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计划十篇

考古发掘计划篇1

答：良渚文化最早是由西湖博物馆（今浙江博物馆前身）工作人员施昕更先生在1936年发现的。施昕更先生是良渚人，曾参加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工作，受到古荡遗址发掘的启发，他先后三次到良渚进行调查，并由西湖博物馆报请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批准，取得采掘执照后，在1936年12月1日～12月10日对良渚遗址进行了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12月26日～12月30日和1937年3月8日～3月20日又作了第二次、第三次发掘。1938年，施昕更先生的考古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印刷出版。这是良渚文化考古史上最早的科学考古和发掘报告，为良渚文化命名、研究等工作提供了最有力的资料。1959年12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命名。

问：良渚遗址的分布情况如何？除良渚古城外还有哪些其他重要遗址或发现？

答：良渚遗址分布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良渚镇境内，湖州市德清县境内也有一部分。从目前的考古调查情况看，良渚遗址分布面积约40余平方公里，已发现的遗址点有135处，包括有贵族墓地、平民墓地、大型祭坛、古城遗址、普通村落、防护工程等各类遗迹，可以说是规模宏大，遗存密集而有规律。

在良渚遗址内，历年来屡有重要发现，至今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骨器等各类文物数以万计。除最近发现的古城遗址外，1986年发现的反山遗址被称为良渚文化王陵，1987年发现的瑶山遗址是良渚文化最大的祭坛与墓地复合遗址，1991年发掘的汇观山遗址也是一处祭坛和贵族墓地的复合遗址，1992年～1993年发掘的莫角山遗址（位于古城遗址的中心）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这四次发掘都先后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此外，良渚遗址内发现的卞家山、庙前、姚家墩、塘山等遗址，都在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这些发现为认识良渚大遗址和良渚文化、研究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问：对刚发现的良渚古城准备如何保护和利用？区政府有怎样的规划？

答：对于良渚古城遗址的保护，我们有一个基本思路，就是依法保护，积极利用。

考古发掘计划篇2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升,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田野考古发掘作为文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不断提升其文物保护技术水平,才能确保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顺利进行。作为一门综合性专业知识,文物保护技术包含文物制作、保护以及与防治有关的科学技术、材料性能、操作工艺和各种勘察、检测等。在保存过程中,文物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损坏,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为损坏。如古建筑、石窟寺等因维修不当或拆除无法恢复原有面貌,铜铁器、书画等由于保护力度不足产生破损等情况;二类是自然因素损坏文物,如风、雨等。自上个世纪初,田野考古学提出后,我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初田野考古主要是对地面遗迹、遗物进行勘察,并遵循地图展开调查,必要时,可依据调查结果,进行地图测绘,将其作为记录文件。随后,田野考古工作的中心开始转移,主要以发掘为主,并进行调查对象与范围的不断扩展,选用的方式也愈加完善。文物保护技术作为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有提高其技术水平,才能确保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2田野考古发掘中文物保护技术分析

作为田野考古最重要及最常见的方式,在对田野发掘前,必须严格遵循发掘目的并和有关工作人员进行技术路线的设计,确保文物的安全性遗址发掘与墓葬发掘是田野发掘最常见的两种类型。“探方”法是遗址发掘的具体方式,也就是将发掘区进行多个相同正方格的划分,根据不同因素进行探方内文化层的设置,一般按照土质、土色及结构进行划分。发掘时必须遵循相应的顺序,如由上到下等。遵循由晚到早的原则对探方内每层下出土的遗迹,如灰坑、房基、道路等进行一个个的清理。发掘时应收集出土文物,如石器、骨器、陶器等。在发掘墓葬时,必须先对墓葬埋葬的土层进行确定,并对其形制、结构进行确定,随后将墓具、尸骨与随葬品进行清理。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方式的利用,可以确保田野考古发掘室内整理工作的顺序开展。首先选用合理的文物保护方式,分类、修复及统计获取的文物,可以通过相关文物保护技术,加大修复力度,并对文物年代、信息进行确定。在选用文物保护技术对田野考古发掘文物进行保护时,应重视修复技术的应用。在砖石结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如出现整体歪闪现象,可以先进行定点、定期观测,如加固后已经稳定,就可以不再进行地基加固。当墙体出现裂缝等问题时,其保护方式可选用加箍、灌浆,并剔补砌体残缺位置,当不能进行剔补处理时可拆除局部或全部,并根据原貌进行重新刷砌。选用新材料与新技术进行文物修复工作,可以不对文物历史价值进行损坏,如文物的造型、材质、色泽及强度等,并具有可逆性等。本文主要以上蔡县积石积沙楚墓为例进行分析。郭庄楚墓在上蔡县大路李乡郭庄村,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蔡国故城距离3公里。作为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蔡国是周武王灭商后,叔度建立了蔡国。

因蔡国与楚国相邻,在被楚国吞并后,在这里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相互融合,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本文所介绍的郭庄楚墓,为战国贵族墓。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下,在省、市、县级文物部门的相互配合下,开始考古发掘郭庄楚墓。墓葬发掘分为两个,为1号墓和2号墓,两墓南北并列,墓向朝东。墓葬形制均呈土圹“甲”字形,墓上由夯筑封冢。主墓为1号墓,居位于南部,是一座大型积石积沙墓,地面残存封土厚2m,墓室口部东西长25m、南北宽17m、深约18m,墓壁接近垂直,在四角各有一条阶梯状的通道,形制十分特殊。墓室上部填7m左右厚的夯土,下部填厚度超过10m的纯净细沙,积沙之厚国内罕见。棺椁埋在积沙中,已朽成灰痕,并有塌陷现象。作为一座大型土坑墓,位于北部的2号墓位和1号墓的形状较为一致,封土厚4m左右。墓室东西长16.5m、南北宽11m、深约11m,填夯土。该墓与1号墓有一定的组合关系,为夫妇合葬墓。在地下环境中,文物经过长期腐化,逐渐与地下埋藏环境建立了一种平衡体系。地下埋藏环境基本上是一个大的缓冲体系,其明显的特征就是温度、湿度变化缓慢。地下环境中,在没有地震或其它地质变化的前提下,文物整体则具有较为稳定的物理性能,张力变化与体积变化并不明显。地下文物的化学性能与物理性相比具有较低的稳定性。地下文物内部因地下水和文物中涵盖的可溶性盐类相结合,将出现渗透、溶解、蒸发及结晶等现象,这种情况下将对文物造成极大的影响。地下埋藏的金属文物也会被慢慢地矿化,其原有的金属性能将逐渐消失,如因青铜器矿化将出现整体脆弱、易断等情况。通过对郭庄楚墓的发掘,为加大文物保护的力度,必须重视各种文物保护技术的选用。

考古发掘计划篇3

作为湖北日报从事文化报道的记者，参与了叶家山墓群二期考古发掘过程，对考古报道也有一些体会。考古报道，如何才能更准确、更生动、更有趣？这些问题，常绕脑际。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就是要克服片面性，增强科学性，学会用点辩证法。

一、一事多面观

叶家山西周早期曾侯墓地，是继曾侯乙墓之后，在湖北境内发掘的最大、最集中的曾国墓地。今年3月26日，湖北随州叶家山西周墓葬群正式开启二期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近5000平方米，共发现74座墓葬、6座马坑。前期初步统计墓葬共出随葬品约1500余件套，质地主要有铜、陶、原始瓷、漆木、骨、玉石等，被誉为“21世纪最重要的西周考古发现”。

此次考古发掘活动频频刷新中国西周考古纪录。西周早期最大古墓、比曾侯乙早500多年的编钟、南方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车马坑、青铜双面人头像等重大发现，或将揭开诸多历史谜团。这些重大发现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

今年7月3日，M28和M111两座大型墓开启以来，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央视直播，惊喜不断。为了向读者揭开这段跨越3000年历史的诸侯国的神秘面纱，湖北日报立即组成策划和报道组前往随州深入发掘现场，记录了一个个精彩瞬间。湖北日报开辟专版专栏，对发掘进程、叶家山墓群的价值、此次考古发现的意义，都即时做了报道。但是，策划报道组并不满足，要求报道组试着从多个侧面来观察了解这次考古事件，以求得到更多收获。

为此，我们便延伸报道触角，在报道好文物发掘的同时，围绕“墓主人身份”、“此曾侯和曾侯乙的关系”、“文物保护”等方面大作文章。我们顶着烈日，深入考古发掘现场，了解考古的每一个步骤，向专家请教，采写了《墓地所处时代——早至商朝后期晚至西周昭王时代》、《墓葬主人——至少葬有三位曾侯》、《西周马坑如何保护？》、《著名专家学者热议叶家山文物价值：编钟或为商朝晚期 》、《随州积极推动申报国家大遗址保护》等一系列稿件。一些读者看了报道后，打来热线电话，对发掘出的文物进行猜想，并对如何保护文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事物总是立体化、多方面的。这次报道，还扩大了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树立了考古工作者的良好公众形象。过去，考古工作者一直默默无闻，鲜为社会所知。通过传媒报道与讨论，文物考古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文物保护与发展趋势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考古工作者不断在媒体上露面发言，“社会话语权”明显增强，也让读者了解了考古工作的艰辛和背后的故事。公众与媒体融通互动，赋予考古学与考古活动以新的活力和意义。总之，这次考古报道使我深切地体会到：多面观察，多面了解，立体化思考，考古新闻才能做强做大。

二、热点冷处理

“以小看大，虚张声势；以实证虚，妄下结论；故弄玄虚，无中生有”——这是权威人士为病态考古新闻下的症状诊断。

随着“考古热”的兴起，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的视角、新的受众兴奋点及收视率增长点。说起来，这也无可非议。但是，热过了头，可就成了发高烧、说胡话了：杭州近郊彭公村发现了一个大土墩，有文物专家怀疑是古代大墓。这本来很正常，考古工作就是在“怀疑—否定，怀疑—肯定”中进行的。但当地的媒体却将专家还在怀疑中的事当作结论性的事，掀起了一股“彭公大墓”报道热，甚至误导读者参加“竞猜”——墓中躺着的是哪位大人物？结果发现，这个大土墩只不过是一段古拦水坝而已，竞相报道的媒体只好在读者的质疑声中偃旗息鼓了。

沉重的教训，足以使我们警醒。此次叶家山考古报道中，报道组既热又冷，一边在现场奔忙，紧张地采访，一边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报道的科学性与准确性。因为报道组深知，厚厚的土层之下，埋藏的不仅是宝物，而且是历史的真实。考古学就是要从这些沉默的遗物和遗迹中，解说与洞彻历史之谜。这时，最重要的是克服错误的寻宝心理和新闻炒作之风，保持严谨、冷静的科学理性。于是，报道组的每位成员每天都蹲在考古发掘现场，仔细地观察着，紧盯考古发掘队员的手，分析判断每一件新出土的文物，又与昨天有何不同，然后带着疑问去和考古队的专家进行交流。

7月3日随州召开新闻会，介绍随州叶家山西周墓地顺利开展二期考古发掘工作进展情况，表示再次发现大批西周贵族墓葬，新发现了一批有铭文的铜器，继续发现有“曾侯谏作宝尊彝”的铭文器物。有的记者就妄加猜测，对墓主人的身份产生多种说法。而本报却不急于发稿，从众多专家中，千方百计采访到北京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伯谦教授，想他问个究竟。李伯谦教授表示，该墓葬应为西周早期偏晚。可圈可点的是墓葬组合非常完整，礼器发现了四个一套的四个方鼎，还有圆鼎。由此可以推断墓主人的身份。之前，叶家山墓地发掘出了曾侯墓和曾侯夫人使用的礼器。此次发掘的两座大墓较以前的更大，礼器规制更高，应为已发现的最早的诸侯国国君墓葬。

这次李伯谦教授专访，使我们报道的内容比其他报纸更有权威性。由此可以看出，作为“热点”的考古报道，也要善于“冷处理”，弄清新闻事实之前不要急着下结论，要选择最科学的角度，最权威的专家，作出最准确的判断，这样的报道，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

三、彼长补己短

冷僻、枯燥、神秘、理性是考古的特点；快捷、动情、活泼、感性是新闻的特色。考古学与新闻学看似有些矛盾，但两者又是辩证的统一。考古新闻应是“考古”与“新闻”的统一体，在讲求历史性和知识性的同时，亦应讲求鉴赏性和可读性，正确处理“事”与“理”的关系。

当前，面对广大读者的需求，我们在进行考古报道的时候，如何将神秘专深变得通俗易懂？ 如何将“过去”以一种平和热情的方式呈现给受众？的确是应该思考与解决的课题。

剖析此次叶家山考古报道，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比如，随州叶家山考古现场鉴定42具尸骸遗存，专家表示，可以通过尸骨的牙齿判断3000多年的死者生前患有牙周病等口腔疾病，还可以判断死者的性别、年龄、种属、病理等信息。这条消息既有研究古代人饮食、身高、寿命等学术价值，又有阅读价值，它们发现时还带有偶然性、戏剧性，这就能做到雅俗共赏， 稿子也好写。

考古发掘计划篇4

这是沉寂20多年后迎来的第三次考古发掘，一号坑再次被重重“谜”雾笼罩。

谁曾发现过兵马俑

秦始皇陵与兵马俑坑1987年成功晋身世界文化遗产目录，慕名而来的海内外游人想到的问题之一，便是谁发现了兵马俑？何时发现的兵马俑？

于是，原本名不见经传达的西杨村村民们立马侧身聚光灯下，伴着些许的不适应开始了“发现人”的签字之旅。在兵马俑大事记上，留下这样一笔：秦始皇兵马俑发现的时间是1974年3月29日。

兵马俑的发现看似偶然，其实也存在着必然。兵马俑埋在地下只有5米深，且规模庞大，只要在此动土就很容易见到。

著名考古学家袁仲一说，在兵马俑坑内已发现汉墓6座，近现代墓20余座，古井3眼，民国时期的大扰坑1个，有的汉代棺椁已放置到兵马俑站的铺地砖上了。“这说明历史上曾经有30余次人们见到过兵马俑，由于不知是珍贵文物，每次都与之失之交臂。最终，历史把这一惊世发现留给了我们这一代人。”

第三次发掘为何选择T23

按照考古常规，为方便控制发掘进度与提取资料，每个考古工地都要根据自身情况确定自己的“方”――探方。

秦兵马俑一号坑的探方编号有27个，即把230多米长、62米多宽的俑坑划分为27个部分，每方按照20×20米为一个单位，再按照由东向西、由南向北的顺序分配，便有了T1、T2、T3……T26、T27。

由于探方分作三排，T23就分在了南、中、北三排之中的北排，细心观察一下，你会发现它恰好处在北排9个方（即T19到T27）的正中间。也就是说，2009年度考古发掘的方恰好选在了一号坑的腰部，在紧邻一号坑北侧参观通道的情况下，这样的选择不禁让人思虑是故意为之。

选择T23，一则是承上启下，可一鼓作气把T23到T27的五个方全部发掘，充分利用国家文物局批准的“五年考古规划”；二则是为了绕开T22等发掘了一半的俑坑，让其遗迹、遗物继续自然地下去，以形成立俑、躺俑、发掘现场“三位一体”的展示平台。

但如此一来，了半身的躺俑们或许会永远“粉身碎骨”地卧在俑坑间，等待谁来发掘呢？

第三次发掘能否刷新纪录

秦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的消息一公布，引发全国各地媒体蜂拥而至，成千上万的游客也慕名而来，站在考古工地旁，准备一睹了“第世界奇迹”刷新纪录：

其实，本次考古人员正在发掘的范围,在之前的考古中曾经被小范围打开过。不然的话，以手铲、毛刷的行进速度，怎么能判断出四马战车、残俑彩绘保存不少等结论呢？

历史上兵马俑的发掘不是没有遗憾，存在过因准备不足，在发掘后被叫停以至回填的经历。譬如，二号坑发掘中一些彩绘就因技术条件有限永远失去了色彩，一号坑第二次发掘中发生过一起将军俑头丢失案，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当年果断叫停等，如今仍历历在目。

考古发掘是慢工细活，需要平静的心态。时隔20多年后的第三次发掘，我们真具备了万全之策吗?

考古人员目前已发现残存大面积彩绘的陶俑，还发现一个俑头的半边脸仍保留一些色彩，从其发带上也可看到一些红色残存。保护人员适时对其进行了加固、保湿处理，并一直进行观测、记录。

西安高温天气来临，没有空调的考古工地十分闷热。如此一来，那漂亮八字胡等文物，恐怕也难解人们追寻新纪录的渴望。

秦俑一号坑是否属于宿卫军

兵马俑是秦朝宿卫军的象征，一号坑是三个俑坑里最大的，象征着秦代步兵与车兵编组的恢弘军阵……这样的描述已深入人心，但在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

著名秦俑专家袁仲一认为，秦始皇的咸阳宫和咸阳城是驻有军队守卫的，根据“事死如事生”原则设计的秦兵马俑坑就是其生前生活场景的模拟。兵马俑驻扎在陵园东方，是象征着驻在京城外屯卫军，即古称宿卫军。

根据文献记载，京城的卫队可分为三类：一是皇帝的侍卫军，主要由郎充任，其职责是在宫殿中侍卫，守卫宫殿门户，出行时充车骑，由郎中令统领。二是宫门外的屯卫兵，由卫尉统领。三是京城的屯卫军，往往是征调各地郡县的材士充任，其职责是保卫京城，并在其他地区有战事时去打仗。

同样基于文献记载，陕西师范大学教师刘九生则认为，兵马俑是秦始皇的侍卫军，古称郎系统。兵马俑坑是侍卫们保护秦始皇宫城的象征，郎中令与卫尉等都是侍卫系统的组成部分，直接受皇帝领导。如今皇帝死了，他们在地下也要复制出保护的场景。

考古发掘计划篇5

随着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升，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田野考古发掘作为文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不断提升其文物保护技术水平，才能确保田野考古发掘工作顺利进行。作为一门综合性专业知识，文物保护技术包含文物制作、保护以及与防治有关的科学技术、材料性能、操作工艺和各种勘察、检测等。在保存过程中，文物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损坏，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为损坏。如古建筑、石窟寺等因维修不当或拆除无法恢复原有面貌，铜铁器、书画等由于保护力度不足产生破损等情况;二类是自然因素损坏文物，如风、雨等。自上个世纪初，田野考古学提出后，我国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就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最初田野考古主要是对地面遗迹、遗物进行勘察，并遵循地图展开调查，必要时，可依据调查结果，进行地图测绘，将其作为记录文件。随后，田野考古工作的中心开始转移，主要以发掘为主，并进行调查对象与范围的不断扩展，选用的方式也愈加完善。文物保护技术作为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重要内容，只有提高其技术水平，才能确保田野考古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2田野考古发掘中文物保护技术分析

作为田野考古最重要及最常见的方式，在对田野发掘前，必须严格遵循发掘目的并和有关工作人员进行技术路线的设计，确保文物的安全性遗址发掘与墓葬发掘是田野发掘最常见的两种类型。“探方”法是遗址发掘的具体方式，也就是将发掘区进行多个相同正方格的划分，根据不同因素进行探方内文化层的设置，一般按照土质、土色及结构进行划分。发掘时必须遵循相应的顺序，如由上到下等。遵循由晚到早的原则对探方内每层下出土的遗迹，如灰坑、房基、道路等进行一个个的清理。发掘时应收集出土文物，如石器、骨器、陶器等。在发掘墓葬时，必须先对墓葬埋葬的土层进行确定，并对其形制、结构进行确定，随后将墓具、尸骨与随葬品进行清理。通过地层学与类型学方式的利用，可以确保田野考古发掘室内整理工作的顺序开展。首先选用合理的文物保护方式，分类、修复及统计获取的文物，可以通过相关文物保护技术，加大修复力度，并对文物年代、信息进行确定。在选用文物保护技术对田野考古发掘文物进行保护时，应重视修复技术的应用。在砖石结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中，如出现整体歪闪现象，可以先进行定点、定期观测，如加固后已经稳定，就可以不再进行地基加固。当墙体出现裂缝等问题时，其保护方式可选用加箍、灌浆，并剔补砌体残缺位置，当不能进行剔补处理时可拆除局部或全部，并根据原貌进行重新刷砌。选用新材料与新技术进行文物修复工作，可以不对文物历史价值进行损坏，如文物的造型、材质、色泽及强度等，并具有可逆性等。本文主要以上蔡县积石积沙楚墓为例进行分析。郭庄楚墓在上蔡县大路李乡郭庄村，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蔡国故城距离3公里。作为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蔡国是周武王灭商后，叔度建立了蔡国。因蔡国与楚国相邻，在被楚国吞并后，在这里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相互融合，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本文所介绍的郭庄楚墓，为战国贵族墓。在国家文物局的批准下，在省、市、县级文物部门的相互配合下，开始考古发掘郭庄楚墓。墓葬发掘分为两个，为1号墓和2号墓，两墓南北并列，墓向朝东。墓葬形制均呈土圹“甲”字形，墓上由夯筑封冢。主墓为1号墓，居位于南部，是一座大型积石积沙墓，地面残存封土厚2m，墓室口部东西长25m、南北宽17m、深约18m，墓壁接近垂直，在四角各有一条阶梯状的通道，形制十分特殊。墓室上部填7m左右厚的夯土，下部填厚度超过10m的纯净细沙，积沙之厚国内罕见。棺椁埋在积沙中，已朽成灰痕，并有塌陷现象。作为一座大型土坑墓，位于北部的2号墓位和1号墓的形状较为一致，封土厚4m左右。墓室东西长16．5m、南北宽11m、深约11m，填夯土。该墓与1号墓有一定的组合关系，为夫妇合葬墓。在地下环境中，文物经过长期腐化，逐渐与地下埋藏环境建立了一种平衡体系。地下埋藏环境基本上是一个大的缓冲体系，其明显的特征就是温度、湿度变化缓慢。地下环境中，在没有地震或其它地质变化的前提下，文物整体则具有较为稳定的物理性能，张力变化与体积变化并不明显。地下文物的化学性能与物理性相比具有较低的稳定性。地下文物内部因地下水和文物中涵盖的可溶性盐类相结合，将出现渗透、溶解、蒸发及结晶等现象，这种情况下将对文物造成极大的影响。地下埋藏的金属文物也会被慢慢地矿化，其原有的金属性能将逐渐消失，如因青铜器矿化将出现整体脆弱、易断等情况。通过对郭庄楚墓的发掘，为加大文物保护的力度，必须重视各种文物保护技术的选用。

3结语

考古发掘计划篇6

当天下午，当本刊记者进入石兴邦的办公室时，他正在打电话，一口地道的陕西方言。“喂，你是XX吗?我是老石，西安的老石啊，哦，打错了……”

放下电话，老先生笑了。“你看，我这脑子，一个数字记错，就打错电话了。让人家还把我说了一顿。呵呵!”

老先生很豁达，两次打错电话，他归结于自己记性不好。但在之后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老先生对数千年间亲历的许多重大考古事件却记得清清楚楚。

难忘半坡考古激情岁月

石兴邦是陕西耀县人，生于1923年，他的考古生涯是与新中国的历史同步的。

1953年，石兴邦带领陕西考古发掘团到西安地区做调查研究。1954年到1958年期间，他担任由中央文物局。北京大学。北京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考古训练班第三期总辅导，训练班选在陕西省西安市东郊的半坡一带实习考察。此时他的工作单位虽然是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但他相当多的时间却花在西安半坡的考古工地上。

半坡遗址的发掘和半坡博物馆的成立，是秦俑坑发掘之前陕西最引起世界瞩目的考古事件。而正当而立之年的石兴邦也因负责半坡遗址考古发掘而驰誉遐迩。石兴邦告诉记者，在此次考古发掘中，有两件东西的发现令当时的考古人员欢呼惊奇的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有一个完整的土木建筑的房子倒塌后被深埋地下，当考古队员发现时，倒塌的房子还是最初倒塌后的样子，一点都没变动，保存得非常非常完整。那可是史前人类建造的住所啊!”回忆至此，老人满脸的陶醉。“还有一小罐罐小米，出土时几乎所有在场人都喷啧称奇。刚发现罐罐时，大家都非常好奇里面会是什么东西，打开一看竟然是小米，和现在的小米一模一样，只是米瓤已经没了，空空的壳子，这些东西对后人研究史前人类生活状况都是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

1984年，石兴邦第二次被陕西省领导从北京要回到陕西后，开始扎根故土，潜心于民族悠久历史的探寻。从那时起，石兴邦就一直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担任领导，坐镇指挥全省的考古发掘工作。特别在1984年到1987年，石兴邦先后主持和负责了秦始皇兵马俑二期发掘工作和举世闻名的法门寺地宫发掘工作。这些重大的考古发掘，都凝聚了石兴邦的无数心血。

感叹佛指舍利面世一刻

法门寺地宫的发掘，是石兴邦终生难忘的诸多大事中的一件。

1987年，位于陕西境内的法门寺一座宝塔倒塌。时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的石兴邦立即带领考古队前往进行保护清理。

1987年2月28日，考古队正式清理塔基。4月3日上午10时许，覆盖地宫天并的方形石板(已成碎块)被移开，一柱微弱的手电筒光照亮了千年的黑暗，而回报这微光的是封闭了千余年的金碧辉煌。1987年5月4日，地宫文物清理工作结束，进入整理阶段，开始依次打开置于后室正中部的八重宝函。5月5日凌晨。打开了纯金四门塔，露出了塔座银柱上竖立的白色如玉的管状物，与地宫真身志文所记述的佛指舍利相符。令人称奇的是，佛指舍利面世这一天正是旧历四月初八――佛诞节。

时至今日，石兴邦仍难以掩饰激动之情，两只手非常夸张地伸开，给记者比划着当年的发掘情景。

考古人员在清理塔基时发现有地下密室。在准备打开密室石门之前，法门寺的法师先进行了一番诵经祈祷。打开一道石门后就发现了现在的地宫。“当时打开地宫石门后，发现地宫内共有三个室，后来被称作前殿、中殿和后室。三个室内都放着许多东西，之前有记载说这里有东西，但不知道具体怎么摆放，所以先往外清理。那时，大大小小的宝贝一件件往外挪时，在场的所有人员都是干劲十足，有时甚至连夜清理，大家也没有怨言。佛指舍利是在后室中发现的。”当时，考古人员发现后室地下有个坎，挖开后里面埋有一个镏金的盒子。放置得这么奇怪肯定是很重要。整理时打开这个盒子，发现里面有个小小的玉石棺材，里面装着一节长约6厘米、粗约3厘米的青黄色管状物。当时在场的另一位考古学家激动得大喊“不得了，佛指舍利!”

“当时出土的东西大到几百块(组)，小到几千件，那真的是叫壮观!发掘出了释迦牟尼佛祖的一节指骨，同时让佛教界所指的佛祖陵地所在得以面世!”石兴邦连连发出这样的感叹

文物保护是第一

在陕西的考古发掘历史上，除了半坡遗址和法门寺地宫，秦俑坑发掘则是陕西另一件最引起世界瞩目的考古事件。

1984年，国家决定重新开始对秦始皇兵马俑整理发掘，在此次被称为秦始皇兵马俑二期发掘工作中，石兴邦兼任考古队队长。“考古工作确实很辛苦，为了发掘秦俑，大家拿着小刷子，小铲子，一点一点地干，我们20多个人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共发掘了100多平方米，现在秦俑1号坑中间部分的大量车马俑就是那时挖出来的。刚出土时有的俑还是彩色的，据说现在都掉色了!”讲到这些，石兴邦很是惋惜。

不久前，有媒体刊发了有关“百年后兵马俑会变煤坑”的报道。对此，石兴邦说，其实文章中专家的一些说法也是有科学根据的。他认为。现在随着西安知名度的提高，前往兵马俑参观的游客会越来越多，带来的细菌也会越多，这肯定对秦俑有损害，出土的彩俑颜色变淡就是事实存在。所以应该在观众和文物之间采取一些防护办法，尽量减少人和文物的接触。

石兴邦对文物保护有自己的看法。“保护是第一位的，保护好了，什么时候发掘都可以，现在不保护，到时候还能发掘什么啊？”他说，看到或听到一些工地施工将文物损毁，真的令他很难过。近年来陕西经济大发展，省内建筑工地开工较多，对于这个随时都可能挖出古迹的文物大省来说。必须采取节制措施，不必要开挖的不要开挖。特别是在古代文化区内，一定要节制开发使用文化土地面积。

发掘乾陵是暮年的愿望

石兴邦与文物考古打了一辈子交道，至今热情依然未减。尽管已经是日2岁的老者了，但他说此生还有一大愿望没有实现，那就是发掘乾陵。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李瑞环同志到西安考察时曾对陕西提出两项任务：第一，整修黄帝陵；第二，发掘乾陵。到目前，黄帝陵整修已经快完工，发掘乾陵则成了石兴邦的进入老境之后的一大愿望。石兴邦认为，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墓，如果发掘，它比秦始皇兵马俑更能引起世人的瞩目。

考古发掘计划篇7

要了解考古工作，我们当然得先明白什么是考古学。

考古小常识

什么是考古学?简单讲，考古学就是研究古物的科学。古人类在地球上生活，会留下他们生活过的痕迹和物品，考古工作不单只是把遗物和遗迹挖掘出来就完事了，更重要的是仔细观察和记录每一个物品的详细位置，还要考证这些物品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关系，根据这些遗迹和遗物来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文化和社会的状况，弄清楚文化发展的过程，以及确定文化变化的方式和原因。

了解了考古工作的内容，现在你一定又有了一个新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费时费力地把地下的那些瓶瓶罐罐挖出来进行研究呢?也就是为什么要考古?

这是因为我们人类用文字写下来的文献记载，只占人类活动的一小部分。在使用文字之前，人类已经生存了非常久的史前时代，必须利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透过考古学严谨的科学推理，遗物和遗迹能协助我们复原古代人的生活样貌，推敲当时的文化生活。像这些大陶罐和青铜器，可以让我们联想当时古人是在生火煮饭还是发生了其他什么事。考古可以让我们发现更多先人生活的世界，也能让我们更了解人类的历史。

有人以为考古只是在挖宝什么的，其实考古学是在努力还原过去的历史轨迹。过去的文化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有时会兴起“我从哪里来”

“会到哪里去”的疑问，而前人的生活和经验，可以给我们鉴往知来的体悟。透过考古学，我们能得知这块土地上过去就存在着惊人的人文多样性，一如今日你我之间的差异。考古、知古、惜古、鉴古，使得我们能珍惜和尊重彼此文化的差异。

可是，古人的遗迹和遗物都是埋在地下的，我们怎么去发现和找到它们呢?所以，我们要先展开野外发掘工作!

考古研究之野外发掘篇

勘察与测量

我们要去哪里才‘能找到古人的遗迹呢?在开始发掘前，我们还有功课要做，那就是——调查和收集资料。首先要在地表采集标本、勘察环境，同时要进行文献阅读。集齐各方面的资料，拟定好发掘计划以后，才能展开发掘工作。

采集地表样本，进行考古钻探，以发现耕土层是否有古人因农业活动而累积产生的文化层，以此进一步确定是否有在此向下发掘的价值。

利用全站仪和卷尺等工具进行测量，以此确定探方的位置，遗迹、遗物的三维坐标。

考古工具看过来

为了寻找古人生活的遗迹和遗物，考古学家在发掘过程中需要准备哪些工具?

洛阳铲相当于一个土层探测器，半圆形刃缘向下取出土层样本，根据土样的颜色、质地、包含物判断文化层的变化以及遗迹类型，如墓葬、房基、灰坑、窑址等。

手铲用于刮平土层，判断探方的文化层变化和不同的遗迹。

棉线绳则用于基线，如标识探方边缘和遗迹的方向。

全站仪、绘图纸(米格纸)、铅笔、量尺记录遗迹单位在遗址中的位置，解读营建居址的规律。

测距仪、描图纸、铅笔与量尺，记录挖掘坑位与整个考古现场的关系。

除了上面讲到的工具，我们还需要准备电脑、相机、CPS(全球定位系统)、罗盘、毛刷、钢卷尺、15米长的卷尺等基本工具。

野外发掘

工具备齐，就可以动工发掘了。考古挖掘可不能像那些盗墓贼一样乱挖一气，那可是有严格的步骤和方法。一般考古学家倾向于使用探方发掘方法，逐层发掘，清理每一个地层和文化单位，获得出土遗迹、器物的层位和出土位置信息。

考古小常识

什么是探方?探方是考古学发掘的方格形区域，一般大小为5×5平方米和10×10平方米。在其东、北两侧各留有1米宽的隔梁，隔梁上保存有垂直的地层信息。

考古小常识

地层学是从地质学引入到考古学中的。考古地层学基本原理与地质地层学基本一致，但有其自身的特征。如在考古学研究中，一个地点可能有早晚不同文化系统的人群生活过，他们创造了特定的文化遗存，并形成了地层上的叠压打破关系，因此被称为考古地层学或者文化层，考古学就研究因人类活动而形成的各种文化堆积或层位的形成过程和原因。一般情况下，地层越靠下，年代愈早。第一个注意到考古地层学的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他于1784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发掘印第安人墓葬时发现了这个问题。

遗址中常见的有房址、灰坑、墓葬、陶窑及其他各种人工遗留下来的痕迹。灰坑是考古发掘、田野报告中最常提到的，是古代人类留下来的遗迹之一，包含了很多当时在此生活的人们有意或无意留下的物品，如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其特点是呈灰色，或被有机物分解而呈褐色和黑色。因此灰坑一般包括垃圾坑、储物坑(窖穴)、祭祀坑等。

要挖掘出完整的遗物，必须细心再细心，同时要掌握好力道，否则可能会忽视或破坏遗址上的现象。哈哈，原来考古也是个技术活哟。瞧，考古专家们正小心翼翼地清理和挖掘遗物。

为了发现土层中有用的小颗粒遗物，专家们会动用筛子，细致筛选其中可能存在的谷物、根茎等炭化物。

为了采集和发现肉眼不易发现的植物种子、动物骨骼碎片，以及根茎类的炭化遗存物，还可以采用浮选法或水选法进行。利用浮选法，考古学家可以了解古人的食物结构、建筑技术、生活环境及社会结构等各方面的信息。

什么是浮选法呢?浮选法就是把土样等置入水中或其他溶液中，炭化的植物种子、树木、动物骨骼碎片等因比重较轻，浮于水面之上，而土壤、石头则下沉，再用水冲洗，这样就可以把不同比重物质分离出来，然后烘干保存以供室内研究。浮选时若加入硅酸钠或氯化锌等物质，可以把骨头和植物遗存物分选开来。

考古发掘计划篇8

蒙古贞文化的挖掘、整理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人文工程，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蒙古贞文化挖掘、整理工作的战略思路（1）制定挖掘整理的规划文化的挖掘、搜集、整理工作，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在全地区按文化性质、品类、内容全面挖掘、整理。要做到统一规划，统筹安排、统一部署、统一行动。在规划的时间里完成。（2）建立挖掘、整理机构。一是要建立文化挖掘、整理管理机构与执行机构；二是要安排挖掘、整理人员队伍；三是要安排经费计划。（3）具体设置项目综合组和课题组。可以设计音乐组、舞蹈组、美术组、医药组、文学组等项目综合组。在音乐组中的课题如：蒙古贞乐曲包括民间乐曲、宗教乐曲、王府阳春白雪高雅乐曲。民歌、好来宝、胡尔沁说书；经箱乐队包括词牌、曲牌、乐器、配器方式、演奏形式等等。在医药组中的课题包括如：诊断、治疗方法、方剂、医疗理论等。（4）蒙古贞文化挖掘、整理的工作方针先抢救挖掘、整理可资利用于经济发展的文化；先抢救挖掘、整理思想性强的、艺术形式优美的文化；先抢救挖掘、整理内容与形式较完整的文化；分清文化品类，深挖内核，精雕细刻，完美无缺。第二，建立蒙古贞蒙古族文化体系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巨大的精神力量。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渊源。”文化体系是由功能上相互依赖、互相补充的各种文化元素、文化集丛结成的，与其他区域的文化相区别的相对独立的文化系统。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环境中创造、累积的各部分文化内容之间彼此联系而成的系统的文化结构表现。一种文化有保持自己界限的特征和属性，由于有了这种属性，就与周围环境以及与另一种文化区分开而自成体系。如欧美文化体系、亚洲文化体系。蒙古贞有8000年的地域历史文明史；有千年的部落文明发展史；有500年的传统蒙医史；有400年的建旗行政史；有300年的寺院蒙医史；有半个世纪的民族区域自治史。千百年来，蒙古贞人民群众创造积累了绚丽多彩的历史文化，其文化资源极为丰富。通过建立蒙古贞蒙古族语言文化体系，从形态上来区别其外在形式结构，并从现象形态入手来分析地区的民族的文化个性特征。正如哲学家黑格尔说的“民族的宗教、民族的政治制度、民族的伦理、民族的法制、民族的风俗以及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技能，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志”而“民族精神”在整合为民族文化模式中起到轴心的作用。笔者认为，通过挖掘、整理形成蒙古贞文化体系，其内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蒙古贞文化艺术体系。包括文学艺术、说唱艺术、表演艺术、绘画雕刻艺术、演奏艺术等。（2）蒙古贞教育文化体系。包括民族教育、民族义务教育、民族职业教育、民族普通教育、民族科学教育、民族社会教育等。（3）蒙古贞医药文化体系。包括医疗临床、医药科研、蒙医药教育、蒙药制药、蒙医药文化（品牌、宣传、网络）等。（4）蒙古贞社会文化体系。包括政治、法律法规等。（5）蒙古贞宗教文化体系。包括藏传佛教、萨满教的文化。（6）蒙古贞历史文化体系。包括史学文化、哲学思想与社会思想，文化遗产等。（7）蒙古贞媒体文化体系。包括《蒙古贞日报》、《蒙古贞》文学刊物、《娜仁花》文艺刊物、影视新闻、影视作品、影视专辑、各种文学作品、音乐美术作品、理论著作的出版及网络信息等。（8）蒙古贞风情文化体系。包括住居家庭、头饰服饰、婚丧嫁娶、社会往来、饮食烹饪、禁忌崇尚等等。（9）蒙古贞语言文字体系。包括蒙古贞语言文字的发展实践、蒙古贞语言的特点、先辈们对语言发展的贡献、汉语中吸收的蒙古语等等。（10）蒙古贞人物文化体系。包括政界人物、军界人物、经济届人物、科技界人物、卫生界人物、宗教界人物等。这种文化体系，随着蒙古贞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并不断完善和丰富。第三，发展文化公益事业，建立文化人才队伍为民族文化长远发展考虑，自治县政府必须花大力气兴建民族图书馆、民族文化馆、民族博物馆、恩可特古斯纪念馆、民族图书服务部、民俗展览馆、，特别是要组织建立民族文化研究机构和文化品类机构，蒙古剧团，民族文工团等。已经存在的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特别是在整个阜新市“文化兴市”的战略思想指导下，积极组建、组办蒙古贞聚集地区乡镇、村、屯文化组织，加大政府资金投入力度，举办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如蒙古贞民歌赛、胡尔沁说书、乌力格尔说书、好来宝、经箱乐等表演活动，对继承蒙古贞传统民间艺术，丰富老百姓的业余生活都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蒙古贞文化的搜集、整理工作，离不开有专业素养的文化人才队伍。蒙古贞人才队伍可以分为专业人才队伍和业余人才队伍。在蒙古族母语教育中，有专职蒙语文教师队伍；在蒙医药教育中，有专业医师专职蒙语教师；在文化机构中有专业演出、编导人才队伍等。对现有专业人才队伍采取继续培训、提高、充实、巩固；建立人才梯队，防止断档或消失，要可持续发展，使之在业务中得到培养、锻炼，成长壮大。对业余文化人才，要进行组合、整合。在教育载体中提高艺术素养，在文艺环境中不断升华。对于民歌手、胡尔沁艺人、剧团演员、舞蹈演员、美术绘画人员、演奏演员等人才，采取多种形式，要坚持从小开始培养。对于编创人员、研发人员，坚持发挥基础作用。第四，加大资金投入一是寻求政府投入一部分的做法。政府要纳入每年的财政计划，采取恰当的方式、方法给予一定的保护、扶持、发展的资金。二是寻求社会的广泛赞助。加强研究，深入探讨，特别是在蒙古贞干部、企事业管理人员以及民众中加强宣传教育，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广泛汇集资金，并用到实处。三是蒙古贞文化人才队伍通过下乡演出表演或与兄弟民族加强联合、协作等方式，自我筹资。

二、保护和发展蒙古贞蒙古族语言文化特色优势的思考

蒙古贞蒙古族语言文化特色主要体现在历史悠久、语言探微精细、文字拼音简洁，文化品类多元的蒙古贞个性化的语言文化。蒙古贞蒙古族语言文化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学习、使用灵活而广泛，贴近群众而喜闻乐见，同时拥有巨大的创新潜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蒙古贞蒙古族语言文化特色优势是蒙古贞蒙古族语言文化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护和发展蒙古贞蒙古族语言文化特色优势，是蒙古贞语言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蒙古贞语言文化服务需求的需要，是弘扬蒙古族优秀传统的需要，是蒙古贞语言文化事业服务经济建设、构建和谐蒙古贞作出贡献的需要。为切实做好保护和发展蒙古贞语言文化特色优势，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拙见。

1．加大对蒙古贞蒙古族语言文化特色优势的宣传力度

加强宣传工作是营造保护和发展蒙古贞语言文化特色优势良好社会氛围的重要措施。充分利用各种舆论渠道尤其是各种媒体，大力宣传语言文化的科学性及在精神文明建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优势。宣传蒙古贞文化，普及语言文化的基本知识，扩大社会对语言文化的认知度。各级语言文化部门、单位，应加强同媒体和社会的沟通交流。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好语言文化特色优势宣传工作的组织、策划和实施。利用宣传栏、宣传橱窗、宣传单、宣传板、内部刊物、网站及举办讲座等形式，广泛宣传语言文化基本知识，特色优势，充分发挥与社会各界广泛联系的优势，促进社会民众对蒙古贞语言文化的认同，向社会展示语言文化的风采。

2．充分发挥语言文化老专家、老艺人在保护和发展语言文化特色优势中的作用

第一，要不断丰富和继承老专家、老艺人学术经验的方式方法。老专家、老艺人在长期的语言文化实践中形成的学术思想、实践经验和技术专长，是蒙古贞语言文化特色优势的重要体现，要不断改进和完善继承工作模式，强化管理、提高跟师学习实效；认真开展名老专家、艺人的学术思想、实践经验总结与传承研究，研究其辩证思维特点，分析、挖掘其取得语言文化成就的共性规律，探索建立语言文化品类个性化成就、评价方法和实践经验的传承方法，促进语言文化理论的创新和突破；在优秀名老专家、艺人人才研修项目等人才培养计划中，强化跟名师学习的措施，鼓励举办师承班、讲习班及建立名人工作室等；重视和保护名老专家、艺人的著作，手稿、音像等原始资料，全面、系统的总结、整理名老专家、艺人的学术经验和技术专长，开发、形成特色的语言文化艺术及经验专著等成果；各级语言文化主管部门高度重视名老专家、艺人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组织实施，落实专项经费和配套措施，加强引导和管理。第二，积极探索发挥名老专家、艺人作用的途径和方法。各语言文化机构在研究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实施重大语言文化业务项目等工作中，要充分听取名老专家、艺人的意见和建议；在遴选重点建设语言文化品类项目、优势项目，研究制定、调整优化重点项目等方面，组织名老专家、艺人进行认证，为老专家、艺人进入语言文化建设创造条件，建立完善名老专家、艺人的参议制度、会商制度、讨论点评制度等；中小学及文化单位采取积极措施，把造诣很深、学有专长、经验丰富、能活跃在工作一线的名老专家、艺人请上讲台，为语言文化专业的学生授课。

3．培养、提高蒙古贞语言文化建设的人才队伍，保持发挥特色优势的能力

一是支持语言文化专家以传统教育方式带徒授业。各级语言文化主管部门，做好符合条件的师承人员的出师考核工作，带徒老师应认真教授、严格要求，既把自己所学所长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生，又应鼓励学生博采众长，既在学业上认真把关，也应在艺德等方面严格要求；跟师学习的学生应刻苦学习，既认真学习老师的从艺经验，提高实践能力，又应全面学习蒙古贞语言文化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提高理论和文化素养，成为符合时代要求的语言文化工作者。二是完善社会教育制度，吸收外来精华，搞好三语教育，不断提高专业技术队伍，保持发挥特色优势的整体能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加强社会教育基地建设，不断开展对各层次语言文化专业人员的培训；继承、增新、补充、拓展其语言文化专业知识和技能，加强语言文化技术的推广。三是着力培养运用语言文化理论和方法指导实践的优秀人才。不断开展优秀语言文化人才研修项目和老艺人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为各种语言文化品类的带头人和后继人才的培养搭建平台，形成名家不断涌现的氛围和机制，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高层次的领军人才，重点培养一批“名人”

4．强化具有特色优势的语言文化品类建设

考古发掘计划篇9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保护房的竣工是景德镇文物保护工作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将永载景德镇文物事业的史册。

御窑厂遗址是景德镇大量陶瓷古迹的杰出代表，为保护好这一辉煌的陶瓷古迹，市委、市政府高瞻远瞩，于2002年将市政府全部搬出御窑厂遗址，在简易工棚办公，从而为御窑厂遗址的保护和发掘创造了有利条件。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是元、明、清三代专门烧造宫廷用瓷的皇家窑厂所在地，近20年来，在这里出土复原了数以千计的稀世珍品官窑瓷，其研究成果解决了中国陶瓷史的部分疑难问题，在世界陶瓷考古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02年10月至2004年12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遗迹和遗物，获重大成果，被评为“2003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荣获2003-2004年度田野考古二等奖。

考古发掘计划篇10

蒲类海的诱惑

巴里坤曾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要冲，从隋唐起，中原往返西域的商队、驼铃声不绝于耳。

如今耸立在城南关的地藏寺、仙姑庙和满、汉两城的古城墙，虽已年久失修，但那古老巍峨的建筑，威严的气魄依然存在。它好象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巴里坤昔日的辉煌。

穿越时空的隧道，让我们回到4亿多年前的巴里坤，那时候的巴里坤是一片大海。有人说，人类就是从海洋走向陆地的。而巴里坤经过大自然的神来之笔，经历了古海洋沉淀、褶皱隆升、剥蚀夷平、断块抬升和现代侵蚀，形成了“山盆相间的地貌景观”，把巴里坤塑造成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巴里坤的历史非常悠久，从殷商到两汉，先后有塞种、呼揭、乌孙、匈奴、汉等在巴里坤拓荒种地，牧放牲畜。唐王朝大军在今大河乡东部，筑城修水渠屯田。元、明两代，蒙古族游牧于巴里坤草原。

这一切，构成了对王建新教授极富具大的诱惑力，大月氏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的迁徙引发了古代欧亚大陆历史的重大改变，不仅在中亚地区遗留下大量与印欧语系相关的古代语言和文字遗存，显赫一时的王朝，在这些古代语言文字的使用和传播方面，都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对古代月氏人及其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热门课题。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根据《史记》、《汉书》等可靠文献记载，曾经生存于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怎么能让他们留下的文化和信息永远成为千古之谜呢？那么，去哪里寻找月氏？《史记》和《汉书》中明确记载，月氏居于“敦煌、祁连间”。《后汉书・西羌传》、《史记正义》中，均认为：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敦煌郡在今沙州，祁连山在甘州（今张掖）西南。奇怪的是，文献中指正的地区找不到任何游牧民族生存的信息。

唐代颜师古的说法似乎柳暗花明。他在为《汉书・霍去病传》作注时写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并明确指出：祁连、敦煌间应指“祁连山以东，l煌以西。”

猎手们都知道，要想找到猎物就一定要到它们喜欢的地方去。找人、寻物亦是如此。

月氏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喜欢“逐水草而居”的习性世人皆知。牲畜要吃草吧，人畜要喝水吧。所以，没有水草的戈壁地区不可能有游牧民族生存。王建新不容辩驳地指出。

据此，找寻游牧民族的考古学面貌浮出水面：沿山分布，低海拔、山南坡，水草旺盛……

启开被岁月尘封的游牧民族

198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疆考古队对邵家遗址堆（当地人称邵家鄂博）进行过发掘整理，经发掘石堆下面是一处石结构居住遗址，面积达200多平方米半地穴式，残墙砌石高为2米，残墙厚达2米，分为由主室和附室组成。主室居南，二室室内面积达117平方米，主、附室中间有门道相连，附室向东开有一门，并有进出斜坡门道。清理时发现，该遗址曾有多次居住迹象，最后毁于大火。出土文物有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和炭化小麦粒，另又出土了17具体骨架，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人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

祁连天山与汉南山古代地名的确认，锁定了古文献记载中月氏人的活动地域。六年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专家学者们不仅跑遍了河西走廊地区，还从天山东部的伊吾到天山西端的伊犁跑了几个来回。在伊犁河谷地区进行的大小规模发掘与试发掘中，众多发现就像一个草原民族热闹的大集市，乌孙、匈奴、突厥……，当然也一定有月氏。

在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对同时期的匈奴文化、乌孙文化，已经有了不少专著与论述，那么，只要卡住年代和地域，不是匈奴和乌孙的东西，就应该是月氏的。

石人子乡遗址分布有广泛的保存完整的岩画区、墓葬区、建筑遗址区。岩画区内的岩画分布较广，并内容丰富，较完整的记录了该遗址区生活过的游牧民族的生活、生产过程。岩画单人狩猎图、围猎图、放牧图，母系、父系时代的生殖崇拜、赛马、搬迁及服饰都较完整的记录在了岩石上，是研究游牧民族发展、迁移、变化较好的历史佐证。较集中区有上千幅岩画，有一块高1.3米、长3米有余的卧牛石上刻满了岩画，十分壮观，大大小小的动物上百头（只）。

这里究竟埋葬着是哪一个谜一样的历史民族。今年6月有份，王建新教授率20多名考古博士、硕士研究生来到石人子乡东黑沟工地。经过前期对这里进行全面的绘图之后，于7月2日正式对一处高台遗址进行开始发掘。

这里有三座高台。一座在山上，两座在坡下，呈品字形，实际是以等腰三角形分布，非常规则，而从山上的一座高台到山下的两座高台直线距离是4公里。同时又在它的周边发掘了9个古墓，一个多月后又发掘了另处5 个古墓，共计15个。在近两个月的发掘过程中，不断出现陶器、铜器、石器、铁器等的文物，还有马骨架、人骨架等。在编为01号墓葬、11号墓葬出土的两具女性骨架，均是木棺，而都是头部呈东西方向。根据目前出土的物品，王建新教授认为，这些古遗址距今2200年前后，可能是游牧民族匈奴人的聚落中心。

石人子乡东黑沟古代遗址中发掘出的人骨，虽然还没有做DNA鉴定，目前尚不能确定是哪个游牧民族，但被岁月尘封的游牧民族消失迷雾的神秘面纱已经撩开。

兰州湾子重新定位

王建新教授说，石人子乡东黑沟古代遗址的发掘，这座遗址的发掘，使得兰州湾子究竟定位成墓葬还是居住遗址，要重新进行考证了。

“此次发掘对研究游牧民族的发展、变化、迁徙将起到整体揭密的作用，为今后遗址的长期发掘、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将古代月氏人文化和匈奴人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他认为这个遗址是以军事为主，具有隐秘性。

据了解，西北大学考古队在王建新教授的带领下在西北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史前人类遗址调查工作，最后集中在新疆阿尔泰山脉及天山东部山脉至甘肃西北部马鬃山区的草原地带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工作，共发现石建筑高台，石围建筑遗址，长方形、正方形结构墓葬，静态剪影岩画区等共同文化特征的遗址达280余处。主要分布东天山南北两侧和马鬃山山区。其中东天山北侧最为集中，遗址数量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