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十篇

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篇1

关键词：孟子；人性；性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52-0074-02

人性论作为中国的中心哲学议题之一，开源甚早，如在《左传》中就有“勿使失性”、“莫保其性”、“民乐其性”，其中“性”被多次使用。最先提出人性命题的是孔子，孔子在《论语・阳货》中建议“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但人性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作为中国伦理思想主要课题的“人性论”，第一次引起关注重视和理论论证是在战国时期。孟子是儒家人性理论的实际开创者，人性理论在他那里得到了较为完善的发展。孟子主张人性本善，即人的内在本性总是倾向于善的，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孟子的“性善说”继承了孔子“仁”的理念，是对孔子“仁”的观念的发展。孟子认为“善”是人自发的，恻隐、羞恶、辞让及是非“四端”正是人自发“善”的四种表现形式。“四端”说明道德价值的自觉，是与生俱来的。这是对孔子“仁”学理论不足的补充。孟子提出必须靠修养及发挥善性的功夫，以全力扩充存于内心的“四端”，孟子称之为“尽性”。“尽性”的修养，培养出浩然之气，使人成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再以“心志统气”，控制自己的情感，便能成德。

一、孟子人性理论的历史背景

孟子处于战国中期，当时各国先后确立了以封建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发展，建立中央集权统治已成为当时各国封建统治的历史发展趋势。各路诸侯为了争夺土地和农民，想统一中国而“王天下”，相互间不断征伐。统治者为实现自己的利益，称“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将有以利吾国乎”，“上下交征利”，“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法家为迎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主张“以力争天下”，提倡“霸道”、“法治”，使得老百姓背井离乡，不能安居乐业，“救死而恐不赡”，以致无暇“治礼义”。孟子认为，百姓正在遭受巨大的苦难，人民希翼获得和平的生活。在此背景下他构思以人性善为基础，构建统治阶级施仁政、行王道的一种理想的社会形式，寄托了以儒家思想治天下的秩序追求。孟子将“推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称之为“仁政”。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从孟子的“仁政”理论与追求天下统一的愿望来看，孟子说的人性向善是先天的，提倡孝亲、尊长、忠君，尝试将斗争、割裂、残民的社会重新组合为和平、统一、贵民的社会，为人性论的发展提供实践依据。在此社会环境下，孟子提出“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鼓吹“王道”、“仁政”，试图通过非暴力的手段，用道德的途径和方法实现国家的统一。而在文化领域方面，儒家以人性论为中心，上承天命观，下启伦理学与各类应用哲学。孔子认为内在与自主是人向善之性的基本特征，孔子及儒家最有创见的贡献便是认为以道德能力及要求为人人普遍所具的天性。孟子强调的“善”是以人际交往为前提。杨朱学派和墨家学派的思想甚嚣尘上，对儒家传统的亲亲、仁爱的道德观念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孟子在评论这一现象时说：“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认为：“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为什么孟子和其他儒家如此兴致勃勃地争论人性问题呢？孟子说道：“天下之言性也。”他暗示了对在儒家学派之外关于“性”的某种用法的担忧。

二、人性思想的理论基础

在中国哲学的专门术语中，“性”这一词汇是少数非常接近英文相同词语中的一个，人们常常将其译为“本性”（nature）。中国古代一位思想家提及人之性、马之性和水之性，在此基础上，我们通常会将人之性、马之性和水之性统称为“本性”。中国的“性”源于生――出生、生活，如同告子的定义：“生之谓性。”阿瑟・韦利也谈到：“性按通常的用法，意味着一种事物首先所具有的性质。”孟子主张道德倾向是唯一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完全是属于人的。他决不可能暗示它们是人性的全部；恰恰相反，他明确地表述，追求美味、美丽、乐香和身体的舒适等欲望是“性”。孟子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这四心是人所具有的四种基本道德：仁、义、礼、智之“端”。“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同时他又强调这四“端”是生来就具有的，并不是外界强加于自身的。孟子对于人性的探讨，是从人的情感――不忍人之心、恻隐之心出发的，这是人的道性直观、道德承担。在孟子看来，在人的本性中存在着为善的可能性，道德发展正是源于这些倾向。为此，孟子提出了“四端”的思想，当人的这些自然之端得到养护时，就成长为“仁、义、礼、智”。孟子把这些道德发展的倾向比喻为类似于身体的肉体成长，是人的本性的自然表达。孟子认为这些倾向是“普遍的、先天的和纯粹没有私心杂念的”，是一种自然的过程。根据告子的思维逻辑，动物之性与人之性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中国哲学史上对于人性的理解，孟子第一次提出了不同的观念，即：人的道德性决定了人不同于动物，这是由人先天的特殊性所决定的。孟子没有否认人的自然欲望之性，但同时他指出，人最基础也最根本的是人的道德本性，这也是人之所以称之为人的标准。孟子认为，善性良知是人先天所拥有的，并不是源于后天的学习，是人与动物在本质上的区别，是人类范围内所具有的普遍共性。孟子的重要推断――“仁义礼智根于心”，“是不能通过外在的归纳来证明的，只能通过内在的相应来体证。人之所以为善，正是因为他在性分禀赋中有超越的根源，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说性善。现实上的人欲横流、善恶混杂并不足以驳倒性善论的理据。由这一条线索看，儒家伦理的确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有相通之处。”由此可以看出孟子的“仁性”思想具有“仁义内在、性有心显、以心善言性善、身心合一”的特点。

三、人性思想的现实意义

孟子处于社会大转型的战国中期，时代的进步促进人的价值和地位也得到了显著提高，自然地对人本质的论证成为时展的必然要求。在哲学史上孟子人性思想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意义，进一步深化了对“人”的本质的探讨与研究。在《论语》中孔子虽提出“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但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可见由于对人性认识的缺乏，人性理论基础的薄弱，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并没有对人性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关于人性问题的大讨论源自于孟子人性理论的提出，人们才有了进一步认识人性问题的理论基础。这在认识史上的贡献是巨大的。同时，也标志着人类认识史上的重大进步。人性是人类所独自拥有的、不同于动物的根本差别，人的内在本质决定了人类社会需要社会伦理与政治，这是对人性认识发展的必然趋势。学习的可能，不在于其他，而首先在于人之为人。孟子以为，人的类本质是人性讨论的对象，因此人性是一个类范畴：人相对于其他的类绝不相同，而同类之中却相似。孟子的人性理论首次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他说：“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公孙丑上》）上述孟子的“四心”、“四端”之说，前人多视为“先天道德观念”、“唯心主义学说”和“抽象的人性论”。但是，孟子明确指出，人性共有的“四端”是一种潜能。人具有这“四端”的潜能，而动物是没有的。这就是孟子对人的本质探讨得出的结论。这种对人性的论述是孟子一书中最富有哲学趣味的部分，也是先秦哲学中最光辉的理论贡献之一。

孟子认为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他说：“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且，孟子认为修养是求学的基点，而人善性，是无法从外在培养（教育只可起感化作用），最终都要凭自己的思考达致。修身方法上，主张自由发展，因势利导。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

[2]孟子.孟子[M].

[3]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美]江文思，安乐哲.孟子心性之学[M].梁溪，译.，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篇2

关键词：港台；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综述

台湾的荀子研究目前方兴未艾，硕士论文已有四十多篇，博士论文的总数也将累增至接近十篇，并出版了多本专著，代表性的有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学生书局，1982年版)、陈大齐《荀子学说》(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事业委员会，1954年)、韦政通《荀子与古代哲学》(台北：台湾商务印馆，1966年)、劳思光《中国哲学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1968年)等，内容涉及荀子的政治思想”、“荀子的经济思想”、“荀子的道德思想”、“荀子的文学思想”等方面。而国内从建国以后至1976年，由于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荀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1977年后近30年，荀学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方兴未艾、如火如荼，特别是与历史学、人学、经济学、生态学等新兴学科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著述不断、创建迭出。本文试对港台及国内这一历史时期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状况做一番梳理，以为研究者提供一点可资参考的资料和线索。综述主要以各个历史时期的专著和论文为分析原本而展开。

一、港台地区荀子及其伦理思想研究概述

三十年来港台荀学研究一种意涵就是补孟子内圣学的不足，由于过去这三十多年来牟宗三派的新儒家学者在台湾“中国哲学界”里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建立了一种“道德形上学”的论述架构，有部分台湾的儒学研究者可能是针对该派主张“孟子为儒学正宗”之论而阐扬荀子的。

这一时期荀子研究者主要包括七类：其一是以牟宗三和陈大齐最先出和最重要，徐复观、韦政通、劳思光三人稍晚出也稍次要；其二是以牟宗三的弟子蔡仁厚、李涤生、周群振等比较突出，他们基本上都在发扬师说；其三是台大中文系的老师龙宇纯和政大中文系的老师熊公哲，他们的格调比较近于传统训诂之学；其四是借引二次大战后的“新西学”来讲论荀子义理的台大中文系老师张亨；其五是辈份较低的大学老师；其六是近十年来有著作输入台湾的一些大陆荀子研究者，如廖名春、马积高等；其七是少数有著作被翻译为中文的欧美学者，如柯雄文等。

在此就港台地区荀子研究者之间的异同略作分说。首先牟宗三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道学派”，倾向于把荀子纳入所谓“内圣外王”的道学框架中讨论，着重其“性恶”之辨；陈大齐所代表的研究者可称为“文学派”，倾向于把《荀子》当作一般思想文献来处理，着重其“礼义积学”之论。与牟氏同被认定为“新儒家”之一的徐复观以及众多牟氏的弟子都属于“道学派”。与新儒家保持一定距离的韦政通、劳思光、张亨亦然。龙宇纯和熊公哲则属于“文学派”。其次，“道学派”在学术界的地位与“文学派”相互批评。再次，道学派”与“文学派”在荀子诠释上之同异点在于：两派皆同意荀子思想偏重于礼义这一面。两派之间最明显的分歧点就在如何看待荀子性恶说这点上。如果认为性恶就是指本质上的恶，那就是“道学派”；相反，如果认为荀子性恶只是指顺之而无节才恶，那就是“文学派”。又再次，“道学派”的荀子研究者行文讲话都带有训诲的意思或者求道的意味，这在“文学派”看来是不真实的，况且荀子本身就特别平实而有条理。

二、国内荀子伦理思想研究述评

1、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初始期

第一阶段从1977年到1986年。后，中国学术界对荀子的思想归属重新澄清，而归于儒家。同时，一些学者突破前对荀子思想的认定形式，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和思想。关于伦理思想，一些学者在专著里已有涉及，朱伯崑在《先秦伦理学概论》从“礼为行为的最高准择”、“论礼的起源和意义”、“性恶论”、“修养方法”四个方面展开论述，基本上把荀子人性论定性为性恶论；并总结说，“荀况人性论的根本错误，是不懂得人的社会性……不懂得人类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其结果向人的自然属性中寻找人生活的依据”[1]，其实，荀子提出“群分说”，“礼以养情说”，“制民之产说”，确是看到物质对道德的促进作用，此段议论有失公允。对于道德修养论，评价是客观的，反映了荀子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

这一阶段出版了四部著作。一部是“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注释的《荀子新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该书以王先谦《荀子集解》为底本，吸收了前人及现代人的一些研究成果，对《荀子》三十二篇进行了校勘和注释。

另一部是夏甄陶的《论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对荀子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作了全面阐发，基本上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但是，作者的思想受历史的局限，因而有的结论又显得教条僵化。而且，对荀子的伦理思想也没有涉及。

第三部是胡玉衡、李育安的《荀况思想研究》，该书以论文的形式，把荀子的思想分十一个部分来探讨，尤其是该书对荀子的伦理思想第一次作了比较系统的探讨。“荀况把伦理道德的问题与治国安邦的根本大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论述伦理道德时，他能跳出把礼仪道德只作为规范人们日常生活行为的狭隘小圈子”[2]，同时，作者还深刻地分析了善恶、荣辱、君子小人三对伦理范畴以及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最后，作者总结认为，荀况的伦理道德观是以治国安邦为最高目标，使道德的内容和标准达到更高的境界，道德教育与施行法治必须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偏废。可以说，作者基本把握了荀子伦理思想的精神，紧密结合文本去解读而没有泛泛而谈。

第四部是向仍旦的《荀子通论》。对于伦理思想没有专门探讨，而是分散于一些章节中，关于人性论，作者在分析先秦诸家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谓人之性恶，是破孟子性善论的；所谓‘其善者伪也’是立自己的观点，阐明人的善良德行是后天人为之功的”[3]。可见，他所认为的荀子人性论在于强调人应当主观努力去改造人的自然本性，是人性改造论，这就基本定性荀子说的人性是恶的，但作者第一次探讨了心在道德认识中的作用，认为“伪”是经过心的思虑的结果，这无疑是深刻的。同时，作者还探讨了“行”在德性形成中的意义，“但是，也必须看到荀子所说的‘行’是指个人在道德修养方面的行为”[4l，这就突破了前人研究荀子知行观仅限于认识论的局限，而是把“行”放在更广阔的道德视域中去考察，赋予“行”以更深刻的道德内涵和更深远的道德前景。但他认为荀子“行”的目标和范围是应该划定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道德范畴之内的，这无疑是说荀子的“礼仪”是封建的道德范畴，从而打上了深深的阶级思维的烙印。

2、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发展期

第二阶段从1987年一1997年。这十年发表了近百篇研究荀子的文章。学界开始从多个角度去审视、研究荀子的思想，主要探讨了荀子的天人观、人性论、心性论；侧重于从文化学、伦理学的角度去解读荀子。如惠吉星说：“荀子思想同殷周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荀子不仅对六经的传授作出过重要贡献，他的思想也深受六经的影响。”[5]樊浩教授在其专著《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中指出，“荀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伦理中礼的精神，成为宋明时期中国伦理精神大综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来源。”[6]并且通过与孟子的伦理思想比较指出：“荀子学说的使命表现为先秦思想的批判性总结，实际上标志着民族伦理精神生长的第一阶段的完成”[7]，还系统精辟地论述了“礼的精神”、“性恶论”、“化性论”，为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建构了框架并指明了方向。

这一阶段主要出版了三部专著，一部是惠吉星的《荀子与中国文化》，该书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如第五章第二节的第二部分“修身与教化”；第七章第四节“荀子与中国古代道德认识论”。关于“修身与教化”，作者认为，荀子从性恶论出发，不相信人的内在本性和道德自觉，因而十分重视礼仪法度的规范作用，治国的关键还是教化，而教化百姓应以正己修身为主。此段论述已经指明荀子德性理论与孟子的区别，孟子是强调心的道德自觉的，而荀子强调后天教化修身以成德，但作者没有指出为什么教化能成德，它的条件是什么，即作者忽视心在道德教化中的人文力作用。关于“荀子与中国古代认识论”，作者分析认为，荀子以道德主体作为认识主体，以伦理道德原则作为认识客体，将认识过程作为社会道德实践过程，把人格完善作为认识的最终目标。这是正确的。但遗憾的是作者没有具体展开论述。

第二部专著是王廷洽的《荀子答客问》。作者在第六章探讨了荀子的伦理道德。包括：伦理道德的作用；国君的职责；官员的道德；士、君子、圣人、小人的不同群体；有关孝、礼、仁、义、乐的问题。关于伦理道德的作用，作者归结为三个方面：治国安邦，养情化性，辅助法治。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涵盖了荀子礼学思想的全部内容，作者重点诠释了仁义礼乐，“此四者都是伦理道德的规范，是相辅相成的，对他人敬爱应该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就应该符合礼制。”[8]其实，在荀子的思想里面，仁为质，义为本，礼为用，互为表里，相互贯通。

第三部专著是孔繁的《荀子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伦理思想主要是修养论，侧重于对文本的解释，其他方面鲜有论述。

3、荀子伦理思想研究的繁荣期

第三阶段从1998年—2007年。这一阶段是荀子研究的活跃和繁荣时期。近十年来，人们对荀子的社会思想、管理思想、生态思想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从伦理学、人学、历史学、等多角度去解读荀子，侧重于荀子思想向现代文化的转生研究。关于天人观，北京师范大学晁福林教授认为：“荀子的天道观也没有摆脱天命论的羁绊”[9]。关于荀子哲学特质，路德斌教授认为：“荀学与孟学的关系是‘道’同而‘术’不同。”[10]伦理思想方面，对道德修养论、道德教育论以及荀子伦理思想与先秦诸家思想的比较也多有涉及，另外，还侧重于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关于道德修养论，王易论说，“荀子一方面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提出人性本恶论；另一方面又从人的社会性出发，提出了化性起伪的人性改造论和道德修养论。”[11]这方面的文章还可参看《试论荀子的人生修养观》(贺莉：《燕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二期)。关于道德教化理论，有的学者认为，荀子是从他的人性论预设与群居和一社会性存在的内在矛盾出发，论证道德教化的必要性，在道德教化的价值指向和依靠对象上……拓展了教化的崭新途径。[12]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方尔加一直以为荀子是孔孟儒家的千古罪人，荀子将道德功利化，是非道德主义。[13]关于这方面的论点还可参看方尔加的著作《荀子新论》(方尔加：《荀子新论》，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在这段期间，老一辈哲学家著作有的又重版，同时还出版了专业的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专著，其中涉及荀子伦理思想的，在此不一一赘述。荀子的应用伦理思想，从目前收集的资料看，主要有：家庭伦理思想、生态伦理思想。

在这一时期主要产生了五部专著，基本上可定性为中国哲学方面的著作。这五部著作为：韩德民的《荀子与儒家的社会理想》(齐鲁书社2001年版)；郭志坤的《旷世大儒——荀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马积高的《荀学源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储昭华的《明分之道——从荀子看儒家文化与民主政道融通的可能性》(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陆建华的《荀子礼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该书从哲学层面全面解析荀子礼学的内容、结构和体系。认为荀子礼学以礼的价值说明为思维的起点，以礼以解蔽的诸子批判为终点。论著在第四章提到荀子伦理思想——道德规范。著者认为，礼为德，而非普通之德，而是诸德之总德，礼是人际交往中必备的敬、孝、悌、慈、惠等诸德的总和，这样，礼落实于君道、臣道、父道、臣道、父道、子道、兄道、弟道、夫道、妻道中，就体现为公、忠、慈、孝等伦理道德。

三、荀子伦理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态势

目前学界已开始超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极对立的模式，从多个角度去探讨荀子伦理思想，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从总体上看，虽然研究视角有所转换，研究方法有一定突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从近几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看，探讨问题的侧重点仍在天人观、人性论、认识论等几个方面，选题重复，而伦理学方面研究的成果更少，更没有形成体系，虽然有的学者从人学、历史学、生态学等角度去解读荀子的伦理思想，但探讨的问题仍在人性论等几个方面。最近几年的研究虽已偏向道德教育、道德修养、道德教化，并且试图与西方的伦理思想进行比较，但如果把握不好，以西方的逻辑范畴、学术话语套用荀子的文本语言，解读荀子的文本思想，势必对荀子的伦理思想造成误解。

因而，在东西方德性伦理思想回归的大的氛围下，紧密结合荀子文本，借鉴港台的已有研究成果以及出土的最新史料，用中国哲学、更多的是道德哲学的语言对荀子的德性伦理思想进行重新挖掘整理，以彰显荀子德性伦理思想的教化价值以及荀子伦理精神在构建中国伦理精神中的作用，这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因此，未来荀子伦理思想的研究学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第一，应紧密结合中国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道德问题，深入发掘荀子伦理思想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重点侧重于家庭伦理、经济伦理、生态伦理等应用伦理方面的研究，这是其一；其二，应紧密结合西方伦理思想的资源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可以说，荀子的人性论、教化论和基督教的原罪说、卢梭、霍布斯的性恶论以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思想家的人性论、修养论都有可比较处，通过比较以深化对荀子伦理思想的理解并彰现其理论价值；第三，应紧密结合先秦孔孟儒家心性德性伦理思想，去正确、客观分析荀子思想中的天、人、心、性、人性、情、欲、礼、义等规范和范畴，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荀子伦理思想的挖掘和整理，从而重新展现荀子伦理思想德知、规范、德性、德行、德治分而互动，道德他律与自律辩正统一的道德生态。

参考文献：

[1]朱伯崑：《先秦伦理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06、106、116页。

[2]胡玉衡、李育安：《荀况思想研究》，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51页。

[3][4]向仍旦：《荀子通论》，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2、66页。

[5]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6][7]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7、128页。

[8]王廷洽：《荀子答客问》，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9]晁福林：《论荀子的“天人之分”说》，《管子学刊》(淄博)2001年第2期。

[10]路德斌：《试论荀子哲学的特质及其对儒家道统之意义》，《孔子研究》(济南)2003年第2期。

[11]王易、管章梅：《荀子的道德修养论探析》，《伦理学研究》2006年第3期。

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篇3

【内容摘要】 在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在今几十年争论颇多，先秦儒家思想展现了中国哲学之精华，也充分证实了中国哲学存在的真实性和确切性。本文主要从哲学的确切定义、先秦儒家思想内容、儒家思想证实中国哲学等三个方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论证。

【关键词】 中国哲学 合法性 先秦儒家思想

“哲学”一词最早出自于古希腊，其拉丁语为 philosophia，即“philo”（喜爱）和“sophia”（智慧），其含义是爱智慧。19世纪70年代，日本最早的西方哲学传播者西周借用古汉语译作“哲学”，1890年前后康有为等将日本的译称介绍到中国，后渐渐通行。但在西方特别欧洲，“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一直受到质疑。其实，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本来不能成为问题，在西方许多哲学著作中，如1687年巴黎就已经出版了《孔子与中国哲学》，1716年莱布尼茨出版了《关于中国哲学的信》，黑格尔也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一书中列有“中国哲学”一节，尽管他极力贬低中国哲学。由于近代西方的强盛和兴起，西方文化中心论主导了学者的心灵和思维，他们提出中国哲学尤其是古典哲学不具有体系的合法性的局限性思想。

中国自古就有追求智慧之精神，先哲们在寻求智慧的“道”，尽管没有引用“哲学”名称。但无论从体系形式还是研究探索的主要内容以及其特征、精神、本质、价值等方面都充分表现了哲学的存在，而且更能关注人类与自然之关系、关切人生之价值。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争鸣，思想极其丰富多彩，内容深刻精深。尤其是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起着重要的影响，其所内容和形式完全可以证实中国哲学的存在和真实性。为了说明先秦儒家思想证实中国哲学的真实确切性，以下就几个方面进行论证：

一、哲学的“合法性”的首要问题在于弄清哲学的确切定义及其研究内容

古今中外对哲学是什么探讨甚多，也是哲学家们最感兴趣却最为头痛的问题。每个哲学家都有着自己的界定。罗素在其《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是如此下的定义：“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介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东西，它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仍为确切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思考；但它又像科学一样是诉之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之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一切确切的知识——我是这样主张的——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乎确切知识以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神学与科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地域，这片无人地域就是哲学。”[1] 梯利在其著作中说到：“只有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像，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2] 可以看出，梯利和罗素对哲学阐述是区别与科学和神学而言的，也就是说哲学不是纯粹的研究自然科学，如果那样，那就只能叫做科学；也不是一味地研究精神和幻想，如果那样，那就只能叫神学。哲学应该是研究人之学，是研究与人发生一切关系的存在之学，研究的是人所处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人与世界的关系怎么样、人是什么样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以及人应该怎么样去做等一切有关于人之问题。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一书中开宗明义的给哲学下了个界定：“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样学问叫做哲学。”[3] 黑格尔在其书中把哲学比喻成“庙里的神”、“厮杀的战场”、“花蕾、花朵和果实”、“密涅瓦的猫头鹰”、“消化和生理学”、“同一句格言”、“动物听音乐”。说明了哲学是灵光之学、批判之学、自我否定之学、反思之学、真理之学、体会情感之学、思维撞击之学。如此说来，哲学应该是人反思人自身之智慧之学，是人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之学，所要研究的是天地万物从何而来、状态如何（宇宙论），人生在世应如何、该如何实现自身价值（人生论），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有思想（知识论）。 冯友兰 先生也在《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把哲学研究对象界定为：“宇宙论——目的在求‘对于世界之道理'；人生论——目的在求‘对于人生之道理'；知识论——目的在求‘对于知识之道理'”。

综上而言，哲学的确切定义应是：哲学是爱智慧之学，是追求人生价值之学，关注人与周围一切之学问。所研究的内容应是：天地万物从何而来、与人关系怎么样（宇宙论）；人生在世应如何、归宿何在、价值何处（人生论）；人如何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社会的的关系，怎样提高知识、充实思想（知识论）。

那么，基于如此之定义和研究内容，中国哲学的正宗地位和真实合法性就是可以肯定而确切的，先秦儒家思想也以包含此内容证实了中国哲学的合法地位。

二、先秦儒家思想简述

（一）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宇宙论

人立于世，世界万事万物与人发生着各种联系关系。人类产生发展之过程中，便面临着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任务。众多思想家也试图从各方面来揭示洪荒宇宙之真实面目，先秦诸子百家也多有探索，儒家思想对此有着众多的思考和探寻。

《易传》关于宇宙论之基本概念是太极和阴阳。《系辞上、下》多有记载。《系辞上》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阐述了宇宙之根本，万事万物之发生发展过程。以宇宙变化之大历程有所始，是为太极。太极几至极无以复加之义，指最高无上之本始。由太极而生两仪，两仪即是阴阳；由两仪生四象，四象即是四时；由四象生八卦，八卦是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也就是天地雷风水火山泽，是自然中八项最显著的事物；[4] 是世界万事万物构成最基本要素。

孔子亦言天道，对宇宙之奥秘试图探索。《论语·阳货》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就是说四时之行，百物之生，皆由于天意，天是一切之主宰。《论语·子罕》曰“天之将丧斯文夜，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八佾》曰“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所谓天，认为此苍苍之天即生成一切、统治一切之最高主宰。一切皆此天之所生，此天对于一切有主宰控制之力。孔子的天之观念，可以说是由上帝之天到自然之天过渡。[5] 孔子可谓是中国宇宙论的先驱前导。

孟子也对天进行言道。《孟子·万章》曰：“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明与之。天与之者，浮浮然命之乎？曰否。天不眼，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也。”又曰：“莫之为而为之着天下也。莫之致而圣之者命也。”认为非人力之所能为者，便是由天决定。同时孟子还认为，天是人性之本命，天是万物之本原。

荀子论天之处甚多，并在儒家中最为特殊。他重的是“天人相分”，“明于天人之分，则谓至人矣”。在“天人之分”理论的基础上，荀子在《荀子·天论》中提出，“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认为天是自然之天，能被人所用。《荀子·天论》指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脩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渴，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作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家，荀子的思想确实超出常人，从自然的角度对于“天”的深刻认识，确实是难得可贵的。

在当时，儒家思想的宇宙论已经丰富，尽管当时还未系统，但诸先哲在研究人生之过程已经充分思考到宇宙万事万物之奥秘、人与自然之关系，乃为后来的宇宙论的发展提供了先驱之导向。

（二）先秦儒家思想中的人生论

先秦儒家着重关注人世、关切人生、关怀人情，对人生伦常之学探索最为丰富。孔子曰成仁，孟子曰取义，荀子曰重礼。义利、德力、群己之辩十分激烈。

孔子其人生思想核心在于“仁”，其基本思想就是人与人相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不离人伦日用。从个人方面讲，着重讲个人修养，建立理想人格。推崇的是“忠恕”之道，推行的是“仁者爱人”的理想，遵循的是“克己复礼”的原则，讲究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与于人”，遵从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追求的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目标。可以说孔子的人生论思想最具体系，内容最为丰富，影响最为深远。

孟子重内省，讲人的心、性。孟子主张性善“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孟子说人性本有四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致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犹其有四体也。”提出了人性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从而解决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孟子重“养吾浩然之气”，其核心是“仁义”等道德观念，其基本价值取向是重义、重精神修养，重人的主动精神。“尽其心者，知起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孟子对人生论的思想突出了人的文化特性、社会特性。强调的是人伦、人性、人文。

《易传》在解释乾坤二卦时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赞扬“刚健中正”之道，鼓励人发扬自强不息和奋发有为的精神，强调人们既要有刚健的“德行恒易，以知险”，又要柔顺的“德行恒简，以知阻”。《易传》倡导的这种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精神气质对整个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荀子主张性恶论，“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于天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而在人者，谓之伪。”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思想，发展出一套完整的礼治体系，主张通过“化性起伪”的过程来使人向善，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提高了人的价值地位，肯定了人的自我发展可能性。

先秦儒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对人生论的看法，尽管在一些基本命题产生过不同看法，乃至出现过一些对立。但总的说来，先秦儒家在人性问题、人文关怀和道德本位问题以及人生修养问题皆形成了自己的体系，也深远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

（三）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知识论

先秦儒家最注重人生，尤其是人性、人伦、人文、人道。但论人论天都在求知之中，“闻道之方”也即是“致知之方”。先秦儒家皆论及致知之道，寻求“教化之路”，亦多谈知识论。

孔子极重教育，其致知方法之核心是“一以贯之”，而亦颇注重“博学之文”。可以说，一以贯之是第一原则，博学于文是第二原则。《论语》一书多次谈到求真知之方法和态度：“盖有不知而作之着，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述而》）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述而》）“子绝曰：勿意、勿必、勿固、勿我。”（《子罕》）孔子讲正名，重视近的名词之间的区别，注重使名实相应，使名符于实，实符于名。“必也正名乎！”、“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子路》）

孟子着重言及道德的知识来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在学思二者之中，比较注重思。孟子以为思是达到真理的主要道路。“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孟子·告子》）思是心的机能。由感官不能得真知。欲求真知，须反求于心。思，便得到真理，不思则不能。孟子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能尽量发明此心，即能知性，知性就能知天了。孟子的方法亦是一种直觉法。注重反省内求，用思的功夫，以自省其心。自省其心，以至于无不尽，便能知天了。[6] 孟子是主张由心的内省直觉以达到领会宇宙之根本原理、万事万物之根本知识。

荀子的知识论是中国文化的辉煌一页，其反映论和认知方法以及逻辑思想极其系统。他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荀子·正名》）明确指出，人对于外界的不同事物的认识，都起始于人的各种感官所有的不同的感觉（“缘天官”），“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荀子·正名》）并认为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使“心”保持“虚壹而静”，要“解蔽”。荀子认为，“名闻而实喻，名之同也。”（《荀子·正名》）注重名实相符，着重研究了判断和推理的性质和作用。

“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荀子·正名》）荀子还指出当时逻辑谬误：“惑于用名以乱名”、“惑于用实而乱名”、“惑于用名以乱实”、“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之惑者也。”（《荀子·正名》）

《易传》和《大学》亦有关于求知方法的思想。《易传》的方法，以仰观俯察为初步，以穷神知化为至极；由现象的观察来获得事物之规律，从而探知万物之秘密。[7]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彖上传》）“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系辞上》）“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也！”（《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 （《系辞上》）

周秦之际的儒家所作之《大学》，颇注重致知，《大学》认为“欲成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所谓致知在格物，在于求知必须与物之接触，必须实际去考察物体，方才能获得真知。[8]

先秦时期思想在中国文化发展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尤其儒家诸子的思想开始形成了有系统的思想体系。在整个先秦儒家思想中，注重探讨人生论问题，重的是人性伦理，寻的是人生价值。但在宇宙论和知识论也充分展示其体系的一面，可以说，先秦儒家思想为以后二千多年里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示了方向。先秦儒家思想所包含的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内容极其丰富，完全体现了哲学所在。

三、先秦儒家思想说明了中国哲学存在的真实确切性

哲学应是研究人类之智慧，关注的是人所处的世界怎样，关心的是人怎样生活，关切的是人如何完善自己。正如罗素所说：哲学是区别科学和神学的，哲学是大智慧，其价值在于是给予人们对生活的挚爱、对命运的关切、对境遇的思虑、对未来的期待。

哲学不是科学，也不是神学。如果依据科学研究来确立哲学体系的标准，依据科学的体系来核实中国哲学的“合法”与否，则是非常荒谬的，荒谬之处在于没有充分理解哲学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更不知道哲学的价值所在；拿着西方的近代所谓的“方法”来说中国哲学“不合法”是极其错误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对中国哲学的特征、精神、内容以及地位进行充分了解。

中国哲学具有着哲学的普遍特征，那就是追求智慧，寻求真知；同时中国哲学又有着自己的体系、特征和丰富的内容，那就是更加的关注人的一切，更关切人生的真谛。先秦儒家思想所包含的丰富精神之内容和基本精神完全表现出中国哲学的精神和价值所在。重做人和重视道德，探究天人之际，求和谐的辩证思维，以群体为主、重视人的社会价值，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重视教育、寻求真知等基本精神都体现了哲学所有的本质所在。孔子之仁思想，孟子之义境界，荀子之礼思想，《易传》之易理念，皆是着重对人世的关注、怀着人生终极关怀的情怀，表现出人生论之精华。孔孟论天人合一，荀子讲天人相分“制天命而用之”，《易传》思天地之产生变化之道，这都展现了宇宙论的体系。求真知，重和谐的辩证，从格物致知到修身养性，再到知天知人“观天文、察地理、探幽明”皆涵盖了知识论的精神。

所以说，中国哲学的存在是毫无可疑之处，先秦儒家思想以极其丰富的内容和精深的体系展现了哲学存在的一切可能，包容了人类智慧的所有精神。如果要分析所谓的“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合法”，更是哲学。

参考文献：

[1] 《价值的历程》 赵馥洁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2] 《中国哲学大纲》 张岱年 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3] 《胡适卷·中国哲学史大纲》 刘梦溪 主编 河北教育出版社。

[4] 《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友兰 著 人民出版社。

[5] 《中国人学思想史》 李中华 主编 北京出版社。

[6] 《西方哲学史》 罗素 著 商务印书馆。

[7] 《西方哲学史》 梯利 著 伍德 补 商务印书馆。

[8] 《简明哲学通论》 孙正聿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

[9] 《先秦儒学》 钱逊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0] 《中华文学名著百部之论语·孟子·周易·荀子·礼记卷》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注释：

[1] 罗素： 《西方哲学史》上册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11 页

[2] 梯利：《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1995 年版第 6 页

[3] 刘梦溪：《胡适卷·中国哲学史大纲》河北教育出版社第 5 页

[4]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46 页

[5]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28 页

[6]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402-403 页

[7]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江苏教育出版社第 404 页

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篇4

孟子与柏拉图同为轴心时代的伟大思想家，分别是中西方政治文化的杰出代表，都对其所处的文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两者都面临着原有秩序紊乱急需构建合理秩序的时代问题，因此在孟子和柏拉图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思想。本文立足于文化比较的立场，试析孟子与柏拉图政治思想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内在理路，着重诠释两者在政治取向的时间方向、政治合法性的由来、政体结构以及政治秩序运行机制等几个方面的不同，由此以便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文明演进路线的不同。

一、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

人类文明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公元前5-3世纪也就是雅思贝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时期，由于人类文明发展程度的积淀，东西方文明都遇到了发展的困境。在东方中国表现为“礼崩乐坏”传统秩序的崩溃，在西方希腊雅典则表现为城邦危机。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传统以及自然环境的不同，东西哲人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都构建了不合时宜的理想世界――乌托邦。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所论述的“他将乌托邦思想划分为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在同样的挑战环境下，灵魂在生活方面表?F出各种不同方式，这表现为复古主义和未来主义，所谓的“复古主义”的生活方式，是指在社会动荡不安时期，人们往往幻想着回到过去的幸福岁月，而且社会越是动荡，那个非历史的理想距今越久远，它就越趋于完美。”[1]孟子祖述尧舜，美化尧舜时代的“法先王”思想显然是属于复古主义的。比较而言，柏拉图《理想国》所构建的理想王国则属于“未来主义”，因为柏拉图所建构的以“哲学王”为城邦统治者的政治构想是其知识理性的推导，“哲学王”只能存在于未来。此外汤因比认为“未来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试图逃避令人厌恶的现实生活，打算一步跨进去进入一个时间隧道，可是又不放弃尘世生活。这两种试图逃避现实，可是未能逃脱时间维度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尽管它们都可以成为绝望之举，可事实证明，它们都是无法实现的幻想。两者只不过在方向上有所区别――一个逆时间之流，一个顺时间之流，都是极力想冲破现实的困境。”[1]因此，我们可以说孟子与柏拉图在政治取向的时间维度上是截然相反的，但两者都勾画了试图摆脱现实困境而又不合时宜的政治蓝图。中西学者都曾注意到“复古主义”这种文化现象，并对其所表现的特征进行过阐述。然而尽管很多学者对我国传统历史中所表现的这种“复古主义”文化表征多有阐述，但尚未对此现象进行深入探究。此外任何思想都不是无源之水，都是从历史中攫取思想资源，孟子之所以采取诠释经典以宣传自己的学说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余英时先生在《论天人之际》中谈到“三代以来不断损益的礼乐传统为轴心时代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历史场所：儒墨道三家的创始人都自礼乐传统中来，而对当时礼崩乐坏的状态则都有是可忍，孰不能忍之感，因此他们不但各自提出如何更新这一传统的构想，并且以此为始点而发展出互不相同的系统学说。”[2]余英时先生所论述的同样也是适用于孟子，这是孟子政治思想所由来的内在路线。此外孟子所体现的复古主义亦是一种潜意识或者当时人们较为普遍的心理结构，这种历史理性是历史长期的产物，这主要与先民的祖先崇拜和传统农业生产方式有关。此外社会经济制度的学者在研究“复古主义”在政治制度上的表现时表明“在减少成本的经济规律制约下，为了更有效地获取和加工信息，往往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近邻那里获取新的信息。由此而来的“近邻效应”表现为制度行为的历史依赖性，即过去的行为对新的行为趋向发生着重要的制约。”[3]这种“减少成本”的“近邻效应”同样适用于思想的演变，孟子的政治思想显然是从“近邻”――三代历史中汲取思想资源。总之，我们可以说孟子政治思想所体现的这种复古主义，是自觉与本能反应的产物。在原有秩序崩溃，处于急剧变动的陌生的新环境中，人们倾向于寻找轻车熟路，通过历史记忆去发掘传统的思想资源，依靠熟悉的固有思想经典进行重新阐发，从而建构起某种信心与信任以应对当下的挑战。孟子依托“先王”的复古主义一方面是社会潜意识的表现，这是不自觉地认知心理本能反应，这主要是祖先崇拜和传统农业生产重视传统而形成的。另一方面也有孟子自觉的托古改制以减少成本，便于宣传学说与政治主张的现实需要，这主要是针对当时大众普遍的祖先崇拜心理而采取的自觉复古行为。相比于孟子的政治复古主义是历史理性的产物，柏拉图的政治未来主义则是知识理性的产物，这是和古希腊特有的以知识为对象的思维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总之无论是复古主义还是未来主义，都各自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特色。

二、圣王与哲学王

中西哲人面临时代问题，提出了不同政治主张，这主要表现为孟子构建起以圣王为核心以教化为手段的王权主义社会，柏拉图则主张具有知识性的哲学王统治城邦已解决城邦危机。春秋战国时期是人类精神觉醒的时期，思想文化也由神性向理性转变，“‘圣人之治’是诸子百家的共同话题，也是表达政治思想的主要命题。”[4]通读《孟子》，我们可以了解孟子所推崇的古代圣王无不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孟子?万章》所见尧因舜具有至德让位于舜德和“以德行仁者，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等都是例证，与此同时这种由圣而王正是儒家所秉承的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传统路线。孟子所主张的圣王一体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现实的实际生活中有德之人与王往往是相分的，而不是圣王一体化，面对该问题孟子是怎样解决的。我们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实现圣王一体化，其一是实行禅让制，让位给有德的圣人，其二是让统治者成为有德之人，实行仁政，显然孟子是主张后者的，这点我们可以从孟子宣传仁政的现实活动中得知，孟子之所以放弃禅让制这与其经历的“燕王哙让位于子之而致使燕国大乱”有着密切关系。柏拉图所阐述的哲学王亦有这两种途径，然而由于雅典实行的是民主制，因此柏拉图较倾向于哲学家成为城邦的统治者。通过对比中西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孟子所建构的是一种王权社会，而非民主制度，是一种人治社会。孟子之所以采取王权社会的政体构建，显然和历史传统有着密切关系。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问题往往是聚讼不已，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们认为中西方国家产生的路径不同，因此也对其所处的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产生，我们赞同恩格斯指出的一种国家形成的道路，即由氏族共同体管理职能发展成为对社会的统治，在此我们比较赞同“治水文化”对早期国家形成的影响，正是早期国家形成的特殊路径，致使后来集权成为一种集体潜意识影响后世，这正是孟子提出王权主义的政体历史根源。而柏拉图的哲学王思想，则是在融合了当时希腊斯巴达和雅典的政治思想资源基础上的创见。由此可知无论是孟子圣王还是柏拉图的哲学王都与其所处时代思想资源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又因时代要求而有所更新。孟子所推崇的圣王与柏拉图所建构的知识性的哲学王是截然不同的，归根结底是中西文明形成的路径不同致使的，同时也影响了以后中西方不同的发展路数。

三、道德教化与城邦法律

中西哲人在论及社会秩序的运作问题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孟子主张的是圣王实行仁政以教化百姓的“先知觉后知”圣王贤臣亦是先知者，孟子所构建的官僚体系同样也是具有德性的，而非柏拉图所谓的专门知识性的专业官僚。柏拉图开始主张由哲学家来当国王，进行人治，但是在政治实践的失败挫折使他逐渐重视法律的作用，在《法律篇》中指出：“现在找不到这样的人，即使有也非常之少；因此，我们必须作第二种最佳的选择，这就是法律和秩序。”[5]此外他还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5]由此可见，柏拉图十分重视法律在城邦秩序维护中的重要地位。曾有学者认为，西方希腊文明重视法律与他们的海洋商业文明有着密切关系，在此不在探讨，只是作为孟子政治思想的参考系，以突显孟子政治思想中的德性教化。那么孟子为什么会产生以道德教化来维持社会秩序呢？我们认为这与历史传统和现实需要有关，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孟子的“性善说”推导出德性教化，以及对法律的漠视。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外在手段，如果认为人性本善，那么就没有必要去利用外在的法律手段去制约人的行为。俞吾金认为“性善论本身蕴含的就是单纯的道德维度，因为善恶问题通常是在道德学的范围内进行讨论的，所以这一观念自身就隐含着对法律理念的排斥。”[6]此外历史传统也为孟子道德教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孟子所处的社会背景是礼乐传统，礼乐传统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教化，而非法律的强制作用，因此孟子的圣王教化的思想依然是延续早期礼乐?魍车牡赖陆袒?。

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篇5

[关键词]孟子；语言哲学；“知言养气”；语用学

一、“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

——孟子的正名理论及其语言哲学意义

正名理论探讨的是名实关系问题。名实关系，即语言与存在或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是先秦哲学家首要关注的语言哲学问题。在儒家正名的思想统绪里，孟子并不是典型代表，不过《孟子》中有一个广为人知的正名例子，那就是对于“弑君”与“诛一夫纣”关系的辨析。梁惠王问道：“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Ⅲ(《孟子·梁惠王下》)此处，孟子从语义学的角度揭示了“一夫”与“君”的区别，“一夫”只是具备“君”之名而丧失了“君”之实，从而从名实关系的角度肯定了“诛一夫纣”的正义性和合法性。这一例子表明，孟子的正名理论与孔子一样是以伦理政治为旨趣的，他们强调的都是名的规范功能，而不是描述功能。所不同的是孟子已把孔子的正名思想从“正政”之说，发展为“正人心，息邪说，距诚行，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之类的广义的意识形态行为，并认为正名、正政的工夫肇始于“正人心”的思想与心理活动。孟子认为：“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思想体系里，“不忍人之心”即为“仁心”，“不忍人之政”即为“仁政”，而“仁政”根于“仁心”，所以正政的工夫要从正人心出发。孟子“正人心”的追求实质上为诸侯行仁政奠定了人性论基础，这无疑比孔子推进了一大步。孟子还从语义学的角度把“不为”和“不能”严格地区别开来，他说：“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孟子·梁惠王上》)从而揭露了当时诸侯不能行仁政的实质并不是他们缺乏客观条件，而是他们主观上不想去做，以此批判了诸侯们恶劣的政治动机。

先秦“名实关系”问题探讨的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虽然孟子对于这个问题的关注不如孔子和荀子，但有段重要的材料说明孟子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非常深刻。

孟子谓戴不胜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曰：“使齐人傅之。”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于王所。在于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谁与为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认为，如果有一个楚国大夫想要其子学会齐国语言，应该请一个齐国人当老师，但是一个齐国人教他，诸多的楚国人用楚语喧扰他，那么即使天天鞭笞他让他学好齐语，他也是难于学好的。相反，如果将他放到齐国的街巷里弄去，几年过后，即是天天鞭笞他，让他说楚语，那也是不可能的了。这就说明：语言不是个人的产物而是社会的产物，它的形态与面貌之形成完全取决于特定的社会与环境；同时，语言又是可变的，随着语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因此，个人的语言习得完全依赖于特定的语言社会环境。这段文字原是孟子为了说明环境能够影响人的语言所打的比方，其目的在于论述如何使一国国君“为善”的问题，然而客观上却触到了语言与世界之关系这一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而这也恰恰反映了孟子语言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即重视语言的道德功能与意义，体现了以伦理政治为旨趣的实用主义特征。

二、“言无实不祥”、“言近而指远”——孟子的语用学思想及其判别语言好坏的标准论

孟子曰：“言无实不祥。不祥之实，蔽贤者当之。”(《孟子·离娄下》)意思是说：言论没有内容，不充实，不真实，是不好的。这就涉及到语言的两个标准，一个是充实，一个是真实。“充实”的标准实际上是质与量的高度统一，是一种尽可能以少的量表达高的质的会话标准；“真实”的标准是一种伦理道德标准，主要是要做到语言无欺、诚实无妄。现代西方著名的语言学家格莱斯(Grice)在其著作《逻辑与会话》中提出了人们交谈必须遵守的“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包括四条准则，其中前两条即是量的准则与质的准则：量的准则要求尽量提供对方所需信息，不提供冗余信息；质的准则要求只讲真实的话。格莱斯所谓量的准则与孟子所要求的“充实”旨趣相同；其质的准则与孟子所要求的“真实”目的无异。可见，孟子所提出的“实”的标准与格莱斯所提炼的“合作原则”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在孟子看来，好的语言应是质与量高度统一的典范，所以他反对“空言”。空言者或言而无实，或远离人生实际，或如杨子为我、墨子兼爱之类不近人情的东西，都是孟子反对的对象；同时在孟子看来，好的语言还应该符合伦理道德的标准，要“真实”，要“无妄”，做到“语言必信”(《孟子·尽心下》)。语言要符合这两个要求是很困难的，所以孟子主张慎言。他说：“人之易其言也，无责耳矣”《孟子·离娄上》)，其意思是说，人之所以轻易其言者，以其未遭失言之责故耳。这实际上是孔子“讷于言慎于行”思想的进一步深化。

孟子要求言而有实，有具体的内容，要保持语言之质与量的高度统一，这无疑是正确的，在中国语言哲学发展史上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和贡献。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孟子关于语言标准之“实”，主要还不属于逻辑判断所要求的“真实”。他所指的“实”更多地属于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它所揭示的并不是语言与世界的关系这一语言哲学的根本问题。正因为如此，孟子所说的许多有实之言，颇类一般逻辑的名义上的定义(verbaldefinition)，而不是实质的定义(Substantialdefinition)。如：“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孟子·离娄上》)这里所讲的仁、义、智、礼、乐的实，不是从一般的事实中概括得来的，因而只具有伦理道德意义，不具有实质性意义。因此孟子所谓“言无实不祥”也就只是一个伦理命题，“实”的真实含义还是以儒家的“礼义”为其主要内容，这也正是孟子所谓“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孟子·离娄上》)的原因之所在了。

“言无实不祥”只是孟子提出的好的语言的第一个标准，在孟子看来，好的语言应该要有一个更高层次的标准，这个标准即是——“言近而指远”。

孔子主张“雅言”，孟子则提倡“善言”。所谓“善言”，也就是祥言，即他所说的：“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孟子·尽心下》)“善言”也就是他所谓“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孟子·尽心下》)的意思。赵岐从修身养性的伦理意义上对之作注曰：“言近而指远，近言正心，远可以事天也。”强调了其伦理道德意义，却忽视了丰富的语言哲学的意蕴。其实，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言近而指远”主要揭示的是“言”(施指signifier)与“指”(所指signified)之间的一种不一致、不平衡的关系。我们知道，施指与所指的正常关系应是一致的、平衡的，即言近则指近，言远则指远。言近而指远，则是反映了施指与所指的一种偏离关系，即言此而及彼、言浅而意深，言有限而意无穷。从中我们可以洞悉孟子本人的语言哲学理想：以近言来指远，以有限之言表不尽之意旨。孟子其实是在承认言意既相一致、又不一致，言既能尽意、又不能尽意的“二律背反”中，寻求更高的辩证统一。同样应该明白的是，孟子“言近而指远”的语言哲学理想反映的不是孟子对于“真”的追求而是对于“善”的追求，“指远”之“指”是以儒家伦理道德教化为旨归，其标的指向即为孟子哲学思想中的核心价值——“义”。这一点其实显而易见，比如说，他一方面主“言语必信”《孟子·尽心下》)，但另一方面又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孟子·离娄下》)。言语必信或不必信，按照主要取决孟子的“义”的标准。一切语言正如一切行为一样必须毫无条件地服从“义”的价值要求，此所谓“惟义所在”。从这里可以看出，判断语言真假优劣的标准，他不从逻辑上考虑，也不从墨家的名实关系角度考虑，而是从伦理上寻找根据，这就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语言哲学思想的伦理化特点。

孟子伦理化语言哲学的特点不仅表现在他注重言的内容，还体现在他注重言的方法、言的规范上面。孟子认为对什么人说什么话，有该说的时候，也有不该说的时候，万万不可随便，他说：“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锯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鼯之也。是皆穿窬之类也。”(《孟子·尽心下》)他还非常注意言说对象，于是有“不与恶人言”(《孟子·公孙丑上》)的谆谆告诫；他强调所说之说要符合说话人的身份，因而有“位卑而言高，罪也”(《孟子·万章下》)的警世之言。他继承了孔子言行一致的主张，因此严厉地批评那些“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孟子·尽心下》)的醪嗲之言。从这些语用规范可知孟子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奉行伦理主义。这一特点决定了孟子更多地关注语言与使用者的目的之间的关系，而很少关注语言和语言之外的现实之间的关系。质言之，孟子的语言哲学思想偏重于语用学，并表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与伦理学色彩。

三、“知言养气”说——孟子语用学的伦理追求

孟子语言哲学的另一个鲜明特色就在于他注意到了语言与人格修养的辩证联接。

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篇6

第5期乐爱国：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朱子学的阐述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2卷现代对于朱熹哲学的系统阐述，至少应追溯到1910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所述第三期“宋明理学时代”第九章“朱晦庵”。作为民国时期第一部系统的中国伦理学史，蔡元培这部著作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其中对于朱熹伦理学的阐述也在后来的朱子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研究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朱子学的阐述，对于了解民国时期乃至当今朱子学研究的来龙去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朱熹思想之来源

 

蔡元培认为，“宋之理学，创始于邵、周、张诸子，而确立于二程”[1]137，二程门人杨时“以研究六经为格致之主”，“一传而为罗豫章，再传而为李延平，三传而为朱晦庵。伊川之学派，于是大成焉”[1]171。这一观点，不仅在民国时期，而且直到当今，依然为多数学者所接受。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在讲朱熹思想来源于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的同时，特别强调程颐与程颢的差异以及朱熹与程颐的学派关系。

 

朱熹于宋乾道四年(1168)编成《程氏遗书》，于九年(1173)编成《程氏外书》，将程颢与程颐兄弟合称“程子”。然而事实上，朱熹在世时，陆九渊就讨论过程颐与程颢之间的学术差异，并涉及程朱关系，指出：“元晦似伊川，钦夫(张栻)似明道。伊川蔽固深，明道却疏通。”[2]后来，明代的黄宗羲也说：“朱子得力于伊川，故于明道之学，未必尽其传也。”[3]卷十三《明道学案上》，542显然，这里既讲朱熹继承程颐之说，又说朱熹的学术与程颢的不同。1904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发表的《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后易名《论性》)在论述宋代人性论的发展时，既讲“伊川纠正明道之说，分性与气为二”，又讲“朱子继伊川之说，而主张理气之二元论”[4]。这里明确讲程颐与程颢之异，并认为朱熹继承程颐之说。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在阐述宋明理学时，不仅分章讨论程颢与程颐的伦理学思想，而且专题讨论了“伊川与明道之异同”，指出：“伊川与明道，虽为兄弟，而明道温厚，伊川严正，其性质较然不同，故其所持之主义，遂不能一致。虽其间互通之学说甚多，而揭其特具之见较之，则显为二派。如明道以性即气，而伊川则以性即理，又特严理气之辨。明道主忘内外，而伊川特重寡欲。明道重自得，而伊川尚穷理。盖明道者，粹然孟子学派;伊川者，虽亦依违孟学，而实荀子之学派也。其后由明道而递演之，则为象山、阳明;由伊川而递演之，则为晦庵。”[1]164-165这里明确认为，程颢与程颐分为两派，后来分别发展为陆王之学和朱子学。

 

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又认为程颐“虽亦依违孟学，而实荀子之学派”，进一步追溯了程颐对于荀子的思想渊源关系，还说：“朱子偏于道问学，尚墨守古义，近于荀子。”[1]137-138“晦庵学术，近以横渠、伊川为本，而附益之以濂溪、明道。远以荀卿为本，而用语则多取孟子。” [1]137-138遗憾的是，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并没有就此作出更多的讨论。而事实上，程颐对荀子多有批评，指出：“荀子极偏驳，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5]朱熹也说：“自孟子后，圣学不传，所谓‘轲之死不得其传’。如荀卿说得头绪多了，都不纯一。”[6]

 

在蔡元培看来，程颢与程颐的差异，又延续至门人谢良佐与杨时之别，所谓“上蔡毗于尊德性，绍明道而启象山。龟山毗于道问学，述伊川而递传以至考亭者也”[1]169。事实上，朱熹不仅经杨时而上接程颐，而且还继承了自程颢而来的杨时、罗从彦、李侗一脉的“静坐”，并结合程颐的思想，而改造为 “敬”。朱熹《答张元德》说：“明道教人静坐，盖为是时诸人相从，只在学中，无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无事，固是只得静坐。若特地将静坐做一件功夫，则却是释子坐禅矣。但只着一‘敬’字，通贯动静，则于二者之间自无间断处，不须如此分别也。”[7]黄宗羲也说：“罗豫章静坐看未发气象，此是明道以来下及延平一条血路也。盖所谓静坐者，不是道理只在静处，以学者入手，从喘汗未定之中，非冥心至静，何处见此端倪?久久成熟，而后动静为一。若一向静中担阁，便为有病。故豫章为入手者指示头路，不得不然，朱子则恐因药生病，其言各有攸当也。”[3]卷三十九《豫章学案》，1277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朱熹思想来源分析，在民国时期具有很大的影响。谢无量于1916年出版了民国时期第一部以朱子学为专题的学术著作《朱子学派》而成为这一时期朱子学研究的先驱。他于同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指出：“明道之学，每以综合为体;伊川之学，每以分析立说。此二程所由大同小异者也。后来陆王学派，近于明道;朱子学派，近于伊川。故明道之宇宙观，为气一元论;伊川之宇宙观，为理气二元论。朱子承伊川，其说益密。” [8]321926年，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讲授《儒家哲学》，其中也指出：“明道的学问，每以综合为体;伊川的学问，每以分析立说。伊川的宇宙观，是理气二元论;明道的宇宙观，是气一元论。这是他们弟兄不同的地方。程朱自来认为一派，其实朱子学说，得之小程者深，得之大程者浅。”[9]这里既讲程颐与程颢的差别，又明确讲朱熹之学近于并继承程颐。1932年，冯友兰发表《朱熹哲学》，指出：“朱子之形上学，系以周濂溪之《太极图说》为骨干，而以康节所讲之数，横渠所说之气，及程氏弟兄所说形上、形下及理气之分融合之;故朱子之学，可谓集其以前理学家之大成也。”[10]在稍后的《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中，冯友兰又认为，朱陆的差异“于二程之哲学中即已显著”，并指出：“伊川一派之学说，至朱子而得到完全的发展。明道一派之学说，则至象山、慈湖而得到相当的、至阳明而得到完全的发展。”[11]这些论述，后来纳入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应当说，冯友兰的这些论述与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所谓朱熹思想来源于周敦颐、邵雍、张载、二程，程颐与程颢之间存在差异，朱熹传承程颐而同为一派，有许多相似之处。

 

二、朱熹思想之框架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第三期“宋明理学时代”第九章“朱晦庵”分为“小传”“理气”“性”“心情欲”“人心道心”“穷理”“养心”“结论” 等节，专门论述朱熹的伦理学思想。先是讨论“晦庵本伊川理气之辨”“取横渠理一分殊之义，以为理一而气殊”[1]172-173;进而讨论“由理气之辨，而演绎之以言性”“取横渠之义以心为性情之统名”以及由“心之有理气两方面”而引出道心人心[1]173-175;最后讨论“晦庵言修为之法”，包括穷理之法和养心之法。[1]175-176实际上，这些讨论亦可大致归为后来阐述朱熹哲学所谓的本体论、心性论、工夫论三个层次，其中“理气”属“本体论”， “性”“心情欲”“人心道心”属“心性论”，“穷理”“养心”属“工夫论”。

 

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民国时期第一部以“中国哲学史”命名的学术著作。该书第三编上“近世哲学史(宋元)”第十一章“朱晦庵”在论述朱熹哲学时，分为“太极及理气二元论”“性说”和“修养之工夫”三节。1927年，黄子通发表的《朱熹的哲学》分为“宇宙论”“论性”“论仁”“论修养”四部分。1929年出版的钟泰《中国哲学史》第三编“近古哲学史”第八章“朱子”在论述朱熹哲学时，分为三个部分：“理气”“天命之性、气质之性”“居敬穷理”。同年出版的贾丰臻《宋学》在论述朱熹哲学时，分为：(一)“哲理说”;(二)“心性说”;(三)“修为说”。1931年，陈钟凡发表的《两宋思想述评》(七)十二章“朱熹之综合学说”在论述朱熹哲学时，分为(1)“宇宙论”，(2)“心性论”，(3)“行为论”。应当说，这些论述框架与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大致相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述中所包含的基本内容以及逻辑线索也与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大同小异。

 

1919年出版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提出哲学的门类包括：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组织，如何管理(政治哲学);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12]之后，周予同于1929年出版的《朱熹》在论述朱熹哲学时，分为三大部分：一“本体论”，又分为：(一)“理气二元论”，(二)“理一气殊说”;二“价值论”，又分为：(一)“伦理哲学”，再分为(甲)“性论”，(乙)“心论”，(丙) “修养论”;(二)“教育哲学”;(三)“政治哲学”;(四)“宗教哲学”;三“认识论”，又分为：(一)“知与行”，(二)“致知与格物”，(三)“穷理与读书”。冯友兰的《朱熹哲学》以及《中国哲学史》“朱子”章分为：(一)“理、太极”，(二)“气”，(三)“天地人物之生成”，(四)“人物之性”，(五)“道德及修养之方”，(六)“政治哲学”，(七)“对于佛家之评论”。这些对于朱熹哲学的论述框架，则是在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的基础上又有所扩大，涉及朱熹的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等。

 

三、朱陆两派之异同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指出：“自宋及明，名儒辈出，以学说理之，朱陆两派之舞台而已。”[1]192显然是把朱陆之辨看作宋明理学最重要的内容。该书特别就朱陆两派的形成发展以及朱陆异同作了具体讨论。

 

关于朱陆两派的形成发展，蔡元培说：“宋之理学，创始于邵、周、张诸子，而确立于二程。二程以后，学者又各以性之所近，递相传演，而至朱陆二子，遂截然分派。”[1]137同时，又在阐述程门大弟子谢良佐和杨时的学术思想时指出：“上蔡之言穷理，龟山之言格致，其意略同。而上蔡以恕为穷理之本，龟山以研究六经为格致之主，是显有主观、客观之别，是即二程之异点，而亦朱陆学派之所由差别也。” [1]171认为朱陆两派形成于程颐与程颢之别，由程颐经杨时而至朱熹，由程颢经谢良佐而至陆九渊，而有朱陆两派之异。这就是蔡元培所说：“由明道历上蔡而递演之，于是有象山学派;由伊川历龟山而递演之，于是有晦庵学派。”还进一步指出：“象山之学，得阳明而益光大;晦庵之学，则薪传虽不绝，而未有能扩张其范围者也。” [1]192

 

关于朱陆异同，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从多个角度作了探讨。就思想来源而言，蔡元培说：“大抵朱学毗于横渠、伊川，而陆王毗于濂溪、明道;朱学毗于荀，陆王毗于孟。”[1]178就学术思想的异同而言，则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尊德性、道问学方面，蔡元培说：“朱子偏于道问学，尚墨守古义，近于荀子。陆子偏于尊德性，尚自由思想，近于孟子。”又说：“朱陆两派，虽有尊德性、道问学之差别，而其所研究之对象，则皆为动机论。” [1]137-138第二，在为学修身方面，蔡元培说：“晦庵之见，以为象山尊心，乃禅家余派，学者当先求圣贤之遗言于书中;而修身之法，自洒扫应对始。象山则以晦庵之学为逐末，以为学问之道，不在外而在内，不在古人之文字而在其精神，故尝诘晦庵以尧舜曾读何书焉。” [1]180蔡元培还在讨论朱子学与阳明学的差异时指出：“朱学泥于循序渐进之义，曰必先求圣贤之言于遗书，曰自洒扫应对进退始。其弊也，使人迟疑观望，而不敢勇于进取。阳明于是矫之以知行合一之说。” [1]187-188第三，在思想方法方面，蔡元培说：“朱学近于经验论，而其所谓经验者，不在事实，而在古书，故其末流，不免依傍圣贤而流于独断。陆学近乎师心，而以其不胶成见，又常持物我同体知行合一之义，乃转有以通情而达理，故常足以救朱学末流之弊也。惟陆学以思想自由之故，不免轶出本教之范围。” [1]192

 

与此同时，蔡元培还就朱陆之学对于后世的不同影响作了阐述，指出：“朱学平实，能使社会中各种阶级修私德，安名分，故当其及身，虽尝受攻讦，而自明以后，顿为政治家所提倡，其势力或弥漫全国。” [1]138“阳明以至敏之天才，至富之阅历，至深之研究，由博返约，直指本原，排斥一切拘牵文义区画阶级之习，发挥陆氏心理一致之义，而辅以知行合一之说……苟寻其本义，则其所以矫朱学末流之弊，促思想之自由，而励实践之勇力者，其功固昭然不可掩也。”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朱陆两派之异同的重视和分析，对于民国时期的朱子学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谢无量《中国哲学史》指出：“宋学有朱陆两派对立，后来或尊朱而抑陆，或尊陆而抑朱，故朱陆异同亦哲学史上所不可不考者也。朱子尝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缺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者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此可为二家异同之定评。”并且还说：“陆学尚简易直截，朱学重学问思辨;朱学在‘即物穷理’，陆学言‘心即理’。一主于经验，一主于直觉;一主于归纳，一主于演绎。此其所以卒异也。”[8]71-72梁启超《儒家哲学》指出：“陆子学派，有点像大程，即明道。最主要的，就是立大、义利之辩和发明本心……知识方面，朱子以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蕴，则已具于圣贤之书，故必由是以求之。陆子以为学问在书本上找，没有多大用处，如果神气清明，观察外界事物，自然能够清楚。修养方面，朱子教人用敬，谨严拘束，随时随事检点。陆子教人立大，不须仔细考察，只要人格提高，事物即难摇动。所以朱谓陆为空疏，陆谓朱为支离，二家异同，其要点如此。”[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理学与心学的层面讨论朱陆两派之异同，指出：“一般人之论朱陆异同者，多谓朱子偏重道问学;象山偏重尊德性。此等说法，在当时即已有之。然朱子之学之最终目的，亦在于明吾心之全体大用。此为一般道学家共同之目的。故谓象山不十分注重道问学可;谓朱子不注重尊德性不可。且此点亦只就二人之为学或修养之方法上言之……朱陆之不同，实非只其为学或修养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学，根本上实有差异之处。此差异于二程之哲学中即已有之……朱子言‘性即理’。象山言‘心即理’。此一言虽只一字之不同，而实代表二人哲学之重要的差异。”[13]

 

四、朱子学之价值与局限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不仅阐述了朱熹思想之来源、朱熹哲学之框架、朱陆两派之异同，而且还进一步讨论了朱子学之价值与局限。该书指出：“宋之有晦庵，犹周之有孔子，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也。孔子以前，道德之理想，表著于言行而已。至孔子而始演述为学说。孔子以后，道德之学说，虽亦号折衷孔子，而尚在乍离乍合之间。至晦庵而始以其所见之孔教，整齐而厘订之，使有一定之范围。”[1]177在这里，蔡元培充分肯定了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还把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称二者“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应当说，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在民国时期影响之大，其中对于朱子学的推崇，也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1914年，汤用彤发表的《理学谵言》指出：“紫阳之学，继程周之后，致广大尽精微，直可综罗百代……是以先生之学，受于前贤而集其大成，流于后世，振酿百世之文教。”[14]1927年，黄子通发表的《朱熹的哲学》指出：“朱熹在中国哲学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在有宋一代，他是一个集大成的人。”[15]1931年，陈钟凡发表的《两宋思想述评》(七)十二章“朱熹之综合学说”指出：“朱熹学说之特色，在网罗古今，融会贯通，自成系统……括囊大典，承先启后，集近代思想之大成者也。”[16]1932年，冯友兰的《朱熹哲学》称：“朱子之学，可谓集其以前理学家之大成也。”[10]这一说法后来融入1934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1947年，钱穆发表《朱子学术述评》，认为朱熹的最大贡献，“不在其自己创辟，而在能把他理想中的儒学传统，上自五经四书，下及宋代周、张、二程，完全融成一气，互相发明”，“集孔子以下儒学之大成”[17]14，并且指出：“以整个中国学术史观之，若谓孔子乃上古之集大成者，则朱子乃中古之集大成者。”[17]20这里把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与蔡元培是一致的。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不仅认为朱熹与孔子一样，“皆吾族道德之集成者”，而且还认为朱熹确立了儒教之权威，指出：“孔子之道，在董仲舒时代，不过具有宗教之形式。而至朱晦庵时代，始确立宗教之威权也。”[1]177虽然在这里蔡元培把儒教看作一种宗教，而后来又认为“孔子是孔子，宗教是宗教，孔子、宗教，两不相关”[18]，但他充分肯定了朱熹对于确立儒学权威所起的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儒学的普及。他说：“自汉武帝以后，儒家虽具有国教之仪式及性质，而与社会心理尚无致密之关系……及宋而理学之儒辈出，讲学授徒，几遍中国。其人率本其所服膺之动机论，而演绎之于日用常行之私德，又卒能克苦躬行，以为规范，得社会之信用。其后，政府又专以经义贡士，而尤注重于朱注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于是稍稍聪颖之士，皆自幼寝馈于是。达而在上，则益增其说于法令之中;穷而在下，则长书院，设私塾，掌学校教育之权;或为文士，编述小说剧本，行社会教育之事。遂使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其子弟苟有从师读书者，则无不以四书为读本。而其间一知半解互相传述之语，虽不识字者，亦皆耳熟而详之。虽间有苛细拘苦之事，非普通人所能耐，然清议既成，则非至顽悍者，不敢显与之悖;或阴违之而阳从之，或不能以之律己而亦能以之绳人。盖自是始确立为普及之宗教焉。斯则宋明理学之功也。” [1]139-140

 

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肯定朱熹在儒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又指出其局限性，指出：“宋儒理学，虽无不旁采佛老，而终能立凝成儒教之功者，以其真能以信从教主之仪式对于孔子也。彼等于孔门诸子，以至孟子，皆不能无微词，而于孔子之言，则不特不敢稍违，而亦不敢稍加以拟议……其笃信也如此，故其思想皆有制限。”[1]141而且还明确认为，朱熹的学术“矫恶过于乐善，方外过于直内，独断过于怀疑，拘名义过于得实理，尊秩序过于求均衡，尚保守过于求革新，现在之和平过于未来之希望” ，因此“尤便于有权势者之所利用”而盛行于明以后。[1]178

 

后来的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事实上并非要全面否定孔子以及儒学，而恰恰是要反对把孔子定于一尊。胡适说：“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思想的解放。我们当日批评孔孟，弹劾程朱，反对孔教，否认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而已。”[19]因此，对于中国古代思想，他主张“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以古文还古文家，以今文还今文家;以程朱还程朱，以陆王还陆王”，“各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后评判各代各家各人的义理的是非”。[20]换言之，就是要把孔子、朱熹等当作学术研究的对象，进行价值中立的客观研究，而不是当作崇拜的偶像。对此，贺麟在《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中指出：“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一个大转机。表面上，新文化运动虽是一个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家思想的一个大运动。但实际上，其促进儒家思想新发展的功绩与重要性，乃远在前一时期曾国藩、张之洞等人对于儒家思想的提倡……新文化运动之最大贡献，在破坏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和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他们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他们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21]事实上，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对于朱子学的研究，正是要呈现其“真面目”。

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篇7

论文摘要: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实践便成为其重要的思想内容之一。然在传统儒学中，实践往往被局限于道德范围之内。儒学要发展就必须对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时代问题给予创造性的解决，而儒学实践理论这一概念将传统儒学的道德实践和现实时代问题很好地结合起来。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论创新的建构的哲学，即在儒学实践理论这个概念中，其主体是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在道德价值观照下去审察历史和现实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者，其理论的内核是仁爱，其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其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自孔子创立儒学开始，儒学就十分强调实践的观念。对此，梁启超深有感触地说过:“后人多谓知行合一只说是王阳明所首倡，其实阳明也不过是就孔子已有的发挥。孔子一生为人，处处是知行一贯，从他的言论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说‘学而不厌’，又说‘为之不厌’，可知‘学’即是‘为’，‘为’即是‘学’，盖以知识之扩大，在人努力的自为，……所以王阳明曰:‘知而不行，是谓不知。’”儒学的实践理论是讲究即知即行的，是体悟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但儒学这个实践理论更多强调的是在道德上的实践，使道德实践和生活融为一体。

    儒学实践理论强调的道德理论实践构成了人之为人的重要的文化标准，但只有这样的规定并不能使儒学更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因为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在理论文化的建设上有自己独特而有效的理论。而缺乏相对独特而有效的理论是限制儒学发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换言之，如果儒学要在参与社会实践中成长发展，那么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必然要采取的行动之一。

    现在很多人对儒学在当代的理论创新提出自己的看法，清华大学方朝晖老师曾经说过，要通过厘清知识和道德的关系，来探讨儒家道德传统与知识结合的可能方式。l而浙江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吴光老师对儒学理论也进行了新的探讨，他提出了“民主仁学”的概念，并对该概念的特征即道德理性、人文性、实用性和开放性进行了说明。山东大学颜炳是老师指出在现代文化的建构中既要充分发掘传统文化的自我转换或转型的潜能，重铸民族灵魂，又要引进西方文化的结构和格局，促使传统文化向现代方向转变。并主张儒学应当加强同当代社会的互动，以此使得儒学焕发生命力。复旦大学徐洪兴老师认为，儒学的伦理价值经过现代转换和诊释可以对防止现代的弊病有所贡献。

    以上诸位老师对儒学的发展，各陈其见，积极对儒学的发展进行理论上的创造，是当代中国学界对儒学发展可能性的探求活动的缩影。换言之，儒学的当论创新是极具开放性的。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笔者也希望能把自己的日常学习心得，以此种方式表达出来。

    一个命题和理论的基础是概念，所以表达自己想法的基础当然离不开概念。而儒学中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儒学实践理论。儒学实践理论概念是一个普遍的概念，是超越于特定时代和特定具体内容的一个抽象概念。因其抽象，所以对具体内涵的规定就少，该概念的开放性就较大，所以很适合对其进行必要的理论规定和演绎。

    首先对这个儒学实践理论下一个定义:儒学实践理论是儒者以仁爱为内核对时代问题进行思考和理沦创新的建构的哲学。首先，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第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精神;第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对时代问题进行反思，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第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是立足于传统和现代的对文化的抽象化把握和思考。

    下面我们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几个内涵分别加以解析。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

    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是儒者，这里所谓的儒者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研究的哲学工作者和思想工作者。在中国独特的文化内涵下，所谓儒者是有其特定的文化含义的。首先，儒者是一个有道德价值的人。这是儒学自孔子以来十分强调的首要内容。儒学认为，道德价值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原因，《论语·学而》中“学而时习之”的“学”，即“觉”也，是觉悟做人的道理，即道德价值。《大学》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孟子也提到仁义礼智四德是人性善的萌芽。这些都表明，道德价值是为人的根本原则。后世儒者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力，明其道不计其功”到朱熹的天理道德观念无不秉持了先儒的这一理念。其次，这里的儒者蕴涵着个体的意味，即强调的是个体儒者，这也是儒学重视个体的传统。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欲”、“勿欲”、“欲立”、“欲达”都针对个人而言。《大学》中可以看到儒学的个体思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事皆以修身为本。”这主要是针对个体而言的道德修养的过程，并指出这个道德修养是人人必须且能够做到的。

    谈到儒者，还需要提到的一点就是儒者的历史意识。中国儒学很重视历史，孔子整理编订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即是对上古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而孔子及其后学都“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文化倾向无疑鲜明地展示了儒者们深远的历史文化意识，尤其是自韩愈后创立的道统学说，其一脉相承的历史延续，在展示儒家发展的过程中也显示了儒者心目中的历史文化和责任意识。

    在这里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儒者的道德价值对其活动的意义，因为这是儒者必备的品质。道德在人的活动中起到了价值观照活动的作用。在这方面，以三苏为代表的宋代蜀学提出的“推阐理势’，观点明显，“圣人因时设教，而以利民为本”，“时”大致相当于“推阐理势”中的“势”，教则相当于其中的“理”。这里的“理”即儒学的道德义理，“势”则是指事异备变。这就是说，道德价值高于事实，以道德义理来观照社会事态的变化，采取合理的方法手段来适应社会的变化。“所以要用道德来指导规范人类社会的生活，恢复人之作为人的尊严，恢复人道的崇高”。

    总而言之，作为儒学实践理论的主体的儒者需要具备道德价值，强调个体的修为，拥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识，并在道德价值的观照下，去审查历史和现实，这是作为一个儒者所必备的能力和素质。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是仁爱

    早在儒学开创者孔子那里，仁的思想便已经成了最高的思想观念，而这个观念的核心就是仁爱。这个思想在孟子那里得到了证明和发展，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孟子提出了仁政的思想。后世的儒学者无不以仁作为最高的价值，观照现实世界，以儒学的视野解决社会时代问题。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儒学的仁爱精神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以北宋儒学为例。“站在中国历史的角度进行纵向比较，则可以认为北宋既是一个政治变革的时代，也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政治变革通过政府有组织有序地进行，是在儒学复兴的文化支持下自觉进行的政治调整……也正因为二者被历史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政治变革引发了儒学复兴的问题意识，反过来，儒学复兴又影响了政治变革的方向性选择，所以，北宋儒学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政治哲学，它所代表的时代精神，是对文明秩序及其最高的体现形式—政治制度，进行理性的批判和重建。批判是追索文明秩序的合理性依据，所谓天道性命之理，即由此发畅;重建是探讨文明秩序、政治制度的合理模式，于是需要推阐王道，作为最高政治宪纲，从而将师古与用今结合起来，使现实政治朝着合理模式的方向调整。正是围绕批判与重建的时代课题，触发北宋儒者的思想激情，形成各种学派，构成一幅色彩斑斓的思想史画卷。”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学王道思想在北宋儒学者处成了宪纲原则，成为观照现实时代问题的道德价值标准。

   儒学的仁爱是一种普遍的思想。首先，自儒学创立之初开始提出力行仁爱，绵延数千年而不中绝，这是历史的选择。而历史的选择则证明仁爱具有超时空性。其次，仁爱能满足人类内心精神需求。在人类交往中，人总是希望能够被尊重和关爱，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需求。当将仁爱思想付诸交往时，己之所欲，施之于人，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精神感受到的是幸福和满足。而这正是人类要追求的生活的意义。从这个角度上说，仁爱是普遍的，它实际内存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

    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内核。仁爱是普遍的道德价值，而普遍道德价值的意义就是对现实世界进行观照，以仁爱认识社会现实，以仁爱批判和改革现实，从而力图达到社会的和谐。从本质上来说，仁爱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观照社会现实的依据和标准，儒学实践理论主体的其他方面的意识都以仁爱为中心而展开。

三、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

(一)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一:反思时代问题

    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反思时代问题。从儒学实践理论的含义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积极参与社会的意识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时代问题的反思，换言之，反思时代问题构成了儒学实践理论的基本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儒学实践理论把握时代问题的基本方式是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所谓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就是将时代问题转化为哲学问题加以思考，从而给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哲学理论上的支持。

    以哲学的方式来理解时代问题的时候，很自然地就会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为时代问题背后牵动的是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关系。如果将历史问题哲学化思考，那么必然涉及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因此，反思时代问题时必然要讨论哲学史和哲学的关系问题。

    哲学研究的是人类面对的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内容和方法正是在哲学史，也就是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展开的。每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只有与以往的哲学不断地进行对话，才能进入这些问题并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总是浓缩着时代的问题，是人类对自己所面对的困境的智慧的思考，正因为如此，哲学家对哲学史的研究，从来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恰恰是要以今度古，从哲学史中找出当下危机的根源，或探寻可能的解决与出路。之所以要以讲哲学史的方式阐述自己对时代问题的思考，原因有二:意识要追溯当下问题的深层原因，再就是试图在传统智慧中找到今天问题的出路或启示。

    精神地把握时代问题，即把握时代问题的两个方面，首先要有历史感，从对历史的研究中探寻出当下时代问题的历史、哲学的根源;其次就是借鉴历史智慧来思考当下的时代问题。借鉴历史智慧并非将历史经验移植到当下，而是寻求解决当下时代问题的方法，即历史经验并不能完全能解决当下的时代问题，当下时代问题只能在历史方法的启发下，根据当下的时代条件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和解决。

   (二)儒学实践理论的中心内容之二:理论创新

    儒学自古以来就不乏创新精神。孔子虽然继承了周代文化，但它并未毫无选择地保留，而是对周文化进行了损益，最重要的是他将周代以来的仁的概念加以哲学改造，由政治术语变为最高思想价值原则。创新的意识在孟子处也很强。孟子终身愿学孔子，孔子言“性相近”，而孟子言“性善”。孔子说:“齐桓公正而不橘”，“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披发左枉矣。”而孟子反其言:“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乎?”孔、孟之言显然相抵，但创新之处不言自明。儒学从汉至唐，经学绵延，而到宋明，学风顿变，自觉创新，儒学诸派兴起，由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庆历学术开始，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和苏轼为代表的蜀学竞相开展，直至后来的心学和理学的并举。从儒学发展的脉络来看，儒学不乏理论创新活动，只是后来由于外因的强烈介人而使得儒学的创新意识萎靡，理论创新陷入枯竭。但这只是暂时现象。当有适当社会环境时，儒学的理论创新就会重新生长。当代各路新儒家的种种努力都是这种理论创新的再现和发展。

    儒学的理论创新是儒学实践理论的表现形式。儒学实践理论对时代问题的精神的把握，在面对时代问题的解决上往往表现出对创造性思维的需求。而在创造性思维方面，儒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在历史文化上，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可以给儒学实践理论创新提供文化的渊源和方法的启示。可以这样说，儒学实践理论的理论创新是以儒学的理论创新传统为文化基础的，是儒学传统理论创新在当今的展现和发展。

    儒学实践理论不只在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更重要的是要在此基础上以理论创新对时代问题的创造性思考。这是儒学实践理论主体参与社会的积极意识的重要表现。

四、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是建构的理论哲学

    儒学实践理论在本质上是建构的理论哲学。所谓建构的理论哲学就是以抽象的理论思维对中国传统哲学中超越时代、超阶级和超历史的特殊的普遍抽象的概念和范畴进行反思、重构和演绎，即对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概念进行重新的构建和演绎。这是具有可能性的。首先，从方法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这样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是合乎逻辑的，正如马克思认为的那样，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范畴相互间的推演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所谓抽象和具体，正如马克思所说，也就是内涵比较简单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复杂的范畴，也就是内涵比较片面的范畴和包含它的比较全面的范畴，也就是部分和包含部分的整体范畴:“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所以，我们对一个抽象概念进行规定，使其具体化，以使抽象的概念符合理论的需要。从理论上来看，儒学实践理论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在当代的中国，自民国初年后，中国文化便开始了新的发展历程，旧有的理论已经被打破，直至今天，中国在文化上尚没有完成文化的新建构，所以，在这种文化竞相争鸣的时代，提出自己的合理见解是十分有意义的，所以架构理论哲学是儒学实践理论的本质。

    综合来看，儒学实践理论的各部分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仁爱是主体儒者的核心思想内核，是儒者内在的价值标准，而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则是儒者关注现实、改造现实的思想对象，在反思时代问题和理论创新的关系中，反思时代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前提和基础，而理论创新则构成了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理论解答。

    儒学实践理论的外延包含广泛，既包括古代先儒对儒学实践理论的创立和发展，又包括当今社会有儒学文化背景的学人对时代问题的反思和探索，从孔子损益三代文化创立仁学理论到当代新儒家的对时代问题的种种探索，绵延至今达数千年之久，其理论革新发展更是层出不穷。具体而言，儒学实践理论具体形式包括先秦儒家、汉唐经学、宋明清理学、民国初年新儒学等。

    对于先秦儒家的实践理论，主要包括孔子、孟子和荀子实践理论创新。孔子积极学习和吸收夏商周三代文化，因其时代，择善而从，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实践理论体系;孟子对儒学实践理论亦有发展，以性善学说来为孔子的仁进行理论证明，并针对当时的政治，提出了仁政学说;荀子则在孔孟的实践理论基础土，提出了性恶学说—强调人后天向恶发展的可能性，为其礼法理论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他还根据战国时代人心纷乱的状况，一反孟子的崇王贱霸的方略，主张王霸并举，最终实践王道。

    汉唐经学则是在汉代以后儒学实践理论的一种形式，经学与儒生所传儒学有密切关系，经学是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儒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作为注释和研究的对象，并结合各个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些新见解。可以说，离开了儒学，离开了儒家经典，便无经学。而儒学在汉代以降，主要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离开了经学，便谈不上儒学的流传和发展。儒学除以经学的形式外，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儒学的渗透和儒家思想的体现。

    宋明清理学是两宋、明和清代主要的儒学实践理论，主要包括二程和朱熹的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两个主要理论形式。他们针对各自的时代特点，对儒学实践理论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宋代佛道盛行而儒学式微，程朱积极吸收佛道思想创造性地诊释儒学经典，以创新的儒学理论力辟佛老，成为儒学理论发展的里程碑。陆王心学的发展是对程朱理学理论的反动。明代程朱学说笼罩士人，其教条化导致儒学思想失去活力，王阳明以致良知学说，使得思想解放蓬勃发展，是儒学实践理论的又一次发展。这两种思潮后对清代的影响深远。

    民国初年出现的新儒家是在儒学遭受近代西学的冲击下进行的文化反思和创造活动，包括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及其后学，如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他们积极继承传统儒学的精华，运用西方的学术思想来重新认识和发展儒学，并结合时代问题积极进行儒学的创建，如牟宗三在突出儒学个性之后，在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的主题后，积极努力，希望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开创出民主和科学。

    儒学实践理论是一个开放的理论，它的内容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是由儒学内在的动力—儒学仁爱原则下的对时代问题的反思的前提下进行的。儒学仁爱是一个普遍的原则，对不同时代具有观照作用，而这种观照必然要求对当下时代和社会问题进行反思，使得社会的发展符合时代要求，为时代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由此可见，儒学实践理论必然是一个开放的理论。

五、儒学实践理论的意义

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篇8

关键词：契约论 《孟子》 儒家思想

引言

孟子对儒家治世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发展，其思想都集中在《孟子》这部经典著作中。对《孟子》中相关文字的论述解读，可以发现其儒家文人治世思想的一种寄托和主张，加深对传统儒家思想的理解和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弘扬。

一、孟子和《孟子》的总体概述

孟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战国时期邹国人。孟子是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传统儒家的儒学思想，同时在儒家文人治世思想创新方面也发挥了独到的创新作用。孟子和他的门人著有十分重要的《孟子》一书，集中表现了孟子的治世思想和哲学思考。在《孟子》中，孟子着重表述了自己关于治世方面的一些见解，尤其是孟子继承了传统儒家的仁爱思想，主张将这样的思想推广到人民百姓身上，实现社会和谐。同时，《孟子》中也主张在仁政方面有进一步地探索，包括对人的主体地位的探寻和对治世策略的求索。

孟子通过《孟子》表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儒家仁本思想的本质内涵，同时也将这种仁上升到了治世的高度，对古代统治阶级的社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对《孟子》中儒家的文人治世思想进行现代性解读和有意挖掘有助于我们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当下的社会和谐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学视角下《孟子》中儒家治世思想的解读

（一）仁政治世思想

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腹，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位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孟子・离娄篇下》

在《孟子・万章下》中提出：“君有大过则谏，反覆而不听，则易位。”在这句主张中，孟子强调了人民群众对统治者的监督，如果统治者有失仁德的话，人民群众就有进谏的权利，倘若统治者置若罔闻的话，那么人民群众就可以更换自己的统治者，这正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最原始的论证，对统治者有一种约束权力。《孟子》中又表述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我们可以看到儒家一直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来笼络民心，从而实现统治的长久安宁。

（二）儒家的仕途原则

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王曰：“礼为旧君有腹，何如斯可为服矣？”曰：“谏行言听，膏泽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此之位三有礼焉；如此则为之服矣。今也为臣，谏则不行，言则不听，膏泽不下于民；有故而去，则君搏执之，又极之于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谓寇雠，寇雠何服之有！” ――《孟子・离娄下》

《孟子》中主张文人应该是学而优则仕，鼓励和号召大家刻苦学习，然后考取功名来报效国家。儒家在文人仕途上主张应该时刻监督统治者的言行举止，不应该有违背“仁政”的行为发生，对于统治者的过失应该进行苦苦劝谏，不能让统治者失去民心。对于君臣之间的关系，《孟子》也给出了明确论述，认为君臣之间是一种主体间的关系，君臣之间是一种亲密朋友的关系，彼此应该相互尊重，是儒家学派治世思想的一种前进和超越。

（三）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于我心有戚戚！”――《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中除了对君臣关系做出探讨以外，还对臣民之间的关系也给出了明确的定义：“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儒家提倡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将君主的权威放在了一个较为缓和的位置上，道出了如果君主可以担忧和体恤百姓，那么百姓也会担忧和体恤君主的忧伤和快乐，这样一种关系的构建看上去才是其乐融融的。就主体性的平等地位来讲，这样的平等地位是一种平等的沟通和交流，同君主的绝对王权没有过多的联系，而是将君主和百姓放在了一个平等交流和对话的平台上，鼓励君主和百姓在价值观和生活的感悟分享上站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这样才能够互相体谅和支持。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尊老爱幼的治世思想成为了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道德标准。

（四）个人修养的不断提高

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 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 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 则为无力人矣。

孟子曰：“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孟子・告子下》

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儒家一直主张个人修养的提高，重视内在德行的进步，因此在治世思想中，很明显就对入仕文人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很明确的要求：“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中有很多关于个人修养文段：要有坚强的毅力和坚韧的性格，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要通过艰苦磨难来提高自己的个人修养。《孟子》中“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论述，说明只要人人通过后天的努力学习和磨难，都可以成为像尧舜一样有着高尚道德的人，这是古代对文人治世提出的一个最高标准，一直激励和督促着那些文人学士。

结语

通过对《孟子》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儒家治世思想的精髓和仁政主题思想，挖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继承和弘扬。 语

参考文献

[1]姜鹏.孟子的“仁政”思想对现代的价值及启示[J].理论界，2010（02）.

[2]冯文敏.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发展观[J].武警学院学报，2010（03）.

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篇9

一、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

为了深入探究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含义，我们必须了解恩格斯提出问题时的背景和立场。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是针对马克思之前的西方传统哲学而言的，所谓“全部哲学”主要指的是在西方传统哲学史上占主导地位的知识论哲学。由此可见，恩格斯的话是在具有特定背景的情况下产生作用的，如果忽略理论背景，以偏概全，则可能导致理论与实际不符的情况。

二、全部和单个类型的哲学基本问题

如果从一门学科的角度看待哲学，那么哲学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哲学内部有不同的模式、流派、类型。如果说一个问题能够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必须在所有类型的哲学中具有普遍性。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作为整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十分勉强，因为很多类型的哲学派别不讨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比如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等，并不探究这个问题。所以准确地说，恩格斯的哲学基本问题是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至于什么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俞吾金先生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观点：“什么是哲学？”才是哲学的基本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回答者抱有什么样的哲学观，从而判断出他从属于什么哲学类型。这个问题在哲学中起到了奠基的作用，所以这个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有其基本问题，单个哲学类型也有其基本问题，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是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传统哲学也有其特有的基本哲学问题。首先，关于中国传统哲学，必须被肯定为一种哲学类型的存在。中国以前是没有哲学这一说法的，哲学一词是近代由日本传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哲学。且不论争论已久的“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单从哲学一词的来源上分析。哲学译自单词“philosophia”，由“philein”（爱和追求）和sophia（智慧）组成，愿意为爱智慧。从这个角度定义哲学的话，中国古代是有哲学的。由于中国和西方多个世纪没有交流，文明的发展必然会因为各种因素而产生一些差异。假如因为这个原因而严格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来生搬硬套，那么不仅违背了哲学的初衷，更是牺牲了中国千百年来的宝贵精神财富。而从单个哲学类型的角度看时，中国传统哲学就是一种非常有价值并且极具特色的哲学类型，所以也应具有其相应的哲学基本问题。

三、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问题

中国传统哲学长久以来留下了许多深刻且富有内涵的问题，例如天人关系、义利之辩、知行观、人性论等。这些问题虽然都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是都还不具备足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

（一）天人关系

天人关系一直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热门问题，甚至长时间以来有不少学者就把天人关系问题当作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与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不无关系。当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将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模式带入到中国传统哲学的思考中时，就会很自然地寻找与思维和存在相似的对立概念。在此基础上，天人关系就能很自然地被解释成了自然（思维的客体）和人（思维的主体）关系，显然，这一关系的对立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虽然直接生搬硬套显得十分勉强，但是由于该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所以有些人宁愿选择抛弃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影响，而坚持将天人关系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

将天人关系问题的实质简单地解释成人与自然的关系肯定是十分不妥当的。现在的自然科学角度的天与当时所谓的天几乎不是一个概念。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等人相比，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们在自然科学方面几乎毫无建树，因为中国的先哲根本就没有朝自然科学方面研究。荀子很明确地表达出了当时的一种思想倾向：“圣人为不求知天。”《左传?昭公十八年》中，子产也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因为自从产生了人类社会之后，自然对人的压迫感已经减少很多，人民最大的压迫感来自于统治者。《礼记?檀弓下》中孔子曾经说过一句具有代表意义的话：“苛政猛于虎也。”因此人们的关注点从自然转向社会是当时人的自身需求，权衡之下，自然科学的研究就不是主要任务了。所以所谓的天人关系根本就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讲到天人关系的时候经常提到天人合一，但是天人合一绝对是不指客观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合而为一。孟子在一句话中曾经表达过天人合一的思想：“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从这句话中就可以看出，所谓的天人合一并不是客观意义上的，而是主观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所追求的是自身的修养和完善，而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改造。无论是孔子提出的“求仁”还是孟子提出的“四端”及“浩然之气”，都是由内而外的；其它的先哲比如老子，虽然提出了物质意义上的天道，但是出发点和归宿都是人自身对天道的效仿，而不是对天道本身的探究；庄子的“坐忘”，实质上是一种无欲无求的精神状态，是通过自身修养而非对世界的改变而达到的，促使庄子提出这种修养的原因也非自然，而是社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我觉得就是上述的价值观的转向。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和人类社会。天只是延续着作为一种权威的象征而存在，比如天子、天命等词，都是在借天的权威。所以所谓的天人关系，重点不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们借着天人合一的口号，按照社会的需要来改善自身，使自身更有利于立足社会。这才是天人合一的实质内容。

（二）义利之辩

义利之辩则是中国传统哲学史上关于仁义和功利的争辩。义利的对立首先由孔子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表明了儒家对义利的基本立场，认为义与利是相互对立的，并且重义轻利。与此相对，墨家的观点认为“义，利也”（《墨子?经说上》）。首先从义和利的含义进行分析。义代表了一种利于社会的价值取向，是按照社会的需要对人提出的一种统一的规范，行事合乎义，从宏观上看，一定是有利于社会的，但是有可能损害个人利益。利则代表了一种利于个人或小团体的价值取向，是按照个人或小团体的需要表现出的一种自发的追求，单纯地逐利，从微观上看，目的一定是满足小部分人的需求，但是有可能危害社会。这么看来，其实义和利都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取向，只是立足点不同。一般情况下，无节制、不理性的逐利都会危害社会，所以儒家提出的观点是重义轻利，以社会需要为重。但是如果在适当的范围里理性地求利，也能达到义、利两全的结局。由此看来，真正被排斥的不是利，而是超出社会需要的范围，也就是义的范围的利。所以作为是非评判标准的义，实际上体现的就是社会的需要。

（三）知行观

知行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特殊问题，在其它哲学体系中没有被明确地作为一对范畴所提出。知与行是相统一的，有什么样的知才会作出什么样的行。从“格物致知”的角度上看，如果格的是客观事物，知的是客观规律，那么这样的知行观无疑具有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但是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上来看，我们一直以来致的知并不是事物的客观规律。虽然在宋明时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在知行观上有过分歧，但是那只是过程上的差异，而不是实质上的差异，中国哲学史上在知行观上一直保持着“致良知”的本质观念。所谓“良知”，实质就是符合当前社会需要的道德观念。

（四）人性论

人性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喋喋不休地争论了很长时间，早在孔子时就将人分为三等，其后董仲舒等人便建立了性三品说；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张载、朱熹等人提出性情分立等等不一而足。虽然理论很多，但是划分的原则都是相同的――是否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观念；提出这些理论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驱使人们具备社会需要的道德。性三品说中，虽然有圣人之性和斗筲之性，但是些两类人为极少数，故不是理论的重点。理论的重点在中人之性，也就是绝大多数人具有的性。这绝大多数人虽然没有圣人之性，但是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来获得圣人之性。虽然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看似矛盾对立，实则殊途同归：孟子把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观念当作天赋人性，所以提出性善；荀子把人的基本生理欲望当作天赋人性，所以提出性恶。由些可见，他们两人提出看似相悖的理论，并非由于对道德的态度相左，而是由于对人性的定义不同。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上，他们都提出要培养道德观念，虽然孟子的方式是由内而外扩，荀子的方式是后天习得，但是两人的结论分别是“人皆可以为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所以两人对人性的价值取向是完全相同的。张载、朱熹等人将性与情分立，基本相当于将孟子的善性与荀子的恶性分立，目的还是要以性来统御情，将人的欲望控制在道德范围之内。

由此可见，虽然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性的理论有很多，但是价值取向和最终归宿都是一致的，即修养品性以获得符合社会需要的道德。

孟子思想的哲学探讨篇10

《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是郭齐勇先生2008年4月在中华书局出版、列入“珞珈中国哲学”丛书的一本论文集，收录了1990至2007年间写作并发表的24篇论文(含代序)，且将它们分为“新出楚简研究”、“儒释道精神重探”、“现代学术发微”三个部分。沉潜于三编之内，遐思于典册之间，《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可谓经由鲜明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取向，浓缩地写照了郭先生承传并创新“珞珈中国哲学”的学派诉求。

众所周知，文物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以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至2005年陆续面世的5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对于重写先秦思想史与激活世纪之交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郭先生之研讨新出楚简，自然也是这一学术思潮使然。不过，此批竹简出土于湖北荆门，鄂人郭先生执鞭于武汉大学，二者的“守望相助”似乎达成的正是地缘与学缘的“天作之合”。有鉴于此，郭先生重视新出楚简研究的多重努力，方可得以再度敞开。比如，在中国哲学界对郭店楚墓竹简尚未引起足够关注之际，郭先生即指导丁四新在1999年6月完成了题为《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的博士论文，并荣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奖”。又如，1999年10月中旬，郭先生与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庞朴研究员共同发起并在武汉大学召开了“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萧差父先生欣然为会议赋诗：“神明呵护墓门开。楚简缤纷出土来。学脉探源儒道合，人文成化古今谐。不传而禅公心美，道始于情六德恢。嘉会珞珈瞩新纪，东方旭日扫黔霾!”当然，除了指导研究生以“学脉探源儒道合”、组织研讨会以“嘉会珞珈瞩新纪”之外，郭先生更是以“人文成化古今谐”的志愿与勤勉走进了这批新出的楚简。

遥想当年，一代宗师王国维在《古史新证·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展读本书“新出楚简研究”编下的6篇论文，无论是探究郭店简《性自命出》、《五行》的身心观与“圣智”论，还是钩沉上博简中的孔子为政思想、道法家形名思想，无不表明郭先生践履的正是观堂先生的宏愿：“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新材料，我辈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尤须指出的是，在新出楚简与传世文献的对视、观照之中，郭先生仰仗“释古”的人文情怀与时代要求，超越了“疑古”与“信古”的是非纠葛，从而真切地论定了新出楚简之于重新阐释传统经学、先秦儒学的划时代价值。因此之故，我们细读“新出楚简研究”编下的《出土简帛与经学诠释的范式问题》一文，更须慧心地咀嚼该文对现代经学三种路向的梳理、孔子与六经关系的讨论以及中国经典诠释学特色的指陈；而两篇有关思孟五行的论文，辨析“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的关联。揭示圣德相对于仁、义、礼、智四德而言所具有的统合与生成之意蕴，同样亦属作者的贡献。

与新出楚简是世纪之交的学术热点不同，儒释道一直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传统重心。本书“儒释道精神重探”编下共有9篇论文，内容涉及中国四大思想传统问题——先秦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宋明理学、佛教哲学。于此，郭先生借助个案与宏观相结合的视域，试图挖掘中国哲学的思想精髓与传统精华。这一精髓或精华，亦即作为代序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特色与研究方法论问题》一文所表述的：“与西方哲学相比照，中国哲学有三个显著的特色：创化日新，生生不已；相依相待，整体和谐；事实与价值的连接，语言与超语言的贯通。这些原创性的智慧是全人类极其宝贵的思想传统和思想资源。”

立足于当代学术思潮的演进与发展，可知郭先生对懦释道精神的重探，核心在于儒家；其对儒家精神的重探，着力又在孔孟。作者阐发了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据及其包含的中国古代社会正义论的思想内涵与特色，儒家道德哲学的特点与意义，指出儒学是具有宗教性的人文学说，中国的制度文明尤其需要重新认识与发掘。其中，《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揭示了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价值系统；《朱熹与王夫之的心性情才论之比较》分疏了朱、王二人对“情”的界定不同，从而发生了性情论的分歧，并强调心性论这一富矿有益当代，值得发掘。

“儒释道精神重探”编下的《亲亲互隐观念、亲属容隐制度在古代及现代的意义》一文，更是画龙点睛之作。人们知道，2002年，时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的刘清平在《哲学研究》第2期发表的《美德还是腐败?——析(孟子)中有关舜的两个案例》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乎儒家伦理之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大讨论；2004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郭先生主编的《儒家伦理争鸣集——以“亲亲互隐”为中心》，汇集了这场大讨论中的各种不同意见；该书出版以来，同为武汉大学哲学教授的邓晓芒又与郭先生就同一问题展开了激烈争鸣。郭先生的立场不同于刘清平，亦不同于邓晓芒，但问题在于：郭先生何以既要检索“亲属容隐”在古代制度史上的种种体现，更要探讨“亲亲互隐”之于变革当今法律制度与观念的正面价值呢?联系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2008年5月10日邀请郭先生演讲《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以亲属容隐制度为视角》来看，既然无人可以否认这个古老的话题其实是个极其现代而又十分现实的问题，那么，郭先生的立论基石——唯有合乎人情、顺乎人心的法律规定才能真正保护并捍卫人民自身的权利——就必须得到当代社会及其价值体系的宽容和理解。

于现代学术，郭先生以研究鄂人熊十力享誉学界，既有《熊十力及其哲学》(1985)、《熊十力与中国传统文化》(1988、1990)、《熊十力本文由收集整理思想研究》(1993)、《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1994)等研究著作，亦有《熊十力论著集之一——新唯识论》(1985)、《熊十力论著集之二——体用论》(1994)、《熊十力全集》(2d01)等点校作品。也正是以熊十力为轴心，郭先生在其学思历程中又不断地扩展着当代学人的范围。继续着现代学术的致思，智性地探寻着中国哲学的出路。“现代学术发微”编下的8篇论文，主要以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贺麟、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殷海光、冯契、杜维明、刘述先等人作为研究对象。当中尤为值得推许的是，作者深度展开了冯友兰、冯契、殷海光等人哲学思想的内在张力，并在反省“五四”，反思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关系的基础上，主张理性地批导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探讨中国哲学在当代重建的重心与途径等问题。

中国哲学的当代重建，显然也是一个重大而又复杂的问题。依据笔者的肤浅了解，懦学的“普及”与“提高”或是郭先生较为系心的两种路径依赖。从“普及”来看，2006年9月28日，郭先生等5位发起人联合海内外54位学者了《以孔子诞辰为中国教师节建议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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