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十篇

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篇1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传说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方法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收藏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 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基督教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教的西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篇2

【关键词】古希腊历史;古希腊神话;西方文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7-0043-02

在西方文明的发展史上，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被称作哺育西方文明的两只，所以说，两希文化是了解和研究西方文明的一把开门钥匙。而在古希腊灿烂文明的土壤中开出的奇葩——希腊神话对于整个西方文化，尤其是文学和艺术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

1 古代希腊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

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它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爱奥尼亚群岛和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带。爱琴文明是希腊最早的文明，它是爱琴海及周边地区青铜文明的统称，其中心先后在克里特岛和迈锡尼。公元前2000年左右，克里特岛出现了最早的国家。

公元前3000年，爱琴海地区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奴隶制国家。青铜器的使用使当时的克里特文明出现了宏伟的建筑物，19世纪出土的克诺索斯王宫遗址是当时的典型建筑。此后300年，希腊完全陷入沉寂状态，封闭又贫穷，希腊历史进入所谓“黑暗时代”。

在希腊城邦向地中海沿岸扩展的同时，西亚的波斯帝国也在扩张，强大的波斯帝国征服了小亚细亚半岛上的艾奥尼亚希腊诸邦。波斯人攻入了雅典，将全城焚毁，但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海战中一举击溃波斯海军，波斯人面临补给被切断的危险，不得不撤退。希腊人乘胜追击，解放了小亚细亚的希腊诸邦。第二次希波战争以希腊的胜利告终。

希波战争以后，雅典成为希腊的霸主。希波战争中，希腊各城邦建立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战后逐渐成为雅典实现其霸权的工具。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不满雅典的霸权，双方爆发多次摩擦。前431年，斯巴达的同盟底比斯进攻雅典的同盟普拉提，正式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公元前337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在征服北部希腊之后,在科林斯召开希腊各城邦的会议,希腊沦于马其顿的统治之下。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在亚历山大大帝著名的东征之后,进入了所谓的“希腊化”时代。

2 反映灿烂文化的英雄传说和神的故事

古希腊人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创建了璀璨多彩的文化，传下丰富的遗产，神话传说就是其中之一。古希腊神话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精神产物，是古希腊人集体创造的，也是西方世界最早的文学形式。希腊神话是一个广阔浩繁的系统，支脉派系庞杂，传说故事众多，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具有明显的家族色彩，包孕着一条血缘的纽带，存在一个基本脉络，大体可分为神的故事和英雄传说两大部分，神的故事更明显地反映了古代人类把强大的自然现象形象化的丰富想象力，英雄传说则主要是对可能具有某种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及相关事件的崇拜和理想化，反映了远古人类的生存活动和与自然进行的顽强斗争。在希腊神话故事中,颇多英雄传说故事。

希腊神话中最伟大的英雄是赫拉克勒斯。他在婴儿的时候就扼杀了赫拉派来的两条毒蛇,后来又擒狮、斩龙、驱妖牛、除海怪,到世界的尽头去夺取金苹果,解救被宙斯迫害的普罗米修斯,还下地府战胜死神,最后因误穿杂有毒血的衣服被焚烧而死。死后成神,与青春女神赫柏结为夫妇。

又如关于金羊毛与“阿耳戈”英雄的故事。珀利阿斯纂夺王位之后,为预防侄儿伊阿宋争位,就叫他去科尔喀斯觅取金羊毛。伊阿宋由于得到天后赫拉的帮助,造成一条名叫‘阿耳戈”的快艇。科尔喀斯的国王要他先用火牛犁地,并把龙牙种到地里,才肯给他金羊毛。该国公主美狄亚爱上了伊阿宋,就施展巫术帮助他。龙牙种下土后,忽然变成许多战士,美狄亚施法使他们自相残杀,同归于尽。又用魔草使看守金羊毛的神龙酣睡,取得了金羊毛。然后,美狄亚与伊阿宋等连夜逃走。回国后,美狄亚再次施展巫术,烹死了篡权夺位的珀利阿斯。希腊神话中对英雄美女的故事传说有所偏爱,这是希腊的尚武精神在神话故事中的反映,也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英雄的斗志与希腊的盛衰密切相关。

此外，神的故事意在描绘人类的宇宙观念和解释世界的起源。 现在最为人接受的版本为赫西俄德在神谱中的描述：世界开始于卡俄斯，一个混沌的概念；然后空虚中产生了欧律诺墨，盖亚 (大地)和其他的主要原始神；之后盖亚单性分裂出了乌剌诺斯（天空），他也成为她的丈夫；他们生下了第一代的提坦，六位男性以及六位女性；克洛诺斯出生之后，盖亚和乌剌诺斯再也没有生育任何提坦，此后出生的是三名独眼巨人和三名百臂巨人；克洛诺斯了他的父亲，成为了众神的统治者和所有其他提坦的领袖，他的配偶是他的姐妹瑞亚。

宙斯也为同样的担忧所折磨，当他的第一任妻子墨提斯预言，她将生育一个“比他更伟大的神”的时候，宙斯将她吞噬了。尽管如此，当时墨提斯已经怀上了雅典娜，直到雅典娜全副武装从宙斯的头部飞出，并时刻准备着战斗。由于宙斯给予了雅典娜“重生”，这成为了他没有被下一代的神“取代”的原因，但雅典娜仍然作为不为宙斯左右的神的存在。

3 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泉和土壤

古希腊罗马文学又是后人了解希腊罗马神话的丰富宝藏。希腊神话内容集中完整，系统化程度非常高，是世界上现存的最完整最庞大的神话体系。后世的哲学家（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也常引希腊神话其中的材料，艺术家特别是雕塑大师们更以神话人物或情节为范本，创作出享誉天下的佳作，在美术方面，达·芬奇、伦勃朗、卢本斯都有取材于希腊神话的名画，对希腊神话相继做出精神研究推动了人文科学的发展。奥维德的《变形记》是希腊神话稍加修改后的复述，西塞洛、恩尼乌斯、维吉尔的作品中也留有希腊神话的印记。现代主义的人文思想家们又惊喜地从希腊神话中发现一个自由、明快、充满原始生命力的世界，借鉴古希腊神话和戏剧，写出文学史的新篇章。从古罗马时代起，无数文人便把古希腊文学看成了他们不可企及的却试图攀援的高峰，古老神话中的诸神以及史诗、悲剧中的英雄在抚慰他们心灵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无穷无尽的创作源泉。 古希腊神话对欧洲近代的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古希腊神话中的以人为本的精神使人们从传统束缚中解脱出来。

同时，希腊神话中的神与人同形同性，既有人的体态美，也有人的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参与人的活动。神与人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永生，无死亡期；后者生命有限，有生老病死。希腊神话中的神个性鲜明，没有禁欲主义因素，也很少有神秘主义色彩。希腊神话的美丽就在于神依然有命运，依然会为情所困，为自己的利益做出坏事。因此，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文学的土壤，而且对后来的欧洲文学有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英]阿诺德·汤因比. 人类与大地母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篇3

【英文摘要】For a long time，people have been discussing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of th 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Greece，and have drawn many distinct conclusions.Th is essay emphasizes two points which people must notice while expound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civilization of ancient Greece，namely，on the one hand，anci ent Greek civil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openness and expansion;on the oth er hand，it is marked by pluralism and multi-centrality.

【关 键 词】古希腊/文明/开放性/扩张性/多元性/多中心性/Ancient Greece/civilization/open ness/expansion/pluralism/multi-centrality

本文就笔者研习希腊史的一点体会来论述在研究古希腊文明特征时，必须注意的两个 根本问题。

一、古希腊文明的开放性和扩张性

大概在今天仍有许多人持充足的理由相信：西方文明与世界其他地区诸文明迥然不同 ，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由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而到近代的工业文明独立发展演变而 成的。甚至常常有人把工业革命后的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直接归 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

其实在古代，米利都的赫开泰乌斯认为，希腊人长期以来就是埃及文明的子孙①(注： (美)J.W.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 988年5月第1版，第66页；另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6 月第1版，第340页。)；希罗多德指出希腊的一个主要城邦底比斯的创建人卡德摩斯就 是属于闪族的腓尼基的一个王子，并且指出希腊的许多神名来自埃及；文艺复兴时期的 法国古典学者约瑟夫·斯卡利杰也指出希腊人受益于非希腊人的成就；伟大的科学史专 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 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 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②(注：(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 人文主义》，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3月第1版，第64页。)自20 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 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 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③(注：早在1928年西方就出版过Ramsay，Sir Wm .，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zation，New Haven 1928。西方世界最近出版的 有关这方面的作品有：《世界有色伟人》(1946)、《偷来的文化遗产》(1954)、瓦尔特 ·伯克尔特(W.Kurkert)《东方化的革命》(1982)、马丁·伯纳尔(M.Bernal)《黑色雅 典娜》(第1卷1987年出版，第2卷1991年出版，计划要出4卷)、魏斯特(M.L.West)《赫 利孔的东方面孔》(1997)。尤其是伯纳尔的著作在古典学界引起了一场空前的争论，有 人指责他没有足够证据就轻易下结论，也有人说这是赶修正主义派的时髦。但是不管怎 么说，他提出的希腊文化受北非、西亚文化的影响这个重大命题，是无法轻易地置之不 理的。不过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非洲中心论者”——这种观点早已以世界文明“埃及 源流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不仅否定古代希腊人在哲学、科学、民主等方面的成 就，而且竟说苏格拉底和克里奥帕特拉都是黑人，亚里士多德盗窃了亚历山大里亚的图 书馆等等如此荒谬不经的话。参孟悦《＜泰晤士文摘＞：什么是西方文明》，载《读书》 1998年第8期；董乐山《东方和西方，相会终有期》，刊董著《文化的误读》，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版。)也就是说古希腊文明具有一种开放和扩张的特征。

(一)前古典时期希腊文明对东方文明之吸收　事实已经证明：东方的各种文明——苏 美尔文明、埃及文明、赫梯文明、巴比伦文明、希伯莱文明以及古印度文明等等——对 古希腊文明都有较大的贡献，尤其是赫梯文明扮演了古代东方和古代欧洲的桥梁作用。 早在公元前3000多年以前，在今日所说的近东一带，包括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叙 利亚、巴勒斯坦、埃及等地区，就已建立了高度发达且严密的政治和文字系统国家。这 一近东文化圈与邻接地区建立了密切的往来关系，不仅有政治、军事、商业、技术上的 交流，而且更有语言、文学、艺术上的互渗。

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地中海世界东部的爱琴海一带，产生过一个繁盛的克里特文明 ，这种文明同亚非大陆的关系非常密切，深受西亚和埃及文明的影响，而当时的欧洲— —“希腊地区”，还是一个蒙昧未开化的区域。和希伯来人不同，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 亚自身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近邻赫梯、迦南 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通过南安那托利亚的城市、迦南、塞浦路斯和克里特传送 着物质与精神的财富——毫无疑问，这些东西将在希腊土壤中扎根。几年前在希腊底庇 斯发现的令公众惊奇的地窖中的圆柱形印章并没有使考古学界震惊，可以肯定的是未来 在希腊大地上将会发现众多的此类物品。20世纪早期英国考古学家吴雷在叙利亚奥隆特 斯(Orontes)河口附近阿尔·敏纳的挖掘，证实至少在公元前9世纪末期以前，优卑亚岛 上的希腊人就已来到此地(当时可能叫Posideion)，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希腊人把此地 当作一个贸易货栈，说明这一时期希腊已和西亚地区有了很密切的贸易往来。这个贸易 点繁荣昌盛达好几百年之久，④(注：The Macmillan Dictionary Archaeology，edited by Ruth D.Whitehouse，London:Macmillan Press 1983，p.14.)希腊人以此为据点并进 而与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贸易往来。这种贸易把西亚的青铜器、珠宝、象牙饰品等传到 希腊，与此同时，由于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品出口到希腊，同时相当数量的工匠 也来到希腊世界寻求生路。他们在克里特建立起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加工， 并制作青铜器，另有一部分工匠甚至到达了阿提卡。这样的交往和联系对希腊文化产生 了不可估量的影响⑤(注：黄洋：《来自东方的影响》，刊张广智主编：《世界文化史( 古代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第187—188页。)；不只是在西亚，古希 腊人在埃及的尼罗河支流卡诺色斯河也建有诺克拉底斯商站。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 公元前663年—公元前609年)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舰队，他的士兵大多 数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⑥(注：(埃)A.费克里：《埃 及古代史》，科学出版社1956年8月第1版，第100页。)诺克拉底斯就是在这时建立起来 的。⑦(注：The Macmillan Dictionary Archaeology，edited by Ruth D.Whitehouse， London:Macmillan Press 1983，p.348.)到法老阿美西斯(公元前578年—公元前525年) 时答应希腊人可以把这里建造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市，可按照自己的形式建造庙宇，并 且按照自己的愿望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 的商业中心了。可想而知，希腊人从这里学习了多少埃及人的知识。在艺术方面，被称 为“原始科林斯风格”(约公元前720年—公元前640年)时期的陶器，就明显地存在东方 痕迹。这些东方化的陶器普遍采用东方纺织品或金银工艺品上撷取的图案、动物形象及 神话人物。因此，包括希腊在内的这种地中海东部的早期文明，与其说是欧洲的，不如 说是属于东方的更为贴切。

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腊与近东的这种联系便结束了。这种局面直到公元前8 世纪时才被突破，那时希腊人走出了他们的“黑暗时代”，并再次被东部邻居的杰出成 就所震惊。这一时期，迦南的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希腊人，而腓尼基字母又是从埃及象 形文字演化来的，后来希腊字母又演化成拉丁字母，并最终成为西方各国的字母；同时 ，在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开始研读巴比伦天文学家的作品，从巴比伦人那里引进了日 钟、日晷并把一日分成12个部分，⑧(注：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 馆1959年6月第1版，第321页。)开始进行天文学研究，这在后来雅典的哲学学派达到了 高峰。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文明进入黄金时代，它在艺术、建筑、哲学和文学方面几乎 都表现出了东方传统的影响。

东方文明对人类的贡献经过希腊、希伯来和基督教一直向西流传，最终到达了近代西 方世界。在技术上，这种贡献包括在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车轮和播种机器；在科学上 ，则包括对天文学研究的肇始、60进位制的数字系统——直到今天还在使用，如用度来 划分圆，把小时分成分、秒等。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观测最终导致了季节的划分和月相 的固定。伴随天文学而来是星相学，美索不达米亚人发明了黄道的名称——公牛座、双 星座、狮子座、天蝎座等等；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许多世纪之前，埃及人就提出了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的许多想法。希腊人的 贡献，在于使哲学发展比以前内容更为广泛，包罗万象⑨(注：(美)爱德华·麦克诺尔 ·伯恩斯等著：《世界文明史》(第1卷)，罗经国等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1月第1版， 第231页。)；在政治上美索不达米亚把它政治制度中最重要的二项内容传给了西方文明 ——城邦和神圣王权的概念。城邦制度分布在整个地中海周围的大多数地区，王权—— 君权神授的观念，君应向神述职的观念——传入西方社会的本质之中；在法律上美索不 达米亚把成文法传给了西方。或许这并不是夸张，美索不达米亚的法律照亮了文明世界 的大多数地方。希腊、罗马通过近东的接触而受到影响，伊斯兰世界只是在征服了现在 的伊朗，即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地带之后才有了正式的法典。究竟现在的法律中有 多少因素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已可断定，就如英国历史学家萨格斯(H.Saggs)在其 所著《伟大属于巴比伦》(1962)一书中所说的：“有关抵押方面的法律最终都可追溯到 ……古代近东。”

希腊文学也表明它受了许多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故事与希 腊神话中的丢卡利翁的传说相似，丢卡利翁造了一艘船，靠它渡过了洪水，而洪水却毁 灭了其他人类。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屠龙题材在希腊传说中也有类似的传说，如伊阿 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他们两个都杀了几个怪物。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希腊 和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题材。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阴府也惊人地相似，两者的阴府 都是灰暗的地方，与现实的世界相分离，来世与现实只靠一条不祥的河连接着，死者由 此河运送。同样地，希腊为死者所作的挽歌，似乎在苏美尔人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地方 ，这部作品最近已由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从泥版文书中翻译过来。作品中一位美索不达 米亚诗人以夸张的语言哀叹他父亲和妻子的去世。甚至希腊史诗的形式，通过其他媒介 影响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找到它的原型。⑩( 注：A.Toynbee，Hellenism，Oxford 1959，p.2.)这时腓尼基的神也传入希腊，如在腓尼 基神话里有一个神叫做“浦昂”(锤子神)，后来被希腊人改称“皮格梅”，意思是“拳 头大的神”。(11)(注：(苏)阿·尼·格拉德舍夫斯基：《古代东方史》，吉林师范大 学历史系翻译室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6月第1版，第227页。　Oswyn Murray，Earl y Greece，Glasgow，Fontana Press，1980年第1版、1993年第2版，该书第6章旧名为“Th e Orientalizing Period”。东方化时代首先是在艺术领域内出现的一个概念，后来这 个概念才逐渐引入其他领域。在艺术领域东方化时代也有不同的分期在Corinth主要有E arly Proto-Corinthian(725BC-700BC)、Middle Proto-Corinthian(700BC-650BC)、La teProto-Corinthian(650BC-625BC)和Corinthian=Animal Frieze Style(625BC-550BC) 四个阶段组成；在雅典，主要有Early Proto-Attic(700BC-675BC)、Middle Proto-Att ic Black and White Style(675BC-640BC)、Late Proto-Attic(640BC-610BC)等三个阶 段组成。关于东方化时代的起讫点也有不同的看法，如725BC—650BC、700BC—650BC、 公元前8—前6世纪、700BC—600BC，等等。)

在希腊“智慧”文学的领域里，学者们直到最近才发现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 伊索寓言》中的几个故事在苏美尔都有原型，公元前18世纪的两河流域《农人历书》版 本中的劝导词和赫西俄德的《田工农时》奇异地相似。许多苏美尔的对话现在正被拼凑 在一起以图翻译过来，这些或许可以证明一些作品如柏拉图《对话集》中存在一些来自 美索不达米亚的原型。

因此，追本溯源，倒是亚、非地区的文化影响了希腊文化，尤其是从公元前750年到公 元前650年的一个世纪里，希腊文化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鉴于上述史实，英国学者奥 斯文·穆瑞在1980年首次提出了“东方化时代”(The Orientalizing Period)的概念， 不久就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概念首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由此 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地中海世界，原先就存在过一种希腊因素和东方因素相汇合的文 化。当然，这种汇合并不是简单的“合并”，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并不是始终一方对 另一方一边倒的强势影响，究竟是谁对谁的影响大，是由不同时期各种具体而复杂的因 素决定的。

(二)过渡的古典时期　在西方，“古典”一词用于历史时期时，有广、狭两种含义。 至于前者，有人认为古典时期在希腊是从公元前600年—公元前300年，在罗马是从公元 前300年—公元300年；(12)(注：Robert E.Lerner，Standish Meacham，Edward McNall　Burns，Western Civilizations，vol.I，W.W.Norton & Company，1988，p.101.)也有人认 为大致是指公元前10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希腊、罗马的文化艺术；(13)(注：张信锦译、 许寿贻校：《古典艺术》，见《世界艺术百科全书选译》(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 90年版，第1页。)还有人认为整个古代希腊文明(甚至包括罗马文明)都可称之为古典文 明，因此希腊—罗马时代被称之为古典时代或古典世界；(14)(注：朱龙华：《世界历 史·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431页。)甚至有人认为西方古典 文明包括古代西亚、北非、南亚、中亚的传统；(15)(注：日知：《中西古典文明千年 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7页。)西方(欧洲)古典时代应从公元前1000年代 初古希腊文化算起，加之以罗马古代共和国至帝国，而结束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 亡，或延长至东帝查士丁尼(公元527年—公元565年)时代。这时又因蛮族入侵，结束了 欧洲古典文化，所以西方(欧洲)古典时代，是介于先后两次大规模蛮族入侵的历史事变 之间，亦即古欧洲第一次和第二次黑暗时代之间。(16)(注：日知：《论中西古典学》 ，刊《世界历史研究动态》1993年10月。)狭义上来说是指介于古朴时期(公元前8世纪 —公元前6世纪)和希腊化时期之间的那段时期；而在这个时代中真正的古典阶段约出现 于公元前460年—公元前430年之间——阿提卡和伯罗奔尼撒出现一种生气勃勃、无与伦 比的发展时期。

一般来说，在希腊文化史上，公元前5世纪称为古典盛期，下一个世纪则称为古典后期 ，有时也以世纪为专名而分别称之为“五世纪”和“四世纪”(不加公元前字样)。严格 地说古典盛期在希腊是从公元前480年波斯人失败开始到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去世 为止，在罗马是从前1世纪开始直到公元14年奥古斯都去世为止(这段时间也就是罗马史 上的“黄金时代”)；(17)(注：M.C.Howatson，The Oxford Companion to Classical L iteratu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37.)也有人认为是从马拉松战役开始， 而古典后期则在前330年结束，并不完全等于整个世纪。(18)(注：朱龙华：《世界历史 ·上古部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431页。)本文所考察的对象就是狭 义上的古典时期。

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化的吸收主要是因希波战争的爆发而得到加强。古波斯帝 国是雅利安人中的波斯人居鲁士二世于公元前550年灭米底，进而向外扩张而建立的。 雅利安人这个名称是从雅利安语系而来的，属于雅利安语系的人有印度人、希腊人、罗 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以及斯拉夫人等等。波斯人，在语言方面，也属雅利安语系 。不过其虽同属雅利安语系，他们的骨骼、血缘、发式、眼睛、头盖等并不完全相同。 公元前500年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米利都反抗波斯起义，加之波斯人支持腓尼基舰队活 跃于小亚细亚和黑海海峡地区，侵犯了希腊人的商业利益而爆发了希波战争，最终以希 腊的胜利而告终。这场战争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是深远的，此后，世界文明发展的格局 便逐渐形成东西方并立共存之势，一直延续至今。这次战争更大大地扩展了希腊人的视 野，进一步促进了希腊人海纳百川的雅量，增强了希腊人的自信心。

希波战争曾把“苜蓿”输入到希腊。苜蓿是喂马的一种很好的饲料，希腊人称之为Mē dikē，因为大量生产于波斯境内的米底，而由希波战争时传入希腊的。中国音译为苜 蓿，可能出自波斯境内靠近里海一个地方的土语būso。希腊人称桃子为波斯苹果，杏 梅为亚美尼亚苹果。他们以为桃子出自波斯，杏梅出自亚美尼亚。劳费尔(Berthold La ufer)在《中国伊兰》一书里说，希腊人错了：桃子原来出自中国，杏梅原来也出自中 国。波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不过做个媒介，把桃子和杏梅从中国经由波斯输入地中海而 已。(19)(注：周谷城：《古代西亚的国际地位》，刊《世界历史》1979年第1期。)

这一时期古埃及的文化对于古典时期希腊文化的影响也很大：许多伟大的希腊学者这 时前往埃及并在那里学习过。如在公元前1世纪历史学家迪奥多罗斯(Diodorus)的著作 中可以发现许多这类人物：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摩克里特、希罗多德、柏拉图、梭 伦和欧克多索(Eudoxus)等。当代学者很少认为这些人全都在埃及旅行过，但也很少有 人全部否定他们没去过埃及，更加重要的是，当今也很少有学者争论埃及文化对希腊文 明所发生的重要影响这一事实。

(三)后古典时期希腊文明对东方文明之扩张　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东征以后所建立的 地跨欧亚非的帝国，第一次统一了地中海东部、西亚地区，也由此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光 芒万丈的希腊化时代(公元前323年—公元前30年)。亚历山大帝国几乎包括了当时人类 的主要文明——波斯文明、埃及文明、犹太文明甚至印度文明——唯儒家文明例外。因 此，整个欧亚大陆的交通就被打通了。不过这时的西方，文化中心发生了转移，地中海 世界的文化中心由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转移到东方各地，我们可以列举出最卓越的四个 ：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里亚、小亚细亚的帕加马、叙利亚的安条克和罗得岛。以后的数 世纪，这些地方一直是欧亚非文明的汇聚地。

希腊化时代和我们前面所讲的东方化时代以东方对西方的影响为主正相反，这一时期 以西方影响东方为主，充分地体现了古希腊文明的扩张性。不过东方文明对西方文明的 贡献还是不可忽略的，于宗教信仰、科学等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文明交流的范围也大 大拓展了，从印度到西西里，从咸海、里海到印度洋，到麦罗埃(Meroe)，各种不同的 传统，不同层次的文化都参与了希腊化的过程。

梵语词汇“书”、“笔”、“墨水”等源自希腊语。这表面书写的学问只是在印度人 与希腊化的书籍贸易中得到一些知识后，才在印度开创的。(20)(注：A.L.Basham，The　Wonder that was India，London 1954，p.230.)水力磨房据说是希腊人米特罗多鲁斯(Me trodoros)传入印度的；(21)(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第2分册)，科学 出版社1975年版，第384页。)在帕提亚的尼萨宫廷，酒杯上刻着酒神故事，宫中装饰有 阿芙罗狄特、赫拉克力斯、赫拉的雕像，还上演希腊的戏剧；(22)(注：据普鲁塔克在 《克拉苏传》中记载，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的国王们刚缔结了一个婚姻联盟，当克拉苏的 头颅被信使从卡雷(Carrhae)的战场上扔到舞台上时，他们正在观看欧里庇得斯的《巴 卡》一剧。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黄宏煦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61 7—618页。)小亚细亚的卡帕多西亚、本都、比提尼亚及亚美尼亚的小君主，也对希腊 文化一见倾心。他们接受希腊的崇拜名称，宫廷中使用希腊语言，修建希腊式神庙，用 自己的名字命名新建的城市，(23)(注：W.W.Tarn，Hellenistic Civilization，London　1952，pp.170-171.)都力图与希腊——马其顿人君主国同列；波斯货币上，已见有Basil eus(王)的文字，可见希腊文化对其影响之深。(24)(注：(日)原随园：《希腊文化东渐 史》，杨炼译，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第45页。)

在希腊化世界所有社会集团中犹太人或许最不易受外界影响。然而，据《马加比传》 中记载，耶路撒冷教堂一个名叫耶孙的高级教士引导同胞们接受希腊生活方式。追求希 腊生活方式和外国风俗习惯的潮流达到了疯狂的程度，以至就连祭司们都对圣制失去了 兴趣，对祭品不感兴趣。只要一见信号，他们马上就冲出去参加律法所禁止的运动会。

罗马是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直接接触与大量吸收希腊文化的，这已是希腊文化发展的晚 期阶段——希腊化时代。我们通常所说的希腊文化精华主要产生于公元前5世纪前后的 古典时代。例如，汉密尔顿的《希腊方式》一书所论，就全是古典时代的作品(还包括 像《荷马史诗》之类更早的作品)，于希腊化时代却只字未提。尽管罗马吸收古典时代 的希腊文化遗产的渠道始终畅通，但直接接触并吸收最多的毕竟是希腊化时代的希腊文 化。罗马城这时像东地中海的许多港口一样，欢迎来自叙利亚、小亚细亚、埃及和希腊 的学者。罗马文化受外界影响最多的自然是希腊文化。例如，罗马哲学、文学、戏剧、 美术等，无一不是承继了希腊文化的衣钵。就是本来其神性跟希腊宗教毫无关系的罗马 诸神，后来也都分别把他们对比作希腊奥林匹斯诸神，所以自古“希腊、罗马神话”就 被混为一谈。古希腊有名的一句谚语“光明来自东方”，这本来是形容古老的亚非文化 对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如今可以原封不动地移用到希腊文化对罗马文化的影响上。

希腊化文化以排山倒海之势涌进了罗马，结果使武力征服者的罗马人变成了被征服者 ，因而也曾经惹起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反抗。如大加图和瓦罗都反对希腊学术。特别是加 图写了一本关于医学和农业的书，来以此证明罗马人比希腊人高明，他憎恶和蔑视希腊 人和希腊文化，认为希腊人的著作只配供查阅而不配供研究。然而他的著作却大量地运 用了希腊人的资料。(25)(注：参阅M.P.加图：《农业志》及译者王阁森之译文，商务 印书馆1986年版，第7页。)但是大多数罗马人都努力把希腊人的学问吸收过来。正如罗 马大诗人贺拉斯所歌颂的：“被征服者希腊反而战胜了征服者罗马，使粗野的拉丁民族 迈向文明开化。”的确，罗马人继承了希腊文化遗产，接着再由罗马远征军把她传遍世 界各地，使罗马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建下不朽之功。

在印度，希腊文明经由西亚地区传入，形成了世界美术史上著名的犍陀罗艺术(因为它 盛行于阿富汗和印度间，以白沙瓦为中心的犍陀罗艺术)。印度的佛教，原来是没有偶 像的。自从希腊文明传入，佛教仪式里也有了偶像。而偶像的塑造，最为突出、最富有 希腊色彩。犍陀罗艺术后随佛教向外传播也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日本、印度支那和印尼 的佛教艺术。(26)(注：(法)费切尔(A.Foucher)：《犍陀罗的希腊佛教艺术》(L′artG réco—Bouddhique du Granhāra)第2卷，巴黎1918—1922年版，第597—673页。也正 是此人最早提出了犍陀罗艺术起源于希腊。主张这一说法的还有英国的马沙尔爵士(Sir　J.H.Marshall)，见其所著《犍陀罗的佛教艺术》(The Buddhise Art of Grandhāra) ；转引自(美)H·因伐尔特：《犍陀罗艺术》，李铁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10 月第1版，第7页。)新疆的早期佛教壁画就是犍陀罗艺术的移植——天山南路发现的古 代西域画大都是附属于建筑物中的木版画、壁画和藻井(天花板)图画，单独成幅的有纸 本、绢本、麻本和棉本图画。在前一类中的木版画和壁画，运用最多的是水粉画，多属 于希腊罗马风格，与藻井图画、单幅绘画主要属于波斯、印度和中亚系统的有显著的不 同。(27)(注：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羌以东米兰遗址出土的壁画，是4世纪以前汉晋时代鄯善佛寺的遗物。其中有一套太子 须大nà@①本生故事画，有一个画面是须大@①将大白象施舍给人。在白象的胳窝上有 一小段关于画家的@②卢文题记：“蒂特作画，值3千包马卡(Bammakas)。”蒂特(Tita) 一字就是罗马文字中经常使用的Titus一字，意为“仿罗马皇帝提图斯式的画像”。(28 )(注：石源华主编：《中外关系史三百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法 )L.布尔努瓦：《丝绸之路》，耿shēng@③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8 页。)

至于在此范围之外的中国，希腊、马其顿人也很有可能与其有过接触。公元前3世纪末 至公元前2世纪初，塞琉古将领Euthydemus据大夏和粟特独立，他和他的儿子狄米特里( Demetrius，死于公元前167年)向四周塞种人地区、安息和大宛扩张领土。斯特拉波曾 引用后来学者的说法，认为他们把自己的帝国扩张到中国和弗林尼(Seres and the Phr yni)。(29)(注：参阅日知：《张骞凿空前的丝绸之路——论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关系 》，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华书局，1994年第6期。)塔恩认为这些希腊人侵入了 中国的新疆(Chinise Turkestan)。(30)(注：W.W.Tarn，The Greeks in Bactria and I ndia，1951，p.84.)西方一些学者普遍认为塞里斯(Seres)即指中国。日本学者及川仪右 卫所著《东洋史》中说：“Seres者原由中国丝字一音推演而成，即丝商之意，于是常 称中国人为Senica。”可见，在希腊化时代西方关于中国的知识的最初来源之一，便是 与中国丝绸有关，这当然是因为丝绸乃中国文明的最伟大成果之一。发现于塔里木地区 的一枚中国人的陶土印章，呈现出希腊式的图案。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希腊的影响在希 腊化时期就已达到中国境内。(31)(注：M.Cary，A History of the Geek World，London　1972，p.316.)如果这一论点基本成立，那就可以说，希腊化时期，希腊文化与包括中 国文化在内的欧亚非大陆的各主要古老文化，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接触。

二、古希腊文明的多元性和多中心性

我们在论古希腊文明特征时，总犯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那就是以雅典的历史来代替 整个希腊的历史，以雅典的文明特征来代替整个古希腊文明的特征。

说到古希腊政治的特征时，人们总是说它的民主政治极富特色，当代自由主义思想家K ·波普甚至借柏拉图之口说出：“雅典的民主政治以仁爱之心对待奴隶……已非常接近 于废除奴隶制度。”(32)(注：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西方现代思想丛 书)，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89页。)这难免有言过其实之 嫌。其实在希腊也存在专制统治——斯巴达的寡头政治尤为突出。甚至有人认为在雅典 并不存在真正的民主政治，雅典娜神庙就是专制的象征——雅典人就是利用表面上看似 平等的提洛同盟的贡金来修建该庙的。这个从表面上看似民主政治灯塔的雅典，却在同 盟内部称王称霸，处处奴役它的盟邦，甚至连雅典人自己也承认当时的对外统治是搞“ 雅典帝国”，就是伯里克利时代的体制也很难说是“民治”的。只有四分之一的公民才 享有政治权利，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不算作公民。伯里克利亲自禁令，规定只有 那些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享有公民权，就是在公民中，也存在着以财产和收入为基 础的严重等级划分。只有最富的人才能得到高位，没有财产的公民只有投票和作为陪审 团成员的地位。总而言之，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假的。(33)(注：(美)瓦勒钦斯基等编选 ：《史海逸闻录》第5页。)

在说到希腊经济的特征时，人们总是以为她是一个重商民族，其实古希腊在大多数时 期、大多数地区还是以农业经济为主。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典希腊城邦的主 要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即公民的主体是自由农民，而不是手工业者或商人；证据的第二 点是，同中国古代一样，在古希腊人的思想中同样存在着重农轻商的观念。(34)(注： 黄洋：《古代希腊土地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3页。) 转贴于

在谈到创造古希腊文明的杰出人物时，总是认为他们都是雅典人，其实他们之中不乏 非雅典人，如《荷马史诗》的编著者荷马，古代记载肯定他出生于希俄斯(Chios)岛或 小亚细亚的士麦那(Smyrna)；早期著名的希腊诗人阿基洛古(Archilochus)就是帕洛斯( Paros)岛人；诗人伊翁是开俄斯人、赫格曼是萨索斯人；萨福和阿尔喀俄(Alcaeus)是 累斯博斯岛上的米提林(Mytilene)人；希腊另一个著名田园诗人赫西俄德，自称祖籍是 小亚细亚的库墨。他们的诗作代表“希腊文艺创造的已经很高的发展阶段”。(35)(注 ：塞尔格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页。)希腊 最早的哲学学派——米利都学派，其代表人物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都 是出生在小亚细亚沿岸；就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始人毕达哥拉斯也是出生在小亚细亚 沿岸的萨摩斯岛，迨其思想成熟后才移居南意大利的克罗顿，创立该学派的；另外哲学 家亚里士多德(斯塔吉拉人)、高尔吉亚(利昂提尼人)、普罗泰格拉(阿布德拉人)、提奥 夫拉斯图斯(累斯博斯人)、芝诺(塞浦路斯人)、希庇亚斯(厄利斯人)、普罗迪亚斯(克 亚人)、特拉叙马库斯(卡尔西冬人)等都不是雅典人。被后人称为“医学之父”的希波 克拉底也是可斯(Kos)人。艺术家莱西亚斯是叙拉古人、波吕格诺图斯是萨索斯人。这 些人物及其成果，之所以不是出现在希腊本土，(36)(注：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两个概念 的区分：希腊本土(Greek Proper)和希腊世界(Greek World)。简单地来说，在地理概 念上前者就是狭义的古代希腊，后者就是广义上的古代希腊。)而是出现在小亚细亚沿 海地区，其原因正像历史学家奥姆斯特德所揭示的那样：这里“处于东方思想的洪流中 ”。(37)(注：T.A.Olmstead:《波斯帝国史》(History of the Persion Empire)，芝 加哥1960年版。转引自范明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15页。)

在谈到希腊遗留给西方的遗产时，总以为它的理性认识是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其 实在希腊人之中存在许多非理性的东西，并且深深地影响着人们，诸如此类的东西不一 而足。一想到这些就不由不让人们重新考虑希腊文明的特征了，亦即希腊文明具有多元 性。

从文明中心的分布上来看，一部从爱琴文明到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史，在不同的时代有 不同的文明中心，即古希腊文明是多中心的。

爱琴时代(又称克里特—迈锡尼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200年)的初期(公元前 3000年—公元前2100年)是金石并用时代，文化中心区域是爱琴海上诸岛屿，其中以西 奥斯岛为最重要，它是商业汇集之地。这些岛屿通称为塞克雷底斯群岛，他们与埃及、 巴比伦都有商业往来。在克里特岛上，以东部的帕拉加斯图等城市和南部的法埃斯多斯 等城市为最发达，因为这些城市就克里特岛地理形势来看，是接近埃及和巴比伦的；中 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1580年)是爱琴海青铜文化时期，爱琴海中塞克雷底斯群岛地 位下降，克里特岛渐形重要，而岛上东部城市亦没落，北部的诺萨斯等城逐渐发展为繁 荣的城市，文化亦发达，诺萨斯城到了全盛时期。岛上南部城市如法埃斯多斯等，因与 埃及有商业关系，仍居于重要地位；晚期(公元前1580年—公元前1200年)也被称为“迈 锡尼时期”。迈锡尼人在与克里特文化接触后，开始吸收克里特文化，并加以发展，而 创造出自己的文化。迈锡尼人并与埃及直接通商，当时正是埃及帝国(新王国)时代(公 元前1580年—公元前1200年)，埃及十八王朝(公元前1580年—公元前1350年)诸王皆与 迈锡尼有直接商业往来。迈锡尼的兴盛不利于诺萨斯的繁荣。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迈 锡尼人攻打诺萨斯而毁灭其城市。诺萨斯从此一蹶不振。埃及史料从此时起亦不再有关 于诺萨斯的记载。爱琴文化重心从此转移到迈锡尼及梯林斯等城市。

荷马时代(约公元前1100年—公元前800年)是希腊历史的一个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一阶 段的建筑物遗迹很少，器物、武器、工具和陶瓷器的残留品也很少，以至于我们不知道 这时希腊的文明中心究竟在哪里，一般认为这是一个倒退的时代，是希腊的“中世纪” 。反常的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两部重要的文学著作却出自这一时期，不过有 关该书的作者的籍贯却是争论不休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古希腊文明的多中心性 。

古风时代(又称大殖民时代，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城邦有好几百个，散 布于希腊半岛、爱琴海各岛、小亚细亚沿海、黑海一带以及地中海西部意大利半岛南端 和西西里岛上。它们都是独立的城邦，在种族上和宗教上他们是统一的，但在政治上他 们是分散的。这些国家常常互相掠夺，互相厮杀，彼此兼并，互相削弱。可以说这时的 希腊没有一个可以统领一切的文明中心，只是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学派和大希腊的毕达哥 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异彩纷呈。

古典时代(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的文明中心是雅典和斯巴达。然而，一方面这 两个国家甚至谁也没有完全掌握过希腊本土及爱琴海岛屿诸城邦的最高政治主权；另一 方面，还有许多“边远”的地区即黑海、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利比亚诸希腊城邦，根 本不在这两个国家支配之下，而是各自独立发展，虽然它们本身也不同程度地集团化了 。

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篇4

三十多年前读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一书时，曾被他关于古典文化是一种非历史的文化的论断所吸引。他说:“古典文化并没有记忆，没有这种特殊意义的历史器官。古典人的记忆……是一种不同的东西;因为当作清醒意识中的排列整齐的远景的过去与未来，那是没有的”，“在希腊人的世界意识中，一切个人经验以至共同的过去经验在特定的瞬间的‘现在’跟前无不立即变成了一种没有时间的、没有运动的、神话式的背景”。他还指出，“修昔底德绝对没有透露出他有透视若干世纪的历史的才华……优秀的古典历史著作都一成不变地是关于作者当时的政治事件的”，“直到波斯战争时期的古典历史，以及往后很久根据传统建立起来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结构，本质上是一种神话思维的产物”[1]。当时觉得斯氏的论述颇有见地，仿佛道出了某些自己未曾看到的东西，但又感到这些话似乎太武断和绝对化，而他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精神的理论比较晦涩，并且已受到了批判，因而，这个问题只放在心上，未再深入思考。

较斯宾格勒稍晚一些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希腊思想的反历史倾向”，认为“古希腊的思想整个说来有着一种十分明确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基于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2]该书中译本在1986年问世，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1990年出版了张广智、张广勇的力作《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文化视野中的西方史学》。作者全方位地探讨西方史学从古到今的发展，旁征博引，视野广阔，读后很受启发，获益良多。该书有专节讨论“古典文化中的历史理论”，指出“作为西方文化滥觞的古希腊，并不是西方历史哲学的发源地，也就是说在这一片文化土壤中并没有产生出深刻的历史思想”。作者引述了斯特恩、柯林武德和斯宾格勒等西方学者关于古希腊人缺乏历史思想的论述，认为“以上这些观点都是从一定的视角或理论出发的，有的不免过于绝对，但它们都说明了古典文化的精神”。[3]

然而，就西方来说，史学是从古希腊开始的。在古代两河流域、埃及和印度，虽有悠久灿烂的文化，但没有产生较有意义的史学著作。史学是希腊古典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古希腊人对人类文化的重要贡献之一。那么，“缺乏历史思想”的古希腊人又怎会超越某些其他民族和文化，创作出优秀的史学著作，成为西方史学的源头呢?

看来，首先应在历史哲学和历史著作之间做出区别。前述那些作者主要是从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着眼的。古希腊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比较贫乏，而史学著作却有所建树。其次，史学著作有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之分。古希腊人主要是在近现代史方面取得成就，而在古代史领域内，他们的认识是幼稚的和不成熟的，神话笼罩着希腊人的古代历史。以下，我们准备就古希腊人对神话和古代历史的认识和神话与历史的交融略谈管见。

二

古希腊人具有丰富的神话传统。希腊神话是希腊文化艺术的源泉，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马克思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4]希腊神话对古希腊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活动具有极其强烈的影响。荷马史诗在古希腊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荷马不仅是他们最热爱的、最广泛引征的诗人，而且是他们民族精神的杰出象征，他们最早历史的无可指责的权威，并是创造他们众神祇的决定性人物。”[5]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故事特别内容丰富，逼真动人，系统完整，貌似历史。这恐怕与古希腊人对神话与历史的认识和有意无意地将神话“历史化”有关。古希腊人在神话与“古史”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他们将传说的英雄视为自己的祖先，各氏族、部落纷纷将英雄当作自己的名祖，英雄的业绩是他们引以为荣的历史。希腊人将神话当成“古史”，认为是真实可信的。英雄是“古史”的主角，“在古风古典时代希腊人的眼中，他们如同远古活生生的人，属于一个比当代更古老更有力量的种族，因为他更像人而不是神，遂被当作楷模仿效”。[6]

希腊神话起源于迈锡尼文明时期。当时希腊人已有了线形文字B，但现发掘到的线形文字B泥版，仅是一些帐目的记录，丝毫不涉及历史、文学和神话。当时的神话和传说大概多以民间故事和诗歌的形式在社会上口头流传相承，还不存在任何可以称之为历史的叙述。

在所谓“黑暗时代”的荷马时代，迈锡尼文明毁灭，线形文字B失传，但神话故事仍存， 而且随着社会与人事的变迁有所增减变化。一代代民间歌手在地方上吟诵这些神话和传说，不断加以充实、补充和调整，其中最吸引人的则为关于特洛耶战争的各种故事。大约在公元前9-8世纪，这些故事被编集、加工、提炼，最后升华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希腊传统上将这两部史诗的作者归之于荷马。荷马史诗被公认为希腊神话创作的最高成就。在公元前8世纪中叶，希腊人在腓尼基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字母文字，但其大量使用则要稍后一些。荷马史诗大概最初是在口头上创作和流传的，那时也还没有什么历史的文字记录与文献。

公元前8-6世纪，希腊城邦纷纷涌现，希腊人开始了最初的文化精神觉醒。萌芽中的历史意识和理性意识，就神话和历史而言，起初仍局限在神话的领域内，表现为一系列史诗的创作和神话的系谱化、历史化。关于特洛耶战争的神话故事大大小小极多，而《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只叙述特洛耶十年战争中的一段插曲和战后一个英雄的流浪冒险故事。于是，希腊人又创作出了《塞普里亚》（Cypria）、《埃提俄庇斯》（Aethiopis）、《小伊利亚特》（Little Iliad）)、《伊利帕尔息斯》（Iliupersis）、《诺斯托伊》（Nostoi）和《泰列格尼》（Telegony）六部史诗，加上《伊利亚特》和《奥德塞》共八部，系统描述了整个特洛耶战争的前后始末，合称特洛耶战争系列组诗。该六部史诗的规模和艺术质量远不如荷马史诗，皆失传。此外，还创作了关于忒拜地方英雄神话的三部忒拜系列组诗和关于天地众神的史诗《提坦诺马奇》（Titanomachy）一部。[7]系列组诗的创作迈出了将神话和传说系统化、历史化的第一步。

希腊神话中神祇众多，故事错综复杂，纷繁无章。较荷马稍后一点的另一位著名史诗作家赫西俄德遂著《神谱》，系统叙述从混沌初开到奥林帕斯诸神的诞生和发展，缕清他们之间的亲缘世系及其与其他神怪和后代英雄的关系，以奥林帕斯神系为主线来统一希腊神话。他在另一部史诗《工作与时日》中，则以神话的形式将人类的历史归结为五个种族和时代，即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表达出了一种朴素的对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认识和看法。追随其后，出现了一批谱系诗人和地方史诗。他们将一些城邦的建立及其统治者家族的世系与传说中的英雄连结起来，如《科林斯阿卡》（Corinthiaca）、《弗罗尼斯》（Phoronis）和《阿里马斯佩亚》（Arimaspea）等。赫西俄德及其后继者的史诗创作为希腊神话的系统化和历史化奠定了基础，既是历史意识的体现，也满足了当时希腊人的历史兴趣。英国著名古典史家柏里指出，“在所有这些心智活动中，我们能够辨认出一种粗糙形式的、受前后一致与年代顺序的观念所指引的历史探究的本能”。[8]

从公元前7世纪末起，在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地区产生了希腊世界最早的哲学家和科学家，称米利都学派，他们努力探求宇宙万物的本源。理性精神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批判性的，势必引向对神话和人类过去历史的探讨和反思，导致“疑古”的倾向。科罗丰的色诺芬尼对荷马、赫西俄德描述的与人同形同性的奥林帕斯众神提出了诘问，认为“任何一种动物都会把神的外貌比作自己在世上的同类”。[9]

在史学领域，出现了一批不同于史诗、用散文记事的作家。他们多半为爱奥尼亚人，爱好旅行，到处观察民情风俗，收集民间旧闻，以散文的形式记述神话传说、一些国家城市的历史和各地的风土人情制度，可称为“史话家”（Logographer，或称散文记事家）。他们有了一定的批判和研究精神，根据理性和新的伦理价值观对传统的神话进行检验和修正。其方法是从众多相互矛盾的神话版本中选出较真实的情节，删除不合理的荒谬之处，使神话合理化、历史化。但由于“合理化”的前提是相信神话的基本真实性，神话的“古史”地位并未动摇，又因缺乏科学的方法与手段，合理化、历史化的结果未能澄清历史真相，只是把神话打扮得更像历史而已。例如，米利都的赫卡泰俄斯（Hecataeus，约公元前550-478年），在其《系谱》一书卷首宣称，“我这里所写的是我认为真实的记述。因为希腊人的故事是为数众多的，而且在我看来是荒谬可笑的”，[10]表明了寻求真实与合理的态度。可惜，其全书已佚亡，我们无法全面判断其成就。然而，就其少数残篇来看，他对神话所做的合理化解释则是浅薄而不能令人满意的。比如，他认为赫拉克勒斯并未从冥界牵回那只三头狗，只是在泰那伦海角（Taenarum的一个山洞，传说是冥府入口处）捉到一条可怕的毒蛇，因它咬人致命，故有“冥府之狗”之称，等等[11]。这只是对神话的具体情节做了修正与澄清。

三

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罗多德开始撰写《历史》一书，他称自己的著作为Historia，原为调查研究之意，后演变为西方语言中“历史”一词。希罗多德在全书第一句话，就开宗明义地说:“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他所以要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出来，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使之不致由于年深日久而被人们遗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它们的光采，特别是为了把他们发生纷争的原因给记载下来。”[12]他抱着明确的目的，把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放在时间的框架中加以系统叙述，说明因果，并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历史》一书是西方第一部堪称为“史学”的优秀作品，为希罗多德赢得了“西方史学之祖”的称号。从希氏的前言和全书涉及的内容来看，《历史》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希腊人所知的世界通史，其中包括了古代史。但仔细分析起来，该书虽穿插了不少较久远的传说和往事，实际却是一部近现代史。希罗多德在第1卷第5章中指出:“下面我却想指出据我本人所知是最初开始向希腊人闹事的那个人，然后再把我所要叙述的事情继续下去”，而这个人就是公元前6世纪吕底亚的国王克洛伊索斯，“这个克洛伊索斯在异邦人中间是第一个制服了希腊人的人。”[13]所以，该书主要是从克洛伊索斯至希波战争的希腊世界和近东地区的历史，为时不过一百多年，应属于近现代史的范畴。

希罗多德本人接受赫西俄德关于英雄时代人种和黑铁时代人种的思想影响。他说:“波律克拉铁斯，据我所知，在希腊人中间是第一个想取得制海权的人;当然，这里是不把克诺索斯人米诺斯和在他之前掌握过制海权的任何人考虑在内的。在可以称之为人类的这一范畴之中，波律克拉铁斯可以说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14]。很清楚，他认为米诺斯等人是英雄时代人种，属于神话范围，不在他所考虑和探讨的历史领域之内。而波律克拉铁斯是现代人种，属于历史的范围，因此他将波律克拉铁斯列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想取得制海权的人。[15]看来，希罗多德是把古代史让给神话去支配和占领的。

至于希罗多德对神话和“古史”的处理办法，可以他在全书前五章关于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最早冲突的叙述为例。在克洛伊索斯之前，他根据所谓“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列举了五次这样的冲突，即:(一)腓尼基人将阿哥斯国王之女伊奥掳往埃及;(二)希腊人将腓尼基公主欧罗巴劫往克里特;(三)希腊人劫走科尔启斯国王之女美地亚;(四)特洛耶王子掠走斯巴达国王之妻海伦;(五)希腊联军侵入特洛耶。这五件事都属于希腊的神话传说故事，而希罗多德却基本上接受了下来，改装成历史，托之出于波斯人、腓尼基人之口。可见，希罗多德是把英雄时代的古史与今人的现代史区别开来，将前者划归神话领域，而如果自己在历史的探讨中有所涉及，仍然基本采纳，通过加工使之更合理化和历史化一些。事实上，希罗多德记述了大量往昔的趣闻轶事，富有神话和民间故事的气息与色彩。

稍晚于希罗多德的修昔底德是西方古代世界最卓越的历史家，以治学严谨、精于批判史料著称。但是，他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完全是一部当代史著作，不包括古代史。然而，全书的前23章可以说是一导论，其中修氏说明了自己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古代史的看法，简明回顾了希腊世界从远古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历史进程，并阐述了自己研究和写作历史的方法。由此，可以看出修氏对神话和古史的态度及处理方法。

首先，我们看到了修氏深刻的历史洞察力和相当科学的观点与方法。譬如，他注意从物质和经济因素的角度，如地理位置、海上交通、商业发展、财富积累、人口变动等，来考察希腊历史的发展;对神话的内容和史诗的描述持有怀疑态度，认为其中不乏夸张之处;采用考古学的眼光，如由迈锡尼的遗址和提洛岛上的墓葬，来观察历史的研究方法等。由于这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重点，不赘述。

其次，修昔底德也暴露出了他在对待和处理神话与古史方面的某些偏向和不足。(一)修昔底德不重视古代历史，对之不感兴趣。他说:“虽然对于远古时代，甚至对于我们当代以前的历史，由于时间的遥远，我不能完全明确地知道了，但是尽我的能力所及，回忆过去，所有的证据使我得到一个结论:过去的时代，无论在战争方面，或在其他方面，都不是伟大的时代。”[16] (二)他仍然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及其业绩当作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加以叙述，如米诺斯、柏修斯、彼罗普斯、阿特柔斯和阿伽门农等。(三)在连贯概述希腊往昔历史进程时，没有看到迈锡尼文明的毁灭和迈锡尼文明与希腊古典文明之间的中断，缺乏具体的史实和确切的年代。

总之，修昔底德虽然对历史研究采取了比较客观和科学的方法，但他没有写古代历史，这不仅是因为他重视当代史，认为古代不“伟大”，更因为他无法用其比较科学的批判史料的方法来研究与撰写古代历史。神话传说笼罩着希腊的古代历史，没有关于远古历史的文字记录和可靠史料，修昔底德无“用武之地”[17]。因此，当他回顾往昔历史时，仍不得不接受神话中的英雄人物和基本情节，凭借自己的洞察力和对当代世界的社会、制度以及心理的了解来反思过去，乃至出现了漏洞和不确切之处。著名古希腊罗马史家芬利认为“就历史一词的真正意义而言，修昔底德在其开始几页中实际写出的不是历史。反之，他给于我们的相当于一种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一种被反思地运用于过去的关于力量和进展的理论”。[18]而当代英国古希腊史家卡特勒治甚至进一步称修氏的这段前言为“考古学神话”，认为修昔底德为了证明伯罗奔尼撒战争是“最伟大的骚动”，而“矛盾地发现他本人不得不去发明他自己的主要是寓意的关于过去的神话”。[19]

四

如果说像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这样杰出的史学家在神话与古史之间仍划不清界限，无法恢复古史真相的话，那末，一般的希腊人在这方面就更模糊一片了。特别是，在史学家、思想家企图使神话历史化、合理化的同时，悲剧诗人却正努力使神话人性化、社会化。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和自己的思想感情，改造传统的神话，大量创作了以神话为题材、但为当代服务的悲剧，借以教育鼓舞他们的观众，而不考虑历史的真实情况。在神话、史诗、悲剧的薰陶和感染下，希腊人将神话视为至宝，奉作权威和指南，以指导自己各方面的活动。他们认为神话是真实的、可靠的，英雄是自己的祖先和仿效的楷模，神话中的过去就是自己古代的历史，神话和历史浑然一体密不可分。

另一方面，在浓厚的神话氛围中，我们发现古希腊人在将古代的神话历史化的同时，还出现了将近代真实的历史神话化的趋向，于是历史化的神话和神话化的历史相互融合，共同溶化于希腊人的记忆乃至历史作品之中。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历史神话化的事例:如居鲁士童年的故事，波律克拉铁斯的兴亡及其指环印玺之失而复得，克洛伊索斯与梭伦的对话和他与居鲁士之间关系的戏剧性变化等。这里，再举一件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一再匡正的、被雅典人神话化的历史事实。哈摩狄阿斯和阿利斯托斋吞刺杀了当时雅典僭主希比亚之弟希帕库斯，但雅典人却相传他们刺杀的希帕库斯是当时的僭主，把他们奉为反对和推翻僭主政治的英雄，加以神化，在神圣的公民活动中心市场上竖立起他们的雕象（希罗多德，Ⅵ.123；修昔底德，Ⅰ.20；Ⅵ.53-59）。

在英雄传说被历史化的同时，神祇也被历史化了。许多“隐退的神”如海伦、狄奥斯里兄弟、许阿铿托斯、阿斯克勒庇俄斯等，都从原初的神的地位降为凡人，被世俗化成历史人物。希腊化时代的哲人欧赫墨罗斯（Euhemeros， 约公元前300年）将宙斯等天神看作远古真实的历史人物，是人世间的伟大君主，因其对人类的善行而被后世奉作神明。欧氏已不满足于对神话做细节上的合理化修正，而进一步认为:神灵是被神化的远古先祖，神话则是乔装改扮的远古历史。欧氏的理论被后世称作“欧赫墨罗斯主义”，对后人一直影响不衰。[20]

总之，古希腊人讲理性，重人性，务实而有历史感;同时也爱美，爱幻想，虔诚而迷信。古希腊人这种矛盾的精神气质在神话中和谐地融汇在一起。他们没有像汉民族那样把神话彻底改造成历史，也没有像其他上古民族那样沉溺于粗鄙荒诞的神话幻觉中。他们始终没有弄清神话与历史的真正界限，既虔诚地相信神话亦即古史的真实性，又不时地疑古，不断地修正细节，使神话日趋历史化、合理化、世俗化，同时也不断将真实的历史神话化、故事化、传奇化。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构拟出一个既浪漫优美又接近理性和现实的“古史”——神话化的历史与历史化的神话之融合与结晶。

[1]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上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1-24页。

[2]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2页。

[3] 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5-13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

[5] Finley，The world of Odysseus，Peguin Books， 1979，p.15。

[6] Carlo Brillante，“Myth and History”，in Approaches to Greek Myth，London 1990，p.94。

[7]Moses Hadas，A History of Greek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sity Press，1950，pp.28-29。

[8] 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New York，1908，p.6。

[9] 转引自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1卷上册(中译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85页。

[10] 转引自Bury，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第13页。

[11]同上参阅Dowden，The Uses of Greek Mythology，London&New York，1992，p.43；1992，p.43。

[12]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页。

[13]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中译本)，第3页。

[14]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中译本)，第247-248页。

[15]参阅Paul Cartledge，“Inventing the Past：History v. Myth”，in The Greek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9。

[1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页。

[17]修昔底德明确说：“他们（指散文编年史家——笔者）的题材，由于时间的遥远，迷失于不可信的神话境界中。”（《波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第17页）

[18]Finley，“Myth，memory and History”，in The Use and Abuse of History，Penguin Books，1975，p.19

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篇5

【关键词】东方化时代;东方因素;艺术;宗教;文字

一、“东方化时代”的概念

所谓“东方化时代”是指希腊的古风时期中深受东方文化影响的一个时代，时间大约是从公元前750年到公元前650年。英国学者奥斯文・穆瑞于1980年在他的著作《早期希腊》中首次提出了这一概念，不久就为人们所接受，这一概念首次从本质上肯定了东方文化对希腊文化的影响。事实上，东方文化的影响贯穿于整个希腊的历史，随着迈锡尼文明的衰落，早期希腊与近东的联系便结束了。这种局面直到公元前8世纪时才被突破，那时希腊人走出了他们的“黑暗时代”，并再次被东部邻居的杰出成就所震惊。正是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东方文明的成果，并结合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加以拓展。

二、艺术领域的东方因素

公元前8世纪起，古希腊开始了频繁的海外殖民，海上贸易由此活跃起来。陶器是当时希腊人的生活必须品和出口商品――葡萄酒和橄榄油的容器。这些酒和油主要出口到东方，陶器作为古希腊主要的贸易商品的容器，要获得东方国家的青睐，就不得不考虑他们的审美情趣，“制陶工人开始模仿东方的风格”。

科林斯的制陶工匠最先接受东方艺术的影响，于是“原始科林斯”风格便取代了荷马时代的“几何风格”，这种风格以多彩的绘画和独特的设计装饰突破了几何时代线形装饰的约束力。其后雅典也出现东方化的风格。这主要表现在这些东方化的陶器普遍采用东方纺织品或金银工艺品上撷取的图案、动物形象及神话人物。“东方风格的瓶画主要特点是绘画的装饰纹样以植物纹样为主，有时则直接采用东方国家喜欢的纹样，如埃及的莲花纹，两河流域美术中常出现的怪兽等，同时增加了纹样的装饰趣味。”赫梯、亚述的许多建筑和浮雕都以狮子为表现主题，这显然是受到东方艺术风格的影响。这些“东方化”植物和动物图像的采纳，使希腊的彩陶装饰更贴近于自然与真实的世界，更趋向于“自然主义”的风格。

古埃及艺术表现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以水平的直线性、方向性画面结构来突出美感。另一方面以特殊的格层方式来表现时间和空间的不同关系。另外古埃及雕塑遵循的不变法则之一便是，雕像的形态要身材笔直，左脚向前迈出半步，双臂下垂，紧贴身躯，双拳紧握，头部略抬起，直视前方，严格对称，头的顶部、颈肩连接部及腰的中部都有在一个直立的平面上。绘画或浮雕上都有侧面像，虽是头转过去了，身体还是正面的，眼睛也是正面的。希腊早期的雕像作品正好验证古埃及艺术风格，人物造型明显借鉴了古埃及的艺术成果。

埃及雕塑中一些典型人物的姿态在希腊雕塑中反复出现。这一时期被称为“库罗斯”的男青年正面立像就遵循了埃及造型的正面律，人物的肩膀比较宽阔，左脚微微向前，胳膊紧贴身体两侧，肘部微微弯曲，手或紧握或靠身躯放平，这个形象也明显带有埃及雕像的影响。

三、宗教与神话

宗教是另一个接受近东文化影响的领域。有主神的多神宗教是希腊宗教与两河流域宗教的共同特点，其实奥林匹斯家庭中不乏外来的成员。据现代考古学家考证，像爱神阿芙洛狄忒、太阳神阿波罗、酒神狄奥尼索斯、狩猎女神阿尔式弥斯、匠神赫菲斯托斯等最早都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如古风时代起源于腓尼基的阿多尼斯神传入到希腊，在腓尼基人的宗教里，他是一个司掌植物和生育的神，但是传入希腊，就改头换面了，成了一个被阿芙洛狄特和珀耳塞福涅两女神爱慕的美少年了。古希腊神话的内容也与两河流域神话的内容相似，“美国学者罗伯特・格拉夫斯在《希腊神话》中指出，希腊故事中提到口衔永生之草的蛇，这与吉尔伽美什最后为找到仙草被蛇偷走类似;猎户奥里安在到达日落之地后被巨蝎所刺身亡，而吉尔伽美什寻访仙草时也遇到了一个蝎形人。

“农民诗人”赫希奥德的《神谱》首次创造了关于希腊起源的神权更替的神话，讲述了克罗诺斯如何篡夺其父乌拉诺斯的王位，宙斯又是如何夺取其父克罗诺斯之位的故事。这与巴比伦的创世神话《埃努马・埃里什》所讲述的马尔杜克神劈开大海“亚玛特”开天辟地的故事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另外《神谱》中关于洪水的神话也与巴比伦神话有着紧密的联系。《神谱》描述宙斯因仇恨人类的罪恶，决定用大洪水消灭人类。因为丢卡利翁和他的妻子一向虔诚的信奉宙斯，所以被允诺逃过此劫难，后来他们成为人类的祖先。而苏美尔的洪水神话讲到神王恩利尔决定用洪水灭绝人类。。这些相似之处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文明交流的结果。

四、结语

通过上文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在“东方化时代”里希腊文化广泛地从东方文化中汲取各种养料，并加以创新，迅速发展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从而使希腊的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繁荣的局面，这不仅加深了各城邦内部公民之间的思想和情感的认同感，而且也丰富了希腊城邦公民文化生活的内容。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希腊城邦制的发展及其文化的繁荣。可见，东方化时代促进了希腊城邦文明的发展。希腊自身文明的发展又为日后的西方文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成为西方文化的源头。

参考文献：

[1]萨拉・B・波曼罗伊.古希腊政治制度文化史[M].上海：三联书店，2010.

[2]刘增泉.希腊文化史[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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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篇6

关键词：神话；祭祀；竞技；哲学；柱廊；花卉

中图分类号：TU98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7-0179-01

一、古希腊文化背景

（一）古希腊的文化发源以及美学产生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古希腊文化源于爱琴文化。爱琴文化开始以克里特岛为中心，称为米诺斯文化，在公元前2000-1400年间，曾经辉煌一时。直至公元前12世纪，由于多利安人入侵，爱琴文化衰落，爱琴海地区的繁荣景象也开始黯淡下去。古希腊由众多的城邦组成，但却创造了统一的古希腊文化。希腊的艺术辉煌成就根植于深刻的人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也是整个希腊文明的基本价值取向。在古代希腊，人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人们既不会为了某种虚幻的精神境界或而牺牲世俗生活的乐趣，也不会为了追求奢侈豪华的物质享受而终日忙碌、丧失自我，他们崇尚一种精神与物质、理智和情感相协调的、合乎人性的生活。这种民族心理与文明特点深刻地影响了园林的设计。

二、希腊园林类型

(一）早期的宫廷庭园

在《荷马史诗》中已有对园林的描述。在它所述及的“英雄时代”，强大的迈锡尼文明似乎已经消逝，希腊艺术借取东方的经验，形成自己的建筑与装饰风格。荷马时代的一些大型住宅便使人想到亚述时代的殿堂。《荷马史诗》中描述了阿尔卡诺俄斯王宫的富丽堂皇景象：“宫殿所有的围墙用整块的青铜铸成，上边有天蓝的挑檐，柱子饰以白银，墙壁、门为青铜，而门环是金的。门两旁还有几只巨大的狗，其中一只是金的，其余是银的，……大厅两侧摆放着整木座椅，地上铺着当地妇女织的精美的地毯……”

（二）宅园――柱廊园

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开始追求生活上的享受，兴建园林之风也随之而起，不仅庭园的数量增多，并且开始由实用性园林向装饰性和游乐性的花园过渡。花卉栽培开始盛行，但种类还不很多，常见的有蔷薇、槿、荷兰芹、罂粟、百合、蕃红花、风信子等，这些花卉至今仍是欧洲广泛应用的种类。

（三）公共园林

在古希腊，不仅统治者、贵族有庭园，由于民主思想发达，公共集会及各种集体活动频繁，为此建造了众多的公共建筑物。同时，也出现了民众均可享用的公共园林。

1、圣林

希腊人同样对树木怀有神圣的崇敬心理，相信有主管林木的森林之神，把树木视为礼拜的对象，因而也在神庙种植树林，称为圣林。起初圣林内不种果树，只用绿荫树，如棕榈、悬铃木等。在著名的阿波罗神殿周围有60-100米宽的空地，即当年圣林的遗址。以后，在圣林中也可以种果树了。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旁的圣林中还设置了小型祭坛、雕像及瓶饰、瓮等，因此，人们称之为“青铜、大理石雕塑的圣林”。

2、竞技场

由于当时战乱频繁，而打仗又全凭短兵相接，这就要求公民有强壮、矫健的体魄。这些推动了希腊体育运动的发展，运动竞技应运而生。公元前776年，在希腊的奥林匹亚举行了第一次运动竞技会，以后每隔四年举行一次，杰出的运动员被誉为民族英雄。因此大大推动了国民中的体育运动热潮，进行体育训练的场地和竞技场也纷纷建立起来。

3、文人园――哲学家的学园(Academy)

希腊哲学家，如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等人，常常在露天公开讲学，尤其喜爱在优美的公园里聚众演讲，表明当时的文人对以树木、水体为主体的自然环境的酷爱。如公元前390年，柏拉图在雅典城内的阿卡德莫斯(Academos)园地，开设学堂，聚众讲学。在公元前330年，亚里士多德学堂又常在此聚会。以后，学者们又开始另辟自己的学园。

三、小结

古希腊艺术在雕塑和建筑上存活得最为成功，许多异教神的雕塑在早期基督教时代被摧毁。当大理石被焚烧，石灰生产出来，这是大批量的希腊大理石雕像在中世纪的不幸命运。 绝大部份的希腊建筑物没有存活，他们都是在战争中被掠夺抢劫，用于建筑材料或在希腊的许多地震中被摧毁。只有少数的庙宇，如雅典的帕提农神庙幸免于难。作为希腊人创造的世界5大奇迹，只有部分存活下来。但是仅仅是这些残存的遗址也是给后人的宝贵而巨大的精神财富。足可以见证了在那个辉煌的时代一个曾经灿烂的文明绝对不会被人们遗忘，而会成为当代的园林建筑景观汲取养料的最好遗物。

参考文献：

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篇7

佛罗伦萨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较早出现的希腊研究中心，也是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之一。佛罗伦萨之所以成为众多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定居地，显然得益于佛罗伦萨政府和显贵家族对文化事业的支持和对人才的资助，而佛罗伦萨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庇护政策，不仅在全社会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推动了佛罗伦萨的古典文化复兴，更使其能够吸引来自拜占庭的流亡学者。

佛罗伦萨共和国政府一直重视文化发展，凡有才之士皆委以重任，或授予政府官职或聘为大学教职。1375年人文主义者克鲁乔·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年）被任命为佛罗伦萨的执政官，其后的几位继任者也都是杰出的人文主义者，这使得人文主义者可以借助职务之便促进古典文化的研究和复兴。在萨卢塔蒂的推动下，14世纪末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中心。由于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对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知之甚少，而拜占庭一直保持着希腊古典文化传统，为了复兴希腊古典文化，萨卢塔蒂提议佛罗伦萨政府邀请拜占庭著名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Manuel Chrysoloras，1350—1415年）到佛罗伦萨大学讲授希腊知识。

1397年，克利索罗拉斯到达佛罗伦萨，他是佛罗伦萨大学的第一位希腊语教师，也是西欧自中世纪以来正式邀请的第一位拜占庭学者。克利索罗拉斯在佛罗伦萨短短三年的教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引发了意大利人学习希腊语言和文化的浓厚兴趣，掀起了希腊文化热潮，克利索罗拉斯本人也受到他的意大利学生的大力追捧。此后，更多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纷纷效仿克利索罗拉斯来到意大利寻求发展，他们相继被意大利多个大学聘任，佛罗伦萨大学也从此形成了希腊语教学的传统。如果说克利索罗拉斯开辟了一条拜占庭流亡学者赴意任教之路的话，那么佛罗伦萨大学则开创了意大利各个大学引进拜占庭学者的先河，而这些都源于佛罗伦萨政府和统治者对文化事业的支持，若没有古典文化研究的兴起，尤其是希腊古典文化研究的兴起，拜占庭流亡学者就不会在意大利获得就业机会和生存空间。

15世纪中期以后，当佛罗伦萨政府对文化的支持渐告衰微之时，私人庇护主的作用日益显现[1] （p.320）。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文化赞助人主要是君主或者极有权势的富商[2] （p.282）。几乎每个佛罗伦萨显贵家族都有庇护文化的传统，譬如佛罗伦萨著名的金融实业家帕拉·斯特罗兹（Palla Strozzi）就是拜占庭学者曼纽尔·克利索罗拉斯的赞助人之一；而柏拉图哲学在意大利的复兴即与梅迪奇家族有直接的关系。

在梅迪奇家族的资助下，1482年佛罗伦萨出版了柏拉图著作的第一个拉丁文版本，柏拉图学院也于1200年后重新复兴。梅迪奇家族还热衷于古典图书的收藏。科西莫·梅迪奇（Cosimo Medici，1389—1464年）曾聘请著名的佛罗伦萨书商比斯提西专门为他收集、购买图书，后者雇佣了45名抄写员为其抄稿，这些抄写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拜占庭流亡学者。科西莫去世后，他的孙子罗伦佐·梅迪奇（Lorenzo Medici，1449—1492年）继续收集和购买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代手稿，并在圣罗伦佐教堂新建了一座图书馆。为了扩充图书馆，梅迪奇家族不惜以高价雇佣一些拜占庭流亡学者。譬如君士坦丁堡人詹那斯·拉丝凯利斯（Janus Lascaris，1445—1535年）受罗伦佐· 梅迪奇的委派，先后两次到原拜占庭地区搜集古代手稿，仅他一人就为梅迪奇家族图书馆增加了200多卷古代手稿，其中有80卷是当时西方闻所未闻的[3] （p.78）。1495年，梅迪奇家族图书馆的藏书量已经高达1017册[4] （pp.86～87）。

梅迪奇家族对于古典文化的庇护吸引了众多杰出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移居佛罗伦萨，除了为梅迪奇家族收集古代手稿的詹那斯·拉丝凯利斯之外，还有出生于君士坦丁堡的诗人，罗伦佐的密友，米歇尔·马拉卢斯·塔坎尼奥提斯（Michael Marullus Tarchaneiotes），他是著名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此时已经50多岁；以及来自雅典的逃亡者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Demetrius Chalcondyles，1423—1511年）等人。

聚集在佛罗伦萨的拜占庭流亡学者中，对于复兴希腊古典文化贡献最大的有四位：他们分别是约翰·阿基罗保罗斯（John Argyropoulos，1394—1487年）、安德罗尼克斯·卡里斯特斯（Andronicus Callistus）、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和詹那斯·拉丝凯利斯。四位学者的共同之处是都曾在佛罗伦萨大学担任过希腊语教师。卡里斯特斯是一位非常多产的抄写员，他于1471年来到佛罗伦萨，1475年离开，他关于希腊史诗的演讲给佛罗伦萨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卡里斯特斯的短暂停留不同，其余三位都在佛罗伦萨度过了他们职业生涯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自1456年至1471年的15年间，阿基罗保罗斯一直在佛罗伦萨大学讲授希腊哲学，他不仅有效地帮助了柏拉图著作的翻译工作，还推动了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兴趣由修辞学转向哲学。由于学识渊博，阿基罗保罗斯很快成为15世纪中期佛罗伦萨学术圈中的领导人物。考坎迪利斯在1475年到1491年间长期定居佛罗伦萨，在他的指导下，1488年意大利诞生了荷马著作的第一个印刷版本；考坎迪利斯还为佛罗伦萨培养了很多复兴古典文化的健将。拉丝凯利斯1475年就已定居佛罗伦萨，直到考坎迪利斯离开后，1492他才获得了佛罗伦萨大学的教师职位；他收集的古代手稿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柏拉图哲学的研究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5世纪的佛罗伦萨不仅是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还是整个意大利复兴古典文化的中心。意大利新柏拉图主义者马西利奥·费奇诺称赞道：“这是一个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以前原本消失的自由科目，如诗歌、雄辩术、绘画、建筑、雕塑、音乐等都复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佛罗伦萨完成的！”[5] （p.168）需要指出的是，佛罗伦萨的古典文化复兴，无论是希腊语教学的恢复，还是柏拉图学院的重建，或是古典图书的收集，都离不开拜占庭流亡学者的积极参与。

罗马成为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与历任罗马教皇对古典文化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到了15世纪中期，文艺复兴精神已经在意大利文化界占据支配地位，教会的改革，基督教精神的复兴，不再是教皇关注的重心，而追逐文学、艺术成就以及修建宏伟的建筑成为教廷创造奢靡生活，显示政治权威的最好方式[6] （p.270）。

从15世纪中期直至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前的历任教皇，受时代风气的影响，大多接受过全面的人文主义教育，他们对复兴古典文化有着极大的热忱。而西欧自中世纪以来受到教会的思想控制，古典文化遭受严重破坏，尤其是希腊古典文化在西欧几乎完全湮没，此时，大量富于古典文化内涵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出现恰好迎合了意大利的文化需求。因此，罗马教皇纷纷招募拜占庭流亡学者参与罗马的希腊文化复兴。

历任罗马教皇中，引进拜占庭流亡学者力度最大的莫过于教皇尼古拉五世（Nicholas V，1447—1455年在位）。他是意大利人，曾在佛罗伦萨生活多年，俗名托马索·帕莱恩图塞利（Tommaso Parentucelli，1397—1455年）[7] （p.84）。在佛罗伦萨时，他接触到人文主义思潮，并深受拜占庭学者、红衣主教贝萨隆（Bessarion，1403—1472年）的影响，热衷于古典学术的研究。担任罗马教皇以后，他创建了梵蒂冈图书馆，其中收藏的不只是拉丁文著作，还包括大量希腊文著作。更重要的是，他广邀东西方学者汇聚罗马，使罗马一度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

在尼古拉五世的任期内，被招揽到罗马的拜占庭著名学者有贝萨隆、特雷庇隆的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1395—1484年）和塞奥多·加扎（Theodore Gaza，1400—1475年）等人。1443年贝萨隆到罗马定居，他的到来对于罗马的古典文化复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贝撒隆是15世纪逃往意大利的拜占庭学者中声望最高的一位，定居罗马后，他的家几乎成为一个学术研究中心。先后出现在这里的拜占庭学者有塞奥多·加扎、约翰·阿基罗保罗斯、特雷庇隆的乔治、詹那斯·拉丝凯利斯、德米特利尔斯·考坎迪利斯、安东尼克斯·考利斯陶斯（Andronicos Callistos）等；除了拜占庭学者以外，还有很多博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如教皇的密友乔万尼·陶泰利（Giovanni Tortelli）、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波乔·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贝萨隆的秘书尼古拉斯·帕罗蒂（Nicholas Perotti）、数学家杰科波·德·科莱蒙纳（Jacopo da Cremona）、哲学家兼人文主义者罗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等。

虽然这个学术中心既不是一个正式的机构，也没有固定的活动时间，但是直到1472年贝萨隆去世前，它对意大利学术界的影响都是毋庸置疑的。大量希腊文学、自然科学著作，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古希腊历史学家以及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在这里有计划地、准确地被翻译成拉丁文。正是由于这个学术中心的存在，15世纪中期的罗马才能一跃成为意大利乃至整个西欧希腊研究的首要中心。

由于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本人对早期基督教教父的遗著非常重视，因此，定居罗马的很多拜占庭流亡学者，都参与了早期基督教教父著作的翻译工作。尼古拉五世曾多次和拜占庭东方教会协商出版这部分著作，他还派人到君士坦丁堡抄写奥利金①的著作。在佛罗伦萨宗教会议上遇到拜占庭学者特雷庇隆的乔治时，尼古拉五世还鼓励乔治研究丢尼修②的著作，在他的长期庇护下，乔治翻译了大量早期教父的译著，大多是4世纪时卡帕多西亚地区③的希腊教父和君士坦丁堡主教约翰·克里索斯托④的著作，还有亚历山大的主教希利尔（Cyril of Alexandria）和主教尤西比亚斯⑤的一部分著作。尤西比亚斯的著作讨论了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异同，在文艺复兴时期是非常热门的话题，他的著作的翻译对意大利15世纪后半叶的人文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Sixtus IV，1471—1484年在位）对于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到罗马定居之事，同样不遗余力。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拜占庭著名学者约翰·阿基罗保罗斯于1471年和1481年两度来到罗马，直到去世。在罗马期间，阿基罗保罗斯翻译了圣巴塞尔⑥的《创世六日注释》（Commentary on the Hexaemeron），这部著作用大量篇幅讨论了《圣经》对造物的说明，并反驳了异教关于宇宙起源的观点。

1513年来自佛罗伦萨的利奥十世（Leo X，1513—1521年在位）当选为罗马教皇，他延续了梅迪奇家族赞助古典文化的传统。为了重温梅迪奇家族昔日的辉煌，利奥十世试图在罗马成立一个希腊语言学校。拜占庭流亡学者拉丝凯利斯是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拜占庭流亡学者，在佛罗伦萨时曾受到利奥十世的父亲罗伦佐·梅迪奇的庇护，他被任命为该校的负责人。拉丝凯利斯和他的学生，拜占庭学者马科斯·姆修勒斯，还有十几位拜占庭流亡学者，共同创建了这所希腊语言学校。该校的开办，有效地提高了罗马人的希腊文水平，此后，他们可以直接阅读希腊文图书。

教皇利奥十世对古典文化的庇护还引起了另一位著名的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关注，他就是扎凯利亚斯·考里尔基斯（Zacharias Calliergis）。1515年考里尔基斯移居罗马，他开办了罗马的第一个希腊文出版社，并且第一次出版了诸如品达①、里奥克里特斯②等古希腊作家的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几位罗马教皇对古典文化的支持有力地推动了罗马的古典文化复兴，而古典文化复兴，尤其是希腊文化复兴，为拜占庭流亡学者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因此，罗马才会成为拜占庭流亡学者的聚集地。另一方面，拜占庭流亡学者定居罗马又加快了罗马的古典文化研究热潮的形成。在拜占庭流亡学者的积极参与下，15世纪中期也就是教皇利奥十世（1513—1521年在位）和克莱蒙七世（1523—1534年在位）统治时期，“罗马变成了——虽然略有不同——一个世纪以前的佛罗伦萨：意大利文明的心脏”[8] （p.161）。

存在于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是威尼斯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的主要原因。文艺复兴时期，移居意大利的拜占庭流亡学者总是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的影响。威尼斯地处亚德里亚海顶端，位于地中海东西两半之间，很早就起着拜占庭东方和拉丁西方之间的媒介作用。

威尼斯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接纳、包容能力。早在9世纪时，已经有拜占庭商人在威尼斯定居，到了12世纪，随着威尼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建立的商业殖民地的发展，拜占庭与威尼斯的交往日益频繁，两地居民通婚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拜占庭商人、技术工人和外交官开始到威尼斯定居，在威尼斯方言中甚至出现了希腊词汇。第四次以后，西迁的拜占庭人明显增多，但是拜占庭人向西方的大规模移民，始于土耳其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前的半个世纪。根据记载，1478年，移居威尼斯的拜占庭人口总数为4000多人，而1509年威尼斯的居民总数不超过110000。此后，随着土耳其人的不断扩张，拜占庭逃亡者的数量迅速增加，1580年威尼斯的拜占庭人口已经高达15000人[9] （p.155）。起初到达威尼斯的拜占庭侨民大多来自于君士坦丁堡和摩里亚（Morea）半岛，后来随着克里特岛的生存压力不断加大，来自克里特岛的逃亡者逐渐增多。此外，还有来自拜占庭其他的东方领地，如科福岛③、爱琴海诸岛、塞浦路斯岛、伯罗奔尼撒等。从拜占庭前往威尼斯的逃亡者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希腊人侨居地。

希腊侨居地位于威尼斯的中心地带，分布在几个著名的教堂周围，如希腊教堂圣乔吉奥等。圣乔吉奥教堂不仅是西方最早出现的希腊教堂之一，也是拜占庭人在西方保留希腊身份的最重要的象征。拜占庭帝国灭亡后，逃往意大利的拜占庭人把固守东正教信仰视为保持希腊民族传统的重要载体。在拜占庭侨民的不懈努力下，1573年，费时34年，耗资15000杜卡特（ducats：威尼斯的货币名称）的圣乔吉奥·德·葛力西（San Giorgio dei Greci）教堂终于在威尼斯建成[10] （pp.416～417）。这个教堂凝聚了所有拜占庭流亡者的心血，侨居地的拜占庭人不分男女老幼，或亲自参与工程建设，或捐献从拜占庭逃往时携带的圣像等装饰品。该教堂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标志着拜占庭侨民在威尼斯获得宗教自，这也是威尼斯能够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的原因之一。

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就像一个庞大的希腊社区，聚集了大量来自拜占庭的流亡学者。19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维鲁多（Veludo）认为，在拜占庭帝国灭亡后，只有在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希腊传统得到了最好的保留[11] （p.137）。的确，在希腊侨居地，拜占庭流亡学者就像置身于他们自己的家乡，他们可以保持拜占庭东方的生活习惯和，可以获得一种安全感和归属感，尤其是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这种文化上的认同感对流亡学者来说更是弥足珍贵，因此，很多拜占庭流亡学者都把威尼斯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6、17世纪时，从拜占庭前往威尼斯的流亡学者仍源源不断，有些人留在了威尼斯，还有些人向北到达法国或者欧洲其他地方，但是他们至少都在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停留过。我们可以断定，希腊侨居地中保留的希腊传统是威尼斯吸引拜占庭流亡学者的主要原因。

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同样引起拜占庭著名学者贝撒隆的关注。贝萨隆毕生收集了746卷古代手稿，其中希腊语手稿482卷，这些手稿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希腊文献[12] （p.62）。出人意料的是，去世前，贝撒隆决定将其收藏的全部古代手稿捐赠给威尼斯，而不是罗马和佛罗伦萨——他居住过并且获得极高声誉的两个城市。在1468年写给威尼斯总督的信中，贝萨隆为我们作了如下解释：

几乎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到你们的城市，尤其是希腊人。他们坐船离开自己的家乡首先在威尼斯登陆，他们来到你们的城市，与你们生活在一起，那里仿佛是另一个拜占庭。鉴于此，我怎么能不把我的藏书捐赠给威尼斯呢？……在希腊被征服之后，我为我的国家选择了威尼斯作为手稿的存放地……[13] （pp.75～77）

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贝萨隆之所以选择威尼斯作为古代手稿的存放地，是因为威尼斯有一个希腊侨居地，特别是拜占庭帝国灭亡后，这里仍保持着拜占庭的文化传统和。当然，贝撒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希望在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保留拜占庭东方的古典文化遗产，以备将来拜占庭复国之用。

移居威尼斯的拜占庭流亡学者大多从事希腊文的翻译、教学、编辑等工作，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参与了阿尔丁出版社的编辑工作。15世纪末，阿尔丁出版社发行的希腊—拉丁词典、希腊语法书籍和希腊古典文献从根本上帮助意大利人摆脱了学习希腊语的困境。16世纪以前意大利出版的图书，有半数以上都出自威尼斯的阿尔丁出版社。然而，我们很少关注到，著名的阿尔丁出版社正是依托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而创建和发展起来的。诚然，拜占庭学者贝撒隆的捐赠为阿尔丁出版社提供了丰富的希腊原文图书。但是，更重要的是，威尼斯有一个庞大的、兴旺的希腊社区，这里有大量富含希腊知识的拜占庭流亡学者，可以为阿尔丁出版社提供众多希腊文抄写员、打字员以及高水平的编辑[11] （p.128）。因此，阿尔丁出版社兴起后，威尼斯迅速成为意大利最活跃的希腊文献出版中心。

威尼斯的希腊侨居地及定居其中的拜占庭流亡学者，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威尼斯人文主义者的研究兴趣发生转移。文艺复兴初期，帕多瓦大学激发了威尼斯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拉丁文化的研究热情，但是，随着威尼斯人文主义者与拜占庭流亡学者的频繁交往，他们接触到希腊-拜占庭文化，再加上希腊侨居地的直接影响，威尼斯人文主义者最终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了希腊研究。著名的威尼斯红衣主教皮耶特洛·柏姆布（Pietro Bembo）在1539年发表的演讲中，高度赞扬了威尼斯的希腊研究，他特别强调了拜占庭流亡学者和希腊侨居地对于威尼斯的贡献：

有些特殊的原因和最具有说服力的动机促使威尼斯人不断地努力复兴希腊文化的研究。你们有最便利地获取这一收获的途径；你们和希腊人像邻居一样生活在一起……你们不缺乏完成这一任务所需的大量教师和书籍。[11] （p.125）

15世纪末，威尼斯终于取代佛罗伦萨成为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希腊研究的首要中心。由于希腊侨居地聚集了大量拜占庭流亡学者，威尼斯也成为那个时代致力于希腊研究的西欧学者们心中的圣地，因为在这里，来访的西欧学者们可以接触到当代最知名、最博学的希腊学专家。在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希腊侨居地成为威尼斯与整个希腊世界之间文化交流的媒介，同时也是拜占庭流亡学者进入西方的重要渠道。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以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吸引着大量来自拜占庭东方的流亡学者，而拜占庭流亡学者也充分利用自身的古典文化优势，积极参与意大利的希腊古典文化复兴，有力地推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16世纪中期，随着经济的萧条，意大利主要的希腊研究中心逐渐衰落，甚至出现了希腊学人才饱和的现象。与此同时，北欧等地的希腊文化研究兴起，为了获得新的就业机会，移居意大利的拜占庭流亡学者遂开始翻越阿尔卑斯山向北欧和伊比利亚半岛迁徙。

【作者简介】张俊芳，女，1975年生，河南洛阳人，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拜占庭史和文艺复兴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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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篇8

关键词：古希腊 古罗马 语言研究 现代语言学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起源。不单单是语言学，几乎现代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可以追溯到希腊文化。说到古罗马，其文明程度比起古希腊可以说是相差甚远。但是，谦虚的罗马人并不自甘堕落。他们善于向他人学习，并且全盘地继承了古希腊的文化，当然也包括语言研究。因此，我们有理由选择古希腊、罗马的语言研究为例来谈论其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一、本质与约定论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希腊文明的不断发展带动了古代西方的语言研究。但那个时期的语言研究没有把语言看作是一个专门的对象加以分析。我们普遍认为，古希腊人最早涉及到的语言研究是以哲学家们探讨词和事物之间的关系为起始的。这次论争被记录在柏拉图的对话录《克拉底洛篇》中。这次争论的主题是：事物的名称是依据事物本身的性质被赋予的，还是根据协商而规定的。克拉底洛是个十足的本质论者，他坚定地认为事物的名称及其本质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关联性，并且它们之间的联系是不可分离的。而赫尔摩根却恰恰相反，他认为事物的名称是经由人们的约定俗成而来的，他完全反对事物名称是有其自身本质来决定的这一说法。苏格拉底在这场争论中持的是一种中立的态度。起初，他承认事物名称的本质性。后来，苏格拉底又否认了他的这种事物名称本质论的观点，而承认“习惯性”这一说法。在对事物本质深入认识地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很多表示事物名称的词并不是由其运动的本质决定的。其中，很多词不但不具有运动的意思，反而具有相悖的意思。这一论争在当时的学术界并没有实质性的贡献，但却激励着人们对于语言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索。

而说到现代语言学，我们必须要提到的就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以及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本书中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问题。索绪尔把语言符号看作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体，并认为这两个因素都是心理的，它们由联想的纽带接合在我们的大脑里。这就由此引发出一个问题：概念和音响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于是，索绪尔用古希腊名实之争中赫尔摩根的观点来解释这一问题。后来，他愈来愈发觉这种约定论有其弱势，所以，索绪尔在最后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约定俗成”的解释，而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可以说是继承了古希腊的名实之争理论并将其创造性地发展的结晶。

二、词源研究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古希腊的词源研究和《克拉底洛篇》有很直接的关系。因为探究词的来源其实就是发现词最初的、最基本的形式。从根本上说，古希腊对词源的研究不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性研究，而仅仅是解释性的研究。于是，很多荒诞的词源分析便由此而生。例如，古希腊语“尸体”是从“给虫子的肉”派生而来；而“战争”一词则起源于“美丽”，因为战争是不美丽的。古罗马对词源的研究基本上全盘继承了他们的古希腊老师。他们认为原始词是通过形式的不断变化进而产生大量的新词。总而言之，无论是古希腊还是古罗马，他们的词源研究都太过于形式化。

现代词汇学是对词汇内部的规律性和系统性以及词汇的结构要素和类别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它对古希腊、罗马的词源研究主要是研究方法上的借鉴。事物的发展是内外因相结合的。古希腊、罗马的词源研究是形式化的，特别是外部的形式化。他们总是试图从词的外部演变去寻找词的根本来源。这样做是不合理的。现代的词汇学研究与他们相比更注重内部结构变化规律的研究，从而能对词的实质性进行解释。外部形式固然重要，但在重视外部结构的同时内部结构变化的规律也是不容忽视的。

三、语法研究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

语法研究是古希腊语言研究中最辉煌的成就。早在公元五世纪，普罗塔哥拉就对希腊语名词的性范畴进行过研究。据记载，他认为像“愤怒”和“头盔”这样的词应该是阳性的而不是阴性的。普罗塔哥拉还在修辞学范围内把句子分成不同的类型。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后世的学者对句子结构的形式分析得到了启发。柏拉图把希腊语句子大致分为名词性成分和动词性成分。这种区分方法在后来欧洲语言描写的句法分析和词类划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亚里士多德对陈述句可谓是情有独钟。他认为陈述句是句子的基本类型。所以，他除了接受柏拉图的区分之外，又增加了第三类句法成分，即后来的连词、冠词和代词。

斯多噶学派的语法成果主要是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词类范畴和语法范畴体系。首先，他们增加了词类；其次是赋予了此类更精确的定义，并提出新的语法范畴对这些词类的形态和部分语法进行概括。对于如何实现新的分类，他们用了三步法进行区分。

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使斯多噶学派的语法理论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并且开始对语言本身产生兴趣，虽然它们只是把语言看作是文学研究的附庸。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对现代欧洲语言产生的重大影响是属狄奥尼修斯对词类的划分。他把斯多噶学派的普通名词和专有名词整合为一个名词类；从动此种划分出分词自成一类。最终，狄奥尼修斯一共分出八个词类，即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连词。他的这种词类体系划分对现代语言学也是一大贡献。

古罗马的语法研究基本上是对古希腊理论的继承。普利西安的《语法原理》是研究拉丁语语法的代表作。在对基本语法描写体系的建立上，他总的原则和前人是一致的。而在对拉丁语进行描写时，他们也并没有任何的新意，仍然用的是希腊学者的术语和范畴。和亚历山大里学派的学者一样，他们以研究古典文学语言为重点，并认为语法是文学研究的基础。而且他们不重视发生在周围的口头拉丁语和非标准书面拉丁语的脱节。

总的来看，古希腊、罗马的语法研究更注重形态上的分析，而忽视了句法描写的全面性和系统性。这个时期的语法研究可以说是哲学研究和文学研究的附庸。现代语言学则吸取了教训，不但研究文学语言，而且对口语研究也极其重视。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编写的《美洲印第安语手册》的序中指出：在语言研究过程中，我们不必要生搬硬套传统语法的原则和范畴，而是要从语言自身实际出发来描写语言事实。萨丕尔在《语言论》中主张语言的实地调查，并将以口语作为语言研究的素材，然后对其进行客观描写和归纳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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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篇9

【摘 要 题】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关 键 词】希腊化/希腊人/罗马人/交流

【正 文】

今天仍有许多人认为，西方文明是由古希腊、罗马文明经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到近代工业文明演变而成的。甚至常常有人把工业革命后欧洲政治、经济、法律、文化、教育制度等直接归结为古希腊、罗马文明“固有本质”的衍化。其实在古代，米利都的赫开泰乌斯认为，希腊人长期以来就是埃及文明的子孙；（注：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1分册），谢德风译，李活校，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6页；另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王嘉隽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希罗多德指出希腊的主要城邦底比斯的创建人卡德摩斯是属于闪族的腓尼基的一个王子，希腊的许多神名来自埃及；伟大的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说：“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P64)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认为“西方”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就自成一个文明传统的观点开始从根本上遭到质疑。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西方”文明实际上“起源”于非西方——更确切说是古代“东方”诸文明。（注：早在1928年西方就出版过Ramsay， Sir Wm.， Asianic Elements in Greek Civilization， New Haven， 1928。西方世界最近出版的这方面作品有：《世界有色伟人》（1946）、《偷来的文化遗产》（1954）、瓦尔特·伯克尔特（W. Kurkert）《东方化的革命》（1982）、马丁·伯纳尔（M. Bernal）《黑色雅典娜》（第1卷1987年出版，第2卷1991年出版，计划要出4卷）、魏斯特（M. L. West）《赫利孔的东方面孔》（1997）。尤其是伯纳尔的著作在古典学界引起了一场空前的争论，有人指责他没有足够证据就轻易下结论，也有人说这是赶修正主义派的时髦。但是不管怎么说，他提出的这个希腊文化受北非、西亚文化的影响这个重大命题，是无法轻易地置之不理的。）吸收古代东方民族辉煌成就的希腊人的高明之处就在于赋予这些所学来的东西以新的意义：把丈量土地的技术变为几何学，把占星学变为天文学。是希腊人首先认识到人类心灵的力量，是希腊人形成了西方世界美的观念，也是希腊人首先思考自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具有开放与扩张特征的希腊文明把这一传统传给了罗马人。

一、三种途径

罗马最先吸收的外来文化是伊特拉里亚文化。（注：在文化上给早期罗马带来重要影响的三个民族是伊特拉里亚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伊特拉里亚人早在公元前9、8世纪就到达了台伯河流域的北部地区，[2] 约公元500年又把统治扩展到南部的坎帕尼亚（Campania）和北部的波河领域，[3](P130) 可见伊特拉里亚文化给罗马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伊特拉里亚文化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借用希腊文字拼写本族语言，与希腊世界有着频繁的贸易往来，鉴赏希腊精致的陶器，吸收希腊的神灵，把自己的神祇与希腊诸神融合，采纳希腊的建筑样式、艺术风格，等等，[4](P364—365) 因此，处于伊特拉里亚人包围之中的罗马人不可能不受希腊文化的影响。

公元前510年，罗马爆发反抗伊特拉里亚人的斗争， 王政时代最后一个王高傲者塔克文被推翻。此后，希腊对罗马的影响更大了。当时的希腊在政治、军事、艺术、宗教上的发展逐渐达到顶峰，整个意大利半岛都处于希腊文明包围之中，到处充满着希腊艺术、语言、文字与审美趣味。

罗马人吸收希腊文化的第二条途径是通过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腊进行的。早在公元前8世纪的大殖民时代，活跃在地中海各地的希腊人就深深影响着罗马人， 那时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建立了殖民地。攸卑亚岛在公元前750 年左右在意大利南部皮提库萨岛上建立了殖民点，组成了一个最早的殖民城邦。[5](P231) 其后不久又在意大利西海岸建库麦，库麦又在其南部建立了著名的那不勒斯，科林斯在西西里东岸建叙拉古。前后共建立了几十个希腊殖民地。[6](P93) 这一带后来发展为著名的“大希腊”。罗马人通过这些城邦可以全面接触地中海世界。公元前3世纪的叙拉古吸引了众多艺术家、科学家，成为富裕、强大的城邦。这些子邦保留了母邦的氏族传统、习俗、宗教，[7](i，147.) 对包括罗马在内的古代地中海世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罗马人从库迈希腊人那里学得了字母表，也是通过库迈，罗马人可能首先了解到希腊诸神，诸如赫拉克勒斯和阿波罗。[8](P28)

罗马真正直接接触与吸收希腊文化是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的， 这是罗马吸收希腊文化的第三个途径，此时已是希腊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希腊化时代。[9](P44) 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其顿腓力统一了希腊世界。公元前336年，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王位。在随后的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把希腊世界和西部亚洲连成整体。希腊世界的政治视野扩展到一个非常广袤的区域。而此后的罗马共和时代经过三次布匿战争（264—241、218—202、149—146BC）逐渐确立了在地中海世界的霸权，预示着希腊化世界在地中海地区强权的衰落。虽然这时的希腊城邦在东部地中海世界不再处于政治、军事的霸权地位。不过希腊文化继续通过各种途径传播到罗马世界、西亚各地以及印度的西北部。[10](P155、159) 文化的碰撞、融合是双向的，希腊人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艺术等方面也沾染了小亚细亚、埃及、叙利亚、伊朗和印度等地的因素，使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新观念、新行为，从而构成罗马文化的一部分，随着罗马武力在欧洲各地的开拓，自然也构成了西方世界的遗产，并最终成为人类的文化遗产，这一过程就叫广义的希腊化。

公元前4世纪以后著名的“希腊人”通常不是来自希腊世界， 而是来自希腊化的东部世界，特别是来自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此后，亚历山大里亚、帕迦马等城市在传播希腊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就像雅典一样，东扩的罗马也因此分享了希腊化世界处于顶峰时代的辉煌与财富。诚如古典学家博尔加所说：“罗马人从希腊进口商品并引进生产工艺，稍后，罗马文学家开始以希腊模式创作。文学作品是一种异邦公众不可能欣赏其原型的产品。要品味新喜剧，罗马得有普劳图斯，所以对希腊成就的模仿始于文学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后，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 学习希腊演说术的念头吸引着罗马人，因为演说术在审议会与法庭所操纵的社会中有着明显的用途。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希腊的模式创建学校；而且，在希腊，如同在大多数文明国家一样，学校课程是作为对当时传统文化导论而开设的。事实上，以演说术为中心的教育并没对此有什么改变。演说家要想令人信服，就得求助于广为接受的政治与道德准则。他们必须接触各种各样的论题，而且，他们常常得按照希腊人的方式对文学与历史加以比较。当罗马人决议学习修辞学的时候，他们为希腊文化的涌入敞开了大门。”[11](P446)

不管是希腊化的拉丁分支也好，还是希腊分支也好，都处于罗马帝国的政治霸权统治之下，因此希腊化逐渐从希腊对罗马国家的影响转变为对欧洲社会的影响。但是在希腊化与刚刚萌芽的罗马文明接触的时候，希腊文化早已与近东诸古代社会有了频繁的接触，就是从这种融合中而不是从公元前3世纪的立即接触中，诞生了希腊化的罗马。在罗马共和时代，国家不断增加权力和财富，也不断吸收新的文化尤其是希腊文化，罗马人自身逐渐地希腊化了。这是不容否认的，但要说罗马文化就是希腊文化，罗马人实际上只是个模仿的民族，他们在欧洲文明史上的主要作用就是个二道贩子，[12](P2) 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应当肯定，他们有着自身的独特贡献。

二、两种态度

尽管希腊化几乎在罗马人生活和思想的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但他们内心中对希腊文化抱着一种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罗马人注意到要敬畏、学习明显处于优势的希腊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对这种文化抱有敌意，反对把希腊文化等同于罗马价值。因为希腊人、罗马人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希腊人爱好文学、艺术、智慧，并善于分享快乐生活，而罗马人则勤奋、实用、讲究效率，在罗马人中间盛行的迷信对“文明的”希腊人来说也许是粗野的。

当罗马人在公元前3世纪征服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在地中海世界显现出罗马强大力量之时，他们逐渐暴露出对希腊文化的不同态度。虽然罗马贵族中的极端保守分子承认希腊文化对知识和个人幸福的影响，但认为这也会给罗马人服从于家、阶级、国家和神祇的传统美德带来威胁，会给罗马人统治的稳定性带来威胁。因此，他们发动了一场强有力的从罗马人生活中铲除那些“危险的新思想”斗争。

这场运动的领导人是政治家、演说家、农学家大加图（Cato the Elder， 234—149BC）。加图时代的罗马人奢侈放荡，加图把这种风气归咎于希腊文化的输入。他在担任监察官期间掀起了大张旗鼓的反奢侈腐化斗争。但实际上加图也非常热衷于学习希腊文化，否则就不会被称为“罗马的德谟斯提尼”。[9](P78—79) 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罗马知识分子西塞罗（Cicero， 106—43BC）翻译了柏拉图、色诺芬、德摩斯提尼、荷马和悲剧家的著作，用希腊语写了他任执政官时期的历史，甚至在他用拉丁语创作的悲剧中，特别是哲学作品中印有深深的希腊痕迹。然而西塞罗的演说和书信却充满了有关当代希腊人堕落的明晰的、刺耳的断语。这种矛盾的心态表明加图、西塞罗对希腊文化所采取的取其精华、剔除糟粕态度，这也许更有利于罗马文化的发展。否则始终积极推行希腊文化的斯奇比奥也不会对加图的这种做法表示首肯。

最终，罗马文明的每一个领域：雕刻、马赛克、建筑、哲学、语言、演说、科学、艺术、宗教、道德、风俗、衣饰以及观念等都受到了希腊人的影响。罗马历史学家李维（59BC—17AD）说，军队带着战利品返回罗马，“青铜的睡椅、昂贵的床套……有众多艳丽的姑娘参加的宴会，这些姑娘以各种令人愉快的方式演奏长笛和竖琴……”，烹饪成为一门精巧的艺术，厨师在过去是被人瞧不起的最下等的奴隶所从事的职业，而现在则被认为是艺术的实践者。到2世纪晚期， 罗马人早先的生活方式已经转变为希腊罗马文化，这种文化传统一直保持到罗马帝国灭亡。随着罗马的扩展，欣赏希腊文化的人也越来越多。那些曾经讽刺希腊人“颓废”的人，自己也成为希腊教育的产物。希腊语是罗马人的第二语言，雅典或者罗德岛是罗马人所向往学习的地方。

当罗马人在上述领域以很快的速度吸收希腊文化时，他们也极力试图保持自身文化的独特性；当罗马人在探索自身艺术时，也注意把这两者相区分。因为在希腊化的同时，还存在另一个倾向，罗马化。也就是说，罗马人自身对人类文明有着独特的贡献。在法律方面，罗马人对法律秩序的激情和崇拜，是希腊人所不具备的。经过《十二铜表法》之后4个世纪的法律实践， 罗马人用他们对宪政和法律思想的天赋，创造了一个非常发达的体系。[13](P298) 在教育上，吸收了希腊教育内容的罗马教育也不同于希腊教育，希腊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公共教育，几乎一半的时间用在体育教育方面，而且在体育馆内传授希腊语、荷马史诗、修辞学、哲学和音乐。罗马的教育则远离日常生活，也很少受宗教、政治活动的影响。[14](P20—21) 在政治上，不同于希腊人的是，罗马人可以把公民权逐步地给予其他拉丁城市，给予整个意大利，以至于整个帝国，但希腊人做不到这点。希腊人在城邦管理上是“排外”的。奴隶与自由民之间、外邦人和本族人之间的界限非常鲜明，[15](P308) 等等。这一切都表现出罗马文明与希腊文明之间的差异，以至于美国古典学家汉密尔顿感慨地说“很难找出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共同之处”。[16](P4) 这话有点极端，如果说罗马人在法律、军事、政治机构方面几乎完全不同于希腊人，倒是可信的。[17](P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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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面影响

希腊生活方式和希腊文化思想给罗马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商业、战争、最后是对新地区的占领和行政管理使得罗马人遍布地中海世界。从东方战役返回的罗马士兵，希腊人作为人质、大使、商人、专业人员、有文化的奴隶来到罗马，使罗马人熟悉了希腊语言思想和希腊生活方式。医生和哲学家带来了希腊的技能。对叙拉古和科林斯等城市的掠夺则使罗马获得了大量艺术品和书籍，这更加激起了罗马贵族的口味。很少有非常富裕的罗马人能抵挡高度发达的希腊生活方式的吸引。罗马儿童则使用希腊语和拉丁语双语教学。

罗马哲学是希腊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艺术起源于希腊模式，罗马建筑模仿希腊样式，罗马神祇来自希腊宗教世界。有些罗马人甚至否认他们早先的历史，以便罗马自身的历史能和特洛伊事件相吻合。当罗马对希腊艺术家、知识分子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时，希腊化的罗马文化也越来越成熟了。

公元前3世纪，罗马文学开始出现以拉丁语写作的剧本， 当然其形式和内容是模仿希腊人的。尽管荷马和索福克勒斯的言辞被认为是难以企及的，但罗马作家如维吉尔、贺拉斯和奥维德都发展出自己独具特色的、明确的拉丁风格。撒路斯特、李维的史学也有拉丁特色。

在艺术上，罗马人借用了希腊人的形式和风格。真正的希腊艺术品是作为战争掠夺品来到罗马人手中的，那时很难在希腊艺术和罗马艺术之间作出区分。因为罗马人欣赏希腊人的形式，但是经常为别的目的使用这种形式，结果只是表面的相似，而距希腊实质相差甚远。富庶的罗马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保护人。残存至今的拉丁文献时常提到罗马人用希腊雕塑、雕刻花瓶、石棺、塑像、半身像装饰宫殿和别墅。富裕的罗马人复制了从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希腊各个时代的艺术品。

在罗马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希腊为纪念名人而塑造雕像的风俗传到了罗马，罗马的高级官员都想为自己在公共场合树立雕像。对半身雕塑的需求在不断的增加。罗马人上层的心理意识包含着根深蒂固的历史意识和事实主义意识，这种意识被半身肖像深深吸引，因为半身肖像将记录和分析人的特征和表情。他们需要的是一座雕塑传记，以记述、总结该人的成就和经历。他们不仅赋予艺术以刺激，赋予资金，而且赋予罗马人的精神，赋予鼓舞人心的、富有挑战性的新的主题——高贵、果毅、坚强。

专门从事半身雕塑职业的雕刻家出现了，不过他们中少有罗马人或意大利人，而几乎全部是希腊人或是受希腊文化影响和培养的东方人。和艺术家一样，雕刻家也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在装饰纪念碑的浮雕方面，希腊人和东方艺术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继承了希腊遗产的罗马人在这方面也是不遗余力，特别关注如何叙述当今和过去的国家的大事。奥古斯都时代在罗马树立的由希腊人创作的和平祭坛（Ara Pacis ）以新颖的形式利用了过去历史画面雕塑中的因素。

就像希腊人在其他方面吸引罗马人一样，简洁但优雅的希腊建筑风格也深深吸引了罗马人。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来了三种基本的建筑格式：多里亚式、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这三种样式是基于不同的柱子和根基而加以区别的。不过，罗马人在希腊建筑之上增加了拱以及实用性的可贵观念。尽管罗马人有时也模仿希腊人用大石块建筑，但他们更常用的是灰浆的凝固物，有时在这凝固物上覆盖大理石板或粉饰灰膏。[18](P14) 建筑是宗教生活中最常见的活动场所。罗马上层人物对宗教的漠视态度逐渐演变为对宗教自身的强烈厌恶，结果使许多古老的庙宇成为一片废墟。当人们最终认识到要修复这些废墟的时候，古老的罗马庙宇已呈现出希腊的明显印记。罗马共和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崇拜仪式所使用的建筑物越来越希腊化了。

随着女巫西比尔（Sibyl）在罗马的影响越来越大，希腊宗教仪式对罗马也有了大规模的影响。公元前5世纪的库迈（Cumae），宗教仪式发展到了要向希腊的西比尔神谕咨询的地步。公元前5世纪第一批希腊神祇来到了罗马的万神殿，而在公元前293年希腊的医药之神埃斯科拉庇俄斯（Aesculapius）到达罗马后，越来越多的神祇被引进到罗马，这一潮流直到公元前3世纪希腊和罗马的宗教完全融合为止。

在罗马，宗教信仰曾一度为人所尊敬，但这种信仰在公元前2、1世纪经济动乱、社会动乱的压力下崩溃了。失去土地的人口不断增长，社会中个人主义不断膨胀，这就创造了在受过教育的人中间必须努力用希腊哲学来填补的空间，在下层阶级需要用希腊的和东方的神秘仪式来填补的空间。

公元前156—155年，雅典政府把三个伟大的哲学学派领袖作为政治大使派到罗马，试图说服罗马人减少罚金。他们是柏拉图学派的卡尼阿德斯（Carneades， 214—129BC）、斯多噶学派的狄奥根尼（Diogenes of Babylon）、逍遥学派的克里图劳斯（Critolaus，鼎盛于公元前2世纪）。卡尼阿德斯的传道在罗马引起轰动，人们趋之若鹜般去聆听来自希腊世界的首席知识分子的演讲。希腊主义再次以暴风骤雨的形式震撼了罗马，不过，这次希腊文化不是以文学、艺术或神话的形式到来的，而是以哲学的形式。这是罗马第一次真正遇到希腊主义的一面，也是极其重要的一面。历史学家、狂热的希腊文化爱好者阿西琉斯（Gaius Acilius，鼎盛于公元前2世纪）热忱欢迎这三位哲学家的到来，他用希腊语写了自古到他那时代的《罗马史》。虽然大加图害怕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影响年轻人而脱离了罗马人的祖传美德，要求元老院尽快以有利于雅典的方式解决罚金问题，[19](P290) 并公开地表达他厌恶这些革命性的观念，但他的说教成效甚微，而且影响的时间很短暂。

和借鉴希腊文学不同的是，罗马人在借鉴哲学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创新之处，大多只是叙述希腊哲学家的思想。罗马没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学派，虽然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世纪之间有一些伟大的学者如西塞罗、塞涅卡和卢弗斯（Musonius Rufus， 25—100），但这些人都热心政治，只是在业余时间用拉丁语撰写哲学作品。[20](P59) 罗马人以一种迷信的态度看待希腊化时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斯多噶派哲学家。这些哲学家相信毫无抱怨地履行职责、相信至高的美德，在罗马受到真正的欢迎。在罗马显贵西庇阿（Scipio Aemilianus， 185—129BC）家中生活了许多年的希腊斯多噶派哲学家潘奈提戊斯（Panaetius，185—109BC）向罗马贵族传授斯多噶主义；[21](2.ii5) 该学说认为任何种族都是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罗马人发现这其中蕴涵的伦理道德准则几乎完全和他们古老的传统、理想相一致。斯多噶主义最终成为罗马人的道德准绳。

紧随第三次马其顿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是罗马教育史上最伟大的时期之一。成千上万的战俘被带到罗马，其中许多被罗马家庭雇佣为“教师”或指导者。希腊奴隶以希腊语和古典知识教授罗马人，荷马、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成为罗马孩童熟悉的作家。在公元前3、2世纪，教育逐渐制度化了，并融入到希腊知识体系中。绝大多数学校为希腊人的奴隶、自由人所掌握。对于大多数罗马学子来说，到东部希腊世界的“学术中心”游学一次是非常光荣的事情。

古典时代的希腊诸强如斯巴达、雅典，如果不能靠权力使一些城邦服从他们，那么这些强邦就会屈从于别的城邦。这种原则为马其顿的君主们所继承：亚历山大大帝接受了这一原则并利用波斯帝国在亚洲的旧有管理机构，建造了许多新的城市，塞琉古王朝的君主们又增加了更多的城市。而建立在城邦基础之上的罗马帝国也继承了希腊的这一传统。城邦为罗马传达命令提供了方便的途径，也为罗马通过税收的途径提供了它对资源的需求。

在希腊化诸行省里，罗马从统治西西里时起，就在自己城邦的基础上安排他们的统治措施。在各个行省里，只要有现存的乡村网络系统，罗马就把它当作基础，这些乡村大多数在元首统治原则下成为城市。直到公元前148—147年，罗马才在东部地中海世界固定任命地方行政长官，代替以前派遣的司令官，进行战争或者组织那些情愿与罗马结盟的民族。

罗马人在小亚细亚各个行省建立了一些老兵殖民地，在那里认真地传播着希腊文明。她并没有采取任何新的方法，而只是延续先前统治者的措施。像希腊化的君主制一样，罗马在共同的基础之上把一些分散的群体组织在一起建立起新城市，这些君主制在比较好的市政系统的发展下继续起着作用，并鼓励各个行省之间的相互贸易。

罗马从希腊那里一直在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安条柯二世、安条柯三世和腓力五世，甚至托勒密二世、亚历山大也曾做过类似的陈述：自由是希腊与罗马保持友谊的条件。所以，罗马对于直接干涉希腊事务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罗马人有权指定他手中的城市为“自由城市”。那些一旦获得自由的城市将拥有他们自己的法律，没有罗马人的驻兵，也不缴纳贡物。在晚期共和时代，一些罗马人成为雅典的公民，实际上这些公民也被选举担任各种各样的市政委员会。罗马相信采取这些措施可以确保希腊社会中比较富裕的人、社会贵族来统治政治和司法。这个雅典事例表明罗马权力对希腊城市施加的影响，但也表明了希腊政治文化的反作用。

公元前31年发生的阿克兴战役使得奥古斯都在地中海世界获得了无可争议的霸权，使这个世界获得了一段和平时代。是希腊人使罗马人意识到自身的独特个性，而当罗马在吸收希腊人文化的时候，也在努力形成罗马自身的历史、传统，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一个真正的新罗马的诞生。诚如贺拉斯所说：“希腊化在意大利最大的战利品是罗马。”[22](Ⅱ，Ⅰ，Lines 156—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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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Jaques Brunschwig， Geoffrey E. R. Lloyd， edit. ， A Guide to Greek Thought: Major Figures and Trend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3.

[20] Jaques Brunschwig， Geoffrey E. R. Lloyd， edit. ， The Greek Pursuit of Knowledge[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1] Cicero， Academica[M].

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篇10

关键词：古希腊 雕塑

在古希腊哲学家与艺术家眼里，人体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是最具匀称和谐、庄重优美特征的审美对象。于是，古希腊艺术中，人体雕塑随处可见且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如果说古埃及雕塑的审美理想是追求“永恒”，而古希腊雕塑的审美理想则是追求“真实的美”。

在文化史上，通常从亚历山大远征开始到埃及托勒密王朝臣服于罗马帝国的历史阶段称为“希腊化时期”。“希腊化时期”的题材相当丰富，出现的地区也十分广泛，从某种意义上讲形成了一种文化的扩张，其影响覆盖了整个欧洲，并且成为了整个西方艺术的奠基，其崇尚客观真实之美的文化便是西方文明讲究思辨性、讲究客观之真的最初体现。希腊雕塑创造了一种美的综合，对于人体本身也充满了赞美，这些我们可以从这一时期的许多裸体雕塑上得以体会。反过来说崇尚裸体的风俗也给了写实雕塑语言的发挥以淋漓尽致的机会。

在古希腊哲学家与艺术家眼里，人体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是最具匀称和谐、庄重优美特征的审美对象。于是，古希腊艺术中，人体雕塑随处可见且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这与希腊人特殊的观念有关。在他们眼中，理想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优越、发育良好、比例匀称、身手矫捷、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这种思想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他们周围的利提阿人、加里人等几乎所有临近的异族都以裸体为羞，只有希腊人毫不介意地脱掉衣服参加角斗与竞走。斯巴达连青年女子运动时也差不多是裸体的。

古希腊人在古典所有制的基础上形成的世界观，与其他古代世界观相比较是进步的。私有制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古典世界观是重视个人个性的。但公有原则的并存，又决定了它对集体和国家的重视，从而形成了一个古典的民主主义思想。当然，由于时代的限制，古典世界观在本质上并没有离开唯心的即宗教世界观的范畴，但是，另一方面它承认人的崇高与伟大。古典世界观的主导思想是以人为本，人是主体，是标准，是世间万物的尺度，而神不过是理想的人。尽管神生活在天上，人生活在地上，但本质上人与神并没有这种天壤之别。神的身上所体现的实质上是人自身，对神的赞颂实质上是对人自身的肯定。与此紧密相联的就是那种神圣的裸裎观念，并因此而导致了更为直接的优异条件就是青年人的赤裸身体锻炼与竞技，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为艺术家提供了全民的模特儿。

其次，那时的人们在浴场上、在练习场上、在敬神的舞蹈中、在公众的竞技中，经常看到裸体和裸体的动作。他们所注重而特别喜爱的，是表现力量、健康和活泼的形态和姿势。他们竭力要使肉体长成这一类形态，培养这一类姿势。几百年之间，雕塑家们就是这样的修正、改善、发展肉体美的观念。事实上，我们今日对于理想人体的观念就是始于他们的。在哥特式艺术终结的时期，比萨的尼古拉与近代最早的一批雕塑家脱离了教会传统，放弃细长丑陋、瘦骨嶙峋的形体的时候，就以留存下来的或新出土的希腊浮雕为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