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遗传学概念十篇

群体遗传学概念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念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3-0104-02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今社会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的一种集中体现方式，因此保护“非遗”是对人类的文化多样性的一种功在千秋的保护。根据联合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下简称《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我国2011年颁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这两个法律文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如出一辙，现阶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也没有太多理论上的争论，因此本文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就采用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定义。

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非遗”的定义，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存在于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我们看到的很多“非遗”内容可能是以依赖一种物质来表现或一定物质形式表现出来，比如一种音乐的演奏乐器，一项技艺的制作成果。但是，那只是它的一种表现方式，而实质重要的是传承人所掌握的文化本身，它是不能像物质一样脱离人类自身独立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始终与人类特定群体的生活、生产精密联系，并逐步形成。早在2007年，我国的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活动会展期间，总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过意义深远的阐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几百年、几千年传下来的，为什么能传下来，千古不绝？就在于有灵魂，有精神。一脉文心传万代，千古不绝是真魂。文脉就是一个民族的魂脉。今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总理所指的“文脉”在笔者看来，就是一种人类的创新形式，是一种全民族的世代传承，要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蓬勃的传承下去，使“文脉”能继续有力地跳动，而非物质文化传承人正是这个“文脉”延续的必然要件，所以说，我们要重视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基础作用，要切实加强对传承人关心与支持。

一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个体传承人传承，如口头文学、表演艺术、手工技艺、民间知识类的民俗文化等；二是群体传承，如婚庆礼仪、民间节日等民俗活动，一般属于民众集体共享并依循，为民众集体拥有，也需要民众集体的世代传承。可以想象在前一种形式中，个体传承人是“非遗”的重要传递者和承载者，最初的始创者用自己的辛劳汗水与智慧结晶，创造了“非遗”的精湛的技艺和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他们又世世代代承载着“非遗”，使得我们现代人能继续保有丰富多彩的文化成果。传承人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如何界定“传承人”的范畴，同时“传承人”又有何权利与义务？当前学界大致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黄玉烨先生认为“出于保护国家重大利益的需要，国家还可以依法公开宣称自己是某项民间文学艺术的传承人。”田文英先生则认为“那些进入公有领域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其传承人和作者的权利都应该由国家来行使。国家也可以采取必要的措施，主动收集本国濒临失传的有价值的民间文学艺术的材料，使自己成为传承人。”“由某个社会组织依法发掘研究并持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该社会组织是传承人”。显而易见，他们主张的是：很多传承人不明，没有具体传承人的内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上文中提到的第一种传承类型的非遗，比如说：一些民间节日、传说、礼仪风俗、生活方式等等。这些遗产是根植于民族群体的日常的生活之中，是整个少数民族群体拥有的。这些非遗没用限定于某一个具体的人或是团体的传承人，而是靠一个族群或国家来传承的。因此，可以将国家和族群认定为传承人，更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另外有学者认为，传承人的范围不包括国家或群体。如李磊先生认为“民间文学艺术”是指由一国群体创作，因此，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应该是一些具体的公民或者单位，这些公民和单位在民间文学艺术传承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国家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宜将国家列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人。从上述论述中，可见李磊先生认为“国家”既不是传承人，也无传承之功能，更不能成为传承主体。对此，笔者认为，导致前述问题产生的实质问题是他们混淆了“传承人”和“传承主体”两个不同概念。前两种观点认为传承主体即等同于传承人，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能由传承人的方式传承。这种方式容易将群体的权利与个体的权利混淆起来，使得民众集体都成为了传承人，让本应该保护的人没用得到切实保护。俗话说“都有等于都没有”，如果依照前述观点会使得“传承人”的概念空泛化。后一种观点，只提及了“非遗”个体传承人的作用，而没有确认民众族群和国家也是当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主体，只单纯地认为国家应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李磊先生所说的观点，“国家不拥有传承文化的作用”，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比较牵强。众所周知，众多自然人的组合才是一个国家的基础，这些特定的自然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能拥有共同的文化和思想，那么“国家”这个由众多自然人组合而成的群体也是理所当然成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主体。同时可见民众族群与国家在非物质文化传承中起到了与生俱来的当然作用。

综合当前学者们的主流观点，笔者认为，民众族群和国家也是文化传承主体，他们都有保护、弘扬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当本国家或民众族群自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侵害之时，他们亦能行使维护正当利益的权利。尽管，现阶段并没有立法，但在法理上这是可行的。可借鉴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具体个人传承的情况下，由族群或者国家成立一个特定机构来负责管理，并且可以授权使用其所管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收取一定费用，用于本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振兴，或者当相应的权利被侵犯之时，可以代表受侵犯的相关方面去采取合理的方式去维护权益。传承主体在理论上包涵着传承人，很多人可能共享或者共同掌握着某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也可能有很多传承主体，但并不是所有传承主体都能成为传承人，只有当符合相应必要条件时，才能成为合法的真正意义上的传承人。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没有明确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而是规定了成为传承人的条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对于这三个条件，应该是要求同时具备，才能成为所谓传承人。同时，回顾一下在2003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草案）中，规定了单位或团体可以作为传承人。但是，在2011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并没有采用团体、单位传承人这样的规定。可以看出，传承人是必须具备一定条件，同时是针对可以由个体传承的“非遗”所设置的。传承人应该是指个体，而不能是国家或者团体。我国著名的民族学家祁庆富教授对“传承和传承人”的学术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分析，把“传承人”的概念定义为：“在有重要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过程中，代表某项遗产深厚的民族民间文化传统，掌握杰出的技术、技艺、技能，为社区、群体、族群所公认的有影响力的人物。”笔者梳理了各家观点，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对传承人的要求的基础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定义为：能熟练掌握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在本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为公众所认同，并能积极开展传承活动的个体。其特征具体如下。

第一，能熟练掌握国家或地方政府认定的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个体传承人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实际掌握者，必须是通过国家或者相应地方主管部门的认定并且许可。这是作为个体传承人的合法基础。

第二，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本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力。对于传承人所掌握的“非遗”项目，不能简单归结为掌握某种技艺或者某种特长，需要实际扎根于某个特定领域内，并且能够形成较大的影响力，从而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的典范。

第三，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需为公众认同并能积极传承。传统文化丰富多彩，良莠不齐，这里定义的“非遗”项目必须是健康积极，并能为民众集体喜闻乐见，并能使得世代传承的文化成果。

非物质文化作为社会文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不仅是个体传承人还是民众族群与国家都是传承文明的使者，我们要始终如一予以重视，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与生存环境，以期更好地将非物质文化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国家中心.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普查工作手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

[2]李斌.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之际、李长春参观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N].人民日报，2007-06-10.

[3]黄玉烨.民间文学艺术的法律保护[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

[4]田文英.民间文学艺术传承人的法律地位[N].中国知识产权报，2002-07-05.

群体遗传学概念篇2

摘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理解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论题，本文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国务院颁行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人手，对其原初含义和本土化流变进行了解读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引入汉语语境，纳入学界已有的概念体系进行比较分析，为实现其在汉语语境中的有效性做出了一定的探索。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解读；比较

自2003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了文化研究的热点，但从学界的现状来看，理论准备很不充分。“所谓理论准备不足，表现在：我们的文化学研究起步较迟，即没有建立和形成我们自己的基本观念和理论体系。”理论体系的建立必须以对概念的准确理解为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导言：外生性概念的内在困境

按照一般的学术路径，一个概念的提出，是在对概念的内涵充分明确之后。而相对于国内学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权威机构通过《公约》公布并作出了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从这个角度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中国学术界自生的概念，而是来自非学术路径的一个外在的规定性概念，所以，它在汉语语境中缺乏天然的学术土壤。

从表面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出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官方中文本，似乎是一个应当在汉语语境中可以直接明确其内涵的名词。按照汉语的构词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偏正结构的名词，可以分为两部分：“非物质”和“文化遗产”。“文化遗产”是我国学界较为习用的名词之一，在汉语中的理解不存在较大的分歧；难点在于对“非物质”的理解。“非物质”作为一个形容词词根，修饰和限定“文化遗产”。从词语属性上讲，“非物质”在此处是和“物质”相对应的否定性词根，其完整形态应是“非物质的”。进一步分析，“非物质的”即形容词词根“物质的”加上否定性前缀“非”，构成了否定的内容。从本质上讲，这样的构词方法并非纯正的汉语构词法，而是英语的构词方法之一。

按照一般的理解，“非物质”是对“物质”的全称否定，而在汉语中处理对立、全称否定关系的时候，很少用否定性词根来构词，而是选取一个反义词来表达。就此处而言，“物质”的反义词，在汉语中就应当是“精神”或“意识”，而不是“非物质”。所以有学者在初次接触“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时，认为“所谓‘非物质文化’也就是精神文化”[2]。我们必须注意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原生性的汉语概念，它产生于汉语语境之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外在性规定，在现有的汉语概念体系中无法使对之的解读达到圆满和自足。虽然在汉语语境中，以上两种理解都有其合理性，但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离和缺失。

再者，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公约》的官方中文本和英文本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所以有学者拘泥于中英文本之间的差异，强调翻译准确性的问题。其实中文本并非英文本的翻译文本，而应当是同时的文本之一，文本差异并非翻译的问题，而是在两种语境中表达的异同问题。但由于英语的强势地位，其思维方式通过中文本产生一定的影响也不能完全避免，所以我们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是英语思维影响下的汉语产物，它虽然用汉语方式表达出来，其本质却是一个外来词，不能从字面上就得出其完整含义，需要我们结合《公约》对之作出的界定，并将其纳入自身的概念体系，才能对其明确定位，在必要的时候，甚至可能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正。

二、《公约》的界定及解读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如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

根据以上界定，我们可以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从逻辑上讲，我们首先要明确“文化遗产”的涵义。按照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委员会的定义，“文化遗产”指“人们所承袭的前人创造的文化或文化的产物”。将以上两个定义结合，则可以将《公约》界定中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归结为“文化遗产”中的“文化”部分；而“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则可归结为“文化产物”部分。这样的对比，只为我们揭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关联，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文化遗产”中鉴别出来?

(一)自我体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基础

文化遗产是人们承袭的前人创造的文化或文化的产物，它是一种文化的自然积淀，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需要每一个文化分子(人)的确认或者认同。比如长城之于中国人，有很多人并没有到过长城，但都从理性上认识到它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与文化遗产相区别的是，《公约》在概说中明确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袭主体：群体、团体、甚至个人。也就是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中非常特殊的一部分，它的承袭面可能远远小于文化遗产的其他部分，有可能只是同一文化版图中的一些群体、团体，作为一种极端的方式，甚至是个人。更为关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袭必须建立在承袭主体的自我体认上，即承袭主体必须认同某种东西对他而言是文化遗产，否则承袭就会中断，而这种东西也就无从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中国传统的三从四德，在封建社会时期，就能够代代相传，但自现代以来，中国人发现这是一种落后的礼俗，现在已经基本绝迹，更谈不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了。

(二)非物质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方式

文化遗产包括两部分：文化和文化产物，其存在既有物质方式，也有非物质方式。文化产物，如古代建筑、器具、字画等等，固然是以物质方式存在。文化的存在方式则显得复杂多样。如中国的传统文化，大部分通过书籍这一物质方式得以保留和传承，而民歌、民间故事等则依赖众口代代相传而得以保留。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以非物质方式传承下来的那部分文化遗产。《公约》的概说中，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是“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技能等方式而存在。在人类历史文化的长河中，一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固然可以通过纯粹的非物质形式而得以保存，但另一部分从本质上讲属于技艺、实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却需要通过一定的外在物质形态而“固化”。当然，我们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非这种遗产的“固化物”本身，而是“固化”的过程。所以，《公约》的概说在强调上述形式之后，随即又补充了“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样一部分内容。在这里，我们必须明确：所谓的工具、实物、工艺品以及文化场所本身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涵盖的技艺、表演的展现、传承必须通过这些工具、实物、工艺品以及文化场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这些物品具有物质性，但并不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举例言之，古琴是物质的，但古琴演奏艺术却是非物质的，所以古琴艺术而非古琴本身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动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延续手段

从某种意义上讲，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并不以传承对象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因为它通过物质方式“固化”在世界上，只要其物质形态还存在，其文化意义就蕴含其间。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大不相同，它首先需要传承者从主观上体认(学习)到相应的技艺、技巧，通过主体的演化，成为自身技能的一部分，然后才可以谈得上传承和延续。但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不断变迁，相应地，作为历史和社会的人，其身上负载的文化因素也在不断的发生变化。当一个社会的历史文化大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不能置身事外，当然也要发生相应的变迁。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是一代又一代毫无变化的重复，它在每一个时代都要吸取时代的影响，在动态的传承过程中不断创新、演进、甚至消亡。这个创新、演进、消亡的过程，决定性因素就是在传承过程中发挥主体作用的人。从某种角度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受制于传承人主观倾向的文化遗产。比如，传统地方戏曲往往在某个时期因为知识分子的改造而显示出更为宏大的文化影响，而没有接受知识分子改造的剧种纵然保存了较为原始的面目，也不可抑制地走向衰落。

(四)人类的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

人类的文化遗产都代表着一定时期的人类的生产和文化水平，动态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人类活生生的创造力的结晶，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人类创造力的见证。无论是工艺、技巧还是表演形式，都意味着传承人群在某方面取得的独特的成就。其成就的意义或许现在还晦暗不明，但在将来，可能会对人类的发展起到甚至不可估量的作用。就最一般的意义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们每一个族群自我身份确认的重要方式。比如，只有通过中国的语言、服饰、建筑、习俗、神话传说、节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我们才能够回答“什么是中国人”的问题。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落并非由于传承人群创造力的枯竭，而是因为在全球一体化浪潮下，某些文化样式借其强势的经济而成为强势的文化，对一些弱小民族(在一个国家内部则为落后地区)的文化造成了掠夺性的、不可复原的伤害。所以《公约》在前言中强调：

全球化和社会变革进程除了为各群体之间开展新的对话创造条件，也与不容忍现象一样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

在获得高效率的同时，我们丧失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这种单一的经济文化发展方式其后果必然是对人类创造力的，最后导致人类在经济和文化上面颗粒无收。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

三、一种修正

如前所述，《公约》所界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是在英语思维影响下的汉语产物，从名称到内涵都与汉语语境不完全融合。再者，《公约》作为联合国的官方文件，面对的是全球各国、各种文化样式，在很多方面并不完全切合于我国的实际。所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作为一种对《公约》的回应和补充，我国国务院于2005年3月26日颁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在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重新作出了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

我们可以看出，《办法》与《公约》相比，除了都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这一点相同外，其余语句均是改头换面，这里面的涵义何在?为什么同一个词语，在两个不同文本中的解释差异如此巨大?

(一)传承主体的变迁

在《公约》的定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是“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而在《办法》中，传承主体转换成了“各族人民”。笔者以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变换，基于三个层面的考虑：

首先，《公约》是联合国的官方文件，是针对人类全体的一个普适性文本，虽然它表示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追求，实际上却受到了强势经济资本的严重影响，在文本中反映出一定的英语思维方式，即使是用汉语表达出来也不能完全避免。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在采用这样的文本的时候，当然要对其进行一定的修正，摒弃其中强势资本的意识形态影响。所以，面对《公约》中强调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这样一个模糊民族、文化界限的表述，《办法》相应地采用了强调民族属性的“各族人民”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体现出在全球一体化时代的新的“殖民／反殖民”的话语特征。

其次，作为一种政治策略，“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的表述体现出一种资本时代的社会观。从表面上看，这样的表述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概念，以文化为人群划分依据，体现出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倾向。但从实质上讲，这种说法是有意识地模糊民族、国家的界限，用文化作为一种普适价值体系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为“人权高于”的论调写下了注脚。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果再在某种程度上模糊民族与国家的概念，将造成民族自我体认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困难，更将在意识形态层面造成难以清理的局面。所以，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主体只能是各族人民共同组成的中华民族。

再次，从学理层面上看，我国历来重群体，轻个人，这是传统发展不可回避的现实。如果脱离民族概念，盲目地用文化作为单一的衡量标准，姑且不论中华文化本身因其复杂多样性难以确定一个可操作的标准，即使有这样的标准，也将在数目众多的民族划分上增加更为复杂的变量，其可操作性几乎为零。而按照民族划分的方式，一方面继承了学界既有的学术思路，又能够保持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的独特性，同时能够通过鉴别与研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增进中华民族的融合，所以，强调传承主体的民族性也是学术研究的现实需要。

(二)确认方式的转变

《公约》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其确认方式是群体、团体、个人“视为”，即一种主观的自我确认。这种确认方式固然符合保护文化多样性的初衷，问题却在于：一方面，按照这样的确认方式，需要确认主体对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高度的自我体认，如果传承人群(个人)没有这种自我体认，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就无从谈起。另一方面，《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必须拟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这份清单的确认显然不能仅依靠是传承主体自我确认，还需要得到政府、学界的外在承认。在外在承认与主体确认之间，《公约》的界定并没有提出客观的判断标准，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造成了认识上的困难。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而且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如果仅仅依靠传承主体的自我体认，由于认识水平的原因，必将造成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确认，更谈不上得到应有的保护和重视。

国务院颁行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涉及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与评定，更需要提供一个客观的评价标准，便于保护机构针对符合标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确认和保护。所以，在界定中，《办法》明确指出了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两个基本标准：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这两个标准一方面强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传承性，另一方面兼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和确认基础，内在地包含了“自我确认”的要件。

最为重要的是，《办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准，有效地避免因为单纯依靠“自我确认”的主观方式而造成的标准混乱，更有利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

(三)从文化遗产到传统文化

如前所述，《公约》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而在《办法》的表述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其界定主体从《公约》的“文化遗产”转换成了“传统文化”。笔者以为，这个转换体现了两方面的考虑：

一方面，文化遗产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在一个如此大而空的概念中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明确定位，显然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传统文化的意义则要相对狭隘一些，更便于我们从中鉴别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西方思想以各种方式进入我国的思想体系，其中的一些因素经过中华民族的接收和改造，已经成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这部分决不可能成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另一方面，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各国、各民族的文化都呈现出同质化的发展倾向，《公约》之所以提出，也正是为了纠正这一倾向，但在“文化遗产”的共名之下，各民族文化的独特性被忽略了。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办法》才提出将“传统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主体，更有利于我们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确认的时候，有意识地加强对民族独特性的鉴别和保护，更好地维护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也更符合《公约》的初衷。

总的来说，《办法》提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虽然在字面上和《公约》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比《公约》的定义更完全地体现了维护民族独特性、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标，而且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比《公约》的定义更加切合我国的实际和汉语语境，体现了我国政府和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进行“本土化”的努力。

四、几个比较

从接受的过程来看，一个外来概念要在汉语语境中发挥作用，除了对其内涵进行界定以外，必须将其纳入已有的概念体系，进行对比研究，才能实现真正的“本土化”。为此，我们将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与相关术语进行对比，以便增进对其的理解。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精神文化遗产

按照汉语的习惯，与“物质”相对应的否定性概念是“精神”，非物质的就是精神的，同样，非精神的也就是物质的，似乎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精神文化遗产。在我们的使用过程中，精神文化遗产的内涵和外延都极其广泛。比如，大足石刻是物质文化遗产为世所公认，而大足石刻所蕴含的雕塑艺术、设计构思、佛教信仰等因素则是精神文化遗产，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大足石刻既是物质文化遗产，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反过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一定局限在“精神”的范畴之内，《公约》和《办法》的界定中，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包括工艺品、文化场所／空间等物质文化遗产。所以我们只能说：精神文化遗产不一定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一定就是精神文化遗产，但就非物质性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民间文化遗产”这个名词来自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十五届大会通过的《保护民间创作建议案》，其中的“民间创作”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民间文化，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提出，就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民间文化遗产前增加“民族”作为定语，与上文述及的《办法》强调民族因素出于同样的理由。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作为一个概念，在汉语语境中，其名称就包含了庙堂／民间这样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隐伏着一定的价值判断；同时，“民间”还体现出与“主流”相对立的话语姿态，这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判断是有所区别的。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遗产

传统文化遗产是指一个民族／群体在长久的历史进程中积淀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文化创造等遗产，作为传统，它内在地蕴含着民族性和稳定性，虽然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但总的来说，其核心却是相对恒定的。简言之，传统文化遗产就是一个民族之所以成为民族的文化核心。对我国而言，传统文化遗产就是以经、史、子、集等典籍记载为主的，同时通过年节、礼俗、建筑、工艺等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独特的文化面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较，我们发现，传统文化遗产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部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是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部分。同时，传统文化遗产更强调文化的独特性和独立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还呈现出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此外，在我国学界习用的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概念还有“民间文化”、“民俗文化遗产”、“民间艺术”、“民间传统”等等，此处不再一一分析。

群体遗传学概念篇3

关键词:遗传算法;关联规则;C++

中图分类号:TP31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09)34-9775-02

A Impovement of Mining Method for Association Rules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HUANG Cheng, MI Gen-suo, LI Shu-chen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Gansu Province, Lanzhou 730070,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and clarify the concept of genetic algorithms.Furthermore, though C++ implementation, the improvement to the application of association rules based on conventional genetic algorithm is proposed. Application example shows that this improvement has practical value. And finally, the further need for improvement is pointed out.

Key words: genetic algorithm; association rules; C++

1 引言

1.1 数据挖掘

简单的说,数据挖掘是指从大量的数据中提取或“挖掘”知识[1]。数据挖掘是对数据进行分析的一种手段,目的是发现未知的关系和知识。

1.2 关联规则挖掘

简言之,关联规则挖掘(也称相依分析)是研究“什么与什么相伴”,例如,医学研究者可能对认识哪些症状伴随哪些已有诊断感兴趣[2]。它在商业领域已经有了很多应用,比如:超市货物的摆放。

1.3 Apriori算法

Apriori算法是最有影响的计算关联规则频繁项集的算法。但是它可能产生大量的候选集,以及需要重复扫描数据库,是Apriori算法的两大缺点。

1.4 遗传算法

遗传算法是一种借鉴生物界自然选择和进化机制发展起来的高度并行、随机、自适应搜索算法[3]。“适者生存”揭示了大自然生物进化过程中的一个规律――最适合自然环境的群体往往产生了更大的后代群体,遗传算法主要借用了这一规则[4],逐步使种群进化到包含近似最优解的状态。

2 简单遗传算法在关联规则上的应用

2.1 一种简单遗传算法的实现

遗传算法在关联规则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应用。这种方法是一种在挖掘的过程中不产生频繁集候选项的挖掘方法。下文将概括一种常用的简单遗传算法实现方式,但是根据情况的不同,具体实现也会有所不同。

2.1.1 编码方式

编码方式采用数组方式,如果该位以一个数字代表一种情况,如果是什么无所谓,就选择用通配符(一般选择0)。比如如表1所示的编码映射表。

如:{性别(男)数据结构(良),大学物理(良)}可编码为100033。编码前半段是“因”,后半段是“果”。前后两部分应是互斥的,即前后半段按位对比,至少有一个为0。

2.1.2 选择

采用赌选择法,选择合适的染色体。

2.1.3 交叉

采用单点交叉,如图1。

在交叉后,染色体前半段和后半段不互斥时,自动把前半段的相交部分置为0,以保证基因的有效性(在某些情况下,还要考虑特殊处理)。

2.1.4 变异

随机选取变异的位置,变异率取0.1。

2.1.5 适应度函数

适应度函数的选择只依赖可信度和支持度,并且支持度和可信度仅为简单的加权线性相加。

2.2 简单遗传算法的问题

简单遗传算法容易发生“早熟”,使得最终搜索到的结果不是全局最优解,而是局部最优解。

3 改进遗传算法在关联规则上的应用

在改进的遗传算法中,将引入分层遗传算法的思想。这种方法可以提高种群的多样性,而这样的多样性对关联规则挖掘尤其重要。并改进适应度函数,在原来的适应度函数中加入了关于具体值个数的参数,使得原来算法中比较难出现的比较细节的规则保存下来,并被挖掘出来。

3.1 引入分层遗传算法

在简单的遗传算法的基础上,改进成分层遗传算法。这种改进算法在算法执行初始化阶段,初始化了N个种群。每个种群单独运行经典遗传算法。到一定的代数以后,查看结果是否达到要求。如果有种群达到要求,退出算法;如果没有种群达到要求则执行种群间选择和交叉,并进行变异。然后重复每个种群单独运行简单遗传算法。

3.2 算法具有的优点

这样做的优点在于,每个低级遗传算法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获得某个子串上的优良模式。通过高层遗传算法,可以将好的模式结合在一起,从而得到更优的个体[3]。

3.3 适应度函数的改进

适应度函数不应该只包含支持度或者可信度,因为越具体的情况支持度就越低,但是在某些情况,需要包含更多信息的规则被挖掘出来,所以应该采用某种方式折中取舍。在本文中采用了包含支持度、可信度和具体值个数这三个参数的函数为适应度函数。具体函数如下:

当support≥b,

当support≤b,

注:其中a, b, c是常量(a大于0小于1,b、c为大于1的数),具体值应该根据实际数据库的情况和用户的需求来定。而support是该染色体的支持度,confidence是该染色体的可信度,coverage是这个染色体涉及到的具体值的个数。

3.4 种群选择

种群间的选择也是采用赌选择法,选择合适的种群,但是适应度用的是种群平均适应度,这样就可以让具有优势的种群保存下来。

3.5 种群之间交叉

种群之间交叉是通过交换种群之间的染色体实现的。交叉时采用单点交叉法。这种交叉方法非常类似于染色体的交叉。但是有所不同是的,交叉的不是一部分染色体的字段,而是种群之间的部分染色体。这样就可以实现更高层次上的交差了。

3.6 整体变异

以很小的概率随机产生新的个体,并随机替换所有种群中的任意一个染色体。这种变异也是很类似染色体的变异。和种群间的交叉一样,整体变异也是更高层次上的变异。

3.7 流程图

图2为分层算法流程图。

4 仿真应用实例

本文用某个学校的学生信息作为应用实例。该数据库,是通过随机数产生的。在产生数据库时,作者按照一般常识给了某些规则较大的支持度和置信度。比如:C++ 优 => java 优

4.1 算法实现

算法由VC 2003实现,程序中主要包括几个UI类、一个基因范围描述类、一个染色体类、一个普通种群类、一个分层种群类。在每个类中提供相应的遗传算法所需的接口。最后通过UI向遗传算法业务类发出算法开始命令,并将最后结果显示在UI界面上。为了简化程序仅反映算法,实现中并没有使用多线程上报执行代数的软件技术,仅显示关联规则的结果。

4.2 关联规则挖掘结果

从图3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部分规则。这些规则包括:数据结构较好的算法也会比较好,C++好的往往Java也比较好,C语言较好的往往C++较好,离散数学较好的数据结构成绩通常比较优异。这些结论也很符合实际情况,所以证实该算法可以用于实践。

5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在关联规则中所使用简单遗传算法的一种改进。在简单遗传算法的基础上引入了分层遗传的思想,并改进了适应度函数。接着,通过一个实例的应用得出了实用的关联规则。这证实改进后的遗传算法可以应用于关联规则的挖掘之中。由于作者能力有限,难免会有错误。尤其是这个算法仅在小的数据中使用,并没有进行过大范围实用,相信还会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比如:包含大量数据项的染色体的编码方式,染色体支持度、可信度的求解。

参考文献:

[1] 韩家炜(加), 堪博,著, 范明,孟小峰,译. 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2] 西蒙(印度)著. 数据挖掘概念与技术[M]. 范明, 牛常勇,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群体遗传学概念篇4

关键词：量子遗传算法；背包问题；修复函数

中图分类号： TP301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背包问题是一个在运筹学领域里常见的优化难题[1]。工厂里的下料问题，管理中的资源分配，资金预算，投资决策，装载问题等均可建模为背包问题。研究该问题的求解方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较重要的意义。由于采用通常的数学方法很难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出全局最优解，因此，背包问题的求解方法主要是一些启发式算法[2], 如禁忌搜索算法、模拟退火算法等，也有一些文献用遗传算法求解该问题[3], 但当问题的规模较大时, 传统遗传算法求解的效果不太理想。

近年来，A.Narayannan和KukHyun Han等人将量子力学中量子比特、量子态叠加等概念引入到遗传算法中，提出了量子遗传算法（Quantum Genetic Algorithm，简称QGA）[4]。它以量子计算的一些概念和理论为基础，如量子比特、量子态叠加等，用量子比特编码来表示染色体，用量子门更新来完成进化搜索。量子遗传算法在种群多样性和计算并行性方面优于传统遗传算法，可有效提高算法的收敛速度，减少早熟收敛[5]。本文提出了一种带修复函数的QGA来求解背包问题，在量子门更新时采用一种通用的旋转角调整策略，使编程更为简单。对于运行中产生的非法解，由修复函数进行修正。几个典型背包问题的测试结果表明，这种具有自修复功能的量子遗传算法在求解背包问题时，性能优于传统遗传算法。

1背包问题的描述

从计算复杂性理论来看，背包问题是个NP难题。它的描述有多种形式，本文仅考虑简单0/1背包问题。

0/1背包问题可描述为：现有m个物品x1,x2,…,xm，每个物品的重量为wi，价值为pi。要从其中挑选若干物品放入背包，背包的总容量为c。问应该如何选择物品，才能使背包中物品的总价值最大。

背包问题的数学表达为：

其中，xi只取0或者1，此时为0/1背包问题。

2量子遗传算法（QGA）简介

量子遗传算法是量子计算与遗传算法的结合。QGA基于量子计算中的量子比特和量子态叠加等概念，将量子比特的概率幅表示用于染色体的编码，这样，一个量子比特染色体可以表示多个态的叠加，使得该算法较传统的遗传算法具有更好的种群多样性和更高的计算并行性。模拟量子坍塌的随机观察使种群更加丰富。在个体更新时采用量子旋转门操作，而不是传统遗传算法中实现较复杂的交叉和变异操作，有效地提高了算法的收敛速度，并且可以方便地在算法的探索（exploration）和开发（exploitation）之间取得平衡，提高算法的寻优效率。

2.1量子比特编码

在QGA中，染色体中的基因不是用确定性的值（如二进制数、浮点数或符号等）表示，而是用量子比特（qubit）表示，或者说是用随机概率方式表示。一个量子比特不仅仅可以表示|0>态或|1>态，而且可以表示这两种状态的任意叠加态，即|0>态和|1>态的任意中间态。所以，该基因所表达的不再是某一确定的信息，而是包含所有可能的信息，对该基因的任一操作也会同时作用于所有可能的信息。一般地，一个基因（即量子比特）的状态可表示为：

其中，α和β分别是|0>和|1>的概率幅，且满足归一化条件：

量子遗传算法中采用的这种量子比特染色体表示形式，使一个染色体可以同时表示多个状态信息（一个m位的量子染色体表示2m个可能的状态），有利于保持种群的多样性，克服早熟收敛。

2.2量子门更新操作

在QGA中，量子比特个体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而对信息的基本操作是由量子门来实现的。量子门通过对量子比特实施一种幺正变换来控制量子态的演化和传递，进而实现种群的进化。量子门的设计是QGA实现的关键，直接影响QGA的性能。一般情况下采用量子旋转门U，其更新过程如下：

为其通过量子旋转门更新后的新基因，θi为旋转角，其大小和符号是根据一个事先设计的调整策略而确定的。旋转角的幅值影响收敛速度，如果幅值过大，会导致早熟；若幅值过小，会使收敛速度减慢。其值一般在0.001π~0.05π之间[6]。与其他的进化算法类似，QGA也是一种概率搜索算法，只是其个体表示具有量子比特的形式。量子染色体的更新由量子门操作来完成，实际上是一种启发式进化策略，有助于提高算法的收敛速度。

3带修复函数的量子遗传算法求解背包问题的实现

3.1修复函数

在求解背包问题时，背包的总容量c是确定的，但是，不一定每个解都满足背包的容量限制条件（∑mi=1wixi≤c），必定有不满足限制条件的解存在，因此，对非法解的处理是解决背包问题的一个重要步骤。

经典背包问题在求最大利润时大多采用惩戒（penalty）函数和修复（repair）函数的方法[7]。本文采用修复函数的方法来修正非法解，使其变为可行的编码。具体实现方法如下：

设置一个寄存器overfilled，放置二值数0或1。1表示背包已装满，0表示背包没满。

(1) overfilled置0。

(2) 若∑mi=1wixi>c，则overfilled置1。

(3) 当overfilled为1时，随机选择一个xi使其为0，直到∑mi=1wixi≤c。此时，将overfilled置0。

(4) 当overfilled为0时，随机选择一个xj使其为1，直到∑mi=1wixi>c。此时，将overfilled置1。

(5) 将最后选择的一个xj置回0。

3.2算法实现

带修复函数的量子遗传算法求解背包问题的具体实现步骤如下：

（1） 初始化：产生初始种群

其中qtj为第t代种群中的第j个量子染色体。

式中，n是种群中量子染色体的数目，由于量子遗传算法具有高度并行性，所以种群规模可以很小而不影响算法的性能，本文中取n=10；m为量子染色体的长度，即背包中物品的个数。初始化时，全部染色体的所有基因

都被初始化为1/2，这意味着一个染色体取到所有可能值的概率是相等的。

（2） 量子坍塌：对Q(t)中的个体进行一次观测，以获得一组确定的解P(t)={xt1,xt2,…,xtn}。其中，第j个染色体的观测值xtj={xtj1,xtj2,…,xtjm}是一个长度为m的二进制串，其每一位xtji的值观测为0或1是根据相应量子比特的概率选择得到的。具体观测过程为：产生一个0~1之间的随机数r，若||2

（3） 修正非法解： 采用3.1节所述的修复函数修正不可行编码，使所有的编码都满足背包限制条件，变为可行的编码。

（4） 计算适应度：选取适应度函数为背包中物品的总价值。第j个染色体的适应度值fj=∑mi=1pi•xji。式中，pi是背包中第i个物品的价值；xji为第j个染色体的第i位观测值，m为染色体长度，即背包中物品的个数。由于要求背包的最大价值，所以适应度值越大的个体越好。

（5） 更新种群：通过量子旋转门，根据(3)式和(4)式更新Q(t)。本文采用一种通用的旋转角调整策略[8]，如式(5)所示：

式中，θi为旋转角；sign为符号函数；xtji和bti分别为解xtj与当前最优解bt的第i位；f(xtj)和f(bt)分别是它们的适应度值；

为种群中第j个染色体的第i个基因对；Δθi为量子比特旋转的角度，其大小可以控制算法的收敛速度，本文中取0.01π。此调整策略可以用通常的表格形式表示，如表1。表中s(αtjiβtji)为量子比特旋转的方向函数。图1是量子旋转门作用于量子比特个体的示意图。例如，当xtji=0，bti=1时，若f(xtj)≤f(bt)，为使当前个体收敛到具有更高适应度的染色体，应该增加当前解对应量子比特取1的概率，即要使|变大，此时，在图1中，若(αtji,βtji)在第1，3象限，θ应向逆时针方向旋转（取正值），若在第2，4象限，θ应向顺时针方向旋转（Δθi取负值）。

为了验证本文提出带修复函数的量子遗传算法在求解背包问题时的有效性，以两个典型的背包问题为例，测试该方法的性能，并与传统遗传算法（CGA）进行比较。

算例1

采用文献[9]中的一个背包问题实例，例子中有50个物品可供选择，具体参数如下：

算法参数：

• 带修复函数的量子遗传算法（QGA）：种群大小为10，最大进化代数为500；

• 传统遗传算法（CGA）：种群大小为50，最大进化代数为500，交叉概率0.8，变异概率0.05。

用QGA解决此背包问题，可得到如图3的进化过程曲线。用该算法可以求出该问题的最优解决方案，决策变量xi(i=1,2,…,m)为11010101111011011011011111110100001010011000001000，背包的总价值为3B103，总质量为1B000。而用传统遗传算法（种群大小sizepop=50，最大进化代数maxgen=500，交叉和变异概率分别为0.8和0.05）解决该背包问题无法得到全局最优解，运行结果如图4所示。将图3和图4进行比较不难看出，传统遗传算法（CGA）的平均适应度迅速趋向全局最佳适应度，而量子遗传算法（QGA）的平均适应度趋向全局最佳适应度的趋势比较缓慢，由此可以说明，QGA虽然种群较小，但却具有更好的种群多样性。

物品随机产生，物品个数m分别取100、250和500，物品重量wi为1~10之间均匀分布的随机数，物品价值pi=wi+5，背包容量c=12∑mi=1wi。

采用传统遗传算法（CGA）和量子遗传算法（QGA）分别对m＝100、m＝250和m＝500的三种背包问题进行求解，算法参数同算例1，得到每代最佳适应度的比较如图5所示。从图5中可以看出，量子遗传算法的寻优能力明显优于传统遗传算法。

分别用CGA和QGA对上述背包问题进行50次试验，记录下每次运行的最佳适应度值，即背包的最大总价值。50次运行结果的最优值、平均值和最差值如表2所示。

从以上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在求解背包问题时量子遗传算法的寻优能力优于传统遗传算法。而且，从两者的平均适应度曲线的比较可以看出，量子遗传算法虽然种群规模小，但仍能保持种群中个体的多样性，可以避免早熟收敛。而传统遗传算法在进化后期适应度高的个体大量繁殖，充斥整个解空间，这样就容易导致算法停止在局部最优解上。总之，带修复函数的量子遗传算法在求解背包问题时具有优良的性能。

群体遗传学概念篇5

关键词：机器人路径规划算法

一、本文就常见的几种常见的路径规划算法及应用进行简单的探讨如下：

（一）遗传算法概念

遗传算法是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模拟自然选择的一种智能算法，“适者生存”是它的核心机制。遗传算法是从代表问题可能潜在解集的一个种群开始的。基于随机早期人口，根据的原则，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世代演化产生更好的人口大概。在每一代，根据问题域的个体适应度大小来选择个人，然后选定的个人在自然遗传学，遗传算子组合交叉和变异，产生代表性的解集的人口 。通过这些步骤，后生代种群比前代对于环境具有更好的适应性。人口最优个体解码后可作为近似最优解。

（二）遗传算法的特点

作为一种智能算法，遗传算法具有如下特点：①遗传算法在寻优过程中，只把适应度函数的值作为寻优判据。②遗传算法是由一个问题集合（种群）开始的，而不是从一个个体开始的。故而遗传算法的搜索面积很大，适合全局寻优。③遗传算法根据概率性的变换规则进行个体的优胜劣汰并推动种群的进化。④遗传算法具有隐含的并行性。⑤遗传算法具有自组织、自适应以及内在的学习性，同时遗传算法具有很强的容错能力。⑥遗传算法的基本思想简单。对于复杂的和非线性的问题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三）遗传算法的应用

遗传算法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地址复杂系统问题，它不依赖于俞特定领域的问题，问题的类型、 已是强的鲁棒性，所以广泛应用余许多科学： 功能优化遗传算法的经典应用，是遗传算法的性能评价的常见的例子，许多人建设的各种复杂的表格功能测试： 连续函数和离散函数，凸、 凹函数、 低维功能和高尺寸功能、 单式功能和更多峰值函数。一些非线性、 多模型、 多目标函数优化问题和其他优化方法很难解决，GA 你可以更好的结果。增加问题的规模，搜索空间的组合优化问题，将会迅速增加，有时的当前枚举方法和计算很难找到最佳的解决方案。实践证明，遗传算法、 组合优化问题的粒子非常有效。例如，已成功应用遗传算法解决旅行商问题、 背包问题、 装箱问题、 图形划分问题。此外，遗传算法的生产调度、 自动控制、 机器人技术、 图像处理和机器学习，人工生命，遗传编码，已获得广泛的应用。

二、蚁群算法及其应用

（一）蚁群算法概念

蚁群算法又称蚂蚁算法，是一种用来在图中寻找优化路径的机率型算法。它由Marco Dorigo于1992年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灵感来源于蚂蚁在寻找食物过程中发现路径的行为。蚁群算法是一种模拟进化算法。

（二）蚁群算法的特点

①蚁群算法是一种自组织算法。在早期的算法，单一的人工蚂蚁障碍找到求解算法，久而久之，通过信息作用的激素，人工蚂蚁进化将找到一些解决办法更接近最优的解决方案，它是无序到有序的过程。

②蚁群算法的并行算法是一种基本的。每个蚁群搜索进程独立的对方，只能通过信息素通讯。因此，蚁群算法可以看作是一种分布式的多智能体系统，它在问题空间搜索算法开始是一个独立的解决方案，不仅提高了可靠性，这使得该算法具有强的全局搜索能力。

③蚁群算法是一种积极的反馈的算法。从蚂蚁觅食中不难看到蚂蚁已设法找到最短路径的信息的过程取决于直接上的最短路径的积累，以及信息素的积累是一个积极的反馈过程。这种正反馈的过程进行初步的差距有不断扩大，并导致系统的最优解的方向发展。

④蚁群算法具有较强的鲁棒性。比较与其他算法、 蚁群算法、 初始对齐要求不高，外务大臣蚁群算法用于路由和搜索过程的初步结果不需要手动调整。第二，设立简单、 便于应用的蚁群算法求解组合优化问题的蚁群算法参数的殖民地，数目。

（三）蚁群算法应用

蚁群算法应用包括：二次分配问题、车间任务调度问题、车辆路线问题、机构同构判定问题、学习模糊规则问题、旅行社新旅游线路与旅行产品的制作等领域。

三、神经网络算法

（一）神经网络的概念

人工神经网络也被称为神经网络连接模式，它是一种动物模型，神经网络的行为特征，分布式并行处理算法的数学模型。网络依赖于复杂的系统，通过调整内部之间的联系，大量节点，以实现节能的目的，信息处理。

特征的神经网络模型的人工神经网络的主要网络连接拓扑，神经元的特点，学习规则。目前，近40种神经网络模型，其中有一个BP网络，传感器网络，自组织映射，神经，波尔兹曼机，自适应共振理论。系统的稳定性与联想记忆功能密切相关。

神经网络的应用

人工神经网络的非线性自适应信息处理能力，克服了传统人工智能方法的直觉，作为模型，语音识别，非结构化信息处理方面的缺陷，使神经网络专家系统，模式识别，智能控制，组合优化，预测等领域得到成功应用。人工神经网络和其他传统方法相结合，将促进人工智能和信息处理技术的发展。近年来，人工神经网络模拟人类认知方式更深入的发展，模糊系统，遗传算法，进化机制相结合，形成智能计算，人工智能，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方向，在实际的应用开发。信息几何学应用于人工神经网络的研究，人工神经网络理论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群体遗传学概念篇6

遗传算法是模拟自然界生物遗传和进化的过程，以群体共同进化的形式搜索一个问题的最优解。群体中每个个体并行的进行适应度评价、选择算子、交叉算子和变异算子等操作并产生新一代个体。交叉算子模仿自然进化过程中两个同源染色体通过而重组产生新的染色体。交叉有一定概率可以结合两染色体的优良基因产生更优的个体，交叉算子是累积优良模式的主要环节。变异算子模拟自然界中基因突变，使复制给新个体的染色体中的基因有一定概率转化为其等为基因。适应度评价算子评价每个个体的表现型求最优解的优良程度，为优胜劣汰提供依据。选择算子是模拟自然界优胜劣汰的过程，以较高的概率保留适应度高的基因，激励好的特性在群体中扩散。选择算子在根据适应度选取的基础上具有一定的随机性，因为选择要容忍一定量的较劣个体的存在以保持种群基因的多样性，保证搜索的全局性，防止算法出现早熟现象。

改进小生境变种群规模遗传算法

为使遗传算法对于复杂的约束和目标函数有较好的稳健性和收敛速度，本文介绍了一种带有小生境技术的变种群规模的遗传算法。讨论了种群规模的周期性波动对进化的促进作用，引入了一种新的对约束的处理方法，并改变了选择算子的意义，引入配对算子，规定多父代竞争。整体的程序流程图如图1．

1种群规模波动

传统的遗传算法一般采用固定种群规模。然自然界中大的生物进化一般都与种群规模的大幅度波动同时发生。生物进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环境稳定种群规模缓慢上升，优良基因逐渐产生与积累;第二个阶段，环境发生灾变种群规模下降，优良基因得到选择并在种群中扩散。改进的遗传算法采用变种群规模规则，种群中个体存活多代，并根据其适应性以某概率被淘汰，存活下的个体按其竞争性依概率交叉配对产生新个体。采用改变约束条件惩罚的苛刻程度的方法使种群规模周期性波动，从而逐步催生优良基因。设定惩罚苛刻程度的系数为:

2二维小生境

在自然界中，生物一般总和特征相似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繁殖后代。又加上地理位置的限制，基因与外界交流得到限制，一个区域的生物群形成一个基因相对独立的小生境。在传统的遗传算法中，选择、交叉算子在整个群体内进行，所有个体的基因交流没有限制，相对优良的基因会很快的在整个种群内扩散，个体很难保持各自的进化方向，整个种群趋于收敛于一个解。故传统的遗传算法很容易出现早熟现象。为改进算法的全局收敛性，引进小生境的概念，将个体的基因交流限制在一个小区域内进行。如图2所示，在改进的遗传算法中，采用一种位置争夺的小生境技术。将群体投影到一个二维空间。初始种群中个体不会占满全部空间，而是几个个体聚集在一起组成一个初始的子种群，每个子种群之间有一定空间距离。个体在其小生境内进行交叉和配对算子。新生的个体在由母体限定的空间区域内。子种群间会争夺有限的空间，最终使优良基因占有更大空间。

3对目标函数和约束的处理

机械产品的设计要优先考虑满足约束，故机械的优化设计一般为约束优化问题。用遗传算法优化时，处理约束比较常见的方法有如下几种:(1)将不符合约束的个体直接从群体中剔除。(2)采用惩罚函数法，为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要根据不同的约束定义惩罚函数，惩罚函数选取不当将很大的影响优化的收敛速度，或算法很难找到可行解，即使偶然找到，解很差。()采用特殊的编码技术，避免产生不满足约束的解，或采用修复技术，但只适用于个别特殊的优化问题。

考虑到在优化设计时以满足约束优先的原则，受到自然界进化机制的启发，将目标函数与满足约束分别用配对和选择两个算子进行搜索。用选择算子淘汰不满足约束的个体，用配对算子挑选下一代个体的父本，使的竞争性高的个体有更大的机会与母本配对。遗传算法在对所有个体进行目标函数和约束的计算评估出适应性和竞争性后，先通过选择算子淘汰部分个体，再从剩余个体中以每个个体为母本，从此个体的一个邻域通过配对算子得到父本，进而进行交叉算子产生新个体。

4编码

在遗传算法搜索过程中，算法不是直接对求解问题的决策变量进行操作，而是通过编码将解空间投射到基因空间，通过交叉，变异对基因进行操作，这是遗传算法的特点之一。编码是应用遗传算法解决实际问题时要考虑的首要问题，大部分情况下它是影响遗传算法运行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常用的编码方法有:二进制编码法、灰码编码法，浮点数编码法，符号编码法。对于机械优化的问题，设计参数存在尺寸参数等连续值和结构、形状、材料型号等离散量。为保证编码的通用性，采用对离散值和连续值都兼顾的灰码进行编码。

5交叉算子

对于二进制编码的遗传算法，常用的交叉运算方法有单点交叉、双点交叉、均匀交叉等。根据模式理论，为保存优良模式，交叉点选取应越少越好。但如图所示，单点交叉实际上可以看成是默认以基因段开头与末端为一个交叉点的双点交叉，因此单点交叉对在染色体上不同分布的模式保留的概率不同。故采用模式保留概率稳定的双点交叉算子。交叉的另一个问题是交叉点的选取。交叉点选取一般的方法为等概率的随机选取。等概率选取交叉点可能存在交叉两片段的基因型相同的情况，则交叉运算后是基因型未改变，降低了交叉效率。故在交叉中剔除相同基因型的交叉

6变异算子

采用均匀变异算子，对于复制给新个体的每个基因都以父本的变异率变异成其等位基因。变异率会根据个体的适应性在基本变异率的基础上做

7选择算子

传统的遗传算法每个个体只生存一代。选择算子的作用是为配对、交叉产生下一代提供父本。选择算子将适应度高的个体有较高的概率遗传到下一代，适应度较低的个体有较低的概率遗传到下一代。本文提出的遗传算法规定种群的规模是可变的，并且每个个体可以存活一代以上。在改进的遗传算法中选择算子的作用是选择群体中将生存到下一代的个体。根据满足约束的程度计算出适应性，让适应性低的个体有更高的概率被淘汰。选择只保证选择个数的期望为与群体规模成固定比例，个体给选择的概率与个体适应度成正比，本算法的适应度是以满足约束为表征。

8配对算子

配对是在基因池中为交叉运算选出一对父母本的过程，是选择算子与交叉算子的中间过程。常用方法是随机配对。本例中的配对是在小生境的范围内进行的，配对的过程中根据个体的竞争性即目标函数值得优劣进行选择。种群中每个存活2代以上的个体在配对算子中都有一次机会作为母本，在小生境的范围内由近到远顺时针选择父本。目标个体被选择为父本的概率与其在小生境内竞争性的排名成正比。

实验与结果分析

机械问题的模型可分为连续函数问题和组合优化问题两类。为验证改进的遗传算法的性能并证明其在机械设计中的可行性，做了如下几组实验。首先通过解装箱问题验证变种群对搜索速度的影响，之后通过对比改进的遗传算法、微粒群算法和标准遗传算法在解决装箱问题以及工程实中的减速箱齿轮组设计和起重机主梁截面设计问题等三个问题的优化结果检验算法的优化性能，验证改进遗传算法的意义。

1种群规模变化对进化的影响实验

此部分采用的实验模型是组合优化中经典的装箱问题。为验证本文提出的种群规模周期性波动有利于促进种群进化的假设，设计改变种群规模波动幅度的实验。通过改变选择算子中的基本惩罚系数ke0来调节种群规模波动的幅度。本例中按波动从小到大分别进行了三组实验，波动幅度分别为，第一组幅值为0．5;第二组幅值为1;第三组幅值为1．5．上述实验结果均为20次独立重复实验最优个体的目标函数和约束值平均值。实验的结果如图4所示，第二组的优化结果最好，其中有15%能达到最优解4，平均结果为4．85;第三组次之，均能优化到次优解;而波动最小的第一组结果最差，有0%的解只能得到再次优解，平均结果为5．．三组实验的选择比例的平均值均为0．2，只有波动的大小不同。而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种群规模适当的波动可以提高遗传算法的搜索效率和搜索结果，但当波动过大时又会降低搜索结果。可见，种群规模波动对进化具有实际作用。

2改进的遗传算法与其他算法的比较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遗传算法的优化性能，以基本遗传算法(SGA)、微粒群算法(PSO)与此处提出的变种群小生境遗传算法(这里简称DGA)做比较。(1)装箱问题本单元做了20重物装16箱、50重物装16箱的两组实验。第一组三种算法结果大致相同，第二实验结果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三种算法虽然搜寻速度大致相同，但改进的遗传算法能得到更优的最优解。本试验采用直尺圆柱齿轮二级减速器的模型，减速器设计条件为高速轴输入功率为6．2kW，高速轴转速n=1450r/min，总传动比i=1．5，齿宽系数φn=0．4;齿轮材料和热处理:大齿轮钢45、正火HB取值范围为187～207，小齿轮钢45、调质HB取值范围为228～255．要求按总中心距最小来确定总方案中的各主要参数。设计变量取为:()桥式起重机主梁截面的优化桥式起重机主梁，以箱形截面为基本结构，取箱形截面的主要尺寸为设计变量，在满足使用性5结束语遗传算法是对自然界的生物遗传进化的模拟，但是传统的遗传算法在种群规模、交叉繁殖和个体更替等方面的模拟过于简化，实际上弱化了每个个体在群体进化中能起的作用，使得遗传算法很难在解决复杂的问题时保持算法的稳定性，很难收敛于最优解。

群体遗传学概念篇7

prewitt 等人于六十年代中期提出的直方图双峰法(也称 mode 法) 是典型的全局单阈值分割方法。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假设图像中有明显的目标和背景，则其灰度直方图呈双峰分布，如图所示：

当灰度级直方图具有双峰特性时，选取两峰之间的谷对应的灰度级作为阈值。如果背景的灰度值在整个图像中可以合理地看作为恒定，而且所有物体与背景都具有几乎相同的对比度，那么，选择一个正确的、固定的全局阈值会有较好的效果。例如图4.1所示：

图4.1

原始灰度图像

图4.2

灰度直方图

 当选定阈值m为100时，分割效果如下：

图4.3

分割后图像

  通过对上示图片的比照，对于简单的，背景图像和目标图像对比鲜明的图片，我们很容易通过其灰度直方图找到分割用的阈值（m=100），从而将图像按照灰度的不同区分开来。

这种方法虽然简单易行，但是因为同一个直方图可能对应若干种不同的图像，所以使用双峰法需要有一定的图像先验知识，而且该方法不适合用于直方图中的双峰差别很大或双峰之间的谷部较宽广而平坦或者只有单峰的图像。例如，在对于下示图4.4，图4.7，图片的处理：

      

图4.4

原始图像

     

图4.5

灰度图像

       

图4.6

灰度直方图

图片4.5的直方图平坦，无法找出两峰之间的峰谷。

图4.7

原始图像

图4.8

灰度图像

图4.9

灰度直方图

图片4.8的直方图的各峰差别大，无法通过峰谷判定阈值。因此，阈值的难以确定，导致对这两幅图片采用灰度直方图法的失败：

图4.10

分割结果

图4.11

分割结果

由于图片4.5直方图的平坦，无法找出两峰之间的峰谷，而图片4.8的直方图各峰差别很大，导致图片4.5和图片4.8都无法获得足够的图像先验知识，从而使本方法的使用遇到困难，阈值的寻找困难直接导致在采用本方法处理图片后，分割后的图像与原图像的差别很不明显，并未达到实际的分割效果。因此，本方法的使用的局限性很大，只适于对一些简单的背景和目标图像的灰度差别很大的图像的处理，（程序源代码参见附录一），而且不便于阈值的自动选择，无法完全自动的有程序实现。

第五章  模糊理论和遗传算法理论简介

传统的信息处理方法建立在概率假设和二态假设(probality assumption

&binary-state assumption)的基础上。概率假设使传统的数学应用范围从确定性现象扩展到随机现象，二态假设对应了人类的精确思维方式。但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事物除了可以精确表示之外，还存在着大量的模糊现象，如“年轻人”、“高个子”等，究竟多大年龄之间算“年轻’，，多高个子为“高个子”，这是人们观念中的模糊的概念，模糊(fuzzy)概念由此产生。模糊性也就是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客观事物的不确定性除了随机性外，模糊性也是一种不确定性。所谓模糊性是指事物的性质或类属的不分明性，其根源是事物之间存在过渡性的事物或状态，使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分界线。

在自然科学中，人们长久以来习惯于追求精确性，总希望把事物以数学方式描述出来，然而，面对模糊现象，传统的数学方法遇到了实质性的困难。但对于人的大脑而言，它具有很高的模糊划分、模糊判断和模糊推理的能力，而且人们为了表达和传递知识所采用的自然语言中已巧妙地渗透了模糊性，并能用最少的词汇表达尽可能多的信息。但是，对于计算机来说，无论它怎样发展，总无法达到人脑的境界，所以，用计算机来处理模糊信息，就需要一种能够将模糊语言形式化的工具，用数学的方式处理这种模糊性。模糊数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让数学反过来吸收人脑的模糊识别和判决特点，并将之运用于计算机，使部分自然语言能够作为算法语言直接进入程序，让机器通过模仿生物的思维判别模式，使人们能够以简易的程序来调动机器完成复杂的任务，从而大大提高机器的灵活性。人工智能，计算生命，遗传算法等前沿学科正是模糊数学理论发展的结果。在面对工程领域中大量的无法采用传统优化方法解决的复杂的、非线性的优化问题时，遗传算法作为模糊数学理论中重要的一支，因其具有简单、通用，鲁棒性强，且易于并行性的特点，而广泛应用于工程设计的优化，系统辨识和控制，机器学习，图像处理和智能信息处理等领域。

本文正是以遗传算法这一新的,融生命科学与工程科学于一体的全局搜索算法为主要的研究与讨论方向，重点讨论了基于遗传算法理论的图像分割问题。

5.1遗传算法的基本概念

遗传算法(ga-genetic algorithms)是模拟达尔文的遗传选择和自然淘汰的生物进化过程的计算模型，由michigan大学的j. holland教授于1975年首先提出。它将“适者生存”的进化理论引入串结构，并且在串之间进行有组织但又随机的信息交换。通过遗传操作，使优良品质被不断保留、组合，从而不断产生出更佳的个体。子代个体中包含父代个体的大量信息，并在总体上胜过父代个体，从而使种群向前进化发展，即不断接近最优解。由于遗传算法是自然遗传学和计算机科学相互结合渗透的产物，因此借用了许多自然进化的基础术语。

·种群(population)和个体(individuals) 

遗传算法处理的是染色体，或者叫基因型个体，通常以一维串结构资料来表现。一定数量的个体组成了种群(population )，或叫集团。

·种群规模(population size )

种群中个体的数目称为种群大小，也叫种群规模。

·适应度函数(fitness function )

各个个体对环境的适应程度叫做适应度。对于优化问题，适应度函数就是目标函数。遗传算法对适应度函数并不要求可导等条件，只要求适应度函数为可加以比较的非负函数。

·编码(coding)、译码(decoding)操作

遗传算法必须包含两个必须的资料转换操作，即把搜索空间中的参数或解转换成遗传空间中的染色体或个体，称为编码操作；反之，称为译码操作。

·选择(selection )、交叉(crossover)和变异(mutation)操作

这三个操作数是遗传算法的三个主要操作操作数，即遗传操作( genetic operation，是遗传算法的特点。(详细介绍将在下节。)

5.2遗传算法 5.2.1遗传算法的基本流程

标准遗传算法(( sga)的基本流程如图所示，算法主要步骤如下图5.1示：

1)随机产生初始种群，作为第一代。个体长度、种群规模、交叉概率、变异概率为固定值;

2)对父代种群计算适应度值;

3)判断是否满足终止条件，是，则执行步骤4:否则，进行选择、交叉、变异操作形成子代种群，并将子代种群作为下一次叠代的父代种群，转入执行步骤2;

4)输出最佳个体，退出。

 shape  \* mergeformat 

5.2.2遗传算法的要素

遗传算法具有5个基本要素:编码机制，初始种群的设定，适应度函数的设定，遗传操作，控制参数的设定。具体步骤如下：

1.编码机制

编码机制是遗传算法的基础。通常遗传算法不直接处理问题空间的资料，而是将各种实际问题变换为与问题无关的串个体。对染色体串的遗传操作只与遗传算法的理论、技术有关，而与具体实际问题无关。这一特性增大了遗传算法的适用性。当实际问题变化时，可只改变适应度函数，而无需改变其它操作，加强了代码的通用性。最常用的方法是二进制串结构编码。

2.初始化种群设定

遗传算法处理流程中，编码设计之后的任务是初始种群的设定，并以此为起点一代一代的进化直到按照某种进化终止准则终止。最常用的初始方法是无指导的随机初始化。

群体遗传学概念篇8

关键词：记忆场所；文化遗产；文化认同；多样性；保护

Abstract：It is a common phenomenon that cities are losing their cultural identity along with urban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recently. One of important reasons is that the value of many scattered memory places are underestimated and lack of enough protective utilization accordingly， which are rich with collective memory and strong emotional attachments to ordinary people， but are normally not registered in the lists of cultural relics. Therefore， the essay attempts to introduce memory place， a new concept of preserv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its revitalizing strategies through literary reviews， comparison， analysis and case study， which contribute to cultural identity-making. It argues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conception of memory place and build a new framework for the studies of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Key words：memory plac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e identity； diversity； conservationts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1-64（5）

引言

当今，中国城市大规模的变迁（Urban Transforma tion）为世人瞩目，在国际视野中已经成为“中国崛起”的最直观注释，被称为“影响21世纪最重大事件之一”。[1]与此同时，我国城市的快速变迁面临着诸多挑战。正如约翰·弗雷德曼（John Friedman）2010年所指出的那样，目前中国等发展中城市变迁的最大挑战是：全球化自由资本与地域性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而导致社会文化情感与物质空间结构之间的矛盾。[2]这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尤其在当下的中国，许多中小城镇正面临着全球化与城市化双重驱动下的变迁；在这巨大的变迁中，尽管一些知名度高的文物、历史建筑与历史地段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利用，然而保护名录之外的大量现存的、蕴涵着社区情感与集体记忆的历史性场所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破坏，长期栖居于此的人们找不到历史记忆与情感依赖，地方文化认同面临着被消解、被同化的危机。[3]通常，文化认同是个体在所属文化群体与其场域内形成归属感、获得保持与创新自身文化的社会心理过程。美国跨文化学者、历史场所保护协会成员爱德华·豪尔（Edward T. Hall）在《超越文化》一书中就明确阐述了，文化认同、自我认同的过程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与场所。[4]而在现实的实践与研究中，文化认同依存的语境被国际化、抽象化或者虚拟化了。因此，如何有效保护利用这类维系地域文化认同的历史文化资源，已经成为了城镇变迁中的紧迫课题。

1 记忆场所的内涵与相关背景

记忆场所（memory place）是指保留和繁衍集体记忆的地方，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间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记忆遗产中代表性的场所。[5]广义的记忆场所，包括登录（文物保护名录）中以及未登录的城市、建筑、景观遗存（址）；狭义的记忆场所是指国家/民族层面的纪念性建筑，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保护名录之外现存的、蕴含集体记忆的历史场所。从客体特征来看，记忆场所主要包括历史性建筑、景物（object）、场地空间（space）及其承载的仪式性活动（event）与历史故事；从空间分布规律来看，记忆场所的类型大致分为单元性、线性与网络性；从主体来看，记忆场所有国家民族的、地域城市的、社区村落的，乃至家族的；从功能属性来看，这些记忆场所可以是象征性的、仪式性的，也可以是日常性的或者偶发性的等。例如，学校、礼堂、会馆、茶馆、手工作坊、老码头、墓地、公共池塘、巷道、运河水道、有特殊意义的树木等等。

现有的文献表明，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第一个比较明确地系统地阐述了“记忆场所”这一概念的内涵。他在研究历史与集体记忆的过程中，发现历史遗留的地方空间对于文化认同的建构有非常大的贡献，并在1978年提出了“记忆场所”（memory place）的概念；他主张通过对记忆场所的研究来更好地拯救残存的集体记忆，找回群体的认同感与归属感[6]。尽管，皮埃尔后来研究的落脚点与最初的出发点发生了偏离，最后的研究成果还是聚焦在民族与国家层面上的纪念馆/纪念物等——将记忆场所神化了，但是，皮埃尔关于记忆场所的观念超越了社会历史学、环境心理学、文化遗产学的研究模式，正影响着欧洲建筑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

记忆场所的理念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一贯倡导的文化遗产评价标准“突出的普遍性价值”（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是一脉相承的；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不断拓展和细化了这一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强调了对各地域文化多样性的包容[7]，例如各种群体或者人类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代表性场所、成为一种传统的土地使用的突出实例等。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亚太地区文化顾问理查德·恩格哈特（Richard Engelhard）在相关的报告中指出，当今在世界遗产运动的推动下，建筑遗产的保护对象正由精英使用的纪念物转向普通人群使用的空间场所[8]，这充分显示了对普遍性价值的重视。我国清华大学吕舟教授指导的史晨暄博士对30个版本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中的“突出的普遍价值”及背景文件进行了详细解读，指出了我国对国际标准的转变把握不够准确，并呼吁把世界遗产保护运动的目标和国内遗产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在一起 [9]。

事实上，记忆场所这一新的文化遗存现象正挑战着法国、英国、荷兰、意大利等西方国家传统博物馆式的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10]

2 相关概念与其研究意义

记忆场所主要涉及基于时间的“记忆研究”与基于空间的“场所研究”两个维度。从心理学一直到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等领域关注着这两个维度，并且不断在推进两者的整合研究。事实上，人类回忆过去的能力与习惯往往是与关联在一起的物体、空间场所与事件结合在一起的。笔者在“情节：空间记忆的一种表达方式”一文，从中国汉代的画像砖与古埃及的壁画等历史案例分析中，将空间与记忆整合为“空间情节”这一概念，进而塑造文化认同。[11]

英国思想家约翰·罗斯金早在1849年出版的《建筑的七盏明灯》中就指出，诗歌与建筑是人类遗忘的两个强大征服者，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包含前者，对于传承与传播城市文化与其历史主题具有强大作用，同时对于维系群体的文化认同具有积极意义。[12]

意大利建筑师罗西（Aldo Rossi）将城市视为人类集体记忆的一个容纳时空、物质、事件的场所载体。他在20世纪60年代《城市建筑》一书中指出：城市空间肌理（texture）和纪念物（monuments）等城市结构（fabric）集中体现了每一个城市精神与文化身份。同时，他试图用类型学的方法将集体记忆与个人经验、原型与变体统一起来，重构地域城市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13]博伊尔（Boyer M C）等学者近来进一步探讨了城市形态演变与集体记忆之间的互动关系。然而，关于城市集体记忆的 “理性主义的类型学”研究范式开始受到了西方学者的批判：类型化的集体记忆蜕变成一种英雄主义的倾向。[14]相比集体记忆来说，记忆场所是更富有生命力，是具体化了的认同；它不仅见证了变迁中的历史与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的叙事与传播。正如诺拉认为，集体记忆研究的起点是记忆场所。

地理学家段义夫则明确提出了“恋地情结”的概念[15]，场所成为了感知的价值中心；后来的人文地理学者进行了详细阐述：对于地方的认同首先是物质环境的认知认同（cognitive）；其次是行为的参与认同（behavioral）；最后是情感与意义的体验认同（affective）。[16]他的理论一直影响到当今建筑学者对于公共空间的场所依恋（attachment）的度量及其评价研究。

无论是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还是场所依恋（place attachment）研究，比较关注存在于日常生活话语体系中的普遍性场所（ordinary place），并未聚焦在历史性场所这一范畴之中。而文化遗产权威话语体系中的建筑遗产（listed building heritage）、成规模的历史地段、建筑群（historic sites）以及文化景观遗址（culture landscape）①等，比较关注的是少数精英类的历史性场所（designed historic place），而两者之间集体话语体系中大量与大众生活习惯、集体记忆相关的历史性场所——记忆场所成为了研究的薄弱点（图1）。从文化谱系和历史关系之间的关系来考察文化遗产，在民族国家层面有些无法找到符号化历史事实和历史逻辑的根源， 却在某一个具体的场域、族群、家族、组织等的记忆场所谱系中可以找到其文化根源的线索。当代西方学者正在将记忆场所拓展到纪念性空间、城市历史、遗产旅游等领域，也就预示着文化遗产研究范畴的嬗变。

目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虽已将失去的、濒危的文献记录类的非物质记忆遗产纳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目（memory of the world，又称世界记忆工程MOV、世界记忆档案） ①，但是尚未发现将实际存在的属于普群体的“记忆场所”纳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中的正式文献、、法规、宣言等，因此记忆场所作为一个文化遗产的新概念提出有其必要性与现实意义。

第一，相比那些权威认定的纪念碑式的文化遗产来说，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多样性、离散性、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这些场所的保护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与和谐。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尹·博尔（michael Ian borer）2010年在《从集体记忆到集体想象：时间，场所和城市更新》一文中所言，尽管这些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城镇邻里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也是人们赖以生活、工作、休闲之处。[17]

第二，传统的建筑文化遗产比较关注遗产自身固有的、使用性的科学、艺术、历史等价值，而记忆场所关注的是遗产外在的、非使用性的社会文化价值②；这些场所的保护利用有利于地域文化在深度与广度上的继承。一个历史性场所往往包含两部分信息，一部分就是物质形态（physical form），另一部分就是故事（story），两者与场所的文化认同感的建构紧密关联，缺一不可。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遗产本体的物质形态，但是我们需要置身于故事语境之中去了解过去，了解自己，并需要了解新技术对集体记忆的影响。[18]

第三，传统的建筑遗产（尤其是“历史地段”）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比较关注集中式的完整意义的历史地段；在国际文物遗产保护的相关文件中也明确提出了评估遗产价值和保护状况的三项重要指标：历史性（historic）、完整性（integrated）、原真性（authentic）；而现实中存在的更多的是碎化的、游离在城镇空间之中的记忆场所，往往难以纳入传统观念中的文化遗产保护范畴里。特别是在当今中国，许多城镇经历了30多年的变迁，如果严格按照现有的标准实施认定与保护，那么现仅有的历史遗存大多是在严格的遗产保护范围之外③。比如二、三线城镇中合作社时期的大礼堂、手工艺作坊、茧站、近现代历史码头遗址，充满了集体记忆与社会情感，难以简单确定其是否符合传统的“三性”标准与原则。记忆场所的视角将弥补以往建筑遗产研究的空缺，拓展了历史地段保护的内涵。

由此可见，“记忆场所”这一概念对于国际历史遗产保护思想与观念的转变是具有开拓性的。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既有历史场所，使得民众与以往的社会生活建立了关联，在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并且建立文化、社会与身份认同。

3 国际上关于记忆场所的相关研究与实践

记忆场所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遗产现象，不仅仅见证变迁中的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维系与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建构。通过综合文献检索，西方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3.1 从不同角度不断探索各类记忆场所的挖掘认知理论

德国民族学家格拉纳·贝恒斯（Daniel Grana Behrens）将皮埃尔的思想延伸到了地方社会层面，通过田野考察发现了存在于墨西哥高庭昌印第安社区中的各种记忆场所[19]；美国学者博格特（Michele H Bogart）、英国学者马丁（Martin G P）、法国学者凯瑟琳·霍来尔（Catherine Horel）、捷克学者安德莉亚·波克鲁杜瓦（Andrea Pokludova）等将记忆场所的理论应用到城市历史与其公共生活的解读与考察中等[20]，分别通过公共记忆与地图信息等对17世纪至20世纪不同时期中的纽约城市公园、伦敦诺丁山社区、芝加哥历史街区等城市空间的历史故事解读与信息挖掘，来考察社区记忆场所的可识别性以及认同性，同时揭示官方记忆、贵族记忆与风土记忆对于场所认知、保护之间的异同关系等[21]。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尽管记忆场所有其多样性、隐匿性，但是通过恰当的途径可以挖掘不同群体的记忆场所。

3.2 以案例与实证为基础的记忆场所活化研究

集体记忆往往附着在物质性的载体之中，然而这些记忆场所已远离它们的语境，这就需要通过多种路径与方法，来建构语境激活人、场所及其隐含的故事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城市设计师或者建筑师来说，在进行历史地段更新时必须意识到使用者的情感依赖与文化认同，要善于激活既有的记忆场所，并鼓励使用者重新定义场所功能和赋予既有场所新信息的能力。芝加哥大学凯伦·提尔（Karen E. Till）以犹太人女子小学、现为运动场的公墓等案例为实证研究，指出主题策划与艺术展示等策略可以再现各种社区的历史故事，唤醒场所变迁中那些被遗忘的集体记忆，建构社区居民与记忆场所之间的情感关系与文化认同。这些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不同的叙事载体（物质与非物质的要素）来建构日常生活场所中的集体记忆。荷兰阿姆斯特丹艺术学院的彼得·冯·门施（Peter Van Mensch）从多媒体艺术角度总结了一系列“沟通集体记忆”的策略，例如通过故事圣坛、社区网站、交易场所网、艺术作品、通讯技术等现代技术再现各种丰富多彩的生活记忆，这些灵活的策略为居民提供重现“集体记忆”、强化文化认同的渠道；他呼吁保护过去的历史不被剪裁，尊重与认可每一个群体的记忆场所，使之远离科学或者社会的偏见。[10]

3.3 相关的保护实践与城市战略

欧美一些国家意识到了记忆场所对于城市空间人文精神塑造的价值与作用，提出了一些相应的保护策略与技术措施，如通过表达与接受那些经常被排除在外的团体、群体的参与来强化传统文化遗产的包容性，将记忆场所纳入到区域性的文化远景之中。在实际操作中，通过机构组织、公共项目策划对各类多层次的记忆场所网络进行系统诠释与传播。例如，由地方权威、图书馆与博物馆组成合作联盟，创建历史水道码头等主题性记忆场所的信息网络平台，让市民与游客共享集体记忆；再如，伦敦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了“向导电话”服务项目，即市民或者参观者通过移动电话拨打特定的号码来了解相应场所的历史文化信息。类似的项目被引进到了美国纽约等地[10]。

此外，国际上一些案例虽未以“记忆场所”的概念来进行保护实践，但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例如，我国香港地区2006年在拆除具有集体记忆的旧中环天皇码头时，遭到了多个民间团体与许多市民的强力反抗；该事件之后，香港特区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建筑遗产与历史地段的界定，同时启动了“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并将“如何让社区受益”作为保育活化的一个原则。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建筑场所，使得市民与以往的社会生活建立了关联，在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并且建立身份认同。尽管记忆场所这一文化遗产的新概念并未出现在相关的官方文件中，但是在学术界、民间的讨论中体现了对记忆场所保护的强烈夙愿。

结语

由此可见，记忆场所的研究与实践已经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趋势；记忆场所的保护对于建构文化认同感的积极作用已经获得了国际学者与社会的共识。同时国际上关于挖掘、拯救与活化记忆场所的技术途径与策略是灵活多样的。但是，记忆场所的边界在哪里、如何定位，依然成为许多学者争论探讨的焦点。

在我国，对于“记忆场所”这类资源缺乏界定，更缺乏相应的理论支撑以及灵活有效的保护利用方法。面对全球语境中地域文化认同危机，笔者建议厘清记忆场所的内涵与外延，尽快建立记忆场所的评价体系与保护机制，科学引导我国城镇快速变迁中多样化文化资源的保护[22]。

注释：

① 相关概念的解释参见国家文物局法制处编《国际保护文化遗产法律文件选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3；http：///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mow/

② 这一部分价值在建筑遗产或者历史地段的评价考量中往往被忽视，例如我国现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与《中国历史文化名镇评价指标体系》等对遗产价值的定位和划分，主要针对遗产的科学技术、建筑美学、历史价值进行定量分析。

③ 文物申报或者保护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弄假成真”、“弄真成假”现象，与僵化的文物保护条例“三性”原则不无关系。

参考文献：

[1] 杨保军，陈鹏.中国的城市化之路怎样走[J].城市规划学刊，2011，（1）：1-7.

[2] John Friedmann.Place and Place-making in Cities：a global perspective [J].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2010 ，vol11，（2）：149-165.

[3] 陆邵明.拯救记忆场所建构文化认同[N].人民日报，2012-04-12（23）.

[4] Edward. T. Hall. Beyond Culture[M].New York：Doubleday.1976.

[5] Pierre Nora.Les lieux de mémoire. dans Jean-Claude Ruano-Borbalan （cordonné）， L 'histoire aujourd' hui[M].Paris：Science Humanities Editions，1999.

[6] 沈坚.记忆与历史的博弈：法国记忆史的建构[J].中国社会科学，2010，（3）：205-219.

[7] Titchen，Sarah M. On the construction of outstanding universal value：Some comment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72 UNESCO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C].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rchaeological Sites，1996：1.

[8] 张松.建筑遗产保护的若干问题探讨——保护文化遗产相关国际的启示[J].城市建筑，2006，（12）：8-12.

[9] 史晨暄.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评价标准的演变[D].北京：清华大学，2008.

[10] Peter van Mensch， 'Annotating the environment.Heritage and new technologies'[J].Nordisk Museologi，2005，（2）：14-27.

[11] 陆邵明.情节：空间记忆的表达方式[J]. 建筑学报，2005，（11）：71-74.

[12] 约翰·罗斯金.建筑的七盏明灯[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

[13] 阿尔多·罗西.城市建筑学[M].黄士钧，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

[14] M. Christine Boyer.The city of collective memory：its historical imagery and architectural entertainments[M].Cambridge，Massachusetts：MIT Press，1994.

[15] Tuan Y F. Topophilia：A Study of Environment Perception[M].Englewood Cliffs：Prentice Hall，1974：1.

[16] Edward Relph，place and placelessness[M].London：Pion，1976.

[17] Michael Ian Borer.From Collective Memory to Collective Imagination：Time，Place，and Urban Redevelopment[J].Symbolic，Interaction，2010，Vol.33，（1）： 96-114.

[18] Dennis Frenchman.北美的节庆活动——场所：城市的内涵和形象塑造[J].Dennis Frenchman，干靓，颜隽，译.国外城市规划，2006，（12）：13-20.

[19] 丹尼尔·格拉那·贝恒斯. 美洲殖民时代前期的图形文字和记忆：以墨西哥普埃布拉州的高庭昌为例[M]何少波，译 // 王霄冰，迪木拉提·奥迈尔.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78-97.

[20] Michele H Bogart.Public space and public memory in New York’s City Hall Park[J].Journal of urban history，1999 ，vol.25，（2）：226.

群体遗传学概念篇9

“自然选择学说”被恩格斯誉为19世纪三大自然科学发现之一。学生在初中生物课堂上已经学过，已有初步了解，但由于遗忘和缺乏深入系统的体验和学习，很难正确理解和把握自然选择学说的要点和精髓。虽然教材给出了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解释模型，但学生仍对该学说的四点内容的内在联系模糊不清。针对以上情况，笔者通过构建概念模型让学生理解“消化”该学说四点内容的内在联系。

课前指导学生阅读教材中达尔文自然选择学说的解释模型，多媒体展示长颈鹿脖子的进化组图，引导学生回顾初中有关进化的知识，组织学生尝试用达尔文的观点解释。长颈鹿实例证明：长颈鹿在繁殖过程中存在变异现象，有颈长或颈短的变异，脖子长的可以吃到高大的树木上的叶子，过于短的可以吃草和灌木，但介于二者间的无法获取足够的食物，它们便会饿死，使其数量减少，最后全部消失。因为其他长颈鹿不具有这样的基因，在以后的繁殖过程中就不会存在脖子长度适中的长颈鹿。通过问题引导和帮助学生理解把握“过度繁殖、生存斗争、遗传变异、适者生存”对生物进化的作用，构建“自然选择”这一概念。左下图教师一边讲解一边和同学一起建构，右下概念图作为小结，概念模型如下：

先多媒体展示果蝇大量繁殖图，直观地告诉学生生物普遍具有过度繁殖的特性。观察一窝多鼠图旨在启发学生：后代在性状上有较大差异，即生物产生了变异。由于受到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对于变异的本质达尔文还不能做出科学的解释。但通过对人教版必修2第5章的学习学生已掌握生物变异的原因，把前后知识联系起来，从而使分散的生物学概念系统化，形成知识体系，帮助学生记忆，提高学生的学习素养。桦尺蛾实例证明：在18世纪，英国的许多树干上都长满了地衣，一些体色（灰白色）的桦尺蛾可以避开猎食者，所以它的数量较多，但偶尔也能看见黑色的桦尺蛾。18世纪末，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烧煤的工厂排出大量浓密的黑烟。煤烟杀死了地衣熏黑了树皮，有利于黑色的桦尺蛾生存。于是1840年前后，98%的桦尺蛾都变黑了。因此，我认为即使是相同的内容，如果教学目标不同，构建的概念模型有可能不同。把前后知识通过以下概念图串联起来，可以帮助学生形成比较系统的知识网络。

通过构建概念模型，学生理解自然选择中四个主要内容之间的联系：（1）自然选择学说的四点主要内容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2）遗传和变异是自然选择的内因，遗传使生物保持物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变异使物种向前发展进化。（3）过度繁殖产生的大量个体不仅提供了更多的变异，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材料，而且加剧了生存斗争。（4）变异一般是不定向的，而自然选择是定向的，决定着生物进化的方向。（5）生存斗争是自然选择的过程，是生物进化的动力，而适者生存是自然选择的结果。（6）遗传和变异是基础，过度繁殖是前提，生存斗争是手段，适者生存是结果。

构建概念模型可以是一次教学活动的目标，也可以是在教学过程中为实现教学目标而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

通过以下练习，可以检测学生的掌握情况。

1.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来判断下列叙述中正确的是（A）

A.野兔的保护色和鹰锐利的目光是它们相互选择的结果

B.长颈鹿经常努力伸长颈和前肢去吃高处的树叶，因此颈和前肢变得很长

C.尺蛾工业黑化现象是因为受煤烟污染而被熏黑的

D.北极熊为了适应冰天雪地的环境，所以它定向地产生了白色的变异

2.有性生殖的出现直接推动了生物的进化，其原因是（D）

A.有性生殖是高等生物所存在的生殖方式

B.有性生殖是经过两个生殖细胞的结合

C.有性生殖是由减数分裂形成的

D.通过有性生殖，实现了基因重组，增强了生物的变异性

3.如图是一农田长期使用一种农药后害虫群体密度变化曲线。下列叙述，不符合达尔文进化观点的是（B）

A.随着农药的使用，害虫群体的抗药性逐渐增强

B.农药使害虫产生变异

群体遗传学概念篇10

    ,“主要源自日本于1950年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提出的“无形文化财”的概念,首次将‘有形文化财’区分出来”。但1972年的《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保护的文化遗产也只局限于物质类,而未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决议。此后,在2003年10月教科文组织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并设立《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取代了之前的“口头与非物质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第二条得到清楚的规定:“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在本公约中,只考虑符合现有的国际人权文件,各群体、团体和个人之间相互尊重的需要和顺应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虽然“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容易使人误认为不需以物质为载体,但根据《公约》第三十九条又规定中文文本是有效文本,因此该词一直使用至今。

    我国曾使用不同的术语,如民间文学艺术、民间传统文化、传统知识。直到2005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包括六大方面:(1)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2)传统表演艺术;(3)民俗活动、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技能;(6)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比较《公约》和《办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定义的区别,《公约》对定义更加详细。在分类中,《办法》更强调传统性,还特意增加兜底条款“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与几个概念的区别

    “学界在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时,往往提到地域性、民族性、传统性等”,但这并非一定是“非遗”所固有的,其他类型的遗产也可能具有,如泰山。”“作为自然和文化遗产,位于黄河流域,五岳之东,一直作为中国古时的帝王敬天的场所,同时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与“世界文化遗产”的区别。非物质性是“非遗”与“世界文化遗产”的根本区别。《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第1条规定:“文化遗产包括: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另外,在保护方法上,两者也有重大的区别,“世界文化遗产”主要运用物理、环境的方法;而“非遗”则主要通过遗产拥有者传承的方法。“如入选‘非遗’西藏《格萨尔》史诗是靠后人的口口相传。”

    与“传统知识”的区别。出于保护角度的区别,“非遗”是从民俗传统保护的角度出发,而“传统知识”是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出发。WIPO对传统知识的定义为:“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设计;标志、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以及其他一切来源于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智力活动,基于传统的革新和创造成果。并不包括非遗的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与民间文艺表达(又称传统文化表达)的区别

    。根据WIPO和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民间文艺表达免受违法利用和其他损害示范法》,仅限于艺术遗产,排出了科学知识在外,而“非遗”则包括两者。

    二、保护制度

    “《公约》自2006年4月20日生效,规定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制度。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祝贺道,这一新文书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恰当的保护手段,从而填补了一个重大的司法空白。”“截至2010年6月10,共有134批准了该公约。”

    (一)名录制度

    1999年,教科文组织通过了设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以下简称“口头遗产”)的决议,后自《公约》生效后,“口头遗产”就纳入到“非遗”名录(第三十一条)。至2001年,每两年一次。

    根据《执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2010年6月修正),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符合以下所有标准:(1)该遗产属于《公约》第2条定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2)将该遗产列入名录,有助于确保扩大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提高对其重要意义的认识,促进对话,从而体现全世界的文化多样性,并有助于见证人类的创造力。(3)制订的保护措施对该遗产可起到保护和宣传作用。(4)在社区、群体,或适当时有关个人尽可能最广泛的参与下,在其自由事先知情同意下,该遗产得以申报。(5)该遗产已按《公约》第11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列入申报缔约国境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至今,教科文组织应经宣布五批代表作,全世界共213个“非遗”入选该名录,中国占其中的共28个。 (二)国际合作与援助制

    “尽管《公约》没明确像《月球协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样,将‘非遗’明确为‘人类共同遗产’”,但还是明确的指出:“保护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普遍的意愿和共同关心的事项,……国际社会应当本着互相合作的精神与本公约缔约国一起为保护此类遗产做出贡献。”因此,在第一条总则第1.4条关于本公约的宗旨便指出:“开展国际合作及提供国际援助。”

    在第20至24条中,详细规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援助的目的、形式、条件、申请、以及受援助缔约国的任务。国际援助可采取的形式如下:“(1)对保护这种遗产的各方面进行研究;(2)提供专家和专业人员;(3)培训各类所需人员;(4)制订准则性措施或其他措施;(5)基础设施的建立和营运;(6)提供设备和技能;(7)其他财政和技术援助形式,包括在必要时提供低息贷款和捐助”这些援助涵盖了人才、制度、技术、资金等必要的层面。

    (三)基金制度

    为了实施国际合作和援助,《公约》规定了要建立一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下称“基金”),根据第25.3条,资金的来源包括:(1)缔约国的纳款;(2)教科文组织大会为此所拨的资金;(3)以下各方可能提供的捐款、赠款或遗赠:第一,其他国家;第二,联合国系统各组织的和各署以及其他国家组织;第三,公营或私营和个人;(4)基金的资金所得的利息;(5)为本基金募集的资金和开展活动之所得;(6)委员会制定的基金条例所许可的所有其他资金。

    另外,防止基金用于政治目的,第25.6条还进一步规定:“对基金的捐款不得附带任何与本公约所追求之目标不相符的政治、经济或其他条件。”

    (四)报告制度

    《公约》在第29、30条分别规定了缔约国的报告制度和委员会的报告制度。缔约国应当按照委员会确定的方式和周期向其报告它们为实施本公约而通过的法律、规章条例或采取的其他措施的情况。委员会应在其开展的活动和缔约国报告的基础上,向每届大会提交报告,该报告应提交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报告报告,委员会得以监督缔约国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等保护措施,有效地使《公约》得到实施。

    三、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保护的任务是极其繁琐、艰巨,国际保护显得是极其必要的。代表作名录的建立,能有效地提高全世界人民对多元 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另外国际合作和援助,能促进国际交流,加强国际的保护。再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的基金,使得这些国际保护得到资金的保障。同时,避免干涉内政,国际保护不能出于其他政治目的。 参考文献: [1]李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法律保护.山东大学.2008. [2]李墨

    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制研究——以国际条约和国内立法为中心.华东政法大学.2009.

    [3]杨帆.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people.com.cn/GB/wenhua/1087/2495193.html.

    [4]叶超.《格萨尔》——从口口相传到白纸铅字.news.xinhuanet.com/book/2004-06 /16/content_1528494.htm.

    [5]张德财.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研究.华东政法大学.2007.

    [6]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unesco.org/culture/ich/index.php?lg=en&pg=0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