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利弊十篇

儒家思想的利弊篇1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最伟在的人物.一位是秦始皇嬴政,另一位是开国领袖.如果说秦始皇的诞生奠定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王朝,那么的诞生则为中国开辟了一条新的历史规道.

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生不赞成儒家思想,""极力地批判反驳孔子,为什么会如此呢?儒家思想植根于中国人心二千余年,如果秦始皇反驳,不赞成那还好说,为什么也反对呢?中国历史上两位最伟大的君王都极力地反驳孔子,难道只是历史的巧合.或者说孔子之道确实是蛊惑人心,那既然是蛊惑人心之数,又为何延续至今呢?孔子为什么一会是白脸,一会是黑脸.时而被批斗的一文不什,时而又被放在至圣先知的高位上.同学们要说了,怎么哪么多的为什么,到底要回答那一个呢?实际上我们无须回答,抛杂理陈,直奔主题.只要弄清楚孔子儒家思想的憋端以及好处,所有的为什么就都会迎刃而解.那就这样,我们来深入的来了解一下儒家思想的利与憋.

首先我们来来看一下它的好处.儒家思想之所以能一直为后世的统治者所使用,就说明了这种思想是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的.读过论语的多少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论语所讲述的主要是一个人与其它形形,周围人群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也明确指出了人生而于世应该做些什么,这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价什观,人生观.同时也有明确的荣辱观,君子,小人也被划分的一清二楚.这些都还是此要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有一种顺应时代潮流发展的本色.这种本色也是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汉之前的儒家是复古的,反对秦制,提倡周制.而汉朝的儒家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形成了适应封建王朝的儒家思想.而宋朝则有程朱理学,现在呢?儒家思相不也正在发展,与各种不同的思想碰撞,融合.我坚信,顺应当今时代潮流的新儒家思想的形成已为时不远.那各位就要说了,那为什么两位无必英明的,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响当当 的人物为什么会排斥,批斗儒家思想呢?这也就要论及到儒家思想的弊端了.

儒家思想大家都知道,他是在道德上给人们立下各种各样的规矩.怎样学习,什么态度.怎样说话,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规矩不成方园,有规矩是件好事,但是大家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当一个人,甚至一大群人的思想都被禁锢成一个固定思维时,那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模式化,人与人的思想都一个样.那如何发展,如何进步.思想得不到发和进步,难道你还奢求社会进步.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即有利也有弊.两位伟人反对儒家思想,.是因为特定的历史背景促成的.

但总的来说孔子之道是取的,利大于弊.我们当代青少年应积极学习,吸收先辈们的优良传统.同时兼容并包,融合各家各派，各国先进思想,尽快完成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任务。

儒家思想的利弊篇2

1、因此，调和阴阳，补偏救弊，恢复二者的相对平衡，促进阴阳的平和状态（阴平阳秘），即为中医诊疗必须遵循的总纲。

2、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

4、所有这些替代的组合，构成一个补偏救弊的系统。

5、最后，针对这种大学入学考试方案的不足，本文设想了通过完善本科生转专业制度作为大学统一入学考试的补偏救弊之策。

7、我们在工作中要不断地补偏救弊，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8、苟不自其本页图之，则亦仅能补偏救弊，偷为一时之治而已矣。

11、在教育上，应发挥补偏救弊的功能，对弱势者施予更多的援手。

12、因此，调和阴阳，补偏救弊，恢复二者的相对平衡，促进阴阳的平和状态，即为中医诊疗必须遵循的总纲。

14、认真总结，可达到补偏救弊的目地，更有利于我们的工作。

15、我们要及时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补偏救弊，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成长。

16、我们的研究成果存在很多错误和漏洞，必须及时补偏救弊，否则将前功尽弃。

17、说明协调阴阳，补偏救弊，恢复阴阳的动态平衡，是临床治疗的根本原则。

18、我们一定要看到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确有补偏救弊之益，但如果认为西方文明已完全丧失了自我更新的机制和能力，身处绝境而有待儒学的拯救，则不免将极为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20、更重要的是，他没有割裂学术之间的传承关系，认识到自己的成绩乃是以前人的成绩为起点，对前人学术补偏救弊的结果，充分肯定了前人的成绩，表现出深刻的朴素历史主义思想。

21、而且，以儒学为传统资源而形成起来的现代人权意识，更会以其独具价值对欧美式的现代人权意识起到补偏救弊的作用，从而对当今以至未来人类的人权思想与人权事业作出贡献。

22、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有创辟，彼必具有一番济世救世淑世教世心，而又高赡远瞩，深思密虑，能补偏救弊，推陈出新，发掘出人人心中所蕴藏所要求之一个新局面与新花样。

24、应该说，我国文艺学研究中由价值论倾向向科学论倾向的转换带有某种必然性，就实际情形而论，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是一种补偏救弊之举。

26、其实，问题不在批评本身，而恰恰在于批评观念的不由自主地改弦易辙，虽然有时是为了补偏救弊，但矫枉过正仍然是当前批评的症结所在。

27、这才是真正的人文主义的立场，任何文化都不应该偏离这样的一种立场，一旦如此，则必然要进行文化上的补偏救弊的工作。

29、中医药膳以此为据，巧妙合理的利用五味之偏性以调整脏腑之偏颇，补偏救弊从而使五脏之间恢复平衡协调的正常状态。

30、同样，他们力图为人类在现代化进程中已经成就的现代性补偏救弊所立足的智慧资源也明显是源自于中国传统的。

儒家思想的利弊篇3

关键词:李顒;宋明理学;思想研究

一、二曲的主要思想

李顒(1627--1705)明清之际哲学家。字中孚,号二曲。陕西周至人。因为“周至”的古字在《汉书》中解释为山曲和水曲。所以人们便称他为二曲先生。家贫, 借书苦学,遍读经史诸子以及释道之书。曾讲学江南,门徒甚众,后主讲关中书院。与孙奇逢、黄宗羲并称三大儒。其主要思想包括四个方面:

1、悔过自新的功夫本体论

2、明体适用之学

3、经世:儒教根本使命的澄清。

4、似迂而实不迂的匡时要务

1、悔过自新的功夫本体论

悔过自新在二曲整个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悔过自新的大意谓:“学者要先检身过,次检心过,悔其前非,断其后续。以期至于无一念之不纯,无一息之稍懈而后已。”“苟有一念未纯于理,即是过”“苟有一息稍涉于懈,则非新。”而判断“过”与“非新”的标准,则是理,就是天理。其实不过是阳明“致良知”的发展而已。悔过自新说全面继承了阳明“致良知”说的内核,在致良知的基础上更加具体细致的有所发展。

阳明四句教曰:‘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所谓心之体,就是天理。意动有善有恶,有恶的意,就是二曲所谓的过。阳明所谓为善去恶的格物,就是二曲的悔过。二曲之说,大意谓从“过”上下手,去过去恶就是为善,为善就是反于本体,反于天理。这又于阳明的猫捕鼠论有明显的继承关系。阳明谓格去心中之恶,须如猫捕鼠,如官兵捉贼,不可与他方便。经过这一番悔过自新,就能从新恢复天理的本然之善了。

悔过自新,在二曲这里,是即功夫即本体的,这一套即是功夫,又是本体的根本方法。悔过自新说也是二曲总结继承理学七百年各种工夫论而提出的一种很全面的工夫论了。概二曲之学,坐集七百年之智,大多带有总结的性质。

2、明体适用之学

明体适用是二曲学最鲜明的特色,是二曲学术思想的根本框架,也是二曲学最大理论价值之所在。

二曲学之所以标榜明体适用,根本原因在于看到了理学最大的弊端。无论程朱,还是陆王,都缺乏事功思想。不但如此,而且还对事功极力打击,迂腐空疏无用之极。二曲把重心放在适用上,正是为了矫正宋明理学家偏重于明体的缺点。他将明体适用提高到儒学根本特征的高度,指出全部儒学,就是明体适用之学,他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依照明体适用的程度,他将儒者做了分类,他说:“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俗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溺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二曲更将明体适用标注为儒学的根本特征,他说:“吾人自读大学以来,亦知大学是一部明体适用之书,大学之学是明体适用之学。”更进一步,他说:“明体适用,乃吾人性分之所不容己,学而不如此,则失其所以为学,便失其所以为人。”他详细解释明体适用为:“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二曲极端重视经世实学的学习和研究。《二曲集》中,记载了二曲所开的两个书目,一为《体用全学》,一为《读书次第》这两个书目,可以全面的反应二曲的明体适用的思想。张珥在《体用全学》的识言中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欲为明体适用之学,须读明体适用之书。未有不读明体适用之书,而可以为明体适用之学者”。为具体说明二曲的明体适用思想,特开体用全学的书目。明体类:《象山集》、《阳明集》、《龙溪集》、《近溪集》、《慈湖集》、《白沙集》、《二程全书》、《朱子语类大全》、《吴康斋集》、《朱子文集大全》、《薛敬轩读书录》、《胡敬斋集》、《罗整庵困知记》、《吕泾野语录》、《冯少墟集》。以上为明体类主要书籍。在这个书目中,可以看出,陆王学在前,程朱学在后。按照二曲的说法:“自象山以致慈湖之书,阐明心性,和盘托出,熟读之可以洞斯道之大源。夫然后日阅程朱诸录,及康斋,敬轩等集,以尽下学之功。收摄保住,由功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际。”

适用类:《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衡门芹》、《经世石画》、《经世契要》、《武备志》、《孙子》、《吴子》、《纪效新书》、《练兵事实》、《经世八编》、《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大明会典》、《历代名臣奏议》、《律令》、《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适用类书籍包括了实际政治活动中的方方面面。特别突出的是,二曲对兵学的重视。他在《武备志》等兵学书籍下加的按语说:“经世之法,莫难于用兵。俄顷之间,胜败分焉,非可以漫尝试也。今学者无志与当世,固无论矣;即有志于当世,往往与兵机多不致意,以为兵者非儒者所事。然则武侯之伟略,阳明之武功,非耶?学者于此,苟能深讨细究而有得焉,则异日大当机应变,作用必有可观。”这是儒学第一次明确提出兵学研究的重要性。儒者之兵学,自此始。二曲用他的体用全学构建了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全部二曲学,就是在这个理论框架内展开的.二曲的理论体系,于后世以极大影响.

3、经世:儒教根本使命的澄清。

二曲说:“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自宗传晦而邪说横,于是一变而为功利之习,再变而为为训诂之习。沁假至今,则又以善笔札、工讲诵为儒教当然,愈趋愈下,而儒之所以为儒,名存而实亡矣。”二曲此语,揭出儒教之真精神。孔子一生,栖栖遑遑,所为者何?救世也。救世者何?经世也。固儒教之真精神,实在救世。所谓“开物成务,康济群生”是也。余小子生于二曲三百年后,闻之岂不悚然哉?勿忘吾儒之真精神,小子勖哉!小子勖哉!

4、似迂而实不迂的匡时要务

二曲所谓匡时要务,是提醒天下之人心,提醒天下之人心的手段,就是讲学。乍一听此,无不以二曲为迂腐,但细细思量,此说似迂腐而非迂腐。

军事政治手段,固然很重要,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为政之大要,更在破心中之贼。邓小平所谓“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指的就是这里。当今

4、静坐的体认方法

1、合程朱陆王为一体,而以陆王为本

程朱陆王是理学中两大主流学派,自鹅湖之会后,两派分歧彻底暴漏,当时就互相攻击辩难。朱陆死后,两派互为门户,互相攻击。二曲的思想,明显的表现出调和朱陆的风格。他说:“学术之有程朱,有陆王,犹车之有左轮,有右轮,缺一不可,尊一辟一皆偏在也。”二曲之所以表现出这种风格,与他对整个宋明理学史的总结有关。二曲处于明末清初的年代,宋明理学经过六七百年的发展,无论程朱还是陆王的弊端都明显的暴漏出来。二曲说:“人之所以为人,止是一心,七篇之书反复开导,无非欲人求心。孟氏而后,学知求心,若象山之“先立乎其大者”,阳明之“致良知”,简易直接,令人当下直得心要,可为千古一快。而末流承传不能无弊。往往略功夫而谈本体,舍下学而务上达。不失之空疏杜撰鲜实用,则失之恍惚虚寂杂于禅。程子言“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子约之为“主敬穷理”,以轨一学者,使人知行并进,深得孔门博约家法。而其末流之弊,高者做功夫二昧本体,。事现在而忘源头;卑者没溺与文义,葛藤于论说,辨门户同异而已。”二曲的这段话,可说是对整个宋明理学史的总结。对偏于程朱和陆王的弊端,彻底看透。以此他说:“吾人生乎其后,当鉴偏救弊,舍短取长,以孔子为宗,以孟子为导,以程朱陆王为辅,“先立其大”、致良知以明本体。“居敬穷理”、“涵养省察”以做功夫,既不失之支离,又不堕于空寂,内外兼诣,下学上达,一以贯之矣。”

二曲对阳明极为推崇,同时对阳明之弊,看的很透,因此他主张对阳明之弊“救之以考亭”。虽然如此,二曲对阳明和考亭,仍是以阳明为本体,以考亭为功夫。他说“必也以致良知明本体,以主敬穷理、存养省察为功夫”,难怪他被梁启超目为“王学余波”了。

一般的认为,二曲是关学的殿军大师。不过实际上,二曲继承的并不是张子的气学,而是阳明的心学。因此说他是关学的大师,其实是以地域言,而非以学派言。如果说关学的最后大师,实际上是王船山先生了。

2、救偏补弊。救理学之偏,补理学之弊。彻底终结了理学。

二曲通过对宋明理学的总结,救其偏,补其弊,他的思想体系,既不同于程朱,也不同于陆王,终于形成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理学在他手中,也就彻底走向了终结。

但二曲在当时晚明诸子中,对理学的总结是温和的,他虽然终结了理学,同时又基本上继承了理学的基本内核。二曲对理学的批判也是相当温和的,他完全保留了理学的基本内核,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在保留理学基本内核的基础上,修补一番,但就是这样,也使二曲学发生了和宋明理学很大的变化。

3、出现了许多与宋明理学不同的新特征

二曲学出现了和程朱陆王都不同的新特征。最大的表现,就是一、崇实黜虚,二、极力推崇,高度重视经济实学,三、对朱注多所订正。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经济实学的重视和推崇。二曲在《体用全学》中,列出《大学衍义》《文献通考》《资治通鉴》《武备志》等二十三种书。不但包括历史、制度、兵学,还包括《农政全书》、《泰西水法》、《水利全书》、《地理险要》等农林、水利、地理方面的书。

4、静坐的体认方法

宋明理学家大都非常重视静坐。二曲也是很重视静坐的。他在《学髓》中专门讲了静坐的修养方法。“问‘得力之要’。曰:‘其静乎。’曰:‘学须该动静,偏静,恐流于禅’曰:‘学固该动静,而动则必本于静,动之无妄,由于静之能纯。静而不纯,安保动而无妄?’”不但如此,二曲还要求一天静坐三次,每次还要点一炷香,而且明确提出斋戒。二曲认为,本体乃是静的,“虚明定寂,是谓未发之中,动而虚明定寂,是谓中节之和”。余以为,这正是宋明理学之大病根之所在。本体绝不是静的,本体是动,易曰:生生不息。若是静的,如何会不息。

儒家思想的利弊篇4

[关键词]先秦时期；阅读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5-6041（2016）05-0016-04

1先秦时期阅读研究史概述

先秦（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是指秦朝建立之前的历史时期，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战国时期，经历了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等历史阶段。阅读理论研究的先秦时期主要是指殷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明，学术思想自由、文化繁荣，产生了诸子百家。诸子如孔子、老子、韩非子、墨子等，百家如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史称“百家争鸣”。

我国重视阅读研究的历史悠久深厚，早在尧舜时代就出现了阅读研究的萌芽，出自《尚书・尧典》的“诗言志，歌永言”可视为我国古代阅读研究最原始的资料。《左传》记载鲁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公子季礼出使鲁国，通过对传统音乐和诗歌的鉴赏，阐述了自己对周朝及各诸侯的盛衰兴亡的看法，是先秦时期相对经典和完整的有关阅读的言论，也是我国最早的阅读论。随着社会的发展，书籍数量增多，阅读活动频繁，春秋时期，孔子编订《六经》，以《六经》作为教材进行知识传授和伦理教育。《六经》的编订，标志着先秦时期阅读研究的开创时期的到来。孔子运用《六经》推行教化，深入探讨了阅读活动的经验，包括阅读的意义、阅读的内容和阅读方法等。生活在孔子之后的孟子、荀子，高度重视阅读活动，继承并丰富了孔子的阅读研究理论，对阅读的功用、阅读的原则、阅读的过程、阅读的品质的培养以及阅读的主客体关系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阐释。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推崇“道法自然”，反对读书，对阅读持否定态度。老子认为“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庄子认为“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但老子的“少则得，多则惑”，“九层之台，始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对阅读品质的培养和阅读方法的运用具有借鉴作用。以商鞅和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为“法治”是治国的唯一办法，反对读书，甚至视儒书为社会的“六虱”和“五蠹”，“上无使农战，必贫至削”。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由于所处时代和代表各阶层利益的不同，阅读思想也有反动、进步之分。但他们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学术的繁荣，对阅读领域的研究促使人们对阅读的进一步思考探索，丰富了我国古代阅读理论库藏的作用，对促进我国古代阅读研究的发展以及奠定我国古代阅读研究基础，做出了贡献。流传下来的经典阅读理论和方法对当今社会阅读活动仍有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2先秦时期阅读研究特点

2.1 阅读思想带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烙印和阶级色彩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社会大变革、社会大动乱的时期，也是我国古代思想变革最为激烈的时期，这期间不同学派纷纷著书立说，针砭时弊，论辩政论，形成了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和文学上的百花齐放局面。

在阅读观方面，矛盾最为尖锐的当属儒、道、法三家，在阅读功用和阅读意义上的争论最为激烈。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和“德治”和“礼治”的治国方略，所以儒家学派高度重视阅读活动并极大肯定《六经》的教化作用，孔子是我国古代阅读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礼记・经解》）这一段话，表明孔子认为阅读“六经”不仅可以美化性格，净化心灵，培养良好作风，提高人的智力和才干，以实现作为“士”和“君子”的政治理想。墨子因早年师从儒者，学习儒家典籍，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后创立墨家学派，政治上主张“兼爱”“非攻”，在阅读的意义和功用方面也持肯定态度。在阅读方面，墨子首次提出了以“义”和“三表”为判断读物是非曲直的标准；以“传道”和“知其要”为阅读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1]。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主张“道法自然”，“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政治上主张推行“愚民政策”和“无为而治”，反对求知和读书。“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认为求学，知识和嗜欲会一天比一天增加；求道，知识和嗜欲会一天比一天减少。同为道家学派创始人的庄子对阅读同样持否定态度，“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认为书不能完整地表达作者的意思，“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庄子・天道》），并且所记载的内容是陈旧的知识，是糟粕，故不足贵。商鞅作为战国中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政治上主张法治，在秦国推行了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在阅读上极力反对儒书，认为儒书都是些脱离社会实情的迂谈浮说，诗、书无益于治，如果靠“浮学”治理国家，“敌至必削，不至必贫”。韩非作为古代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主张以法治国，认为书是过时的记录，用书上的知识来治理国家，后患无穷，正如《韩非子・奸劫弑臣》中记载的“听其言者危，用其计者乱，词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并且认为“先王之言，有其所为小而世意之大者，有其所为大而世意之小者，未可必知也”，因此读书不可望文生义，必须透过文辞，掌握其实质。

儒家思想的利弊篇5

教学要求：

了解西汉初年黄老之学，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能力

知道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变成了统一思想的历史，领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推出及其给后世带来的深刻影响;讲述董仲舒与其所提主张被采纳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使学生学会归纳总结，对比黄老之学跟董仲舒儒学，让学生具备分析问题的本领。

二、过程与方法

了解西汉初期的经济发展状态以及黄老之学的主张作法阐述出兴衰进程。

根据历史背景、主张思想、功能作用等等方面，阐述出儒家思想为何能变成汉代及其后世的统一思想。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学习黄老之学占主导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的这个演变过程，让学生了解到历史上的经济政治与思想文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以后在学习中对一种社会思想的评判时一定要考虑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

经过学习董仲舒努力使儒家思想替代黄老思想成为历史统一思想的事件，学生们应该了解到思想文化是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教学重难点：

重点：黄老之学思想的特点;董仲舒儒学体制

难点：西汉统治思想的改变与缘由

学情分析：

这次课时所要讲的知识，学生在中学时代已经初步的接触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一点都不陌生。但是这次的知识点讲解起来比较抽象，凭学生现在的文学素养掌握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在讲解的时候，运用一些幽默诙谐且与知识点相关的历史故事及图片进行讲述，便于学生的理解。

教学内容：

复习导入

老师：前两节课，咱们讲解了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对我国历史文化的影响，那到了秦始皇统治时期，哪家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呢？

学生：法家

老师：秦始皇实施暴政使历史上这个统一王朝只经历短短数年就灭亡了。那么作为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的朝代――汉朝，它又将采纳谁家的治国思想呢？下面我们就来讲述，汉代思想的大统一。

一、西汉初期的黄老之学

（一）兴起的原因

1.西汉初期，经济残破，百废待兴。

2.黄老之学中“无为而治”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

3.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

（二）推行的时间与作用

时间：开始提出于战国，从汉高祖到武帝即位约7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政治上的指导思想，在社会上居于支配地位。

作用：黄老政治的实施使汉初社会迅速恢复了元气。休养生息的“无为”政策让西汉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况;为汉武帝时期的过富力强奠定了夯实的基础。

课堂提问：黄老之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内容是由治身（养生）和治国两个方面组成的，黄老之学是强调尊重客观规律，提倡因时制宜的“无为而治”的哲学观点。黄老之学早期的理论来源是道家，后来演变到与阴阳家、儒家、法家的思想结合，可以说是集所有学派的特点于一身。“无为而不为”的思想，既尊重自然规律，反对盲目行动，又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倡导“待时而动”，“因时制宜”，是一种“积极无为”的哲学观。在政治上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在哲学上也是鲜少的提出了尊重客观规律、因地制宜的哲学观点。

（三）黄老之学被取代的原因

主观上，经过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西汉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已经是国富力强。随着国力的强盛，汉武帝希望手中的权势更加集中，拥有开疆拓土的雄心。这些必然要求中央集权，发展成军事强国。而黄老之学则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央集权的需求。

客观上，儒家思想进行了理论上的调整，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央集权发展要求的新理论。汉武帝希望“有为”而治，而无为而治的思想已经不能配合汉武帝实现他的抱负，这时候改良后的儒家思想就开始被关注了。

总之，黄老之学统治地位的被取代，根本原因是其固步自封不能顺应时代的变化作出其变化。

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导入

儒家思想的成长过程：春秋时期初具模型――战国时百家争鸣得到飞速发展――秦始皇焚书坑儒遭受重创――西汉初期复苏状态――汉武帝时演进为新儒学，成为统一思想。

思考：同学们，你们做一下假设，你们是董仲舒，汉武帝召见了你，你想用什么思想来吸引汉武帝的注意呢？那被汉武帝重视的思想会在后世产生怎样的作用？

（一）新儒家思想主要内容

董仲舒提出的儒家思想是把道家、阴阳家和黄老之学以及法家思想的融合，再配以儒家思想而成的新儒家思想，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思想主张。董仲舒新儒家思想主张的基础是天人感应学说，它的大一统理论、君权神授的学说都被当时的统治者汉武帝所青睐，它对于想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者来说如虎添翼。轻徭薄赋的主张是针对于土地提出的政策，这是历史向前推进的一大步，进一步缓和了阶级矛盾。新儒家思想最终归结为“三纲”“五常”的核心理念，三纲是社会伦理，五常是个人品德，这种思想统治了整个封建社会时期。

（二）新儒家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统治者采纳的原因及对其的评价

课堂提问：西汉当时的统治者为什么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呢？

引导：1.经济方面考虑;2.统治者的个人考虑;3.新儒学自身考虑。

课堂提问：评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引导：从利弊两方面考虑，凡是都有两面，我们要面面俱到。有利的一面，首先这件事本身在历史的长河中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次，它在政治上顺应了当时政权的发展趋势;最后，在思想上确立了其主导地位，开创了鲜明的儒家文化。弊端，它的文化专制政策不利于思想的解放，最终使得中国落伍与其他国家。

（三）比较孔孟的儒家思想与董仲舒提出的新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先秦的儒家思想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董仲舒提出的新儒学得到了汉武帝的大力推崇变成了统治思想。

开始的儒家思想以务实为主，但董仲舒提出“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神学理论。

春秋战国的儒学是针对学术理念的钻营，而新儒学则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思想工具。

儒家思想在春秋时的百家争鸣中不断的在发展，但是到了董仲舒及其以后的新儒学则成了教条被人熟识。

最后总结：

西汉初期，由于连年的战争及刚建国，领导者在统治时推行的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农业发展上实行轻摇赋税，争取尽快恢复国力，为此黄老之学逐渐趋于统治者的正统思想。但是随着经济的复苏与政权的稳固，甚至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到了汉武帝时期，统治者的雄心更加膨胀，想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这时候无为而治已经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儒家思想的利弊篇6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1—0030—05

高中必修三呈现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发展历程，其中“宋明理学”部分难度最大。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这一部分涉及中国古代哲学若干艰深概念，距离现代社会远，我们缺乏相应的知识积累；二是对于宋明理学的历史背景教材交代少，宋明理学的面貌只是极度凝练的概括，来龙去脉我们难以捕捉。于是这一部分容易流于机械性的灌输，设计的活动往往有些泛泛。笔者试图挖掘这一部分的主线，就若干晦涩、易错的难点展开讨论，求教于广大教师。

一、挖掘主线

本课属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专题，其内容标准的学习要点要求：“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宋明理学以怎样的发展脉络呈现？为何呈现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特点？这样的要求对于中学教学来说并不低。解决这些问题，势必要对我国古代思想史有更深层次的把握。我们知道，古代学术大体可以划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阶段，而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也并非自始至终都是不可撼动的，儒家思想至少经历过三次危机：

第一次是在诸子学于秦朝统一之后面临的焚书劫难，儒家首当其冲；在汉帝国建立之后，董仲舒糅合了阴阳家、法家、道家思想重振儒学，形成了外儒内法的经学独尊地位。第二次是在汉末魏晋南北朝，今文经学流于迷信，古文经学流于繁琐，正统的儒学不能约束人心，在战乱和佛道的冲击下儒学出现第二次危机；经历宋明理学家的诸多努力，在吸收佛教、道教精华的基础上，儒学开始第二次振兴，重新成为正统思想。第三次危机是近代西学东渐之后，古代学术的发展走向尾声。

宋明理学的展开，就是第二次危机出现后。学者们吸收佛道思想走出危机的过程。汤因比说，“挑战与应战的相互作用不断将文明向前推进，最适度的挑战不仅必须激起受到挑战的一方进行成功的应战，而且刺激对方获得一种将自己推向前进的动力，即从一次成功到新的斗争，从一个问题的解决到另一个问题的提出，从暂时的歇息到展开新的运动，从阴再次到阳”。可见“挑战”——第二次儒学危机的提出，以及“应战”——宋明儒者的应对可构成这一课的主线：

“挑战”。第二次儒学危机，无疑主要在于佛道两家思想的冲击。自从东汉以来佛道在中国大盛，其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儒家。“盖儒术衰歇，自晚汉已然，虽以传统尊严，制科所在，注疏词章，仅为利禄。粗足语夫学问之真者，转在彼而不在此也。”足见随着社会的动荡，汉末以后儒家的势力基本被架空。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韩愈。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要迎佛骨人宫内供养三日。韩愈听到后写下名文《谏迎佛骨表》，上奏宪宗，极论不应信仰佛教，列举历朝佞佛的皇帝“运祚不长”，“事佛求福，乃更得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立场力主皇帝灭佛。但韩愈没能阻挡宪宗，还险些招致杀身之祸。事后韩愈被贬，其行为大大收敛。韩愈的失败，也说明了这场白热化的儒佛之争中儒家的惨败。就统治者而言，儒家对精神世界的关照空间基本被掏空，仅剩下躯壳。

儒学在汉末以后面临的这种尴尬的处境，表面上是被佛道所压制，实际上与其自身的种种弊病密切相关。第一，自孔子以来，儒学一直是为政治服务，汉代董仲舒以后的天人感应说和五德终始说，都直接论证的是统治者执政的合理性。政治学说毕竟不是学术，虽然带有哲学精神，其逻辑再严密也终究有着诸多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性漏洞。随着统治者的没落儒学危机自然出现。第二，正如诸多学者所指出的，儒家学说内容庞大，但相当一个时期是一个零碎、杂糅的汇总，其内在的体系性不强，欠缺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框架；其内部门户林立，相互抵牾诟病大于切磋促进。第三，自孔子以来儒家学说都以“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为态度，对鬼神、生死、世界本体等问题的探索基本是空白；但社会的动荡与战乱使人们需要彼岸世界的精神慰藉，于是佛教和道教的繁盛自然在情理之中。佛道对儒学挑战，深刻原因在于儒学的内部。

“应战”。“追寻之于孔孟六经，重振淑世之化，阴袭道院禅林之余蓄，而开新儒学之机运者，则所谓宋明理学是也。”既然危机的原因出在儒学内部，宋明儒者就势必要对这些进行调整。这一次调整的难度，比汉代学者重振儒学的难度大得多，因为这次复兴触及儒学的根本性弱点。所以宋明理学家的应战措施，绝不是只批评佛道的简单层面，而是要处理一系列复杂问题。“宋明儒沿接禅宗，向人生界更进一步，回复到先秦儒身、家、国、天下的实际大群人生上来，但仍须吸纳融化佛学上对心性研析的一切意见与成就。宋明儒会通佛学来扩大儒家……宋明儒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正在这一点，在其能把佛学全部融化了。”

首先，宋明儒者的学说和汉代董仲舒等人相比，虽然也是为纲常伦理与封建政治服务，但宋明儒者理论的说服力远远大于汉儒。董仲舒的学说显然过于疏阔附会，“其实仲舒思想的主要渊源，只是战国晚年的阴阳家邹衍，更使仲舒思想，由附会而转入怪异，遂使此后的思想界中毒更深”。其学说中，对政治服务的工具性内容远大于学术性内容。但宋明儒者能够很大程度上从学理的角度探索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能够有勇气探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据，能够潜心钻研“格物致知”的法则，能够叩问出“吾心即是宇宙”的道理，这些都说明宋明儒者和政治之间有一定距离。

其次，宋明学者在批判佛道的基础上，依照佛道的理论框架对传统儒学作了重要的整合：

1.人心人性作为哲学叩问的重要问题，而先秦的心性儒学在汉魏以后隐而不彰。佛教主张明心见性，道教主张修心养性，在这一时期远远比儒学走得远。在这种压力下，宋明理学家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作为心性之学的纲领，和经书中原先重要性靠后的《论语》《孟子》一起列为《四书》，大讲天理、人欲与人性的善恶（朱熹看到了人性中有恶的因素，王阳明主张性善），以探索心性来解决儒家所面临的困境，完成了先秦心性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

2.先秦两汉儒学的经典中，许多内容都停留在政治伦理的层面，对于世界本源的叩问几乎空缺。宋明儒者在这一点上取法道教，论证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五代末期的陈抟研究太极，北宋的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和程颐等人继续发展世界本源学说，南宋朱熹集前代大成最后形成理学。陆九渊和王阳明也认同世界本源的学说，认为心即理。所谓格物致知、发明本心都是认识论角度探索本源的方式。这样儒家从本体论到认识论都被宋明理学大大丰富了。

3.宋明理学家继承了唐代韩愈主张的“道统”，即儒家传道脉络系统。韩愈作《原道》，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授系统，称自己继承了这一系统的衣钵。程颐在为程颢所作的《墓表》中认同直到程颢才接过这个道统。南宋朱熹认为周敦颐和程氏兄弟是上接孟子的，而自己继承了周、程思想。这一学说的建立，不仅论证了理学的正统地位，也是对庞大杂糅、门户林立的儒家学说是一次很好的体系疏理。

最后，宋明儒者在批判佛道同时，也吸收了佛道的许多思想。比如太极、理是万物的本源，就直接和道教相关；“存天理，灭人欲”就和佛教中的灭欲如出一辙；“道统”学说就是佛家弟子师承关系的翻版；“格物致知”“发明本心”等做法又和佛家的苦行与顿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因为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这些学者都对佛学有着精深的造诣，他们的学说从某种程度说就是把佛学改头换面。宋明理学营造的这种空间，虽然不能改变儒家淡化宗教的态度，但毕竟拉近了儒家与佛道的距离，“有了宋明儒，佛学才真走上衰运，而儒家则有另一番新生命与新气象”。

综上所述，佛道对儒学的正统地位提出“挑战”，以及宋明理学家成功“应战”构成了这一课的主线。程朱理学向外探求，陆王心学向内自省，殊途同归，为的都是这个目的，只不过采取的方法不同。两派思想都成功地吸纳了佛道精神，把三教合一上升到空前的高度。

二、难点剖析

这一课生涩的概念众多，围绕着以上的主线，需要作以下分析。

（一）三教合一。佛教传入中国和道教的兴起都在东汉。魏晋南北朝乱世，人们在痛苦中需要镇痛剂。佛教宣称因果报应，宣传轮回，这些理念是重生轻死的儒家学说的空白。道教土生土长，来自于春秋战国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鼓吹长生不老。这能满足人延年益寿的需求，放弃纲常名教的压抑，放任自然性情，也和儒家思想迥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更有市场，但佛道和儒家思想相互融合，都有发展。

佛家思想开始本土化。东汉牟融的《牟子理惑论》就论证儒佛一致，佛称佛道，也讲无为。汉族士大夫认为佛教徒“沙门不敬王者”“沙门不敬父母”的情况也大为改变，与儒家伦理相合拍。武则天称帝，就是借助《大云经》鼓吹自己是弥勒佛降生；据说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就是武则天的形象。道教思想也受到佛教、儒学影响。西晋天师道王浮《老子化胡经》就说老子出关后化为浮屠，有的寺院里还有“化胡图”存在。葛洪作为道教大师，《抱朴子》中也提了“遵道”“贵儒”并重的主张。儒家思想也吸收了佛道的因素。东晋士大夫孙绰在《喻道论》中说周孔救急弊，佛教明其本身。魏晋南北朝一般士人学习儒家经典的同时又研读佛老，佛老思想成为士大夫必备的素质，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就是这样的例子。到隋唐时三教合一（当时并没有这样的语汇，是后人的概括），武则天时代就编过《三教珠英》。这一过程是儒学正统地位打破的过程，也是儒学融入新因素的过程。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三教还是社会功能的相互补充，隋唐时期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有学者指出，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这样的环境，恰是宋明理学诞生的土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势必要把握好这一点，否则对宋明理学的理解将成为空中楼阁。

（二）“格物致知”。这四个字来自于《礼记·大学》。《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解释已经亡佚，是朱熹用自己的理解补上去的；而后世对这一费解的话语解释也是形形，这里采用的是程朱理学的解释。今本《大学》中“格物致知”的解释就是朱熹的话。程颐把“格”解释成“穷”，朱熹解释成“极至”，都是探究穷尽。“格物致知”就是“即物穷理”，接触事物穷尽天理。这里的“物”，主要就是古圣先贤之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埋头在书斋中，穷经尽典，字斟句酌，经历一系列积累最后能够“贯通”顿悟天理。朱熹一生著书209卷，大量整理文献，编纂书籍210卷，注释38卷，校勘72卷，留下了《书集传》《诗集传》《周易本义》《资治通鉴纲目》《四书章句集注》等文献。所以“格物致知”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朱熹之所以这么重视“格物致知”，是因为这是叩问“理”的关键途径，是探索世界本体的重要认识论。这在教学中是难点，也是宋明理学整合理论体系的重要因素。

（三）“鹅湖之会”。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分歧可以上溯到二程。二程皆主张心性，但程颢主“敬”偏重内心，程颐偏重向外“致知”，故此“朱、陆之争，实已孕于北宋诸贤之间”，到“鹅湖之会”分歧全面爆发。南宋时在江西上饶鹅湖寺进行的这次辩论，辩论的两家，就是两派理学大师，朱熹和陆九渊。“论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他们的特征，在相互的责难中就能看出，两派的目的都在于端正人心，朱熹是“支离”，二陆是“太简”。“支离”形容朱熹所持的向外探索天理的学说庞杂繁缛，支离破碎；“太简”形容陆氏兄弟所持的内心反省天理的学说过于简单，粗枝大叶。这一学术讨论虽然不可能达成一致，但意义深远：“鹅湖之会，实为两派分帜之始。……自九渊后，‘浙中象山之学甚旺，由其门人有杨简唱之。不读书，不穷理，专做打坐功夫。假托圣人之言，迁就释意，以文盖之’。陆流愈近于禅寂矣。叶水心言：‘今世学者，以性为不可不言，以命为不可不知，凡六经、孔孟之书，无不牵合其论，而上下其辞，精深微妙，茫然莫测’。朱流愈陷于支离矣。两派之分，遂以判绝。”“我们不难发觉，朱熹、陆九渊都有着佛教的痕迹：陆九渊“发明人之本心”早已“近于禅寂”，而朱熹“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也和佛教苦行顿悟非常相似。这个典故不仅精当地概括了两派学说的特征与缺陷，还是教师教学中从程朱理学向陆王心学过渡的材料。

（四）“致良知”与“知行合一”。“致良知”之说源于孟子的性善论。《孟子·尽心上》云：“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在王阳明来看，“良知”即是人人具有的本能，“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致良知”就是端正意念，将良知推广开来。王阳明著名的“四句教”指出：“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认为的“格物”就是思想观念与行为上“为善去恶”的过程，“致知”就是致内心的“良知”，这与程朱大相径庭。这里他强调“知行合一”，与苏格拉底倡导的“知识即美德”如出一辙。曾有人对王阳明说，如果有人知道对父当孝，对兄当悌的道理，却不能做到孝悌，王阳明驳斥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悌>，方可称他知孝知弟（悌）。”实质上，他强调的是懂得美德的人一定能实践美德，否则称不上“致良知”。这是中国儒学史上心性学说的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对儒学体系做出了新的贡献。

（五）理学的弊端。教学中教师都会提到，宋明理学纵然提倡心性道德，但压抑人性、维护专制统治，给社会发展带来巨大障碍。这种概括立足于宋明理学整体。但程朱与陆王毕竟有着很大区别，程朱之弊引发陆王的反动，陆王之弊引发清儒之反动。这恰恰形成了程朱理学、陆王心学、清代朴学的嬗变。从本体论看，程朱理学向外探寻天理，士大夫标榜的内容要求太高，和宋代市民化的生活有很大距离，动辄天地立心、生民立命，不如是就不容于士大夫阶层，可这些的确难于做到。即使作为一代宗师的朱熹的作风也颇有瑕疵，这从沈继祖弹劾其十大罪、朱熹迫害政敌严仲友与官妓唐蕊等事件中都有体现。从认识论上讲，程朱理学的难度很大，皓首穷经虽用力众多而收获苦寡。这些无疑都对程朱理学的说服力产生消极影响。在商品经济、市民思想愈发活跃、人心愈发难以束缚的宋明社会中，这种高不可攀的思想就显得与环境格格不入，于是人们质疑其正确性也是自然。陆王心学的出现，恰恰是要挽救程朱的不足；虽然统治者仍旧重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可是心学用简易可行与世俗化的方式鼓吹天理在我心，人人可以成尧舜，这显然有着巨大的市场。但心学的风靡，带来学风乃至社会风气的浮夸与空洞。士大夫不认真读书，不钻研实际问题，空言心性，空谈误国。于是自顾炎武以来的清儒就极力主张实学、主张考据，整理文献研究实际问题，纠正心学带来的弊端，最终形成清代最有影响力的朴学。这样的破与立，正是衔接这一单元众多知识的体系上的线索。

儒家思想的利弊篇7

[关键词]孔子 教育 现代

孔子教育思想是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日本人尚且能够去用之教化学生，我们教育工作者为什么不能达成共识呢？笔者认为，孔子的教育精髓完全能够解决以上我们阐述的两大教育弊端。

一、通过弘扬“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思想，我们可以对学生进行精神文明的教育

“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孔子所说的“爱人”和孟子所说的“不忍之心”“恻隐之心”都是强调对人类生命的关怀。这种关怀即为“仁”。儒家认为“仁”是做人的根本。“仁”还强调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生命价值上的平等，因此孔孟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友好互助，其实质可以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创建和谐社会不是殊途同归吗？“仁”的思想体现了人性的关怀，正可以改变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精神危机现状，对于道德建设很有帮助。

孟子认为：“义”出自人固有的“有所不为”的“羞恶之心”。“义”在不同社会，应赋予不同的定义。“义”的本来含义是“适宜”。作为理论范畴，“义”也是一个社会里公认的、适宜的、应该的道德行为准则。今天我们应当赋予“义”以新的内涵，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倡导公益之心，唤醒自觉和信念就是“义”的新诠释。

儒家对“义”与“利”是辨证看的。孔子的“见利思义”“见得思义”都是对“义”的追求。但儒家并不否认“利”。孔子说：“富与贵，是欲也。”荀子也说：“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这是对“利”的追求的一种肯定。两者看似矛盾，但儒家将两点中庸处理，强调“义然后取”，就将两者有机结合了。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对学生适当进行“义”与“利”的教育，使不择手段，抛弃道德底线的思维方式有所改变，提高自身的人格修养是必要的。

“礼”是程式化的规则。儒家强调的“礼”主要是提倡“别嫌明微”，即强调身份有别，礼数不同；表述“恭敬”之心，即主张人们适当谦让，互相尊重；推崇“礼之用，和为贵”，即要求人们不同场合遵循不同礼节，使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社会和睦安定。这里有些内容含有上下尊卑的等级观念和繁文缛节，已经失去了推广的意义。但是，倡导人际关系和谐推广言谈举止文明，促进人与人的互敬互爱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今天，我们对“独生子女”这一代学生进行恭敬、尊重的品质教育尤其显得必要和及时。我们应当在去除传统“礼”之糟粕前提下，为“礼”注入现代文明的新内涵，使我们的“礼仪之邦”再放射出新的光彩。

“信”即“诚信”。儒家把诚信做为人的基本道德。《中庸》认为“诚”乃“天之道”，“诚之”是“人之道”，把“诚”放在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上。《大学》也以“正心诚意”作为修身前提。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与人交往要“言而有信”，治国要“敬事而信”。“信则人任焉”。2500年来，中华先人们在不断地实践着“信”的传统。但在今天的经济发展中，许多人却单纯追求经济利益而抛弃诚信的原则，出现了信用的危机。我们在教育中，必须借助传统文化中诚信道德的弘扬，来重树诚信之风，规范社会信用体系。

“仁、义、礼、信”的弘扬与推广，可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社会环境，使“礼仪之邦”重现文化光华。

“智”指的是知识与智慧。儒家把它列入“五常之一”，体现了对知识的认识与尊重。荀子曰：“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讲的是人有认识事物的能力。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事物，没有不可以被认识的事物。所以儒家重视学习。孔子教授“四科”“六艺”，以“礼、乐、射、御、书、数”划分为教育科目，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教材，以“学、思、习、行”为学习过程，就体现了全面素质教育的思想。“智”崇尚的是知识，追求的是真理，可以促进人的自身完善与发展，再辅之以“自省、克己、慎独”，可以加强自身修养，处理好人与“自身”的关系。

二、通过合理宣传“天人合一”思想，来提高人们环境保护意识，规范人与自然的关系

“天人合一”是北宋张载提出的，对传统文化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今天，我们重新提了出来，对解决全球环境危机具备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其实最早的《易传》中就已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其中心思想就是强调“天人合一”，虽然其中不乏一些唯心的东西，但其精华部分是强调“人与自然界要相互适应，相互协调”。孔子传授弟子的教材之一就是《易经》，所以说“天人合一”观点，也应当是孔子的主张。这一观点的提出，对爱护地球、保护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的利弊篇8

1.以德王天下，以道治国的主张

儒家思想崇尚内在道德的价值，将其运用与政治，便是由内圣而外王，以德王天下，着眼伦理本位，以道义的原则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孟子继承孔子的仁爱观念，首倡仁政说，以仁义道德治国；主张施仁政于万民，满足百姓饱食暖衣的基本生活需求；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政治，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政治；批评暴力，反对战争，强调以仁义统一天下，进而治理天下。仁政的宗旨表现在为政的各个方面：崇尚礼治和道德教化、减轻人民负担、注重为政者的道德力量、举贤才与合理使用人才。“仁政”也叫“德政”，子曰：“为政以德。”与德治思想相关，后世的儒家学人大力宣扬以道治国。所谓道，也就是儒家思想提倡的仁义礼智、忠孝节义等观念，其核心仍是德治主义。如宋代，儒学家更把道与道统联系起来，道既以天理为内涵，又形成一脉相承传的道统。从道统论出发，儒家思想引发出两条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主张和实践：一是天理治国论，二是由道统转化为政治。所谓天理治国论，即把内在于人心的天理贯彻到外在的政治事务中去，由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天理是治国的根本，要求统治者顺应天理，按义理原则治理国家而不得违背。所谓道统转化为政治，是指当儒学被确立为官方学术后，其道统论便成为政治统治的理论依据，学术与政治相结合，扩大了道统思想的影响和运用范围，使儒者传道与王者统道合二为一，这演变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政治的特点之一。

2.“大一统”的主张

“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是儒家思想提倡的一个重要政治主张，历来被作为维护国家统一的理论依据。“大一统”的思想由来已久，儒家经典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强调天下的疆土都在天子的统辖之下，四海之民都是天子的臣民。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国家的统一要求思想的统一。顺应思想统一的历史潮流，董仲舒在前人努力的基础上，总括各家各派理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完成了统一思想的历史重任。在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大一统”的国家观念被历代统治者所接受，并努力推行。在历史演进发展过程中，各民族不断化解矛盾，各兄弟民族和睦相处之时居多，使中国逐步成为地域广阔、民族众多的统一国家。掌握中央政权的，除汉族外，也有蒙古、满等民族。各族人民认识到，分割、割据是不得人心的，也是短暂的。这即是儒家思想“大一统”的国家观念所起的维护国家统一的历史作用。

3.君主民本的主张

君主民本主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君为主，君王是整个社会的最高主宰；二是以民为本，把民众视为国家的根本。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儒家学说基本的政治思想。所谓以君为主，即宣扬君权为上，君王的最高统治地位不可动摇。王权主义的形成是中国古代社会君主政治的需要，虽然儒家思想在维护王权的同时，也主张对封建君权加以一定的约束使其符合封建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儒家思想提倡以君为主，以“君为臣纲”来规范君王与臣民的关系，客观上为专制主义的加强提供了条件。所谓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视民众为国家的根本。这既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理论，又是儒家思想的基本政治主张之一。对这一主张，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儒家为了维护稳定有序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社会结构，强调以君为主，以君主制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二是又看到人民的力量和民众作为国家根基的作用。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如果国之本不稳，那么即使君主在上，权力无边，也无法维持其统治。所以君主不能脱离民本而存在。由此观之，儒家思想从维护封建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规劝统治者以民为本，以民生为重，争取民心，故把君主与民本联系起来，作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主张贯彻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特色。

4.平均主义的主张

平均主义历来是儒家的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和主张，虽然难以在整个社会贯彻实行，但在历史上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广大民众所向往。儒家大师孔子首倡平均主义，云：“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继孔子之后，儒家大师们都提出了诸如此类的政治主张。在这里，儒家提倡的“均贫富，等劳役”的政治主张，与历代农民起义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是何等相似。这说明，在封建社会里，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可能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平均主义主张，以表达其同情劳动人民，割除封建弊政的思想。我们于今天以现代经济学的眼光看，均与不均只是分配上的问题，而生产问题却更为重要。并且，安于守贫而唯均是求，又培养了平均主义、大锅饭的观念，从而造成经济低效率、发展低水平的后果。因而，在中国走向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平均主义的观念理应变革，同时也应竭力防止贫富的两极分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仇富仇官等社会动荡。

5.改革变通的主张

儒家思想把变化、发展、日新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由此形成了改革变通的政治主张，在实践中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不断地自我调整更新，革除弊政而以求发展。儒家改革变通的政治主张发端于《尚书》和《周易》。《尚书·盘庚》篇云：“人惟求旧，器非求旧，维新。”后世的改革家历来推崇《易传》对《易经》思想发挥的一句话：“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国古代的“革命”二字便源于此。孔子对夏商周三代政治体制的因革损益做出总结，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既肯定三代相循以礼，又指出后世对前代有所损益，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并预示了历史的因革发展。之后，历代儒家学人都程度不同地提出改革变通的政治主张，尤其处于封建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之时。我们理应清醒地看到，儒家思想改革变通的政治主张，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持续不断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儒家思想政治主张的基本特征中，既有君为臣纲的忠君思想，又有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等，这些都是儒家学说特征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征相互融通的表现。 疾痪换计抖疾话病！奔炭鬃又螅寮掖笫γ嵌继岢隽酥钊绱死嗟恼沃髡拧T谡饫铮寮姨岢摹熬陡唬壤鸵邸钡恼沃髡牛肜┟衿鹨逄岢龅摹熬陡唬裙蠹钡目诤攀呛蔚认嗨啤U馑得鳎诜饨ㄉ缁崂铮哂薪角阆虻乃枷爰遥赡艽拥笔钡纳缁嵯质党龇ⅲ岢銎骄饕逯髡牛员泶锲渫槔投嗣瘢畛饨ū渍乃枷搿N颐怯诮裉煲韵执醚У难酃饪矗氩痪皇欠峙渖系奈侍猓侍馊锤匾2⑶遥灿谑仄抖ň乔螅峙嘌似骄饕濉⒋蠊沟墓勰睿佣斐删玫托省⒎⒄沟退降暮蠊R蚨谥泄呦蛉嫘】瞪缁峤ㄉ璧墓讨校骄饕宓墓勰罾碛Ρ涓铮币灿吡Ψ乐蛊陡坏牧郊只约坝纱硕鸬某鸶怀鸸俚壬缁岫础br>

5.改革变通的主张

儒家思想把变化、发展、日新的辩证法思想运用于政治领域，由此形成了改革变通的政治主张，在实践中保证了中国古代社会不断地自我调整更新，革除弊政而以求发展。儒家改革变通的政治主张发端于《尚书》和《周易》。《尚书·盘庚》篇云：“人惟求旧，器非求旧，维新。”后世的改革家历来推崇《易传》对《易经》思想发挥的一句话：“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中国古代的“革命”二字便源于此。孔子对夏商周三代政治体制的因革损益做出总结，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既肯定三代相循以礼，又指出后世对前代有所损益，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并预示了历史的因革发展。之后，历代儒家学人都程度不同地提出改革变通的政治主张，尤其处于封建政治腐败、社会矛盾尖锐之时。我们理应清醒地看到，儒家思想改革变通的政治主张，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持续不断的发展。

儒家思想的利弊篇9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101）

摘要：汉代是我国封建大一统国家确立时期，也是我国教育制度奠基时期。汉代因其特殊历史背景，形成独特学风——以治经为主要内容，守师法家法，重依据和讲究辩论，对我国语文教育影响深远。本文试从汉代学风对语文教育各方面——识字写字、阅读、写作、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的影响进行详细剖析，以期扬长避短，对我国语文教育有所启发思考。

关键词 ：汉代学风：语文教育：影响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 2596（2015) 08- 0256- 03

汉代是我国封建制度形成和大一统国家确立时期，也是我国封建教育制度确定和定性时期。讲汉代学风，不得不提秦代。秦虽二世而亡，但其书同文、行同伦、以法为教等严苛文化专制政策深深影响汉代文教政策制定和推行，汉承秦制，结合自身特点，探索自己的文教政策。

一、汉代文教政策概述

汉初天下草创，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推行黄老之学，实行休养生息，汉代经济逐渐复苏：黄老之学”即依托传说中的黄帝及道家创始人老子，以道家思想为核心融会了先秦各家学说，主张无为而不为”，强调循名复一，民无乱纪”。司马谈将其概括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文教政策方面汉初统治者也推崇黄老之学：文教政策是国家政府制定、颁布和施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总方针或策略，它体现了一定社会、不同历史时期教育的性质、任务和基本内容，规定了办学总的指导思想，也影响着学校教育的体制、发展规模和侧重点，是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纲领性的意义”。汉初统治者推行的文教政策有以下内容。

（一）汉初文教政策

汉初统治者废除挟书令，先秦流传下来的古文经籍重见天日、文化传承。开放私学，文化下移，更多人接受教育：学术思想交流，有百家争鸣之遗风。认识到知识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

这些文教政策对维护封建国家统一起到重要作用。群士攻读先秦古籍，尤其是在秦遭受破坏的儒家学说得以保存发展，为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教政策奠定思想基础、

从汉初休养生息，历经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期，汉代经济殷实。经济充裕必然要求有适应封建大一统国家的文教政策。到汉武帝时逐渐形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

（二）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的具体文教措施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等人建议，逐渐将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指导思想，成为培养选拔人才的主要内容，强化思想教育：在中央建立太学、置五经博士，儒家经学成为主要内容，儒学成为垄断学说。 “独尊儒术”使教育在社会政治和生活中地位空前提高，儒学在教育观念和教育实施方面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对当时乃至以后语文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可以说谈汉代的学风，主要是指儒生活经的学风。

二、汉代学风的特点

（一）以治经为主要内容

汉武帝听从董仲舒等人意见，逐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中央设立汉代最高学府——太学，置五经博士，儒家学说成为主要内容，儒学地位空前提高，人才选拔考试以儒学为主要内容，以巩固儒术独尊的成果。社会上群士攻读传授儒家经书蔚然成风。

（二）守师法家法、重依据。

汉初统治者虽废除挟书令，但先秦古籍遭受浩劫，求书和传授异常困难。但为求真，必须严格强调实事求是，重依据，守师法家法。学术界普遍认为，所谓师法，就是指汉初立为博士或著名经学大师的经学：所谓家法，就是指博士或经学大师的弟子对师学的继承与发展，且能形成一家之言，并被学界推崇朝廷认可的经说。正如清朝学人皮锡瑞所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在群儒攻读传授经书过程中，出现师有数家、家有数说的现象。为求真守师法家法尤为重要，是群儒攻读经书、士人入仕为官的考量依据。师法和家法关系密切，同根同源，前后相继推陈出新。守师法家法、重依据，形成严格选师制度、尊师重教、实事求是、严谨踏实的学风，有利于文化经典传承。

（三）讲究辩论

汉代治经讲学蔚然成风，出现师有数家、家有数说现象，出现今经之争、今古经之争，甚至达到激烈程度，这对儒生辩术提出要求。重辩论有助于儒生融会贯通知识、活跃思维和锻炼口才。讲究辩论不仅说明汉代儒生守师法家法、重依据，而且表现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治学态度。这对重书面语言而轻口语表达的封建语文教育是一大进步。时至今日，口语交际仍是语文教育重要内容。

三、汉代学风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汉代儒术独尊的文教政策属于我国古文教育时期，汉代独特学风对我国语文教育产生重要影响。下面就从语文教育几个重要方面——识字写字、阅读、写作、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来谈谈汉代学风对其影响。

（一）实事求是的学风对语文教育的影响

汉代儒生严遵学风，治学严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使古文经籍一脉相承，影响深远。期间虽有穿凿附会，但不是主流。西汉司马迁主张好学深心知其意思”。才不至寡闻“浅见”：获得事实要“行万里路”。这一良好学风影响历朝历代，是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传承至今的重要因素。

（二）汉代学风对识字写字教学的影响

识字写字教学是文教政策实施基础，也是语文教育基础。历朝统治者重视识字写字教学，即使在秦代也得到极大发展。汉代识字写字教学更加发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重视识字写字教学，编写识字写字教材

汉代有草律明文规定：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讽书就是背诵默写），还要用各种书体进行考试。汉代吏民上书错了，尚书令有责任检举揭发。（《说文解字·叙》《汉书·艺文志》）。这些规定，促使大家更加重视识字写字教学。汉代识字写字用的教材叫篇”，有《仓颉篇》《急就篇》等。在这些教材中，有的书收集的字全备，可作学子识字之用，可供辞赋作者选词炼字参考。有的书中是常用字，字数较少，不求全备，专供学童识字写字之用，还教给一定知识。有的书对象是童蒙，除教识字写字外，还侧重学习态度等方面的思想教育。这些教材的编写方法和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有利于祖国语言文字统一、民族共同语形成和普通话推广。

2兴办官学和私学，促进识字写字教学发展

汉代学校有中央太学和地方郡国学，同时存在私学。私人著书讲学，有先秦百家争鸣之遗风，受众广，束缚少，文化下移，弥补官办学校教育不足。学校教育中的蒙学教育在识字写字教学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蒙学教育教授教材为《篇章》。学子有一定基础后再学习《论语》《孝经》和一些律令文字。学后有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的，有在社会上谋取职业为生的。

3促进书法艺术发展和书写工具改进

汉代主要通行汉隶，识字写字教学促进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和书写工具改进。

4产生国际影响

伴随中外文化交流，汉代识字写字教材产生深远国际影响。如日本明治年间，日本曾借用我国汉代史游《急就篇》的名称编写《官话急就篇》。

总之，汉代学风对识字写字教学影响深远，有利于祖国文字统一，民族共同语形成，普通话推广：有利于研究我国语文史、文学史、书法艺术史。扎实、广阔的识字写字教学为汉代进一步推进文教政策奠定基础。

（三）汉代学风对阅读教学的影响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识字写字的基础上，学生基本上可以进行阅读学习。

1阅读教学教材

汉代阅读教材主要有《孝经》《论语》、五经、诸《子》及其他，都是先秦古典书面语言，和汉代口语差别很大，解决识字和语言差异问题是阅读经典第一步。经师先用汉代书面语言逐字讲解先秦古籍，就是训诂，再整理经义。

2阅读教学方法

汉儒教授生徒读经，包括几方面工作。( 1)断句。先秦古籍没有标点符号，要读懂古籍，就得断句，即句逗。汉代叫句读、句投。( 2)正音正读。汉字中有不少形声字、假借字、一字数音或一字一音多义字，都增加读音和理解困难。汉儒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汉读”工作，即做注解释读音。( 3)解释词语。这是指导阅读教学的主要工作。为解决阅读中语言理解障碍，经师运用行训、声训、义训等方法解释词语。( 4)解释全句、句群、或全章意义。(5)指出语法修辞特点，介绍文化背景知识。汉代守师法家法，重依据，经师在指导生徒读经时做的大量工作是比较可信的。汉代训诂发展促使语文教育家涌现，积累阅读教学经验，指导古文教育，对后世语文教学影响深远。（6）随着阅读教学发展，秦汉之际出现我国最早一部词书——《尔雅》，它是学者篆辑经师讲经的故训汇编，在汉代是一部重要的语文教学专用书。《尔雅》主要解释词语。书中解释词语方法多样，注意创新押韵，力求句式整齐。生徒读此书有助于理解先秦古语意思和语法，为进一步读经打下基础、

（四）汉代学风对写作教学的影响

在识字写字和阅读积累的基础上，写作训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1写作文体训练

先秦时期知识多靠口耳相传，不利于文化知识传承。古籍经典、先哲智慧久远传承得益于写作教学发展。汉代在继承原有文体基础上，新的文章体裁出现。汉作教学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配合识字写字教学，进行日常应用文体写作：后一阶段和读《经》配合进行，包括各种文体写作训练。如：(1)诗赋类。汉代最具代表性的是汉赋，尤其是文人献赋卖赋可以得官加爵，激发汉代群儒创作词赋热情。汉赋讲究铺陈、辞藻华丽，以司马相如、扬雄的辞赋为代表（2）书表笺奏类，包括各种公文和私人书信。(3)颂诔箴铭类，包括各种实用性、议论为主的韵文。(4)论说类，包括各种议论文。还有一种专供考试用的议论文体——策论。这些文体写作训练侧重五经内容和文采。汉代司马迁认为写作要重视内容和文采。扬雄主张辞和事要相称，说话要有验证，坚持正道，不要一昧迎合听者，为文以经为准。这都是汉代学风的重要表现。东汉灵帝时，出现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学院——鸿都门学，学生是能为尺牍辞赋及工书鸟篆者”。这对儒术独尊的垄断地位是当头棒喝，教学内容、选拔人才不再局限于五经，有利于解放士人思想、活跃思维和学术圈，有利于祖国优秀文化发扬光大。

2写作方法

汉代学生多模仿前人作品，以扬雄模仿司马相如最为成功。模仿使写作训练不再无从下笔，但缺乏创新，束缚创造能力。汉代学生在写作训练时，先写草稿，通过自己或经师修改，即加点，这些好的写作习惯值得借鉴。

3重视书面语言表达，忽视口语交际练习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持续时间长，文人思想自由得到束缚，说话办事围绕着维护封建统治。汉代重视书面写作教学轻视口语训练是语文教学一大弊端，在语文教育中要注意书面写作和口头表达齐头并进。

（五）汉代学风对语文教学方法的影响

汉代教学方法形式多样，有上大课大都授）、高年级学生教低年级学生，师生问答，学生之间互相讨论，学生自学等方式。这是由于师门学生太多，经师无暇顾及每一位学生。虽有弊端，但积极作用大于不足之处，有利于发挥经师指导作用，给学生留有自由思考、发现问题的空间，有助于启发学生思维、提高思辨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这都反映汉代实事求是学风的影响。这些教学方法虽距今千年，但对以班级授课为主的当今语文教学改革有很大启发意义。

（六）汉代学风对考试制度的影响

汉代文教政策归根到底在于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者制定选拔维护其统治的人才选士制度。选士属于政治制度而非教育制度，但它的任务正好与古代教育的基本目标相吻合。选士实际上是学而优则仕”在制度上的保证，教育的直接动机和结果就是要使学生顺利通过选士而入仕为官。这样一来，选士制度就成为古代教育最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亦即具有指挥棒”的功能。汉代选士制度主要是察举制，科目主要有常科。这一选拔人才制度反映出汉代学风——以治经为主要内容，同时也使孔子举贤才”和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在汉代开始获得了制度上的落实。儒家伦理道德和经学造诣成为贤才的基本标准，守师法家法也是一个重要标准。学校培育培养贤才，而察举制度选拔贤才，改善了国家权力分配的机制，有助于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的巩固和发展。三者之间结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为社会上的儒生广开了进身之路。选士制度给教育带来巨大的利益驱动。西汉时邹鲁一带流行有“遗子黄金满籝，不如教自一经”的俗谚。然而，察举制在选拔方式和衡量标准上尚不完善，弊端滋生，新的选士制度必然要取代之。汉代察举制度于当时有利有弊，培养选拔优秀人才，使汉强盛一时：于后世，留下经验教训：完善人才选拔制度，要合理公开公平公正，切记沽名钓誉。

儒家思想的利弊篇10

对于大多数刚接手家族事业的第二代企业家来说，因为受到过良好的教育，通常会借鉴西方的管理制度来改造传统的家族企业中的弊端。方太创始人茅理翔很开通，当年他大胆放手让儿子茅忠群出面管理企业，他做后盾，并相信儿子能使方太走出低谷。实践证明，茅忠群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

1999年，茅忠群开始引进世界500强的高管来企业任职，初衷是学习西方管理模式。但很快暴露弊端，“在外企的制度中，外国人看到的是规矩，但中国人看到的却是漏洞，并会想着如何去规避”。这个问题让茅忠群开始思考所谓的西方制度的完美是否值得推敲。

推敲的结果是，认为西方企业是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发展模式，以人性恶为假设，订立各种制度，通过制度化管理来完成绩效。然而对于中国的员工来说，内心如果不认同企业的文化，没有与企业愿景相同的价值观，过于理性的管理制度就会显得冷酷、缺乏人性。如果激起了员工的反弹，他们就会抵触甚至千万百计钻空子。这也是现在不少中国民营企业遭遇的实际问题。

究竟怎样才能让西方的管理制度变得人性化，让员工乐于接受？茅忠群在传统国学文化，特别是儒学上找到了答案。儒家首先强调教育，或者说价值观，然后才强调制度。在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里有“五常”之说，“可以治理国家的思想，一定可以管理企业。”悟出这个道理，茅忠群提出，方太必须实践儒家文化管理模式。

在茅忠群看来，仁义理智信是上天授予人类恒常不变的本性，放之四海而皆准，能够穿越时空而不变，过去几千年证明其是正确的，现在有理由相信未来的几千年它依然是正确的，因此，方太完全有理由践行儒家模式。为此，企业将儒家思想作为文化价值观去推崇，并提出“普及传统文化”，由方太出资在中国高校中推广传统文化教育。治企若为人，他率先在方太建立了孔子堂，在孔子堂，员工读《三字经》、《弟子规》、《论语》，公司高管每周都来交流心得并做书目推荐；他借鉴晋商模式，提出了全员共享的“身股制”。

如今在方太，每个部门员工都会在固定时间读经，很多人都熟悉得可以背诵下来。在中国企业中，这些行为实属罕见。

而方太的长期坚持也让茅忠群看到了效果，“自从我们将国学融入管理之后，以前的一些小问题现在都没有了。”《道德经》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日益健全的管理机制，开始让员工感受到了来自企业的善意，对方太有了认同感和归属感。这也是为什么方太能留住外来高端人才的原因。

除了精神上的归属感，方太也同时在为员工提升物质待遇，这也是儒学管理理念的体现。方太的员工，不管是流水线上的工人还是身处异乡的销售员，一律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保险，甚至在2008年经济危机时，方太不惜花费几千万元为员工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