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代表人物十篇

儒家代表人物篇1

2、子思：孔子嫡孙。相传《礼记》中之《中庸》、《表记》及《坊记》，均为子思所作，但无确据。大抵子思能绍述孔子遗教，所以与其后之孟子，合成思孟学派。

3、孟子：以复兴孔子学说为己任，主张性善论，为日后儒家学派建立严密的哲学体系。孟子及其弟子的学说集为《孟子》一书。

4、荀子：一方面继承儒家重礼义的思想，一方面反对孟子的性善论而主张性恶论。着有《荀子》。

5、董仲舒，是儒学阴阳五行化的代表人物，着有《春秋繁露》。

6、韩愈，排斥佛道，提倡儒家道统，为宋明理学张本。

儒家代表人物篇2

【关键词】：儒学核心价值 价值观教育 大众文化

一、关于对儒学核心价值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兴起，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概括起来关于儒学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一个方面。

（一）以“仁、义、礼、忠恕、道”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称为经典儒学，把宋明时期以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成为新儒学，其核心价值归纳为“道（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仁、义、礼、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杜维明教授在回答什么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2010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汇集了两岸百余名学者共同讨论儒学的核心价值，并认同“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仁”的范畴贯穿儒学的全部价值体系，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于建福认为，“道”是儒学的终极价值。在儒家学说中，反映终极关怀的终极价值可以用“道”来概括。

（二）以“德”、“文”为代表的生命核心价值观

“德”与“文”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台湾大学齐益寿教授认为，从孔子最赞赏一生并无事功的颜渊，从孔子在与众弟子言志时惟独赞同许曾点的“沂水春风”之志，从孔子于匡、宋、蔡三遭危难而能坦然无惧，从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话语，均不难看出“仁德”与“文德”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

（三）重视人格尊严教化

“人格尊严”是孟子突出强调的基本价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指出，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和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儒学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基于人性本善、人格平等、人格独立，特别注重人格尊严，鄙夷“自侮”、“自贱”人格，倡导“爱人”、“敬人”，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修得人格尊严，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四）以“和谐”为代表的政治理念

“和谐”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其礼乐文化观，还是其仁孝修身观，这两个联系密切的基本理论，都可归结为“和谐”二字。南京大学杨明教授提出，以“中”、“和”为表征的和谐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儒家“中和”理念具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普遍和谐的丰富内涵和实现普遍和谐的基本原则。儒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和谐”是其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标，即以个体身心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最终达到国家乃至天下和谐的目标，认为儒家这种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大众文化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

袁贵仁教授曾撰文指出，价值是指事物的意义，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有意义的看法、观点、态度。研究价值观，不能不研究文化，各种文化的最深层次都是要指向价值观。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只有把对价值观的研究放在文化的视野中去才具有研究的价值性和思想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而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仁、义、礼、智、信”。传统的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当下却遭遇了大众文化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价值观多元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逐渐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

首先，以商业电影、流行音乐、小说、广告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普遍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却日益式微。这种以技术性、标准性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强迫公众在闲暇时被迫接受流行文化元素，并限制了公众的想象力。

其次，大众文化消解了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例，文化不再以经典为标准，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最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类告别了节俭生活和按需消费的时代，使人们认为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志就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所消费的商品档次的高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评价商品是否具有价值不是看其使用价值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时尚”，最终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从而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压抑。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尽的需要不可能在消费主义所提倡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只能在精神的王国中才能实现，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追求幸福无疑是南辕北辙。

（二）对传统价值观的诉求

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而从儒学价值传统中吸取精华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然肩负着保持、改造、发展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念，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殊使命。无论时代对儒学加以利用还是彻底否定，儒学传统都自觉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孜孜进取的入世精神参与到时代价值确立和变革的过程中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儒学核心价值中研究当代价值观教育也是历史使然。从而国民特别是在校生能够在价值观多元化，甚至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利用儒学精髓，摆脱价值追求的困惑、疑虑、徘徊，确立“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

三、当代价值观对儒学核心价值的扬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价值观教育，任何成熟的民族也都需要成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面对西方大众文化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渗透，我们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不是就一定要抛弃中华传统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如果连儒家积极入世的核心价值也遭到否定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叩问自己：是否儒学核心价值就能够担当拯救价值体系重建的重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一）儒学核心价值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核心价值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但任何带有时代烙印的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千年，一直体现了封建阶级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面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科学、和谐的时代氛围显示出一定的被动性和局限性。比如儒学核心价值中的以“义”为代表的重义轻利思想，使中国人用处理兄弟关系的准则来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使“人治”大于法治；“仁”强调的忍让、宽恕、克制、谦和的道德标准约束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儒家强调和谐、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竞争的传统；儒家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理工，即“君子不器”；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侧重人文知识，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子《天论》）而缺乏科学精神。这些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因此，在本质上儒学的核心价值无法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儒学核心价值为当代价值观确立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

首先，儒学核心价值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儒家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提倡晓大义，知情理，讲“诚”、“信”，重礼节，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忧国忧民的美德，都为中华民旅的精神传统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其次，儒学核心价值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神圣使命，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这种道德情操和济世情怀，是中国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朽精神支柱。

最后，当代价值观的确立也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以儒学核心价值为基础。合理面对儒学核心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社会、家庭、学校、制度、政策、思想宣传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实践，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科学民主精神相协调，实现当代价值观同儒学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儒家代表人物篇3

    其实在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后,新文化阵营对维护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各种思潮亟高度警惕,每有闻“孔”色变之势。与之相比,那些主张重新阐释和发扬儒学的人士,对于新文化则表现出了相对积极的态度。民国时期,陈之原先生的《发展新儒家思想》一文非常客观地指出:

    外来文化的输入,表面上好像代替了儒家思想,推翻了儒家思想,使它趋于没落消灭的运动,其实正是促使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大动力。……“五四运动”以后所输入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与儒家思想汇合,在历史上曾展开了一个新儒家思想运动,造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由这看来,儒家思想的新发展,不是建筑在排斥外来文化上面,而是建筑在输入吸收外来文化上面。[5]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良骏先生的观点可资我们借鉴,他在《“五四”· 新儒学 ·道德重建》一文中指出:

    “五四”的局限正是当代新儒学的光点,当代新儒学的局限恰恰也正是“五四”的光点。因此两个局限的排除和两个光点的融汇,正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大发扬。[6]

    而台湾旅美学者张灏也在《新儒家与中国文化危机》中提倡:

    应该沟通新儒家和‘五四’的思想,才是我们未来文化发展的应有基础。[7]

    事实上,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文化场域中,文化现代化主要分成了三种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文化派、自由主义西化派、现代新儒学文化派。现代新儒家之一贺麟先生在发表于1940年代的《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认为“广义的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或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就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我确切看到,无论政治社会学术文化各方面的努力,大家都在那里争取建设新儒家思想,争取发挥新儒家思想。”并将“发挥新儒家思想,蔚成新儒学运动”视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要特征。[8]他指出:

    儒家思想包含有三个方面:有理学,以格物穷理,寻求智慧。有礼教,以磨练意志,规范行为。有诗教,以陶养性灵,美化生活。”“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也即是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和谐体。因此新儒家思想之开展,大约将循艺术化,宗教化,哲学化之途径迈进。[9]

儒家代表人物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 坚强个性 服务意识 宽厚待人 修身践行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3)11-0085-02

中国的儒家思想是中国文化之瑰宝，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中闪烁智慧的光芒。她的影响在整个民族的文化氛围中占有重要地位，儒家思想渗透到每一个普通百姓的心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中学生思想，中华民族的伟大是因为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里都传承着这种美，这种儒家思想的美丽在中学教材中集中体现，她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对当代中学生的个性的形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1 儒家思想对学生坚强性格的影响

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创造了优美灿烂的中华文化，这种精神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闪烁着不尽的光辉。在《唐雎不辱使命》中唐雎面对秦王的欺诈和骄横狂暴，表现机智勇敢、不畏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唐雎的儒家思想彰显了我们民族典型性，坚强性、韧性、智慧性，学生通过学习《唐雎不辱使命》潜移默化的受到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和熏陶，自然就形成了我们的民族性格。文天祥在《过伶仃洋》中写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坚贞不屈的高尚品格，视死如归的英雄品质对当代中学个性的形成起到很强的影响力，作为教师除了引导学生赏析诗歌的美景之外，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深入诗歌内涵，挖掘出诗歌具有人性光辉的一面，让文天祥这种坚强的个性在我们当代中学生中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中写道：“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手自笔录，计日以还。”表现幼年求学的艰苦；以“门人弟子填其室，未尝稍降辞色……或遇其叱咄，色愈恭，礼愈至”表现成年求学之难；以“行深谷，穷冬烈风……四支不能动”表现求学的艰苦，教师教授此文时，以此培养学生刻苦学习，坚忍不拔的个性，学生的性格就在这些儒家思想的影响下逐渐形成起坚强的个性。正是这些中华文化的瑰宝在传承中积淀下来的丰厚的文化底蕴影响着我们民族性格的优秀的一面，逐步使我们的学生形成坚强的性格，以坚强的性格开启我们民族复兴的大门。

2 儒家思想对学生服务意识个性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天下为公，大公无私，提倡无私奉献的精神。服务民众，热心为民是一条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无数优秀人物的伟大精神汇成的永不停息的生命之河，从遥远的亘古一直绵延到今天。范仲淹在《岳阳楼记》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服务意识，表明范仲淹把为民而想的思想发扬光大，他这种矢志不移的性格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学生的价值取向，通过教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培养学生积极向上、天下为公，服务大众的个性。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诗人发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襟怀，这种儒家思想影响下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宽广胸怀，对后人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成为流传千古的佳句，他的儒家思想对后人的发扬和传承儒家思想起到积极的作用，在当今的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时代对初中学生思想个性的形成具有很强的感染作用，很多学生以此作为自己座右铭，作为自己人生奋斗的目标。龚自珍的《已亥杂诗》中的千古名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展示了诗人不畏挫折、不甘沉沦始终要为国家效力的坚强性格和无私奉献的精神，许多学生以此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涌现出众多的青年志愿者，在初中学生这幼小的心灵中耳闻目染了儒家思想的熏陶，促成学生道德品格的形成。李商隐的《无题》中传唱千古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表现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爱情观是坚贞不渝，同时也展示古人对事业尽心尽责的高尚情怀，以此教育学生要有天下为公，服务社会的大局意思，对事业尽心尽责的公心意识。语文教学之中始终坚持了这种儒家思想为导向的思想原则，为学生个性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3 儒家思想的宽仁待人，厚德载物对学生个性的影响

厚德载物意思是人的德性也应像大地一样宽广，力量也应

同大地一样深厚，这要以仁、义、诚、信为基本内容。仁者爱人，尊敬长辈、诚信待人，就是人的高尚品德，又是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在《论语》中就有“已所不欲，勿施于人”佳句，指自己讨厌的事情，不要强加于人，这种儒家经典的待人接物的思想对当代中学生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具有积极的鞭策作用，对学生“厚德”积累增添底蕴，最后达到“载物”之力，使之成为国家和社会建设的坚强支柱。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有“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以此可以看出刘备的宽厚仁爱之心，惜才和爱才之心若渴，正因为刘备的宽以待人感动了诸葛亮，以至于诸葛亮为之奔走效劳二十一年。诸葛亮的厚德成就了蜀汉几十年的江山社稷，《出师表》不仅展示了诸葛亮的厚德的儒家思想，更让这种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深化。刘备、诸葛亮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杰出人物，也是传承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通过教授《出师表》，使当代中学生更好地接受儒家思想熏陶，培养学生宽厚待人，厚德载物的民族个性。在《醉翁亭记》中“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也”展现了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思想，同时也集中体现了欧阳修宽厚待人的儒家品格，在那个官本位的封建社会里，能够走民布衣已经非常不容易了，欧阳修的儒家思想对当今复杂的社会现实，特别对于现代中学思想的影响有很好的激进作用，对现代中学生以自我为中心，鄙视贫穷落后，盲目攀比的行为起到很好的熏陶作用。让学生在学习欧阳修的作品中，学会宽厚待人，厚德载物的思想。几千年来的儒家思想积淀丰厚的文化底蕴，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经历无数风雨的洗礼，儒家思想愈发变得灿烂无比。

4 儒家思想对学生修身、践行个性的影响

在现代中国人的生活经验中，需要懂得与人相处，懂得谦让别人、谅解别人、欣赏别人。也就是儒家思想中关于做人的学说。在《论语》中有“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表现出儒家思想把与人交往当做是一件快乐的事。“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阐明修身养性的重要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

儒家代表人物篇5

[关键词]儒道互补;玄学;陶渊明;苏轼;文化心理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0-0037-03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提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是儒道互补。然而,儒道两家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而言,在诞生之初就是互补的吗?如若不是,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个体的知识分子心里相互融合?其社会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儒、道两家都在追求和谐,但一方追求人与社会的和谐,一方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和“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互相对立的两种处世方式。春秋战国时的士人,似乎很少见到有哪一个人能够融合两家思想做到“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魏晋玄学出现后,从王弼、何晏的“本末不二”、“体用如一”,到郭象、向秀的“造物无物”、“即用是体”,开始出现融合儒、道矛盾思想的迹象。以王、何为代表的一部分人虽不格外重视名教,但亦不主张废除礼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以自然为体、名教为用的。而以嵇康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更具浪漫主义思想,反对名教,崇尚庄学思想。此时,儒、道两家虽然仍然对立,但已经有了渐渐融合的痕迹。到了郭、向的时代,魏晋士人则开始从根本上调和儒道的冲突,取消自然和名教的对立。谢灵运在《辩宗论》里说:“向子期(秀)以儒道为一。”说的就是郭、向二人齐一儒道,任自然而不废名教。老庄的自然和孔儒的名教此时已经不再对立,崇尚自然与顺应社会融合为一。其中既有儒道融合的精神,也有为残暴的高压统治服务的目的,还有维护世族地主利益的用意,但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看,儒道不再对立、排斥。

这种变化有其社会历史原因。大一统帝国的社会现实,使士人们无法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张扬个性。汉武帝时,中国封建社会出现了第一个盛世,同时,士人精神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一时期,正是封建社会士人文化品格的形成时期。相对于春秋战国时期而言,此时的知识分子沦为一主之臣、食禄之士,失去了自由意志和主体意识,士人中的精英由战国诸子转变为经师,西汉王朝建立起儒家化的意识形态。

汉末,天灾人祸不断发生,社会动荡,战乱频仍,国家处于分裂状态。此时的知识分子开始通过抨击时弊、臧否人物等途径积极参与政治。随着政局衰颓,混乱的加剧,名士少有全者的现实,使得士大夫们不敢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士人们一方面认为乱世不可强为,只有不强为才可远祸全身,另一方面又认为应该顺应自然方可遂性。王弼、何晏认为本、体都是无,是道,道化身万物,所以,可以通过万物领会道,故云“本末不二”、“体用如一”。嵇康、阮籍则有所不同,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阮籍则更是鼓吹无君,认为社会、政治只能给人带来灾难。在他们眼里,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他们要求“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时,在他们眼里,儒家的名教和道家的自然,已经不是完全对立不相容的了。阮籍在《达庄论》里说:“六经之言,分处之教也;庄周之云,致意之辞也。”阮籍认为如果功名富贵合乎天道,顺乎自然,也未必是坏事。嵇康、阮籍实际上并非完全否定社会政治组织,在他们眼里,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还是必要的。到了郭象、向秀提出“造物无物”、“即用是体”,则认为道化生万物后,道亦随之消失,顺应万物就是顺应道。郭、向认为老庄与孔子之学只是体用本末的差异,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自然和名教不可分,顺应自然就是顺应社会。这样,就为儒道互补思想模式的形成提供了哲学基础。

同时,魏晋时期士人们开始建立文化功业,政治不得意时希冀以文章扬名后世。原来在官学体系中没有地位的诗赋文学开始受到重视,走入知识分子视野。魏文帝曹丕将文学提高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为知识分子“无道则隐”、“独善其身”和著书立说创造了条件。他们政治上无作为时,转而致力于辞章之学。

这一时期,儒道的融合在现实生活中最典型的代表是陶渊明。早年的陶潜,初入社会时怀着大济苍生的志向,在诗中写道:“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想重整乾坤,建功立业。但社会的黑暗、官场的污浊,使陶渊明只能退避政治之外,回归到自然而然、抱朴归真的生命状态。归隐是回归自然,回归本性。可以说是“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陶渊明的归隐既是顺应天性,也是不与统治者合作,保持高尚人格的途径。陶渊明除了隐士的精神之外,还有着强烈的追求,即追求精神的自由,追求人的天性,是一个既有“无道则隐”的儒家思想,又有回归自然追求天性的道家思想的文人,儒、道在这个消极的意义上融为一体,儒、道互补成为可能,成为现实。

到了李白、杜甫的时代,儒、道两家在士人心里更加融汇合流。盛唐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时代,李杜二人将儒道两家精神通过艺术创作推向了巅峰。盛唐时代造就他们,承认他们,本身也说明时代对儒、道互补的认同。李白有着强烈的功业情结,有着“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高度自信,有着“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的报主情怀,也有着“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的怀才不遇的愤慨。同时,他相信“东山高卧起来时,欲济苍生未应晚”,“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可以说盛唐时锐意进取、昂扬向上的时代风气在李白这里奏出了最强音。李白也是个追求自由的人,是个“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人,当功业妨害了他的自由时,他选择了“须行即骑访名山”。他为自己设计的理想人生道路是“待吾尽节报明主”之后归隐山林。他有儒家豪放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情结,更继承了道家浪漫、洒脱奔放的审美追求,并将其发挥到了极致。如果说“诗仙”李白的诗是天才美、自然美的极致,那么,“诗圣”杜甫的诗则沉郁顿挫,气势磅礴,音律对仗工稳,是人工美、规范美的顶峰。忧国忧民的杜甫,有一种儒家道德圣人的济世情怀,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报负,身在江湖,依然思天下事,这种自觉的社会意识正是儒家思想的典范。儒道精神在李、杜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道的对立消融了,它们互相补充,相辅相成,自然而然地成为知识分子心灵的两个支点。到了苏轼,两个支点完全融合为一。

苏轼出生在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早年抱着儒家经世治国的理想 步入仕途。熙宁年间,因不满王安石变法,外调地方官。“乌台诗案”后,苏轼的仕途更加坎坷,屡屡被贬,从黄州、汝州,到定州、英州,最后一直到了惠州、儋州。一度宦海沉浮,颠沛流离,家人离散。在辗转磨难中,苏轼总能做到淡泊名利,达观超脱,保持游于物外的襟怀,以释、道两家的思想来释放心中的郁积。他讲“善于处穷”,认为“祸福苦乐,念念迁逝,无足留胸中者”,面对人生中的风波险恶,苏轼总能做到淡定坦然。然而,苏轼却并未放弃现实人生,他一生始终保持对社会的关注,有一种关心国计民生的积极入世的精神,即使晚年困厄岭外,一身难保,仍执著地表示:“少壮欲及物,老闲馀此心。”

儒、释、道融合,是苏轼思想的显著特征。苏轼不同于其他知识分子,他始终没有放弃现实的人生,以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关注着家国天下,保持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同时,又以佛道思想排遣心中的苦闷,超然地面对生活的艰辛磨难。在他身上,儒、道精神就是人生的两个原则,需要什么,就用什么。惟有如此,人们才可能在社会矛盾尖锐、人生坎坷曲折的时候,过一种自由的生活。在后世知识分子眼中,苏轼的意义和价值,不仅在于他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诗、书、文、词都堪称一流,更在于他面对挫折磨难所表现出来的达观超脱的态度,也在于他始终关注着国计民生,怀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综上所述,对中国思想史影响最大的儒、道两家,在先秦时并非相互融合,甚至可以说是对立冲突的。尽管它们都追求和谐,珍爱生命,但儒家是功利的、现实的、规范的,而道家是浪漫的、出世的、自由的。一直到魏晋玄学的出现,知识分子力求远祸全身,虽然他们内心依然强烈地执著于人生,外表却漫不经心、放任自由。从何晏、王弼到嵇康,再到郭象、向秀,在思想上为儒、道互补的实现创造了哲学条件。而真正的实践者则是以魏晋时期为肇始的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从陶潜到李白、杜甫,再到苏轼,儒、道两家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完全融合了。到了苏轼,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有道则仕,无道则隐”了,不是在建功立业不成之后转而避弃现实了,而是儒、道合一、“兼济天下”的同时“独善其身”,“心怀魏阙”的同时“遗世独立”。

因为有了儒道两家的调和互补,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在积极进取时不失细品人生的情趣,在清醒痛苦时也有“身在江湖”的超脱,在山野园林中不忘家国天下。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鲜有如尼采、本雅明那样的疯狂者和自杀者,许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珍爱生命,以及他们懂得以道家思想(当然也包括佛家思想)排遣人生的痛苦有关。儒家和道家由相互对立,到相互融合补充,相反相成,地对塑造中国文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审美兴趣、文化心理等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直到今天,儒、道两家的思想依然作为民族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2]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儒家代表人物篇6

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曾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成为传统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原则和规范，时至今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儒学还有存在价值吗？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盛行，在某些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已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从“功用”上思考、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某些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的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等角度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某些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应该像出土文物一样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儒学在当今中国仍有存在价值，因为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并决定着中国人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一、儒家哲学的基本观点

简单地概括，儒学应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儒学的核心概念是“仁”，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的“识仁”、“体贴天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致儒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的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可说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篇》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借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

二、当今社会儒学作用之所在

1.利用儒学重构现代社会道德

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就是呈加速扩大趋势的非道德化倾向。许多传统道德体系被玩忽、蔑弃、破坏甚至解构，政令和法律被迫切入道德领域，以管制和刑罚代替教化。更严重的是，以政法代道德导致更多的人愈淡漠甚至丧失自律意识，一度令政法管制束手无策。其后果是人性的扭曲以致丧失，从而使公共秩序败坏，社会生活失范。可以说某些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经开始崩溃，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出现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如何解决现代社会道德滑坡现象？“重构道德”成为当今社会十分关切的话题之一。在重建道德、特别是自律而非他律道德方面，儒学拥有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典范。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就是儒学的实践目标。

儒学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儒家清醒地了解到人的与物质生活相互作用可能对其道德意识发生的负面影响，因而汲汲于提倡修养工夫，发明道德本心，使之“惺惺不寐”；追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政教方式，内外夹持，养护人的德性。人性规定了儒学做人的原则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儒学永远不是道德说教者，首先是道德实践者，他们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格，以自己的道德人格证明自己的道德教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历史上的儒学都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仁、义、礼、智、信”这人世间永远不变的常理常道。

儒家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的论说及实践典范，对于当今人类的道德生活具有非常现实和重要的价值。

2.利用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资源，有现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吸取和继承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精华，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内容，并使之取得“中国化”的形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青年群体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足以表明儒家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是活着的思想。就此而言，儒家思想必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定型的，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在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内聚力，就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处在“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与传统进行了最彻底的绝裂，儒学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如何解决呢？通过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岁月中，儒学必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儒学“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

3.利用儒学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

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无疑具有普遍性和灾难性。伴随现代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是人类精神的失落和传统社会的解体，特别严重的是地球生态圈经亿万年演化而形成的生态系统的高度破坏。臭氧层空洞、温室气体效应、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诸如此类因工业化和都市化引起的问题，已非水土流失、河流枯竭、土地沙漠化、空气和水源污染、酸雨等局部性问题可比，真正是全人类的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或消解的问题。

儒家代表人物篇7

关键词：儒学；儒学精华；儒学槽粕；儒学的社会作用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7－0054－04

武汉大学刘绪贻教授学贯中西，博通古今，桃李遍野，著述等身，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著名大师。刘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曾写成一本新奇论著《中国的儒学统治》，此书的副标题为“既得利益抵制社会变革的典型事例”。刘先生在书中引用了美国学者于19世纪80-90年代广泛流行的“既得利益”（Vested interest）这个新概念来证明：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共同的既得利益，这个社会就很难实行变革。中国封建社会由皇室和儒生阶层这两个组成部分所结成的特殊利益集团作为社会的统治阶级，力图维持现存社会秩序，因而成为抑制社会变革与变迁的阻力。在书中，刘先生还考察了儒学政治统治演进的历史进程，认为儒学思想及其社会主张具有强有力的政治统治功能，它强调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经济上扶助农业抑制工商，文化教育上尊经崇儒、克板守旧，三个方面相结合，进一步梗塞了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

刘先生早年受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冯友兰诸位名师，既掌握了西方社会学分析社会问题的实证方法，又熟悉“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的我国传统治学路径，对儒学经典也颇有研究。所以他对近两千年来中国的儒学统治能够做出鞭辟入里、直捣黄龙的条分缕析，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儒学及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历史地位与社会作用，使我们能够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获得较为全面的认识。该书启发我们深入思考究竟应当如何全面评价作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之一的儒学及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今年5月13日是刘先生九十九周岁白寿大喜和百岁嵩寿华诞大庆。值此良机，重温刘先生的观点和思想，于儒学刮起“复古”之风的当下社会对此问题作进一步的反思，不仅能够表达对先生的诚挚贺忱和崇高敬意，也确实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儒学既有精华又有糟粕

儒学本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崛起的一支文化流派。从汉武帝“独尊儒术”起，儒学被奉为正宗官学，其余诸家遭到罢黜。到汉元帝时推崇儒学五经的官方学派已增至14个，并且形成代代“师传”；东汉以后进而变为“家法”，家家传承。到魏、晋时期，出现以道家的玄远、虚无思想来修补儒家的玄学。随之而来的道家的复兴与佛家的繁荣构成对儒学的严重挑战与威胁。然而儒家依靠北周和隋唐皇室的支持得以重建其统治地位。同时，儒学又善于吸纳道学与佛学的精华，从而又削弱了道、佛的影响，尤其是宋朝理学的崛起使儒学得以重新振兴。理学之集大成者朱熹既保留了儒学关注现实政治、注重人伦道德教化的本性，又采撷了道、佛对天道物理的精深思考；既克服了儒学的单薄与肤浅，又避免了道、佛的虚妄与空寂，将儒学中的“善”凌驾于道家的道和佛家的“心”之上，自成了儒学的新体系。朱熹之后，儒学在明、清两朝代又有过三次大转折，即明末王阳明（原名守仁，因筑室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后人称之为阳明先生）鼓吹的心学，清初兴起的汉学以及清末今文经学的研究。这三次转折后儒学虽然已经愈益玄远衰微，但其遗害余毒却渗透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长久深入地影响人们的精神生活。

儒家代表人物篇8

 

公元前4至3世纪，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在经历重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几乎同时出现了两个哲学流派：古希腊的犬儒派与古代中国的庄子学派。犬儒学派和庄子作为生活在社会动荡时代里的智者，都为各自时代的人们设计了自处之道。前者以愤世嫉俗、行为乖张为特征，后者以“离世异俗”思想抗争为特征。虽然尚无直接文化接触与交流，这两大哲学流派却在出现的社会背景、政治社会观、伦理生活观上都存在诸多相似性，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一、庄子与犬儒学派简要介绍

 

一般认为，古希腊的犬儒派出现于公元前4 世纪，是所谓的“小苏格拉底学派”之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它时断时续，一直存在到罗马帝国晚期。但犬儒生活方式的创立、基本思想主张的提出和处世特征的形成却主要是在早期阶段的三位代表人物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和克拉底活动之时。第欧根尼是犬儒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灵魂人物。犬儒学派的基本思想主张是提倡生活简朴、回归自然，节制自己的欲望，想狗一样的活着。拒绝接受一切的习俗——无论是宗教的、风尚的、服饰的等等。他强调禁欲主义的自我满足，鼓励放弃舒适环境。

 

庄子，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有封”，属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知识，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

 

二、庄子学派与犬儒学派相似点浅析

 

(一)庄子学派与犬儒学派社会背景相似：社会转型时期动荡复杂的社会环境。

 

公元前3至4世纪的古希腊和古代中国的动荡复杂，未定于一统的社会历史时期提供了犬儒派与庄子学派得以产生的土壤和环境。由于社会大变革，当时的古希腊和古代中国交织缠绕着种种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进而催生了文化繁荣，思想争鸣的局面。犬儒学派即是希腊城邦制度的现实产物，又是希腊城邦文化的叛逆。战争使城邦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社会苦难的加深和阶级斗争的尖锐也导致了古希腊的城邦危机：自由公民的没落、国家范围的扩大导致了城邦公民集体理想的破灭。同时，希腊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再惨败和苏格拉底的受审与处死以及柏拉图出走西西里等一系列事件中，受到了心灵上的冲击，感受到了民主制度弊端给社会带来的危害。这些都使希腊哲学家把“伦理问题” 提到重要地位，从而给这时期希腊思想带来了某种个人主义或世界主义的色彩，而犬儒学派则是这股力量的代表之一。而庄子所处的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世俗化转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有的宗法世族统治开始动摇，平民和奴隶的反抗斗争使得西周以来的阶级关系也随之发生较大的调整，“井田制”也逐步走向瓦解。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政治局面的错综复杂，军事斗争的层出不穷打破了传统的生活和观念;同时在各国的政治变革与相互竞争中也急需要理论的指导以求增强统治的应变能力;由于这时政治空隙比较多，知识分子开始脱离了官府，摆脱原来的依附性服务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术文化异彩纷呈，庄子思想便是“百家争鸣”其中之一。这些反映了在社会转型和矛盾加剧的历史时期，当政治暴力可以随意摧残个人生命而个人的抗争变得微不足道的时候，就容易使人转入内在精神世界，以求得精神世界的舒展与张扬，必然激发新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从而催生新的思想文化体系。

 

(二)庄子学派与犬儒学派在生活态度上相似：“自然地生活”。

 

就个人的社会生活安排来说，犬儒派与庄子学派都提出要“自然地生活”。这种生活方式在现实中表现为：生活简朴、甘于清贫、愤世嫉俗、淡泊名利、反对世俗制度、对身外之物漠不关心，顺其自然地生活。

 

犬儒派奉行苦行，衣着简单，手持长棍，背着破皮袋靠乞讨为生。白天常常在体育场、大街上、市场里与人交谈或辩论，晚上则睡在大街上或神庙里。他们“对一切外在的，特殊目的、需要和享乐漠然无动于衷”《第欧根尼·拉尔修》中记载了关于他的一则逸事：“有一天第欧根尼在洗菜，阿里斯底波从旁经过;他向他喊道：‘如果你知道亲自洗菜你就不用尾随国王们了’。阿里斯底波很合适地答道：‘如果你知道与人们来往，你就不用去洗菜了’”。这也说明犬儒们甘于遵从自然的生活，而不去追逐金钱、官职和地位的生活态度。

 

庄子一生清贫，生活简单，以织草鞋为生，艰难度日“庄子家贫，故往贷于监河侯”，“庄子衣大布而补之，正絜系履而过魏王”。实际上，庄子并非没有机会为官，只因他按照自己自然的方式生活，放弃了做官的机会。

 

庄子在《齐物论》中有段精辟的论述：“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这段精辟的论说充分地体现出庄子相对主义的哲学特点。在庄子看来，在不同的情势下事物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是非。反映出庄子对名利的淡泊。

 

(三)庄子学派与犬儒学派在政治社会观上相似：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

 

犬儒派与庄子学派都彻底批判否定现行的政治制度，抨击骄横傲慢的统治者，嘲讽那些四处奔走经营、为统治者效犬马之劳的人。

 

犬儒派藐视一切权威，无论是城邦的政治制度，还是那些威严赫赫的君主、伟人，无一能逃脱他们的抨击。对希腊人引以为自豪的城邦民主选举制，安提斯泰尼就不无讽刺地建议雅典人投票决定驴即马，有人说这不太荒谬了吗?第欧根尼有一句名言：“重估一切现存价值”。他认为，文明的主要价值如“高贵的门第、声誉和一切显赫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浮夸的罪恶装饰品”，金钱是一切罪恶的渊源。“自然”比“文明”更为真确，所以应该返归自然，遵从自然，抑制一切人为的欲望追求，以简陋俭朴的生活刻苦磨练自己。

 

庄子不仅否定现行制度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对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大加斥责。田成子杀齐君得齐国南面称孤道寡，俨然一副君王模样，而柳下跖聚众起义却被称为盗贼。庄子对此极为愤慨，发出了“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的怒骂。对于那些趋炎附势，为了蝇头小利不惜卑躬屈膝的人，庄子极度鄙视与厌恶。在《庄子·外篇·马蹄》中：“夫赫胥氏时，民居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游。民能以此矣!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这几句话充分体现了庄子的反对束缚和羁绊，提倡一切返归自然的政治主张。

 

三、庄子学派犬儒学派差异点浅析

 

虽然犬儒学派与庄子学派有诸多的相似性，然而也明显存在着诸多差异。

 

(一)犬儒派与庄子学派都主张“自然地生活”，但是二者对于“自然”的理解却存在歧义。

 

犬儒派理解的“自然”有着两层意思：“ 一是外部环境，一是个人自然生存本能”，犬儒的相对主义否定外在的一切标准、一切习俗、主张一种自然的状态所以，犬儒们在日常生活中会努力适应各种恶劣的自然环境，泰然处之地生活。但是，随着犬儒学派的不断发展，他们对自然地理解日益庸俗化和浅显。后来的犬儒学派把“自然的活着”理解为像动物一样活着，像狗一样活着。《第欧根尼·拉尔修》里记载：一次吃饭时，一个客人丢给第欧根尼一块骨头，他就像狗一样奔上去，并且摇头摆尾。犬儒派另外的一位代表人物克拉底甚至与同为犬儒的伴侣希巴尔其娅在公共场合交合。这些都反映出后起的犬儒们逐渐的对“自然”的曲解，视“自然”为“动物”。

 

庄子笔下的自然观是合乎万物自身规律的本然状态。庄子最欣赏的是自然之乐，甚至主张与自然界的动物共处而同游。“自然地生活”就是一种万物能够顺其本性和内在规律而活动，保持事物的本真面目。这一生活方式的主旨是要尊重事物的内在规律，反对人为的干涉和破坏。“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以“道”来体现自然的转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华，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夫天下也者，万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白体将为尘垢，而死生终始为昼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丧祸福之所介乎!”“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在社会生活中，庄子主张按照人的自然的规律生活。“自然地生活”这一生活方式是一种超脱的智慧，顺其自然、无为不争的生活。与犬儒学派消极、颓废甚至低俗的“动物式的自然生活”观相比，庄子学派崇尚的“自然地生活”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二)犬儒派与庄子学派都愤世嫉俗，安贫乐道，但二者生活态度以及表现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犬儒派奉行苦行主义与禁欲主义，抛弃一切财产，以乞讨为生。长发，赤足，身穿破烂不堪的短外套，肩上背一个破袋子，手里拖一根木棒或拐杖。白天在大街上、体育场，一切有人群的地方游荡，主动找人交谈或辩论，不时把严厉的斥责、不失幽默的嘲笑抛向路人。“晚上，他们则露宿街头。生活中往往表现得盲目自大，目空一切，希望用这种极端乖张的行为来表示对这个世界的不满和自己的主张。出于对一切知识理论的否定，他们有意识不去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些乞丐哲学家的道德说教主要表现在他们粗鄙的诡词之中，表现在轶闻之中。他们的道德说教中很少有严肃的探究。”庄子学派也主张过简朴清贫的生活，但庄子学派并非像犬儒派一样奉行苦行主义，抛弃一切财产，乞食为生。“庄子学派也没有脱离家庭，独身而居，而是娶妻生子，相依为命，尽享天伦之乐。与犬儒派对现实不满的表现方式不同，庄子学派主要是著书立说，表达思想，与社会相背但相容。不像犬儒派，四面出击，锋芒毕露，咄咄逼人。所以他们不仅没有遭到社会各个方面包括统治阶级的责难，反而受到世人的尊重。”庄子学派的思想源远流长，其生活的智慧常为落魄知识分子所推崇。

 

四、结语

 

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历史，不同的传统决定了二者处世态度的不同。犬儒派随着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走到了尽头，逐渐淡出历史的舞台;而庄子学派的思想以及道家思想却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思想智慧，源远流长。这都是与他们的异同点密切相关的。

儒家代表人物篇9

关键词：改革开放；儒家文化；继承；批判

一、新儒学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大陆学术界对现当代新儒学的研究成就斐然。这一研究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而开始的。门户打开以后，海外学者，首先是海外华裔学者，继而是境外港台两地学者纷纷来内地讲学，接着，他们的论文、著作陆续被引进，这当然只是外缘。内在的原因，则是内地学者反思“五四”以来至“”对传统文化，对本民族文化遗产的伤害，重新思考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中国的儒学研究在50至70年代前期这20多年的漫长时间里，由于教条主义与极“左”思潮的影响干扰，因此进展甚微，对于孔子或儒学批判多于继承，把不少学者的精力无意义的耗损于“检讨自己”或“革命批判”的运动中去，无暇认真研究传统文化和儒学中的继承问题。

二、现代儒学的主要思想观点及主流代表人物

1.蒋庆先生――儒学复兴论（本位论）的代表人物

蒋庆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系统里，一切现代社会的困难和困惑都可以找到对策。他说，从1912年，或者更早以来，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载体的儒学被中国人自己逐出了公共领域，中国人盲目地学习西方的各种文化，西方文化成了中国的文化主流，中国人逐渐丧失了按照自己文化解释自己历史与解释西方、解释世界的能力。蒋庆认为这就是儒家说的“以夷变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悲剧！

2.李泽厚――西体中用论的代表人物

李泽厚是中国大陆80年代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儒学四期说”。“儒学四期”的风貌，是期待某种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正如第二期有不同于董仲舒却仍具汉代特色的王符、仲长统、荀说、杨雄、王充以及何休、郑康成等人一样，第三期有不同于周、张、程、朱的王安石（尊孟）、邵“雍等人一样，四期儒学至少可以有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哲学等不同取向。这些不同取向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也有矛盾和冲突。它们相反相成，正好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丰腴面相。

3、张岱年――马克思辩证论代表人物

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特点和规律。研究文化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见解独到，别树一帜，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又指出：“文化是发展的”，而这种发展“都是符合辩证法的。”正因为文化领域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当用科学方法，然而于一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外，还须用对理法，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对理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4、方克立――创新综合论代表人物

方立克先生把现代新儒学放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中来定位的，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来观察、认识80年代的文化论争，即认为当时的论争主要是发生在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三派之间。方先生认同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主张，并将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在多篇文章和谈话中都表示既不赞成文化激进主义，也不赞成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认同文化的综合创新主义（论）。

如何处理中学、西学、马学这“三学”（“三流”）的关系，马先生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设想，主要是想解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挺立民族文化主体性二者统一、相结合的问题。综合创新文化观在大方向上是对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它在内容上还需要深化和明晰化。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将会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

三、儒家文化的批判性继承

1.要对话不要独尊

在新的世纪，儒学应当彻底抛弃“惟我独尊”的幻想。儒学应当在世界文化的大平台上，与国内外各种思想文化体系进行接触和交流，进行思想的对话，以期消除矛盾、达成共识。这就是新世纪的文化磨合过程。儒学只有经过这种文化磨合，才能够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

2.要复兴而不要复古

儒学在世界未来的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中找到自己合理的定位，其目的是为了民族文化的复兴而决不是民族文化的复古。民族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所追求的社会理想之一，在新的世纪追求这一社会理想显得更加迫切，因为，没有民族文化的复兴，中国就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赢得发展，也不可能达到我们所希望的政治多极化。但是复兴与复古有着原则区别。复古就是简单的肯定，而复兴则是否定之否定，即扬弃。复兴必然要求我们要立足于时展的要求，正确处理好传统与当代的关系，善于运用好“我注六经”的思维方式，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真正做到“保存形式、丢弃内容”。

3.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不要再图文化主导的地位

儒学从其固有的体系来说是适应了宗法小农社会发展需要的，因此，在新的世纪它无论如何不可能再居于文化主导的地位。要发挥好文化资源的作用，就要求一方面要打碎儒学固有的体系，只有这样儒学的精华才有可能得以彻底的“解放”，而不至于被固有体系所窒息；另一方面，应当以“古为今用”的原则，将被“解放”出来的儒学精华有机地融汇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去，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服务。只有这样，儒学在中国才能有自己生存、发展的广阔前景，也才能融汇到当代中国的民族精神中去，融汇到世界先进文明中去，从而发挥其应有的人文价值功能。

参考文献：

[1]郭齐勇.近20年中国大陆学人有关当代新儒学研究之评述[J].

[2]胡锐军.百年来儒学研究境况历史回眸[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1）.

[3]宋仲福.赵吉惠，裴大洋.儒学在现代中国.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4]唐凯麟.王泽应.20世纪中国伦理思潮[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6.

[5]杨明.现代儒学重构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5.

[6]景海峰.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1.

[7]冯国瑞.张岱年哲学思想研究――文化哲学的先驱者[J].光明日报.

儒家代表人物篇10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均有重要影响，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舶来文化必须与中国社会现实、中国儒家思想相契合，从内容到形式都转变为具有中国时代气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正如同志指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只有正确运用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对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进行契合研究，对于认识和学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群众路线”有着重要作用，对于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观更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儒家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群众路线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根植于西方的先进文化，经过近百年的文化传播和实践探索，目前已成为当代中国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拥有上千年的悠久的文化历史和深厚的社会基础，至今对广大群众的行为规范及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与作为普通民众日常生活指导原则的儒家思想并不互相抵触，将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进行契合，既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又有助于带动儒家思想现代化。

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必要性

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这就需要从思想文化和社会实践层面剖析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必要性。

（一）中国存在的文化问题当代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中国多层次文化结构中主流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存在矛盾，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进行传播和实践；文化冲击与文化迷茫，反映中国当代社会思想与文化的缺失；传统伦理道德的缺失，导致信仰与行为的鸿沟。解决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必须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用大众能够接受的话语体系传播马克思主义。

（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需要一个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先进理论作为它的精神臂膀，尤其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更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作为其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基础之上，在新的社会发展时期，为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要体现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体现在与中国社会现实结合的实践中，体现在与传统儒家思想的融合中。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能够在中国文化土壤中深深扎根，就必须从儒家思想中找到共生点，二者的契合有着理论和实践上的可能性。

（一）理论上相契合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有着某种连贯之处，这种连贯为二者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对世界本源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皆强调世界本原统一于物质，如儒家代表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虽然，荀子的古代朴素唯物论概念远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高度，但古代朴素唯物论的内在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以贯之。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在认识论方面具有相通性。儒家思想中强调“知行统一”，如《中庸》中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行”是“知”的基础，“行”是衡量是否掌握真知的标准。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源泉、途径和目的，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可见，虽然儒家思想中用于内省、修身的“知行观”远没有达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但在一定程度上“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二）社会实践上相契合的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契合，不仅仅理论上具有可能性，在社会发展实践中也充满可能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理论命题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为出发点的。虽说马克思主义是具有“普适价值”的开放性理论，但如列宁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最恰当的发展和继承，其灵魂是马克思主义，载体是儒家思想，目的是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如此可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过程为二者的契合提供了可能性。“儒家思想现代化”的理论说法也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的契合提供可能性。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之所以会走向没落，原因在其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科学理论。儒家思想的现代化及复兴的道路和途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对儒家思想起到一种扬弃作用，留精华，去糟粕，使儒家思想在民间大众中起到积极向上的作用，可见“儒家思想现代化”的实践为二者的契合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原则

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原则，要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用包容的思维辩证地对待儒家思想。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刘云山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发展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3]这表明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是要把儒家思想放在无足轻重的次要位置，而是立足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儒家思想进行辨析，选择性的对儒家思想进行扬弃，这也是儒家思想现代化转变的根本条件。

（二）辩证对待儒家思想指出：“我们绝不能不区分精华和糟粕，对于传统文化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而是应该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受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4]这表明，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批判继承地把儒家思想中合理命题、合理观念融合到时代文化、时代精神中，使其成为新时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三）以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对待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契合，将二者契合的理论放在当代中国社会现实环境中去考查，考查其是否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推动作用；是否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的改善起到良好效果；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利益。因为只有能够经得起实践检验的契合理论，才能成为引领大众文化和时代文化的标准。

四、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典范——“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具体化、实践化的发展与创新，其形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与儒家思想“民本”思想的结合和交融。以群众路线为切入点，对“群众观”和“民本思想”进行比较分析，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相契合进行研究。

（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主体，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民本思想”强调以民为本，如孔子提出的“勤政为民”、孟子提出的“得民心者得天下”等思想。“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依靠群众”就是在“群众观”和“民本思想”二者基础之上提出的，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活动的主体，是群众路线的基本立足点和最终归宿。

（二）正确处理人民群众和历史人物的关系“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性力量；“民本思想”中对君民关系也进行了类似阐述，如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荀子提出的“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思想。“群众路线”中的“一切为了群众”表明了群众是价值主体，是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历史人物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进程和总方向，且其要受到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约。

（三）人民群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依靠力量“群众观”强调要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激发人民群众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创造性力量；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的“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唐太宗李世民承袭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他强调“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等。群众路线中“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的内容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建设、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依靠力量，依靠人民群众，正确发挥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

在中国，“群众路线”思想不仅仅是“民本思想”的传承与延续，更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核心与灵魂。从到，党的群众路线思想都是一脉相承的，虽然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执政思想、执政理念与执政方法不尽相同，但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人民群众的关键作用，强调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前进发展的内涵始终没有变。所以说，群众路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的典范。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相契合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从理论层面分析，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需要，也是儒家思想现代化的需要。从实践层面分析，二者的契合既是解决当代中国存在的文化问题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并且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契合对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传承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刘云山.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N].人民日报,2007-10-29.

[4].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1.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