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思想对人生的意义十篇

哲学思想对人生的意义篇1

一、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实现转识成智

哲学诞生于人类对于人生与生活的反思和批判，是高度精神自由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现在高校培养和训练大学生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思想政治教育核心内容，已在高校实施很多年。哲学的反思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是纯粹的知识教育，而在于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智慧的追求与自我意识的启示。这与思想政治教育及教育的本质并不冲突，而且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形成良好的实践思维习惯，开启自我意识的实现在一切领域都起重要作用。相比较于其他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有属人性和实践性，这对现实人生价值的思考与实现提供思维基础。在时期，遍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出现了“种地哲学”、“做工哲学”、“扛枪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彻底形而下化和庸俗化。几乎在所有生活领域都可以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封为“万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并没有从根本上达到哲学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的真正目的。“万能哲学”从内容上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概念及其应用，如用一块石头解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以地主劳动迟到来理解马克思的阶级性范畴;从形式上，“万能哲学”教条化地将马克思主义融入生活，寻找各种现象所体现的哲学依据。现代高校教条式的体系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又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偏离实际，成为学生眼中的“无用哲学”。缺乏对于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的正确认识，就无法真正达到自我意识的启示，无法实现哲学教育的目的。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在于实现知识向智慧的转变，在于大学生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与方法转化为内在的智慧追求，认识自我，形成良好的道德和价值修养。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在于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高校中即以大学生需要为本。“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事实上，当代大学生在多元环境下，需要精神对于自我的合理把握，而哲学能够提供对于自我的意识和价值引导。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其实践性而著称，它关注人的现实生活，现实的人的社会劳动，以人类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大学生正需要此理论作为满足他们精神需要的价值诉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人生的理解和导向，并不是高高在上的神性，它以“现实的个人”生活作为逻辑起点，描述人们的实践活动，实现人的个性发展。特尔斐神庙上书“认识你自己”，大学生更需要对自我及自我意识有越来越清晰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可提供正确的认识路径，又蕴含合理的价值导引。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提倡以人为本的观念是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还在于实践思维方式的养成，即转换西方传统思辨形而上学的“本体性思维方式”。“本体性思维方式”易导致教条化、体系化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与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与大学生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从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世界、指导大学生改造世界的现实意义。通过实践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通过学习，培养批判精神，提出独立见解，学会人文思考，关切现实人生，展开深刻调查与讨论。实践特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圣辉中解放出来，成为大学生改变世界的现实性力量。

二、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瓶颈:“政治化”与“知识化”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开展多年，但从改革开放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存在的最大问题为“政治化”与“知识化”。无论从教育的目的还是哲学本质来说，都期望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超越瓶颈，实现自我及对智慧的追求。

(一)政治化:意识形态的“哲学教化”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定位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本就存在被片面理解为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教化的错误倾向，从而也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简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性宣传与说教。这使大学生前置性地产生反感情绪，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政治权威的说教，一旦出现理论与实际相矛盾时，会采取迫于权威的不加思考地顺从，或放弃学习，从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失去思维的自由与创新能力。教化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实施方式，背离了实践哲学的特性。政治性本身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征的描述并没有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产生之初就可看出其革命性和批判性，其思想价值就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哲学就是马克思政治哲学，政治性不仅体现了马克思哲学对现存事物的批判性革命性本质，也体现了马克思阶级分析原则及为实现人类解放的主旨。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导向作用，引导学生客观地理解社会实践生活及发展规律和趋势，树立适应社会实际的正确世界观与价值观基础。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部分本身就应该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价值要求，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与培养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体并无冲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性体现了人才培养与社会现实的紧密联系，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社会功能体现。但用政治宣传话语解构或替代哲学的人文关怀，必然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政治化”，即摒弃哲学教育的现实性，将其供奉于“神殿”之中，主体卑躬屈膝，失去思维自由。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置于抽象高点，使大学生认为这是强制性地灌输性接受，这违背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

(二)知识化:教条主义的“体系”意识大多数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时，都将哲学的“思想逻辑”等同于“知识体系”，把哲学知识总结为各模块构成的基本理论原理。从教学形式上，将思想养成转变为知识传授，忽略了哲学思维方式和素质养成等目标。诚如武汉大学汪信砚教授所言: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中所存在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教育观念上“把哲学教育视同知识教育、知识传授的问题”［3］。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工具理性思潮的迅速崛起，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越来越倾向于知识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如建立标准化的教学模式、试题库，采用统一的闭卷考试形式，使哲学教学逐步蜕变为大学生对于知识的全盘接受和记忆训练，失去哲学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路径。故目前教学过程总是存在“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痼疾，仅仅是用“例子”套“原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由此就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实生活相联系的辩证思维本性背道而驰。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常常受大学生拒斥的重要原因。知识性、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并不冲突，哲学对于智慧的追求离不开哲学知识的学习与哲学理论的教育。哲学作为真理性意义上的知识体系具有合法性，但脱离现实的“体系哲学”和“教条主义理论”，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陷入“知识化”的困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理论知识体系，具有其事实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性。“知识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更注重知识性的讲授，缺乏价值性地引导。哲学知识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它所包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与思想意境。超越单纯的哲学理论体系知识本身而体认其蕴涵的价值理念与智慧范式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转折点。

三、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实效性实现路径:建构主体内化场域德谟克利特对“智慧”的解释:“智慧生出三种果实:善于思想、善于说话、善于行动”［4］。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欲达到追求智慧的最终目的，需要以“哲学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实现大学生主体将哲学知识与思想内化于课堂学习与生活之中，使哲学思维方式及价值引导成为主体自我意识的一部分。

(一)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堂教育方式转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观念，将哲学教育的目的定位于助大学生求真、向善、爱美。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政治化语境中的意识形态教化，主要集中于对于现实问题有自身的思考和判断能力，可以加以引导，但不能以权威进行被迫接受;不再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看作是单纯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的知识体系，主要集中于教育大学生“学会思考”，提高思想素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高扬主体性价值，及以大学生主体需求与自我意识实现作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引导学生进行自我价值的思考与选择。作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导向的思想基础，可将哲学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自然融通，达到优化思维方式、树立正确人生观的目的。转变对教材体系的依赖。新时期哲学教育改革围绕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的批判反思而进行，其目的在于冲破多年教条主义的束缚，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内容。为了避免“知识化”倾向，可把教材当作学习哲学的教育文本，而不是引导思维的“圣经”。注意当前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打破讲坛哲学与论坛哲学相脱离的现状，将最新、最贴近实际的研究成果纳入教学体系中来，突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另外一方面，将大学生“个人生活”与社会“公共生活”纳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话语中来，使哲学教学与现实生活不生硬地融合。改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方式也是提高哲学教育实效性的迫切要求。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在传授哲学时，基本上都是采用对话的方式来进行的。信息化社会中快速高效地话语沟通环境使大学生自主性增强，为教学方式的丰富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情境条件。哲学教学要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应探究丰富有效的情景化灵活课程教学模式。主要在于改变教师满堂灌输和学生零参与的独白课堂教学模式，可增加情境模拟、抗辩讨论等新型平台，鼓励、吸引学生进行哲学思考与应用。改变标准化的哲学教育评价方式。哲学教育的效果在于思想的提升与思维方式的转变。现在的统一书面闭卷考试形式并不足以测试哲学教育的实效性。这种评价机制使学生迫于分数的压力进行哲学的学习，不断地记、背、练、考。使哲学教学也沦为分数的奴隶，变成机械式的程序化操作过程。哲学教育评价方式应向多元化和人性化方向转变，遵循哲学的本质和教育的最终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二)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生活化现实生活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是困扰着人类的现实生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市场主体的个体性日益凸显，人们开始只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切身利益需求。随之而来的就是“功利化”与“物质化”趋向，哲学在政治和经济的夹缝中艰难生存，但其人文精神却可以帮助人们处理物质与精神、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多元复杂的文化背景，各种思维方式的不断撞击，人们拥有了广泛多样的选择性。多种声音混合，不再出现话语霸权，应增加相互理解和沟通交流的机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对各种其他流派声音，必须切合当代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和生活旨趣，在对大学生现实生活的审视和引导中体现理性优势，走进大学生日常生活。利用校园环境与网络资源，建构多媒体网络环境，拓展哲学教育生活化的时空场域。使网络平台充分发挥教育功能，提高利用率。丰富网络课程资源，成为课堂教学的有益补充，可以畅所欲言，加强大学生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协作性学习习惯。网络平台可成为大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广阔平台，对社会事件的评论可体现大学生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及基本素养，及时适当地加以引导，做到真正意义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生社团活动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场域。在教师的指导下，社团可结合课程内容开设专题活动，如讲座、参观、读书会等。大学生也可根据自身兴趣自主创办各类与哲学有关的学习和研究社团，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协会等。社团更多地可以开展不同类型的社会调查活动，开展有意义的学术调查和研究活动，促使大学生在校园生活中提高哲学学习的兴趣，养成良好的哲思习惯。在规范课堂之外，也可以开设哲学类选修课程，最好与学生实际思考的人生问题相结合，如哲学与人生课程、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等课程，可以丰富学生哲学思想的同时，对自主性选择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结束语

哲学思想对人生的意义篇2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存在性内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某种”实存，即它作为一种“蕴含”（“孕含”）的隐性形式存在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之中，需要通过对哲学史的梳理进行发掘性建构。这种形式的建构实际上也就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存在性内涵，这与探讨某种完全形式存在的哲学形态的内涵的学术工作相比较，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除了其哲学史的蕴含式存在形式之外，至少还有实践与现实的存在形式、文化传统的存在形式等。就前者而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蕴含于或表现在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之中，在理论上表现为思想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和所蕴含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这样的存在形式也不是现成的文本，同样需要哲学的提炼和建构；就后者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集中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转型过程和态势中对哲学的新诉求，期望作为文化灵魂和精华的新哲学形态能起到引领、整合和感召的作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化内涵对应于中国传统哲学所特有的深厚的文化与思想属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民族价值和特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可能也不应该是“纯粹”的哲学，它必须具有鲜明的思想和文化内涵的特征。此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涵也因其建构需要批判地吸取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方法、资源和素材而具有世界哲学与文化的某些色彩。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哲学史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过程也就是其内涵的发掘过程，其最基本也是最深刻的内涵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一方面，可从哲学形态学角度书写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史，并进行哲学评价，探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的历史文化脉络，在继承与超越中审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新”与“旧”的辩证运动过程，从而总结新形态建构的经验，以供当下参鉴；另一方面，在与中国现代哲学史、中国当代哲学史的内在联系中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哲学创造经验。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问题之一是厘清其基本特征。与其它整体实存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相比，“新形态”的基本特征需要更加自觉地界定、分析和建构。一方面，从普遍共性角度看，作为部分的蕴含实存或作为继承与创新中国化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的“新形态”，对其性质和特征的认识可以通过其同类型哲学形态的性质和一般理论特征的观照而获得，因而深入进行哲学史的梳理与分析是基本的研究路径；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为需要探讨和建构的目标形态而言，具有“理想”特性，需要通过辩证的方法与思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的基本特征进行哲学反思，同时对当代中国现实和实践、文化和民族精神以及当代世界和全人类的时代精神状况进行哲学提炼与概括，在这一哲学运思过程中要始终辅以“描述”，使之具有思想的丰富性和鲜活的时代感。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基本特征的分析和界定，需要建立在充分的哲学描述基础上。②同时，充分的“描述”仍需与“规范”构成合力，形成辩证分析的理论态势。无论如何描述，其目的都在于导引或表达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特征。

第一，它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和实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方法和实质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精神、灵魂和核心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想性，决定了它必然要形神高度贯注和蕴含哲学精神。“充分体现”是相对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而言的改进与创新。因此，无论是片面地表现还是从根本上否弃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中国化核心传统，都不符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理想性诉求。

第二，它充分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创造性这一特征要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克服各种历史形态的局限与不足，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一定的创造性，在反映民族及时代精神方面真正做到与时俱进。特别要指出的是，创造性虽然包含方法的创新，但主要是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上的创新，研究对象及内容决定方法的创新与取舍，而不是相反。因此，需要对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及方法保持批判性立场，即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合理地吸取其体现时代精神的某些因素。

第三，它充分展现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和文化特性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和文化特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须继承和充分体现的哲学特性。思想和文化特性是中国传统哲学保持几千年生命力的秘密和优势所在，是中国人安顿心灵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排斥这一点也许可以在政治及实践领域获得一定的成功，但难以渗透进文化深层特别是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也就不可能彻底化。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文化层面完全融合为一体，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生命意识的真实内涵才算真正完成。第四，它充分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有机融合与统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想性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所有哲学的理想与超越特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存在状况决定的———它要实际完成的超越历史形态的哲学任务，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内在矛盾转化的表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现实性，也有两方面的内涵，即它蕴含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的部分实存性，以及中国人现实生活中的精神状况对哲学的需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哲学内涵，这后者也是一种实存，只是需要哲学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性概括。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鲜明的理想性和现实性，是二者的有机融合与统一。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形态”与“新形态”

所谓哲学形态，“是指由哲学的主题、研究方法、核心内容、表述形式、涉指主体和运思方式所呈现出来的哲学形象。”［4］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除了现实、文化及实践的需要和根据之外，作为哲学，它从哲学的传统中孕育发展而来，作为哲学史，它也有一个发展演进的历史线索和过程。本世纪初提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问题，既是对中国现实及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问，也是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问题一脉相承的、与时俱进的提问，二者的有机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诉求，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哲学提升与前瞻性超越，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向前发展，并使理论内容及体系更加科学合理、理论形式深度中国化，向着完全彻底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思维及心理结构的深度与广度推进。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基础均应从其历史形态中寻找线索并捕获学术灵感。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形态学审视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形态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有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传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热潮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才得以在“理论一般”的意义上加以探讨，且也主要是在分析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牵引而出的理论问题，散见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或“史”的著作之中，专门的系统研究论著不多见［5］。从哲学形态学角度分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包括形态的内涵、分类、方法论、内外关系、发展史等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还应与其它形态，如“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等等进行比较研究。

第二，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概念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思想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基本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逻辑线索依次排列主要人物的哲学思想，并伴以分析与评价。这样以历史为唯一标准的“依次排列”，忽略了其它诸如哲学、历史学、文化等这样的分类标准，遮蔽了丰富而复杂的“形态”存在。这样的写法，其优势在于历史发展的线索清晰可见，突出了各主要人物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和作用，但对不同个性人物所创造的不同形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殊性分析不足，还可能遗漏在思想学术界产生过实际影响的比较重要的人物，如多数的这类著作没有将鲁迅的哲学思想列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中。③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概念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思想进程，不仅是追求研究方法和视角的所谓创新，而且更完整细致或更具体充分地反映和描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从而更加全面系统地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大历史意义。

第三，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发掘新形态的线索和因素，将这种隐性蕴含式存在整理和表述为显性的理论叙述形态根据“哲学即哲学史”的方法提示以及哲学的超越性品格，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症候”包裹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之中，这就需要深入哲学家的思想文本，具体细致梳理超越时代和自身的某些论述或暗示，并理清和分析其逻辑，以明确的语言阐述其基本观点、内在联系等，对其哲学意义价值予以正确合理的评价。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如此分析整理出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因素之后，还需要发现和分析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出共性的因素和个性的特色，把它们作为一个理论整体看待。这一工作是建立在完成或基本完成前两项工作的基础之上的。这将证实，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有其哲学史的基础和根据，不是纯粹虚构的哲学理想，而是一种至少是部分的实存形式，它的存在标示和影响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新建构的出发点、基本方向和目标。因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要在它的哲学史基础上进行有的放矢的言说即提出问题和分析、解决问题，而不是掺杂超过个人合理限度的过多的价值诉求和情感因素，不是可以随意进行的，而是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形态中已经提示出了的某种“弱纲领”基础上的理论实施和深入细化；也不可能停留在为何需要及如何可能等的前提性问题的抽象思辨层面，而必须是深入细致的哲学史研究；它也不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即颠覆否弃传统的随意言说，而是一项艰苦而严肃的哲学创造性活动。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法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基本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营造和价值反思准备了学术基础。作为这些问题的逻辑延展与升华，它最初蕴涵于相关的附带性议题当中。例如，在讨论“文化背景”时，人们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解决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上有重大的意义价值，也发现和邓小平哲学是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中国形态”，从而证实、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同时，部分学者视由恩格斯肇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邓小平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近代哲学范式［6］。这就尖锐地提出了有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合法性”的深层理论问题。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形式的“合法性”20世纪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打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正统性”或单一性，至今产生了各种各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加“定语”或“前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不同形态。用哲学形态概念进行的这种区分是必要的，它有利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也可能造成哲学评价上的复杂性和困难，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发展的多样化事实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而曲折的道路。④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界基本上承认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态多样化的事实，并不断反观自身，论证和确认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重要形态之一。然而，即使如此，仍有许多重大理论问题有待深化认识，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性质与内涵、地位与特征、内外关系、意义与价值等；面对未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发展形式，将会产生怎么样的积极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学术交流的机制如何建立？是否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重新反思和书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如何坚持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理形态？等等。总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形式的“合法性”的分析与论证是一个大课题。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价值生成的“合法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意义与价值是在实践过程中生成的［2］，但它有哪些表现、生成的过程和机制如何、对其如何评价等问题均需要深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及思想进程中予以梳理、分析和建构；从哪些方面、角度、主题和问题切入，运用什么方法，如何正确合理地评价等，都还有待审视与探讨。仔细梳理起来，大体可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到底什么是“意义”，除了立足于本科学的理解阐释外，还须参鉴分析哲学的方法；其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极大地推进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其历史意义、文化意义、哲学意义等多方面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与建构；再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中国未来乃至世界及人类未来的意义和价值到底何在？这些意义和价值应该怎样才能得到有效的彰显？等等。

第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及理论成果的“合法性”哲学评价是建构哲学意义的基本途径之一，也是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方式和环节。首先，方法上应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客观的生产力标准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基本性质与状况，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理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所创造出来的社会精神与文化的变迁；其次，内容应从社会结构基本方面入手，评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进程所实现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变革的历史性积极效应；最后，回应各种主观主义的历史评价，批判性地丰富和充实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意义系统。

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认识，除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范畴内进行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相统一的内在性论证的基础研究之外，也须从外部相关性角度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文化背景进行批判性分析与建构，以衬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成果的历史文化合理性。在解放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现代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批判。如张东荪的“马克思的辩证法错误得不可救药”、叶青的“黑格尔后无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化”、贺麟的“割治外症的马克思辩证法”、熊十力的“物质本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俗见”等。⑤历史地看，虽然对这些批判性观点有过阵营对垒的反批判，但因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些反批判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和简单化的不足，解放后至今又少见对这些纯学术观点全面、系统、深刻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因此，当前须要重视对历史上的一些“对立面”或“不同的声音”的再认识，同时展开与国外其它类型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研究。令人欣慰的是，在这方面近年来已有相关理论研究成果问世。⑥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及其理论武装下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而走了许多“弯路”，三十年来的改革历程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无关，认为三十多年来的改革进程实际上是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过程，从实践层面谈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个假问题。这表明，评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进程应注意其整体性［7］，将其分割或断裂为革命进程与改革进程并将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且不论评价的立场和方法，本身也不符合历史实情。因此，百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应视作一个整体，不同的阶段形成历史的辩证法，对其准确的评价既应在理论方法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同时也要注重实证研究，以确切的事实为根据，论证上注重科学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哲学思想对人生的意义篇3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变革；范式；批判

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真实意图的“把脉”，似乎已经可以清晰地触及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主导“精神”。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理论样态是：一、马克思是哲学终结论者，他终结了“全部哲学”形态，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迈进了实证科学的门槛；二、马克思哲学是一种只关注“属人世界”的实践“本体论”或“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哲学，它的本质就在于从“人”的视角观世界。三、马克思哲学变革启动了形形色色“哲学范式”，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生存论范式”、“实践哲学范式”、“历史哲学范式”、“文化哲学范式”。当我们面对学界自教科书时代进入“后教科书时代”所呈现出来的理论反思成果的“哲学景观”时，冷静地对反思所带来的成果进行再反思，便成为了当下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一个迫切的课题。

一、

马克思哲学不是书斋中“哲学—哲学”推导的纯粹思辨的“独立哲学”。然因马克思没有留下“纯粹”的专门哲学著作，这曾引发学界关于有没有马克思哲学和马克思是不是哲学家的论争。①今天这样的观点很有市场，其实这是一种严重误读。

那么，马克思到底是“终结”思辨哲学还是否定了“全部哲学”呢？这显然是马克思哲学研究中存在论争的疑难问题之一。面对诸多的学界探讨，马克思对哲学的“终结”形成了基本的共识。但是其中隐含了一个重大的理论困惑，那就是认为哲学在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之后，便无一席之地。“哲学”与马克思之间的纠缠，在我看来，马克思一生中没有在转向“科学研究”之后，彻底抛弃了“全部哲学”，因为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向度、价值向度决定了马克思仍然承接了哲学的世界观功能。

我们可以从马克思对哲学的表述中来体认“哲学终结”的真实意蕴。在1842年5月的关于《集权问题》一文中，马克思说道：“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并且“问题是时代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正因如此，“哲学”必须把“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而“当人们把哲学同幻想混为一谈的时候，哲学必须严肃地提出抗议”，“同哲学是格格不入的，就像关于“祈祷的鬣狗”这一虚构同自然格格不入一样。”[1]（p203-205）这里马克思明确地表达了对“现实的问题”的关切与厌恶思辨的“悬想”。

接着在同年6月的《科隆日报》第 179 号的“社论”中，马克思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哲学也应该在报纸的文章中谈论宗教事务吗?”接着他指认德国哲学“爱好宁静孤寂 ，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所有这些， 一开始就使哲学同报纸那种反应敏捷、纵论时事、仅仅热衷于新闻报道的性质形成鲜明对照。哲学，从其体系的发展来看，不是通俗易懂的； 它在自身内部进行的隐秘活动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种超出常规的、不切实际的行为；就像一个巫师， 煞有介事地念着咒语，谁也不懂得他在念叨什么”。他认为的哲学应该是“就其性质来说，从未打算把禁欲主义的教士长袍换成报纸的轻便服装.然而，哲学家并 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 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1]（p219-220）

马克思在这里集中批判了这种“爱好宁静孤寂，追求体系的完满，喜欢冷静的自我审视”的 德国“思辨哲学”。他展望的是“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 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不再是同其他各特定体系相对的特定体系，而变成面对世界的一般哲学，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1]（p220）所以，马克思面对“思辨哲学”更重要的是批判它的“孤寂”与落后于时代的特征。“当代的真正哲学并不因为自己的这种命运而与过去的真正哲学有所不同。相反，这种命运是历史必然要提出的证明哲学真理性的证据”。[1]（p221）

写于1843年10月-12月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首先指出：“谬误在天国为神祗所作的雄辩一经驳倒，它在人间的存在就声誉扫地了”，[2]（p1）“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2]（p2），他批判德国哲学“对敌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对自己本身却采取非批判的态度，因为它从哲学的前提出发，要么停留于哲学提供的结论，要么就把从别处得来的要求和结论冒充为哲学的直接要求和结论，尽管这些要求和结论——假定是正确的——相反地只有借助于对迄今为止的哲学的否定、对作为哲学的哲学的否定，才能得到。” [2]（p8）所以马克思警示性告诫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 [2]（p9）

在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又转而批判“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2]（p55）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5年秋至1846年5月左右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鲜明地综述了自己批判的旧的“思辨哲学”，标示了自己的“新哲学”。“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想象的、所设想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只存在于口头上所说的、思考出来的、想象出来的、设想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真正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升华物。”[3]（p17）

由此，我们从马克思对“哲学”、特别是对 “德国哲学”的批判中，可以驳斥学界的一种观点即马克思“终结”了“全部哲学”。在研究中我们同样发现的是马克思对另外一种哲学的样态的期待，那就是马克思在通过实践的确立而开辟的哲学转向即“人类解放学说”的世界观承诺。故而在我看来，把马克思否定的“思辨哲学”哲学等同于“全部哲学”是有失偏颇的。

二、

自80年代末以降，学术界一直以来对于“实践本体论”持有较大的纷争，但是随着当今马克思哲学研究界处于西方哲学话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背景下反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因而在“主流哲学界”看来，“实践本体论”的称谓过于“敏感”，但其真实内涵被学术界接受了下来，其主要体现在哲学范式转向的诸形态中。在他们看来，马克思哲学实现哲学革命的意图在于从“与人无关的抽象的自然界”中走出来，进入到“属人世界的历史视域”去。故而“物质本体论”在他们眼中成为了从“物”来观世界，只有把世界纳入到人的实践的视野才是真实的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本真。其实焦点在于是否承认“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问题。

那么“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是否具有“优先性”呢？“实践本体论”论者在此用以证明“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是“无”，对人没有意义的“根据”，是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 —哲学手稿》中的一句话：“抽象的、孤立的与人分离的自然界 ，对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的这句话实际上只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只是对于黑格尔的抽象的“自然界”的否定。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自然界”，是由所谓离开现实人而独立存在的抽象的“绝对理念”“异化”而来的实为“思想物”的因而同样是抽象的“自然界”。就在上引马克思的这句话之后，马克思紧接着说：“正像自然界[ 先前 ]被思维者 (指黑格尔 ———引者)禁锢在他的绝对理念、思想物这种对他本身说来也是隐秘的和不可思议的形式中一样。现在，当他把自然界从自身释放出去时，他实际上从自身释放出去的只是这个抽象的自然界，只是名为自然界的思想物”。显然，这种抽象的实为思想物的“自然界”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当然对于现实的人说来“也是无”。马克思之所以在这里用一个“也”字，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由黑格尔虚构的抽象的“绝对理念”是无，那么由“绝对理念”“释放出来”的抽象的“自然界”当然也是无。显然易见，马克思并不是说“感性世界”或人的实践范围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来说是无、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实践本体论”论者对马克思的“这句话”的理解，是不合实意的曲解。任何想引用马克思“这句话”的人，只要认真阅读这句话的上下文，都能得出这个结论。但令人费解的是，对马克思的这句话，在中国哲学界的论争中，至今仍然被“实践本体论”者加以歪曲，以此把“非人化自然界”说成是对人没有意义的，甚至否定“非人化自然界”的客观存在，这只能说明“曲解”者缺乏科学的研究态度。那么我们可以轻率地说“‘感性世界’之外的天然自然界对人没有意义”吗?唯物辩证法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恩格斯指出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4]（p359）正是无限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力量和以人化自然界为基础的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整个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形成了世界之局部领域发展的特殊规律。在这个由感性世界 (包括人化自然和人类社会) 和天然自然界有机联系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现实的世界体系中，我们不能否定任何一个部分对于其他部分的作用和意义，既不能否认人类的实践活动对于改变天然自然界面貌的作用和意义，也不能否认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企图人为地阻隔或否认无限的天然自然界 (非人化自然界) 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和意义，只能是一相情愿的幻想。

我们要说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来讲是有意义的。其一 ，天然自然界对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会发生有利的或有害的影响 ，对人类具有正价值或反价值。天然自然界即自在自然界的“盲目必然性”会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灾难。例如印尼海啸的发生、人类对绝症的素手无策。其二 ，无限的天然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无限广阔的拓展空间和不竭的自然资源。如果人类的意义仅仅限定在实践开辟的这样一个世界，试问你从何处开辟？如果只在这样一个“实践的世界”那如何拓展？人类还要不要发展？

学界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世界观的转变属于思维方式的转变”，[5]（p112）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与“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不同的是，“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首先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我们绝不能把它看作仅仅是用来回答认识的基础、来源和真理的标准等认识论问题的一个原理，而必须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用以理解和说明全部世界观问题、区别于已往一切哲学观点的新的思维方式。”[5]（p114）对此有学者进一步阐述道：“所谓‘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它所理解的实践和所强调的实践，是马克思所说的‘ 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也就是把‘实践观点’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来理解人、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6]，这里是《提纲》第八条中“ 对实践的理解”所引申出的马克思哲学的变革，仍然具有很大的讨论空间。其次，认为实践观点的思维范式摆脱了旧哲学的“主客体”的实体性哲学。特别一提的是，这里提出实践观点的思维范式的学者在改革“教科书”确实做出了较大的贡献。教科书中的问题随着把马克思哲学拉到现代哲学范式下（西方哲学主导的哲学范式），许多问题得到了新的认识，这也恰说明了马克思哲学不是“绝对真理”，但“与时俱进”不是任意解读的理由。最后，认为“ 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中“实践”，“不是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而是哲学意义的解释原则。这种解释原则，就是从人的内在矛盾以及由此构成的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出发，去理解和解释全部哲学问题。”既然这里的“ 实践”不是“ 客体意义上的关系’范畴”，又如何能构成“人与世界之间的内在矛盾”呢？正因为实践是“关系”范畴，才构成主客体之间的关系、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思维方式是辩证思维方式。在谈到思维方式时，马克思从未提及什么“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马克思在致路库格曼的信中曾明确指出：“我的阐述方法”、“ 我的方法”[7]（p578）是辩证法。在别处还用过“ 我的辩证方法”，[8]（p111）这表明马克思肯定自己的哲学思维方式方法是辩证思维方式方法。

三、

对马克思哲学变革的作说明的理解，直接关切到如何理解整个马克思哲学的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在当下，一片哲学转向的“呼号”浪潮席卷了整个哲学界。其理论资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西化”即西方哲学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化、西方马克思学化。现在如果有人拒绝采用哲学范式“新转向”②去理解、研究与书写哲学的话，一定被认为是传统旧哲学的“过时货”。那么“时尚品”主要在国内如何表现的呢？

首先，在国内影响较大、并且已经成为了大部分青年学者的是“生存论范式”。一些国内有影响的学者也直接汲取与认同了这一思想。他们认为马克思本人虽然没有提出这一思想，但“这一构想是我们结合整个当代哲学的本体论转换问题，从马克思哲学中解读出来的并且也属于马克思哲学的深层的理论结构”，马克思哲学对于当代哲学变革的最根本的方面，正在于启动并引导了当代哲学的“生存论转向”。生存论者所要解决问题可以从有些学者的文本中指认出来，“在摒弃了对于所谓死亡世界的追问之后，人们发现，生活意义问题的澄明依然是一项难题。而且，在一个无神论的语言与思想氛围内，这项难题的难度空前地加剧了。” [9]

其次，“实践哲学范式”，这是一个难以准确界定的哲学范式。它主要是在以实践为新旧哲学的“理论质点”上进行马克思哲学的新解读。他们认为，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类世界。马克思在哲学史上的划时代意义在于他对哲学主题进行了根本转换，把哲学的关注焦点集中到人类世界，注目于现实的人及其发展。据此，为了探寻人类世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马克思首先要寻找理解、解释和把握人类世界的根本依据，这个根本依据就是人类实践活动，因为实践是人类存在、发展的根本基础，是整个人类世界的动态的、不断生成和发展着的本体。所以，马克思哲学是以人类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实践本体论。另外南开大学王南湜阐释了另外一种实践哲学路向，而着力于实践辩证法的研究。

再次，“历史哲学范式”。这种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和认识论变革的实质、途径和契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现在马克思的全部哲学变革中起了关键的作用”。“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总体性质是历史唯物主义。最近有学者也同样把历史看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原则，“历史唯物主义”是把“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而不是把“历史”作为研究领域或解释对象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表明他所创建的新哲学是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或理论硬核的唯物主义，即“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唯物主义”，也是以“历史”为其解释原则的“辩证法”。显然来讲，这一点对于历史哲学转向的认识是受着海德格尔把本真性的存在看作是历史性的存在的深刻影响。认为“不仅需要从物质本体论走向实践唯物主义，而且需要进一步从实践唯物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10]

最后是“文化哲学范式”，在国内以“团队”研究的主要群体是以衣俊卿为代表的黑龙江大学的文化哲学，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创见。与一般把文化哲学当成部门哲学的研究方式不同，他们把文化作为哲学解释范式，从而使图阐释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文化哲学走向，以及分别在“发展哲学、交往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儒学、后现代主义、价值学、人学”等研究领悟展开文化哲学研究。他们认为“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仅要从主题上和命题上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必须完成自觉的哲学范式的重新选择，即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范式，”“马克思学说最本质的内容是以人的实践的超越本性为核心的、自觉的历史性、实践性和批判性文化精神”。[11]

我们看到的是，这四种哲学范式是相互关联的，即均不是国内哲学研究者“自觉”的理论体认，而是在“西化”的理论资源挖掘中对马克思哲学的“时尚彩绘”。四种范式总体来讲，就是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限定在“属人的世界”，马克思哲学变成理解人的意义的一种思潮。他领先开启了现代哲学范式，历史哲学范式强调的历史解释原则在生存论中是一个必然的推导，但反思一下，这能比文本现有的辩证法的“过程论”又添加多少实质性的内涵呢？文化哲学本身如果不注意边界限度的话，必然在与唯物史观的碰撞中跌落到抽象而浪漫的文化思潮中去。实践哲学范式同样与生存论勾连着，“马克思的实践本体论即生存论的本体论，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开辟了一条从本体论认识现实的道路。” [12]

一个半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沧桑的批判史，在现今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批判少于相互吹捧，在哲学界竟然有学者搞起了“名人”风范。马克思在贫困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但为了人类劳苦大众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解放事业，不断批判有害于这些事业的理论思潮。而如今，在中国有着“哲学教授”称谓的学者恐怕都解决了马克思没有解决的生存困境。但是，却在现实的理论研究中，没有了“中国问题”、失却了“马克思立场”、面对种种社会理论思潮出现了严重的“失语症”，阐扬的却是与马克思哲学异质的、曾经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极力批判的理论范式。其主要表现形式是，首先是“以西解马”，即用西方哲学家的概念或理论范式来嫁接或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国内“生存论哲学范式”就是典型的“以海解马”，即以海德格尔的哲学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其次是“以西判马”，即依据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来评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非。现今我们从各类杂志的哲学文章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现象，那就是作者需要赞誉马克思时总是拉几句国外学者的“美誉”，或者在写作文章时干脆直接从“西”语中直接取出思路，加上自己的一些简单的“学理论证”。据说这是一种国际接轨的 “学术化”研究通道，但问题在于马克思“不是为了创立什么学而从事艰苦的理论研究和思想创造工作的。他只是为了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解放、自由和幸福而研究了人类的历史和现实（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现实），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方法，得出了一些独特的结论，这些东西都成为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为自己的解放、自由和幸福而奋斗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强大的思想武器”。③这种现象确实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值得深长思之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高清海哲学文存（第1卷）[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6] 孙正聿.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邹诗鹏.从生存论看哲学的对话.[J].《江海学刊 》2004（1）

[10]刘福森.从实践唯物主义到历史唯物主义.[J].《理论探讨》2001（6）

哲学思想对人生的意义篇4

【摘要】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产，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此问题上，我们必须相对区分“实然”与“应然”两种不同的向度，前者侧重于“学术的对象”，后者则侧重于“思想的事情”。从“应然”向度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意味着我们要自觉地反省黑格尔哲学中“死的东西”与“活的东西”，尤其要对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历史理性主义” 与“总体主义” 思维定势保持高度的警惕并具备与之告别的敏锐和勇气，而黑格尔哲学对现代社会本性、困境的深刻反省，对一切把知性规定终极化和绝对化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以及由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则是我们应吸取的、具有深刻当代意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黑格尔哲学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15）02－0001－07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哲学发展趋势”（12AZD0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贺　来，（长春130012）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

在影响现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西方哲学家中，黑格尔无疑占据着极为独特的地位。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产，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本文将针对在此问题上有迫切意义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推动对此问题的深入反思。

一、“实然”与“应然”：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两个向度

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思想关系这一重大课题，人们从各不相同的视角，已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与探讨。我们认为，在这种探讨中，必须区分两种不同向度。一是“实然向度”，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作为哲学史上已然存在的哲学思想体系，或者说，把它们视为两笔“已然存在”的思想遗产，对二者关系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遗产之间“思想债务”关系的如实梳理和阐释。二是“应然向度”，它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当成两个“现成存在者”，而是以当代中国和人类生存状态和发展要求为坐标，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展为旨趣，对二者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反省，从中吸取和提炼出对于当代人与哲学发展具有启示性和感召力的思想资源，其提问方式是：黑格尔哲学中具有创生力量和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究竟是什么？其需要反省乃至摒弃的独断和抽象的成分、因素和维度是什么？简言，它要从思想高度回答克罗齐曾提出过的那个著名问题：究竟什么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与“活东西”？

区分上述“实然” 与“应然” 向度，具有重大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研究中，人们经常把这两个在理论旨趣与思想关怀上有重大不同的向度混淆起来，结果陷入了诸多并无实质意义的话语纠缠与争论，从而直接影响了对此问题的深入探讨。

从“实然”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学理性”探讨。它要求研究者尽量摆脱个人的主观“偏见”，对学术史上的发生的“学术事件” 进行“侦探”、“考古”、“比较” 与“解析”，从而给人提供对“学术事件” 的接近真相的呈现。人们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已在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有：第一，文本性研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的文献与黑格尔哲学文献的专门研究，以文本解读和分析为基础，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传承与流变关系；第二，比较性研究，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经典作家的比较研究，一是从整体上比较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异同与学术渊源关系，二是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进行分别比较，探讨黑格尔哲学在这些不同经典作家那里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以此为根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复杂的学术与思想关系进行爬梳与清理；第三，问题性研究，即以问题为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在具体理论问题上的学术传承与变革关系，这些问题较具代表性的，例如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形而上学、市民社会问题、国家观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专门研究，深入梳理这些问题上的“学术思想谱系”，揭示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的继承与转化关系。

从“应然”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则是以一种哲学反省和批判的姿态和立场，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性质与思想史地位、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黑格尔形象的是非功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中接近黑格尔哲学的不同路径及其思想效应等等进行价值评估。与“实然”向度的研究不同，它并不刻意回避在面对此问题时的“价值立场”，而是把自觉地澄清自身“价值立场”作为研究的重要前提。它的着眼点不是还原和恢复思想史的原貌（它并不否定这样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是关注点和着力点有所不同），而是要推动哲学观念的变革并通过哲学观念的变革推动人与社会的发展。因此，无论对于黑格尔哲学，还是对于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影响等，都要求采取“吸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选择与反思态度。

区分“实然” 与“应然” 向度，并不意味着二者的截然对立。它所强调的是，二者注重的角度与侧面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注重“学术的对象”，那么后者更多关注的是“思想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没有“思想”，后者不讲“学术”。事实上，前者无论是文本研究、比较研究还是问题性研究，都体现了研究者的思想选择与判断，后者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关系的反思与批判，也不是脱离学术研究的“主观臆断”，而必须以学术研究的成果作为重要参考与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致思取向和问题意识上的确有所分工和侧重。自觉到这一点，对于二者的健康良性发展，避免无意义的话语冲突与纠缠，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面，它将避免从“实然” 向度出发对“应然”向度研究的种种误解。众所周知，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就有学者提出“宁要康德，不要黑格尔”的主张。在近几年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这一主张又以一种新的方式凸显出来，学者们围绕着究竟应“从康德走向马克思” 还是应“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 进行了颇为热烈的讨论。从“实然” 角度看，这种“要……不要……” 的语式及思想方式无疑违背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康德与黑格尔都是哲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伟大人物，怎么能“要一个，而不要另一个”呢？这岂不是对哲学思想史缺乏基本尊重吗？这岂不是“游谈无据” 的“疏阔”之见吗？事实上，当学者们这样主张的时候，并非出于对哲学学术史的无知和不敬，而是因为其旨趣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尤其把这种现状置于当代中国人生存状态与发展要求这一特殊历史坐标和方位中，寻求推动当代哲学发展的思想力量，并努力通过这种思想力量推动当代中国人的自由与解放进程。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它要求以一种反思批判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以及这种来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重新评估，并寻求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的思想资源。这种“要……不要……”的语式及思想方式体现了学者们的价值选择，体现了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问题、困境和前景的体悟和判断。马克思曾说过：“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一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① 从“应然” 向度探讨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其深层旨趣在于理解、回应并推进当代的思想和现实任务，这构成了它解读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前理解”背景和根据。

与上述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是，它也将避免从“应然”向度出发对“实然” 向度研究的种种误解。缺乏对“应然” 与“实然” 这两个向度的自觉区分，很容易导致的一种偏见，就是认为“实然”向度的学术梳理与阐释缺乏思想高度与理论反省，失于“琐碎” 与“平庸”。很显然，这种观点所体现的是“哲学家”的自负和傲慢。事实上，任何深入切实的学术思想史的爬梳、清理与阐释，都具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与学术史意义。哲学思想家可以从其哲学立场出发“六经注我”，但不能因此而贬低和否定“我注六经”式研究的必要性。如能自觉澄清上述两个向度，就可以避免这种不合理的偏见，使得两个向度的探究与思考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并相互补充与促进。

二、反思黑格尔哲学中的“死东西”

区分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探讨中的“实然” 与“应然” 向度。必然会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以及当代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对于黑格尔哲学中的什么因素，我们需要采取批判与反思的态度？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对此问题展开充分论述，而只是着重于提出问题，并就两个重要方面作一简要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黑格尔哲学中浓厚的历史理性主义倾向，由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与传播所产生的极为深刻的影响，迫切需要我们进行批判性的反省。

众所周知， “逻辑与历史的一致” 是黑格尔哲学的重要原则，他把“理性”视为世界历史的“主宰”，认为理性在历史中的显现过程，就是历史以必然性展开自身的过程，而“理性”在黑格尔哲学中是由“逻辑”所规定的，因此，历史的发展过程实质与逻辑的展开过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黑格尔虽然把“自由”视为自身哲学的基本精神，但同时又认为“自由”的根据存在于逻辑环节的必然性之中， “自由的主要本性，———其中包含绝对的必然性”②。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历史的进程就是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必然性展开的过程。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这样说道： “自古到今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茫茫大地上千秋万岁一切牺牲的祭坛，只有这一个目的不断在实现和完成它自己：在终古不断的各种事态的变化中，它是唯一不变化的事态和渗透这些事态真实有效的原则。这个最后的目的，便是上帝对于世界的目的。”③ 黑格尔这种观念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进程”、以这种观念为依据所形成的“群众、阶级、政党与领袖关系”学说，及关于“辩证法三大规律”在包括社会历史领域的整个客观世界的普适性（所谓“客观辩证法”） 的观念等等，即是历史理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表现。对历史理性主义的反省，是二十世纪以来众多哲学思潮的一个重大主题，甚至可以说，对历史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独断性与专制性的深刻批判和解构，是推动现当代哲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对此显然缺乏深刻的自觉，除了极少数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的思想者对此有较为系统的反思，很多人依然在自觉不自觉中依循历史理性主义的思维模式理解人、社会、历史以及哲学中相关的许多其它重要问题。

历史理性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使个人沦为了历史实现自己意志和目的的手段。舍斯托夫曾指出，必然性“不听劝说” 又“不可战胜”，面对“历史必然性”，人根本无法主动地支配，而只能被动的顺从， “对它便即只有服从，无论你是否对此感到屈辱还是痛苦；服从它并且从此放弃徒劳无益的斗争”①。更严重的是，由于人面对“必然性”时的无能为力，结果将为少数人以必然性为名剥夺个人自由提供合法性根据：既然必然性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个人究竟是得福还是受苦，都是没有历史意义的，至于有多少人被碾在历史车轮之下，是难得予以关心的。正如黑格尔所言：历史及其人的迈步前进的途中，“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 蹂躏好些东西”②。因此，历史理性主义根本上是一种与个人的自由相敌对的思维。个人自由的被遮蔽，同时必然意味着人真实的责任被卸除，这一点康德早已作过极为深刻的阐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才确立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并因此确立起人的尊严和人格，人也才能为自己的行为真正承担起责任，倘若失去了这种自由意志，按照自然领域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来规范实践领域，那么，人也失去了承担责任的可能与必要。正如木偶或自动机是不可能“负责” 的一样，失去了“自由”和“人格”的人也就完全失去了担当责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自由”与“责任” 的丧失，充分表明了历史理性主义与人的现实生命相敌对的性质。虽然历史理性主义在思想史和哲学史并非肇始于黑格尔，但不容置疑的是，黑格尔哲学把它推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成为历史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重大的思想效应。正因为此，深入反省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理性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所产生的思想与实践后果，成为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

另一个需要予以批判性反省的是重要方面，是黑格尔哲学的总体主义思维方式以及由此禀赋的独断和专制的精神气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它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总体主义”是一种试图把一切异质性因素吸收和同化进一个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整体的思维方式。黑格尔以辩证法闻名于世，认为精神辩证法区别于知性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它超越了排斥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而以把握包含多样性与特殊性的“具体普遍性” 为鹄的。然而，对“具体普遍性”的把握实质上比捕捉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整体具有更为宏大的“囊括一切”的野心，它要把一切异质性和特殊性“一网打尽”，使之消融和同化在“绝对” 的“辩证运动”中， “绝对” 之为“绝对”，就在于它能“和解” 一切对立和矛盾并因此成为扬弃一切“对立面” 的“无对”。黑格尔明确指出，辩证法的对象是“自由、精神与上帝”③，是“大全”，如“灵魂、世界、上帝，它们本身属于理性的理念，属于具体共相的思维范围的对象”④，对于这一无限的终极实在，传统知性形而上学试图“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⑤，最终陷入了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独断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黑格尔试图通过赋予“理性”以无条件的能动性与自由性，来超越和否定“有限知性规定”，以通达“无限”的“绝对”和“大全”。理性既包含知性，同时又超越知性，既包括有限，同时又超越有限，因而它是“有限” 与“无限”的内在统一，各个环节的必然性与全体的自由性、有限的知性规定与无限的实体⑥的矛盾，在其中实现了辩证的和解。辩证法作为理性的自我意识，由此成为“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学”。就此而言，黑格尔哲学以一种更宏大的气势重现了传统形而上学“以一驭万”的总体主义野心与抱负。

人们常迷恋黑格尔哲学这种“主宰一切”的总体主义野心和抱负，认为它正体现了哲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崇高”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进中，这种迷恋进一步被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哲学教科书中，哲学被定义为关于包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认为具体科学只把握“部分”、“局部”的真理，而哲学则能把握总体的、普遍的真理，这种哲学观即是这种总体主义野心和抱负最集中的表现。有人曾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概括“为宇宙立心”，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概括为“为生民立命”，把科学社会主义概括为“为万世开太平”，这可谓形象地表达了哲学的这种“总体主义” 欲求。然而，哲学的这种“崇高”地位却是以自身的“唯我独尊” 为前提的，必然导致对一切不能被“绝对”所同化的异质性“他者”的压制和排斥，这一点决定了“总体主义思维方式”难以避免地具有浓厚的专制与独断色彩。罗蒂曾十分中肯地指出： “这种认为所有各种东西总有一天会被看作是相互适合、能够结合成为一体的观念，是柏拉图留给正统的一神论神学的遗产。它就是海德格尔所谓‘本体论—神学传统’所具有的凭证”①。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理论逻辑的同时，均集中把批判的目标对准了这种“总体主义”信念。这一点，只要看看阿多诺对“形而上学西洋镜” 与“同一性逻辑” 的捆绑性批判、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思想” 与对“独白式”统一性思想批判的相互呼应、列维纳斯对传统形而上学“统一性” 与“整体性” 观念的反省与对“他者” 的吁求，以及整个“后现代主义” 思潮对于“总体主义” 的解构及对于“异质性” 的辩护与捍卫等等，虽然思想迥异，但都共同地看到“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内在缺陷并试图破除对“绝对统一性”观念的迷恋，为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宽容、民主的生活样式和人生态度开辟空间。应承认，现当代哲学对“总体主义”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独断和专制性的批判，的确深刻地揭示了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内在痼疾。我们应充分吸收其成果，对这一在我们哲学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进行深入的反省。

黑格尔哲学的“历史理性主义” 与“总体主义”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所分析的，其它诸如绝对主义的真理观、一元主义的价值观、教条主义的世界观等等，都与之有着内在而深层的关联。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变革并以此推动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我们必须具备对它进行批判反省并与之彻底告别的敏锐与勇气。

三、吸取黑格尔哲学中具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对黑格尔哲学中消极和独断因素的反省与批判，并不表明黑格尔哲学中没有值得吸取的思想成果。恰恰相反，对它进行反省和批判，是为了更好地看清黑格尔哲学中真正重要的思想珍宝。我们所强调的是，鉴于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演进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我们需要剥离其独断与抽象因素，并以此为前提，重释和拯救黑格尔哲学富有当代意义的思想内容。黑格尔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具有当代意义的哲学创见是十分丰富的，而其中有两方面尤其值得我们今天予以特殊关注。

首先是黑格尔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本性、困境与未来的深刻理解与思考，为人们认识当下中国、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语境中寻求和确立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启发。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最早自觉地以哲学的方式反思现代社会本性和命运的哲学家之一。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 “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黑格尔认为，哲学面临着这样一项使命，即从思维的角度把握其时代，对黑格尔而言，这个时代即是现代。黑格尔深信，不依赖现代的哲学概念，就根本无法得到哲学自身的概念。”② 如何以一种哲学的方式理解现代性的基本原则及其内在困境，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抽象思辨的外壳下现实的主题。黑格尔深刻地指出，“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③，并因此第一次明确地把“主体性” 概括为“现代的原则”①。毫无疑问，“主体性” 原则的确立，是现代性的最为重大的成就。然而，在人们对现代性的价值欢欣鼓舞之时，黑格尔却敏锐地洞察到了它的片面性，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有限的“知性”原则，这必然使得“主体性” 原则表现为一种“对象性的逻辑”，并因此表现为一种控制性、征服性的“暴力”，从而导致人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伦理总体性”的瓦解。黑格尔对此的深刻分析集中体现在他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上。后世学者如卢卡奇已经指出，德国古典哲学里积极的和天才的特征是与它在思想上反映了这个时期的伟大世界事件密切结合着的。而对于黑格尔来说，他与其它同时代人的一个重大不同在于，他“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他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②。而且，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明确地直接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论著中，更重要的是，它“毋宁决定着他的哲学体系的整个构造并且构成他的辩证法的特性和伟大。他的哲学，他的辩证法，所以比他的同辈优越，其中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这里”③。正是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分析，黑格尔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分裂和矛盾，也正基于这种分析，黑格尔把“调和四分五裂的时代” 作为自己哲学的使命，他要用“理性”代替“知性”， “理性” 的任务就是“扬弃分裂”与“实现和解”，既保留“主体性” 原则所带来的个人解放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克服由此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伦理总体性”的瓦解，从而实现这相互对立又相互矛盾的“两个强有力的渴望” 的内在统一。在黑格尔看来，作为这种理性力量的最现实的表现就是“国家”。按照这种思路，黑格尔提出了其影响深远的国家哲学理论，提供了一整套解决现代性困境的现代政治构架的独创性思路。

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的思考，深刻展示了现代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充满了思想的张力与创见。二十世纪以来人们深入思考的诸多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诸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力与平等、社会正义、社群和伦理共同体等，尤其是关于市民社会、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等问题，均无法绕开黑格尔，均需到其宏伟的哲学体系中寻求原创性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在马克思哲学诞生过程中，带有转折性的思想事件就是他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其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及由此形成的基本观点，构成了马克思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出发点。可以说，黑格尔对于现代社会及其命运的深刻思考，是他留给当代人最值得关注和重视、也是其最具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财富之一。对此，哈贝马斯的评价是中肯的： “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④

如前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本性、困境与未来的深刻反思是与其全部哲学，尤其是与其辩证法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对试图把知性规定终极化和绝对化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以及由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是黑格尔哲学中另一具有当代意义的重要内容。

知性形而上学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有限的、孤立的思维规定视为终极真理，它“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⑤，在它看来，抽象的、孤立的概念本身即自足完备，可以用来表达真理而有效准。这种形而上学“大都以为只须用一些名词概念（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它既没有考察知性概念的真正内容和价值，也没有考察纯用名词（谓词），去说明绝对的形式是否妥当”⑥。结果，这种形而上学必然会陷入“独断论”，“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之中……肯定其一为真，而另一为错”⑦，它“坚执片面的知性规定，而排斥其反面。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即彼的方式……独断论坚执各分离的规定，当作固定的真理”①。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旨趣在于揭示一切自诩达到“终极真理”的知性思维规定的有限性，充分自觉到一切知性思维的规定都包含着无法被自身同化和吸收的“他者”，因而必然陷入“自相矛盾”，一切知性思维规定都必须否定和超越自身，向“他者” 转化。在此意义上，辩证法是对“终极真理”、“最终状态”、“完美结局”等一切幻象的驳斥与解构。在这点上恩格斯是正确的： “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最终终结；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时阶段。”②

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批判精神，与上述他对现代性的质疑是相辅相成的。当现代性把“个人主体性” 及其“自由” 视为社会、历史和文化的“终极原则”时，辩证思维洞察到了其根本性的限度和矛盾，同时深入到社会历史现实的内在运动中，反省并揭示了这一限度和矛盾的深刻内涵，并寻求超越这一历史限度，克服这一矛盾的转化与跃迁路径。可以说，黑格尔之所以成为“质疑现代性的第一位哲学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坚持自觉的辩证思维，这赋予了他别人所不具备的批判眼光与批判力量。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始终是与前述总体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内在纠缠在一起的，这一点决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向度最终难以避免地向同一性、肯定性和总体性原则屈服因而无法贯彻到底③。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和加过工了”④，但由于黑格尔与传统形而上学所分享的共同理论前提，导致辩证法的批判精神在黑格尔那里呈现为“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导向了“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⑤。清除黑格尔哲学的“神秘因素”，拯救作为辩证法本质的“批判和革命本性”，是马克思辩证法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因此成为理解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根本切入点。但剥离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外壳，我们必须承认，它对知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因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现代社会、反省哲学的存在方式、寻求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等仍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资源。

哲学思想对人生的意义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矛盾；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思想在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革命斗争以及党政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与发展起到了巨大推动性，对丰富我国古典传统哲学思想起到了奠基作用，哲学思想以其特殊的“哲学”韵味改变着中国进程。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哲学思想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高理论凝练总结与概括，具有很高的普遍性、实践性与历史现实意义。统言之，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性，而哲学理论在某种层面上而言高于一般理论，更具理论性与实践性，是其它理论的“最高”概括与总结，这是哲学与其它理论的最大区别所在。“一般”理论是对某一具体事物的抽象概括与总结，同时可作用于其具体物象，而哲学则是对“一般”理论的再次抽象概括与总结，不直接联系于具体事物，更具指导性。因此，哲学更具“最高”代表性，是理论的“最高”概括。这也就是哲学思想与思想的根本区别所在。思想不仅在特殊战争时期抑或是当代社会都具有广泛的外延，统括理论指导下的社会革命思想、政治思想、文化思想、党建思想、军事思想、经济思想、统一战线思想等各方面思想，具有较强的针对性，是某一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而哲学思想则是对这诸多思想理论的高度概括与凝练总结，并对各方面理论产生较高指导性。哲学思想是思想理论体系的基础，是无产阶级“革命战斗”与“思想斗争”的有力武器，是革命战争的世界观与有效理论体系方法论，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社会实践价值。

哲学思想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本质、世界发展规律与哲学基本原理本质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具有一致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属一个思想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与指导上具有更高实践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上更具历史性与现实性。哲学思想的基本哲学内涵、思想范畴、理论指导原理与实践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大致相同，都对人类社会发展本质做出了统筹研究，深入分析了自然、社会、人类思想与思维的一般运动发展规律，然而，哲学思想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完整颠覆与改变，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思想本质与社会理论体系本质范畴的前提下对其原理、内容与概念进行了更深更远层次的丰富与发展，使其更加符合时展特征，更具时代特色，同时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更具时代性与内涵性，在历史演变发展中逐渐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而哲学思想则在其基础上取得了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新时代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范式的再思考

哲学思想内涵与外延在不断丰富发展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且还在深入剖析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代运用价值。

（一）的人学“辩证唯物”论

“人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本质思想与主要理论内涵，其历史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与认识论、政治哲学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研究“人”前提下开展而来，都对人的各种社会问题、思想问题进行了深入式本质化分析研究，其各种思想体系也都体现了人学思想。如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思想本质是历史唯物论，而它的主旨与核心内容是对特殊条件下的各类人民社会关系进行分析，讲如何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党和政府的关键领导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的《矛盾论》核心是辩证法，而其主要对人应如何正确分析主次矛盾并在革命斗争中正确处理各种矛盾进行了阐述，讲人应如何通过正确处理矛盾来达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从而使人们在更高层次上获得更多自由与权利；的《实践论》中对认识论进行了分析与阐述，然而主要内容是对人的本质、人的特性以及人类社会改造指导理论进行了研究，充分体现了的“人学”思想[2]。此外，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文化哲学、道德哲学以及经济哲学无不体现了人学思想，各类思想理论体系皆是在研究人类本质问题的基础上开展而来，在仅仅围绕人的问题关键点上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在历史发展中展现了独特魅力与神圣地位，赋予哲学思想了新本质特性。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文化灵魂――《矛盾论》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而统一存在于世界中，都遵循矛盾法则与理论体系，同时也是自然与社会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则与客观存在的规律，与形而上学思想是截然对立的思想理论，对于人类社会与历史革命发展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依据矛盾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言，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各种矛盾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而对立存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矛盾，各种矛盾的斗争永无休止，而在某一阶段中的两类矛盾可以相互转化，在一个共同体中共同生存、共同斗争，可以互相转化到相反方面去，具有特殊性、普遍性。而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又都有各自发展特点，矛盾的某一侧面可在特定条件下向另一个矛盾侧面相互转化，是矛盾的绝对性与相对性。因此，我们改造人类社会与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要遵循矛盾客观性发展规律这一本质特性，对矛盾本身的特殊性、普遍性、相对性与绝对性进行统筹分析，认真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通过正确处理各种矛盾的斗争形式与存在本质区别来推动我们认知与实践能力的提升。《矛盾论》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革命时期的基本国情完整融合提供了前提与必要条件，为我们能够正确认识并处理矛盾提供了足够哲学论证与科学理论指导支持，具有革命性意义。哲学思想是基于矛盾论并在社会实践与理论认知中合理运用矛盾论的灵魂思想，对于改革中国共产党思维方式、斗争理念与群众思想路线提供了有力武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发展的关键性方法论与世界观，因此，也唯有坚持矛盾论指导体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与时俱进的发展思想，对哲学思想进行发展性继承才能完整意义上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三）的“古典哲学思想”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古典哲学是哲学思想的发展基础与本质来源，哲学思想在吻合中国社会基本国情与社会基础的前提下对思想不断进行概括总结，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础。哲学思想遵循中国传统古典哲学的发展本质，注重探索社会和人类发展的本质存在规律，并在实践与认知中不断升华“修齐治平，安身立命”理论体系，并在革命斗争与社会发展中得到了很好体现；还非常注重对人与自然对立统一存在思想的探索，相信“人定胜天”唯物论，倡导在社会改造实践中应运用唯物辩证关系处理矛盾，发挥内因决定外因的本质理论的指导作用。因此，在革命实践中不断充实发展唯物辩证思想，充分把握国内外以及人民群众的内外因与主次矛盾，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争指导思想，因势利导，正确分析形势，可以在困难中预见胜利，在成果中预见困难。此外，本人及其钟爱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理论，对中华民族历史文明史进行了透彻分析研究，凝练了丰富的古典哲学思想，尤其是对中国著名古典小说的高度概括更是体现了这一点，对《红楼梦》《三国演义》等著作的研究极大程度上丰富了革命斗争指导理论体系[4]。

（四）用语具有通俗性、大众性

通俗性、大众性是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以其丰富的人文社科阅历与知识经验向世界人民重新阐释了我国古典经典文学的魅力与文化思想内涵，其语言、著作群众性等特征无不体现了这一特征。善于从人民群众语言中以及生活中总结、提炼古代历史文学与常识，还善于从古代历史、文学中吸收大量的成语、典故、熟语和格言警句，并加以提炼改造，赋予新的内涵与社会文化背景。如“愚公移山”、“实事求是”、“重于泰山”、“轻于鸿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通俗易懂且针砭时弊地阐释清了当时的革命形势与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如“钦差大臣满天飞”、“东风压倒西风”、“小脚女人”等等言简意赅地阐释了各种阶级斗争的变化[5]。古板单调的古代哲学理论经过点石成金的引用、改造，许多古代词语、民间俗语进入了现代语汇，获得了新的生命，极大地丰富了现代语言宝库，人民群众也很容易理解。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实事求是”观

实事求是是哲学思想的核心与灵魂，是指挥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精髓，是巩固人民群众基础的根本思想保障，在我党长期战争中唯有坚持实事求是观才能取得最终胜利。实事求是要求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的前提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可遵循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实事”指的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求”指的是分析探索，“是”指的是事物的本质规律与内在联系，因此，实事求是观要求革命斗争时期的人民需要从根本存在的国内外、党内外以及县区内外存在的基本事实出发，坚持事物的规律性与矛盾性，不形而上学地凭借主观意识做事。在实践中，坚持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将知识转化为客观存在的事实，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下从实际出发，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人民群众为根本点立足本土逐渐发展，最终缔造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实事求是理论是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哲学思想的精髓。

作者简介：李剑英，汉族，出生年月：1989年5月3日。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职位：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周清霖，王向善，高建煜.对哲学思想体系的初步探讨[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1）.56-58.

[2]郭建宁.我国哲学思想研究的现状、路径与走向[J].邓小平理论研究.2013（03）.42-43.

[3]易善芝，胡彬.试论对古典哲学的继承与发展[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02）.26-27.

[4]夏乃儒.中国哲学的传统与哲学思想[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04）19-21.

[5]邹非老.浅论哲学思想特色[J].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学报.2011（02）.61-63.

哲学思想对人生的意义篇6

关键词:费尔巴哈哲学;自然唯物主义;感性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516.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605(2010)05-0041-05

费尔巴哈哲学亟需重新理解。几乎所有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费尔巴哈哲学是通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座桥,不准确理解、批判和超越费尔巴哈哲学,就无以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然而,直到现在,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都仍旧认为,和传统唯物主义完全相同,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本质是自然唯物主义,主要观点是自然、物质、存在第一性,精神、意识、思维第二性。事实上,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本质并不是人本主义的自然唯物主义,而是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

一、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思想

哲学应该把理性、精神、思维和思想即唯心主义的方面同感性、物质、直观和感觉即唯物主义的方面结合起来,这是思想成熟后的费尔巴哈的一个最主要思想。

按照西方哲学的传统,费尔巴哈区分了理性、精神、思维、思想和感性、物质(存在)、直观、感觉两个方面。在费尔巴哈看来,以往的哲学总是过分强调其中一个方面而否定另一方面,割裂了这两个方面本应该具有的密切联系,导致它们不能在人身上有机地统一起来。尤其是肇始于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并以黑格尔哲学为典型代表的近代思辨哲学极度夸大抽象的理智的作用和意义并使之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严重忽视甚至否定了感性、物质、直观、感觉、心情和生活。费尔巴哈严厉批判了近代思辨哲学这种完全抛弃感性方面的抽象性。他指出,近代思辨哲学的上帝是纯粹的精神,没有欲望、没有感觉、没有物质,而近代思辨哲学“就是这个纯粹精神,这个纯粹活动现实化为思维活动,就是绝对实体现实化成为绝对思维”[1]129。在费尔巴哈看来,近代思辨哲学的抽象性甚至比神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和近代思辨哲学不同,费尔巴哈指出:“哲学的主要工具和器官是头脑――这是活动、自由、形而上学无限性、唯心主义的来源。同时是心情――这是痛苦、有限性、需要、感觉主义的来源。……哲学的工具和器官就是思维和直观,因为思维是头脑所需要的,直观感觉是心情所需要的。思维是学派和体系的原则,直观是生活的原则。……只有存在与本质结合、直观与思维结合、被动与主动结合、法国感觉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反经院派的热情原则和德国形而上学的经院派的冷淡态度结合起来的地方,才有生活和真理。”[1]111显然,费尔巴哈主张,哲学应该把两种主要工具和器官――头脑和心情、思维和直观(感觉)结合起来,亦即把理论和生活、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段话中,唯心主义同头脑、理性、思维、理论、形而上学无限性、自由和冷淡等相一致,而唯物主义则同心情、感性、直观、生活、有限性、需要和热情等相一致。在西方思想史上,如此理解唯物主义是颇为怪异而新颖的。更为怪异而新颖的是,在费尔巴哈看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仅不相互对立,而且应该并可以相互结合。

费尔巴哈继续写道:“真正的、与生活、与人同一的哲学家,必须有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混合血统。……心情,是女性的原则,是对于有限事物的官能,是唯物主义的所在地;头脑,是男性的原则,是唯心主义的所在地。……只有莱布尼茨……热情的唯物同时又唯心的哲学原则,才第一次将德国人从他们的哲学上的学究习气和经院习气中拯救出来。”[1]112很显然,费尔巴哈再次强调了头脑和心情、理性和感性、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结合。在这段论述中,唯心主义代表的也是头脑、理性的方面,而唯物主义代表的也是心情、感性的方面。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费尔巴哈看来,莱布尼茨的哲学原则是既唯物同时又唯心的,而且只有这种既唯物同时又唯心的哲学原则才是正确的。这再次清晰表明,在费尔巴哈那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像通常认为的那样绝对对立,而是可以并且应该共存共处、相互结合的。按照传统理解,这种说法是不可想象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绝对对立的,一种世界观不是唯物主义就是唯心主义,哪有既唯物同时又唯心的啊?可是,费尔巴哈竟然这样说了。虽然比较怪异,不过,也不费解。这是因为,费尔巴哈改变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含义,他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感性、直观和理性、思维关系的回答。在费尔巴哈看来,分别代表这两个方面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相互对立,而是可以并且应该相互结合的。这也表明,费尔巴哈所理解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并不是那种本体论问题上谁产生谁、谁决定谁意义上的绝对对立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从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可能是自然唯物主义。

针对近代思辨哲学过分强调理性、思想、头脑、理论和思维导致唯心主义过分膨胀和泛滥的错误,费尔巴哈特别强调和阐发了感性、物质、心情、生活、直观、感觉等他所认为的唯物主义的内容,特别强调自己的哲学是感性哲学,渴望以此对抗近代思辨哲学过度泛滥的唯心主义,唤起人们对唯物主义的重视,将哲学引向正确的方向。“旧哲学为了防止感性观念治染抽象概念,是在与感觉处于不断矛盾、敌对状态中进行思想的;新哲学则正相反,是在与感觉和睦、协调的状态中进行思想的。……新哲学……是愉快地,自觉地承认感性的真理性的: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1]169我们听到,费尔巴哈早就明确无误地大声疾呼,和旧哲学不同,他的新哲学是感性哲学!费尔巴哈甚至还把近性主义和思辨哲学之父笛卡尔的著名命题做了感性哲学的改造:“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1]591在反抗和力图超越传统思辨哲学这一点上,这个“我欲故我在”和后来马克思的“我实践故我在”完全一致。可见,一个铁证如山的事实是,费尔巴哈的哲学并不是近代思辨哲学,既不是近代思辨的唯心主义,也不是近代思辨的唯物主义,而是现代人本主义的感性哲学。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同其总的哲学思想高度一致,是总的哲学思想中对感性的强调。同总的哲学思想一样,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主要目的也是强调哲学应该重视感性、物质、直观和感受。这种唯物主义的主要对手是包括近代思辨唯物主义在内的全部近代思辨哲学。对于费尔巴哈,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理性、精神、思维和思想同感性、物质、直观和感受的关系问题。和唯心主义强调理性、精神、思维和思想不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重视感性、物质、直观和感受。可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同其人本主义的感性哲学相一致的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

二、费尔巴哈对重要概念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

不仅总的思想,而且费尔巴哈对于一些显著体现哲学和唯物主义思想本质的重要概念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也清楚表明了他的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本质。对物质概念的感性唯物主义理解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物质是唯物主义概念的核心组成部分,对于物质的不同理解深度影响对唯物主义的理解。近代哲学将物质的主要性质理解为具有广延,传统教科书理解模式则理解为客观实在性。然而,在费尔巴哈那里,“物质”的主要特性既不是具有广延,也不是客观实在性,而是感性。费尔巴哈指出,近代思辨哲学单纯强调非物质的、纯粹的理智实体,忽视了物质实体、感性实体,甚至连斯宾诺莎的物质都“是一种形而上学的事物,……因为物质赖以异于理智和思维活动的主要特性,即赖以成为一种能感受的实体的那种特性,已经从物质之中除去了”[1]148。甚至“和与它相对立的思维属性具有相同的特质”,“是一种抽象的物质,是一种无物质的物质”[1]110。显然,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物质的主要特性是感受性、感性,他看重和强调的就是物质这种属人的,能够为人所感觉的、所需要的感性。对费尔巴哈来说,物质不仅是物质性实体的总和,不仅是“客观实在”,最为重要的是,物质直接体现他的哲学强调的根本之点――感性。可见,费尔巴哈对物质的感性理解可以让我们更加坚定地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质决不是主张自然、物质本体论的自然唯物主义,而是重视和强调感性的感性唯物主义。传统理解看到费尔巴哈使用物质概念并强调物质的重要性而没有深入思考费尔巴哈物质概念的深层内涵,就以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和正统唯物主义完全一样的自然唯物主义。

费尔巴哈对于存在的理解和物质一致,同样表明了他的感性唯物主义思想。费尔巴哈强调,存在不只是思维的实体,而且“是感性的存在,直观的存在,感觉的存在,爱的存在。因此存在是一个直观的秘密,感觉的秘密,爱的秘密”[1]167。很显然,和物质一样,对于存在,费尔巴哈强调的也是其感性的性质。可见,费尔巴哈对于存在的理解也是感性的理解。的确,如马克思后来批评的那样,费尔巴哈没有把对象、现实和感性当做感性的人的感性活动――实践去理解,但费尔巴哈是把物质和存在(亦即对象、现实和感性)当做感性理解的:从感性的角度理解物质和存在,强调对物质和存在的直观和感受。依照传统观念,费尔巴哈把物质和存在理解为感性的东西似乎有些奇特。其实,在西方哲学史上,对物质和存在的感性理解源远流长,近代哲学家们一般都把物质和存在理解为可感的感性实体的总和。

费尔巴哈自然概念的含义也表明了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本质。在笔者看来,费尔巴哈的自然概念亟需重新理解,传统教科书理解模式对费尔巴哈自然概念的理解很不到位。传统教科书理解模式认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自然唯物主义,并且费尔巴哈的自然是与人无关的自然。于是,在教科书理解模式那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就成了一边是人本唯物主义,一边又是与人无关的自然唯物主义。也就是说,自然唯物主义和人本唯物主义在费尔巴哈那里彼此隔离,同一个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竟然被理解为如此自相矛盾的东西。的确,费尔巴哈非常强调自然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自然是第一性的。但是,必须注意,费尔巴哈所说的自然和传统教科书理解模式的自然并不相同,它指的是全部感性事物的总和,等同于感性世界。其实,近代哲学家们一般也在这种含义上理解、使用自然概念。更为重要的是,费尔巴哈之所以强调自然的优先地位,是因为在他看来,感性的自然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的现实基础。因此,在费尔巴哈那里,自然和人、“自然唯物主义”和人本唯物主义并不是彼此隔离的,而是密切相关的。费尔巴哈的真正问题实际上在于,和近代唯物主义一样,未能认识到感性的人的基础并不是这种笼统的自然,而是人化自然,尤其是高度人化的自然,是人的感性活动。

在费尔巴哈哲学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需要认真思考,这就是“直观”。在笔者看来,过去实际上并没有理解费尔巴哈直观概念的含义,甚至可以说都没有能够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而是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评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的活动”;“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出发,推论费尔巴哈的“直观”是同马克思的实践相对的“非实践”,是同马克思从社会历史存在出发解释意识相对地从自然存在出发解释意识。其实,费尔巴哈直观概念的含义是感觉、感受,对感性事物进行直观就是对感性事物进行感觉、感受。直观的这种含义同样在西方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其最新的意思就是直接地看感觉,康德和黑格尔就在这种意义上使用直观概念。

误解费尔巴哈的直观概念,是把费尔巴哈的哲学和唯物主义理解为自然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显然,一旦把“直观”认作从自然存在而非社会历史存在和实践解释意识,那么必然会把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本质认作自然唯物主义。相反,如果正确理解直观是相对于纯理性思维的感觉和感受,直观感性事物是指感觉、感受感性事物的话,那么就很容易理解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本质是感性唯物主义。

显然,费尔巴哈对上述重要概念极其明确的感性理解说明,他的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本质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感性唯物主义。

三、自然唯物主义理解的主要论证不能成立

行文至此,可能有的学者会提出质疑,费尔巴哈也有过很明显的自然唯物主义的论述,如:“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1]115“只有将实在事物,感性事物当成它自身的主体,只有给实在事物和感性事物以绝对独立的,神圣的,第一性的,不是从理念中派生出来的意义。”[1]165人们往往根据这两段话认定费尔巴哈的哲学和唯物主义主张自然、物质、存在第一性,精神、意识、思维第二性,其本质是自然唯物主义。

然而,自然唯物主义理解的这个主要依据和论证并不能成立。需要注意,这两段话的观点并不是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的主要思想。的确,费尔巴哈也根据当时的自然科学认为存在、自然先于思维,思维来自存在。但是,费尔巴哈并没有说这就是他的哲学和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就是他的哲学和唯物主义区别于唯心主义之处。相反,费尔巴哈反复论述了他的哲学和唯物主义的主要观点――重视感性、物质、直观和感觉。事实上,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的思想在费尔巴哈哲学中并没有多高的地位,而强调感性、物质、直观和感觉的重要性却是费尔巴哈哲学的一个最主要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两段话中,费尔巴哈也是把存在和物质理解为感性的。这就是说,在这两段话中,费尔巴哈真正想说的是:自然是人存在、生活的现实基础,感性的自然是感性的人存在、生活的现实基础,而并非近代唯物主义所主张的存在是思维的基础、存在决定思维。其实,费尔巴哈只是在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思想确立之初沿用这种近代哲学的表述方式,后来他就不再使用了。不仅如此,正如下文将看到的那样,费尔巴哈后来还明确否定了这种近代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提法。因此,这两段话并不能证明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本质是自然唯物主义。

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一直把费尔巴哈的哲学和唯物主义理解为近代唯物主义的典型。然而,事实上,费尔巴哈本人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严正否定了对其哲学和唯物主义的这种自然唯物主义的理解。

费尔巴哈驳斥了人们把包括他的唯物主义在内的德国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源认定为近代唯物主义的看法,明确指出了整个德国唯物主义的感性渊源。费尔巴哈指出:“有人认为德国唯物主义是从《自然的体系》中引申出来的,甚至是从拉美特利的麦草馅饼中引申出来的。再也没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德国唯物主义具有宗教的根源;它起源于宗教改革;它是上帝爱人的结果。”[1]469-470费尔巴哈强调,宗教改革家所看重的这种爱不是精神的或者唯灵主义的词句,不是经院哲学家的纯思维活动,而是现实的、真正的人类的爱。“这个不仅惦念着我们精神的解脱,而且关怀我们肉体的幸福和我们的生活的上帝……就是唯物主义之父。”[1]471可见,早在包括费尔巴哈的感性唯物主义在内的德国唯物主义产生之初,人们就按照通常的观念以为德国唯物主义也来源于近代唯物主义并同其一致。然而,费尔巴哈坚决地否定了这种流行的看法,指出德国唯物主义实际上来源于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爱,是这种真正的爱的结果。既然是这种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爱的结果,那么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当然也是感性的现实的人类的唯物主义了。费尔巴哈甚至把这种爱比喻为基督教教义所说的爱人的上帝,并且将这个“上帝”认定为唯物主义之父。这就直接确定了作为“父之子”的德国唯物主义的感性血统。既然作为“唯物主义之父”的“上帝”是“现实的、真正的人类爱”,那么作为“父之子”的德国唯物主义当然也是“现实的、真正的人类爱”。这确定无疑地表明:源于爱而生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而不可能是被费尔巴哈认定为远离、否定爱的抽象的近代思辨哲学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同正统唯物主义一脉相承的唯物主义,而是一种有着不同现实基础和理论渊源的唯物主义形态。

不仅廓清理论渊源,费尔巴哈还坚决驳斥了对其哲学基本问题的近代哲学理解:“从他把我的著作之内容归结为存在与思维的抽象概念这一点,就已可看出他的批评是完全谬误的。……我公开地用自然来代替存在,用人来代替思维。”[2]858传统理解一直把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归结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很显然,把作为传统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仍旧定为费尔巴哈哲学和现代哲学基本问题的做法恰恰是费尔巴哈所反对的。并且,如上文所见,费尔巴哈哲学的主要努力就是试图破除传统哲学尤其近代哲学的这种做法,把哲学的对象和问题转变为人和自然,“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1]184。然而,传统理解不仅没有理解费尔巴哈这个艰辛的理论努力及其重要意义,反而将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归结为他所激烈否定的那种正统的哲学和唯物主义。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根深蒂固的传统理解是不能成立的,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本质并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或许,在漫长的一百多年中,可怜的费尔巴哈一直在独自默默伤悲,埋怨我们为什么如此之久都没有正确理解他那充满创见而激情洋溢的思想和艰辛的理论努力。在笔者看来,按照对现代哲学性质以及现代哲学同传统哲学尤其近代哲学的分野的一般理解,完全可以说,费尔巴哈哲学不是近代哲学而是现代哲学,甚至可以认为,费尔巴哈和叔本华、孔德、马克思等一起发动了现代哲学的革命,开辟了现代哲学前进的道路。经过重新理解的费尔巴哈感性哲学和感性唯物主义代表了人类哲学及其发展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阶段,其蕴含的光芒也当会逐渐彰显出来。

除了破除对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长期深刻的误解,澄清作为马克思新哲学和新唯物主义重要思想来源的费尔巴哈哲学和唯物主义的本质显然还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新哲学和新唯物主义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其一,为正确把握新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提供了条件。马克思的确经历了一个“费尔巴哈派”时期,但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的并不是自然唯物主义,而是感性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尤其是《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的人本主义感性唯物主义思想极大地启发和影响了马克思,马克思借鉴和批判地继承的唯物主义正是这种感性唯物主义。尽管对感性的理解有根本局限,但正是费尔巴哈对感性的强调启发了马克思。正如马克思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一旦正确理解了感性,把感性理解为物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理解为感性活动及其结果,科学的世界观――历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也就如朝阳跃出海面了。其二,为正确理解新唯物主义的本质扫除了思想藩篱。传统教科书理解模式一个十分重要的立论根据就是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的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质是自然唯物主义,马克思恩格斯继承发展了费尔巴哈的这种自然唯物主义,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现在,澄清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人本主义的感性唯物主义,这就否定了教科书理解模式核心观点的这个赖以成立的重要依据,切断了把新唯物主义的本质理解成“辩证唯物主义”的道路,并且还可以将对新唯物主义本质的理解引向历史唯物主义。

参考文献:

哲学思想对人生的意义篇7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本应该对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思维能力,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个人修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面临困境。因此,反思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论文联盟,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如何走出的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误区

长期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存在着诸多的误区。这些误区正是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遭遇尴尬的真正原因所在。

1.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化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倾向严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就成了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混淆,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变为思想灌输和时政教育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就变为政治说教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过程中,教师无形中把哲学教学的任务完全等同于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政治化、绝对化、神圣化。哲学的功能侧重于“政治教育”,哲学成为“政治”的代名词。由于哲学的政治属性过于浓重,缺乏探索与创新的精神,忽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功能。而这些弊端正是学生们排斥、厌恶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根本原因。

1.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知识化

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比较重视,而对方法论教育相当忽略,将世界观等同于方法论,甚至以世界观取代了方法论。这使学生对马克思主意哲学方法论思想都不甚了解,更谈不上自觉应用,以至于他们学无所用、学无所得。我们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知识。但是,仅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知识,甚至是一种死记硬背的认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化,同时也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庸俗化、简单化了。

1.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条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教条的。前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这一思想,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条化,僵化、凝固化,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成为“一成不变”的真理和照搬照用的公式。而我国在很长时间内照搬照抄苏联教科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照本宣科的原理教学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教条主义的体系,陈旧的思维方式,使原本极具灵活性的理论变得刻板、教条,成为照搬照用的公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丧失灵活性、针对性,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很少能做到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原理”所提供的一系列公式教条。

1.4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形式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和哲学教学脱离时代、脱离生活、脱离现实、脱离学生思想实际。现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很少吸收当今重大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其他学科知识、吸收时代精神的精华,成为形式主义的教育。而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走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中,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学科体系的完整和知识的系统传授,却忽视了这些内容对学生的意义。一个明显问题是老师照本宣科,一厢情愿,而不考虑学生的实际理解方式和思想状况,造成预期教学目的与实际学习效果之间的严重脱节。

2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出路在于实现三个转变。

2.1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政治教育到重哲学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教育。我们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有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是无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要引导我们树立唯物论辩证法的立场去认识分析问题,当然有思想教育功能,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方式应该是有一定间接性的、隐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仅仅归结为思想教育功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最为重要的功能是通过学习,潜移默化地影响、改造学生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在于它的批判性的思维。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本质上,是培养学生的一种理论思维,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和怀疑精神,通过批判获得真理,获得知识的能力。

2.2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世界观教育到重方法论教育

世界观不等同于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这就要求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恩格斯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应把传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有机相结合,教给学生思考的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乃至做人的方法。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根本目的。

2.3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由重知识教育到重智慧教育

知识不等于智慧。哲学是追求智慧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虽然理论本性不同,但也是追求智慧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虽然也有知识教育的功能,但它更应该发挥启发智慧的功能。倪志安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重要使命在于:起到一种真正的蒙智、纠智和惠智的作用,让受教育者得到思考能力和人格素养的培养”。[2]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必须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和精神实质,不能止步于知识的积累,而应该着重于智慧的启迪,思想启蒙,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价值所在。

哲学思想对人生的意义篇8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范式；合法性；文化哲学

有幸在《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上读到衣俊卿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1]一文（以下简称《机制研究》），仔细研读，多有对话之冲动，故不揣冒昧，提出与衣俊卿先生共同探究。该文表征了我国哲学界的一种主流哲学话语，提出在哲学研究上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蕴含的内在演化机制的逻辑转换是我们更加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条重要路径。文章从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范式的划分，追寻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架设哲学范式演进史这一坐标来奠基“西马化”方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合法性，并指出文化哲学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的选择。

一、“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方式”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范式

《机制研究》一文第一部分，对西方哲学史上的两类哲学范式作了一种目的性的梳理，引文德尔班语指出：“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另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让我们暂时搁置这一划分，先来重新考察实践哲学与意识哲学的源流及其意义。“实践”一词在古希腊文献中早已有之，经过亚里士多德得以系统归纳，他认为，存在着两种实践形式，即为了外在目标的实践和本身即是目的之实践[2](p-227)。并接着说前一种形式属于“做”、“生产”。后一种为哲学意义上的实践。这里是说实践的行为是与一般的“做”有严格的区分的。真正的实践是趋向目的的过程和以本身为目的的行为活动。当然这里只是对行为过程中的伦理致意“善”的确证，并无对实践的形而上学探讨。在中世纪时把“实践”理解为“poiesis”(生产)、思辨、意志选择等，“实践”的理解愈加狭隘，实践被局限在宗教生活的视野中。近代由启蒙运动肇始的科学主义，信奉‘实践=生产’这样一个公式化的思维，更是致使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之知日益被边缘于知识之外。正是在这样一个实践哲学失落与遗忘的时代，经由康德的先验哲学的全面清查，在此实践哲学的得以公开明确的恢复，在无法克服的二元对立的困境下，高扬主体意识。它的蕴意触及了人的行为道德价值问题，人的国家、法律、社会的本质问题，并且确信了三个理念的假设（上帝、灵魂、意志的存在）。但他是从先验的形而上学的角度提出实践的终极至善的目标，没有能够把此种实践置于社会现实，因而是“空洞式实践。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则在前人基础上，认为“理念，只要概念现在是自为地确定为自在的概念，就是实践的理念、行为”。[3](p-411)

而意识哲学实际上就是指由笛卡尔“我思”哲学所开创的,由洛克经验主义认识论特别是康德的先验哲学理论确立起来,而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鼎盛状态的近代认识论哲学。意识哲学的核心即认识论或知性的思维方式。它具有同一性的特点，在主客体二元对峙的视角下，造成主体对对象世界形成了虚假意识，试图通过理论的体系化来反观世界。强调唯我论，即在缺乏认识的能力的前提性批判与身处的外在世界的尚未达到充分自觉地情况下，断言“我思故我在”后经康德、黑格尔拓展。而且意识哲学也强烈渴求知识的客观化，希冀人对知识在解释客观世界中的完备化。知识学上的客观性反证了唯我论的先验性，而观念上的唯我论又必然要求建构起客观的知识学——因为经验主义始终是西方人试图摆脱、而又难以摆脱的思维痼疾。康德把观念的唯我论看成是先验的东西,把知识学的客观付于是现象界,进而不再把先前在经验论及唯理论那里贯注于知识体系中的哲学“基础”作为客体看待,而是直接看成需要进一步考察其合法性的“命题”。

古代与近代的西方哲学在主客二元对立的实体性思维中，无法跳出实践理解的“黑洞”，因而也就谈不上从实践视角理解人与世界以及唤醒鲜活生命的“自我”。文德尔班两种哲学范式的划分本身是从他虚构的二重世界出发理解价值论的一种反映，两者分立本身就陷入了虚无与机械。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最为典型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此在”，无不是在寻求回返自我之境域，是在理性和科学知识压抑和****中阐扬生命的“真我”是对哲学研究的一种转向的推进。但我们应该看到在表达之中我们不能知道西方哲学界那个既不主体也不客体的我是实体还是虚无。如果按照衣文的理解整个西方哲学史中无疑是没有人走出意识哲学领地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往哲学不同，它从一诞生就是反对纯粹思辨性质的哲学。他是无产阶级阶级解放的理论武器，也是现代中国建设的伟大旗帜，它从方法论或认识论角度来看实践而不是以此作为本体论。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实践与以往的实践理解根本不同。它是在诉诸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的革命中寻求到的新的实践——革命的实践。以往的实践是抽象的实践，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践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4](p-75)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实践获得了双重含义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并以此获得了哲学上的革命的变革，“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5](p-57)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是具有社会和个人的二重性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异化劳动的原因、形式和结果的分析得出了实践是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对象性活动的结论。实践自身应具有现实性、发展性、唯我性以及不断与外界进行综合交换的特性。晚年的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深入研究和丰富了实践的内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论等著作中，不断发展马克思的实践理论。基于无产阶级的革命现实的需要，列宁着重从认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特点” [6](p-1837并且强调“如果把实践标准作为认识的基础，那么，我们就必然得出唯物主义” [7](p-1397正是在发展的实践的路径下，不断取得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这里从纵向看实践的发展，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直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革命变革的实践理论而从不是什么意识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特别如在1859年马克思回顾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时，阐明他在布鲁塞尔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所得到“总的结论”时，甚至根本不提“实践”二字，只从生产出发，经典地概括了他的唯物史观，并在这种观点指导下，进而发现了剩余价值学说，使共产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把实践概念化，而是深入他的理论体系中，深入他们要奋斗的事业中去。因此，想用“实践唯物主义”重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确实是“突破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但是，这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进程正好背道而驰，所以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而是要倒退到他已经抛弃掉的哲学上去。

考察西方实践哲学与意识哲学历史发展，是为了认清这两种划分的局限。现在就让我们在回头看文德尔班的这两种划分以及文中“前一种是围绕着理论问题展开的哲学，即围绕着“那些一部分属于对现实世界的认识问题，一部分属于对认知过程本身的研究问题”，主要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后一种是围绕着实践问题展开的哲学，即围绕着“在研究被目的所决定的人类活动时所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文中引借新康德主义文德尔班对实践的认识只不过是康德实践哲学的进一步“变种”，仍然还是在近代传统思维下对西方实践哲学的一种抽象性积淀的理解中加以阐述。他所阐明的实践与马克思对于实践的本质相距甚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视野下的实践是具体而且是现实的，置于了社会生活中。但文德尔班的实践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没有站在社会现实中，还没有回归现实大地。作者当然明白，那为何还要以此来作坐标呢？目的当然是要辩护实践本体论并划破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其实关于这种划分并不是什么新的可以刺透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利剑。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屡见不鲜，从19世纪90年代后半期，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正是利用新康德主义作为自己直接理论来源，主观臆造马克思和晚年恩格斯的对立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面篡改。在这个划分中以及西方的理性主义对主体性人的淹没的反思中，高度重视人的价值性生成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把这个作为划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过程中范式变化的坐标系，是异质相比，是不合法的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新康的主义文德尔班的实践理解的有着本质性区别那么它的范式划分显然是不能套用和解读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的，而且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也不存在这一内在逻辑性，只不过是衣文“一厢情愿”罢了。

衣文第二部分叙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过程的范式变换，主要理论逻辑如文中所说：“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实践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式；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体系化和科学化过程中明显转向了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式。”（《机制研究》）我们在这里不必套用实践哲学范式与意识哲学范式来一一澄清，下文（第二部分）将结合马克思早期哲学评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马化”具体说明，马克思晚年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意识哲学范式下的哲学。这里想强调二个问题：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是空洞的实践哲学即当前学界的“实践本体论”；二是辩证唯物主义体系具有历史合法性，马克思以及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文中刻意叙述马克思内在存有两种范式逻辑转换，都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片面解读，不仅导致了对马克思学说整体构成的遮蔽，而且也因为看不到动机而导致对马克思学说建构过程的遮蔽。因此，这种解读的方法的解读就不是解读马克思[8](p-337)。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他的整个理论的学说也是站在这样一种制高点来扬弃以往旧哲学的，他已经超越了近代的哲学思维方式。文中的两种范式是近代思维范式与马克思主义思维范式本质相距甚远。依据这样的划分不是发现、发展马克思，而是随意依据“不合法的依据”（像借文德尔班、）随意解读马克思，结果是令人难以置信，往往背离了马克思。

二、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西马化”的问题

文中作者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转变，套用文中的话语格式就是，其宗旨不只是为了探讨演化的内在机制，而是要为“回到早期马克思”以及论证衣先生一贯主张的“实践本体论”提供一个重要的坐标。其实，国内学界对于像“走进马克思“ 、“走近马克思“、“回到马克思“等口号，学界已经耳熟能详。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的正确评价问题，学术争鸣强烈。我国主流诸多学者，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理论的蓄水池，采用几十年以前、特别国外在“非斯大林化”时代下，修正马克思主时所采用的手法来试图为世人展现出一个中国式“本真的马克思”。当然蕴涵合理性成分是毋庸置疑的，但这恰好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不断发展与创新的。

文中从19世纪50年后开启意识哲学范式的厘定。首先，“50年代后，马克思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和政治运动的危机本性，专注于《资本论》的写作。马克思在具体探讨现代社会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同时，还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总的结果”进行概括，提炼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思想，作出了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概括”。这里把50年后划分出来意图在于明示早期哲学才是我们要真正回到的“本真马克思”。接着文章说，“半是由于批判杜林哲学体系的需要，半是由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兴趣，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他的兴奋点逐步从马克思视野中与现存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转向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局限的普遍规律”。这里以实践哲学范式把恩格斯基本上限定于一种应当极力剔除的“马克思主义”的渊薮。文章又说：“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过程的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逐步取代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以及“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基本上回到了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到这里，读者一定清楚了作者的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划分的梳理、早年马克思是本真所在等基本要道说的命题。那么有两个问题《机制研究》中显性指出并且是我们必须回答的，一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是“本真马克思主义”？二是马克思晚年以及马克思主义是否是所谓的“意识哲学范式”下的哲学？

首先看第一个问题，马克思在早期阶段大致从对康德、费希特哲学转向对“应有”和“现有”作辩证理解的黑格尔主义开始（1835年底），一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新世界观的问世（1848年初）。其间主要可以细分为三个阶段：世界观转变阶段、对科学世界观探索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问世阶段。1、在世界观转变期间，1839—1840年的黑格尔派的马克思致力于研究古希腊晚期哲学，于1841年3月完成了博士论文，大学毕业后参加《莱茵报》的筹办与编辑，此时基本倾向仍然属于辩证唯心主义。1843年马克思前往“新世界观的新首府”的巴黎，创办德法革命者的刊物——《德法年鉴》。这一时期实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期间作品《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2、在对科学世界观探索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实现乡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之后，开始了建立新世界观科学体系的探索过程，继续深化他们的理论”。[9](p-28) 主要从1844年4月写作《手稿》到1852年与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3、1845年春天，马克思写作《提纲》，1845—1846年又与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并且1847年马恩发表《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标志了马克思主义的问世。

赘述了早期大致发展进程之后，现在首观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在后期著作中对早期的评介。任何回到早期马克思合法根据的诠释在与马恩自己对早期的著作的评价比较上总是相形见绌的。马克思对于早年哲学认为它是一种前成熟性与过渡时期的哲学。1、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影响。青年马克思在20岁上下，已经在黑格尔分子之中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并成为了核心人物之一。在马克思博士论文期间，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一样，把自我意识看作世界发展的决定力量，强调哲学对于世界改造的作用。此时仍按精神比物质优先来思考宗教与社会历史等问题。在《莱茵报》工作期间，曾写《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制度令》等文章，从理性原则出发，强调“自由是全部精神存在的类本质” [10](p-67)，仍然具有很多唯心主义的观点蕴含其中。把出版自由看成为是为了实现理性的自由。在1842年《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文中把林木占有者的“利益占有了法的上风”驳斥为“下流的唯物主义”均可见黑格尔的影子。2、费尔巴哈德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在1843年费尔巴哈出版了《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两书以后，深受其影响，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多次指出新哲学以人为核心，实现“真正人道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斯大化时代背景下，努力划破苏联理论意识形态笼罩的网衣，突显人的价值、主体性，摈弃原有理论的“人本学空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共同的思想历程是把青年马克思的批判的人本主义哲学构想作为自己理论的活水源头[11](p-53)，并奉《手稿》为圣经，把马克思早期与晚期以及马克思主义断然区分。实质上，早期的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解仍然还是带有孤立性与抽象性的。在1845年春天《提纲》中第六条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时人的本质问题才得以真正意义上解决。3、早期的异化问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异化范畴成了马克思学说的精髓。但他们的异化理论的落脚点仍在人本主义的框架之内。提倡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列菲伏尔曾经写道，异化问题是哲学的核心问题，特别是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思想中的酵母“，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正是以异化为深层逻辑框架的。他埋怨马克思一度受了“实证主义的东西很多而哲学的东西很少的恩格斯的影响”，在后期著作中很少使用异化概念，以至于后来“列宁把异化丢在一边，或忽视了”，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之所以贫乏、简单为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根本症结在于失落了异化这个根本[12](p-152)青年马克思以异化分析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但是应当看到此时的马克思并不是着眼于现实的社会关系，只是从异化劳动进而到劳动、劳动产品与劳动者之间关系加以阐述，仍然留有费尔巴哈的抽象表达的方式。青年马克思在共产主义的论证中，以异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他指出：“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后来，这种关系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13](p-100) “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旦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级和灭亡。” [14](p-106)此时的马克思仍然受着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影响，不时使用他的术语，期间马克思的历史的基本理论还是没有摆脱人本主义的模式。4、早期哲学是过度性质的，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说道：“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形式来实现的。” [15](p-34)这里马克思是说，1845年以前的哲学思想还深受德国古典哲学的影响，印刻着古典哲学的痕迹，其间的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势必也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局限性的制约。在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的马克思俨然肯定了青年时期哲学的前成熟性和过渡性。在马克思思想历程中，青年马克思既不满意黑格尔的思辨性唯心主义辩证法，也不赞成费尔巴哈历史观的抽象性。正是这样的批判情结，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得以形成。

再看第二个问题，恩格斯、列宁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是否就只是一种唯我论、形而上学和试图把自身的理论客观化的意识哲学呢？当然不是。这里实质性在于如何看辩证唯物主义体系的问题。恩格斯的哲学思维方式与马克思哲学的思维是内在一致的，包括《反杜林论》中一些被认为是“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的著作，其实恩格斯曾经早已给予了回应 “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有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只有极小的部分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间是不言而喻的”。[16](p-341) 以及我们知道当初杜林哲学正是一种体系庞大的哲学，恩格斯也是从反对意识体系化的角度加以批驳的。恩格斯和其后的马克思主义注意者无意进行意识哲学的创作，他们秉承无产阶级使命，不断在实践的探寻中求得理论的创新。衣文在于用隐性显露实践本体论来抛弃辩证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用一种抽象的实践作为最终的存在而否定物质本体论，但是忘却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持着”。[17](p-50)虽然辩证唯物主义体系不够严密，有些理论是要随时代而得以修正、丰富、发展，但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马克思肯定物质本体论、客观辩证法这是有确凿的文本依据。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思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有机整体。况且实践本体论也不具有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实践不是世界观的范畴，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基本观点，而是认识论和历史观的首要基本观点。实践本体论哲学中的实践是一种空洞的实践，我们暂且可以叫做“口号式实践”。仍然，如衣教授率先提倡西方“日常生活世界”理论一样，口号响亮诱人，但是这种实践却是脱离现实的漂浮物，本质上仍然是旧哲学的实践观。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是“现实式实践”；是立足于现实社会和现实的每个人，更重要的一点还是一种发展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承到当今，实践的理论一直是以与时俱进的姿态张扬着魅力。

上述两个问题，抵制了马克思早期为“本真”，恩格斯及后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意识哲学的划分的不合法性。这些试图断裂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声音正是在哲学研究“西马化”语境中产生的，占据了哲学主流话语，在马克思哲学界广泛借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时，对其中偏颇之处需要认真反思，当然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大有必要的，具有当代的现实意义。有助于我们领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精神”；更有助于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真实关系[18]。但是这决不等于说它可以占据我们哲学形态的主流话语，也决不等于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才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主义的借鉴，我认为必须考虑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阈与我们目前现实是否相同；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解决它们现实的程度如何；我们借鉴的理论土壤与之适应性如何等等问题。《机制研究》一文在区分两种范式下以求造就马克思早期和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对立，只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迫切寻求理论指导的盲目的选择，并严重影响了构建当代中国新哲学的历程。这种理论是一种中国现实的空场。正如有的学者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揭露的那样“虽然自称把探索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看，虽然他们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观点，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探索到一条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道路。” [19]令人痛心的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指导下，高度享用改革成果的一批主流学者，却打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套变种理论在不顾中国实际情况的同时，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即使他们还肯定马克思，但是留下一个孤立的马克思而不要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反辩证法的。再深层次来讲，孤立的马克思必然会遭到悬置，那么试问悬置的早年马克思还能给我们指导些什么？我们走什么道路呢？所以应当在中国哲学新形态的创建上，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上，在中国固有的理论形态上多元视角地审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汲取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不是高举或甘心做西方马克思主义继承人。

三、“文化哲学是当今实践哲学范式的基本形态”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展望

《机制研究》一文中最后提出了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式选择——文化哲学的问题，作者认为“实践哲学的复兴和回归生活世界的导向，无疑是新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正确路向。……究其原因，我们目前的实践哲学和生活世界理论还没有彻底实现从纯粹意识哲学范式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范式的回归”。“因此，我认为，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不仅要从主题上和命题上回归生活世界，而且必须完成自觉地哲学范式的重新选择，即回归真正的实践哲学和文化哲学”。作者本意弘扬一种人文关怀，关注生命的我，这是令人共鸣的。但是这种关怀本身就是一种学理上的关怀，若刻意按照衣文赞赏的范式分类法，作者是难逃意识哲学这一定论的。文化哲学在当今的哲学领域越来越受到关注，衣文中把文化哲学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范式、一种最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方式的哲学形态。其实马克思与恩格斯曾对当时兴起的人类学保持着坚定的批评态度（人类学——一种重要的文化哲学）。他们说他们只承认一门学科——历史学科，主要指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文中的空泛而论的文化哲学有着本质性的差别。作者试图以文化哲学来解释历史进程的斯芬克斯之谜。但我们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历史是一种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的客观的自然过程，文化只是渗透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的整合剂，并不具有决定性作用。作者极力主张文化哲学，要求首先“建立一种文化哲学为基本形态的实践哲学范式”以及“这必须是我们进行哲学方式选择的基点”。这里作者是把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支学科的文化哲学加以功能性主观放大，明显透露出泛文化主义的特点，文化决定论色彩以隐性方式运作。文化只是人类生活的一种精神现象，文化哲学必须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为基础。不是文化决定的生活，相反是生活决定了文化。文中的文化哲学是忘却了中国现实的哲学形态，仍然是一种不入现实的意识哲学范式。这也是文中矛与盾的无法调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热衷于对文化进行批判，目的是从批判文化达到对现实的改造，这与他们大多是知识分子，远离现实不无关系。文化哲学的历史作用是值得肯定的，但是要深度关切中国现实，不能在研究上犯“洋教条主义”。

八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了多种界定的倾向：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人道的唯物主义。[20]（p382）其实，无论如何地追求出新，无论怎样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变种的方式出现，都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因为西马只是一种“问题式”而缺乏“改造性”。我们所认为原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质上是更加贴切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准确表达式。是清醒认识当代大实践、大世界的背景下，深刻反省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不断深思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上再次确定的。但这不是说，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完善的，它需要不断的发展。在这一框架内进行多元路径的深入研究才是有意义的。当代中国哲学研究者应本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一种批判意识、超越意识既回顾过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我们的成就之路，又放眼未来发展与完善马克思主义。更加注重对当今现实的哲学反思，概括出满足时代与实践需要的新的理论和思想资源，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原则下努力构建中西马融会贯通的当代中国哲学。

参考文献：

[1] 衣俊卿：《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j]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8期。

[2] 苗力田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3] [德]黑格尔 ：《小逻辑》，[m] 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列宁全集》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7] 《列宁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 郝敬之：《回到整体马克思》[m] 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

[9]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13][14]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卷；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1] 黄楠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2][法]列菲伏尔,转引自张一兵：《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逻辑[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8]陈学明，《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2005，（2）.

哲学思想对人生的意义篇9

关键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

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因而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然而，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无论是在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这一概念的理解上，还是在“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上，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为此，本文拟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就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实践基础和现实条件及其路径方法等问题试作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首先涉及到我们所要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目标和任务，即我们所要建构的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广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狭义的，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问题。从目前研究现状来看，其主流的趋向显然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在我们看来，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着眼于新的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的哲学思考和理论建构，否则就会因为远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个中心，而偏离正确的方向，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马克思早就明确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220这是哲学发展的道路，也是哲学发展的动力和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既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蓬勃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是在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早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246-249正如所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联系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2]在2004年会见出席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会议全体代表时也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等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也面临一系列新任务、新情况、新课题。我们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继续推向前进，就必须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3]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先导。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使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基本内涵，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在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是我们党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中国国情及其发展的基本要求；就是因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面对中国实际和中国问题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它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和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也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形态，才能真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发展，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符合中国实际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必然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更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是实践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实践证明，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巨大功能，就必须掌握群众；而要掌握群众，就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整个马克思主义一样，都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的科学，都是与自己的时代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科学。如果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还是囿于“意识哲学”、“教科书哲学”和“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范围，势必就会因远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远离大众的现实实践和现实生活而成为“空中楼阁”，要为大众所接受、所认同，并转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力量，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建构起富于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才能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也才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创新的必然要求。

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基本内涵和现实条件

新的时代和新的实践必然孕育新的哲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不仅孕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且孕育了作为这一理论体系的精髓和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哲学。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升华，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最新成果。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在“深度全球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所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以哲学特有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加以提炼和升华，使之真正成为以“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为基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就是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构建既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又能够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唯物主义”，又称“实践的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本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就是“现实的个人”，其思想主题和本真精神就是“以现实的人为本”，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其中心话语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条件。以“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哲学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本质要求，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本质。而之所以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观三大创新理论为根据和依托，就是因为它是在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而之所以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则不仅是因为它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从根本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实质性内容，而且更是因为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五大建设”实践为基础，切实加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乃是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

正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新阶段上的新成果，既具有广阔的全球视野，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既是对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崭新理论形态，也是以时代中的现实问题为中心，以现实实践中的反思思维为特征，包含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等在内的系统开放的科学体系。其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成果，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活的灵魂，也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创新发展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研究，才能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提供鲜活而丰厚的思想资源，才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从实践层面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创新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而且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无疑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理论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形态，已经创立了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标志性的成果为基本内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智慧，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最为直接和最为丰厚的思想资源。

尽管，从目前来看它还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特有的哲学的形式或哲学化的叙述方式，但却并不缺乏作为哲学所必须具有的思想内容。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有着自己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有着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哲学思想内容，这就是“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以和谐为特征的辩证法”、“以统筹兼顾为根本的方法论”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唯物史观”。[4]目前来看，人们在对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以及与哲学思想、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的关系等问题上，还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看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大家都不否认其中所蕴含的哲学内容。

正是从上述意义上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特有的哲学思维方式，深刻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内容，建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新形态，正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责任。质言之，这里的问题并不是有没有哲学思想和哲学内容的问题，更不是有没有必要和可能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建构的问题。

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路径选择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既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同时也意味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站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当代人类价值重建的历史高度，从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理论视域出发，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努力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从思想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根本转换，既是我们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在要求，也是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的必然选择。

哲学范式的转换是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和实现形式。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来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我们认为，首先必须对当前流行的哲学范式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思，以便能够使我们真正从各种各样的“意识哲学范式”和“教科书哲学范式”，以及“改革教科书哲学范式”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根本转换。其次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范式”进行纠偏。所谓“纠偏”，就是要在强调“中国化”的同时，充分凸显“时代化”的价值和意义。在我们看来，所谓“中国化”，在本质上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不是一个时间概念；是一个与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中国当前的实际）相结合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在新的实践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概念。所以只有将“中国化”和“时代化”紧密结合起来，在强调“中国化”的基础上，努力实现从“中国化”到“时代化”，乃至“具体化”的根本转变，才能从根本上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基础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再次还必须处理好“返本”与“开新”的关系问题。所谓“返本”，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就是要回到马克思哲学的本真精神上，并将其作为“开新”的前提和基础，作为“开新”的出发点。“返本”是“开新”的前提和要求，“开新”才是“返本”的目的和归宿。离开马克思哲学的原生态和本真精神，必然会失去意义的历史前提和理论根基，但必须明确“返本”并不是终极的目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正确处理好“返本”与“开新”，即文本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的辩证关系，才能为真正建构起反映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相对于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而言，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的转换无疑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以马克思的“世界的一般哲学”或“当代世界的哲学”的哲学观为指导，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在当前必须实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思想主题从“革命”到“建设”、从“意识哲学”的本体建构到“实践哲学”的理论创新的根本转换。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既是哲学话语言说方式转换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哲学对话（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对话，以及中、西、马哲学内部的对话）的前提和基础。哲学思想主题的转换要求我们必须直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只有在解决和回答这些新矛盾和新问题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言说方式，才能为不同哲学之间的对话创造可能的前提和条件，否则所谓的“对话”、“交流”、“交锋”和“融通”，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或者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实现哲学思想主题的历史转换，才能为造就真正属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充分必要的前提，并开拓出无限的生机和可能。惟其如此，也才能使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乃至西方哲学研究真正服从和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使之真正成为或转化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思想资源，也才能使我们所建构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更富于实践性、时代性、民族性和世界性，从而能够真正为当代人类的价值重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1:16.

哲学思想对人生的意义篇10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契合

一、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联系。

一方面，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世界哲学，是整个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哲学理所当然的包括其中。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即费尔马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文化基础并非仅仅限于德国，甚至是不仅仅限于欧洲。中国传统哲学也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国传统哲学早在12世纪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在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欧洲社会剧烈动荡，急需外来文化的刺激，中国传统哲学开始在欧洲产生影响，引起了欧洲哲学家广泛的关注。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认为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并试图复兴中国的儒家学说。莱布尼兹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易经》的先天卦图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黑格尔虽然坚持“欧洲文化中心”论，曾对中国传统哲学有过理性的批判，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辨特征，他提出的矛盾法就是直接吸收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在19世纪50年代曾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国情，并写下了《波斯和中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中国记事》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章。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辩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黑格尔）一向认为，自然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一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中国古代“阴阳相交”这一汉语的标准英译法就是马克思这里提到的“两极相逢”。这说明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已经开始在德国的思想界流行，同时，也使得我们再次相信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具有中国传统哲学渊源的。为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哲学得以产生的间接的理论来源。

二、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

为什么马克思哲学一经传入中国，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指导中国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很多内在的契合性。

（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契合

马克思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它认为物质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各种现象都是物质的不同形态，物质具有客观实在性，它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象，可以为人的意识所反映。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它依赖于物质而存在，并且意识不是消极、被动的，它能够反作用于物质。同时，马克思哲学认为物质又是运动的。运动这个属性使得物质能够得以存在。物质在运动的过程中又有某种相对的静止。

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具有丰富的唯物主义优良传统。殷商之际，中国就有“五行”的思想，認为世界是由五种元素组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天不变其常”的论点。战国末年的邹衍对早期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总结，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金、木、水、火、土。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认为“天下唯气”等，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传统。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是朴素的、直观的，但已经开始走向唯心主义的对立面，有非常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具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二）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契合

马克思哲学认为，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是无处不在的，是无时不有的。矛盾它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但不同事物的矛盾又是不同的。中国传统哲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矛盾思想。《周易》中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中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中国传统哲学对矛盾法则这方面也讲的很多，比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正负为奇，善复为妖”。

《周易》倡导“变起于微”、“物极必反”，主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老子》主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的发展观点。王夫之明确提出“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点。他们的发展观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观非常的契合。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很多体现普遍联系的哲学思想，比如，“城门之火，殃及池鱼”、“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等。

（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观的契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史观，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对以前哲学的超越。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唯心史观认为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马克思哲学第一次科学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观也非常注重人民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的是《尚书·五子之歌》，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在《尽心下》中明确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王夫之提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这种传统的大同理想所包含的反对剥削和否定私有制的合理内容，无疑与建立在唯物史基础上的社会理想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共同之处，因此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以“大同”来指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

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虽然马克思哲学的产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但马克思哲学产生于西方，要想使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土壤上开花、结果，就必须使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相结合，经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