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范文10篇

群体性范文篇1

[关键词]大学生群体性逃课机会成本边际效用取舍开小差欲望曲线

目前，我国高校普遍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大学生逃课现象。据有关调查显示，当前高校学生专业课平均逃课率在20%左右，基础课在25%左右，公共选修课则高达50%，另外，60%以上的大学生有过逃课经历。

通过更深入的调查，我们还发现大学生逃课也有一定的规律性。如从学历来说，专科学生的逃课率要高于本科生；从年级上来说，高年级逃课率要比低年级高；从性别上来说，男生比女生逃课率高；从课程来说，基础课高于专业课、选修课高于必修课、人文类课程高于理工类课程；另外学生逃课率还与教师学历、职称、年龄等有关。

事实是不容回避的，大学生厌学、逃课现象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大家思考着，摸索着，希望找到答案。有的人说，那是因为大学不断扩招，生源，师资，教学质量无法保证；有的人说那是高等教育的确存在不小弊端；还有的人说那是学校管理的普遍问题……

作为一个大学生，我想综合一下许多同龄人的想法，并且用经济学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我们眼中的“集体逃亡”。去为群体逃课这个复杂而深刻的群体逃课现象的老话题增加一种合理的解释。

一、学习的临界(Utilityandmarginalrateofstudy)

鲁迅说，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但是,前提条件是合理的挤水,而不是盲目的拧水。时间的海绵不能被榨干，海绵太干会极大影响思维和生活质量。所以，学习的时间不能一次性的太长。过去我们不加思索出来的那种非常紧凑的学习模式，是行不通的，这样的学习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越来越没有效果（边际效用不断下降），最后，大家就会心生厌倦，也就是说，效果还可能为负呢。我个人很反对硬性的规定一段长时间的课程。

例如我们学校的电脑课，连续上一个早上从8：00到11：40，讲的内容除了程序设计，还是程序设计。高深的设计架构，数以十计的命令，要求的数理逻辑感与记忆力是非常高的，和我们本身很多都是文科生，电脑方面造诣本身也不会深，让我们一个上午听那些晦涩难懂的东西，我们无论多么好学，也会学不下去的。

就像经济学中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一样，学习时间与学习效果也会存在边际递减的关系。他们的关系如左图，如果我们学习0.5时的电脑，我们的学习效果是10，1小时学习效果是18，1.5小时学习效果是21，……到第4小时可能效果就是1或出现厌学现象，就是效果为负。这时,普遍认为,继续学习就是浪费时间。

所以，对于课程的安排不是时间越长越好，要考虑同学的吸收效果。所幸的是，关于时间和学习效果的研究已经很多人在从事。权威的调查结果显示：“不同年龄的人注意持续的时间不同，成人的注意持续时间为60～90分钟，而13～15岁的人则为50～60分钟。”我们只有从年龄特点出发，选择学习的单位时间，才能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

二、缤纷的世界（Decision-makingandopportunitycost）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好书,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办法把它们都看完；生活中有很多有意义的事，但是我们不能把它们都付诸实践；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所以，聪明的人都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书去读，最有意义的事情去做。这就叫取舍。

我们用两个小时坐在教室里去学习英语，是因为我们相信老师的讲课能带给我们外语的提高，这种提高的效果比我们自学要好。如果我们觉得课程，太没意思，学不到东西，那么，聪明的人就不会去强迫自己坐在教室里，去浪费那宝贵的两个小时，他可以选择去图书馆，去篮球场，去上网……

因为时间是有限的，我要选择，要取舍，找到最合适的事情去干，把时间用在有价值的事情上。

我想，这一切学生有可能选择去干的事情都是存在竞争关系的，包括听课，玩手机，睡觉，发呆，逃课………老师为了让大家不显性逃课，而每节课花15分钟点名签到；为了防止隐性逃课而把课堂随机提问与期末成绩挂钩；等等，很多时候都不是好办法，就像很多时候政府管制不是解决经济问题的最好办法一样，抓不住问题的要害，事实也证明了老师们没能多挽留几个顾客。如果老师的课能战胜其他的事情，在缤纷的世界里战胜了其他色彩，成为同学们在这两个小时的最佳选择，那么这个老师就是一个值得尊敬而且学生缘极好的老师。

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在这方面就做的很好。这所学校从来都不会用各种方法去让学生去上课，例如点名制，从来就没有。那里的学生每天必须去上的课程就是下午3：30分的下午茶，那时老师和学生将会一起探讨问题。至于其他时间，如果同学们能找到比去上课更有意义的事情，就不必去上课了。自由的课程，能容纳每个人不同的学习时间与学习安排，那么，每个人也不至于被死死的课程出勤规章套住。在自由的氛围下，学生自由发挥，这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学习途径，使自己在知识的海洋里走的更远。

著名的数学家，博弈论的创始者约翰纳?什就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读大学的，资料记载纳什自进大学以来就从来都没有去上过课，因为，课堂上的内容他都知道了，他还觉得老师的教学内容太死板，去上课对于他来说机会成本是很高的。继续去拿着书上课就就意味着要放弃这段可以干很多事情的时间，等于浪费宝贵的光阴。所以，他就选择去图书馆，去研究他感兴趣的数学领域。在当时的老师和同学眼里，他就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从来没有见他上过课，从来没有交过论文作业。但是，他成功了，他开拓性的研究使他最终获得了2002年的诺贝尔奖。

三、上升的诱惑（risingdesire）

开小差，作为一种隐性的逃课，是一种人在心不在的局面。如果某个课程同学们老是开小差（玩手机，睡觉，发呆……），那么，老师肯定会设法活跃课堂的气氛。例如，电脑课采用的办法是点名回答问题，英语课的办法是算平时成绩……

各种各样的关卡似乎都能给课堂挽回一些顾客，如图开小差线由K1向左移动到K2，开小差的人数减少了，但是，不能不重视的是剩下的人的开小差的欲望在高速膨胀，欲望值由Y1变成Y2。引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也就是说，学生们会想出更多更好的办法去对付老师的检查。

但是如果老师能证明这门课程有价值，大家不听就笨拉，那么，就像Nike搞大特价那样，不用打广告都能吸引很多的人的关注。这时，听课线就会从T1向左移动到T2，开小差的人减少了，最关键是大家开小差的心逐渐被精彩生动的课堂，饱含有价值的知识点吸引了，开小差的欲望从Y1下降到Y0。

参考文献

[1]覃彪喜2006.《读大学，究竟读什么》南方日报出版社

[2]N格列高里?曼昆2002.《微观经济学》机械工业出版社

[3]大学生逃课现象心理透视及对策

[4]何光2007.解读大学生逃课现象中国教育在线

[5]再议大学生逃课——内心追踪篇()

[6]我看大学生逃课北京青年报

群体性范文篇2

一、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

群体性事件是由社会群体性矛盾引发的，不受即定社会规范约束，具有一定的规模，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干扰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多样，如集体上访、集体怠工、罢工、聚众阻挠等等。群体性事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一）数量及规模日趋增大。近几年来，我旗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一直呈上升趋势且升幅较大。*年全旗共发生群体性事件51起，比1997年骤增了35起，经全旗各有关部门共同努力，在*年到*年两年里群体性事件虽然有所下降，但每年仍然发生30--40起。*年，全旗共发生群体性事件47起比去年同期增加23起，群体性事件又呈大幅度上升趋势。前几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一般都在几十人，而且主要集中在一两个单位。在近两年，由数百人参加的比较常见，并且出现了跨单位、跨地区串联行动的现象。如*年金厂沟梁金矿转制过程中发生了700多名工人群体罢工、进赤上访事件；*年撰山子金矿400名职工聚集政府办公楼门前，上访讨要工资待遇，长达近半个月时间。

（二）组织化倾向明显。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相同或相近利益要求的人为利益而聚合，为实现共同目的而协同行动。当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数因经济利益而起，有的要求增加征地补偿；有的要求赔偿污染损失；有的要求改善养老和医疗保险待遇；有的要求提高破产转制时的补偿标准；有的要求发放长期托欠的工资等等，并且利益呈多元化。如*年我旗森堡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因长期亏损，资不抵债宣布破产，职工提出退还集资损失并提高买断标准，但厂方又无能为力，由此引发了几次较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类似这样事件，表现为已由过去的松散型向相对有组织的群体性转化。多数的群体性事件都有组织者、策划者和骨干分子，他们有的在台前充当“群众代表”，直接组织煽动闹事；有的隐藏在幕后指挥和出谋划策；有的甚至成立非法组织，煽动群众闹事。

（三）对抗性加剧，危害后果日趋严重。目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性质而言属人民内部矛盾，从矛盾的斗争形式看，一般呈现较为缓和，非对抗性的状态。但是，随着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独立，有些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常常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且对抗性倾向明显。如四家子镇嘎海吐村由于受少数村民的干扰，该村自*年至*年不缴农业税，不交提留款，不搞计划生育。*年村级换届选举时，上级派工作组协助该村选举村委会，以袁某等人为首的一伙村民故意破坏选举，抱走投票箱，并摔坏了乡政府的摄像机。由于事态的发展，公安机关及时介入，但袁某等人却将入户做工作的民警非法拘禁长达二十几个小时，并施以侮辱漫骂。今年，金厂沟梁镇下长皋村400多村民，公然抗法，阻挠法院执行裁决，与执法干警发生暴力冲突，造成了不良后果。这表明，群体性事件已由单纯的上访请愿型向冲击施压型演化，较多地出现了集体围堵党政机关、堵塞交通、械斗等过激行为，少数不法之徒甚至把矛盾直接指向党政领导和政法机关。这些即牵涉了各级党政机关和有关部门领导的大量精力，又干扰了正常的工作、生产、生活秩序，造成社会局部混乱。

（四）情况愈加复杂，事件反复率增高。人民内部矛盾日益错综复杂，往往涉及社会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而且不同矛盾主体、合理的要求与不合法行为、不同的原因与动机、历史纠纷和现实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导致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情况愈加复杂。如*年发生在萨力巴乡安家胡同村的群体性事件就非常典型，以李某某为首的该村少数农户因村财务混乱对现任村委会有意见，拒交农业税，并用剪刀将前去摧缴的地税局工作人员扎伤，其儿子将乡政府的摄像机摔坏，此后，在李某某等人的煽动下，安家胡同村一部分村民结成一伙，与村委会对抗，他们不但自己非法选出了村委会，还自设扩音装置在村里进行宣传煽动，一部分群众不明真相，与其纠集在一起冲击旗、乡两级政府，并越级到市里上访，此事件历经三年时间才得以解决。类似这样群体性事件，从反映的问题看，大多是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难点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往往有赖于制度的健全、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过程，往往是旧矛盾尚未解决，新问题又出现，致使解决难度越来越大，导致此类事件的发生具有明显的反复性。

（五）引发群体事件的直接原因呈现规律性。群体事件虽然是由于矛盾的积累或加剧而形成的，但其终究是由外部原因引发的。近几年来，我旗群体事件发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有：村级两委班子换届；农村土地调整；重大项目开工建设；企业转制等。这一时期是集团利益暴露期或明显期，由此带来的是群体事件的高发期。如*年我旗进行新一轮土地承包时，324个行政村在春季都进行了重新发包，仅*年由于土地调整引发的集体上访达百余次。

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成因

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引起的，其中即有社会环境、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群体性事件的产生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矛盾的综合反映，是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旧体制转轨对原有利益格局的冲击。随着新旧体制的转轨，改革的力度、深度、广度不断加大，企业转制、医疗保险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各项改革，几乎每一次改革措施都触及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反映出一些深层次问题，不可避免地导致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复杂化、利益冲突明显化的态势，多种所有制之间、多种分配方式之间的矛盾日显突出。许多企业职工因破产而失去了“铁饭碗”，一些农民负担沉重或土地被征用生活困难，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加上改革的配套措施没有完全到位，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在巨大的差距面前，一些人难免心理失衡，产生对立情绪，引发群体性事件。

（二）群众合法利益受到侵害。目前，群众合法权集中体现在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两方面。侵害群众合法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突出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乱摊派、乱集资、乱罚款，群众负担屡减不轻，引发群体性事件。二是在土地征用、拆迁安置过程中，由于土地征用补偿费不能及时到位，群众的损失得不到及时弥补，群众的合理要求得不到满足而引发群体性事件。三是有的地方在出台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时，决策过程封闭，工作方法简单，不征求群众意见，不进行科学论证，往往好事没有办好，导致群众产生对立情绪而引发群体性事件。四是少数干部贪污挥霍、以权谋私，或作风不民主、政务不公开，影响干群关系而引发群体事件。

（三）参与人员观念陈旧、法制意识淡薄。法律意识淡薄是群体性事件多发且难以控制的主要原因。一是一部分群众头脑中法制观念淡薄。这些群众传统观念仍根深蒂固，不少群众的思想意识和行为方式沿袭了小农经济形态下的自然规范和传统准则，以所谓的族规家法规范自己的言行，国家法律、法令在他们心中并不重要。他们不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往往一碰到问题就想到通过上访、闹事等简单的方式来解决。还有一些群众对法律断章取义，只重权利，不尽义务，为个人私利不择手段，总结出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所谓经验，抱着“法不责众”的心理，动辄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动辄堵路断桥、制造混乱，以此向政府施加压力；二是一些群众还利用个别领导“怕乱求稳”的心理，漫天要价，不断提出过分要求，甚至无理取闹。有些领导遇到群体性事件时，因为害怕事态扩大，不问是非来由，不管要求是否合理合法，一律让步，结果使一些人产生了错觉，无形中怂恿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三是少数人存有经济发展中的红眼病。这些人对外来投资者，不是满腔热忱地去支持，而是盯住投资者挣多少钱，一旦钱挣多了，便想方设法地设置障碍，与投资者讨价还价，无理取闹。

（四）基层工作薄弱，调控能力不足。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基层政权组织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预防、化解、控制各种矛盾纠纷的能力相对不足。主要表现在：一是基层组织的威信相对减弱。目前相当一部分农村村委会存在人员不稳定、有的基层组织班子成员素质较低，形不成领导核心，在工作上说不起硬话，在管理上拿不出硬措施，导致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大减弱。二是有的基层组织不得力，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即不能如实地向群众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又不能以积极的态度及时正确地反映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对存在的矛盾不是积极去化解，而是不愿管、不敢管、无力管，不闻不问、互相推诿扯皮，使矛盾、纠纷常处于无人过问、无人疏导、无人调解的状态，时间一久，矛盾不断激化，引发了群体性事件。

三、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具体措施

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要从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出发，自觉担负起政治责任，坚持标本兼治，从政治、经济、法律、思想等方面入手，积极从源头进行防范。

（一）进行综合治理，从根本上预防群体事件的发生。当前，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越来越复杂，涉及到方方面面，不是一个单位，一个部门所能完全解决的，只有各级党政领导重视，亲自组织协调各部门进行综合治理，形成合力，才能从根本上减少群体性事件。预防和处理群体性事件必须实行“领导责任制”，要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起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改变职责不清、信息不灵、反应迟钝、互相推诿的现象。各部门各单位都要针对调查掌握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逐一落实化解责任，切实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困难，从根本上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在各部门中，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职能部门，必须要建立并不断完善处置预案，做好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充分发挥基层治保、调解组织作用，促进农村稳定。发挥好基层治保、调解组织的作用，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要选好人员。治保、调解工作做得好，主要是因为治保、调解人员具有一定的良好素质，得到了广大村民的信赖和支持。因此，要挑选那些热心于治保、调解工作，作风正派、处事公正，在村民中威信较高，又具有一定法律知识的同志担任治保员、调解员。（2）要关心、支持治保、调解工作。把治保、调解工作作为维护稳定的重要环节来抓，在注重增强治保、调解人员的政治素质，提高法律知识水平的同时，也要适当提高他们的待遇，尽快帮助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全身心地投入治保、调解工作。（3）严格执行依法调解的原则。一是调解民间纠纷不能搞违法调解，违法调解不但无效，有时反而带来负面效应。比如刑事犯罪案件就不能调解，一旦调解就会发生放纵犯罪的严重后果。治保、调解人员还要注意防止治保、调解工作中的利益驱动倾向，决不能因为有利可图就搞偏向调解，无利可图则推三阻四、敷衍了事，甚至放任矛盾激化而引起犯罪发生。

（三）加强情报信息工作，做到发现事态迅速制止。群体性事件有突发性和潜伏性两种。潜伏性的事件占大多数，不论是突发性还是潜伏性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必须建立快捷灵敏的预警机制，及时化解不安定因素。在化解不安定因素工作时，要把大力加强情报信息工作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争取工作主动权。要落实全员预警责任，建立健全多方位、多层次信息网络和反馈制度，把信息触角伸向各个角落，力争做到信息队伍多元化，信息来源多样化，上下联系一体化，分析信息专业化，综合反馈网络化。对重点部位、重点地区做到信息灵、情况明。要积极开展不安定因素的排查工作，坚持日常排查与重点排查相结合，及时掌握突出问题，把矛盾解决在萌芽或初始阶段。

（四）加强侦控工作，严格区分事件性质、分类处置。要认真研究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特点、规律，采取不同的方法，正确处理。要加强侦察控制工作，掌握斗争主动权，对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事件，要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反映，关心群众疾苦，对群众的合理和正当要求给予耐心的解答，讲明道理，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对属于敌对分子插手操纵的问题，要把事件的组织策划者、骨干分子与一般群众区分开来，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及时控制幕后操纵者和组织者。对一些犯罪分子从中进行打、砸、抢、爆炸、杀人等严重威胁人身、财产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刑事犯罪活动，及时果断地处置，决不手软。

群体性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社会群体性纠纷非诉

正在迈向现代化的中国农村，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后，社会矛盾纠纷发生率和激化率也在急剧的上升。在农村纠纷中，群体性纠纷最为严重，尖锐和对立程度也较强，而且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广，带有明显的多元性和发散性。因此，如果没有一套为人们喜闻乐用的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法律允诺给个人的权利和正义将成为难以兑现的空头支票。为此，建立一套完善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渠道并使其与审判制度相辅相承，实乃有经邦济世的效用。豍认真研究新时期农村群体性纠纷的产生原因、种类和特点，寻求非诉解决机制，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对于纠纷的有效预防、成功调处、防止激化，对于构建和谐新农村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状态描述及解决途径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内涵界定

在我国，传统的思维观念将农村群体性纠纷界定为政治性的事件，因而称为农村群体性事件。按现有的法律、政策规定，农村群体性事件是指由农村（村、乡、县）社会矛盾引发，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农民群体，认为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为维护自身利益，通过各种方式，向基层机关或上级部门表达意愿、提出要求或发泄不满，造成农村干群冲突、危害农村公共安全、扰乱农村社会秩序等负面影响的集体活动。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表现形式（附调查的数据及相关结果）

随着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我国势必更多地触及一些社会深层次矛盾，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与混杂。通过对辽宁省辽中县的问卷调查，对当前农村群体性纠纷大致可以进行如下归纳：

1．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该种纠纷主要表现为：多年以前事实发生的土地承包（即原合法的承包合同效力需要保证），与近年来进行的土地量化经营权之间的纠纷。在对辽中县六间房乡马三家村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该村共有1100口人，土地不足2000亩，每人平均不到2亩土地，可近700亩土地在个别大户手中，而该村村民赵文峰、刘庆等70余户却没有得到量化的土地。村委会如没有经济能力对承包给个别村民的土地投入等经济损失给予合理补偿，双方之间的土地承包和要求量化得到土地耕种之间的矛盾一时将难以解决。

2．国家建设（如修公路、铁路、桥梁及重大项目）征地及补偿纠纷。例如，由于辽中县位于国务院新规划的沈阳经济区的中心，同时沈阳及辽宁中部、内蒙古东部出海通道也经辽中县，因而需征收占用的土地相对较多。辽中县共有耕地100万亩，有人口42万，每年征收的土地达数千亩。仅在辽中县肖寨门镇沙东村，几年来共被征收土地近千亩，而征收土地及补偿纠纷5年来就发生了40余起。该种纠纷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必然使用大量的农村耕地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表现为被征地农民实际所得的土地补偿费用相对较少。

3．劳务欠款纠纷。如，辽中县的满都户镇满西村，有人口1300人，土地不足3000亩，欠各种债务达230万元，有一半是向本村村民的集资借款。还有些是村委会雇用本村村民或者个别村民雇用其他村民进行劳务，虽然劳务事实清楚，但是没有能力履行因劳务产生的劳动报酬，从而产生纠纷。

4．侵权纠纷。侵权纠纷包括土地权属、财产及人身侵权纠纷。如辽中县茨于坨镇黄腊坨村，由于土地越来越珍贵，撂荒多年没人耕种的土地，多个村民均要耕种使用，该土地本身权属性质不清，现解决该纠纷的难度加大，因此由争种土地纠纷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多次。另一部分则体现为因婚姻家庭纠纷产生的亲属邻里之间的人身伤害，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每年有200件因婚姻家庭纠纷造成的群体性伤害事件。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及客观评价

就目前而言，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途径有非诉救济和诉讼救济两种：

1．非诉救济。非诉解决机制，即可替代性解决机制，是指包含协商和解、调解等非诉讼方式的一套有机、统一的纠纷化解体系。此概念源于美国，原来是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现已引申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或机制的称谓。豎主要包括：

（1）纠纷主体自行和解。具体表现为双方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化解双方的纠纷和矛盾，使矛盾纠纷得以解决。该种纠纷的解决有利于及时化解并彻底解决矛盾，减轻村委会等各级组织及有关部门的工作压力，使矛盾双方能够和睦共处，缺点是一方达成的协议有时容易反悔，解决纠纷有时偏离法律的要求，因而不利于矛盾的彻底解决。

（2）调解。即经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或调解组织调解解决纠纷，该种解决方式增强了公信力、透明度，尽量减少了一方的利益损失，达成的协议一般合法有效，更利于单一矛盾的彻底解决和化解大量社会矛盾，从而发挥基层组织村民委员会（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作用。该种解决的方式也有些许不足，双方协议须经人民法院确认合法有效，才能使一方的合法权益最终得到法律保护，如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或反悔，协议也难以履行。

2．诉讼救济，是指国家为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维护公民、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民事权益，在纠纷主体和全体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承审法官依法审理和解决民事冲突以及强制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的活动。该种方式解决纠纷有利于依法彻底解决矛盾，使一方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法律上得到保证，具有较强的示范、教育和说明等作用。农村群体性纠纷在法院获得解决的空间有限，一方面由于许多起诉的案件并不属于法院主管或管辖的范围，例如村民自治中的矛盾，土地林木权属争议，土地承包纠纷、计划生育引起的纠纷等等；有些虽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但当事人却往往并没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依据和证据。因此，法院在扩大案源的同时，却又不得不拒绝大量的纠纷，造成了基层民众反映强烈的“立案难”。即使是法院审判的案件，也常常因不符合当地的习惯风俗和情理，导致当事人不满、申诉上访不断。不仅如此，法院的执行难，又加剧了纠纷解决的难度。这就形成了各地方政府信访机构门庭若市，上访人数与日俱增，纠纷久拖不决，社会秩序纷乱无序的普遍现象。

实际上，当代诉讼和司法中反映出来的法治危机和困境来自两个不同方向：一种是外在压力造成的诉讼量与法院在纠纷解决资源和能力上的不平衡，另一种则是诉讼程序的特性所决定的内在的固有弊端。豐所以，通过诉讼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的缺点是增加人民法院的工作压力，不利于发挥基层群众与基层组织的参与性。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运行实践

（一）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意义

研究解决我国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对和谐农村的建设无疑具有现实意义。

1．以非诉方式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暗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精神。“和谐”精神与“无讼”理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至今，农村流行的各种乡规民约和家法族规也常常将息讼、止讼列为其中的重要内容，在纠纷解决的实践中，它们也更多地受到“非讼”传统的影响，而对诉讼或将信将疑或敬而远之。

2．以非诉方式推进农村群体性纠纷的解决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发展要求。和谐社会需要尽量减少纠纷，形成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非诉纠纷解决方式与和谐农村的要求具有契合性。非诉方式不仅可以使纠纷得到解决，还能使纠纷双方从心里接受解决的结果，对事后关系的修复也有自身的优势，尤其是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修复尤其具有重要意义。和谐农村的建设需要纠纷通过温和的方式解决，非诉解决方式无疑契合了这一点。

（二）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的优势

相对于诉讼方式，非诉方式自身的优点决定了其在解决农村群体性纠纷方面的优越性：

1．启动阶段便易，运行阶段富有经济性。诉讼方式的启动和运行，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程序和条件，有特定的时间和场所，除承担诉讼费等显形费用，还要负担路费、农时误工等隐形损失。特定的、较长的诉讼周期占去农民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减少。即使纠纷得到了公平的判决，现行法律也缺乏对生效裁判的富有成效的实现机制，投入那么多，结果却得不偿失。显然，完全依靠司法诉讼的方式不仅使成本高昂的，而且也不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豑而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可以有效降低纠纷解决的成本。从经济上讲，非诉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

2．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诉讼所要面对的是陌生的场所、陌生的纠纷解决人员、陌生的解决程序和语言，这些都不是农民所熟悉的。而非诉方式则不同，非诉方式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都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诉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自己要求和看法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虽然不如诉讼结果的效力强硬，但是却使当事人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诉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诉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对整个农村而言，当事者的和好对周围老百姓也是良好的示范和教育。

（三）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实践

在调查中，笔者发现，辽中县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调动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发挥调解功能作用，有以下几点较好的做法：

1．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农村调解工作，把该项工作纳入到全县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的基础性工作。多年来对此项工作常抓不懈，设立专门的领导小组，下设的二十个乡镇均成立了协调组织，由主要领导牵头负责，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基层考核的重要内容，每个村都成立了人民调解组织，由村民委员会成员和具有代表性的村民组成。

2．积极发挥基层群众的工作热情，吸引更多的群众了解、参与调解工作，继续发挥传统调解组织的作用，分析当前矛盾的特点，总结新的经验，全县共有调解人员1100余人，农村村民知道或希望调解组织或调解人员解决的纠纷大约在95%以上，化解农村各类矛盾达到80%。

3．把传统的调解方式与实施的人民调解法紧密的结合起来，既保留了原有的经验和工作方式，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同时抓住人民调解法颁布实施的契机，发挥司法行政部门的作用，全县各级组织共举办宣传人民调解法的学习培训班450余次，有一万余人参加培训。同时由人民法院参与和指导下的调解越来越多，做到了诉前调解、信息畅通、衔接紧密、指导有利。

三、完善农村群体性纠纷非诉解决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农村群体性纠纷解决难是中国农村人民调解分化过程的一个缩影，其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纠纷解决的需要和民间调解机制的失效。所以，从现实生活中人民调解机制的不健全出发，提出对完善非诉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拓展解决纠纷的途径

1．重视基层自治模式，建立农村群体性纠纷调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本土资源优势。力求在法治的前提下提倡社会成员额的自治性，在注重纠纷解决公平的同时，兼顾效益与效率。具体的做法可以是建立村级调解组织，充分发挥农村调解组织的职能作用。建立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其他村干部和专职调解员为组员的调解组织，将矛盾纠纷的调处与村干分工包干相结合，落实谁分管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并定期组织对矛盾纠纷的分析和排查，做到防患于未然。这种对策使得纠纷的预防与调解有机地结合，把调防结合视为人民调解工作的重要方针方法，应坚持“抓早、抓小、抓苗头”，抓住纠纷计划的潜在因素，积极开展疏导工作，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力争把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

2．探索行业自律机制，努力改善纠纷解决效果。

伴随着现代化的大生产，涉及不同侵权领域的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这类纠纷专业性较强，其处理往往取决于技术鉴定和业内的行业标准，就整体而言并不适合通过正式的诉讼程序解决。而行业自律机制则可以通过形成规则来规范行业内部的竞争秩序，在发生纠纷时做出一个比较专业和权威的结论。此外，对于交通和医疗事故等引发的专门纠纷，应当注重相关纠纷处理机构的社会性和中立性，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二）建立全民参与的大调解机制

群体性范文篇4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群体心态;疏导

近年来,利益结构多元化、利益差别扩大化以及利益对立关系显性化,成为这一时期个体利益矛盾和群体利益冲突的典型特征。2009年,河北保定棉纺厂千名职工“徒步进京旅游”事件、吉林通钢事件、河南林钢事件、重庆嘉陵工人罢工等群体性事件,都以极其激化和暴力的形式释放出转型时期的社会阵痛。有专家认为,未来10年中,群体性事件将是中国社会稳定最大的威胁,也是对地方政府执政能力最大的挑战。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促使越来越多的人趋向于关注那些可以控制人们行为的非理性的因素和机制。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舆情、社会心理和群体心态对个人、社会、市场、国家的影响,高度重视构建和谐的社会心理环境对社会发展和改革进程的重要作用。本文把群体心理和心态作为研究群体性事件的一个角度,借鉴群体心态研究理论,试图对群体性事件的疏导和预防进行深入的思考和理论探索。

一、群体心态的有关研究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LeBon,又译黎朋、勒邦)在《乌合之众》(Crowd:TheStudyofPopularMind)一书中对大革命时期法国人社会心态的研究,比较系统地提出群体心态研究范畴,开创了群体心理学的研究。在勒庞看来,所谓群体心态,是指某一个人在获得一个“心理群体”后所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和心理倾向。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指聚集在一起的人都具有一种相同的心理倾向和趋势,这是一种群体行为形成后的群体心态。这种倾向是与人在个别独处时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的;二是指只有具有相同的心理倾向的人才能聚集在一起,并形成行为。这是一种群体行为形成前的群体心态。这种心理状态和倾向是每个个体所拥有的,但平时是处于一种潜在状态,是要理性所压抑,但又是充满活力的,只要条件成熟,它就可以冲破理性的控制和压抑而表现在行为中。

确切地说,勒庞研究的是群体的心理,是指个人不再具有自觉的个性,思想感情都转到与群体同一个方向,形成一种虽然暂时但却非常明确的集体心理。小到五六个人,大到整个民族,或聚集成群或各自孤立,或没有受过教育或皆为博学之士,都可能在特定影响下成为一个心理群体。这种心理群体具有基于某种眼前利益而匆忙聚合的特征,而心理群体一旦形成,群体中个人的异质性便会被群体的同质性所吞没,让无意识占据心灵的上风,并让那些为群体所独有的特点去发挥作用。首先,群体中的个人会感到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觉得人数越多越不会受到惩罚,这使他胆大妄为,敢于发泄本能的欲望,不再有约束个人的责任感,不再有“不可能”或“不能够”这样的概念。其次,互动的个人很容易受集体感情和行动的传染,犹如经过催眠一般,对群体的要求百依百顺,以致随时准备为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最后是个人失去有意识的人格,失去怀疑和批判能力,易于接受暗示,常常把歪曲性的幻觉与真实事件混为一谈,以致会在某种暗示下因难以遏制的冲动而采取行动,而且很可能是与他原来的习惯和显而易见的利益截然相反的行动。弗洛伊德在评述勒庞的理论时对此补充道,群体之间的交互传染其实也是群体易于接受暗示的结果之一。

与勒庞同时代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塔尔德(G,Tarde,又译塔德)的《模仿律》、涂尔干(E,DurkhEim)的“集体表象”(又译集体表征)概念和以后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s,Freud)的《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荣格(C,G,Jung)的“集体无意识”概念、麦独孤(W,McDougall)的“群体心智”(groupmind)概念,都是这一时期提出的重要群体心理学概念。尽管他们使用的词汇不同,表述各异,但是,都强调群体心理是一种完全不同于个体心理的东西。在社会心理学看来,群体或大众(mass)虽然来源于每一个社会个体,却又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和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人以为这就是自己的观念、态度和意志,或者自己无法摆脱这种观念、态度和意志的控制。

与群体心态概念相关的研究,还包括社会情绪的研究,例如,乔治(George,1990)的“群体情感基调”(groupaffeetivetone)概念,麦金托什等(McIntoshetal,1994)的“社会诱发性感情”(sociallyinducedaffect)概念,凯利(Kelly,2001)区分的“群体情感”(groupaffec-tivel、“群体情绪”(groupemotion)、“群体心境”(groupmood)和“群体特定情感”(groupdispositionalaffect),为大众心态的情绪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欧洲社会心理学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社会认同理论(socialidentitytheory),从社会认同的角度,通过知觉过程的“类化”(categorization)机制,抓住“心理群体的形成”(psychologicalgroupformation)这一关键过程,主要探讨个体归属于群体、凝聚为群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关系的社会心理机制,解释了各种集群现象而不是群体(group)现象,还解释了大规模群集状态中的去个性化现象和从众现象,以及合作与竞争、语言的认同作用、社会流动等等方面的社会心理现象,提出了“群体在个体中”或“个体中的群体”研究视角,为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最为典型的是特纳的“自我类别化”理论和浩格(M.Hogg)等人的群体动机理论。在“群体在个体中”这一过程里,个体决定群体是否会影响自己,因为,是否认同群体的主动权掌握在个体手中。而情绪的感染就有一些无意识成分,是个体容易失控的方面。个体一旦认同了群体,受到了感染,就会丧失原有的个别性或责任感,就会消失在群体之中。

我国学术界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重视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研究社会群体现象的。到上世纪80年代末,人们把研究社会稳定问题的注意力集中到政治意识的层面上。人们一般认为,思想认识决定着行为的倾向和性质。因此人们一般只看到它的理性的一面,而几乎没有看到和重视它的非理性的另一面;只看到和重视它的个体的性质,而很少看到和重视它的群体的性质。例如,从众理论显的从众性(趋同性)。有一个人率先怎么干,其他人往往会模仿做出同样的行为。尤其是在突发性的集群行为中,加入集群行为的个人,在“集体潜意识”的作用下,其心理往往会发生根本的变化,与平时判若两人,甚至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失去平时的理智思维和自我控制能力,本能地彼此相互模仿,情绪相互传染,力求与现场的多数人行为一致。在集群事件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了,从而他们的个性也被削弱了。异质性被同质性所吞没,无意识的品质占了上风”;“每种感情和行动都具有传染性”;“传染的威力甚大,它不但能迫使个人接受某些意见,而且能让他接受一些感情模式。”在这种从众心理及情绪传染机制的作用下,人们的思维方式极端简单化,总是倾向于把复杂的问题转化为简单的口号式观念,因此,集群事件中“领头羊”(领导者)的作用至关重要,他的行为往往会成为其他参与者的榜样,使参与者自觉地与“领头羊”的观点和行为保持一致。对于提供给事件参与者的观点和意见,他们往往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完全拒绝,偏执,认死理,固执己见,将其当作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使对问题的讨论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成为不可能。在集群事件中,冲动、急躁、缺乏判断力、轻信他人、夸大感情、易受暗示等都是事件参与者个人的常见心态,很容易导致群情激奋,这时事件参与者个人,又会感觉到自己人多势众,对于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更加偏执,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哪怕丝毫的反驳也会招致人们的不满和反对,怒吼、谩骂之声四起甚至成为常态,讲不同意见的人甚至会遭受严重的人身攻击和生命危险。“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最简单的事情,不久就会变得面目全非。”“最初的提示,通过相互传染的过程,会很快进入群体中所有人的头脑,群体感情的一致倾向会立刻变成一个既成事实。”“正如所有处在暗示影响下的个人所示,进入大脑的念头很容易变成行动。”这时,纵火、自焚、打砸抢等极端行为都是很容易发生的,事件的参与者往往表现为目无法纪、无法无天、毫无所惧,甚至舍弃身家性命也在所不辞。

对群体心态的研究以及相关概念的提出,表明国内外学者已经清晰地看到:意识与行为之间的不一致性以及意识和潜意识之间的矛盾现象,并且对这种现象和类似的事件从理性和非理性相结合上进行了观察和研究。这种研究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必须注意群体心态对历史事件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二、群体性事件中的群体心理过程

据有关资料,从1993年到2003年的10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年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年73万增加到307万。表明我国社会已进入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从外显的直接原因看,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由各种利益矛盾引发的,其中,大多数是由物质利益矛盾引发的,少量的是由涉及公平、民主权益保障以及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因素引发的。干部与群众的矛盾冲突正在成为新形势下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重要表现形式。而处置不当、处置不公成为目前群体性事件发生并激化的重要因素。从内在的深层原因看,群体心态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例如,安徽池州事件开始仅仅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事情并不大,也不难处置,但却演变成为上万群众聚集,部分群众围攻官员及警察,砸烧汽车、哄抢超市的重大群体性事件,显示出群体心态在一定条件下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通过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应急处置和预防等不同阶段的进一步考察,可以进一步发现群体心理过程以及所支配的群体行为状况。

在群体性事件发生时,群体心态主要表现为参与者普遍持有一种对某种具体社会事项的情绪和看法。一方面,当社会生活中出现某些问题时,会对部分社会成员产生不同程度的刺激,使他们产生对具体事项的意见或不满心理。这种不满心理的积累逐渐成为了群体性行为形成的社会心理基础。另一方面,当不具备一定的事件爆发条件或者没有受到“导火索”的刺激引发,这些认识和情绪将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转变甚至消失掉。但是,当受到外界因素的刺激时,在群众中原来并未表现出来也并没形成的这些社会心理就会爆发出来,伴随着聚众的行为,就会形成群体性事件。

在事件初期或控制方采取初步应对措施后,群体心态会发生一些变化。群体性事件一旦出现,就会出现来自控制方的应急行为,一般是对事件的疏导和制止等,其具体方式可能包括对参与者的劝说、对话、承诺等,也可能包括对参与者的直接驱散等。所有的疏导和制止工作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参与者的利益诉求。一般而言,答应了这些利益诉求并很快地解决了相关的利益问题,群体性事件就会消失掉;反之,即使是事件本身暂时消失,以后还会有再出现的可能。对于控制方的应急行为而言,它既可以是比较“软”的,即以说服为主,也可以是比较“硬”的,即以驱散为主。面对控制方的应急行为,事件的参与者的社会政治态度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认为,在群体行为中,个人会表现出很明显的从众心理,其行为相应具有很明一是,群体事件针对的对象的变化。由于应急的控制方或主体一般都是某类具体社会事务的主管部门,所以,此时参与者群体的对象也发生了转移——从针对某类社会事务的群体心态转移到针对政府主管部门应急处置行为的群体心态。在这一阶段,政府主管部门的应急处置行为成为群众群体心态新的刺激物;二是群体事件内容的变化。在这一阶段,如果政府主管部门的应急处置行为得当,群体心态就可能发生内容上的变化,如,由反对变为接受或认同,或者反对的程度减弱;相反,如果政府主管部门的应急处置行为不当,群体心态就可能发生程度上的变化,即反对的程度更加强烈。另外,更为重要的—条是:在应急处置过程中,由于控制方与参与者之间进行了沟通和对话,所以,此时群体心态或社会政治态度被外显出来,变成了包含明确利益诉求的公开态度。这时,如果政府主管部门充分了解,并根据对群众利益诉求合理性的正确判断采取正确的疏导措施,其应急处置行为就会得到群众的认同,那么,群体性事件会随着群体心态的消散而得到缓解或最终结束。

在出现了事件参与方与控制方之间的僵持局面时,群体心态又会出现新的内容。一些可能的情况包括:一是,参与方的利益诉求并不妥当或合理,致使控制方无法在短时间内把有关问题解决好;二是,参与方受某些敌对或不良势力操纵,对控制方的合理行为不进行配合;三是,控制方不能合理地认识和疏导,或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地处理参与方提出的正常要求,或对参与方的正常和合理的利益诉求不加理睬,等等。在这些情况下,事件中的群体心态又会发生演变。如,在第一和第二种情况下,可以发现此时的群体心态常常是不理性的或根本不正确的,但局面还可以控制,这就要求有关控制方变换新的办法加以疏导和有效制止。但是,如果出现了第三种情况,就可能进一步导致参与方情绪的高涨和对立性认识的加强,参与方可能会在心理上对有关方面产生更大的不满情绪和新的意见。其结果,不仅会使事件延续下去,甚至还会使事件本身不断升级。

在事件的解决阶段,群体心态与其他阶段又是不同的。一方面,如果事件本身是通过疏导或比较平和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加上事件参与方本来的利益诉求又是正常和合理的,那么,多数参与者的那些有针对性的群体心态会逐步消失掉,表现为他们大都理解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或合理举措。不过,根据群体心态的结束规律,其中部分人可能不会完全地去除其心理上曾存在的状态,即出现所谓的“态度残留”。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这些人可能还会成为其他事件的参与者。另一方面,如果事件本身不是通过疏导或比较平和的方式加以解决的,而是通过驱散或其他强硬手段加以解决的,那么,参与者所持的社会政治态度既可能消失,也可能被迫隐藏起来。对于消失的情况而言。参与者在控制方的强硬态度下变得清醒起来,认识到自己情绪和看法的不正确,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不合理利益诉求;对于隐藏起来的情况而言,参与者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可能失当,但是迫于压力,不得不把自己的情绪和认识暂时“收敛”起来。再有一个方面,即如果事件本身不是通过疏导或比较平和的方式加以解决的,并且,控制方的行为又不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参与者的群体心态而言,常常只会暂时把他们的正常或合理的社会政治态度“压制”下来,但并不会真正消失,一旦有了新条件,他们还会以聚众等方式再次爆发出来。

三、群体性事件疏导、处置和预防中对群体心态的把握

在心理概念和心态概念的关系研究中,黄建钢认为,心理有广义和狭义两个概念。其中,广义的“心理”概念是抽象的、笼统的,而狭义的“心理”概念是具体的。与狭义的“心理”概念对应的是一个称为“心态”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是广义的“心理”概念的两种存在形式。它们分属于静态和动态两个范畴。静态的称为心理,动态的称为心态。由此可以推论,心理支配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以及思维所产生的思想,而基本不支配行为;而心态一方面是心理存在和运行的基础,另一方面还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以及行为所产生结果的基础,是支配行为的。从这个角度看,研究分析群体性事件不能忽略对群体心态的关注和研究。

根据群体心态理论,群体心态与个体心态有着极大的不同,理性守法的个体一旦聚成群体,那些道德、文明的约束会突然消失,而原始冲动,就会突然爆发。因此政府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如何应对群体心态问题。如果说正视群体心理负面特点的问题至关重要,那么同样重要的是要审察和重视诱发或激发群体心理的种种刺激因素。从群体性事件研究的角度研究群体心态,既包括对具有场景性特征的群体心态的研究,也包括对具有相同心理倾向且平常处于潜在状态的群体心态的研究。HTtP//:

群体心态是群体在社会中地位的心理反映,也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一个重要变量,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视。同样是矛盾冲突,群体心态不一样,演变结果大不相同。在群体心态比较平稳、积极的情况下,矛盾冲突就容易化解;在群体心态消极乃至失衡的情况下,很小的矛盾也可能酿成重大群体性事件。群体心态既与该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密切相关,也与社会心态或大众心态密切相关。

社会转型期是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期,也是群体心态、社会心态不稳定的时期,尤其是涉及到切身利益变化的那部分群体以及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等弱势群体,心态比较脆弱、多变,容易产生不满、敌视以及对抗情绪。重视社会舆情,及时全面准确地汇集分析人民群众的思想动态、心理情绪、愿望心声以及带倾向性的社会动态,是党在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基础,也是正确决策、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重要前提。从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现实看,尤其应当把握好利益调整过程中的群体心态,充分重视群体心态对群体行为的支配、影响和控制作用,着眼于群体心态和变动机制研究,是社会稳定避免群体性事件发生的需要。在矛盾处置过程中,要认真研究和把握利益群体的心态变化,有针对性地多做理顺情绪的工作,防止群体心态失衡和失控。

在越来越复杂的人类世界中,我们从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发现,人类的心理反映除了理性的以外,还有许多非理性的反映和表现,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重以理性来教育人们,还要关注如何以理性引导非理性,尤其要关注非理性产生的刺激条件、非理性心态的变化规律以及对非理性心态的疏导,这就为群体性事件的疏导和预防提出了一种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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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联合,中国当代社会稳定问题[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288—289

群体性范文篇5

一、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

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大多数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则反映出我们基层组织的凝聚力较弱，基层干部的执政水平较低，地方干群关系对立较为严重等方面存在的事实。从近年来了解到的我市和外地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看，最突出的是以下四个方面。

腐败问题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导火线。从多起群体事件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腐败问题是其导火线。特别是在企业改制中，职工群众反映强烈的国有集体资产流失问题；职工群众有关待遇不能兑现而企业领导吃喝玩乐，大肆挥霍公款的问题；企业干部以权谋私，用国有集体财产经商办私人公司为自己寻找发财之路的问题等等。应该说，职工群众反映的这些问题在不同改制企业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果企业在厂务公开上做得不够，解释不及时，更增强了群众的猜疑，再加上职工群众突然面临着下岗失业，对未来生存缺乏信心。如果少数人趁机以反腐败为借口，造谣煽动，进行组织串连，很容易挑起群众与政府的对立情绪，进而形成群体性事件。

决策失误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定时炸弹。当前，一些地方党委政府有经济发展成就是干部政绩的片面认识，或个别领导干部求功心切，在城市建设、工业园区建设、企业改制等工作决策中，事前没有进行认真细致的调查摸底，分析研究；没有广泛征求专家意见，进行充分的论证；没有召开一定范围的群众座谈会，认真征求意见，而是盲目决策，仓促决策。这种决策缺乏民主性，缺乏科学性，必然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必然会导致决策失误，严重地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同时，在工作不断推进中还会矛盾迭出，并不断积聚，但矛盾无法得到有效地化解时，就必然会产生群体性事件。

执法水平不高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启爆器。在一些基层党员干部中，由于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放松了马列主义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教育，缺乏公仆意识、宗旨意识，相反特权意识却相当严重，说话办事唯我独尊，甚至为所欲为。这种意识的存在，在机关往往表现为官僚主义、衙门作风；在执法中表现为态度粗暴，徇私枉法，自以为是，肆意用法律作为自己谋私的工具；不依法办事，随心所欲使用处罚权；知法犯法，使用法律所明令禁止的执法手段执法等等，这就必然会引起被执法对象的不满，造成执法者与被执法者的对立。执法不公往往会因很小的事情，也会产生群体性事件，既严重地损害执法部门形象，又破坏了社会大局的稳定。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弱化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肥沃土壤。应该说，当前在基层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些党员干部一心一意谋经济发展，但忽视了对发展中产生矛盾的解决，忽视或放弃了做细致认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甚至认为市场经济时代一切问题的解决都依赖于金钱，而不去疏导、化解群众的心里埋怨不满情绪。同时普法宣传、法律知识教育仅仅流于形式，如上报纸，上电视等。这不仅淡化了干部与群众的感情，也导致群众缺少理想信念，缺少理解宽容，缺少友情关爱，因此很多人都显得心浮气躁。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有时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政府及有关部门稍微认识不到位，处理不及时，都能迅速引起群体性事件。

二、群体性事件带来的危害

一是严重地干扰了地方党委政府的正常工作。由于群体性事件中各类矛盾相互交错，有些问题因客观条件限制一时难以解决；有些问题通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有些问题是群众对政策不理解，提出超越政策规定的要求，根本就不可能解决的。正是因为合理成分和不合理成分互相交织在一起，增加了解决的难度，在政府未能及时有效处理问题时，有些人为了实现个人目的，鼓动群众集体到党委政府机关静坐，纠缠领导，给当地党委政府施加压力，严重地干扰了地方党委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

二是严重地影响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由于有些人的鼓动，再加上群众心中有埋怨情绪，以及心里失衡等原因，往往采取一些过激行为，如冲击机关，围攻殴打劝解人员；在重要交通干线上设置障碍，阻塞交通；甚至于酿成打砸抢，既破坏了社会稳定的大局，又严重地影响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甚至给经济造成重大损失。

三是严重地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客观地造成党和政府与部分群众的对立态势，如果解决的好，会让矛盾迅速得到化解；如果解决得不好，会引起更大的社会稳定问题。但即使是处理好了，有些问题的解决容易使人认为是政府在某些方面给予让步，容易让人误解不采取过激行为就难以促成问题的解决，因而会给人们心里留下闹而有理、闹则有效的错觉，但最根本的是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三、解决的对策

第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宗旨意识。各级组织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要带着对人民群众深厚的感情，本着“有理推定”的原则，开展答复办理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果我们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够进行“有理推定”，特别是在群众上访的时候，我们认为群众上访不是无理取闹而是事出有因，就会认真倾听，热情接待，这样有利于稳定群众的情绪,有利于群众宣泄心中郁闷；同时，有这样态度就会积极地解决人民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妥善化解矛盾，避免激化事态。作为国家公职人员，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工作态度好，会让群众看到问题能够解决的希望，群众就会耐心配合有关部门按照程序进行调查和处理，使问题在有理、有节、有序中获得解决，即使有些问题一时难以解决，也会取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因此,每个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宗旨意识、服务意识，要急人民之所急，想人民群众之所想，积极创造条件解决人民群众所迫切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有效地遏制群体性事件发生。

第二，要坚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速度、质量和效益相统一。只有大力发展经济，才能切实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经济发展了，人民群众得到了更多的实惠，才有信心面对改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要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拓宽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要把发展和改革变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要求。要增强人民群众的民主与法律意识，使人民群众逐步懂得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坚定不移地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用更多更优秀的文化产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需要。只要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用科学的发展观来指导我们的决策和工作，我们就会少走弯路，就会避免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遭受损害，真正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前进、人民安居乐业的和谐局面。

第三，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切切实实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多谋福利，是人民政府为人民的最好体现。各级政府要花大力气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涉及面广，关注的人多，解决好了，就会减少对立面；长期得不到解决，人民群众就会对政府感到失望，就会采取过激的方式来力求引起上级的重视，这样很容易导致群体性事件。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热点难点问题的解决，要采取包案制、联系点等多种方式努力促进热点难点问题的化解。同时，要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不断了解和掌握新的热点难点问题，并着力研究解决办法，努力使矛盾得到迅速化解，从萌芽状态将群体性事件苗头坚决予以铲除。

第四，要关心人民群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疾苦，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是当前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作为基层组织，要通过扎实有效的方式着力解决弱势群体的生存问题。首先要通过多种方式，帮助弱势群众满足基本生存的需要，一方面建立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并将其纳入体系中，要使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真正让穷困无助的弱势群体有所依靠。要特别重视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要大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发动党政群机关、效益好的企业开展帮扶活动，帮助弱势群体实现自我发展，逐步具备自我生存的能力。领导干部要带头访贫问苦，开展一对一帮扶活动，坚决反对一阵风、形式主义的错误行为。切切实实让弱势群体真正感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四、纪检监察部门要在遏制群体性事件产生中发挥积极作用

第一、要坚持依照政策和法律办理群众信访问题。要做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对法律和政策有明文规定的，要不折不扣地加以落实或督促相关部门落实，纪检监察部门特别是信访举报工作部门不能让群众的信访件转来转去，使反映的问题久拖不决，把小问题酿成大问题；对法律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的，但又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要及时向党委、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提出意见和建议，抓紧研究解决的办法；对违反法律和政策的，协助有关部门共同讲清道理，做好说服教育工作，不能随意开口子，坚决防止出现"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现象。

第二，要加大查信办案力度，坚决纠正不正之风和惩治腐败。要依照法律和政策，敢于及时处置违法乱纪的案件，特别是对群众举报的腐败问题，要及时进行核实调查，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及时移送案件审理部门、司法部门审理尽快给予严肃处理，使群众最痛恨的腐败问题得到认真解决。积极审查群众多次申诉的案件，对行政执法部门，基层干部以权谋私，打击报复等行为要坚决予以查处，决不姑息养奸。要围绕城市改造、征地拆迁、教育乱收费、拖欠农民工工资、医疗药品等问题开展专项清理整顿，不断推进各项改革制度，切实纠正损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行业不正之风，减轻人民群众负担。

群体性范文篇6

1、利益分配不均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农村各项改革的深入推进，新的利益分配格局的产生，各种深层次矛盾随之揭露。农村基层组织与农民、农民内部之间有的利益被重新调整与分配。在此过程中，农村基层组织处于强势地位。当处于相对弱势的农民利益空间受到侵犯或威胁时，他们会自觉不自觉进行地维护甚至对抗；当农民希望扩展原来的利益空间时，他们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增加对事务的参与和监督。这两种利益表达方式又可分为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如上访）、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如对抗），不过现实中这两类途径和手段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常常被非正规地使用，而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也需要考虑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极端的形式即为农村群体性事件。

2、农民法制观念淡薄或对法律条文的断章取义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当前，农村普法工作断层较多，群众参与意识不强，学法氛围不浓，导致一部分农民群众法律意识淡薄，不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发生纠纷时，不是运用正常的法律程序去解决，而是采取"起哄"方式。有的农民法律意识虽有增强，但在理解法律条文时存在断章取义的问题，援引法律时偏执己见。

3、宗族势力在农村重新抬头和蔓延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另一重要原因。宗族势力是以宗族宗派为基础而形成的对社会具有严重危害性的恶势力。近些年来，它在我国一些农村重新抬头和蔓延。少数不法分子利用宗族情感为了自己的利益，煽动本宗族和他人以群体对抗形式时常与其他群众发生冲突，甚至出现较大规模的械斗，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有的甚至公然对抗国家的政策法规，以集体上访为名，拦车挡道，冲击党政机关，影响极为恶劣。

4、不依法行政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原因。少数基层干部依法行政意识不强，民主决策不够，办理乡村事务透明度不高，"暗箱操作"现象较为严重，容易引起群众猜忌和疑虑，产生偏激行为。有时面对少数群众无理取闹等违法违纪行为，又忽视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片面"求稳怕乱"，助长了少数人的不法气焰，一些人仿而效之，借机寻衅，挑起事端，引发事件。

5、干部作风不实是导致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这主要集中反映在乡镇干部身上，有些干部作风不扎实，工作方法过于简单，对一些长期存在的问题相互推诿，踢"皮球"，不及时加以解决，导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有的干部平时不注意学习，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全凭经验和主观臆断，一味采用"蛮干"，使矛盾产生和激化，引发事件的发生；有的干部下去做工作，不讲政治、不顾大局，随意表态，结果又兑现不了，给工作带来了被动，从而为矛盾的产生埋下了隐患。

二、新形势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处置的对策及措施

1、必须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所在。农村中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的问题没有解决好。只有农村的生产力发展了，农民才能从中得到实惠，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就有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农村的许多问题也就从根源上消弥于无形，但发展不是盲目的，要坚决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正确的政绩观，切忌发展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2、必须加强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要始终牢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百姓疾苦，把群众的冷暖时刻放在心上，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要加大对农村弱势群体的关注和关心。农村各项改革的推进和深入，必将催生一个新的利益分配格局。这容易使一部分人产生悲观和不满情绪，埋下产生矛盾的隐患。要及时了解这部分人的心理和思想动态，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实际困难，政策上要倾斜一点，使他们安心生产，务求农村社会的长治久安。

3、必须加强农村群众民主法制建设。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自觉学、法律方面的知识，特别是与农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法》、《民法通则》、《合同法》、《土地管理法》、《劳动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刑法》、《治土地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真正懂得哪些行为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逐步在头脑中树立民主与法制相统一的观念，正确行使民主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群体性范文篇7

一、群体性纠纷的特点

1、聚众性。xx离城区较远，接受城市幅射的能量较弱。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特别是河西地区的开发，xx已成为发展资源优势项目的重点，雨花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开发，街道、行政村的招商引资，一批经济项目落户xx。由于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一样，执行也较灵活，老百姓不理解，对补偿提出过高期望值，加之劳力安置问题比较突出，往往形成“人多势众”到村、街道上访。

2、多元性。群体性纠纷涉及面比较宽，常引发多种利益的矛盾纠合在一起。一般来说都有人操纵，有的是泄私愤，有的是图报复，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少数人鼓动跟着起哄，“鸡子扒出来鸭子有份”堵门、堵路、堵厂，有的甚至是在群众中集资形成上访“专业户”，还有的是集资请“代言人”，形成多元化。

3、突发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些纠纷起初是涉及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在处理过程中极易触动一个地段利益，在信息网络不够健全的地区信息不灵，群众纠纷起来后，思想准备不足，感到突然性。例如，西来队拆违一事，后上升整个生产队，为达到其他目的而突然集体上访。

4、反复性。群体性纠纷错综复杂，要经过调查，要经过研究才能慎重处理。往往群众等不急，要求当即表态，当即解决问题，以“到市里上访”为由进行要挟，重复上访。例如古雄村林业队部分群众对干部作风不满，先以土地被砖瓦厂占用为由（当初有书面协议），多次到村、街道上访，做了工作稍平息后又到市里上访。

二、群体性纠纷的成因

1、干部思想作风对群体性矛盾有重要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方法和计划经济时期不一样，群众对干部的依赖日渐淡化。新形势下怎样密切联系群众，实践“三个代表”的思想还没有定型的新思维、新模式，领导方法还停留在原有的行政指挥占主导地位，和群众的距离及群众的要求不相匹配。少部分人在压力下有大干快上，追求政绩的愿望，但又缺少执法意识和本领，群众起来以后感到办法不多，无能为力。

2、少数人蛊惑人心,混淆视听。群体性纠纷一般以补偿、劳力安置为核心，直接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只要有人出头煽动，蛊惑群众就会起来。幕后操纵者也是形形色色，有的对干部有意见，在的报私仇；有的想出头，证明自己的能力，想当干部；还有的想牟利。而真正群众不懂法或知之甚少，被迫参加随大流。今年5月，落星五胜三队在少数人的策划下，以土地补偿费太低和安置为由，组织了近百人，封堵了五环管桩有限公司大门并冲入厂区，公安机关介入才平息事态。

3、工作不细,透明度不够。随着城建项目增多，征地补偿政策规定项目也很多。往往由于我们工作不细，缺乏深入细致宣传，加之程序不规范，被群众误解，造成群众的逆反心理，往往好事没办好。有的同志出发点是好的，考虑到自己工作的一面，忽视群众的一面，往往事情欲速则不达，反过来再考虑群众利益，这种“夹生饭”在群众中造成了“不闹事不给钱，只要闹就给钱”的恶性循环。同时也诱惑了一部分参加进来。例如：205国道施工要动用群众的水泥地，开始工作人员认为动了以后我们用彩砖给铺上，不需要补偿，但群众不同意，起哄阻止施工7天，实在开展不下去了，反过来又给群众补偿。

4、缺乏可行性论证体系。项目上马之前论证不细，缺乏风险预测和对策，继而导致企业破产、倒闭，引发职工上访。兴宁制衣有限公司投产时间不足一年，企业严重亏损倒闭，欠工人工资20多万元，工人数次集体上访村委会及区主管部门。在法院介入处理后，矛盾才得以缓解。

三、群体性纠纷对策

稳定有长期稳定和短期稳定之分，有表面稳定和实质稳定之别，这要看我们是追求什么样的稳定，如果只追求短期稳定和表面的虚假稳定，那么我们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稳定。以下是我们在实践中探索的一些解决对策，是否起到“预防矛盾”功效，还有待检验。

1、强调领导责任机制。群体性纠纷比较复杂，抓住了领导责任制就是抓住了“牛鼻子”，一是抓学习教育，把“三个代表”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改变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密切鱼水关系。二是抓责任制的落实，街道工委已经明确党（总）支书记是稳定第一责任人，各村要健全稳定网络，明确责任人具体抓。实践证明拆迁补偿是群众最敏感的事情：一、多与群众交流，倾听群众意见，树立干部在群众中的信任感和亲和力。其目的要从心里和情感上与他们打成一片，达到消除隔阂，取得在发展问题上最广泛的支持。南京桂花鸭集团落户xx，当地不少群众认为该企业的生产必将影响生活环境，硬是反对该企业的建设。后来组织群众代表30人到该企业参观，了解了企业的工艺流程，便不再有起初之意。二、过细工作，切忌少数人的独断。例如：近华村消防基地征地，由于加强了与群众沟通，做到“三坚持、三防止”，即“坚持党的政策，坚持法制教育，坚持群众路线；防止矛盾激化，防止违法乱纪，防止以权压人。”取得了群众的理解，消除了矛盾，为面上的工作提供有益经验。三是直接和经济利益挂钩，实行一票否决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当前，社会矛盾较多，且越来越复杂，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依法治理显得尤为重要。普法的重点是街道、村两级干部和行政执法人员（特别是直接和群众直接打交道的干部，他们的言行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着政府的形象），要带头学法，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实施一项重大举措，依法办事，精心研究，严密组织，才能减少操作不细而造成的被动。对已经发生的群体纠纷，通过各种渠道耐心做工作，慎用警力。教育群众摆正长远与当前，全局与局部，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摒弃“短视效应”。对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教育的同时，注意动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必要时适时打击决不手软。

3、明确主管机制。今年发生的23件群体性纠纷全靠一个部门来处理，一是处理不了，二是处理不好，必须在街道工委领导下，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做工作。稳定是大事，来不得半点拖延，可以像传染病一样很快蔓延开来。必须落实“谁家孩子谁家抱”的责任目标。司法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力做工作。7月，xx水泥厂一职工因工死亡，死者家属与厂方补偿事宜发生矛盾。死者家属共40余人封堵水泥厂大门，造成生产瘫痪。街道工委明确“谁主管、谁负责”，经济科是此次事件的主管部门，他们主动与综治办协调赶至水泥厂，一面疏散人员，一面找家属做工作，经过5轮谈判，达成协议。较好地解决了生产与稳定的关系。

4、慎重处理历史问题。今年以来发生了8起翻历史旧帐的群体纠纷，有的追溯到六十年代，有的追溯到八十年代。反映“过去这块地是我们生产队的，办了厂现在就要补偿。”街道工委十分重视这一敏感的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案，统一口径，街道、村组成工作组深入基层，耐心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反复强调历史问题一概不究（具体说：分田到户之前一概不处理，这种歪风不刹住，一直追下去，工厂、学校、机关都要扒掉……）。工作组思路清晰，站在高度看问题，不但看到一个队、看到一个村、看到一个街道、更要看到一个雨花区……。坚持原则寸步不让，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例如古雄村解放一队60年代种过的土地，现在被征用建小学操场，石闸湖一队80年代被476厂征用，林业队80年代的土地被村办窑厂征用等等。多次封堵厂门，反复到村、街道和市里上访，但我们不因群众人多气盛、激动难缠而退却。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反复工作，平息了一起起群体性纠纷，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街道”的就地解决原则。

群体性范文篇8

[关键词]群体性劳动争议；劳动争议解决机制；劳动争议解决方式

一、我国的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现状

（一）劳动争议的特殊性。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当事人之间关于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的争议。劳动争议既有一般争议案件的共性，又有主体、内容等方面的特殊性，具体表现在：该类型案件的当事人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一方面存在利益结合关系，另一方面在互相受益的过程中产生了矛盾与分歧，群体性劳动争议相较个体劳动争议的情况还要复杂，是指在一段时间内，同一个用人单位的多个劳动者对该用人单位提起的较为一致的权利请求。群体性劳动争议的固有特点多表现为主体的差异性和近年来呈现的增长趋势倍受社会关注。其固有特征首先表现在争议主体人数较多，单个劳动者难以构成群体性威胁；其次，劳动者一方的诉求相对一致，这与用人单位的经营状况或做出的政策决定等有关；最后，由于群体性劳动争议涉及人数较多，影响范围广，一旦发生恶性事件，将可能引发整个社会的秩序动荡。从近年来纠纷数量来看，劳资矛盾持续发酵，这对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构建提出了要求。（二）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概念。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概念界定由几个要素组成，首先劳动法律法规构建起了适用框架，其次劳动纠纷处理机构负责协商解决，通过调解、仲裁、诉讼等手段和方式按照各自地位和相互关系组成了劳动纠纷处理程序、制度的统一整体。我国劳动争议处理方式有四种，即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6条、《劳动法》第77条、《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5条等规定强调了解决劳动纠纷时要充分尊重双方的协商、调解等不同路径选择的意愿，也明确了相应的优先级，既是为了提高纠纷解决效率，也是为了最终得到公正的处理结果。由此可见，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法律规定有其可取之处，首先，协商、调解、仲裁、诉讼四种并行不悖的纠纷化解举措充分体现了立法者的分流意识，否则将陷入由法院事无巨细地应对纠纷的困境。其次，协商、调解方式尚缺乏具体的程序机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某些事项提供了适范，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如何就争议事项进行协商、调解，依据何种规范作出妥协让步，目前的法律规定并不完善，这可能导致协商、调解并未在当事人之间有效展开。最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47条对争议事项作了类型化处理，说明在司法实践中，经济纠纷、侵权事项是引发矛盾的常见原因，但扩大一裁终局的事由范围、诉调机制如何衔接，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救济举措等均为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二、当前我国劳动争议解决机制所面临的困境

（一）非诉机制。1.协商程序。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因劳动权利义务出现纠纷时，协商应作为首要解决方式。其实，协商谈判也是调解、仲裁、诉讼程序中的矛盾化解途径，因此要充分注重其基础作用。依靠双方当事人的共同协商意愿达成一致意见的弊端显而易见，首先，自愿即意味着相对弱化的强制力、约束力，这要求双方自主谈判、自觉履行，其对当事人的诚信品质提出了较高要求，妥协让步的平衡点也难以取舍把握，具体到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上，后者明显属于实力强大一方，用人单位能否考虑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在谈判过程中作出更多的让步，同时信守诺言、兑现承诺，目前尚未有相应的规范机制加以约束。其次，在集体协商的过程中，本应由工会代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进行集体谈判，但我国工会并不具有独立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地位和功能，①因而其难以代表劳动者来制衡企业。2.调解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了三类调解组织，在企业内部设立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在基层设置乡镇街道基层调解组织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然而三类组织存在组成和调解程序上的局限性，难以保证结果的公平公正性和有效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企业代表和职工代表组成，从人员划分上，企业和职工已被分立为利益对峙的双方，不利于构建和谐关系，且调解委员会一一一一一一组建在企业内部，难以成为真正的第三方组织体，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对于后两类组织做出的调解结果，由于第三方机构在人力、资金和社会地位上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其对企业产生多大程度的约束力，难以下定论。人民调解在矛盾化解中本应具有更优势的地位和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由于自身不足及在客观因素的影响下，其影响力始终受到抑制。一方面，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设立在较低的级别和区域，无力处理一些人数众多、对专业知识有较多要求的大规模纠纷，这与人民调解员的专业素养有关；另一方面，基层人民调解与其他调解机制尚未形成连接互动，使得人民调解组织在介入解决劳动纠纷时障碍重重。3.仲裁程序及诉调衔接。目前，仲裁程序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独立性不强，仲裁机构的活动经费、人员等大都来源于当地同级政府的支持，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依附于政府的特性就决定了其本身所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不足，导致在具体的纠纷争议解决中存在一裁两审的情况。以上海为例，不满意仲裁裁决而提起诉讼的比重约占60%左右。②仲裁纠纷解决机制与法院判决程序无法进行有效衔接，主要体现在仲裁裁决依据与法院判决依据不一致。仲裁机构的裁决依据既可以为法律也可以是行政法规、规章等，而法院的判决只能将行政法规、规章等作为一种参考或参照，仲裁功能无法有效发挥。我国在立法层面上所设置的解决劳动争议纠纷的仲裁前置程序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资源损耗，由于仲裁程序本身的不健全及与其他劳动纠纷解决机制特别是诉讼机制的衔接问题，劳动者的劳动争议纠纷想要经过诉讼途径解决必然需要经过仲裁，而仲裁本身的行政化色彩又过于浓厚，只有经过仲裁后才可以提起诉讼，而劳动者想要获得程序保障必然需要等待漫长的诉讼周期，当然这可以让劳动者的权益获得保障，但却损害了法律的效率原则。（二）诉讼机制。诉讼程序作为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最后一道防线，也是劳动争议纠纷解决的终局性程序。诉讼程序代表着公平公正，但目前我国对于劳动关系的重视程度不足，主要体现在我国多将劳动争议作为一般的民事案件处理。在诉讼程序上存在的问题是未设立专门的诉讼程序对其进行规制，特别是适用于群体性劳动争议特点的规范缺乏论证，比如诉讼代表人制度如何运行、部分劳动者对判决结果不满意时如何维权、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如何协调实现，均为需要细化的问题。

三、健全劳动争议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协商必须以尊重劳动者的意愿为前提，在立法上进行规制。目前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在经济实力上的差异和现状无从改变，首先只有通过外部机制对用人单位进行约束，将利益的天平倾斜于劳动者一方，才能促使双方在相对对等的位置上谈判对话。如此操作并不与公平公正原则相违背，而是为了满足双方的利益诉求。因此，劳动者的协商意愿显得尤为重要，劳动纠纷中的和解应为法律和程序所约束，劳动者享有充分的程序选择权。其次，在立法层面，要畅通劳动者通过工会表达诉求的渠道，突出工会中职工代表的重要性。（二）健全调解机制，重构调解法律体系。根据法律规定，我国的调解组织主要为三类：在企业内部设立的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在基层设置乡镇街道的基层调解组织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首先，在立法上要做到注重机构成立的人员及形式的公正性；其次，构建起系统完备的劳动纠纷调解体系，发挥其三类调解组织的作用，将劳动纠纷化解于调解中，化解于和谐的调解程序中。除了建立健全完善的调解法律体系外，还应当加强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法治宣传，普及劳动纠纷解决方式，促使劳动者与用工企业尽可能选择多元化的、维护其最大利益的纠纷解决方式。（三）保障仲裁机构的独立性，健全仲裁与诉讼的衔接机制。仲裁机构应具有独立性与权威性，而非依附于行政部门。如何保障裁决组织的独立性，健全仲裁与诉讼的衔接机制呢？笔者以为，需要将仲裁与诉讼的种种问题纳入法律体系中，进行系统完善。在具体的衔接问题上，笔者给出以下建议：其一，在仲裁与诉讼的选择上，可以选择仲裁也可以选择诉讼即不必仲裁前置，当然仲裁后对裁决结论不满的仍可以诉讼作为其最后一道防线；其二，和解、调解、仲裁、诉讼都应作为一种并存的劳动纠纷解决方式，劳动者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方式，对于前三种纠纷解决结果不满仍可以通过诉讼的途径进行最后的权益保障；其三，在仲裁中认定的证据是否可以在诉讼中继续使用的问题上，为了避免重复审理，浪费司法资源，可以明确证据的负责人由在仲裁程序中的仲裁员担任并规定终身追责，在明确证据责任人后便可在后续的诉讼过程中进行说明即可，不需要再进行举证、质证等繁琐的诉讼流程。裁决组织与法院间应做到专人负责对接、专业分流、专项处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劳动纠纷。

四、结语

群体性劳动纠纷涉及人数众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尽相同，容易引发大范围社会问题，只有依靠协商、调解、仲裁、诉讼组成的劳动争议联动解决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劳资关系和谐。同时，从微观层面，要洞悉具体化解纠纷方式的不足，修正其弊端，才能创造恰当的预防机制和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①曹燕.我国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困境与突破[J].河北法学，2012（3）：113。

群体性范文篇9

关键词：媒体侵权群体性媒体侵权公益诉讼

一、问题的缘起

媒体侵权指在传播新闻、刊播广告和为受众提供有偿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侵害公民的人格权、著作权、经济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的行为。从外延上看，媒体侵权有四个层次，第一，侵害人格权，包括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第二，侵害著作权；第三，侵害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经济性权利；第四，侵害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第一、第二类媒体侵权行为即传统的新闻侵权行为，是单数侵权行为，主要是媒体在传播新闻过程中发生的，因之提起的诉讼大多数是一对一的单数侵权案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到位了。

第三类媒体侵权主要发生在有线广播电视、报刊与作为消费者的受众之间。消费者付出了有线广播电视视听费和报刊订费（或零买），双方就发生了买卖关系，这种买卖关系构成了合同关系，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有线广播电视、报刊的义务是提供符合标准的有偿服务，包括传播质量（画面和声音）、印装质量、传播内容；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义务是交纳约定的资费。第四类侵权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的表达自由和知情权这种宪法性权利。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我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民的批评及建议权、控告权的实现的基础是必须知情，由此衍生出知情权。公民实现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主要渠道是媒体，必须充分地享有媒体资源，从而派生出媒体接近权、使用权。我国的媒体都是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媒体，创办和运行资金来自公共税收。因此，我国的频率、频道和版面等媒体资源的所有权属于人民。但是现实中，媒体或者为了追求小团体利益或者受到强权集团（如政府、资本）的压力而滥用或者挪用媒体资源的现象很普遍。由于我国创办媒体的门槛很高，因此一定时期媒体资源是恒定的，这里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必然导致公民能够接近、使用的媒体资源的减少，最终给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打了折扣。

由于大众传播的受众的广泛性，第三类、第四类媒体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众多的受众的权益，是群体性或者复数侵权行为，因之提起的诉讼是多对一或多对多的群体性媒体侵权案件，侵权对象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他们往往无知识、精力来维护被侵害的公共利益。因此，有必要在群体性媒体侵权案件中引入公益诉讼。

二、公益诉讼的特征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成形于美国。1863年美国制定了《反欺骗政府法》，该法（在1986年修改后）规定任何个人或者公司在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的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并在胜诉后分得一部分罚金。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案，即《谢尔曼法》，1914年又制定了《克莱顿法》，规定对托拉斯的行为除了受害人有权起诉外，检察官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刑事责任；而且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诉请禁止性裁决。与此相适应，《美国区法院民事诉讼法规》第17条规定：“法定情况下，保护别人利益的案件，也可以用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提起。”[1]这是美国公益诉讼的雏形。20世纪60年代，公益诉讼在美国正式出现。二战后，美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一些既有的制度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出现了各种改革方案。为了保护环境、消费者、女性、儿童和有色人种等设立了许多公益机构，由此而进行的诉讼即公益诉讼。美国的环境法中关于公益诉讼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其中《清洁水法》就是重要的法律之一。美国的公益诉讼有三种类型：集团诉讼，告发人诉讼，实验案件[2]。

除了美国外，英国、德国、印度等都实行了公益诉讼。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第一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1975年，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政府突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这之后的两年紧急状态期间，国家实行新闻审查，逮捕了成千上万的持不同政见者，无数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而无人顾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被非法剥夺。紧急状态结束后，新闻自由开始恢复，新闻媒体开始揭露社会中的镇压、暴力等侵害人权的行为，这些都引起了律师、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受到以上情况的激发，印度最高法院的两名大法官Bhagwati和KrishnaIyer于1977年提供了一份报告，建议有必要设立一种特别的诉讼形式，这就是印度公益诉讼的开端。印度公益诉讼有两个特征，第一是放松了对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任何人和民间团体都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而不必证明其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第二，独创了“书信管辖权”，法院可以根据任何人或者组织写的信件、明信片或者新闻报道行使公益诉讼的管辖权[3]。

公益诉讼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广义上，公益诉讼包括所有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私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组织或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不特定多数公民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诉讼行为。公益诉讼可以根据违法行为违反的法律部门不同，分为刑事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劳动公益诉讼等。

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包括公益公诉和公益私诉。公益公诉不等于公诉，公益公诉既可以由检察机关和政府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也可以由利害关系人以国家授权机关的名义或者个人名义提起诉讼，这便构成了公诉和私诉。美国的公益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选定代表人诉讼、我国的代表人诉讼都是群体诉讼[4]。群体诉讼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基于法律或者事实上的牵连关系而且人数众多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诉讼群体不构成一个固定的组织，无法将其作为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对待，又由于诉讼空间无法容纳这样众多的诉讼主体，为了一并解决众多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而建立的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5]。

我国1991年颁行的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相对于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公益诉讼突破了原告主体资格的严格限制，简化了烦琐的授权程序，让尽可能多的权利受损人参与到诉讼中，并通过律师集团的高度参与，大大增强了原告胜诉的诉讼能力。代表人诉讼在代表人的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胜诉后财产的分配、上诉主体的确定等程序上存在着很多困难[6]。代表人诉讼只能提起赔偿之诉，不能提起不作为之诉；登记程序大大阻碍了当事人的加入；适用范围过小；法院监督不够[7]。

公益诉讼与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有很多不同，以美国公益诉讼的主要形式的集团诉讼为例：（1）代表人诉讼要求权利受损者主动登记权利，集团诉讼则允许权利受损者以默示方式登记权利；（2）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的一般诉讼行为无需经过被代表人同意，处分性诉讼行为需要经过被代表人同意；集团诉讼中，代表人的行为一般无需经过其他原告的同意，但是代表人与被告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应该通知所有可以通知的集团成员，并需要取得法院的同意；（3）代表人诉讼中，“未进行权利登记者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在查明情况后可以直接适用原来的判决。如果原判决为不利判决，则不必然适用原判决，原告可以就自己的主张重新举证。”集团诉讼中，“除了明确表示不参加集团诉讼的权利人，判决适用于所有起诉界定的原告并被法院接受的适格集团成员，但是，成员可以以原告代表的诉讼行为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为由提起新的诉讼。不参加集团诉讼的成员可以另外起诉，理论上讲新的诉讼不受原判决的影响。”（4）美国有公益律师参与诉讼，增大了原告胜诉的可能性。公益律师在胜诉后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从赔偿额中收取酬金[8]。（关于美国集团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的详细比较请参阅廖斌、郭云忠，《群体诉讼模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成都）：人文社科版，2005.2.43-50）

公益诉讼也不同于我国现行的共同诉讼。共同诉讼是与一对一的单独诉讼相对应的复数诉讼形式，包括二个及其以上的原告诉一个被告的积极共同诉讼，一个原告诉二个及其以上的被告的消极共同诉讼，和多个原告诉多个被告的混合共同诉讼。共同诉讼与公益诉讼的不同点有：（1）公益诉讼的原告虽然是不特定多数公众，但是往往授权检察机关或一个代表来提起诉讼，而共同诉讼的原告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但是如果是多个原告时，这些原告同时参与诉讼；（2）公益诉讼的标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共同诉讼的标的可以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也可以是主张私益。

三、适用公益诉讼来解决新型媒体侵权行为的必要性

现在社会中，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日渐复杂。如侵害河流滩涂、公共草原、国有资产，侵害公民阳光权、环境权等，侵害公民的言论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教育权等宪法性权利的纠纷已经进入司法实践中。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这些侵权行为在责任的认定、受害人的确定和赔偿金的分配等方面表现出新的特点，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也不例外。由于大众传播的受众的广泛性，虚假广告、虚假新闻、低俗内容、有线广播电视低劣的传播画面和声音、报刊的低劣的印装，以及对媒体资源的滥用和挪用，侵害了众多受众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受损的受众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如果不设置新的审判制度，由直接利害关系人分别提起单独诉讼，会造成很多弊端。

首先，对法院的不利影响有：（1）针对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如果由每个受害人分别提起诉讼，就会出现当事人在各地法院分别立案，人民法院对同一案件或者同类案件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现象；（2）不同的法官分别审理同一种案件，必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使本来稀缺的司法资源更加贫乏；

其次，对受害人的不利影响有：（1）分别追诉使得受害人受诉讼之累；（2）受害人都是无组织的个人，受知识、精力、财力等的限制，他们无力主张权利，一般会默认倒霉；

第三，对社会的不利影响：（1）同一案件在不同诉讼程序中审理，使案件的终结旷日持久，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裁，被破坏的社会秩序不能得到迅速恢复；

第四，对违法者的不利影响：（1）如果每个受害人分别提起诉讼，由各地法院分别立案，违法者也会受诉讼之累，难以招架[9]。

因此，为了保护公共权益，各国纷纷进行司法改革，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我国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检察机关曾经办理过公益诉讼案件。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很多法规就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关于是否设立公益诉讼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制定民事诉讼法时就曾发生了激烈争论，但是最终反对的观点占了上风[10]。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向人民法院登记。”这个规定很模糊，仍然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问题，只能指望法官自由裁量。1997年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国有资产流失案，这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比较早的公益诉讼[11]。此外，江西省、福建省等的检察院也提起过公益诉讼。[12]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黄关从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建议我国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2004年四川省检察院在全国率先明确“国家监诉人”身份，支持公益诉讼。[13]《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课题组主持人江伟教授，《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课题组主持人马怀德教授透露说，我国有望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修改稿，确立公益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规定，在受害人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受害人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检察院、其他国家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可以对实施侵害人提起禁止侵权、赔偿受害人损失的民事诉讼。社会团体在得到受害人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规定，针对行政行为影响某些公共利益而无人起诉的情况，允许检察机关或者与行政行为只有一般（公共）利益关系的公民或组织起诉[14]。

四、对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如何提起公益诉讼

在我国，对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必须解决五个问题。

第一，界定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公益诉讼的范围应该严格限制在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中。司法机关发动公益诉讼的程序应该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受害人无力提起诉讼或者很难确定受害人的情况下提起。江伟教授认为，受害人没有提起诉讼包括三个方面，（1）受害人无法起诉；（2）受害人放弃起诉，不愿起诉；（3）受害人由于人数众多等原因没有起诉。

第二，由谁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在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公益诉讼的原告有两类，一类是检察总长，一类是公民、企业和各种公益团体。美国的烟草致害赔偿案、麦当劳垄断经营案也都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出的[15]。在英国，检察长在民事诉讼中代表政府起诉或者应诉，私人或者私人组织只有在取得检察长同意后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就是公益的代表。如果公共利益受到侵害，需要维护，就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原则上不允许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并可以上诉。

法律上，诉权可以分为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是可以分离的。二者的可分性使得诉讼主体与民事主体的分离成为可能。正常情况下的诉讼，程序意义上的诉权的行使是由冲突主体本人行使；但是在非正常状态下的诉讼，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不是由冲突主体行使，而是由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诉讼主体代为行使。有论者建议，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诉讼主体的规定由“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改为“因民事权益发生争议，依法享有诉讼主体资格，并以自己名义起诉的人”。这样，不仅适用同案件案件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主体，也适用于不是因为自己的民事权益发生争议，而依法为维护他人的民事权益起诉、应诉的人，以纯程序上当事人概念代替原来的当事人概念。我国司法和立法上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如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中关于死者名誉权的起诉，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49条关于非法人团体也可以做为民事诉讼主体当事人的规定，《企业破产法》第35条规定破产企业清算组可以作为当事人代表破产企业进行民事诉讼。市场经济发达、民事关系复杂的国家，大都立法明确诉讼主体和民事主体可以分离，这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421、422条规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纠纷和重大民事纠纷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起诉，或者作为联合当事人参诉。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也有类似的规定[16]。

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人提出公益诉讼，具有普遍的价值。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两种情况，（1）应公民的请求而起诉；（2）依职权主动起诉。我国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有义务且有能力代表国家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在目前我国市民社会不发达、媒体受众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下，可以授权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对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待条件成熟时，可以在媒体受众中建立类似消费者协会性质的自治组织来维护群体利益，授权这个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在公益诉讼中，检察院与对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也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败诉也要承担败诉责任。

要授权检察机关代表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的“一盘散沙”的受害者提起公益诉讼，有必要扩张当事人适格理论，完善当事人适格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立法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目前侵权行为日渐普遍、侵权现象日渐复杂的情况下，这个规定对保护不特定多数公民的合法权利已经暴露出了它的无奈。因此，迫切需要放松当事人适格的条件，扩张当事人适格。根据新华社2004年5月4日的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黄关从建议，在起诉时要求原告在实体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需要查清也是不现实的。这种利害关系只要是当事人“声明”即可。2005年5月29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世界环境名人聚会北京探讨科学发展观”大会上提出，公众应该成为环境污染事件的诉讼主体。应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让任何公民、团体和国家机关都能与污染环境者在法庭上一论高低。

第三，诉讼经费的来源。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检察机关的办案经费也来自公共税收。因此，目前可以由检察机关承担诉讼经费。在侵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行为日渐增加的今天，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更加重要，有必要在国家财政支出中预留一部分作为公益诉讼的专项经费。

培养一支精干的公益律师，支持原告打公益官司。

第四，损害事实的认定。在认定损害事实上，我国法院历来坚持严格的限制态度。除了实体法上明确规定的权利外，其他的权利受到侵害是否能够直接构成损害事实呢？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现实的损害，也可以是尚未造成现实的损害，但是有发生损害的可能。有学者认为，法院在审判公益诉讼时，要求原告提供“事实上的损害”的证据。对于什么是“事实上的损害”，法院认为，“事实上的损害”不仅包括经济上的损害，还包括美学上的、精神上的、舒适度上的损害等[17]。如虚假广告造成了受众经济利益的损失就是显见的损害，虚假新闻、低俗内容造成的则是隐性的损害，可以理解为精神上的或者审美上的损害，报刊低劣的印刷装订，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画面与声音的低劣造成了双重损害，包括经济损失和审美上的损失，因为受众付出了订（买）报费和视听费。

第五，如何补偿受损的权益？胜诉后如果获得了赔偿金，如何分配？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原告方检察院可以提请禁止性诉讼请求，并且主张赔偿金。法院裁判的效力扩张至所有权益受损的受众。允许权利受损者以默示方式登记权利，由原告向所有可以确定的潜在的权利受损者公告，只要不明确主张将自己排除在外（opt-out），都将会受到判决既判力的影响。如果胜诉，并且获得了赔偿金，可以参照我国的代表人诉讼的做法。由原告告示权益受损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到检察院登记，然后根据登记的人数和权益受损程度来确定一个分配方案。主张权益受损者必须提供有效证据，如购买广告商品的发票，交纳视听费和订报的发票，报刊原件；如果是虚假医疗、医药广告商品的受害者，还可以提供医院看病发票或者医院证明。

注释：

[1]苏家成、明军，《公益诉讼制度初探》，《法律适用》2000年第10期。

[2]徐卉，《关于公益诉讼的若干理论》，/Html/20041223141511-1.html。

[3]蒋小红，《通过公益诉讼，推动社会变革》/news/2005/4/ma5088355751824500216720.html。

[4]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第35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5]江伟等，《民事诉讼法》，第1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6]江伟等，《民事诉权研究》，第307页，法律出版社2002年。

[7]廖斌、郭云忠，《群体诉讼模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成都）：人文社科版，2005.2.43-50。

[8]林立,《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news/2005/1/ma775222334971150029728.html。

[9]韩志红，《集团诉讼与社会利益的维护》，《法制日报》2002年2月4日。

[10]齐树洁，《我国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出路》，/moj/zgsfzz/2005-06/08/content_152401.htm。

[11]郭恒忠、吴晓锋，《公益诉讼何去何从》，《法制日报》2005年9月29日。

[12]1997年前后，方城县在国有企业转制和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很严重。当年5月，南阳市检察院接到举报，反映该县独树镇工商所将价值6万元的门面房以2万元的低价转让给私人。方城县检察院遂向法院提起了公益诉讼。

[13]《四川省检察院全国率先提出设立公益诉讼人制度》，《成都商报》2004年12月14日。四川省检察院支持的公益诉讼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发生了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公民权益的事实；二、被支持起诉主体没有过错；三、被支持起诉主体尚未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4]郭恒忠、吴晓锋，《公益诉讼何去何从》，《法制日报》2005年9月29日。

[15]《探寻公益诉讼从理想到实践的路程——北大中国妇女法律援助中心采访》，杨立新民商法评论网，/dispnews.asp?id=329，2005年4月18日。

群体性范文篇10

关键词：媒体侵权群体性媒体侵权公益诉讼

一、问题的缘起

媒体侵权指在传播新闻、刊播广告和为受众提供有偿服务过程中发生的侵害公民的人格权、著作权、经济性权利和宪法性权利的行为。从外延上看，媒体侵权有四个层次，第一，侵害人格权，包括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第二，侵害著作权；第三，侵害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经济性权利；第四，侵害公民的宪法性权利。第一、第二类媒体侵权行为即传统的新闻侵权行为，是单数侵权行为，主要是媒体在传播新闻过程中发生的，因之提起的诉讼大多数是一对一的单数侵权案件。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到位了。

第三类媒体侵权主要发生在有线广播电视、报刊与作为消费者的受众之间。消费者付出了有线广播电视视听费和报刊订费（或零买），双方就发生了买卖关系，这种买卖关系构成了合同关系，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有线广播电视、报刊的义务是提供符合标准的有偿服务，包括传播质量（画面和声音）、印装质量、传播内容；作为消费者的受众的义务是交纳约定的资费。第四类侵权行为主要是侵害公民的表达自由和知情权这种宪法性权利。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我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41条规定，我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公民的批评及建议权、控告权的实现的基础是必须知情，由此衍生出知情权。公民实现言论自由和知情权的主要渠道是媒体，必须充分地享有媒体资源，从而派生出媒体接近权、使用权。我国的媒体都是国有独资或者国有控股媒体，创办和运行资金来自公共税收。因此，我国的频率、频道和版面等媒体资源的所有权属于人民。但是现实中，媒体或者为了追求小团体利益或者受到强权集团（如政府、资本）的压力而滥用或者挪用媒体资源的现象很普遍。由于我国创办媒体的门槛很高，因此一定时期媒体资源是恒定的，这里存在着此消彼长的关系，必然导致公民能够接近、使用的媒体资源的减少，最终给公民的言论自由和知情权打了折扣。

由于大众传播的受众的广泛性，第三类、第四类媒体侵权行为侵害的是众多的受众的权益，是群体性或者复数侵权行为，因之提起的诉讼是多对一或多对多的群体性媒体侵权案件，侵权对象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他们往往无知识、精力来维护被侵害的公共利益。因此，有必要在群体性媒体侵权案件中引入公益诉讼。

二、公益诉讼的特征

公益诉讼起源于罗马法，成形于美国。1863年美国制定了《反欺骗政府法》，该法（在1986年修改后）规定任何个人或者公司在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的名义控告违法的一方，并在胜诉后分得一部分罚金。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部反托拉斯法案，即《谢尔曼法》，1914年又制定了《克莱顿法》，规定对托拉斯的行为除了受害人有权起诉外，检察官也可以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追究违法者的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刑事责任；而且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诉请禁止性裁决。与此相适应，《美国区法院民事诉讼法规》第17条规定：“法定情况下，保护别人利益的案件，也可以用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提起。”[1]这是美国公益诉讼的雏形。20世纪60年代，公益诉讼在美国正式出现。二战后，美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革，一些既有的制度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出现了各种改革方案。为了保护环境、消费者、女性、儿童和有色人种等设立了许多公益机构，由此而进行的诉讼即公益诉讼。美国的环境法中关于公益诉讼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其中《清洁水法》就是重要的法律之一。美国的公益诉讼有三种类型：集团诉讼，告发人诉讼，实验案件[2]。

除了美国外，英国、德国、印度等都实行了公益诉讼。在发展中国家中，印度是第一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1975年，英迪拉·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政府突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这之后的两年紧急状态期间，国家实行新闻审查，逮捕了成千上万的持不同政见者，无数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了侵害而无人顾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被非法剥夺。紧急状态结束后，新闻自由开始恢复，新闻媒体开始揭露社会中的镇压、暴力等侵害人权的行为，这些都引起了律师、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受到以上情况的激发，印度最高法院的两名大法官Bhagwati和KrishnaIyer于1977年提供了一份报告，建议有必要设立一种特别的诉讼形式，这就是印度公益诉讼的开端。印度公益诉讼有两个特征，第一是放松了对诉讼主体资格的限制，任何人和民间团体都有权提起公益诉讼，而不必证明其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第二，独创了“书信管辖权”，法院可以根据任何人或者组织写的信件、明信片或者新闻报道行使公益诉讼的管辖权[3]。

公益诉讼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广义上，公益诉讼包括所有维护公共利益的诉讼，既有国家机关代表国家以国家的名义提起的诉讼，也有私法人、非法人团体、个人代表国家以自己的名义提起的诉讼；狭义的公益诉讼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和组织或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不特定多数公民利益的行为，向法院起诉，由法院依法追究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诉讼行为。公益诉讼可以根据违法行为违反的法律部门不同，分为刑事公益诉讼、经济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和劳动公益诉讼等。

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包括公益公诉和公益私诉。公益公诉不等于公诉，公益公诉既可以由检察机关和政府机关代表国家提起诉讼，也可以由利害关系人以国家授权机关的名义或者个人名义提起诉讼，这便构成了公诉和私诉。美国的公益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选定代表人诉讼、我国的代表人诉讼都是群体诉讼[4]。群体诉讼是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基于法律或者事实上的牵连关系而且人数众多的情况下，由于这种诉讼群体不构成一个固定的组织，无法将其作为法人或者非法人团体对待，又由于诉讼空间无法容纳这样众多的诉讼主体，为了一并解决众多当事人与另一方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达到诉讼经济的目的而建立的群体性纠纷解决制度[5]。

我国1991年颁行的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了代表人诉讼制度。相对于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公益诉讼突破了原告主体资格的严格限制，简化了烦琐的授权程序，让尽可能多的权利受损人参与到诉讼中，并通过律师集团的高度参与，大大增强了原告胜诉的诉讼能力。代表人诉讼在代表人的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胜诉后财产的分配、上诉主体的确定等程序上存在着很多困难[6]。代表人诉讼只能提起赔偿之诉，不能提起不作为之诉；登记程序大大阻碍了当事人的加入；适用范围过小；法院监督不够[7]。

公益诉讼与我国的代表人诉讼有很多不同，以美国公益诉讼的主要形式的集团诉讼为例：（1）代表人诉讼要求权利受损者主动登记权利，集团诉讼则允许权利受损者以默示方式登记权利；（2）代表人诉讼中，“代表人的一般诉讼行为无需经过被代表人同意，处分性诉讼行为需要经过被代表人同意；集团诉讼中，代表人的行为一般无需经过其他原告的同意，但是代表人与被告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应该通知所有可以通知的集团成员，并需要取得法院的同意；（3）代表人诉讼中，“未进行权利登记者在诉讼时效内提起诉讼，在查明情况后可以直接适用原来的判决。如果原判决为不利判决，则不必然适用原判决，原告可以就自己的主张重新举证。”集团诉讼中，“除了明确表示不参加集团诉讼的权利人，判决适用于所有起诉界定的原告并被法院接受的适格集团成员，但是，成员可以以原告代表的诉讼行为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为由提起新的诉讼。不参加集团诉讼的成员可以另外起诉，理论上讲新的诉讼不受原判决的影响。”（4）美国有公益律师参与诉讼，增大了原告胜诉的可能性。公益律师在胜诉后可以按照一定比例从赔偿额中收取酬金[8]。（关于美国集团诉讼与我国代表人诉讼的详细比较请参阅廖斌、郭云忠，《群体诉讼模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成都）：人文社科版，2005.2.43-50）

公益诉讼也不同于我国现行的共同诉讼。共同诉讼是与一对一的单独诉讼相对应的复数诉讼形式，包括二个及其以上的原告诉一个被告的积极共同诉讼，一个原告诉二个及其以上的被告的消极共同诉讼，和多个原告诉多个被告的混合共同诉讼。共同诉讼与公益诉讼的不同点有：（1）公益诉讼的原告虽然是不特定多数公众，但是往往授权检察机关或一个代表来提起诉讼，而共同诉讼的原告可能是一个，也可能是多个，但是如果是多个原告时，这些原告同时参与诉讼；（2）公益诉讼的标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共同诉讼的标的可以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也可以是主张私益。

三、适用公益诉讼来解决新型媒体侵权行为的必要性

现在社会中，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日渐复杂。如侵害河流滩涂、公共草原、国有资产，侵害公民阳光权、环境权等，侵害公民的言论自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受教育权等宪法性权利的纠纷已经进入司法实践中。与传统侵权行为相比，这些侵权行为在责任的认定、受害人的确定和赔偿金的分配等方面表现出新的特点，给司法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也不例外。由于大众传播的受众的广泛性，虚假广告、虚假新闻、低俗内容、有线广播电视低劣的传播画面和声音、报刊的低劣的印装，以及对媒体资源的滥用和挪用，侵害了众多受众的合法权益。这些权益受损的受众是分散的、无组织的，如果不设置新的审判制度，由直接利害关系人分别提起单独诉讼，会造成很多弊端。

首先，对法院的不利影响有：（1）针对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如果由每个受害人分别提起诉讼，就会出现当事人在各地法院分别立案，人民法院对同一案件或者同类案件做出相互矛盾的裁判现象；（2）不同的法官分别审理同一种案件，必然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使本来稀缺的司法资源更加贫乏；

其次，对受害人的不利影响有：（1）分别追诉使得受害人受诉讼之累；（2）受害人都是无组织的个人，受知识、精力、财力等的限制，他们无力主张权利，一般会默认倒霉；

第三，对社会的不利影响：（1）同一案件在不同诉讼程序中审理，使案件的终结旷日持久，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制裁，被破坏的社会秩序不能得到迅速恢复；

第四，对违法者的不利影响：（1）如果每个受害人分别提起诉讼，由各地法院分别立案，违法者也会受诉讼之累，难以招架[9]。

因此，为了保护公共权益，各国纷纷进行司法改革，设立了公益诉讼制度。我国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检察机关曾经办理过公益诉讼案件。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国很多法规就规定了公益诉讼制度。关于是否设立公益诉讼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制定民事诉讼法时就曾发生了激烈争论，但是最终反对的观点占了上风[10]。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时间内向人民法院登记。”这个规定很模糊，仍然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问题，只能指望法官自由裁量。1997年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检察院办理了一起国有资产流失案，这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比较早的公益诉讼[11]。此外，江西省、福建省等的检察院也提起过公益诉讼。[12]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黄关从在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建议我国尽快建立公益诉讼制度。2004年四川省检察院在全国率先明确“国家监诉人”身份，支持公益诉讼。[13]《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课题组主持人江伟教授，《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课题组主持人马怀德教授透露说，我国有望通过修改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修改稿，确立公益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规定，在受害人没有提起诉讼或者受害人难以确定的情况下，检察院、其他国家机关为维护公共利益，可以对实施侵害人提起禁止侵权、赔偿受害人损失的民事诉讼。社会团体在得到受害人授权的情况下，也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行政诉讼法（修改建议稿）》规定，针对行政行为影响某些公共利益而无人起诉的情况，允许检察机关或者与行政行为只有一般（公共）利益关系的公民或组织起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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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对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如何提起公益诉讼

在我国，对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必须解决五个问题。

第一，界定公益诉讼的适用范围。公益诉讼的范围应该严格限制在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中。司法机关发动公益诉讼的程序应该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受害人无力提起诉讼或者很难确定受害人的情况下提起。江伟教授认为，受害人没有提起诉讼包括三个方面，（1）受害人无法起诉；（2）受害人放弃起诉，不愿起诉；（3）受害人由于人数众多等原因没有起诉。

第二，由谁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在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公益诉讼的原告有两类，一类是检察总长，一类是公民、企业和各种公益团体。美国的烟草致害赔偿案、麦当劳垄断经营案也都是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出的[15]。在英国，检察长在民事诉讼中代表政府起诉或者应诉，私人或者私人组织只有在取得检察长同意后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在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就是公益的代表。如果公共利益受到侵害，需要维护，就由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原则上不允许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法国、德国、日本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中都规定了检察院作为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对特定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有权以主当事人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并可以上诉。

法律上，诉权可以分为程序意义上的诉权和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是可以分离的。二者的可分性使得诉讼主体与民事主体的分离成为可能。正常情况下的诉讼，程序意义上的诉权的行使是由冲突主体本人行使；但是在非正常状态下的诉讼，程序意义上的诉权不是由冲突主体行使，而是由符合法律规定资格的诉讼主体代为行使。有论者建议，对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诉讼主体的规定由“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改为“因民事权益发生争议，依法享有诉讼主体资格，并以自己名义起诉的人”。这样，不仅适用同案件案件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诉讼主体，也适用于不是因为自己的民事权益发生争议，而依法为维护他人的民事权益起诉、应诉的人，以纯程序上当事人概念代替原来的当事人概念。我国司法和立法上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如1993年《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解答》中关于死者名誉权的起诉，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49条关于非法人团体也可以做为民事诉讼主体当事人的规定，《企业破产法》第35条规定破产企业清算组可以作为当事人代表破产企业进行民事诉讼。市场经济发达、民事关系复杂的国家，大都立法明确诉讼主体和民事主体可以分离，这已经成为世界性的趋势。如法国《民事诉讼法典》第421、422条规定，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纠纷和重大民事纠纷的案件，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起诉，或者作为联合当事人参诉。美国、日本、前苏联等也有类似的规定[16]。

检察机关作为公益代表人提出公益诉讼，具有普遍的价值。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有两种情况，（1）应公民的请求而起诉；（2）依职权主动起诉。我国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有义务且有能力代表国家利用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在目前我国市民社会不发达、媒体受众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下，可以授权检察机关作为原告，对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提起公益诉讼。待条件成熟时，可以在媒体受众中建立类似消费者协会性质的自治组织来维护群体利益，授权这个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在公益诉讼中，检察院与对方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也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败诉也要承担败诉责任。

要授权检察机关代表群体性媒体侵权行为的“一盘散沙”的受害者提起公益诉讼，有必要扩张当事人适格理论，完善当事人适格制度。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41条第1款规定，“原告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立法思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在目前侵权行为日渐普遍、侵权现象日渐复杂的情况下，这个规定对保护不特定多数公民的合法权利已经暴露出了它的无奈。因此，迫切需要放松当事人适格的条件，扩张当事人适格。根据新华社2004年5月4日的报道，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副主席黄关从建议，在起诉时要求原告在实体上与本案有利害关系，需要查清也是不现实的。这种利害关系只要是当事人“声明”即可。2005年5月29日，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世界环境名人聚会北京探讨科学发展观”大会上提出，公众应该成为环境污染事件的诉讼主体。应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让任何公民、团体和国家机关都能与污染环境者在法庭上一论高低。

第三，诉讼经费的来源。我国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公诉机关，有义务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检察机关的办案经费也来自公共税收。因此，目前可以由检察机关承担诉讼经费。在侵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行为日渐增加的今天，保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更加重要，有必要在国家财政支出中预留一部分作为公益诉讼的专项经费。

培养一支精干的公益律师，支持原告打公益官司。

第四，损害事实的认定。在认定损害事实上，我国法院历来坚持严格的限制态度。除了实体法上明确规定的权利外，其他的权利受到侵害是否能够直接构成损害事实呢？公益诉讼成立的前提既可以是违法行为已经造成了现实的损害，也可以是尚未造成现实的损害，但是有发生损害的可能。有学者认为，法院在审判公益诉讼时，要求原告提供“事实上的损害”的证据。对于什么是“事实上的损害”，法院认为，“事实上的损害”不仅包括经济上的损害，还包括美学上的、精神上的、舒适度上的损害等[17]。如虚假广告造成了受众经济利益的损失就是显见的损害，虚假新闻、低俗内容造成的则是隐性的损害，可以理解为精神上的或者审美上的损害，报刊低劣的印刷装订，有线广播电视传输画面与声音的低劣造成了双重损害，包括经济损失和审美上的损失，因为受众付出了订（买）报费和视听费。

第五，如何补偿受损的权益？胜诉后如果获得了赔偿金，如何分配？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原告方检察院可以提请禁止性诉讼请求，并且主张赔偿金。法院裁判的效力扩张至所有权益受损的受众。允许权利受损者以默示方式登记权利，由原告向所有可以确定的潜在的权利受损者公告，只要不明确主张将自己排除在外（opt-out），都将会受到判决既判力的影响。如果胜诉，并且获得了赔偿金，可以参照我国的代表人诉讼的做法。由原告告示权益受损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到检察院登记，然后根据登记的人数和权益受损程度来确定一个分配方案。主张权益受损者必须提供有效证据，如购买广告商品的发票，交纳视听费和订报的发票，报刊原件；如果是虚假医疗、医药广告商品的受害者，还可以提供医院看病发票或者医院证明。

注释：

[1]苏家成、明军，《公益诉讼制度初探》，《法律适用》2000年第10期。

[2]徐卉，《关于公益诉讼的若干理论》。

[3]蒋小红，《通过公益诉讼，推动社会变革》。

[4]肖建华，《民事诉讼当事人研究》，第35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

[5]江伟等，《民事诉讼法》，第129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6]江伟等，《民事诉权研究》，第307页，法律出版社2002年。

[7]廖斌、郭云忠，《群体诉讼模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成都）：人文社科版，2005.2.43-50。

[8]林立,《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news/2005/1/ma775222334971150029728.html。

[9]韩志红，《集团诉讼与社会利益的维护》，《法制日报》2002年2月4日。

[10]齐树洁，《我国公益诉讼的困境与出路》

[11]郭恒忠、吴晓锋，《公益诉讼何去何从》，《法制日报》2005年9月29日。

[12]1997年前后，方城县在国有企业转制和体制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很严重。当年5月，南阳市检察院接到举报，反映该县独树镇工商所将价值6万元的门面房以2万元的低价转让给私人。方城县检察院遂向法院提起了公益诉讼。

[13]《四川省检察院全国率先提出设立公益诉讼人制度》，《成都商报》2004年12月14日。四川省检察院支持的公益诉讼必须符合三个条件：一、发生了损害国家、集体或者公民权益的事实；二、被支持起诉主体没有过错；三、被支持起诉主体尚未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14]郭恒忠、吴晓锋，《公益诉讼何去何从》，《法制日报》2005年9月29日。

[15]《探寻公益诉讼从理想到实践的路程——北大中国妇女法律援助中心采访》，杨立新民商法评论网，2005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