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地产市场研究十篇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1

Abstract: entering into the new century, the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peed up obvious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advancing rapidly, the competition of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between countries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fierce. As nascent green and sunrise industry, the cultural industry has both direct and realistic driving effect on enhancing ability of human resources of a country. In western developed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placed on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post-crisis era, the special advantag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s especially highlighted.

关键词:文化产业 市场体系 结构调整

Key words: cultural industry market system structural adjustment

作者简介:杨君游(1953-),男,汉族,河南省柘城县人,哲学博士,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产业哲学。

程庆伟(1983-),男,河北省河间市人,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哲学。

基金项目: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115A081)资助。

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绿色产业、朝阳产业对提高一个国家人力资源能力具有直接和现实的推动作用。文化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后危机时代下,更凸显了文化产业的特殊优势,更是凸显了文化产业的特殊优势。

一、我国文化产业的现状

文化产业是一种新的文化生产、传播、消费方式、是20世纪后期现代高科技和市场运作的产物,也是一种新的权力运作方式和政治抵抗方式。我国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研究宽泛说来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精确地说起始于上世纪的90年代。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社会主义进入一个新的转型阶段,学术界对人文精神的贫弱产生失落感,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理性的研究兴趣空前浓厚,对“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的研究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较早对大众文化进行学术探讨的是1991年《上海文论》第1期上发表的有关“大众文艺”的一组文章,这些讨论已经涉及了大众文化的运行机制、特性、规律以及生产、流通和消费方式等的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我国文化产业方面的研究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学术研究趋于稳定和成熟。原因一方面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文化产业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另一方面也来自政府的推动。就成绩而言,在短短的20几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文化产业获得了飞速的发展。从无文化产业之说,到接受文化产业之说,再到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积极推动建立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多元并举的发展体制,这是我国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里的重大变革。文化体制从国有和国办文化体制转向了多元混合所有制体制,生产方向由主要依据政治任务转向了现实的文化境遇和消费导向,生产的主体由国家各机关组成部门转向了企业(包括国有控股),生产类型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供给型、福利型、宣传型转向了消费型、盈利型、娱乐型,大众接受文化宣传的方式和心理也由原来的意识形态、统购统销转向了自主选择、个人爱好。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我国各种文化市场逐步建立起来并得到了初步发展,文化产业的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更是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但是,令人忧虑的是,与欧美日朝等文化产业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文化产业起步较晚,规模不大,技术含量低,管理经验落后,所有这些因素都制约着我国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已经成为上至政府、社会,下至企业、个人的一种共识。关注文化产业,应对文化产业所提出的新任务,是学界与研究界无法回避的时代责任。

二、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

2003年,深圳第一批被确定为文化体制改革综合性试点地区,在国内城市中率先提出并确立“文化立市”的战略。2008年,文化产业成为深圳市继高新技术、金融和物流产业之后的第四大支柱产业。根据《深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07-2020)》,到2010年,深圳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本地GDP的比重将达到11%。站在新的起点上,总结深圳市发展文化产业的实践对其他地区发展文化产业会有很大的启发意义。深圳市发展文化产业的成就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一)全方位、多层次的文化产业市场体系基本建立

文化市场体系是各类文化市场组成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包括文化资料市场、生产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产权市场等,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推动整个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培育和发展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经过20多年对外开放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深圳众多的文化艺术产品、文化服务、文化资金、文化人才等,均以商品形式进人流通领域,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多门类、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市场,共同构成了特区较为全面的市场体系。通过文化与物质的互动,以新的内容和卖点进入网络产业市场,诞生了信息文化产业;以新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旅游市场,形成了旅游文化产业;将先进的理念和文化元素注入教育中,诞生了新型的文化教育产业等等。

(二)不断提升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逐渐形成文化+科技型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

在深圳,源于对华强集团运营模式的关注,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是近几年来的事情。1998 年,以传统电子制造业为主业的深圳华强集团成立了华强文化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向以文化科技为核心的创意产业转型。这个模式的核心就是实现科技和文化的结合,通过提升产品科技水平来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其方法是实施“创、研、产、销”为一体的规模化生产,实施多元化市场结构,大胆走出国门。这是一条文化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佳途。这种文化+科技实现品牌自主创新的模式,得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文化与科技的结合,极大地提高了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丰富了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提高了文化产品的附加值。在全球性金融危机背景下,深圳文化产业逆势上扬,依靠的就是以高新技术为依托、以数字内容为主题、以自主知识产权为核心的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文化+科技已经成为深圳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特色。

三、启示和建议

文化产业是自主创造和技术含量较高的一个门类,“十一五”规划已经把文化产业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面对我国学术领域文化产业研究和发展的现状,借鉴深圳市发展文化产业的经验,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一)构建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要从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建设、完善现代流通体制、建立健全市场中介和行业组织、加强文化市场监管等四个方面做起。市场体系包括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和消费品交易市场,各种服务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培育现代文化市场体系,主要是要加强要素市场建设,培育和规范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兴文化市场,加强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文化市场体系。特别是文化要素中的资本市场是现代文化市场的核心,当前,文化企业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融资难,而融资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专业市场的支撑,缺乏对文化产权内在价值的市场评估。深圳文化产权交易所的成立表明深圳加快推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致力于打造资本进入与退出文化市场的通畅渠道,这是构建现代资本市场体系和多元化、比较完善的金融综合服务体系的重要课题。

(二)加强文化产业学术领域的研究,多种模式促进产学研结合,建立文化产业研究案例库,争取出现原创性文化产业理论研究成果

我国文化产业的概念研究、分类体系、监管体系还不是很科学,文化产业与其他制造业、服务业的边界也不清晰。随着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对文化产业的内涵进行更科学的分类,是文化产业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文化产业要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形成各具特色的研究机构和教学机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促进产学研结合(1)技术顾问和讲学方式:聘请高校资深的专家作为技术指导,参与企业的技术决策,聘请企业主要研究专家定期讲学;(2)技术合作开发方式:就具体的技术问题开展研究或开发工作;(3)共建研究机构和实习基地:在高校内部设立双方共建的研究机构,负责研究或解决企业提出的技术问题或任务,在企业内部设立有利于与文化产业研究人才成长的实习基地,防止理论与实际相脱节的问题。

(三)加大科技投入,促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

经济结构转换和调整的过程中,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低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微笑曲线”形象的揭示了高新技术产业中知识产权、品牌、服务等要素对产品附加值提升的重要意义,产业链曲线前端从事核心技术研发和核心部件生产的企业以及后端从事品牌创新和营销管理的企业,能够获得高额利润,而处在曲线中段的劳动密集型制造、装配型企业,由于技术含量低,市场竞争激烈,利润空间则很小。从整体上分析,我国文化产业尚处于 “微笑曲线”的中段,有待抓住新一轮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转型的机遇,进入高利润率的产品领域并形成产业规模。目前,全球生产方式正在从丰田制向温特制转变,温特制使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它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产品标准和商业游戏规则的制定来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够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的收益。加大科技投入,增加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向“微笑曲线”两端迁移,恰恰是中国文化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和难点。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或民族强大与否,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同时更取决于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自上世纪90年代起,美国和欧盟,基本已经消除了制约文化产业发展的行业壁垒和结构性矛盾,我们需要充分认识自身在文化产业发展上的不足之处,迅速提高我国文化产业的数字化适应能力,打破传统的分工方式,增加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扩大文化产品的服务形式,推动文化产业向温特制转变,这是我国文化产业界面临的一大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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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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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3

关键词：审计市场结构 审计市场绩效 产业组织理论

一、引言

审计市场的研究主要基于产业组织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哈佛学派以新古典学派的价格理论为基础，运用实证的方法，按结构、行为、绩效三个方面对产业进行分析，构造了“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分析框架，即为SCP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产业组织是由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市场绩效三部分和政府公共政策组成的，市场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市场结构决定了市场行为，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市场行为又决定了市场绩效，按照这个逻辑分析，在决定某一产业市场绩效的因素中，市场结构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获得好的市场绩效，关键是运用政府公共政策来调节市场结构，促使其达到合理的状态。在哈佛学派之后，产业组织理论进入了多元化发展的时期，许多学者针对哈佛学派的缺陷提出自己的观点，但是却没有放弃SCP的基本框架。基于产业组织角度的审计市场研究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从已有对国外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研究综述来看，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审计市场结构方面，这与当时会计师事务所不断进行合并扩张，审计市场集中度加强的现实状况有关。哈佛学派的贝恩提出产业组织理论中著名的“集中度、进入条件与利润假说”，即在集中度高到使有效串谋成为可能的条件下，少数大企业之间的串谋会提高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并且新企业的进入也比较困难，那么产业的平均利润率就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一假说一度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政策的一项基本依据。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大规模的合并导致美国政府等对由此可能带来审计市场效率降低忧心忡忡。国外关于审计市场结构的研究就此展开。

二、我国审计市场结构研究综述

（ 一 ）审计市场的规模经济 规模经济是影响行业市场结构的最基本因素，所谓规模经济是指单位产品的成本随着规模的扩大而降低，从而实现收益递增的现象。在某一特定市场上，规模经济水平越高，大企业的效率越高，其竞争能力越强，在市场上所占份额也就越大，市场集中度越高。从规模经济的含义可以看出，对其进行衡量需要对成本进行计量、产出进行度量等。但是对于审计行业而言，审计成本往往无从获得，同时对于审计产品其质量不能直观衡量，因此研究审计行业是否存在规模经济效应时，必须突破限定的范围，采用替代指标和方法进行分析。徐正刚（2006）指出注册会计师行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具体表现在事务所盈利能力、审计质量和技术进步三个方面。规模效益递增是事务所之间不断进行兼并、联合以扩大规模的重要原因，致使西方审计市场上呈现出“四大”寡头垄断的格局，历史上形成的竞争优势则使得其他会计师事务很难对其展开有力的挑战，市场竞争态势相对稳定。相比之下，我国目前的注册会计师行业仍处于混沌分化阶段，尚未出现重量级的大型本土事务所。这可能是我国审计市场上屡屡出现恶性竞争的原因之一。所以优化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需要使会计师事务所实行规模化发展。刘明辉、徐正刚（2005）指出由于审计行业资产专用性低、审计产品的异质性和审计服务与非审计服务联合提生的合约范围经济等原因，审计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他们运用“生存竞争法”分析发现我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四大”存在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且其规模优势主要体现在大客户市场上，即使在该市场内部，其客户也大多为规模更大的公司。而本土会计师事务所则呈现出一种规模不经济的状态，规模越小其规模不经济的现象越明显，原因在于准入管制、价格管制、监管当局不信任、事务所内部管理混乱及缺乏国际经验等。

（ 二 ）审计市场集中度 Mark L.DeFond, T.J.Wong and Shuhua Li（1999）的研究以新审计准则的这一事件为契机，以1993年至1996年证券审计市场的经验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独立审计准则的实施提高了审计的独立性，但却出现证券审计市场集中度的下降和上市公司对高质量审计的规避。吴溪（2001）延续DeFond，Wong和Shuhua Li（1999）的研究，考察了1997年至1999年我国的证券审计市场。按照客户股本总额的市场份额排名，无论是前10位还是前20位会计师事务所，整体市场份额在1997年至1999年均呈逐年下降趋势。综合两部分的研究可以发现1993年至1999年期间随着新审计准则的和监管约束的加强，可能导致某些高级差的会计师事务所失去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伴随了审计市场集中度的降低。余玉苗（2001）运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以沪深两地A股上市公司1999年报审计进行统计，分析客户的数量和市场份额后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倾向于完全竞争的结构，但与此同时本地客户在会计师事务所中占有较高比例使得审计市场结构带有强地域性色彩。这种市场结构暴露出我国审计市场存在的缺陷，阻碍了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规模化的发展和独立性。根据发达国家审计市场的发展和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应该建立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这样有利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独立性、审计质量的提高和审计市场的发展。夏冬林、林震昃（2003）从市场集中度、审计收费和劳动生产率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了我国审计市场的竞争程度。以上市公司2001年年报披露的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费用为依据，计算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发现我国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很低。同时选用2000年和2001年的样本测算审计收费水平，发现随着上市公司资产的增大，审计收费占公司资产的比例明显递减；从总体情况上看，审计收费接近于各地法规规定的水平，多数资产规模较大的公司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费用集中于最低审计收费标准范围；对于资产规模越大的客户，会计师事务所的争夺越为激烈，价格相对更低。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我国审计市场都与国外存在较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审计质量不高的原因之一就是这种竞争性的市场结构。周红（2002）曾经通过对法英美审计市场和集中度的比较得出结论，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中存在两个问题，即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太小和小型会计师事务所太少，而在针对前一点问题上政府采取的合并做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易琮（2002）以1997年至2000年之间国内各会计师事务所的各年业务收入资料为基础，将研究的对象扩大到上市公司审计之外的整个审计市场，按业务收入为参变量，分别统计了“所”和“二十大所”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业务收入总额，计算得出不论是“所”还是“二十大所”，其市场集中度都在提高。除此之外，在1998年至2000年的证券审计市场中，我国的“二十大所”的市场集中度也在逐年升高。这个结果表明，在经过脱钩改制之后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审计市场的集中度逐年提高，换言之，即会计师事务所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张立民、管劲松（2004）利用2002年A股证券市场的数据分别计算了审计市场的集中度和离散度，发现我国A股审计市场的CR10，CR20和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数值都比较低，未形成垄断竞争关系。同时因为行政力量的干预，在我国审计市场中的地域分割现象严重。刘桂良、牟谦（2008）在分析审计市场结构和审计质量的关系时将审计市场集中度、行业专长、进入退出壁垒和审计市场地域性作为自变量，通过对2004和2005年A股证券市场的分析发现，审计行业集中度提高，在多数行业中都有行业领导者，并且地方保护主义有所下降。笔者在（表1）中将上述学者对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的衡量结果进行了总结，从（表1）可以看出，1993年到2005年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一直处于较低的水平，并且对于同一年度集中度的考察，不同的学者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笔者在（表2）中还给出了不同的研究者在计算市场集中度CRn所使用的指标，从表中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审计市场集中度的研究中，由于早期事务所收入不可获得，或者上市公司对外公布的支付给事务所的费用不完全等原因，不同的学者采用了不同的衡量指标，这也使得计算的集中度产生不小的差异。在审计市场集中度的研究中，衡量指标的选取是个关键的问题。CRn衡量市场集中度本身存在缺陷，即其不能反映全部企业规模分布对市场集中度的影响，只反映了最大的n个企业的总体规模分布状况。同样的，在对审计行业的衡量中，CRn也不能有效的反映出所有事务所的分布状况。而国内的研究却局限于CRn指标的应用，缺少从其它角度考察审计市场结构。综观主流观点可以发现，无论发达国家成熟审计市场的范式还是已有国外文献的研究结果都显示审计市场集中利于审计市场绩效的提高，如在美国，审计行业被认为具备典型的垄断或者寡头垄断的特征（Bandyopadhyay and Kao, 2001）。因此在我国进行的多次审计市场结构调整中都将提高审计市场集中度作为目的之一，众多学者也认为我国审计市场的有效结构应该是寡占型的。虽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审计市场的寡占型结构有利于审计市场的发展，但也有研究认为这种寡占型的审计市场结构实际上是扭曲的，通过分析发现审计市场开始出现集中度下降的趋势。如周红（2005）通过对世界最大40家会计师事务所和美国审计100强的数据分析，证明了近年来国际审计市场的趋势是集中度在降低和“四大”的寡占市场地位开始减弱。这是由于“事务所审计质量与其规模成正比”的观念开始动摇，并且“四大”规模过大垄断市场的观点也开始形成，致使陆续开始出现限制“四大”的政策等。周红还认为审计市场结构的优化程度应该与所服务的股票市场的集中度相适应。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审计市场的结构反而好于美国审计市场。因此在我国审计市场发展过程中应该扶植和鼓励国内事务所的发展，避免给“四大”的超国民待遇。

（ 三 ）审计市场行业专门化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角度看，大部分企业都从事一定程度的专业化生产，即使是在从事多元化生产的企业中，也将主要资源集中于此。并且审计产品的差异在于产品质量的差异，这种差异对于消费者来说是很难辨别的，但是这种矛盾可以通过会计师事务所纵向的产品差异化行为得以缓解，包括培育高质量的声誉以及行业专长。 因此，在审计行业中专门化程度的研究也是市场结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王英姿（2001）首次以上市公司年报审计为样本，描述了我国上市公司2000年年报审计市场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情况，并借用了Zeff和Fossum衡量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的方法，立足于特定行业，用某一行业中的市场份额来衡量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其判断标准是：如果在某一行业中，按客户总资产或主营业务收入衡量的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超过4%,就认为该会计师事务所在此行业审计中具有行业专门化水平。统计结果表明，按行业性质和上市公司数量划分，在上市公司数量较少的行业中，具备行业专门化水平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较多，而在上市公司数量较多的行业中，具备行业专门化水平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则较少。夏立军（2004）对国外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市场关系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内容涉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的衡量、行业专长与会计师事务所行为、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等方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国内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研究的现状，认为研究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师行为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行业专长影响审计质量、审计收费和审计效率等审计绩效变量的机理。关于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关系的研究，他指出不应直接考察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收费的关系，而应着重考察审计产品的生产过程及其成本构成；并认为考察审计师行业专长对客户财务报告质量、盈余的股价反应、盈余管理行为以及舞弊行为的影响可以更好地验证审计师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李慧、余玉苗（2005）对行业专门化与会计师事务所竞争优势之间的具体关系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行业专门化能为会计师事务所创造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扩大行业市场份额、实现规模经济、为客户提供低成本高质量的服务、取得与规模无关的成本优势、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增长和更多的审计收费溢价以及降低专用性人力资本的流动性等方面，使会计师事务所更具有核心竞争力。文章还指出发展我国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应首先提升会计师事务所的整体规模，其次会计师事务所应从行业市场规模、发展前景等角度考虑，慎重选择将聚焦发展的行业，另外还要充分关注行业专门化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韩洪灵、陈汉文（2007）以2002年至2004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总体研究对象，以Defond，Francis和Wong（2000）及Casterella（2004）等人的模型为基准，并参照国内已有的关于我国审计定价之一般性影响因素的经验研究结果建立模型，对行业专门化与审计定价之间关系作了初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专门化的会计师事务所会以目标集聚为基本战略，基于其差异化的能力在大客户市场上实施差异化的具体战略，而基于其规模经济优势在小客户市场上实施成本领先的具体战略；相对于非行业专家，行业专门化的事务所在大小客户市场上均能获得超额利润。这一经验结果支持行业专门化的发展道路可以成为会计师事务所行之有效的一种竞争战略。陈玉菡（2008）搜集整理了2004年至2006年上市公司审计市场的数据，分别采用市场份额法、投资组合份额法和对审计对象专营的加权市场份额综合分析法，对国际“四大”与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程度进行比较，并对三年中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程度的变化趋势做了简要说明。研究显示，我国本土会计师事务所与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在行业专门化程度方面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并认为，我国缺乏对行业专门化会计师事务所的有效需求，是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行业专门化最根本的现实障碍。叶丰滢（2007）以产业组织的 SCP 范式（“结构 行为 绩效”）为行文路径，研究了2002年至2005 年间我国 A 股行业细分审计市场的结构、审计师行业专门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并探讨了在一定市场结构条件下，审计师行业专门化行为对审计市场最重要的绩效表现――审计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具有行业专家特质的国际“四大”主要活跃于大、中型客户市场，并在其所涉猎的市场领域表现出了较为系统的高定价行为，这应被理解为它们提供了以卓越品牌为主要表现特征的品质差异化审计产品；另外，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国内“三大”在整个审计市场活跃，并在大客户市场较明显地提供了低价，而行业市场份额最大的其他国内所则主要在大客户市场和最小型的客户市场上活跃并提供低价，但总体来看，除了他们之外的其他国内所在我国目前的审计市场上存在普遍的规模不经济。

（ 四 ）审计市场进入壁垒市场的进入退出壁垒也是市场结构研究的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市场结构的动态变化。关于审计市场进入壁垒的研究大多与审计市场集中度的研究同时进行，我国单独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李眺（2004）从市场占有率变动率、进入壁垒和注册会计师更换三个方面分析了审计市场的进入壁垒。她认为进入退出的动态分析比静态分析更能反映市场的竞争状况，我国审计市场较高的市场占有率变动率说明我国审计市场还是存在较为激烈的竞争。而审计市场的进入壁垒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管制带来的进入壁垒、结构性壁垒和策略性壁垒。在更换注册会计师时由于新进入者的学习成本和客户转换成本的存在使得在位注册会计师取得了成本优势。在注册会计师更换频繁的情况下，为保持住这种优势，在位注册会计师不得不通过专业化、声誉投资等方式来构筑壁垒，从这方面看，审计市场是存在激烈竞争的。在余玉苗（2001）的研究中发现，A股审计市场中，“十大”所的本地客户占到了74.2%，前20家事务所本地客户更是占到75.8%。说明在我国的审计市场中存在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刘桂良、牟谦（2008）通过回归分析发现，审计质量和市场进入退出壁垒之间存在正向变动的关系，即市场进入退出壁垒越高，审计质量越高，但显著性水平并不是特别明显。在规范我国审计市场时，应该提高市场进入壁垒。

二、我国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市场绩效关系研究综述

（一）市场绩效与审计市场绩效 市场绩效是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通过一定的市场行为使某一产业在价格、产量、成本、利润、产品质量、品种及其技术进步等方面达到的现实状态。根据产业组织理论的SCP（结构-行为-绩效）模型，一个行业市场绩效的高低最终取决于市场结构。那么现实中是否与上述理论相符合呢？许多学者进行了衡量和研究。产业组织经济学中，市场绩效的研究是比较复杂的，除了难于进行计量之外，还在于绩效本身就是一个含有价值判断因素的概念。如果从最抽象的角度考虑，并且假定厂商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那么经济效率就可以作为市场绩效衡量的标准。但是在现实经济中，对市场绩效的讨论并不是抽象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中还要考虑效率、创新、分配公平等因素。对于审计市场结构的研究最初是出于对审计市场绩效的忧虑，最终目的也是为改善审计市场绩效。所以审计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但是由于审计市场的特殊性，在对审计市场绩效的衡量中，审计质量成为众多学者衡量审计市场绩效所广泛采用的指标。

（ 二 ）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市场绩效关系研究 王跃堂、陈世敏（2001）以1997和1998年A股市场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过脱钩改制之后，我国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独立性显著增强，与此相反的是脱钩改制后的审计质量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所下降。但脱钩改制却使注册会计师的风险意识明显增强。独立性和审计质量呈相反方向的发展。刘桂良、牟谦（2008）采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估计出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运用调整KS模型计量盈余管理，选取2004到2005两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初始样本，对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审计质量进行了测量。发现审计市场集中度与审计质量成正相关关系，即审计市场集中度越高，审计质量越高，反之越低。我国的审计市场结构就是一种非有效的市场结构，按照SCP分析范式，这必然会导致审计市场绩效的低下。因此，优化审计市场结构、规范事务所行为以提高审计质量已成为我国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业发展的关键问题。应该促进会计师事务所之间的合并，以形成若干大型事务所来提高审计市场集中度。刘明辉、李黎、张羽（2003）以审计质量为被解释变量，审计市场集中度和客户资产规模为解释变量，选取了1998年至2000年期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所有A股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报告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和审计市场集中度之间存在倒U型函数关系，并且平均来讲当一个会计师事务所市场份额（按客户数）达到7.4%时，其审计质量达到最高。按照这个比例他们发现：1998到2000年平均审计市场的最佳事务所数约为14家，而现实的情况是2000年我国共有77家参与了年报审计。由此可见，我国审计市场存在过度的竞争，这种远远未达到最佳的市场集中度造成了审计质量低下。

（ 三 ）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与审计市场绩效的关系 余玉苗（2004）采用规范分析的方法，分析了行业知识、行业专门化与独立审计风险控制的关系。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行业专门化状况的初步分析，发现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还没有形成明显的行业专门化格局，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应将对行业知识的掌握作为审计质量和独立审计风险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培育行业审计专长，以努力提高上市公司审计质量，降低出现审计失败的风险。陈涛、张雁翎（2006）以2004年聘用了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检验了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和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表明，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盈余管理之间呈现出显著的反向关系，相对于聘用不具有行业专门化的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而言，聘用具有行业专门化会计师事务所的上市公司的管理层进行利润操纵的范围会更小。而盈余管理是衡量审计质量高低的指标之一，也就是说，选择具有行业专长的会计师事务所有助于提高盈利信息质量的可靠性，进而提高审计质量。蔡春、鲜文铎（2007）以2001年至2004年在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上市的4332个非金融行业公司为样本，对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我国上市公司审计市场中，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质量负相关，这与国外大量研究证实的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能够提高审计质量的结论相反。进一步分析表明，目前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总体上独立性相对不高、易受行业内经济依赖度的负面影响和行业专长发展程度较低是造成这种负相关性的主要原因。胡南薇、曹强（2008）从审计服务供求两方进行经验分析，以验证中国审计市场是否需要专门化经营。研究表明，行业专门化水平的提高能够给会计师事务所带来审计收费溢价，同时也能给投资者提供高质量的审计服务；研究还进一步发现，在我国审计市场，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门化经营具有“非常快”（very fast）的学习效应，能显著提高审计质量,认为应当大力、广泛推广会计师事务所的行业专门化经营。董秀琴（2009）使用分行业横截面Jones模型（1991）估计出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作为盈余质量的表征变量，分别从投资者和财务报告的视角研究了行业专长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表明，投资者感知行业专长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客户的盈余质量更高，行业专长会计师事务所比非行业专长会计师事务所具有更高的审计质量。胡南薇（2009）用可操纵性应计项目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变量，以2003年至2005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分别检验了审计市场行业专门化经营的内在绩效和外在绩效，研究结果表明，行业专门化程度与审计生产效率正相关，异地所较之本地所具有更高的审计生产效率；行业专门化能改善审计质量，从而满足了投资者对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要求，行业专门化也能够提高审计收费，事务所从而能从中实现较高的回报。研究还发现，行业专门化具有“非常快”的学习效应，审计质量会随着行业专门化水平的提高而大幅度的提高。

三、研究述评

从以上综述可以看出：（1）我国审计市场结构是大多数文献关注的重点。我国学者采纳了国外关于审计市场研究的经验和方式，研究多数集中在产业组织理论结构主义观点，从实证角度考察审计市场结构。审计市场结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审计市场集中度。目前主流的观点认为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偏低，应该采取措施建立起寡占型的市场。但从前面笔者对审计市场集中度的总结可以看到，我们无法在一个连续的时间段内找出我国审计市场集中度的变化趋势，一是由于大多数学者的研究只是集中于某几年的时间，二是由于在研究指标的选取、样本数据的选取中存在差别无法形成系统比较。（2）根据产业组织理论，行业专门化、规模经济以及进入退出壁垒都是市场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已有文献对于审计市场结构的市场集中度外的其它方面缺乏研究。（3）审计市场结构对市场绩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部分学者对我国审计市场结构变化前后的审计质量、独立性等进行了分析，发现由于市场集中度低使得市场绩效大幅度降低，行业专门化与审计质量存在正向或者负向相关的关系等。但是笔者发现在研究中缺乏对审计市场绩效的系统衡量，并且涉及的时间范围也很分散。许多研究局限在描述性统计分析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对审计市场绩效的衡量大多数都是集中在审计质量方面。虽然在审计市场中审计质量的高低关系到整个行业的发展，但是却不能忽视作为一个产业的审计市场的利润水平的考察。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利润水平是衡量市场绩效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在当前我国关于这个方面的研究中有所欠缺。第四，缺乏对具体的审计市场行为的分析。大部分学者以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为分析框架，根据这一分析框架，市场结构决定了市场行为，在一定的市场结构下，市场行为又决定了市场绩效，而大部分学者都是直接研究审计市场结构与审计市场绩效的关系，缺乏对审计市场行为对审计市场结构和审计市场绩效影响的分析。

*本文系中国海洋大学人文社科规划项目“我国审计市场信息传递机制有效性研究”（项目编号：H07ZD0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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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胡南薇、曹强：《中国审计市场是否需要行业专门化――新审计准则颁布后的思考》，《财经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1期。

［26］董秀琴：《会计师事务所行业专长与审计市场绩效的经验研究》，《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年。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4

[论文摘要]云南是民族文化大省，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民俗文化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其中从经济学、人类学等方面，对云南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研究状况作了总结，可资参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此外，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现代旅游规模的日益扩大，民俗文化的市场化程度也不断加深，由此而带来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及民俗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尤其是负面的影响越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这些负面影响大多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涉及到社会文化和环境影响问题，成为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最感兴趣的领域。随着民俗旅游商品化倾向的日益严重，国外很多学者开始在“真实性”和“舞台性”两方面展开了研究，试图寻找民俗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出路。在这方面，影响最为深远的理论就是马康纳(macannel)的“舞台真实”理论，较系统的探讨了关于旅游景观系统的六种舞台类型。国内对民俗文化市场化的境遇研究，较少有比较系统论述的著作，大多只是在民俗旅游的研究中有所涉及。虽然有一定数量的文章谈及民俗文化的市场化，但是对于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实例探讨的文章并不多，在笔者涉猎的文献中尚未发现从市场化境遇角度出发来研究云南民俗文化发展的专题性论著。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5

[关键词]房地产市场发育；区域差异；聚类分析

[作者简介]何风琴（1990―），女，东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不动产经济与管理；陈荣清（1973―），男，东华理工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地可持续利用、土地整理。（江西南昌 330013）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土地整理中农户宅基地退出决策行为分析及管控措施研究”（41261041）

一、问题的提出

住宅商品化的推行，房地产业在我国迅速兴起和发展，中国房地产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房地产市场表面繁荣也难以掩盖其深层次的症结，一些问题还日趋严峻，为此，国家出台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纵观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都是采取了“一刀切”的调控模式，没有充分考虑到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区域差异、空间差异。这些调控模式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国局部区域房价上涨仍然过快，房地产供给结构矛盾仍然突出，房价上涨速度远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房地产市场分类研究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对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有重要意义。

因房地产商品的不可移动性，关于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研究较多，主要是集中在从房地产市场发展单方面指标的差异分析、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分析、35个大中城市的差异分析、采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研究区域差异性。如90年代张二勋就认为房地产市场的研究需要强调空间和区域差异，陈浮、王良健（2000）从土地出让市场化程度、住宅私有化程度等指标分析了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差异，顾云昌（2004）从房价入手分析了北京上海广州房地产市场差异，郑大川（2008）在行政区域划分基础上运用聚类分析方法对房地产市场进行了区域分类的探索，把全国房地产市场分成了7类，辛园园、杨子江（2011）从住宅市场的规模、人均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对35个大中城市住宅市场的差异性进行综合研究，范莉丽（2014）用泰尔指数测度中国房地产价格区域差异。

上述学者研究思路和方法为本文撰写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但其研究也有不足之处，比如研究对象上主要集中在东中西部比较，研究内容上侧重单项指标的比较，不能系统地建立房地产市场发展指标体系进而分析这种差异性，本文主要针对江西省11个地市开展研究，以期从江西省房地产市场发展综合指标方面对这种差异性进行尝试分析和探索。

二、江西省房地产市场发育现状分析

本文数据来源于江西省2014年年鉴数据，从房地产开发投资状况、房地产市场供需方面、房地产信贷规模、房地产市场结构等四个方面分析了房地产市场发育状态。以下利用的人均指标均采用市域地区人口数。

本文参照全国同类研究，采用人均指标来对比各地市房地产投资状况差异。

从图中可以看出，人均房地产开发投资差异较明显。人均房地产开发投资较多的有南昌市、新余市、鹰潭市、景德镇市、赣州市，分别为人均7834.06元、3592.98元、3205.94元、2634.49元、2319.19元，其中前三个地市超过全省水平，较多的人均开发投资与其良好的经济基础有关系，南昌市与排在末位的吉安市人均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差距最大，达到6555.21元，与排在第二位的新余市也相差4241.08元。倒数第二位的上饶市与吉安市相差322.92元。

新余市人均住宅竣工面积处于前列，遥遥领先其他地市，人均0.8m2，南昌市以人均房屋竣工面积0.72m2排在全省第二位，其次是宜春市0.44m2、九江市0.41m2、赣州市0.30m2、上饶市0.26m2，江西省各地市房地产供给方面差异较大。

从图中可以看出，2013年江西省各11个地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差异较为明显，各地市销售面积差异曲线起伏较大，也就是说各地市房地产市场需求有很大程度上的差异。商品房销售单价虽然差异不明显，但还是有略微差距。萍乡市销售面积最小，两者相差777.77万m2，商品房销售均价相差2779.46元/平米，各地市销售均价相差最大3302元/平米。赣州市其商品房销售面积仅次于南昌，全省第二，两者面积相差259.70m2，销售均价相差1788.24元/平米。

11个地市国内贷款来源所占资金来源比重差异较大，上饶市、南昌市、萍乡市国内贷款比例相对较大，达到16.47%、14.85%、13.06%，说明这三个地市利用金融水平能力相对其他地市较强。鹰潭市自筹资金比重在其他地市中最高，达到54.92%，国内贷款比重最小，只有2.68%，说明鹰潭市房地产开发资金主要靠企业自身筹集，借助外界力量较小，景德镇市、抚州市、赣州市、国内贷款比重都较低，分别为5.76%、7.93%、9.68%，都低于10%，信贷规模较小。

南昌市90平米及以下住宅销售比重相对其他省市较大，达到24.49%，景德镇市、九江市、抚州市90平米住宅销售比重较大，但都没有超过20%，分别为17.96%、16.58%、16.19%，而萍乡市、宜春市、吉安市比重在全省水平比重较小。

以上分析主要是从房地产市场发育单项指标分析了11地市房地产发展现状和其差异性，为了更全面的体现这种差异性，本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深入综合分析差异性。

三、江西省房地产市场区域差异综合分析

（一）聚类分析原理与方法

聚类分析是用来对所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的方法，通过简化变量个数，以便针对性地进行研究。聚类分析的前提假设是研究的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关系。假设所研究的有N个变量，每个变量有M个特征，变量之间的某些特征有相似性。把相似程度高的变量划为一类，再重新计算相似程度，把相似程度高的划为一类。以此类推，直到所有变量划为一类。聚类分析分为系统聚类法和非系统聚类法。而系统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是通过产生一个层次树，把T维向量中最近的向量连接到一起，再连接最近的下级组。不同的方法是因为对“最近”的不同定义。样品与样品之间的常用距离主要有，绝对值距离、欧式距离、明可斯基距离、切比雪夫距离、马氏距离，本文主要用到欧式距离。

（二）聚类分析指标的选定

在对不同区域房地产市场进行分类时，需要对房地产市场的各个主要方面选取不同指标，如在市场规模、供求关系、市场结构、市场发展阶段以及资金来源各方面中选取主要指标进行考核。这样才能全面又主要地抓住各区域房地产市场的差异特性和共同性。

聚类分析指标的选择应该科学合理规范，所选取的指标基本上能反映房地产市场发育状况，同时具有数据获取的可行性，本文拟选择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速、房屋施工面积、人均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人均房屋竣工面积、房地产开发资金国内贷款来源、房地产开发资金国内贷款来源占房地产开发总来源比重、房屋销售额、房屋销售面积、房屋销售均价、房屋销售均价增速等11个指标。该11个指标包含在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施工、房地产销售、房地产信贷规模四个大类中，这四个大类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房地产经济活动，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房地产市场差异。

（三）分类结果及分析

在聚类之前，为消除指标的量纲不同带来的误差。要对表二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spss默认的标准化方法就是z-score标准化。这种方法基于原始数据的均值（mean）和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进行数据的标准化。将A的原始值x使用z-score标准化到x'。z-score标准化方法适用于属性A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未知的情况，或有超出取值范围的离群数据的情况。新数据=（原数据-均值）/标准差，然后再利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进行聚类分析，得出聚类分析树状图如下：

为了结果的准确性，本文还采取了变量平方欧式距离法和类与类组间平均距离法的组合，得出和上文距离法组合一样的分类结果。

通过对十一地市聚类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全省的房地产市场可以划分为四大类：省会发达区只有南昌一个省会城市；赣南较发达区包括赣州市；赣东赣中潜力区包括九江、上饶、宜春、吉安、抚州、萍乡、景德镇、鹰潭市；赣西欠发达区包括新余市。

根据分类指标对分类区域进行差异分析，结合各地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指标进行综合分析。

1.省会发达区

省会发达区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较高，多项指标均在其他地市之上，从表二可以看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增速、人均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房屋销售面积、房屋销售额、房屋销售均价、房屋施工面积、房地产开发资金国内贷款来源分别为406.14亿元、17.94%、7834.06元、841.49万m2、597.50亿元、7100.52元/m2、3992.51万m2、109.58亿元，这些指标都位于全省前列，作为江西省的省会，宏观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固定资产投资的稳步增长，为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提供较为坚实的基础，2004-2013年南昌市地区生产总值以年均15.78%的速度从770.46亿元增加到3336.03亿元，远高于其他地市。各项指标的遥遥领先使得南昌市房地产市场较其他地市都发达。

2.赣南较发达区

赣南较发达区赣州市房地产市场发展虽然没有省会发达区南昌的迅速，很多指标仅次于省会发达区南昌市，2004 -2013年赣州市地区生产总值以年均15.58%的速度从393.35亿元增加到1673.71亿元，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高于其他9个地市，所以2013年赣州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房屋销售面积、房屋销售额、房屋销售均价、房屋施工面积、房屋竣工面积、房地产开发资金国内贷款来源等指标都仅次于省会发达区，分别为196.62亿元、581.79万m2、309.06亿元、5312.28元/m2、1919.14万m2、251.24万m2、31.84亿元。这些指标都高于其他九个地市，但由于赣州市人口规模最大，2013年达到847.80万人，其人均指标处于全省较低位置。

3.赣东赣中潜力区

赣东赣中潜力区包括九江、上饶、宜春、吉安、抚州、萍乡、景德镇、鹰潭市，赣东赣中潜力区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大部分指标均低于省会发达区和赣南较发达区，且指标间相差较大，但由于这些城市经济稳步向前，各地市旅游开发较快，人均收入也在不断提高，房地产市场发展潜力无限。宜春市被授予中国宜居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称号，为房地产市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一定程度上刺激买房需求，2013年宜春市房屋施工面积仅次于南昌、赣州市，在赣东赣中潜力中面积最大，为1189.80万m2。九江位于长江、京九铁路两大经济开发交叉点，是长江中游区域中心港口城市，其房地产市场发展在赣东赣中潜力区中较发达，2013年九江市房屋销售面积、房屋销售额、房屋销售均价在赣东赣中潜力区中均达到最高水平，分别为304.84万m2、147.44亿元、4836.69元/m2。景德镇市是江西省重要的旅游与工业城市，世界瓷都，2013年其人均房屋竣工面积0.49m2，在赣东赣中潜力区中最大，仅次于南昌市。进入21世纪以来，上饶市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基本形成，进入工业快速增长时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房地产开发投资不断增加，201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达到106.75亿元，仅次于南昌、赣州市，同时房地产开发资金利用金融工具的水平全省最高，房地产开发资金国内贷款来源比重占16.47%。赣东赣中潜力区房屋销售均价水平较一致，均远低于省会发达区南昌的7100.52元/m2，略低于赣州的5312.28元/m2，八个地市均价相差不大，九江4836.69元/m2与4022.18元/m2最大相差814.50元/m2。

4.赣西欠发达区

赣西欠发达区的新余市大多数房地产市场发展指标在江西省都处于较低位置，新余市人口规模较小，是房地产市场发展限制性因素，但同时也是其人均指标在全省水平较高的原因，新余市作为江西省的一个新兴工业城市，城市化率达到56.6%。201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额41.52亿元，较2012年提高了67.91%，2012年开发投资额只有24.73亿元。可见，新余市房地产开发投资额一直以来较少，但其人均房地产投资额在全省处于高位，人均3592.98元，仅次于南昌，人均房屋竣工面积在全省首位，人均1.08m2。2013年房屋销售面积、房屋竣工面积、房屋销售额分别为131.78万m2，124.33万m2，150.5亿元，人均房屋销售均价全省最低3798.52元/ m2，与全省最高均价水平相差3302元/m2，与全省均价水平第二的赣州市相差1513.76元/m2。

四、小结

本文通过利用房地产市场发展指标，采用聚类分析方法，把江西省房地产市场划分为四个区域，即省会发达区、赣南较发达区、赣东赣中潜力区、赣西欠发达区，并且从房地产开发投资额、房地产供给需求、房地产市场结构、房地产信贷规模四方面详细分析了四个区域的市场发育差异性。这种差异性的分析结果为江西省针对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实行分区调控提供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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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6

我国在对外开放旅馆、酒楼的基础上，1992年对外开放商业零售业，自上海八佰伴作为国内正式批准的第一家中外合资零售企业后，目前世界前50家最大零售商已有70％进入中国。2000年底外商投资商业企业（按活动单位算）在我国已发展到475家，港澳台221家，进入WTO后我国进一步开放国内流通产业。为此，近年来这一问题成为理论研究的一个焦点。

国家计委宏观研究院课题组认为，中国流通业面临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遇：（1）有利于流通产业的重组整合，为加快现代流通业发展提供机遇；（2）有利于国内新兴物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推动我国流通业的现代化进程；（3）有利于流通企业，特别是国有流通企业的改组、改造，为企业的规模化、集团化提供机遇；（4）有利于进一步转变政府管理职能，为加快新型宏观流通管理体制建设提供机遇；（5）有利于扩大国家调控商品市场的空间，为我国产品结构的调整创造条件。

加入WTO后，我国流通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及不利因素有：（1）由于我国商品流通业发展的整体竞争力不强，必然会丧失一部分国内市场；（2）商品流通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流通企业将可能被外资并购；（3）对我国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管理水平和效率提出了严重的挑战。

对于应对战略，他们认为：（1）实施“以全面提高商品流通业的核心竞争力，积极推进我国流通业的国际化、现代化进程的中期战略；（2）实施国有流通资本有进有退战略；（3）实施流通企业集团化、连锁化发展战略。

对于应对措施，他们认为：（1）充分发挥政府的指导作用，有组织地采取应对各种挑战的措施；（2）加大对内开放的力度，同时不失时机地加大走出去的步伐；（3）加快流通领域法律法规体系建设；（4）树立全面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意识，积极推进流通企业组织结构的战略性重组，深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我国流通企业生力军。

对外商进入中国零售市场走势分析，有人认为，“重点对峙、三分天下、立足中小、稳住农村”。所谓重点对峙，即从外资与内资的关系来看，今后的竞争，主要集中在重点地区、重点城市和重点业态。所谓三分天下，即国内连锁超市将形成外资连锁、国企连锁、民营连锁三足鼎立、互相制衡的基本局面。所谓立足中小，即从中国零售业发展前景和自身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来看，本土商业总体上应立足于中小城市，占领中小城市市场。所谓稳住农村，即农村市场外资难以占领，国内商业能够站稳，并有发展空间。

有人认为，入世后我国市场竞争将发生十大变化：（1）市场竞争由国内的局部的，不完整的竞争转向国际化的，全方位的竞争，将由国内市场的国际化变为国际市场的国内化；（2）市场竞争将由单体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向群体企业之间的竞争；（3）市场竞争将由生产能力的竞争转向生产能力×流通能力的竞争；（4）市场竞争将由产品竞争转向品牌的竞争；（5）市场竞争将由行业存在形式的竞争转向商业存在模式的竞争；（6）市场竞争将由单纯追求市场份额的竞争转向对市场快速响应能力的竞争；（7）市场竞争将由直接争夺客户的竞争转向争夺销售终端、创造客户价值的竞争；（8）市场竞争将由价格战、广告战等单一形式的竞争转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的高层次的竞争；（9）市场竞争将由对货币资本投资的竞争转向对人力资本获取的竞争；（10）市场竞争将由完全决定于企业效率的竞争转向政府行政效率的竞争和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竞争。

商业文化

商业文化是一种古老的经济文化现象，但对商业文化的研究和商业文化的创建，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被提出来、重视，90年代初得到迅速发展，并曾一度形成“商业文化热”。

1988年有人首倡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指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品流通领域各行各业、各个过程、各类商品所创造、反映、传播的具有商业特质的文化现象。”分为商品文化、营销文化、商业伦理文化、商业环境文化4个组成部分。

商品文化是指商品的设计、生产、装潢及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来的文化价值，它侧重于研究商品的文化特色、审美功能、时代感和适应性、市场形象和社会功能等；

营销文化是指以文化观念为前提，以切近人的心理需要、精神气质、审美趣味为原则的营销哲理、营销艺术。它侧重于研究具有文化品格的营销手段，以消费者、社会利益为中心的营销原则，以竞争意识相统一为核心的营销力等；

商业伦理文化是指在商业活动中，调节商业从业人员之间，商业从业人员与社会各消费领域、消费层次之间各种利益关系的首先原则和惯例，它侧重于研究商业经济活动中的伦理价值取向、商业活动中的规范、商业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感等；

商业环境文化是与指与商业活动密切相关并直接或间接地赋予商业主体以感染力、驱逐力、约束力的各种文化背景的总和，它侧重研究商业建筑的文化意蕴、经商的社会心理环境、城市环境文化，以及商业活动中的人的文化素质等。

这一时期以商业文化、商业道德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有：1989年、1991年首届和第二届商业文化研讨会，以及96’商业道德国际研讨会，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

商业经济学科建设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许多商科院所先后建立了商学（贸易经济学）本科专业、博士生和硕士生专业，进行了商业经济（产业）学、流通经济（产业）学、贸易经济学、商学等教材建设，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贸易经济这一学科，并不断地完善她。

（一）从未停顿的学科建设

从学科建设角度而言，贸易思想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作为经济学科在中国也有半个世纪了，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学科建设处于一种持续低迷疲软状态，研究队伍、水平和情趣不断处于跌势，这里有教育部调整学科专业目录的客观影响，也有对该学科的主观认识的原因。全国高校商经教学研究会主持《关于贸易经济学科建设的思考》课题报告认为：（1）西方理论缺少对交换问题的专门研究；（2）马克思流通理论的一般性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报告提出了构建贸易经济学科的3点设想：

（1）贸易经济学科学化。贸易经济学所以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是因为具备特定的其它学科无法取代的研究对象，即它是一门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交换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也可以将其概括为“关系论”、“规律论”。“关系论”认为，缘于交换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中介地位，贸易经济学一方面要研究流通与生产、分配、消费的外部关系，另一方面也要研究商品流通领域内的商业内部关系。“规律论”认为社会商品交换过程既受普遍经济规律的影响，同时更受交换过程特有的经济规律的作用。贸易经济学的任务是揭示商品流通活动中的这些特殊规律。

（2）贸易经济学经济学化。一门学科独立存在的条件除研究对象清楚外，还应有属于本学科的一整套概念、术语和理论体系。贸易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是由本学科所特有的一些核心范畴来支撑的，它们是该学科的理论基石，应始终不渝地重视对这些基本范畴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来对流通实践进行描述、分析、解释。该学科的核心范畴应由下列内容组成：①交换；②市场；③流通；④贸易；⑤商业。

（3）贸易经济学的中国化。贸易经济学是不能引进的，因为西方经济体系中没有这样一门独立的学科，贸易经济学发展要始终强调中国特色，使之成为一门本土化的应用经济学。其中国化要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一是要继承原来的；二是要借鉴西方的；三是要吸收实践的。贸易经济学还就应注意研究“过渡”问题，对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的一系列流通实践问题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

在中国商品流通论坛第30次会议上，会议一致同意中国人民大学等专家向国务院学位办提出的建议：（1）将一级学科中的“应用经济学”改为“商学”或“商科学”；（2）将二级学科中的“国际贸易”改为“贸易经济学”；（3）一级学科为“商学”在二级学科中设立“贸易经济学（含内贸与外贸）、服务经济学、旅游经济学、市场管理学（含工商行政管理）、市场营销、消费经济学，并建议将此建议提交国家教育部。

（二）商学研究的取向

有人认为，当前商业经济领域应当特别关注的难题有5个方面：（1）对多主体参与的商品流通过程的系统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造企业大量介入流通，当前商品流通过程多主体参与（生产企业、商业企业、消费群体）的情况已相当普遍，应当对商品脱离生产领域到进入消费领域进行系统的研究，以正确认识商业“生产”的全过程及各参与者在其中的作用、价值和相互关系。（2）对商业活动服务性质和服务价值的研究。商业生产的直接产品是为商品交换所提供的服务，而服务的价值一方面是商业劳动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要得到市场的认同，对商业服务的性质及其市场价值的认定是商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问题。（3）对商业生产力组织和效益问题的研究。（4）重视高科技发展对商业组织和流通方式的影响；（5）重视对流通产业竞争与规制的研究。有人认为，应把流通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体系中去。有人认为，商贸院校应保留贸易经济专业。

（三）商科教育的比较研究

1998年《国际商科教育比较研究》、2002年7月《国际商科教育比较研究（续）――21世纪高等商科人才培养的研究》先后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次有组织（有14所院校参加）、比较系统的中外商科教育比较研究。

20多年是我国商业改革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理论成果最丰盛的时期，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又有一部分商业理论新著问世，仅举例说明：

――2002年出版的中国审计出版社出版的《商业理论创新丛书》，第一批主要有：《交换经济论》、《商业制度创新论》、《国家经济安全与流通》、《物流系统论》、《商品分销体系建立与创新》、《农业产业化与农产品流通》、《政府采购制度创新》、《商业产业组织创新》、《网络营销》、《市场失败与企业失败》。有三个特点：

（1）适应商业社会的发展需要，填补了社会对商业理论研究的不足，以商业通则和国际惯例为指导，结合我国现实情况，探索在新的形势下商品流通的特点、规律和存在形式，针对我国商品流通、商业活动存在的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设想和对策；

（2）在观点、体系和结构上有所突破，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商业现象做出了一些新解释；

（3）丛书的作者都是经济学博士，甚至是同学科全国学术带头人，即使个别刚走出校门的博士，也是研究生的姣姣者，学术研究颇丰，他们各有所长，形成本书丛书的作者群体，使丛书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可读性，有较高的社会价值；

――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2000年、2001年先后出版的《中国商业理论前沿》、《中国商业理论前沿Ⅱ》，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组织许多专家学者撰写，涉及加入WTO与中国商品流通业发展、电子商务与流通革命、商业模式及其价值评估、商业增长问题研究、商业制度创新研究、特许连锁经营研究、零售业态问题研究、可持续旅游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公共物品定价理论、信用消费问题研究、商品市场反垄断理论研究。专著具有几个特点：一是“专”都是一些专业性的问题；二是“新”，许多问题都是近两年来商业理论界与实际部门讨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热门话题；三是增加了有关价格、旅游、消费方面的内容；四是以阐明作者的看法和观点为主。

――2001年7月丁孝智《五四以来中国商业经济思想的发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研究了自1919年至1992年以来70年跨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中国商业经济思想和理论，特别是1919年至1949年这一时期的商业经济思想和理论，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填补了学术界的一个空白。

――2001年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城市商业发展的规模、规划、规范》，分别论述了城市商业发展的规模、规划与规范问题，各部分既独立成文，又浑然一体，较好地体现了由“三规”构成的城市商业数量、形态、形象三足支撑的关系。

总之，20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还对商业劳动的性质、商誉、商业运行模式、社会主义市场模式、粮食等农产品流通、民族贸易、现代物流、电子商务、旅游餐饮服务经济、消费和消费经济、会展经济、期货市场、租赁、消费信贷、假日消费、旅游与餐饮、电子商务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20多年来，中国商业经济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硕果累累，但由于篇幅有限，许多成果没有介绍。由于时间跨度较大，许多在当时属于新颖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流逝，又被新的观点所覆盖。同时，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即使已综述的观点也难免挂一漏万，恳请学界商界同行予以修正和补充。

展望21世纪的商业理论研究，我们清醒地看到：我国流通产业正面临着进入WTO的机遇和挑战，中国商业理论还有许多难点、热点问题需要去探索，如商业基础理论研究、商业现代化、业态结构调整与创新、现代物流与配送、电子商务、流通产业贡献率、商业企业改革与创新、商业行业协会及制度、西方商业理论、贸易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中国商业领域重大对策等。在最近几年，流通理论界应重点研究以下十大问题：

（1）国有控股商业企业产权制度深入改革；

（2）城市商业网点规划的重要性，现状和规律；

（3）商品流通企业的信息化；

（4）评估城市流通渠道合理化的指标体系；

（5）商品分销渠道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6）中小商业企业现状评价及其发展对策；

（7）农工、工商、商商一体化以及农村流通与城市流通互动；

（8）流通领域商会、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和制度建设；

（9）现代流通渠道中的物流与配送；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7

关键词：城市；流通；城市流通系统

中图分类号：F7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3)-0089-08

对流通问题和城市问题的研究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并且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理论体系。然而，有关城市与流通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的研究却很少。事实上，城市问题与流通问题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与商品流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已达到很高水平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处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城市流通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都是各级政府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我国随着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进程的推进，城市规划建设与城市流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和问题也日益突出。因此，从城市的角度来研究现代流通问题，或从流通的角度来研究城市问题，无论对理论创新还是对指导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拟从城市的角度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初步研究，并提出一个城市流通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框架。

一、西方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经典研究

城市就其本质而言是相对于农村的一个地理概念，这一特征决定了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无法脱离地理学的影响。从城市流通问题研究的现有成果来看，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业地理学或商业空间学领域内。欧美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始于1920年，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并形成了以中心地理论为研究重心的新古典主义学派、数量革命引领下的空间分析学派和以消费者行为研究为导向的行为学派这三大理论流派。三大流派虽然在研究方法与重心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其研究的内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理论和城市商业空间选择理论两大方面。

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理论的研究重心是城市商业中心的性质、功能以及城市商业空间层级结构的界定，目的在于对商业空间类型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解释。该研究领域是以德国经济地理学者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提出的三角形聚落分布、六边形市场区框架、等级序列和门槛人口的内涵，以及根据市场、交通和行政原则得出的网点类型等原理为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其影响也极为深远。德国经济学家勒施提出的“经济景观模型”认为不同层次中心地之间存在着互补性，同一层次中心地的功能未必相同的观点是对克氏理论的补充。由于中心地理论的“理性人”假设抽象掉了消费者行为的差异，忽视了人在塑造空间结构中的作用，这一理论局限导致了行为学派的兴起。该学派强调空间结构的分析必须关注消费者的决策过程，从消费者的需求出发，充分考虑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对商业空间结构问题进行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是Rushton，其在1971年提出的“行为－空间”模型中提出了与中心地理论完全不同的消费者行为假设，认为消费者的行为在任何层次的中心地都会出现大量、多目的的差异，Rushton的理论模型对后来的研究者也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的其他代表性理论还有Davis的“购物中心等级发展模型”、Dawson的“零售地理制度性研究架构”、Potter的“消费者行为决策的空间利用场”理论和Murphy和Vance的对城市商业中心内部结构进行研究的地价模型、区位模型以及CBD界定的方法体系等。

城市商业空间选择理论侧重于商业区域的评估与选择，以及城市商业区市场区范围的界定等研究内容。Getis得出了商业总零售额随着离市中心距离的增加而减少的研究结论；Lee通过对不同类型零售店之间的区位影响进行分析，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零售店之间存在的集聚、独立以及回避三种分布类型；O’Kelly提出了多目的、多停留的购物出行过程中零售设施的需求模型；Ghosh和Craig针对竞争环境中的区位选择问题提出了区位分配模型；Ghosh和Malaffety对多目的购物出行对零售企业之间的空间竞争影响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多目的购物会导致竞争企业的分散分布；Jones和Simmons根据“市场区的形状或空间形态”、“市场区业种的功能结构”以及“计划与非计划”等因素将城市零售商业的市场区划分为空间垄断型、可介入市场型和分散市场型三种。对市场区的划分，即对城市商业区吸引范围的研究一直是城市商业空间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该领域的经典研究有：Reilly提出的零售引力法则认为城市商业从周围地区吸收的销售额与该城市到周围地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Converse在零售引力法则的基础上导出了两城市市场区的断裂点公式；Huff以零售引力法则为基础从概率论的角度提出的计算零售范围的公式等。

除上述欧美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外，日本学者也从商业地理学和流通理论两个角度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荒川佑吉、田村正纪、山中均之对城市内部零售商业集聚类型和商业街问题的研究；服部二郎对城市间商业集聚的研究；阿部真野和宇野史郎、宇野史郎对日本城市流通系统及其变革的研究；以及藤井正、生田真人、高桥伸夫、川口太郎等学者从消费者行为视角对城市商业结构和商圈问题的研究等。

二、中国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从商业地理学和流通理论两个方面进行的，其中尤以商业地理学的研究最为活跃。我国商业地理学者对城市商业空间问题的研究深受中心地理论的影响，研究的主流是对中心地理论在我国具体地区的实证。1980年以后，中国商业地理学者开始利用中心地理论对中国某些城市的内部商业空间进行研究，如徐放、宁越敏、吴郁文等分别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商业中心区位结构、零售企业的区位布局的研究。1990年以后，又有学者继续对昆明、北京、南京等城市的商业空间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在这些趋同的研究中，也有一些学者将时间维度纳入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研究框架，利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北京城区的市场变迁和上海商业空间结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受西方行为学派的影响，我国学者在1980年以后也开始对消费者行为差异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的影响进行初步研究，如刘东英对城市消费特点与零售商业发展模式的相关性问题进行了研究；还有一些学者结合消费者行为对上海、广州等城市的商业空

间结构进行了实证研究。除了上述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实证研究外，杨吾扬教授就区位论与经济地理学、空间经济学、产业和城市发展以及区域规划的关系等基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城市商业空间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仵宗卿基于商业活动的动态供需平衡提出了城市商业活动空间结构研究的新框架和技术路线，该框架建立了一个多维度的分析体系，为我国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台湾学者陈坤宏和王鸿楷在吸收西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大量的实地调查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各种消费行为及其空间分布的差异性、各种商业业态的规模、集聚程度和方式、等级性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

除了商业地理学者的上述研究，我国流通理论学者也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但这些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形成体系。谢朝斌对城市化与现代商品流通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化过程是现代商品流通发展与变革的直接推动力量，而现代商品流通产业的发展也反作用于城市化过程。晏维龙等学者对城市化与商品流通产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商品流通产业发展与城市化过程之间的密切关系。汤宇卿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现代城市流通系统空间分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和城市商品流通优化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晏宗新对商品流通空间结构的内涵、运行机理与效应以及商品流通的空间优化问题进行了研究，但该项研究的视野过宽，部分研究内容超越了城市流通的范畴。

三、对城市流通问题研究现状的几点评述

综观上述国内外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大多是由商业地理学者完成的，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也以地理学的空间分析为主。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欧美国家没有完整的流通理论是相关联的，而流通理论比较发达的日本就有大量流通学者对城市流通问题进行研究的成果；另一方面，地理学者大量介入对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与城市的地理属性和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传统也紧密相关。

第二，正是由于城市流通问题的研究主体是地理学者，这就决定了现有的成果侧重于城市流通系统的空间层面，而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趋势这一时间维度缺乏足够的关注。我国学者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对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是将时间维度纳入商业空间分析，这是很好的尝试，但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

第三，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城市流通系统中的零售商业关注较多，而很少有专门对城市批发商业进行的研究。无论就现代商品流通系统，还是就现代商业系统而言，零售商业和批发商业都是构成该系统的两个核心于系统，因而只关注零售商业而忽略批发商业的城市流通研究是不完全的。

第四，现有的研究成果对单一城市层面或城市内部商业区的研究关注较多，而对城市间的流通问题关注则较少。城市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是无法独立存在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城市之间的分工与贸易日益复杂，城市之间存在的复杂的商品流通网络是城市流通系统重要的构成部分，因而只关注单个城市而忽略城市之间的流通网络系统的研究也是不完整的。

第五，由于流通理论学者缺乏对城市流通问题研究应有的介入深度，导致在对城市流通系统的研究中出现了对流通经济中的一些理论和概念的误解，如对零售商业业态的分类和认识等方面出现的不是十分准确的提法等。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是学科之间的差异和学者的知识结构和背景的不同造成的，但这种现象的存在无论是对商业地理学，还是对流通理论的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

四、城市流通系统及一个综合性研究框架

(一)城市流通系统的含义及其形成与发展

本文将城市内部以及城市之间的并与城市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商品流通系统称为城市流通系统，它包括城市零售系统与城市批发系统。城市流通系统的形成是与人类的市场交换活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的形成与发展相联系的。市场交换是现代市场经济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调节机制，人类的市场交换活动有着悠远的历史。在前市场经济社会，市场交换活动的主要形式是“市”，而且大多是定期开设的“市”。在这种情况下，交换主体必须同时向某个特定的场所集聚，否则就无法进行交易活动。由于“市”的产生，并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市”集聚，从而也就在“市”的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城市。但是，由于这种“市”不是长期开设的，而且规模也很有限，因此，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城市规模也很有限，虽然此时产生了城市流通系统，但其还不是很发达。随着“市”的长期而固定化，社会生产的商品和服务也越来越向城市集中，与此同时，为了获得这些商品和服务，人、财、物与信息就会越发向城市集中，特别是产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大工业体制的形成，市场经济更是得到了飞跃的发展，城市流通系统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复杂。

城市流通系统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变化。近代城市从封建社会内部的交换中心――“市”逐渐向其现代形态演变的过程中，不仅规模越来越大，而且功能也日益完善，特别是向城市内部及其周边居民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形成了以现代城市及其周边居民为服务对象的“服务城市的产业”。同时，这种产业内部也不断进行着分化，逐渐形成了各种零售商业、物流业、金融与保险业以及饮食服务业等产业门类。然而，城市的商业活动并不仅仅限于这些服务城市的产业，在集市贸易发展的初期就已经出现了来自其他城市，甚至其他国家的远距离贩运商人，这些商人的活动不仅使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得以分离，更使城市流通系统的边界由城市内部扩展到城市之间，从而形成了城市间流通系统。但作为对外交易的城市批发商业真正发挥作用却是在产业革命以及商品流通的规模与范围得以扩大以后，并且随着批发商业的发展，其内部也开始了复杂的产业分化，形成了现代城市批发系统。更为重要的是，随着城市批发系统的发展，作为市场经济连接点和集结点的城市，也不断分化为集中大量商品和服务的大城市、只能集中少量商品和服务的小城市，以及处于中间状态的中等城市，从而使城市流通系统也形成了层级性。特别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大量生产体制的确立，进一步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规模与范围，也进一步扩大了城市之间的交易关系，从而使城市批发流通系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但必须指出的是，随着现代生产与流通产业的发展，城市流通系统的上述界限也具有越来越模糊的倾向，如一些大型连锁零售商除具有本来的零售功能外，还具有在较大的空间范围内组织商品供应与流动的批发功能。这些大型连锁商业企业更加推动了城市间流通系统的发展，形成了日益复杂的城市交易网络。

(二)城市流通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框架

综合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历史及其研究现状，本文提出的城市流通系统整体研究框架如图1所

示。为了对复杂、多层次的现代城市流通系统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既要对整个城市流通系统进行总体观察，又要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内部结构进行具体分析，同时还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现代城市流通系统的现状与未来进行分析与预测。为此，对现代城市流通系统的研究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内容：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系统的关系、城市流通系统的结构，以及对城市流通子系统的时间和空间维度的分析。

1．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系统的关系。城市流通系统是城市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同时它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而它与城市系统中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化与社会等子系统之间存在着持续的相互作用。作为经济过程的一个环节，城市流通系统首先是城市经济系统的构成部分，因而它与城市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是整个系统关系的核心。如图2所示，城市经济是由城市内部的收入及其循环所构成的，即通过城市的对外交易而产生的收入及其循环使城市经济得以运行，并通过循环的扩大而使城市经济得以增长。城市经济理论一般将城市通过对外交易而获得收入的产业称作“外需产业”，即通过向城市外部销售在城市内生产的商品与服务而获得收入的产业。与此不同，利用从城市外部获得的收入而在城市内部进行循环的产业叫“内需产业”，即以城市内部的消费市场或投资市场为基础而产生并发展的产业。我们可以将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描述如下：“形成城市的产业”越发展，从城市外部流入城市的收入也就越多，从而意味着城市内部的“形成城市的产业”的收入也越多，进而使就业者的收入也越多。这样，就会形成并扩大城市内的消费市场从而使“服务城市的产业”得以发展、壮大。在城市流通系统中，批发商业通过连接城市之间的交易而获得收入，承担“形成城市的产业”的职能；另一方面，零售商业是“服务城市产业”的重要行业。零售商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从城市外部获得收入的“形成城市的产业”的发展。这是因为“形成城市的产业”如果能够得到发展，就会使城市内的企业收入与就业者收入增加，从而形成新的消费市场或投资市场，进而促进“服务城市的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当然，财政资金或公共投资也会对城市内收入的增加做出贡献，从而扩大“服务城市的产业”的发展基础。但是，在城市内产生的收入未必只在城市内部循环，收入从城市内流向城市外，或从城市外流人城市内是经常发生的。一般来说，城市越发展，从城市外部流入的收入就会越多，从而越有利于“服务城市的产业”，特别是零售商业的发展；相反，城市越不发展，城市收入向外部流出就越多，从而就会导致零售商业发展的停滞或衰退。

除了上述与城市经济系统之间的联系外，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政治、法律、文化以及社会等子系统之间也存在着持续的互动。就城市政治和法律系统而言，一方面，城市政府与中央政府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各种经济政策会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如一些政府制定的流通政策对城市流通系统中的批发商和零售商的经营行为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也会反作用于城市政治和法律系统，如流通产业的发展为城市带来的若干问题会促使城市政府采取措施对城市流通产业的发展进行规制和管理。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文化和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也非常明显，如新型零售业态的出现对城市居民消费和生活习惯的影响，以及国际流通企业的进入对当地社会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均是城市流通系统与城市文化与社会系统之间互动的生动写照。

2．城市流通系统的结构。如前所述，城市流通系统在发展过程中分化为两个子系统，一个是对内交易系统，即城市零售系统，一个是对外交易系统，即城市批发系统。城市批发系统的承担者是批发商业，而城市零售系统的承担者则是零售商业。城市批发系统通过对外交易，将商品与服务集中到城市，从而为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产业革命以后，随着机器工业生产体制的建立，城市之间的交易关系与交易规模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大为扩大了，这更使城市批发系统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批发商业系统本身也在不断进行着分化，即分化为收集型或产地型批发流通系统、分散型或销地型批发流通系统和中转型批发流通系统。收集型批发流通系统的主要职能是将城市生产的商品向城市外部输出；分散型批发流通系统的主要职能是将城市外部生产的商品向城市内部输入；中转型批发流通系统的主要职能是媒介以上两个批发流通系统，并连接城市之间的交易网络。另一方面，城市批发系统还进一步分化为专门经营某类商品的不同业种的批发系统。同时，现代社会中，除上述以专业批发商为主导的城市批发系统外，还有其他非专业化的城市批发系统：一是厂商主导的批发流通系统，二是零售商主导的批发流通系统，它们共同构成了现代城市的批发系统。批发商业不仅通过广阔的商品流通网络将城市内部与外部相连接，而且批发活动的专业化与层级化使各种各样的批发商业向城市集中，并在空间上导致了信息与金融等中枢管理职能的集中，从而形成了广阔的城市批发流通网络，强化了城市之间的纵横联系，并在城市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层级关系。

另一方面，随着批发商业的集中，城市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了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这不仅为“服务城市的产业”――城市零售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更为其发展提出了挑战。在人口大量集中的大城市，一般都有较发达的交通系统及大规模的消费品流通市场，从而促进了大型零售商的产生及零售经营方式的变革。与批发商业一样，零售商业在发展过程中也经历了一系列的“零售革命”，不断出现层级分化与业态分化的趋势，从而也导致了不同类型的零售商业在空间上的分化。不仅如此，零售商业的层级分化与业态分化还进一步促进了零售商业的业种分化，即出现了便利品、选购品、专用品等经营商品上的专业化。从城市商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以经营选购品和专用品为主的零售店主要集中于大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中心部，而以经营便利品为主的零售店则主要集中于人口居住区。因此，零售商业的空间分化是非常明显的，并形成了若干零售商业的集中区，即零售商业集聚地。由于各种零售商业集聚的商圈范围不同，从而又进一步促进了城市零售系统的层级分化与空间分化。

3．城市流通系统的总量分析。城市流通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的经济系统，为了对该系统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与把握，首先应该对某一城市流通系统的总量进行分析，以在宏观上对该城市流通系统的状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对城市流通系统总量的分析，既要考察城市流通系统对城市经济的贡献度，同时也要考察城市流通系统内部两个子系统的总量，通过对城市零售业和批发业发展状况(批零系数的计算)的综合比较，进一步明晰该城市的商业类型特征。在了解与把握宏观总量的同时，为了深入了解城市批发系统和城市零售系统的发展状况，还应

当对这两个子系统的内部业种与业态结构，以及规模结构进行深入分析，并可以通过城市批发和零售产业相关数据的历史比较，以及与其他可比城市的横向比较全面了解城市批发与零售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

4．城市流通系统空间维度的分析。对城市流通系统空间维度的分析是该领域研究的传统层面，尤其是对城市零售系统的研究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就零售商业本身的特点而言，每一个零售店铺都有其相对固定的服务范围――商圈，因而零售商业本质上是以城市空间为依托进行布局和集聚，并在店铺和集聚地之间展开多层次的竞争，当零售商向特定区域集聚时，就会在该区域形成零售交易中心地，零售交易活动便以此为中心向其周边地区辐射，从而形成零售市场空间。集中在交易中心地的零售商将围绕该市场空间内的消费者展开竞争，同时，这些零售商又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其他交易中心地的零售商集团展开竞争，即相互争夺零售市场空间。其竞争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市场空间。因而，零售商业集聚的类型、消费者的空间选择行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市商业中心的等级结构和竞争结构是城市零售系统空间分析的重要研究课题。正是由于零售商业与城市空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城市零售系统空间分析的另一个重要领域在于城市中心部与郊区之间的商业竞争。如前所述，随着城市批发系统的发展壮大，其不仅加强了城市内部市场与外部市场乃至国际市场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关联，也通过促使城市内部市场规模的变化(城市人口的增加)来推动城市内部市场的空间分化。其重要表现就是人口向城市中心区集中与向郊区分散的交替进行，从而引起了城市零售商业在中心区与郊区之间的竞争。因而城市商业离心化的原因、过程和水平，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中心商业街区的振兴和城市商业的规制等问题也是城市零售系统空间维度分析的重要课题。

批发商业与零售商业不同，前者受到商圈的影响较小，加之批发商业的功能是城市的对外交易，对城市空间的依托度也不如零售商业那样高。正因为如此，学者们对城市批发系统空间维度的关注远逊于对零售商业的关注。但尽管如此，日本学者围绕批发商业的对外交易职能，对城市批发商业活动造成的城市间交易网络，以及与之相关的城市间的层级结构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城市批发系统的空间维度的研究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展开：一个层面是由于批发商业交易向大城市的集中带来的相关资金流(金融功能)和信息流(决策功能)向大城市集中而在城市之间形成的多层次的交易网络。由于城市的位置、规模、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各个城市在城市交易网络中的地位与作用也会存在差异，既存在水平的协作关系，也存在垂直的层级关系，由此导致了城市间的批发交易结构问题。日本学者对大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在不同城市间的分布，即对城市间的交易网络和层级结构的研究就属于是这个层面的典型研究。第二个层面是通过城市批发企业的进货地点与销售地点的分析来研究城市批发系统的空间结构问题。不过这个研究层面受统计资料的制约比较明显，由于官方二手资料的不可获得性，这个层面研究的数据获得可以通过抽样和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得。另外，在城市内部，不同类型的批发企业在空间上的分布也是有所差异的，如港口城市的临港地区可能是批发企业集聚的地方，这一点可以从城市行政区之间的批零系数的差异反映出来。因而批发企业在城市内部的布局规律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5．城市流通系统时间维度的分析。任何城市的流通系统都要经历一个从无到有，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过程，因而对城市流通系统的深入研究必须将时间维度也纳入分析视野。将时间维度纳入分析框架使城市流通系统的研究嵌入在了经济史、商业史、城市史等史学背景中，将城市流通系统的演化历史与城市的发展历史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城市商业发展史、城市商业中心的演化史、典型商业企业的发展史等内容都是这个领域的重大研究课题。与之相应，时间维度的另一个层面是对城市流通系统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在该主题下，城市商业规划与政策、未来城市发展定位以及城市发展战略问题都是重大研究领域。必须指出的是，时间维度的历史与未来层面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对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历史轨迹有了清晰的认识才能准确地把握城市流通系统的发展动向和趋势；同时也只有带着发展的问题去关注历史才能更加有的放矢地展开历史维度的研究。在城市流通系统的时间维度方面，我国一些学者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如徐文龙等学者应用历史地理学方法对北京等城市商业中心结构历史演变的研究就是该领域的典型研究。我国的很多城市都属于历史悠久的古都，对这些城市商业发展历史的研究不仅对这些城市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而且也是极具学术价值的。

最后，城市流通系统空间维度的研究与时间维度的研究是两个相互嵌入的研究领域，历史的演变是在一定城市空间内的演变，而城市流通系统空间结构与竞争结构的形成与变化又深深地嵌入城市发展的历史中。因此，城市流通系统的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研究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综合体，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一个城市的流通系统，这两个维度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8

(讯)8月25日，国内首部针对文化企业上市的研究报告《2011中国文化产业上市研究报告》由新元文化产业俱乐部在北京。报告深度研究了目前文化企业的上市状况，对文化产业各细分领域的上市状况和重点上市企业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同时报告提出未来5年将有多达上百家文化企业登陆资本市场。

据了解，本次的《2011中国文化产业上市研究报告》是中国第一份全面深度文化产业企业上市状况的研究报告。根据报告显示的数据，目前中国文化产业类上市公司共有88家，其中以传媒、互联网、网络游戏等细分领域企业为主。报告显示，去年是中国文化企业上市快速增加的一年，包括华谊兄弟、华策影视、蓝色光标、博纳国际、人人网、宋城股份等21家企业成功登陆资本市场。

《2011中国文化产业上市研究报告》研究了文化产业不同细分领域的发展状况和上市状况，同时也详尽分析了不同资本市场上市规则和条件。在报告中，采取了大量的数据和图表分析，对已上市的企业做了细致严谨的分析。

根据报告分析，2011年至2015年，预计将有多达百家文化企业上市，成为证券市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多数文化企业的上市首选地是中国创业板。(文/杨浩鹏 编选： 来源:《中国文化报》)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9

【关键词】外汇 股票 房地产 动态关联性

一、引言

2014年11月至2015年6月我国A股市场上演了一轮大牛市，在改革牛和杠杆牛的刺激下，上证指数从最低的2300多点上涨到5100多点，涨幅达到122%，而在达到最高点以后股市开始急转直下，至2016年2月上证指数只有最高点的一半左右，跌幅同样巨大；在股市在经历冰火两重天的时候，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在2016年年初也开始了新一轮的牛市，尤其在北上广深几个一线城市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房价涨幅惊人，购房者争相排队购买，整个房产市场十分火爆。这两个市场先后出现不同幅度的上涨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金融制度体系的建立，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变得越来越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由于我国缺乏多样化的投资渠道和产品，房地产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一样已经成了资本逐利的场所。在我国房地产市场不仅体现了居民住房的刚需，在某种程度上还体现了一种投资保值的需求。此外，在全球经济同步化的背景下，我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受国外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资本的流动放大了市场之间的关联性，对政府的监管提高了难度，如何有效的做出更加针对性的调控将成为未来监管者首要的任务。

二、文献综述

作为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中最重要的两个市场，国内外已经有众多的学术文献研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关系，陆岷峰、张玉洁（2011）利用VAR模型分析了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动关系，发现房价上涨会抑制股市，而股市对房地产市场的作用则较为复杂，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十分显著；徐国祥、王芳（2012）基于周期波动理论探讨了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关联性，发现股票市场领先于房地产实体经济3个月，而房地产股票市场领先于房地产实体经济更是达到了4个月；郭德宪、盛理峰（2011）采用上证综指和房地产销售价格指数的月度数据就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和股票市场的价格存在负相关的关系，短期内股票市场的收益率是房地产市场的格兰杰原因；解保华、李彬联、石立（2009）对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泡沫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不仅对两个市场的泡沫进行了测量，而且通过对比发现股票市场的泡沫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原因，相反，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却不是股票市场泡沫产生的原因。

除了研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也有不少学者对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动态关系也有所研究，何诚颖、刘林等人（2013）运用我国2005年汇改以来的数据结合SV-TVP-SVAR模型，实证研究了我国人民币汇率和股价波动之间的动态关系，发现在不同时点上汇率波动和股价波动之间呈现较大的不对称性，外汇干预作为政府调控的主要手段加强了两个市场的联动性，在稳定汇率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推高了股价；陈国进、许德学、陈娟（2009）运用DCC-MGA RCH模型考察我国股票市场与银行间外汇市场的动态相关性，不仅验证了两个市场间的动态相关性，而且还发现在短期内，两个市场存在相互溢出效应，在长期内则只存在汇市向股市的溢出效应；而巴曙松、严敏（2009）通过向量自回归多元EGARCH模型和日数据得出了与国内研究相反的结论，发现股价和汇率之间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徐静、郭松睿（2013）等人通过对我国不同时间段的分类，然后通过实证检验发现我国汇改后的汇率变动和股价变动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只是这种关系随着选取时间短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汇率和房地产两个市场之间关联性方面的研究不像前两个关系这么多，郭树华、王旭（2012）年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汇率和房地产价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除了研究各个金融子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间的两两关系，钟永红、王其发（2015）年研究了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三个市场之间的动态关联关系，认为三者之间存在具有时变性的联动关系，且货币市场和股票市场之间的联动性最强；而王薇（2011）则考察了外汇市场、期货市场及股票市场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外汇市场对期货市场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期货市场则对外汇市场则没有。

目前针对外汇市场、股票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之间动态关系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本文利用传统的VAR计量模型对三个市场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检验，并以此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不断地完善我国在金融市场和其他市场制度建设。

三、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及来源说明

本文主要考察股票市场、外汇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之间的动态关联性，股票市场采用沪深300指数2010年6月至2016年1月的数据，主要是因为沪深300指数（ST）对整个A股市场具有较好的代表性，能够全面反映股票市场的变化情况；房地产市场采用全国百城住房平均价格（ZF）同时段的数据；外汇市场采用人民币兑美元汇率（EX），美元作为全球性的货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币的内在价值，能够反映人民币的波动情况；货币供应量M2作为央行调控市场的主要手段之一对三个市场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因此本文将M2作为模型的外生变量使得模型能够更加准确的考察其余变量间的动态关系。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万得资讯。

（二）变量的稳定性检验

在构建VAR模型之前，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变量进行了稳定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三）VAR模型建立

（四）AR稳定性检验

（五）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以及结论

1.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动态关系。根据脉冲响应函数以及方差分解的结果，股票市场对房地产市场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且随时间逐渐减弱；我国的股票市场主要是以散户为主的投机市场，经常出现急涨急跌的情况，当股票市场上涨的时候，散户的财富快速增加，对房地产的购买力以及需求同样会增加，因此股票市场对房地产市场具有正向的促进效应；相反房地产市场价格相对较稳定，投资期限较长，当出现价格上涨的时候，短时间内对股市形成一种经济向好的预期从而刺激股市实现一定幅度的上涨，但是从长期看，以房地产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风险较小，盈利较为稳定，一旦出现好转会吸引资金逐渐流入，对股市有分流效应，因此，房地产市场的上涨从长期看对股市有抑制作用。

2.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动态关系。总体上看，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相关性较弱，只有不到5%的股市价格波动能够被外汇市场所解释。从相互作用上看，外汇市场对股市存在倒U型的作用，由于采用的是直接标价法，因此数值上升代表着本币贬值，这种情况下股市也受到抑制，即短期内外汇市场和股市存在反向作用；一段时间后货币贬值实现出口效应，从而带动经济增长，然后又反馈给股市，因此该时段内外汇市场和股市存在正向关系，从长期看，货币的贬值对本国经济存在诸多不利的因素，比如资本流出，因此，长期看外汇市场对股市具有反向作用，货币的贬值不利于股市的上涨。反过来看，股票市场的上涨在短期内会吸引国际资金的流入，对外汇市场形成推动作用，本币实现升值，但是随着股市进一步上涨，对汇市的作用转为负向。

3.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动态关系。由于我国外汇市场是受国家调控管制的，资本的流入流出也是受限制的，投资房地产的途径也有限，因此，房地产市场和外汇市场相关关系非常弱，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波动几乎不被外汇市场所解释，而外汇市场的波动也只有3%左右被房地产市场所解释。

四、相关政策建议

（一）建立全面、有效的调控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

目前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金融市场和其他市场间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一个市场的影响往往会传导至其他市场，从而使多个市场受到牵连，因此，政府在采用调控手段时必须全方位的考虑，否则调控的结果可能会事倍功半，造成风险的进一步扩大。

（二）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汇率制度建设

由于我国采用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因此，外汇市场和其他市场之间的联动性方面还存在不足，无法真实反映我国的汇率变动，以后应该考虑逐步放开汇率限制，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三）因时制宜，采取有针对性的布控

由于我国各个市场之间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和时变性，政府在采用调控手段时应做针对性的调整，从而达到最佳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陆岷峰，张玉洁.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与通货膨胀的联动性分析――基于VAR模型的实证研究[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2]徐国祥，王芳.我国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周期波动的关联性探讨[J].经济管理.2012.（2）.

[3]郭德宪，盛理峰.中国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的动态关系研究[J].经济论坛.2011.（2）.

[4]解保华，李彬联，石立.中国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泡沫问题研究[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9.（2）.

[5]何诚颖，刘林，徐向阳，王占海.外汇市场干预、汇率变动与股票价格波动――基于投资者异质性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2013.（10）.

[6]陈国进，许德学，陈娟.我国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波动溢出效应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12）.

[7]巴曙松，严敏.股票价格与汇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基于中国市场的经验分析[J].南开经济研究.2009.（3）.

[8]徐静，郭松睿.中国股票与外汇市场相关性分析[J].商业研究.2013.（8）.

[9]郭树华，王旭.人民币汇率与房地产价格关联效应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2.（1）.

[10]钟永红，王其发.我国金融市场动态关联性研究――基于货币市场、股票市场、外汇市场日度数据的实证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0）.

[11]王薇.外汇市场、期货市场及股票市场相关性研究[J].金融与经济.2011.（12）.

文化地产市场研究篇10

关键词:跨国公司 本土化战略 综述

目前，学术界关于FDI的研究较为全面，相关的理论也较为成熟，而对于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研究，大多从管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与经济学理论结合程度较低，主要以应用研究为主，因而有关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系统性研究文献并不多。本文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结合经济学原理分析，从成本因素、市场因素、技术因素以及文化因素这四个方面着手，对于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国内研究进行整合，并针对目前研究的不足提出自己的看法与述评。

一、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成本因素

跨国公司实行本土化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成本最小化。成本学派认为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成本最低的区位进行生产与经营活动。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在资源与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其资源成本会比其他地区的低(黄水灵，2005)，如劳动力成本对跨国公司生产区位的选择具有较强的负相关性，即倾向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区位(雅马瓦基，1993);除企业专有资源外，企业的普通资源也往往很容易从东道国获取，且相对于从母国获取资源而言，具有一定的成本优势(李丽，2005)。从国际贸易的角度来看，本土化有利于绕过贸易壁垒，使产品迅速进入东道国或邻近地区市场销售，从而降低了成本(黄庆波，冯琳，2006)。

除了生产成本和运输成本之外，跨国公司在实施本土化战略中，也会注重交易成本的控制。凯夫斯(1971)经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寻找原材料和服务、雇佣人力、探索市场、以及计算谈判合同成本时，往往趋于成本产生最小的地方。此外，企业的成本还受到资金利息率和税收的影响，而这在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标准;同时，直接聘请本土人员要比外派人员所支出的费用低得多(魏威，2007)。

英国经济学家邓宁于1981年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指出了跨国公司进行本土化战略是出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以及区位优势这三者的考虑，解释了跨国公司利用我国庞大的市场与廉价的资源，降低成本，追求利润最大化。徐轶奕(2006)认为由于文化差异、关税壁垒和非关税措施等的限制，跨国公司只有在我国实行研发本土化战略，就地研发与技术创新，才能绕过贸易壁垒，节约成本。曹慧平、孟庆超(2007)通过对百事公司在中国原料采购本土化战略以及本地化率进行分析，得出结论，百事公司在华销售产品所使用的糖、瓶子、易拉罐等都是在本地进行采购与制造，只有最为核心的配方由美国总部统一配送，这对于百事公司控制成本极为有利。

二、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市场因素

不仅要考虑成本因素，跨国公司在实施本土化战略时，还应当考虑当地的市场规模与市场特征。跨国公司活动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斯文登伯格，1979)。通过对1998年至2005年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地区分布情况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中国东部地区，这是由于东部地区市场开放度高，市场机制已初步建立，有着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较好的科研与创新能力等(魏威，200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继焦博士所主持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的课题调研中，采用人类学基础理论和跨文化比较分析法，运用企业管理学、市场营销学等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指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本土化是先导和基础。

对于考虑到市场因素而采取本土化战略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跨国公司在华的品牌本土化战略，另一个是跨国公司在华的渠道本土化战略。

为了赢取市场份额，跨国公司必须注意当地的市场环境与消费者需求，使得品牌渗入中国的本土文化中。Whitelock&Pmibelt(1997)从营销哲学的角度认为，企业应该根据市场需求来安排生产，而非生产能力来组织生产;同时，他们又从竞争和消费行为的角度提出，本土化有利于企业通过生产适应当地环境与需求的差异化产品来获取竞争优势，从而提高技术开发与产品创新能力，有利于社会进步。

跨国公司要在中国市场获取成功，必先掌握中国市场的消费文化。在销售产品时，要注意当地的分销渠道，降低公关与协调成本，规避贸然投资的损失风险。同时，跨国公司可以借助中国企业已有的营销网络，或通过并购与新建、投资与战略合作等方式，形成自己的营销渠道。徐英(2008)采用理论与实证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利用SPSS软件进行信度检验、方差与相关性分析，比较了三星与联想在中国实施的市场营销本土化战略，得出联想利用本土化战略的优势，在渠道策略上更胜一筹。

三、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技术因素

技术因素是跨国公司在华降低成本、获取收益、赢取市场的催化剂。在短期，市场需求与规模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唯有将供给曲线向右平移，才能将生产成本降至最低，最大限度地增加利润。正如经济学(2003，中译本)所指出的，跨国公司通过革新技术来改变供给。新技术以较低的成本创造新产品，同时又满足了我国市场的需求。在新增长理论模型中，生产函数为产出与资本、劳动、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相关的函数形式:Y=F(K，L，H，t)(Raul，1986)。目前跨国公司纷纷进入我国市场，实行本土化战略，基于我国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大量的优秀人才，致力于以科技进步为前提的发展模式与经济增长。

对外经贸大学张汉林教授认为，对投资母国来说，本土化是国际化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东道国来说，本土化可能是一个充满机遇与挑战的过程。跨国公司在华进行本土化战略，可以直接将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引入中国，通过技术外溢，提高中国的科技水平，增强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宋凌燕，2004);无独有偶，汪开鹏(2009)认为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发展进一步带动了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在中国的流动。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取决于自身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为了获取超额利润，跨国公司必须对先进技术进行垄断，从而避免技术外溢，宋亚非(2006)对于中国轿车产业进行了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在中国做的最多的是零部件质量检测等工作，使得中国在技术上受制于对方，难以形成自主研发的能力。

四、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文化因素

跨国公司在华进行投资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文化本土化战略是否运用得当。刘双认为，跨国公司的文化本土化过程主要是指对中国政府、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企业家等的体制文化观念、公共文化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习惯等的认同与磨合。中西方国家的文化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生搬硬套会使得跨国企业寸步难行。荷兰G.Hofstede教授将中西方文化差距归结为四个维度:权力差距、个人/集体主义、男性/女性特质和不确定性规避。赵景华教授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中外跨文化冲突导致跨国公司无法正确把握中国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群体心理等，从而制约了跨国公司在外部市场的拓展、增加了其在企业内部构建信任机制与创造有序管理的难度。

文化的显著差异对于跨国公司在华经营产生着重要的影响，它可能会阻碍跨国公司的前进与壮大，也可能会促进跨国公司的创新与发展。跨国公司在多元文化背景下，员工更善于从不同的思维角度与广阔的视野范围去判断事物和解决问题，这是唯有跨国公司才享有的竞争优势(汪群，2009)。时长胜认为，跨国公司只有进行积极且有效的跨文化管理，扬长避短，才能更好地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与长远利益。侯立波(2009)建议日资K企业应加强对中国文化的适应，通过整合中日文化与企业文化，加强团队文化建设，调整企业群体共同价值观，给予中国经理人最大信任，来减少进入中国市场后的文化摩擦，成功实施本土化战略。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竞争力，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历程中离不开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再造(李燕萍，2003)。韩国三星集团为了使自身企业文化与中国当地文化相融合，规定凡在中国投资的三星企业都必须要了解中国特定的投资环境、中国的风俗习惯及中国的贸易规则等，同时相关人员必须学习中文。肯德基为适应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文化，推出了不添加明矾的健康安心油条，将现念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苏华，2008)。杨安(2009)通过研究GE在华本土化战略的成效，发现跨国公司要克服跨文化经营的障碍，可以采取合资、合作、股权参与的投资方式或者许可证合同、管理合约、销售协议等非股权参与投资方式，以降低经营风险，在与外方伙伴合作过程中，迅速适应外国文化环境。

五、简要述评

通过上述综述，可以看出，跨国公司作为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微观基础，具有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力。随着中国市场的不断开放，跨国公司大量涌入，以降低成本、获取利润为目的，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的资源，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战略;跨国公司在华实施本土化战略，首先要适应中国市场环境与满足消费者需要，从而扩大市场占有率;跨国公司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创新能力，对其在华本土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通过文化融入与再造，使得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上游刃有余。同时，对于中国学习最新科技与培养自主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的机遇与挑战。

在综述现有的国内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如下几点不足之处:首先，大多数学者对于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研究，均是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以数据资料来分析某跨国企业本土化战略的现状，而很少与经济学理论结合，有学者通过模型来分析，但只限于静态博弈;其次，数据的搜集较为困难，所找的数据分散不全面，可能是由于数据涉及公司的机密性，这对于建立量化的分析框架产生阻碍作用;再次，学者通过实验或问卷的方式来分析，所得到的结果难免会产生偏差，这使得学者给予跨国公司以及中国的一些启示或建议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为此，笔者认为对于经济学理论与模型的运用，可以适当地通过放宽其假设前提，或是增加相应的变量来对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进行研究;对于数据难以获得的问题，大多数学者通过上网或已有资料文献进行搜集，而我建议可以通过实际调研，走进企业，与企业内部人员进行沟通之后，获取研究所需要的数据或资料;最后，对于存在误差性的实验结果，应该给予客观的评价，考虑到其局限性，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建议，而非笼统地泛泛而谈，在实际操作时，应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情况而进行调整与完善。

综述至此，研究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随着更多的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与经营，通过不断实践与调整，逐渐适应中国的发展，从而解决本土化过程中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于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研究还没有系统性的框架，因而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战略的实施必须依照中国的具体发展情形而加以专门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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