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十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篇1

 

结果表明由于缺乏评价标准，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方面比经济效益方面的不确定性更加明显，而不确定性程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努力结果的可观测性呈负相关关系，固碳减排效益的不确定因素无限大的时候，其激励强度趋于0;

 

在政府的补贴过程中，成本系数越高、绝对风险率越高和不确定因素越多，则政府的激励契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强度就越低，需要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方面的激励强度;政府对经济效益的最优激励因子与其绝对风险规避呈正向相关，因此政府在对处于高风险规避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给予较高的激励，而对于风险规避率较低的处于成熟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织给予较低的激励。最后对结论进行整理，并作出实际的解释和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低碳经济理念产生于全球变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形成严峻挑战的大背景下，而农业作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其低碳化发展也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低碳农业成为农业发展方向，然而我国低碳农业发展面临农业人地矛盾凸显、生产规模小、投入产出效率低下、农业生态环境脆弱和农民对低碳农业认识不足等问题。随着农村市场的发展和农业产业化的推进，在国家政策的鼓励下，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迅速涌现并发展壮大，使当下的农村和农民发生巨大的变化。

 

而这些变化，无疑为低碳农业的推行创造了新的契机。作者以为，推进低碳农业发展的途径应当是多样的，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即促进低碳农业的发展。借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力量，有效的整合农业资源，通过先进技术增加农业生产固碳量、减少碳排放，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的低碳化发展。

 

低碳农业发展涉及多方利益，需构建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妥当处理相关者利益，以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运用政府管理职能激励和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低碳农业发展，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实现相关者的利益联结。

 

在这里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低碳农业发展的动力问题，从信息经济学视角分析，在政府激励和约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低碳农业中，政府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存在委托—关系，政府是委托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人。这里的人从事的工作不仅仅只有一项，因此本文构建多任务的委托—模型，期望在此条件下找寻最优激励契约，使得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成为低碳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低碳农业及其激励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和思路。关于低碳农业，Jetse以肯尼亚、塞内加尔、秘鲁为案例研究了农业土壤的碳收支对三国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和贫困农户的潜在影响，并提出了改善措施[1];Willey等在低碳农业的既定目标下，提出了综合利用森林资源和农场的必要性及农业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的重要性[2];D.D.poudel等经过研究发现有机农业和低投入的农业生产方式使得土壤总矿化氮含量高于常规的农业生产方式，可以提升农业的可持续性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3]。Mohsin根据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方法及相关的已有研究估算了巴基斯坦的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状况[4]。在低碳农业方面，国内研究资料非常的详实，主要集中在概念阐述、碳排放及碳汇机理及测算、低碳农业的政策措施等，例如罗吉文、许蕾指出低碳农业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一种具有“低能耗、低排放和低污染”特征的三低农业同时是可再生农业，具备气候调节、农业生产和生态涵养等多种功能的新型农业模式[5];

 

郑恒、李跃提出基于农业持续发展和农业温室气体减排与农业碳汇增加的低碳农业发展模式[6]，黄祖辉通过对区域农业温室气体循环进行测算和模拟，结合数量经济学构建不同的低碳农业评价指标体系[7]。在低碳农业的激励机制方面，国外的文献较少，国内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循环经济的激励研究，而低碳农业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循环经济目标的，周颖，尹昌斌提出基于改善农业面源污染的清洁生产的补贴机制和激励政策[8]。杨红娟从政府激励、文化激励和技术激励三个方面探讨建立农户在循环农业发展过程中的激励机制[9]。因此对于低碳农业的具体激励机制研究相对较少，如何让农民及参与到低碳农业发展过程中就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农业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经营行为中追求经济利益，而政府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还要实现农业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进行有效的统一是必须解决的关键。

 

1理论模型及假设

 

1.1政府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之间的委托—关系

 

在市场经济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为理性“经济人”，在其生产、销售等农业生产活动中，以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对自身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效益进行设计，由于对自身追求经济利益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而引发的外部成本欠考虑，其都没有折合到农业经营的成本和收益中，这就助长了农业生产过程所造成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同时若是缺乏外部干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不会为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而放弃部分经济利益的，因此，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必须有强大的外部激励和约束力进行干预。

 

在我国政府是以区域经济发展总体为视角，通过经济、法律、教育等方式实现区域的协调发展，其中经济发展是永恒追求，生态环境改善是根本保障，社会稳定和谐是基础条件，因此政府的行为决策的出发点就是实现区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协调统一。区域总体利益最大化的实现就需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过程中严格按照低碳农业标准生产，在分担自身经济生产任务的同时分担环境保护和社会服务的任务，但这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一定程度上是相矛盾的，这就需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以激励和约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行为，使其自觉参与到环境保护和社会服务的任务中。　1.2模型假设[10]

 

假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风险规避的，政府是风险中性的，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是线性的支付契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低碳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目标包含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三个方面的目标，假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努力水平的向量为e=(e1，e2，e3)T，其中e1、e2和e3分别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经济效益、固碳减排效益和社会效益上的努力水平，且都可以用货币衡量。c(e1，e2，e3)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努力成本，是其努力水平的函数，且是严格递增的凸函数。π=(π1，π2，π3)T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总效益，是其努力水平的函数，且是严格递增的凹函数。设存在以下的关系：

 

c(e1，e2，e3)=∑(aiie2i+2aijeiej)/2

 

π=π1+π2+π3，πi=ei+εi

 

(1)

 

其中，i，j=1，2，3，且i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努力成果向量π的最终直接所有权是政府，但是政府为了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低碳农业的积极性不能独占这个成果，必须将以一部分作为激励因素转移给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此设其为s(π1，π2，π3)，政府根据自身观测的实际π值来确定激励，因此，政府的线性激励函数为：s(π1，π2，π3)=α+∑βi πi，其中i=1，2，3，α是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固定的转移支付，即经济支持，βTi=(β1，β2，β3)T是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强度向量，且满足0≤βi≤1(i=1，2，3)。在此模型的构建中，政府需要设计一个合理的激励s(π)，并根据观测到的π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激励和约束，以实现利益的联结和优化配置。由于政府是风险中性的，因此其期望效益v等于其期望的收入，即Ev=Eπ-E[s(π1，π2，π3)]=∑ei-α-∑βiei，其中i=1，2，3。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风险规避的，其实际收益r和收益的期望值分别为：

 

r=s(π1，π2，π3)-c(e1，e2，e3)=α+∑[βiπi-(aiie2i+2aijeiej)/2]

 

Er=E[s(π1，π2，π3)-c(e1，e2，e3)]=α+∑[βiei-(aiie2i+2aijeiej)/2]

 

(2)

 

其中，i，j=1，2，3，且i

CE=Er-12ρvar(r)=α+∑(βiei-12ρβ2iσ2i-12aiie2i-aijeiej)

 

CEG=∑ei-α-∑βiei(3)

 

其中，i，j=1，2，3，且i

2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设计

 

为了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朝着低碳农业发展的三大任务努力，政府必须设计合理的激励契约，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努力水平不可观测情况下，即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该契约必须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激励相容约束(IC)和参与约束(IR)的同时实现自身实际收益的期望值最大化。激励相容约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接受政府的经济激励之后，能最大化固碳减排和社会服务效益的努力所得到的确定性等价收入。参与约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接受政府的经济激励之后，其从经济效益、固碳减排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的努力所得到的确定性等价收入至少不小于其保留收入r-。政府的面临的问题就是设计合理的α、βi和ei来实现利益最优化分配问题。

 

MaxEr=Max(∑ei-α-∑βiei)

 

s.t.(IR)CE=α+∑(βiei-12ρβ2iσ2i-12aiie2i-aijeiej)≥r-

 

(IC)MaxCE=Max[α+∑(βiei-12ρ β2iσ2i-12aiie2i-aijeiej)](4)

 

其中，i，j=1，2，3，且i

3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最优激励合同分析

 

受到低碳技术进步、农民素质提高、环境变化、市场变化等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努力水平的准确观测很难做到。这就要求政府在激励机制设计的时候，对可能出现的随机因素充分考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低碳农业过程中的行为决策都与经济效益、固碳减排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息息相关，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低碳农业的发展过程中通过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以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的方式利用农业自然资源，为社会提供充足的安全、绿色和低碳农产品，从而实现社会服务功能，在此我们假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社会的效益是通过依托经济效益和固碳减排效益实现的，鉴于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济效益评价容易获取，而经济实践中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方面的努力缺乏评价的标准，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环境效益在短期内难以获得显而易见的实际效益，因而相比较可以发现，增加经济效益结果的不确定性相对较小，而提高固碳减排效益结果的不确定性较大，即σ22>σ21。

 

因此，政府就是要设计一种激励机制以调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完成固碳减排效益的积极性，在此通过分析βi在σ22+∞时的极限来探讨激励机制的设计。通过极限运算得到βi在σ22+∞时的极限：结果的可观测性呈负相关关系，当σ22+∞时，即固碳减排效益的不确定因素无限大的时候，其激励强度β20，此时政府若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固碳减排实施直接的经济激励，其效果不明显，对于此种任务，依据实际观测值奖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式的效果小于固定支付契约的方式，此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扶持、转移支付、金融和技术创新激励等方式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任务的努力水平。

 

而对于不确定性较低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努力结果可观测性较强的任务，依据实际观测值奖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式的效果优于固定支付契约的方式，所以此时应根据实际观测值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线性的激励契约。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的任务应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工作成果确定奖惩措施，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延伸经营者环境责任、环境标志制度等方式得以现实。

 

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经济效益、固碳减排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3项任务以及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3项努力的激励成本都是独立的，则此时aij=0(i≠j)，则式(6)就变为：

 

从上式可以得知，政府的最优补贴因子βi是成本系数、绝对风险规避率ρ和不确定因素的方差σ2i的减函数。这表明成本系数越高、绝对风险率越高和不确定因素越多，则政府的激励契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强度就越低。因此，政府在设计激励契约时，把激励重点放在激励成本较低的经济激励，对激励成本较高的给予较低的激励强度，减少激励成本;对不同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不同的激励强度，对于处在高风险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较高的激励，对于规避风险率较低的成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较低的激励;对于成果可观测性较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较低的激励，对于成果可观测性较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较高的激励。因此在现实情况中，政府应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方面的激励强度[11]。

 

然而在现实经济活动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三个任务并不是完全独立的，是相互依存的，即aij≠0。例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强调发展安全、绿色的有机农产品，这样就能获得众多消费者的认可而获得巨大的市场份额，这是在追求环境效益的同时实现了经济效益。而经济效应较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愿意在农村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农村社会问题等方面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这就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带动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实现。本文中假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经济效益上的努力可观测性高，而鉴于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和固碳减排、社会服务效益自身难以准确测度等原因使其努力的可观测性差，即σ22，σ23>σ21，在此我们假设其努力不可观测由此可知政府对经济效益的最优激励因子与其绝对风险规避率ρ呈正向相关，因此政府在对处在高风险规避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较高的激励，而对于风险规避率较低的处于成熟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较低的激励。当aij>0时，则说明了第i项任务和第j项任务之间正向相关，反之呈现负向相关[12]。

 

2结论及激励策略选择

 

通过构建政府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委托关系模型，通过分析能得到结论并结合结论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措施：

 

(1)不确定性程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努力结果的可观测性呈负相关关系，即固碳减排效益的不确定因素无限大的时候，其激励强度β20，此时政府若是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固碳减排实施直接的经济激励，其效果不明显，对于此种任务，依据实际观测值奖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式的效果小于固定支付契约的方式，此时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扶持、转移支付、金融和技术创新激励等方式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任务的努力水平。而对于不确定性较低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努力结果可观测性较强的任务，依据实际观测值奖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方式的效果优于固定支付契约的方式，所以此时应根据实际观测值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线性的激励契约。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经济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的任务应根据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工作成果确定奖惩措施，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延伸经营者环境责任、环境标志制度等方式得以现实。

 

(2)政府的最优补贴因子βi是成本系数、绝对风险规避率ρ和不确定因素的方差σ2i的减函数。这表明成本系数越高、绝对风险率越高和不确定因素越多，则政府的激励契约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激励强度就越低。因此，政府在设计激励契约时，把激励重点放在激励成本较低的经济激励，对激励成本较高的给予较低的激励强度，减少激励成本;对于成果可观测性较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较低的激励，对于成果可观测性较差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较高的激励。因此在现实情况中，政府应强化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固碳减排效益和社会服务效益方面的激励强度，具体的措施参考固定支付契约方式。

 

(3)鉴于缺乏完善的评价体系和固碳减排、社会服务效益自身难以准确测度等原因使其努力的可观测性差，政府对经济效益的最优激励因子与其绝对风险规避率ρ呈正向相关，因此政府在对处在高风险规避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较高的激励，而对于风险规避率较低的处于成熟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给予较低的激励。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篇2

关键词：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专业合作社;新疆昌吉州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677/65-1285/c.2016.01.06

欢迎按以下方式引用：宋建华.新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探析――基于昌吉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调查思考[J].克拉玛依学刊，2016（1）：34-38.

收稿日期：2015-04-06

作者简介：宋建华，新疆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三农问题、产业经济、区域经济。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攻坚深化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大力培育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又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再次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为一条重要内容写进了报告当中。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作为当前农业经营方式新问题、新挑战下的有效举措，对于保障我国农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新疆作为一个农业大区，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聚集、基础薄弱、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边疆地区，大力培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转变，将有利于推动现代农业整体向着更高层次发展。

一、新疆昌吉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状

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昌吉州”），位于新疆天山山脉北麓、准噶尔盆地南部，这里土壤肥沃，是发展农牧业生产的优质天然基地。近年来，昌吉州围绕农牧业发展，农产品整理、分级、包装，农产品销售、农技推广等主要生产活动，鼓励多形式、多环节、多领域大力推广和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目前，合作社产业已经覆盖到种植业、林业、畜牧养殖业、渔业、服务业，合作社利益联结方式已由原本的技术、信息单一服务功能拓展到仓储、加工、运输等服务领域和环节。合作社逐渐成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新型经营主体和各级政府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工作抓手。[1]56

（一）从组织规模看，合作社规模持续增长，带动能力不断强化

2005年，昌吉州创办了第一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008年，昌吉州又紧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实施，出台了《自治州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意见》，使昌吉州五县两市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在合作社数量和社员人数上呈现了较快的发展势头，很多合作社都是在这股浪潮中孕育发展起来的。2014年，自治区进一步加大财政金融对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支持力度，鼓励发展专业合作、股份合作等多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社，有效推动了农民合作社的发展壮大。[2]120截至2014年底，昌吉州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到2 663家（如表1），相较2013年新增1 006家，增长60.71%。各类示范社44家（含农业部示范社13家、自治区示范社31家），农产品质量认证的合作社111家，实施标准化的合作社486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动非成员农户达8.46万户，相较2013年新增2 839户。昌吉州合作社规模持续增长，带动能力不断强化，在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增长中逐渐凸显重要作用。

（二）从组织创建看，以农民牵头创建占九成以上

近几年，通过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扶持，基于经济利益的直接动力和出发点，很多村组干部、技术能手、专业大户引领示范，开办了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逐步形成了以农民牵头为主的组织发展趋势，合作组织比例高达93.2%，而作为联结企业与合作社、企业与农民、基层组织与合作社、基层组织与农民的企业牵头和基层组织牵头的合作组织形式正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很好地发挥应有的推动作用。农民合作社的创建，激发更多的农民为了增加农业收入、获得更好的销售渠道、控制农产品质量、减少市场交易风险、得到政府的支持，也开始作为社员加入，从而带动越来越多的农民统一品种、统一农资、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统一分红。

表1 2008-2014年昌吉州五县二市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规模表

[年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数量（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入社

成员数（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带动

非成员数（户）＼&2008＼&420＼&18 184＼&――＼&2009＼&468＼&23 503＼&36 050＼&2010＼&769＼&58 114＼&81 869＼&2011＼&886＼&――＼&――＼&2012＼&1 294＼&57 624＼&52 336＼&2013＼&1 657＼&58 645＼&81 800＼&2014＼&2 663＼&――＼&84 639＼&]

数据来源：自治区农经局

（三）从产业分布看，种植业及养殖业居多

通过专题调研发现（如图1），昌吉州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和养殖业，种植业占33%，养殖业占40%，两者共占比例高达73%。这主要是由于昌吉州作为传统的发展农牧业的重点地区，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商品率高，单独经营会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因而促使农民向着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形式转变。同时，昌吉州毗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作为乌昌一体化建设，昌吉州积极打造全疆重要商品粮基地以及乌昌地区“菜篮子”基地，成为乌鲁木齐及周边地区重要的粮食、蔬菜生产和供应基地。加之依托娃哈哈、西域春、麦趣尔等一批乳制品知名品牌，以荷斯坦奶牛为主要品种，当地种养殖业发展具有较大规模，昌吉州已成为全国重点的奶业生产加工基地。

图1 昌吉州五县二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产业分布图

（四）从服务内容看，服务方式逐渐向多元化服务领域拓展

当前，中国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已从只具备技术或信息等单一服务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转变为具有多元化服务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3]10据调查发现（如图2）;昌吉州44%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提供综合性的产销一体化服务，并且越来越多的合作社开始转变服务内容，从最初仅仅是生产领域的服务逐步向仓储、加工、运输等服务领域的拓展，从而延长产业价值链，实现农产品在仓储、加工、运输环节中增值。这种多元化服务极大地提高了合作社成员生产效率，降低市场交易风险、保障成员收益，正成为以各种服务合作形式助力合作社发展的主流趋势。

图2 昌吉州五县二市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服务内容分布图

二、昌吉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组织管理能力孱弱，辐射程度十分有限

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其主要作用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业经济发展，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但是，目前昌吉州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尚处在初级阶段，其经营规模偏小，服务半径仅局限在一两个村的范围，没有形成网络，势单力薄，且大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仍采取传统的“家庭模式”生产理念，规模意识淡薄，合作层次较低，造成销售市场渠道闭塞，无法有力地发挥区域辐射优势，仅能进行单一的初级农产品生产和销售。加之农民专业合作社缺乏资金支撑，造成合作社资金实力有限、筹资渠道较少、筹资数额不足，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生命力不强，风险抵抗能力十分薄弱。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管理制度不完整，大部分合作社未能按照要求设立成员明细账户，使用项目资金购置固定资产的也未按规定分摊量化计入成员账户，仍存在“白条做账”现象。

（二）农产品销售渠道不够通畅，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能力较弱

目前，昌吉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生产的大量优质农产品，由于销售渠道有限，长期以来还停留在分散经营的状态。很多农产品除自产、自销外，主要依靠外来商贩进行销售，存在随意开价与砍价现象，既形成不了合力，又发挥不了品牌效应。同时，种植基地周围缺乏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加大了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性，当供大于求的时候，降价成了唯一的手段，参社社员的收入往往得不到保障。加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缓慢，行业性的市场建设、技术标准制定、资金信贷支持等公共服务滞后，尚不能为农业生产提供全方位的组织支持与服务，从而造成合作社社员与合作社之间缺乏紧密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其约束力与凝聚力较差。加上一些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往往没有实体、经营收入、财富积累，从而造成合作社参与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参社农民的切身利益得不到保证。

（三）农民观念陈旧，缺乏新型专业人才

从目前昌吉州五县二市的调研情况来看，大部分农民参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项目不积极。从农民自身来讲，目前很多农民文化层次较低、思想比较保守，在日常生产中看重短期好处而忽视长远利益，缺乏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相关知识，农民观念陈旧、参与意识薄弱和诸多自身能力不足严重地制约着农民之间更好的合作，逐渐形成了一种小农本位的生产观。同时农村中缺乏既掌握丰富的种养殖经验与技术、又善于合作社经营与管理的专业人才，无法有效团结、凝聚和带领广大农民闯市场，从而造成相当一部分合作社的带头人宁愿开办私营企业、发展家庭模式生产，也不愿意组织带领其他农民加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共同致富。

（四）合作社抵押担保缺失，金融环境欠佳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收益率较低且相对不够稳定，容易遭受自然灾害以及突发事故。为转移和减少农业贷款的风险，一般国内传统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会将合法、有效的抵押和担保物作为必要的贷款条件。由于缺乏必要的担保和抵押，传统商业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民合作社的支持力度非常低，正规金融机构在满足农民合作组织金融需求方面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4]18562同时，加之当前农村抵押和担保物交易、流转体系建设相对滞后，并缺乏合乎规范的产权登记制度和价值评估制度，从而导致当前能够作为一般担保的物品或权证寥寥无几，造成很多抵押物受到限制，无法实现担保清偿作用来作为第二还款来源，进而更加重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贷款难的问题。

三、加快促进昌吉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对策建议

（一）开展宣传工作，抓好组织推动，强化对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思想认识

近年来，昌吉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带动成效显著。今后应继续开展好宣传工作，抓好组织推动，围绕加强合作社服务、促进农民增收，实行“强社并弱社，小社进大社”，对发展不好的予以取缔，突出建设一批规范性、示范性合作社，对规范性合作社、示范性合作社给予重点支持。同时，要加强在各级领导干部和农民层面有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宣传合作理念和团结协作精神，“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5]178;介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特点、组建方法以及与其他合作组织的区别，强调参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好处;有重点地带领农民参观运作比较成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增强感性认识。

（二）鼓励多形式、多领域、多层次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昌吉州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多以农民自发牵头领办为主，少数由企业牵头或者基层组织牵头兴办，这种格局必将成为限制其后续发展的“瓶颈”。因此，当地政府要积极鼓励多形式、多领域、多层次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积极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基层服务组织、农户各方优势，重点推行“合作社+龙头企业+基地+农民”的新型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逐步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能力和带动能力，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实力。同时，在今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培育发展过程中，要重视服务方式的拓展，引导和带动农民合作组织从单一服务功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向仓储、加工、运输等服务领域的拓展，从生产向产供销一体化服务延伸，从单一农产品合作向综合性农业合作跨越。

（三）发展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加快推进土地规模化经营

发展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可以有效地把村民联合起来，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推动承包地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扩大合作社土地规模化经营自，有利于实现土地规模化流转的目标。要充分以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载体，以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合作社，推动承包地依法、自愿、有偿流转，扩大合作社土地规模化经营自，实现土地规模化流转、科学化耕种、集约化经营。以昌吉州现有的草畜联营合作社来看，草畜联营合作社农民将土地使用权和家养的畜牧为入股资产，然后从合作社获得股份和分红。将一家一户的分散土地流转到合作社，土地和畜牧得到规模化经营，扩大了合作社规模，调整了畜牧业产业结构。一方面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另一方面解放出部分劳动力从事其他经营或地区转移，增加了额外收入，有助于实现生态、经济双丰收。

（四）品牌建设与“农超”对接并重，完善销售服务体系

要注重品牌建设，加强“三品认证”工作，打造系列富有当地特色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知名品牌，促进农业产业集群的构建，形成“一村一品”“一县一业”的基本格局。同时，积极构建“农超”对接体系，建立农产品“农超对接”网点，探索“超市+基地”“超市+合作社+农户”等产销模式，从而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优势农产品贸易，扩大销售规模，不断提高特色农民专业合作社市场开拓能力和市场占有率。努力搭好农产品产销衔接平台，打造培育品牌农产品，利用举办展示会、洽谈会、观摩会等多种形式展示农产品，通过参与展销会、招商会等，促进农产品营销。最终构建实现昌吉州农产品大流通格局，形成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产销大户等新型农业经济主体协同发展的新局面。

（五）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企业家培养机制

目前，各地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成员的管理层几乎都缺乏既善于合作社经营与管理，又能团结、凝聚和带领广大农民闯市场的新型专业人才。为此，合作社应该建立自身的企业家培养机制，培养更多思想素质过硬、理论知识扎实、经营和管理经验丰富的优秀企业家，解决农民合作社发展人才短板问题。实施教育培训，通过制订完善的培训计划，科学、合理地普及基层教育，开展技术培训;建立企业家进入和退出机制，防止由于权力过大导致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建立激励措施，将企业家的利益同合作社利益联系起来，采取制度化措施保障企业家活动;创造学习和成长的良好环境，在多方面予以理解和支持，在贡献和成功经验方面做好宣传。

（六）加大两个扶持力度，为农民专业合作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

随着昌吉州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的迅速增长，应切实落实财政资金、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搭建企业与合作社之间的联系平台，或出台农业龙头企业与合作社合作的倾斜性优惠政策，对规范性、示范性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奖励措施，使企业与合作社建立友好合作共赢的紧密关系。同时，对合作社的发展给予资金扶持，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专业合作社的机构成立、产品认证、市场营销、人员培训等工作，建立以奖代补的资金运行机制，创新资金扶持方式，以财政项目、贴息补助、资金整合等手段落实对符合条件的合作社的支持力度。对信用高、效益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贷款担保和抵押物条件上予以适当放宽，在贷款利率上给予优惠，同时简化审批手续，鼓励合作社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肖春生，肖汉乾. 湖南烟农专业合作社的建设现状及发展趋势[J].中国烟草学报，2013（1）.

[2]宋建华.2014-2015年新疆“三农”形势分析与预测[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15.

[3]黄祖辉，高钰玲. 农民专业合作社服务功能的实现程度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农村经济，2012（7）.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篇3

【关键词】 双创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多维发展

【中图分类号】S-3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提出了要培育新型的农业经营主体，积极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融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传统的经营模式难以全面支撑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创新发展越来越快速地登上时代的舞台。总理明确提出了要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即“双创”），激发社会发展活力，增强改革转型动力、释放分享经济红利。国家“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要持续、稳定地培育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也要把握时代命脉、适应时代趋势，主动与创新驱动挂钩，根据“双创”战略进行重新审视。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维形式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内部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专门从事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以农业经营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一种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的发展，需要有集中的供地和机械化的农业生产设施。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些要求逐步得到满足。

专业大户，是在种植或养殖规模上明显高于传统农户，而且拥有较高生产和经营能力的专业农户。一般而言，专业大户的集约化生产水平、经营管理水平和生产稳定性等方面都稍弱于家庭农场。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由同类型农产品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提供者所组成，且由经营者进行民主管理的经济组织。这种模式有利于农村土地的资源整合与农业的产业化。

农业企业是以农产品加工、流通和销售为主，以生产、加工、销售为链条，工农贸易一体化的企业组织。农业企业在带动农村经济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创新能力不足、同质化竞争严重、创业动力缺乏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维发展存在的几大问题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创新能力总体不强。由于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内生于农村经济系统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因此存在较为深厚的小农经济烙印，对外界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为薄弱。在我国较多的农业经营主体中，虽然戴着“新型”的帽子，但是在生产操作、加工、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方面仍然延续了传统农业经营主体的途径，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新型发展的要求。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差，对新技术仍然不敏感，无论是新型生产技术、管理技术还是营销技术等方面掌握远远不够，有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甚至对新技术产生了排斥。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质化竞争严重。目前，我国各地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发展模式上表现出大同小异的特征，同一区域内不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差异化竞争意识薄弱，而同质化竞争尤为激烈，这不仅降低了发展效率，也加大了行业融合发展难度。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互联网经营能力偏低，虽然互联网越来越深入到各行各业，但目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互联网的认识并不到位，大部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并没有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来进行营销和信息的共享。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自主创业动力不足。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自主创业程度仍然不够。据不完全统计，除了农业龙头企业以外，我国有超过95%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是实行家族式或者类似于家族式的管理模式，以“家长”经验作为农业生产经营决策的重要关键。从目前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实际来看，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将劳动、资金等资源过多地局限在生产环节，而对营销等环节投入较少。

政策扶助、融资问题、专业人才是影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维发展的几大主要因素

政府缺乏支持。目前大多数的支农政策局限在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事业和传统农业发展的支持上，真正用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政策仍然较少。因为政府支持政策的不足，导致国内一些生产经营规模较小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难以申请到合理的贷款和政府的基金项目，从而限制了这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空间。

融资存在困难。目前，国内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融资难的问题，而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存在信贷门槛高的挑战。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都面临着融资难、农业保险难的问题，农民贷款虽然可以通过抵押贷款、担保贷款等渠道获得资金，但是由于手续复杂、获得贷款的期限长，从而降低了农民贷款的积极性。

缺乏专业人才。目前我国农村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同时也缺乏优势资源来吸引专业人才。我国农民自身的知识技术水平相对较低，特别在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和技术也较为欠缺。同时，农村地区也缺乏对人才的吸引力，每年引进的专业人才较少，农村大学毕业生能投身农村的比例也较小。专业技术人才的缺乏，是制约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难题。

“双创”战略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维发展的建议

以“双创”战略为导向，根据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维发展的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结合引出这些问题的内在原因，提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维发展的对策建议。

健全政府的政策支持体系。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多维发展离不开我国政府的政策支持。首先，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扶持力度。通过政策保障、财政支持，改善农田水利、农业机械、交通道路等条件，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提供基础性保障。其次，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制度，合理引导农村的小农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土转移。最后，要加强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补贴力度。应增加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优惠政策和特殊扶持政策。

完善金融信贷扶持体系。资金，是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持续多维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家应出台适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长期经济需求的信贷政策措施，支持条件满足的区域适当开展生产周转贷款、开发性项目贷款、生产设施贷款、抵押担保贷款、生活性贷款等多元贷款服务，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维贷款需求应及时作出回应。对于发展潜力好、信用高、经济辐射力强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可开辟绿色贷款通道，并给予更加优惠的贷款利率。

完善农业技术服务支撑体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获得持续、稳定发展，专业的技术服务支撑体系也是不可或缺的。按照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不但要引进人才，还要积极培育懂技术和懂经营，同时有文化的现代化农民。引进外部人才到农村工作，就必然要制定更加优惠的政策，在人才薪资待遇、职称考评和相关福利方面给予更多优惠。同时，还要积极组织各项农业技术培训，培育多维的专业技术人才，以适应多维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要。

（作者单位分别为西安培华学院商学院；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注：本文系2014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项目“构建陕西省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4C009）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篇4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既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一种组织形态，又是农村先进生产关系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中出现的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近年来，我站把培育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作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创新农业经营机制的重要举措，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快速发展态势。

一、我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现状

截止2016年底，全县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1380个，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了100个，成员达12000余人，同时新组建了1个合作联社，在农业部门备案管理的有378个。按生产类型划分，养殖业有205户，种植业有300户，种养结合的有875户。其中，全县有1家专业合作社被认定为部级示范社，4家被认定为省级示范社，39家被认定为市级示范社，50家被认定为县级示范社；在工商局登记注册的家庭农场有408个，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了101个，在农业部门备案管理的有264个，从事种植业的有4个，种养结合的260个。其中，被认定为示范家庭农场的有123个，市级示范家庭农场3个，省级示范家庭农场16个。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壮大，带动和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和谐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二、主要工作情况

一是从技能培训指导上入手，引导新型经营主体发展。立足提升传统农民意识、引入新型农民的发展思路，以新型农民培训工程、农民创业培训项目为载体，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为重点，加强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2015年，县上对省级示范社和部级示范社负责人在宜川进行了为期4天的技能及管理制度培训，并实地参观考察了当地新型农业的发展情况。2017年1月10日我站组织两家优秀合作社参加了陕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会暨第七届陕西省农民专业合作社高峰论坛，让合作社负责人对农业政策，农业发展方向有了认识，也对合作社自身发展有了一定的规划，这次学习为全县合作社发展拓宽了思路。我站截止到2016年底，共接待电话咨询280余次，到实地指导服务160余次。同时对神木县第一家合作联社“神木县憨后生农民专业合作联合社”的组建进行了全程指导。

二是从土地流转上入手，保障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农村土地流转是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前提与基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指导意见》（陕政发〔2011〕18号）等相关文件，规范了土地流转程序、流转合同文本，促进耕地、闲置荒地等资源要素向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集中。2016年全县土地通过兑换、入股、转租等形式向合作农业、高效农业、规模农业等适度规模经营流转土地93288.73亩。

三是从优化服务上入手，促进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我站每年实地考察核实一批经济效益好、示范带动效果明显的优秀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积极向省市级组织推荐申报示范社和示范农场，积极向省市级组织申报争取项目资金扶持，帮助解决在销售渠道、人员培训、内部管理、品牌建设等方面的问题，截止2016年年底，全县市级示范社达到39家，省级4家，部级1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3家，省级16家。

四是从政策扶持上入手，推动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围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我站从资金投入、项目支持、金融服务等方面制定了相关的实施方案。2016年县财政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的奖补资金达100万元，极大地解决了经营主体在资金投入上的困难。同时整合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等涉农项目资金投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基地建设；在基础设施、扶持奖励等环节给予各类新型农业生产主体政策扶持，有效形成了各部门合力推进新型农业生产主体发展的整体合力。

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是依赖现象十分突出。一部分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存在套取政府补助的心理，一部分是完全依赖政府投资进行经营生产，导致经营不规范，绝大多数合作社纯属空壳或个人行为；少部分家庭农场也生产规模小、效益不明显。

二是规模较小，带动性不强。虽然我县特色农产品种类多，但由于缺乏统一规划，很多经营主体发展有面积无规模，有数量无效益，有特色无品牌，缺乏机械化生产和规模化作业，导致发展规模偏小，自身经济实力不强，很难形成农业产业规模，无法保持品质优势；其次，专业合作社之间缺乏必要的再联合，参与市场竞争和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弱，不能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最后是由于它们多数停留在种植、养殖等一些低层次生产服务上，合作层次不高，在标准化生产、产品深加工、市场开拓等方面很少涉足，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和竞争力弱，很难适应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篇5

“新主w”的经营特点

“新主体”是我国农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它与传统农户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规模、生产率、专业程度、人力动员等方面，十报告将其总结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四个特点。另外，农业整体抵御风险能力仍然偏弱，因此，新主体的弱质性特征也将长期存在。

集约化首先表现为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或者说集约化的前提条件是土地的规模化，其次表现为经济效益的提高。所谓专业化是就深化分工协作而言。从国际经验来看，专业化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主体的专业化。二是农业的区域专业化，如建设优势农产品产业带、产业区，以及美国的玉米带、大豆带等。除此之外，专业化也表现为不同经营方式的专业化。组织化与分散化相对，新主体基于节约交易费用、增强未来价格发现能力、规避市场风险、拓展盈利空间等目的，从拓展内部合作到外部联盟，组织化程度明显高于普通农户。社会化构成新主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具体又体现为农业生产过程的社会参与和农业发展成果的社会共享。基于传统农业风险控制薄弱基因而产生的弱质性在今后一段时期仍然是我国新主体的特征之一，农业的弱质性主要指农业经营主体抵御风险、控制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弱，在与其他制造业的竞争中，农业处于相对不利地位。

“新主体”的融资变化

伴随着上述经营特点，新主体的融资需求也正在发生着变化，对这些变化的关注和深入分析可能会为新主体融资难问题的解决带来一些与过去不同的思路和途径。这些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融资意愿增强。随着多年来国家农业扶持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实力也在逐年提高，传统农户的一般资金借贷问题基本在家庭和亲朋好友范围内得到解决，因此向金融机构融资的意愿并不强烈。新主体由于规模大、生产周期长、投入高，有较强的贷款需求，并且较高的专业化和组织化水平也使还款能力较过去有更多保障。从现代农业的发展角度看，农业生产过程社会化特征会逐步增强，包括科研、技术推广、种植、加工、包装及市场营销、信息服务等环节在内的农业系列配套服务也都需要资金支持，由此推动新主体产生经常性、多样性的融资需求。

融资规模增大。新主体的生产规模、专业性都远超小规模的、自给半自给的传统农户，且有继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因此产生大量的资产融资需求。2013年，农业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对山东省齐河县、武城县的专题调研发现，经营1000亩土地需要的资金规模就在数百万元以上，用途包括支付土地租金、购买大型农机具、水利设施投入、购买化肥、大棚等农资。另外，新主体除传统生产需求外，基于加工、流通、商贸等综合性经营带来的融资需求数量和规模也在增加。

融资种类增多。与传统农户相对简单的融资需求不同，新主体的金融需求不断扩大和升级，贯穿于农业生产经营周期的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其对融资产品种类的需求也必然复杂化和多元化，呈现完整的链条式特征，与之相适应的金融产品包括保险、期货、金融租赁、债券等。特别是对通过农业保险产品分散、化解生产经营风险的需求较为强烈。目前一些地区已推出针对大田作物和部分养殖业的政策性农险产品，但针对特色产业的保险产品仍有待开发。

融资期限延长。一般而言，传统农户的融资需求以短期为主，新主体则以中长期贷款为主，且季节性特点更加明显。因为新主体的集约化、机械化程度较高，对大型农机具购置、大棚和厂房建造、农资及产品仓储、信息化设备、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投入要求增多，而这些资金的回收周期往往较久，资金占用的时间会更长，因此需要金融部门提供中长期的融资期限。

融资矛盾突出。融资矛盾主要表现为新主体融资需求扩大带来的风险增加与自身相对较低的风险控制能力，这一矛盾较以往更为突出。一方面，因为新主体的规模较大，对资金的需求额度较高，但弱质性的存在，导致其受自然灾害和市场因素影响较大，因此面临的风险大大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尚未形成完整的风险控制体系，新主体的风险抵御能力较低，遇上较大损失自身根本无法承担，特别需要政府扶持与农业保险相关产品的支持。

总之，上述变化对金融机构而言意味着新的一类客户群体的出现和成长，与过去相比，这类客户具有贷款金额由小额分散向大额集中转变，贷款期限由短期向中长期转变，对资金周转的灵活性、融资成本的敏感性、贷款风险的分散性要求都较高等特点，这些特点是政府及金融机构在发展农村金融市场时必须考虑的要素。

目前融资存在的问题

从现实情况看，大多数新主体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主要表现为融资渠道少、渠道窄，满足率低，贷款的额度小、利率高、期限不合理，融资产品和服务方式单一，风险控制体系不健全等。造成这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相应产品的开发力度跟不上时展。近几年来，涉农金融机构虽然加大了对农业的信贷支持，推出了多种信贷产品，但这些产品多数仍是针对传统农户设计的，其额度一般设定在十万元以下，这一数额对于从事规模化和集约化农业生产的新主体来说只是杯水车薪。由于金融机构针对新主体的专门性融资产品开发力度不够，导致新主体的大多数融资需求在额度、用途、时限上都受到极大限制，很难得到满足。

二是融资担保面临制度瓶颈。金融机构发放贷款一般都需要贷款人提供相应的担保，其中又以物的抵押担保为主。对于新主体来说，可供抵押的权益只有流转到的土地使用权、土地收益和农机农具农资等财产所有权等，但这些物权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和制度支撑，其抵押价值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认可。首先是土地收益抵押缺乏相应的评估、鉴定制度，其次是农机农具农资抵押缺乏相应的登记、交易市场，其流动性令人担忧，至于流转土地抵押受限则与我国的土地制度有关，我国虽然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但却没有赋予流转土地以抵押与担保的权能。

三是政府扶持力度不够。国外发达国家农业规模经营的特点是农业程度高、农业机械化程度高、农业得到政府大力扶持。与此相比，我国对于新主体的财政扶持力度明显不够。首先是针对性方面，专门针对新主体的扶持资金较少，大多数的扶持资金仍是针对传统农业的经营特点，尽管多年来效果不佳，但受政策惯性影响，目前尚未有较大调整的迹象；其次是扶持数额偏小，面向传统农业的财政资金普遍具有小而散的特点。再次是资金扶持方式与新主体的需求不相符合。多数扶持资金是以补贴和贴息的方式下发的，这对于在生产之初就面临资金压力的新主体而言显然不够及时，特别是贴息的前提是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这实际上制约了许多财政资金的作用和效果。

融资问题及其金融对策

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普遍存在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仅从过去农村金融供需双方的错配思路分析是不够的，还应该从新主体的融资变化入手，提供c其相一致的金融制度与金融产品。

金融支持对策

金融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金融系统内外部要素的不断协调过程，包括金融需求与供给的协调，金融风险、效率与政府监管的协调，在这些协调过程中政府的适度干预意义重大。新主体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主体，在带来新的金融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金融风险，为此，政府在制定相关扶持政策时，也须树立“协调”的观点，不仅要对新主体的融资特点分别予以量化考察，而且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更应该有一个客观、辩证的综合性认识，既要看到新主体金融需求有向现代产业经营体接近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对农业弱质基因的继承，还要看到生产规模扩大带来的系统性风险。

更好理解新主体的金融需求。长期以来中国农村金融的真正问题在于改革政策没有真正从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出发，只是简单的金融机构的调整，最终导致农村资金的进一步缺乏和中国农村金融抑制的进一步恶化。由此，化解农村金融需求日益多样化、差异化与“三农”金融产品供给不足这一矛盾，首要前提是对农村金融需求有一个全面、准确、深刻的认识。新主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解决同样如此，首先要加深对需求的认识，防止两种倾向发生。一种是突出新主体的弱质性，对其积极变化缺乏信心，导致资金供给不足，另一种是强调新主体金融需求的积极变化，对其弱质性和系统性风险不够重视，导致资金风险加大。

确立政府在新主体融资问题上的先导作用。新主体的成长关系着未来农业发展大计，但其弱质性决定了解决新主体融资问题不可能首先寄希望于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大发慈悲”，充当这一先锋角色的只能是政府。只有政府才可以保证全国资源配置与再调节时对农业及新主体的扶持，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引导、带动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的进入。政府对新主体融资问题的先导作用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政策性金融方面，要开发专门针对新主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农发行首先要推出信贷额度较大、贷款门槛较低、融资成本不高、贷款时限较长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优化涉农融资结构，优先向信用度高、管理水平好、经营规模大的新主体发放专项贷款和倾斜贷款。

二是政策性担保方面，要形成专项性的担保和保险支持方式。为积极促进新主体融资渠道的多元化，鼓励各类农村金融机构发放专项性和倾斜性的贷款资金，政府的农业管理部门应尽快研究制定针对新主体的贷款担保机制，完善物权、地权、土地收益等抵押和质押对象的评估、处置等专项管理制度，以解决其贷款抵押、担保难的问题。同时，要在拓展融资的基础上，完善相关保险机制，为新主体创造合理规避风险的渠道，保证保险服务覆盖到农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以降低专项融资的市场风险。

三是价格与补贴方面，要形成保护性价格形成机制和财政支持机制。一是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不但要尽早消除工农产品“剪刀差”这一不合理现象，而且要学习发达国家做法，提高对基本农产品的价格保护力度。二是加大对新主体的直接补贴力度。政府财政部门应整合各类财政支农资金，将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新主体倾斜，提高对经营新主体的单笔扶持资金额度，以避免资金分散、扶持力度小的问题；对于那些经营业绩突出、在当地能发挥引领示范作用的新主体，也可以采取发放奖金的办法，鼓励其继续扩大生产。

四是预防和控制农业生产系统性风险方面，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应及早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新主体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通过监测其资本、收益、负债等指标的动态变化，及早发现大数据背后隐藏的潜在风险，并制定相应的系统性风险应对方案，做好最后贷款人、关联保险等准备工作。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篇6

本刊讯 （记者 文兴亮报道）近日，中国独家首届以促进家庭农场、现代农庄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为核心内容的大型系列专业交流与会展活动――中国家庭农场及合作社发展大会暨中国家庭农场及农庄绿色产业展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幕！本刊常务副社长刘汉华应邀参加。

伴随着2015年中国政府宣布城市化水平达到56%的信息，大规模新兴中产阶级的涌现将在中国发生，未来10年将会有3-5亿中产阶级人群的出现，他们的消费意识和价值取向已经不能再简单地用高端客户、低端客户来区分和对待！面对这么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何快速反应？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相关政策，寻找全国的优质原产地农产品，帮助家庭农场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解决产品销售和品牌推广问题，帮助消费者寻找健康高品质的绿色健康食品，解决供销之间的信任危机，实现推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促进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业进步，中国国际商会、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及远大博睿国际文化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积极联合各方力量共同举办中国家庭农场及合作社发展大会。

中国家庭农场及合作社发展大会发起人兼创始人陆红女士谈到，本次大会就是一个“所有人向所有人学习，每个人帮每个人成长”的跨界学习互动平台。平台跨界融合了农业产业政策的制定者、互联网精英、行业大咖、品牌达人、供应链打造者、金融大腕、专家学者、渠道商、微电商、大型食品加工企业等，目的就是赋予新农人和农企领导者更多的创新发展的能力！

据悉，农业部相关主管司局的领导、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副会长张元宗、中国国际商会会展部部长郭英会、中国农产品流通经纪人协会女经纪人分会会长牛丽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超级社区理念创始人于建嵘、联合国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副秘书长姚重璞、北京富硒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梁燕等众多嘉宾出席。大会从国家政策、创新技术、产品营销、品牌打造、投融资、行业发展等多个维度进行专题探讨，同时以对话的形式预测了2017年家庭农场、现代农庄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篇7

一、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与模式的主要特征

所谓农业经营主体，一般是指直接或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和服务的个人和组织。从我国情况看，改革开放前，就是；改革开放后，是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多种类型的经营主体并存，包括专业大户、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社区性或行业性的服务组织等。所谓农业经营模式，一般是指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规定各农业经营主体的权利关系的权利束，以及反映农业分工协作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农业技术的改变实现最优的生产要素组合比例和组合方式。经营模式与经营主体密不可分，农业经营模式体现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有机联系，不同的经营主体会变革孕育出不同的经营模式，需要根据国情和农情进行选择。

江苏农业经营主体与模式经历了不同演变和发展过程。一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虽然也涌现出一些种养大户、专业大户甚至家庭农场，也有个别村依然实行集体经营的，但家庭经营一直是江苏农业生产的普遍主体。二是90年代开始的龙头企业的产业化经营。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与市场对接的问题，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的繁荣，还有效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但龙头企业与农户是两个不同利益主体，农民分享不到加工流通环节中的利润。政府一直试图调整利益分配格局，鼓励采取“订单农业”、“二次分配”、“入股分红”等办法弥补，但实际情况仍然不如人意。三是新世纪初开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经营。江苏农业经营主体逐步呈现出普通农户、专业大户、农民经纪人、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农业龙头企业共同发展的良好势头，推动了统一服务型、合作经营型、土地集中型等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

纵观世界已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都实行以农户家庭经营为主、公司化经营为辅的经营模式。实践证明，家庭经营既适应传统农业的要求，又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是当今世界农业经营最基本、最普遍的组织形式。从经营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主要呈现三种农业经营模式：一是以日、韩、中国台湾为代表的“小规模家庭经营+农协（会）系统社会化服务”模式。二是以欧美为代表的“规模农场+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模式。三是遍布欧美的农业公司化模式。

经营方式的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我们要按照中央提出的“两个转变”方向和构建“四化”经营体系要求，针对不同地区经济技术条件和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探索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而不是单一主体、单一模式一统天下，着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和江苏特点的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二、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模式

据农经年报统计，到2012年底，江苏全省纳入统计的17808个村（社区），家庭承包经营耕地面积5104.1万亩，承包农户1288.4万户，户均3.9亩，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同时，全省累计流转土地面积2409万亩，占家庭承包面积的47.5%。这些数据表明：江苏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农户，同时，规模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层出不穷。（1）专业大户，是从事某一种农产品生产、具有一定生产规模和专业种养水平的农户。目前江苏专业大户数量为23.5万户（经营规模50～100亩），占各类规模经营主体总数的81.5%。在当前经营规模下，专业大户偏向比较收益较高的园艺和养殖业。（2）家庭农场，是农民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经营，并以农业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江苏家庭农场总数达3.4万家（经营规模100亩以上），经营土地363万亩，平均收入达到36万元，家庭农场和专业大户共经营土地1308万亩，占全部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的63.5%。家庭农场有望成为粮食规模生产主力军，全省粮食生产家庭农场5931家，数量是园艺业家庭农场的1.4倍，规模越大，从事粮食生产的家庭农场就越多。家庭农场平均规模比较适度，大、中、小规模呈橄榄型分布。全省家庭农场平均规模为107亩，种植业家庭农场户均规模208亩，主要集中在100～500亩之间，又以100～300亩为主，5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占农场总数的比例仅为6.8%。（3）农民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业生产作业，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农地经营，以及与农业有关的技术、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经营等服务。目前江苏农民专业合作社6.14万户，实有成员人数955万户，入社农户数占全省农户总数的65.1%。（4）农业龙头企业，是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或流通为主业，在开拓市场、创新科技、带动农户和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影响号召力和示范引导作用，能够带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带动商品生产发展，推动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的企业。龙头企业通过自建基地、订单收购、委托生产、入股分红和利润返还等方式，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利益联结机制，为企业生产建立可靠原材料渠道。目前，全省龙头企业总数达5447家，其中1285个龙头企业与各类专业村建立了紧密的产业对接关系，主导产业从业农户达155万户，占专业村农户数三分之二以上。

围绕地区农业产业特色和经营主体特点，各地顺势而为、因地制宜，在生产组织形式、土地经营形式、社会服务体系等方面做出积极探索，引导形成多种有效的经营模式，促进农业生产发展。（1）昆山种植大户及农地入股经营模式。全市成立119家农地股份合作社，入股土地面积18.4万亩，占承包地面积90%，政府对流转入股的土地给予较高的财政补贴，一般每亩每年400元左右。土地股份合作并不直接经营，而是承包给大户种植，全市有农业种养大户2200多户，种粮大户经营规模平均为138亩。（2）太仓合作农场集体经营模式。由村集体牵头成立合作农场100家，总经营面积18万亩，参与生产经营管理的人员1472人，扣除道路、沟渠、绿化等面积后，人均管理土地近100亩，按每亩管理费275元计算，人均2.7万元，以资金形式入社的一般给10%的保底分红，村级集体在农场的合作经营中增收6000多万元，村均增收60万元。（3）泗洪县石集土地规模流转整理经营模式。石集乡对农村土地进行全面平整，有组织地进行村庄整体搬迁复垦，整理6.6万亩耕地，将沟、渠、路、电等配套设施全部建设到位，流转给8家农业公司耕种，土地流转价格每年每亩850元左右，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公司流转2万亩生产优质稻米。同时，各村牵头成立农机合作社、劳务合作社等，促进劳动力就业和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4）扬州市江都区宜陵整村流转经营模式。在试点基础上以村为单位，由村干部牵头，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全镇16个村土地流转全部到位，总流转面积25263亩，占耕地总面积84.2%。各村面向社会公开招标出租，承租人获得几十亩至几百亩不等，最多的一家农机合作社租种1450亩。承租人基本是本镇大户、生产合作社，也有少数外省农民，90%的承租方仍从事粮食生产。农户土地流转价格按照每亩每年500斤稻子、50斤麦子标准与实物挂钩，外加政策性补贴，一般每亩收益近900元。（5）高邮市界首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成立水稻生产服务合作社，推行“服务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生产服务模式，实行统一供种、统一育秧、统一机插、统一管理、统一植保服务。经过8年运作，合作社会员已增加1400多名，“五统一”服务覆盖面积达到2.04万亩，占全镇水稻种植面积的60%，累计节省高强度劳动日90多万个，节约水稻生产成本8000多万元，水稻增产400万公斤，同时也让8000多名外出农民安心进城务工。（6）睢宁农村土地托管模式。成立各类农田托管服务组织近千家，托管面积达到40万亩。以综合性的粮食生产合作社或单一的农机、植保合作社为主体，在农户自愿有偿的基础上，由村组统一组织，农户代表与合作组织就服务具体议定内容与价格，政府管理部门参与制定服务标准，合作组织就某一生产环节或全过程开展统一的规范化服务，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托管模式。以水稻的全托管为例，合作社统一采购优良品种、集中商品化育秧、机械化插秧、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收获销售，使农户每亩水稻平均增产200斤，节支100元，增效400元以上。（7）农业园区平台经营模式。目前江苏已有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区93个，实现了农业县（市、区）全覆盖。有的是政府主导型，如昆山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有的是企业运作型，如通州景瑞公司投资建设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有的是农民合作型，如东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区。（8）畜禽养殖公司主导经营模式。畜禽养殖方式向适度的规模化、集约化、科学化方向转变，主要模式是规模养殖场独立经营；有的是规模养殖场合作经营；有的是“公司+农户”合作经营，如太仓温氏集团和常州立华公司；有的是全产业链经营，如中粮集团在东台等地设立公司。

江苏今后应大力培育以家庭经营为主的适度规模的经营主体，积极扶持各种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经营主体的规模绝不是越大越好，在大部分地区推进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也不是越快越好。在创新经营模式上要因地制宜地形成统分结合的多种形式，总体上可以归纳为农民职业化、经营适度规模化、服务社会化。要培育职业农民。按照市场经济劳动分工原理，逐步让广大农民解放出来，使农民成为一种职业，而不是身份。培育职业农民，引导普通农户扩大规模，逐步转变为家庭农场、专业大户或专业服务组织等，并鼓励职业农民创业，领办合作社和发展农产品流通加工，创品牌，拓市场，拉长产业链条，逐步实现农业生产经营者职业化。

针对当前江苏多数农村农业经营仍然是细碎弱小、分散的小农户生产为主的现状，要把推进多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作为重点。农业生产经营的适度规模化，既要避免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农民规模过小对农协（会）的过度依赖，又要避免土地过度兼并造成对农民利益的挤占。“适度”的基本要求，是要让从事适度规模经营的农户收入达到或超过城镇居民收入的平均水平。以粮食为例，适度规模的下限是专业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与本地农民人均纯收入相当时的规模，上限是不突破专业农户最大投资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时的规模，最优规模是专业农户家庭经营收入与外出务工收入相当时的规模。据理论测算，以粮食生产为例，江苏家庭经营最佳规模为120亩。预计到2015年，伴随着城镇化的进程，全省农村劳动力人数约为324万人，耕地面积约为6900万亩。按照这一模型测算，如果全省全部耕地实行规模经营，仅需要农村劳动力142万人（57万户），需要转移劳动力182万人左右；如果全省65%的耕地实行规模经营，需要92万人（37万户），其余35%的耕地仍维持小户经营，需要劳动力219万人，这样农业生产吸纳了超过300万人的农村劳动力。到2020年，如果80%的耕地实行适度规模经营，115万人（46万户）劳动力从事规模经营，125万人劳动力继续小户经营余下的20%耕地，农业劳动力合计240万人左右。可见，农业经营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在大部分地区推进土地集中型规模经营的速度也不是越快越好。到2015年实现统一服务型、合作经营型、土地集中型农业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占耕地比重达到65%，到2020年达到80%，比较符合江苏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符合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要求。

要大力提倡三种适度规模经营形式。适应江苏各地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推进的不同程度，主要是农民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鼓励形成统一服务型、合作经营型、土地集中型齐头并进的态势，允许各地探索各种新模式，衡量的标准就是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和谐发展。当前，要特别注意避免一些苗头性的问题，比如要求经营规模越大越好、下指标搞行政命令推进土地集中、盲目引进工商企业大面积圈占农地等。关键是要结合实际，发展适宜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规模经营方式。要寻求统分结合的最佳结合点。实行农业经营主体与模式的有机结合，就是要因地制宜地形成“适度规模家庭经营+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合理组合。家庭经营必须要适度扩大生产规模，加快向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的转变，逐步提高专业化、集约化水平。社会化服务涵义广泛，包括农业技术推广服务、农村供销和信用服务、村集体经济组织服务、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当然合作社和龙头企业本身也是经营主体，社会化统一服务要不断提高社会化、服务化程度。

农民职业化、经营适度规模化、服务社会化，一方面是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长期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其具体形式随着地域特点、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而不同，在经营主体、经营模式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样式。从当前江苏实践看，在苏南，各地城郊农村大都表现为土地全部流转，然后承包给大户经营，或者合作经营，如昆山、太仓、宜陵。而在苏中、苏北广大的农村，大都是在土地并不流转或不全部流转的基础上，形成合作经营、委托经营的形式，如睢宁、界首，等等。

三、培育主体与创新模式的主要对策建议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构建“四化”经营体系的关键，创新农业经营模式是农业经营现代化的必然。积极推动农民的职业化、经营的适度规模化、服务的社会化，在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上，要切实培育好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和农业龙头企业；在创新经营模式上，要因地制宜，在家庭经营为主的基础上，探索统分的最佳结合。充分发挥统一服务与分散经营两个积极性，探索统分结合的不同样式。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农业经营模式的目的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和谐发展，关键是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让农民享受改革创新的发展成果。要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要明确政府扶持导向；要完善经营主体协作的市场风险防范机制。

引导农村土地规范有序合理流转。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按照农村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与劳动力转移同步的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流向新型规模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生产的市场化、规模化、产业化和标准化水平。要加大流转补助力度；要健全流转服务体系；要完善流转管理制度；要探索农地制度改革。

加强对经营主体扶持力度。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农业产业化支持力度，在财政补贴、融资借贷、税费减免等方面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要确保农业新增补贴向经营主体倾斜；要加大税收支持力度；要加大信贷支持力度；要加大用地用电支持力度。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支持服务组织提供多种形式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要构建分工协作、运行高效的服务体系；要推广优质高效、轻简实用的农业技术和服务；要开展便捷高效、覆盖全程的指导服务。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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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河北省统计局.2014年河北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13]柴璐，杨运东.河北省联社“信贷百千万”行动惠及新型经营主体[EB/OL].， 2014-12-18

[15]王秀芳，李盼盼，吴亚男.农户融资需求与融资环境的改善 ――基于河北省农户融资现状的调查[J].河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14）：1-5.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篇9

关键词：信息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中图分类号：TP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6）11-0195-02

我国当前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的大时代，在农业生产中产生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些经营主体对于生产信息的获得和技术提升的要求，特别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对于市场信息及时、准确获得的呼声日益高涨。就当下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还是用传统方式获取信息如报纸、广播、电话、电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市场信息的把握能力还是很低下，原因就是获取信息的手段非常落后，对于所掌握的信息分析能力不足。互联网被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用还不是主要手段。

虽然农村信息服务基础设施得到了改善，信息资源被利用率得以提高，应用高科技的技术已经深入到农业的生产生活之中，但是农业的管理水平还还需要很大的提升，特别是建立多渠道的服务模式。

综上所述，目前农业信息被利用的能力无法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需要，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来说，信息获取技术需要真正革新，搭建一个真正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农业信息化服务模式势在必行。

1 涉及相关概念

1.1信息化定义

1.1.1一般性定义

日本是“信息化”一词最早发明的国家，该词被日本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并被传播到西方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西方社会主要信息技术相关词汇为“信息化”和“信息社会”。然而对于信息化的发展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开始。对于“信息化”这一概念在中国政府和学术界用更长间进行辩论。其中有些人把信息化理解成为应用计算机、通信和网络技术现代化技术；另外一部分人把信息化理解成为，信息化是把从物质制造的社会转变成为以信息产业制造为主的社会过程。

我国第一次召开全国信息技术工作会议在1997年，对于信息化提出了较为详细的定义：“信息化是应用智能工具进行应用，成为新兴生产力的代表，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前进。国家对于该产业的发展进行合理规划与布局，以此推动社会快速发展。

1.1. 2通信经济学中的定义

所谓信息化是指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从物质和倾心专注于经济结构为重心，转变到信息化下的经济结构重心。

信息化对于信息所应用高科技手段，使信息共享，应用人工智能等手段发挥物质社会的资源潜力，从而使个人行为、社会组织和决策趋于合理化了的状态下运行。

1.1.3农业领域对于信息化的定义

农业领域里的信息化定义，指农业生产活动基本资源和动力来源于信息的获得，信息技术发展对于农业产业处于基础性应用领域。从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信息服务产业成为农业结构中的基础产业，农业生产增长离不开信息所做的贡献。总之，农业信息化的概念是集成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通信技术、光电技术、遥感技术和其他技术形成农业信息系统性的应用，推动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1.2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概念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一个规模比较大的、更好的条件技术装备和管理经营水平，劳动生产和资源利用和土地生产力都较高，以商业化生产为主要目标的农业企业组织。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包括：专业大户、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业经营型服务组织。

1.3信息化与新型农业主体之间的关系

信息化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时有效载体，同时是获取经营信息所依托的工具。由于在新的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过程中离不开提取信息的及时、准确，并通过信息技术手段就可以使新的农业经营主体获得适当和及时的市场信息，引导经营主体对市场信息的准确把握。在农业的应用，如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农业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现场相同的信息可以从产前，产中，产后新的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一套完整的信息化指导生产和销售渠道，信息化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2 面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化服务模式的创新

以目前辽宁农业生产产生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用物联网和农业信息化现已成熟的技术，依托“12316金农热线”服务云平台，拟设计出基于物联网的农业信息传播服务模式，如上图1所示。

建立这样的信息化服务模式，其特点是通过传统传输网络与加入如GPS、传感器互联网等现代网络相结合实现充分互动，从而开放接口实现互联互通，依托信息化手段搭建信息服务模式，准确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所需信息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到经营主体手中，使新型农业主体足不出户便可以辽解到对自己有益处的农业信息、价格行情、市场供需信息等。

该模式具体运行方式包括如下几点：一是利用物联网技术特别传感器技术对信息源的信息进行采集，收集的数据信息进行分类后存储在农业数据库中；二是通过农业专家系统，利用电信运营商提供网络电话12316服务平台，通过12316平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进行必要的指导，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三是通过传统的信息渠道如电视、广播、互联网，还可以通过报刊、杂志等纸介质的渠道，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业生产和经营中所出现的重点问题和难点问题在12316热线电话中反映，并及时反馈和解答；四是通过MASS机发送报价和市场供求关系和其他类型的养殖的短信消息。该模型利用VPN技术、云计算、传感器和其他类型的技术，获取农业信息为农民建立新的途径，农业信息与技术服务之间的差距，为有效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信息服务“最后一百米”的问题，做出新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

3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息化服务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3.1 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

政府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者，要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政府应充分尊重市场的选择，建立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增收政策扶持。

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实体日常管理要对其基本信息核查、分类，建立档案管理制度。

政府应当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加强对农产品质量的安全监管力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很好的环境，提供切实需要的市场服务信息。

政府应该研究规划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模式，要用市场准则进行判断，信息农业经营主体独立市场化经营，而政府对于发展模式进行监管，同时兼顾人才和技术上的服务，建立有利于新模式的发展环境。

3.2政府提供优惠的金融政策

政府对涉农金融政策制定中，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更加优惠的金融政策，同时政府要建立渠道，鼓励与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参与新经营模式之中，谋求协同发展。

3.3提升农业信息化技术发展

农业信息化技术是新模式建立的基础，随着“互联网+”思想不断发展，信息化技术的研发是永无止境的，新模式的内部依托网络和信息化手段的相应技术的更新换代逐步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

[1] 张琳.青岛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战略联盟构建研究[D]. 中国海洋大学，2012：40-44.

[2] 张辉，孙素芬，谭翠萍.2004～2014 年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及趋势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14，42（35）：12582-12584.

[3] 薛莉，徐婷.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J].群众，2015（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篇10

经营主体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准确判断各类经营主体的优劣利弊，正确引导扶持其健康发展，才能为现代农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重庆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尽快补上农业现代化这块短板，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专业大户、农民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使农村社会生产力得到更大解放。

一要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长远来看，即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仍有四亿多人在农村。重庆亦然，当城镇化率达到70％时，仍有1000多万农村人口。因此，农户始终是农业经营的主体，必须培养大批新型职业农民。要鼓励新生代农民工子承父业，引导个体工商户、农业科技人员、农村经纪人等从事农业开发。建设好农民“田间学校”，深入推进“阳光工程”、“绿色证书”培训，支持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将农民培训纳入职业教育范围，多措并举抓好教育培训。

二要培育新型专业大户。专业大户兼具家庭经营和规模经营的优势，未来会成为我国粮食和大宗农产品的主要生产者，要着力引导扶持。实行以奖代补，对经营耕地、养殖畜禽达到一定规模的专业大户予以奖励，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其倾斜。鼓励金融机构将专业大户纳入信用贷款支持范围，探索将农作物产品纳入抵押品范围。支持专业大户参加农业保险，提高财政补贴保费比例。鼓励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大户成立家庭农场，允许符合条件的大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或个人独资企业，扶持联户经营，引导专业大户标准化、专业化发展，不断提高其市场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