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十篇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1

政治经济学涉及的对象是物质生产。在马克思已经严格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

【关键词】物质生产/生产力/生产关系/选择

【正文】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__）03—0035—05

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被提到了工作的首位，与此相联系的，掌握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生产力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

但发展生产力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也不是单纯的运行问题。因为物质生产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一般市场经济都只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下发展和运行，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物质生产就不会发生，生产力只有在适应它的性质的生产关系下才能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强调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提出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就是希望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经济的发展。

党的十五大报告中阐述的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都属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改革方面的问题。譬如，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和国有企业改革中涉及的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企业内部管理者、科学技术人员与直接生产者的关系，还有部门、行业之间，三种产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分配关系，等等，都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显然，必须有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这些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以更自觉地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门学科就是政治经济学。

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首先就在于它研究的对象是物质生产。但是在研究物质生产的内容和目的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发生了分歧。马克思认为生产总是社会的生产，离开社会的单个人的生产是不可能存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却把单个孤立的猎人和渔夫作为出发点，这是不符合真实的历史实际的，只能是一种虚构，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人类社会是经历了极不相同的发展阶段的，有奴隶社会生产、封建社会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所以，我们所要研究的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不处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里明确表明他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特点恰恰是把生产看作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实际上他们是在生产一般的掩盖下，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乘机作为一般自然规律偷偷地塞进来，引导人们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合理的、永恒的。在这里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界限。

二、政治经济学怎样研究物质生产

正确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对物质生产有正确的认识。物质生产必须包含两个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力是指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劳动资料诸要素的总体，以及这些要素的结合方式，后者马克思把它称作生产方式或生产技术方式，这里包括劳动者之间的联合方式，对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方式，以及科学和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它对生产的发展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力的扩大现在都是从科学技术的创新开始的。生产力反映着人与自然的关系。

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它包括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生产成果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生产关系反映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1卷，3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讲物质生产必然包含着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生产力一般表现为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发展，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同时，在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我们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时候，其深层的意思就是说没有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的变革，生产力已经不可能向前发展。这说明生产力的发展是丝毫也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作用的。

在物质生产中，社会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式变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也不会有新的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出现了协作、工场手工业，以后发展为机器大工业等这些新生产技术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新的生产方式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才能产生和发展。事情是很明显的，如果不扫除封建制度的障碍，不使广大农民摆脱对封建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不使广大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破产，成为无产者，不把货币和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大规模的社会化的劳动方式是建立不起来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当作一个统一体来把握，探索二者的相互推动关系，才能科学地揭示物质生产和整个经济的运动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极为重视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把它看成是“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可是在讲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时，马克思反对把政治经济学变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学问，他一再强调政治经济学不是技术学、工艺学，而是研究生产所采取的社会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的科学。他对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的研究，只限于在说明它怎样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变化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对它发生怎样的影响时，才引入考察的范围。

马克思极端厌烦那些脱离特殊的社会形式而只对物质生产一般作抽象论述的庸俗经济学者们。马克思为此批判一位俄国经济学家说：“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 一定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事情正是这样。如果不能在思维中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区分开来，不能从物质生产中剥离出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就不能真正理解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就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当然更谈不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已经极严格地区分了物质生产一般和物质生产所采取的特殊社会形式的今天，重新混淆二者，把生产关系淹没在生产力合理组织中，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今天应主要放在生产一般和社会市场经济一般上，那在理论上就是一种倒退了。

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关系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辟了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天地，使人们有可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在与生产力的紧密联系中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深刻研究，才能揭示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它的经济运动规律，这当然有助于人类自觉地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如果更多的人掌握了这一科学思想，必将大大加快社会的进步，使全人类受益。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人类历史因他的存在而缩短了。这一评价得到历史的印证，也得到了全世界无偏见的学术界的认可。在本世纪末的1999年，英国广播公司（C）于9月举行了一次网上选举“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投票活动，马克思列在爱因斯坦、牛顿、达尔文等之前，高居榜首，被选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

三、资产阶级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由英国资产阶级古典学派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奠定基础的。他们把政治经济学看作是研究如何增进国民财富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凡是影响和破坏国民财富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他们都反对，凡是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力增长的，他们都勇敢地加以维护。他们确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能推动财富增长的。由于他们生活的时期还属于阶级斗争尚不发展的时期，这时还允许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无顾忌地科学地涉及资本主义社会各方面经济关系并进行客观研究。他们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出各个阶级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和冲突。马克思指出：“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随后一个时期，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夺得统治地位，阶级斗争也采取日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具有威胁的性质。这时要求资产阶级客观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动和发展已不可能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就敲响了。问题已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一直发展到只偏重于在不危及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如何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效率的提高以获得最大的利润。

这样，政治经济学从斯密、李嘉图以来向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着，一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古典学派的科学方面，即劳动价值理论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的内部结构的深入研究，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规律，指出了它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局限性。二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开始，经过马歇尔、凯恩斯到当代的萨缪尔森，是研究财富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和现代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穆勒1848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走向庸俗化和教科书化的时期的标志。因为这个时期资产阶级与工人队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经济虽尚未爆发重大危机，但社会问题已相当严重，批判资本主义弊病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相当流行了。穆勒为维护资本主义的利益，企图把这两种对立的利益加以调和。

穆勒首次按照生产、分配、交换这样的顺序安排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它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把斯密和李嘉图开创的研究社会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研究物质生产一般，把生产关系撇开了，把生产看作是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形式无关。他把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认为生产决定于一般自然规律，与社会经济关系无关，分配不是由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法律和习惯决定的。从穆勒开始的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一直支配着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当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合著的《经济学》（第12版）中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是这样表述的：“经济学是研究人和社会如何进行选择，来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资源以便生产各种商品，并在现在或将来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这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具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的观点。从他们对经济学是研究什么的规定来看，与19世纪的约翰·穆勒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属于生产一般或市场经济一般，都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殊蔽起来。

我们看一看西方经济学所规定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问题。这种说法的缺陷的根本方面，仍然在于它只局限于属于物质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的如何选择上，而回避了资源在人们之间分配的“选择”，即生产资料的归属问题；而这个方面同样是物质生产得以发生的根本前提，没有这个方面，物质生产就像一只缺腿的蚂蚱，是跳不起来的。没有生产要素在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这个前提，资源在各类生产间的配置是不能实现的，也就不会有物质生产。

例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选择：“为什么曾经被用来种庄稼的土地又用来造工厂？为什么在仅仅几十年间，用来造马车的资源又用来生产汽车？为什么自动机床代替了铁匠？”（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上，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这些问题在作者看来只是一个成千上万个消费者、工人、发明家、管理人员和政府官员的决定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决定着稀缺资源的使用，这里涉及的只是市场机制是如何实现这种选择的，政府在这种选择中又起哪些作用。这些都是属于市场经济一般的问题，重要的是作者完全回避分析这些“选择”在什么样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才能够发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告诉我们，种庄稼的土地改变为在土地上建立起大规模生产的工厂，必须以这种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一定的分配为前提，即剥夺小生产者的一切生产资料，一边是少数人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货币，一边是失去所有生产资料的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劳动者。而他们对此都讳莫如深。

因此，要讲“选择”，必须包括两个方面的选择，即资源在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和资源在各类不同生产之间的配置，二者缺一不可。前者属于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或者称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后者属于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或市场经济一般运行规律。

从二者的关系来说，一般地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决定资源配置的实现形式和运行方式。例如，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生产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平均利润和超额利润，这就决定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源配置就是通过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来实现的，以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根本目的的实现。正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造成了与小私有制商品经济不同的运行状态。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决定了它从事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欲望大大增强，同时社会化的大规模生产又使这种积累的加速增长成为可能。正是这种关系一方面使得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破坏加剧，另一方面使得广大工人群众收入的增长受到严重遏制，从而造成 国民经济不良的运行状态：失业、生产过剩危机、劳资对立、通货膨胀、贫富悬殊，等等。撇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研究，导致其不良运行状态的根本原因就难以得到科学说明，这样的经济学也就不可能提出根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四、明确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现实意义

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包括深层的、中间层次的和表层的关系。例如，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来说，剩余价值生产是深层的核心关系，利润和平均利润属于中间层次的关系，它是深层本质关系的外部表现，商品关系则是整个生产关系体系的表层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切关系都表现为一种商品关系，一切联系都借助市场联系起来。

社会生产关系还表现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环节中，有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消费关系等。社会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部门、商业部门、金融部门、农业部门等等之间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的所有这些方面的总体形成生产关系的总和，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有着这样重要的地位，因此，今天的政治经济学仍然应当遵循《资本论》指出的研究方向。这不仅对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事物是必要的，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具有指导意义。把握住研究对象将会引导我们努力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深层本质关系，揭示本质关系又是怎样地采取了外部表现形式，并和最表层的市场经济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弄清这些关系，将使我们能够更自觉地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相推动的辩证关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不断调整人们之间的生产关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更迅速地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而奋斗。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2

关键词: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

随着人类经济活动拓展到民族国家之外，经济活动的主体从个人发展到民族国家与跨国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已经不再是民族国家之内的问题，而是一种国际的政治经济现象。对这一问题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

传统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际政治经济学是从一般的政治经济学中发展而来，都是力求探讨社会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和联系，并吸纳一般政治经济学的众多理论与研究方法。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关注范围更大，“尽管不是完全地，(但)主要是集中于国际行为体(国家、全球公司、国际组织、社会运动等等)间的活动”①。国际政治经济学又不完全拘泥于国际与国内的界限，因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国家内部的政治和经济活动也可能影响到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国际政治经济活动也对国家内部的政治与经济产生作用。但国际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体系内的国家等国际行为体而不是个人，因此，国际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了经济学与政治学的众多内容，但它不是两者的简单结合，而是在两者基础上的新综合。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经济学与国际政治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是研究国际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但其中的政治、经济因素不同于国际政治或经济中的纯国际政治或经济因素，还包括国内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甚至是文化的因素。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自60年代末出现后，近年来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这一学科的交叉性，它的理论来源的多样化，研究的角度既有宏观又有微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最新的发展还包括文化因素)相混合，其理论分类较为多样。但目前最为人们广泛引用的是吉尔平的分类，即:民族主义(也称重商主义、现实主义或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也称全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作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吉尔平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分类应该说是以国际关系理论分类为基础的，与国际关系理论主流分类相一致②，具有相对的包容性。但其自身由于研究内容不完全等同于以政治为主要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因而这一分类也有一些自己的特点。

一、民族主义理论传统及其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是诸流派中最具历史传统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上，它可以追朔到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上，它源于修昔底斯、马基雅维里等人确立的政治现实主义传统(这一思想传统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和已有很好文章论及③，这里不再赘述)。另外，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的许多思想也是民族主义理论重要来源之一。重商主义传统　古典重商主义是最早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进行研究的思潮和向当权者提供的政策建议。古典重商主义者如博丹、柯尔培、托马斯·孟等人的思想本质正如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所归纳的那样，是使所有经济活动服从于当权者的国家利益④。古典重商主义者吸收了如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等人的思想，认为正式的权威如果不能节制自我利益的追求，其结果将是残酷的“天然状态”。因此，必须用公共权威来使个人利益转化为普遍利益⑤。古典重商主义是顺应建立现代世俗国家要求的。因而在欧洲新型民族国家初创的一百年间它得到了普遍采纳。但由于它对财富认识上的缺限和在实践中的矛盾性。到了18世纪，受亚当·斯密等人严厉批判;加之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英国成为世界最大的霸主，一时重商主义似乎失去了昔日的光采。

19世纪初前后，重商主义思想又以一种经过改造的面貌出现。汉密尔顿和李斯特是代表。两人都主要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论述贸易保护主义的必要性的。汉密尔顿把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年轻美利坚的生存和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经济活动的布局与国家的生存息息相关。为此国家必须要“拥有一切必需的供应品”①。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战略思想的雏形不久又影响了李斯特。李斯特不仅从政治还从经济上较科学地阐述了其重商主义思想。首先他认为自由主义论点是一种静态和短视的学说，忽视了长期的和动态的比较优势和经济利益。其次，李斯特认为自由主义者漠视了国家具有不同于个人这样的经济主体的利益特殊性，国家所处的现实环境和它的历史发展程度决定了国家间的对外经济政策也不可能也不应该一致②。汉密尔顿和李斯特及其以后重商主义思想在西方学术界(主要是经济学)并不占主导地位，但在国家的决策者中却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后起的工业国。

经济学家维纳对重商主义这种带有强烈经济民族主义色彩的理论总结如下:财富对国家来说是实力的基础，不论为了防卫还是为了侵略;实力是国家获取财富并使之成为必要和有价值的手段;财富和实力是国家的两个根本目标，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但在某些时机为了长远的经济繁荣，国家有必要作出某种经济牺牲③。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对国际政治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影响　韦伯的国家社会学中也体现了一定的政治经济学思想。尽管韦伯不否认市场的效能和社会阶级的力量，但国家在韦伯思考的政治经济关系中处于中心地位。他认为政治与经济存在着互动关系，在领土范围内合法强制手段的垄断使那些当权者具有对敌对社会力量的明显优势;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既能支配市场又能控制社会阶级，而现代国家的发展依赖于相对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不能脱离国家而存在，国家产生于市场，经济过程又不能远离社会与政治的过程，而是两者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两者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的具体结合④。韦伯的政治经济思想与以往的重商主义在两个方面是相似的，第一，认为民族主义是经济活动的推动力量，经济国际化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强化与外化;第二，把经济活动放入到一个社会和政治是某种限制性或决定性因素和环境中来分析的。另外，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的概念对国家经济利益的决定对后来的民族主义理论微观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特点和代表。

特点　当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理论虽继承了16世纪以来的重商主义传统和政治现实主义传统。但当今民族主义理论的根基是已经演进的并更加系统化的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他们认为国家对权力与财富的执着追求来源于人的政治动物本性(这一观点最早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摩根索在其《国家间政治》中把它作为国际权力斗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或者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哈斯是较早论证了这一点的，后来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将此作为国际政治结构理论基础)。因此，民族主义论者强调国际关系的动力来自于这种国家的政治动物本能或国际政治的独特结构，这也自然地反映到国家经济关系之中。所以，他们认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是政治环境和政治结构决定经济关系，或更简单地说是政治决定经济。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民族主义论者是从以下三个假设来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第一，民族国家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主要行为者和分析对象。主权国家是其行为的最高判断权威;其他行为者服从于主权国家，它们之间的相互交往的基础受制于国家权威。同样，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也服从这一法则。第二，民族国家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权力对国家来说既是目的又是实现其他目的手段。这是国家的政治动物本性或国际政治结构的自助性决定的。第三，民族国家是理性。以成本 收益法则行事，但这种收益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因此，由于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之间对权力与财富的追求不是平行的和相等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互为消长的“零和游戏”，具有相互冲突性①。此外，民族主义论者还认为国际权力分配格局是决定国际经济关系形式和状态的因素。由于民族主义论者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思考国际经济，他们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前途大多是持悲观态度的，强调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现状维护和管理。

在民族主义理论中有两种研究角度。一种强调国际关系权力分配格局或国际政治结构是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基础，它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的联系较为密切，是一种宏观的研究;其理论核心是所谓的“霸权稳定论”②。这种研究具有浓厚的实证主义和历史循环论的特点。另一种重视国内的官僚制度、政治体制、政治特征和利益分配关系对国家对外经济关系的作用，它的一些研究方法受一般政治学和行政学中的理论影响，如被称为“官僚政治学研究方法”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受到两方面理论的影响，一是韦伯的“理性”现代官僚概念，二是美国组织理论中“非理性”官僚概念③。后一种研究可称为微观研究。这两种研究并不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只是各有侧重，宏观研究中也有一定的国内政治因素作用，微观研究中也是以国际政治结构为前提的。宏观理论的主要代表有吉尔平、克拉斯纳等，微观理论的代表有克岑斯坦、艾文斯等。由于微观理论多从国内政治特点来分析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往往带有比较政治经济学成分。

代表作品　在宏观理论中，吉尔平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堪称宏观国际政治经济学民族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在此书中，吉尔平从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则出发，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循环过程，国际权力政治的现实决定了国家间在国际政治经济竞争中总是追求“相对领先”，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后起的经济强国必然要利用发展起来的经济力量要求获得政治上相应的权力，而衰微的强国必然利用旧的制度权力竭力阻止新兴国家在国际政治经济上的崛起，维持其原来的政治经济特权，这种新旧势力的较量最终可能是战争，结果是建立新的权力分配格局和新国际经济体制，这种现象周而复始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④。

在微观理论中，克岑斯坦的《权力与充裕之间》是较有影响的一本书。书中通过对6个工业化国家国内结构的解释来试图弥补宏观理论过多注重国际和跨国因素而较少触及国内因素的缺限。克岑斯坦认为在面对世界经济的共同挑战中，民族国家的内部结构是产生不同反映的主要原因，离开这一因素，就不能理解国际相互依存与政治战略的关系，国际环境和国内结构共同作用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对外政策，但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如霸权衰落时，国内的政治结构在决定国家的对外经济战略上显得尤为突出①。

二、自由主义理论渊源与当代代表

1 理论渊源。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讲是国际政治自由主义理论的经济解释。它是从经济的角度解释国家间合作可能性和必要性。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凯恩斯的政治经济思想。古典政治经济学　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鼻祖当推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斯密从个人理性出发，认为以绝对成本差异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在不受政治因素的干扰下将最终导致个人和社会效率的提高、福利的最大化和社会的和谐，从而增进国家的实力和国家间的和平。因此，自由贸易是人类理性的最佳选择，经济不应该受政治机器的干预②。在亚当·斯密之后，李嘉图、穆勒等人发展并改进了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李嘉图以相对成本法则来代替绝对成本法则，这使自由贸易理论更适用于一般的条件，更具普遍性。其次，亚当·斯密的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是哲学的和整体性的，把政治经济学放在一个道义的和历史的背景下，而李嘉图把理论注意力缩小，但使理论更具说服力，把经济问题和政治与社会问题更明显地分开并提出更为精炼的解释;虽然亚当·斯密的研究主体是个体，但李嘉图比亚当·斯密更明确地为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建立了方法论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individualism)的基础，使之可以应用于各种条件下的个体，如国内经济中个人、集团和国际经济中的民族国家经济，并为后来的经济学一直所沿用。

尽管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在其理论中用其自由经济理论来详细阐述国际政治经济的关系，但从其理论的内在涵义中可以看出其国际政治经济观:经济自由主义相信贸易与经济合作是和平的源泉，因为分工贸易下的国家间经济关系是一种“双赢”的游戏，并由此产生了一种国家间相互依存的互惠权利，有助于巩固国家间的合作关系，从而对国际间的政治和平与稳定起促进作用③。凯恩斯经济思想的影响　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存在着失衡，并且这种失衡是市场力量所不能解决的，必须依靠政治力量。这不仅在国内政治经济中有着重要意义，对国际政治经济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凯恩斯又一次把“纯经济学”带回了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凯恩斯认为，优先考虑充分就业在一个开放的经济条件下，既受国际经济的影响又影响国际经济。实现充分就业方法之一是扩大出口，但各国都以扩大出口来解决就业问题就又回到了重商主义的道路。如何解决竞争与国际和平这一矛盾，凯恩斯在反思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各国在贸易上采取“以邻为壑”政策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恶果后，提出了以国际经济合作和政策协调来解决这一问题。这样，凯恩斯在国际经济领域中从某种意义上引入了经济宏观管理和协调的思想，他认为在无政府的国际结构下，建立类似政府在国内经济中所起作用的国际制度是在竞争中促进合作有效途径。这一思想对70年代以来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相互依存理论有着很大的影响。

2 当代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特点及其代表。

特点　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思维上与国际关系中的理性主义思想是一致的。一般都承认国际无政府状态，但他们更重视与这一状态并存的还有有序的国际交往;强调国际关系中各国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观和共同规范对国际社会存在所具有的聚合作用和由此带来的和谐性。因为这是人的内在的理性本质使然，人的这种内在理性本质使人能按照自然的法则，在合理保存和造福自我的同时发挥其固有的群体秉性①。自由主义理论正是从经济上阐述这一思想的，其核心是比较优势法则。自由主义理论按照这一法则，认为国家间的经济交往的加深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依存关系在总体上对民族国家的“自治”有着一定的削弱作用;并且国家间经济相互交往的加深在利益上造成的“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状态可以促使各国在经济竞争中寻求政策的协调，良化竞争，而不是回到重商主义的“以邻为壑”的相互残杀之中。这种协调可以用一定的制度加以保证和促进，如当今世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等。因此，自由主义者在国家与市场的矛盾关系问题上，更多地倾向于市场的力量，认为国际经济交往与相互依存关系的存在可以改造传统的权力政治特性或消融国际政治的冲突性，发展国家间的经济交往是实现世界永久和平的重要途径。这种经济决定政治或改造政治的观点是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最重要的本质。

自由主义理论也是从三个基本假设出发的。第一，个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主要出发点和行为角色，尽管国家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占重要地位，但社会经济活动的目的最终要归结到个人。第二，个人是理性的和功利(而不是权力)最大化的追求者。因为个人这种功利是主观自我满足的最高价值水平，是“两利相较取其重，两弊相较取其轻”的选择的绝对利益的增加，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相对利益的领先。第三，个体间的这种利益机会成本间的选择是促进彼此间合作的重要手段，因为这种条件下的经济交往不再是一种“你得我失”的“零和游戏”，而是一种“双赢”的互利。另外，自由主义论者尽管认为国家力量在经济生活中应越少越好，否则会干扰市场的作用和回报，但也主张国家提供某些“公共商品”来为维护市场的自由竞争创造必要的条件，或阻止市场失败②。因此，自由主义论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是持乐观态度。因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国家的利益认定不是现实主义者的权力增加，经济交往的结果是彼此经济和福利的增进，进而对国际关系的和谐有积极的作用。

自由主义理论内部在具体的研究上也有一些特点。一种是宏观的自由主义观点，强调世界经济的发展对国际政治的改造作用。在宏观理论中有极端主义的观点，认为民族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过程中已经让位于市场，国家主权受到了一些巨治结构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中正在逐步过时，并将其权力转让给更能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跨国组织，声称技术和市场的发展使经济消融政治已不可避免①。但更占主流的是吸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思想的相互依存理论。另一种是微观理论，它把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国际经济关系对国内政治的改造上，注重世界经济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对国家内部政治关系的作用上。这种研究也同样具有一定的比较政治经济研究的色彩。但与宏观理论(应该说宏观理论中也有对国内政治的分析，但研究的重点是国际政治特征)相比，影响力较小。

自由主义理论与其他两个理论在研究方法上不同的是，它更多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而不象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以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主。

主要代表著作　自由主义理论最有影响的理论是相互依存理论。这一领域进行最早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库珀。他于60年代末所写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是依存理论最早作品，并使相互依存这一概念普及化。库珀在此书中认为技术进步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传统的比较成本的差异似乎正在消失，贸易利益明显地来自竞争优势;而且全球经济一体化可能阻止了世界市场的均衡，在常规的周期内，未来的国际收支不平衡较之以往可能更加频繁，而且规模更大，鉴于此，库珀采纳了凯恩斯的经济合作思想，提出国际政策协调是在依存世界中唯一能实现各国经济目标的途径，重商主义既会引发失败的竞争又为目前的国际制度所限制②。但他和凯恩斯一样，较少考量国际政治条件是否能促进还是阻碍国际协调，只是假设各国领导应从功利“理性”出发摒弃自私政策，进行政策的协调。

约瑟夫·奈和罗伯特·基欧汉在70年代中期推出的《权力与相互依存》是相互依存理论中最具影响作品之一。他们认为当今世界相互依存的现实已经使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现实主义解释部分失效，应该用一种新的、更全面的理论来补充或替代现实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就是他们称之为“复杂相互依存理论”的理论。这是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自由主义理论，但却深入地分析了相互依存的现实对国际权力政治的改造。在书中，奈和基欧汉认为现实主义理论的三大假设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已经不再绝对化了。因此，在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传统的一元化领导不可能有效，需要国家间多层次政策协调，使各国特别是弱国都认同国际制度的合法性③。奈与基欧汉此书可以说是自由主义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对后来的相互依存理论研究起了极大的影响。但它也存在这两个方面的不足。第一，南北关系中的合作基本涉及很少;第二，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论述不够充分。80年代中期由基欧汉所写的《霸权之后》，就是对国际制度的建立和维护进行进一步深入论证的专著。此书是较典型地采用科学研究方法，用博奕理论论证了自私者之间从理性出发也可以在竞争中的进行合作，并认为合作的程度取决于制度的功能①。同样这一著作对南北关系也关注很少。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当代的研究

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治经济学观。

以政治经济学对国际关系进行研究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尽管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观点上有所不同，但唯物史观作为这一流派研究的理论指南并没有很大的变化，而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分析得出的一些重要结论如剩余价值理论也一直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学研究中重要基础。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的理论　尽管马克思没有对国际层面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关系进行过系统的表述，但他的思想中也具有一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成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是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其造成的社会政治结果是:社会再生产的不断破坏和贫困人口的加剧。另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也是外向扩展性的，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资本主义在改造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带来了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不对称的依赖关系和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统治，并且促进了世界性的阶级联系和发展了世界性阶级对抗的政治结构，这种阶级结构关系使马克思呼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推翻资本主义，而且这种革命的物质条件也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准备好了。

列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列宁的政治经济学观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它是在马克思的理论基础上并结合了当时世界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现状建立起来的，其中吸收了罗莎·卢森堡、希法亭和布哈林等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观。列宁的理论集中地体现在《帝国主义论》这部著作中。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列宁从资本主义垄断时期的五大政治经济特征出发论证了其对外政治经济扩张的必然性，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各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它们在国际上或暂时进行妥协或进行争夺经济资源的战争;无产阶级可以在战争中从最薄弱的资本主义环节夺权，进而实现世界性革命的成功。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这时不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社会生活中已经腐朽和没落。列宁的理论在很长时期一直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政治经济研究的主导理论。

2 战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②。

特点　当代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尽管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见解，但在一些最基本的观点上仍然与经典作家保持着一致。如:认为资本主义创造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并且否认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必然的导致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这样自由主义的观点，相信资本主义体系作为一个具有内在冲突的体系应该也必然地要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因此，尽管在革命的道路和方式问题上有一定的分歧，但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否定旧制度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合理性，要改造这一体系，建立新体系的革命性没有变化。从具体上讲，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以下几点体现自己的特色:

第一，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仍然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仍是经济决定政治。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上，认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格局，这种经济格局又决定着世界的政治面貌。第二，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经济学的主体和分析单位是阶级，或者资本和劳动。中心与的世界经济结构划分就表现了国际阶级划分色彩。第三，他们认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第四，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本质决定了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可能是一种和谐的关系，而且在经济成果上必然“你得我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是“零和”的①。

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集中反映在三个领域:一是对第三世界的贫困和持续不发达的研究;二是对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三是对不断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运动命运的研究②。第一方面是以“依附理论”为主要特征，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有第三世界的一些学者，也有一些西方的持马克思主义观政治经济学学者;第二方面是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理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葛兰西学派”为代表。第三方面的内容主要是对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工人的权利和对资本流动的反应与斗争策略的研究。最后这一内容的研究不如前二个方面研究有世界范围的影响(所以下面不做介绍)。战后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基本上是以宏观为主，除“依附理论”和西方工人运动研究中有些对具体国家和地区的个案研究外，绝大多数都是侧重整体研究。

代表性观点　西方发达国家资本输出并没有导致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程度的加快，是“依附理论”研究的起点。1957年保罗·巴兰在其《增长政治经济学》中首先提出这一问题，并认为:资本从亚非拉地区榨取剩余价值后，并没有把剩余价值用于开发第三世界，而是返回到发达国家，从而造成这些地区的发展停滞③。在这位“依附论之父”的观点基础上，其他学者后来进一步提出各种“依附理论”④。其中现在较有影响是卡多佐的理论。70年代起，随着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发展，针对这一现象，卡多佐认为:在一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所谓的“历史结构”条件时，即外来资本、本国资本和本国的政治统治处于一种相互有利的关系状态下，外来资本引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而是一种联系性的依附发展(associated depen dentdevelopment)①。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3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逻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之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个逻辑严密、理论完整的科学体系， 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阐述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矛盾的同时， 合乎逻辑地推导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经济规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是逻辑和历史的统一， 它在实证的历史思维中逻辑地再现历史的真实过程。马克思主义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采用逻辑方法，而且采用实证方法， 从揭示资本运动的规律性这一总体目的出发，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通过大量实证性的世界经济历史研究， 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进行了阐释和验证。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不同阶段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不同的。处于资本主义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推翻旧社会; 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要建设新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 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逻辑推论。虽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论述社会主义经济的专门著作， 但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所作的预见和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尤其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分析， 突出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代价值。

我国近40 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基本指导思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仅要实现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还要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这就涉及大量生产关系调整的问题，包括所有制关系的变革、分配关系的变革。对于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关心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其中既包含着产品结构、产业结构的提质升级，更包含着生产关系的调整，如扩大内需、实现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发展机会的公平、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等，都必须涉及生产关系问题。经济运行、资源配置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经济运行，离开了特定生产关系的经济运行是不存在的。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为紧迫。

必须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新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应用， 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指导经济实践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的性质。如果抽取资本主义的制度成分，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揭示的关于资本及其运行的规律， 对于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市场经济既可以与资本主义经济相结合，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阐明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凸显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科学性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的许多重要观点， 如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人类首要的经济规律; 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再生产的一般条件;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相互关系;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规律;资本循环周转的规律;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规律;商品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运动规律;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途径和方法;等等。这些理论与范畴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逻辑要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探讨， 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对未来社会主义经济基本特征的逻辑推论。而当经济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 怎样在生产力水平低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是一个崭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没有现成的理论。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结合经济发展的实际，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 其实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

邓小平曾经说过， 我国最初的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理论不完全适用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我国经济发展道路， 必须把思想认识从一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 离开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指导，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上述两层含义表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结合起来， 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相结合， 从而产生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 并以此来指导新形势下的经济改革和社会主义实践。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来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过程， 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内容到形式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我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国情、经济水平和经济制度， 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中国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学理论是其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理论升华并在此基础上的体系化、理论化的经济知识。简单地运用别国的经济理论来解决本国的经济问题是不够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努力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必须突破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观念。由于历史的原因，长期以来人们常常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作政治意识形态来看待、学习和研究。因此，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政治的意识形态向科学的经济理论的转变。要适应我国面临的中心任务和经济背景的新特点， 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理论。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 根据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逻辑， 创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理论范畴， 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中发现系统的增进国民财富的理论。当然，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无论是处在哪个阶段都需要阐明社会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必须坚定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必须体现开放性的重要特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特定的对象、方法的经济学，是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下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争鸣中持续发展着的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 必须以开放姿态注重吸取国内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充分吸收多学科领域的创新成果，特别是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分， 努力澄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种种曲解， 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方向， 努力形成反映时展、社会进步和中国特色的一些新认识、新结论。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当论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就是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进行新的理论升华， 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 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作为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其鲜明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我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必须解决的这一时代课题， 历史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最根本的就在于对我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问题作出系统的、科学的回答。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4

一、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实质上是政治学说的挑战

说中国政治发展面临的挑战就是政治学说的挑战，包含着两层含义。首先，政治学理论落后于现实发展的需要，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其次，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持续推进，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受到国际因素的制约日益明显，然而，国内的政治学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互动和矛盾，其实质则恰恰是我们的理论远远落后于国际社会的政治学发展。那么，当今我们的政治学理论的困境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1.缺乏解释力。当代中国的政治学理论，无论从体系和内容上，还是从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意义上讲，都还称不上是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现有的政治学理论对现实的社会运动缺乏足够的解释力。

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首先来源于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也就是说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政治现实这个客观的“事实”。在当代社会，不能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作出应有贡献的学科，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对政治学理论而言，注重对政治现实的客观规律的科学研究是首要的要求，在这一前提下，我们才能探索并创造出一种符合社会需要、与中国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相适应的政治理论来。然而，当今中国的政治学理论之所以对现实缺乏应有的解释力，正是由于我们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现实，从而构筑的政治理论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

这种理论脱离实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是以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来裁剪中国的现实。自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中国的政治学开创者们首先是从介绍和引进西方的政治学体系来建构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由于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的移植存在着一个历史文化土壤的问题，建立在西方传统文化基础上的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在解释历史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中国社会的政治现象时，其科学性和解释力是令人怀疑的。不过，这种现象在政治学的初创时期是难以避免的。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至今尚停留在恢复初期的水平上，以不断出现的西方新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甚至以此来衡量我们是否达到了种种所谓的标准。比如所谓的新权威主义、市民社会、世俗化理论等等，根据这些理论观点作出的有关分析实际上不是对“中国社会”而是对“西方社会”的分析，因为像市民社会、文化的世俗化等西方意义上的问题在中国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一些与西方社会看起来相似的问题，我们的理论并没有作出与中国的实际相符合的分析。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在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中同样存在，反映了我们理论研究的一种普遍现象。

政治学理论研究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另一个主要表现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一做法与上述做法一样削弱了它对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解释力。中国政治学的恢复、创建和发展始终是与研究者们整理和梳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这一整理和梳理工作中注解的成分多于创见的成分。然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来系统地、具体地分析中国社会政治的研究，则还没有出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研究还停留在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阶段上，致使我们的政治实践经常出现一些看似马克思主义的，实则非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给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比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两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及其关系不是搞得很清楚，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之所以在注重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始终树立不起科学的政治大局观，其原因就在这里。政治学的理论与现实相脱离的这两个具体表现，阻碍了我们对现实中的敏感问题进行科学的研究，政治发展的一系列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创新问题、发展过程中的基本正义问题、产权变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们的政治学理论还没能作出科学的研究和回答，而现有的政治理论在这些方面显然是缺乏解释力的。

2.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不能结合。缺乏解释力的再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在理论上很好地统一起来，致使政治学理论研究即使结合着现实政治也只能游离于真正的现实之外。

在政治理论中，对于政治现实的事实判断和依据政治事实对人的意义作出价值判断是不同的，但由于政治本来就是事实和价值的统一，而不可能做到像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那样的“价值祛除”，因此，政治理论还必须同时实现这两种不同的判断的统一和结合。尽管政治事实作为一种客观的现实具有可解释、可预测、可检验性等特点，而价值判断则缺乏可资检验的公共准则，但是，如果不对政治事实的价值作出分析，政治理论所描述的就只是物理事实而不是政治事实。在我国当今的政治学理论中，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没有实现很好的结合。理论研究并没有从政治“是什么”的事实判断中推演出现实政治“应该如何”的价值判断来。一方面，政治学更多地注重于描述政治现象和政治事实“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即使是这种描述也不是很客观和科学的，但对于政治价值和利益，则没有形成独立的判断，这样，政治学没能提出有益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真知灼见；另一方面，政治学在对政治事实进行价值判断的时候，面对变化中的利益和价值的纠纷不能形成新的机制准则，至多是描述已有的政治价值，从而割裂了政治价值的历史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上述两方面的割裂在政治学所回避的敏感的现实问题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

事实和价值在政治理论中不能有机地统一起来，是与现当代政治学的方法论更新和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也是方法论上的悖论。这种割裂或悖论，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早已出现了，而且直到现在，从传统的方法论到行为主义方法论和后行为主义方法论的发展，都没法克服这种悖论。由于我们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步西方政治学之后尘”的，因此在介绍、引进西方的政治学理论从而构筑自己的政治学理论体系时，的确也很难克服这一悖论。问题是要使我们的政治理论具有解释力，具有为现实的政治服务的功能，在介绍和引进西方政治学理论体系及其方法论的时候就应该注意避免“引进”这种悖论，这一点我们是有意无意地忽视了。

3.概念不清。“政治”这一政治学的基本概念的界定是实现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统一的前提。虽然一说起政治，似乎每个人都明白大概是什么东西，而要给它下一个能得到公认的确切定义，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政治学对政治“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没有能够形成共识，这使政治学理论中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不能很好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不能使政治学形成为一门科学。在当代中国，我们对政治的理解往往是不很清晰的，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而改革开放以来很多人却相信经济是统帅，政治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而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探讨也是浅尝辄止。

在这里，限于篇幅，我们没有必要对几千年来众说纷纭的政治含义进行系统的分析，我们想说明，如果对政治的概念不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定义，不单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是不可能的，而且政治学作为一门基础性和实践性的学科，它也不能对社会的现实和变化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我们认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出发，政治的含义一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加以理解。狭义的政治概念是就政治活动自身的特点和方式而言的，这类政治定义均指出政治是与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家庭和社会活动等不同的一种独特的人类社会现象。虽然自古以来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通常都把政治与公共的权力、权威、控制、统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政治与其他社会现象区别开来。与狭义的政治概念不同，广义政治概念是把政治看作与各种社会现象相联系的，涵盖经济、社会、军事、科技等一切事务而且又高于这些事务的事物，是统率全局的东西。这与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学是最高学术颇有神似之处，只是亚氏是就学问的问题而言，而狭义政治观与广义政治观的区分主要是就社会现实生活而言的。在西方政治学说史上，众多的政治观如总体政治说、关系政治说、功能政治说、管理政治说、经济政治说、道德政治说等基本属于广义的政治概念。就广义的政治而言，它就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获得权力、分享权力、支配权力和使用权力的问题，而是有着更重要的目的和更基本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既从狭义上、也从广义上使用政治概念。就狭义而言，马克思主义指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政治的核心是国家政权；就广义而言，马克思主义又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是统帅、灵魂和大局。例如，列宁曾提出“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等等，以区别于“阶级斗争”的政治，很明显，前者是广义政治，后者是狭义政治。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总的来说主要是一种广义的政治观，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西方学者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差别。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与经济、社会、文化等联系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和界定政治的，而不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政治看作是一种孤立现象。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论述作为一般的政治定义不是抽象的普遍，而是包含着特殊内容的丰富性的普遍。就政治与经济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与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就政治与社会结构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分化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现象，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任何政治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就政治与军事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有时要诉诸战争或暴力的手段，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就政治与文化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因而也就是一个政治问题；就政治与科技而言，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必须与政治上层建筑发生联系。总之，政治一经诞生，就位于社会生活的核心，联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即从广义上说，政治是一个社会大系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纳入政治的领域。正因为如此，政治才是统帅、是大局。

尽管狭义的政治与广义的政治对于把握政治的内涵都是必不可少的，但相对而言，在社会主义时期，广义的政治观具有更重要的价值。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都十分善于从广义上把握政治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所以是一个杰出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正是由于他从来不是仅仅从狭义的政治看政治，从单纯的经济看经济，而是首先从政治的高度看经济问题，从经济的角度看政治问题，因此才能得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的结论。

对政治的概念作出恰当的界定，还需要以政治的内涵为线索，找出政治现象的范围，并对这些范围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政治的这一领域称为政治的外延。政治的外延构成了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内容，包含十分广泛而又多样的领域，它包括政治体系、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和政治决策四个基本层面。这四个层面的外延构成了政治的丰富体系，了解政治、理解政治，尤其是实践中具体的政治运作过程，如果不是从这四个基本的层面把政治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审视，或者仅仅从这四个层面的某一个层面来审视，那么政治的理论和现实都将有可能误入歧途。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的很多理论和实践问题，都与“政治”这一概念是什么没有搞清楚有关，在这一点上，政治学理论应该承担起主要的责任。

二、当代中国政治学发展的机遇

尽管政治学的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困境，但与此同时，政治学的发展也有着很多的机遇，也许，挑战和困境本身就是政治学可得以发展的一个条件。

理论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但客观上需要把社会变革及其实践上升为一种系统的理论体系时，社会变革就成为理论变革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就是理论发展的机遇。就政治学理论而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学的恢复发展过程看，我们发现，第一，在每次重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之前或之际，都必然发生某种重大的理论争论。比如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的争论、“十三大”之前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等等。第二，每次政治理论的发展，既适应社会政治生活的需要，同时也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制约。这样，迄今为止的政治理论的局限性是很明显的，例如政治理论的发展只是局限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缺乏整体协调，使政治学理论不成体系；同时，由于方法论的问题以及政治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政治学理论很难对政治现实作出真正科学的分析。

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为政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给政治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因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还是个政治发展的问题。它要求社会能够协调发展，也要求政治学从整体上有一个系统的研究，因此，政治理论的研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分析政治对市场经济建设的作用这一点上，而应该从更加宽广的范围来研究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1.从现实政治的层面看，对于政治概念的阐明就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毋庸讳言，我们对于政治的理论研究总的来说未能赶上时代赋予它的要求，现实政治总是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而理论研究常常落在时展的后面。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我们在社会政治领域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变化、新趋向，这就赋予政治以鲜活的内容和意义，同时也等待政治学作出回答和探讨。比如，为什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要强调讲政治？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腐败现象也增多了，这是不是一个必然现象？为什么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常常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状况，这与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们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同时，还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通过深入的研究来回答，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政治的内涵和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的问题对于政治研究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如果政治学能回答这些问题，它就能够获得生机和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回答伟大的时代和活生生的现实所提出的问题，而是照本宣科，因循守旧，那么政治学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2.当代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政治与经济交互作用的过程，即使有的人想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也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由于政治与经济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使两者水融，虽然从学理上可以把政治与经济作出区分并分别加以论述，但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政治与经济往往是难解难分的。无论你承认不承认、看到没看到政治与经济的交互作用，事实上是政治离不开经济，经济也离不开政治；政治之中有经济，经济之中也有政治。特别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经济工作和经济领域就更加包含着政治问题，因为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经济建设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的政治性质。例如，怎样发展经济，是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分配中要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依靠谁来发展经济？工人阶级还是不是国有企业的主人？近些年来，国有资产流失惊人，如何有效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些问题，既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反过来说，政治或政府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性的，如由政府所承担和进行的税收、能源保护、交通运输、社会保障、公共设施建设、经济的宠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等等。如果硬把政治与经济割裂开来，以为经济问题就是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些是纯粹的经济事务，那些是单纯的政治事务，就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而且可以说连一般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常识都没有，因而也不可能正确分析和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3.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而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具有特定的经济内容。经济问题聚集到一定程度，上升到一定的高度，就必然转化为政治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通货膨胀、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本来只是经济问题，但如果发展到较为严重的程度，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了，而会变成政治问题。这一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加以充分的注意。同样，经济成分的变化、私有经济的发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要反映到政治领域中来。当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虽说明了政治的经济根源，但并不意味着随便什么经济问题都具有政治的含义。一般的经济问题通常并不构成政治问题，甚至围绕经济问题所展开的某些利益冲突也不一定属于政治的范畴。政治理论必须研究，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政治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政治的统帅作用。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5

一、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尚不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本源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却脱胎自前苏联在20世纪五十年代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由于受到先验论的教条主义思想束缚，《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是以实践来检验和发展经济学理论，而是用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来裁剪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中的社会实践。长期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深受其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确立后，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断融合吸收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描述，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我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开始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由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属不同的理论体系，他们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框架上都有很大不同，甚至有些基本的观点还存在冲突，所以他们之问的融合还需要很长的道路。当前，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仍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理论与实践脱节。第一，部分理论和社会现实不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和过渡性，同时颂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科技革命的巨大推动，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出现衰退，反而出现了长期的稳定和繁荣，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理论和现实的反差不仅让学生难以信服，甚至还会使部分教师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生怀疑;第二，缺乏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缺乏对具体经济问题的研究。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重大经济问题，比如经济增长问题、资源配置效率问题、国际贸易的平衡问题等，政治经济学都难以给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

2、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唯一的研究对象可以使得其理论体系简单而完整。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理论开始把经济运行作为研究对象并引入到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当中，其研究对象也从一元变为了二元。二元的研究对象需要有两条线索贯穿整个研究体系，两条线索之问的主从关系、结构安排难以处理，使得整个研究体系的逻辑线索变得不再清晰。在教学过程中就出现了冲突的现象，相同的范畴、内容和理论在此处肯定，彼处却又否定诸如利润、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部分是进行批判，到社会主义部分又进行肯定降低了政治经济学在学生心目中的信服力。

3、研究方法落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侧重于历史分析和制度分析，长于逻辑推理，但缺乏实证研究，较少注意前提假定是否符合实际，也少注意结论是否能够通过经验检验，这使得政治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成为空中楼阁，削弱了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说服力。

(二)教学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属于学科层面，它的不完善对本门课程教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环节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可以从教材、教师和学生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理论发展的不完善意味着市面上没有出现令人满意的教材，没有令人满意的教材则使得教师在教学中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教师的教学效果不好，则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几个方面互为依托，互相影响，每个方面出现问题都会使得其他方面产生新的问题。

1、教材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高校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的革新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从内容的编排方式来划分，可以把这些《政治经济学》教材分作两类:第一种是延续传统的一导两块编排方式，即导论、资本主义部分、社会主义部分，以谷书堂(1992)、吴树青01993)、魏埙(2002)、蒋学模(2005)程恩富(2007)、张彤玉(2009)、柳欣(C2009)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突破传统的编排方式，把马克思资本论的基本原理与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权合在一起，以张维达、逢锦聚、程恩富等为代表。两种编排方式各有所长:第一种编排方式能够较为完整地表述马克思列宁的基本理论，但是缺乏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分析，缺乏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分析和指导，并且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内容的叙述逻辑常常不一致，在理论体系上不够一体化;第二种编排方式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理论体系较为完整，能够较好地融合现代经济理论的最新成果，但是这种编排方式也有缺陷，主要问题就是内容庞杂，并且会使学生分不清哪些是原汁原味的马列主义基本原理。

这两类教材除了上述差异外，还存在一些共同问题:第一，社会主义部分内容不稳定，经常随着中央的文件精神变化而变化，近乎沦落为政策解释学，缺乏学科独立性。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会认为这个不是科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第二，批判性强，客观性不足。资本主义部分内容过多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及矛盾;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将两种制度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阐明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落后，社会主义制度的无限光明。这种写法缺乏客观公正的分析。第三，知识陈旧。各种政治经济学教材的基本内容都来自《资本论》，所以内容上大同小异，难脱案臼，缺乏突破性的理论创新。《资本论》是十九世纪的理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用《资本论》已经很难解释现在的很多复杂的经济现象，比如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问的短期替代效应，国际汇率的复杂决定过程，消费者的行为模式，等等。

2、教师方面。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理论经济学领域地位下降是不争的事实，尤其是在2006年高校政治理论课课程改革后，政治经济学并入马克思主义原理课程中，导致系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大幅减少。受此影响，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课时数量不断受到压缩，部分高校管理类专业甚至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部分高校硕士和博士入学考试中不再要求考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发表渠道越来越窄，经济类刊物收录的政治经济学论文愈来愈少，在某些经济学评奖活动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甚至会被排斥在外。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及学术边缘化的影响下，教师队伍日渐萎缩，梯队培养后继乏人，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师资力量不断削弱。

同时，由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非常强的课程，客观上要求讲授教师必须具备深厚的理论功底和高超的授课技巧，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他们主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在我们的教师队伍中，普遍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第一，责任心不强。不少教师以完成课时量为教学目标，认为自己只要完成教学课时数和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不过问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知识的掌握情况;第二，理论功底不扎实。部分教师对理论知识的掌握仅局限于教材，既不去钻研马克思、列宁的原著，也不去梳理近几十年来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演变，理论素养低下，课程讲授只会照本宣科，不能予人启迪，难免枯燥乏味;第三，教学方式落后。不少教师在教授政治经济学时，不思提高教学技能，增加教学手段，只会采取传统的满堂灌的方式来教授学生，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无法激发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加上考核方式单一，造成学生出现厌学情绪。

3、学生方面。大学生来高校学习深造的主要目的是就业，所以他们在课程的选择上非常功利，对就业和前途有帮助的课程就认真听讲，而理论色彩浓厚的课程则不感兴趣。他们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时，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这门课程对我有什么帮助?教师的标准答案不外乎三条:第一，有助于理解和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有助于培养经济思维能力和理论研究能力;第三，有助于增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教师所站的立场和学生不一样，不容易体会学生的强烈需求。在就业的压力面前，学生会觉得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如一门实用性的技术，经济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如其他经济类课程，社会主义信念的增强解决不了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问题。怀有这类想法的学生占有大多数，他们对本门课程的学习缺乏动力，修学分成为他们前来听课学习的唯一目的。

除了功利性因素之外，由于课程本身的因素，大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还会遇到以下困难:第一，认识问题。部分学生，尤其是理科学生，将政治经济学简单理解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经济学，以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科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存在认识上的误区;第二，政治经济学本身比较抽象，相对难以理解，同时由于学生们在思维方式上难以一下子转换过来，不会用形而上的唯物辩证法来分析问题，因而难以理解和掌握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第三，在整个经济学类的各门核心课程中，政治经济学与其他课程之问的内在逻辑和联系非常弱，在基本范畴、理论前提和研究方法等方面与其他课程都有很大差别。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时，难以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其他课程的知识融合起来，使得政治经济学作为基础理论的地位流于形式，未能在培养学生经济学理论素养方面达到应有的效果。

二、提升教学质量的一些建议

(一)不断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滞后于时展是其理论不够完善的根本所在，政治经济学只有在理论体系上不断发展创新，才能适应时展的要求。在大力发展完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要摒弃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其他经典作家对我国的错误影响，还原马克思《资本论》最真实的本源;其次，要克服教条主义倾向，以中国经济运行实践为基本出发点，以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为导向，为经济学科其他理论提供理论支点和智力支撑;第三，要大胆借鉴其他学科和经济理论已有的学术成果，在不削弱政治经济学独立性和完整性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和完善政治经济学;第四，加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和探索，不能只简单讨论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灭亡的必然性，更要关注如何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科学规律，及社会主义经济如何与资本主义开展竞争和合作。

(二)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教师是教学过程的主体，教师队伍的素质对整个教学过程的影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支稳定和高素质的政治经济学教学队伍是保障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的重要基础，而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必将极大地提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质量。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师队伍整体素质:首先，要加强政治经济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加大优秀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科学有效的考核评价机制，提高激励水平，引进竞争机制，增加师资队伍的活力和凝聚力;其次，要为教师搭建好学习交流的平台，鼓励政治经济学教师参加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加强和兄弟院校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交流与学习，为本校政治经济学教师提供更多的进修学习机会;第三，要切实提高教师队伍的理论素养和科研能力，加强政治经济学的教学研究和专业领域研究，并把科研成果积极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以科研带动教学，提升教学的水平和层次;第四，要为教师队伍提供更多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非常强的科学，要求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解释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

(三)改革创新传统教学方式，不断提升教学效果。改变传统教学方式，提高教学技能，是提升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最为直接有效的途径之一。学生是教学过程的客体，而改革创新教学方式的核心就在于提高客体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由于缺乏互动，传统的单向传输的教学方式会使学生逐渐产生厌学的心理，而创新教学方式的关键就在于要增加互动，增加学生接受知识的途径。

第一种适合于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方式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首创于美国哈佛大学，是一种教师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现实案例来解释抽象理论的教学方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在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可以把抽象的概念和原理融入生动有趣的案例之中，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还能增加学生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6

有限西化者认为，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虽然无法指导当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的现状，不过由于属于苏联的教条主义，我们应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统一起来，使之为融洽地指导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虽然，西方经济学为人类发展做出的贡献是很大的，而且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有用，但是对于无限西化论的观点并不科学。第一，西方经济学的论点的建立，是围绕着制度完善的经济发展规律来开展的，东西方文化习惯及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不同，不可以完全照搬。另外，西方经济学自身也在不断改革和发展，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学的发展也需要一定的现状分析。因此，有限西化论的思路是正确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同时也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优势，这样不仅可以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能够结合有中国特色的时代背景，发展和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盲目的将西方经济学直接“嫁接”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上，也会导致主次不分，创新不足等原因，甚至会因为是“四不像”而严重阻碍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健康发展。可见，中国政治经济学不能走无限西化的道路，也不能走嫁接式的有限西化道路，我们的出路是走相融合的道路，这才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出路。

二、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学需要考虑主体性和国度性

在分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第一要分析“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最普通的解释：政治经济学属于一门以人们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科学，也就是分析经济关系的发展，它论述了人类社会在不同阶段上生产和分配的关系。马克思著名著作《资本论》第一版的序言这样讲到“我在著作中研究和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与之它相匹配的的生产关系。”其实对于政治经济学这样的解释并不全面，只是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而实际上，政治经济学由“谁来研究”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体问题。虽然《资本论》的序言中的这句话提到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但是《资本论》的内容主要是将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特点。在1843年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内容中，提到关于自己的立场是无产阶级；而从研究政治经济学开始，马克思就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劳动经济，它阐述了自己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看法,他觉得自己和传统政治经济学是不同的,其中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批判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体制,而且是以工人阶级的角度出发的。

所以,“什么是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因为研究人不同,研究的对象也就不同,阐述的答案也不同。其实,“什么是政治经济学”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之一,而且阐述了问题主体性。由于生产关系的实质属于利益关系。对此，如果把政治经济学作为“特定阶级对阶级利益的阐述及经济矛盾的理论”必须要全面的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主体性和发展思路，也就是“谁在研究”的问题，谁就代表自己的阶级利益。因为经济发展的执行者是人,经济矛盾就是人和人的矛盾。人与人发生矛盾,就表示他们的主体与立场不同,阶级利益也不同,自然研究的答案也不同。经济问题影响着很多利益关系，不同的利益关系对经济问题的认识也有差异，解决的方法是相冲突的，经济矛盾就是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综合。所以,我们研究“什么是政治经济学”这个问题,就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性。西方经济学讲到经济学是“纯技术”“纯理论”,没有阶级性,研究的内容也是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的。“西方经济学是不是有主体性”是很多人研究的问题之一。

其实他们研究运用了假设,假设没有阶级性,而假设的背后其实是资本主义者的个人利益，所以西方经济学是有更强的主体性，但与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理论不同，它是资产阶级者的代表，所以使人辨不清是非。还有，“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我国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中的主要研究问题。政治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世界各国都在研究,世界各国研究的范围的依据是每个国家的特殊性的政治经济学。从阶级矛盾出现之后，国家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内容，国家不仅代表了政治，同时也代表了经济，它也影响着经济生活中的每个行业和单位，经济生活也具有一定的国度性，这也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其实,不管是政治经济经济学发展的早期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萌芽阶段,还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政治经济，研究人研究经济学都受到国度性的影响。中国是世界大国,必须认可与坚持我国国情需要的经济政治学,只有这样,政治经济学才会发作。中国的经济矛盾很明显,而且很特殊。主要表现在不一样的经济矛盾和我国人们的立场和利益。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同时还有一定的理论观念和方法，参考国外经济成就的过程中，也要对自己的经济矛盾进行分析和了解，这样才可以提出更合理的针对中国经济矛盾的观点和理论。因此，中国政治经济学是中国人五千年的思想产物,是中国每一个阶级对中国矛盾提出的观点和特定阶级的利益概况。分析“什么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就是研究什么是政治经济学的国度性,这个问题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根本和立足点。

三、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思路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新思路是以中国的经济矛盾为分析对象，运用科学的理论观点研究中国经济矛盾,总结概括它的主体,正确的阶级中国这一特定的主体认识，真正不一样的经济矛盾。

（一）新思路要求要明确劳动者的重要地位

人类社会在任何阶段，社会中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其实都是劳动者得到的，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劳动者的范围一直在增加。社会主义是一个劳动的社会,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劳动者的经济学。从这个说法上来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劳动者的概念作了延伸,不只有“生产要素”和“资源”，还加入劳动者的就业关系、劳动者的地位、劳动者的技术能力等内容。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需要,也表现了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

（二）辩证的看待中国不同时期的经济思想

我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经济学在这五千年中形成、不断发展。之间不断的吸收和借鉴外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继承和批判我国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期间也形成了各种经济思想，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积极性和消极性，这两个观点没有明显分界，而是混为一体，有的优点也是缺点，比如重义轻利、重视整体观念等，因此需要用辩证的论点来研究，不能批判所有的观点,对一些有帮助的观点要吸收与借鉴。我们经常听到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近代西方经济学都是国外的经济学。借鉴西方经济学要分析很多因素,而马克思主义我国一直坚持借鉴。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不同的,前一个是原则,是思想,必须借鉴;后一个是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警句、原文或者总结，由于时间、地点不同，如忽视了这点，就有可能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做教条主义。

（三）注意核心观念的规定和发展

在研究中国特有经济矛盾的时候，需要利用科学抽象法，对大量的现象资料进行研究、总结、对比，总结其定义。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马克思抽象出剩余价值的重心思想，以此为中心进行分析，从而形成合理的论点。形成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同时也要存在自己的中心论点。从这个核心观点上需要以中国特有经济矛盾为本质，并不是对外来经济学的演示。比如，“剩余价值”用“剩余产品价值”代替,“资金”作为“资本”,导致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要求没有办法实现。而人们利用传统的方法，比如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阐述“资本主义复辟”这种方式是不可能将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矛盾体现出来的。

（四）利用数学方法为基础对性质进行论述判断

经济事物的发展是量和质的结合，定量分析必须依靠定性认识来完成,定性认识到定量分析过程就是认识的过程。定量分析需要运用数学方法创造出更多的经济理论，确保逻辑推理的准确性，避免经济关系中的不稳定性，最后在相关理论上表面观点；数学表达具有一定的文字观点，从简化经济分析为主，从而避开没有意义的争论，所以，整体上对经济学家的工作效率提高是有帮助的。不过数学方法需要参考经济矛盾为主题，由于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的分支，也是人类活动中的经济现象和行为的体现。人类活动是受到道德、历史、文化、关系的影响，无法统一的利益数字公司推导出来。将经济学看做抽象、复杂的科学，其实就忽视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特点。

四、总结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7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0，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5-0001-09

来稿日期：2020-06-3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17DZJ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zhou59201@163.com；代红豆，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17210010009@fudan.edu.cn。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显然无论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还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理论都无法很好地阐释这一中国发展奇迹。伴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自信的不断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它不仅关乎中国发展，更将提供一种“集众家之所长、助力新世纪发展”的全新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厘清的就是其研究对象。这是一个抽象性与理论性兼具的重要命题。

一、生产方式理论与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但它的确立必须基于对前者的借鉴学习之上。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必须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完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仍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事实上，关于这一议题的探讨，自建国以来就络绎不绝，并始终围绕“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力”这三个核心概念展开。大多数人赞同将“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也有人主张将研究生产力放在首位（熊映梧，生产力经济学创始人之一[1]），还有人主张要研究生产方式（马家驹、蔺子荣，1980[2]）。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经济学。蒋学模先生就在其《政治经济学教材》开篇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这样重要，是因为它是一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3]可以说，老一辈经济学家基本赞同这一观点，其背后具备充分的学理依据与深入的学术思考：一方面，就文本依据来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分析把握不应停留于单个文本的字句解读，而应回到其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中做整体把握。遗憾的是，马克思凭借他个人真正完成的只有《资本论》第一卷，但根据他的研究方法与体系，他采用科学抽象法并呈现“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研究序列，第一卷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最抽象分析，而第一卷最后作为最抽象的结论，也最接近问题实质，已然可以从某种意义上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结论。而事实上，第一卷最后要回归的就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生产关系问题。且最后由恩格斯编写的第三卷实则也回归到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就理论分析来谈，政治经济学既研究关乎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层次问题，又在本质上属于“历史的科学”。由此，既要借由生产方式理论分析社会生产的运行及其发展，又要结合特定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和实际需要。而马克思当时就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去研究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故“生产关系”的研究必然放在首位。也可以说，生产方式理论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

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关键依据。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来说，“生产关系”揭示了问题的抽象本质，但“生产方式”比“生产关系”更为丰富、更为具体，也因此“生产方式”较“生产关系”更具解释张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与以“生产方式”为核心范畴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不是单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研究“生产关系”。笔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但必须以其生产方式理论为依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确是“生产关系”，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整体学说和所处历史时代所客观决定的，但对于后世来学习借鉴已有经典理论来说，重要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显然不能依据其对象本身来确立，而应从其生产方式理论中得到确立，但遗憾的是，后世往往忽略了这点而醉心于已有结论的字句争端。

（二）生产方式理论

强调生产方式理论而非仅仅停留在“生产方式”范畴，意在将它作为整体理论体系加以探讨，但仍要从其作为范畴开始着手。关于“生产方式”（英文themodeofproduction，德文derProduktionsweise）范畴的含义，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断的重要问题。国内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斯大林局限定义的影响，他在1938年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4]将“生产方式”界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不可否认，其虽对明晰概念的含义做了尝试，但确属形而上的界定，一度造成对这一范畴的忽视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1980年，马家驹、蔺子荣率先对这一界定提出质疑，与斯大林相反，他们认为“生产方式”并不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2]自此以后，关于“生产方式”究竟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还是两者中介的争论持续不断，但这其实是表象问题，更深层次问题则应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理解。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专门组稿3篇对“生产方式”的概念含义及其理解加以深入探讨。进一步地，吴易风则在前人基础上率先提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主张基于此原理而非“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5]整体来看，围绕“生产方式”内涵这一议题形成的代表性观点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生产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核心问题是所有制形式；劳动的方式；生产的社会形式等，尚无统一定论。研究该议题确实面临客观困难：马克思自身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多次使用这一概念；但研究者也多局部取义，没能把握马克思使用这一范畴的本质内涵，没能从马克思主义整体视域把握这一术语的精妙。

据已有文本可考，马克思在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明确使用“生产方式”概念，“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6]，“生产方式”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方式”。而马克思开始习惯使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可依据文本，则最早出现在1846年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7]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方式”的重要性和社会历史性做了交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8]2-3此为唯物史观的经典阐述但绝非成熟，探讨生产方式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还是应回到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中加以考释。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强调“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性，这从“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在《资本论》中的多次使用便可得知，“生产方式”总是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现实社会考察的显著表现。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不同篇章结合具体需要，认为“生产方式”具备不同具体含义，但都共同服务于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完整考察。如：在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篇中，马克思提到：“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9]366，“生产方式”在此等同于“劳动生产条件”，着眼于劳动过程本身，包含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强调通过变革生产方式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在第一卷“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节中，马克思谈到：“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9]872-874可以说，在考察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时，“生产方式”指建立在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一定的结合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产，他还进一步概括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发展：“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9]872-874此外，“社会生产有机体形式”也是常见含义之一，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生产过程，以及在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的相互关系时多次用到。

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精妙即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现实考察的融通，置于整体视域探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但现世的理论借鉴更应探求其究竟如何实现融通。毋庸置疑，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是关键遵循。但“生产方式”作为同时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板块的重要范畴，显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笔者认为，“生产方式”是一个整体性与有机性兼具的范疇，是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的关键，是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完整考察的关键，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精髓在现实政治经济学考察中的重要化身。唯其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因现实的生产方式考察而得以“落地”，政治经济学因生产方式的整体把握而得以探清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惟“生产方式”的存在，两大伟大发现得以真正成立，得以相互贯通并构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因此，对“生产方式”范畴及其相关理论的理解，应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学科视域来加以探讨。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归根结底是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世界观，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有机构成，本就极其复杂。同时又一直面临一个悖论：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就容易陷入生产力一元决定论陷阱；但忽视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便无法真正探清社会历史发展实际。于是马克思找到了“生产方式”这一宝器，一个可以不再过分局限于单纯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而更加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复杂实际的介质。至此，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整体视域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般原则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反作用”，但社会历史发展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也可能先于生产力而发生变革，同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也可能起决定性作用，但这与上述一般原则并不冲突，而真正关键的是置于“生产方式”整体视域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科学理解人类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学领域：进入现实的政治经济学考察，“生产方式”是一个美妙的化身，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化身，它与具体的经济理论有机联系，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考察。当然，最后的共同指向是科学社会主义。

（三）生产方式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作用

1.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依据。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总结概括了新时代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九个方面，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10]。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必然不能剥离生产方式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领域，借助生产方式理论能更加科学合理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历史，同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生产方式理论与具体的经济理论有机联系，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考察。由此也完全可以说，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依据，使研究对象获得学理支撑。

2.生产方式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兼具客观现实性与社会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就西方经济学而言，比较能引起共识的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也是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明确规定。不可否认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经济运行层面确有贡献，但实际上它还是存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面临的问题，即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特殊”，在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永恒规律的前提下，撇开特定社会形式及生产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脱离社会现实。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基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兼具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

3.学科建构层面，生产方式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等实现有机统一。此处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进行简要梳理：第一，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9]8第二，研究目地。“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9]10第三，研究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专门用一节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笔者结合该节内容将研究方法概括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综合运用科学抽象法与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综合考察具体经济现象和社会整体经济活动，于运动发展中探求经济关系本质。第四，理论体系。“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8]1上述每一个都是重大议题且尚存争议，但且从其整体把握，以利于问题探讨。事实上，对象服务于目的的实现，理论体系也由方法呈现为一个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序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精妙之一就在于这些学科建构层面的重大理论命题有机统一，而在这其中，生产方式理论与每一命题都密切联系，促使它们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考察。

4.理论研究层面，生产方式理论联接研究对象与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考察。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一个很大的诋毁即在于：认为它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不关心资源配置问题，从而不具备现实意义。但事实上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吴易风教授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指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就研究对象这一问题的真正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资源配置在经济研究中的合理地位以及怎样研究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只是孤立地研究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结合特定生产方式具体考察资源配置。[5]进一步，正是基于特定生产方式之上，我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积累理论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才能具备特定内涵与意义，并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考察。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以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根基，在研究进程中实现分割与统一，但这不是纯粹的头脑抽象，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所决定，并最终呈现为一个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序列，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解剖。在此必须特别提及《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第一章《导言》中的第一节《研究的对象》，其实该节具有特殊重要性，但学界却有所忽视。在该篇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单个进入社会、由静止进入运动，开始全面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此，马克思专门对第一卷和第二卷前两篇的研究对象做了总结，关键的是他不仅阐释了前面各篇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更在对比中说明了各篇对应着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发展，并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资本论》各卷各篇考察的差别不在于研究的对象，而在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抽象法的各个不同阶段。比如，第二卷前两篇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三篇则是研究这个方式在社会资本运动中所出现的形式。进一步，《资本论》三卷虽侧重不同，但互相补充构成一个整体。第一卷对生产过程的考察揭示被现象掩盖的问题实质；第二卷则揭示了掩盖实质的运动形式，使对实质的分析从抽象的理论进入具体的事实而得以丰富；而在第三卷便上升到最具体也是最接近人类肉眼可感知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时资本主义的神秘面纱已然揭开，我们既看到了身着五彩华服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看到其亮丽外衣下难掩的罪恶本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探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1.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的继承与发展。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也应伴随历史的发展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首先应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孕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主要是“建设”的政治经济学。[11]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无法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发展，“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以产品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也有了许多重要的差别。”[12]因此，应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论，但并不要求完全照搬其仅作为结论的研究对象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加以丰富发展，服务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共同实现，置于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能够有效应对西方经济学就研究对象问题所提出的挑战。一般而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研究“生产关系”，显然两者相互对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西方经济学就研究对象问题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时有诘难，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研究具体层面的经济运行问题；二是无法量化，缺乏实际操作性。但事实上，“西方經济学不过是用一般的、抽象的资源配置学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以阶级对抗为特征的资源配置”[13]，它天然地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故大多脱离特定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仅从经济运行层面探讨资源配置问题，显然这只能触及表象而无法真正深入本质。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一方面，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的继承，探求的仍是符合经济理论研究本质的问题，并能真正揭示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关系范畴的确难以包容资源配置问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非“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明确资源配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合理地位，回应西方经济学挑战，更好服务于现实中国的发展。问题的真正关键不在于是否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源配置问题置于特定生产方式中加以系统考察，比西方经济学仅孤立地探讨资源配置问题更科学。

3.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议题的研究现状与尚存争议来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能够有效回应争议、避免无意义的字词争端。“整体看来，当前学界围绕该议题主要呈现三种研究取向：一是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旧还是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核心；二是强调立足现实中国实践的情况和需要，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其中又可划分为主张也要研究生产力、也要研究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力和上层建筑都要研究这三种代表性观点；三是试图避开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做新的阐释。”[14]不同研究取向的背后实则是不同理论观点的争鸣与交锋。例如：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如何理解和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研究对象是否包含生产力等，争议不断、尚无统一定论。而事实上，一门学科确立研究对象的真正要义在于划定研究范围、明晰研究指向以及构建研究体系，且目前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构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不可过分拘泥于纯字词争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主张根据马克思确立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依据与完整过程，而非简单的字句照搬，在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中系统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有利于减少争议、凝聚共识，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发展。

4.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本质与理论发展需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本质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对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剖析，揭示其内在矛盾与运动规律，以指导人们变革或完善某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实践”[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本质问题进行分析，这是对其政治经济学身份的“坚守”。同时，它不是别的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扎根于现实的中国大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从而获得独立且完整的存在。[16]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深入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探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问题，直接关涉社会经济发展本质问题；另一方面，强调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同时历史地来看，每一次由人类社会发展大变革所引起的经济学理论的革新发展，都是以现实的社会发展为基准、对以往所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融合后的超越式创新再发展。假定这样的关键性历史时刻又再次到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想把握好这一伟大历史机遇，在学科定位上就应开阔，在研究对象界定上更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单一界定，它应揭示抽象的本质性规定，但必须是寓于丰富的“具体”之中的“抽象”。

5.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绝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简单运用，更不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容原封不动简单化设置为‘教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回答中国问题，从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1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即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既不能依靠单一研究生产关系，也不能只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问题，最终还是应当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只顾抽象探讨生产关系绝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是当前中国发展实际需要的政治经济学说。而真正重要的，是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经典政治经济学考察，服务于中国整体发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中系统考察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不是对研究对象的泛化，而是强调结合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完整而非断章取义式的借鉴，从而避免学界纯粹的概念之争。

三、在理论与实践中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丰富内涵

归根结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对其丰富内涵的理解，首先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加以把握，其次应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具体地加以阐释。

1.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根本区别，是一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生产方式。由前所述，“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精髓在现实政治经济学考察中的重要化身。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便暗含：在该学科理论研究及其相关实践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归根结底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发现，即超越以往唯物论和唯心主义的历史局限，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也是唯“物”的，实现唯物论与辩证法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双重贯彻。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既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客观地决定，又由特定社会发展历史地决定，因此生产方式兼具客观现实性与社会历史性。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末总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基本特征：“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地和决定动机”。[18]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的目标定向就与之不同，其发展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而决不是少数人攫取大量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体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发展趋势。可以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简要概括为：第一，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扬弃。第二，在生产关系层面，重建个人所有制与联合劳动。作为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所做抽象分析的结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中论述了生产关系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9]872-874在此，“个人所有制”是对前面所有生产关系的扬弃，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相适应，劳动者个人充分占有所需生产资料，实现自由的联合劳动。第三，在分配关系层面，“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引与前进方向。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生产方式，要实事求是、根据其民族特殊性与历史继承性具体地加以把握。

2.理论层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当引领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在学科建构上，与研究目地、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重大命题有机统一；在具体理论研究上，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互贯通。以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根基，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精妙之一即在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个理论整体，研究目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学科建构层面相关的重大命题密切关联，共同支撑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现实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此为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为根基，构建一个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序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的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只有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才能具备特定内涵与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有以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为依托才真正成为其研究对象。一个现实的理论诘难即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是否还适用于当代中国？反对者认为这些皆为適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一旦适用于中国就等同于承认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赞同者则着眼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他们无法回应反对者的质疑。而事实上，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分析框架，赋予这些理论以特定时空背景，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此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两大优势。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考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极大丰富。

3.实践层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契合并能够引导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精准把握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马克思晚年提出过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主要是结合俄国问题时谈到，“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9]，即经济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高度和科学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20]党的报告中也突出强调虽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必须牢牢把握这一基本国情。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契合。顾钰民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三大成果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这三个层面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三大成果，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和个人收入分配理论。”[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相契合，要与当前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相适应。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能够迎接挑战，抓住新型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当前的全球局势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世界大势的再审视。进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统治着全球，如今又再次兴起探讨，即资本逻辑能否最终被技术统治所取代？这尚无定论，但可以明确的是处于世界大势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这一变化引起足够重视。落实到现行中国经济发展上，高质量发展应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转变，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的统一”，而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良性互动的经济体系。”总之，在变局之中把握不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中系统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四、简短结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性问题

“科学”这一提法最早源于自然科学领域，后来才逐渐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加以探讨，一般指“正确反映世界本质与规律的理论”。事实上，科学的基本任务是解释事物和指导实践，而政治经济学则研究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指导社会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是可以成为科学，但前提是必须满足：一方面，阶级性与科学性的问题，亦即研究立场要克服阶级性；另一方面，研究内容要能够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此亦为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科学性的要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提到，“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9]10，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物质利益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然极易受到阶级性问题的干扰而难以实现科学性，故政治经济学研究要能够抛开阶级局限和意识形态偏见，服务于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后一个问题，则要求既要具备社会历史性，与当时当地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同时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空中楼阁，要具备现实性和具体性，与现实的经济发展和具体的经济理论密切联系。

由前所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下探察经济社会发展，由此既克服了阶级性的问题，又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与规律。反观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所谓“边际革命”，如杰文斯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提出了边际效用论，并开始运用数学工具来处理经济问题，便开始将生产关系排除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关系很难量化。19世纪70年代后，新古典经济学开始将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局限在资源配置问题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中明确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或研究目地：“经济科学研究的是人类行为在配置稀缺手段时表现的形式……经济学是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西方经济学 内在独立性

政治经济学一词，最早是由法国经济学家蒙克莱田使用。政治在法语中的含义是国家、城堡。取之政治经济学，是为了区别于色诺芬主要把奴隶主家庭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之后如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都沿用了这一概念，马克思巨著《资本论》的副标题即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可见政治经济学最初还是关于广义的国家经济管理的学说。直到1890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契机，开始用经济学来取代政治经济学，并有意的促成了以研究资源配置为主旨的经济学和以研究经济制度为主旨的政治经济学的分类。

资本产阶级经济学家之所以回避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掩饰资本主义存在并不可避免的的矛盾，编写好资本雇佣劳动制下的的盛世谎话。从这个角度来看站在劳动阶级立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部分的深刻剖析，将有助于全人类解放。那么是不是意味着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进程只要我们把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奉为圭臬，就能解决发展中所遇到的所有问题了呢？答案无疑是否定的。

一、马克思所处时代和当前中国的所面临的使命不同

恩格斯说，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时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包括三部分，经济思想只是其中一部分，马克思的剩余劳动价值论无情的揭示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并据此得出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的结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以阶级斗争为纲，目的是资本主义，所以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只是做了粗线条的勾勒。此外，马克思是处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来看待分析资本主义的，而当前的中国要研究的是与社会主义并存的资本主义，和马克思所预测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建立的社会主义有本质的区别，所以政治经济学的使命由阶级斗争转向在国际竞争中如何更好的建设社会，提高生产力，达到共同富裕。所面临使命的不同，使得中国不能再将马克思经济学奉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圭臬，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进行创新和发展，加入一定中国特色，并力求从中国的特殊性总结出人类社会的一般规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二、求助于西方经济学的的时代即将结束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开始翻译引进西方经济学，一方面我们确实学到了许多新颖的理论，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为此支付了高昂的学费，并造成西方经济学排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主流的局面。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学是在特定的制度下从宏微观两个层面来研究资源配置的学说，它将关于生产关系的部分自动屏蔽，只停留在经济现象表面。但西方经济学家却通过宣扬经济学的普世价值，将其基于特定制度的经济运行理论鼓吹到了世界层面。这样避而不谈经济制度的学说在中国大地上注定只会昙花一现，因为它无法解释中国过去30年飞快发展的原因，无法给中国当展出谋划策，更无法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方向。

此外西方经济学所谈到的利润最大化原则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原则相悖，资本主义制度在有资本主义理论之前早己萌芽发展，不存在倒退回的危险，而社会主义社会是先有社会主义理论后又社会主义实践，可以说社会主义是在其理论基础上亦步亦趋发展形成的，目前仍尚未成熟，属于有计划有指导的过程。如果也向西方国家一样任由经济在看不见手的引领下发展，就可能出现社会倒退回去的局面，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前车之鉴。由此可知，套用西方经济学来解决中国问题的时代已经终结，中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建立和发展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构建新的的理体系与话语体系。

三、政治经济学缺乏科学内在独立性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9

    一、政治经济学的简要概述

    1.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政治和经济是政治经济学的两大主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的色诺芬最早在他的着作《经济论》中提出了“家庭经济管理”一词,“政治经济学”一词在17世纪初也应运而生。政治经济学自从17世纪中叶以后得到了发展,主要是依赖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手工工业生产的时代背景。产生了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主张自由竞争,政府不干预经济。此时,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成一门专门研究政治现象和经济规律的独立学科。当西方资本主义从手工业向大规模工业过渡时,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日益突出,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缓解这种威胁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产生了庸俗经济学理论,并逐步取代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学家在19世纪上半叶,极力地抨击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站在小私有制的角度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无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揭露资本主义的弊病,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认为资本主义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必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最基本的经济关系。任何的社会发展都是伴随着生产过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因此生产关系伴随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始终。社会生产关系包括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3.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提出两种主要的研究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生产力应该适应生产关系。马克思主张从生产力与上层建筑中研究生产关系及社会发展的规律。唯物辩证法有三大规律五大范畴,主要有矛盾对立统一规律、量变与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内容与形式、本质与现象等具体内容。主要可以抽象出矛盾分析法、定量与定性相结合方法等研究方法。

    二、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原则与思路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攻坚时期。西方政治经济学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特色体制的入侵,我们要坚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创新。其基本原则是结合我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以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原理为创新指导,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坚持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创新的基本思路应该以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为主,结合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两种手段,加强政治经济学向着国际化、应用化、数理化方向纵深发展。

    三、新时代背景下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策略

    1.加强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创新。我国一直以来将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学习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不断地引进和借鉴西方现代的经济学和政治学,不断结合我国出现的新国情、新形势、新问题、新情况,进行持续的理论成果的完善和研究。在内容创新层面,主要是指引进和创造新的理论,提出新的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框架,建立新的理论体系。

政治经济学的定义篇10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个体经济学；社会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8-0006-07

经济学不仅要研究财富问题，而且要研究社会关系，因而其研究内容就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两个方面，它们相辅相成，共同构建了整个经济学的理论大厦。事实上，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即使是专注于研究自然资源配置问题的主流经济学也根本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关系。然而，自边际革命以来，经济学的这两方面内容却逐渐分离了，以致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现代主流经济学日益局限于工程学这单一方面，并极端地采取抽象化的分析路线，从而导致了“政治经济学”一词被“经济学”一词所取代。从起源上看，目前两大经济学范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实际上是合二为一的，经济学开始也是与其他社会科学密切联系在一起，并且，政治经济学是整个经济学的统一名称。那么，政治经济学这一概念又是如何被经济学这一概念所取代的呢?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学界，长期存在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二分法，那么，这种经济学的二元结构又是如何形成的?在某种意义上，国内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马克思经济学，或者说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那么，它与传统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其实，目前国内通行的政治经济学概念只不过是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说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研究内容构成了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干，那么，随着对社会主义本身内涵的理解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的拓宽，这种传统理解就越来越狭隘了。

一、经济学概念的历史演化及其内在逻辑

在西方，经济学一词源于希腊语oikos(家庭)和nomos(法或原则)的结合，其意思是家政管理的原则。当然，这里所指的“家政”与现代意义的“家政”是不同的，因为古希腊的“家”指的是氏族及家族。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是色诺芬的《经济论》。《经济论》实质上是一本关于家庭管理的书，论述的是奴隶主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古希腊奴隶制生产以家庭为单位，因此把组织管理奴隶制经济的相关问题都列入“家政管理”范围。同样，在德语中“经济”(wirtschaft)隐含主人的意思，过去的一家之主要为全家的生计和一切与此有关的事情负责。但是，当这种管理的含义扩展到了其他事物和城市国家以后，经济学所涉及的就不仅是个人领域的事，而是涉及到公共领域，从而就开始出现了相应的政治经济学一词。例如，色诺分的《雅典的收入》就是讨论雅典国家的财政问题，是如何对奴隶主制国家进行管理：而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更是集中论述如何管理同家以使人们的生活更美好。他们的信徒亚里士多德将色诺芬的家庭管理思想置于奴隶主国家管理的范围之内进行论述，从而产生了现代经济学的雏形。亚里士多德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取财术和致富术，为家庭和国家取财与追求货币增值是取财的重要内容，从而将家庭管理与城邦管理联系起来；同时，他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作了进一步的拓宽，分析了交换和货币理论等内容，并将经济论视为政治论的一个组成部分。

学者们正式系统探讨涉及公共领域的经济现象是发生于重商主义时期，因而政治经济学一词也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它最初是法国的重商主义者D·蒙克莱田分别在1615年和1616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和《论政治经济学》两篇文章中提出的，这些文章都超出了家庭经济的狭小范畴，论述了国家积极参与管理经济的作用。后来，威廉·配第、布阿吉尔贝尔、魁奈等又相继发展了重农主义，并将经济研究的重点转向生产领域，涉及到了国家对生产领域的管理。马克思也正是继承了他们的衣钵而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并特别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生产关系上。正因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都大大拓宽了，所以，1755年卢梭在为法国《百科全书》写“政治经济学”条目时，就特意区分了政治经济学与家庭经济学。不过，直到1769年詹姆斯·斯图亚特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探究》一书，政治经济学一词才正式引人英文文献，并第一次形成了有完整体系的著作。此后，政治经济学一词开始获得了广泛使用。显然，早期的政治经济学家都试图提出经济活动指导方针和为政府促进商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其着眼点在于社会财富的发展；并且，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已经从家庭或国家的管理扩展到对所有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这也是为什么此时的孔德主张用社会学来一统整个社会科学的重要原因。

政治经济学正式形成的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是人类第一次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著作，也是经济学科发展的分水岭。它标志着现代以自由放任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学的诞生，并使得经济学真正成为一门有独立体系的学科，并奠定了今后经济学研究的基石。此后，英国、法国等国家的大学相继指定了一批政治经济学教授，自此以后的100年间政治经济学成了经济学的既定名称。一般地，人们往往把从17世纪中期开始到19世纪30年代称为“政治经济学时代”，因而古典经济学又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显然，斯密开创的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福利和应得权利的相应提高等问题，如他在《国富论》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开篇就说：“被看作政治家和立法者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和生计；其次，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所需的充分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与此同时，斯密还检验了在此之前流传的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一是重商主义，二是重农主义。

显然，正是由于古典经济学家关心的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关注整个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福利增长，因而古典经济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者，由于试图通过促进国民财富的创造来保障普遍福利的提高，这就涉及到生产性劳动的投入和配置问题，从而导致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兴起；二者，由于关心既定国民财富下的社会福利之提高，这就涉及到如何最大化交换剩余问题，从而产生了自由放任的政策主张。而且，由于公共领域的问题往往关涉到统治者的行为问题，因而斯密本人在写《国富论》时心目中就把经济学视作为写给政治家和立法者学习的一门学问，在他的话语解释中充满了对君主与政府应当在治理社会时如何行事的治国方略和政策建议。为此，斯密不仅讨论了一些经济和贸易政策，而且较广泛讨论了政治、法律甚至外交等等方面的问题，除了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的经济学原理外，还讨论了保证这种看不见的手能得以良好运作的自由制度原则及其法律保障问题。正因如此，斯蒂格勒指出，在斯密等英国古典经济学看来，经济学的任务是劝说人类社会尤其是国家的主权者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合宜治理方式和制度形式，来使一国的经济繁荣和人民致富。为此，斯密在《国富论》所建立的分析体系中将人性论和历史理论结合在一起，并对经济生活作了冷静的观察，分析了农业、制造业和商业活动的特征，并建立了以货币为交换媒介和分工为生产特征的体系。

当然，在重商主义的干预政策已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构成越来越严重障碍的时代，斯密更为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雇主主义时代，各阶层人民的收入分配则主要是由市场竞争来决定。一方面，斯密认为：“一国君主，对其所属各阶级人民，应给予以公正平等的待遇；仅仅为了促进某一阶级的利益，而伤害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显然是违反这一原则的。”显然，重商学说体系恰恰是保护了特定制造业者的利益，而消费者或其它生产者的利益却被牺牲了。另一方面，斯密强调：“任何一种学说，如果要特别鼓励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把社会上过大一部分的资本拉入这种产业，或要特别限制特定产业，违反自然趋势，强迫一部分原来要投在这种产业上的资本离去这种产业，那实际上都和它所要促进的大目的背道而驰。那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只能减少，而不能增加土地或劳动的年产物的价值。”显然，重农主义的学说规定往往是伤害了它们所爱护的产业，相反，“一切特惠或限制的制度，一经完全废除，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就会树立起来。每一个人，在他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和资本和其他任何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

斯密之所以大肆宣传自由市场经济，关键在于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政策在他那个时代还在大行其道，保护市场运作的法治和宪政民主体制还没完全建立起来。正是直接目睹了政府管制对经济所造成的严重问题，斯密转而对市场竞争采取了抱有乐观主义态度，相信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渐完善和成熟，私利和公益会达到自然的和谐一致。但整个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表明，市场机制的完善过程是漫长的，而在市场还没有成熟之前，在自然作用下它往往存在一个异化的过程；而且，基于力量决定的市场交换往往会导致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平等，导致人们的应得权利和国民财富之间的逆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的福利水平往往不升反降，从而使得经济冲突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为此，斯密一方面强调通过立法来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呼吁美德的重建。正因如此，到了李嘉图时代，分配逐渐开始成为中心问题，穆勒更是提出了生产和分配的两分法：生产方式和规律受自然法则的支配而非人意所能改变，这与自然条件和科学技术相联系；而分配则不仅仅由经济力量决定，而完全是人的意志和制度的问题，政府和国家不能规定各种分配制度的作用，但有权选择哪种分配制度。为此，古典经济学家都积极探讨制度变革的途径，例如，穆勒融会了前人较有见地的思想而重新组织了自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体系的同时，也积极把经济分析引申到社会改革领域，从而形成了古典经济理论、经济政策和社会哲学的完整论述。穆勒不是纯粹地强调产量增长和效率提高的经济检验，而是强调更具综合性的标准，如包括生活质量和个人的充分发展，他著作的全名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方面的一些应用》，其副标题就暗示了更为宽泛的目标。

可见，尽管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观性的“家政管理”，但随着经济学的研究逐渐涉入到公共领域，经济学也就逐渐包含了更为广泛的内容，它研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关注的是整个社会的福利问题。显然，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性质与任务的理解与古汉语中“经邦济世”和“经世济民”具有相通的含义。叶坦就写道：“西方的‘经济’起源于微现性的‘家政管理’，这与中国‘经济’源自宏观性的‘经邦治国’不同；但其也含有管理城邦国家等与‘经国济民’相仿佛的内容，并带有伦理道德、情感哲理的色彩，这与古代中国尤其是儒家的经济观是很相似的。”事实上，正因为后来经济学的研究内容都越来越涉及到公共领域，因而也就逐渐地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究其原因，“政治”本义上是一种管理活动，孙中山曾说：“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之事就是政治。”。显然，除了单纯的个人消费的问题可以看成是“纯”私人领域外，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根本上都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一个非鲁滨逊社会中，甚至是个人的生产和消费也必然会影响到社会的其他成员。也即，纯粹的私人事务是没有的，一切事务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公共的性质，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公共领域。因此，政治经济学更恰当地反映了对社会事务进行研究的要求和特征。

二、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基本内涵及其误用

上面指出，政治经济学根本上是指研究公共领域的经济学，这不同于政府经济学或政党经济学，也不局限于生产关系经济学。事实上，管理公共领域中众人事务的方式可以有多种方面。在力量的来源方面，可以通过国家强权或政府行政力量，也可以借助社会中介机构，更可以采纳成员民主协商一致方式。在管理的方式方面，可以基于一般性的抽象规则(如法制)，也可以基于共同体的特殊关系(如伦理)。例如，在早期社会，对众人事务的管理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共同体间的社会关系，而到了古希腊则介于共同体、城邦法令以及国家强权三者之间而更偏重于社会习俗。因此，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说人是社会的动物，另一方面又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再如，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实际上为其《国富论》奠定了行为基础，他考察的人之行为机理内含了深刻的社会伦理，斯密也往往被称为“社会科学家”。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广义的‘政治’指的是所有个人之间的活动……‘政治’被看作是‘复杂的交换’。”显然，在这个意义上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是统一的；特别是，随着交换逐渐从群体转向个体，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含义也就逐渐趋同。譬如，斯密就特别强调分析个体的行为，当然，他所分析的个体行为不是抽象的原子人行为，而是具体社会关系中人的经济行为，而且，这种个体行为也会影响社会的福利。正因为最终关怀的是社会福利，研究的行为也是个体的社会行为，因而斯密等倡导的政治经济学就与社会经济学一致。但是，后来政治的含义越来越狭隘化，成为有关政府干预的代名词，因而兰格认为，社会经济学也许是对这门科学的题材更好的表达概念。

事实上，正是由于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其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因而政治经济学是对人类行为进行更为恰当研究的基本范畴。正因如此，即使在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而在英美占主流地位以后，在德国也广泛流行韦伯所提倡的社会经济学这一概念，德国的经济也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所以，朱国宏认为：“与其说韦伯的‘社会经济学’是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毋宁说是‘政治经济学’的另一个名称。”那么，为什么会发生“经济学”一词为“政治经济学”一词取代的倾向呢?究其原因，斯密以后的经济学逐渐走上了越来越抽象化的道路，它逐渐把人从具体环境中抽象出来而成为原子化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自利行为只涉及到个体领域而无关公共领域。与此同时，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对公共领域的众人事务之管理的理解越来越片面化，它把基于社会伦理和习俗的自主性协调行为撇开了，而逐渐将公共事物的管理仅仅理解为自上而下的政府管制。这样，随后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与政治相关的核心仅仅在于经济学讨论中强调了国家因素，或者说是选择了国家作为经济单位的宏观路线；相反，对基于平等关系的治理方式却关注越来越少，从而造成了经济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之间的脱离。

当然，严格来讲，从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到自由市场主义的古典政治经济学，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融合各类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最早的重商主义理解的政治就是国家干预，而重农主义则否定国家干预，而整个古典时期也存在对政府作用不同认识的流派之争。因此，尽管斯密等实际上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考察涉及公共领域的个人行为，但在学术理解上往往把冠以“政治经济学”之名的经济学等于同强调国家作用的经济学，用“国家或政府行为”来理解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直到古典时期，政治经济学的落脚点都是经济方面，“政治”则往往成为“经济”的单向度的影响因素。正因如此，在德国把“政治经济学”一词用“Volk-swirtschalftle”表示，它也是“国民经济学”的含义，是强调依靠政府的力量来管制经济和发展经济。这就偏离了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或者把政治经济学狭隘化了。究其原因，尽管在经济学从其它学科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门的学科之时包含了伦理学和工程学者两方面的内容，但当时的伦理学还是脱胎于漫长的中世纪神学，这种先验的伦理律令往往与日益勃兴的世俗经济活动不相适应。随着经济学逐渐把研究对象缩小在财富方面，就逐渐把伦理因素抛弃了而开始为构建纯经济理论而努力。在这种情况下，纯经济理论的探究者就热衷于撇开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而仅仅分析一些简明的行为动机(自利)和社会力量(政府权力)对经济活动及其行为后果所产生的影响。这样，整个古典经济学就逐渐把“政治”一词仅仅理解为国家管理之意，强调的是国家对经济的单向度影响。

如果把政治经济学理解为研究涉及公共领域的经济现象的学科，或者从广义上把“政治”一词理解为“社会关系”，那么，我们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剖析就可以得出两点认识：一方面，源于重商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一词本身仅仅含有国家管理的意味，这是一个狭义理解；另一方面，早期斯密等倡导的古典经济学考察的却是作为社会中经济行为的主体的个人，尽管国家和政策的干预会影响个人的行为，但影响个人行为的绝不仅限于此。也就是说，尽管古典经济学借用了重商主义的狭义概念，但在实际使用中已经完全突破了那种狭义的范畴，而是进一步扩展到对具体社会关系下行为和现象的研究。不过，基于对“政治”的狭义理解，当时也出现了有关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争论，其中的一支便逐渐演化出“纯经济”的科学取向。例如，穆勒就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探讨某些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并倾向于把理论经济学视作为研究人是如何追求财富且建立在某些有关人的行为模式的一些先验假定基础之上的“精密科学”。正由于学术界对政治经济学的传统理解是狭义的，局限于国家管理和干预的层次上，当个人的经济决策占据越来越主要的地位后，国家的色彩以及政治对经济单向影响的强度逐渐淡却，此时政治经济学中代表国家参与和管理的“政治”一词的含义也就显得不合时宜了。也正是由于这种狭义的“政治”概念并不完全符合研究具体社会关系中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行为的含义，因此，学术界又常常把研究个体行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直接称为古典经济学，并将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名称当作一个历史性“误会”。

到了古典主义后期，西方社会制度的逐渐完善和社会生产的相对饱和，此时物质生产的创造已经不再是经济学考虑的问题；同时，基于对当时盛行的社会主义思潮的排斥，主流经济学更愿意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刻意避免讨论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这一范畴。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在既定条件下提高个人的福利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焦点，经济学的研究也逐渐从原先的财富创造和制度改革转向了个人效用的研究，也即经济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正是基于对个体自主经济行为的日益重视，人们对经济学研究内容、对象和方法的认识都有了根本性的转化，逐渐把社会上的行为主体还原为纯粹的孤立自我，而将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所结成的经济关系从经济学的研究中剔除了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政治”的理解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的分析重点，从而出现了从“政治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新名词“经济学”，这一概念因撇开了具体社会关系的考虑而更加抽象化，也在把对象日益缩小于物质资源配置一隅的经济学中逐渐确立了主流地位。事实上，19世纪70年代门格尔已经开始运用经济学一词，杰文斯正式提出“以经济学代替政治经济学”，但其书名仍是《政治经济学理论》。1875年麦克劳德在《政治经济学是什么》一文中也主张将“政治经济学”改为“经济学”，并将其定义为“探讨支配可交换物品数量的科学”。不过，直到19世纪末，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出版以后，人们才逐渐接受了“经济学”这个概念，20世纪20年代以后经济学才逐渐取代政治经济学而成为正统。

可见，从起源学和语义学上看，经济学绝不是如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那种单纯研究“稀缺性资源配置”的学问。相反，经济学的先哲们灌注了浓郁的人文关怀精神，不但研究社会中的财富生产、资源利用以及货币功能等，更关心社会中的经济利益、贫富差异以及债务影响等。正因为这些研究和社会关系、国计民生、集体决策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因而政治经济学也就成为其恰当名称。所谓政治经济学，也就是关乎公共领域、研究社会福利增长的经济学，这与后来侧重于私人领域并探究个人发财致富的(新古典)经济学存在根本的区别。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把研究对象集中在人与物的关系层面上，以致经济学成为一门有关个体领域里最大化计算问题的学问，但是，毕竟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行为都必然是社会性的，必然会涉及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即使纯粹的资源配置也必然会影响他人的利益。特别是，尽管在西方单一的意识形态支配下，“政治经济学”已经被“经济学”取代了，但是，那些具有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家都不会完全放弃对公共领域的探究，因而“政治经济学”这一名词也为众多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所沿用。即使在主流经济学界也不例外：不但马歇尔的著作仍常常出现“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字样，他麾下的干将J·内维尔·凯恩斯也把所有的学术精力用于探究《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在萨缪尔森1976年的教材《经济学》(第10版)中政治经济学这一词汇仍然存在，只是在1985年的第12版中才将“政治经济学”一词删除。当然，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也是关乎公共领域的研究，但它却主要集中于物质资本的投入，而更少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入探究异质化的人力资本(劳动力)特点，也缺乏对其他社会资本的关注，因而它基本上承袭了马歇尔的“经济学”研究思维。

三、经济学范式的分裂及二元结构的形成

正是在古典经济学末期，由于对经济学研究对象开始出现了分野，原本统一的经济学就出现了分裂。在西方社会，由于经济学的关注逐渐从资源创造领域转向了资源配置领域。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关注个人发财致富的理性行为，从而出现了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它逐渐舍弃了影响经济行为的“政治”因素。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仍然面临着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分配问题，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仍旧起到重要作用，因而基本沿袭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并特别注重国家行政力量对经济的影响。因此，在西方存在着新古典经济学和激进政治经济学的两大范式，而在非西方的其他国家则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两大基本范式。

一方面，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渐完善和市场机制的日渐成熟，西方经济学界逐渐出现对现有社会制度进行百般维护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虽然强调价值无涉，实际上就是要求在单一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经济分析；同时，西方经济学的科学化取向使得其逐渐走上了越来越抽象的发展道路，只关心物质资源的配置问题，从而在经济分析中将生产关系的因素撇开了。显然，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都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因而对经济学含义的理解也出现了变化；这不但促发了边际革命，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名称改为了经济学。事实上，自从边际主义先驱杰文斯极力“把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之后，西方经济学便舍弃了经济学的古典传统，开始把研究领域局限于资源配置问题；而且，此时的资源配置局限于人与物的关系方面，而把社会中的个体行为隔离开来。也就是说，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资源配置与古典经济学开始出现了很大的不同，它不再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不再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纯生产的抽象范畴，主要取决于一个社会的技术水平。

尽管“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换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建立者马歇尔手中完成的，但是，他本身对经济学的认知却是折衷的：“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一方面它是研究财富的学科，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它是研究人的学科的一部分”。然而，一旦“经济学”一词取代了原先含义更为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一词，人们对经济学性质和任务的理解就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这种转化起根本推动作用的是罗宾斯，他把经济学定义为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人类在配置资源方面是如何行为的一门形式化的社会科学，从而把经济学视为一门为实现自己目的的选择性学科，而把伦理学等排除在外了。罗宾斯对经济学本质和意义的这种理解和把握，为后来的绝大多数当代经济学家所赞同，并在此精神下不断进行理论创新和学术建构，从而逐渐形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宏大理论世界。例如，弗里德曼1953年在《实证主义方法论》一文中就强调指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是独立于任何价值判断的，“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经济学是一种被尝试接受的、关于经济现象的概括体系，用以对条件变化的结果作出预测”。再如，施蒂格勒在《经济学抑或伦理学》中也明确指出：“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一直是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解释实际经济现象，而且近200年来我们能始终诚心诚意的尽力完成这一使命，尽管并不总能取得极大的成功。”

正是经过西方学者几代人为建立“纯”经济学的不断努力，西方主流经济学终于成为只专注于“个人致富发财”的微观技术。并且，由于经济学已经逐渐演化为一门解释社会现实中经济现象的实证科学，从而整个西方经济学界出现了目前这种彻底漠视政治经济学的主流氛围。显然，这种实证经济学或言“实证主义精神下的理论经济学”已经不是斯密眼中经济学，或者说当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经济学的斯密传统。基于对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批判，哈耶克认为，只有从门格尔到他本人一脉承传下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分析路径才代表了经济学理论的斯密传统。正是目前这种经济学取向导致了两个严重的后果：(1)用数学的形式来论证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使得研究的对象变得简单化、理想化了，结果使得具体社会中的人的行为或者选择变成了“简单的最大化的应用计算技术”；(2)经济学不但撇开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忽视了整个社会福利的改进问题，也无法解释或处理社会经济制度的演进中出现的问题。也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认同现有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因而也就不再考虑社会的改革问题以及制度对人行为的影响，从而也就逐渐把其研究范畴主要集中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上，从而把原先属于公共领域的部分撇开了。华勒斯坦等就指出：“把形容词‘政治的’去掉之后，经济学家便可以论证说，经济行为反映的是一种个体主义心理学，而不是以社会的现实建构的各种制度；据此又可以进一步断定自由放任原则是符合自然的。”。然而，正如布坎南等指出的，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类关系制度”，而资源配置理论不应该在经济学家的思考过程中占主导地位。正因如此，我们说，经济学从古典经济学过渡到新古典经济学大大缩小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

另一方面，与新古典经济学相反，以马克思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学派却强调，在自由放任的基础上无法实现社会的和谐一致，任何看似属于个人领域的经济事物本质上都关涉到公共领域；因此，马克思在继承斯密等的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重建了政治经济学，并在更大程度上讨论了具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诸如他的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劳动力理论、劳动性质理论等无不包含社会关系的考虑。而且，马克思开创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不再把政治理解为“国家管理”，而是包含了更广的社会关系的内容；同时，也不再局限于政治对经济的单方面影响，而是强调经济反过来同样决定了政治的发展，其影响是双向交互的。正因如此，马克思开创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是广泛的，即使纯粹的个体行为或者人类面对自然的行为，它也是从整个社会关系中加以分析。譬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而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却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人与自然发生关系的劳动过程，一是人与人发生关系的社会过程。前者形成物质生产力，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而后者形成生产关系，是特定生产方式的资源配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开创的经济学更符合广义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它体现了对社会现象全面分析的路线，这不同于后来西方经济学将社会现象孤立起来的研究方式。正因如此，古典主义后期经济学就逐渐形成了二分范式：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基于政治与经济的互动以及把经济人行为置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我们说，直到马克思才真正确立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体系，才是真正政治经济学的开始。

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了关怀公共领域的传统，但它本身也存在不足。一方面，尽管它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但却过于集中在生产关系以及其上的意识形态的考虑，而没有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探究“政治”因素。后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政权结合在一起，“政治”一词就逐渐变为“国家管理”之意了。另一方面，它过于着重于生产关系的本质层次，重视社会生产关系本质规定和基本特征的研究，从而转向于探讨不同社会形态各种生产关系产生、发展、消亡的运动规律性，但在对异化进行揭示的同时却缺乏对解决现状问题的微观手段，更缺乏对那些相对属于私人领域中的个体行为的分析。事实上，作为一门致用学科和为社会服务的理论工具，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不应该仅停留在本质层次上，同时也要研究其运行层次；不仅研究应该如何运行，也要研究社会实际在怎样运行；不仅需要揭示现状的异化，更需要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否则就会陷入乌托邦的遐想。因此，马克思虽然形成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体系，但基于理论创建初期的条件限制以及其体系的目的限制，他对经济学中的工程学方面的内容关注相对不足，从而没有提出具体的工具性手段。例如，樊纲就指出，马克思当年研究经济学的特殊社会目的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而不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改善资源配置、提高生产效率。

其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革命运动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随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革命政权日益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逐渐政治化了。因此，尽管马克思本人研究的经济学内容是广泛的，它不仅要研究人与物的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同时也关注人与人的关系(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为苏联所继承后蜕化为研究“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而且，如樊纲所说，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人与人之间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人们可以‘同志式地相互协作’，从而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来说，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似乎已不重要，最重要的问题已变为如何按照‘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要求，‘用不断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要’，整个经济活动的任务都已变成了结成“共同体”的人们如何与‘物’——一方面是作为手段的‘科学技术’，另一方面是作为目的的‘物质需要’——打交道，而不再是人与人打交道，结果，政治经济学在继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基础上，另一根本任务是“论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如何‘优越’……而不是如何解决经济生活中所遇到的各种实际经济问题”。正因如此，传统的体制设计“不懂得需要‘防备’生产资料的使用者(包括劳动者和管理者)利用各种机会损害所有者的利益，一厢情愿地以为人们在不负所有者的责任的情况下会积极地防止资本亏损和促进资本增殖，从而相信只要‘放权’就能解决经济中的问题，而不考虑如何‘监督’资本的使用、保障所有者的权益”。

可见，尽管经济学的内容包括工程和伦理两个方面，但是，这两方面的内容为不同立场的学者所继承，从而就逐渐发生了分离。其中，马克思理论体系深植于利益冲突的社会哲学观，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持批判态度，从而热衷于探究社会关系；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则信仰利益和谐一致的社会哲学观，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持维护立场，从而偏好于在既定制度下研究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正因如此，古典经济学以降，经济学界就逐渐分化出两种经济学范式：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其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人与人关系的层面，强调经济学的社会性和人文性，关注社会福利和个体福利的改进；而西方经济学主要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层面，强调个人的自主行为，即使后来的凯恩斯主义重新重视经济增长，也主要是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而不是从生产关系变动的角度进行分析。正因为两大经济学分支有共同的源头，因而从经济学整体性的角度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是互补的；早期的经济学与其他社会学科密切联系在一起，因而以前的经济学’家通常也是其他社会科学领域的专家。

然而，长期以来，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性由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而被过分强调和扩大了，以致许多学者都将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截然分开，并形成两个相互对立的范式。由于新古典主义之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线主要为发展中国家所继承，并且主要继承了马克思的批判性分析框架，而马克思的关注重点在揭示阶级利益的冲突性方面。因此，国内大多数人所理解的政治经济学逐渐变成了专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西方经济学则是指源于新古典的主流经济学。对中国来说，尽管两门学科本身都是“西方”的，但在经济学界，这里的“西方”二字是政治性概念而不是地域性概念。显然，把政治经济学仅仅视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基于政治性概念来划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庸俗和肤浅的，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其实，经济学包括工程和伦理两方面的基本内容一直都没有改变，只是根据对这两方面内容的研究重点不同，大致构成了我们现在称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两大体系。当然，如果从名实相符的角度看，当前的这两种学科名称并不准确，应该作适当的改动。一方面，新古典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继承了浓厚的自然主义思维，把经济学视为自然科学的一种，社会行为主体也视为原子主义的自然体，因而这种经济学可以更恰当地称为“自然经济学”或“个体经济学”；另一方面，继承古典分析思路的经济学把经济学视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把行为主体置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从而可以恰当地被称为“政治经济学”或“社会经济学”。

最后，需指出的是，这两门学科的相对分离也是有其独特历史背景的，撇开了政治因素，社会现象的任何解释和解决都需要两门学科的互补合作；而且，随着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拓宽，两者的互补性正逐渐加强。正因如此，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介于两大分支之间的新兴学科也开始不断增多，这包括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发展经济学、激励经济学，等等。随着目前经济学新分支的不断出现，我们已经越来越难以根据原先的标准来区分什么是西方经济学、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了。笔者在学生时代曾经就此问过一位长期从事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海归学者，他就狭义地把西方经济学仅仅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甚至仅是理性预期学派的增长理论等，而将其余的都称为政治经济学。显然，他的这种分类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突出了基于“政治”一词的社会关系含义。只有像理性预期学派等搞纯粹数理经济学研究的学派才基本上强调撇开具体关系的考虑而希望构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而其他学派已经越来越重视社会关系对经济行为及其结果的影响，从而越来越强调向“政治经济学”回归。事实上，不但传统的历史学派和老制度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即使目前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也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很强的联系，特别是诺思学派尤其如此。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最初被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视为异端，但目前却越来越被西方主流所接受，并已经被认为是对传统经济学的补充。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还依旧将所有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新近从欧美引进的理论都称为与“政治经济学”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的授课还主要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隅。

四、简短结语

人类社会现象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从全面角度进行理解，因而任何割裂分析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实际上，早期的经济学就是如此，这正是它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马克思就说过：“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0因此，尽管在漫长的演化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对社会制度的认知不同而导致经济学出现了分裂，但就统一的经济学而言，这两部分应该是互补的。随着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越来越转入到社会关系的层面上来，如何借鉴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内容和方法就是当前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根本路径。事实上，根据前面的分析，如果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存在某种学科分界的话，那么政治经济学的特色就是更主要考虑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制约，这就是伦理。特别是，自从人类真正诞生起，人类的经济生活就已经摆脱不了伦理的考虑。这也正是“直到马歇尔时代，学者都把政治经济学看作一个很高的伦理目标，关心人类生活最重要的问题；认为政治经济学不仅仅分析经济行为的各种动机，也应该评价它们的伦理价值的高低”的原因。正因如此，即使主要侧重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西方经济学，往往也难以彻底忽视伦理的色彩而专注于纯粹的资源配置的考虑，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新古典体系鼓吹者的萨缪尔森长期无法完全舍却“政治经济学”一词的原因。

注释：

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

②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21、252、253页。

③叶坦：《中国经济学寻根》，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第59至71页。

④转引自王海明：《新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36页。

⑤布伦南、布坎南：《规则的理由：宪政的政治经济学》，载《宪政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页。

⑥朱国宏：《经济学视野里的社会现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⑦张伟：《以政治审视经济的学科交叉：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22至26页。

⑧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23页。

⑨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载豪斯曼编：《经济学的哲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8至182页。

⑩韦森：《经济学的性质与哲学视角审视下的经济学：一个基于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回顾与展望》，载于《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3期，第945至968页。

⑾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9页。

⑿樊纲：《“苏联范式”批判》，载于《经济研究》，1995年第10期，第70至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