文学所包含浩然正气的爱国精神、重义轻利的思想境界、厚德载物的人生境界、爱人孝顺的人道精神、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和志存高远的人格塑造等德性观念和德行准则为时代青年树立善良的道德情感、正确的道德判断和自觉的道德实践提供了很好的教化、激发作用。[4]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时代性的重大课题。古典文学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构的重要思想，具有极为重要的资源意义和伦理价值，经典文学中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人文精神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创新提供了新的路径。2.从社会道德功利化的状况来看，要树立文化自信需要古典文学。马克思说过：“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由其决定为其服务，所以道德必然具有功利性的一面。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道德症候。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人们在平等观念、经济意识和拜金主义的影响下，有意无意地陷入道德功利化的陷阱。道德功利化模糊了功利性的合理边界，在社会“大染缸”中，道德的“义”依附“利”，并与文化虚无主义紧密相连，使得学校思想政治工作被淡化、弱化，在市场经济中失去了在道德建设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权。因此，加强古典文学教育，厚植青年的民族文化之“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根要扎得深，文化的自信才能在碰撞交流中不断增强。古典文学历史源远流长，近3000年的传承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品、词曲、小说、人物传记等多种形式的作品，同时古典文学对德性和德行的注重，形成了一种趋善求治的德性文化，为我国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推进建构了良好的文化语境。3.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来看，要厚植文化根基、解决新时代青年文化自信需要古典文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化的历史连续性、空间广延性和价值普遍性在当代中国充满生机活力的现实展现与意义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发展有机融合的产物，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从文化层面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得尤为重要。[6]的《矛盾论》、《实践论》，邓小平的“小康”思想等都饱含中国古典文学所倡导的精神。古典文学中“一阴一阳之谓道”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礼记•礼运》的《大同篇》的大同理想与共产主义社会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多呈现出某种契合和相通，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学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积淀渗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我们需要从文化自信中审视中国意识形态的历史跃迁，在文化自信的关照下推进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

三、古典文学融入思想政治工作的对策建议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实施中华文化传承工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教育教学。2017年，教育部党组了《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构建文化育人质量提升体系。文化育人质量的提升，关键在于如何将优秀文化精神融入思想政治工作，以创新的形式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1.引导青年树立科学的古典文学自信观。中国经过60多年的发展，已经摆脱了“一穷二白”的状态，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中国的崛起打破了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论，中国在世界的大国地位越发凸显，这为中华民族文化复兴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第一，从内容体系上辩证看待古典文学的精华与糟粕。任何文化形态都是集精华与糟粕于一身的复杂混合体，古典文学也不例外，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首先，要做到科学辨别。中国古典文学在千年发展中为文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做了重要贡献，留下了丰富的思想遗产，但也有其时代的局限性，要用辩证的态度对落后消极的成分进行认真分析，批判和摒弃不良传统和封建毒素，对优秀传统文化因子保持高度的自尊和自信的心态。其次，要笃实青年的古典文学认知。缺乏文化认知的文化自觉是站不住脚的，容易陷入全面否定或全盘复活的误读。文化自觉的基础是文化认知，文化自信是文化自觉的更高要求，体现了主体对自身文化传统的自觉反思和高度认同，引导当代青年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第二，从文化根基上把握古典文学与中国现实实践成就的关系。古典文学有着浓厚的经典标识，经典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在新学术视野下对传统文献的阐释，依赖于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使其价值形态与理论内涵在新时代具体实践推动下，不断被重构。因此，理解一种文化形态不能脱离其物质基础。文化自信是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不是构建在超越其他民族的文化优越性，而是文化指引下催生的实践成就。中华民族近百年求索现代化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彰显了传统文化在当代实践语境中的生命力，也表明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并不源于抽象的文化形式，而是立足于文化所服务的现实实践基础。当前要构建青年的传统文化自信观，要引导青年回到当下历史性实践重新定位古典文学，注重文化和实践的双向互动，从实践的“场域”和显著的成就中构建传统文化自信观。第三，从理论发展上厘清古典文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渗透着古典文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融合。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中国古人的爱国精神、道德情操和人生理想曾激励无数革命先辈、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共产党人，存“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信念，融“重民本、崇正义、求大同”的理想，坚持在革命中推进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科学指导引领古典文学适应时展潮流，实现现代化转型和价值重塑，避免文化自信的窄化，陷入古典文学“复古主义”的泥潭。当展的马克思主义也要积极借鉴、吸收古典文学最新研究成果，以期在内容供给和表达形式上给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多的支持。2.挖掘古典文学教育的新时代育人内涵，切实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同志擅长运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一些经典的人物形象、语言、故事，来形象地阐述政治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比如应用《红楼梦》中贾政做官的典故，来警醒共产党员要警惕被人包围的状况出现，将传统“实事求是”治学态度创造性转化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学经典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思想政治工作要注重挖掘古典文学教育的新时代育人内涵，注重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结合。如《尚书•大禹谟》中有“克勤于邦，克俭于家。”[8]陆游在《秋获歌》中的“节衣缩食勤耕桑”，都很好地体现了中华民族崇尚节俭朴素的美德。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历史使命下，提倡艰苦奋斗更要赋予其时代含义，不单劝导青年要节俭生活，更是要引导新时代青年尊重劳动，理性消费，在追求事业不断发展基础上提高生活水平。缺乏创新精神的自强奋斗是难以超越前人，难有作为的。自强是奋斗的前提，创新是奋斗的核心。在挖掘古典文学自强精神的同时，引领青年顺应时势、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应对挑战，着力转化矛盾的能力、在创新实干中开创美好生活。另外，古典文学中家国忧患中的爱国情怀、重义轻利的思想境界、上善若水的道德引领、志存高远的人格塑造、天人合一的道德精义、人与自然的共生思想、贵中尚和的国际视角蕴含着显著民族特色和深邃的思想内涵。这些内容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启示意义，它的神韵与风采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历史的发展而发展。3.推进面向青年、服务青年的古典文学形式通俗化和可视化。如何让青年亲近传统文化，是时下的重要课题。文化自信的源泉是文化创新，而文化创新的生命力必须扎根于人民大众，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5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9]面向青年的文化创新，可以让传统文化用通俗的方法获得通俗的影响力，创造青年喜闻乐见的文学产品，让古典文学真正走进青年，满足青年的文化需要。在第一个百年目标即将实现的关键期，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当今世界，发挥古典文学的当代价值，让其由“文言文”走向“白话文”，以中国话语体系去解读马克思主义，讲好中国文化、中国故事，在世界不同文化的对比和互动中获得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动力。另外，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创新古典文学的推广形式提供了可行性路径。利用可视化工具如ArcGIS、QGIS、CHGIS、CartoDB、Worldmap、CBDB、GEPHI等数据库和软件，将历经千年的中国古典文学，通过程序处理将“数据”进行可视化展示。比如将古典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人物行迹和社会关系地理分布、原典作品、研究成果，或通俗化的文学作品转化为“数据”，以点线表达将数据进行可视化呈现，并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同步、及时和广泛地传播特点，使古典文学的传播达到具有穿透性的优势，内容更加直观明了，贴近青年。哈佛大学包弼德教授经过十多年建立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和“中国历代人物传记数据库”，是可借鉴的成功案例。将数据库和可视化呈现方式运用到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和推广中，不失为一种良好的辅助手段。4.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文化生态。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斯图尔特提出了“文化生态”的概念，用此来描述文化进步与环境的关系。简单来说，就如自然界需要生态平衡一样，文化的健康发展也需要“生态平衡”。“”轰轰烈烈的文化批判此起彼伏，“打倒孔家店”、“全盘西化”，还有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汉字拉丁化等。在强调文化时代性的同时忽略了文化民族性，为我们遗留下了未完成的文化课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古典文学曾被视为“封建主义的毒草”与社会主义割裂开来。自费孝通先生响亮提出“文化自觉”的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的精英学者对自身主体地位开始自省自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进行重估和审思。随着全球化时代到来，中华文化面对着西方发达文化体的冲击和本民族文化接续的现实困境，特别是消费性的大众文化的个性化快速发展与具有浓郁人文性的古典文学原型性的削弱，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文化生态样式。需要我们深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分之上，通过辩证的态度对中外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此基础上形成和谐优化的文化生态。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人类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自古中华就存在着互相碰撞交融的多样文化，这些文化传统，最终形成了蔚为壮观的中华文明，造就了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改革开放不断向前推进，处于多元文化形态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近代以来我国发展历程赋予的规定性和必然性，是当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需要，也是新时期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精髓。古典文学经典成功塑造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优秀品质，并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新时代思想政政治教育应该肩负起这份责任，引导青年树立科学的传统文化自信观，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对古今中外的不同文化形态进行有机整合，在思想政治工作文化生态优化过程中确保主流和多元的和谐共生。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用平视与善解来对待外来文化，在敬畏和活用的基础上对古典文学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思想营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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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范文篇9

【关键词】古筝协奏曲；中国古典文学；《婵歌》

一、《婵歌》音乐分析

（一）作品背景概述

《婵歌》是以中国四大美女中的“貂蝉”为主题的现代筝乐作品，并以古诗词中的《蝶恋花》词牌命名，描绘了古代宫廷的奢华场面，也表现了古代佳人“春花秋月随风逝、多情自古空遗恨”的伤感情绪。该曲原是由著名作曲家王建民先生为古筝、箫与打击乐创作而成，并选自于上海民族乐团“满庭芳”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主题音乐会，2003年由上海民族乐团古筝演奏家罗小慈首演于上海国际艺术节，2008年改编为筝与钢琴版。古代四大美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极富人文历史色彩，作曲家用民族器乐特有的音色、演奏技法等对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刻画，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历史人物与民族音乐的古朴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可谓“谐静幽远、满庭芳香”，并以传统音乐素材为基础结合现代创作手法，用唯美的旋律诠释了中国古代历史人物与民族音乐之美。

（二）曲式结构分析

《婵歌》的曲式性质为多段联曲体和带再现的复三部曲式综合，并融合了中国传统戏曲结构中的板腔体的结构，中西方曲式的结合给此曲带来了双重含义。整首乐曲可分为五个部分，即：引子—慢板—中板—快板—再现。结构图示如下：

（三）演奏表现及材料分析

1.琼楼玉宇——引子（第1-7小节）乐曲以几个连续的和弦音开始，并用琶音的演奏方式进行，给貂蝉人物形象的出现增添了几分朦胧感；钢琴声部与古筝声部采取“交替对话”形式，使音色上有了不同的色彩变化。第二小节的分解和弦由慢渐快地往高音区推进，最终在强有力的和弦上形成了引子的小高潮，钢琴声部轻慢的旋律开始为慢板埋下伏笔，古筝以星点的泛音引出慢板，使音乐更加古朴瑰丽（见谱例1）。2.美人如玉——慢板（第8-38小节）材料a由上行四度跳进与辅助音型组成，旋律充分运用传统雅乐调式素材，演奏时右手以中弱的力度慢起进行，并运用气息带动手腕展现旋律的线条美及音与音之间的连贯，节奏上需掌握带有附点的按滑音的准确度；左手部分则适当给予作韵，通过虚实结合以达到“以韵补声”的效果，展现出古代女子柔美大方的个性及以貂蝉为表现对象的古典唯美意境。材料b是在材料a上的发展延伸，左手加入伴奏与右手主旋律呼应，材料以同音反复进行发展，为第30小节的摇指段作铺垫。演奏时需注意同音演奏的不同力度变化以及句与句之间的连贯（见谱例2）。3.轻歌曼舞——中板（第39-73小节）此段采用非常规整的舞蹈性节拍，具有极强的律动性，左手的音程与击掌琴弦交替对应右手节拍的重音，以模仿鼓点的音效；材料c在此段以同节奏不同音的方式反复出现，同时钢琴部分也配合古筝的节奏律动不断变化。演奏时需控制好速度，无需过快但要保持轻巧，突显节奏律动的重拍和弱拍，以表现轻歌曼舞、欢快轻盈的宫廷舞蹈场面及以貂蝉矫健俏皮的舞蹈身影（见谱例3）。此处开始是中板主题的变形，摇指与拍打琴盒的演奏方式将乐曲的情绪推向高潮，音乐的色彩更为明亮，左手的切分音型模仿鼓点伴奏，旋律欢快；演奏时需注意多种节奏型的交替穿插，同时左手重音需与右手重音处相对应（见谱例4）。4.丝竹共鸣——快板（第78-142小节）快板前的连接段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连接段的音色浑厚，节奏相对自由，在低音区演奏时可模仿古琴的音色与韵味，不仅与中板的轻盈旋律形成对比，同时为快板高潮的出现进行了过渡衔接。快板的开始采用击拍琴弦与击拍琴盒的演奏形式，力度的由弱渐强与音区的变化增加了音乐的动感，情绪推向顶峰时转化为和弦与扫弦的演奏，钢琴部分模仿古筝再次对主题进行强调。主题旋律经过裂变后再次出现，由短小动机经过重复变化后不断发展，速度与节奏更加紧凑，句子通过模进的方式进行最终在摇指段进入全曲的高潮部分。演奏时需注意右手分指与大撮的弹性与张力，左手的反拍伴奏的重点强调。乐曲在此段进入全曲的高潮部分，通过节奏型与演奏技法的变化表现宫廷音乐丝竹共鸣、欢歌载舞的盛大场景。第109小节开始的摇指段通过不断重复主题进行发展，描写貂蝉随丝竹乐摇曳生姿、翩翩起舞的舞蹈画面。演奏时需注意手腕的松弛与摇指触弦的角度，以保持大篇幅的摇指及快速换弦的准确，摇指与单音变换时需注意衔接自然，同时扫弦与摇指通过力度的推进把音乐的情绪与紧张度推向顶峰。最后以强力度的和弦音结束此段，音乐戛然而止，以一段慢节奏的散板作为连接，给演奏者及听众留下想象空间与回味，同时为再现段的出现做准备（见谱例5）。5.春花秋月随风逝——再现（第145-174小节）再现部分为慢板的缩减再现，但与慢板不同的地方在于左手部分加入了带有持续音的切分型节奏，使旋律更加充实丰满。演奏时需注意音色的空灵与柔美，左手同音反复最好采用肉指，以便控制力量的强弱，营造出一种“春花秋月随风逝，多情自古空遗恨”的深远意蕴。再现主题的摇指段落加入小撮进行衔接，钢琴伴奏以密集的三十二分音符不断反复呼应，最后在乐段的结尾处使用变化扩充。演奏时需注意摇指的力度变化及与单音之间的自然转换，左手刮奏的范围可自由变换，整体升华主题旋律。尾声由左右手刮奏后，钢琴伴奏再现慢板主题，乐曲以古筝一组空灵清透的泛音结束全曲，使人意犹未尽，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

（四）音乐文化内涵

作品取材于中国民间传说四大美女之一的貂蝉，貂蝉最早出现于《三国演义》的前身《三国志平话》中，被形容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的“闭月”，貂蝉是被艺术化的人物形象，其人物为妙龄少女，美若天仙，能歌善舞，却也有勇有谋，目前在史料中也找不到直接证明其身份的记载。一般认为，“貂蝉”并非本名，元代杂曲《连环计》中貂蝉的真实名字为任红昌，貂蝉的事迹大多出现在说书话本中，最后由《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整理创作出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貂蝉》在音乐会首演的名称为《满庭芳——貂蝉》，作曲家创作这首作品并不是为了准确地刻画貂蝉这个历史人物形象，而是借中国古代四大美人的主题来表现中国传统古典美与民乐之间的融合，同时乐曲以中国古代诗词《蝶恋花》词牌命名，从音乐中可以体会碧酒红裳、琼楼玉宇、轻歌曼舞、丝竹共鸣的雅致情调。作品关于人物形象貂蝉的塑造较为抽象化，在慢板处以缓慢轻柔的情绪去演奏，为表现古代女子花容月貌、明媚娇俏的人物形象，谱例5：整体使用音区偏高，在此基础上运用滑音及颤音，突出展现了妙龄女子的柔美。经过整合与处理，作品使用了全新的标题《婵歌》，这样使听众与演奏者不仅从历史人物形象与文学故事的角度理解此曲，而且可以深入体会中国传统民族音乐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的创作思维，使抽象的音乐形象发挥更大的想象空间。

二、古筝艺术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一）中国古典文学与古筝创作的关系

音乐与文学自古以来相辅相成、密不可分，文学艺术随着音乐文化的传播而繁荣，音乐文化又以文学元素为载体，以诗传音、以声达义，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中国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考证，其间的历史故事、传奇人物、文学作品不计其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可引为古筝作品创作的优秀素材，以此推动古筝艺术的发展，为古筝作品的创作土壤不断添入新的元素。古筝作为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从传统筝曲到现代筝曲的发展脉络中，以古典文学为题材的筝曲数不胜数，有表现历史人物的乐曲、有来源于古代文学作品的乐曲，例如传统筝曲中的河南筝曲《陈杏元和番》《陈杏元落院》内容取材于戏曲故事《二度梅》，山东筝曲《汉宫秋月》素材来自元末杂剧《汉宫秋》等；现代筝曲也有《孔雀东南飞》《西楚霸王》《云裳诉》《如是》这些古代诗词、文学典故、历史人物等对古筝艺术的展现，使得文学内容以音乐的形式来表达感情，体现了古筝艺术与古典文学的完美融合。古典文学这一宝库给作曲家提供了无数的创作素材，历经几千年的文化积累，其内涵反映的是历史与时代的特征、精神和情感的结晶；作曲家从古典文学中汲取营养，将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创造出既符合时代特征，又体现丰富文化内涵的现代筝乐作品。

（二）中国古典文学与古筝演奏的关系

中国古典文学对古筝演奏者从表演角度来看，了解古典文学的历史渊源是演奏好这类题材作品的必要条件，演奏技法是音乐的“外壳”，而想深入表达音乐的灵魂及核心，就要从人物内心世界和作曲家想表达的音乐意象入手，体会乐曲所要表现的精神内涵。尤其在演奏中国古典文学题材类的筝乐作品时，了解古典文学对于演奏者来说，无论对整部作品的宏观掌控还是对音乐的微观处理，意义都重大，依据文学内涵的不同，演奏者弹奏出的音响效果亦不同，只有准确掌握了人物心理斗争与情绪变化，在速度、力度和音乐表现上更好地展现，才能将人物或场景用音乐语言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来，并正确地传达和再现作曲家的本意。同时，研究古典文学可以提高演奏者的文学素养和音乐鉴赏能力，有助于在提高演奏技巧的同时处理好作品所要表达的情感，使作品在二度创作中得到升华。

（三）中国古典文学题材对于听众欣赏的作用

音乐是沟通文学作品与人之间的桥梁。音乐内在的情感，便是指音乐的文学性。音乐的文学性使得音乐拥有了活力。音乐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对其进行鉴赏和分析时，需借助文学语言的表述。对于听众来说，欣赏古筝独特音色的同时，了解古典文学的内涵，有利于提高听众对古筝作品的感知与理解，在欣赏此类题材的筝乐作品时以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所以大多数演奏者在音乐会演奏乐曲之前，都会对乐曲背景进行一定的提示与讲解，尤其是以古典文学为题材的筝乐作品，一是具有标题性，内容直观明了；二是起引领作用，更易于使听众理解演奏者及作曲家所要传达的乐曲的情感内涵，给听众留下遐想的空间，使作品的精神内涵得到升华。

三、结语

音乐是听觉艺术，文学是视觉艺术，音乐与文学的融合使人物形象与故事情节充满了情感色彩。本文从演奏者与听众的角度总结出意义：从演奏者的角度去分析乐曲的曲式结构、材料及演奏技法，从而与古典文学相结合体现人物形象的情感内涵；从听众的角度了解到更多不同题材的筝乐作品，有助于进一步认识文学、陶冶情操，理解音乐的深层内涵与情感，普及更多优秀的筝乐作品，希望能给广大习筝者提供参考性的建议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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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范文篇10

1、深入探掘中国古典文学潜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将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和研习视为古代艺术家提高自身修养、促进自身进步的一种途径，其中不少经典之作更是突显出了强烈的政教色彩和自觉的人文关怀。它们所倡导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对当代高校人文精神的塑造、综合实力的增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文学艺术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导向功能可以有效引导社会成员坚定立场，认清方向，充实情感，帮助他们树立远大的政治理想。中国古典文学一方面是通过其独有的充满古典气息的艺术魅力，激发群众的参政热情，坚定群众的政治信念，使他们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主动积极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去，营造出安定团结的政治氛围。另一方面将古典文学中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情节运用到政论或演说中去，往往能取得意想不到的宣传和教化的效果，使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境界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顺利完成新旧思想的蜕变。在阐述问题的时候就善于引用古典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经典故事和代表性语言，例如《红楼梦》：在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中，他用“贾政做官”来教育共产党员要警惕受人包围；在1963年最高国务会议的结束语中，用王熙凤对刘姥姥说的“大有大的难处”来说明大国的事情也不那么好办的等等。

1.2很多古文经典暗含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读者能够在阅读和欣赏中逐渐认识到社会的发展轨迹，将历史和现实统一起来，所以这些作品往往又会被当成哲学经典去解读。正如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艺术家都有着自己的思想观点、生活理想和政治要求，而这些必然会有意无意地反映到他所创作的作品中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与该作家处于相同或相似经济、政治地位的某一社会集团的认可，逐渐形成具有普世意义的政治理想。“这种文学其中包蕴的政治理想与追求，以及其他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一种重要的力量，在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文化转型的重要时刻，往往充当着先导性角色，预告，召唤并促成政治、文化变革的到来。”[2]因此，纵观人类历史，很多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变革之前涌动的往往是某种政治思潮，而该政治思潮又以与之遥相呼应的某种文学思潮作为先锋，比如说“”前的新文化运动。

1.3调节现实矛盾，协调利益关系，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和全面进步。很多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都倾注了作者对崇高人性的膜拜，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对文明政治的憧憬，尤其表现出对和谐社会的热烈追求，从而意味深长。古人创作的大量诗词曲赋蕴含深刻的文化涵义，表达了作者对未来的诉求，潜移默化中引导阅读者走上追求美好生活、树立崇高理想的道路，从而进一步实现对其心灵的慰藉和灵魂的涤荡。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速，人们压力增大，各种问题逐渐凸现出来，对古文精品的研习更能对阅读者起到放松心情、愉悦身心、缓解疲劳的效果，这利于调动人们学习和生活的积极性，激起群体性的参政议政热情，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终缓解各种矛盾，净化社会风气，减轻大众压力，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2、中国古典文学所具有的潜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深入探掘中国古典文学中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着眼。

2.1思想教化和政治启发是中国古典文学所具有的两大显著功能。中华文明有着四千六百余年的悠久历史，古典文学是传承下来的众多文明形式之一。古书中言：“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音。”实际上，除去传统的诗词曲赋，散文、传奇、小说等古典文学的其他形式也同样具有通过抒发情感、表达感受对读者起到启发和教化的作用。《古谣谚序》中曾言：“千古政教之源，未有先于‘言志’者矣。”由此可推断，“言志”之诗自古以来就具有教化功能，为政治服务。从宏观历史角度来讲，中国古典文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源远流长，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和民族精神的铸造做出了突出贡献，即便今日其存在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影响深远。

2.2中国古典文学精品中蕴含的对人类生存境遇的认识和反思，有助于我们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文学对人类的诠释，主要表现于对人类多面性的理解、对人类主体性的追问，以及对个体存在方式以及状态的反思。“文学能传播一种特殊的信息，即能揭示人的心理和灵魂深处极为复杂的心理过程，极为隐秘的心理机制，呈现人类心灵的辩证法。人类多亏创造了文学艺术这种形式，才得以深刻而细致地理解人的心灵、情感和思想，从而有可能饱览灵魂的奇情壮采，领略生命的万千风情，去最大限度地认识人、理解人。”[3]文学作品不仅帮助人认识人生，而且文学作品中所揭示的人物形象的人生轨迹、命运归宿，往往对树立人生观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4]

2.3在健全人格的塑造上古典文学所发挥的作用首屈一指，在理性思维的培养上古典文学也可谓功不可没。很多人认为古典文学在培养人的理性思维、解决实际问题方面没有什么作用，这样的判断显然有失偏颇。在此，革命导师的求学经历与读书经验最具说服力。早年在私塾的求学历程为他打下了深厚的传统文化根基。他善于从问题根本出发，利用古典文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大量传统经典的阅读经验更是促进了他思维和精神的独立。在当代，主席也是一位善于运用古文经典教育领导干部和表达情感的人，这样的启发和教育形象生动，深入人心，幽默而不失睿智，更富民族化的特点，从侧面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在历经千年的清洗和涤荡以后所依然闪现的生命活力，值得我们每一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去深入思考和学习。

3、充分发掘利用中国古典文学中潜在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改善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局面，促进高校全面、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