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历史笔记十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大学历史笔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大学历史笔记篇1

【关键词】 新课程 历史笔记 过程与方法

【中图分类号】 G423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1006-5962(2012)03(b)-0162-01

1 历史笔记的现状

大多数历史教师都比较注重学生课堂笔记习惯的培养,但着眼点却只关注教师讲授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体系,对学生历史学习中思考、感悟、交流、讨论的笔记关注不够;只关注课堂的笔记,不关注整个历史学习过程中的笔记,重视了“历史课堂笔记”,不重视“历史学习笔记”。从学生的角度看,很多学生仍然没有养成良好的笔记习惯,把笔记当作任务、课堂笔记利用效率不高的现象普遍存在,即使有较好笔记习惯的学生,“上课记笔记、考前背笔记、考后全忘记”仍是不少学生的尴尬境地。以下试结合我班学生的历史课笔记的几种类型作一简要分析:

1.1 标注教材型笔记

这类笔记做起来较容易,上课相对轻松,主要功能是帮助理清教材的知识结构。很多学生选择这种形式的听课笔记,有划划写写在书页旁边的,有用不同颜色涂出相应文字的。从“过程与方法”的角度看,这种笔记方式一定程度上能保证认真听讲的时间,又可以通过对教科书的批注学会看书,找出书中的关键词句和信息,对后续的复习也有一些作用。但整本书划划写写的,有时会重点不够突出。不能反映学生合作、探究学习的过程,在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方面明显不足。

1.2 知识结构型笔记

这类笔记基本上较好地囊括了需要掌握的主要知识点,清晰而详备,也有助于学生把握历史知识的框架结构。(有些教师喜欢用各种示意图、表格来呈现历史知识结构,相应的表格式、图示式的笔记在本质上仍是属于知识结构型的。)在课后历史学习和复习的某些环节中,可以用看笔记代替看教科书,达到“把书读薄”的要求。从笔记的过程看,这类笔记所花的时间较多,如果是随堂记录的,听课时必须非常认真。调查发现,做这类笔记的学生学习比较认真,形成习惯后,多数学生也不会因做笔记而影响听课;部分学生笔记速度较慢,需要课后结合教材和其他同学的笔记加以补充。这类笔记无论从历史知识掌握的角度,还是从“过程与方法”的角度,都对学生历史学习有不小的帮助。但这种笔记仍是基于接受式学习的,往往对历史问题的质疑、探究明显欠缺,有待进一步改进。

1.3 问题重点型笔记

比较而言,这类笔记既有一定的知识结构,也记录了值得思考、探究的问题。不仅能反映听讲的情况,还能反映思考、探究历史问题的过程,说明这类学生在历史课堂上听课很积极、思维很活跃,初步具备了探究学习的习惯。调查发现学生中这样的笔记比较少,多数学生认为这样的笔记知识点太少,参考答案记录不够,不利于阶段性复习。

综合考察以上四种类型的笔记,总体上还是基于听课的,体现的仍然是接受式学习为主的历史学习方式。从“过程与方法”的角度看,笔记作为经典历史学习方法的功能发挥不充分,基于看书的笔记、基于思考的笔记、基于讨论的笔记、基于探究的笔记等都付之阙如,这方面做得最好的问题重点型笔记,也是浅尝辄止,效果并不理想。

2 开发笔记在新课程“过程与方法”目标下的新功能

2.1 使笔记成为反映学生学习过程的载体

从笔记的功能看,要让笔记不仅成为复习巩固工具,还要成为保证听讲、启发思考、记录过程的载体。从笔记的内容看,要改变只记知识点、提纲、知识结构的传统,增加笔记的内涵,特别是要记录阅读所得、听课所感、思考所悟,反映整个历史学习的过程。从笔记的形式上,可以设计符合自身特色的分栏目笔记形式,例如,可以通过知识结构、问题探讨、错题集锦等笔记栏目,记录历史学习过程的点点滴滴,使笔记成为自己复习巩固的好帮手,也成为历史思维发展的成长记录册。

2.2 使笔记真正成为辅助学习的一种方法

很多历史老师规定上课必须记好笔记,有时还要加以检查,很多学生因此把笔记作为一项历史学习的“任务”来完成。有不少历史成绩好的同学笔记比较“随意”,有的根本没有笔记本,把很多重要的内容、问题标在课本上,但他们上课时从容听讲,踊跃回答老师的提问,有些还在教科书的天头地角记了很多自己思考的问题,学习非常主动。这一现实告诉我们:笔记不在于形式问题,不要把笔记变成一项学习任务,教师和学生都不必对笔记本的具体形式有硬性要求,不能被形式主义的那一套束缚了手脚。历史学习的一项“看家本领”就是会记笔记,要从方法的角度引导学生学会笔记:包括如何记录阅读和听讲中的关键信息,如何记录阅读和听讲中发现的问题,如何记录思考和讨论中思维的火花……,笔记一旦成为习惯,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终身受用学习方法。

大学历史笔记篇2

一、图表学习法

图表学习法，即通过由文字、线条、箭头等构成的图表，使知识形成结构、体系的有效的学习方法。图表相较于文字而言更直观形象、简单明了。在学习历史事件时，对于其发生背景，可以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分析，也可以从国际和国内、根本和直接等角度进行分析。如下表：

二、讲故事法

历史课本内容丰富多彩，其中很多故事可以让学生自己来讲。这样，可以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激发学习兴趣，了解相关历史知识，拓展视野，提高语言表述能力。

三、角色扮演法

在初中历史课堂教学中创设情境，让学生扮演相关角色，可以使学生对历史产生亲切感，加深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如学习“英国君主立宪制”时，可以让学生扮演首相、国王和议员，理清各自的职责和相互关系；在学习“雅典民主政治”时，可让学生假设自己是当时的一名公民，分析自己必须具备的条件、享有的权利等，体会雅典民主政治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四、记笔记法

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记笔记可以深化学习内容，理清思路，加深记忆。历史成绩好的学生往往善于记笔记，他们总是一边听课一边记笔记。因此，历史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记笔记的良好习惯。记笔记不能一记了事，课下还应对照课本认真整理笔记内容，直到全部弄懂为止，并经常翻看复习，温故知新。

五、提问法

学习过程就是一个对新知识认知的过程。学生通过认真听课、认真温习、认真做作业，许多知识点已熟记在心，但还会有一些难点仍未解决。这就要求学生不耻下问、善于提问，在提问中去掉自己前进道路上的“拦路虎”。

六、阅读课本法

要学好历史，就要会快速、科学地阅读课本，取得学习历史的主动权。做到这一点，学生就能学得轻松自如，并逐渐掌握阅读技巧。因此，历史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的阅读技巧，使学生明白什么内容须详读精恩，什么内容可粗看了解，什么问题要边读边想，什么问题要读后再想，并设计有层次性、有针对性的问题，以疑激学、以疑促学。长此以往，学生不仅会合理利用、科学分配课堂时间，还能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为日后自学能力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七、阶级分析法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我们在分析某一历史人物的本质、意图，分析某一历史事件的本质时，要先确定其阶级立场，看清其反映、维护的阶级利益，再给其定性。在利用阶级分析法学习历史时需注意以下两点：第一，不能被表象所迷惑；第二，不能教条化。历史是发展的，人是会变化的，因此在分析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八、跨学科学习法

大学历史笔记篇3

关键词： 国史补 史传文学 唐代小说叙录 纯笔记小说

《国史补》，三卷，唐人李肇撰。后代刻本或作《唐国史补》。李肇，两《唐书》无传，陈舜俞《庐山记》卷二李肇《东林寺经藏碑铭并序》末称“元和七年九月十五日朝请郎试太常寺协律郎李肇撰”，曾以协律郎身份入江西观察使崔芃幕，崔芃卒后转华州参军，后入京长期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所交多当时名流。

一、渊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史的传统，史官在文化传载中曾有着崇高的地位。《春秋》、《左传》、《史记》等史书，清晰地记叙历史事件和人物活动，对小说的叙事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后世将小说称为“野史”、“史遗”。史书在“实录”的前提下，要选取典型事例，裁剪得当，要求叙事脉络清晰，塑造出鲜明的人物个性，从而富有文学趣味，被称为史传文学。中国最初的小说形式即是志怪，中国古代小说源于先秦神话，孕育于汉代史传，而形成于魏晋六朝的志怪小说，这是大家的共识。可见小说与史传文学关系密切。史传文学是我国古代小说的主要源头，它不仅在文体上直接孕育了小说，而且为小说叙事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可供借鉴的技巧和经验；史传文学所承载的史官文化精神更是深刻影响了古代文人的小说观念和小说创作。至唐代，文言小说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创作意识，且文采华艳，情思浓郁，古代小说至此获得文体意义上的独立，但还没有彻底割断与史传母体的血脉联系。

二、回归

到了唐代，唐人有意为小说，传奇的出现与兴起说明了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分离，小说开始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但是，引人注意的是唐代出现的大量补正史的笔记小说，《国史补》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周勋初先生在《唐记小说叙录》中分析《国史补》说；“本书本为接续刘餗《传记》而作，但排除了鬼神梦幻的成分，也不载男女猥亵之事，这就与志怪的传统划清了界限，确立的纯粹的笔记小说的宗旨。”①

这句话有两处令人疑惑，一处是“与志怪的传统划清界限”，一处是何谓“纯粹的笔记小说的宗旨”。首先要明确的是笔记小说的概念。通常笔记小说是与传奇小说相对立的，但笔记小说的具体概念也是历来颇受争论的问题。周勋初先生《唐人笔记小说考索》认为“笔记小说”的提法可以解决“谈学问的随笔一类著作”的安排问题，“覆盖面比较大，既可以称《国史补》之类叙述史实的‘杂史类’著作，也可以称《杜阳杂编》之类侈陈怪异的‘小说类’著作，也可以称《资暇集》之类考订名物随笔似的著作，也可以称《酉阳杂俎》之类包罗万象类书似的著作”，而传奇与笔记小说距离较远，“似不宜以‘笔记小说’呼之”。但周先生又云：“如《酉阳杂俎》卷九《盗侠》中的几则故事，笔法与《虬髯客传》等传奇相同，然为《酉阳杂俎》此书性质所规定，人们也只能称之为笔记小说。与此类同，《上清传》、《刘幽求传》等文，随《常侍言旨》的性质而定，也不妨归人笔记小说。因为从源流上看，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这里提出了区分笔记小说与传奇的标准：一看所在著作的性质，收人笔记小说中的传奇只能认定为“笔记小说”；二看是否有故事性（即叙事成分）和篇幅长短，“篇幅短的传奇即是笔记小说，篇幅长而带有故事性的笔记小说也就是传奇”。但所在著作性质和篇幅长短并非决定作品文体归属的本质因素；如果仅仅因为传奇“篇幅短”或收人笔记体著作就只能看作笔记小说，与学术性、史料性的笔记同属一类，那实际上就取消了故事性这一标准，而这应当是判定小说与非小说的最本质的因素。所以笔记小说不仅包括《子不语》、《阅微草堂笔记》这样文学性很强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杂史类著作，如《隋唐嘉话》、《朝野佥载》、《国史补》等。

在苗壮的《笔记小说史》中如此概括“笔记小说”：“笔记小说是文言小说的一种类型，是以笔记形式所写的小说，它以简洁的文言、短小的篇幅记叙人物（包括幻化的鬼神精怪和拟人的动植物与器物等）的故事，是中国小说史中最早产生并贯穿始终的小说文体。”他在书中还总结了笔记小说的三个特点：其一是基于耳闻目睹的现实性；其二是“杂”与内容的丰富性；其三是“小说”、“小语”与形式的灵活性。②

既然笔记小说有“杂”的特点，那么接着就会对周勋初先生所指的“纯笔记小说”会有疑惑。

再看《国史补》出现的时期，魏晋六朝时出现了笔记小说的第一次高峰，并且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类是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一类是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专谈轶事的志人小说。唐宋时期是笔记小说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不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而且在艺术成就方面也比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较大的提高。此时期，“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的志怪、轶事两类外，还出现了杂史类。”这类小说就是专叙一代轶事，志在补史的一类笔记小说，如《朝野佥载》、《隋唐嘉话》等。此时期为我国笔记小说创作的第二次高峰。在吴礼权的《中国笔记小说史》中更是直接将唐记小说分为五类：“志怪派”、“国史派”、“轶事派”、“事类派”以及“杂俎派”，并将《国史补》归入“国史派”。而在刘叶秋先生的《历记概述》中，也对笔记小说进行了归纳：“归纳一下从魏晋到明清的笔记看，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是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志怪、轶事小说，第二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记野史、谈掌故、辑文献的杂录丛谈，第三是考据、辨证类的笔记。始魏晋迄明清的读书随笔、札记。”将“笔记”划分为“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辨证类”实际上基本成为了当代学界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共识，如中华书局推出《历代史料笔记丛刊》、《学术笔记丛刊》收录范围大体相当于“历史琐闻类”和“考据辨证类”。而对于唐记则分为三类：“小说故事类”、“历史琐闻类”、“考据辩证类”，并将《国史补》归入“历史琐闻类”中，可见相对于志怪小说来说，《国史补》这样的杂史类小说是在其后出现的一个新类型的笔记小说，它并不是从志怪发展而来，那么与志怪划清界限也就无从说起了。

既然《国史补》并没有确立“纯笔记小说的宗旨”，那么周勋初先生这么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国史补》书前有个十分重要的序：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仍分为三卷。”这个短短的序不仅表明作者的写作目的：“续传记”，还说明了他的写作规范：“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周勋初先生对其评价“本书本为接续刘餗《传记》而作，但排除了鬼神梦幻的成分，也不载男女猥亵之事”即是从这个序中而来。

首先作者明确表明了创作目的--“因见闻而备故实”。《国史补》延续了刘餗《隋唐嘉话》的写作范式。作者刘餗本身即是以史家而为小说的典型。据《新唐书》卷132记载刘餗天宝初兼知史官，著有《史例》。其父刘知几是唐代著名史学家，他在《史通》中首次对小说做了较为系统集中的论述，认为小说与史书密不可分。作为历史学家，刘知几敏锐地看到小说与正史的不同：“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也。虽然认识到小说自成一家，但刘知几并不认为小说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史传文学的独立文体，而将它看作是史书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分支：“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正因为如此，刘知几否认了小说自身的文学价值。在他看来，小说的功能在于证史：“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是知史文有阙，其来尚矣……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摅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③由于用史学研究的标准来衡量小说，要求小说对历史研究和写作有所裨益，因而刘知几要求小说创作要遵循史书创作的“实录”精神，反对小说中出现虚构和浮词，重视雅言，排斥鄙朴，他认为构虚辞、惊愚俗，是小说创作的一大缺点，并告诫后学要对小说题材严加筛检，避免受到“虚辞”的干扰。周勋初先生在《唐代小说叙录》中强调《国史补》与《隋唐嘉话》不同的是：作者摈弃了关于“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方面的内容，而在刘餗在《隋唐嘉话》中写作了一定数量的奇人异事。虽然作者强调诸如张率更听声这样的事件是他从朋友那里听来的，但这并不能够有力地证明这类事件的真实性，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上卷所说的洛阳南市塚中之铭、卫公（李靖）在华山庙听神言等等。当然《国史补》中仍有言报应的故事，一条是“淮水无支奇”中记淮中水怪，一条是“乌鬼报王稹”记乌鸦之鬼复仇，但与其他笔记小说相比，数量确实很少，大部分内容为唐代有关人物传说、典故、风俗的种种记载。可见李肇是受到刘知几的观点影响并且认同追随了这个小说用来证史的观点，所以他才尽量避免“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这些多虚构的内容。

唐代整理史料，编辑史书的风气较盛，史官地位很高。在这种社会风气带领下，形成了文人强烈的史学自觉意识，他们以参与修国史为荣耀，而没有机会参与修国史或者对于官修国史有所不满便退而求其次，自行编书以补国史。造成唐代琐闻轶事类的笔记小说盛行，如《唐摭言》、《隋唐嘉话》、《大唐新语》、《国史补》等等。既然要补史，那就必须满足史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要征“实”。要求小说作者把史家的实录精神贯注到小说创作中去，创作时严格遵循实录原则，如李肇在序言中所称的。因此，以《国史补》为代表的唐代琐闻轶事类小说标志着唐记小说向史传文学的回归。

其次，《国史补》确立了唐代轶事琐闻类小说的范式。轶事琐闻类小说与史书创作保持了更为密切的关系。不同于唐传奇以虚构的故事表现人物形象，轶事琐闻小说讲求“实录”，力图用较为真实的一人一事，表现一个时期的历史风貌。虽然轶事琐闻小说没有创造丰满的人物形象，也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但它篇幅短小，内容丰富，弥补了正史过于谨重粗疏的缺陷，展示了一个时代的人物风貌和社会心态。这本书所记都是从开元到长庆间的轶事、琐闻，不仅对朝廷政治、典章制度和官场轶闻等方面有诸多记载，如“叙进士科举”一条，谈到了进士间的称呼以及考中后题名于慈恩寺塔、大宴于曲江亭等有关科举的掌故，而且对文学、社会风俗等方面也有生动的记叙，如对“元和体”的阐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这段话被后世很多文学理论家引用。

“言报应，叙鬼神，徵梦卜，近帷箔”这类作品在唐代大多成为了传奇，如《游仙窟》等等，可见《国史补》是与传奇小说划清了界限，坚持“实录”精神，并非确定了纯笔记小说的模式，而是最终确立了唐代轶事琐闻类小说的范式。

三、影响

秉承着“实录”精神，以补国史为写作目的的《国史补》在唐宋两代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唐代，《唐摭言》等书多次征引《国史补》中的文字。在宋代，《国史补》受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肯定，欧阳修自称《归田录》亦以此为准式。宋代类书、总集、笔记小说、诗文笺注引唐记小说时，此书最多。而《国史补》对后代文学发展也提供了文学素材，比如冯梦龙《醒世恒言·李汧公穷邸遇侠客》就取材于《国史补》中的记李汧公为侠客的故事。

但是，真实是史传的生命，史官最基本的职责就是真实地反映历史，并为后世提供借鉴；而小说是允许并且应当虚构的，虚辞是小说之所以为小说并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根本。而依照《国史补》的写作宗旨，笔记小说不仅没有了趣味性，它的发展道路必将越来越狭窄，直至这朵文学之花缺乏想象的滋养而枯萎。

注释：

①周勋初.唐代小说叙录[M].凤凰出版社：32.

②苗壮.笔记小说史[M].浙江古籍出版社：6.

③浦启龙.史通通释[M].上海古籍出版社：4523.

参考文献：

[1]李肇.国史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7.

[2]苗壮.笔记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

大学历史笔记篇4

关于“集两者于一炉”

林文认为，《史记》是“寓史于文学，集两者为一炉”，“可叫做‘文学为体，历史为用’”；报告文学“如同《史记》一个游戏规则：‘文学为体，报告为用’，使之是报告，更是文学”。《史记》与“报告文学”在表述方式上“恰如一对孪生兄弟，不仅‘面目’相类，‘性格’也相近”。文中还例举了《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新闻通讯，作为范例。

林文中“文学为体，历史为用”、“文学为体，报告为用”的说法，实是从近代洋务派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借用而来。张之洞这话的意思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国之根本，而采用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和法律、教育等一系列的政治设施。其重点仍在为“体”的“中学”。以此例之，林文中“文学为体”云云，也是重点在前者。也就是说，《史记》的重心在“文学”，报告文学的重心也在“文学”。在此，恐怕作者已将“体”“用”两字的意思弄颠倒了。

即使没有搞错，这种说法仍然颇有流弊。我自然想起十多年前，新闻界曾有过关于“消息写作散文化”的争论，人民日报的梁衡是反对这种提法的。他认为新闻与文学的本质是不同的，他从两者的功能、选材、修辞、文字结构、审美取向等12个方面作了区分，认为新闻可向文学借鉴，但是有限度；而提倡“散文化”，则有可能导致新闻内容的失实与新闻功能的弱化。（《消息不能散文化》，载《新闻出版报》1996年9月2日）争论后来因事理渐明而逐步归于消歇。

林文的意思是新闻通讯可以采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虽然不是主张“散文化”，但都向“文学”靠拢的意思则是一样的。这种看法倘不是有节制、限范围地提出，实为虚假新闻或不实新闻的产生又增加了一个成因。个中道理显然，在此不再赘述。

关于“文史不分家”

在作者看来，既然《史记》与报告文学是如此的“不谋而合”，自然就得出“文史不分家”的结论，并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见解作为其佐证，说“在这里正体现出‘文史不分家’的真谛”。

林文通篇谈的是“史”（《史记》）与“文”（报告文学），在这里忽而提出“六经”，以替代“文史”中的“文”，未免突兀，故不可不稍作辨析。按照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中国图书实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经”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源头，是经典。六经为《易》、《书》、《春秋》、《诗》、《礼》、《乐》，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结晶，后来各种文化支流莫不导源于此，因此“经”具有至高的文化地位。而“文史”中的“文”，则是指文士的诗赋词章之类，多归于集部。将章学诚所云的“六经皆史”，视同于“文史不分家”，未免有些牛头不对马嘴。

其次，将章的“六经皆史”，理解为“文史不分家”，实是大大误解了章学诚。章重提“六经皆史”，其意本在打破“六经”的至尊地位，表明它不过是三代典章制度和历史事实的记载而已。而对“史”与“文”的严加区分，正是章的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

关于“史笔”与“文笔”

林文认为，“中国的文笔、史笔和记者之笔一脉相承”。这是不明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所致。章学诚曾明确表示，文人不能修史。

诚然，在两汉先秦时代，风尚质朴，以文记史，文史大致是结合在一起的。比如《史记》，既是历史著作，也可视为文学作品。但自汉魏以降，文与史逐渐分道扬镳，两者各自有了明确的功能分工：“史”是历史事实的真实记载，以见历代的治乱之迹；“文”是文人墨客描人状物、言志抒怀的文字。于是两者的写法也有了相应的区分，从而形成“史笔”与“文笔”。章学诚指出：“余尝论史笔与文士异趋，文士务去陈言，而史笔点窜涂改，全贵陶铸群言，不可私矜一家机巧也”，“文士为文，不知事之起讫，而以私意雕琢其间，往往文虽可观而事则全非；或事本可观而文乃不称其事”。（见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4年版）

可见“史笔”是对历史材料的搜集、甄别、剪裁与编排，述而不作，意在求实以存信史；“文笔”则务去陈言，逞露才华，旨在表达个人的思想感情。所以章对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所修的历史著作都颇有非议，认为他们虽然是文章的“泰山北斗”、“千古宗师”，而于史学史笔“非其所长”。所以“文史不分家”并非史学的进步，而恰恰是一个倒退。

关于《史记》文学性的认识

对于《史记》中一些文学性的描写，从史家的史学角度来看，却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地方。林文所举的《史记》描写人物的例子，虽然生动传神、栩栩如生，但这些细节的真实性却可能成为问题。

正因如此，有论者甚至提出“《史记》非史”的看法：“历史要存其真，便必须审慎地采取较为笼统、概括的手法去记述，否则一涉描摹，便有‘失真’的危险”，“随着时代的推移，史官的‘文学热’终于渐渐消退，历史意识再占上风。史官开始抛弃熠熠生辉的文笔，而着重严谨、平实的史笔。这绝不是说后世的史官缺乏才华，而是标志着历史观念的进步。试看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越后出的史书，越难找到脍炙人口的名篇，其原因在此”。（周锡：《再论〈史记〉不是史》，载《明报》月刊1990年第4期）

周的看法虽然有些偏激，但能看到历史著作写作的内在要求，是很可贵的。历史著作所承载的任务（或功能）是存信史，而不是向人们提供轻松有趣的消遣，其文字是简括准确、不事雕琢的。许多论者主张新闻写作少用修饰词，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关于“夹叙夹议”的问题

林文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也是司马迁独创的一种体例”，“用现代的说法就是‘夹叙夹议’。所以‘夹叙夹议’，发明权似应属司马迁”。这个说法不尽妥当。

《史记》在每篇人物传记的末尾都有一段“太史公曰”的文字，是史家对所传人物的结论性的专评，这种史传体例确乎由司马迁创立。但将其视为纪传文的“夹叙夹议”，并不恰当。所谓“夹叙夹议”者，应指在记述的过程中随行文的需要而发表议论，“叙”与“议”是浑然交融在一起，它与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不一样。

大学历史笔记篇5

一、建立平等友好关系

只有尊重学生的老师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笔者认为教师在历史教学中首先要与学生建立平等友好的关系，学生亲其师，才能信其道。笔者给学生上的第一节课，不是讲课本上的内容，而是讲“题外话”，在自我介绍后即兴演讲：“宁肯苦自己，绝不苦学生”，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莫用一时的欢愉换取永久的叹息”，这是我对学生们的忠告；“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我的处世箴言；“相互理解，相互原谅，教学相长，师生共进”，这是我的愿望；“理解万岁”，这是我倡导的口号。我的演讲博得了学生们一阵阵的掌声。从他们的表情看，笔者是第一个敢于向学生敞开心扉的老师，尤其是老师对自己立下规矩，敢于对自己念紧箍咒，确实让他们吃惊不小。通过第一堂课，笔者与学生建立了和谐平等互相尊重的友好关系。这种平等友好的关系为我的互动式教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联想式巧记忆

许多学生和教师对历史学科的认识存在误区，他们认为历史是一门死记硬背的学科，其实不然。死记硬背固然是一种学习方法，但显然不是科学有效的方法。历史的学习有理解记忆部分，有强化记忆部分。对于强化记忆部分，为了减轻学生记忆负担，笔者采用联想的方式帮助学生巧记忆。如：文艺复兴美术三杰记作“拉大米”（拉斐尔、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明朝三大奇书《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记作“孙悟空卖三水馒头”；美国的国庆日7月4日记作“气死美国”等等。此外，笔者还通过编制歌谣或者编对联的方法教学生巧记忆，比如，《唐朝的衰落和唐末农民战争》一课，笔者编制对联“755~763安史之乱被平安；郭子仪、李光弼功劳最大应该记。横批：由盛转衰”。对联朗朗上口又轻松有趣，不仅让课堂气氛轻松活跃，还让学生轻而易举地记住了知识点。在笔者的启发下，学生们也积极开动脑筋，编制对联记忆知识，比如，“一九四零八，百团大战发，老彭挥八路，华北把敌杀”。

三、灵活插入故事

许多学生认为历史学习枯燥无味，这与老师的授课方式有密切关系。照本宣科的授课方式很难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为了避免学生对历史教学产生厌倦情绪，笔者从不带课本入课堂，而是将知识融会贯通传授给学生，此外，为拓展学生知识，加深对知识的了解，笔者会在授课过程中灵活地插入故事。如讲授二战爆发与扩大时，为加强学生对希特勒的印象，笔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二战期间，希特勒视察疯人院，问病人是否认识他，病人们摇了摇头。希特勒怒吼道：“我，阿道夫•希特勒，你们的领袖，我的力量之大，可以与上帝相比！”病人们露出鄙视的笑容，其中一个病人拍了拍希特勒的肩膀，说：“是啊，是啊！我们开始得病时也是这个样子！”言外之意，希特勒也快疯了。希特勒的疯狂、傲慢表现得淋漓尽致。

四、深入浅出解难题

大学历史笔记篇6

【关键词】新课标；高中历史；教学研究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针对学生的学习状况与心理特点，想方设法提高教学活动对学生的吸引力，引导学生积极投入到历史学习活动之中，在课堂上开动脑筋深入思考，促进思维能力、分析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的发展，本文主要针对这些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充分激发兴趣，让学生积极投入学习

兴趣是历史教学中积极的情感因素，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有助于教学工作的开展。笔者在教学中注重搜集与教学内容相关的趣味知识，以及学生感兴趣的内容，在课堂上演示出来，营造充满探究欲望的历史课堂。在《美苏争锋》教学中，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笔者搜集了有关美苏冷战期间的一些趣味知识，例如为了刺探对方阵营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情报，美国和苏联情报机构是各显神通，不仅在对方政府与军队中大量拉拢发展间谍，而且所运用的间谍工具也是五花八门，有安装在钢笔中的微型相机，有伪装成纽扣的录音设备等，这些间谍设备有些直至今日仍不显得落后。再比如古巴导弹危机是怎样发生的，当时的形势是怎样的危急，让学生对这一段尘封的历史多一些了解。和历史教学内容相关的秘闻趣闻，可以有效吊起学生的胃口，让他们对历史内容的学习充满期待，在教师的引导下积极探究。笔者在历史教学设计环节，充分注重搜集与本节课教学内容相关的趣味知识，有关历史人物的趣闻，有关特定历史阶段的鲜为人知的内幕等，这些内容融合到历史教学活动中，对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优化教学结构，让学生得到全面发展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是目标人物达成的主要阵地，教师在教学研究中要格外突出课堂教学环节的思考与探索，积极开展教学素质化的尝试。对教学方式方法开展有效的改革，特别是要体现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参与性和主体地位，给予学生更为自主的平台开展学习研究，这既是历史教学改革的需求，同时也是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内在要求。例如在《“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及其实践》教学中，笔者引导学生在课堂上开展深入的分析研究，重点针对“一国两制”提出的背景、实施的意义以及成功的实践等方面进行研究，相互讨论加深理解，鼓励学生汇报交流，大家一起研究问题和寻找答案。这样的教学模式更加生动活泼，每一位学生在课堂上都不是旁观者，都要积极参与到学习研究以及汇报交流的过程之中，对学习内容理解效果得到了显著提升。对课堂教学结构进行优化，主要是改变以教师讲解为主的陈旧模式，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互动环节，让思维变得更加活跃，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历史规律的探究更加深入。

三、重视记忆指导，让学生学得轻松快乐

历史学科需要记忆的内容很多，这和学科的特点有关，历史人物、时间、事件的记忆，信息量很大，单凭机械记忆效果不佳。许多在历史学习方面有经验的学生，在记忆理解方面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笔者在平时的教学中注意搜集这些方面的内容，既注重和学生谈心了解，又注重从网络以及教学刊物中搜集类似信息，和学生一起探究如何更好地记忆。师生在课堂上共同研讨，逐步进行积累和提炼，整理出一些行之有效的记忆技巧。例如将历史人物与知识点运用形象的语言进行串联，学生只要记住一句形象的语言，就可以连带记住很多历史知识点，将形象记忆和历史学习融为一体，这些知识在学生脑海中可以留下深刻的印象。再比如笔者和学生探讨出前后联系记忆的方法，将类似的历史知识点进行前后联动记忆，在脑海中形成框架结构的体系，记忆的整体性效果明显表现出来。另外在记忆时间上也有技巧，笔者指导学生分析研究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规律，结合自己的学习习惯以及生活规律，妥善科学安排历史复习时间，尽量花费较少的学习时间获得较高的学习成效。

四、自主设计课件，让学生形象直观感知

多媒体在高中不同学科的教学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历史教学中也应当如此。许多教师在历史教学中直接运用成品的课件，有些时候和教学设计的紧密度有所下降，无法实现无缝对接的效果。对此，笔者在教学工作中坚持自主设计教学课件，在完成了教学方案初稿之后，寻找需要多媒体辅助的地方，然后进行资料的搜集。从文字资料到图像和语音资料，运用软件都可以将其融合起来，制作出和教学活动紧密结合的教学课件。在教学课件制作中还要注重和学生的思维特点、兴趣爱好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课件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提高学习成效方面的作用。例如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学中，笔者以时间为媒介制作了一组演示课件，从建国初期、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后和现在四个时间节点，运用图表和视频穿插演示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的情况，以跨时空的演示帮助学生对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产生了深刻直观的认识，对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对社会主义未来的前景充满了自信。

综上所述，强化历史教学改革研究意义重大，每一位教师都应当以主人翁责任感投入到教学改革洪流之中，扎实有效推动历史教学工作开展。

【参考文献】

[1]范映江.浅谈微课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作用[J].新课程导学，2016（09）

大学历史笔记篇7

历史文献主要分为官私文献、地方志、档案、日记四大类。日记类文献主要包括文人笔记、日记、书信等、既往研究主要从文学视角与历史视角两方面入手。文学视角是通过日记文献对当时的社会风气、文化传播、艺术氛围、文人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唐诗宋词反映了当时文人雅士的业余生活;《味水轩日记》、《六研斋笔记》反映了李日华绘画史观的转变;《畏斋日记》则描绘了清代徽州的乡村环境。历史视角则通过日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官场现状等。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主要兴起于20世纪20年代，由竺可祯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拉开研究序幕，之后不断有学者利用历史文献重建历史气候, 21世纪开始，文人笔记的资料研究开始兴盛:满志敏、杨煌达、刘炳涛、方修琦、张学珍、萧凌波、马悦婷等人利用《己酉被水纪闻》、《湘绮楼日记》、《翁同就日记》、《味水轩日记》、《畏斋日记》等文人笔记研究古代的温度、降水、沙尘等气候要素，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改进了量化分析研究方法，对文字描述进行指标化和分等定级，使得历史资料与现代气象要素可以进行对比和转换。因日记中的资料丰富、记载详细、直观性强、细致度高等特点，日记里记载的气象信息通过提取、整理、统计，在重建历史时期气候方面有利于复原阶段性气候细节、特征以及一段时间内的天气变化过程。

二、历史气候与古人笔记

目前，利用古代文人笔记重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内容渗透气象要素的各方面，例如气温、湿度、降水、风等、主要有重建了江西婴源地区的降水与温度，湖南长沙、衡阳地区的春、冬半年温度与梅雨期降水，北京地区的沙尘天气现象与降水，上海地区的冷暖与降水等。对利用文人笔记重建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的相关文章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得出:各项重建内容基本都是研究具有典型特点的时间段，如明清小冰期、相对偏暖的唐代时期等;在研究方法方面，学者们主要使用定性分析法，如文献分析比较法、物候法、半定量分等定级法，对旱涝、冷暖进行先分等级后分析，定量转换法主要是回归方程法、指数法等。在温度、降水、梅雨期、沙尘天气重建方面，古人笔记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利用科学的研究方法，为后来学者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经验与借鉴。因此，古代文人笔记在历史气候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与价值、

三、《快雪堂日记》

《快雪堂日记》由明代文人冯梦祯所著。冯梦祯(1546-1605)，明代诗人，字开之，号真实居士，今浙江嘉兴秀水人。《快雪堂日记》为《快雪堂集》的卷四十七至卷六十二部分、日记记录了作者1587年至1605年间(万历十五年至万历三十三年)隐居杭州嘉兴地区的生活细节，期间冯氏两次遭遇罢官:第一次因夺情事件，对邹元标表达了同情，而得罪当朝首辅张居正，病免;1592年复官，后官居翰林院庶吉士、国子监祭酒;1599年再次遭遇贬职，遂从此开始了隐居生活。现如今，对冯梦祯本人的学术研究多局限于文学研究与人物生平研究，如他的《快雪堂集》、《快雪堂漫录》、《历代贡举志》等著作受到现今文学学者的广泛关注，以及他所收藏的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也成为研究焦点、胡玺则在他的论文中详细介绍了冯梦祯的生平、交友、作品及口常生活与环境。

四、《快雪堂日记》中的气象资料

《快雪堂日记》中共有气象记录1388条，晴雨记录1278条，其中晴天596条、阴天与多云共154条、雨天528条;感应记录437条，冷暖感应有331条，剩余106条为风力风向感应记录;物候记录有222条;谚语预报记录与奇异天气现象共29条。例如:阴，闻微雨。裕甫觅笋舆得五，余与伯宏、唐卿先，而土问琴，云台继之上舆，转小巷便有数点雨，己而转疾，旋止，登舟即雨，夜，风雨凄然而风尤劲，详细描述了当天天气由阴转微雨又微雨转疾的一个过程、阴，晴、连日暖这条记录，不仅描述了当天天气状况，还反映了当天的冷暖状况、晴、徐生滋胃先至，拉游其家冶坊洪园，竹树甚茂，术芙蓉盛开如锦绣，旁带邻坟长松数百树，惜无精舍憩息耳，通过记录可知植物竹、术芙蓉的物候信息，从而推断当时的气候情况、是日，坏牌坊四座，大树拔起不知其数，东池北大柳亦拔起，时宁房亦毁，破头，几至损命，通过与地方志的比对可知，该记录详细描述了一场台风天气现象。利用晴雨记录可以重建干湿状况，感应记录可重建冷暖状况，物候记录可作为复原当时气候状况的辅助信息，而谚语记录、奇异天气现象记录则可加以地方志等其他历史文献的共同分析，重建出当时的极端天气现象。由此可见，《快雪堂日记》中的气象记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对复原当时的历史气候具有关键作用。

大学历史笔记篇8

关键词 高中历史；有效学习；分析研究

历史属于基础性人文学科，承担着传授知识、揭示发展规律以及渗透思想情感教育的多重职责，对学生正确人生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对学生有效学习方式技巧的指导，让学生学会高效学习，在单位时间内提高学习效率，更好地备考。笔者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注重深入研究学科特点以及学生特点，指导学生开展有效学习与备考，取得了显著成效，本文将做简要分析。

一、明确学习基本要求，夯实历史学习能力基础

历史学习既要勤奋踏实，同时也要注重技巧捷径。学生要对学好历史的基本素质与能力具有明确的认识，针对性锻炼与提高自己，从而为历史学习成效的提升奠定良好基础。笔者在教学中与学生进行了共同探究，要求学生夯实“背诵、分析、探索、总结”四项能力。在背诵方面，指导学生认真记忆、高效背诵，在较多内容的记忆背诵过程中，要学会抓住

关键词 与字，可以缓解机械记忆的枯燥，提高记忆效果。学生还可以将记忆要点摘记下来，随身携带，运用学习生活的间隙时间进行学习记忆，化整为零，逐步推进，也能够提高背诵记忆的效果。在分析方面，重点对自己的联系以及测试进行分析，尤其是对错题进行深入的分析，搞清楚错误之处并进行举一反三，确保今后同类型的题目答题正确。在探究方面，应当要求学生不能完全局限与课堂学习历史，要积极拓展自己的视野，从各种书籍、刊物、网络以及电视媒体中了解与搜集历史信息，既能够丰富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提高了历史学习的趣味性效果。在总结方面，教师应当指导学生对自己的学习进行及时的反省与改进，学会总结自己历史学习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以及总结成功的学习经验，从而为自己的历史学习继续后劲。

二、开展方法技巧指导，提高学生学习掌握效果

授人以渔，能够快速提升学习成效，教师在历史教学工作中，要善于总结和推广有效的学习经验，让学生学会学习。首先，学好历史学科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有一个积淀和酝酿、表达的过程，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注意积累历史相关的知识，利用课余时间系统性地了解整个历史过程，站在全局的角度来分析问题，这样有助于学生在综合论述性题型的加大中更加突出要点和全面深入。其次，教师要指导学生在历史学习与巩固中发挥框架体系的作用。思维活动越清晰和具有条理性，所产生的记忆巩固效果也就更为有效，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将相关知识点与内容形成前后连贯的框架体系，层次清楚、条理分明，记忆巩固的难度降低、效果提升。如在学习秦朝的内容时，学生可以将这一章节的内容设计为一个完整的框架：秦朝的建立（时间、都城及重要人物）——统治的巩固（在政治与经济文化发展方面的具体措施）——秦朝的繁荣（具体的表现）——秦朝的衰亡（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框架引导下，相关学习知识点能够有效融合进去，学生还可以在框架内进一步细化与分支，延伸出若干的分支问题，构成了条线与网状相结合的框架知识点结构体系。这样的学习方法技巧运用到其他章节内容的学习中，同样能够产生较好的记忆巩固效应，有助于学生系统地掌握相关内容。另外，教师还要从人脑记忆规律以及先进记忆法两个方面入手，提高学生对历史学习内容的记忆效果。在理解的基础上开展形象记忆，能够让学生记忆更为深刻与牢固。笔者要求学生在记忆的过程中，学会前后连贯记忆，不搞死记硬背，在理解中记忆。向学生介绍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规律，正确认识人脑的记忆规律，学会分轮次阶段开展学习巩固，让学生花费最少的时间取得最佳的效果。歌谣记忆法、联想记忆法、图表记忆法、对比记忆法等各种新颖的记忆方式，可以缓解学生历史学习的压力，对学生提高记忆效果帮助较大。在一些重要法案的年份记忆时，笔者引导学生背诵一串数字来简要记忆，如“1689 1787 789 1791 1889”这一串数字，就与英国《权利法案》（1689）、美国《1787年宪法》（1787）、法国《人权宣言》（789）、法国《1791年宪法》（1791）、日本《大日本帝国宪法》（1889）等法案的记忆联系在一起，学生更容易记忆和掌握，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三、营造良好学习氛围，提高学生自主学习水平

部分学生在历史学习中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思维活跃性不强，对问题的理解与分析深度、广度受限，降低了学习的有效性。笔者在教学活动中，从三个方面入手提高学生的学习有效性。首先，笔者在教学活动中改变直接灌输的模式，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课堂上出现在学生面前的是一组思考题，并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学生与合作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进行分析研究，并相互讨论，让学生的思维活动在历史教学中活跃起来。只有实现了这样的目标，学生的思维深广度才能够得到锻炼，对问题的分析研究能力以及合作学习的良好习惯才能够得到培养。其次，笔者在历史教学中注重创设开放性的问题引导学生互动研究，尤其是对于学生之间出现观点不同的情况，更要注意引导学生进行各自观点的阐述，通过深入的分析来接近准确的答案，逐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提高学生的历史分析能力，这对于学生正确理解与掌握学习内容、全面深入解题等方面都具有促进功能。另外，笔者还鼓励学生相互之间开展互助学习，一方面点评历史学习方面的不足，提出改进学习方式的建议，另一方面相互提问检查知识掌握情况，集体分析研究历史事件与人物，以及探究其中蕴含的规律等等。

大学历史笔记篇9

文史资料工作的意义

存史。文史资料是政协所联系的各界代表性人物所撰写的第一手史料，是历史上重要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所撰写的第一手资料，详实可靠，具有补史之遗、匡史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功能，既可填补党史、国史、方志、档案的不足，又可从不同角度佐证历史，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社会存史、为后人留史。

资政。文史资料通过记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让人读后深思警醒，以史为鉴，知古鉴今，知往鉴来，对今世后人具有宝贵的借鉴作用和昭示意义。

团结。文史资料是通过组织和邀请统一战线各方面的人来撰写的，海外华侨或外籍华人接到约稿通知或看到出版的文章，给予他们实事求是的评价，会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甚至回家乡捐款投资。通过记述仁人志士英勇奋斗的史实，能教育后人奋发进取，起到记述一个人、团结一大片的作用，在更深层次上增强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扩大统一战线的联络面及影响力，从而使文史工作既产生于统一战线，又服务于统一战线。

育人。文史资料收集的是近、现代史上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和精神，具有教育人、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是教育群众和后人的好教材。

文史资料工作的特点

统战性。文史资料征集和出版的，是与统一战线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史料；是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通过对自己人生经历重要事件的回忆资料；他们撰写的文章体现了政协的统战特点。这是文史资料与党史、国史资料的重要区别，只有明确这些特性，才能避免重复，减少交叉，在各自不同领域为研究历史服务。

三亲性。是重大历史活动的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根据本人的亲历、亲见、亲闻，回忆和讲述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体现了“当代人写当代史，知情人写具体事”，是文史资料最鲜明、最有价值的特点，也是其生命力的象征。亲历，指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写的第一手具有历史价值的真实资料。亲见，指自己亲自见证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真实史料，是历史见证人所回忆、撰写或口述的资料。亲闻，指自己亲自听到的重要的真实史料。如不具备“三亲”性，文史资料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征集史料要尽量由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来撰写或口述，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可信。只有把握住“三亲”，才能把政协文史资料与历史、档案、文献资料区别开来，使其成为史学研究中独树一帜的品牌。因为“三亲”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史资料将更加彰显其真实性、珍贵性和收藏性。

文史资料写作的原则

立论正确。秉持对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肩负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使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问题，科学立论。对建国后有争议的史料整理，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准，决定取舍，纠正误区，不偏离中央精神。这样，才能写出符合先进文化要求的史料。

保持真实。文史是以文写史。严格地说，虽然文字记述的历史不可能完全复制历史的原貌，也允许一事多说，但文史资料要尽最大可能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三亲”性强调的就是真实性。真实是文史资料的生命力。即使是“三亲”资料，也需用文史常识考证，才能写出信史。对采集到的资料，要认真校核，科学分析，忠于史实，不能照搬硬套。历史现象很复杂，历史记载又很纷繁，最好的办法是依据丰富的史料，对历史问题深入研究、考证、辨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民间传说，要分析和考证传说的性质，是虚无缥缈的神仙鬼怪传说，还是口耳相传、可信度高的历史故事？可信度高的民间故事，各地皆有，价值较高，是写在嘴上的历史，只不过当年无人将它记在纸上而已。文史资料的体裁属于史料，这就要求作者必须用写史的笔法和语言组织文章。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必须是有根有据的，不能掺杂一丝一毫的虚构和夸张，更不能用想象和推理来弥补史料的匮乏。只有求实存真、保持真实，史料才有保存价值，作为正史的补充和参考。史料只要真实，可以不必求完整，不拘观点，不怕细小，不限篇幅，也不必成体系。

秉笔直书。这是我国史学界千百年来沿袭的优良传统，并以此作为衡量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道德标准，称“史德”。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历代史学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直书历史的光辉巨著。这种德的可贵之处在于“直”，不管人物大小、年代远近，有功不抹煞，有过不避讳，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掩过，过不害功。所以无论写人，还是记事，没有秉笔直书的气概和文风，文史资料就不能称为史料。写作文史资料，不要鬼怪小说的梦幻离奇，不要野史散记的信马由缰，不要杂记政论的慷慨陈辞；要的是继承和发扬历代史家秉笔直书的求实风尚，不受现实功利和时代取向的束缚，不受个人好恶的影响，不计个人毁誉和利害得失，尊重史实，客观公正，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珍贵资料。对历史事件的地位和作用，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态度，写出符合历史的真实史料来。对人和事的评价，应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力求切合实际，恰如其分，不拔高溢美，不贬低苛求，不为尊者讳、亲者讳、贤者讳。真正做到：文章书往事，历史记新功；叙事莫褒贬，常存太史风。与“直”相对的是“曲”，曲笔既不便表达，还容易造成歧义和误解，甚至歪曲历史，丧失真实性。

叙述为主。叙述的方法有顺叙、插叙和倒叙，但其方法的运用，只不过是把一个人或一件事讲清楚。但作为史笔，其主要任务是记载人物的经历和事迹、介绍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故通常都是直叙其事，把史实写清楚、交待明白作为第一诉求，因此叙述在史家笔下总是占主导位置。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是史家笔法的忠实传承者。行文时允许有议论和评述，但这种议论和评述要精辟得当、简明扼要、凝练集中；要结合史实冷静辨析、引导读者分析历史事件，总结和辨析历史规律，而不能主观抒情、纵情描写，不能发枝叶扶疏、天马行空的感慨。议论与评述尽管处于从属位置，但却以精华之论、点睛之笔与史实融为一体，成为史家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撰写时当细则细，可穿插掌故、趣闻。但不要面面俱到，抓住一个侧面，有的还可以用几种说法并存，不要妄下定论，把话说死说过头。文风务求简明、严谨、朴实，杜绝假话、大话、套话。直叙其事是突出一种精神，并非不讲求写作技巧。叙述技巧的运用，是史家为补足史证，或者为使自己的说法在不扭曲事实的基础上，更引人入胜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但文史资料不同于正史，不必只用说明、叙述的单一笔法，这样写，四平八稳，容易陷入脸谱化、概念化套路，变得枯燥干涩。作为正史的佐证和补益，文史资料必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大学历史笔记篇10

关键词：春秋笔法；直书；史实；礼法

《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作为新课标高中语文选修课之一，能让学生通过研读经典著作，感受文化经典的深沉哲思，领略先贤哲人的风采。本册书第三单元的教学目标之一是了解“春秋笔法”的内涵，了解中国古代史学的实录传统。

那么，什么是“春秋笔法”？

所谓“春秋笔法”，即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是孔子首创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

据说孔子编写《春秋》，在记述历史时，从当时的伦理道德出发，以定名分、明等级作为评判人物和事件的标准，有时一字暗含褒贬。行文中虽然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但是通过细节描写、特定称谓、材料的筛选等，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的看法。如：《春秋》中对“郑伯克段于鄢”一事的记载，就集中体现了“春秋笔法”的特点。郑国国君灭弟弟段的做法很阴险，所以称其为“伯”，而不称为“庄公”；弟弟不像弟弟，所以称“段”，而不称“弟”；兄弟间像两国国君作战，所以称“克”。如此，作者对整个事件的好恶褒贬就都表现出来了。再如，同样是杀人，又有“杀、弑、诛、戮”等不同字眼：“杀”可指杀有罪之人，也可指无罪之人；“弑”在古代指子杀父、臣杀君，一般指下杀上；“诛”主要用于杀有罪，杀不仁者，可以下杀上，也可以是上杀下；“戮”的对象可以是有罪之人、不仁之人，也可以是无罪之人。简单的言语就透露出社会价值观和道德的评判。

“春秋笔法”是我国古代的一种历史叙述方式和技巧，是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曲笔的一面。

曲笔就是史学家曲从权贵或其个人情感而修史。曲笔的表现，或假人以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以恶，持报己仇，或阿时，或媚主；或掩饰自家丑行，夸张故旧美德。曲笔纯粹受制于主观情感。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把曲笔视为“小人之德”。儒家思想对曲笔网开一面，甚至大加提倡。这是儒家在“入世”的过程中，用伦理纲常观念迎合君主专制社会的结果。儒家在大力倡导直书的同时，也承认了讳饰的合理性。这造成了儒家史学观念的自相矛盾：它既以至公至正的秉笔直书约束口含天宪的皇权政治，“与天子争是非”（欧阳修《上范司谏书》）；又以合乎名教的曲笔讳饰迎合君主政治，“为尊者讳”。一般认为，儒家祖师孔子在修史中具有“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讳饰观念，即曲笔思想。作为十三经之一的《春秋》，儒家后学坚信是孔子所作，他们认为里面包含着孔子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和为亲者讳的微言大义。这种为了现实政治伦理的需要而在修史中进行讳饰的现象，为后世儒家史臣在修史中曲笔讳饰奠定了思想基础。

直书就是据实书写。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写史的独立性。史学家摆脱权贵的干扰，在“直道”和“气节”的指导下，以独立的人格作保证去修史。史学理论家刘知几还用了正直、良直、直词、直道等概念来阐释直书。正直是从史家人品方面说的，良直是从后人的评价着眼的，直词主要是就史文说的，这些都是直书的表现。这种直书，史学家虽不受制于某一具体权贵，但受制于其所处社会的统治思想，即“直道”或“气节”，它们在传统社会中通常是指纲常伦理。其二是写史的客观性。史学家摆脱个人主观情感的干扰，根据历史真况进行书写。按刘知几的说法是，做到不虚美，不掩恶，像“明镜之照物”那样，“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史通・感经》）。这里要克服的不是来自权贵的干扰，而是作者自己的好恶和爱憎。

简而言之，直书包括尊重历史真实，合乎当时的伦理道德礼法两个方面，如果两者有冲突，要按当时的礼法标准来写。

实录是史学的最高境界，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准则和追求的目标。直书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接下来本文重点要探讨的就是这种“秉笔直书”的春秋笔法。以《晋灵公不君》这篇文章为例，具体了解“直书”这一笔法。

《晋灵公不君》选自《左传・宣公二年》。文章写晋灵公搜刮民财，残酷暴虐，最终被臣下杀死，赞扬了赵盾的敢于直谏、忠于国事和董狐的不畏权贵、秉笔直书的精神。孔子在《春秋》里写道“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按《春秋》的义例，凡是被杀的国君称名，是因为国君无道，这里称晋灵公夷皋的名，就是直书晋灵公无道。而在《左传》中称其为“晋灵公”，“灵”是他的谥号，谥法称“乱而不损曰灵”，此为无道君隐讳的说法。前面提到过直书包括尊重历史真实，合乎当时的伦理道德礼法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在文章中均有所体现。

一方面，尊重历史事实、据实书写。

题目中“不君”即不实行君道，直接贬斥晋灵公无道。文章里又记叙了四件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来体现他的“不君”：“厚敛以雕墙”，即重敛赋税来粉饰宫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即他从高台上用弹弓射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以取乐）；“宰夫熊蹯不熟，杀之，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即厨师没有把熊掌炖烂，他就杀了厨师，（把尸体肢解了）放在篓中，让女人们拿着走过朝堂；忠臣赵盾多次进谏，他不但不悔改，反而屡次想杀掉赵盾。作者通过据实书写晋灵公不君的史实，批判了他的贪婪、荒唐、残暴，完全不实行君道。

与之相对，作者又通过记述历史事实，展现了一个忠于臣道的赵盾的形象：赵盾身为臣子，他对晋灵公“不君”的行为直言敢谏，尽了忠君之职。赵盾在职守上是做到了宵衣旰食，他盛服待朝，“不忘恭敬”。从赵盾对待饿坏了的灵辄来看，又做到了养民惠民。赵盾的确是按臣道而行的一个良臣。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左传》在记叙历史时，充分尊重历史真相，据实书写。而且通过选用典型史料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人物、事件的主观看法。

另一方面，当客观历史真相与当时的礼法相矛盾的时候，按当时的礼法标准秉笔直书。

晋灵公昏庸无道，最终被自己的女婿、赵盾的同族赵穿杀死于桃园。但是，晋国的太史董狐却写道：“赵盾弑其君。”董狐记事的原则是不隐晦事实真相，评价事实的标准是当时被普遍认可的礼（宗法社会道德和行为规范）。之所以直书“赵盾弑其君”原因有两方面：第一，他逃亡，却没有逃出国境。按照当时的礼法，臣下逃离了国境，君臣之义就断绝了，就可以不承担效忠君主的责任了。第二，他回来后没有声讨赵穿。赵穿是赵盾的族人，晋灵公的女婿，按照礼法，赵穿杀死国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赵盾作为正卿，返回国都后应该立刻声讨赵穿，但据《左传》记载他没有。客观事实虽然是赵穿杀死了晋灵公，但在董狐看来，赵盾作为晋国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应该对晋灵公之死承担责任，所以直书“赵盾弑其君”也是合乎礼法标准的。

以上就是《晋灵公不君》这篇文章中体现出来的春秋笔法“直书”的特点，在此做一个简要的分析，以具体的事例来体现“直书”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李颖科.论孔子的“春秋笔法”.云梦学刊，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