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国际关系论文十篇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

关键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033-02

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团结稳定的国内环境，也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营造和平国际环境以便顺利实现中国梦至关重要。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是中国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保障。

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

关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在会晤中用三句话作了精辟概括：一是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二是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三是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认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具备三大特征。中美双方应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着眼大局，面向未来，走出一条适应时展要求的大国关系新路。这种新型大国关系的特征应该是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在此基础上实现两国关系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二、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时代背景

一是世界进入新不确定期。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亚洲与全球化研究所所长黄靖在《战略大视野下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文中认为，目前，世界格局进入新的不确定期。首先，中国、印度等新兴大国，因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各种矛盾上升，进入高危的社会转型期。其次，亚太地区的战略平衡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再次，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与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之间，在安全问题上缺乏制度安排，由此导致“安全悖论”的局面。

二是中美以及整个世界面临严峻挑战。黄靖指出，当前，中美以及整个世界共同面临着日益严峻的三大根本挑战。其一，如何确保整个世界的可持续性发展。寻求一条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中美两国共同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也是不可回避的共同责任。其二，重建世界金融秩序。重建世界金融秩序，使有钱的“穷国”充分发挥力量，有债的“富国”承担应尽的责任，是恢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中美双方必须共同应对的重大挑战。其三，完善世界安全体系。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安全同盟成为全球安全体系的基础。如何在制度上将中国等新兴大国纳入世界安全体系，从制度建设上确保和平，是中美之间必须共同面对的战略课题。

三是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前联合国裁军事务首席政务官林国炯博士在其《“中国梦”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一中文认为，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建设，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国际政治方面，在联合国安理会积极参与国际安全与世界和平各个领域的议题，在国际政治领域增加了话语权和重要性。在经济领域方面，三十多年来历经改革开放的机遇与挑战，如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举足轻重，更是拉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科技方面，中国目前已经逐步赶上世界先进水准，尤其在高科技领域追赶之余勇于创新。在军事领域方面，中国近二十年来有了突飞猛进的成绩。

四是中国主动提出，中美两国达成共识。20世纪90年代，明确提出，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积极致力于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2012年5月，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作为主题，这一概念被高调推出。发表了题为《推进互利共赢合作发展新型大国关系》的致辞。他强调，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无论中美两国国内情况如何发展，双方都应该坚定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努力发展让两国人民放心、让各国人民安心的新型大国关系。2013年3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当晚祝贺当的电话中表示，“美方希望同中方共同努力，保持两国元首交往，加强对话沟通，再接再厉，继续推动美中关系沿着正确方向稳定向前发展，努力构建基于健康竞争而非战略博弈的新型大国关系”。指出，中美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也存在一些分歧。中方坚定不移维护和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愿同美方一道，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大方向，增进互信，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保持高层交往，维护和发展好战略与经济对话、人文交流高层磋商等机制，推进合作伙伴关系建设，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如此，中美双方领导人都提出了从此构建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维护太平洋亚太地区的稳定、合作、安全的局势。新任中国外长在3月20日与美国国务卿克里通电话时指出，中美双方面临的重大课题，就是如何把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认为，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面向全球，“首先从亚太做起，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赢”。当克里在4月份访华时，也谈到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议题。

三、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大意义

国际问题观察员郑熙文撰文《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划时代意义》认为，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在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走出一条新路，关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涉及未来国际关系和国际体系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划时代意义。首先，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启示作用，有助于推动形成一股新的健康强劲的时代潮流。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但不限于中美两国，中美新型关系的建设对各大国关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借鉴意义。

其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关键引领效果，有助于推动国际治理体系变革进程。大国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国际体系的走向，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有利于引导国际秩序和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在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将一以贯之地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努力建设一个更符合时展需要，更能反映国际社会呼声、更具代表性、更富生命力的国际治理体系。

再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具有积极理论意义，有助于为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供新的经验。不少西方历史学家和理论家认为新兴大国必然挑战守成大国，守成大国必须遏制新兴大国，“大国政治悲剧”是历史的“铁律”。21世纪全新的时代形势呼唤全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将提供大国关系良性发展的崭新实践，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实现里程碑式的发展。

四、如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持久努力。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陈积敏撰文《如何理解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表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需要两国做出持久不懈的巨大努力：一是超越历史宿命魔咒，树立和谐相处典范。二是超越零和博弈思维，探求互利共赢之路。三是超越意识形态分歧，拓展共有知识领域。四是超越发展道路异见，谋划人类进步前景。中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唯其伟大而更加艰难。但只要中美两国抱定信心，保持耐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一定会开辟出一条21世纪大国和平、合作、共赢的光明之路。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需要变问题为动力。陈积敏认为，以下问题的存在不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障碍，而应被视为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首先，中美结构性矛盾导致中美战略互信不足。其次，中美认知性差异导致中美战略性误解的固化。最后，中美现实利益矛盾导致中美关系复杂化。因为有矛盾分歧，中美需要加强沟通；因为有利益契合，中美需要拓展合作；因为有共同挑战，中美需合力应对。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2

本文旨在从要素角度出发，建立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并以此理论为基础分析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状况。文中探讨了国际竞争力的思想及理论基础，建立了评价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模型，并应用数学分析方法对我国油田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

在论文写作逻辑上，以发展为核心，以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为前提，按照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和实证分析的脉络构建国际竞争力评价的理论体系。在材料的组织上，从理论、实践与创新等方面进行讨论，研究各要素与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联系，并将理论研究与油田企业的实际相结合。

通过对我国油田企业发展现状的分析，研究了我国油田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挑战及采取的应对措施；论述了国际竞争力理论产生的背景、形成过程、国际竞争力理论的概念、基本内容、基本原则等内容，总结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发展进程；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因素，提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并提出了提高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思路，对油田企业产品结构进行了分析，研究了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能力问题。

在对国际竞争力评价原理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了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提供了支持。

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研究，研究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确定的问题，确定了国际竞争力指标权重的方法，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运用现场数据对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能力进行了实证分析，为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升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提供了定量依据。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对油田企业进行了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

论文最后从资源利用、成本管理、科技运用、人才开发、管理措施等几个方面总结了与国内外差距，提出了提升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保障体系。

关键词：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b—p神经网络，数据包络分析

创新点摘要

1.对国际竞争力理论、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我国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概念，明确了油田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目标、责任和义务，对企业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定性描述，把国际竞争力强度分为很强、较强、一般和差四个等级。（见第2、3章）

2．建立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框架和各指标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了指标的准确定义。将国际竞争力程度分解为整体规模、盈利能力、可持续发展、技术创新、市场、经营管理等二级子系统，以及19个三级指标，并通过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对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率。（见第3章）

3．构建了油田企业国际竞争力b-p神经网络评价模型，并运用该模型进行了网络训练及检验，实际评价了油田企业综合国际竞争能力。将不同量纲的指标按照效用函数归一成效益型指标，确定了学习速率和动量系数，采用了生成随机数的方法给网络赋予初始值，得到的网络评价输出值与实际评价值吻合，并对选取的国际公司进行了整体排序。（见第4章）

4．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对油田企业进行经营效率评价方面的研究，采用线性规划模型，将油田企业的产品结构优化过程分解为变量、目标和约束三要素，通过在目标和约束下对变量进行求解，获得了最优的产品结构。（见第4章）

第1章 绪 论

1.1 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竞争和国际竞争力问题已经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之一。现代国际竞争力研究出现在二战后，上世纪80年代初，新技术革命推波助澜，美国的gnp世界占有量下降趋势严重，美国成立了“工业竞争力总统委员会”。1984年欧洲世界经济论坛开始关注竞争力问题。21世纪初，随着国际经济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如何提升国际竞争力成为各国研究的重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加入wto后对我国企业的挑战，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共识，也是当前企业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选择、一些大公司、大集团已经把战略目标定位在增强企业国际竞争力上，中国企业正面临以国际竞争力为基础的战略转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是该国综合国力的体现，从长远的、全局的观点来看，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将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关系到我国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地位。油田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企业，其国际竞争力将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

付费论文：11万2千多字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硕士论文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3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 学习型政党 新理念

中图分类号：D41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42-02

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的重大战略要求。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是要求我们广大党员同志深入学习、善于学习，运用科学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并联系工作实际，尽快建设一支具有高素质的党员队伍，从而不断推进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建设。

一、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概念提出

1986年，美国学者罗伯特・哈钦斯首先提出了在《学习社会》一书中提出“学习型社会”的概念，20世纪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发表的著名报告《学会生存》中提出了“向学习化社会前进”的目标，从此这一理念正式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之后，西欧和日本纷纷推出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计划并付诸实践，直至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带动，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效仿，使建设学习型社会成为一种国际共识和社会潮流。

此时，中国共产党人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作为国际世界的重要成员国之一，要想屹立于民族之林，必须结合我国具体国情，提出切实合理的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具体办法，这是时展客观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必然保障。据此，2002年8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明“建设学习型社会，最重要的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学习型政党”；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把“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纳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总的来看，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借鉴了国内外先进的社会发展理念，体现了我们党紧随时代步伐，又独具中国特色的执政理念；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由理论上升为实际的飞跃过程，这体现了我们党事实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提出，也体现我们党要求全体党员、各级党组织以学习作为基本方法，在实际工作中实现其自身的意义和价值的根本态度。

二、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意义

建设学习型政党是我们党在深刻认识党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基础上作出的战略决策，体现了党对时展脉搏和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新要求的高度自觉和清醒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首先，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我们党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中国共产党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和传播者，提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践行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这种推动作用。建设学习型政党，就是要在深入了解学习型政党的一般规定性的基础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政党先进性的一般要求，紧密结合当前历史条件下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的特殊要求，进一步发展我们的政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可以说，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党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学习型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哲学上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当下坚持建设学习型政党也就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性政党发展的学说。

其次，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广大党员统一认识，集中力量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发展至今已经走过了90多个年头，纵观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不难发现在危机关头认清现实，统一思想，坚持不懈是我们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正是由于有着强大的思想理论武器做后盾，我们党才能在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发展至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走出去、引进来”的指导方法的确立，各种新鲜事物涌入我们的视野，各种思想也充斥着我们的头脑。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使广大党员时刻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如何使广大党员坚持正确的价值理念是我们党的当务之急。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是以马列主义为依托，学习历史和现实经验，促使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认识，将思想统一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上来，并不断为之奋斗。

最后，建设学习型政党有利于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努力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想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就必须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努力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发挥党员的先进带头作用，努力使我们的党变成学习型政党。只有这样，才能应对来自国内外的种种挑战，为祖国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才能用全新的理念和视角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才能切实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宗旨。

三、确立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 适应学习型政党建立

（一）科学安排思想政治教育学习内容，适应学习实效性要求

要建设学习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学什么的问题，根据党中央在《关于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意见》中所要求的，结合现实实际情况，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学习：

1.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也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它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人的解放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综述。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解决现实问题。

2.坚持用中国特色理论体系武装头脑。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探索和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系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实际问题。这个理论体系，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在新的实践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要求我们全面、系统、深刻地理解和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理论体系，学习这一理论体系对于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3.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各方面知识。党中央在《关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意见》中指出：积极推动党员干部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各方面知识，学习反映当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国际关系、现代社会管理和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党员干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应走在时代前列，因此必须拓展知识视野，尽可能建立广博且精深的科学体系，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辨别能力和判断能力。

（二）重塑思想政治教育终身化概念，适应学习终身化要求

我们党提出的建设学习型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求党员干部树立学习终身化的思想，学习在这里不能作为一个任务，而是一种习惯，这是对传统学习理念的颠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是人，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引导，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不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全面参与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过程中。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肩负起引导人们把科学文化学习与思想道德追求有机地结合起来的任务，将学习融入党员干部的日常生活中去。总体来说，我们的目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将党员干部的学习过程提升到一个追求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的一个高度，促使党员干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一切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在党内形成一种学习氛围，从而形成一种时时学习、处处学习、终身学习的新的学习格局。

（三）普及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念，适应不同学习要求

人是学习的主体，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者。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把受教育者看作是教育客体，认为受教育者只管倾听和牢记就完成了教学，然而接受者却常因此对教育过程产生反感，无法达到教育目的。学习型党组织的最终目的，应该体现在对人的关怀上。“以人为本”的教学理念，就是要求教育者通过在与不同受教育对象的交往过程中了解受众的不同需要，结合他们的自身特点进行不同的教学。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人的自身发展和进步结合起来，使教育过程充满人性，逐层地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觉悟，加快学习型政府的建立。

总之，新的形式和挑战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必须以更饱满的工作状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努力将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而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学习时报，2009.11.16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4

[关键词]国际关系批判理论　包容和排斥问题　政治共同体转型　三重视角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5－0113－06

安德鲁・林克莱特(Andrew Linklater)是国际关系理论领域中最早从事批判理论研究的学者之一，被誉为国际关系理论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1982年他以《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人和公民》一书，与罗伯特・考克斯(Cox)和理查德・阿什利(Ashley)的两篇著名的文章一道，掀起了国际关系理论批评史上第一股批判浪潮，之后阿什利逐渐转向后现代主义。众所周知，在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中始终有一个“美国中心”，很多重要的思想和见解，总要经过它的诠释和传播才能形成国际研究界公认的“一家之言”。考克斯的批判理论是在这股浪潮之后被主流阵地阐释和传播得最充分的非主流理论之一。相对而言，林克莱特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由于处于学术领域和地域的边缘长期以来影响居次。在90年代初，林克莱特从澳大利亚来到英国从事研究和任教后，加之冷战后的国际新形势和国际关系学科的新一轮论战的兴起，林克莱特的批判理论才逐渐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和影响，成为与考克斯齐名的国际关系批判理论大师。

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许多学者在评价国际关系批判理论时经常批评批判理论长于批判，理论缺乏体系、对现实的解释力和可操作性。而林克莱特批判理论力图避免这样的批评，其理论最大的特点是，理论并没有止于悲观的批判，而是在批判的同时构筑了一套有自己鲜明特色的理论体系：围绕包容和排斥(inclusion and exclusion)这一国际关系研究的中心问题，以规范的(normative)、社会学的和人类行为学(praxeological)三重综合分析方法为框架，以探究人类解放和重新塑造国际政治理论根基、政治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基于“不伤害”原则而阐发的全球伦理思想――“伤害理论”为主要核心理论体系的批判理论大厦。本文侧重从上述三重综合分析视角来诠释林克莱特国际关系批判理论中的政治共同体问题。

国际关系中的包容与排斥问题

林克莱特的批判理论认为，由于国家和国家体系本身就是一种包容和排斥体系，所以包容和排斥问题应成为国际关系的中心问题，它可以成为考察世界政治的一个整体要素。事实上，许多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早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布尔始终认为：“在过去的国际体系和近两百年的现代社会中，不论时间和地点，以不同的方式，社会的包容和排斥是重要和普遍存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观察到了这点。沃尔泽(Walzer)认为，包容和排斥原则对所有社会都是根本的，因为所有社会都不得不决定管理成员资格的分配规则。怀特在他的《国家体系》一书也强调，包容和排斥原则对决定谁属于以及谁不属于国际社会和文明的信仰体系而言是根本的。不变的是，他们和有关阶级差异、族裔、性别和种族排斥的其它形式相混合。

在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不断再现的哲学问题始终关注三种不同的共同体，也就是民族国家(政治共同体)、国家间社会(the society of states)或人类共同体(a community of humankind)孰占首要位置的理由。相对于国家间社会或人类共同体而言，多数理论已经表达了更欣赏民族国家的理由。但是，至少有三种方式可以例证民族国家浸润在包容和排斥体系的不同层面。第一种也是最明显的是，国家本身就是一个包容和排斥的体系，它有着公民与非公民之间精确的区分，有着和领土概念上的差异。第二种是，具有排斥性的国家参加一个由国际法律规范和道德原则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包容性的国家间社会。反过来，国家间社会通过阻止那些被认为是不合适属于它的那些社会而可能是排斥性的。第三种共同体仅存在于道德信念中，即个体不仅属于他们各自的国家，而且还属于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人类共同体。它也是将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合并进国家间社会，并超越排斥性的国家到一个统一的世界秩序的观点的核心目标。在林克莱特看来，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的方法考虑国际体系中的包容和排斥问题的一个方面或诸方面，但他的批判理论的分析目标三重视角，能够更综合性地考察包容和排斥原则的特性、发展和变化性。

世界政治中的政治共同体问题

共同体问题是林克莱特批判理论的核心关注之一。早在掀起批判浪潮之初，林克莱特就强调，批判理论旨在追求人类的解放，而与人类解放联系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要动摇新现实主义对国家的界定，就要从理论上重视对国家理论的超越和对更高一级政治共同体的合理性论征。换句活说，他认为可以从政治共同体道德界限的扩张来理解解放的内涵。解放就是国家的边界失去伦理重要性的过程。而国家理论的动摇则是国际政治理论实质性发展的开始，也是人类共同体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开端，人类由此将获得某种意义上的解放。林克莱特指出，从历史的长河看，共同体是一种动态的过程，是多元存在的形式，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的自由、自决，人类每前进一步，都有相应的共同体形式，最初有家庭，随之是部落，后来是国家。国家有其进步性，但离创造“一个由拥有与人性相一致之特征的权利和义务的自由人组成的社会”这个人类的美好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而每一种更高形式的共同体的出现，都意味着人类自由前进了一步，人类由此将获得某种意义的解放。

林克莱特指出，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很大程度归功于这个事实，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社会结合不会扩展到国家之外的人们。政治共同体之所以能够持续，因为它们是排斥性的，而且通过强调内部人和外部人(insiders and aliens)的差异来建立他们独特的认同。共同体不断地被重塑，它们的道德边界在两个不同的方面扩展或缩减。它们或多或少都会发展出针对其他社会成员的特殊主义定位(particularistic orientations)。因此，质疑国家边界的精确的道德意义的世界主义伦理的重要性显现。在林克莱特看来，现实主义与批判理论不同，因为它缺乏对现代政治共同体充分的叙述。他批判现实主义，认为它只关心连续性、国家之间的互动形式(战争)、权力制衡，大国的兴衰以及大国的关系，而非变化性，诸如全球化和分裂化这样的全球变化是否影响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的转型，现实主义并不关心。

鉴于此，林克莱特认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道德和政治共同体，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与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关于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新观念新形式是可能的。批判理论的方法否认共同体内部人的利益自然地高于外部人的利益。它反对这样的假设：当对本国公民的义务与对人类的义务发生矛盾时，前者必然居上的观点。而且批判理论认为，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开始于转型和重构排斥性的政治共同体。支持超越民族国家道德局限性的更普世主义的政治组织形式，重点在于扩大包容外部人的政治共同体，在于使诸多规范普世化，在于实现一种世界主义伦理。尽管后实证主义理论间存在诸多不同之处，但是它们都赞同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国际关系批判理论认为，通过从下面三大维度展开对共同体问题的综合研究，以促进其实现最终的转型。

政治共同体的规范的、社会学的和人类行为学的综合研究维度

林克莱特批判理论大厦中的规范维度，是指从特殊的社会安排中排斥一些人而包容另一些人的哲学缘由；社会学维度主要关注包容和排斥体系的运作和维持；而人类行为学维度则探究包容和排斥体系对人的行为的影响。林克莱特指出，虽然包容和排斥体系以及共同体问题已经很长时期是国际关系传统研究的一部分，但是还没有关于它们的规范的、社会学和人类行为学维度的综合研究。批判理论的一个目标就是将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恢复起来。

1、有关共同体的规范维度

因为批判理论开始于对人的平等的承诺，所以林克莱特首先探讨的就是，有关国家的规范性问题涉及到将任何人从任何社会安排中排斥出去的合理性的理由。在西方道德和政治思想史中，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和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个不断再现的主题。二者之间的冲突，在国际思想史中被有关公民的义务和对人类的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所例证。关于此，没有哪一种哲学尝试获得了持久的一致。其中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所有普世主义代码不可避免地反映了特殊文化或文明的偏好。道德是社会的，道德代码是不能比较的，共同体不能通过呼吁使某种规范普世化来扩展，简言之，不存在什么共同的伦理可以去扩展。另一观点，是17和18世纪社会契约观点的关键，它不讨论道德普世主义的存在，认为国家产生了不完美的义务领域，而且，尽管道德普遍性存在于不同的国家关系之间，但它们是不完美的，它既不能要求也不能够实施将公民联结到国家这一明确纽带之外的地方。这种观点认识到，民族国家是少数已被质疑的排斥堡垒之一，因为它没有公正地对待它们之外世界的其他人。在现代国家，国家的道德地位已经被许多赞成将公民的权利和人类的权利再结合的观点所质疑。

林克莱特指出，事实上，文化边界是高度多孔渗漏的，每一种文化都深深地与其它文化相互作用而被塑造出来的。尤其在现代，被现代性的“世界主义文化”塑造的“外交文化”和“国际政治文化”已经被嫁接在现存的文化体系之上。对普世主义的捍卫并不破坏文化的多样性，通过使用存在于更先进的道德中的、更具批判的和更加普世的伦理原则和程序，能够更好地解决国际差异。林氏认为，对普世主义的捍卫强调的是对其他人责任的重要性，是破坏所有系统性的排斥形式的需要，它强调确保拥有人类的每一位成员一致的全球安排的义务的重要性。正如贝茨(Beitz)所言，普遍一致的概念是伦理普世主义的核心。

在现代社会，任何有关美好生活和美德概述得比较完全的概念，是那种原则上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排斥任何人类其他成员的概念。这一概念要求创造一种有着全体人类共存的有关共同体的道德包容的政治学。拓宽将人视为一个道德的人的意识或道德平等意识，以及拓宽能够普世化的规范的热望，是两种更高级的道德律令的主要特征。对此，一个回答是哈贝马斯的主张：先进的道德律令是承诺准予每一个人以平等权利参与社会和政治配置的公开对话。这个关键的结论源自于将任何人预先从对话中排斥出去没有合法依据的观点。没有哪一种排斥体系能通过这种道德测试，除非它的构成原则能被所有人一致赞同，尤其是那些被排斥出这种社会安排的人们赞同。就有关国家和国际关系的规范框架而言，这个结论有重要的隐含意义。林氏认为，在此基础上，国际关系的批判理论认为，国家不会耗尽我们的道德和政治义务。与个人拥有作为特殊共同体成员的义务共存的普遍义务，要求他们的政治代表去促进更高水平的人类团结和人类共同体。如此，国家就必须赞同给予次国家和跨国家的忠诚以更大的权力，正如布尔所言，倚靠着更古老的但已变形的国家认同，它转变为不同于现代国家的国家，但不是国家。因此，林克莱特强调，批判理论的规范性目标是推动国际事务中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扩展和转型。

2、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维度

林克莱特指出，由道德共同体比国家更具包容性的观点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批判理论需要发展一种后时代国际关系出现的限制因素及前景分析的经验性叙述，以探讨政治共同体是否可能拓展或缩减，保持对国家及其变化的密切关注，以便次国家和跨国的忠诚获得更大的重要性。这也使得发展一种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成为必然。20世纪50、60年代的区域一体化理论的缔造者在发展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方面最早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在此基础上，批判理论进一步扩展和考查了这一方法。批判理论认为，如果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忽略了对国家的建构、地缘政治和战争的分析，那么它将不会走得很远；如果它忽视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商业或生产的影响，那么这种阐述也不会继续；如果它不重视塑造国内和国际秩序以及建构自我形象和他人形象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维度，这种分析也不会延伸。对这些方面的综合关注能够深化批判理论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

对共同体的社会学而言，很少有人会怀疑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意义。林氏认为，综合这些探讨，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的一种有效的方式出现在社会学和国际关系中有关社会学习的相关讨论中。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社会学习的思想在国际关系中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林氏指出，尽管已有这些相关研究，但在这个领域内还没有发展出一种有关社会学习形式的合理分类，而这些不同类型的社会学习形式的相互关系塑造了呈现在不同社会中的包容和排斥的安排。以他之见，对共同体的社会学而言更有意义的社会学习的分类之一，来自于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所做的三种分类：技术一工具学习、战略社会学习、道德实践学习。他认为，在国际关系中能够将哈氏对社会学习的分析合并进有关包容和排斥逻辑的社会学分析之内。更明确的是，它能够用来分析，是否包容和排斥的模式是哈氏所区别的三类学习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国际关系中的许多不同领域都包含这些学

习形式所洞察的一个方面或更多方面。在林氏看来，对这种社会学习的聚焦是将不同领域的主题整合在一起的方式。为了发展这种社会学方法，就必须更进一步探讨有关国家的建构、地缘政治、战争、生产以及道德一文化领域相互作用如何产生国际关系中包容和排斥的主导体系的其它更多方面。而对在文化和沟通上以被歪曲的形式固定下来的不必要的社会限制的批判，仍然是批判理论的最基本的部分。因此，有关共同体的社会学研究对学习过程的聚焦，目的是去理解，共同体如何从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提高自我利益，转变到学会如何维持不同国家间和文明间的秩序，以及学会定义有关道德的普世主义原则并使这一原则制度化。

3、有关共同体的人类行为学问题

雷蒙・阿隆在反思治国方略时，使用了人类行为学这个词，林克莱特的批判理论引入了这个词。人类行为学问题的提出，是因为没有人的干预政治共同体的新形式就不会发展。在国际关系中，人类行为学的研究开始于这个问题：是否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有选择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关系的自由。林克莱特认为，对这个问题给予充分的回答，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必然要求，而卡尔的政治现实主义是有用的起始点。卡尔认为。对政治实践的反思应该对体系的制约因素(systemic constraints)有认知，因为这种制约因素将会抑制主动性并导致思想贫乏。通过聚焦这个问题：国家怎样能够创造超越对国家安全的决定性的追求的国际秩序，如何将国家间的最小秩序转变成一种人类的或康德的普遍终极王国式的世界主义共同体，以避免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的二元选择。而且，林氏认为，通过综合康德在理性主义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这个问题能够得到最好的发展。康德相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在现代国家特性中以及对普遍人权的强调中是内在的。在康德的观点中，现代公民身份的思想有深刻的国际主义隐含，这也正如迈克尔・多伊尔(Doyle)和布鲁因(Brewin)等学者的观点那样，自由主义国家不得不在三种相关的公民身份领域――国家的、国际的(international)、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中表达他们的政治原则。而在自己边界之内有各种排斥形式的国家还不得不质疑在国际事务中的排斥。

著名社会学家埃里亚斯(Elias)认为，国家建构的过程也使得新的社会结合的产生和新型认同形式的发展成为必须。现代国家要求领土认同和对国家的政治忠诚意识，并以此来判断它们外交政策行为的正确性。现代国家的兴起使得怀特所称的“忠诚革命”成为必然，在这个“忠诚革命”中，“忠诚的内部圈扩展”而“忠诚的外部圈收缩”。大体上，国家已经成功地保持了内部成员的忠诚意识，并逐渐限制次国家和跨国家的团结和认同。而捍卫国际秩序的需要被反映在外交政策的语言上，甚至在一些情况下，全人类的福祉作为一种外交政策的原则被调用。涉及到与人类共同扩展的更广的道德共同体，提出了这个重要的问题：是否外交政策的原则可以沿着从道德的排斥性向道德的包容性方向进一步向前发展。卡尔和福柯通过赞同道德和政治共同体的扩展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康德在《永久和平》中认为，国家变得更加意识到需要通过合作来保持国际秩序。这种正在加强的秩序产生了新的希望：国家将继续认识到由启蒙思想传播的国际伦理义务的重要性。

以林氏之见，在无政府状态下，后国家的建构已经涉及到了国际共同体的扩展和地方权力和认同的恢复问题。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在定义义务的内部圈和外部圈之间的关系时，事实上暗中削弱了国家的角色，是对排斥性国家的垄断权力的真正挑战。而且也仅以此方式，新的地方和跨国团结才会开始出现。问题在于，是否存在一种道德普遍性，它使得一些东西进入到国家的外交政策，而且已经开始被制度化到新的社会结合和政治安排中?林氏认为，回答是肯定的。而且下面三方面的发展例证了这些趋势中的一些，这些趋势对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原则的思想而言，是颠覆性的。在国际人权保护思想方面的显著进步是这样一个趋势。第二个趋势是认识到对改善国际社会较贫困成员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的集体行动的必要性方面。第三个趋势浓缩在“人类共同遗产”和“世界遗产”的概念中，强调对自然的责任的全球伦理。前两个趋势提供了道德普世化逻辑的证据，因为在讨论有关外交政策的目标中，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权利已经逐渐显示了更大的重要性。这些趋势的重要性在于，它们不承认外交政策仅仅只能够关注国家安全和最小限度的国际秩序。第三种趋势显示，技术工具理性的结果可以加巩固世界共同体(world community)的重要性。所有三种趋势都与封闭的国家特性不同，它们都揭示，在现代世界中道德包容和排斥的主导类型如何能够开始被重构。通过例如这些原则，国家和其它社会行为主体如何能产生新的政治共同体和认同的问题，是有关外交政策的批判方法中心关注的问题。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5

1文献评述

“海归”人才对国际技术转移的影响首先体现为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海归”在国外接受深造或拥有国外相应技术领域的工作经验，其平均技术水平一般高于国内人员，因此，其回流可以直接提高母国人力资本存量，并将其学到的先进技术和掌握的大量市场信息溢出到母国(Adda&Dustmann，2006)。McCormick&Wahba(2001)通过研究埃及回流技术人员的溢出效应，发现“海归”在国外学习工作的时间越长，其积累的人力资本越高，外溢效应越明显。“海归”人才对国际技术转移的影响还体现为社会网络效应“。海归”在国外建立的商业和社会网络可以加强东道国与母国的贸易和投资联系，从而进一步放大贸易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李平、许家云，2011)。Rauch&Trindade(2002)实证检验了华侨华人网络对中美双边贸易的互补关系，Docquier&Lodigiani(2006)研究发现人才流动引致的FDI效应显著，通过跨国数据分析，估算出每增加一单位技术移民，母国FDI资本将增长2单位。因此，国际移民将有可能通过促进FDI和贸易增长进而扩大其技术溢出效应(李平、许家云，2011)。此外“，人才回流”和“人才环流”将通过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人力资本积累提高母国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Zahra&George，2002)，从而进一步扩大国际贸易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且“海归”人才通过连结其所建立的国内、国外两个商业和社会网络促进信息传递，从而有利于技术转移(王辉耀、苗绿，2014)。可见“，海归”的人才回流和环流带动了技术、资本和市场信息流动，从而使得母国获得与东道国技术和技能沟通的渠道，台湾新竹科技工业园和印度班加罗尔软件园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Saxenian,2002)。然而“，海归”人才究竟如何影响本土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和提升创新绩效并未得到清晰的解释，有必要在一致的理论框架下对“海归”人才的人力资本贡献和社会网络贡献进行深入讨论。

2研究假说

价值链全球化推动了技术的国际扩散，国际技术知识在本土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Fosfuri&Tribó，2008)。国际技术转移可以区分为技术转让和技术溢出两类。技术转让主要是指企业间的技术交易行为，而技术溢出属于非自觉的技术转移。国际技术溢出包括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相比，隐性知识涉及与创新密切相关的思维模式、信仰、直觉以及技术诀窍，难以复制模仿。跨国公司正是凭借巨大的知识存量特别是隐性知识成为全球创新体系的治理者，并对与之建立技术联系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行不同程度和不同类型的技术转移，进而提升这些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绩效水平。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说。假说1：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和提升创新绩效均具有积极影响。“海归”人士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人力资本的贡献和社会网络的贡献两个方面。首先讨论“海归”人士的人力资本贡献：一方面“，海归”人士的人力资本贡献体现为一种要素投入贡献，即“海归”人士的人力资本是一种创新要素，可以直接作用于所在企业的创新过程。由于“海归”人士的人力资本具有明显的国际化特征，因而特别有助于所在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王辉耀、苗绿，2014)。另一方面“，海归”人士的人力资本贡献体现为一种吸收能力贡献，即有利于促进本土科技企业对国际技术转移的吸收过程，体现为Zahra&George(2002)所强调的知识吸收能力(absorptivecapacity)，包括知识获取、知识转化与知识利用等环节“。海归”人士在国外积累的相关技术经验、跨文化背景、熟悉国际科技管理的相关规则制度等，均有利于促进对国际转移技术的内化、转化与开发利用，因此，我们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说。假说2“：海归”人士的特定人力资本对本土技术创新的贡献，一方面体现为要素投入贡献，另一方面体现为吸收能力贡献。即一方面“，海归”人士的人力资本对本土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和提升创新绩效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海归”人士的人力资本增强了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而这种促进作用体现为一种调节功能。除了人力资本的贡献之外“，海归”人士对本土技术创新的作用还体现在跨国技术网络对创新过程的影响。以信任和互动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可以减少不确定性环境带来的冲击，减少学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行为。可以说，社会网络质量对企业开展关系型学习具有决定作用。关系型学习既有助于企业获取外部知识，又有利于外部知识内部化的一系列过程，包括知识同化、知识转化和知识应用，即实现创新产出(Fosfuri&Tribó，2008)“。海归”人士的跨国技术网络有利于本土企业开展关系型学习，促进所在企业在国际创新体系中的知识识别、获取与理解。基于此，我们提出本文第三个假说。假说3：跨国技术网络具有一种调节功能，即“海归”人士的跨国技术网络增强了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技术创新过程的促进作用。

3模型、数据与变量

3.1计量模型

为了检验上文的研究假说，本文将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表现分为国际创新合作和创新绩效两方面，重点讨论在国际技术转移影响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过程中“，海归”人士所发挥的作用。即讨论国际技术转移对本土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是如何倚赖于“海归”人士？因此，本文构建以下回归模型：IIC=IHC+INT+TT+IHC*TT+INT*TT+HC+TE+SizeIP=IHC+INT+TT+IHC*TT+INT*TT+HC+TE+Size其中，IIC表示国际创新合作，为0-1虚拟变量；IP表示创新绩效；IHC表示“海归”人力资本；INT表示“海归”的跨国技术网络；TT表示技术转移；HC表示人力资本水平；TE表示科技经费投入；Size表示企业规模。

3.2变量定义

本文被解释变量包括以下两类。国际创新合作：与海外科技人才、团队、企业、团体等开展实质性的国际创新合作行为，如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产品设计等合作行为，体现了科技企业创新国际化的过程。本文界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为0-1虚拟变量，已开展国际创新合作=1，未开展国际创新合作=0。创新绩效：现有文献往往采用多个指标来评估企业的创新绩效。借鉴现有文献的研究设计，本文利用四个问项来测评高科技企业的创新绩效：科技成果或专利申请量增加、生产工艺改进、产品开发设计能力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改善。这些问项分别利用Likert七点尺度测评。本文解释变量定义如下。“海归”人力资本：本文的人力资本国际化主要是为了反映人才回流对母国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因此，结合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从三个方面来测量人力资本国际化：创业团队或高管团队中“海归”人才的数量、技术研发设计部门的“海归”人才的数量、管理团队或技术团队是否包括外籍人员。国际技术转移：结合现有文献，本文分别用三个问项来测量国际技术转移：从海外获得新技术或新产品信息情况；从海外获得技术经验、诀窍或技能情况；从海外获得技术指导、交流或培训机会情况。这些问项均利用Likert七点尺度测评。“海归”的跨国技术网络：结合现有文献，本文将“海归”的跨国技术联系分为三类：与海外科技人才(科学家、工程师)、科技团队等的科技联系；与海外客户、供应商和其他相关企业的科技联系；与海外科技团体或协会等中间组织的科技联系。人力资本水平、科技经费投入、企业规模是本文的控制变量。3.3数据来源本文于2014年10月16日完成全部调查问卷回收。课题组先后发放问卷223份，实际回收问卷189份。其中，各种形式的无效问卷65份，实际有效问卷124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55.61%。

4回归结果

本文运用Stata12.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考虑到截面数据较易产生异方差现象，我们需对异方差问题进行了统计检验，检验方法包括White检验和BP检验。White检验结果显示，以下所有回归的p值均低于0.01，因此强烈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认为存在异方差。BP检验考虑了针对拟合值和全部解释变量的两种情形。两种情形下的BP检验结果显示，以下所有回归的p值也均低于0.01，可见，BP检验也强烈拒绝同方差的原假设。因此，两类检验的结果均表明存在较为严重的异方差问题。基于此，本文将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进行回归。

4.1基于创新绩效的回归结果

当被解释变量为创新绩效时，回归结果见表1。其中，模型1没有引入控制变量，模型2引入三个控制变量。“海归”人力资本(IHC)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为正值，但只在模型2中以10%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海归”人力资本(IHC)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即要素投入贡献)并不稳健“，海归”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要素投入贡献的假设有待进一步验证。“海归”的跨国技术网络(INT)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为正值，且均以1%的高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海归”的跨国技术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是明显而稳健的。国际技术转移(TT)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为正值，但只在模型2中以10%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国际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并不稳健，国际技术转移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假设有待进一步验证。“海归”人力资本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HC*TT)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以5%和1%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海归”人力资本与国际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正的交互作用，亦即“海归”人力资本增强了企业在国际技术转移中的吸收能力，进而有助于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跨国技术网络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TT)的系数均为正，且均以1%的高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海归”的跨国技术网络与国际技术转移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正的交互作用，亦即“海归”的跨国技术网络增强了本土企业在国际技术转移过程中的技术吸收，进而有助于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绩效。控制变量科技经费投入(TE)、企业规模(size)和人力资本水平(HC)的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与大部分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4.2国际创新合作的回归结果

当被解释变量为国际创新合作时，回归结果见表2。其中，模型3没有引入控制变量，模型4引入三个控制变量。“海归”人力资本(IHC)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为正值，且均以1%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海归”人力资本(IHC)对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具有促进作用“，海归”人力资本对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的要素投入贡献的假设得到验证。“海归”的跨国技术网络(INT)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为正值，且均以1%的高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海归”的跨国技术网络对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的促进作用是明显而稳健的。国际技术转移(TT)的系数在两个模型中均为正值，且均以1%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国际技术转移对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的促进作用是稳健的，国际技术转移有助于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的假设得到验证。“海归”人力资本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HC*TT)的系数均为正，且分别以1%和5%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海归”人力资本与国际技术转移对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具有正的交互作用，亦即“海归”人力资本增强了企业在国际技术转移中的吸收能力，进而有助于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跨国技术网络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乘项(INT*TT)的系数在模型3为负，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在模型4中系数为正，且10%的水平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对于企业开展国际创新合作，跨国技术网络与国际技术转移的交互作用并不稳健。与上文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类似，在模型3和模型4中，控制变量科技经费投入(TE)、企业规模(size)和人力资本水平(HC)的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一结果与大部分相关文献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5研究结论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6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目前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存在的“学科中心型”和“岗位应用型”两种课程体系的局限性,提出了以“三种需要”为依据、优化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方案,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门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复合创新型国际经贸应用人才的整合课程体系。

1 问题的提出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深化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一种是沿袭传统的高等教育观,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知识传授为主线,强调打牢基础理论知识,拓宽专业口径,注重理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朝国际经贸专业理论研究型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低,难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岗位的实际需要。另一种是在国外职业培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该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特定岗位实际需要的专门技能为中心,以该专门技能所需的实用知识为基础,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可见,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知识、轻关联知识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都存在局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优化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先弄清专业课程体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依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曾经指出:“课程选择决定于目标设定”。这就是说,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国际经贸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外贸业务实践能力、洞察国际市场趋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驾驭市场的能力,适应外经贸行业岗位群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③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呢？让我们转向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通过它所决定的专业培养目标来影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该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

首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外贸行业岗位群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 “对准岗位设课程”是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而要关注整个行业岗位群或职业群所需的各个方面知识技能。为此,我们考察了三百多家进出口企业的外贸岗位对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最后将外贸岗位群实际工作所需的能力确定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wto规则、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进出口业务流程、外贸合同商订等共14种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但是,这些知识技能的有效运用将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关联知识技能作为支撑。同时,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都希望高校国际经贸专业的教育教学能与外贸岗位对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能独立胜任外贸岗位工作,实现零距离上岗的毕业生。约有83%的用人单位把就业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摆在了首要位置,还有二分之一的单位对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说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外语知识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应包括外贸岗位群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寻求与此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课程的支撑。

其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学生就业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对对1400多名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91.3%的学生认为他(她)们来高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此,专业课程的设计与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要教给学生就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职业岗位体系由于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而且就业者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年内有37％的社会成员改变职业,而不是简单地调换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研究预测表明,20岁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内,职业的变换将会达到6—7次之多。就业的经常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的选择,这就向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课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初次就业(职业入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关注明日择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仅应使学生在受教育后获得就业准备,而且应获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甚至向更高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与能力,以增强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基于这些考虑,适当扩展该专业学生的语言、写作、数理、心理等基础学科知识技能和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将十分必要。

再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愈来愈短,并且呈现技术走向综合化、精确化等特征。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必定会直接影响社会职业岗位的变迁。工作现场技术的持续更新会不断地促使传统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与精确化特征又必然促使职业知识技术含量普遍上升,要求技术型人才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国际贸易的方式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外贸岗位技能的变化,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促使外贸单证无纸化,外贸经营网络化,外贸管理信息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外贸岗位实践能力的形成日益需要相关理论知识的支撑,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高技能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第三产业持续迅速发展(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并逐步取代工业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产业中心。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房地产和咨询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会引起该产业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如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的全部就业者中,90%从事第三产业,而且会引起该产业内各行业间以及行业内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职业岗位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会使得社会的某些职业岗位大批地消失,又会有大批新的职业岗位增加。如美国近5年有7 000多个职业岗位消失了,但又新增了8 000多个职业岗位。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产业持续稳步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1,73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居全球第三位。2007年的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8%),同比增加19.5%,首次超过美国的11,63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这标志我国对外贸易已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行业的岗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岗位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外向型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化,外贸岗位群出现了综合化与细分化双重趋势。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由于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设计符合各类企业的多重需要。

3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思路

根据上述三种需要,结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特点及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我们构建了“一根主线、” “两个强调、”“三个突破”、“四个加强”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体,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语言、写作、数理、计算机和哲学等基础知识技能为重点,基础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应适当加强,特别是应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应以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为重点,并应当适度拓宽其口径,应选择关联性、针对性与应用性较强的,淘汰较弱的;专业知识技能课程的口径不宜过窄,应针对外贸业务岗位群而不应针对某种外贸岗位设置,经济学、贸易学和计量学等专业基础必须夯实,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口径可适当放宽,并增设一些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择业机会;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把职业道德、态度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实践技能的课程设置之中,把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合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德、智、能、体、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合格的国际贸易高级应用型人才。“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课程观,树立厚基础、重实践的新型课程观。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专业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突破“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观,树立既重知识传授又重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三是突破理论知识课程与实践知识课程相互分割的教学观,树立两者相互融合的教学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同培养。

根据上述课程体系的优化方案,我们对原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整合取舍。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我们适当提高了英语、数学、计算机应用和哲学的授课学时;在关联课程中,舍弃了《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课程,增设了《投资理论与实务》,并把《会计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和《金融学》等课程重构为《会计原理与实务》、《管理知识与实务》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在专业基础课程中,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中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取舍整合,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重复,并把《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整合到《国际贸易学》中,将《wto概论》重构为《wto规则及其应用》,增设了《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含前沿理论、前沿政策和前沿实践)和《反倾销知识》等课程,以支撑该专业学生把握国际贸易前沿动态和应对反倾销的实际需要;在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中,我们增设了《商品学》、《商务心理学》、《社交礼仪学》、《国际经贸地理》、《经贸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增加了《通关实务》、《外贸单证操作》、《国际物流与保险》、《国际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必修课程的授课学时;在选修课中,我们增设了《中外文化比较》、《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人文知识课程和《创新方法论》、《创业理论与实践》等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在此基础上,精心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业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国际贸易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整合课程体系(参见图1)。同以往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比较,该整合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设有基础、关联和专门三个必修课程模块,三个模块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4∶3∶3优化为3.6∶3.1∶3.3。每个模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

(2)整合课程体系不是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某个具体职业岗位,而是面向国际贸易这个专门的行业岗位群,课程的导向具有更宽泛的就业范围;

(3)整合课程体系设有理论知识课程、应用知识课程、实践技能课程三个不同层次的课程,各层次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5∶4∶1优化为4∶3∶3,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渐次提高各种能力;

(4)整合课程体系突出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兼顾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都有实践技能的训练。在基础课程模块中,有英语交流、计算机应用、公关协调和计算机应用等技能的训练,学生必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得相关证书;在关联课程模块中,有会计实务、管理实务、金融实务、投资实务等技能训练;在专门课程模块中,有进出口业务、国际电子商务和国际市营销等技能训练,而且每种类型的专业技能训练又设有若干技能实训项目,如进出口业务技能又分为国际商务流程模拟操作、通关实务操作和外贸单证操作等技能实训。整个课程系统的专业技能实训都与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接轨,并与相关职业岗位实际需要的实践能力实现对接。

(5)整合课程系统是开放的,具有专业拓展的灵活性,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技能课程、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基础上,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的不同类别知识技能课程,以适应外贸行业不同岗位就业的需要,或适应向相邻职业岗位升迁的需要。

参考文献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7

【论文摘要】本文针对目前我国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存在的“学科中心型”和“岗位应用型”两种课程体系的局限性,提出了以“三种需要”为依据、优化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方案,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门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复合创新型国际经贸应用人才的整合课程体系。

1 问题的提出

优化专业课程体系,寻求专业课程体系的最优组合或最优结构,是深化高等院校专业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合格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从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倾向:

一种是沿袭传统的高等教育观,以学科为中心的专业课程体系。该体系的主要特点是:以学科知识传授为主线,强调打牢基础理论知识,拓宽专业口径,注重理论素质教育,培养学生朝国际经贸专业理论研究型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课程体系培养的学生,实践能力低,难以适应国际经济贸易岗位的实际需要。另一种是在国外职业培训教学模式的影响下,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该体系的基本特点是:以特定岗位实际需要的专门技能为中心,以该专门技能所需的实用知识为基础,强调实践操作能力和劳动态度的培养。可见,无论是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的“学科中心型”课程体系,还是重实践、轻理论、重专业知识、轻关联知识的“岗位应用型”课程体系,都存在局限。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优化现行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课程体系呢？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必须先弄清专业课程体系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2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依据

美国芝加哥大学泰勒教授曾经指出:“课程选择决定于目标设定”。这就是说,要根据专业培养目标来设置专业课程体系。我们认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培养目标应当定位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熟练掌握国际经贸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较强的外贸业务实践能力、洞察国际市场趋势随机应变的能力、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开拓创新驾驭市场的能力,适应外经贸行业岗位群工作的高级复合应用型专门人才。③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根据这一培养目标,设计出切实可行的专业课程体系呢？让我们转向该专业培养目标的决定因素,因为这些因素不仅会通过它所决定的专业培养目标来影响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而且最终会直接影响该专业课程的选择与结构。

首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外贸行业岗位群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要。 “对准岗位设课程”是部分高校在专业课程设计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之一。然而,必须注意的是:不能仅仅局限于某种职业岗位所需的知识技能,而要关注整个行业岗位群或职业群所需的各个方面知识技能。为此,我们考察了三百多家进出口企业的外贸岗位对知识技能的实际需求,最后将外贸岗位群实际工作所需的能力确定为国际商务英语、国际贸易理论、wto规则、中国对外贸易政策与法规、进出口业务流程、外贸合同商订等共14种专业知识技能模块。但是,这些知识技能的有效运用将需要强有力的基础知识技能和关联知识技能作为支撑。同时,几乎所有的外贸企业都希望高校国际经贸专业的教育教学能与外贸岗位对接,培养出实践能力强,能独立胜任外贸岗位工作,实现零距离上岗的毕业生。约有83%的用人单位把就业者的职业道德和工作态度摆在了首要位置,还有二分之一的单位对该专业学生的外语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说明加强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和外语知识能力培养极为重要。因此,国际经贸专业的课程体系,不仅应包括外贸岗位群直接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应当寻求与此紧密联系的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以及综合素质教育等课程的支撑。

其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学生就业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根据我们对对1400多名国际经贸专业学生的问卷调查,91.3%的学生认为他(她)们来高校学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就业能力,以便毕业后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因此,专业课程的设计与优化必须充分考虑到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需要,要教给学生就业所需的基本知识与技能,努力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但是,在现代社会中,不仅职业岗位体系由于经济科技的迅猛发展而演化为一个动态系统,而且就业者受利益驱动和价值取向的影响,常使其就业经常变更。美国人口普查的数字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5年内有37％的社会成员改变职业,而不是简单地调换工作岗位。美国劳工部最近的研究预测表明,20岁的青年人在今后一生的工作时间内,职业的变换将会达到6—7次之多。就业的经常变动也必然会影响到学生对专业及其课程的选择,这就向专业课程结构与内容的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课程设计不仅要考虑到学生初次就业(职业入门)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而且要关注明日择业所需要的知识技能;不仅应使学生在受教育后获得就业准备,而且应获得边工作、边继续学习,甚至向更高层次教育(研究生教育)继续学习奠定必要的基础与能力,以增强学生对岗位变化和职业转换的适应性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性。基于这些考虑,适当扩展该专业学生的语言、写作、数理、心理等基础学科知识技能和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将十分必要。

再次,国际经贸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必须考虑社会、科技、经济发展的需要。20世纪40年代以来,科技发展的速度愈来愈快,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愈来愈短,并且呈现技术走向综合化、精确化等特征。技术的迅速发展与应用必定会直接影响社会职业岗位的变迁。工作现场技术的持续更新会不断地促使传统低技术岗位的消亡,高新技术岗位的增加。而技术发展的综合化与精确化特征又必然促使职业知识技术含量普遍上升,要求技术型人才具有综合应用能力。这些都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国际贸易的方式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引起外贸岗位技能的变化,如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必然促使外贸单证无纸化,外贸经营网络化,外贸管理信息化,从而导致国际贸易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发生相应的变化,使得外贸岗位实践能力的形成日益需要相关理论知识的支撑,尤其是高技能岗位的实践能力是建立在高技能理论基础上的。因此,课程设置上必须强调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并重,必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

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已经跨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第三产业持续迅速发展(第一产业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缓慢增长或停滞不前),并逐步取代工业的地位而成为现代社会的产业中心。商业、贸易、金融、证券、保险、旅游、房地产和咨询等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会引起该产业就业规模的迅速扩大，如2001年以来美国纽约的全部就业者中,90%从事第三产业,而且会引起该产业内各行业间以及行业内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对职业岗位结构会产生直接的影响。产业结构和行业结构变化会使得社会的某些职业岗位大批地消失,又会有大批新的职业岗位增加。如美国近5年有7 000多个职业岗位消失了,但又新增了8 000多个职业岗位。

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社会迅速发展、并逐步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第三产业持续稳步上升。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贸易迅速发展,2007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已达21,738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和韩国的总和),居全球第三位。2007年的中国出口总额为12,180亿美元(占世界出口总额的8.98%),同比增加19.5%,首次超过美国的11,630亿美元,仅次于德国,上升为世界第二位。这标志我国对外贸易已迈上新的台阶。与此同时,我国外贸行业的岗位规模也在迅速扩大,岗位结构也在发生深刻变化,随着外向型生产企业进出口自营化,外贸岗位群出现了综合化与细分化双重趋势。一方面,中小企业由于业务量不大,设岗较少,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全面的操作技能和综合应用能力;另一方面,大型企业由于业务量大,部门分解较细,设岗较多,因而要求外贸应用型人才具有过硬的专门操作技能和独立解决问题能力。这就要求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结构与内容设计符合各类企业的多重需要。

3 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与改革的思路

根据上述三种需要,结合国际经贸专业课程的特点及相关课程的内在联系,我们构建了“一根主线、” “两个强调、”“三个突破”、“四个加强”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方案。所谓“一根主线、”就是以国际经贸的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为主体,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两个强调”:一是强调基础知识技能、关联知识技能和专业知识技能三大课程模块的结构必须优化,打通三大课程模块的内在联系,突出综合能力的培养。基础理论课程应以语言、写作、数理、计算机和哲学等基础知识技能为重点,基础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应适当加强,特别是应加强外语能力的培养;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应以金融、投资、会计、管理等关联知识技能的教育为重点,并应当适度拓宽其口径,应选择关联性、针对性与应用性较强的,淘汰较弱的;专业知识技能课程的口径不宜过窄,应针对外贸业务岗位群而不应针对某种外贸岗位设置,经济学、贸易学和计量学等专业基础必须夯实,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口径可适当放宽,并增设一些选修课,以拓展学生的适应能力和择业机会;二是强调素质教育、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突出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应把职业道德、态度教育的内容渗透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实践技能的课程设置之中,把实践能力、综合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融合在理论知识、应用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之中,使学生的德、智、能、体、美全面协调发展,成为合格的国际贸易高级应用型人才。“三个突破”:一是突破“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课程观,树立厚基础、重实践的新型课程观。在国际经贸专业人才的培养中,强化实践能力的培养始终是专业课程改革、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二是突破“重知识传授、轻能力培养”的传统教育观,树立既重知识传授又重能力培养可持续发展的现代教育观;三是突破理论知识课程与实践知识课程相互分割的教学观,树立两者相互融合的教学观,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协同培养。

根据上述课程体系的优化方案,我们对原课程体系进行了科学的整合取舍。在公共基础课程中,我们适当提高了英语、数学、计算机应用和哲学的授课学时;在关联课程中,舍弃了《产业经济学》、《商业经济学》等课程,增设了《投资理论与实务》,并把《会计学》、《管理学》、《企业管理学》和《金融学》等课程重构为《会计原理与实务》、《管理知识与实务》和《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在专业基础课程中,我们对《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与《国际贸易学》中的交叉重复的内容进行取舍整合,避免了教学中的简单重复,并把《国际服务贸易》、《国际技术贸易》整合到《国际贸易学》中,将《wto概论》重构为《wto规则及其应用》,增设了《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含前沿理论、前沿政策和前沿实践)和《反倾销知识》等课程,以支撑该专业学生把握国际贸易前沿动态和应对反倾销的实际需要;在专业应用知识技能课程中,我们增设了《商品学》、《商务心理学》、《社交礼仪学》、《国际经贸地理》、《经贸应用文写作》等课程,增加了《通关实务》、《外贸单证操作》、《国际物流与保险》、《国际电子商务》、《国际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必修课程的授课学时;在选修课中,我们增设了《中外文化比较》、《美术欣赏》、《音乐欣赏》等人文知识课程和《创新方法论》、《创业理论与实践》等创新创业素质课程。在此基础上,精心构建了以实践能力培养为主体,综合能力、创新能力为两翼,职业道德、态度教育贯穿全程,基础、关联和专业三大课程结构优化,知识、能力与素质协调发展的培养国际贸易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的全新整合课程体系(参见图1)。同以往的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比较,该整合课程体系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1)整合课程体系设有基础、关联和专门三个必修课程模块,三个模块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4∶3∶3优化为3.6∶3.1∶3.3。每个模块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它与其它模块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渗透、互动发展的,对学生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体现在各个模块之中;

(2)整合课程体系不是针对国际贸易业务的某个具体职业岗位,而是面向国际贸易这个专门的行业岗位群,课程的导向具有更宽泛的就业范围;

(3)整合课程体系设有理论知识课程、应用知识课程、实践技能课程三个不同层次的课程,各层次之间的课时(学分)结构由原来的5∶4∶1优化为4∶3∶3,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渐次提高各种能力;

(4)整合课程体系突出了实践能力的培养,并兼顾综合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素质的培养。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都有实践技能的训练。在基础课程模块中,有英语交流、计算机应用、公关协调和计算机应用等技能的训练,学生必须通过国家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并获得相关证书;在关联课程模块中,有会计实务、管理实务、金融实务、投资实务等技能训练;在专门课程模块中,有进出口业务、国际电子商务和国际市营销等技能训练,而且每种类型的专业技能训练又设有若干技能实训项目,如进出口业务技能又分为国际商务流程模拟操作、通关实务操作和外贸单证操作等技能实训。整个课程系统的专业技能实训都与国际商务职业资格证书接轨,并与相关职业岗位实际需要的实践能力实现对接。

(5)整合课程系统是开放的,具有专业拓展的灵活性,学生在掌握基础知识技能课程、关联知识技能课程基础上,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专业的不同类别知识技能课程,以适应外贸行业不同岗位就业的需要,或适应向相邻职业岗位升迁的需要。

参考文献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8

关键词 中国外交 国际责任 国际战略 国际关系理论

中国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1002228

作者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顾问、教授。兼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席、上海环太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理事长。曾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国际关系学会会长。1986、1987、1992年先后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普林斯顿大学、布鲁金斯学会从事研究工作和讲学。1996年至1997年曾在美国和平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重新估计》、《跨世纪的世界格局大转换》、《中国对外关系》、《世界发展大势和当今时代特征》等。

如何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中国外交，如何从中国外交的角度看国际关系理论，迫切需要学术界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为此，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以“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理论”为主题于10月28-29日召开了2006年度国际青年研讨会。来自海内外高等院校和智库的近50位青年学者围绕中国的国际角色、国际责任、国际战略以及中国外交的实践分析与理论思考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

自1990年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取得显著成绩以来，国际社会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取向问题，有关中国是否会对现有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中国是现状国还是修正国，中国能否被现行国际体系所容纳的讨论一直为国内外学者所关注。[1]随着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已经成为国家对外战略中一个重大的基础性战略问题。在当前及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国际体系的力量结构、中国与其他大国的战略互动、国际政治特征的演变等几方面因素对中国国际角色的选择具有根本性影响。在国际体系中，中国是做一个积极自主的参与者、责任者、“现状国”，还是做一个现有国际体系的挑战者、变革者、“修正国”？[2]中国是否会对现有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中国应当起怎样的作用，充当什么角色？这些问题都成为此次研讨会争论的焦点。

关于中国的角色定位，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牛海彬认为，走出权力转移安全困境的方法是相对清晰地界定中国的角色定位和履行中国的国际责任，展现中国运用权力的真正意图，优化国际形象；目前仍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上海政法学院陈剑峰认为，当前中国重现状、轻变革，应把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为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目前不应该也没有能力号召建立国际新秩序。美国在亚太的存在，虽给中国安全造成一定压力，但客观上维持了该地区的稳定以及能源通道安全。

复旦大学潘忠岐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这一视角探讨了中国在目前国际体系中应有的角色定位。他分析了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情况，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意象差距以及中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等。他认为，一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象和意象差距的变动是判断该国与世界秩序关系的重要视角。新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总体发展轨迹是，其性质趋于易调和，程度趋于降低，变动趋势趋于平缓和缩小化；中国由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和革命者转变为批评者和利用者，并进一步转变为支持者和建设者；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已经由修正国的受动型转变为准现状国的互赖型。

来自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Camilla Soerensen也认为，不能简单地将中国界定为修正国。她从情境现实主义（contingent realism）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冷战后时代的安全政策。她认为，单极体系下的中国安全政策并未体现为连贯的安全战略，而是混杂着修正导向和现状导向双重特征，具有高度的反应性。在冷战后的单极结构中，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究竟采取何种导向的安全政策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地区安全环境，尤其是地区均势的变化；二是国内政治环境，尤其是民族主义与经济考虑之间的相对变动。

长期以来，国际政治的理论家们似乎一直对大国权力的兴衰及其对国际关系的意义倍加关注，而对大国的责任问题论述不丰。虽然布尔( Hedley Bull) 曾经指出，“大国宣称自己拥有或者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利，即在涉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们负有义务根据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对自己的政策加以调整，而且其他国家也认为大国负有这个义务”，[3]但关于大国责任的具体内涵，学术界并没有形成明确而一致的判断，似乎只有维持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才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大国责任的最低共识。

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清华大学邢悦和詹奕嘉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负责任大国”成为中国对自我身份的重新定位。中国的国际身份正在由一个注重经济利益、独善其身的发展中国家成为一个注重发展软实力、兼济天下的“负责任大国”。在他们看来，“负责任大国”应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拥有高效率的国家制度和富有吸引力的文化价值观，二是愿意而且有能力维护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的秩序。“负责任”的基本条件是维护世界体系的稳定和国际社会的秩序，并愿为此承担义务，付出代价。

复旦大学张家栋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国际角色和责任问题。他认为，中国正在进入当代国际体系，但在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方面仍然是一个体系外国家；中国的实力正在增强，但在反映国家实力的经济优势、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弱势国家。所以，中国虽然是一个大国，却不是一个强国。中国应该在发展国际地位、自身实力的基础上强调外交战略，把它作为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辅手段。

复旦大学蒋昌建认为，在对待中国成为“负责任大国”这一问题上，要处理好八对关系：国际责任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系、集体责任和个体角色的关系、责任与能力的关系、责任历史正当性与现实合理性的关系、权力授让与权力置换的关系、功利型责任与伦理型责任的关系、持续性责任与脉冲性责任的关系、有条件行使责任与无条件行使责任的关系。复旦大学陈志敏认为，从历史实践和当前中国的外交行为来看，中国一直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美国对“负责任大国”的界定有自己的话语霸权成分，中国要有自己的理解和界定。

尽管不能在所有问题上形成共识，但学者们的激烈辩论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中国角色定位和国际责任的认识，而且还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例如：什么是国际责任？“负责任大国”的涵义是什么？各国对“负责任大国”的共识有多少？“负责任大国”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中国距离“负责人大国”还有多远？要对国家还是国际负责？中国要成为“负责任大国”应怎样减少国际压力和猜忌？“大国责任”由什么决定？角色定位与国家目标的关系是什么？“负责任大国”是外交辞令还是真正追求？“负责任大国”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如何？做“负责任大国”是否要考虑到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变化？“负责任大国”与“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是什么？如此等等。

二、中国的国际战略

在当今的国际竞争中，战略能力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断提高战略能力是国家安全战略必须考虑的问题。2001年10月31日，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曾强调要营造有利战略态势，增强国家战略能力。[4]近年来，我国的综合实力增长幅度很大，国家的战略能力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但我们要突破传统的地缘政治角度和线性方法来看待战略能力问题，认识到构建结构型战略能力的重要性。深入研究结构型战略能力对于更准确地判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位置与态势、更全面地运用各种资源与力量以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与会的几位学者分别从中国结构型战略能力、中国的软实力、中国海洋战略的构建等方面探讨了中国的国际战略问题。

国防大学唐永胜着重从国际体系与结构的角度对中国结构型战略能力及其构建问题进行了研究。他依据战略实力来源的不同，把战略能力区分为要素型战略能力与结构型战略能力。他认为，国家战略能力不仅是国家战略资源和实力的大小，战略能力的运用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决定一个国家结构型战略能力的最主要变量是该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整置与态势。要增强我国结构性战略能力就必须改进观念，更积极地融入国际体系，注重物质与非物质领域的协调发展，并以此作为参与世界和影响世界的基础。

自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5]软实力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作用倍受重视。中国战略能力的提高必然包含“非物质领域”的发展和中国“软实力”的增强。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和提高对中国和平崛起具有重要意义，中国软实力的成长影响着中国提升国际地位与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国在发展“硬实力”的同时；“软实力”也日益进入对外政策的议程；“软实力”作为中国国际实力的一种形式，必须纳入到中国国家战略中。中国要想扩大自己在世界的影响，成为世界大国、强国，必须要有自己的“软实力”发展战略，规划“软实力”的提高。

复旦大学陈玉刚从分析全球化与软实力的关系、软实力的工具和价值涵义入手，探讨了中国软实力在构建过程中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陈玉刚认为，软实力具有价值意义和工具性意义，两种意义可以互相转化。当把软实力所体现的吸引力转化为实现政策目标的工具时，软实力具有普世性价值意义的核心就可能会受损，甚至影响其硬实力。软实力的价值意义主要来自于其包含的某些普世性意义。在全球化背景下，软实力内涵的精髓在于其所包含的价值、文化和制度的普世性，即可以为这个世界提供多少共享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一国软实力与其历史和传统所包含的价值的共享性和普世性成正比。在陈玉刚看来，中国软实力构建应该重视其价值意义。在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总结中国的发展模式两种普世性不足的路径下，剔除其糟粕性，挖掘其普世性价值，中国仅有吸引力还不够，要使拥有的软实力能为他人所仿效和追随。相对于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等“软实力”。中国的“稳定、和谐、发展”辨证统一的价值体系包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价值，同时含有普世性意义，应该列入人类共享价值的体系之中，这些价值构成了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资源。中国软实力的构建应该充分挖掘、深化这些价值，并使它们系统化、体系化，使它们成为我们对外政策的核心价值和理念。正如郭树勇所指出的，中国“软实力”的构建与提高，应该提升文化成长在国家大战略中的地位，把“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为中心”作为中国大战略的基本内容。[6]

中国是一个陆海兼具的国家。随着世界海军的发展和海外贸易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我国的“海洋生命线”和维护国家安全的海洋战略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上海交通大学郭树勇综合国内、国际视角，分析了中国海洋战略发展面临的十大推动因素与十大不利因素。他认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海外贸易、能源通道和外资外贸核心地带、专属经济区等权益的保护，应对地区海权大国挑战和维护国家统一，提升国内合理的民族主义与国民士气，国家对海军发展的重视和中国成长等因素对战国海洋战略发展起推动作用。但海洋人才储备的不足，传统文化对海洋战略转型取向的制约，海权与陆权、空权、天权之间的竞争，海外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各职能部门和战略协调不充足，以及相对不利的海洋地缘政治格局，政治中心与海权中心的错位等因素对中国海洋战略发展来说却是不利的。在分析正反两反面因素的基础上，他提出，中国要加快走向海洋大国的步伐，在中国民众战略意识中来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同时形成一种宏观的海洋战略领导与协调机制。

当然，也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发展海权、增强海权意识和“领海”观念是必要的，但可能会产生一些问题，如资源分配不当、周围国家的猜忌和怀疑、中美竞争、“海洋”的界定分歧等。但支持中国发展海洋战略的学者坚持认为，建设强大的海上力量同中国奉行的和平发展原则并不矛盾，如同发展核武器并非为了争夺核霸权一样。如果因此而引起国际恐惧，甚至受到部分国家“先发制人”的攻击，那恰恰证明，中国有迫切必要发展强大的海上力量，不能因为害怕猜忌和面临不利因素而放弃加强海军力量。有学者还认为，我国不仅有必要加强“海权意识”，而且还要注意到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已由海上转移到太空，中国甚至需要思考“太空战略”。

三、中国外交实践的分析与理论思考

中国外交是这次研讨会的一个主要焦点。国内外学者既从中国的主要对外关系、地区主义政策和外交谈判与政策制定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的外交实践，又围绕中国外交的新发展提出了很多新的理论思考。

北京大学余万里提出了一个分析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的理论框架。他把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概括为大国性、差异性、不确定性三个恒量以及地缘战略、经济全球化、国内政治三个变量，并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大国性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决定中美已经形成了结构性的相互依赖。华东师范大学刘军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美国在中苏联盟关系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美国曾经充当过中苏共同威胁、中苏分裂的楔子和中苏平衡的维持者三种角色。在他看来，中国应该以史为鉴，超越意识形态，成为负责任的正常大国，致力于维护国际机制的稳定。香港大学王庆新在提交的论文中指出，建构主义在处理中日关系中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美国战后依靠物质力量和软实力培植日本大众的亲美反战文化来看，中国应重视建构主义所强调的通过善意和情感认同化解安全困境的逻辑，并以此化解中日关系和美日同盟对中国的牵制。复旦大学包霞琴认为，应该从两方面探讨中日关系问题，一是深入了解两国国内的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变化，探寻适当的外交方式处理中日关系；二是中国在外交上要区别对待日本和美国，特别要注意日本具有“大国愿望、小国心态”的特点。[7]

韩国仁川大学李镐铁（Hochul Lee）、瑞典阿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Mikael Weissmann、复旦大学蔡建、国际关系学院孙学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卢国学等从中国参与地区主义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影响。李镐铁认为，实力政治或均势政治、经济相互依赖、民族（国家）主义和政治领导四个关键因素塑造了冷战后中国的东北亚政策，适应性或合作性的路线更加可能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常规路线。Weissmann认为，文化与社会的地区化、经济一体化与相互依赖、跨国界的微观地区化以及非正式网络等四个地区化的表现形式以不同方式在东亚地区起到了预防冲突的作用，东亚应在现有对话平台的基础上，努力建立互信，实现东亚稳定。孙学峰认为，由于中国接受“开放的地区主义”，[8]不触及美国的核心利益，支持东盟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的地区主义政策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功。卢国学探讨了APEC合作议题不断增多的原因及其对我国区域合作政策所造成的冲击。蔡建则以六方会谈机制为例，分析了东北亚安全合作机制的现状及其构建的可行性。

在中国外交实践方面，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中国的谈判行为和影响因素。外交学院张清敏认为，中国外交谈判行为中的连续性主要表现在：强调原则，强调私人友谊，高层领导主管谈判；变化性主要表现在：不同的国际考虑、外交谈判和官僚政治相交织、外交谈判成为双层互动博弈。复旦大学蒋昌建和沈逸深入探讨了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随着大众传媒的不断发展，媒体在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不断凸显，“媒体外交”已成为新的外交范式。[9]他们认为，大众传媒对于中国外交决策具有五大功能。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田野利用“PEW全球态度项目”中关于中国六城市居民的调查数据，考察了中国民众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支持情况，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会在一个社会内导致对经济国际主义的积极态度。

关于中国的外交新思维和外交转型，与会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研讨。北京外国语大学张志洲认为，中国重进世界舞台的身份标识之一，就是要有自己的外交哲学。复旦大学赵可金对中国外交新思维的转型进行了概括：从革命外交转变为发展外交；从独立自主的结盟外交转变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外交；从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转变为参与国际社会、寻求多边合作；从外交以国家为重日益转变为外交以人为本和为民服务；从国际统一战线的外交大棋局转变为大国总体外交的大棋局。他指出，中国外交理论的创新应致力于研究中国的国家目标、中国国内社会发育程度、中国外交制度的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的变动等对中国外交的影响。邢悦和詹奕嘉则从建构主义的视角探讨了“中国新外交”，认为中国新外交主要表现在：从利用国际机制到承担国际责任；从以大国为主的经济外交到周边与大国并重的全方位外交；从强调自身建设到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从外交为国到外交为民。来自广州市共赢经济学研究所的马国书认为，中国的外交须超越现代国家之间无利益共同体之三大零和体系的“国际外交”，转向全球货币利益共同体之人类共赢体系的“全球外交”。

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范式曾假设，超越国界的国际关系同国内政治是相分离的，并且不能相互渗透。章百家曾提出，研究外交政策或外交史，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研究内政与外交的关系。不过，长期以来我们很少专门讨论这方面的问题。[10]复旦大学俞沂暄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非常有益的尝试。她从现代国家转型的对外维度分析了中国外交与国内政治变化的密切联系。她认为，把现代国家转型作为中国外交研究的归属，须把现代国家转型看作进行时，看作能够不断接纳、融合新标准、新要求的过程，建立一种环境变化与现代国家建设进程演变的双重动态模式。她还提出“外交即内政”，从根本上说，外交与内政不是谁决定谁、谁影响谁的问题，而是现代国家转型这一进程中的两个互相支撑的方面。

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环境决定中国只能在外交观念或外交思维上作出重大调整才能适应新形势对外交事务的要求，中国外交因此无论在实践层面还是在理念层面都展现了一些明显不同于已往的新特征。[11]中国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居于世界前列的大国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外交哲学，就很难成为一个真正有所作为的大国。作为一个应有长期性国际政治抱负的大国，中国需要有某种从长远来看是合理的和有利的外交哲学。[12]

四、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

外交实践离不开理论指导。在本次研讨会上，很多学者还就如何发展国际关系理论，并用理论指导中国外交展开了讨论。讨论的两个焦点分别是安全概念和国际关系理论性。

复旦大学任晓从“概念史”的角度剖析了“安全”概念的源流与发展，并阐发了“安全”概念发展变化的理论意义。他认为，安全概念的衍化、安全议程的深化、安全范式的变化要求我们应更多地从主体的角度关注安全问题和安全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苏长和认为，安全问题不仅是国际关系问题，还是政治、社会问题，关键是要对“安全”这一概念本身有自己的界定和看法，要深入思考“安全”的主体有哪些，研究“安全”的同时是否要注重“公平、正义”等问题。

复旦大学王义桅就国际关系的理论性提出了很多颇具启发性的看法。他认为，国际关系理论已出现终结和庸俗化倾向，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具有追根溯源、反思其主体性的迫切性。他从“国有际吗”、“国际有关系吗”、“国际关系有理论吗”这三个基本问题入手，探讨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先天不足与终极趋向。他还认为，中国外交从实践上诠释了国际关系的理论性，它既不会推进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化，也不应该创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或所谓中国学派；相反，中国有自己的文化和哲学，有自己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思考，不必刻意追随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很多与会学者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应当注意“人”的主体因素，但我们不能总是“感性”地看问题，要有一定的理性。苏长和认为，在当前的国际关系研究中，中国学者注重运用西方的文献资料，但对中文文献资料的重视不够，这是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化、学术无足够信心的表现。

对于是否应该创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或所谓“中国学派”，很多与会学者持商榷态度。在理论发展和创新问题上，余万里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介绍、引进阶段；理论研究的现状运用阶段；创新阶段。中国目前正处于第三阶段。郭树勇和复旦大学宋国有等人认为，我们对西方理论实行“拿来主义”的同时，应跳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模式的窠臼，进行理论创新。复旦大学沈丁立和潘锐也认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需要借鉴其他成熟的研究成果，进行反思的同时加强元理论的探讨。蒋昌建提出，我们既需要严密的逻辑思维，又不能就理论而理论，而要使理论与实践结合。中国外交需要理论界的支持。如果中国能提出符合自身需要且国际接受的理论当然最好；如果不能，我们就需要熟悉、把握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以便在话语权被西方主导的时代能与国际沟通、较量。

“国际关系研究一直试图在规范理论和经验分析理论之间建立某种联系”。 [13]如何认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与中国外交实践的关系是本次研讨会的一个核心议题，把握好两者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提。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4]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中国所突出强调的和平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既有的历史逻辑有着巨大差异。虽然理论具有普世性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地方性的一面，面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外交行为，以三大主流范式为主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弘扬的是西方理念，展现的是西方理想，既不能够解释或不能充分解释，也不能有效指导中国的外交实践。这既使我们看到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解释力的不足和适用性的欠缺，又使我们感受到了立足于中国外交，在吸取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使命。

注释：

［1］ Rex Li非常系统地比较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解释和分析。Rex Li, “The China Challeng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8, No. 22 (November 1999), pp. 443-476; 另参见，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3, No. 3 (Winter 1997/98), pp. 36-73; Denny Roy, “Hegemon on the Horizon? China’s Threat to East Asi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149-168.

［2］很多学者对“现状国”和“修正国”进行过理论区分，如A. F. K. Organski and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9-20, 23;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4; Randal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Summer 1994), pp. 72-107; 另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5-56.

［3］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4］ “《文选》第三卷主要篇目介绍”，《人民日报》2006年8月13日，第1版。

［5］倪世雄等：《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2页。

［6］转引自秦亚青：“中国大战略：问题与思路”，载《学术界》2006年第2期。

［7］ 管克江：“大国愿望和小国心态”，载《人民日报》2006年9月7日。

［8］ 关于“开放的地区主义”概念，参见周涛：“‘开放的地区主义’释义”，载《国际商务研究》1998年第5期；张海平：“论开放式地区主义”，载《亚太经济》1998年第5期。

［9］ 钱皓：“媒介外交：国际关系中的新外交范式”，载《国际观察》2003年第6期。

［10］ 章百家：“中国内政与外交：历史思考”，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

［11］ 韦宗友：“中国新外交：国内变迁、外部环境与国际秩序”，载《国际观察》2006年第4期。

［12］ 时殷弘：“风物长宜放眼量――论中国应有的外交哲学和世纪性大战略”，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13］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阎学通、陈寒溪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698页。

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9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文献计量分析；内容分析；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F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5）08-0026-02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国际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跨学科性，目前已成为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甚至政治学研究的前沿之一，引起众多研究者关注，研究成果颇丰，但查阅国内相关期刊学术论文，至今未见对FDI相关文献长时间序列的研究热点分析。为此，笔者采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2005-2014年国内17种CSSCI期刊发表的部分FDI研究论文的研究热点及发展趋势，找出薄弱环节，展望未来研究方向，为FDI相关研究者、政府决策者和企业国际化提供启示和借鉴。

一、文献来源及统计

本文文献来源清华大学主办的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影响力较大或与FDI研究密切相关的国内17种CSSCI期刊：《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世界经济研究》《南开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金融研究》《国际金融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经济学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中国软科学》《财经研究》《财贸经济》《经济评论》《国际经济评论》《国际贸易》问题等。因单一检索方法遗漏文献较多，笔者采用多次、多级检索：先以刊名高级精确检索，检索时间段限定为2005-2014年，再分别以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FDI”在结果中精确检索。首先依据文章题目、关键词、摘要等，对检索所得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删除会议通知、书评、简讯、简论、与FDI相关性较小文章后，最终选定866篇论文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各期刊均未统计增刊文章）。需要说明两点：一是尽管国际贸易与FDI密切相关，但主要是国际贸易数据报告，研究论文较少，未做统计；二是因检索设置条件、撰稿人水平所限，仍有很多高水平论文被遗漏。

二、研究热点追踪

综合大部分FDI研究论文题目、关键词、摘要等，将866篇检索文献分为8个研究主题进行统计：区位选择与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工资就业、生态影响与环境控制、溢出效应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进出口与国际贸易、汇率变动与金融发展、其它（上述7个主题相关性较小论文）。交叉主题归为相关性更紧密主题。研究热点依次简述如下。

（一）区位选择与产业结构（20.09%，该主题所占比例，下同）

FDI区位分布及影响因素、产业结构及转型升级是国内近10年、也是未来持续的研究热点。FDI区位选择一般涉及成本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集聚因素等。其中，成本因素主要包括生产与交通成本、交易和信息成本、劳动力成本，市场因素指市场潜力及大小、市场接近性、市场规模及增长潜力，制度因素指政治、经济、法律、转型体制、贸易壁垒、政府政策及福利水平，集聚因素如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劳动力及产业集中等。颜银根[1]采用面板Tobit模型，发现市场潜能、地理集聚、同源国效应、地区工资水平等因素对FDI区位选择有重要影响。周燕[2]从FDI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转变、FDI与区域产业结构变动、FDI与我国制造业内部结构转变三个层面，分析我国FDI产业结构的转变效应。

（二）人力资本与工资就业（6.81%）

从机理上看，FDI可以提高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和人力资本总量，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内资企业中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及其他类型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罗军[3]利用2002-2012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发现人力资本较低阶段FDI拉动低技能、抑制高技能劳动力就业，中等人力资本阶段FDI对高技能劳动力就业无显著影响、低技能劳动力有负影响，高人力资本阶段FDI显著拉动高技能、抑制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冯伟[4]理论模型及计量检验发现，一定范围内劳动力成本提升对FDI产生正向激励作用，越过拐点值后产生阻滞作用。许和连[5]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发现外资企业通过影响劳动力供求对内资企业工资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外资企业通过支付高工资行为对内资企业存在明显负向影响。

（三）生态影响与环境控制（8.55%）

显然，FDI可以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经济规模扩大和产业结构调整，但FDI投资规模与投资结构也对投资地区生态环境产生重要影响。刘倩[6]对金砖国家1985-2007年面板模型回归结果表明，无论人均收入水平高低，FDI流入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CO2排放压力；面板数据因果检验表明，较为发达国家FDI、出口贸易与碳排放均存在显著联动关系，较为不发达国家CO2短期内影响FDI份额变动。朱平芳[7]对2003-2008年中国277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地方政府为保持本地相对优势采用竞相降低环境标准方式吸引FDI，发现环境政策博弈显著存在，环境规制对FDI影响不显著。

（四）溢出效应与技术创新（25.98%）

FDI在国家和区域间流动，带来产业内和产业间知识和技术溢出效应，备受研究者关注。谢建国[8]利用中国1994-2003年省区面板数据，发现外资企业比国内企业具有相对较高技术效率，FDI对中国省区技术效率提高有显著溢出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李晓钟[9]采用我国2002-2006年省区面板数据，表明FDI能明显提升区域一般技术创新能力，且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不明显。王鹏[10]采用2001-2010年十三省市经济数据，指出FDI对新产品产出促进作用明显，对专利产出影响不显著；官学合作、官研合作和产学合作对新产品产出和专利产出均有显著正向作用。

（五）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10.28%）

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是FDI研究的核心问题。郭熙保[11]在基准计量模型引入外资特征因素分析FDI数量、FDI特征与经济增长关系，发现FDI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显著大于国内固定资本投资。随洪光[12]利用PCA方法测算主要发展中引资国经济增长质量，采用静态面板和系统GMM方法分析FDI作用及政府影响，指出FDI显著提升亚太、非洲、拉美地区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孙宁华[13]运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方法建立实际经济周期模型，发现加入FDI冲击的实际经济周期模型较好地模拟了我国实际经济波动特征。

（六）进出口与国际贸易（9.47%）

FDI与国际贸易是国际分工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两种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关系。其中，FDI的出口贸易影响是研究者关注重点。严兵[14]基于地区差异视角构建ECI指数，发现外资进入提升东部地区出口竞争力，未对西部地区产生显著影响，对中部地区甚至产生负作用。綦建红[15]从农业部门FDI对农业进出口贸易影响视角，对1983-2004年经济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检验，发现农业部门吸引FDI和农业进出口贸易之间存在稳定相关关系。

（七）金融发展与汇率变动（9.24%）

汇率波动和金融发展是FDI充分发挥投资拉动作用的重要影响因素，近十年国内学者也比较关注。毛日N[16]运用投资理论和汇率风险规避理论，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不确定性对东道国市场导向型和出口导向型FDI择机进入东道国市场的影响。杨海燕[17]利用全国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数据，从地上和地下经济两个角度对中国外资企业逃税规模进行宏观测算，指出外资企业助推中国经济增长，但逃税现象愈演愈烈对中国财政收入和经济可持续性有很大负面影响。金洪飞[18]指出国际金融危机通过我国和FDI输出地之间的相对实际工资、相对实际GDP、FDI输出地的利率水平和实际广义货币、实际进出口总额、实际固定资产投资等因素对我国FDI有显著不利影响。

（八）其它（9.58%）

进入模式与流入性质、房价、城市与城镇化等，研究者关注较少且比较分散。李善民[19]构建三阶段实物期权模型，指出东道国工程建设速度、经济增长率、市场需求不确定性影响FDI进入模式选择，政策引导直接并显著影响FDI进入模式选择。况伟大[20]在存量模型基础上构建外资参与的房地产市场局部均衡模型，理论模型显示需求环节外资流入导致房价上涨，开发环节外资流入导致房价下降；实证研究发现开发环节FDI对中国大中城市房价具有显著负向影响，且FDI对房价影响大于房价对FDI影响。

三、结论与展望

采用文献计量和内容分析相结合，分析了近十年国内17种CSSCI期刊发表的866篇针对FDI研究论文的研究热点，主要结论如下：研究热点主要有区位选择与产业结构、人力资本与工资就业、生态影响与环境控制、溢出效应与技术创新、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等。汇率变动与金融发展是研究弱点，研究者给予的关注较少。进入模式与流入性质、房价、城市及城镇化与FDI关系研究等研究方向比较分散，每一个小方向研究文献较少。

总体看，近十年国内FDI研究因研究视角、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使用经验数据不同所得结论不一样，部分文献缺少长时间的动态序列分析；国家、省域等大尺度层面研究较多，城市、县域等中小尺度层面关注不够；国别区位决定和国内区域分布决定研究较多，国家间或大范围区域间对比分析较少。对此，研究者应该给予较多关注。另外，未来几年生态影响与环境控制、人力资本与工资就业、区位选择与产业结构也将成为国内FDI研究者的关注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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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国际关系论文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11-0128-02

[作者简介]李艳（1979-），黑龙江省密山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2012年黑龙江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务类课程“三合一、四融合”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黑龙江大学“卓越对俄经贸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与实施。黑龙江省高等学校教改工程项目：“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JG2013010067）；黑龙江大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JGXM_YJS_2013004）；2013年黑龙江大学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重点项目：“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

中国加入WTO以来，对外贸易迅猛发展，2012年货物贸易总额达38667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仅落后美国150亿美元。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急需一大批掌握国际经济与贸易基本理论、基本政策的研究型人才；熟悉国际贸易实务，了解WTO规则，精通外语的应用型人才；熟悉海关、银行、物流、检验检疫流程，能够熟练地进行国际贸易操作的技能型人才。因此，培养“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型合一的国际贸易人才，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三型合一”的人才培养目标

目前高校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1研究型人才培养目标。具备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国际经济学专业知识，掌握一定的研究工具、方法，有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外语水平，具备一定的科研素质，为进一步培养打好基础。学生毕业后，可以在政府或金融机构的涉外部门中担任经济分析和项目规划等工作，可以从事各类外企和跨国公司的决策参谋和管理咨询等方面的工作，也可以承担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教学和科研（博士）等工作，还可以出国留学或在国内继续深造以冲击更高的目标。

2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熟悉国际贸易全过程的实务操作和相关法律，了解主要国家的经济和贸易政策，掌握应用WTO规则维护企业利益的能力，有较高的营销、人际沟通能力和外语水平。了解主要国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能在涉外经济贸易部门、外资企业及政府机构从事实际业务、管理、调研和宣传策划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3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具备较强的外语沟通能力，了解进出口的具体事务，能够熟练、准确地填制进出口所需的单据。适应国家对外贸易发展和行业企业贸易发展的需要，以学生就业为导向，针对国内中小外贸企业的需求培养国际贸易专业技能型人才。此类“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重视“报关员”、“单证员”等技能的培养。

不同人才培养目标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研究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目标下的学生学习了大量的难度较高的经济理论，例如国际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理论基础扎实但不适于实践操作。“应用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目标下的学生熟悉国际贸易实务的操作，精通外语，了解国际贸易惯例。但又疏于对高深国际经贸理论的研究，继续读研读博深造，搞科学研究时，又受到高级经济理论的限制。“技能型”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目标下的学生只擅长于具体的贸易操作，熟悉报关单据的填写，运输手续的办理，却缺乏商务谈判和签订合同的综合能力。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可从事政府经济咨询、决策工作、科研院所科学研究、海关、检验检疫、银行国际结算、外贸、物流等工作。不同的工作岗位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不同，有的侧重理论，有的侧重应用，有的侧重技能。所以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在人才培养方向的设定上应该将“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三种类型的人才培养目标融合在一起，既教会学生基本经济理论，掌握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教会学生基本技能，国际经济贸易专业的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兴趣和能力，在培养方案中应选择以理论研究、经贸实务或操作为主的课程序列。

二、“四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1教学与科研相融合

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教学与科研同样重要，尤其是专业课的教学与科研、实践结合的非常紧密。应该将科研渗透到教学当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在介绍国际贸易前沿、热点问题时，可以引导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观点，并撰写论文或成立科研项目，授课教师在教学的同时可以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这样就会使学生们被动的学习变成主动的思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

2理论与实践相融合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是实践性较强的专业，要培养学生适应外贸一线岗位工作的实践能力，因此在理论教学的同时，还要侧重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要充分发挥校内、校外实习实训基地的重要作用，采取校内实训和校外在岗实习两种培养途径。在校内建立国际贸易实验室，配以相关的软件，包括国际贸易实务模拟系统、国际结算仿真软件、单证和报关软件等。同时充分寻找校外资源，主动与外贸企业、物流公司、银行、保险机构等建立联系，为学生开辟广阔的实习基地。指导学生在学习中实践、实践中学习，培养适应国际贸易一线工作的需要，既具有一定理论知识，又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级技能人才。

3基础课与专业课相融合

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至关重要，因为专业课直接教会学生掌握从事国际贸易所需的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本政策与法规，但是任何专业的培养目标首先要保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这就要借助基础课的培养。从事任何工作，首先都要具备工作所需的职业道德，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过分强调对学生专业知识的培养，而忽视了对学生个人素质的提升，导致学生心理承受能力不强，不能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通过公共基础课的传授，有利于强化学生的基础知识和道德素质，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加大核心专业课的教学力度，如西方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学、国际贸易理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