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十篇

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篇1

[关键词] 境外直接投资；国有资产流失；国有资产管理；改革

[中图分类号] F830.5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07)06-0065-03

[作者简介] 徐 芳，南昌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涉外经济法。(江西 南昌 330047)

一、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成为国有资产流失之新渠道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联合的《200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主体以国有企业为主，占35%。对于这些在境外直接投资中流转的国有资产，国家设定的目标是：安全、完整、保值、增值。然而，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经营现象，投资效益也不尽人意，致使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伴随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态势，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已经成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新渠道。

1.国有企业境外违规经营是国有资产流失的直接原因。目前，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中的违规现象主要包括：一是违反国家境外投资审批规定，未经外汇和商务部门的批准，擅自在境外投资，所需资金以进口的名义汇出或截留境外出口贷款。二是违反国家境外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将大部分利润留存境外，汇回利润较少。三是“返投资”现象较多。所谓“返投资”，是指我国的境外企业利用其所得利润或本金再返回到我国国内来投资，举办三资企业，以获取国家优惠待遇。它实际上是一种为牟取“私”利而欺骗国家的行为，违反了国家境外投资利润和外汇管理的规定。此外，还有通过境外投资洗黑钱的情况。例如，部分不法分子侵吞国有资产或从事走私、诈骗、偷漏税等活动获取巨额财富后，在国家加大金融监管和反腐力度的背景下，为了转移非法财富而通过名义上的国有企业境外投资活动将黑钱洗“白”。以上种种违规甚至违法行为给国家造成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导致我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甚至损害了我国境外企业乃至国家的整体形象。

2.国有企业境外投资亏损是国有资产流失的间接原因。我国国有企业境外投资的经济效益很难令人满意。据抽样调查，亏损的投资项目有1/3左右。导致境外投资效益不好的主要原因：一是投资具有一定盲目性。非理性的“头脑发热型”境外投资在国内一些国有大企业身上时有体现。它们往往追求所谓的“国际化经营”，好大喜功，仅凭一股冲劲与热情就冒冒失失地涉足境外直接投资；实际情况是根本缺乏国际战略考虑，前期工作做得不充分，对商业风险、政治风险也估计不足，投资的失败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二是投资缺乏业内的协调。中央和地方国有企业大多是孤军奋战，各个境外项目的投资互相独立甚至相互竞争，缺乏战略性的联合和协作，致使境外直接投资形成不了“联合舰队”式的战斗力，无法产生规模优势和效应。三是境外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我国境外企业的管理模式大多是将国内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略加改良而成。有的企业甚至完全是国内国有企业管理模式的翻版，未转轨成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弊病很多，如管理体制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缺乏制约与监督机制、缺乏风险控制机制等。这些都为经营亏损埋下了伏笔。既然国有企业境外投资很难盈利，甚至难保持平，其国有资产也就难以保值、增值，这应视为国有资产的间接流失。

二、境外直接投资国有资产流失之本源：相关管理制度的不完善

出现境外直接投资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一是企业内部缺乏完善的现代管理系统；二是外部的管理制度不科学、不规范。笔者认为，从宏观的角度而言，后者是最根本的原因。具体表现为：

1.境内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国家对其以国有资产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缺乏明确的思路。长期以来，境内国有企业的国有产权归属模糊，出资人代表不明晰，导致政府社会管理者职能和所有者职能、所有者职能和经营者职能难以有效分开。即使在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这种产权关系不顺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因此，国有企业在进行境外直接投资时，政府与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混乱不清。由于国家对国有资产境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实则是政府代为行使，在政府的相关权责尚未明确化、法定化的背景下，国家的管理思路也是模糊的：时而强调政府管理者职能，对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进行直接干预和监管；时而又放弃政府所有者职能，对境外投资后的境内国有企业和境外企业不闻不问，放任自流。致使一方面，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的经营创造性和发展主动性受到限制，国有资产运营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有时又处于无序状态，其投资及经营缺乏国家的适当调控，国有资产受到严重侵害。

2.国家对境外直接投资实行多元化管理，相关企业反而无视管理，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目前，我国没有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境外直接投资，采取的是综合性归口管理、专业性管理和行业性管理相结合，中央管理和地方管理相结合，境内机构管理和境外机构管理相结合的多元化管理体制。就境内中央管理而言，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外交部、各行业部委等依据各自职责各管一块，权力是重叠和缺乏协调的，在实践中很难操作。譬如，在国有资产以个人名义对外投资时，有关管理规章就有原国有资产管理局颁布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财政部颁布的《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家外汇管理局颁布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办法》及实施细则等多项。在这些规定之下，其审批和登记程序相当繁杂，耗时过长。为避免贻误境外直接投资的良机，境内某些国有企业就索性规避政府审批，私自以个人名义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且未及时办理具有当地法律效力的产权归属手续，这为国有资产的流失埋下了隐患。

3.国家对国有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更注重事前审批和产权登记工作，事后的实质监管乏力。我国对境外国有资产的管理主要是投资事前阶段的资产评估、审批、产权登记等程序性措施，对投资后国有资产的运营状况――是否保值、增值等方面的实质性监管较少(如《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只涉及一些绩效报告等程序上的规定)，即使是对亏损的境外企业，也较少适用有力的惩治措施。在这种管理模式之下，国有企业一般重点关注能否进行境外直接投资，对投资后出效益所做的努力不够，还普遍存在一种“堤外损失堤内补”的想法，不积极随国际市场的变化更新传统的经营管理策略，对境外企业基本上放任不管，加剧了国有资产的亏损、流失状况。

4.国家对相关国有资产的管理在内容上过于死板，导致某些国有企业不敢、不愿境外直接投资，境外企业也往往绕过国家管理而违规投资、经营。我国目前的境外投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以管制为主要内容(包括严格的资产评估登记、审批、外汇汇出和汇回、融资限制等制度)，鼓励与保护性规定不足：鼓励性规定仅包括有限的外汇留成制度，小范围的税收减免、抵免制度，不完全的投资国别、产业指导目录制度，少许的海外直接投资信息服务和资金扶持规定等；保护性规定除了双边条约和多边条约的有关内容外，在国内法层面更只有零星的内容(如国别投资障碍报告制度)，最能体现保护功能的海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在我国立法上还是空白。在这种管理取向之下，一些国有企业对境外直接投资犹豫不决、望而却步。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成功“走出去”的境外企业也往往会由于国家管得太死而干脆绕过国家管理违规投资、经营。例如，我国规定，境外投资企业在境外自行筹借和运用资金时，未经境内投资者所在地外汇管理部门审查，并转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其境内投资者、境内金融机构以及其他部门、单位一律不得以任何方式为境外投资企业提供外汇担保；境外投资企业也不得擅自对外提供担保。这些规定给境外企业的筹资、用资和担保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为寻求发展，境外企业只好私自在境外筹借和运用资金，部分国有资产因此而流失。

三、改革相关管理制度，促使境外国有资产保值、增值

1.理顺政府、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明确管理思路。首先，必须在法律上确立政府国资监管机构(如国资委)的特殊法人主体地位。目前，《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国资委是政府直属的特设机构，并没有从法理上明确概念的逻辑内涵。笔者认为，今后要在法律条款上明确写明各级国资监管机构国有资产的出资人地位，确立其特殊法人主体资格。据此，他们与境内投资国有企业(甚至境外企业)的关系就是出资人与受资人、特殊法人与法人之间的关系。如此定位之下，国资监管机构可以顺理成章地行使其作为出资人(或称所有者)的各种权利，如对企业负责人的任免奖惩、企业重大事项的管理、派出监事会等等。至于政府其他管理国有资产部门(如商务、财政、外汇等管理部门)，则主要是履行社会管理者的职责，处于配合国资监管机构进行管理的地位，行使其相关领域的权利。其中，商务管理部门又处于中心地位，研究与制定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宏观发展和协调战略，并实施必要的审批制度；财政管理部门协助管理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的投资资金和国家资金，成本的核算管理，工资的核算管理，利润的分配管理，企业亏损的处理，中方职工奖金等方面的问题；外汇管理部门则协助进行外汇风险、来源的评估和审查，关注外汇能否安全、及时、有效地收回。如此管理模式有主有次，互相协调，能适度克服原来部门管理中心不突出、权利重叠的弊端。其次，政府与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境外企业要适当保持距离，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不管。也就是说，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企业投资及经营的适当调控与监管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扩大对境外直接投资的公共信息服务等扶持措施以促进国有资产增值。另一方面，政府不宜再采取不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直接干预手段，如取消国家外汇管理部门对投资企业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审查程序；给予投资企业充分的筹资、用资以及用工自等等。

2.在加强国有资产境外直接投资事前审批和产权登记工作的同时，更注重其事后监管和惩治。首先，尽早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境外企业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制度，以考核境外国有资产的经营情况。按《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目前对境外企业进行效绩评价的做法是：境内投资国有企业自己做好境外企业国有资产效绩评价工作，并向国资监管机构报告。如此程序虽然体现了“谁投资，谁负责”的原则，但通常境内投资国有企业与境外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之间容易相互“沟通”以规避国资监管机构的监督检查。例如，最常见的手段就是杜撰、更改内部业务往来而隐瞒应该上报的国有资产流失。对此，笔者认为，应从实质上理顺境内投资国有企业与境外企业的法律关系，建立两者间的独立企业经济往来制度，真正从源头上强化境内投资国有企业的监管，从而改变现有的境外企业国有资本金效绩评价制度只重报告而轻实质监管的弊端。其次，实质上赋予国资监管机构审核境外企业重大国有资本运营决策事项的权利。《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涉及境外发行公司债券、股票和上市等融资活动，超过企业净资产50%的投资活动，企业增、减资本金，向外方转让国有产权(或股权)导致失去控股地位，企业分立、合并、重组、出售、解散和申请破产等重大决策事项的，应由境外企业的境内母企业报国资监管机构备案；境外企业发生的涉及减少国有资本金的损失，也应及时报告国资监管机构。但备案、报告后，国资监管机构有哪些实质性权利?他能否直接阻止或限制这些活动?又如何参与境外企业的经营决策?这一系列问题，该《暂行办法》没有作出规定。为防止、减少国有资产流失，以后应予补全。再次，更多地授予驻外使领馆商务参赞处(室)调查境外企业是否有非法行为，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权利。由于境外企业位于我国国土之外，我国对其的监管往往鞭长莫及，还要受到东道国属地管辖权的种种限制。因此，对境外企业经营及守法状况的了解不能仅仅依赖国内监管机构，应适当发挥位于境外的驻外使领馆商务参赞处(室)的功能，实质性地交与其一部分调查和监督权，包括对当地投资企业提交的报告书是否属实、是否有转移国内资产行为和从事未经许可的投资事业、清账情况及投资事业终结时的财务处理情况等事项进行调查监督等等。这种境内与境外的结合监管模式能最大限度地防止、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最后，健全相关国有资产流失的经济、行政和刑事处罚制度，使境内投资国有企业和境外企业服从监管。在这方面尤其要加大对“境外直接投资后亏损”的处罚力度。

3.修改对相关国有资产过于死板的管理规定，以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与增值。首先，在加强相关国有资产管理的同时，也应注意对境外直接投资的鼓励与保护，使国有企业有信心有条件走出去投资，获得国有资产增值的机会。具体包括：一是制定较系统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指南和产业、地区指导目录，以帮助国有企业做好境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论证，防止出现盲目投资现象；二是扩大境外直接投资税收优惠措施，如可效仿日本等国建立境外直接投资准备损失金制度，让境外直接投资者在投资初期3年内将其投资总额全部或部分划为储备金，并在其应税所得额中予以扣除；三是适当放松投资者外汇资金来源限制，允许投资者将合法来源于更多渠道的外汇资金用于境外直接投资；四是组建一个专门机构――境外直接投资银行，并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其金融援助方面的业务范围：给符合条件的境外直接投资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为境外直接投资者提供适当的担保，协同商务财政部门对境外直接投资前期活动提供资金或贷款支持等等；五是建立完善的境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对境外直接投资者可能遭遇的政治风险提供保险。其次，修改、取消现有的对境外企业管得过死的规定，在保障国有资产安全的前提下，让境外企业有适度的用汇、筹资、用资和担保权。

参考文献：

[1]屈茂辉.中国国有资产法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

[2]文杰.完善我国海外投资立法的若干思考[J].律师世界，2003，(1).

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篇2

为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貌，为国家分析境外投资发展趋势，检测宏观运行，制定促进导向政策和实施监督管理，以及建立我国资本项目预警机制提供依据，2002年，原外经贸部、国家统计局共同引发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外经贸合发〔2002〕549号）。该制度实施两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进展顺利，2004年，中国对外贸易投资洽谈会期间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共同了《2003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非金融部分）。

根据国家统计局《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暂行办法 》（1999年第4号令）的规定，在借鉴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中的实际情况，经广泛征求有关部门、企业以及专家、学者的意见，我们对原统计制度进行了修订和完善。现将修订后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本制度自2005年1月1日起执行，原《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外经贸合发〔2002〕549号）同时废止。

特此通知

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

2004年12月17日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

第一部分总说明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准确、及时、全面地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科学、有效地组织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充分发挥统计咨询、监督作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本制度所称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国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购买国（境）外企业，并以控制该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

第三条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的基本任务是通过统计调查、统计分析和提供统计资料，全面、准确、及时地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全貌，为国家分析境外投资发展趋势，监测宏观运行，制定促进导向政策和实施监督管理，以及建立我国资本项目预警机制提供依据。

第四条本制度适用于所有发生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企业、团体等（以下简称境内投资主体）。

第五条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逐级报送。

一、商务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一要求，负责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统计工作，管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商务主管部门和中央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综合编制、汇总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资料。

二、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境内投资主体 (不包括该行政区域内中央管理的企业，下同) 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综合编制、汇总并向商务部报送本行政区域内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资料。

三、境内投资主体负责管理本单位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按照本制度规定的表式搜集其境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统计资料，综合编制、汇总并向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或商务部报送本单位的统计资料。

第二章 统计范围和主要内容

第六条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的范围主要包括境内投资主体通过直接投资在境外设立的各类公司型企业和非公司型企业(以下简称境外企业)。

境外企业按设立的方式主要分为境外子公司、联营公司和分支机构。

第七条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的内容主要包括：境内投资主体的基本情况；境外企业的基本情况；境内投资主体与境外企业间的投资、收益分配情况；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货物进出口情况；境外企业核准情况。

第八条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的指标主要包括：协议投资额；实际投资额；对外直接投资额；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股本；利润再投资；反向投资额；汇回利润；资产总额；负债总额；所有者权益；实收资本；销售(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年末从业人数；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出口额；境内投资主体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进口额等。

第九条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表包括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基层报表和对外直接投资统计综合报表。

《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表目录》及报表编制说明是本制度的组成部分。

第三章 统计资料的报送、管理

第十条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资料是指运用统计方法取得的、以数据形式反映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的统计信息的总称，包括统计数据、统计报表及分析报告等。

第十一条本制度采用定期填报统计报表方式，搜集、整理统计资料。调查表分为年度报表和月度报表。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根据需要对重点统计调查项目采取典型调查方式，收集、整理统计资料，具体办法另文制定。

第十二条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报表报送渠道：

(一)境内投资主体为中央企业、团体的直接向商务部报送统计报表。

(二)其他境内投资主体向所在地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报送统计报表。

(三)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汇总本行政区域内的统计资料并上报商务部，同时抄送同级统计部门。

(四)商务部汇总全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资料后报国家统计局。

第十三条各单位应建立和健全统计资料的签署制度，统计报表须经本单位负责人、制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报出。

第十四条各单位必须依法建立统计资料的审核、查询、保密、交接、档案等管理制度，并对统计资料的质量进行检查，如发现差错，应及时向上一级业务统计主管部门书面报告并予以更正。

第十五条 建立并逐步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的质量监控和评估制度。

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重要统计数据将定期进行监控和评估。

第十六条属于国家机密的统计资料，必须保密。统计机构、统计人员对在统计调查中知悉的统计调查对象的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

第四章 统计数据的公布与调整

第十七条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采取定期公布制度。

年度统计数据由商务部、国家统计局于次年9月30日前以统计公报形式对外公布，月度统计数据由商务部于次月15日前对外公布，并自公布之日起10日内报国家统计局备案。

第十八条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管理中使用的以及对外提供的统计资料，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为准。

第十九条对外公布的对外直接投资月度统计数据包括商务部根据上年度利润再投资测算的月度利润再投资。

第二十条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可根据对外直接投资实际情况对本年月度数据及上年度年报数据予以调整，最终数据以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为准。

第五章 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

第二十一条各单位必须根据统计调查任务的需要及统计工作量，设置统计机构，指定统计机构负责人，配备专职或指定兼职统计人员。

第二十二条各单位应保持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的相对稳定，统计人员调动或离职，必须在统计机构负责人的监督下办理工作交接手续。

第二十三条统计机构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协调本单位及本行政区域内各单位的统计工作，完成本单位统计调查任务，搜集、整理并及时、准确地提供统计资料；

(二)对本单位和本行政区域内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展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实行统计监督；

(三)负责本单位及本行政区域内统计人员的培训工作；

(四)管理本单位的统计资料。

第二十四条统计人员必须具备执行统计任务所需的专业知识。

第二十五条统计机构、统计机构负责人和统计人员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六章 奖励与惩罚

第二十六条 对有下列表现之一的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应给予奖励：

(一) 改革和完善统计制度、统计方法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

（二）完成规定的统计任务，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方面，成绩显著的；

(三)开展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方面，取得重要成绩的；

(四)坚持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同违反统计制度的行为作斗争的；

(五)揭发、检举违反统计法规行为的。

获得商务部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有关单位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的规定给予奖励。

第二十七条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企业、团体，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责令改正，予以通报批评；情节较重的，可以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虚报、瞒报统计资料的；

(二)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三)拒报或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

有上述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细则》有关条款予以处罚。

第二十八条各单位负责人强令或授意统计机构、统计人员篡改、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应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各单位负责人对拒绝、抵制编造虚假统计资料的统计人员进行打击报复的，应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二十九条窃取、泄露涉及国家机密的统计资料，应依照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七章附 则

第三十条各单位可依照本制度的规定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并报商务部备案。

第三十一条逢国家法定的节假日，统计报表的报送时间顺延。

第三十二条本制度使用的国别(地区)统计代码，按国家海关总署制定的《国别(地区)统计代码》执行。

法人单位代码按各级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法人单位代码证书》代码填报。

境内投资主体所属行业类别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执行，境外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参照执行。

第三十三条本制度由商务部负责解释。

第三十四条本制度自2005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第二部分 统计报表表式（略）

第三部分 基本概念和指标解释

一、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企业、团体等(以下简称境内投资主体) 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投资，并以控制国(境)外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一经济体通过投资于另一经济体而实现其持久利益的目标。

二、直接投资企业

指境内投资主体直接拥有或控制10%或以上投票权(对公司型企业)或其他等价利益的境外企业。境外企业按设立方式主要分为子公司、联营公司和分支机构。

(一)子公司

境内投资主体拥有该境外企业50%以上的股东或成员表决权，并具有该境外企业行政、管理或监督机构主要成员的任命权或罢免权。

（二)联营公司：境内投资主体拥有该境外企业10-50%的股东或成员表决权。

(三)分支机构：即境内投资主体在国(境)外的非公司型企业。

境内投资主体在国(境)外的常设机构或办事处、代表处视同分支机构。

三、对外直接投资额

指境内投资主体在报告期内直接向其境外企业实现的投资，包括股本投资部分、利润再投资部分以及与公司之间债务交易有关的其他投资部分。

境外企业对其境内投资主体实现的投资称为反向投资。

(一)股本投资：指境内投资主体在其境外分支机构的股本金，或在其境外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股份。

(二)利润再投资：指境外子公司或联营公司未作为红利分配但应归属于境内投资主体的利润部分，以及境外分支机构未汇给境内投资主体的的利润部分。

(三)其他投资：指境内投资主体和境外子公司、分支机构以及联营公司之间的债务交易等，包括境内投资主体向境外子公司提供的贷款和境外子公司向境内投资主体提供的贷款。

四、反向投资额：指境外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持股比例低于10%的投资。

五、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指境内投资主体对外直接投资额中扣除反向投资额后的净额。

六、协议投资额：指经商务主管部门核准的根据境外企业的合同或章程规定，各投资主体应缴付的出资额。

七、实际投资额：指境内投资主体根据直接投资企业的合同或章程规定实际缴付的出资额。

八、对境内投资主体分配的投资收益：指境外企业依据境内投资主体直接投资占有的权益份额分派给境内投资主体的收益部分，包括红利、利润再投资、利息等。

九、对境外企业分配的投资收益：指报告年度境内投资主体依据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反向投资所占的权益份额对境外企业分派的投资收益。

十、资产总额：指企业拥有的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长期投资、在建工程、其他资产等用货币计量的价值总和。

十一、负债总额：反映报告期末企业承担的能够以货币计量、需要以资产或者劳务偿付的债务，包括流动负债、长期负债和其他负债。

十二、所有者权益：指所有者在企业资产中享有的经济利益，其金额为资产减去负债后的余额，包括实收资本（或者股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等。

十三、实收资本：指投资者按照企业章程，或合同、协议的约定，实际投入企业的资本。

十四、销售(营业)收入：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中实现的营业收入，包括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十五、利润总额：是企业在报告期的经营成果，包括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

十六、年末从业人员数：指报告年度末在境（内）外企业从事一定的劳动并取得劳动报酬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全部人员数。

十七、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货物出口总值：指通过境外企业在报告年度内出口的各种货物价值的总和。

十八、通过境外企业实现的货物进出口总值：指通过境外企业在报告年度内进口的各种货物价值的总和。

十九、对所在国上缴税金总额 ：指境外企业按照投资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规定实际缴纳的各项税金之和。

二十、 实际汇回利润 ： 指报告期内汇回境内投资主体的当期利润及以前年度利润的总和。

第四部分统计原则及计算方法

一、统计原则

(一)本制度执行国际非统一体系，即仅统计境内投资主体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完成的直接投资活动。

(二)国家(地区)的统计原则

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家(地区)按直接东道国/直接投资国体系(国际上称为非统一体系)确定直接投资的流出/流入国家(地区)。即按对外直接投资的子公司、联营公司、分支机构所在国家(地区)统计。

(三)境内投资主体与境外企业的行业分类及确定的原则

境内投资主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见附录一)，按销售收入份额最大的产品的所属行业确定其行业类别。

境外企业分类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执行。

(四)货币转换和计价原则

1.境内投资主体调查表(FDI101表及FDI201表)，填报的内容以人民币为货币单位；其余报表的金额单位均以美元作为统一货币单位。以非美元计价的，须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各种货币对美元内部统一折算率表》规定的折算率折合为美元。

2.经营活动有关指标(如：营业收入、出口总值、进口总值等)按实际交易价即以市场价值作为计价基础；资产、负债、权益等存量指标按帐面价值计算。

(五)报告年份原则

本制度各项统计报表数据均按日历年度上报；以财政年度反映的境外企业的数据须调整为日历年度或按最近一期财政年度报表的数据填报，并在报表中加以说明。

(六)其他统计原则

1.凡境内投资主体在境外企业中拥有或控制10%或以上的投票权(对公司型企业)或其他等价利益(对非公司型企业)的投资，均计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2.为承担对外承包工程项目而设立的项目公司或代表处计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3.子公司获得由境内直接投资主体担保的借款，不计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4.参加国际组织的投资不计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5.以提供技术并收取管理费的跨境服务不计入对外直接投资统计。

6.境外企业若被其他国家企业收、并购，记作境内投资主体对外投资的减少。

7.若境外企业中有多家境内投资主体，以境外企业中占有最大投资份额或拥有实际控制权的境内投资主体作为统计上报单位。

8.境外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投资控股比例大于或等于10%不计入反向投资。

二、计算方法

（一） 协议投资额：根据商务主管部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投资批准证书》中所列中方协议投资额填报。

(二)实际投资额：指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股本投资，包括分支机构的股本金，在子公司和联营公司的股份，以及其他形式的资本；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股份、债务凭据、设备、生产权等现金及非现金收购等。

1.以货币形式出资的，属非美元计价的，若合同中规定了对美元折算率，按照该折算率计算；未规定者，合同投资额按照境外企业批准设立时投资所在国家(地区)官方规定的合同计价货币对美元折算率的中间价折合为美元（实际投资额按照境外企业注册登记时投资所在国家(地区)官方规定的合同计价货币对美元折算率的中间价折合为美元，下同）。

2.以实物(指设备、建筑物、原材料等有形资产)形式出资的，按照合同规定的作价金额折算为美元。

3.以其他形式出资的，如以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等方式实现直接投资，按照合同规定其所占的投资份额(或股权比重)乘以总投资额(或被投资企业资本金总额)并折算为美元计价。

（三）股本：等于报告年度末境外企业资产负债表中“股本”项乘以中方所占投资份额(或股权比重)。

（四）新增股本：等于报告年度境外企业股本增加额乘以中方股权份额，其中包括境内投资主体当年实际缴付的股本和由投资收益转增的股本。股本增加额为该企业年末、年初资产负债表“股本”项目相减之差。

（五）当期利润再投资：等于报告年度境外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按中方股权比例计算的未分配利润期末数与期初数的差额。

（六）利润再投资：等于报告年度境外企业资产负债表中按中方股权比例计算的未分配利润期末数。

(七)当期对外直接投资额：等于报告期境外企业新增股本加上当期利润再投资，加上对境内投资主体的新增负债（指当期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提供贷款）。

（八）当期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等于报告期境外企业新增股本加上当期利润再投资，加上对境内投资主体的新增负债（指当期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提供贷款），减去当期境外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

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篇3

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已经有条件地允许国内企业对外投资，随着国内各项改革的深化和综合竞争实力的稳步提高，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 后，我国经济迅速增长，海外企业数量和对外投资平均增长率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在政府积极推动并实施的“走出去”战略 下，2005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连续攀升至122.6亿美元，截止2004年5月底，经商务部批准或备案设立的境外中资企业共计7720家，中方协议投 资额121.96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523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3.66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成营业额1012亿美元，合同额为 1408亿美元。总之，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已遍及全球167个国家之多，我国已经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更是首 屈一指。

当前海外直接投资的立法情况

(一) 国内立法

在国内立法方面，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海外投资立法，有关海外投资的法律规范主要散见于国务院各部委颁布的若干规定和条例之中，这些法规主要有： 原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于1985年制定的《关于在国外开放非贸易性合资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和管理办法》，国家外汇管理局于1989年颁布《境外投资外汇管 理办法》以及1990年颁布的实施细则，1992年外经贸部颁布《关于在境外举办非贸易性企业的审批和管理规定》(试行稿)，国务院于1996年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1992年国有资产管理局等部门联合颁发的《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及1993年的《关于国有资产实物 向境外投入开办企业的有关规定》，1997年原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境外进行项目融资管理暂行办法》，1996年财政部了《境外 投资财务管理暂行规定》等等。

(二) 国际法规

我国与有关国家订立的双边投资保证协定。迄今为止，我国已同102个国家签订了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它主要涉及投资与投资有关的活动的待遇、征收及其补偿、利润的汇出、政府与投资者之间的争议等问题。

我国与有关国家订立的对新的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它主要涉及境外直接投资主体的缔约国一方的自然人、法人在缔约另一方所得的营业利润、股息、利息以及其他投资所得征税问题。

我国签订的有关海外直接投资的公约，目前参加的主要有《多边投资担保公约》、《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间投资争端公约》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协议》等。

我国海外投资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立法层次低，形式散乱，缺乏系统性。现行有关海外直接投资的立法仅仅是国务院各部门内部规范性文件，很多没有上升到行政法规和法律的高度，目前 共有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中国银行等部门权属零星制定了10多个涉及海外直接投资的规范性文件，没有统一的法律 规范。在实践中出现海外企业受多重主管，审批程序繁琐，期限冗长的现象。各个参与海外企业设立、人员出境、资本运营的部门都从各自关心的重点出发，导致审 批标准不一。因而，从长远角度来看，海外直接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的主要手段，不尽快提升海外直接投资效力层次，就无法在法律上体现出海外直接投资 重要意义。

缺乏宏观管理体制。海外直接投资是一个微观决策行为，本应以市场为导向，但是，市场信息相对于经济个体而言总是不完全的，没有政府宏观指导就容 易被市场失灵效应所左右。现在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或者一哄而上，分布的投资领域过于集中，或者缺乏国际竞争意识，坐失良机，当然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指引 和扶持不够，欠缺调整市场导向的法律规范。

另外，我国现有法律规定海外投资管理实行是分级管理，多头审批。这已不能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主体所面临的日益复杂的市场竞争的客观要求，也 不利于充分发挥投资主体的主动性与创造性，现在我国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部门，我国发改委、商务部、财政部、国有资产管理局都拥有对此的管 理权，这就造成了宏观调控不力，审批手续繁琐，不利于对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同时也不利于企业快捷地参与国际竞争。

对海外投资企业有效监管机制缺失。由于境外企业的审批与后续管理方面缺乏应有的监管机制，一些不法企业利用法律和经营管理制度上的缺漏，以各种 方式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在境外不仅没有保值、增值反而大量流失。有些海外企业的经营者甚至利用东道国法律以自己名义用国有资产注册公司然后加入该 国国籍，规避国内的国有资产监管。另外再加上许多国家法律都为私人财产提供周密的保护，因此我国也很难通过国际条约或者司法局协助追回流失的国有资产。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缺位。同国内投资相比，海外直接投资往往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而且这类风险经常是由企业和个人所无法抗拒的因素所致，由专门 的政治风险保险机构承担。这一制度源起于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其他发达国家所效仿，而我国目前既没有承保海外投资风险的法律规定，也没有承揽此类业 务的专门机构，而仅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一些投资和政治风险保险。因此我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虽然近年有所突破，但风险却日益的高涨，尤其是入世6年以来 同各国的投资贸易摩擦在不断增长。

完善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立法的建议

尽快制定《海外直接投资法》。本法应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制定，应明确肯定发展海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开拓两个市场、利用两种资源、实现内外双向 良性循环的积极作用，当然它的内容应包括：我国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原则；海外直接投资管理制度；海外直接投资主体范围和投资形式；海外投资的法律责任规定。 我们还可以适时根据我们海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及时制定海外投资基本法的实施细则和其它相关的单行法规，以此还可形成一个以海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为主体， 各种单行法律和机关配套为辅的调整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法律体系。

成立专门的管理境外投资的机构。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现行的分级管理，多头审批体制，已严重阻碍了我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进一步发展，现在成立统一的海 外直接投资管理部门，加强对此的宏观调控已势在必行。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可由商务部牵头，以国家外汇管理局、国有资产管理局、国家发改委、国家税务总 局、中国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部委共同派员组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管理委员会，由其在宏观上对海外直接投资进行协调、规划，彻底扭转以前各个部门彼此之间缺 乏协调、权责界限不清的局面，当然在对海外企业进行管理时，应以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为主来调控产业布局与投资结构，不应介入企业的微观经营。这样既可以防 止市场过程中的随意性，又可以避免投资风险。

完善海外投资企业的监管机制。首先，应该健全海外投资企业的审批制度，严格规定海外投资企业的风险投资限额和投资资格的评估制度；其次，强化对 海外企业的后续管理，加强税收、外汇、财务制度的监督；再次，对国有资产的海外投资项目，应采取投资责任主体制度和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度，即“谁投资，谁 负责”原则，必须将恶意欺诈国有资产的违法犯罪分子及时绳之以法，尽量挽回损失；最后，对民间投资主体的海外企业，也应纳入政府监管范围，接受政府部门的 审批或备案，防止资产的境外流失。

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篇4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自中央1999年提出“走出去”战略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经济合作步伐明显加快，近年来更是呈跨越式发展势头。现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向着投资规模增长较快、投资领域逐步拓宽、投资方式灵活多样和投资主体多元化四个方面改变。

一、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增长较快

在中国国政府和企业的努力下，截止到2011年末，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685.8亿美元，存量为3573.79亿美元，分别占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4.4%和2%。

（一）近10年来，投资流量迅速增加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200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为6470亿美元和68660亿美元，以此为基期，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0.45%和0.48%，在金额上不仅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新加坡、俄罗斯等国家。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排名世界第6，存量居第13位。

由图1可以看出，从1992-2003年，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一直在低位徘徊，2001年稍有上升。自2004年起，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对外直接投资额从2004年的55亿美元迅猛增加到2011年的746.5亿美元。

（二）中国处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不大、流量迅速增长的时期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是属于母公司的资本和准备金（包括留存利润）份额的价值，加上分支机构对母公司的净负债。

由于近10年对外直接投资额迅速增加，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上升到世界第6位。

由图3可以看出，除中国和中国香港地区外，其他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家都是发达国家，美国以20%的比例遥居首位，其次是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瑞士等国。

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8年算起，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年均9.7%速度增长了30多年。2006年，中国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达到2039美元。2010年，中国人均GDP为4682美元，并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中国人均GDP为5184美元。按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直接投资之间存在密切关系，该理论据一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把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五个阶段。在第三阶段，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2000-4750美元之间，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有了很大提升，在国际市场上，国内企业具有某些竞争优势，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在这一时期，外国对本国的直接投资仍大于本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本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明显快于吸收外资的速度，因此净对外直接投资额不断缩小。在第四阶段，人均GNP超过4750美元。处于第四阶段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大于吸引外资数量，即直接投资净流量为正值。这些国家的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很强，它们有实力在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与其他国家的企业进行竞争，获取利润，但也在世界范围内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巨大挑战。中国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也印证了邓宁的理论观点，目前中国刚步入对外投资的第四阶段。

（三）多年的巨额贸易顺差，为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充足资金支持

多年来，因贸易顺差带来的中国外汇储备迅猛增加，2006年，我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达到311811.48亿美元。中国外汇储备余额连续6年居世界首位，中国外汇管理方向转为“均衡管理”，不再像原来那样片面追求贸易顺差和高额外汇储备，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充足资金支持。

由图4可以看出，自2000年来以来，中国外汇储备一直增加，尤其是2006年以后，外汇储备增幅较大。与人民币相比，美元一直处于缓慢贬值的状态。可供中国政府选择的外汇投资渠道单一，收益有限。

之前相当一段时期，中国政府偏好更多外汇储备；因为对外投资风险较大，改革开放前半期，中国对对外投资持不鼓励态度，对外投资规模一直不大。随着经济的发展，199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提出要“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鼓励扩大境外投资。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鼓励国有企业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提高国际竞争力”；“确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到国外设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次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努力在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方面有新的突破。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支持有竞争力的企业跨国经营，到境外开展加工贸易或开发资源，并在信贷、保险等方面给予帮助。抓紧制定和规范国内企业到境外投资的监管制度，加强我国在境外企业的管理和投资业务的协调。由此中国正式提出到境外开发资源，并提出政府应在信贷、保险、制度等方面为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提供支持，指明了政府服务内容和方向。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鼓励和支持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明确提出要鼓励和支持各类企业的对外投资，促进实力强大的跨国企业形成，重点从企业角度强调如何实施“走出去”战略。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加快培育我国的跨国公司和国际知名品牌。积极开展国际能源资源互利合作。重视深化对外投资、培育享誉国际大品牌以及国际能源资源的开发合作。

2004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了《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该政策将境外投资由审批制改为核准制，明确表示政府的作用是指导、扶持和服务，而投资决定取决于企业的商业需要。地方政府获得更多审批权，外汇管理局也放松了对外汇的控制。2009年商务部和外汇管理局分别出台《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进一步简化对外投资程序，放松管制。从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了“井喷式”增长。

政府相关部门对境外直接投资的态度逐渐从限制转变为鼓励和支持，以及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近十年迅猛增加的决定因素。

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灵活多样

目前，中国矿产资源型对外直接投资有三种投资方式。一是绿地投资，2000年以前，中国对外投资以新建为主，比例约为70%。这是因为中国从事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缺少跨国并购经验，且投资目的地多为经济发展程度低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绿地投资比例下降。二是合资新建，在非洲和中亚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根据当地政府要求，对外直接投资多采取合资新建的方式，中方提供资金以及先进设备、技术和管理经验，当地提供资金和人员，双方合作，互惠互利。三是跨国并购，近年来，并购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尤其是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以跨国并购为主。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为主，下面主要介绍这两种投资方式。

（一）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创建投资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易受东道国政府青睐。

进行绿地投资的企业通常具有如下优势：1.企业拥有先进技术或其他垄断性资源，采取绿地投资策略可以使跨国公司最大限度地保持垄断优势。2.与投资来源国相比，投资目的国经济欠发达，产业竞争力弱。绿地投资创建新企业可以为投资目的国带来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带动投资目的国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会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措施，吸引外国资本在本国进行绿地投资，这些优惠措施，有助于跨国公司提高利润率。3.对外国投资者的综合能力有较高要求，进入一个与本土企业成长环境有很大区别的地区，要面临很多不确定因素，外国投资者必须对当地的政治经济环境、商业环境、劳务市场、民俗文化有充分的了解，降低企业的经营风险。

企业进行绿地投资的不利因素：建设周期长，不利于跨国企业的快速发展；企业承担全部风险，不确定性较大；不了解东道国状况，易水土不服。

（二）跨国并购，是兼并和收购的总称，兼并指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合并其他境外独立企业的行为；收购指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用现金或有价证券等方式购买境外实体企业的股票或者资产，以获得对该企业的全部资产或者某项资产的所有权，或对该企业的控制权。

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国际投资市场上，跨国并购所占比例逐渐增加；20世纪90年代起，国际投资市场上出现了不少兼并金额巨大的跨国并购，不少跨国公司中的巨头加入到并购行列。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迅速发展只有10年左右的时间，最初对外直接投资以绿地投资为主，跨国并购所占比例较小，今年跨国并购所占比例迅速上升，目前约为中国对外投资的40%。

由图5可以看出，2004年以来中国跨国并购金额有了大幅增加，纵观2004年至201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并购情况，在并购金额上存在大小年现象，基本一年同比上升，下一年同比下降，波动比较大，但整体呈上升趋势。

企业海外并购能否成功实施，其评价标准并不是并购是否完成，而是并购后企业是否进行了有效整合，企业核心竞争力是否提高。近年来我国跨国并购呈现如下的几个特征：

1.从并购规模来看，虽然有个别并购金额巨大，但整体来说，与发达国家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单个规模比较小。2.从并购类型来看，我国企业对外并购的类型基本上都是属于横向并购，纵向并购较少，但有增加的趋势。3.从支付方式来看，大多采取现金支付方式，但股权置换呈现增长势头。4.从并购的主体来看，大型并购以国有骨干企业为主，私营企业海外并购实力逐渐增强。5.从收购地区分布看，过去，因实力有限，中国企业多在受发达国家企业忽视的环境条件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海外并购。随着中国企业实力的增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重心越来越偏向虽然竞争激烈，但政治环境稳定、自然条件较好的发达国家和成熟市场。

三、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趋向多元化

目前中国境外投资的项目已经从过去的贸易加工制造业、小型加工业为主逐步发展到矿产资源开发、家电轻纺等家电制造业，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境外投资的方向和重点与国内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结合更加紧密。目前政府推动的中国企业跨国投资主要集中在电信、家电、石油、汽车和资源等领域。金融危机之后，商务部几次高调运用投资贸易促进团的方式前往欧洲展开促进合作，引发了世界对中国购买力的关注；同时中国资本在全球能源矿产资源项目上的几项重大并购案例均受到关注。中国对外投资项目的变动与国内需求、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核心竞争力有关。

由图6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趋向多元化，2011年租赁和服务业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龙头，其次是金融业和采矿业，所占比重分别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5.9%和15.8%，批发和零售业所占比重为11.6%，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紧随其后，比例分别为6.3%和5.9%。不仅对外直接投资行业趋向多元化，行业内投资业趋向多元化。以采矿业为例，从最初的石油和铁矿石投资扩展到石油、天然气、油砂、页岩气、铁矿石、有色金属、非金属等领域。虽然与初期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领域逐步拓宽，但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行业比例仍不成熟，传统行业比重过大，现代服务业比重过小，制造业比例有限，反映出中国企业整体竞争力有限，今后需要继续提升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8：4.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M].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8：4.

③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跨国公司与投资司.1998世界投资报告：趋势和决定因素[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4：333.

参考文献

[1]冯雷，夏先良.中国“走出去”方式创新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刘英奎.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研究[M].辽海出版社，2005.

[3]王洛林.2013hijack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1.

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篇5

近年来，外国直接投资（fdi）一直在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报告，1999年全世界的外国直接投资达8650亿美元，2000年预计已超过10000亿美元。近年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并在不同程度上制定了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但是，各种优惠政策具有完全不同的激励外国资本进入的效应。

一、税收优惠是东道国通过各种手段减少外国直接投资者税收负担的政策措施，几乎所有的欠发达国家和许多发达国家都以制定税收优惠政策吸引潜在的外国直接投资者。但是，税收优惠对投资者决策产生的影响程度、税收优惠的作用机制却仍然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中，关于税收优惠在影响投资者决策的权重问题，一般性低税率和特殊的暂时性优惠的效果问题，税收优惠对吸引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的作用差异问题，是各国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首 先需要考虑的问题。

一般认为，政策稳定、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可得性、市场规模、税收优惠、基础设施以及东道国对投资者的态度等，对直接投资者的决策都会产生影响。但是，在一系列影响因素中到底哪一个因素在起着决定作用？税收优惠的吸引力是否会被其他因素所抵消？这些都是人们所关心的重点。早在1955年，美国经济学家巴洛和万德就开始着手研究影响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他们通过对美国247位外国投资者的调查发现，只有10％的投资者把税收优惠作为影响投资决策的首要条件，而对投资决策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的顺序是：货币的可兑换性（57％）、政治的稳定性（39％）、市场容量和资源的可得性（26％）。另一项由罗宾逊主持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05家跨国公司的投资者认为，政治的稳定、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态度、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在面临关税或外汇壁垒的情况下，影响投资决策的非政策因素是市场份额，影响投资决策的政策性因素是所有权管理和组织的繁琐管制、东道国对外国企业的歧视性态度，税收优惠政策被排除在投资者所考虑的因素之外。罗斯和克雷斯滕森（1959）发现在墨西哥的27项外国投资中，只有一个项目的投资者曾经把税收优惠作为潜在的决定因素。有学者在1967年对牙买加的55个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进行的调查中发现，只有两个项目的投资者把牙买加的税收优惠作为他们在牙买加投资的决定因素。

但是，1980年以来却有更多的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985年，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对10个国家74个外国直接投资项目进行了调查研究，其中有50个项目（67％）的投资者认为，他们对投资国的选择完全取决于该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如果这些国家没有相应的税收优惠，他们极有可能投资于其他国家或通过出口供应当地市场。另一份对欠发达国家295个公司的研究（1990）表明，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是决定跨国公司投资区位选择的第二重要因素，排在汇款限制之后，60％的公司把东道国的税收优惠视为关键因素，只有1％的公司认为税收优惠是可以忽略的。

这表明，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各个因素的位次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以前，投资者比较注重投资环境，税收优惠是投资者较少考虑的因素，有些投资者甚至完全不考虑税收因素。但随着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普遍改善，投资者转而注重投资的成本——收益问题，税收因素因此被提到重要的位置。如对阿根廷外国直接投资者的调查显示：1961和1971年，税收因素被排在所有影响直接投资决策因素的第七位，而80年代以后，税收因素就上升到了第一位。我们可以认为，税收因素在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决策中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当然，应该指出，税收优惠并不影响投资者是否在海外进行投资的决策，只是当海外投资已被决定、在进行投资国别选择时，东道国税率的高低才对投资者有较大的影响。 税收优惠有许多表现形式，如减免所得税、免税期、扩大投资和再投资补贴、特殊扣除等。在这些优惠措施中，究竟是一般性的低税率优惠还是特殊的暂时税收优惠更能吸引外国投资者呢？从对许多案例的分析来看，东道国在税收优惠政策的选择上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政府采取一般性的优惠手段还是特殊的优惠手段，其效果是不一样的。一般而言，对投资者产生较大影响的是一般性的税收优惠政策。特殊的税收优惠只能针对个别项目，对大多数投资者而言，获得特殊税收优惠的机会很有限，效果也非常有限，而一般性的税收优惠是每个投资者都能享受和把握的。另一方面，投资者希望有一个相对稳定、政策透明的投资环境，特殊的税收优惠可能导致对税收政策的曲解，并由于对优惠政策不恰当的使用而难以使应有的优惠落到实处。因此，对潜在的投资者而言，一般性的税率降低比特殊的税收优惠或投资津贴更重要。

事实上，除了一般性优惠手段和特殊的优惠手段会出现效果的差异外，对不同类型的外国直接投资，税收优惠的效果也会不一样，最典型的是在出口导向型和进口替代型投资上的差别。对进口替代型的投资者而言，是否进行投资主要取决于当地市场的规模和条件，他们往往只考虑两个问题：（1）他们是否有超过当地企业的竞争优势。（2）直接投资是否比简单地向这一市场出口产品更有利。由于投资者的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于当地企业和在当地投资的其他跨国公司，而每个竞争者都可以享受到相同的税收环境。因此，东道国是否有税收优惠就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但在出口导向型的投资中，生产成本对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东道国的税负越低，生产成本就越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就越强。在决定一个特定的项目是否值得去投资时，除了考虑政策的稳定性和有效率的、廉价的劳动力的可得性外，税收优惠就成为投资者考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是否会被双重征税所抵消？许多国家对本国居民的所有所得征税，在海外投资取得的利润往往被包含在母国公司的所得中，构成母国征税的基础。有些在东道国得到的税收减免反而构成对外投资国的税源，这样，东道国的税收优惠非但不能刺激投资者，反而成为东道国向母国提供的一种津贴。如果这样，东道国的税收优惠对投资者是没有价值的。但是，由于大多数资本输出国都准许税收饶让，在与欠发达国家签订的税收协定中，允许在东道国获得的税收减免作为本国税收抵免的一部分，这样看来，税收优惠对投资者仍然是有价值的。即便没有税收饶让，投资者的利润在没有汇出之前，可以较长时期地得到东道围的优惠；如果投资者不将利润汇回国内，就能无限期地享受到税收优惠的好处。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定了许多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的实施，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在税收优惠政策实施较早的东南沿海地区，外资数量远远超过了内地。大量的调研资料也表明，我国税收优惠政策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我国是否要继续执行税收优惠政策呢？从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态势看，回答应当是肯定的。为了达到引进外资、加快技术进步和推进我国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我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必须通过制定和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来有效地引进外资。结合我国引进外资的战略目标和国际资本的变化趋势，我国在制定和实施各项税收优惠政策时主要应考虑以下因素：

（一）处理好税收优惠与投资环境的关系，充分认识到我国引进外资的关键仍然是改善投资环境

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的定义，优惠是指政府提供给特定企业的任何可衡量的经济方面的利益，由此可以提高特定外资企业的收益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区分优惠与投资环境要素之间的差异，优惠并不包括诸如基础设施、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法律制度、企业经营制度、利润的汇回或国民待遇等因素。毫无疑问，这些政策或者基础设施会影响跨国公司的投资区位决策，但从实质上说都不是对外国直接投资的优惠，而是涉及一个国家的投资环境问题。只有在外资企业的其他生产经营条件已经具备的情况下，各种优惠政策才具有实际意义。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依靠竞相给予外商优惠来引进外资，投资环境的改善同样十分重要。

（二）必须认识到产生税收优惠政策效应的有效条件，重视其他政策的搭配与组合

应当看到，税收优惠在影响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决策中作用的有限性，其他政策如政治稳定性、政府对私人企业的态度、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以及对外国控股企业的非歧视性等政策因素同样重要。税收优惠措施的效果取决于许多条件，同时还需要各级政府和政策的协调。只有税收优惠而缺乏其他相应的政策，投资者从税收优惠中得到的利益往往会被其他负面因素所抵消。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定引进外资的政策中，注意税收优惠与其他政策变量与非政策变量的配合。

（三）必须考虑税收优惠的效率与代价，审慎地利用税收优惠

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篇6

关键词：投资结构；直接投资；外汇储备；中美

中图分类号：F830.59；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092—04

一、中国对美国投资的结构特征

根据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统计数据，中国自1978年开始对美国投资，当年投资价值为5百万美元股票。中国自2002年开始统计对美国的直接投资数据，当年的投资余额为3.85亿美元。到2009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总额已经达14640亿美元，占外国对美投资总额的12.2%，成为仅次于日本（15335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大对美投资国。此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结构呈现出以下特征：

1.直接投资增长缓慢，证券投资增长迅速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始于1981年设立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此后，投资开始缓慢增长。1994年福耀玻璃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投资800万美元在南卡罗来纳州建立工厂，1999年万向集团在伊利诺依州建立美国万向公司，2000年海尔集团的美国子公司海尔美国在南卡罗来纳州投资4000万美元建立生产基地，2004年联想集团收购IBM公司的Pc事业部。2008年时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超过12亿美元，到2009年减至近8亿美元。而中国对美证券投资在1989年为2亿美元，1994年增加到182亿美元，2000年达到922亿美元后增长更为迅猛，不到10年时间里超过日本（2009年为12693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对美证券投资额最大的国家，占世界对美证券投资总额的15，2%。到2009年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六大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但对美巨额投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只占0.1%。该比例与新兴经济体的水平比较接近，但极大低于日本、西欧以及世界整体水平。

2.证券投资中股票投资增长缓慢，债务证券增长迅速

1984年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仅为1百万美元，1989年达到2亿美元，1994年达到180亿美元，2000年达到908亿美元，到2009年时达到13863亿美元，占世界对美债务证券投资的18.8%。而同期中国对美国的股票投资增长相对缓慢。中国于2000年实施QDII制度，对美投资中股票持有上升，2006年股票投资38亿，2007年增到285亿，2008年达到995亿美元，2009年时对美股票投资市值为777亿美元（占世界对美股票投资的3.4%）。虽然股票投资绝对数增长较大，但在中国对美证券投资的比例最多只占到9.3%。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证券投资近92%以上是债务证券投资，股票投资的比例非常小。该比例与新兴经济体的水平比较接近，但极大低于日本、西欧以及世界整体的水平。

3.债务证券投资中关国国债的比重持续下降，机构债的比重上升迅猛

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美国国债的比例持续下降，由96%降低到2008年6月末的48%，随着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国债持有比例又迅速提高，持有额达到9156亿美元，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外国投资者，与世界整体和其他经济体的形态基本一致。美国国债持有比例自2002年低于日本，到2009年时与新兴经济体和日本的持有比例基本相同。同期中国持有“两房”债券为主的美国机构债迅猛增加。1994年的持有额仅为5亿美元，2004年即达到1277亿美元，成为美国机构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在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的比重由1994年不足3%提高到2002年的40%。2008年前新兴经济体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美国机构债的比例一直高于中国，有的年份甚至高出10个百分点。2007年6月到2008年6月即次贷危机初露端倪的一年里，各经济体对美国国债和机构债投资出现变化。新兴经济体整体增持美国国债1572亿美元，但是仅增持美国机构债78亿美元；西欧国家增持美国国债161亿美元，而仅增持美国机构债10亿美元；日本增持美国国债54亿美元，同时增持机构债400亿美元。同年，中国增持美国国债近578亿美元，机构债增持1564亿美元，使机构债在中国对美债务证券投资中几乎占到一半，即使之后逐步减持，到2009年6月末，中国持有美国机构债4543亿美元，与其他经济体相比仍然是最高的。此外，中国对美的债务证券投资中，收益率比较高的公司债的投资比例相对于其他经济体是最低的。

二、美国对华投资的结构特征

美国于1979年开始在我国进行直接投资，到1982年时，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为4900万美元。美国财政部从1994年开始有对华证券投资的记录，当年余额为20.85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与证券投资存量分别达到494亿美元和1023亿美元，对华投资总额达到1517亿美元，占美国全部对外投资的1.6%。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结构呈现以下特征：

1.证券投资在波动中增加

自上世纪90年代国际直接投资进入新一轮发展高潮以来，美国也加大了对海外投资的步伐。在此期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增速远超过美国对外投资的增长幅度。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大致经历了两个高潮，一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所带动；二是在2002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几年，由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业投资快速增长所带动。2008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投资规模较上年大幅度增长达到594亿美元，占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比重的14.5%。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程度有限，美国对华投资几乎完全是直接投资。之后，随着我国金融开放度的逐步扩大，美国对华的证券投资逐步增加，自2005年开始增长幅度较大，证券投资在对华投资总量中的比重逐步上升，与世界整体和其他经济体的形态更加接近。

2.美国对华证券投资中股票投资逐步成为主导

美国投资者对中国的证券投资主要分为国外证券市场投资与国内证券市场投资两大类。美国投资者对境外中国证券的投资主要涉及在中国境外上市的中国公司发行的股票与中国政府、金融机构或公司企业在国际债券市场发行的债务证券。美国投资者对中国大陆境内的证券投资是指美国投资者购买中国公司与政府在中国境内发行的股票和债券，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投资于境内上市外资股，即B股；二是合格境外投资者（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s，以下简称QFII）购买的A股；三是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在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国债、企业债券和可转让债券、金融债务。随着中国股票市场B股市场的发展和实行证券投资的QFII制度，以及中国公司境外上市的增加，美国对华股票投资增长迅猛，其市值从1994年的9亿美元迅速增加到2009年的1016亿美元，在对华证券投资中的比重也由43%升至99%，高于世界整体及其他经济体的水平。

三、中美相互投资结构形成原因分析

1.中国对美投资结构形成原因分析

首先，英国经济学家Cantwell et a1.（1990）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显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一般遵循以下发展顺序：周边国家一其他发展中国家一发达国家。中国近些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也基本符合这一顺序。其次，国际投资选择的信息摩擦理论显示，直接投资的信息密度与信息摩擦度既定情况下，投资方向由投资主体的性质所决定。Itay and Razin（2005）在信息经济学框架下建立模型解释信息不对称下国际投资的选择问题，提出在国际投资选择中存在着管理效率与流动性之间的替代关系。研究显示，由于涉及所有权与管理责任的转移，需要与东道国频繁的互动并对运行其中的东道国市场有透彻了解，直接投资的信息密度最大，而一旦获得资产，直接所有权又使资产的流动性降低；由于资产再出售时的“柠檬”问题，直接投资的沉没成本或清算成本很高，也由此对信息摩擦更为敏感。在均衡状态下，具有较高预期流动性需要的投资者受低价格冲击的可能性大于管理效率的冲击，会选择成为组合投资者，而具有较低预期流动性需要的投资者则选择成为直接投资者。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经常是预期流动性需要低的大型金融资源丰厚的跨国公司，而组合投资者总体上是对流动性冲击比较脆弱的投资者。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的对外直接投资输出国之一，但对美投资中直接投资的比例非常低。从中国企业方面看，主要原因是缺乏自主创新的技术竞争优势、存在企业体制障碍、企业管理系统和方法落后、当地化运作水平低等；从美国方面看，市场准入限制与商业行为政治化倾向也构成中国企业进入美国的障碍。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主要是外汇储备投资，其安全性与流动性要求高，在流动性与管理效率或收益性的选择中，需要以流动性或安全性优先，难以进行直接投资。日本、新兴经济体的外汇储备量也非常大，也是以官方机构对美投资为主导，因而其证券投资的比例也都相当高。

由于中国对美的投资主要是官方的外汇储备投资，因而其证券投资构成也同样受流动性冲击预期的影响，要选择流动性强但收益相对较低的证券，也就是选择信息密集度进而信息摩擦比较小的证券。Porteset a1.（2001）的研究发现，标准化程度更高的金融产品如美国国债的信息密集度较低，信息摩擦的影响比股票或公司债券小，美国机构债也具有类似特征。尤其是近些年来，美国股票市场与公司债券市场的发行主体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股票市场中，美国本土非金融公司的股票净发行常年为负值，外国公司股票发行大量增加，1994—2009年外国公司在美国发行股票的市值由6268亿美元、占市值的近10%增长到39774亿美元，占市值的20%；在公司债券市场中，同期美国非金融性公司发行债券的余额占比由49%降低到36%，资产支持证券发行商ABS发行的各种资产支持证券余额由19%提高到27%，2007年最高达到34%，外国公司发行也占相当的比例。发行主体结构的变化使美国股票和公司债券的信息密度进一步提高，因此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美国国债和规模庞大且发行主体相对单一的美国机构债，往往是对流动性冲击和信息密集度敏感的外国投资者的主要选择，世界各国官方机构对美证券投资的结构也证实了这一点。各国官方机构对美的证券投资中，比重最大的是美国国债，其次是以两房债券为主导的美国机构债，而公司股票与公司债券的比重都非常低，与中国对美证券投资的结构非常相似。而西欧国家的外汇储备低得多，对美投资的主体主要是私营机构，因而其对美证券投资结构明显与外汇储备规模庞大的经济体差别很大。

2.美国对中国投资结构形成原因分析

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篇7

【关键词】中国企业，外直接投资，优势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概述

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尚未从函际贸翁和资本流动理论中独立出来，往往以要素禀赋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国际直接投资。60年代初，美国学者海默率先向传统理论发出挑战，提了垄断优势理论，这一理论被经济学界认为是直接投资理论的突破，标志着园际投资理论的真正兴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这一理论一赢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一）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演变与最新发展

随着国际直接投资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地位同趋重要，经济学界也开始把其作为专门的研究列象迸行研究，逐渐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西方经济学界对跨国公司直接投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的流派很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有：垄断优势理论是最早研究对外直按投资的独立理论，它产生于本世纪60年代初，在这以前基本上没有独立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1960年美国学者海默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以垄断优势来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是荧国晗佛大学教授赞农提出的，这一理论既可以用来解释产品的国际贸易问联，也可以用求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内部化理论也称市场内部化理论，它是70年代以来西方跨国公司研究者为了建立所谓跨国公司一般理论对所有、提出和形成的理论，是当前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比较流行的理论，有时也称其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主要是由英国学者巴克莱卡森和加拿大学学者拉格曼共同提出来的。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

西方经济学界对直按投资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一般都是建立在对发达国家或者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分析基础上的。对于那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猛且较为成熟的发达国家，西方学者的理论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是，国际对外直接投资的现实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也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且发展迅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对于这种情况，主流理论解释力不够。于是，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着眼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进嚣分析，以期找到合适的理论来解释这些现象。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一）小型企业拥有比较优势

发展中国家欢迎外国资本的流入，但其能提供的投资环境并不完善，市场范围小，从客观上限制了国际大型跨国公司的进入。我国小型企业尚处于小规模阶段，可避免与大型跨国公司的激烈竞争，适合发展中国家投资环境的需要。另外，中国跨国公司派出人员的费用和出口零部件相对便宜，使中国境外加工的产品能以低价占领国外市场。美国经济学家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与其母国的市场特征紧密相关的低生产成本；英国经济学家劳尔的技术地方化理论也证明了落后国家企业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仍可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中国企业实现跨国经营，开展境外直接投资，从理论上说是具有可行性的。应当指出的是，上述两个理论从不同方面阐明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跨国经营中的竞争优势，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企业发展境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对于指导发展中国家企业境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

（二）大中型公司具有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经形成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大中型跨国公司，它们具有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引进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在国际竞争中明显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石化、海尔集团和首都钢铁总公司等，在境外市场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邓宁教授，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已成为研究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主流理论学派，被世界公认为是指导跨国公司实践的权威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企业如果具有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时，就完全具备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有学者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企业与西方雄厚实力的大企业相比不具备所有权优势，在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方面也相形见绌，所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不适合于解释中国企业的境外直接投资行为。

（三）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和产品

我国长期自主开发形成了某些传统专有技术和高精尖技术，如中药、气功、园林、烹调、生物工程和航天技术等，较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可以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一显身手。

（四）政策环境良好

中国与大多数国家签有投资保护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这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保护和良好的政策环境。近二十多年来，由于政府的支持和企业的努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据商务部统计至2003年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累计7470家，投资金额114亿美元。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中国累计对外投资金额近350亿美元，约相当于韩国的对外投资规模，目的地多达352个国家和地区。所以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环境良好。

参考文献：

[1]王彦森.我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5（03）.

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篇8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拥有一定垄断优势的国内企业，必然要通过跨国投资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扩张，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共对全球112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跨国企业进行投资，当年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06.5亿美元，较2009年同期增长63.6%。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全球投资者严重受挫，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对外投资也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在当前这种形势下做好投资区位决策，如何正确地识别各种跨国投资风险，有效实施风险预警、采取措施规避风险，成为跨国直接投资的关键。

我国跨国投资区位的选择和跨国投资风险的形成有着相辅相成的逻辑关联，它们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对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问题，国内外也有很多相关的研究。理论界还未形成企业跨国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理论，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历史短暂，中国学者对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着重从经验的角度研究，缺乏对众多要素的综合分析和定量分析。而对于跨国投资风险的研究，国外文献比较多，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研究中对于跨国投资风险的定量评估方法主要包括预先警报系统评估法、评分定级评估法、国别评估报告法、清单评估法和国际投资风险指数评估法。其中国际投资风险指数评估法有以下几类：富兰德指数 （FL）、国家风险国际指南综合指数、《机构投资家》国家风险等级表、《欧洲货币》国家风险等级表等。 相对而言，我国学者对于跨国投资风险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定性研究的阶段，集中于识别风险因素和针对防范控制措施的研究上。 总体而言， 这些研究大多站在东道国环境的角度，忽略了与投资国和投资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要进行企业跨国投资的区域定位和风险预警， 就有必要站在全局的角度研究。而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存在明显不足，这就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空间。

基于传统研究的不足，笔者从东道国、投资国、投资企业三个层面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因素进行归纳梳理，并借鉴熵权原理编制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然后运用“矩阵评价”模型将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有机结合起来，最后通过实证分析验证模型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本研究以期能为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和风险控制做出一些贡献。

二、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因素

（一）企业跨国投资的动因分析 关于跨国投资的理论分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要素禀赋理论，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垄断优势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建立在垄断优势基础之上的；内部化理论则认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是因为跨国经营可以带来内部化优势；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则集大成地认为企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种优势：所有权特定优势、内部化特定优势以及区位特定优势。到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开始注重外部因素分析，产生了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以环境为基点的经典战略管理理论、以产业结构分析为基础的竞争战略理论。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在对跨国投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与总结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企业跨国投资的动因主要在于两方面，一是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它是进行企业跨国投资的外部条件。二是投资企业竞争力，它是企业进行跨国投资的内在动力。

（二）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的关联分析 首先，区位选择决定了跨国投资风险的大小。中国企业跨国投资风险是由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单个企业而言，我国的跨国投资环境是既定的，要想降低跨国投资风险，就必须选择合适的区域进行投资。区位的选择决定了跨国投资的风险大小。其次，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有益于企业区位选择。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管理决策的关键点，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投资的成败，但在向何处投资的问题上却没有理论和模型可以全面解释。由于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复杂性，而且是一个多阶段的过程，投资商要选择特定的国家，然后在东道国内确定地区和具体的生产厂址。因此有必要建立一个客观决策模型， 对跨国投资事前事中进行实时预警监控，而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跨国投资风险预警和区域定位是企业跨国投资管理决策系统中的两个关键点，彼此相辅相成。二者的关联关系可以在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管理决策模型（图1）中体现。

（三）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因素分析笔者根据我国企业跨国投资的动因分析总结出，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因素主要来自于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具体而言，东道国区位吸引力体现于宏观吸引力与中观吸引力，即东道国宏观环境和东道国行业环境。投资企业竞争力体现于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两方面。这两个维度四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决定了企业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和风险警情。

东道国区位吸引力因素包括：

（1）东道国宏观环境因素。跨国投资环境因素一般包括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技术因素。政治因素包括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政策因素等。东道国政局的稳定性、法律保障制度明确性等直接关系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败。此外，政策直接体现了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态度。如果一国拥有积极的外资政策和鼓励制度，势必对外资的进入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经济因素包括东道国外汇、利息、经济景气状况等因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环境可以影响该国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交换的程度，也影响着对外直接投资。社会因素包括东道国的自然环境、文化环境、资源环境等。东道国的和社会风气可以改变投资者的偏好，教育水平、价值观念和消费心理也会影响企业的投资方式和战略目标。劳动力、原材料资源状况，都是企业选择投资区位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技术因素主要包括东道国技术的传播性、可替代性以及对投资企业知识产权的保护体制等因素。

（2）东道国行业环境因素。行业因素主要包括行业组织特性、行业政策特性以及行业所有制特性等。行业组织特性着重研究东道国行业集中度、市场结构分散度以及行业区域集聚效应等因素引起的行业竞争力的特点。一般认为，行业集中度高、规模效益明显的行业，通过扩大规模可以降低成本，还具有技术创新、减少不确定性的优势；行业政策特性可以看作有关资源配置结构的经济政策，国家通过行业政策干预行业结构布局。行业所有制特性体现为行业中不同体制的特点。不同所有制结构对企业活力、运行效率和行业竞争力影响巨大。

投资企业竞争力因素包括：

（1）投资国环境因素。我国企业跨国投资时除以企业自身特点为基础外，还应充分考虑我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以确保在企业投资过程中得到更多更有力的保障。投资国环境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投资国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力。安德列夫（2002）在研究转型国家的跨国公司中，证实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投资国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内的市场规模。投资国国内经济规模大，国内产品需求量多，一定程度上影响对外投资的可能性。二是投资国政府行为因素；投资国的政府应该加强宏观调控，制定优惠的税收和信贷政策，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条件。同时，国际协调机制的建立，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和投资保护协议，可以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区域经济合作以及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从而避免和减少对外直接投资的矛盾和冲突，有利于本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三是投资国的国家鼓励政策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也是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保证因素。

（2）投资企业环境因素。投资企业环境因素主要包括企业资源因素和企业能力因素。企业资源是指企业赖以形成和运作的一切有形和无形的要素。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仅因为其拥有丰富的资源，还因为其隐藏在企业背后的配置、开发、使用和保持资源的能力，这是产生企业竞争优势的深层次因素。企业能力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适应、协调和驾驭内外因素，整合优化资源达到企业资源最优结构的目的，并成为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能力，即资源整合能力，其作用范围应当涵盖企业全部资源及环境，是企业资源之间以及企业与环境之间交互联系的能动机制和纽带。对于跨国投资企业，其企业能力因素必须具备价值性、异质性、独特性和持久性，从而使企业可以在对外投资经营中形成和拥有垄断优势，并将垄断优势转化为超额垄断利润。

三、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

（一）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设计 企业跨国投资两个维度四个因素都包括无穷无尽的风险因子，而企业管理者不可能也不需要对所有的风险因子都加以关注，因此，笔者主要针对跨国投资的特征来设计4个准则层指标，11个目标层指标，每一个目标层指标又通过若干观察指标来衡量，如表1所示。

由于选取的风险预警指标均难以量化，笔者采取专家打分的方法，对指标赋予一定的数值，每项指标取专家打分的平均值。专家可根据观察指标来衡量目标指标值，每个目标指标都赋予［0，4］范围内的任一值。并将其划分为优良中差4个评价等级，每个等级有对应的评价值域。评分标准如表2所示。

（二）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的编制 在所确定的跨国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需要对东道国投资环境做一个综合评价和比较分析。目前广泛采用的综合评价方法有很多，如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模糊综合评判法、数据包络分析法等。其中指标值是以调查问卷的形式取得，不存在无量纲化和指标同向化问题，这就大大简化了数据的计算工序。因此，在评价中仅需根据评价的目的和各个项目的内在含义对各个评价指标赋予相应的权数。常用来确定权重的方法主要有：统计平均法、最大组中值法、AHP构权法（层次分析法）、变异系数法、熵权法等。笔者采用熵权法确定各评价指标的权重。

熵权法的基本原理：熵是信息论中测定不确定性的量，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值就越小。熵权法是根据各评价指标数值的变异程度所反映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熵值，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大，信息熵越小，从而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权重应该越大；反之，某项指标的指标值变异程度越小，信息熵越大，该指标的作用越小，权重应该越小。其步骤如下：

（1）构建待评价矩阵Rx。设有n个评价指标，m个东道国，Xij表示第i个东道国的第j项指标（i=1，2…，m；j=1，2…，n），则：

Rx=X11X12 … X1nX21X22 … X2n… ………Xm1Xm2 … Xmn（1）

（2）第j项指标值下第i个东道国所占的比重：

Pij=Xij/■Xij，（i=1，…，m，j=1，…，n）（2）

（3）第j项指标的熵值（正熵值简称为熵值，下同）：

ej=-■■PijlnPij，（i=1，…，m，j=1，…，n） （3）

（4）差异性系数定义。规定gj=1-ej，（j=1，…，n），显而易见，gj越大，指标间的差异越大，该指标在模型中的作用越大，反之则作用越小。

（5）定义熵权。通过上文推导的熵值公式，可定义某一评价指标的熵权。熵权的大小可以反映指标在评价时作用的大小。第j项指标的权重为：

Wj=gj /■gj，（j=1，…，n） （4）

（6）将指标值换算成相应指数值之后，利用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得到总分，即最后的各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公式5）。综合指数值越大，则其跨国投资风险越大，反之越小。

Ry1=■WjXj ，Ry2=■WjXj （5）

Rx1=■WjXj ，Rx2=■WjXj

Rx=（Rx1+Rx2）/2，Ry=（Ry1+Ry2）/2

四、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矩阵模型

（一）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原理 矩阵评价法是一种直观的评价方法，常用于战略决策分析和项目风险评价等领域。在本部分研究中，笔者借鉴“矩阵评价”的核心思想，构建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模型，具体包括：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该模型的操作方法为：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是以东道国行业环境指数Ry2为X轴和东道国宏观环境指数Ry1为Y轴；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是以投资企业环境指数Rx2为X轴和投资国环境指数Rx1为Y轴；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是以投资企业竞争力指数Rx为X轴和东道国区域吸引力指数Ry为Y轴。矩阵按照0、1、2、3、4和网格进行划分，包括16个单元，从内到外分为四个级别。然后标出X，Y轴数值的交点，该点落在不同的单元代表每个单元相应的含义 （如图2~图4）。

（二）模型解析

（1）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最佳区位：东道国有很强的吸引力，具备所有的有利因素，而且政府政策大力支持，是理想的东道国。而且，跨国投资所属行业在东道国有具有较大市场，其行业资源可以与投资国和投资企业形成互补性。此区位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区位选择。次佳区位：东道国的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都不够优越，但仍然有投资的可能性。这部分区域一般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跨国投资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其较低的劳动成本、优越的鼓励政策等优点来降低生产成本，并通过开拓潜在市场，最大限度地降低投资风险。较差区位：东道国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中有一方面极其恶劣。比如落后国家和地区，其各项基础设施不完善，人民思想保守、收入水平较低，给投资带来极大不便，企业一般会采取比较保守的出口方式或是间接投资而不愿进行直接投资。或是在相对发达地区，尽管有很大的市场前景，但当地劳动力成本过高、行业资源极为缺乏、 人民消费观念偏差较大，这时企业或许会对东道国进行试探性的考察， 以决定是否进行进一步的投资。避开区位：东道国不具备各项区位优势， 贸易壁垒、资源缺乏、市场前景渺茫， 对外国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很小，因此应该避开这样的区位选择。

（2）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强竞争力单元：该部分投资国对跨国投资的各项配套设施和法制法规都很健全，为企业提供各项服务，保证对外投资的完成。而且跨国投资企业具备各项自身竞争优势和竞争战略等条件，区位选择能力很强，可采用直接投资的方式进行对外扩展市场，通过资本输出和技术品牌管理来获得最大利润。中竞争力单元：该部分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都不够优越，企业的区位优势和核心竞争力不够强，只能考虑在区位吸引力较强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对外投资。而拥有富裕资源但是缺乏生产经营技术条件和管理经验的企业可以考虑间接投资。弱竞争力单元：该部分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有一方面极其恶劣。比如我国对某些特定行业有着绝对的限令，不容许其在他国投资经营，如军工企业。而对于自身竞争力很弱的企业，尽管在我国良好的对外投资政策环境下，在世界市场中也缺乏竞争优势，很难独立完成对外投资的决策和选择。差竞争力单元：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均很恶劣，不适合进行跨国投资。

（3）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无警单元：代表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都较强，该项跨国投资各类风险都较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跨国投资项目。所以该企业集团应保持一种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状态，加大投资力度。轻警单元：代表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都不够强，但仍有一定的优越性。企业应积极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加强内部资源和能力建设，以适应外部环境。中警单元：代表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中有一方面特别恶劣。企业管理者应及时找出原因所在，以防止风险不断恶化。重警单元：代表该项跨国投资各类风险都很大，经营投资状况岌岌可危，故不宜在该国继续进行此项投资。

（三）实例分析 笔者以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在12个国家的跨国投资经营为研究对象。对150位学者和跨国公司高层管理者进行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114份，得到12个风险指标的原始数据。受篇幅限制具体数据表略。运用式（1）~（4）分别计算出每个指标的熵值、变异系数及熵权（见表3），由于数据计算复杂，分析过程采用Excel2003软件辅助完成。

然后，运用公式（5）计算出各东道国及其跨国公司各风险指数值，并根据企业跨国投资的风险预警与区域定位模型（图2~图4），确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跨国投资的各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并评价对该区域跨国投资的风险警级，如表4。

根据跨国投资区位定位矩阵（图2）可知， 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的12个国家中，处于最佳区位的有5个，处于次佳区位的有4个， 处于较差区位的有2个，处于回避区位的有1个。通过跨国投资风险指数的计算公式，可以分别得到投资企业竞争力指数和东道国区域吸引力指数，将其标示在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中， 就可以评价企业跨国投资风险的警级。其中，处于无警的有4个， 处于轻警的有7个， 处于重警的有1个。由此可见，当前大部分国家的投资环境以及我国对于企业走出国门所创造的各项条件都是非常优越的， 但仍存在一定的风险。我国企业应把握这一机遇，积极提升核心竞争力，根据企业自身不同类型不同规模所需区位优势侧重点不同， 选择合适的投资区域，有效防控跨国投资风险。

五、结论

我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晚，经验少，对跨国投资区域选择和风险管理的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在充分总结国内外有关跨国投资相关理论及其不足的基础上，就如何寻找最优投资区位、如何及时预警跨国投资风险，笔者提出了新的方法并得到以下三方面的研究结论：（1）企业跨国投资风险形成是一个东道国区域吸引力和投资企业竞争力耦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东道国区域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东道国宏观环境和行业环境上，投资企业竞争力主要体现在投资国环境和投资企业环境上。（2）通过问卷调查得到各风险预警指标值，并利用熵权原理编制我国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指数。（3）借鉴“矩阵评价”的核心思想，将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和企业跨国投资区域定位有机联系起来，分别构建跨国投资区域定位矩阵、跨国投资企业竞争力评价矩阵、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矩阵。该矩阵模型不仅能直观地预警企业跨国投资风险状况，而且还可以为企业跨国投资区域决策提供很好的依据。

笔者仅对企业跨国投资风险预警和区域定位模型进行初步探索，在以后的研究中还可在模型的应用性和科学性方面，对本研究进行不断修正和完善。

参考文献：

［1］张友棠、黄阳：《基于行业环境风险识别的企业财务预警控制系统研究》，《会计研究》2011年第11期。

［2］孙丽：《新形势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综合决策模型》，《技术经济》2007年第10期。

［3］陈克斌：《跨国直接投资风险与管理对策分析》，《当代经济》2009年第6期。

［4］吴小立、王玉蓉：《产业特性、环境特性与企业核心竞争能力：一个综合模型》，《价值工程》2006年第6期。

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篇9

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 ASEAN）简称东盟，是由新加坡、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组成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东盟国家与我国或山水相接，或隔海相望，历来与我国来往交流频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资本实力的累积，我国企业纷纷走出国门，到海外寻求合作，投资设厂。而东盟国家作为我国的近邻，自然成为了我国企业的热门投资目的地。尤其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选择到东盟国家进行投资。据统计，2011年，中国对东盟十国的投资流量（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59.05亿美元，占对亚洲投资流量的13%；存量（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为214.62亿美元，占亚洲地区投资存量的7.1%。截止2011年末，中国共在东盟设立直接投资企业2400多家，雇佣当地雇员11.75万人。①

但同时，从近年来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来看，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也出现了以下问题：

1.中国对东盟各国的直接投资分布极不均衡。从2005到2011年各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情况表②中，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的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了新加波、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缅甸等国家。其中仅新加坡一国就分别占到了2011年末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与存量的55.2%和49.4%。而对于其他东盟国家，如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所占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比重则相对较小。之所以出现以上的分布情况，除了相对稳定的国情，健全的法律制度和相对发达的经济外，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的传统友谊（如中国与柬埔寨、老挝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及受益于当地华人帮助（如印尼大多经济命脉行业由华人把持）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2.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行业分布极不均衡。从2011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主要行业分布情况表可以看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所占比重最多的三个行业分别为交通运输、仓储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批发和零售业。其所占比重分别为18.4%、17%、12.7%③。而对于房地产业，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察业。其所占比重则相对较小甚至没有。出现以上行业分布情况的原因在于东盟境内多数国家（如缅甸、老挝、印尼等国家）拥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矿产、水力资源，而且东盟国家人口众多、人口密集度高，能够满足传统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而且东盟国家地处亚种东南部，交通地理区位优越。此外，我国企业在高新技术、信息产业等领域缺乏优势，而传统行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实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3.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潜在风险系数呈上升趋势。首先，东盟境内各国政治经济制度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有新兴的发达经济体如新加坡、文莱，也有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柬埔寨、老挝；其次，东盟各国民族众多、宗教复杂，部分国家国内政局动荡、地方反政府武装和恐怖主义组织猖獗，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安全是一个巨大的威胁；再次，东盟各国之间素来有领土纠纷，而且近年来部分东盟国家由于沿海油气资源也与我国在南中国海发生了严重的摩擦。尤其是今年以来，菲律宾、越南等国就相继在南中国海领域挑起争端，这对于中国对菲律宾、越南等国及其他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及阻碍；此外，随着东盟国家近年来政治经济改革的兴起，部分国家开始民主政治改革，对民生、环境方面加强监管，也导致了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遭受损害，如中缅密松水电站项目由于环境原因于2011年9月30日被缅甸联邦议会宣布搁置一案就是典型例子。

二、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

尽管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但通过上述当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现状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引起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风险的主要原因，其中对中国企业来说最大的风险莫过于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加以分析思考的问题。

1.政治风险。关于政治风险的概念，学术界和实务界前辈学者并未达成统一的意见，而是各自从不同角度来概括归纳的，如国际经济法学界泰斗陈安教授对政治风险的界定为：外国投资者面临的东道国可能征收或没收其位于东道国的全部或部分财产的风险。④本文结合所述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形态将政治风险定义为：在国际投资中，由于东道国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发生的重大变化，对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财产采取征收或没收，或其他类似措施以至于导致外国投资者财产损失和投资目的落空的可能性。它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战争、内乱风险。在政局动荡，民族成分复杂的部分东盟国家中（如菲律宾、缅甸），发生内乱或者小规模反政府武装冲突是常有的事，如果中国投资者所投资企业刚好位于发生武装冲突的区域，那就意味着，中国投资者所投资企业将遭受致命损害，且这种情况很难在东道国政府得到赔偿。（2）征收、征用风险。这种情况是指东道国政府基于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对东道国境内的外资企业采取征收或征用措施。致使投资者财产的全部或部分损失。（3）汇兑风险。这是指东道国政府通过颁布法令或者改变政策，禁止或限制外国投资者汇出其所收回的投资本金和收益，致使外国投资者遭受损害。（4）政府违约风险。这是东道国政府对与外国投资者所签订的特许协议的违反或毁约，这种情况一般要求须满足用尽当地救济原则。如中国与缅甸合建的密松水电站项目所遭遇的就是政府违约。

2.法律风险。法律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东道国进行投资活动时，由于不懂或者错误理解东道国的相关法律规定，疏于防范，逃避监管从而使自己的投资行为违反了东道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而被东道国勒令禁止，从而造成投资损失的可能性。在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就是中海油新加坡有限公司违规参与高风险的期权交易导致巨额亏损，最后被迫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法律风险主要有以下特征：（1）法律风险是基于人为因素产生的，它是投资者在投资活动中或者制定决策过程中或于故意、或于疏忽而进行的非规范性操作而引起的。法律风险并不一定都是因为对法律规定的违反或者规避而造成的，也可能是由于对东道国的法律法规理解不正确或者有偏差而造成的，这就要求投资 者在做出投资决定之前一定要对所投资东道国相关领域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理解透彻，以免吃亏上当，导致投资失败。（2）法律风险所能够引起的后果最为严重。在海外投资者所能遇到的各类风险中，法律风险造成的后果不光是投资者财产的损失，还包括对触犯东道国法律规定的投资者个人的处罚，包括对其生命和自由的剥夺。如前所述的“中海油新加坡事件”中的责任人陈久霖就因为此次投机交易在新加坡身陷囹圄。（3）法律风险具有可防范性和可控制性。法律风险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所以法律风险因此也是可以预先防范的，只要在进行投资行动之前，做好事先的调查了解工作，深入东道国境内考察调研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是完全可以把法律风险控制到最小程度的。

三、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

通过以上有关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风险分析，可以知道，要从法律层面对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进行保护须从两个方面入手，当前我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潜在风险集中在政治风险和法律风险两个层面，政治风险多基于东道国政府的原因所引起，所以要对之进行防范和保护应从国家层面入手，而法律风险则多基于投资者自身的原因所导致，因此要对它进行防范和保护要从投资企业本身及投资者本人入手。以下，笔者将结合上诉分析就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法律保护提出自己的建议。

1.从投资者及企业自身考虑应采取的相关措施建议

第一，企业自身要加强法律意识，在决定到海外投资之前要做一个详细的调研考察计划，可以在投资之前派考察团对投资目的地的相关投资环境进行了解，比如东道国环境法律规定、劳工保护法律法规、税收外汇法律法规、风俗文化，以及当地人民对外国投资的心态，等多方面信息进行深入了解，而具体到对东盟的投资，则更需要做好这一步。由于东盟国家内部，民族众多，宗教信仰复杂，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因此东盟各国人民对待外国投资的心态是不一样的，有的开放，希望外国投资能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有的则较为保守，对自身国内的各类资源有较强的保护意识。此外，东盟国家也是世界上华人居住最多的国家，多数国家的重要经济行业都有华人企业参与，华人对中国有着深厚的民族感情，所以我国投资者在选择东盟作为投资目的地时，可以充分利用华人对当地投资政策环境的熟悉了解之优势来帮助自己，减少投资的风险。

第二，企业及投资者要善于利用国际多边条约或者双边条约机制为自身提供保护。目前，可供中国投资者利用的多边条约机制有《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议公约》（简称华盛顿公约）和《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简称汉城公约或MIGA公约）。对于前者，中国投资者在与投资东道国企业或者政府签订投资协议中，可以在争议解决条款中约定将争议提交解决投资争议国际中心（ICSID）来解决。这样可以避免发生争议时在东道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对于后者，由于其只受理在发展中东道国的投资项目，而我国与东盟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因此对于在东盟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我国企业来说，应该大力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机制，对所投资项目进行投保，以避免遭受政治风险。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根据MIGA的报告，迄今为止，我国企业向MIGA申请投保项目相当少。这不得不说是一大遗憾。此外，我国不仅与东盟签订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投资协议》，而且与大部分东盟国家签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投资协议》和《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内容包含投资待遇、投资保护、投资争议解决等相关条款，为我国企业对东盟国家的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泛的保护途径。

2.从国家政府层面考虑应采取的措施建议

首先，我国的海外投资事业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一定成绩并积累了相关经验，但与之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却大大落后海外投资的步伐。虽然，国务院及各部委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全面的海外投资规章、条例，但这些规章条例的法律位阶太低，缺乏相应的稳定性，而且不乏各部门规章相互抵触的情况。介于此，有必要制定一部统一的《海外投资促进法》来规范我国的海外投资事业。

其次，政府对海外投资信息的掌握及其对相关东道国投资环境的了解要远远多于私人投资者，政府可以通过其掌握的东道国投资政策、投资环境等相关信息来进行归纳总结。编制出《鼓励进行海外投资国别和行业指南》、《限制进行海外投资国别和行业指南》并公开。同时辅以税收、外汇使用等政策方面的措施来加以引导、调节。如对鼓励类项目可以在税收、外汇上给予优惠。此外，还可以利用我国驻各东道国的使领馆向东道国的中国投资者提供东道国的外资法律制度和投资政策方面的信息。

最后，完善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海外投资提供全面的风险保险。虽然，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作为国家保险机构已经开展了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但是其覆盖面相对较窄、对投保条件要求较严，使多数有实力的民营企业被拒之门外。因此，应该在现有基础上，完善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海外投资保险体系，适当放宽投保资格，并简化投保申请审批程序，将有实力的民营企业也包含在内。通过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和健全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能帮助海外投资企业稳健经营，为国家带来更多外汇税收收益。（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法学院）



注解

① 以上数据来源于《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22页。

② 2005-2011各年中国对东南亚国家联盟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情况详见《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46页。

③ 详见《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第23页。

④ 陈安.《国际经济法学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8月第2版，第638页。



参考文献

[1] 刘立峰.中国对东盟国家投资状况分析及建议[J].中国经贸导刊，2012年3月上。

境外投资者直接投资篇10

关键词　对外投资投资风险风险防范

自2000年我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国际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至2009年的433亿美元，年均增长60％。截至2009年底我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已超过2200亿美元。目前境外中资企业的经营领域已从贸易、航运和餐饮等逐步拓展到生产加工、资源开发、农业合作、研究开发和咨询服务等众多领域。对外投资方式也由早期的建点办“窗口”，发展到投资办厂带动跨国并购、股权置换、境外上市、设立研发中心、创办工业园区、科技园区等多种形式。

一、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特点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步伐不断加快，取得了良好的成效。2002年到2009年八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类)的年均增长速度达60％以上。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净额433亿美元，同比增长6.5％。从历年数据来看，2008年是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一年，这一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其中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406.5亿美元，同比增长117％，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343亿美元，同比增长58.3％，境内投资者通过境外企业实现进出口额1792亿美元，出口额达到32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29.4％。2002年到2009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情况如表1所示，2008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构成如图1所示。

(二)跨国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形成

我国的跨国经营主体大体上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专业贸易公司；二是具有一定实力的生产企业；三是从事海外投资的金融性企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对外投资主体已逐步从贸易公司为主向大中型企业为主转变。生产企业对外投资所占比重不断提高。一批骨干企业的跨国经营已成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力军。

我国对外投资仍以国有企业为主，但民营企业发展势头良好。据统计，2008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中，国有企业占69.6％，有限责任制公司占20.1％，股份有限公司占6.6％，股份合作企业占1.2％，私营企业占1％，外商投资企业占0.8％，集体企业占0.4％，台港澳投资企业占0.1％，其他占0.2％。可以看出，我国对外投资主体既有像中石化、中石油、中远、中化、海尔、康佳、中建等一批国有企业，也有像新希望集团、万向集团、中兴、华为、力帆、创维等一批开拓能力强、发展势头猛的民营企业。民营和股份制企业已成为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新批境外投资企业的主体，并正从个体分散投资向成片海外投资发展。

(三)境外投资方式不断创新

境外收购、参股、重组性投资正日渐成为新时期对外投资发展的趋势。我国企业以投资办厂、建生产基地、设营销网络、跨国并购、参股、境外上市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其中，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目前已占到当年流量的近四成。2008年，通过收购、兼并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302亿美元，占当年流量的39％。其中非金融类205亿美元，金融类97亿美元。并购主要集中在资源、电信、家电、石化、纺织、汽车等领域，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通过收购兼并国外企业或者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开发技术资源，以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能力和全球品牌影响力；2007年主要境外收购项目有：中信集团投资加拿大内森斯能源公司再收购哈萨克斯坦卡拉赞巴油田94.6％的权益、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收购巴基斯坦第五大移动运营商一巴科泰尔有限公司88.86％股权。此外，一批境外研发中心、工业园区(如海尔巴基斯坦园区等)逐步建立。

(四)大项目不断增加，技术含量日益提高

一批大型境外加工贸易项目纷纷建成投产，经济效益逐步显现。同时，高科技企业对外投资崭露头角，一批以通信网络、应用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开发为主的国内高科技企业，通过在香港、美国等地设立公司，加快了建立国际营销网络的步伐。

二、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风险分析

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的风险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管理风险和财务风险等方面。

(一)政治风险

1　政府干预

在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经营领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经常以国家安全为由干预中国企业正常的投资商业行为。2005年，联想集团宣布以17.5亿美元并购IBM公司个人电脑(PC)业务，但因为CFIUS担心这一并购行为有可能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而被迫接受延期调查。在并购行为结束后，美国国会议员理查德・达马托(Richard D Amato)又向国会提议审查联想计算机的信息安全，使联想的业务发展受到很大的制约。2005年3月，华为公司向印度政府提出了贸易许可申请，附带6000万美元在印度设立工厂的申请，出于对中国企业在通信硬件方面的安全顾虑，印度政府暂缓了中国华为技术公司投资6000万美元设立工厂的提议。

2　民族主义风险

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导致工会势力加强，罢工频起，致使生产和工程进度等都受到极大的影响。在个别国家，政府颁布命令，要求企业提高基本工资，这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加大，利润受到影响。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往往过分追求纯粹的经济利益，不在东道国寻求利益代言人，不注重建立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很少实施本土化的经营战略。这样一来，我国境外投资企业的发展不仅难以真正融入东道国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体系之中，而且由于与当地政府和公众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很容易引起“排华”情绪，遭遇民族主义风险。如2004年，西班牙鞋商和贸易保护主义者打着保护民族产业的旗号，针对中国鞋发起了多起游行、示威、抗议活动，9月17日，埃尔切市的少数激进分子甚至烧毁了大批中国鞋，酿成了震惊世界的烧鞋事件。

3　政策变动风险

东道国政策、法规的不连续，会给我国企业境外发展的空间和利益造成很大的影响。例如，俄罗斯近年来不断提高石油和木材的出口关税，导致我国投

资俄罗斯木材及加工业的企业遭受损失。此外，俄罗斯2006年底出台的关于整顿批发零售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外来移民就业等有关法规，更是使十万华商遭受重大损失。泰国新政府修订《外国人经商法》，大约有1300多家外资公司因此必须调整股份结构，也使得许多中国境外企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4　恐怖主义风险

9.11事件以来，恐怖主义威胁与全球反恐成为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上突出的特点。虽然国际社会做了很多反恐努力，但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宗教、民族等深层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从西班牙马德里火车爆炸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爆炸案到俄罗斯莫斯科地铁爆炸案和伊斯兰人质事件，整个世界似乎到处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影里，而针对外国人的绑架、恐怖袭击事件也屡有发生。近年来，中国公司也成为了的袭击目标。

5　地缘政治风险

地缘政治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调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特定时期人们对贮存于特定地区的特定资源的需求程度规定着世界资源中心，同时形成这一时期的地缘政治争控的核心目标。石油已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军事和外交关系的重要筹码，许多国家都把石油看作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以至于当严重威胁发生时政府会不惜使用武力来进行干涉和保护。由于石油分布的不均衡性，各国为了获取石油围绕着世界特定区域而进行的激烈争夺和冲突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而战争一旦爆发，石油公司的巨额投资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二)管理风险

1　效率风险

我国对外投资仍以国有企业为主，目前大型企业仍是国有或国有控股。国有企业在治理结构上的缺陷，包括所有者和经营者在目标取向方面存在扭曲、责权不对称、对企业经营者的激励和约束不足，使得国有企业在国外市场竞争中缺乏效率和国际竞争力。另外，我国企业在财务管理、技术标准以及产品质量标准等方面都与国际惯例有一定差距，也使自己在国外竞争中处于劣势。

2　跨文化风险

跨文化风险是指与东道国的语言、风俗习惯、价值观与态度、等方面的差异给企业对外投资带来影响的不确定性。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价值观等方面容易形成较大差异。例如，在风险观念方面，中国企业家一般缺乏风险意识和冒险精神，在不确定条件下不敢贸然决策，往往失去市场竞争机会；而西方企业家则勇于冒险、敢于探索，尤其是在研制新产品、开拓新市场、运用新技术等方面表现突出。对外投资企业如果不重视多元文化的差异，将会增大投资风险。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应该努力化解这种差异化的风险。

(三)财务风险

加入WTO后，我国的产品可在WTO的150多个成员国中享受多边的、无条件的、稳定的最惠国待遇，这使我国企业跨国经营活动更加频繁而复杂，经营管理的全球化使财务活动必定会涉及多个币种，发生大量的外汇结算业务，加之经常性项目和资本性项目的进一步开放，货币风险将进一步增加，企业货币风险管理重要性凸现。我国于2005年7月21日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加大了汇率的不确定性和浮动空间，增大了企业的货币风险。

根据《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要求及与有关WTO成员国达成的双边协议，我国将逐步放松外资金融机构准入的范围和区域限制。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金融创新不断丰富金融工具品种，拓展金融服务范围，同时衍生出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表外风险等新的风险，规避风险将成为人世后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三、中国企业跨国直接投资风险防范措施

(一)政治风险防范对策

1　通过签订国际多边、双边或区域投资保护协定保障本国企业跨国投资安全

母国对于本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法律和政策保护实际上是以两国或多国政府实行双边、多边保护协议为基础的。只有建立有双边、多边保护协定，才能真正落实责任和权利。在双边投资保护和保险制度下，中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一旦遭到政治风险，可以先由国内保险机构向投资企业赔偿损失，然后由保险机构获得代位求偿权，依据中国与东道国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向东道国办理事项。我们也可以依据双边保护协定的对等原则，当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遇到不公平待遇时，可以惩罚东道国在华的相应企业。

2　积极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境外投资保险机构

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可以向跨国投资者承保外汇冻结险、资产征用险、合同中止险、武装冲突和市民暴动险这四种风险。对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是资本输出国政府对本国对外直接投资者在国外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提供保证或由风险投资者向本国投资保险机构申请保险后，若发生承保范围的政治风险致使投资者受损，保险机构予以补偿的制度。

(二)管理风险的防范对策

1　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要给予大力倾斜和扶持，以技术创新为主要抓手，培育龙头企业，形成支柱产业，逐步形成一定规模的行业体系，提高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应当把核心竞争力的建立和培育作为自己经营发展的战略。从本质上看，企业的竞争是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人才的竞争，科技能力高，效率就高，成本也就更低。面对国际市场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必须强化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拥有更多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专利，增强核心竞争力。

2　了解投资环境

企业必需在投人资本前仔细研究国家的政策条例和政策意图及它们的变化趋势，大胆作出政策允许的投资决策并善于从优惠政策中获得收益，节省开支；学会运用法律法规来保护企业的权益，适应市场的变化和消费者的需求，即与市场总需求发展趋势符合，形成有效供给，又要防止供给结构趋向，导致生产能力过剩，形成“重复建设”。还应该充分了解投资所在国家和地区的人文环境和风俗习惯，做到入乡随俗，不要引起民族冲突，可以在投资所在国寻找合作伙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局面。

(三)财务风险的防范对策

企业必须合理、适度举债，量力而行，注意项目自身的“造血功能”。一要使投资的债务规模和结构符合还款能力和合理资金结构的要求；二要保持资产的流动性，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的利用效果，增强企业实际偿债能力；三要合理调度货币资金，保证生产经营的需要，又要满足支付债务和股利的需要；四要建立偿债基金，进行还款进度安排，确保资金来源的可靠性，有效地防止债务危机的发生。

(作者单位：天津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卡尔・索旺、崔海晶：新兴市场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一些政策问题。《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2期。

郭虹、赵春明：我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与对策分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