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篇1

魏晋创立九品官阶制度以后，历代多把仕宦进入五品（含从五品）作为阶秩与职位晋升的重要分段标志，并为之设有特别限制的准入门槛，其意义近似当下的厅司级（含副厅司级）。以唐代为例，六品以下官通归吏部和兵部铨授，五品以上官通由中书门下选授，皇帝任命。一经进入五品，便可享受穿绯色公服、佩银鱼袋（内装进入宫门参加朝会的凭证）、考满授职无须再排队候阙等待遇。唐德宗时，徐泗濠节度使府有个佐官于良史，进士及第三十年，仍穿绿色公服（六至七品），每自吟诵：“出身三十年，发白衣仍碧。日暮依朱门，从未染袍赤。”“染袍赤”即四五品官员的绯服。颜真卿任醴泉县尉时，曾请一个尼姑看相，询问“官运到头，能得五品否”？尼姑已看准他是宰相之器，笑道：“颜郎所望，何其卑耶？”颜说：“得五品官便可穿绯衣，带银鱼，儿子得补斋郎，我的愿望已满足了。”

五品是个大概念，还可细分正五品上下阶、从五品上下阶四个级别，待遇也有差别。宋代官场率以正五品上阶（中散大夫）为仕途进取目标，除了服绯佩鱼等等，尚有十大特权，政坛戏谓“十样锦”：一、受命之日，父母便得享受五品官位的荣誉；二、妻子诰封郡君（命妇称号）；三、无须等待郊祀大恩，便可奏请荫补一子进公务员编制；四、“官二代”中已有入仕但尚未无职事的，可奏请授职；五、乘马出行拥有优先占用道路快驶的特权；六、许乘紫丝座马鞍，差似红会按制度为司局级配豪华轿车；七、“马前执破木杖”，即许用警棍开道；八、出席国宴，享受坐朵殿用金器待遇；九、身后许上请求眷顾子孙的遗表；十、国史立传。

“染袍赤”“十样锦”众所向往，但是要跨进五品门槛的条件相当严格。以唐代说，一是应有担任补阙、员外郎等各种六品“清官”的履历；二是应有规定的“工龄”，即入仕以来实际在职时间，早先是十二年，玄宗时又改为十六年。单以例须经任的六品清官职位讲，全在京朝，所以凡在州县起步的基层干部，一般只有争取内转部门林立、职位密集、迁转空间很大的中央机关，才有前景可言，否则只能久沉下僚。这种上层晋升易、基层进步难的现象，历代皆然。拿众人熟悉的海瑞说事，在县级岗位上干了十多年，只提了一阶。若继续留在地方，一般最多升到六品同知便告老了。然而一旦内升户部主事，同样是六品，仕宦前景顿时别开生面，仅三年时间便升为正四品南京右通政使，一年半后再外放应天巡抚，俨然三品大员。这种不到五年即从县处级升至省部级的上升空间，地方官场绝对不存在。说到底，这种巨大差别是由内重外轻即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所决定的。

村官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代多把勉励与督责民众以农为本、发展农业作为各级政权的首要任务，由此形成一整套深入到基层的村官劝农机制。

汉代，各乡里都设置若干勤于农事的生产能手为不脱产的村官，通称“力田”。汉武帝时，农业部长（搜粟都尉）赵过推广代田法以及与之相配合的耦犁法，首先对“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进行培训并发给新式农具，再由他们向大家传授。唐代称村官为“田正”，也是以“按比户口，课植农桑”为主要职掌之一。北宋，让基层群众共同推选出“练土地之宜，明树艺之法”的富有经验的老农，由县政府任命为“农师”。农师相视田亩肥瘠及播种什么为宜，然后会同三老等乡官，动员大家，有劳力出劳力，有耕牛出耕牛，有种子出种子，“分画旷土，劝令种莳，候岁熟共取其利”。倘有酗酒赌博、怠于农务的人和事，农师得随时纠察，告诉州县论罪。农师也不脱产，但享有“蠲税免役”的优惠。徐光启《农政全书》中有关于明代村官（称“里老”）劝农的描述：政府规定，各乡里都设置一鼓，遇农忙时节，里老每天清晨鸣鼓，敦促大家及时下田作业。有偷懒的，里老随时督劝，不服管教的要处罚。里老失职惰政，也要处罚。

村官不仅在刑罚豁免方面可能享受官吏待遇，还可能成为一种正规入仕资格。汉初，农妇出身的吕后率先下令从“孝弟力田”中选拔官员。到汉文帝时，各郡国依人口按比例向中央贡举“孝弟力田”成为常制。唐宋都实行科举选官，也都有过从基层荐举“力田”即村官的实践。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对科举选官持怀疑态度，曾一度停办科举而从其他途径选拔官员，仅洪武十三年就有州县推荐上来的“孝弟力田、贤良方正”等八百六十余人通过吏部审定，各授官职。清代雍正帝也办过孝弟力田，具体办法是令各州县每年荐举一个“勤农作苦，手胼足胝以供租赋，养父母，育妻子”，又无违法记录的老农，由朝廷“给以八品顶戴荣身，以示鼓励”。这种来自田间的泥腿子干部虽然没有在衙门里办公的职权，但在公共活动中享受副县级（县丞）的待遇，从而成为广大农民仰慕和学习的典范。对于农耕兴旺、连年丰收的州县，朝廷还特许每年荐举两个老农授官。与雍正同时代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特意向法国读者介绍雍正给老农授官的事：

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篇2

7月初，“两会”后第四波人事调整继续展开，先后有重庆、贵州、上海、青海、湖南等12个省份的省委常委进行了密集调整。经过本轮调整，大部分省份的常委班子补充到位。

此次履新，省委常委中“60后”已逾百名，约占总数的三成，这百余人中还有一个引人瞩目的群体——“65后”。

作为省委常委中的新生代，“65后”共有15人，分布在西部、东北和东部的12个省份。

这15人中，有最年轻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有最年轻的省长、副省长、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省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省委秘书长和省会城市书记。在未来5年，乃至十年，他们将主政一方，深刻影响中国的地方治理。

“65后”省委常委的来源和晋升渠道比较多元化，主要是三个渠道：共青团系统、机关内拾级而上和国企“舵手”，个别人的晋升路径在中国政坛尚属首次。15人中，最年轻的是45岁的福州市委书记杨岳，职位最高的是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唯一的女性是甘肃省纪委书记张晓兰，三人皆出身共青团系统。

“出入”团中央

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杨岳在清华求学期间就当选为团中央常委，并先后任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学联主席，毕业后担任清华大学团委书记。在北京通州区委副书记位置上短暂过渡后，于2001年当选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团中央工作8年后，2008年以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的身份调任福建省委秘书长，3年后任福州市委书记，是年43岁，成为最年轻的省会城市书记。

巧合的是，在杨岳离开团中央后，时任团中央青工部部长王晓接替了杨岳的团中央常务书记的职务，并于2013年5月出任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曾是中科大学生会主席、全国学联副主席、安徽省学联主席。毕业后，王晓的仕途起步于青岛开发区管委会，27岁任青岛团市委书记，30岁升任山东团省委副书记，王晓在共青团系统任职达18年之久。

与杨岳、王晓等人的共青团系统工作经历不同，黑龙江省省长陆昊、甘肃省纪委书记张晓兰虽有团中央的工作经历，但在进入团中央之前，二人都曾主政一方，有相当的政声和知名度。

1995年，年仅28岁的陆昊出任连年亏损的北京制呢厂厂长，成为京城国企中最年轻的一把手。不到3年时间，制呢厂迅速扭亏为盈，并且超额完成多项指标。随后，陆昊升任北京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32岁时，陆昊出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35岁出任北京市副市长。将5000多人的国企扭亏为盈，使中关村成为中国“硅谷”，这两项令人瞩目的政绩使陆昊名声大震。陆昊也是继王兆国之后，第二个从未在团系统工作过就直接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人。

张晓兰在重庆高新区工作长达13年，从基层干部一直做到管委会副主任。因在重庆高新区工作出色，2003年升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5年后，调任甘肃省副省长，后兼任资源大市庆阳市委书记，由副省长兼任市委书记，在庆阳尚属首次。2011年，任职庆阳期间，张晓兰曾负责处理一起重大校车安全事故，事故中19个幼儿遇难。事故发生后，张晓兰的果断追责和善后工作让人印象深刻。次年，张晓兰停止了庆阳的公车更新计划，将预算资金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赢得广泛认可。

除了团系统，“65后”省委常委中另一个占多数的是从基层做起，拾级而上，其共同特点是都担任过市长或市委书记。

拾级而上

7月初，北京市委常委陈刚转任贵阳市委书记，长期在北京核心区朝阳区主政的陈刚颇受当地政经界期待。1990年，25岁的陈刚北大博士毕业后，进入北京玻璃研究所工作，成为一名普通工程师。10年后，陈刚在副所长的位置上由科研入仕，担任北京市外经贸委副主任，2003年开始先后任北京市朝阳区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等职务。陈刚在京城核心城区工作近10年后，在区委书记的位置上晋升北京市委常委。

全国最年轻的的政法委书记邓小刚的仕途亦起步于北京。1994年，邓小刚硕士毕业后进入北京市计委工作。2001年，已是副局级干部的邓小刚获得新的平台——丰台区副区长，此后又出任通州区区长。2005年，邓小刚被选派为干部，同年6月就任自治区政府主席助理。一年后当选自治区政府副主席，2011年当选自治区党委常委，次年兼任政法委书记时，年仅45岁。

邓小刚成为继河南省政法委书记毛超峰之后，省级政法委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毛超峰从北京气象学院毕业后，在民航河南管理局工作长达15年，从气象预报员一直做到局长，任局长时仅34岁。

2001年，36岁的毛超峰出任焦作市长时，他面对的是一个资源枯竭、污染严重的煤城。在5年的任期内，毛超峰使焦作成功转型，从一个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为全国优秀旅游城市，实现了经济和社会全面转型，被誉为“焦作现象”。

2006年，41岁的毛超峰出任河南人口第二大市、人均收入在河南垫底的周口市市委书记，在5年任期内，周口市人均收入实现了三倍增长，周口也从文化资源大市转型为文化产业大市。毛超峰因在焦作和周口的政绩名声大震，2012年当选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时年47岁。

拾级而上者中，地方工作经历最足的当属四川省委组织部长范锐平。范锐平长期在湖北任职，曾在钟祥县做过12年的乡镇工作。2000年至2011年，先后任松滋市市长、省政府副秘书长、鄂州市市长、市委书记。2011年范锐平升任经济总量排湖北第3位的襄阳市市委书记。湖北省政界对于范锐平评价颇高，在鄂州和襄阳工作时期，范锐平大胆改革，推动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范锐平主政鄂州时期，在全省率先提出城乡一体化的施政思路，得到湖北省委、省政府高度认可，并把全省城乡一体化的试点放在鄂州。在城市建设中，范锐平摒弃“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探索组群式、差异化城市发展路径，实现城市建设的成本最小化、功能最大化。

据统计，范锐平主政鄂州期间，湖北省10多项改革试点都放在鄂州。作为这么多改革试点城市的“一把手”，没有敢于改革、勇挑重担的精神是难以胜任的。范锐平在掌控改革大局、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方面有着丰富经验，这使得其在推进鄂州各项改革之时，没有引发大的矛盾冲突。

主政一方的经历对于官员的晋升极为关键，特别是市长和市委书记职务。担任市长和市委书记，官员战略思维能力、处理复杂紧急问题的能力都可以得到极大锻炼与提升。

主政一方，特别是省会城市市长、市委书记职位更为难得。《决策》记者梳理发现，目前的省会城市市长、书记无一不在各级行政管理岗位摸爬滚打多年。但由国企老总直接调任省会党政一把手的，目前仅西宁市委书记毛小兵一人。

弃商从政

毛小兵升任西宁市长前，在企业界已有相当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1985年，毛小兵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自愿申请到西部工作，进入西矿集团前身——位于柴达木盆地腹地的锡铁山矿务局，从基层技术员逐步走上领导岗位。

1999年，34岁的毛小兵担任矿务局局长时，这座国营矿山已濒临闭坑。2000年，毛小兵大胆改革，锡铁山矿务局改制为西部矿业公司，仅仅用了7年时间，发展成为中国有色金属行业最具竞争力的大型综合类矿业集团，产值突破百亿元，荣获“中国矿业十佳企业”，连续4年名列铅锌矿和铜矿行业第一名，成为青海省唯一进入中国500强行列的企业。

在毛小兵的带领下，从2002年至2008年，西部矿业总资产从9亿元增长到280亿元，效益连续6年翻番。2007年成功上市，市值近800亿元，被称为西北地区一支“股王”。

因为西部矿业的成功，青海政商界对毛小兵寄予厚望，一时间，毛小兵成为青海的政治新星。在极高的呼声下，2009年，毛小兵以国企老总的身份升任西宁市长，2年后晋升市委书记。

在毛小兵之前，亦有两个典型的由企入仕的“65后”，一是陆昊，一是秦宜智，都是商而优则仕。但毛小兵不一样，他是创业型企业家，西部矿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毛小兵一路带领着西部矿业这个青海引以为傲的地方大型国企。

在经济欠发达的青海，闻名全国的企业家凤毛麟角，毛小兵出任西宁市长后，青海省内外也有不少惋惜声，认为中国政坛多了位市长，少了位纵横捭阖的企业家。

以地方国企老总身份直接升任省会市长、书记，在中国政坛较为罕见。有分析认为，毛小兵在海内外商界有极丰富的资源和人脉，亦有极高声望，由企入仕后，其能量和资源将会助益西宁发展。

同样是在青海，省委组织部长王令浚的擢升路径，在中国政坛开创了诸多首例。

开创先例者

2013年2月，王令浚升任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成为全国第一个有律师资格的省级政法委书记。短短4个月后，王令浚调任青海组织部长。此前，王令浚没有任何组织人事系统工作经历，也没有地方党政主要职务的经历，在省级组织部长中尚属首例。

王令浚有极为完备的法学教育背景和法律业务类任职经历。王令浚先后毕业于江西大学法律系、中国政法大学民法专业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法学专业，并于2007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是“65后”省委常委中唯一的法学博士。履历显示，王令浚曾任职于深圳市法制局、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和深圳市检察院，后调任国家工商总局，2007年底升任青海省副省长，2013年初当选省委常委、省政法委书记。

在法治成熟国家，有律师资格的官员并不鲜见，但在当下中国仍很稀缺，王令浚的律师背景颇令人关注。十报告提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上述人事任命虽属个例，但今后能否形成趋势，却值得持续关注。

此外，王令浚还是一个品牌专家。在国家工商总局10余年的任职经历，让王令浚具备了很强的品牌意识。王令浚在国家工商总局工作期间推出了家喻户晓的“12315”服务品牌。就任青海省副省长后，他率先打破人们对青藏高原“只知有藏，不知有青”的认知，力促“大美青海”品牌的推广，为青海品牌建设立下汗马功劳，成为青海名符其实的“首席品牌官”。也因此，王令浚荣获“2010年品牌中国年度人物”。官员荣获“品牌年度人物”，在我国亦极为罕见。

王令浚是第一个有律师资格的政法委书记，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刚则是第一个注册城市规划师市长。

陈刚的教育背景和从政经历都离不开“规划”两个字。陈刚在清华建筑学院先后获得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学位。1989年至1994年在清华建筑学院任教期间，陈刚参与或负责过北京、广东、浙江、广西等多地的城市规划项目。

1994年，在为广西柳州做城市规划项目时，因出色的表现被柳州市政府看中，陈刚离开清华赴任柳州市市长助理。3年后，陈刚返京，历任北京市城乡规划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

多年来，陈刚负责北京市重大建设项目的规划和管理工作，组织和参与了北京商务中心区总体规划、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等许多重大城市规划工作，并曾于1999年北京申办2008奥运会期间，负责奥运会设施总体规划、奥林匹克公园及中心区选址规划工作。

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篇3

摘 要 中央一号文件连续七年聚焦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这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城乡资源平衡的实质性举措。这些公共政策的有效实施必然借助于公共权力的参与和传递,惠农政策更是与基层权力息息相关。农村村干部拥有信息与沟通两大优势,扮演着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角色。鉴于村干部权力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异化已经形成发展新农村的严重梗阻,亟需通过制度再设计纠正、规避其异化的惯性与权力弹性,主要从外在利益与内在激励两方面激发村官的积极性,在制度框架内改善农村治理。

关键词 异化 利益诱导 激励 监督 农民公务员

一、村干部权力异化的表现

中国现行的行政层级体制由国务院、省、市、县(区)、乡(镇)五级构成, 基层农村虽属自治性质,但其正常运行基本上依赖于乡镇行政权力向下延伸与委托来维持,大大削弱了村民自治的真实性。对这些下放权力拥有支配权的村干部,在利益激励的前提下,往往出现寻租与资源渗漏,成为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瓶颈。村干部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为:

第一,村干部未能履行发展本村的应有职责,成为乡镇行政管理的人。村干部的任免事实上掌握在乡镇政府手里,加之村干部自利性,其工作任务可以描述为“迎合乡镇政府需求第一位、自身利益最大化、村民利益兼顾”。

第二,村干部侵犯村民利益。村干部利用手中权力实施信息屏蔽,侵犯农户权益屡见不鲜,而传统的强势权力往往导致农户的被动地位。

第三,权力寻租。农村集体财产的处置权往往是掌握在村干部手中,散沙式的村民基本上处于弱势。最明显的在近年来城镇化的扩张中土地需求激增,土地产生大幅溢价。在征地补偿的谈判中,村干部将农户排除在外,是谈判的全权代表,进而对土地资源的暗箱操作完全成为可能。

二、村干部权力异化的主要原因

农村管理体制,从结构上讲,其不参与正式的国家统治权力,性质上定义为自治;从功能上说,其是一种外生性的管理体系,目标偏离农村发展内在需求。这二者是村干部权力的运用偏离农村发展的体制前提。村干部权力异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政府长期以城市为工作重点。这不仅造成实质性资源的长期倾斜,还导致了整个行政系统对农村工作,尤其是农村突出问题反应不灵敏、解决不到位,从而使农村工作在一种所谓“自治”的背景下出现治理混乱的现象。

第二,农村管理活动的监督缺失。农村管理活动尽管在名义和部分事实上实行村民自治,但农村政策进行与落实必然与乡镇、市县等上级行政权力挂钩,村级权力已经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混合物,且造成自治权对行政权事实上的附属。在村民与乡镇政府,甚至更高层级并无正式或有效的沟通、对话渠道时,村干部无疑是在乡镇与村民之间的唯一纽带,具有很大的信息优势。如此,村官权力的异化就有了持续的基础。

第三,乡镇政府对村级人事权的干预。在国家行政权力正式退出农村管理后,在制度层面未能及时出台法律规范乡镇政府与农村自治的关系。乡镇政府截留了国家让出的农村自治权,乡(镇)――村间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自然演变为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村官的民选往往沦为形式,最终决策权落入乡镇政府。

第四,农村政策环境的特殊性。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基础、社会管理文化、生活方式、习惯等方面存在着较显著的差异,这就造成了农村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监督及修正等一系列过程的特殊适应性。

第五,村官内在动力不足。村官权力的向上衔接不良,出现断层。村官的职位利益与期望值往往存在着较大的落差,致使其内在驱动力不足。回应度低的激励机制不仅使村官不愿履行其责任,反而在上层政策落实农村的环节中不断寻求自我利益的满足,偏离了发展农村的宗旨。

三、村干部权力运用的定位

“三农”问题连续七年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足以说明国家对农村管理的重视,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解决农村问题的迫切性。

农村自治的性质应该得到法律与行政系统的明确界定。坚持村民自治的同时,承认“经济人”的行为取向,承认权力的自利性,在村官具备信息与融合两大优势的前提下,制度设计应注重激发其积极性与治理能力,其核心是村干部权力运用的规范化、理性化,即着重从外部约束与内在激励两方面进行探索和实践,才是健全乡村管理结构的有效途径。

四、村干部权力异化改进的制度措施

在对村官“经济人”承认的基础上,需要合理的制度和机制进行诱导和疏通。一个固定化的、明确的、正式的制度,是对村官权力规范化运用的强力保证。

(一)宏观层面

1.国家和政府大政方针对农村的重心转移

中国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决定了公共政策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在统筹城乡平衡发展的时代要求下,政府不能继续片面地关注和治理城市及其工业化上,政府需保证新时期、新形势下农村工作的质量及力度。

2.强化监督机制的作用,便于及时发现问题

农村管理活动,只有乡镇一级监督,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群众监督及其它外部监督。由此,对村干部权力的运用,须提供正式的行政内外监督体系和监督信息反馈渠道,形成必要的震慑力量,以弱化其随意性和自利性。

3.村民自治与行政权力的衔接

作为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纽带,将村委会权力与国家正式行政权体系进行衔接是改变村干部不同程度地异化为乡镇一级政府在农村管理活动中的人,并非农户利益的代表者这一状况的根本途径。

(二)中观层面

1.持续地推进农村民主建设

(1)落实村干部民主选举制度。村干部的选举,应实现有秩序的本村村民直选,制定更严密的选举规则, 防止选举的形式化。只有制度明确,程序完备,才能真正保证农民政治参与权利渠道的顺畅和参与权利的实现。

(2)禁止乡镇对村干部选举的指导,但是乡镇政府有义务督察村干部的及时换届,即保证定期选举。

2.村务公开的制度性建设

随着国家扶助三农政策力度的加大,村干部必须本村管理活动的账单公开,必要时,可规定乡镇、县区政府有义务提供应有的核对账单,以接受群众的监督。村务公开,是健全农村行政管理体系的最直接的手段之一。

3.加大国家惠农政策的宣传

政府应采取多种形式,让农户充分了解国家的三农政策的方向与细节,及时掌握国家政策的动态,以比照村干部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村干部信息的不对称优势。基层的市县、乡镇政府具有本土特征,与当地农村的政治距离最近,尤要担此责任。

4.提高县区、乡镇政府的预见能力

考虑到农村问题的利益界限比较模糊及其管理文化、环境的特殊性,必须要求官员密切关注农村的发展困境与冲突,形成前瞻性的预备决策,即力求避免村干部运侵蚀农民、农户的利益的发生,而不是事后补救。“重预防而不是治疗”,这也是奥斯本企业家政府理论所主张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微观层面

1.注重激励机制的建立与运用

借鉴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注意合法、合理地满足村官不同层次的需要,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建立行政命令与内在动力驱使并行的行为模式。

(1)待遇激励。陕西省铜川市“提职不离树”的基层激励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该市规定,获评市级 “郭秀明式的好支书”的村官,将被任命为乡镇党委副书记或受副乡镇级待遇,极大建激发了村干部活力,提高了工作效率。就本职工作而言,提高村官经济待遇与地位,便是为村官的行为提供了诱因。

(2)利益捆绑。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实践过分强调自律机制,而忽视了对理性经济人的考虑与约束,事实证明这是远远不够的。制度设计应注重创造一种将村官自身努力与自身效益“挂钩”的机制,激发其积极性和治理能力,才能持续地提高农村管理活动的效率。

(3)引入了目标管理的思想。农村发展的疲软,村官目标与任务不明确是导致村官管理活动弹性化的一个非常消极的因素。引入目标管理,通过界定村官的年度管理任务、建立考核指标体系、绩效反馈的流程考察村官,以此作为晋升、奖励等方面的重要参考依据。

2.大学生村官

大学生村官是农村管理模式的创新与突破。

(1)创立持续的发展机制。大学生村官最大的症结在于持续性差。由于在知识结构、理念、习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大学生村官与村民的融合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其关键是建立发展共识。许多大学生选择村官是为考公务员与考研获取优惠条件,三年期满便选择离开农村,不能保证长效性。

(2)改变逆向激励导向。大学生村官政策,本是为农村选取更广阔、优秀的人才资源,却往往产生一种负效应――并非激励大学生从基层做起,引领农村发展,而是为大学生提供了一个获取前途筹码的跳板。政府当制定科学的考核体系,对大学生村官的待遇、升迁、与农村融合等方面做出进一步有益的探索。

3.农民公务员

2010年1月,国家公务员局局长尹蔚民表示,今后要进一步探索从农民中考录公务员的办法。对于外界对农民素质能否胜任工作的疑虑,就初期的定性问题,笔者认为:

(1)农民虽然在知识结构上没有大学生广阔,然而这些一线劳动者的经验、威信、本土优势却十分显著,尤其是在镇村的基层工作上更能得到体现。此外,现在大量农民外出打工或返乡创业,在接受新知识、转化新信息方面已然具备一定的条件,对发展新农村而言,这无疑是宝贵的资源。

(2)现公务员的招募主体是大学生,大学生社会经验不足,对基层环境的适应力不强,关键是对农村缺乏热情,造成了眼下基层人员结构单一、留不住人才的困境。农民公务员的吸纳,对此将是一种补充,一种改善。当然,基层需要大学生,其作用更有待进一步的发挥是毋庸置疑的。

(3)在农民公务员的制度设计上存在若干进一步探索的地方,其一是降低门槛,即在职位分类的基础上,将可由农民担任的职位使用另一套招考方式。其二是农民就职后的培训、考核、晋升等措施的配套出台。

总之,在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现实背景下,政府陆续出台三农政策、法规,这仅仅是完成了公共政策的制定,而其预期目标的实现,还需依赖政策的执行、监督及修正两大环节。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国家没有强有力的农村政策,处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尴尬之境。如今,政策出台,“米”已送来,则当用制度的逻辑来保证“巧妇”,促进“巧妇再巧”。用清晰明确的制度安排真正突破村级行政权力的困境,在摸索中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张星光.论中国政府层级改革与农村行政管理体制新架构.当代财经.2006(3).

[2]金太军.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3]宋安平,余宗健.湖南农村村级组织建设的经验与思考.学理论.2009(19).

[4]杨善华,王纪芒.被动城市化过程中的村庄权力格局与村干部角色.广东社会科学.2005(3).

[5]高华中,于方.农村基层干部权力异化现象调查.人大建设.2009(5).

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篇4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东北地区;滞后性

Abstract:Inrecentyears,totransformthegovernmentalfunctionsintoservicetypehasbeenbecomingapoliticalgoalofreformevenacommonplace,behindwhichthegovernmentsatdifferentlevelstookdifferentlocalconditionsintoaccountwithrelevantsupportgivenforeachotherComparingtheactualityoftheNortheastChinawithotherdevelopedregionsinrespecttothetransformationmentionedaboveandanalyzingtheinstitutionalcircumstances,incentivemechanismandrestrictionfactors,intheregionitwasfoundthatthetransformationintheregionlaggedbehindotherplacesTherootcausesarethereforediscussedwithsomesuggestionsgivenAsaconclusion,thelocaldistinctivenessandappropriatenessshallbeemphasizedsoastobreakthroughthebottleneckformedintransformingthegovernmentalfunctionsintoservicetype

Keywords:servicetypegovernment;NortheastChina;lagging

近年来,有关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并已成为政府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之后,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着重强调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施行更是从法律层面上强化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倾向,这都说明建立服务型政府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既定目标［1］。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创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部门、服务型机关”的热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创建发展中的地区不均衡现象。我们注意到,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较好效果和较大影响的创建活动多集中于沿海地区和部分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与之相比的是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创建服务型政府活动方面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滞后性。为什么在中央的统一决策和号召之下,东北地区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那么导致构建结果滞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由于形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本文将研究的逻辑起点放在东北与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差距比较方面,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环境、激励机制、制约因素等方面探寻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滞后症结之所在。

一、东北与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的现实差距比较

所谓服务型政府,是指在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理念指导下,按照公民意志,通过法律程序组建的服务公民和服务社会的责任政府。从形式上看,服务型政府主要体现在理念、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从理念层面上看,服务型政府是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从制度层面上来看,服务型政府建设是一场全新的职能配置、管理方法和运行模式的革命;从行为层面上来看,无论是从行为范围、行为方式还是行为效果,都要从社会公众需要出发,以社会和公众的满意为依归。构建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就是要从以政府为中心的管理向以公众为中心的服务转变,这就意味着需要重新调整政府角色的定位,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几千年以来的管制行政的政府模式。但东北地区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还十分突出,政府总体上还处于管制型政府阶段,仍然以行政或审批的方式支配大量的国有和非国有社会经济资源,服务理念远未真正形成;官本位、权力本位现象根深蒂固,行政方式依然以管理和控制为主,将行政管理视为行政监管、行政管制的观念普遍存在;政府在管理过程中表现出重管理、轻服务的倾向,公共服务质量普遍不高等,再加上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作用,导致服务型政府在东北地区的建设状况总体并不令人满意。

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落后于东部和沿海地区,从表面上看,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投入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健全等方面。但从深层次上来看,其滞后的关键在于理念的落后:传统的自然经济和小农经济思想积淀深厚,计划经济影响深远,加上改革开放的步伐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造成了东北的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还存在与服务型政府发展相悖的重官轻商、安于现状、封闭保守等落后观念,政府也习惯把发展经济作为唯一的核心职能,造成政府定位模糊,政府职能转变缓慢。反观东部沿海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政府权力的收缩和人民意识的增强,要求政府为社会、公民和企业提供服务的呼声高涨起来,对地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与量都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要求政府不只是管理好社会公共事务,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在此背景下,东部沿海地区地方各级政府逐步树立起现代政府理念,克服传统行政管理的束缚和影响,在行政过程中渗透顾客至上、有限政府的相关理念,在经济发展中充分发挥政府的产业导向作用,在建立和健全市场规则、优化经济发展环境、提升政府结构能力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绩,通过政府流程再造、引进全面质量管理、健全公共决策制度等手段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机制。上海、浙江、苏州、南京、青岛等发达省市在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服务型政府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些地区的先进经验为东北各级政府作出了表率,提供了经验。

二、影响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的制度环境

中国大多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是循着“小范围制度变通—局部突破—全国运动式推广”的发展轨迹。小范围的制度变通使微观主体在相对成本或者偏好的变化的情况下,主动地对原有制度进行调整。当这种变通的市场利益明显的时候,变迁就会在更大的范围得到认可。地方政府和学者就开始营造舆论,影响更高一级的政府,直至中央政府,制度便开始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一旦成功地意识形态化,就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此时,对其他地区来说,这种变迁带有很强的被动或者说强制性色彩(谢子平,2003)。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制度变迁也同样遵循这样的逻辑。对于东北地区而言,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在东北这样一个缺乏以市场为价值理念、以创新发展为改革思维、以公平效率为行为准则的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制度变迁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性。

制度环境影响着治理结构或机制的选择［2］,决定了地方政府的目标以及可供调遣的体制内资源。从全国的情况来看,目前各地方的制度环境具有相似性,都面临着相互竞争的特点,这种竞争不仅仅只是经济实力的竞争,还涉及到政府效能、政府管理水平的竞争,在进入到发展的新时期之后,制度环境更是纳入到更高层次区域竞争的范畴,并将其与执政合法性联系起来,通过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取得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应该说,这种政绩合法性建设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3］,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日益提高,以经济增长获取执政合法性的边际效用日益降低。具体到东北地区的制度环境,由于东北老工业基地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的问题还比较严重,市场化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过高,且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其他市场主体、要素市场发育缓慢,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经济活力差,自我调节能力不足,导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临相当大的冲击。近年来,东北在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大幅度下滑,总体经济出现不景气状况,使得以往封闭的资源开发系统的弊端暴露无遗,产业雷同、重复生产和产业结构失调的现象尤为突出,一批工厂破产,大批工人下岗,农村情况也不容乐观,一批煤炭、林业等资源型城市的枯竭使得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雪上加霜,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社会转型期的挑战更加严峻,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各领域都需要政府的介入,大大增加了政府管理社会的难度,分散了政府精力,促使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必须全力确保经济发展速度,以经济增量的扩大来消化和防范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以财富的增长消除社会不安定因素。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没有实质上成为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实际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同时,我国各地面临的制度环境是一种行政集权下的财政分权［2］,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进行财政分权,采取财政包干制,从而形成中国式的市场维护的联邦主义［4］。1994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仅仅解决了税权的划分,而对事权的划分仅限于中央和省一级政府,对省级以下地方政府划分并没有明确,由此形成的省级以下的财政体制与分税制的设计初衷相差巨大。在收入划分上,从自身便利性出发,各级政府都是“层层抓大”,将大税种抓在自己手中,以至于下级政府最终面临财权日益上收、事权却不断下压的尴尬局面。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市场新角度进行分析,中国的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这一对矛盾,必然导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只能采用经济指标考核下的政治晋升制度。由此,政治竞争引发了强烈的地方扩张冲动,各地方的政治晋升锦标赛不同于经济市场竞争,这是一种零和博弈。另从公共选择理论可知,政府官员同企业竞争者一样,都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扩张个人控制权。综合起来地方政府官员有三条途径:第一条途径就是向上晋升,即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获得个人控制权;第二条途径是向下深入,也就是运用行政权力更多地干预企业等微观经济社会主体和公民的日常生活;第三条途径就是横向扩张,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资源和经济社会规模的迅速增长。在东北具体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国有经济比重超大的特点以及国有产权实际归属利益人不明的属性,使得东北各级地方政府官员更加方便于在所辖国有企业运用行政权力实现个人利益效用最大化,服务型政府的实施可能反而会压缩政府及官员的权力寻租空间,损害部门利益。这就不难解释,近年来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加大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同时,其行政权力还依旧习惯性地停留在一些不该停留的微观市场领域,甚至“武断”地发挥着影响,制约着政府职能内容、实现方式、职能划分与机构设置方面的重新定位,阻碍服务型政府的创建。

三、导致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

政府滞后的激励机制

为什么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没有取得预想中那么明显的成效呢?这需要研究东北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总体来说,地方政府是一个完整的科层制官僚体系,金字塔的结构决定了各位官员还是十分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和个人利益的,在这些官员中,最关键的是这些对政府行为有着决定影响的拥有决策权的一把手［5］,假设各级政府的一把手是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他们关心的主要是在职业生涯中进一步升迁,或避免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的工资、地位、成就感以及其他待遇都是与其职位直接相关的［6］,在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政绩已经非常细致地纳入干部考核与晋升中。同时,现行的干部晋升制度是一种典型的“淘汰制”,官员自上而下地逐级晋升,一旦在某一个级别没有得到提升,就失去向更高级别晋升的机会。这种晋升有两个特点:一是根据参加竞争的官员之间的优者取胜的相对标准来提拔官员;二是这种淘汰制还对年龄进行了限制,即某一类干部只能在某一年龄以下进行提拔。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干部在某一职位滞留过久而导致年龄超过了某一规定年限,那么他的职业生涯就会在某一职位停滞［6］。在这种政治竞争的制度环境中,诱使地方政府官员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尤其是短期政绩。同时,在淘汰制加年龄限制的晋升制度下,官员也只能关注短期的政绩,即“站台式的阶段目标”,随着近年来干部流动的加快,官员在一个职位上任职的时间也进一步缩短,更加剧了官员追求短期政绩的行为倾向。

在市场化程度低的东北地区,一方面,政府官员容易沿袭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思维惯性,将精力放在抓经济方面,期望借助政府的力量来推动经济发展,并从“市场失灵”理论中获取支持,使得东北各级政府更加向往垄断社会资源,并试图延续用行政权力分配资源。来自“东亚模式”的现实依据也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内取得经济的显性发展,达成跨越式巨变,实现站台式的阶段目标,官员也才能在政治竞争中获取更有利的位置,至于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模式造成的延缓市场主体的成熟、冲击市场交易关系、恶化市场发育的宏观环境等一系列后果,导致后发地区竞争力减弱,与领先地区之间差距拉大的长期不利潜在因素,由于出现的时间滞后性,并不能对官员的晋升产生实质影响。另一方面,东北地区创建服务型政府,由于受体制、文化、传统诸多因素的限制,属于一种长期性的系统工程,初见成效的时间跨度非常大,难以“立竿见影”和短期奏效,其绩效也难以测量。另外,构建服务型政府这一制度变迁已经在全国属于没有多大创新意义的项目,在此方面即使取得成绩,对地方官员的晋升的作用也不比其他项目来得直接。对于东北地区而言,由于构建服务型政府收益小而成本大,属于一种“投入大,产出低”的低效益项目,政府及其官员出于自身的考虑把精力放在“效益”更高的方面,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其次,由于东北地区作为后发地区,经济建设方面容易出政绩,在现有的干部激励机制下,官员之间会在政绩上进行竞争,这样就产生了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如果别的官员都把精力放在了抓经济和招商引资方面,那么他的最佳选择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否则,就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甚至被淘汰。

最后,由于我国行政机关采用的科层组织的正规性和层级制,在地方官员中,晋升机会只属于一小部分人,绝大部分没有晋升机会的官员构成了公务员的主体,因此地方官员追求的扩充个人控制权的途径只好放在了向下深入和横向扩张上;由于东北国有经济比重过大的特性,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必然充当行使国有资产管理者的角色,这就决定了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拥有控制大量国有企业的权力。再加上我国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影响深远,地方资源的产权性质与公共选择制度约束失效,使得东北地区更有官员自我向下扩张控制权的便利和条件,以至于相当部分行政官员持有“没有必要对民众负责,即使为民着想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的错误思想。驱动政府作为的激励不足,构建服务型政府在东北政府内部缺乏必要的内源动力。

四、造成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

滞后的制约因素

尽管由于特殊的体制环境等诸多因素影响,使得东北地区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但东北地区在此方面的整体性滞后,说明在制度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定的制约因素。

1社会约束

目前,虽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宣传已在全社会轰轰烈烈地展开,文件、通知也在各级政府层面上传达,但由于东北地区是计划经济及其观念影响最深的地区,形成以官本位和关系本位为特征的传统行政文化,政府管理规章因人而异,对一些三资企业不能一视同仁,在税收征收、许可条件、收费标准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动辄就进行地区封锁,借评比、展销等活动上门拉赞助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发展经济和治理软环境为由规定执法,对本地各类开发区和部分企业实行所谓的挂牌保护、封闭式管理的做法时有发生。在经济体制运行过程中,东北地区政府追求部门利益的举动还十分突出,表现为某些政府部门或行业单位,依然凭借其行政特权(劳动用工人事权、资金审批权、技术改造审批权、产品价格审定权等),通过合法与不合法的收费,采取不正当的手段吃拿卡要,为本部门、本单位人员的消费谋取经济收入。在政府内部,相当部分的工作人员对于“什么是服务型政府,怎样建设服务型政府”等问题还存在疑问,对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方向还比较茫然;对服务型政府宣传面也过窄,目前尚处在政府机关热、公民冷的状态。东北地区至今尚未形成“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宣传氛围,许多公民对公共服务型政府没有印象,至于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内涵、标准就更不清楚了。笔者在吉林、黑龙江、辽宁的部分省直单位调研发现,一些政府机关的领导、公务人员也说不清服务型政府的具体内容,可见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建设影响有限。东北地区建设服务型政府本身没有让群众直接感到有多大变化,不能形成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再加上区域内跨国公司和外商比重很小,政府很少受国际规则的约束,社会、公民、企业要求政府提供优质服务的呼声还不及沿海高涨,社会约束力不强。

2财力约束

构建服务型政府必须以公共财政为基础。一方面,我国当前的财政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政府的政权组织和资产所有者两重身份在分配上尚未分开,这就使得我国财政公共服务性质的非生产性活动,时常以财政拨付、专项基金等形式与统一的政府分配活动混淆在一起,因此,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财政体制的建设过程中,各个省份的差别非常大。对于经济欠发达、民资不充裕、国有经济比重相对较大的东北地区,将公共财政与国有资产财政加以分离时,所遇阻力和压力非常大,严重制约了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另一方面,东北经济相对落后,以吉林省和苏州市相比较为例:苏州市2003年GDP就达到了2800亿元,吉林省2004年才达到295821亿元;苏州590万人口,吉林省则有27085万人口;苏州2005年人均GDP6000美元,吉林省2005年人均GDP123171美元;苏州各级政府可支配资金210亿元,吉林省170亿元。可见两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很大。因此东北各级政府在社会服务的核心职能投入上,无论是对公共科技的投入,或是对公共教育的投入,还是对社会保障的投入都未及时到位,东北地区服务型政府都遭遇到财力约束。

3责任追究缺位

东北地区一些部门权力和责任不相称,行政随意性大,加上程序法制建设不够完善、监督不力,致使东北地区政府公务活动中越权、侵权和不负责的现象时有发生。然而责任机制必须以有效的绩效评估机制为前提,在现有的政府绩效评估的体系中,存在一种单纯“以GDP论英雄”的绩效评估取向,东北地区各级政府总体上还未从根本上突破中国管制行政几千年的传统,也未从根本上改变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角色和政府官员的角色。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实践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在建设服务型政府时有把其简单化的倾向,也有什么都往服务型政府上靠的倾向,东北地区现有的政府绩效评估机制中,并没有强化服务型政府的指标及其权重,造成有些政府机关领导把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当成权宜之计,缺乏对这项工作长期性和艰巨性的认识,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存在责任追究缺位。

参考文献:

［1］王郅强试论政府转型的目标模式［J］晋阳学刊,2005(1):6－7

［2］马骏,刘亚平中国地方政府财政风险研究:“逆向软预算约束”理论的视角［J］学术交流,2005(11):77－85

［3］姚洋,杨雷制度供给失衡和中国财政分权的后果［J］战略与管理,2003(3):27－33

［4］MontinolaG,YingYQ,WeingastBFederalism,Chinesestyle:thepoliticalbasisforeconomicsuccessinChina［J］WorldPolitics,1995,48:50－81

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篇5

仅1.3%的人认为年届五旬还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仍有晋升希望

超过八成的受访者认为基层干部到了50岁左右，会出现工作热情的消退

近九成受访者认为基层干部“50现象”是干部任用制度和官场潜规则这两个外在因素所导致

人力资源浪费与执政之基空心化是基层干部“50现象” 列前两位的主要危害

破解基层干部“50现象”，需加大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

调查说明

调查时间：2013年12月10日至15日，共6天

调查样本：10663人（随机问卷1083人，网络调查9580人）

调查方式：在人民论坛网、新浪网新闻频道、凤凰网评论频道推出调查问卷；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人民论坛调研基地随机发放书面问卷（发出1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083份）

数据处理：网络调查占权重70%，随机问卷调查占权重30%

一、这次调查的基本情况

时常听到一线的基层干部讲，他们那里的部分基层干部当年龄达到50岁左右时，因为上（升迁）不去、下（退出）不来，进而激情减弱，工作散漫，精神懈怠。我们把上述现象称之为基层干部“50现象”。

类似称得上“现象”的问题一般都是一种普遍的存在，那么上述基层干部“50现象”究竟是个例还是普遍现象？若较普遍存在，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危害有哪些？如何破解？调查摸清这些问题，对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有效开展第二阶段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有着重要价值。

12月10日至15日，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就此问题进行了10663个样本的专题问卷调查，其中，全国12省20市县基层随机书面问卷调查1083份，同期在人民论坛网、新浪网、凤凰网同一问卷的线上调查9580份。

二、调查主要数据和揭示的重要现象

（一）超过85%的受访者明确感知到并认同基层干部“50”现象的存在。

数据显示，超过85%的受访者明确感知到并认同基层干部“50现象”的存在。本次问卷的调查对象主要是基层干部以及熟悉基层干部的人，所以可以说，基层干部的“50现象”是一个普遍问题。

（二）仅1.3%的人认为年届五旬还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仍有晋升希望。

在党政机关，一个人50岁了，还在基层工作，等待他的，将是怎样的事业发展前景？44.4%受访者选择“升迁停止，永居人下”；29.8%受访者选择“退居二线，有级无职”；21.1%受访者选择“被迫‘退休’，‘靠边站’”；仅有1.3%受访者选择“晋升有望，官运亨通”。这组数据不仅印证了公众对基层干部“50现象”的普遍感知，更进一步说明，年近50，甚至过了50岁还工作在基层的干部已经不可能再有前途，这已经是一个冰冷而坚硬的社会常识了。

（三）80%以上的人感受到了部分50岁左右基层干部工作热情的明显消退。

基层干部“50现象”的突出表现是什么？在“您是否认同部分基层干部到50岁左右，工作热情会明显消退”问题调查中，59.6%受访者选择“非常认同”，22.2%受访者选择“比较认同”。

我们在进一步的调研和访谈中发现，“工作热情消退”远不是全部。一位基层“50干部”最强烈的感受是，看到一些能力可能不如自己的年轻干部仕途得意，心理落差极大，有种“抬不起头”的感觉。这种“自卑”与“嫉恨”交错的复杂心态将导致什么样的工作质量和服务水平，那自然也是可想而知的。

（四）绝大多数基层“50干部”主观上已经放弃了改变命运的努力。

这次调研中，我们听到了不少基层“50干部”的委屈和抱怨，“我经验丰富、成绩显著，就因为年龄问题得不到晋升，实在是难以接受”。

虽然难以接受，但并没有人认为自己能够改变什么：人们所观察到的身边基层“50干部”的心态，32.7%受访者选择“既然干部政策如此，个人没什么好争取的”；27.9%受访者选择“这把年纪难有大作为了，就这样吧，该歇就歇了”；20.1%受访者选择“即便退二线但仍在岗位，抓住机会‘能得就得’吧，过了这村可没有这个店”。

（五）更多的人认为，基层“50干部”混得惨，不怪干部怪制度。

在基层干部自己和社会公众眼中，是什么导致了基层“50干部”这样的现状？67.4%受访者选择“制度因素，干部任用年龄上的‘一刀切’”，20.4%受访者选择“官场潜规则，‘一朝天子一朝臣’”。相形之下，只有6.5%的受访者选择“主观因素，如个人能力、心态等”。

如何看待这个结果？当然，我们也可以读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公众所感受到的制度的力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潜规则”这样的黑色幽默，但“一刀切”制度的负面效应仍然是我们应当关注的重点。我们确实应该反思，这“切下去的一刀”，切掉的到底更多的是累赘，还是仍有旺盛生命力的肌肉和动脉？

（六）社会公众对基层干部“50现象”的危害怀有深深的担忧。

对于“您认为基层干部‘50现象’的最大危害是什么”的多项选择，“造成基层本已稀缺的人才资源和执政资源被人为浪费”、“造成基层公务员人心不稳，基层执政能力下降，执政之基空心化”的得票数位居六个选项的前两位。

我们看到，即使在公众眼中，基层干部“50现象”，危害的不仅仅是干部个人，影响的也不仅仅是他们直接服务的基层群众，公众看到了、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个现象对于我们执政党更深层次的危害，调查结果也准确表现出了公众这种深深的担忧。

（七）“人到中年”就一定没市场、没竞争力了吗？在公众心目中，经验丰富的、优秀的基层干部对他们来说是最实惠的。

如何破解基层干部“50现象”？85.2%受访者选择“采取灵活的晋升制度，延长优秀干部的‘政治生命’”，78.4%受访者选择“正确理解并执行干部年轻化方针，打破晋升年龄条件的‘一刀切’”。

公众通过对破解基层干部“50现象”途径的选择告诉我们，党政机关不是演艺圈，年轻人光鲜亮丽，当然养眼，但那些积累了丰富基层工作经验，对所负责工作非常熟悉，又真正能够为广大老百姓服务的“实惠型”基层干部才是他们最欢迎的。下一步的制度安排，又如何顺应民意呢？

（八）千难万难，公众仍期待基层“50干部”多贡献些正能量。

“对‘50干部’自身而言，应如何跨过这道坎”？82.5%受访者认为，“要有‘能上能下、甚至能官能民’的气魄，不为升迁所动”；76.4%受访者选择“要做好‘传帮带’，为年轻干部扶上马、送一程”；70.7%受访者选择“要以大局为重，勇于牺牲自我，为年轻干部‘让位’”。

这个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调查结果，可能会让很多基层干部难以接受。换个角度观察，千难万难，公众仍期待基层“50干部”多贡献些正能量，毕竟，他们的心态和工作状态是否稳定，对基层干部形象、干群关系、对年轻基层公务员的心态和行为等都有重要的影响。

三、我们的初步看法

（一）基层干部“50现象”是典型的“官本位”的产物。

在官本位的不断强化和诱导下，追求升迁几乎是每个官员的最大追求，大多官员都把事业成功误解成无止境向上攀爬和权力的不断扩大，“原地踏步”可谓是每个官员的最大忌讳。尤其是在“赢者通吃”的竞争法则下，升迁官员可以得到权力的光环、同事的羡慕、下属的追捧，等等。相形之下，当“50干部”遇到了“晋升无望”这一官场最大忌讳的时候，自然就只剩“落寞的绝望”感慨了。

相形之下，在行政文化环境完全不同的西方国家，我们很难感受到类似状况的存在。几乎可以这样断言，如果没有“官本位”的文化传统和制度逻辑，基层干部“50现象”也根本就不会有存在的土壤。

（二）基层干部“50现象”可以与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59、60现象”类比，是制度变革过程、不完善状态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的矛盾集中表现。

“晋升无望，对政策不满”的绝望心态，必然直接导致“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工作结果。很多“50干部”在晋升上没有盼头之后，渐渐地失去应有的上进心和积极性，被动消极，得过且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拨一拨动一动，冲劲闯劲一概全无，严重降低了工作效率，更别提创新精神了。有少数信念不坚、意志薄弱、在实权岗位上的干部，趁着在位捞上一把，有点类似20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的“59、60现象”。

（三）基层干部“50现象”的普遍存在和深刻危害，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反思“一刀切”操作方法的重大缺陷。

在中国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发展中，存在着一条重要的杠杠，即年龄标准。年龄与级别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如果这对关系发生错位，那么，很遗憾，许多公务员的仕途也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就此终结。

干部年轻化为政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年轻领导力量，有利于保证党和国家事业的人才储备。但任何问题都不应当绝对化，在基层领导干部的年龄条件上不能搞“一刀切”。“一刀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政府惰政”，对于管理工作危害很大。年轻化固然很重要，但“一刀切”会带来相反的效果。

基层工作千头万绪、十分复杂，工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领导干部个人的素质，也取决于其日积月累积淀起来的丰富工作经验，以及在一个地方长期的工作中所形成的认同与威信。尽管年轻人有关记忆力、比较力、判断力等综合指标的优势明显，但经验、认同与威信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拥有的。因此，从干部要素的积累和自身成长来看，如果将年龄要素绝对化，尤其在基层干部这里是极不恰当的。

（四）基层女干部遭遇“50”瓶颈的人数更多，凸显女性在官场中的“弱势地位”。

当前，男性60岁、女性55岁的退休制度，使得女性干部相较于男性干部，会更早地面临着年龄划线的问题，相应地，进入了50岁，女性的晋升机会将更为渺茫。但事实上，45-55岁的女性，正是家庭负担逐渐逝去，经验与阅历更为丰富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就要进入“半退休”状态，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尤其是，当前基层女性干部多为业务型领导，且多在教科文卫等专业领域从事领导工作，这些领域更为重视专业技能，更为需要经验老道的女性干部们。调查过程中，不少女性干部“吐苦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中，女性干部和男性干部承担着相同的工作任务，在领导岗位上的领导力表现也并无差异，缘何在退休年龄上，却体现出了“不一样”？有位即将退休的54岁女干部提到，孩子小的时候，需要“照顾”的时候，没有照顾；现在孩子大了，正是全心投入工作的时候，却被“照顾”提前退休了，这真是个悖论呀！

但由于女性特质使然，相比而言，其权利欲、占有欲较小、功利性较弱，对于升迁看得相对较淡。面临着升迁停止的状况，心态上也就更容易调节，抱怨、懈怠的情绪要少一些。

（五）以更合理的制度安排解决基层干部“50现象”， 绝不仅仅是为“50干部”们讲述利益受损的故事，更多地是为了后人，为了稳固党的执政之基。

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现在的基层“50干部”，虽然不得志，但为了党和人民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觉悟和境界还是有的，即使得不到什么补偿和改善，他们也一样会无怨无悔。需要给予更多关注的，是基层干部“50现象”还具有隔代的影响性。

我们不难预见，现今“50干部”遇到的职业生涯的“天花板”，年轻干部早晚也要遭遇同样的问题。尤其是政府组织是金字塔式的结构，越是接近上端，职位越少。升迁者毕竟是少数，多数干部可能仍将面对“50现象”，这对于年轻人的事业心和进取精神也有很大影响。有受访基层年轻干部直言，一旦在官场发展中面临着晋升瓶颈，就可能会主动退出公务员队伍，以免步入“50干部”的悲凉境地。目前有这种打算的基层干部尽管不是多数，但有典型性、代表性，且都是有本事、有能力的人，如此演进，必定会造成基层公务员人心不稳，基层执政能力下降，加剧业已存在的执政之基的“空心化”。

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篇6

（一）坚持原则抓分配，科学安排岗位，确保选聘大学生村官人尽其才、才有所用、用才所长

在选聘大学生“村官”岗位的安排上，尽量把大学生的专业特长与村情需要相结合，坚持 “四项原则”，合理分配，科学设岗。一是做到用才所长。在分配中既充分考虑选聘大学生的专业和特长，为他们施展才华，发挥优势，实现人生价值提供广阔的空间和坚实的平台，又充分考虑全县新农村建设的大局和各村的产业特点及需求，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二是力求双向自愿。在选调分配之前，县委组织部和人事部门，带领选聘大学生深入拟分配的乡镇及所在村，进行现场交流，既确保大学生“村官”对所选村满意，又确保所在村对大学生的专业特长满意，做到大学生到岗后安心，所在党组织使用放心。三是突出重点村优先。把大学生“村官”全部安排在整村推进村、重点项目村、新农村建设村，使大学生“村官”与所在村相得益彰，既充分发挥了大学生“村官”的优势，又为重点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四是注重人文关怀。充分考虑大学生“村官”工作地与出生地就近原则，使他们能够更快地适应环境，进入角色，发挥作用，把大部分大学生“村官”都安排在交通相对便利、发展后劲较强的重点村分别任副支书、支书助理或村主任助理。

（二）强化措施抓培养，提升引领水平，确保大学生村官融入基层、服务基层、建设基层

采取有效措施，突出对选聘大学生“村官”的关怀、培养和支持，使其尽快融入基层、切实服务基层、努力建设基层。

一是“全方位”关爱。县委组织部充分发挥“三个之家”的作用，大力营造尊重、关爱、支持大学生“村官”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切实做到“高看一眼，厚爱三分”。重视大学生“村官”待遇的落实，把大学生“村官”纳入全额拨款的事业编制管理。按照乡镇新录用人员试用期满后事业干部的工资标准，坚持为每名大学生村官每年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同时参照乡镇事业单位人员医疗保险标准和缴纳办法，为每名大学生村官每年办理医疗保险，解决了大学生村官的后顾之忧。

二是“深层次”培训。坚持把大学生“村官”培训纳入全县主体班次培训计划，本着“缺什么补什么、用什么学什么”的原则，以乡土化培训为主，多层次、广角度进行培训。积极组织开展赴外教育培训，组织大学生村官赴xx、xx、xx等地考察学习，开阔眼界、启迪思路。将大学生村官全部纳入村级远程教育管理员队伍进行全面培训，提升他们运用现代远程教育资源教育引导当地党员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和水平，对达到上岗标准的正式聘任为管理员、协管员。

三是“手把手”帮带。建立了县委组织员、乡镇党委委员、村党支部书记共同联系一名大学生“村官”的“3+1”帮带机制，为他们配备了不同层次的基层“导师”， 传经验、教方法、带作风，形成大学生“村官”学着干、村干部带着干、包村干部教着干、县委组织员鼓励干的传帮带机制。

四是“大气力”扶持。积极联系相关涉农部门，在政策、技术、项目、资金、信息等方面对大学生村官所在村实施全面倾斜，并设立大学生村官创业帮扶资金，采取以奖代补形式，帮助大学生村官解决创业资金，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干事创业、服务群众。

五是“多元化”选拔。加大对优秀大学生“村官”的选拔使用力度，在20xx年乡镇党委换届中，成功在全县大学生村官队伍中公开选拔了x名副乡长，选任x名优秀的大学生村官担任乡镇党委委员，有x名大学生村官考录为公务员、x名考录为选调生，激发了大学生“村官”的工作激情和内生动力。

（三）健全制度抓管理，构建长效机制，着力为大学生村官搭建平台、增强动力、提供保障

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研究探索，着力构建加强大学生“村官”使用与管理的长效机制，力求以更高的标准、更高的层次、更高的要求推进大学生“村官”工程的实施。

一是建立健全实绩考核机制。制定了《大学生“村官”管理考核办法》，建立了重大事项及时报告制、工作思想季报制、年度工作目标承诺制、基层党建责任制和请销假等制度，从制度上保障大学生“村官”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

二是建立健全创业扶持机制。在项目安排上，重点向大学生“村官”所在村倾斜，使各类项目成为大学生“村官”创业的重要载体。通过以奖代补的形式，鼓励支持大学生“村官”自主创业，激发其创业热情。

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篇7

穷则思变　晋商崛起

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

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

走路走那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

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扑洒洒地流，

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

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

一首古老的山西民歌《走西口》，唱出了山西人的艰辛与悲凉，今日唱起，仍不免让人荡气回肠。

最初的西口位于山西、内蒙古交界处的右玉县，它本是长城上的一道关隘，真正的名字叫杀虎口。就是这杀虎口成就了晋商的辉煌。

山西地理位置优越，既可作为屏障捍卫长安、北京、洛阳，电可充当基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有左右天下大势的战略地位。但是那里的自然条件实在是太恶劣了。清代山西有一个读书人这样说；“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水泉浇灌之益，无舟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大同的地方志记载，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为了生存，山西的汉子们就是再合不得妻儿老小，也得走出去谋生，妻子送丈夫，少女送情郎，踏上了一条凶险未知的道路。三步一回头地想着，总有一天要回来，就在这篇逼着他们不得不走出去的贫瘠的土地上，为妻子、儿女盖起一座座结结实实、富丽堂皇的院落。

大自然的贫瘠造就了山西人勤苦的性格，也造就了山西人走出去创业的决心。

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等等，这些深宅大院的基石就这样被奠定了。他们成为了晋商的代表，而大盛魁的主人堪称为楷模。

大盛魁的第一代主人，是几位出自田畴，无资无财，无权无势的乡野村夫。他们没有被土地束缚住手脚，不甘心做一个耕耘桑田、困守田庐的农夫，他们抱着求生发财的最简单、最现实的希望，来到当时被人们视为畏途的蛮荒异域去讨生活。他们并无高尚之志节，亦无超人之资质，腾涌在心间的是一股生命本能的活力，仅凭借一双手，为自己开拓出了一条人生的坦途。

晋商大多是白手起家的，所以儒家提倡的“勤、俭、廉”便成为他们自己经营的道德规范，而“成由勤俭败由奢”更是晋商的座右铭并代代相传。到了清代，山西许多富商人家还把祖先创业时用的讨饭篮子、打狗棒、算盘、扁担、货箱、背褡子等供奉在祠堂里，以警示后世子孙永远记住创业维艰，保持勤劳节俭之家风。祁县乔家富甲一方，然而乔家大院老宅门上的“慎俭德”三字，迄今犹存。

立足市场驰骋内外

山西商人的活跃，古代文献多有记载，到明代已在全国享有盛誉。清代初期，山西商人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而且插足于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从南自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起大坂、神户、长崎、仁川，西到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都留下了山西商人的足迹。从蒙古草原上的骆驼商队，到吴淞口正在出海的商船，都有山西人在计价核算；从呼伦贝尔的醋味，到贵州茅台的酒香，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叫卖。无怪有人说：“凡是有鸡鸣狗叫的地方，都有山西人”。山西商人活动过的地方遗址，至今到处可以看到：甘肃的老西庙、新疆的古城塔、昆明金殿的铜鼎、江苏扬州的亢园、安徽亳州的花戏楼，大都是山西商人创建的；安徽雉河集(涡阳)的山西会馆，曾经是捻军起义的发源地；著名的贵州茅台酒是1704年山西盐商雇杏花村汾酒厂工人和当地酿造工人共同首创的。以山西商人字号命名的城市街巷，至今犹存：张家口的日升昌巷，包头的复盛西巷，呼和浩特的定襄巷，宁武巷等等，还有外蒙古科布多的大盛魁街，无怪在东北流传着“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在内蒙古流传着“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在西北流传着“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的谚爵。由此可见，山西商人经商的地域之广，人数之多，相当可观。

当年的一首《走西口》民歌，也从山西的村口，随着晋商遍布世界而唱响。

山西票号汇通天下

山西商人资本中的货币经营资本形式，最著名的是票号。票号又叫票庄或汇兑庄，是一种专门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在票号产生以前，商人外出采购和贸易全靠现银支付，在外地赚了钱捎寄老家也得靠专门的镖局把现银运送回去，不仅开支很大，费刚误事，而且经常发生差错。这就迫使外出经商的山西商人不得不寻求新的办法。相传平遥县“西玉成颜料庄”在北京、天津、四川等地都设有分庄，总经理叫雷履泰。“西玉成”北京分庄经常为在北京的山西同乡办理北京与平遥、四川或天津之间的现金兑拨。比如平遥商人在北京把现金交给“西玉成”，那么“西玉成”北京分庄就写信给平遥“西玉成”总号，让汇款人在平遥领取现金。这种异地拨兑，开始只限于在亲朋好友之间进行，并不收费。后来，要求拨兑的人越来越多，在双方同意的原则下，出一定手续费就可办理。这位雷经理很聪明，发现这是一个生财之道，于是改设“日升昌”，兼营汇兑业务，果然营业很旺盛。接着，他就放弃了颜料生意，专门经营汇兑业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票号。以后，他们调查了山西商人贸易的地点，选派精悍的伙伴，先后在天津、张家口、沈阳、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地开设汇兑分号招揽生意。由于这种汇兑在此处交款，彼处用钱，手续简单，使用方便，所以除山西商人和其他地方商人汇款以外，还有政府及官员来托办汇兑事宜。随着资本的增加，通汇地点越来越大，利润也越来越多。接着又吸收现款，发放贷款，“日升昌”的生意一派兴旺。看到这种景象，山西商人纷纷学习“日升昌”的经验，投资票号，从而形成了著名的山西票号。到鸦片战争前夕，山西票号大约有八家。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内，仅日升昌、蔚丰厚、日新中三家山西票号在各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就有35处，分布在全国23个城市。他们除专门经营汇兑业务外，还兼营存款、放款业务，并把汇兑、存款和放款结合起来，利用承汇期，占用客户的现金放高利贷，得到了很高的利润。据史料记载，1847年末，山西票号蔚泰厚苏州分号已有存款(白银)36000两，放款80000两，1850年，日新中北京分号有存款近37000两，放款近70000两。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的财政更加网难，山西票号也由起初为封建商人服务转向清政府。为了承揽清政府对外活动款项汇兑等国际业务，票号商人在国外设立分支机构，祁县合盛元票号总经理贺洪如于1907年在日本神户、东京、横滨、大

坂都开设分支机构，平遥的永泰裕票号在印度加尔各答开设分号。此时的山西票号真可说是“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

错失良机盛极而衰

晋商在其所处的明清时代，前后遇到过五次较大的历史机遇，其中前四次被晋商牢牢抓在了手中，得以施展其才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最后一次历史机遇，也是最大一次所史机遇，就是在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浪潮中，他们错失良机，从而走向衰落。

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鹿电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陈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最有权威。毛氏墨守陈规，不肯稍事变通，不但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要求束之高阁，以致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这样，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任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不巧，熊内阁不日，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已成弩末，终于无法振作。

当代晋商面临挑战

晋商，以地域名称作为定语的名词词组，泛指从事商业活动的山西商人。但是，今天这个词组已经远远超越了它本身的基本含义，正在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或者说精神图腾。

今天的山西学者和官员们习惯于将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山西企业家称为新晋商，意在暗示一种传承和革新。但是外界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今天的山西商人还远远不能够称为晋商。因为，在他们眼中，晋商是狭义的，专指明清时期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山西商业群体以及它所衍生的某种商业精神，这个群体所创造出的巨大物质财富，种种先进的经营理念和管理体制、以及庞大的商业覆盖网络等等，都是今天的山西商人无法比拟的。今天的山西商人还没有形成一个群落，他们是分散的、薄弱的、甚至是贬义的，尽管在各种富豪排行榜中时常会看到山西商人的身影，但是这些零星的光亮依然无法改变模糊不堪的山西商人群落。

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果稍加留意就不难发现，时下对于山西商人的评价多有这样的字眼：暴富、奢侈、粗俗、小富即安、傻大黑粗等等，煤老板的财富神话和挥金如土的事例更是时见报端，虽然在某些领域拥有一些出类拔萃者，但是他们却难以构建和提升一个全新的晋商群落。

有人说，晋商(或者说晋商文化)对于当代山西商人来说既是财富也是负担，它有取之不尽的养料供新一代山西商人汲取，也有走不出去的阴影覆压在每一个山西商人的头顶。

那么，今天的山西商人到底又是怎样的一种生存态势呢?

山西民企多涉能源――2007年，山西评出百强企业，这些企业的年平均营业收入为44亿多元，平均利润为1.8亿元，平均总资产近62亿元，但是其中涉及煤炭、电力、冶金、化工等第二产业的企业达85家。

另外，山西省工商局、山西省民、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向外界公布了一份获得最终认定的2006年度西百强民营企业名单，其中有58家企业主营煤炭、焦炭、钢铁、电力行业，占5成以上。而据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山西亿元以上民营企业达430家，涉及煤、焦、铁行业占350余家，而剩余的20余家其它行业则也是由原来从事煤焦、运输、生铁的行业大户转入。2007年，山西亿元以上民营企业超过500家，但是这种煤、焦、铁占主导地位的格局依然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在由胡润百富编制的2007年中国富豪榜中，山西富豪有16人，其中14人所经营的企业为煤焦、冶金企业。其中，排名78位的海鑫集团资产85亿元，主营钢铁；排名94位的美锦集团资产75亿元，主营焦炭；排名182位的联盛能源资产45亿元，主营煤焦……

山特而丰富的资源造就了这些企业迅速且超常规的发展模式。曾有学者认为，晋商文化中一个典型的商业谋略是“实利为先”和“玩空手道”，这种商业谋略从根本上成就了晋商。因为晋商票号的诞生，便是山西商人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意识到了携带大批现银不便而创生出来的，这种经营模式从根本上来说并不需要大笔资金的投入且利润丰厚，而票号电最终令山西商人达到了鼎盛。因此，面对山西丰富且成本低廉的资源以及高额的利润回报，以能源产业作为企业的最初定位无疑是山西企业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

近两年来，在国家严厉的产业调控和环保政策面前，山西一大批中小能源企业变得束手无策。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说，山西过去出晋商是因为没有资源，现在有丰富的资源反而出

不了晋商，说到底是煤害了晋商。

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为此，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第一副主席胡德平曾在一次晋商研讨会上呼吁，山西是资源大省，资源型企业众多，但是山西的资源型企业家们应该在投资方式和方向上能够有更多的创新和发展。

在明清时期，对于山西的描述是：八分山丘，二分田地，资源匮乏，产粮无多。为生活所迫，山西人走西口，涉沙漠，从最初的商品流通，赚取异地差价，到最终的创立票号，汇通天下，山西商人所走的是一条艰苦创业、锐意进取、不断创新的道路。

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前，这种精神开始从山西商人身上消失。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刘建生说，末期的晋商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性”，排斥新生事物，不愿进行风险性大的投资，洋务运动时期，山西商人财力最雄厚，但是却鲜有作为，最终没有形成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型，这也是老晋商最终衰败的一个原因。

多年来，山西的一大批民营企业始终在依托煤炭资源打造着自己的企业，通过挖煤、运煤、洗煤和炼焦等和钢铁、电解铝以及煤化工等升级产业不断进行资本的积累，今天，这种发展模式已经在国家的产业调控和环保政策面前遇到了严峻考验。

为此，钟朋荣说，新晋商的发展和崛起必须做到几个方面的创新，首先是产业创新，地上地下资源齐开发。与此同时，融资创新、信用创新和制度创新也是新晋商的当务之急。

他认为，山西既然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为什么不能充分延长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把山西打造成极具竞争力的煤机大省。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山西虽然有众多的资源型企业，但是一直缺少产业集群和企业集群，也就没有诞生大中小企业围绕一个产业而形成的区域优势，没有区域优势就没有竞争力。

山西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崔满红说，晋商消亡已近百年，我们又把它捧上了神坛，为什么?神之伟大，在于它的精神不死。晋商精神之所以不死，是因为他们缔造和传承了人类的人本精神，这种人本精神所赋予的社会规则和社会景象，正是我们现在所最为期望的。弘扬晋商精神，我们一定要明白，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已经远远超越了他们；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却远远不及他们。

这种人本精神的缺失所衍生的可怕后果是畸形消费、社会责任感的丧失以及它对整个社会体系、经济生活产生的巨大阴影。

一项不曾公开的调查显示，太原市在上世纪80年代崛起的企业家中，有80％已经被摧毁，而山西充满传奇色彩的“煤老板”们更是因为置豪宅、购名车广为外界诟病。一名煤矿老板说，这其实是一只老鼠坏了一锅香汤，外界盛传的说法都是一些极个别的现象，山西煤老板并不是一群只知道挖煤和挥霍的暴发户。当然这些人都开着好车住着大房，但是如果说他们赚钱后只知道享受，买悍马购豪宅，那也不是山西煤老板的真实写照。山西煤老板绝大多数还是属于积极谋求发展、有胆有识的企业家。事实上，迫于这种舆论压力，山西众多在资源行业掘到第一桶金的老板在转投其它产业的时候大多隐去了自己的原始身份。

今天整个山西省从官方到舆论都在不遗余力地打造一种全新的山西商人形象，他们将当代山西商人称为新晋商，诚信守法、义利兼顾成为了最本真的标准和要求。

但是摆在新晋商面前的路途并不平坦!

一个世纪以前消亡的老晋商达到鼎盛用了500余年时间，而今天的山西商人刚刚前行不足30年，以昔日的辉煌来理解今天的山西商人显然是有失公允的。

当前，极左的文化氛围在山西仍然很有市场，一些人不认同市场，一些老百姓、甚至…些地方官员也只相信眼前的利益不相信未来的利益，这不仅造成了企业生存境况的不容乐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煤老板的畸形消费。

不仅如此，信息的不对称，投资环境的不够优化，注重人事、轻视资本的商业氛围，以及政府决策体现商人意志现象的长期存在等等，都制约着山西新一代商人的迅速成长。

晋商文化留给山西精神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根深蒂固的仕商观念，今天的山西商人依然热衷于谋求一个政治身份，希冀以此来获得官方更多的认可与扶持。有学者认为，老晋商因为没有独立的人格所以要依附权力，今天的山西商人热衷此道似乎透露了另外一个信息，社会保障和投资体制依然有待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因为，在他看来，新老晋商之间的传承关系并不大，二者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政治体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也截然不同，新晋商应该更多地树立健全的人格，以及更大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雄心。

事实上山西多年来着力塑造的新晋商形象，其内涵便是重塑诚信、宣扬商魂和商责，这对于遭遇诚信危机和价值观念分崩离析的当代中国社会来说显得如此必要。

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篇8

【关键词】清明节 礼俗 考述 当代意义

清明节礼俗融合了上巳节、寒食节的有关风俗

清明本是我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之一，时间在农历三月。所谓“清明”，顾名思义，就是清洁明净的意思。《岁时百问》载：“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清明节气一到，气温缓缓上升，雨水渐渐增多，天空清澈明朗，草木萌动发芽，恰是备耕春种的绝好时机，因而民间至今仍有这样的谚语“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要说清明是农事节气，那么它又是如何从节气演化为岁时大节的呢？这就和中国古代农历三月上旬的另外两个祭祀性节日―上巳节和寒食节分不开。

清明节与上巳节。上巳节是中国汉族古老的节日之一，俗称“三月三”。最初定在三月上旬的巳日，魏晋以后，普遍固定在每年夏历的三月三日。从先秦到两汉，上巳节的主要礼俗活动有两种：一是在水边举行“招魂续魄，祓除不祥”的祭祀仪礼。二是到野外踏青嬉戏，娱神娱人。古人认为人类自身的魂魄也和自然界的万物一样在万木萧瑟的时候会沉寂，就像死去一样。因此冬去春来、大地苏醒的时候，人们就会走向原野，来到水边，用春水洗去身上的污垢，采香草薰除体内的病害和秽气。《周礼・春官・女巫》曰：“女巫岁时祓除衅浴”，说的就是这种招魂解神还愿的仪礼。

在为大地招魂、迎接春天回到人间的同时，古人也召唤自己的魂魄苏醒、回归，迎接新一年的到来。但是到魏晋时代，上巳“招魂”“祓除”的祛邪求吉活动中增加了更多的“娱人”成份。人们在上巳节这天来到水边，不只是为了举行肃穆的祓除仪式，特别是王公贵族，似乎更注重交游、宴饮之乐。他们聚集在河边饮酒、赋诗，“曲水流觞”，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三月三修禊时留下的千古绝笔。

到了唐朝，传统的三月三仍然是一个举国上下共同欢度的节日。每到三月三，皇要在曲江大摆宴席宴请有功之臣，还要拿出钱物赏赐文武百官。民间的三月三更是多姿多彩。京城长安，一大早，满城男女便争相来到水边，他们手执柳枝，嬉游河曲，清水濯足，无尚欢畅。可见，人们在上巳“娱神”的同时，更多地娱乐了自己。换言之，人们借助上巳节来休息体力，调适精神，宣泄情感，享受劳动成果。

基于传统的上巳节与农事节气清明的时间前后相继，所以上巳节核心的民俗活动，诸如交游踏青等便融合到了清明的习俗里。所以说，清明节春游踏青的活动就是继承了上巳节的传统。

清明节与寒食节。寒食节在农历三月，清明之前一、两天。《荆楚岁时记》里记载：“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禁火三日。”关于寒食节禁火、寒食习俗的形成，民间有多种说法，流传最广的一种说法是把它和忠臣义士介子推被火焚于绵山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如汉末蔡邕《琴操》就将禁火之俗与介子推被焚之事相关联，东晋陆《邺中记》记载：“俗冬至后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粥，今糗是也。”而《荆楚岁时记》注中也说：“介子推三月五日为火所焚，国人哀之，每岁暮春，为不举火，谓之‘禁烟’，犯则雨雹伤田。”

梳理史实发现，“火焚绵山”、逼介子推出山在历史上确有其事。据《左传》、《史记》记载，介子推是春秋晋国人，老家在今山西夏县裴介村。介子推为人耿直，狷介无比，是有名的忠臣孝子。在晋国的公子重耳在外流亡时，介子推忠心耿耿追随重耳十九年①。一次，重耳途经卫国，因饥饿不能继续前行，众臣争采野菜煮食，重耳难以下咽。这时介子推便从自己大腿上割下一块肉，煮成汤让重耳吃，重耳感动不已，称介子推有“割股奉君”之功。

但是，当重耳结束流亡生活，回到国内当上晋文公，大加赏赐流亡时跟随他的群臣时，唯独忘掉了介子推。介子推的邻居解张劝他找晋文公说说自己的功劳，介子推坚决不肯，说：“我宁愿终生贫困，也不愿贪天功为己功。”便背上自己的老母，进入山西介休县的绵山之中，弃官为民，草衣木食，隐居起来。此事不久便被晋文公察觉，立即亲往绵山访求。介子推死活不肯出来相见。晋文公知道介子推是孝子，便采纳了随从的建议决定举火焚林。他认为这样一来，介子推为保全老母性命，一定会背母出山。没想到介子推很有骨气，宁死不肯出山。结果火烈风猛，延烧数里，三日方息。最终介子推和老母相拥，被熊熊大火烧死在一棵大柳树下。晋文公火焚绵山之日，正值传统的“清明”佳节。后人为怀念敬仰介子推，每逢清明都不忍举火，须冷食一月。从此，禁火、寒食的习俗便代代相沿成习。

据史料记载寒食起源于古人春季禁火习俗，这在周朝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模式。禁火期内，因为不能举火煮食，所以必须事先准备好一些不需加热的冷食，这就是“寒食”。至于周人为何禁火，据社会学家和民俗学家解释，可能源于古人钻木取火和换取新火的制度②。由于寒食禁火，火种熄灭，于是引出了清明节钻榆树、柳树取“新火”、“传新火”以及沿门插柳、戴柳的习俗。民间有“清明不戴柳，红颜变皓首”之说。只是汉代以前，寒食节禁火的时间较长，长达一月。魏晋时确定寒食节人们冷食三天。但老弱病残身体难支，曹操就曾下令强制寒食。到了唐朝，寒食禁火减为清明前一天。直到北宋以后寒食习俗才最后消失。

足见，从先秦到隋朝以前，寒食节都是民间一个隆重的节日。唐朝时已开始增加扫墓和郊游的习俗，说明它正在悄然发生着本质性的变化，直到被后来的清明节所取代。我们从现存的历史文献典籍中大略可以看到这种悄然发生的转化过程。如北宋王溥所撰《唐会要》中记载，唐初民间在寒食节扫墓并郊游的习俗已经出现且引起了朝廷的关注，为此朝廷还专门了一道诏令：“或寒食上墓，复为欢乐。坐对松，曾无戚容。既玷风猷，并宜禁断。”不难看出，朝廷难以理解民间这种有悖情理的做法：怎么可能在大悲大痛的扫墓之后又欢快淋漓地郊游呢？这明显是对亡灵、鬼神的不恭行为，且有伤风化。

但是，民间习俗并不会因朝廷的禁令而衰减，到唐朝中叶，寒食墓祭习俗已被全社会接纳，成为人们祭奠祖先，慎终追远的一个重要仪式。甚至考虑到大小官员可能会因为回乡上坟扫墓而耽误职守，朝廷还专门先后颁发了几道政令来解决回乡扫墓官员的假期问题。显然，寒食节已经成为唐朝当时一个重要的全国性节日。

综上可见，传统的清明节气演化为岁时大节，是因为上巳节、寒食节和清明节气在时间排序上紧密相连，彼此的习俗便相互渗透、重叠、融合，这种界限早在唐代就已十分模糊，到了宋朝，便自然而然地合而为一了。毋庸置疑，清明节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长起来的民族传统节日。

清明节的当代意义

融合了上巳节和寒食节礼俗内容的清明节是一个充满怀念的节日，同时因为清明节气的原因，清明节也是一个远足踏青、亲近自然的节日。应该说清明节既有祭奠亲人的哀思，又有踏青郊游的欢笑，是一个富有民族色彩的节日。

清明祭祖体现了中华民族尊亲敬祖、崇宗隆嗣的传统观念，其核心是儒家伦理的忠孝文化。中国的民俗信仰源远流长。人类源于对梦境、生育和死亡等现象的不解，产生了最初的信仰，即“灵魂”。原始初民相信人是由肉体和灵魂组成的，人死之后，肉体可以腐烂消失，而灵魂却会永生不朽。并且在人们的意识中，灵魂是有血缘远近亲疏之别的。《左传・僖公十年》载：“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所以，为了得到与自己有血缘亲族关系的祖辈的护佑和荫庇，古人常常以宰杀牲畜作供品的方式来表达对“亡灵”的崇敬之情。后来人们把向“亡灵”行礼的社会礼仪行为称为“祭祀”。祭祀属于“吉礼”，为五礼（吉、凶、宾、军、嘉）之首。《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只不过在春秋以前祭祖实行庙祭，并无墓祭。墓祭的出现是在春秋战国之际。《孟子・离娄下》讲到齐东郭“间之祭”的故事，说明在当时墓祭确已存在。到了汉代，人们把墓祭已经看得很重。东汉王充《论衡・四讳》说，当时“俗有四大讳”，其中之一就是“被刑为徒不上丘墓”。魏晋南北朝，尽管社会动荡，烽火频仍，人们对扫墓依然重视。《魏书・高阳王传》：“任事之官，吉凶请假，定省扫拜，动辄历十旬。”不过那时扫墓并没有固定的时间，这种情况直到唐代才改变。《旧唐书・玄宗纪》记载：“寒食上墓，宜编五礼，永为恒式。”宋代朝廷又规定：“寒食至清明之日，各地均须祭扫陵墓，是日官员士庶，俱出郭省坟，以尽恩时之敬。”

可见，清明祭祖是中华民族追思祖宗，启发后人的一种美德行为。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正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孝道观念，成为今人敬孝、感恩、处事的行为准则。这种孝道礼仪，既可以表现为对先祖的感恩之情，也可以表现为对去世故旧、革命先烈的怀念之情。它既可以为今人搭建与前人之间和谐的代际关系，也可以为人类营造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氛围。今天我们通过祭祖活动，宣扬崇亲敬宗、尊老敬老的良好道德风尚，正是儒教伦理“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精神内核的体现。大而言之，中华民族统称为炎黄子孙，本身就是一个血族亲缘集团。每年清明节的陕西黄帝陵祭拜③，正是海内外华人对我们整个民族祖先认同的真实反映。因此说，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得以传承，与清明时节对祖先的“祭亡以礼”是分不开的。当然，我们提倡的孝道是亲人在世时的尊敬、善待和照顾，而不是亲人去世后奢排的葬礼、高大的陵墓和扫墓的铺张。倘如此，就玷污了清明这一“祭祖传国粹，易俗尽孝心”的传统美德。

清明踏青是中华民族亲近自然、催护新生的春季活动，其核心是古人顺应天时、和谐共生的朴素理念。天道有序，万物有节。清明节气排在春分之后，此时天气回暖，万木萌发，人们在清明节气踏青游春可谓顺应天时，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体现，也是热爱生命的真实表现。

上文中提到，清明踏青、郊游源于古代的修禊习俗。由于春天是感冒和瘟疫易发的季节，所以古人上巳日到水边沐浴以祓除疫病，又由于上巳日与清明节很近，因而许多游乐活动便贯穿其间，于是演化出了清明时节众人郊外踏青、郊游的春游热潮。当时的游乐、宴饮活动在清明礼俗中已经占有很大的比重，几乎和祭奠仪礼不分伯仲。墓祭之后，人们便在郊外即兴举行聚会、冷餐、踏青、插柳、拔河、踢球、荡秋千、放风筝等游乐活动。据说这是由于清明节寒食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及身体，因此人们要参加一些体育活动来锻炼身体以避免冷食淤积在体内。

前文已经讲到，民间相伴相生的扫墓、踏青活动并不会因朝廷“既玷风猷，并宜禁断”的禁令而终止，相反还渐成气候。明朝的《帝京景物略》就记载了这种墓祭、宴饮并举不逆的状况：“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担提尊，轿马后挂楮锭，粲粲然满道也。拜者、酹者、哭者、为墓除草添土者，焚楮锭次，以纸钱置坟头。望中无纸钱，则孤坟矣。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追溯起源，笔者认为这是古人朴素、旷达生死观的展现，只要亡者是尽寿而终，就不会特别悲伤，因为源于黄土归于黄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清明墓祭仅仅是表达对亲人和祖先的孝敬和思念之情，在完成一个代代相传的虔诚而庄重的仪式。墓祭之后，人们就可以迎合自然的变化规律尽情地回归自然、亲近自然。因此说，踏青游春的文化价值彰显的是对生命力量的热爱和认同，折射出的是古人敬畏生命、热爱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朴素理念。

现在将清明春游作为节日习俗来加以倡导，不但可以密切民众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而且可以赋予清明以环保的意义。历史已经证明，如果我们不善待自然、保护环境，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因此，在清明佳节组织青少年远足踏青，回归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恩赐，无疑是一种让青少年亲身体会自然之恩、培养环保意识的最佳途径。而且，民谚讲到“清明雨水紧相连，植树季节在眼前”，植树祭祀等文明祭祀方式已蔚然成风。当然，清明踏青、郊游时也应注意保暖，防止感冒以及花粉过敏等病症的发生，要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扫墓时要特别注意防止留下火灾隐情，同时也要适时调整情绪，以免陷入过度伤感的不良情绪中。

加强清明文化的遗产保护，是发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方式。清明祭祖崇宗是华夏民族延续数千年的传统美德，它涵盖了文化资源、人文情怀和民族心理为一体，是促进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种正能量。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征程中，当然要汲取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为我所用，但首先是要捍卫民族文化的独立地位。清明祭奠先祖、传承孝亲的文化因子决定了它是华夏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对于这种独特的文化因子，只有提升其地位，升华其内涵，以国家意志来进行更深层次的立法保护才是光大民族文化的有效途径。因此，把“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传统文化节日进行捆绑申遗，既是民众保护、传承民族文化的强烈吁请，也是维护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具体表现，当然也是建设先进文化、进行文化创新的动力、源泉。

发展清明节旅游文化，是增加内需、发展经济的重要途径。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丰富的民间传统节日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与演艺、旅游、商贸有着天然的嫁接基因，是文化产业的重要资源。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美妙传说、独特情趣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清明节也不例外。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端午祭”已经成为韩国江陵一项独具特色的文化产业，圣诞节也为西方各国带来巨大的商机。若能将清明节这种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融入到旅游发展当中，“还俗于民”，挖掘其旅游文化价值，把握其旅游文化的传承导向，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又是对旅游产品的丰富和开发，同时也是增加内需、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途径。

【作者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注释】

①莫久愚：《中国通史》（第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50～251页。

②李道和：《岁时民俗与古小说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4页。

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篇9

关键词：城镇化；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制度经济学

城镇化是农业人口逐步向城市聚集和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实现农民市民化、就业非农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1］。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不断向扩张，建城区面积越来越大，城镇周边农村逐渐纳入到城镇范围内，与此同时，城郊农村的耕地也逐渐被城镇新建的各种建筑或基础设施所取代，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及生活保障来源，生计受到严重影响。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并使失地农民融入现代社会，是城镇化过程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2］。虽然根据现行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失地农民可以得到一笔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等科目在内的补偿款，但由于补偿款标准总体严重偏低，而且补偿款是一次性支付，根本不足以补偿农民失去土地带来的损失，无法满足失地农民长远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因此，如果不对失地农民实行就业保障，使失地农民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问题。基于这一共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思考。在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研究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劳动就业权是劳动者最基本的权利，政府有责任通过一些制度措施确保失地农民享受该项基本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往往通过市场途径实现就业，政府不负责安排工作。但是，市场存在失灵之处，一些特殊人群由于自身素质和社会经济原因，无法通过市场途径顺利实现就业，这就需要政府以适度干预的方式来保障这些人群的就业权利。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是社会特殊弱势群体，他们的就业权利理应由政府通过适当的方式予以保障。

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失地现状与就业安置方式

（一）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失地现状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也是我国未来发展的战略选择，对我国承接信息化、提升工业化、接轨国际化、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必将发挥着重要作用［3］。然而，伴随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失地农民的数量也与日俱增。有学者估计，1990年—2003年的13年间，全国失地农民的总数超过6500万人，而且每年以250万～300万的人数递增，2020年我国失地农民总数将达1亿人［4］，预计到2030年我国失地农民将达到1．1亿人以上，其中有5000万以上的农民既失地又失业，而从动态来看，这一数字可能达到8000万人［5］。由于城市扩张而失去土地的农民，被迫城市化，他们虽然在空间上已经进入了城市，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没有完全融入城市，仍然带有浓烈的农村色彩，使得这一群体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点，他们城里人不像城里人，农村人不像农村人，成为游走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边缘人”［6］。大部分失地农民文化程度低，并且缺乏非农职业技能，只能沦为“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人员”，依赖有限的征地补偿款勉强度日［7］。农民失去土地后，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长远生计受到严重影响，有限的征地补偿款很快便花光，之后生活就陷入了贫困境地，不少失地农民因此走上了上访的道路。据统计，目前全国1／3以上的群众上访都归因于土地问题，而其中60％左右的纠纷是直接由征地引起的，失地农民问题已经由发达地区局部的社会问题扩展为全国性的社会问题［8］。

（二）现行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方式

在计划经济年代，政府征用农民的土地，按政策的规定，需要把失地农民安置在国有企业就业，国家用行政手段解决了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也由以行政手段“分配”为主，逐渐向以市场配置为主转变，无论是大中专毕业生，还是部队退役军人，抑或是国企下岗职工，基本上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现就业，求职者与用人单位双向选择。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显然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把失地农民强行安置进国有企业，因为企业拥有自主用人的权利，政府不能干预。目前，政府征用土地基本采用一次性经济补偿的方式［9］，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政府给予失地农民的土地补偿款严重低于被征土地的实际市场价格，而政府却以远远高于土地补偿款的市场价格把所征用的土地向房地产开发商出售，从中攫取巨额利润。被征土地转让价格与补偿款之间的巨大差距，驱使城市政府热衷于经营土地，而失地农民的权益却严重受损。由于政府不再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因此目前有相当一部分失地农民处于失业或者半就业状态，无地、无业、无保障的“三无农民”在城乡结合部表现得特别明显［5］。针对文化程度偏低、职业技能较差的失地农民普遍素质特点，为了促进失地农民尽快实现从从事农业生产转为从事城市非农职业，以获得稳定和持续的生活来源，有些地方政府对失地农民进行了培训，向他们提供就业信息，推荐工作岗位，但总体而言，效果不甚理想。有学者调查发现，失地农民在非农就业中，通过政府组织获取就业信息的比例非常低，只有8．04％；而参加过政府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班的比例更低，只有6．15％［9］。由于丧失了耕地，又无法在城市找到理想工作，不少失地农民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一项调查发现，赋闲在家的富余劳动力，占调查户全部富余劳动力的68．5％［10］。

二、现行就业安置方式的制度经济学解释

当前各地对失地农民普遍采用的货币补偿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就业安置方式，看似简便易行，并且似乎也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际上按照2011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土地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所构成的征地补偿款中，“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只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虽说征地补偿款四个组成部分之一的“土地补偿费”最终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转发给原土地承包者，但往往要截留一部分。这样，本来就非常低的征地补偿款，真正发放到失地农民手上就所剩无几了。当失地农民坐吃山空有限的补偿款之后，很快便会陷入生计无门的境地，由此常常引发与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与冲突，对社会和谐稳定与城镇化进程造成不良影响。既然以数额有限的货币补助作为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的手段已经严重侵害了失地农民的权益，那为什么会成为地方政府解决就业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主流措施呢？这或许不能完全用“按法律法规执行”来解释。从制度经济学视角看，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集体所有的土地实际产权不清

政府之所以能以低价从农民手上获得土地，又以高价转让给开发商，是因为农地的集体所有属性，农民仅拥有土地的承包权和使用权，不能自由买卖土地。事实上，农地的集体所有属性存在产权不明晰或产权主体不明确的弊端。土地名义上归村集体所有，但能够代表村集体的往往是村干部，在经济利益驱使和上级行政压力双重力量作用下，村干部极有可能在未征得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出让农地。政府征用土地之后，土地的所有权属性便发生了变化，从集体土地变为国有土地，政府再通过招、拍、挂的方式，把征用的土地高价出售给开发商，而政府则根据土地管理法的有关条款，给村集体一笔大大低于土地市场价格的土地补偿费。从经济学角度看，政府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之所以补偿标准低，是因为集体所有的土地不符合市场自由交易的条件，因此其价格无法通过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均衡来确定，只能由基于现行土地管理法有关征地补偿的相关规定，通过行政手段来定价。由于土地补偿费并不是直接给农民个人，而是先支付给村集体，再由村集体向原承包土地的农民发放，一些地方的村委因此出现截留土地补偿费的现象，造成农民拿到手的土地补偿费实际比政府给予的补偿数额还低。如此低的补偿费，只能让失地农民维持短期的基本生活，还不能指望用它来自谋职业，而用于创业则更显困难。

（二）政府安置就业的交易费用过高

地方政府虽然是就业责任的主体，承担着辖区促进就业的责任。但是，政府促进就业的工作重心更多的放在了解决城镇职工的就业问题上，而对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却缺乏具体的措施。究其原因，是因为解决城镇职工的就业问题有现存制度《失业保险条例》作为决策依据。《失业保险条例》的覆盖对象是城镇企事业单位的正式职工，不包括失地农民。尽管2011年开始实施的《社会保险法》扩大了失业保险条例的覆盖对象，在附则中规定“征收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足额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按照国务院规定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但实际上，由于没有相应的实施细则和操作措施，有关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险条文无法落到实处，失地农民仍然游离于失业保险制度之外。“经济制度的主要目标和作用在于节省交易成本”［11］，由于没有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就业保障方面的法律法规，那么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通过协商沟通，联系众多愿意接收失地农民的企业，把数量庞大、文化水平和职业技能参差不齐的失地农民安置就业，必然产生相当高的交易费用，地方政府显然不愿意承担这个交易费用，因此普遍采用比较简便易行的做法，给予一笔征地补偿款，让失地农民自谋出路。

（三）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的均衡

尽管多数地方对于城镇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采取给予一笔征地补偿款的方式，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进行就业安置。但是也有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劳务经济，拓展失地农民的就业空间，仍然会出台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政策措施，比如针对失地农民的自身特点制定专门的培训方案，聘请专业老师，对失地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失地农民的素质，促进失地农民尽快实现就业；城镇职业介绍服务窗口免费为失地农民进行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然而，由于长期农业生产养成的职业惯性，并非所有的失地农民都愿意参加技能培训和接受职业介绍；有些失地农民即使愿意参加培训，因为年龄和文化水平等原因未能获得用人单位的聘用，最终也可能放弃参加培训的打算。政府对失地农民就业安置的制度供给，和失地农民对就业安置制度的需求最终达到一个均衡点，实现制度的均衡。制度均衡的结果，往往是政府对失地农民采取货币补偿的方式，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

（四）就业安置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从经济学角度看，路径依赖是指“人们过去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12］。也就是说，我们以往选择了某种路径，便习惯被长久地锁定在这一路径上，因为改变这一路径需要支付成本，因此，人们往往不愿意改变既定的路径。在GDP导向的绩效考核制度下，地方政府领导为了加快经济发展，刷新GDP数字，以谋求自身职务晋升的政绩资本，普遍热衷于搞城市扩张与建设的政绩工程，但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却不愿意投入过多，也不愿意变革与创新工作思路，因为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既要花费财政资金，又无法展现政府官员的政绩。由于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流动性较强，一些主要官员在一个地方工作不到几年，甚至才一年半载，或者得到晋升，或者调整到其他地方或部门任职，因此他们往往追求短期政绩，而对于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措施，更愿意沿袭以往做法，使得失业农民的就业安置制度形成路径依赖和制度锁定。由于失地农民就业安置办法已经形成制度惯性，过去采取一次性货币补偿的方式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新任官员也不愿意花费成本去实现制度的变迁，而是继续沿用低价货币补偿的方式。

三、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的制度创新建议

保障失地农民就业权利，促进失地农民实现就业，不仅是解决失地农民长远生计问题的必然要求，也是城镇化进程顺利推进的必要保障。如果仅仅是城镇建城区不断扩张，农村土地逐渐纳入到城区的范围，而农民失去土地之后被迫变为“城里人”却没有较为稳定的非农职业，缺乏稳定生活来源，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而是城市扩张对农民生存权益的剥夺。对失地农民进行妥善的就业安置，对于缩小失地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地方政府不能把给予微薄的征地补偿款当作解决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手段，从而甩掉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的包袱。为了有效促进失地农民就业，必须转变观念，对多项制度进行变革与创新。

（一）改革对地方官员以GDP为导向的绩效考核制度

地方政府之所以倾向简单地以货币补偿的方式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其根本原因是，即使投入大量的财政资金，发动各方面的社会力量，把失地农民安置在各类企业或社区公益组织就业，却不能彰显其政绩。而征用农村土地出售给开发商，不仅能够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收入，而且通过开发地产、兴建基础设施，进行招商引资，还能创造出新的GDP，从而能够以此向上级展示自己的政绩，以获得职务上的晋升。因此，地方政府热衷于征用农地、经营城市，而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却热情不足。所以，要转变地方政府的施政观念，重视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首先要变革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要彻底改变唯GDP至上的政绩考核导向，而应该把民生工程的实施及成效当作考核的重要指标，特别是把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作为民生工程中的专项考核指标予以突出，并提高该指标的分值权重。

（二）制定专门针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政策法规

按照现行土地管理法的有关规定，征地农民的安置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及附属物和青苗补偿。这种征地补偿费本身已经大大低于土地改变用途之后的市场价格，安置补助费只是仅仅占其中一小部分，这说明安置补助费是相当低的，对于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根本无济于事。《社会保险法》虽然规定，要把“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社会保险制度”，但由于失业保险制度主要是对企事业单位职员制定的，参保单位和个人按规定须按工资的一定比例缴纳失业保险费，而失地农民既没有雇主，个人也没有缴纳失业保险费，因此要把他们纳入失业保险制度，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为此，应该出台专门针对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的政策法规，如《失地农民就业保障条例》或《失地农民就业安置条例》。在《失业保险条例》中，明确规定失业农民失业保险费的缴纳办法，包括出资主体和缴费标准。由于失业农民没有雇主，且失业保险费本身并不高，建议从征地的增值收益中提取，由政府缴纳，失地农民不必缴纳失业保险费。失地农民享受的失业保险待遇参照城镇职工失业保险待遇标准。

（三）尽快落实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的政策取向

众所周知，征地过程中，之所以时常发生失地农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纠纷，甚至发生或上访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征地补偿标准太低，与征用改变用途之后的土地价格存在巨大差距。有限的补偿款最多只能维持几年的生活，当征地补偿款用完之后，如果没有收入来源，失地农民将陷入严重的生存危机。然而，在市场化就业机制日臻完善的今天，再由政府统一对失地农民进行就业安置，显然不符合现实制度环境，并且将产生无法估计的巨大交易费用。另外，制度供给也不一定完全符合制度需求，作为制度供给主体的政府即使出台以行政手段进行就业安置的政策措施，也不一定为所有失地农民所接受，一些失地农民或许根本不需要政府安置就业，而是倾向于自己创业。因此，自主择业应当是失业农民实现就业的主要途径，政府不必包办。在这种情况下，要保证失业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就要彻底改革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大幅度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尽快落实中央最近提出的“实行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13］的政策取向。当然，政府在提高征地补偿标准之后，并不表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问题就放手不管了，而是要充分发挥服务型政府的职能，对失地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提供用工信息，进行就业指导，推荐就业岗位，在此基础上，让失地农民自主择业。对于有意创业的失业农民，政府应该积极扶持，免费提供创业培训，并在工商、税务、金融、卫生等方面给予相应的优惠政策。

作者:周毕芬 单位:福建农林大学

参考文献：

［1］李永友，徐楠．个体特征、制度性因素与失地农民市民化———基于浙江省富阳等地调查数据的实证考察［J］．管理世界，2011，（1）：62－70．

［2］林民书，李文溥，林枫．城郊被动型城市化农民就业问题研究———厦门禾山镇农民非农化问题实证分析［J］．财经研究，2002，（9）：75－80．

［3］郭金云，江伟娜．促进失地农民自主创业的对策研究———基于创业过程的一般模型分析［J］．农村经济，2010，（2）：106－109．

［4］张士杰，杨昌辉．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安置问题研究［J］．江淮论坛，2013，（4）：22－26．

［5］翟年祥，项光勤．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的制约因素及其政策支持［J］．中国行政管理，2012，（2）：50－53．

［6］郑风田，孙瑾．从生存到发展———论我国失地农民创业支持体系的构建［J］．经济学家，2006，（1）：54－61．

［7］易虹，刘晓芳．被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安置现状调查———以厦门“金包银”工程为例［J］．城市问题，2012，（6）：72－76．

［8］李飞，钟涨宝．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失地农民职业获得———基于江苏省扬州市两个失地农民社区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10，（6）：11－21．

［9］许庆．关于促进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的政策建议［J］．科学发展，2013，（2）：24－27．

［10］高君，汪清．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就业问题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2010，（1）：65－70．

［11］［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9．

大学生村官晋升途径篇10

【关键词】公务员 思想变化 特点 建议

公务员是执行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代表党和政府形象的重要角色，也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的重要桥梁。其思想、行为状况直接影响党的政策实施效果，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党政部门的评价。因此，通过科学的调查研究，掌握公务员的思想变化，寻找特点和规律，提出相应改进措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对河北省十几个单位的公务员进行问卷调查和座谈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初步掌握当前公务员思想变化的特点及规律。

公务员的基本思想特征

政治思想严谨但工作作风有些惰化，创新意识增强但服务态度差异较大。党政机关的工作环境培养了公务员严谨的思想作风，在重大事件面前、在社会敏感时期他们表现出了与党和政府的高度一致。调查数据显示，79.1%的公务员非常关注和较关注党的方针政策信息，很少关注和不关注的仅占20.9%。但也有33.02%的公务员认为自身晋升无望，力求工作不出大的错误，得过且过，因循守矩，贪图享乐的思想也较为严重，其在工作作风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做事畏难情绪严重，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强。86%的公务员认为中央大力倡导创新，并通过改革为公务员创造了有利于创新的种种环境和条件。但现实中仍有部分公务员思想不够解放，不能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创造性地做好各项工作，愿意守摊子，保位子，怕碰钉子，怕担责任。上级反复强调、多次部署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见不到明显成效。如调整经济结构、节能减排和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农村新民居建设等，基础条件相当的地方，工作进展差距很大，充分显露了领导干部改革的劲头和决心的大小。公务员总体服务意识明显增强，但突出的问题是对上对下的态度差异明显，官僚作风依然较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状况依然存在。考核机制不够完善，政府组织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岗位工作单调、枯燥、重复，缺少创造性和挑战性，是造成公务员个人成就感缺失，工作热情下降，责任意识降低的主要原因。

工作压力日益增大但排解不畅，交往需求强烈但又恐惧交往。调查中，64%的公务员对所处的环境不满意，怨言较多。56.28%职位低、新进的公务员对按照职位高低和工作年限来衡量工资待遇，有强烈的不公平感，认为自己的付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80.27%的公务员认为其所得薪酬与其所付出的努力和社会地位不成正比。59%的公务员最痛恨那些职务晋升中存在的潜规则，如裙带之风，帮派主义。78.39%的公务员“经常感到压力”和“感觉太累”，0.95%的人有时甚至会想到自杀。公务员的压力来源于多个方面，主要有不必要会议过多（61%）、工作应酬必须喝酒（58%）、升迁的希望很小（50%）、承担角色与责任过多（47%）、担心工作不能令领导满意（43%）、担心下属完不成任务(37%)、被迫执行领导不切实际的决定（34%）、不得不说假话（31%），等等。从缓解压力的途径上看，56%的公务员选择“自我安慰和心态调整”，24%的公务员选择运动作为缓解压力和烦恼的方式。单一的缓解压力和疏解不良情绪的途径和方法为公务员压力的累积埋下了隐患。89.26%的公务员都具有各种各样的抱负，不满足于应付工作和“混日子”，希望在岗位上顺利发展，并且做出优异成绩体现自身的价值。公务员感觉在工作上自己的最大优势是工作能力（79.5%）、独立性（44.5%）、性格（42.6%）；自己的最大劣势则是社会关系（67.1%）、工作经验（48.6%）、人际关系（37.8%）。在与亲朋好友交往的过程中，由于自身身份的特殊性，28.19%的公务员担心自己因为无法婉拒亲情而做出违背工作职责甚至违背法律的事情。还有37.88%的公务员周末加班，生活不规律，严重影响了与家人和朋友的相处，弱化了亲情交流。而另一方面，79.01%的人认为单位内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54.11%的人认为同事在相处过程中不说真话，关系不融洽，同事间缺乏信任与尊重，人员交流流于表面，内心得不到情感的交流，长期处于压抑状态。

保健意识增强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和“官本位”的价值取向在公务员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48.98%的公务员认为做官就能获得较高的收入、良好的待遇、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好的社会福利，更重要的是做官能更多地实现个人意志，拥有更多的工作自和支配权。当昔日与自己相差不多的同学发了财，和自己各方面相当如年龄相近、学历相当、工作年限相同的人得到了升职的机会时，87.63%的公务员产生严重的不平衡心理，导致情绪低落、郁闷、工作积极性下降、职业倦怠现象，甚至怀疑自己的职业选择和价值取向。公务员的生理与心理健康不容乐观。卫生部门对公务员健康体检结果进行分析，发现排在前四位的疾病分别为高血脂症（54.22%）、脂肪肝（30.29%）、高血压（11.22%）、糖尿病（5.09%），其中40岁以上的人群检出率最高。49.88%的公务员出现了工作倦怠，工作态度消极、甚至工作热情丧失，应付了事。从缓解自身心理压力的途径看，39.3%的被调查者选择“运动”作为“排解烦恼”的方式，35.8%的被调查者选择“自我安慰和心态调整”；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大的帮助来自“家人”（60.9%）、“朋友”（28.4%），真正寻求领导和同事帮助的很少。

原因分析

社会环境因素方面。当前，我国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多重转型和叠加的特殊阶段，国家战略发生调整，各个省市的发展开始转型，各级政府的职能发生转变，社会文化日益多元化，这些社会环境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务员的价值取向、工作态度和生活追求。

组织环境因素方面。对公务员的管理上，权限过于集中，统得过死，在机制上没有区分具体的工作性质、社会责任和职业特点；相关管理体制不够完善，缺乏严格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责任制，导致权力异化和腐败的发生；晋升制度尤其是选拔和提升制度的公平、公正、公开程度依然需要加强；绩效考核制度与工作性质和岗位职责相脱节，考核的可操作性、可量化性不强；激励机制与公务员的内心期望相差较大，导致公务员失衡心理较重。

个体因素方面。“官本位”的传统思想对公务员的影响依然很深，绝大多数公务员将晋升作为自身价值的最重要的体现。为谋求晋升，公务员承受着单位体制、工作任务、家庭期望、自身人格等多方面的挑战，需要不断的学习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压力较大，调节不畅。也有一些公务员抱着守摊子、保位子的想法得过且过，不敢创新，怕担风险，怕丢乌纱帽。

公务员的教育管理建议

根据机关公务员的思想变化，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坚持不懈抓好公务员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改进工作作风，增强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做好公务员的思想政治教育，重点抓好党的宗旨观念、党性党风党纪、廉洁从政、艰苦奋斗等方面的教育，引导公务员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加强作风建设，重点解决办事效率低，服务态度差的问题，大力纠正对上汇报“一枝花”，实际工作“豆腐渣”等浮夸作风。加大作风建设的有效监督，努力提升公务员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努力在各项改革措施上创新，让创新的成果看得见摸得着，尤其是服务领域的创新更容易受益于民。增强公务员的责任意识，严格落实公开承诺制、首办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考核评议制、追究问责制。不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把公共服务的底牌亮出来，交给群众，公开透明，要把服务什么，怎么服务向群众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真正做到转变观念、转变职能、转变作风、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