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的作用十篇

民族意识的作用篇1

一、社会意识种类、结构层次、性质及传承

社会意识的种类可分为群体意识及个人意识。历史继承性可影响到群体意识，其研究是静态研究，研究内容包括社会意识现象、现状及其结果；而社会遗传性可影响到个人意识，其研究属于动态研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社会意识的形成原因及其发展前景。尤其在社会意识的发展中，在这一期间产生了较多的社会分工，并且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转变，使得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间产生矛盾，而这种矛盾又通过社会意识反应出来。若从这一方面来讲，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及社会遗传性之间相互作用，进而促进社会意识的发展。

社会意识的结构层次可分为高层次与低层次。高层次主要是指社会意识形式，主要包括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即道德、哲学、宗教、思想、自然科学、语言学及心理学等。社会意识形式主要受到历史继承性的影响，具有主动性及选择性。而低层次则主要是针对社会心理，即人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形成的心理状态，包括职业心理、时代心理、个人心理及其民族心理，若追求更细方面，则表现为习惯、意愿及其情感等，主要支配着人们的日常行动。社会心理主要受到社会遗传性的影响，具有非选择性及被动性。在某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社会遗传性早就多种社会心理，由于历史继承性具有选择新，可培育多种社会意识形态，并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社会生活及个人意识。

社会意识的性质可分为积极意识、消极意识。由于社会意识在发展过程中，具有柔软性及不确定性，导致在发展中继承优秀的东西，而抛弃落后的东西。而在社会意识的传承之中，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影响通过生理遗传而表现出来。若从个人意识的观点来看，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生物遗传中所持有的不同性格及能力。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是相对独立的，导致在发展过程中，目的是创新发展，但也存在一定弊端。

社会意识的传承主要是通过习育及教育来共同完成的，在历史继承性表现出有目的及有意识的教育，而在社会遗传性上则表现出无意识的习育。无论是教育或习育，都得到认同，在社会意识的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所谓有意识的教育则是依靠学校教师、父母及社会等强加给人们的，而无意识教育则是受到父母素质的影响、学校及社会风气的熏陶而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人们的意识。这种无意识的教育伴随着人们终身，对人们语言、性格及道德的形成占有重要地位。习育与教育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矛盾是社会不可避免的矛盾，实现两者的统一是意识形态最为理想的境界。

二、民族、国家发展中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与社会遗传性的影响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应，对历史继承性及社会遗传性进行研究，可确保民族及国家的独立性。外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曾说“人们应根据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尤其在全球化的时代，更应从自己与别人的不同确定身份。若从这一角度来讲，世界个各国的依赖性逐渐得到加强，且民族社会意识也得到相应增强。社会意识中的身份认同及识别对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安全起着重要应该能个。可认为身份认同源于继承，从这一意义上来讲，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持有的抽象物体，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综合。人的本质来源于其社会性，而身份的识别则源于遗传性，遗传包括两大方面，即社会遗传及生物遗传。其中社会遗传主要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及个人的心理、品格形成及其思维方式造成一定影响；而生物遗传则是对一个民族、国家及个人的整体外形及能力造成影响。因此，民族、国家的身份认同、身份识别分别来源于社会遗传性、历史继承性。正是社会意识的历史继承性及社会遗传性才决定了这个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最后，研究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社会意识应保证在社会遗传的基础之上，并在社会遗传的基础上进行构建。尤其是当前全球化经济师弟啊，只有不断选择、创新自己思维能力及实践能力，才能够不断发展自己。对于一个民族及一个国家而言，同时需要有意识、有目的及有计划的进行教育，并利用多种方式将其付诸于每一个人们身上，扩大经验主体，使每一位个体都能够享受到亲身体验的过程，使意识形态具有实效性及实用性。

民族意识的作用篇2

一、充分把握当前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当前，八钢民族工作的情况总体是：党的民族政策得到全面落实，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为越来越多的干部群众所掌握，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各族干部职工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支持、互相谅解已蔚然成风气。但是，民族工作面临的形势仍然严峻复杂。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滞后的状况还没有改变，加快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任务十分紧迫。随着与国内外联系的更加紧密，随着各族群众跨区域流动不断增多，民族问题日益与其他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影响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因素更加复杂。国际敌对势力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更加注重利用民族问题对我进行渗透破坏，妄图在我边疆民族地区打开缺口。境内外“东突”民族分裂势力竭力策划暴力恐怖活动，妄图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制度，肢解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分裂和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尖锐的，有时甚至是十分激烈的。这些内外因素直接给八钢民族工作带来着不利影响，尤其是“7.5”事件对新疆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团结大好局面带来的严重创伤，民族之间感情的弥合，还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与此同时，我们还存在着就业问题较为突出的矛盾，存在着个别单位对民族工作认识不足、力度不够，基层基础工作不到位，基层作业区、班组管理人员不会做、不善做民族工作等问题。

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召开，为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和推进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健康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我们一定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对企业和对员工高度负责的态度和精神，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不断开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新的局面。

二、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基础

民族团结是新疆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也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前提和保证。八钢长期以来结合企业实际开展的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民族团结宣传教育，包括民族团结教育在内的全员政治轮训，及其去年以来开展的“热爱伟大祖国、建设美好家园”主题教育活动等，都进一步增强了各族职工群众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提高了各族干部职工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觉悟。尤其是持续开展的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和民族团结结对子争当最佳实践者活动，以月促年，常抓不懈，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和卓有成效的宣传教育，使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三年一次的八钢公司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和各单位一年一度的表彰大会，不断树立和表彰民族团结先进典型的活动，以榜样的力量感召和凝聚人心，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祖国大家庭好、民族团结好”的主旋律，形成了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推进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展，为企业的快速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三、正确认识民族意识问题是做好民族工作的前提

做好民族工作要正确认识民族意识问题，因为民族意识是一种客观存在，有民族就有民族意识，民族没有消亡，民族意识就不会消亡。这里讲的是中华民族大概念下的各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意识可以起积极作用也可以起消极作用，关键看教育和引导。积极的民族意识就是民族自尊自立自强，珍惜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贡献为自豪，愿意向其他民族学习，这样的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是一致的；而消极的民族意识则表现为看不起不尊重乃至欺侮其他民族，这种民族意识实际上是一种狭隘民族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是背离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特定民族的民族意识视为消极甚至等同于分裂意识，人为地去加以消除，这样容易引发民族的对立情绪；同时也不能让任何的民族意识超越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这样不利于民族团结，甚至会成为分裂主义思想的温床。因此，工作中我们要多讲各民族共同创建祖国大家庭，多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多讲在近代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各民族共同捍卫祖国统一，多讲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各民族利益的共同性、一致性，从而强化各族职工群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归属感，强化公民意识和中华民族意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

民族意识的作用篇3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我国各族人民用辛勤的劳动和无限的智慧，共同开拓了广袤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精神。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族人民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推动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内蒙古自治区作为少数民族地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为重要，更需要各民族手挽手、肩并肩，共同努力奋斗。

一、提高政治站位，加强有关民族工作内容的学习

做好民族工作，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内蒙古自治区70多年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光辉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民族工作成功的根本保证、也是各民族大团结的根本保证。作为民族地区的公安党员干部，必须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增强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要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大力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上下功夫。必须要以坚决的态度、有力的担当、积极的行动，将党中央和区市党委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到位，全面理解党的民族政策，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扎实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

二、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促进各民族守望相助、齐心奋斗

民族意识的作用篇4

论文关键词：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知识产权；特殊制度

一、民族医药及其知识产权界定

民族医药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总称，与汉族中医药学和民间草医草药共同构成我国传统医药学的组成部分…。

民族医药有如下特点：

第一，传统性。民族医药是各民族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积累的独特的医药知识，为各民族或其居住地域所固有，并代代相传，随着环境变迁而不断演进。因此，民族医药是基于传统而非在当今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国际社会普遍将民族医药作为传统知识的组成部分。

第二，传承性。民族医药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不间断的、世代相传的创造过程，不同于现代西医药的间断性和跳跃性发展，因而具有鲜明的传承特性。民族医药传承的方式主要有口头传承和文字传承两种，除了少数已经文献化的民族医药如藏药等有文字传承之外，民族医药知识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是由民族医药理论和实践的特殊性及其独特传承规律决定的。

第三，民族性。民族医药并非靠某一时期单个成员智慧与灵感完成，其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尽管个人的努力与创造性活动可能对民族医药的形成与保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角色作用逐渐被民族集体主义所替代。

二、现有的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困境

(一)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类型

1．专利保护。专利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和保护创新。发明创造要取得专利权，必须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条件。利用现代技术在民族传统医药基础上创新的新剂型完全符合专利法的要求。但传统的民族医药如传统成药配方，是也同样否能获取专利保护呢?下面我们从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三方面进行分析。

在新颖性方面，如果民族医药尚未文献化，亦未公开使用，即具备新颖性，完全可以申请专利。另外，即使有的民族医药在本民族公开流传和使用，也可能符合新颖性标准。因为一项技术被“发明人以外的他人”知悉或使用才丧失新颖性，而民族医药的创造具有群体性，在本民族公开流传和使用应视为“发明人自身”而非“发明人以外的他人”知悉或使用。因此，若民族医药技术知识没有为本民族之外的人所知悉或使用，就不会丧失新颖性。

在创造性方面，民族医药的渐进式发展并不影响其创造性。因为民族医药在其传承过程中是一个整体，先前流传的技术并非是既有技术而是同一技术。判断民族医药的创造性就不能以先前流传的技术为参照，而是要与申请日前已公开的其它技术相比较。如果民族医药相对其它既有技术具有显着的进步，就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审查。在实用性方面，民族医药具有防治疾病的作用，相关技术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使用，毫无疑问具有实用性。

因此，一些未经文献化、未在本族群外公开的民族医药，如各种秘方、验方、药物用途、炮制技术等，完全有可能符合专利要件，获得专利保护。

2．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商标是由特定的符号、颜色、字母、形状或名称所组成的标记，用以区别或代表产品的制造来源。商标权是对特定标记及其相关商誉的专有权。医药企业的商标往往蕴涵着企业形象、药品质量、患者对药品的信赖。利用商标保护民族医药，对于民族医药的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商业利益。如少数民族医药企业贵州神奇公司的“神奇”商标、奇正藏药公司的“奇正藏药”商标，先后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为本民族医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理标志是指用来辨别某一商品产自某一领域、某一地区或地点的标志，且该商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它特性与该地理来源密切相关。许多少数民族使用的药材受到当地气候和土壤等特殊地理因素的影响，甚至只能在当地特殊地理环境下生长，移植到其他地方则不能生长或药性锐减，是为道地药材。因此，可以利用地理标志来保护民族医药中的道地药材。如吉林的人参、云南的三七、宁夏的枸杞等道地药材都可以通过地理标志来保护，以提高产品的商业价值。

3．商业秘密保护。我国许多民族医药是通过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护的。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民族医药当中有大量的祖传秘方、诊疗技术，医药炮制技术是世代口耳相传，没有形成文字记载，属于未公开的技术秘密。如云南白药的配方及工艺就是利用商业秘密形式保护的。此外，已文献化的民族医药知识还可以获得着作权的保护，当然这仅仅是对其表达形式，而不是该表达包含的技术内容进行保护。

(二)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民族医药上所面临的困境

知识产权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迄今只有300年历史，其保护客体为具有显着创新的现代知识。由于现行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所具有的功利性和对保护客体的人为选择，使其在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上存在理论困境和现实障碍。这表现在：

(1)知识产权以保护个人财产权为基础，权利人通常为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而民族医药知识并非靠某一时期单个成员智慧与灵感完成，通常是集体创造、改进和传授。而“集体”的范围一般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导致以民族医药申请知识产权时，面临权利人认定的难题。(2)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旨在保护跨越式的创造性成果，以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为条件。而民族医药世代流传已久，即使将民族集体作为发明人，如果流传范围超出本民族或本地区，也难以认定其新颖性和创造性，因此很难获得专利权的保护。(3)知识产权制度仅提供一段有限的保护期限，一旦专利期满，该民族医药技术便进入公共领域。而民族医药却是基于传统、世代相传，知识产权制度所提供的保护实际上不利于民族医药的传承，也不利于保护民族医药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4)根据我国专利法第25条规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授予专利权。民族医药关于疾病的独特诊断和治疗方法也无法获得专利保护。

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加紧利用先进科技提取民族特效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几乎未做任何实质性改进便申请专利权，却未对提供资源的民族支付任何报酬。这不仅对持有该医药之原住民族不公平，而且将使民族医药资源遭受大肆掠夺，逐渐消亡。因此，在无法利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民族医药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其它特殊制度加以保护。

三、民族医药知识产权的特殊保护

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包括积极性保护和防御性保护。积极性保护是指诉诸现行知识产权之外的其他特别权利对民族医药进行保护，防御性保护则是指根据法律规定阻止他人对民族医药主张知识产权所进行的保护。

(一)防御性保护

1．传统医药数据库制度。由于民族医药知识大多是通过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文献化程度低。因此，如果他人试图申请专利权，在缺乏任何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很容易通过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进而获得该专利权。建立以传统医药为既有技术的数据库，作为各国专利机关审查专利新颖性及创造性的参考，有助于避免专利的不当授予。因此，传统医药数据库制度就起到了防御性保护作用。

目前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传统医药数据库为印度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theTraditionalKnowledgeDistalLibrary，TKDL)和中国的传统中药专利数据库(ChinaTCMPatentDatabase)。TKDL旨在收集印度传统医疗方法的草医学，将已置于公共领域的现有印度草医学着作以数字化形式加以保存。TCM收录了自1985年4月中国专利法实施以来所公开的传统中药专利。

2．事先告知同意与利益分享制度。事先告知同意与利益分享是指在使用民族医药资源申请知识产权之前，应当披露其来源地，并提供知情同意以及利益分享的证明。这一制度最早为《生物多样性公约》(The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CBD)所提出，同样适用民族医药资源的保护。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从民族地区大规模获取遗传医药资源，另一方面又将利用此种遗传医药资源开发的专利产品高价返售给不发达民族和地区，而作为遗传资源提供者的少数民族却无法从中获得合理的利益。根据事先告知同意及利益分享原则，民族医药遗传资源的拥有者对于使用民族特有医药资源享有事先告知同意权，并可获得因使用资源而产生的金钱或非金钱性利益。在不适宜授予民族医药传统知识排他性财产权利的情况下，建立事先告知同意及利益分享机制能起到特殊的保护作用。

(二)积极性保护

1．注册登记制度。注册登记制度早已有之，如物权法上的动产、不动产登记制度。其功能主要在于确认和公示权利。注册登记，可分为宣示性的注册登记和创设性的注册登记。对于民族医药的保护而言，宣示性的注册登记的作用是公示权利存在，以方便对抗第三人。民族医药宣示注册登记的前提是其权利先前已得到国家承认，因此还需要有相应的确权法律法规或国家认可的民族医药习惯法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宣示性注册登记制度为民族医药的利益分享及挑战以民族医药为基础的专利提供了合法根据。

创设性注册登记指民族医药一经注册登记，即创设出排他性的权利(如署名权、专有制造、使用、销售权等)，同时公示权利的存在。未经注册登记，法律上权利则不存在。民族医药也可采用创设性注册登记保护，确认权利主体道德上、经济上及法律上的利益。原住民族通过申请注册登记即可享有传统医药的排他性财产权利。

2．习惯法。许多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处理本民族事务的习俗，这些习俗对本民族成员具有约束力，具有习惯法性质。如苗族的“榔规”、“理词”，侗族的“侗款”“侗耶”等。民族习惯法通常会规定如何开发、保持及传承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并就其中涉及的权利及义务有详尽的规定，这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无法做到的。因此习惯法对于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维护及保存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习惯法所保护的权利内容与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甚至不相上下。

当然，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不仅仅是一国国内的问题，还涉及到国际保护问题。因为民族医药保护的许多问题比如生物剽窃问题，大多涉及国际争议。如果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制度仅仅局限于国内，不能在域外适用，其效力将大为减弱。知识产权制度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在保护客体、保护水平等方面已经具有明显的国际协同性。但是，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制度目前仍缺少国际统一立法推动，这也成为适用特殊保护制度的首要难题。

四、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之构想

(一)制定传统医药法或民族医药法：构建特殊保护制度

根据民族医药的传统知识属性，制定专门的传统药法或民族医药法，是我国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战略选择。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中医药法的立法工作，笔者建议，未来的传统医药法或民族医药法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保护客体及其分类。受保护民族医药传统知识须为特定区域民族所持有，以保密性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为限，即尚未在本民族区域之外公开，如果已公开于特定区域之外则不受特殊保护。

2．注册登记制度。建立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名录及其数据库，防止对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不当占有和利用。实行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分类登记确权制度，将登记分为宣示性注册登记和创设性注册登记两类。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应依职责搜集整理民族医药知识进行注册登记，持有传统医药知识的社群或原住民族也可主动向主管机关申请注册登记。此外，注册登记方式应分为公开的注册登记和保密的注册登记两种，对于已公开的传统医药应为公开注册登记；未公开的传统医药应为保密性注册登记，仅登记其基本信息，而不公开其具体技术。

3．权利内容。权利人享有使用权、事先告知同意权、利益分享权等权利，有权排除他人未经同意而使用，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4．建立民族医药文献出版、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审查制度，完善相应的保密措施，避免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不当泄密或流失。

5．国际互惠原则。对于相互承认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其他国家，实行互惠对等原则，以解决内国法地域局限性问题。

6．与习惯法、知识产权法的相互协调衔接。构建特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注意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相结合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相互协调运作的统一体。注册登记的民族医药知识权利不得妨碍习惯法关于民族医药知识的使用限制、管理、利益分配方式的施行。已经注册登记的民族医药知识不得再申请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

(二)修改我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完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

当然，对民族医药实施特殊保护并不排斥某些集体和个人对民族医药基于创新而获得知识产权。我国现行的《专利法》中涉及了药品专利保护的问题，但主要是借鉴的西方专利法规的有关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到民族医药的特殊性，在民族医药专利保护上还存在缺陷。为了充分利用现有专利制度保护民族医药，目前有必要修改我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方便民族医药等具有传统知识属性的技术申请专利。

1．扩大权利主体范围。民族医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完成的、系统的知识群的形式存在，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应为该民族群体。建议我国专利法将创造传统知识成果的群体作为专利申请权人。具体操作时可由民族自治组织及其代表提出专利申请。

2．对专利要求的“三性”做出详细规定。在民族群体为同一发明人的情况下，如果在专利实施细则中宜将公有领域知识范围明确界定为“发明人以外的他人”，那么仅仅在本民族内流传的医药知识就不会丧失新颖性；另外，宜将将既有技术明确界定为“发明人之外的其它技术”，不能将先前内部流传的民族医药作为既有技术而否定其显着进步性。

民族意识的作用篇5

论文关键词：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知识产权；特殊制度

一、民族医药及其知识产权界定

民族医药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总称，与汉族中医药学和民间草医草药共同构成我国传统医药学的组成部分…。

民族医药有如下特点：

第一，传统性。民族医药是各民族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积累的独特的医药知识，为各民族或其居住地域所固有，并代代相传，随着环境变迁而不断演进。因此，民族医药是基于传统而非在当今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国际社会普遍将民族医药作为传统知识的组成部分。

第二，传承性。民族医药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不间断的、世代相传的创造过程，不同于现代西医药的间断性和跳跃性发展，因而具有鲜明的传承特性。民族医药传承的方式主要有口头传承和文字传承两种，除了少数已经文献化的民族医药如藏药等有文字传承之外，民族医药知识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是由民族医药理论和实践的特殊性及其独特传承规律决定的。

第三，民族性。wWw.133229.cOm民族医药并非靠某一时期单个成员智慧与灵感完成，其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尽管个人的努力与创造性活动可能对民族医药的形成与保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角色作用逐渐被民族集体主义所替代。

二、现有的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困境

(一)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类型

1．专利保护。专利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和保护创新。发明创造要取得专利权，必须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条件。利用现代技术在民族传统医药基础上创新的新剂型完全符合专利法的要求。但传统的民族医药如传统成药配方，是也同样否能获取专利保护呢?下面我们从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三方面进行分析。

在新颖性方面，如果民族医药尚未文献化，亦未公开使用，即具备新颖性，完全可以申请专利。另外，即使有的民族医药在本民族公开流传和使用，也可能符合新颖性标准。因为一项技术被“发明人以外的他人”知悉或使用才丧失新颖性，而民族医药的创造具有群体性，在本民族公开流传和使用应视为“发明人自身”而非“发明人以外的他人”知悉或使用。因此，若民族医药技术知识没有为本民族之外的人所知悉或使用，就不会丧失新颖性。

在创造性方面，民族医药的渐进式发展并不影响其创造性。因为民族医药在其传承过程中是一个整体，先前流传的技术并非是既有技术而是同一技术。判断民族医药的创造性就不能以先前流传的技术为参照，而是要与申请日前已公开的其它技术相比较。如果民族医药相对其它既有技术具有显著的进步，就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审查。在实用性方面，民族医药具有防治疾病的作用，相关技术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使用，毫无疑问具有实用性。

因此，一些未经文献化、未在本族群外公开的民族医药，如各种秘方、验方、药物用途、炮制技术等，完全有可能符合专利要件，获得专利保护。

2．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商标是由特定的符号、颜色、字母、形状或名称所组成的标记，用以区别或代表产品的制造来源。商标权是对特定标记及其相关商誉的专有权。医药企业的商标往往蕴涵着企业形象、药品质量、患者对药品的信赖。利用商标保护民族医药，对于民族医药的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商业利益。如少数民族医药企业贵州神奇公司的“神奇”商标、奇正藏药公司的“奇正藏药”商标，先后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为本民族医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理标志是指用来辨别某一商品产自某一领域、某一地区或地点的标志，且该商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它特性与该地理来源密切相关。许多少数民族使用的药材受到当地气候和土壤等特殊地理因素的影响，甚至只能在当地特殊地理环境下生长，移植到其他地方则不能生长或药性锐减，是为道地药材。因此，可以利用地理标志来保护民族医药中的道地药材。如吉林的人参、云南的三七、宁夏的枸杞等道地药材都可以通过地理标志来保护，以提高产品的商业价值。

3．商业秘密保护。我国许多民族医药是通过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护的。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民族医药当中有大量的祖传秘方、诊疗技术，医药炮制技术是世代口耳相传，没有形成文字记载，属于未公开的技术秘密。如云南白药的配方及工艺就是利用商业秘密形式保护的。此外，已文献化的民族医药知识还可以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当然这仅仅是对其表达形式，而不是该表达包含的技术内容进行保护。

(二)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民族医药上所面临的困境

知识产权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迄今只有300年历史，其保护客体为具有显著创新的现代知识。由于现行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所具有的功利性和对保护客体的人为选择，使其在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上存在理论困境和现实障碍。这表现在：

(1)知识产权以保护个人财产权为基础，权利人通常为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而民族医药知识并非靠某一时期单个成员智慧与灵感完成，通常是集体创造、改进和传授。而“集体”的范围一般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导致以民族医药申请知识产权时，面临权利人认定的难题。(2)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旨在保护跨越式的创造性成果，以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为条件。而民族医药世代流传已久，即使将民族集体作为发明人，如果流传范围超出本民族或本地区，也难以认定其新颖性和创造性，因此很难获得专利权的保护。(3)知识产权制度仅提供一段有限的保护期限，一旦专利期满，该民族医药技术便进入公共领域。而民族医药却是基于传统、世代相传，知识产权制度所提供的保护实际上不利于民族医药的传承，也不利于保护民族医药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4)根据我国专利法第25条规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授予专利权。民族医药关于疾病的独特诊断和治疗方法也无法获得专利保护。

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加紧利用先进科技提取民族特效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几乎未做任何实质性改进便申请专利权，却未对提供资源的民族支付任何报酬。这不仅对持有该医药之原住民族不公平，而且将使民族医药资源遭受大肆掠夺，逐渐消亡。因此，在无法利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民族医药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其它特殊制度加以保护。

三、民族医药知识产权的特殊保护

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包括积极性保护和防御性保护。积极性保护是指诉诸现行知识产权之外的其他特别权利对民族医药进行保护，防御性保护则是指根据法律规定阻止他人对民族医药主张知识产权所进行的保护。

(一)防御性保护

1．传统医药数据库制度。由于民族医药知识大多是通过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文献化程度低。因此，如果他人试图申请专利权，在缺乏任何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很容易通过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进而获得该专利权。建立以传统医药为既有技术的数据库，作为各国专利机关审查专利新颖性及创造性的参考，有助于避免专利的不当授予。因此，传统医药数据库制度就起到了防御性保护作用。

目前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传统医药数据库为印度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thetraditionalknowledgedistallibrary，tkdl)和中国的传统中药专利数据库(chinatcmpatentdatabase)。tkdl旨在收集印度传统医疗方法的草医学，将已置于公共领域的现有印度草医学著作以数字化形式加以保存。tcm收录了自1985年4月中国专利法实施以来所公开的传统中药专利。

2．事先告知同意与利益分享制度。事先告知同意与利益分享是指在使用民族医药资源申请知识产权之前，应当披露其来源地，并提供知情同意以及利益分享的证明。这一制度最早为《生物多样性公约》(the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cbd)所提出，同样适用民族医药资源的保护。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从民族地区大规模获取遗传医药资源，另一方面又将利用此种遗传医药资源开发的专利产品高价返售给不发达民族和地区，而作为遗传资源提供者的少数民族却无法从中获得合理的利益。根据事先告知同意及利益分享原则，民族医药遗传资源的拥有者对于使用民族特有医药资源享有事先告知同意权，并可获得因使用资源而产生的金钱或非金钱性利益。在不适宜授予民族医药传统知识排他性财产权利的情况下，建立事先告知同意及利益分享机制能起到特殊的保护作用。

(二)积极性保护

1．注册登记制度。注册登记制度早已有之，如物权法上的动产、不动产登记制度。其功能主要在于确认和公示权利。注册登记，可分为宣示性的注册登记和创设性的注册登记。对于民族医药的保护而言，宣示性的注册登记的作用是公示权利存在，以方便对抗第三人。民族医药宣示注册登记的前提是其权利先前已得到国家承认，因此还需要有相应的确权法律法规或国家认可的民族医药习惯法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宣示性注册登记制度为民族医药的利益分享及挑战以民族医药为基础的专利提供了合法根据。

创设性注册登记指民族医药一经注册登记，即创设出排他性的权利(如署名权、专有制造、使用、销售权等)，同时公示权利的存在。未经注册登记，法律上权利则不存在。民族医药也可采用创设性注册登记保护，确认权利主体道德上、经济上及法律上的利益。原住民族通过申请注册登记即可享有传统医药的排他性财产权利。

2．习惯法。许多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处理本民族事务的习俗，这些习俗对本民族成员具有约束力，具有习惯法性质。如苗族的“榔规”、“理词”，侗族的“侗款”“侗耶”等。民族习惯法通常会规定如何开发、保持及传承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并就其中涉及的权利及义务有详尽的规定，这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无法做到的。因此习惯法对于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维护及保存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习惯法所保护的权利内容与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甚至不相上下。

当然，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不仅仅是一国国内的问题，还涉及到国际保护问题。因为民族医药保护的许多问题比如生物剽窃问题，大多涉及国际争议。如果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制度仅仅局限于国内，不能在域外适用，其效力将大为减弱。知识产权制度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在保护客体、保护水平等方面已经具有明显的国际协同性。但是，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制度目前仍缺少国际统一立法推动，这也成为适用特殊保护制度的首要难题。

四、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之构想

(一)制定传统医药法或民族医药法：构建特殊保护制度

根据民族医药的传统知识属性，制定专门的传统药法或民族医药法，是我国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战略选择。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中医药法的立法工作，笔者建议，未来的传统医药法或民族医药法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保护客体及其分类。受保护民族医药传统知识须为特定区域民族所持有，以保密性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为限，即尚未在本民族区域之外公开，如果已公开于特定区域之外则不受特殊保护。

2．注册登记制度。建立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名录及其数据库，防止对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不当占有和利用。实行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分类登记确权制度，将登记分为宣示性注册登记和创设性注册登记两类。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应依职责搜集整理民族医药知识进行注册登记，持有传统医药知识的社群或原住民族也可主动向主管机关申请注册登记。此外，注册登记方式应分为公开的注册登记和保密的注册登记两种，对于已公开的传统医药应为公开注册登记；未公开的传统医药应为保密性注册登记，仅登记其基本信息，而不公开其具体技术。

3．权利内容。权利人享有使用权、事先告知同意权、利益分享权等权利，有权排除他人未经同意而使用，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4．建立民族医药文献出版、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审查制度，完善相应的保密措施，避免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不当泄密或流失。

5．国际互惠原则。对于相互承认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其他国家，实行互惠对等原则，以解决内国法地域局限性问题。

6．与习惯法、知识产权法的相互协调衔接。构建特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注意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相结合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相互协调运作的统一体。注册登记的民族医药知识权利不得妨碍习惯法关于民族医药知识的使用限制、管理、利益分配方式的施行。已经注册登记的民族医药知识不得再申请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

(二)修改我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完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

当然，对民族医药实施特殊保护并不排斥某些集体和个人对民族医药基于创新而获得知识产权。我国现行的《专利法》中涉及了药品专利保护的问题，但主要是借鉴的西方专利法规的有关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到民族医药的特殊性，在民族医药专利保护上还存在缺陷。为了充分利用现有专利制度保护民族医药，目前有必要修改我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方便民族医药等具有传统知识属性的技术申请专利。

1．扩大权利主体范围。民族医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完成的、系统的知识群的形式存在，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应为该民族群体。建议我国专利法将创造传统知识成果的群体作为专利申请权人。具体操作时可由民族自治组织及其代表提出专利申请。

2．对专利要求的“三性”做出详细规定。在民族群体为同一发明人的情况下，如果在专利实施细则中宜将公有领域知识范围明确界定为“发明人以外的他人”，那么仅仅在本民族内流传的医药知识就不会丧失新颖性；另外，宜将将既有技术明确界定为“发明人之外的其它技术”，不能将先前内部流传的民族医药作为既有技术而否定其显著进步性。

民族意识的作用篇6

民族主义又是当代所有意识形态中最不依赖繁琐理论的意识形态，所以它传播地域广、最能抓住普通民众的心。民族主义是一种最简单、然而又是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最薄弱，因而最容易被没有受过理论训练的普通人所接受。有人说，不懂民族主义，就根本无法理解近现代的世界。在中国，渐受青睐的民族主义思潮也引起了学术界本身和外部世界的密切关注和不休的争论。面对这种情形，本文拟从比较民族主义的长处和民族主义的隐忧、分析民族主义的性格和民族主义的出路等四个方面谈谈笔者对民族主义的一些看法。

1.民族主义的长处与优势

民族主义的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民族主义的情绪与运动往往发韧于传统与现代、及本土与异域碰撞之际。民族主义核心内容是反对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正是在二十世纪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众多的弱小民族，摆脱了异族统治和殖民统治，走上了独立自治的道路。追求民族自决，反对异族统治也正是中国近现代一切革命的重要依据和目标。

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的工具，有助于民族独立，唤起人们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塑造荣誉感和牺牲精神，可以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向上、奋进、自强、团结一心，甚至是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功能之一就是制造民族认同，因而有利于提高成员的归属感和民族凝聚力。

民族主义有利于保存民族的文化传统，丰富一个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民族主义强调每一个民族，或者说强调自己民族在历史、语言、文化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因而有利于保存多样而丰富的人类文化遗产。对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特别是在这一传统由于受到长期的清洗和毁灭而几至失堕之际。这样，长期被强制地与民族文化传统隔离开来的中国人有机会重温、复兴自己的文化传统。民族主义强调对民族特性和民族传统的认同与尊重，这就为政治统治提供了某种合法性基础。在现代社会，每个国家的统治合法性都建立在某种强势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然而，或是由于受到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挑战，或是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道德文化的变迁，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主导意识形态会走向衰败。这时，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填补由于旧的意识形态的衰败而造成的合法性真空，从而可以维持统治秩序的稳定，并用民族主义情绪来抵挡外来意识形态的冲击。民族主义的这方面功能正是其在冷战后的世界大范围崛起的重要原因。

2.民族主义的短处与隐忧

然而，民族主义自身的种种缺陷，其所隐含的种种危险也许就恰恰孕育在民族主义的上述种种长处和优点之中。

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冲突与动荡的滥觞。民族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系统的学说。民族主义解决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诉诸人类放荡不羁的情绪，而不是诉诸人类那点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理性秉赋。诉诸情绪化的非理性会酿成社会不稳定，极端自卑会导致盲目自大，过分夸大本民族种族在文化传统、价值观方面的优越性。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压制少数民族，或制造分离运动，促成多民族国家的分裂，易把爱国主义变成军国主义，导致盲目排外和肆意扩张。民族主义是危害国际安全的、最不稳定的、最难以控制的因素，民族主义的情绪极易在不同的民族间挑起仇恨和不和。实际上，据统计，自十九世纪以来到冷战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国内国际冲突的背后都有民族主义的幽灵。高扬的民族主义战旗下常常是累累白骨、尸横遍野，民族主义成了发动战争、挑起冲突的最佳籍口。为希特勒的行径提供意识形态正当性的正是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Socialism）；甚至连日本拼凑大东亚共荣圈的借口也是为了维护整个东亚的民族利益，免受西方列强的蹂躏。在当今世界的每一堆堆战火旁，几乎都可以发现狂舞的民族主义幽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选择了民族主义就意味着选择了血与剑。“一族一国”的民族主义理想火花在世界各地燃起了一簇簇闪烁着刀光剑影的狼烟。

民族主义的价值基础是文化和价值相对主义。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弱小民族往往用本民族价值观和文化传统来抵抗大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传统；而高举民族主义的强大民族则往往视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价值是唯一可取的，并把他们强加给弱小民族。所以，民族主义反对多元文化、排斥普世价值，导致文化和道德的不宽容，给政治专制铺垫了道德文化基础。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德国的希特勒和众多的独裁者身上看到的，不讲原则的爱国主义往往蜕变为为专制统治张目的爱领袖主义。

民族主义强调族国的绝对，排斥个人自治，从而极可能压制、剥夺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造就对内对外都不受约束的绝对专制的政治。在民族主义看来，人类最重要的生存单位是民族（国家）和种族，一切其他的生存单位，特别是个人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有不计代价的本民族成员的个人牺牲才能换来民族利益的实现，即以割股啖肉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的眼里，个人的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都是微不足道的。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无论要个人承担什么样的牺牲都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旺盛的民族主义情绪必然妨碍民主化和改革进程。民族主义并不必然导致专制，但很容易为专制主义所利用，因为它主张权力和资源的集中，鼓吹反普世的价值相对主义，具有很大的感性号召力，而其本身又无系统的理论体系，故极易被随意解释和滥用。它常常要求人民奉献出最高的忠诚，承担最大的牺牲。所以，民族主义的意外后果之一就是追求民族利益的良好愿望，反而造成了本民族成员承担了极大的个人牺牲。民族主义作为弱势民族的飞来器，不仅很难打到别人，反容易伤着自己。一心想杀尽洋人的义和拳“勇士们”反而最后多半却做了自己政府官兵的刀下鬼。

民族主义具有某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不仅有继承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也更有复活其糟粕的一面。从中国目前的滥修坟墓到学生武装强制喀布尔的妇女重戴面纱的现象中都可以看到这一点。这种复古主义倾向隐藏的的另一个更重大的隐忧是用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来抵挡外部先进的思想、制度和文化的冲击，对竞争对手实现富强的深层原因闭而不见，把强国富民的法宝视作“敌人”的专利而避之不及。这样的民族主义越多，对手就越强大，自己就弱小。所以，民族主义常常是抬高“敌人”，打击自己的最有力的利器。

3.民族主义的性格

一个民族是一个整体，因为其成员拥有共同的意志、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文化和疆界，追求一个共同的目的。民族主义认为人类天然地分成不同的民族，民族不仅是一个政治单位，而且更是一个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共同体。因此，一个民族是一个活着的有机体，像个人一样有自己的意志和命运，有权用自己的意志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一个民族的政治领袖的首要职责就是维持本民族的统一和认同，领导本民族，实现共同的民族大业。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思想体系是近代的、西方的产物，是自由主义和其他普世主义激进意识形态的副产品，但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对它们的反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非独立性的意识形态，没有经济主张，没有共同的政治经济主张，没有具体地提出一个社会的组织方式。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首先就应回答一个社会应该如何组织，其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及道德文化体制应该是什么。尽管民族主义主张民族的独立与自决，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却是依附性的，是单腿的跛足意识形态，永远无法自立，只能作为其他意识形态的补充。那些高举民族主义旗帜的人不再要以为自此就和西方的东西一刀两断了，因为他们手中的民族主义武器仍然是在西方发明的泊来品。

民族主义的旺盛景观，常常给人留下深刻的映象。然而，这种旺盛，就像许多疯长的爬蔓植物一样，不是来自于其自身的独立性，而是来自于其寄生性。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大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一种奇妙的伴生关系。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均是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视放之全人类皆准的普世价值绝对高于具体民族的殊别价值。而民族主义则认为本民族的价值才是最高的价值。所以，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在灵魂深处是格格不入、水火不容的。在英国、美国这类自由主义传统极其深厚的国家，几乎从未发生过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中国，在意识形态的教条化达到顶峰的时期，民族遗产、民族文化、民族习俗等所有带有民族烙印的东西都被视作通向共产主义道路的障碍须除之务尽。由此可以断言，民族主义与这两种意识形态中任何一种的结盟只能是权宜性的，而且这种结盟只有在后两者处于虚弱状态时才有可能。没有其他意识形态的虚弱，就没有民族主义的旺盛。强大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都不可能与民族主义共戴一天。

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分歧大于其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者的告诫是：“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你们失去的只是你们的习俗和传统，但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自由主义则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民族个性。而且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以自决为自己的核心原则之一。民族主义侧重民族自决，自由主义侧重个人自决。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只承认民族自决权，不承认个人自决权；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在把个人的自决权摆在最高位置的同时，却有条件地承认民族自决权。这里的前提条件有二：1、任何民族自决都必须建立在个人自决的基础之上；2、尽可能地诉诸法律及和平、理性的手段来实行民族自决。在这两个前提下，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有共处的余地，而且能够在很好地尊重各民族特性的同时化解民族主义的危害。

4.民族主义的出路

尽管民族主义的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有极大的商榷余地，民族主义情绪的存在却是千真万确的。不承认这种真实情感的存在是没有道理的。不要担心民族主义会被彻底消灭掉，因为我们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民族主义者，因为每个人都有浓淡程度不同的民族情怀，都带有一定民族文化传统的烙印。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国家，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换句话说，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其它观念价值开放，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由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的权力是受到制衡的，故他们通常不愿意、也不可能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追求个人的绝对权力。

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它能提供民族凝聚力。民族主义究竟可以提供多大的不可替代的社会凝聚力呢？民族主义的确能提供某种社会凝聚力，但这种凝聚力往往游离于两个极端，即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到动员人们去作出愚蠢的举动，或在社会中凝聚成专横的权力。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在高扬的民族主义旗帜上，常常写满了“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让人不容置疑的字眼，以证明民族主义是服务于这些“神圣”的利益的。然而，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后，民族主义的诉求往往掩盖了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的重大制度偏差。它不仅可能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尊严，不利于实现国家的富强，甚至常常为专制统治作伥，充当抵挡自由、人权、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盾牌。弱小民族只有求变求通才能改变自己弱者的地位。排外仇外不仅不是爱国，反而可能导致卖国。晚清当局以民意可用的借口纵容义和拳导致进一步的丧权辱国就是明证。那么，出路又何在呢？究竟应该如何维护民族利益、如何维护国家的独立与尊严呢？以下的思路或许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有益的答案：

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都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实现富强，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因此，对一个贫弱国家说来，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相反，愚蠢地排外，或者有意无意地为文化和经济的交流设置这样那样的障碍，不管其主观动机多么善良，口号多么神圣庄严，客观效果都是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时甚至因此错过重要机遇而千古留憾。（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海天出版社，1992，75页）。

民族意识的作用篇7

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成为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前提，个体对民族文化的心理依附和精神归属是产生民族认同的基础条件。当前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存在着多种困境，只有通过文化重构，才能激发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内在动力。

关键词：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民族认同

族群是同一社会中共享文化的一群人[1]，20世纪中叶依据我国族群实际情况进行的民族识别重要依据为“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借助民族识别的政治属性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文化属性[2]，产生了我国现在的56个民族。换言之，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基础，文化的重构只有以不失本质为前提，才可维系一个民族的凝聚力。近年来，少数民族文化在经济影响下重构频发。文化重构是对文化的重新建设，从解构到重构，通过对文化现象的加工与创新，重新认识与接纳文化。文化重构是人类文化的重要实践活动，是文化再生产的一种方式，文化重构与文化自我创造一样，是人类实践的一种基本形式。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本民族成员的社会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的新挑战，作为族群归属感和感情依附的民族认同的内涵也由此发生变化[3]。

一、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系统

民族认同之于少数民族，是让民族成员确认相异于其他民族之处，具体表现在民族文化的差异和多元。少数民族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重要基础，个体对所属文化产生归属感，便会将其价值体系内化，并通过行为表现出来。对变化与重构语境下“我文化”认同成为个体的情感归属和价值取向，稳定了少数民族内部社会结构。民族认同的文化系统由民族情感和心理认同、民族意识认同、民族精神认同三个部分构成。

（一）民族心理认同。各少数民族长期生活于

不同的自然环境中，有着特定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习俗、生活方式，由此形成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心理是少数民族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民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均认为：民族心理是民族社会生活的反映，属于社会意识。民族心理认同可看作是一个民族长期的交往方式经过历史积淀所留下的共同心理特征。由于民族生境、历史文化、生产方式的差异，各民族的心理特征不尽相同，如藏族多生活在高海拔地区，在文化多次重构之下，形成了隐忍、善良的心理特征；生活在热带雨林的傣族，文化重构之下形成了热情、奔放的民族心理特征。出于人类需求的共性，各民族在和平时期的心理特征也有和平、包容等许多相似之处，少数民族的文化重构让不同民族的心理特征是民族认同行为发生的内部吸引。

（二）民族意识认同。迪尔凯姆的“集体意

识”是分析民族意识认同较好的理论依据，在一定程度上，民族意识就是民族集体意识，与客观的民族生活相关，具有客观性。各民族的文化重构是传统文化与现实相互融合的过程，传统的民族意识认同是通过民族特有方式教化而产生的民族共识，是民族群体对自我存在的无意识文化本能表达，是重构之后的民族意识在群体发展方向引导性的内部有机团结。在社会转型时期，民族文化在集体意识之中的体现更与现代元素相关，在体现民族群体的社会特征之余，更说明生产力的决定性作用，民族融合成为民族文化重构的主要内容。民族意识在一定语境下即是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是推动民族向前发展的动力。

（三）民族精神认同。少数民族的形成有特定

的血缘与地缘基础，也有特定的信仰和精神认同。孟德斯鸠认为人类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风俗习惯等的支配，民族精神涵盖以上所指。后现代语境下民族精神时常与时代精神相关，时代精神一般是民族精神重构的结果。文化哲学观点认为，民族成员对所属文化和族群的心理依附和情感归属即是民族认同。民族精神被称为民族文化之灵魂，是民族文化历史记载的主要内容，被广为传颂。蒙古族民族英雄嘎达梅林所体现的民族精神被蒙古族同胞广为传颂，与嘎达梅林相关的文化现象体现了蒙古族的道德标准与理想信念。若将民族精神看做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不能简单反映与直译民族自我意识，应全面反映民族集体意识、民族品格、审美情趣等。民族精神的相对稳定性不排斥民族文化的重构，相反只有精神传承与创新并重，才能推动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的民族认同困境

经济全球化的冲击让民族文化从多元向一体转变，文化重构过程中许多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变得模糊，当主流文化与母体文化有不同的价值标准之时，他文化的采借和我文化的模糊成为文化适应的必经过程。[4]

（一）少数民族文化身份相对化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全球化的经济发展趋势在民族社会最直接的体现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共同的大场域，民族身份不再是最重要、也不是唯一的识别标准，而是一个相对的、多中之一的判断标准。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文化的无边界性，文化的表达出现了多渠道。借用社会学的角色扮演理论，所有社会成员都是多重角色的集合，不再可能以简单的姓名、民族等标识来对一个人进行界定，也不再可能以职业、社会阶层来对社会成员进行区分。[5]吉登斯认为社会制度的多维度现代性导致了全球化，现代性忽略了空间，更重视社会体系和知识体系。少数民族的身份相对性可以解释为只有在特定的社会情境和约定下民族身份才有特定意义。经济发展和文化重构所致的民族身份相对化导致民族身份认同的场域更加复杂，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在传统方法基础上进行反思。

（二）少数民族文化交流加强下的民族认同困境

少数民族认同保留了文化对族群的原始表征，但是其可操作性必须存在于正在进行的对比之中———不是对自我文化的自说自话，是在与其他族往之中唤起自我觉察的民族自豪感。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引发社会文化交流加强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对于主流物质文化的依赖。少数民族文化与他族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过程是少数民族文化适应的过程。社会学研究发现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呈现正关联，文化适应初期的民族认同模糊概率高于文化适应中后期。少数民族早期文化适应导致弥散民族认同困境———少数民族成员慢慢淡忘自己民族身份，对自己民族的事情不感兴趣。弥散民族认同导致少数民族群体被动接受主流文化，过度认可他族文化，造成对文化交流刻板印象的全盘接受和民族认同困境的无意识状态。民族学理论认为，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模糊与自我认同模糊是同一时间进行，所以通过民族认同的研究可以对民族群体的社会适应进行预测与调整，制定较好的民族发展政策与制度。传统乡土模式的民族认同基本依据地缘、血缘、族群等外在空间结构。随着经济的发展，族际流动也伴随社会流动不断加强，民族认同作为一个封闭和排他的情感过程被解构，因性别、民族、宗教所划分的社会阶层之间因为社会流动不再有明显的界限。为了体现个体的竞争力，少数民族社会成员在社会流动中渴望从摆脱乡土性的束缚，以国民性的标准自我要求，少数民族认同感在强烈的经济和政治权威约束下出现界限模糊、归属感散失。

（三）少数民族文化危机中的民族认同困境

文化危机是从文化功能角度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化危机是指主导性的文化由于转型或重构所导致的功能失效。多样化是少数民族文化重构的特点，文化因子、文化元素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被完整替代，这些要素通过民族的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等方式慢慢发生变化。换言之，少数民族文化危机的发生是内源与外源合力作用之下导致各文化各元素之间的冲突，是保持文化本质的同时对文化功能失效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可称为文化失范。面对当下主流文化的稳定性，少数民族文化危机还体现为对自身文化存在合理性的怀疑与民族自卑感。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刀耕火种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沿用了许久，但是由于其生态破坏性与对现代法规违背，已经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纵观各民族生产方式改变的过程，是传统文化在危机背景下的转型。生活在云南大理山地的彝族以种植土豆、玉米为主，刀耕火种耕作方式的退出经历了反对、偷偷进行、完全接受的过程。彝族将具有民族自在性的耕作方式作为文化元素进行转变是文化危机的表现之一，这一危机的解决是民族群体对主流耕作方式跨越性的接受。总之，文化危机背景下，少数民族文化认同的困境是少数民族群体对生存的深层精神维度的认同困惑，对长久以来稳定的文化模式变化的不安，对主流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民族制度的冲击所产生的群体紧张。

三、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中的民族认同路径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是对其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表现方式的“我文化”及“他文化”的双重鉴定。历史上，少数民族因为文化结构的封闭性、滞后性制约其发展，于是适时的文化重构成为需求。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各种现代性因素融入少数民族文化发展成为民族认同的前提。只有通过民族文化的重构，发展民族经济，激发民族自豪感，才能让民族认同成为各少数民族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以文化重构促进经济发展，支持民族认同

自觉与自在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被抽象出来的，而是发生在特大的经济环境之中，因此也适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客观规律。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结构限于其经济发展程度，其功能单一与老化，传统的文化模式无法真正让民族成员产生强烈的民族认同。[6]经济发展对文化重构最大的贡献是让其文化结构具有了更多的新方向和意义导向，更多从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生活现状为出发点。生活在云南元阳的哈尼人，以稻作文化为物质基础，世代努力才创造出随山势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大田小田相间，无与伦比的文化遗产。仅仅从耕作与收获的原功能来说，稻作文化之于元阳梯田不外乎是哈尼族居民基本解决温饱。但经过文化重构的元阳梯田文化从旅游文化、农耕文化、农业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推介，让“梯田”成为元阳哈尼族民族识别的载体，通过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作为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哈尼族居民经济条件不断改善，文化内核不再是不可触摸，集体认同变得有血有肉。总之，以安身立命为前提，文化重构所产生的技术和经济推动力的普遍性让民族认同变得更具说服力。

（二）以文化重构激发民族自豪感，推动民族认同

文化重构之后的少数民族文化认同，不是简单的对文化原始性的标本式的保存和传承，而是在文化互动过程之中，结构发生解构与重构，文化的内容和意义有了新的诠释。少数民族文化记载社会事实，同样也是民族的历史，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荣的情感过程称为民族自豪感，与民族自卑感而相对存在。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集体的共同心理，是民族认同的重要因素。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将本民族的文化接受范围不再局限于本民族精英与传统，而用更加普世的方法让所有民族成员便于接受。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让一些集体性记忆不断再现[7]，不断增强了本民族文化的亲近性。

（三）以文化重构增加理论支持，引导民族认同

少数民族文化重构过程常常遇到根基性与工具性的冲突，那些植根于少数民族原生生活之中的文化与现代性的工具之间的博弈体现在主流外部文化与族群传统的冲突。以少数民族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民族学、人类学及多个交叉学科理论为我国少数民族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来源。民族认同的社会支持来自民族本身，也来自外部社会的经济、政治、理论等。民族理论的适用从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典民族理论到中国特色的本土民族理论，我国民族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并日趋完善。如今56个民族和谐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的最新表达，是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体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标志性成果。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民族识别，民族区域制度确立、少数民族生存状况、语言、音乐、体育、艺术研究，对我国少数民族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很高的理论与实践指导。[8]多元民族文化的共存，不免有许多不一致的观点存在，小可影响小群体行为，大则破坏团结，解决的办法是利用理论指导，明辨是非，而不是粗涉与阻断，理论引导是解决民族偏见、民族歧视、民族刻板印象，指导民族工作的不二选择，理论指导从文化、心理层面使得民族认同成为民族成员的内在需求。

四、结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重构最大的特点是开放性与反思性，少数民族文化重构不是一蹴而就，是一个连续动态过程；不是单枪匹马能完成，是众多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意识的启蒙，通过启蒙使民族成员正确理解当下的位置，不再盲目抱守本民族传统文化，也不盲目崇拜外来文化。少数民族文化重构可结合时代精神，运用现代性的表达来振奋民族精神，让本民族文化在多元一体的诉求机制下发展。少数民族文化的重构是民族认同的载体，通过新文化形式对本民族文化的论证使民族成员产生认同感。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存模式较好地解决了民族共生问题，其核心在于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各民族认同体系在中华民族语境下承认和支持各少数民族的自我民族认同。我国各民族认同是将超民族主义的“单一场域”和民族主义的“多场域”有机结合，以文化重构为基础的互补、共进的认同模式。

作者：孙丽莉 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塔里木大学学报编辑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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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戴晓东.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认同[J].欧洲研究,2006，(3)：18-35.

民族意识的作用篇8

【关键词】民族地区；城市化；民族文化

一、城市化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

城市化带来的结果是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的急剧增加，由此发生的民族问题自然呈现出新的特点。近十年来，研究城市化进程中民族问题的成果很多，研究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城市化背景下的民族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概括以对其作一个界定，如笔者认为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将民族问题分为城市流动人口问题、城市民族关系、民族社区、城市少数民族权益保障问题、民族文化保护问题等。此外南开大学多位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对少数民族社区建设问题和从政治法律的角度研究民族问题都具有特色。其中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问题还包括民族宗教问题，并单独对都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进行归类，对其社会文化适应问题、社会问题、生存状况、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社区等进行分析研究。综合来看，对民族问题的众多研究，多倾向于以城市中增加的少数民族人口为研究对象，于是有学者提出要把握“城市化”和“民族问题”的概念，拓宽研究领域，认为“对于少数民族‘城市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的过程，它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变化的一种过程，是一个民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文化全面变迁的过程”。笔者尤其认为需要加大对民族地区城市化发展的关注，在现代化的浪潮席卷民族地区的同时，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的关注和呼吁越来越强烈，本文将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梳理分析。

民族地区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发生巨大改变，从事二、三产业的人口急剧增加，传统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极大的冲击。民族文化是一个综合体，包含语言、文字、心理、意识、风俗、习惯、歌曲、舞蹈、服饰、饮食、建筑、工艺、宗教、历史等等，它们都与本民族原有的生活息息相关。民族文化保护不是一个单纯的管理问题，综合来看，文化即人化，与人的生活相关，但逐渐脱离本民族传统的生活方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历史的生疏，代际传承的递减可能导致民族文化的衰败。在民族地区城市化背景下，经济发展被放在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往往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均衡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问题就突现出来，保护传统民族文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二、近十年民族地区文化发展研究

（一）民族地区文化受到冲击的原因及表现

民族地区城市化进程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冲击甚至消失的危险，究其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的变迁带来文化的变迁。民族民间文化的土壤遭到破坏。具体来说，各方面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的受众越来越少、打工潮动摇了传统文化生存的社会根基、现代工艺品逐渐替代手工制品使得民间工艺退出历史舞台、城市化导致民族凝聚力减弱、民族传统文化后继乏人等。因此，民族传统文化就面临极大的挑战，有学者提出了三个方面的表现：少数民族成员落入传统文化被现代城市文化替代的境地、城市民族文化出现一元化和多元化共存的事实、盲目城市化导致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人为破坏。更有学者指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逐渐陷入困境、在现代文化的优势攻势下面临变异的危险：“愈来愈多的少数民族的年轻一代外出上学、打工，他们更多地充满对城市中心地带生活方式的向往逐渐远离了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的民族文化正在大量地消失。”并认为民族聚居地区情况好一点，散聚的民族地区比较严重。事实上，对民族聚居地区的情况判断也过于乐观了。几年前有学者通过对壮族聚居的广西百色壮语使用现状和民族意识现状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民族语言的衰退和民族意识的弱化很快：“如果考虑到百色还是位于壮族聚居区的一个中心城市，壮话在这样的城市中竟也有这样的衰退速度，我们更应该感到惊讶，也更应该值得去深思。”民族地区城市是精英人口聚集的地方，升学、经商、升迁等方式的流动使各种人口集中一起，职业身份成为人们相互区分的重要标识，交往、交流的扩大使通用语言得到广泛使用，民族语言往往只成为表明民族身份的一个工具。由此我们可以感知其他民族地区城市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民族意识的发展现状。缺乏强有力的民族意识支撑和延续的民族历史沉淀积累，就会使得民族文化面临灭失的危险，包括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前者包括民族建筑、工艺品等，后者包括民族语言、歌曲、舞蹈、传说、故事、手工技艺等。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民族物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性开发、旧城改造中对民族传统建筑的人为破坏，还有城镇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特色危机”，“建筑一律、结构雷同”等问题日益突出。盲目跟风现象严重，甚至走进了城镇化等同于房地产化的怪圈。在楼房越建越多、越建越高，城区范围越来越扩大的同时，民族传统文化的底蕴逐渐地消失，一味的追求外在的现代化指标，没有“重视城市现代化指标体系中的文化要素”，没有充分发掘把握民族地区城市的历史文化资源。城市化带来物质生活的巨大变化的同时，社会文化也将发生深刻变化，不仅受困于环境污染、能源短缺、交通拥堵、治安混乱等城市问题，使人体验“当以现代西方社会生活方式为蓝本的高度物质化的所谓现代都市文明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单调、乏味和无意义感的时候”，“更使当地人陷入一种‘无家可归’的后现代主义式的精神状态之中”。因此，需要确立对民族地区城市的文化定位，挖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合理因素，融入现代城市文明中，才能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也能使当地人在物质富裕的同时，精神世界也得到充实。

（二）民族地区文化保护

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受到越来越严峻考验的事实，引起学者的关注和思考，他们在探索民族文化保护的途径和措施。首先，很多学者都认识到要提高保护的意识。不仅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高度重视城市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并且要发挥教育舆论的导向作用，增强民众的保护意识，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生成提供社会条件。同时，有学者提出要进行现代文明意识宣传，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提高甄别能力抵制不良、腐朽的文化侵入，培育现代人文追求，保留核心、优秀、合理的民族传统文化。从而在思想认识的高度上认识到民族文化对民族地区城市建设的重要作用：“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地区或城市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据和历史文脉，对于民族地区来说，民族文化是它个性特色形成和缩小与东部地区城市差异的雄厚资本。”转变观念、提高保护意识是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基础。其次，各级管理部门要有所作为。在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调查的基础上按“分类分层”原则进行保护，即分为部级、省级、记录式保护三个层次，加快立法保护的步伐、加大保护经费投入、健全民族文化管理队伍等。也有学者提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基础教育工作，加大投入力度发展民族教育产业，把民族教育产业作为公办民族教育必要的补充。在立法保护方面，学者们的着力点较多。因为立法有利于理顺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防止和减少唯利是图和短视的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破坏性开发，也可以使保护工作有法可依。针对我国在民族物质形态文化上取得巨大进步而非物质文化形态保护处于缺失状态的现状，提出要推动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的基本法确立，而在目前条件下，需要“按照国家针对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制定的‘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继承发展’的方针，指导各级政府的非物质形态文化保护工作。”如2003年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共同实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在全国逐步推开，中央政府也已经成立“保护工程”领导小组，设立国家中心。再次，民族传统文化要传承，保护是一方面，创新是另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点，许多学者都呼吁要加快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应当给予政策上的引导，还要运用现代化技术增加民族文化的科学因素、时尚因素。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要制定发展策略和规划、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样可以培育民族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促进经济和城市建设的同时反过来促进自身的传承和发展。要大力培养民族文化产业人才队伍，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人力及智力支持。最后，民族传统文化转型方面，有学者提出经适应性转型可以依附性的边远文化形态存在，对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产生参考性影响。就个体而言，少数民族自身需要增加对现代文化的适应性，需要几个方面的准备：知识的准备、技能的准备、现代城市文明素养的准备、民族文化和普通文化对接中的心理准备等。

（三）民族地区城市化区域研究

民族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地理状况等各有不同，形成了多彩多姿的民族文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不同区域的民族文化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对此作区域性的研究也十分必要。对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学者详细地分析了从森林草原民族到城市民族的变迁过程及表现，考察了朝鲜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俄罗斯族、回族、蒙古族、满族、达斡尔族、锡伯族等十个少数民族向现代城市民族转型，建制市的设立、大都市区的带动推进了东北少数民族区域城乡一体化，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2010年，上述少数民族中前六个少数民族的城镇人口比例都达到66%以上、后四个少数民族的城市化率也达到了51%，东北城市中少数民族已有55个，东北少数民族自治区域人口城市化率为50.4%。通过对城市发展的文化考察，提出城市化的发展对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二律背反”效应的观点，即是“一方面使各民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共同性因素得到加强和趋同，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各民族文化的流失”。就此提出城市化发展与民族地区文化发展协调的问题。西北民族地区城市作为资源要素的集聚中心、辐射中心和扩散源，因此将自然资源、经济基础、区位条件作为发展城市的要素，推动民族地区经济增长，作者以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四省区20多年来的发展数据来说明，但在城市扩大的同时，作者的调查发现西北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传承中几乎都面临“文化缺失”的难题，这也是一个“传承两难”的困境问题：“城市社区中的各民族的居民都担心自己民族的文化被别的民族文化同化，因而为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就努力再现或张扬民族传统文化要素，这样做的目的又会阻碍民族地区城市的扩张和向乡村的侵入，结果就使城市尽可能快地提高地价、迫使聚居城市中心的少数民族居民向周边地区迁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民族传统文化的边缘化和郊区化，年轻的一代往往更向往城市中心地带的生活方式，于是就会出现所谓的‘传承困境’。”作者提出民族文化要走向市场、运用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传播、营造一套有效的运行机制的观点。笔者认为，民族文化“传承困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中非主流文化发展遇到的共同问题。西南边疆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人口重要的聚居区之一，城市化的发展程度，2010年广西为40.11%、云南为35.2%，均大大低于同一时期49.68%的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化与地方经济发展存在某种契合性，但近年来主要依靠基础建设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是那么的明显，急迫的城市化消耗了这些地区强壮劳动力和经济自然资源，使社会文化发生深刻变化，因此，有学者提出：城市化并非民族经济发展的“指路明灯”。

三、民族地区城市文化发展趋势分析

以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壮族聚居的广西自治区为例，“2000年广西城市化水平为28.15%，同期的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分别为2080.04亿元和220.0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8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865元。至2010年，广西的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0.11%，而同期上述各项经济与社会发展指标也分别达到9569.85亿元、1228.61亿元、17064元和4543元，分别增长360.08%、458.43%、192.49%、143.59%。”民族地区城市化水平提高对该地区经济各方面发展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基础建设投资力度的加大和各项政策的扶持，城市区域一体化进程也逐渐实现，从而带动民族聚居地区城市化发展，吸引各地的人才和资金流入。无论是少数民族人口向发达地区城市流动，还是工商业投资的注入民族地区都促进城市化发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和资本通过流动实现最优配置，民族融合是一个大趋势，我们需要加以引导，营造民族团结和谐的氛围。民族地区的城市，是各级民族区域的中心，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起辐射作用。创新是民族文化发展、民族文化繁荣的途径，用现代的意识、技术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扬光大。用与时俱进的经济意识、效率意识、效益意识、公平意识、法治意识、环保意识、审美意识等现代意识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审视，从而对民族地区城市化战略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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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的作用篇9

按照此次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民主生活会要求，我认真学习了关于民族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自治区相关重大决策部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相关论断，坚决维护民族团结，结合工作实际，认真进行对照检查，现报告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查找自身存在的差距和不足。

一是民族工作理论知识学习领悟方面。

主要表现在学习关于民族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自治区相关决策部署不够主动、不够认真、不够全面，自认为和自己工作关系不大，没能及时认真仔细学习，导致对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新的科学判断，对党的民族政策理论掌握得不够系统，理解得不深不透，存在一知半解现象，不能结合自己工作实际将民族知识融汇贯通，学习成果转化不够及时。例如，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还停留在某个民族独有的地方，没有上升到宪法、法治的认识，更没有形成大局意识，即“明辨大是大非的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的行动特别坚定、热爱各族群众的感情特别真诚”，理论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

二是双语教学改革推进落实方面。

主要表现在平日仅限于自身工作，管理好班主任和学生，不涉及蒙语教学工作，因此对蒙汉双语教学改革和其它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改革工作不够了解，还停留在该问题属于教育局主管部门的认识上，同时工作思维存在局限，习惯站在分管领域的角度考虑问题，关于党的民族政策具体贯彻落实、做好民族工作的认识和关注不够，缺乏自觉主动性，没有深入结合自己工作。

三是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谋划推进工作方面。

主要表现在平日工作中没有很好的站在做好民族工作的高度推进自我工作，我校有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每年仅限于按照上级要求进行常规统计，并没有关心和深入了解这些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也没有积极地发现和处理少数民族学生和主体民族学生之间的关系是否融洽，是否纯在矛盾，也缺少全校范围内系统全面的开展民族政策为主题教育工作，没能及时有效的将国家和的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到学生中去。

四是民族工作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

主要表现在对“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没有深入系统的学习，理解不够深刻、到位，过多强调本职工作，淡化学生的思想教育，更没有将学生的“三观”教育融入平日的教育教学中，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的不具体，不够深入人心，教育工作缺乏针对性，方法单一。仍需要在工作中提高政治站位，对于如何把自己分管工作与民族工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有效融合起来，把党的民族政策落实在实践工作中，内化为思想动力。

二、存在问题的原因剖析

针对上述问题，认真进行党性分析，深挖根源，主要是四个方面。

一是政治站位不够高，责任意识不强。

没有站在民族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大意义上开展学生工作，存在关系不大的思想，差不多就行的思想；没能让国家的民族政策深入学生内心，工作落实不到位，缺乏强烈责任心，致使效果不理想。

二是理论学习不够，思想认识不到位。

虽然能把学关于民族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要论述抓在手上，但没有结合时代背景、工作实际、现实问题等去深刻领悟其核心要义、精神精髓，停留在碎片化学习，缺乏系统性，在学深悟透、融会贯通、指导实践上存在一些差距。在民族政策认识不到位，缺少积极性，都是源于理论学习动力不足，存在懒惰性。

三是宗旨意识不够强，责任担当不够。

系统的学习不足，了解程度不够，求真务实不严，一抓到底不够坚决，在新的情况下，服务大局意识不强，面对新问题，主动研究不够，缺乏创新、进取精神。在工作中担当意识不强，没能及时在学生中开展思想教育和“三观”教育。

四是大局意识不强，需要改进工作作风。

民族工作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和谐稳定，需要大局意识和服务意识，也需要在学生中开展教育，近年来，这些工作开展的少了些。在工作中存在关系不大的思想，没有切实有力度的维护民族团结，需要改进工作作风。

三、今后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下一步，我将对照自己查摆的问题，重点从四个方面立行立改。

一是加强学习，增强大局意识。

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民族工作的重要性，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认真研读关于民族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深刻体悟其中的丰富内涵，紧跟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努力将民族工作和学生工作结合起来，渗透到各项德育活动中，民族团结从学生抓起。

二是严格要求，切实转变工作作风。

在今后的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强化使命担当，历练开拓精神，破除思想顾虑，坚持原则、较真碰硬，解决一些长期困扰组织工作的难点问题，要敢于和破坏民族团结的人和事作斗争，带头积极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三是敢于担当，强化责任意识。

在工作中，要主动研究民族工作和自己的分管工作，将其有机结合起来，带领班主任积极地将学生思想教育、三观教育开展起来，关心周围的少数民族学生，积极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做贡献。

四是维护民族团结，落实工作。

抓紧时间在学生中以不同形式开展民族工作、民族政策宣传的主题教育，切实抓好维护工作，教育学生爱国、规范语言文字。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专题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

按照**《关于认真开好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专题民主生活会的通知》有关要求，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有个民族工作重要论述和决策部署。会前，与有关党员干部谈心谈话，虚心接受意见建议，深入查找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深刻反思并剖析产生问题的根源，明确了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现对照检查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一）对照关于民族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相关决策部署，学习得怎么样，领会和把握得怎么样，特别是对关于党的民族工作重大创新性论述是否真正领会透、把握准方面：一是理论学习还需进一步加强。

缺乏系统性学习，特别是缺乏对关于民族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相关决策部署的学习，未能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学习的效果上还存在看的多思考的少，理论与实践结合不足。二是服务大局意识还需进一步提升。一些工作只是站在**工作的角度思考问题，对全局的任务目标思考不足，领悟不够透彻，导致工作过程中前瞻性、预见性不够，在超前服务、主动服务上做得还不够好

（二）对照党中央关于推进双语教学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

我始终把抓好民族工作作为最大政绩，但对照高标准高要求，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意识形态工作仍存在短板。有时忙于具体事务性工作，片面认为“抓意识形态工作只要不出乱子、不出问题”就行，降低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导致工作抓得不够严不够实。二是民族工作仍存在短板。主要是，民族村（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还相对困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任务更加繁重；各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日益凸显，抵御境外渗透斗争更加复杂，一些部门、单位对民族宗教问题认识不清、重视不够，存在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的现象，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更加紧迫。

（三）对照是否自觉主动地从事关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做好民族工作大局的高度来谋划和推进分管领域的工作；

对分管工作中涉及民族因素的工作，是否坚决按照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政策部署推进落实；在可能遇到矛盾和阻力时是否仍然坚定不移向前推进方面：一是对党员管理、监督和服务方面有待强化，没有充分发挥党员的积极创造性。比如，个别党员认为推进双语教学改革是大势所趋，是党和国家对民族地区的关怀，学生及群众理所当然会接受和适应形势需要，不会有任何问题，所以在工作上缺乏紧迫感和危机感，影响了想干事者的积极性。二是舆论宣传不广，未充分利用新媒体矩阵，进一步加强宣传民族工作，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缺乏必要的警惕性，认真分析研做的还不够好。

（四）对照是否认识到自治区民族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和不足，分管领域工作是否存在强化民族的差异性，忽视和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的情况，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有哪些，是否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整改方面：一是求真务实不严，一抓到底不够坚决。

对工作标准和工作要求提的多一些，对解决工作运行中存在问题的办法少一些，“严”和“实”的工作作风没有贯彻始终。二是对于在新常态下，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主动研究不够，知识储备不足，措施办法不多。

（五）对照从政治站位、思想认识、责任担当、工作作风、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水平等方面：一是进取精神有待加强，攻坚克难不够到位。

面对推进民族工作形势的新变化、各项工作面临的新问题，存在畏难情绪，缺乏开拓创新、拼搏进取精神。二是对干部缺乏更深的交流与谈心，不能及时了解掌握党员的思想动态。经常以工作交流代替谈心交流，纪律意识有待加强，严管干部方面还缺乏“刀刃向内”的勇气。

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理论学习不系统，在学用结合上有差距。

将学习内化为行动、转化为实际成效方面还有很大不足，将上情与下情的有机结合思考得不够深入。理论学习还缺乏广度、深度，在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上下的功夫还不够，离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二）大局意识不深化，在统筹兼顾上有差距。

在推进民族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虽然体现在表象上，但实质却透视出大局意识不够强。满足于上级安排什么就干什么，没有时刻提醒自己，在应对民族工作时既要站在全局角度去谋划统筹，又要充分结合实际去贯彻落实，没有把推进民族工作考虑得再全面细致一些，做得再周密稳妥一些。

（三）联系群众不紧密，在宣传动员上有差距。

宣传方式方法单一、不够灵活，宣传氛围营造得不浓厚。平时联系群众不够紧密，为妇女群众服务的宗旨意识不牢靠，深入基层一线主动倾听民情民意时间少，不善于发现和处理群众关注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与群众单向沟通有余、双向互动不足。

（四）开拓进取不积极，在责任担当上有差距。

工作中的担当意识、担当能力与组织的要求还不相适应，缺少直面问题的锐气、争创一流的决心，缺少排除万难的勇气、一干到底的韧劲。自认为一直以来对现在的岗位能够胜任，缺乏应有的紧迫感和使命感，放松了对自己的高标准和严要求。通过推进民族工作，面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和工作中的诸多问题，想不出、悟不出更多解决问题的办法。

三、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改进措施

1.加强学习，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用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民族工作。进一步端正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法，理论联系实际，以彻底解决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为切入点，不断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特别是以党的精神为动力，健全定期学习制度，系统学习党的民族政策以及最新理论成果，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不断用党的政策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工作、推动实践。

2.转变作风，提升廉政意识。严格执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始终做到秉公用权、谨慎用权、干净用权，在廉洁自律上作出表率，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时刻绷紧廉洁从政这根弦；

带头执行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以严格的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正确对待监督、正确对待自我，带头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精神，时刻警惕“四风”反弹。

3.立足本职，用心履职尽责。持续深化主题教育，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发扬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进一步加强教育强引导，充分发挥“双语”培训基地作用，既要做好日常教学，引导少数民族群众更好地融入xx生活；

也要做好政策宣传，引导他们正确、全面的认识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立足本职岗位，在工作中，要严格要求、严格自律，以高起点、高标准地开展各项工作，遇到险阻不退缩，获得成就不骄傲，遇到委曲不抱怨，面对困难我为先，从点滴做好，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干工作。

4.提高站位，全力落实整改。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增强政治定力、强化政治担当，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和自我革命的精神，全力以赴落实问题整改工作。针对自己在民族方面存在的问题，主动进行对照体检，及时反思和查找各项问题在自身的表现，深入剖析落实整改。聚焦个性问题，强化责任担当，严格抓好整改，对照整改要求，严格落实责任，强化工作督导，确保整改到位。

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专题生活会对照检查材料

按照《关于认真开好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专题生活会的通知》要求,我认真学习了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相关决策部署，从政治站位、思想认识、责任担当、工作作风等方面认真查找自己在民族工作中及推进双语教学改革中的存在的问题，剖析了存在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进一步明确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思路举措。现对照检查如下：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政治站位方面，主要是对关于民族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相关央策部署学得不深悟得不透。

我本人在这方面的政治站位不够高，思想认识不够深，工作措施不精细，导致工作成效打折扣。比如，对民主工作重视不够、保障不力，片面认为我旗民族工作任务较轻，没有充分配齐配强工作力量，导致民族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综合考评位列一般等次。还比如，服务民族保障不够有力。宗旨意识不够强，没有认真践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在保障民族切身利益、破解民生难题等方面花的心思不够多、成效不够大。

（二）思想认识方面，主要是对党中央关于推进双语教学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认识不够高。

我始终把抓好民族工作作为最大政绩，但对照高标准高要求，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一是意识形态工作仍存在短板。有的忙于具体事务性工作，片面认为“抓意识形态工作只要不出乱子、不出问题”就行，降低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导致工作抓得不够严不够实。二是民族工作仍存在短板。主要是，民族村（组）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少短板，部分少数民族群众生活还相对困难，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任务更加繁重；各宗教领域重点难点问题日益凸显，抵御境外渗透斗争更加复杂，一些部门、单位对民族宗教问题认识不清、重视不够，存在不会管、不愿管、不敢管的现象，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对民族宗教工作的领导更加紧迫。

（三）对照是否自觉主动地从事关党的民族政策贯彻落实、做好民族工作大局的高度来谋划和推进分管领域的工作；

对分管工作中涉及民族因素的工作，是否坚决按照党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政策部署推进落实；在可能遇到矛盾和阻力时是否仍然坚定不移向前推进方面。自己能够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遵守、严格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工作中，集中精力抓好包保任务，帮助民族群众脱贫致富，身体力行维护好民族团结大局。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主动维护的意识仍有欠缺。有时觉得民族团结方面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存在一定程度的乐观懈怠心理，抓分管工作落实过程中，对民族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全面融入、系统融入，落实党的民族政策还存在时紧时松的现象。二是带头宣传的作用仍有欠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斗争还缺乏足够的警惕意识，对抢占思想宣传阵地还缺乏危机忧患，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抓得还不到位，没有把新兴媒体这个主阵地开发利用好，在维护党的形象权威、宣传党的政策主张等方面，还存在思考研究还不深、方法手段不活的问题。

（四）对照是否认识到自治区民族工作中存在一些偏差和不足，分管领域工作是否存在强化民族的差异性，忽视和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教育的情况，存在问题的具体表现有哪些，是否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予以纠正整改方面。

能够重视抓好分管业务部门的教育、党建工作，特别是突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三个离不开”、“五个认同”教育，将其纳入理论学习、“三会一课”，强化常态灌输，但在工作实践中，还存在教育针对性、实效性不强的问题，理论宣讲多、实践载体少，方法手段不活，一些重大问题存在讲得不深、讲得不透的现象，个别干部职工关于民族问题的一些模糊认识，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处理民族差异性和共同性的关系方面，个别时候在工作安排上还存在区别对待、厚此薄彼的倾向，容易造成相互间的误解和隔阂。

（五）是在政治站位、思想认识、责任担当、工作作风、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不足。

做维护民族团结的带头人，做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践行者，是我们每一个基层党组织、每一名共产党员的“必答题”“必考题”。要带头学习党的民族理论，带头掌握党的民族政策，带头做好民族工作，带头维护民族团结，全面提高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的能力和水平。通过这次专题生活会的反思反省，局班子深深认识到了各方面的不足。在政治站位方面，尽管逢会必强调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但班子和班子成员对单位党员干部执行政治纪律讲得多、抓得少、问责的更少，把行动上不出格等同于政治上合格，用行动一致代替思想一致，对一些违反纪律的现象和苗头在抓早抓小还不够及时，在单位中营造重纪律、守规矩的浓厚氛围上还需进一步强化。个别班子成员对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认识不足，把意识形态工作变为“硬任务、硬标准、硬约束”的敏锐性和使命感不强，有时只挂帅、不出征，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方面不积极、不主动。在责任担当方面，局班子能始终保持着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但对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深入研究、大胆创新、敢闯敢试不够，有时存在经验主义和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的思想，还没有很好地把出实招、办实事、做实功、求实效贯穿到决策谋划、推动工作的全过程，特别是对一些难事、苦事、见效慢的事、历史遗留下来的事，缺乏攻坚克难的志气、敢闯敢试的锐气、大胆负责的胆气。在工作作风方面，有的班子成员在贯彻落实上级决策部署时存在虚多实少的问题，一些工作还有“轮流圈阅”“层层转发”的现象，有时在牵头起草分管行业文件材料时，存在照抄照搬、生搬硬套的现象，不接地气，不符合地方实际，指导性和操作性不强；个别班子成员有时在抓分管领域的重点任务推进时，还存在紧迫感不强、主动性不够、工作标准不高的问题，抓落实的韧劲和狠劲还不够。特别是对于一些已经定下来的事，工作调度不力，缺乏一鼓作气、一以贯之、一抓到底的“钉钉子”精神，没能做到“一环紧扣一环地推进，一招紧跟一招地落实”。个别班子成员对分管工作督促检查不够，导致在推进时出现“会上热、会后冷”，“热得慢、冷得快”等现象；面对任务要求、面对困难阻力时，总是比别人“慢半拍”，不能在第一时间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措施，有些领域工作推进相对滞后。在掌握党的民族理论政策水平方面，局班子虽然也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了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关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行国家统编教材使用重要指示批示等精神，但对总书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一家人都要过上好日子”、“牢固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等重要论断掌握的还不全面、还不扎实，做民族工作的能力还不强，这些不足都与总书记对党员干部明辨大是大非立场特别清醒、维护民族团结行动特别坚决、热爱各族群众感情特别真挚“三个特别”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二、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理想信念有所放松。

对关于民族工作、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重要论述和党中央相关决策部署的学习和掌握不够深入、研究不够深刻，致使理论修养停留在初浅层面，面对在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缺乏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未能完全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内化于心，见诸于行动。究其原因还是理想信念树立的不够牢固，在新思想的学懂、弄通、做实上有差距，运用科学理论加强思想改造的能力不足。

（二）宗旨意识有所淡化。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人民服务意识的宗旨践行不够，没有始终站在服务对象角度去思考问题，没有认真倾听诉求、深入征求意见，少数工作不够严谨、不够细致，离服务对象要求有差距。勤勉履责的担当意识不足，遇到棘手的问题就有推脱想法，缺少勇于担当抓紧办、善于担当快落实的劲头。

（三）担当精神有所弱化。

主动担当精神不够，尤其对全局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挑战，缺乏主动担当意识。有时怕负责任，怕挑担子，对一些难度大、牵扯面广、协调汇报层次多的工作，缺少攻坚克难的自觉性和行动力。

三、今后的努力方向和整改措施

（一）抓好理论武装。

党组及成员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真正从思想上理解中央关于民族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方略的渐次展开和深度推进，确保学习不做表面文章，流于形式，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化“周学习月总结”常态化开展，将民族工作相关理论纳入“周学习月总结”内容，把握学习重点和方向，确保党员干部在教育过程中取得实实在在的收获。创新和活化载体，变单向灌输为互动教育，在自学、集中学习的基础上，推动学习实效。

（二）增强党性锻炼。

始终把讲政治摆在首要位置，把政治属性作为党组的第一属性，切实把牢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带头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定期开展主题党日、传统教育、警示教育等丰富多彩组织生活，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炼，突出思想交流，培养全体党员干部坚定纯洁的精神境界。

（三）提升宗旨意识。

以问题为导向，抓好存在问题整改落实，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建立长效机制。充分开展蒙汉双语宣传，特别是对关于民族工作以及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论述进行双语宣传，将中央的决策部署及时传递到基层。设计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喜闻乐见的载体活动，用蒙语开展普法宣传、家风家教讲座，推选一批少数民族群众典型，在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加强对宣传阵地的管控，及时掌握宣传运态。

（四）夯实作风建设。

充分发挥“联”的优势，做好党和群众的纽带衔接工作。深入开展“下基层、访妇情、办实事”活动，以问题为导向，深入开展调研，特别是对民族工作开展调研，对少数民族群众集中的地区进行入户走访，开展座谈交流、暖心关爱等活动，切实帮助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解决实际困难。

民族意识的作用篇10

民族是基于共同的历史、语言、宗教、行为、生物特征而形成的共同体。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基于共同的居住地点、生活方式和历史习俗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的标识，各民族文化内涵丰富又千姿百态，具有多样性和相对性。民族文化是民族心理形成不可或缺的因素。各民族在主动和能动地创造多彩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将民族文化内化于自己的心灵，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化观念体系。1957年，英国思想家波兰尼(M．Polanyi)在《人的研究》一书中首次提出:人类有两种知识，一种是通过理性和逻辑分析获得的可以用语言清晰表达的知识，即“外显知识”;另一种是在社会生活当中无意识获得的、不能系统反思和清晰陈述的知识，即“内隐知识”。［2］现代心理学不仅通过实验证实这两种知识独立地存在于人的记忆系统中，而且发现这两种知识具有不同的信息加工方式和提取机制。外显知识的提取是一种控制化的、缓慢的信息串行过程，而内隐知识在提取时是一种快速的信息并行输出过程，不消耗或很少消耗心理资源，不受短时记忆容量的限制，不需要意志努力。因此，相对教育中获得的外显性观念，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更具有自动化和无意识的特点，容易被自动激活，是某一民族人们心理和行为最迅速、最直接的支配力量。对于少数民族大学生而言，进入大学后，虽然脱离了土生土长的社会环境，转移了生活空间，离开了一直浸染的民族文化环境，但原有民族文化观念并不会消失，而是以隐性的方式持续地发挥作用，－33－自动地、无意识地影响他们对新观念的接受以及行为选择。首先，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接受。少数民族大学生长期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土壤中，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潜移默化影响着他们，在思想观念深处不自觉地留下印记。这些散布于头脑中的民族文化观念有些与新的文化观念相一致，有些则可能与之矛盾或相悖。当矛盾或相悖的情况出现时，由于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具有自发性特点，它会极大地阻碍和干扰新观念的接受。其次，内隐的民族文化观念影响少数民族大学生对新观念系统的践行。在民族教育过程中，尽管少数民族大学生经过系统的学习，从内心深处真正接受了新观点和新观念，愿意将它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新的观念能够马上成为支配行为的力量。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内隐的文化观念具有极强的潜在性和稳定性，它不会因为新观念的出现而消失。在此阶段，就会导致内隐和外显“双重观念”的出现。与外显观念相比，内隐民族文化观念较少需要心理能量和动机从记忆中去检索，所以在没有主观意志控制的情况下，作为一种积淀下来的无意识痕迹，它会首先被激活，成为少数民族大学生行为反应的最直接的支配力量。

二、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忽视

既然民族文化观念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的先在性生成因素，并持续隐性地产生影响，那么，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就必须建立在对民族文化了解和理解的基础上，不能无视民族文化的存在。然而，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无民族文化”或“超越民族文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民族文化成了教育过程中的被忽视的无关变量，这极大地制约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实效性。

(一)心理健康标准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

为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科学化水平，各高校纷纷开展大学生的心理普查工作，为所有在校大学生建立心理健康档案。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使用的心理健康标准和测量问卷基本上是基于西方文化语境的，我们并没有对其局限性和文化适应性进行足够的反思和认识。受理性主义和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影响，西方心理学把心理看作是一种独立在主体之外的类似于“客观存在”的“精神存在”。这种“精神存在”可以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认识、反映，并确定科学化的标准。但这个标准是孤立的，它从几个孤立的方面来认识人的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标准是静止的，它从某段静止的时间来认识心理，而不是把人的心理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来看待;这个标准是普适性的，它从跨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人的心理，而忽视心理的文化相对性。心理异常和心理健康的标准在于心理与行为表现与特定文化契合性。健康、常态的心理并没有统一的、普适的标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类有着截然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心理行为表现。受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影响，在遇到困扰时，不同民族大学生的情绪和行为表现是不一样的。但在实际的工作中，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往往只是从科学的、普适的心理健康标准出发，忽视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反应的文化性和独特性认知。目前许多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存在的不同程度的适应障碍和心理问题，如，焦虑不安、情绪波动、消极悲观、缺乏自信、人际敏感、强迫倾向等。这种标准化、表面化的测试无法深入各族学生的心灵深处，会使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失去深入了解学生的机会，更糟糕的是容易夸大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程度和性质，对少数民族大学生带来师源性伤害。

(二)心理健康教育方法忽视民族文化的适应性

目前，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主要照搬西方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这些理论以追求客观合理、科学、普遍的方法和手段为目的，认为只要方法得当，心理问题的解决和心理疾病的治愈便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大的社会背景和少数民族学生所经历的独特的文化背景成了被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理应忽略的无关变量。这样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是科学化的、标准化的、去文化的。事实上，任何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建构起来的，“潜意识”、“认知失调”和“真实自我”等并非是客观事实的反映，只不过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人的一种理解而已。所以，这些理论具有文化适用性。当把这些理论放到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时，因为缺少特定的文化土壤，可能就会失去其本来的效用。当心理健康教师在教学和咨询中简单地搬用那些西方的心理健康理论，有意或无意地使用那些让人倍感“神秘”的概念和令人“困惑”的推理时，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产生距离感和疏离感。同时，当这些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以科学化的面目出现时，那些非主流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心理健康理念和方法似乎就变成了非科学的，这无形当中会给各族学生带来一种压迫感。目前，在我国的民族院校，少数民族大学生求助愿望不强的现象也是普遍存在。一项针对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求助意愿的调查表明:少数民族大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向校内心理咨询机构求助的仅占5%，尤其是信仰伊斯兰教和佛教的少数民族学生，大多倾向“内省”、“感悟”和“自我解脱”，而不喜欢向专业的心理咨询求援。［3］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少数民族学生因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在遇到心理困扰时有自己独特的处理方式，另一方面也说明那些所谓科学的心理学理论与少数民族大学生的文化缺乏契合性，那些冷漠的分析和冰冷的结论很容易让少数民族大学生望而却步，对学校的心理咨询失去必要的信任感。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是服务于民族学生，使他们健康成长。如果少数民族学生不相信心理咨询的效果，不愿主动寻求心理咨询老师的帮助，那么这一目的就无法实现，其实效性也就无从谈起。

三、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须保持民族文化敏感

文化心理学家阿克逊和苏(Sue)等人说过:“心理健康服务是一种助人过程，其理论和实践上都平等地重视咨询者和求助者的文化印记。咨询专业者必须考虑咨询者和求助者在语言、社会阶层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些因素会成为有效介入咨询的潜在障碍，因而咨询者需要努力克服这些因素可能造成的障碍。”［4］文化敏感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应有之意。在进行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敏感能力，充分考虑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发展中的作用，从纵深的民族文化视角解读学生，以增强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实效性。

(一)树立宽容、开放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理念

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其教育对象有着独特的、多元的文化背景。在实际的工作中，以共性的科学心理学理论作为指导固然重要，但仅用这些理论来理解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学生是远远不够的。文化心理学认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必然存在着许多相似的普遍共性，但不同民族的人们由于生活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所以表现出来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是不同的。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如何从纵深的、民族文化的脉络理解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是建立深入的共情关系，采用有效的教育方法之基础。正如建构主义所言，“真正意义上的知识或真正意义上的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知识，应当是有着显著差异的活生生、具体鲜活的关于个体和个别事物的知识。由于每个个体都是特殊的、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那一个”，因此知识的要义不在于找到事物的共性，相反，而是应发现其个性。”［5］但在实际的工作中，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出发，发现个性，深入地理解学生并非一件容易之事。心理咨询教师不可能对每个民族文化都能完全了解。因此，文化心理学一贯秉承的开放、宽容的态度应是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基本理念。开放、宽容的前提是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者一定要承认自己对学生的成长背景和文化背景知之甚少，抛开既有的理论体系去理解学生，对学生的成长经历和民族文化保持一种探索的兴趣。在宽容、开放的理念下，心理咨询教师通过详细的倾听了解各族学生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特有的方式和方法，从学生的参照体系出发，与学生共同分析问题、建构发展目标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一种对等和平等的师生关系。教师不再站在权力一方，不再是独立于学生的观察者、判断者，而是学生的密切伙伴、参与性的观察者。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深入的信任关系，而且有利于激发学生潜能、促进学生心理发展。

(二)树立生态化的心理健康教育理念

生态哲学把人的心理看做是一个与外在环境交互作用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复杂系统。在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树立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有利于全面、系统地理解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进而采用切实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首先，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认为，心理健康应该是心理系统整体功能的良好状态，也就是说心理作为一个整体能有效地发挥自身的功能，不断向内部与外部平衡统一的方向发展。这就意味着心理健康应该是一种整体的、动态的平衡，在发展过程中，心理的某个部分功能的缺失或者某个部分发展的暂时滞后并不一定意味会破坏整体功能。因此“问题”并不意味着不健康。因为当心理的某个部分出现问题时，整体发展趋势自然会对部分进行调整或修复，从而使得整体的功能处于稳定和谐的状态。这要求我们在确定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状态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心理的某个部分的健康状况进行界定，而必须有整体层次的把握，对心理整体机能的状态加以评定。同时，在开展少数民族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时候，教师要注重学生的整体心理素质的培养，审慎地对待和分析少数民族大学生在文化适应中出现的各种心理问题，不可轻易做出“心理不健康”的结论。其次，生态化的心理健康观认为，心理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它不断地与外界环境进行着交互作用，心理健康取决于心理与环境的动态平衡。因此，评定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必须从民族文化的视角入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如，由于多灾多难的历史和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苗族人养成了封闭收敛的心理定势，形成了自律内敛的性格特征。而蒙古族由于一直过着游牧生活，草原部落游牧的生活习俗已经扎根于蒙古族人民的心理，蒙古人具有开放、热情、豪放的性格特征。不同民族性格的人在具体情境中所表现出来的情绪和行为问题会有所不同。如果不从民族文化背景来考量，只用静止、孤立、统一的标准来认识和衡量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心理和行为是极其有害的。

(三)深入挖掘民族文化中积极的心理健康教育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