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十篇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篇1

【关键词】古典贸易理论 新古典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批判重商主义，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斯特以及当代的克鲁格曼，杨小凯等人的逐步完善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经济学体系，并不断应用于实际。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及演进规律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贸易政策从而促进各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典贸易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对利益的追逐产生物品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劳动的分工，分工使每一种物品的生产都趋向专业化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该生产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行进行贸易以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

绝对优势学说的创立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它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即各国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使各国对同种商品的生产具有不同的绝对成本，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驱使国家间贸易的产生；第二，它指明国际贸易能给参与到其中的国家带来比自给自足更大的利益；第三，它指出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既然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就应该最大程度的开展国际贸易，即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

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学说更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因为比较优势学说表明，不仅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为现实中的此类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国家贸易能为所有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国际贸易就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这样，比较优势学说就从理论说明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比较优势只对国家间贸易的分析是静态的，它只能总结某一时点上国家间贸易的优势所在，无法分析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变化。二是比较优势理论只以生产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为依据，忽视了各国的自然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可能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其他因素。三是比较优势没有说明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分配问题，即贸易双方以什么样的比例分配贸易利益。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

199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俄林在书中的分析选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他选用了自然要素禀赋而非生产商品的时间，从新的出发点分析了国际产生的原因。生产要他在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中各个国家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各种商品的生产所需要各种要素的比例也不一样，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通过生产以本国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为要素的商品并在际市场上出售以获取贸易利益。原因在于，以相对丰富的资源为生产要素必然使得该国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所生产的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利用价格优势获取比国内市场的贸易中更多的利益。

显然，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模型在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俄林模型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解释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相对优势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状况的不同。两地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导致商品的生产成本不同，产生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差异，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俄林不仅对某种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作出分析，而且从资本、技术等要素出发在宏观层面上说明一个国家的贸易优势和劣势所在。第三，俄林模型解释了国际贸易可能会给一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由于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使用丰裕生产要素的资源并获得高于国内市场的利益，必然使得该种要素的需求量增加，价格上升。反之，需要使用本国相对缺少的资源生产的商品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从而使该类商品生产要素的需求减少，近而使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会从此类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

三、新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迅速，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赫尔普曼等经济学家不断尝试把新的理论应用到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来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逐渐形成新贸易理论。其中，对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发展的基础，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不衰。与俄林选择自然资源禀赋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克鲁格曼改变了对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的基础，他假定厂商的生产是规模报仇递增的，并以此为依据得出使市场实现均衡的两个条件。首先，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厂商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需要选择在边际利润为零的点上进行生产，在该点上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边际利润为零。其次，厂商可自由进入或推出一个行业的生产，通过经济学的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时，进入生产的厂商数量等于退出生产的厂商数量，即生产规模实现均衡。新贸易理论通过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瓶颈而把贸易理论的发展推向前进。

新贸易理论相比新古典贸易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现实适用性的提高，它能够揭示经济中更普遍的现象，并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难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国际贸易的大部分没有发生在要素禀赋相差极大的国家之间。在新贸易理论中，由于商品的多样性及其随经济、科技、市场需求等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而处于变动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所有种类的商品，所以国际间的贸易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至于在生产商品的分工中哪个国家生产哪些商品则由资源占有状况和生产条件等因素确定。

新贸易理论当然也是不尽完善的，它的缺陷主要在于对厂商的要求过于严格，严格假设所有的厂商完全相同，忽略了各个厂商之间所存在的领导者才能、资本及技术条件的差异，无法解释行业中厂商数量及规模的变动，或者一些企业在竞争中步步为营，规模和收益不断提高，成为行业中的主导者，而另一些厂商却在竞争中被淘汰，退出竞争。对前人无法解释的难题做出解答是新的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新贸易理论虽然解释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里昂惕夫之谜及相关难题，它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不相吻合。针对这一问题，新贸易理提出了贸易障碍这一概念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变量或参数在模型中做具体的分析，因此这一问题至此并没有得出系统合理的解释每一个理论的局限之处都会成为新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基于对这一难题的解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得到了拓展。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创立者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关键假设是经济中的每个个体都即使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由于每个个人、厂商或者国家都不能囊括所有商品的生产，因此生产者之间存在分工，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进行贸易所需花费的交易成本时，贸易产生。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原因，该论证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同样适用。由于该理论对分工的论证主要基于内生优势，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被成为内生优势理论。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分工是贸易产生的必要条件，当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时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即使所有的人都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异，也会在后天的分工选择中形成各异的内生比较优势，分工促使贸易的产生，贸易的成本形成交易费用，当交易成本大于分工经济的时候贸易产生的条件消失，各国又会发展封闭式经济，取消国际贸易。所以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是贸易产生的必须条件，二者缺一不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易效率在不断提高，交易所需的成本不断下降，分工经济的优势更加突出，又会返而促进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越活跃，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对多样化商品的需求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从而使福利水平提高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杨小凯教授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深层次完善和补充。他从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即贸易的产生出发，对贸易的起源进行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对在此基础发生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及各个层次经济体的运行做详尽的阐述，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同时在围观和宏观层面上对贸易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总结。

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以内生比较优势为依托，与古典贸易理论的外生比较优势形成对比，但又以之为基础。相比静态的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以专业化经济为基础对贸易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产品和市场的相关问题做了动态分析。世界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静态分析却只能描述在某一时点上经济的状态。因此，为了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需要对经济的动态运行进行分析，内生优势的变化就是动态分析的主要因素。动态分析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增加了对现实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其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现实化的理论，它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为衡量标准现实经济的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管理者对贸易选择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指导，以在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矛盾之中找到平衡点，使经济的运行更加稳定和高效。而且说明了国际贸易中经济分工的均衡状态，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再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做了统一分析。认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时，贸易就符合人类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因此自然产生。它突破了新贸易理论的局限，即虽然说明国际贸易的益处，却无法论证为什么国际贸易要由国内贸易发展而来，而不是在贸易产生的时候就被所有的国家所承认并采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起源的统一是该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最大贡献，不仅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也把经济运行的本质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来，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认知和解释深度，因此也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性指导意义。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它无法指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依据什么原则选择出口和进口商品。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者进口存在比较劣势的产品举均能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多的利益。因此可以根据生产商品的比较成本的高低来确定要出口或进口哪些商品。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对贸易模式问题也给出了明确说明，一国应出口较多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较多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获得更多利益。在新兴国际国际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指出，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利益是国内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无法对具体应选择哪些产品用于出口或哪些产品需要进口做出具体说明。只能说明一国应出口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可以带来更多交易利益的商品，同时需要进口那些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弱，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的商品。至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三大基本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新兴古典Q易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其对现实经济解释力的欠缺。该理论追求形式上的全面性，而无法顾及对经济运行细节的说明，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个宏观的框架，而不致力于对细微现象的解释。为了构建严密的逻辑框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且该理论中所涉及的数据无法从现有资料中获取，从而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或运用这一理论对现实状况进行预测。此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更适用于解释长期中的经济现象，而对短期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所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现实中的适用之处极其有限，它在理论上对以往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对以后贸易理论的启示方面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它对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解释和对经济发展的预示。即理论意义大于其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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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篇2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篇3

关键词：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动机差异；行业差异

中图分类号：FF8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2)03－070－05

一、国际直接投资中贸易的替代论与促进论

最早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是Robert A.Mundell，他从传统的赫克歇尔一俄林理论的两国家、两要素、两商品的分析框架出发，并假定：有两国家A和B，分别生产终端产品棉花和钢，相对于B国来说A国是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但是缺乏资金，而B国则情况相反；相对于钢来说棉花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A国的生产条件和要素禀赋无法对B国商品的价格产生影响。当A国和B国之间不存在要素流动和贸易壁垒时，会出现两国的商品和要素价格相平衡，这时A国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一棉花来交换B国的钢。即使假设一些外部因素消除了跨国资本流动的障碍，也不会发生跨国资本的流动，因为很明显，资本的边际收益在两个国家之间是相同的。但是，如果假设A国对钢征收高额关税，开始的时候A国钢的价格相对于棉花来说将会提高，由于高的资本收益率的吸引，资本会大量从棉花产业流向钢产业。所以，在自由贸易情况下，各种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间自由流动，因此不存在资本跨国流动的必要。然而，当两国存在关税壁垒、产业壁垒等障碍时，两国的资本要素价格就会不同进而导致两国的资本回报率不同，一国的资本势必会通过投资到另外一个资本回报率较高的国家，从而扩大该国的生产规模。由此，Mundell得到的结论就是，当不存在贸易壁垒的情况下，跨国投资会取代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体现的是替代关系。

Mundell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替代论的理论推理很完美，但却必须在满足一系列假设条件下才能成立，在实际情况下，虽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也会表现出替代的关系，但是替代程度距离Mundell的模型却相差甚远，并非Mundell所描述的那样完全替代，所以有许多学者对Mundell的理论提出了质疑。除此之外，Mundell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是作为两种独立的行为进行研究的，而如今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行为都是以跨国公司为载体进行的，研究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应该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前提进行研究。因此，Mundell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研究结论不是在以跨国公司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得出的，不适合跨国公司蓬勃发展的今天。但是，他提出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的替代论为研究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开辟了先河，也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首先对Mundell提出挑战的是日本一桥大学的小岛清教授，他在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两国进行贸易前先进行投资的观点，从而发现了比较优势理论不仅适用于研究贸易也同样适合研究投资的问题，而且他认为目前的国际化分工现象也要归功于贸易前的投资机制。贸易前的投资机制是一种从进口到进口完整的循环：进口一国内加工生产一出口一海外直接投资一进口，贸易和投资在整个循环中表现出促进的关系。而且，他在所提出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中也表示到，一国应该对该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并且按照比较成本的顺序依次进行。这种对外直接投资不会对本国的贸易产生矛盾，相反对自由贸易是一种补充，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量，应给予提倡。小岛清教授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对两者的关系提出了互补理论，然后对其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他把国际直接投资分为两种类型，日本型和美国型。两种投资的特点有很大的不同，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也不同。他认为，美国的FDI是贸易阻碍型的，对国际贸易的作用是替代的，而日本的FDI属于贸易促进型，对贸易的关系是互补的，即日本的FDI促进贸易的发展。

小岛清教授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互相促进的理论，对Mundell的投资与贸易替代论是一种挑战，但同时也是一种补充，是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他指出Mundell没有明确的说明，在资本流动后的新的均衡条件下两国间是否还会存在关税，而且也不同意Mundell所阐述的在资本流动后关税就没必要存在的观点。他认为，Mundell的理论是要证明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关系是完全的替代或不相关，但是证明二者的这种关系的时候却有太多假设的前提条件，那么二者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全替代或不相关的关系。虽然，小岛清教授的理论对Mundell替代论进行了补充和延伸，但是他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模型是从传统的分析框架上衍生出来的，并没有经过大量的实证检验，而且，小岛清的研究主要是针对日本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并没有普遍的说服力，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国际直接投资的实践也，相去甚远。

二、国际直接投资贸易效应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与Mundell理论和小岛清理论最大的不同是，传统的理论是以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进行的，而随着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80年代后期出现的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理论分析是建立在跨国公司的基础之上进行的。许多学者以跨国公司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互补与促进的关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蓬勃发展，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多方面的有益探索。Markuson和Svensson是比较早运用计量手段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并得到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两者关系不确定的结论。

他们利用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流动之间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不仅表现为替代性还具有互补性，依赖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关系是合作的还是非合作的。如果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是合作的，那么商品贸易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就相互促进；如果两者之间是非合作的，则商品贸易和非贸易要素的流动就会表现为一种替代关系。而Neary的研究也发现，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Neary运用3x2特定要素模型，得出FDI与贸易之间是不确定的关系，而FDI与贸易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要取决于引入的因素和理论假设。而且Neary认为，大多数的FDI是水平型的，而不是垂直型的。而一般的FDI理论认为当贸易成本下降时，水平型的FDI会减少，这就说明FDI与

贸易是替代的关系。但这种理论分析与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实际情况有些矛盾。贸易自由化和科技的进步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FDI发展的也很快，这体现出FDI与国际贸易的互相促进的关系。Markuson&Svensson、Neary等学者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相似的结论，那就是贸易与资本流动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在不同国家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不同。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在不同国家表现不同，主要是因为许多因素可以影响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而在不同的国家这些因素会发生变化。虽然影响二者的因素很多，但是从投资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研究，投资的不同时期、不同动机和不同行业是影响二者的主要因素，也是影响二者关系的内在因素，而其他因素属于影响二者关系的外在因素，例如：东道国的投资政策、人口因素等。因此，从国际直接投资的角度来分析投资与贸易的关系，就会发现在不同的投资阶段、动机和行业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体现出不同的替代或促进关系。

(一)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Patrie对不同投资动机下的投资与贸易的关系进行分析并发现，激发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贸易与投资的关系也不同，他根据投资的不同动机，把国际直接投资分成三大类：市场导向型直接投资、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和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其中，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为了逃避严厉的贸易保护壁垒，或者出于侵占当地市场的需要，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生产导向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公司受到低成本生产区位的吸引，出于降低生产成本的需要而进行的直接投资；贸易促进型直接投资是指跨国企业出于更好的配合本身的出口贸易活动，为企业的出口提供各种服务而进行的直接投资。按照上述分类，Patrie认为，只有市场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才会对贸易产生替代的作用，而其他两种类型的投资都会促进贸易的发展。所以，Patrie认为，在分析贸易与投资的关系时，首先要分析投资的动机，动机的差异会导致投资与贸易的关系不同。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类为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Dunning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分为四类：寻求资源动机、寻求市场动机、寻求效率动机和全球战略动机。他认为前两种动机多数为跨国公司在初步发展阶段的动机战略，而当跨国公司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就会采用后两种战略。经济学家们一直试图对直接投资的动机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但是由于分析的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所差异。

显而易见，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划分更适合于分析不同动机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替代或促进关系，但随着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其海外直接投资的战略也在发生变化，鉴于此，本文对于Patrie对国际直接投资动机的划分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把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主要分成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市场导向型。市场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巩固、扩大和开发国外市场，即通过对国外投资生产，以满足东道国市场的需求，或者向第三国出口，具体又可分为几类不同的情况：第一类是，投资企业本来是出口型企业，它原在本国对商品进行加工然后出口到目标市场，但是由于目标市场实行贸易保护措施，给企业的出口制造了很大的阻碍，企业不得不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绕过贸易壁垒，通过就地生产就地销售维持原有的市场或开辟新的市场；第二类，跨国公司本身在海外已经占有部分市场，为了给其顾客提供更方便的服务，巩固其市场地位，因此对海外进行投资，以便就地供应，以免失去顾客；第三类，一些餐饮服务行业，为了开辟新的市场只能对其进行海外直接投资进行。比如一些食品的保质期很短，无法进行长途运输，还有一些无形商品根本无法运输，只能通过在海外设立企业，边生产边消费。所以市场导向型的对外直接投资替代了投资母国本来应该通过出口对东道国的产品。第二种是生产导向型。生产导向型的直接投资主要是跨国公司为了利用投资东道国的相对廉价的原材料和各种生产要素等，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益，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生产导向型的FDI一般出于以下几类原因考虑：第一类，生产所需要的原料来自于国外，最终产品有部分销往原料来源国，出于节省运输费用，或是出于该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比较丰富或廉价，一些企业会在该地建立分公司，利用当地原材料、劳动力或土地资源，地产地销，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对外直接投资会通过返销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贸易规模；第二类，在劳动密集型的行业中，FDI主要发生在劳动力密集的国家，跨国公司会从投资母国出口原材料或半成品到投资东道国，并利用当地的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之后的成品会返销回东道国或出口到第三方国家，所以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很难确定是替代还是促进了国际贸易；第三类，有些国家对特定的产业收取高额的关税，为了进入当地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直接投资从而绕过高额的关税壁垒，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很显然，这种动机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会替资东道国对投资母国的出口。第三种是技术与管理导向型和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技术与管理导向型的直接投资是为了获取和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许多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很难进行购买，而只能通过设立合营或并购当地的企业来获取，从而促进投资企业的发展，提高其竞争力。这类投资一般都是发生在发达国家和地区。除此之外，还有分散投资风险导向型的国际直接投资，一般该类跨国公司的投资是为了分散和减少各种风险，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自然风险和社会文化方面的风险。分散风险动机下的直接投资不仅可以起到规避风险的作用而且还可以起到扩大销售的积极作用，从而使企业不受国内条件的限制。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国际直接投资的根本动机就是利润最大化，而各种类型的国际直接投资动机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不同途径和方式。除此之外，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一般都是相互交叉的，一项对外直接投资一般都有同时存在两种或三种动机，因为，动机越多对投资的企业的好处就越多。

(二)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

不同的发展阶段下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是不同的，正确划分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对于分析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还是国内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划分，都是按照对国际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投资金额的变化以及一些具有重大影响事件进行的。然而，笔者认为，如果分析投资与贸易在不同发展阶段下的关系，更应该结合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发展阶段为依据。由于FDI对投资东道国的贸易会有滞后的效应，在由投资规模作为依据进行划分的不同投资阶段，投资流入国的对外贸易可能没有明显的变化。所以，结合FDI东道国的对外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作为划分依据来分析FDI的贸易效应，可以更明显看到在不同的阶段下，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变化。

跨国公司在海外的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的发展战略，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海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关系。

根据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的不同，跨国公司的FDI一般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和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跨国公司的进入阶段，即直接投资发生的初期，在此阶段，跨国公司会对东道国出口机器设备等资本货物和中间投入物，为下一阶段的生产以及运营做准备，这时跨国公司的FDI会明显地产生利于母国出口贸易的效应，扩大了对投资东道国的出口规模。随着跨国公司成功的进入东道国并开始生产运营时，便进入了跨国公司的经营阶段。在此期间，通过产品返销回国，会不断地扩大东道国对母国的制成品出口，与此同时，为了追求高额利润，跨国公司不仅会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还会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制成品出口，从而增加了当地的对外贸易额。随着海外基地或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为了获得更多的消费者，跨国公司会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给新贸易创造了机会，从而扩大了东道国的对外进出口贸易。所以，在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不同发展阶段下，FDI的贸易效应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行业差异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经验表明，不同行业下的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在制造业，母国的企业在从事跨国投资之前，一般都是从国内的生产与销售开始，然后通过出口、签发许可证和其他合同安排以及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等方式，实现公司生产、经营的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这种从贸易到投资的线性先后顺序，使从事制造业的跨国公司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也和国际贸易之间发生的是替代关系。在自然资源部门，跨国公司一般先从事进口贸易，然后在纵向的国际整合过程中对东道国进行直接投资，促进东道国更多的出口；或者顺序相反。因此，从事自然资源的国际直接投资往往会促进东道国的出口。而在其他的一些行业，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并不仅仅是这种单纯的替代或促进的线性关系。例如在服务行业，跨国公司的许多服务都无法用出口来实现，只能通过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来实现，这种国际直接投资不会对服务的出口造成太大的冲击，所以从事服务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往往没有产生明显的替代或促进作用。所以，在某些行业的国际直接投资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不是很明显或者二者之间没有关系。

以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关系的研究，无论是Mundell或是小岛清还是后来热衷于实证分析的学者，都是研究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学者们过多的关注二者的相互关系，并没有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一方对另一方影响的单向研究。事实上，关于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应该有四种组合：FDI的贸易替代效应；FDI的贸易促进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替代效应；国际贸易的投资促进效应。这四种组合包括了国际直接投资与国际贸易的所有关系。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篇4

关键词 原产地标准；贸易顺差；贸易统计；实质性改变标准；增值百分比标准

中图分类号 F710；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5-0054-07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际贸易得到了迅速发展，我国对外贸易的格局经历了由逆差转为顺差且顺差不断扩大的趋势。据统计资料显示，1978年我国贸易逆差为11.4亿美元，此后从1979年至1993年我国绝大多数年份都处于逆差地位（除了1982年贸易顺差30.3亿美元、1983年贸易顺差8.4亿美元），从1994年起，至2009年，我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而且贸易顺差额呈现扩大的态势。①从表1可知2000年，我国贸易顺差为241.1亿美元，2008年增长到2，954.6亿美元，9年间增长了12倍，2009年我国贸易总额较2008年有所下降，贸易顺差也减至1，960.6亿美元，但是2012年贸易顺差又达到了2，311.2亿美元。加工贸易占了我国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而且，从表1可明确得知，我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来源于加工贸易顺差（2007年除外）。②

我国外贸顺差如此巨大而且增长迅速，必定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引起我国与我国外贸顺差的主要来源国的经贸关系紧张，比如，近年来，西方国家针对我国的两反两保（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别保障措施）案件在迅速增加；西方国家对人民币币值施压；我国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

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引起了我国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就我国外贸顺差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目前主要的学术观点分为以下6种：一是我国的高储蓄和需求不足。邱询旻、于菁、熊豪（2008）根据凯恩斯国民收入恒等式，认为高投资和低消费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1]何帆、张明（2007）认为我国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我国贸易顺差存在的原因。[2]张家胜、祁春节（2007）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中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的直接原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中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3]赵文军、于津平（2008）基于跨时最优消费理论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和居民实际财富缓慢爬升是贸易顺差增加迅速的主要原因。[4]王仁言（2003）、王智烜（2007）探讨了我国人口因素引致的储蓄对净出口影响，得出我国的贸易顺差是由于储蓄率过高导致的。[5][6]二是国际分工和我国的要素禀赋。王晋斌，李南（2007）认为我国的贸易顺差是我国的资源禀赋和对外投资、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未来贸易顺差的扩大是中国外贸格局的基本态势。[7]余芸春（2007）从资源禀赋和贸易的相关理论出发，认为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是形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是解决顺差的重要途径。[8]熊宇（2009）指出贸易顺差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我国以廉价劳动力要素参与国际要素分工。[9]卢万青（2009）认为我国在东亚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地位导致了我国加工贸易的大量顺差，只要东亚分工格局未变，我国贸易顺差局面不会改变。[10]三是我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和加工贸易的发展。卢锋（2006）认为贸易顺差的直接原因来自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层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11]余永定和覃东海（2006）强调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并认为贸易顺差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正。[12]四是国际间产业转移。向松祚（2007）认为中国贸易顺差是全球产业分工和转移的基本结果，中国是“不得已而为之”。[13]蒲华林、张捷（2007）认为，持续中美贸易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和东亚诸国的产业升级以及对华产业转移。[14]五是中国的财政分权制度。许煜、许翱、尚长风（2007）研究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是我国贸易收支顺差的制度性根源，它对我国的贸易顺差有显著正效应。[15]六是实际冲击。张茵、万广华（2005）使用自构的SVAR模型对1985年～2000年间影响我国贸易余额的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实际冲击是影响中国贸易余额的主要因素，实际冲击包括国内外供给冲击和相对需求冲击。[16]

以上文献其实都只考虑到了贸易顺差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却忽略了贸易顺差实际上也是一种统计上的反映，统计制度与采用的规则对于统计数据有直接的重大的影响，而原产地标准即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统计规则。王晓辉（2005）从原产地规则这个统计制度的角度研究了中美贸易差额，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原产地规则作为贸易统计指标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导致中美贸易差额统计存在严重偏差。[17]但王晓辉的研究对象是中美贸易差额，而不是中国的外贸顺差，而且并未研究我国原产地标准对贸易差额的影响程度。本文将克服这些缺陷，从原产地标准这个统计制度的视角出发，深入研究我国的贸易顺差问题。

二、原产地的含义及国际原产地标准

产品的原产地（the Origin of goods）是指产品的来源地，即货物的开采地、提取地、收获地、出产地、生产地、制造地或加工地。[18]在国际贸易中，产品的原产地是指产品的“法定国籍”，即产品属于哪个特定国家（地区）。一个产品只能拥有一个的原产国（地），即原产地具有唯一性。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深，国际分工、专业化生产和合作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尤其是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生产经营，当今全球越来越多的产品在多个国家进行生产加工，使用了多个国家的原材料、配件、元器件，这样使用了多国“生产要素”的产品到底应该属于哪个国家（地区）？这其实就是对国际加工产品原产地的认定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原产地规则应用而生。原产地规则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贸易统计和关税计征的需要。

目前国际上关于原产地规则和标准主要体现在两个多边国际条约上：第一个是海关合作理事会 （CCC）于1973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第41/42届年会上通过并于1974 年生效的《简化并协调海关手续的国际公约》（通称《京都公约》），该公约中首次列示“全部产地生产标准”和3种“产品实质性改变标准”——税目目录改变标准、加工工序标准和从价百分比标准。第二个是WTO成员于1994年在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原产地规则协议》，另一个是 WTO 的《原产地规则协议》。该协议仅涉及“非优惠性原产地规则”。除含有若干原则性规定和程序规则外，协议还制定了一个三年工作计划用来编制一套国际共同标准。但是由于在一些问题上各国不能达成一致，该计划迄今未能完成。[19]

根据以上公约，原产地标准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完全获得产品标准”，即完全使用本国的原材料在本国范围内生产制造的产品则以此国为原产地，这个标准比较严格，但是基本被世界各国所认同，在实践中少有争议。二是“实质性改变标准”，其中包括税则归类改变标准、增值百分比例标准、生产或加工工序标准，“实质性改变标准”是专门用于确定国际加工产品的原产地。税则归类改变标准是指在最后一个国家（地区）生产加工后产品与使用的原材料、配件在税则归类目录发生了变动，则认为发生了“实质性改变”，此国（地区）为产品的原产地。增值百分比例标准是指加工产品只有在某国（地区）加工后的产品增值部分达到一定的百分比或者使用的外国原料（或本国原料）低于（或高于）某个比例，则认为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生产或加工工序标准是指只要在某国进行了规定的生产或加工工序，则认为发生了“实质性改变”。

由于这两个国际公约都仅仅是协调方案，而不是关于原产地的实体性规则的统一方案，只具有宽泛的原则性指导作用，而没有强制性作用。因此，各国都根据本国利益制定了自身的原产地规则和标准，各国原产地标准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实质性改变标准”，例如，欧盟和日本采取的是关税税目变化标准，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采用增值百分比标准，各国制定的增值百分比也不同，美国规定本国增值率不能低于35%，加拿大则规定不能低于60%。

三、中国原产地规则和标准

我国实施的原产地规则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2005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相分离的形式，进口适用1986 年海关总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进口货物原产地的暂行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了符合“完全获得标准”的8种情况，第三条规定了“实质性改变”是指“产品加工后，在《海关进出口税则》中四位数税号一级的税则归类已经有了改变；或者加工增值部分所占新产品总值的比例已超过30%及其以上的”。出口适用1992 年国务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其中第6条规定了两种原产地标准：一是 “全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或者制造的产品”，即完全获得标准，列出了7种情况；二是“部分或者全部使用进口原料、零部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进行主要的及最后的制造、加工工序，使其外形、性质、形态或者用途产生实质性改变的产品”，即“实质性改变标准”。同时经贸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规则实施办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含有进口成份出口货物原产地标准主要制造、加工工序清单》，第二个文件按税目号分类列出了含有进口成份出口货物要获得中国原产地证，必须在中国进行的主要制造、加工工序清单。《制造、加工工序清单》对于大部分加工产品只规定了简单的加工或最终组装工序，只对于部分商品工序要求“进口原料、零部件价值不超过制成品出厂价的75%”。通过剖析，这个阶段我国原产地规则关于出口产品“实质性改变标准”实际上采用的是简单加工和组装工序为主，构成比例（即增值百分比）为辅。这是很宽松的原产地认定标准，而且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管理部门也并未严格执行相关标准，许多进口成分含量在90%以上的的加工产品也能获得中国原产地证。[20]第二阶段，从 2005年1月1日起，我国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统一了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原产地的确定规则，把“完全获得标准”和“实质性改变标准”作为判定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的两个标准。《条例》规定“实质性改变标准”以税则归类改变为基本标准；税则归类改变不能反映实质性改变的，以从价百分比、制造或者加工工序等为补充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在此基础上出台了《关于非优惠原产地规则中实质性改变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规定》对于“实质性改变”的3类具体标准——税则归类改变、制造或者加工工序和从价百分比进行了解释，并给出了从价百分比标准的数值（超过30%）和计算公式。《规定》的附件《适用制造或者加工工序及从价百分比标准的货物清单》（以下简称《清单》）中对具体税目下的产品的实质性改变标准做出了具体的规定，使《条例》更具有实际操作性。具体来说，《清单》中规定的“实质性改变标准”分为4种：一是只规定使用特定的原料制成，没有规定增值百分比，如“雪茄烟及卷烟”项目的实质性改变规定为“由烟草制成”；二是只规定制造加工工序，没有规定增值百分比，如“毛皮制的衣服、衣着附件及其他物品”项目规定“裁剪、缝制”；三是规定了使用特定原材料或者满足从价百分比（即增值百分比），但是增值百分比只是作为一个备选项，比如“新的充气橡胶轮胎”项目规定“由橡胶板、片、条材料制成；或满足从价百分比标准”；四是规定了特定的工序并且必须满足增值百分比，比如“计算器”项目规定“焊接、装配，并满足从价百分比标准”，这类标准相对比较严格[21]。

相比较于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我国的原产地规则和标准更加完善和严格，也更具有实际操作性，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和缺陷，其中一个缺陷就是：对于加工产品的实质性改变标准，过分强调税则改变标准和制造、加工工序标准，而增值百分比标准则属于从属地位和备选项目，并且规定的增值百分比只是超过30%，这个数值是非常低的，低于世界很多国家的规定，比如美国规定35%，加拿大规定60%。

四、原产地标准对于我国贸易顺差的影响

从表1可知，我国的贸易顺差基本上都来源于加工贸易（2007年除外），因此分析我国贸易顺差问题就转化为分析我国加工贸易差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加工贸易手册》，加工贸易商品必须全部复运出口，做核销，如果加工贸易货物因故转为内销的，需要经过外经贸主管部门的审批；并且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操作实践，经审批后则按“来料加工转内销货物”或“来料加工转内销货物”作单项统计。这就说明加工贸易产品有两个特点：制造过程中必然使用了多国生产要素、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的目的是为了制成产成品或半产品将来出口（即每一笔加工贸易必有进口和出口）。这样，加工贸易产品不可避免地面临判定其原产地的问题。下面将通过先分析我国加工贸易的状况，进而说明我国采用的原产地标准对其产生的影响。

目前我国加工贸易的典型状况是：处于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中间制造加工环节，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简单加工、装配的加工贸易比重偏大，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加工贸易在这些年虽有所发展，但比重仍然偏低。根据“微笑曲线”原理，我国从加工贸易中所获得的利益是很少的。我国加工贸易企业一般承担产品生产环节中最终加工组装环节，在最终环节，一般加工工序简单，附加值低，但往往在税目分类号、外型、性质或者用途上发生变化。而根据第三部分对我国原产地标准的分析，我国采用的“实质性改变标准”注重税目归类变化和加工工序标准，轻视增值百分比标准，而且规定的增值百分比数值也只是超过30%这个低水平，因此可以推知：即使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在我国增值的比例很低，也很容易符合我国原产地标准从而获得中国原产地证书，并贴上“MADE IN CHINA”的原产地标签出口。这样就会夸大我国出口贸易统计数据和外国从我国进口统计数据，从而夸大我国的贸易差额。③

综上分析，我国采用的“偏重于税则改变标准和制造、加工工序标准，而轻视增值百分比标准” 的实质性改变标准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我国加工贸易产品出口中到底有多少属于真正的“中国产品”，进而不能比较准确地反映我国的对外贸易状况。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采用“增值百分比标准为主、加工工序标准为辅”的实质性改变标准更合理。

因为衡量产品增值百分比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增值率，以下笔者将通过对我国加工贸易产品的增长率进行估算，从而为确定按照“增值百分比标准”，加工贸易产品中有多少产品属于真正的“中国产品”。本文采用《规定》中计算增值率的公式，而且依照《规定》的“增值百分比标准”的数值标准：增值率超过30%，则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发生了“实质性改变”，属于“中国产品”。计算公式如下：

增值率=■×100%（1）

（1）式中“工厂交货价”是指支付给制造厂生产的成品的价格，“非该国（地区）原产材料价值”是指直接用于制造或装配最终产品而进口原料、零部件的价值（含原产地不明的原料、零配件），以其进口“成本、保险费加运费”价格（CIF）计算。这个公式本来是用于计算每一笔加工贸易产品的增值率，由于受数据的可获得性局限，本文只能计算整体加工贸易的增值率，在计算时用进口额代替非该国（地区）原材料价值，用出口值代替工厂交货价，这是可取的，因为在我国外贸统计中，进口额采用CIF计价，出口额采用FOB计价。这样计算的值会产生主要误差是：如果加工贸易产品中增值率大于30%的部分所占比重绝对地大于增值率小于30%的部分时，则从整体上计算结果将显示所有加工贸易产品增值率将超过30%，即所有加工贸易产品都是“中国产品”，反之，则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但幸运的是，从后面的计算可以看出，我国来料加工贸易增值率基本上低于30%，而进料加工贸易增值率则大于30%，只要这两类加工贸易形式内部结构相似，则误差会因为相互抵消而大为缩小。

加工贸易可以分为3类：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和出料加工，其中出料加工是指我国境内企业将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辅料或半成品出由境外厂商加工后复运进口，我方支付工缴费的贸易方式。我国出料加工起步较晚，还处于不发达阶段，到2012年，我国的出料加工贸易进口额2.36亿美元，出口额1.96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例都接近于0%，④因此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本文只对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这两种贸易形式分别计算增值率。计算结果见表2和表3。

从表2可以看出，2000年～2012年我国进料加工贸易增值率整体上呈现递增的态势，而且增值率都超过30%，这意味着：进料加工贸易出口产品都在我国进行了“实质性改变”，属于“中国产品”。从表3可知，2000年～2012年我国来料加工贸易增值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2000年为32.0%，2011年下降为13.0%，2012年为14.6%，除了2000年和2001年，2002年～2012年我国来料加工贸易增值率都低于30%，因此，按照《规定》的“增值百分比标准”的数值标准，2002年～2012年来料加工贸易出口产品在我国没有经过“实质性改变”，因此不属于“中国产品”。

为什么进料加工贸易的增值率比较高而来料加工贸易增值率低？这需要从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的定义和性质来分析。进料加工是指我国有进出口经营权企业，用外汇购买进口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和包装材料，经生产加工成成品或半成品后自主返销出口的交易形式。来料加工是指由外商提供一定的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由我方加工企业根据外商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交由外商销售，而我方只收取加工费的交易形式。两者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来料加工企业没有加工贸易产品的物权，只能挣得低廉的加工费，加工中使用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大部分来自于外国；而进料加工企业享有加工贸易产品的物权，在加工中会更多地使用本国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复出口时可以自主定价，因此进料加工贸易出口价格（FOB价）中除了加工费外，还含有本国材料和零部件费用以及进料加工企业的利润。因此，进料加工的出口价格比来料进口会有更多的部分留在国内，这就是进料加工的增值率比来料加工更高的原因。

综上计算，2000年～2012年进料加工贸易产品的增值率都超过了30%，属于“中国产品”，因此不需要从外国出口总额中减去，2002年～2012年来料加工贸易产品的增值率都低于30%，因此不属于“中国产品”，需要从我国出口额中减去，调整结果见表4。调整后的结果与之前的分析相一致，说明目前我国采用的原产地标准确实夸大了我国贸易差额。从表4可知，2000年和2001年数据没有调整，因为这两年的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产品增值率均超过30%，2002年～2004年经过调整后贸易顺差为负，我国对外贸易实际上处于入超地位，只是因为我国现行原产地标准极为宽松，官方统计数据掩盖了这一事实。从2005年开始，经过调整后我国贸易顺差为正且呈现较快增长趋势，但从2009年开始有较大回落。经过调整后，2006年～2012年我国的贸易顺差额大概缩减了50%。

五、结 论

本文从原产地规则和标准这个崭新的统计视角出发，通过深入剖析中国采用的原产地标准，明确指出其对于贸易统计从而对于贸易差额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贸易顺差不仅是一种经济现象，而且是一种在统计上的反映，因而统计制度与规则对于统计数据有直接的重大的影响，而原产地规则和标准就是贸易统计的重要依据，因此原产地规则对于贸易统计将有重大影响。

第二，我国官方贸易统计数据显示的贸易顺差实际上是基于目前我国采用的原产地标准下的反映，但是这种宽松的原产地标准并不能真实地反映我国对外贸易状况，本文认为，为了反映我国加工贸易出口中到底有多少产品属于“中国产品”，采用增值百分比标准是比较合理的。通过计算加工贸易两种形式——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的增值率，从而对我国出口进行调整后，我国的贸易顺差大大缩减了，这说明我国目前采用的原产地标准确实夸大了我国贸易顺差。当然，由于受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计算方法的限制，本文只能够从整体上粗略地计算了这两种加工贸易形式的增值率，虽然计算结果的准确性不是很高，但是还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见文章第四部分的分析）。这也是以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第三，由于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强制性原产地标准，各个国家都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了各自的原产地标准，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未来调整原产地规则和标准（主要是实质性改变标准）将拥有宽松的国际环境。

[注 释]

① 数据来源于海关资讯网：http：//.。

② 在统计中，按贸易方式一般分为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一般贸易是指有经营权的企业单边输入关境或单边输出关境的进出口贸易方式。加工贸易是指一国通过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在本国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或者本国向外国出口原材料，在外国加工后再返还进口的贸易方式。加工贸易一般分为来料加工、进料加工和出料加工。其他贸易方式是指除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外的其他贸易方式，包括补偿贸易、易货贸易、无偿援助等。在大多年份里，其他贸易都是逆差，一般贸易有些年份是逆差，有些年份是顺差，但是顺差不是很大，我国的贸易顺差基本来源于加工贸易，具体数据请参阅历年《中国海关统计》。

③ 在我国贸易统计实务中，虽然不要求所有进入出口统计的产品都拥有中国原产地证书，但是，因为我国宽松的原产地标准使得外国投资企业更倾向于来我国投资从事加工贸易，因为其加工贸易产品容易获得中国原产地证书从而以“中国产品”名义出口，从而能够享受我国企业享有的一些优惠待遇，比如我国拥有的配额、反规避和反倾销的需要等。这样就会造成我国出口的增长。同时在外国的统计中，虽然各个国家采用的原产地标准都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海关统计中，产品的原产地证书是其进行进口统计的主要依据。因此，大量在我国增值比例很低的产品获得中国原产地证书在进入外国关境时，都会被统计为从中国进口，这样也就夸大了外国从我国进口的统计数据。

④ 数据来源于《中国口岸年鉴（2009年版）》：6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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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篇5

国际贸易是指不同国家（和/或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是商品和劳务的国际转移。国际贸易也叫世界贸易。国际贸易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部分组成，故有时也称为进出口贸易。

2.当前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分析

当前，影响国际贸易投资的因素有很多，在金融危机形势下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1有些国家会增加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等手段，以减少进口，同时增加出口退税、贸易鼓励等手段，以增加出口。。

2.2部分国家失业率下降，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一些地区甚至会发生政府跨台、军事暴动等极端社会问题。

2.3对国际法律法规了解不充分。

2.4金融危机的发生会使得一些国家发生信任危机，各国政府都会加大金融监管，这也不利于金融资本的流动。

2.5国际洗钱活动会日益猖獗，国际资本将更加趋利，不利于国家金融稳定。

2.6部分金融机构陷入危机，引发金融的无序性。

3.从国际法角度分析国际贸易风险的功能、特性及规避

国际法是调整各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律依据。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的各个方面。其中对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活动也有重大的规范性作用。对国际贸易风险的影响可以从其功能、特性来分析。如何运用国际法规避国际贸易风险。

3.1国际贸易风险的功能

3.1.1诱惑功能

任何经济活动的最终命脉就是追逐经济利益，经济利益是诱惑国际贸易投资的根本力量源泉。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之初，资本的扩展和发展都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不断前进和发展的。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全球化，经济利益也是现代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力量源泉。可以说是在经济利益的诱惑下才有今天的国际贸易投资。在国际投资的过程中利益诱惑越大，风险越高。但是任何一种经济行为都必须在法律的允许的范围内运作，做为调节国家之间关系的国际法，在企业运行过程中，始终坚持的是公平、互利互惠为基本原则，防止一切垄断或者不公平竞争的国际贸易的现象存在。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制止了在不合法利益的驱动下的国际贸易投资。所以说国际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并降低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因素。

3.1.2约束功能

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的风险，都可以带来一些费用、损失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能在国际贸易投资之初就可以预测的到风险的大小和种类。虽然国际贸易投资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的行动，并且风险本身也是具有不确定性，所以这种不确定性无形之中也给国际贸易投资一定的约束。这种约束和国际法的约束有相同的作用，但不是根本性的约束作用。因为马克思说过资本家在百分百利润的驱动下他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包括冒着杀头的风险。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要在根本上约束国际投资行为风险，不是依靠风险自身的约束力，而是依靠国际法的强力规定和执行力，并且给与一定的处罚威慑不法之徒。

3.2国际贸易风险的特性

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的风险因素中，既有自然界的各种风险因素包括：台风、洪水、地震等，也有人类社会的各种客观存在的能够引起经济活动发生变化的因素。我们可以根据国际法对国际贸易风险因素的特性进行分析。

3.2.1国际贸易风险的客观存在性。国际贸易风险是各国经济交往的产物，他不是以某个人的意志而发生改变，它是客观必然的存在。产生国际贸易投资风险因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这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相关活动规律的复杂性和国际市场企业参与主体的不确定决定的。其中企业生产经营的复杂性就是企业本身的行为，如在国际贸易过程中，企业是否依据国际法来经营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很多国家政府为维护本国企业的经济利益不惜损害他国企业的合法利益。所以在这种风险因素影响下，需加强企业自身对国际法的了解程度，如果发生相关违法国际法律法律的行为，企业可以运用相关法律维护自身的利益。

3.2.2国际贸易风险的无意识性。国际经济运行的大环境里面，国际贸易风险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及自然情况有很大的关联，但是与企业本身的正确运作也有一定的关系。很多风险都是企业在错误的决策下而产生的。包括对投资国的法律法规了解不清楚，对国际法律法规了解不够等等。所以这种无意识性的风险是可以预防和降低的。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对国际法进行详细的了解，遵守法律法规。共同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运行环境。降低国际投资中由于企业自身的失误而产生的风险。

4.如何运用国际法规避国际贸易中规避风险

4.1充分了解国际法律法规

在国际贸易过程中，有很多客观存在的不确定因素，在这种因素的影响下国际贸易中的投资风险依然很大。但是绝大部的风险都是人类经济主观活动所造成的。比如说垄断经济、不正当竞争、经济制裁等等。所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后，很多企业都是忍气吞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这种企业行为统分的说明企业本身对国际法律法规了解不够，可以说是没有了解。所以在企业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我们要熟读国际法，了解什么行为是企业可以做的，什么行为是企业不能做的。

4.2运用国际法律法规转移风险所谓风险转移，就是将企业应该承担的风险转移到其它主体承担，比如在企业相关运行活动中购买保险。购买保险只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一小部分降低风险，它是一种被动的风险转移。正确的风险转移方法是运用国际法律法规，提前分析、预测风险原因，做出应有的措施，转移风险。企业在国企投资过程开始时，就应该客观细致的分析企业跨国投资后所产生的风险因素，比如说某国的政局动荡较大，就应该根据国际法律法规了解由于政治风险而引发的投资风险所造成的损失该如何处理。怎样寻求相关政治庇护，尽可能的降低投资风险。

4.3运用相关法律法规维护自身权益

在国际贸易投资过程中，当风险发生以后，很多企业都是不了了之。他们觉得这是无法逆转的。不会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这种行为如果长期下去，风险因素不会因为你不去采取措施而消除、降低。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损失。所以当风险产生以后，各企业投资者要仔细分析风险的原因。正确的运用国际法维护自己合法权益，降低意外风险。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篇6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贸易逆差

1 文献综述

关于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研究,近年来一直是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课题。尽管在这一领域研究颇多,但目前就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问题的影响作用尚无精确的定论。2007年罗霄在“学海”上发表文章《从人民币升值透视中美国际关系的博弈》，他从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了人民币升值和中美贸易问题的关系，他认为中美的贸易问题汇率问题只是一个切入点；杜厚文、彭志文在2007年2月的山西财经大学学报上共同发表文章《中美贸易差额的性质，成因及影响》，并在文章中指出中美贸易的问题并非人民币升值所能解决问题的，它在于许多更深层次的原因。 本文重点分析中美贸易问题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研究，而且提出一些中美贸易问题的原因分析，得出结论是：人民币升值与解决中美贸易问题并无直接联系。

2 中美贸易问题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2.1 中美贸易的现状

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从1978年的9.9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078.2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但是，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迅速发展，中美双边贸易的不平衡的问题也日益突出。据中方统计，由1993年开始美方出现逆差62亿美元，到2008年上升到582亿美元。同时随着双边贸易量的不断攀升，中美贸易逆差还将继续扩大。

2.2 中美贸易的原因

2.2.1 宏观层面的原因

(1) 经济全球化。

二战以来,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美国企业为了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竞争和生存环境, 根据成本和效率的高低不断对各生产部门、生产环节,甚至生产要素进行调整，保留竞争力强,附加产值较高的部门和产业。美国经济结构经过产业高级化调整后,一些初级产品如日用品、原料加工和工业半成品的生产都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而这些产品又是生产和生活消费所必需,这就决定了美国从国际市场进口的大多是这些初级工业产品。我国工业是在承接产业转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产业和产品结构都比较落后,大多数企业都是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为跨国公司进行配套生产。因此,中美贸易顺差主要体现为加工贸易的顺差。加工贸易超过一般贸易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式。加工贸易赚取的是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增值部分,这就决定了加工贸易必然出现顺差。

(2)东亚各国和地区对美贸易顺差转移到中国。

我国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际产业转移,尤其是制造业从其它地区向我国转移。由于各国对进口商品的原产地认定以“实质性改变”为原则,加工产品的出口国就从上述国家和地区转移到了中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05 年,我国分别吸收韩国、马来西亚、泰国当年出口的21.8 %、11.5 %和8.3 % ,对美国和欧盟的出口分别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1.4 %和18.9 %。与2001年相比,2005年东盟、韩国等在我国进口中的份额也分别上升,其在美国出口中的份额则分别下降了1、1.1 和0.7个百分点。而同期,我国在美国进口市场的比重上升了5.8个百分点。上述数据表明,部分亚洲国家对美贸易顺差转化为中国对美贸易顺差。

2.2.2 微观层面的原因

(1)储蓄率的差异。

美国存在大量的贸易逆差主要是因为储蓄率偏低在开放宏观经济分析中,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有十分重要的联系,外部经济不均衡必然影响到内部经济的均衡, 而内部经济不均衡必然降低宏观经济效率, 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美国从1960年到1971年的总储蓄大于总投资,即年年有贸易顺差,并表现为美国对外净投资和债权,表现为双剩余；但近30多年来美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尽合理,低储蓄、高消费导致求过于供。长期的双缺口隐含的内外失衡经济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储蓄与投资关系的严重失衡。美国政府实施的低储蓄率政策,刺激了国内的消费需求。美国民众普遍持有超前消费的意识。然而高消费、超前消费的结果, 使总储蓄小于总投资,产生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2) 两国劳动力成本差异导致中美贸易逆差。

高消费需要高工资、高福利来支撑，而作为高工资、高福利的美国，其劳动力成本必然比中国高。这样，美国跨国公司为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力，就会规模地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据我国商务部统计，至2004年底，美国累计对华投资项目达45265个，合同金额986.1亿美元，美方实际投入480.3亿美元，美国在华投资企业已经有4万多家。随着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特别是进口替代型投资的增加，一方面造成了中国对美国进口的减少；另一方面又导致了中国对美国出口商品的增加，从而扩大了中美贸易逆差。因为采取低消费政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不仅比美国低，而且也比亚洲一些主要国家低。中国劳动力成本仅为美国的1/40 和亚洲一些主要国家的1/8-1/7，这又促使美国跨国公司将一些在亚洲国家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由此形成了中国从这些国家和地区进口原材料和零部件等，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后出口到美国的加工贸易格局，美国因此减少了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增加了从中国的进口，从而促使中美贸易逆差加大，对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减少。

3 结论

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许多人都非常相信，人民币对美元重新估值将有利于降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但由上文分析可以看出，这是有缺陷的。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篇7

关键词：贸易摩擦；比较优势；国家优势指数

一、我国遭遇贸易壁垒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极大促进了商品、资本、技术等的跨国流动，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带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也加剧了各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尤其是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遭受了国外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当前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贸易摩擦数量增长快论文

以反倾销和反补贴为例，根据WTO的统计数据，我国上世纪70年代遭遇的反倾销和反补贴只有几起，但到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中国就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

(二)贸易摩擦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蔓延

在遭受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贸易摩擦的同时，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也对我国出口产品采取诸多限制措施，例如2009年，印度对原产于中国、越南和斯里兰卡三国的紧凑型荧光灯征收反倾销税；对原产于中国和墨西哥的青霉素工业盐以及原产于中国的6-APA发起反倾销调查：对原产于中国的碳酸钡展开反倾销调查等。

(三)贸易摩擦的涉案产品范围不断扩大

我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发生的贸易摩擦涉及4000多种产品，涉案产品的范围相当广泛，已由最初的农产品：鞋类、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制成品向钢铁、彩电、电信等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工业制成品转移。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必将面临更多的贸易摩擦。贸易摩擦使得我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增加、企业开拓市场的难度增加，企业利润受损，削弱了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只有深刻地了解我国频遭贸易摩擦的原因，才能制定有利的政策去应对。

二、我国遭遇贸易壁垒的理论分析

学者们从WTO的政策制定、政治因素、商品结构因素等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例如，吴东云(2007)通过分析中外钢铁贸易摩擦，认为政治因素的介入是使得摩擦高发的原因之一；而李东荣(2007)认为，对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才是产生贸易摩擦的根本原因；张正萍、李多全(2007)认为，中美之间贸易依存度的不对称，使美国频繁地挑起贸易摩擦；陶金国(2006)认为，我国遭遇反倾销的实质性原因是我国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及由此引致的出口秩序混乱。本文试图借用综合比较优势理论，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并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分析我国频遭贸易摩擦的原因。

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经济体的综合比较优势是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比较优势的聚合，在分析比较优势时，不仅分析外生比较优势和内生比较优势，而且要分析两者有机结合所构成的综合比较优势。综合比较优势分布在生产、交易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其将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优势，分别称为生产优势、交易优势和需求优势。生产优势是综合比较优势在生产过程中的表现，具体表现为“低生产成本”。我国有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工资较低。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我国在2007年的小时工资为1.7美元，这个数据远远低于2007年美国的小时工资17.43美元。正因为中国具有低生产成本，也就是生产优势，使得我国出口的产品价格较低。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的某些产业，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限制较多，例如，蓝色贸易壁垒的出现提高了发达国家市场准入标准，削弱了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优势。

需求优势是综合比较优势在消费过程中的表现’这里所说的需求优势可以表现为别国对本国产品的需求。根据美国贸易委员会数据库可知，199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为7575，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种类为4424，而这一优势在2007年更是扩大到6067，说明我国的需求优势与美国相比在逐渐增强。在既定的市场规模下，我国较强的需求优势挤压了国外市场，使得外国产品的市场份额受到威胁，采取限制措施降低我国的市场份额。

交易优势是综合比较优势在交易过程中的表现，具体表现为“交易费用低”。基础设施、政府治理和教育水平都是一国交易优势的体现。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虽然还没有发达国家完善，但建设速度很快。例如，我国每百人中拥有的电话数量从1995年的3.7部增加到2007年的73部，增长了20多倍。提高了我国的交易优势水平。交易优势的增强使得我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但这势必会引起外国对中国产品的种种限制，削弱我国企业的竞争优势。

由以上理论分析可知，随着生产优势、需求优势和交易优势的逐渐增强，我国的综合比较优势也在增强，同时，遭遇的贸易壁垒也在逐渐增多。那两者在实证检验方面是否也存在关联?本文通过以下实证分析来证实。

三、实证检验

(一)变量的选取

根据以上理论分析，本文借助于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把生产优势、需求优势和交易优势测算出来，最后计算出我国相对于美国的国家优势指数。以下通过计量经济分析来检验我国频遭贸易摩擦是否是我国优势增强所引起的。

根据综合比较优势理论，测算出我国相对于美国的国家优势指数，由于数据查找的限制，本文采用1995—2007年我国遭遇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总和表示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

(二)Granger因果检验

经济时间序列常会出现伪回归现象，即经济意义表明几乎没有联系的序列却可能计算出较大的相关系数，所以，本文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来排除国家优势指数与遭遇贸易摩擦增长之间的不相关关系。通过Eviews5.0软件直接得到Granger因果检验的结果，Granger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8511，表明在10％的置信水平、滞后2期的条件下，拒绝原假设即国家优势指数是导致我国遭遇贸易摩擦调查数量的原因。这与本文在理论分析中所述正好吻合。

(三)模型的估计与检验

由于国家优势指数是影响我国遭遇贸易磨擦的原因，所以就排除了存在伪回归的可能。因此，为进一步研究国家优势对我国频遭贸易摩擦调查影响的强度，本文利用E-views5.0软件，通过最小二乘法得到方程(1)的计量经济模型如下：

贸易摩擦调查数量=92.33252*国家优势指数(1)

t=23.48683

(00000)

R2=0.7202R-2=0.7202D.W=2.086136

从方程(1)可知，国家优势指数的系数显著，且通过5％的置信水平。其中，R2=0.7202，R-2=0.7202，都较接近于1，说明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D.W=2.086136，接近2。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自相关性。说明方程f1)通过了各种检验。模型的建立是比较合理的。

可见，国家优势指数与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调查数量成正相关关系：且国家优势指数每增长1个百分点，遭遇的贸易摩擦调查数量就增加92.33252％。表明国家优势指数对于遭遇的贸易摩擦调查案件数有较强的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篇8

关键词：贸易摩擦；大宗商品；全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1)04-0009-06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需求大幅减少，美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采用贸易保护手段，近段时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了频繁的反倾销、反垄断调查。2009年9月11日，美国宣布对中国轮胎特保案(“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机制”和“特殊保障措施”的简称)实施限制关税，从9月26日起加征35％的惩罚性关税。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统计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共有19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包括17起反倾销和9起反补贴调查，涉及金额108亿美元。而最近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又相继对我国钢管出口展开反倾销调查(表1)。

在全球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刻，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个危险的信号。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贸易保护是损人不利己的，引发的贸易战争更有可能把世界经济拖入衰退，而近段时间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展开了频繁的反倾销、反垄断调查，从早先的纺织品到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大宗商品的制成品。本文拟从战略性大宗商品角度对此进行分析，并通过对棉花价格的实证研究展开深入的论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近阶段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争端缘由及趋势。

一，文献回顾

贸易保护理论的发展轨迹基本上可以归纳为重商主义一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一超保护贸易理论(新重商主义)　新贸易保护主义。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贸易保护理论进行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拓展。Eaton和Grossman(1985)证明当面临不利的贸易条件变化的风险时，政府可以通过进口保护政策消除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实现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的最大化。Long和Vousden(1991)建立的模型表明当所有关税收入完全分配给流动要素或者受保护的专有要素时，关税将不能完全抵消进口品的价格变动。Helpman(1995)在一个共同的特殊要素模型和个人效用函数的框架下对贸易的政治经济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到了有益的结论：模型决定均衡的贸易保护水平和结构具有类似的结构和形式。诺贝尔特・冯克(1995)分析了贸易型投资措施这一新型的贸易保护主义，论述了在传统贸易限制措施的作用下降的同时，非关税贸易壁垒却越来越重要，提出要建立一个有约束力的国际规范。Makoto Okamura和Kiochi Futagami(1998)运用两阶段数学模型证明了在满足一定前提条件的情况下，在第一阶段进行贸易保护能够增加两阶段的总福利。Mads Greaker(2006)分析了生态标签制度这种保护手段，认为对于一国政府来说对本国和外国厂商采用生态标签制度要比设定环境标准来说更优，但是这种政策起到的保护程度是不确定的。Earl L.Grinots和Peri Silva(2008)分析了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机制，解释了为什么最小的限制性原产地规则能保证效率和政策的独立性。

我国学者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研究。荆文辉和干建生(1995)分析了美国反倾销法的贸易保护作用，指出美国反倾销法目的并不是维护公平贸易，而是实行贸易保护。夏先良在同年分析了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政策的关系，认为我国应该对一些幼稚产业进行保护。贾宁、梅义仁(1996)通过对美国《伯德修正案》的分析，指出美国通过此修正案意图挑战国际贸易规则。光、张燕生和万中心(1997)运用局部均衡模型对中国贸易自由化后的福利效应和就业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总的福利效应为正。刘东勋、瞿志成、陈多才(1998)论证了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不是截然对立的，保护贸易理论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修正和完善。谢识予、尹翔硕和陈涛(1999)对非关税壁垒在我国贸易保护中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讨论了削减非关税壁垒对我国进口的影响，指出我国的非关税措施作用大大优于关税。强磊、张二震(1999)对战后日本的贸易政策演变过程进行研究，指出我国要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张可云(2000)分析评价了区域分工和区域贸易保护理论，建议区域分工与自由贸易并不必然导致区域合作，区域贸易保护也不会必然导致区域冲突。王小龙、李斌(2002)运用交易费用的李嘉图模型的超边际分析研究了地区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和地区贸易保护问题，指出贸易保护是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博弈的必然结果，我国应该采取措施消除地方贸易保护。周曙东、吴方卫(2003)通过对中日菠菜贸易的实证分析指出两个国家的贸易是实力博弈后的纳什均衡，但如果商品出口量超过临界点，则会引发战略性贸易保护。周茂荣、杜莉(2004)从静态博弈角度出发，运用重复博弈的概念和方法，阐述了为何无法实现单边的贸易自由化。范兆斌、左正强(2005)分析了国际贸易自由化背景下贸易保护的新趋势和动因，指出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提出发展中国家是否应该推行贸易自由化的质疑。王晓雷(2006)分析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原因，认为没有理由表明贸易逆差恶化了美国经济和就业，贸易保护也不能治理美国的贸易逆差。刘苗苗(2006)对日本如何应用原产地规则实行贸易保护进行了研究，指出看似中立甚至善意的规则，也可以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刘志雄、和秀荣(2006)从集体行动逻辑的视角，分析了国际贸易争端频频发生的原因，认为贸易中的国家都在按奥尔森的思路缓解集体行动困境，对当今国际贸易格局进行了一定的解释。李淑俊、郭增栋(2007)认为美国国会扮演了中美贸易的“警察”角色，推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惩罚。成心轩(2007)借鉴Jiandong Ju和Krishna的模型分析了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对公司行为选择的影响。向前、左海聪、王鸿喜(2007)通过分析日本的特殊保障制度，提出了中国的应对策略。保健云(2008)运用一国内部动态博弈模型与跨国模型分析了贸易保护主义与政治商业周期传播，探讨了如何构建与完善国际治理机构。赵美英(2008)从一个双寡头模型和新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基于贸易保护目标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形成机制，认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制定一定措施来规避损失，但是这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额外成本，为了转移这些额外成本给国外厂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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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的提出

传统的贸易保护的手段有很多种，对于进口品来说分为关税、配额以及歧视性政府采购，对于出口品来说分为补贴、出口退税等。对于贸易政策的影响的评判，一般标准是通过衡量总剩余的得失来进行比较。

传统的经济学早已证明，贸易保护基本上是损人不利己的，而且容易引起别国的报复行为，那么为什么近期欧美还对我国进行如此频繁的贸易调查呢?基于大宗商品视野，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欧美掌握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它可以通过控制大宗商品价格获取利益来补偿它实施贸易保护对自己造成的损失。

由图1可知，发达国家通过抬高大宗商品价格，促使出口国生产相关商品成本上升，随着成本上升，其竞争力相应下降，进口量由此下降，这样本国国内产量相应上升，而产量上升带来的规模效应，会相应降低本国厂商的成本，由此造成供给曲线Sx右移至Sx’。因此，从理论上讲，通过反倾销及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手段，同时利用其掌握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优势，通过有计划地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直到出口国相应商品价格超过新的国内均衡价格，由此理论上就可以限制外国进口。由图1可以看出，消费者剩余减少a+b+c，生产者剩余增加a+b+d，而由于没有进口，所以没有税收收入，那么此国净福利盈余为d-c，当d大于c时，此国净福利增加。

三、2003～200S年中美和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

回顾2003～2005年中美和中欧在纺织品贸易领域摩擦频繁，之后中美、中欧经过艰苦的谈判从此解决了在纺织品领域的贸易争端，即自2005年年中起，对配额外的进口棉花征收滑准税。税率滑动范围为5％～40％。众所周知，中国纺织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进口棉花，但是滑准税政策使中国纺织企业的成本比国际竞争对手高出很多。国内棉价比国际市场平均每吨贵1500元，低等级棉花更是比印度高出4000元左右，如此高的成本使我国棉纺产品根本无法在国际上竞争。

此外我国棉花与进口棉花相比，质量存在一定差距。一些问题长期存在，如“三丝”、“种乱”等。由于有滑准税的保护，这些问题得不到重视，因此滑准税的实施抑制了我国棉花质量的提高。

由纽约期货交易所美棉指数图可以看到，2003～2005年，国际棉价基本在历史低位徘徊，我国棉纺织业通过进口质优价廉的棉花，其产品的竞争力是造成中美、中欧纺织品贸易摩擦的核心因素。

纵观2005年到现在的国际棉价，可以发现，除2008年8月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动荡中，国际棉花价格有过约4个月的大幅调整后，又很快回到历史高位，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调控。在如此高企的价格下进口棉花而且其中相当部分还要征滑准税，中国的纺织品企业的竞争力已经下降到不足以影响美欧纺织品相关产业的市场竞争，这也就不难解释2005年后鲜有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原因。

四、近期贸易摩擦的特征与趋势

从早先的纺织品到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战略性大宗商品的制成品。

纵观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摩擦，与此对应的橡胶、钢材及伦敦铜的价格也类似于美棉价格指数，相比而言，日胶更加坚挺些。

比较有趣的是，最近的轮胎、钢管、钢绞线、紫铜管贸易摩擦基本都发生在此次相关大宗原材料价格因美国金融危机大幅调整的时期，这不能说只是巧合。

正如前文分析的，发达国家利用其掌握大宗商品国际定价权，通过抬高大宗原材料价格，促使出口国生产相关商品成本上升，随着成本上升，其竞争力相应下降，进口量由此下降，这样本国国内产量相应上升，而产量上升带来的规模效应，会相应降低本国厂商的成本。因此，从理论上讲，通过反倾销及反补贴等贸易保护手段，同时利用其掌握世界大宗商品定价权的优势，通过有计划地抬高大宗商品价格，直到出口国相应商品价格超过新的国内均衡价格，由此限制外国进口。

而发达国家通过抬高大宗原材料价格，通过国际金融市场操控这些大宗原材料价格获得巨额利润，也增加了该国总的福利。因此，传统国际贸易认为贸易保护是损人不利己的定论有可以补充和完善之处。

同时，我们也可以对近阶段贸易争端的趋势给出基本判断：随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重回高位，相关的贸易争端将逐步减少。正如失去了质优价廉进口棉花后的纺织业，我国大宗商品相关产业由于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上涨而在世界范围失去竞争优势，由此所谓的贸易争端也将逐步平息。

(作者单位：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商务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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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贸易收支;贸易顺差;最优跨时贸易

一、引言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贸易收支一直保持顺差。中国贸易顺差问题成为国内乃至全球关注的焦点。巨额的贸易顺差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会引起越来越多的贸易纠纷,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绊脚石。在世界经济陷入困境的2009年度,贸易保护更是集中爆发,仅美国和欧盟涉嫌中国制造的“双反”案件就高达101起,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贸易顺差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从Keynes的宏观经济模型出发,提出内需不足是中国贸易持续顺差的根本原因,认为中国应该放弃“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通过刺激内需改变经济发展对国外需求的过分依赖;二是遵循国际收支调节的弹性理论,提出人民币低估是中国长期保持顺差的主要原因,建议通过人民币升值调节贸易顺差。这两种观点都有合理性,但与现实似乎不太吻合。如果内需不足相对于外需充足,那么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为何外需不足我国贸易仍保持顺差?如果人民币升值可以调节,为何我国自2005年7月汇改以来,人民币适度升值后,对外贸易仍然是顺差?本文认为,中国贸易顺差短期内是国际货币政策造成的输入性顺差,长期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

近年来,作为世界货币符号的美元供给量超常增长,可能是短期中国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长期,中国贸易顺差是平衡前期贸易逆差的跨时贸易结果,体现了国与国之间跨时贸易的互利性和互补性。

基于此,本文从消费者最优跨时条件出发,建立国际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模型,在理论上说明国际货币政策对一国贸易收支可能产生的影响。然后使用该理论模型,从实证角度分析美国相对于中国的货币供给量变化对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影响的传导机制一直是货币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西方经济学经典理论一般是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分为三类:利率渠道、信贷渠道和汇率渠道。由于汇率渠道从理论上直接解释了货币供给影响贸易收支的途径,因此,大多研究文献是从汇率渠道出发,研究货币供给影响贸易收支。

Obstfeld等(1995)将汇率因素纳入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分析货币政策通过汇率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Faust等(2002)研究了货币政策变动对汇率的影响问题。对于我国货币政策对贸易收支的研究,盛朝晖(2006)认为我国的货币政策汇率传导机制具有一定的被动性,贸易收支变化是汇率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而汇率变动不是贸易收支变动的格兰杰原因;赵进文等(2004)认为我国货币供给量对进出口影响显著,货币供应量直接作用于贸易收支平衡。Zhang等(2007)认为中国贸易失衡是实体冲击的结果,货币手段难以有效解决中国贸易失衡问题。Groenewold等(2007)、Zheng等(2006)都表明人民币币值调整对中美贸易失衡的作用不大。

从非货币因素考察中国贸易顺差成因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卢锋(2006)认为贸易顺差的直接原因来自于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结盟效应”,深刻根源则是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与改革开放进程的互动关系。余永定等(2006)强调中国的贸易顺差是中国长期推行吸引FDI的优惠政策,特别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的结果,并认为贸易顺差已经成为结构性问题,无法通过宏观政策在短期内加以纠正。张二震等(2009)认为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是我国贸易顺差的重要背景,我国快速融入国际生产网络是贸易顺差快速增长的内在原因。(2)中国廉价资源和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王晋斌等(2007)指出中国贸易顺差是中国经济的资源禀赋和对外投资、贸易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认为贸易顺差扩大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基本态势,不存在任何低成本快速降低贸易顺差的短期措施。余芸春(2007)认为相对较低的资源价格是形成我国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积极推动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要素市场是解决顺差的重要途径。(3)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张家胜等(2007)认为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和国内投资过度扩张、贸易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以及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是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的直接原因,而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金融抑制等因素决定了中国贸易顺差将在较长时期内存在。(4)从跨时贸易分析我国贸易顺差的成因。赵文军等(2008)认为中国实际资本存量高速增长和居民实际财富缓慢爬升是贸易顺差快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张碧琼(2009)认为中国与美国存在互利的跨期交易,美国逆差和中国顺差,表明中美之间存在顺逆差转换关系,体现了两国的跨期消费模式的互补性。

三、理论模型

本文的理论分析是基于Obstfeld等(1995)的理论模型。他们的分析是建立了一个价格事先确定的完全预期的两国一般均衡的货币模型,指出在价格完全弹性条件下,永久性的货币冲击不存在动态变化过程,世界经济立即调整到现存财富分配下的稳定状态。以中国贸易收支为研究对象,我们着重分析了两国货币政策、汇率、世界实际利率、产品价格等因素对贸易收支的短期影响过程。

假设世界上只存在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每个国家的人口假定为1。这个代表性的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消费两国的所有商品,作为生产者均为垄断厂商。两国都只生产贸易品,不存在非贸易品,每种产品被指数化为z(z∈[0,1])。假定本国垄断厂商只生产[0,n](0

1.基于消费的购买力平价

假定不存在贸易障碍,每种商品的一价定律都是成立的。若使用ε表示名义汇率(以本币表示外币的价格),商品z的本币价格为p(z),外币价格为p*(z),则由一价定律知,p(z)=εp*(z),p*(z)=p(z)ε。本国和外国货币价格指数也满足一价定律,即P=εP*,P*=Pε。

2.生产者的行为

由于商品z只能由垄断厂商提供,所以生产者对于商品z面临的需求就是所有消费者对于商品z的需求之和。假定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对于任意商品z的需求为c(z),总消费指数为C,收入约束为Z,代表性消费者的最优化行为满足下列条件:maxC=∫10c(z)θ-1θdzθθ-1s..t∫10p(z)c(z)dz=Z求解这一最优化过程可知,本国和外国(外国同理,下同)代表性消费者对于商品z的需求分别为:c(z)=p(z)P-θC,c*(z)=p*(z)P*-θC*。商品z的需求曲线yd(z)为:yd(z)=p(z)P-θ×[C+C*]=p(z)P-θ×Cw(Cw=C+C*,ε=p(z)p*(z)=PP*)用y(z)和y*(z)表示本国生产者生产商品z的产出量,本国和外国总产出为:Y=∫n0y(z)dz,Y*=∫1ny*(z)dz3.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假定两国唯一可以交易的资产是用复合消费品表示的无风险的Arrow-Debreu债券,那么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在时期t的预算约束用实际项表示为:Bt+1+MtPt=(1+rt)Bt+Mt-1Pt+1Pt∫n0pt(z)yt(z)dz-Ct-τt其中,rt为t-1期到t期的债券实际利率;Bt为国内代表性消费者从t-1期到t期持有的债券,Bt+1为t期到t+1期持有的债券;Mt-1、Mt为t期初和t期末持有的货币余额;Pt为t期的货币价格指数;pt(z)为代表性生产者生产商品z在时期t的国内价格;yt(z)为商品z在时期t的产出量；∫n0pt(z)yt(z)dz表示生产者在时期t的生产性收入;Ct为代表性消费者在t期的综合消费额;τt表示政府在时期t的累进税(负的累进税表示转移性收入,本文的分析均假定τt<0)。

4.消费者跨时最优决策

假定本国代表性消费者在时期s的消费指数为Cs,实际货币余额为MsPs,生产中付出的劳动的偏好为k2Y2s,主观贴现率为β。国内消费者的跨期消费函数贴现到t期为Ut=∞s=tβs-tlogCs+χlogMsPs-k2Y2s。

那么,消费者跨时最优决策为:maxy(z),M,BUt=∞s=tβs-tlogCs+χlogMsPs-k2∫n0ys(z)dz2s..tBt+1+MtPt=(1+rt)Bt+Mt-1Pt+1Pt∫n0pt(z)yt(z)dz-Ct-τt其中:C=∫10c(z)θ-1θdzθθ-1(θ>1),P=∫10p(z)1-θdz11-θ,χ、k为常数。

Bt+1,Mt,yt(z)的一阶条件分别为:Ct+1=β(1+rt+1)Ct,MtPt=χCt1+it+1it+1,y1θt=1k(Cwt)1θ1Ct。定义为1+it+1=Pt+1Pt(1+rt+1),it+1为t期到t+1期本币的名义利率。均衡的横截性条件为limT∞R,tt+TBt+T+1+Mt+TPt+T=0。同样,对于外国消费者能得到类似的条件。

5.约束条件的动态化

令^Xt=dXtXt,使用Aoki(1981)的方法可以求出约束条件的动态化方程为:^Bt+1=c1^Mt-^M*t-^et+1δ[^et+1-^et]+c2^Mt+1-^M*t+1-^et+1+1δ[^et+2-^et+1]+c3^Mt+c4^Mt-1+c5^pt(h)+c6^pt+1(h)+c7^rt+c8^rt+1+c9(-^τt)+c10^Bt假定a3γ1θ1-γ1>a4时,c1=-γ1(1-θγ1-γ2a2+a3(1-1δ×γ1θ1-γ1)+a4(1+1δ)<0c2=1δ×γ1(1-θ)γ1-γ2(a3γ1θ1-γ1-a4)>0,c3=-a2(1-b1)+a3γ1θ1-γ1-a4>0c4=a2b1>0,c5=[a2+a3+(a3+a4)(1+1δ)]>0,c6=-(a3γ1θ1-γ1+a4)1δ<0c7=a1δ1+δ>0,c8=-(a3γ1θ1-γ1+a4)11+δ<0,c9=(1-a1-a2-a3-a4)>0,c10=a1>0其中:γ1、γ2表示本国和外国产品在总产出中的比重(假定γ1<γ2);δ=r为长期不变的均衡世界实际利率;ai(i=1,2,3,4)、bi(i=1,2)分别表示各分量在总量中所占比重。

6.贸易收支动态化

(1)短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令Bt+1表示本国在第t期末的外汇资产净值,第t期的贸易收支余额定义为CAt=Bt+1-Bt。贸易收支的逐期变化率为CAt^=d^Bt+1-(d-1)^Bt。

令Et{^mt+1}=^Mt+1-^M*t+1-^et+1,^mt=^Mt-^M*t-^et,Et{^et+2}=^et+2,Et{^et+1}=^et+1,Et{^pt+1(h)}=^pt+1(h),Et{^rt+1}=^rt+1,则:CAt^=1Et{^mt+1}+2^mt+3^mt-1+1δEt{^et+2}+2δ-1δEt{^et+1}+3δ-2δ^et-3δ^et-1+4^Mt+5^Mt-1+6^Mt-2+7Et{^pt+1(h)}+8^pt(h)+9^pt-1(h)+10Et{^rt+1}+11^rt+12^rt-1+13c9(-^τt)+14(-^τt-1)+15^Bt+16^Bt-1(1)其中:1=dc2>0,2=dc1+(d-1)c2>0,3=-(d-1)c1<0,4=dc3<0,5=dc4+(d-1)c3>0,6=-(d-1)c4<0,7=dc6<0,8=dc5+(d-1)c6不能确定,9=-(d-1)c5<0,10=dc8<0,11=dc7+(d-1)c8不能确定,12=-(d-1)c7<0,13=dc9>0,14=-(d-1)c9<0,15=dc10>0,16=-(d-1)c10<0(2)长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在两个国家中,长期一国的消费应该等于其长期的实际收入;在不存在政府支出的条件下,一国的铸币税收入完全以转移支付的形式返还给公众,Ricardian等价定理恒成立。本国代表性的消费者的约束条件变为:B=(1+r)B+YP-C长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CAt=φ1^Ct+(1-φ1)(^Yt-^Pt)(2)综合上述影响贸易收支的短期和长期模型,可以得出如下主要性质性质Ⅰ:短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对本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取决于两国货币的相对供给量、相对供给量的预期以及前期的相对供给量,本国贸易顺差随着外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而增加,随着预期本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而增加,随着前期外国货币供给量的相对增加而减小。其最终作用的大小取决于这三种作用的总和,即1-2-3。当满足1-2-3>0时,,本国的贸易顺差是输入性的,它完全是外国货币供给量的相对扩张和本国消费者最优跨时消费的结果。

性质Ⅱ:短期内,如果仅考虑本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扩张,那么本国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将会减少贸易顺差,这与货币主义分析方法相同。

性质Ⅲ:短期内,汇率对本国贸易顺差的影响不很明确。虽然当期汇率下降(本币升值)会出现逆差,但预期的汇率下降却能导致贸易顺差。汇率对贸易收支影响的结果取决于它们之间作用的大小。

性质Ⅳ:一国的货币政策在长期内只会影响该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对贸易收支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货币政策长期内无效。

四、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实证研究

1.模型的选择和数据来源

根据短期贸易收支动态化模型(1),考虑计量分析的可行性,我们设定的短期模型为:^CAt=φ1Et{^mt+1}+φ2^mt+φ3^mt-1+φ4Et{^et+2}+φ5Et{^et+1}+φ6^et+φ7^Mt+φ8^Mt-1+φ9^Mt-2+φ10Et{^pt+1(h)}+φ11^pt(h)+φ12^rt+φ13(-^τt)+φ14^Bt+μt(μt~ⅡD(0,σ2))(3)由上述短期模型的分析,模型(3)的参数应该满足下列条件:φ1>0,φ2>0,φ3<0,φ4>0,φ5>0,φ6<0,φ7<0,φ8>0,φ9<0,φ10<0,φ13>0,φ14>0,φ11,φ12的符号不确定。

根据长期贸易收支动态方程(2),考虑到我国从1994年开始的持续贸易顺差,我们设定的长期模型为:^CAt=0+1(^Ct+^Pt-^Yt)+2D*(^Ct+^Pt-^Yt)+vt(vt~ⅡD(0,σ2))(4)其中:D为虚拟变量且D=0,1979—19931,1994—2008。当^Ct+^Pt>^Yt时,国内实际消费大于国内实际产出,贸易收支应该为逆差。针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实际情况,模型(4)的回归系数满足1>0,2<0。

由于贸易收支余额定义为CAt=Bt+1-Bt,而Bt+1表示本国在第t期末的外汇资产净值,所以我们选择进出口差额和国家外汇储备代替我国持有的外汇资产净值。中国货币供给量使用历年的M2,外国表1序列ADF检验结果变量名检验类型t-统计值5%临界值结论^Mt-^M*t-^et(c,0,4)-5.52957***-2.99806平稳^et(c,0,4)-3.99318***-2.97626平稳^Mt(c,0,5)-3.19786**-2.99806平稳^pt(h)(c,0,6)-4.73328***-2.99806平稳^rt(c,0,4)-4.45179***-2.99806平稳^τt(c,0,4)-4.74934***-2.99806平稳^Bt(c,0,4)-4.39488***-2.99806平稳^Ct+^Pt-^Yt(c,0,7)-5.12943***-2.97185平稳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通过检验。

货币供给量使用美国的同期货币供给量(M2)。本国产品价格指数使用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中国货币价格指数使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由于模型假定τt为政府的铸币税收入,使用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近似代替。数据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美联储网站和EIU数据库。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建立回归模型会带来伪回归问题,导致用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建立的估计结果毫无意义,在进行时间序列回归分析前须对数据做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这些变量都是平稳的(如表1所示)。

3.短期模型的回归分析

对于模型(3)的回归,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考虑到我国自1994年以后贸易收支持续顺差的事实和模型(3)本身具有滞后项的特点,回归分析中使用的数据是1994—2008年的年度样本数据。短期模型的实证结果、显著性检验和变量的样本期均在表2中得以体现。

表2影响中国贸易收支顺差短期模型的回归结果(1994—2008)^CAt模型Ⅰ仅考虑中美两国相对货币供给量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当期美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时,中国贸易顺差增加0.17个百分点;预期未来中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促进中国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到0.58个百分点;前期美国货币供给量相对增加1%,本期中国贸易顺差将减少0.44个百分点,起到平衡中国贸易收支的作用。但这种缩小贸易顺差的作用小于扩大顺差的作用。

模型Ⅱ仅考虑汇率因素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影响。当期汇率下降1%,中国贸易顺差减少0.40个百分点,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缩减我国的贸易顺差。

模型Ⅲ仅考虑中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当期中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变化,对贸易收支的影响不显著;前期和前两期中国货币供给量绝对增加1%,中国贸易收支分别增加0.93个百分点和降低0.61个百分点。两者的共同作用是使得中国贸易收支增加0.32个百分点。

如果单独选用中国产品的价格因素、世界实际利率、中国财政赤字以及中国持有的无风险外汇债券进行回归,结果均不显著,说明当其它因素保持不变时,这些变量不能单独解释中国贸易顺差的问题。

因此,本文把它们加入到货币供给的相对变化上,形成模型Ⅳ、Ⅴ、Ⅵ和Ⅶ。

模型Ⅳ考虑中美两国货币供给的相对变化和预期本国产品价格变化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模型Ⅴ是在模型Ⅳ的基础上再加上世界实际利率的影响,模型Ⅵ将中美货币政策与中国财政政策结合起来分析中国的贸易顺差,模型Ⅶ分析加入了中国持有的无风险债券对贸易顺差的影响。通过表2可以观测到,加入这些因素后并没有改变货币供给量相对变化对贸易顺差影响的符号,国际货币政策是中国贸易顺差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我们还尝试了将其余变量加入到回归中来,结果均不显著。综合看来,中国贸易顺差受美国货币相对供给量的影响显著,在短期内难以实现贸易收支平衡。

4.长期模型的回归分析

模型(4)的变量通过了平稳性检验(具体见表1),对模型(4)进行回归,可以得到1979—1993年的方程:^CAt=-0.05+1.84×(^Ct+^Pt-^Yt)(1.93)和1994—2008年方程:^Ct=-0.02-2.79×(^Ct+^Pt-^Yt)(14.49)(1.93)R2=0.96F=327.24DW=1.95通过上述两个方程可以发现,1994—2008年的贸易顺差恰巧可以由消费不足说明,但这种消费不足却无法说明我国1979—1993年的大多数年份的贸易逆差问题。两个阶段符号相反的回归系数表现出跨时消费的特点,前期的逆差和现在的顺差体现了我国为平滑消费进行的最优跨时贸易特点,说明了我国与他国跨时贸易的互补性、互利性。

五、结论

本文从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出发,构建了一个基于最优跨时贸易的两国货币政策影响贸易收支的短期和长期一般模型。使用该模型对中国贸易收支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理论上,国际货币政策传导贸易收支只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内无效。短期内,国际货币政策对本国贸易收支影响受两国货币的相对供给量(2),相对供给量的预期(1)以及前期的相对供给量(3)影响。其最终作用取决于这三种因素的总和,即1-2-3。当满足1-2-3>0时,本国的贸易顺差是输入性的,它是外国货币供给量相对扩张和本国消费者最优跨时消费的结果。当外国货币供给量不变时,本国货币供给量的绝对扩张会导致本国产品价格上涨,出现贸易逆差。汇率对本国贸易顺差的影响不很明确,取决于当期汇率和预期的汇率之间作用的大小。

(2)长期内,一国贸易收支的变化取决于该国实际消费和实际产出的相对变化,一国的货币政策只会影响该国的消费价格指数,对贸易收支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货币政策长期内无效。

(3)通过对中国贸易收支的实证研究,短期内中国贸易顺差表现出输入性的特征,它与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密切相关。将所有可能因素都考虑到短期模型中去,那些起显著相反作用的变量也难以消除美国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

(4)本文的实证结论显示,使用人民币升值的办法来降低中国贸易顺差的作用较小。同时,实证分析也说明消费不足只能解释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贸易顺差,却不能解释在这之前的贸易逆差。使用长期模型对此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前期的逆差和现在的顺差是最优跨时贸易的结果,体现出我国和其它国家跨时贸易往来的互利性、互补性。至于为什么会选择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我国跨时贸易顺逆差的分水岭,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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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胜,祁春节.2007.我国贸易顺差存在的根源与发展趋势研究[J].财经研究(8):28-40.

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分析篇10

关键词:加工贸易 结构升级 垂直专业化分工

垂直专业化分工的研究综述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世界科技的进步,国际分工水平日益深化,产品的生产过程得以在不同的国家展开,公司内贸易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世界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各国学者开始关注于一种产品在不同国家的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现象。

hummels,ishii and yi(2001)经研究准确定义了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并分析了垂直专业化贸易发展的原因,结果表明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的发展得益于世界贸易障碍(关税壁垒和运输成本)的消减。另外,deardoff(1998)在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发生条件时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在各国的开展取决于专业化技术带来的成本节约与额外资源使用成本之间的权衡。jones and kierzkowski(2000)则认为,服务成本随规模增大而减少,因此推动了垂直专业化的跨国分工。

从产品的垂直专业化生产过程来看,由于不同生产环节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对生产活动的协调和组织将会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比如中间产品的运输、产品质量的控制等。同时,各国专业化生产带来的好处能够使得各个生产环节上的生产成本之和比原来的“一站式生产”的成本大大降低。事实上,也只有生产成本的节约超过额外增加的交易成本,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才有可能在各国开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对垂直专业化的研究开始走向“专业化”和“规模化”。arndt(1997)运用传统贸易理论的框架进行分析发现,有关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使参与国福利降低的评价过于夸张。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看,将一部分生产环节外包给在这一环节上更具比较优势的外国进行生产,由于专业化生产程度的加深,通过贸易分工将有可能获得福利增进。他同时也认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工人工资的影响有赖于发生垂直专业化的产业要素密集度与各国的要素禀赋的对比情况。

arndt(1998)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分析了先进国家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后对该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arndt认为,当先进国家采用了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将原来国内生产的环节放在其他国家进行,先进国家的工资将会上涨,产业就业和产出都会有所增加,国家的整体福利都会得到改善,对于大国而言,福利改善的效果将更加明显。

deardoff对垂直专业化贸易的跨国生产分工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果价格不变,垂直专业化分工将提高各贸易国的产出;如果价格发生变化,则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带来的贸易条件恶化将会降低其中一国的福利,而在受益国,某些要素所有者的利益也可能遭受损失。另外,专业化分工对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影响取决于专业化分工的生产环节所使用的相对本国平均的要素密集程度。

jones and kierzkowski(2000)综合探讨了关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多个问题,建立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框架,并且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分析拓展到多个国家的情形。其中主要的结论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一国福利的影响取决于该国专业化生产的产品密集度与该国要素密集度的对比。

helg and tajoli(2003)考察了垂直产业化分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分析其对相对劳动需求的影响方式。他们在对意大利和德国的制造业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意大利制造业的技术密集度的提高与垂直产业化分工正相关,而德国的实证结果没能支持之前的假设。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研究垂直专业化贸易分工对产品原生产国的要素价格和福利的影响,得到的结论基本一致。但以上的研究基本是静态研究,没有考虑一国在专业化链条上的动态转换。而且,大部分文献都是从发达国家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分析对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尚待探讨和检验。

垂直专业化分工及其贸易所得

本文对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工贸易参与产品垂直专业化分工对该国的影响进行简要的分析。根据ardnt(1998)的思路,在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下探讨这一问题。初始的状态如图1所示,x0,y0分别代表最终产品x和y的单位价值等产量曲线,工资租金比为等成本曲线的斜率w/r。发展中国家工资较低,因此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x,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y。我们假定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出现,发达国家出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y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生产,如图1中虚线oy1和oy2所示。在y,y1,y2三种产品中,其中y1是资本密集度最高的产品,而y2的劳动密集度最高。产品y的要素比例可以由中间产品y1和y2的要素比例向量相加得到,如图1中of为向量og和oh的向量和。

考虑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的情况。如果由于某种原因(运输或通信技术的发展,或者生产技术的进步,或者贸易壁垒的消减)使得垂直专业化的跨国分工成为可能,而且假定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水平足够低,使得发达国家宁愿放弃产品y2的国内生产,让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垂直专业化进行加工贸易。如果两国均为小国,那么产品x和y的相对价格外生给定。此时,生产过程的调整只会影响要素价格。发展中国家原来的y生产部门将生产产品y2,新的等产量曲线将处在点f和点h之间,如图2 y′所示。

原来的要素相对价格w/r已经不再符合y部门的生产成本,新的要素相对价格由与y′和x0都相切的成本线(w/r)′确定。资本租金将会上升,各产业的资本-劳动比都将有所下降,如图2中oy2′和ox′所示。资本租金的上升意味着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会得到提高。由于通过加工贸易参与了相对本国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的生产,部分低效率的资本和劳动力从原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中释放出来,因而提高了整体的生产力,这一效应有些类似于资本节约型的技术进步。

(一) 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的产出效应

本文假定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满足市场出清,要素禀赋将得到充分的利用。从图3中可以看出,要素价格变动最终对产出的影响。图中e点为要素禀赋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产出x0减少至x1,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产量则由y0增加到了y1。部分劳动力从x部门转移至y部门,导致x部门的产量下降;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劳动力增加,产量随之增长。在要素禀赋不变的情况下,由于部分要素资源的转移,发展中国家开始生产原来需要完全进口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原来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将减少。

(二)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对贸易条件的影响

若该国为一大国,则由于本国市场上产品y的产量增加和产品x产量的减少,进口产品y的世界价格将会下降,而出口产品x的世界价格将会上升,因而贸易条件将会得到改善。这一贸易条件的改善将有可能促进出口x部门的扩张,而抑制进口y部门的萎缩,使得要素价格发生相反的变化。但只要贸易条件改善的效应更大,则x的生产会下降,而y的产量会增加。

(三)垂直专业化跨国分工对一国福利的影响

设初始的贸易条件为pw,此时对应的消费无差异曲线为c0。由于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沿着y轴扩展,y产品的最大产量由分工前的t′增加到t〞。若贸易条件不变,则新的消费无差异曲线处于c1,比原无差异曲线更高,因而国家福利得到改善。若是大国情形,则出口产品x的价格会上升,而进口产品y的价格会下降,新的贸易条件为p1w,此时发展中国家在更高的无差异曲线c2上进行消费,福利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如图4所示)。

以上分析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框架,从理论上论证了通过加工贸易参与垂直化专业分工,特别是参与到相对本国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的分工,对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影响。当然本文的分析仅限于两种要素的情况,这一结论也可以适用于技术、熟练劳动力等要素的情形。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工贸易作为一种参与国际分工的手段,不仅要参与到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分工中,还要参与到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分工中去。这一结论反映了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是有益于一国的福利和发展的,加工贸易的结构应该得到优化和升级。

加工贸易的结构升级

本文建立模型说明加工贸易结构升级的贸易所得。模型包括两个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种要素:劳动力和资本。在初始状态,由于发达国家还没有采用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技术,因而根据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原理,各国专业化生产本国要素丰裕的产品。

从图5中可以看到,在初始状态下,发展中国家(h)专业化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设为x),等产量曲线h1与等成本曲线nn相切于点a,oa代表生产向量。发达国家(f)专业化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设为y),等产量曲线f与等成本曲线mm相切于点c,oc代表此时的生产向量。当技术进步使得发达国家得以将原来的资本密集型产品c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生产,比如可以将原来生产过程拆分为两个环节,先生产资本密集型中间产品d,产品d再经过劳动密集型过程的加工或处理,最终生产出y。图5中这一垂直专业化分工表示为,生产向量oc可以通过向量od和向量dc相加得到,即产品y通过两个生产过程od和dc最终生产出来。若其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的生产技术刚好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掌握,则由于较低的工资水平,生产过程dc将可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如图5所示,向量dc平行于向量oa,两变量的技术水平是一样的。因而,发展国家h可以进口中间产品d生产出最终产品y。原来发展中国家对产品y的消费全部依赖于从发达国家的进口,而此时,由于生产过程的转移,现在发展中国家只要进口中间产品d,通过自己的生产就可以满足国内消费。发展中国家不仅生产可能性边界可能会扩大,而且进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所带来的技术外溢也可能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得到提高,因而改善国家的整体福利。

如果假设发展中国家由于进口产品的技术外溢,生产技术得到了改善。设新的生产技术可以用ob表示,则发展中国家h将运用生产技术ob生产相对产品a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b,等产量曲线h2与等成本曲线nn切于b点。由图5中所示,此时发展中国家h只要进口比产品d生产技术较低的产品e就可以在国内生产产品c。由于产品e的生产技术oe仍然高于本国的平均生产力,进口产品e仍然可以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技术外溢。随着发展中国家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中国家将可能趋向于生产较原来资本密集度更高的产品,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也将转向相对资本密集度较高的产品b所在的产业,进入更高资本密集度的生产环节,国家的福利可能在这一动态过程中获得整体改善。

以下将粗略分析发展中国家由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转变所带来的福利改变。假设x为劳动密集型产品,y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初始状态,发展中国家专业化生产相对资本密集度较低的生产环节。此时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为mm,贸易条件为t,发展中国家在q1点生产,b1点消费。当发展中国家在生产链的分工阶梯上有所上升时,生产环节的资本密集度较原来更高,同时由于技术的进步,生产可能性曲线扩展至nn。从图6中可以看出这一扩展是偏向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与之对应的国内生产点为q2,无差异曲线为i2,假设贸易条件不变,发展中国家将在q2点进行生产,而在b2点消费。显然,无差异曲线i2要高于i1,国家福利得到改善。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动态提升将可能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改善。

综合图5、图6的分析,一国可以通过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获得技术进步,提升一国在生产链条上所处的位置,进而改善一国的整体福利。其中的关键是通过参与分工获益,促进垂直专业化的产业升级。

以上分析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到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形式,我们应该积极有效地促进我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以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来带动我国贸易和经济的发展。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有赖于技术进步,这就要求必须使加工贸易要增强加工贸易产业与当地产业的前后向联系,带动产业整体生产力的提高;要积极提供产业配套,加强加工贸易对当地的技术外溢效应。

我国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中的启示

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要方式。目前加工贸易中相当大部分仍是服装、纺织和机电零部件等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部分高技术、深加工产品往往也存在加工过程短、增值率不高等问题。境外加工贸易也是我国从事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一种方式,但其数量和规模极为有限,在对外贸易中占的比重很低。垂直专业化分工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加工贸易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持续提高,并有可能成为未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

近期内,按比较优势积极参与以劳动密集生产环节为主的分工。加工贸易处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正是我国静态比较优势的体现。从21世纪前十几年来看,我国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将继续呈供过于求的态势。另外,我国人均受教育程度不高,平均素质较低,因此,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虽然增值率比较低,但毕竟能吸纳一部分人就业,增加一部分国民收入,国家也能得到税收。所以,目前我国仍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生产环节。

长期内,追求动态比较利益,提升分工层次和增值率。这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实现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二是实现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的过渡。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发展较快,而从劳动密集生产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生产环节的过渡较慢。因此要创造后天比较优势,这种后天比较优势来自于资本积累的加速、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它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加工贸易商品的结构升级和增值比率的提高。

积极发挥跨国公司对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促进作用。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链条中由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环节的升级转换,表现在生产上,呈现出如下演进态势: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零部件的分包生产—中间产品的生产—国外品牌产品的生产—自创品牌的生产。在最初的加工、组装阶段,发展中国家利用劳动力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相结合,参与国际分工;随着资金、技术优势的逐步积累和关联产业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由零部件的生产和出口逐步向中间产品、整件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演化。

参考文献:

1.hummels david, jun ishii and kei-mu yi .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1,5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