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方法十篇

考古学的方法篇1

    作为学科名称，“音乐考古学”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虽然目前经常使用此词，但会造成误解。首先，不能总以为有一个特定的“音乐”概念存在，这对于无文字资料的社会尤其如此②。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一种特定的音乐概念可能已经存在，但其概念原理和音乐美学通常是未知的。当今诸多社会表明，歌唱和舞蹈可以理解为“音乐”的组成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希腊术语mousikē的本义，即“缪斯的艺术”，这其中也包括诗歌)。其他社会甚至没有使用音乐和舞蹈的同义词：阿兹特克人跳舞时“祈祷”或“伴随着脚步歌唱”，然而器乐和声乐则被看作cuicatlamatiliztli，即“歌唱的艺术”③。“声音的考古学”④(或“声音考古学”⑤)是一个更客观的、可替代的名称，但很少被使用。其次，有些研究资料未必是考古学的。从文献资料来研究音乐传统，基本上属于文献学(旧大陆)或民族历史学(新大陆)，因为许多音乐传统植根于历史之中，所以民族音乐学和民族志的资料可以象考古发现那样做相关研究。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提出更好的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作为“音乐考古学”⑥的变体，“考古音乐学”⑦的名称曾受到过批评性的讨论⑧。有时也见到其他的名称，如“古乐器学”⑨、“民族音乐考古学”⑩、“音乐文献学”(11)或“考古声学”(12)，它们与音乐考古学的某些特殊材料和方法有关，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研究领域。“考古舞蹈学”(13)或“舞蹈考古学”与音乐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但一般不将它视为音乐考古学的分支。

    然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对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架构予以讨论(见下文)但对该领域研究理论的探讨却相当缺乏。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论是研究方法的基础，所以需要高度关注。这一问题，直到最近才受到学科发展史研究的较多重视。在本文中，我想讨论音乐考古学方法论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与人类学学科有关的理论思考。在我看来，民族音乐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与这些理论思考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将有助于构成方法/理论的背景，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架构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范式中，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赞同，音乐考古学由一系列多学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组成，其具体方法则由研究主题所依赖的资料所构成。如前所述，这些研究资料具有多样性，它包括与音乐相关的发现和涉及音乐的历史记载，有时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乐传统。由人类过去的遗物可知，这些资料在类型和内容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重要的是，为获得实证性的结果，所有资料均应考虑以互补的方式加以比较。换句话说，这些资料均应予以同等对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分析方法的多样性还表明，最佳的研究结果乃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所获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显示，音乐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这主要基于应用的资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总体目标上，可从音乐知识(包括“文化知识”、“乐器学知识”、“律学知识”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声音(16)，也可从音乐表演(17)到音乐文化(18)。根据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见下文)，以及上述音乐考古学的定义，我将研究的总体目标界定为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音乐考古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对过去的音乐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后者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阐述(19)，随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过进一步探讨。虽然大多数音乐考古学家倾向于研究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包括与依然存活的音乐文化做比较，但后者仅作为一种辅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家虽然对考古和历史问题感兴趣，但更倾向于研究现状并探寻其中尚存的过去的踪迹，从而将历史科学作为辅助的研究方法。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有价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对其交互关系的探究目前则所见不多(见下文)。

    如果将现存的所有资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式。这可用一般的范式来表示(见图)，并可作为世界范围内个体研究的结构框架。这个范式由两个同心圆围绕总体目标构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为独立研究的课题。外圈联结着四组音乐考古材料(发声器、音乐图像、音乐文献资料以及存活着的音乐传统)，内圈是一些主要的学科，分析模式通常即从中产生(音响学、乐器学、考古学、音乐图像学、民族音乐学、民族历史学和文献学)。

    音乐文献资料　文献学　音响学　发声器　乐器学　民族历史学　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考古学　音乐图像　 存活的音乐传统　民族音乐学　音乐图像学

    J52Y401.JPG

    图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况各自不同，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意义，重要的是每种方法要针对不同的个案研究。最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只能在每项资料具有足够的信息时才能获得(23)，这意味着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特殊的原始资料及其互补性。材料经常是残缺不全的，但也要作为研究的课题，因此以一种或几种方法去处理它们通常是不够用的。音乐传统的年代越久远，研究就会变得越困难；文献资料越丰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础就会越好(24)。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和阐释的可能性确实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遥远的、仅遗留有极少物质资料的音乐文化时尤其如此。

    音乐考古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

    比较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出现。十分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科学(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来受到严厉批评的假设和臆断之外，它与音乐考古学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标。在研究的课题领域中，比较音乐学家重视音乐的起源，他们认为这在当今所谓的原始文化中可以进行考察，并可从单线进化朝着“文明的”方向来分析音阶构成和乐调体系(26)。20世纪60年代早期，作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历史问题包含其中，民族音乐学被视为音乐人类学(Alan Merriam)，重点研究音乐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在音乐与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过音乐和乐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历史科学如考古学和民族历史学的研究目标来说，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有价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学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乐和社会形态是特定文化认知过程的产物，在音乐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之间具有牢固的联系。根据这种理解，音乐文化依赖于人类组织和声音模式，声音的生成是有组织的相互作用的结果(28)。Blacking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研究文化结构及其音乐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文化与人为组织起来的声音是相互依存的。近来推断，对音乐结构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认研究文化样式与音乐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为音乐从未与它的创造者的个人经验相脱离，音乐的创造者深入地参与到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进程之中(30)。

    当探索民族音乐学对音乐考古学的适用性时(31)，两个学科间的一项重要结构差异便显现出来。音乐考古学最明显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声机的发明为转折点)，过去的所有音乐都消失了。然而，音响考古学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这个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决。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乐谱形式，它们很难被解读，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译(多数例子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仪式歌曲和圣咏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历史文献中，表演实践、演奏技术乃至音响风格都是相互关联的(从不同程度的主位与客位角度观察)。现存的描述显示了乐器的种类和特有的演奏姿态(遵循着不同的艺术习俗和规则)，乐器的发现至少能帮助我们重建创作音乐的构成元素(例如基音频率、和声、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拥有大量的音乐考古材料，结果仍是有限的，因为在大多情况下，过去的音乐在节奏和旋律结构方面均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见下节)。

    另一方面，音乐表演和与其产生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考古学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课题。事实上，有时会有丰富的研究材料。从有关音乐发现的考古学背景，到大量的图像和文献记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过去的音乐文化。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研究课题，由于资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异，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尽一致，但从研究目标来看，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一致的。就音乐考古学而言，在将过去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面貌呈现在面前的同时，过去的声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够得到复原。

    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20世纪60年代早期，传统考古学受到所谓新考古学的挑战，新考古学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传统考古学将出土文物的描述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Binford和其他人转向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模式，将物质文化的解释作为一种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质的形态范围(32)。从考古人类学(Lewis Binford)引发的问题，关注考古学人工制品的生产技术以及它们的特定社会文化功能。即便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但这种方法对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适用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公认(33)。依我来看，新考古学有两种方法对于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研究至关重要，即：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民族考古学

    如果将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的比较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学则是通过对当今民族事象的研究，来了解过去的文化样式。Hodder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考古学与民族志器物如各种工具的形制比较(关系类比)；过去与当今技术处理相似性的比较(形式类比)(34)。在民族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历史研究法，当具备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条件时，直接比较便成为可能，而一般比较法则无需这样的链接即可构建其相似性(35)。当对不同文化资料的解释做多样性考察时(36)，应用民族志类比方法来理解考古资料的主观风险便可降低。

    民族志类比方法对音乐考古发现的解释相当重要，这说明它与民族音乐学研究关系密切。确实，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可以作为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桥梁，但在探索它们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获经验并不多。直接历史研究法在众多个案研究中得以应用，如西班牙统治前的美洲音乐文化与当今美洲土著音乐传统的比较(37)。但间接的比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猎采集社会与史前音乐文化的比较(38)。

    尽管音乐考古学的解释有其优长，但与后世时间跨度较大的文化做比较研究仍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对音乐传统做时间跨度和历史深度的考察，在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中是最具挑战性的分析研究。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常常是静态的，音乐考古学的解释反映出这种问题，在原始材料不足时尤其如此(39)。少量乐器或图像的发现，并不一定代表一种特定的音乐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文化内部和跨文化之间长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即使像乐器那样的器具，在很长的时间 内可能会保留它们的形态，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环境之中，因此会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功能和意义。一种特定的乐器形制可以传留数千年时间，如东亚的琴筝类乐器和东南亚的弓形竖琴。但用这些乐器演奏的特定音乐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义，均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在追索音乐传统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中，对文献和图像资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关注过去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义方面尤其如此。

    实验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研究旨在运用复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样式的手段，并通过与过去的比较，来从事考古学研究(40)。与民族考古学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诠释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学家转而成为行为人，通过他或她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比较实验的价值。在被称为模拟实验的方法中，研究者发现了一系列与过去的经验类似的技术变革。常见的研究课题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术对考古发掘物进行实验性的复制。对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显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能够发出与劳动相关的特殊而有节奏的声音。一些燧石拥有动听的石制板体乐器的音响，即使它们不具备音乐功能，但在过去至少应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显然，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在音乐考古学研究中是适用的。有关音乐考古发现的乐器学和声学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如今在音乐考古学中更是必不可缺。有两种分析方法最为常见：第一，复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实验性制造；第二，复制品的实验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话，演奏发声器原器。这两种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发声器的实验性复原，往往是实验性演奏的前提。实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通常是与乐器制造商和音乐家共同合作来实现的。

    实验制作过程提供了精确的乐器学信息，其所需前提条件往往是对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对材料的产地、处理以及工艺的考虑，常使用直接目测观察和考古测量的方法(光谱学、X光照像技术、材料研究，等等)。这些分析还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识，以及制造完成后乐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迹。此外，也能够了解乐器独特的声学原理。实验方法还可通过仿真模型得以实现，即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必使用原材料来复制乐器(如气鸣乐器)。

    对古乐器或其复制品的试奏，能够考察乐器的演奏技巧，并能显示特定乐器的音响性能(若几种乐器发现于同一考古环境当中，或图像中描绘的是一组乐器，就要考虑它是独奏或合奏所用)。发声器在保存状况较好且可演奏的条件下(如陶响器、陶笛、螺号、陶号、石制板体乐器，等等)可以用作实验研究，而乐器残品以及不宜演奏的乐器(如古代弦乐器)则需以复制品来进行实验研究。与此相关的是音响空间和音响性能的研究，其中声学模化软件和3D应用程序也被应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势和技巧以及出土乐器的声音特性，都能通过实验来加以重建和检测。当涉及气鸣乐器(例如带指孔的骨笛、排箫或螺号)以及成套的体鸣乐器(如编磬和编钟)时，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实验性的演奏在音乐考古学中属于最困难的研究方式，因为我们往往并不掌握过去音乐的特殊结构及其重要信息。再者，虽然文献与图像资料的有关信息有一定价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势方面，从特定发声器的人体生理学角度看，也会限制其演奏技巧和声学性能，因此其真实性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笛子为例，实验性演奏的结果不能视为特定音阶或调式的证据，因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还可通过呼吸控制技术以及指孔的部分闭合等来改变音响(41)。例如，如果只是给出乐器尺八(同上)，人们可能完全不晓得日本尺八音乐，这同样也适用于旧石器时代由禽鸟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这只不过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学案例而已。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复制品上奏出与公元前33000年乐器同样优美的旋律。事实上，正如Nettl用一些显著的例子所论证的那样(42)，重建古代音阶体系以及其它音乐构成要素，仍然带有很大的推测成份。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过定量分析，来帮助获得验证的结果。然而，在大多情况下，发声器的声学研究并不能揭示出过去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方面的足够信息。在声音的再现技术产生之前，过去音乐的音响全都消失殆尽。

    以往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制造乐器并用来发音的问题，较之过去音乐的构成问题，在音乐考古学中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学研究中的局限，属于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臆测或即兴发挥。显然，这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乐家的想象，它相当于对音乐史的艺术化阐释，只是简单反映了目前我们对过去音乐的看法。

    本文译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释：

    ①我基本采用两个早期的释义：“通过古物遗存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Olsen 1990: 175)，“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考古学”(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为：archaeology of sound，译者注。

    ⑤原文为：sound archaeology，译者注。

    ⑥原文为：music archaeology，译者注。

    ⑦原文为：archaeomusicology，译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⑩Olsen, Dale A. Music of El Dorado: The Ethnomusicology of Ancient South American Cultur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考古学的方法篇2

论文关键词：古典文献学，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古典文献是我们了解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直接依据。在高等学校开设古典文献学课，为学生提供了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和方法，也有利于大学生合理知识体系的构建。

一、延边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学科现状

一个学科作为一个学问门类的存在，应该需要具有一定的专业人才，以固定的机构为依托。在我校，设有古籍研究所，但侧重的是历史文献尤其东北亚国际关系史、渤海史等的研究。而古典文献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没有固定的研究机构，没有硕士学位点，且在专业设置上隶属于语言教研室。2007年重新修订《延边大学本科培养方案》前，“古典文献学”名为“文献学”，作为本科生的一门专业必选课存在。2007年以后，则更名为“古典文献学”，由原来的专业必选课变为专业任选课。实行主讲教师制以来，文献学却没有主讲教师，而是聘请历史系一名讲历史文献学的教授为中文系学生讲授文献学。事实上教学方法，中文系目前为止没有一位教师获得文献学博士学位，甚至连文献学硕士也没有。没有专业机构，没有专业人才队伍培养，课程设置不合理状况等等都使我校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提上了日程。

在上述客观事实下，古典文献学的教材如何选择，教学内容如何安排，教学方法如何采用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教材选择科学化

20世纪80年代后，国内先后出现了二十多部以“文献学”命名的著作：吴枫《中国古典文献学》，张舜徽《中国文献学》，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张君炎《中国文学文献学》，王余光《中国历史文献学》，罗孟祯《古典文献学》，杨燕起等《中国历史文献学》，周彦文主编《中国文献学》，洪湛侯《中国文献学新编》，王燕玉《中国文献学综说》，潘树广等《文献学纲要》，熊笃、许廷桂《中国古典文献学》，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张三夕《中国古典文献学》，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等等，每一本著作都各有其优点，但对定位为民族性综合类大学的延边大学学生来说，相对来说比较深，课时与课量要求也过大，不太适应教学的需求。2006年以前，我校中文系选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献学》（张三夕编）作为参考文献录学、校勘学、训诂学、辑佚与校勘等章节的安排基本囊括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知识，而且难易程度适中。涉及解释古典文献专业知识的地方都举出文学文献实例，特别是一些基础知识更是一一予以解释。比如讲述训诂术语的时候教学方法，某，某也；某者，某也；某也者，某也；谓； 言； 犹； 日； 当为、当作； 读为、读曰； 读如、读若； 之言(之为言)； 谓之等等都举例参照。暂定为我系古典文献学教材，力求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编订符合我校实际的文献学教材。

三、课程内容设计合理化

在有限的学时内将传统的目录、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作为古典文献学的教学内容一一详细介绍？笔者认为，目录、版本、校勘等作为古典文献学的基础每一门类都可以作为专题，在授课中是不能回避的，但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把如此多的教学内容深入、全面、透彻地讲授是不现实的。因此哪些内容必须讲哪些可以简单提及必须进行合理安排。除必讲内容外，简单的内容可以布置学生课后自学，既节省了宝贵的课堂时间，某种程度上也督促了学生自主学习。

古典文献学作为中文系开设的专业任选课，应该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即在阐述基本文献学理论的同时注意所列举的文献实例应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比如在讲根据卷端书名冠词进行版本鉴定时，列举《元刊梦溪笔谈》、《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反映刊刻年代，《三桂堂王振华刊本警世通言》、《太平路新刊汉书》反映刊刻者，《别本说唐后传》反映版本类型，《新刻急就篇》《重刊拜经楼丛书》等反映版次，《国初钞本原本红楼梦》反映底本论文提纲怎么写。又如在讲古籍校勘的材料依据时，所列举的蒲松龄《聊斋志异》稿本，宋本《白虎通》，《尚书》孔传，《诗经》毛传、郑疏，《礼记》的郑注、贾疏，《左传》的杜注等都为中文系学生所熟悉的文学文献。

当今科学技术及其网络的普及化，电子文献的检索征引成为趋势。网络为我们今天的学习研究提供了诸多便利，但如何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信息中选取科学可信的文献显得尤为必要。教授学生网络检索磁盘检索方法，告知学生国内外著名搜索引擎的使用方法也是现代文献学的教学内容之一。

另外，延边大学作为民族性大学在地缘上优势明显，无论在文学研究还是在文献学研究方面都应该发挥其优势和特色，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在授课过程中除对文学文献有所侧重外，对朝鲜、日本文学文献也应有所涉及。

四、教学方法运用得当化

（一）教师启发法

从学生角度来说教学方法，学习古典文献知识要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在实践。理论学习通过文献学、书目提要等了解典籍的种类、性质、体例、作者、著述年代、流传情况、版本类别、真伪、有无注疏等基本情况，在学习中遇到具体问题时知道应该征引哪些文献为自己所用，这是学生学习文献学要达到的目的。那么教师教学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统文献学教学中，教ν往是把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尽可能全面地传授给学生，教Φ慕彩谡季对地位，几乎没有给学生留下思考的时间，学生感觉到古典文献是死的。加之学生古典文学基”∪酰对于一些基本典籍的了解仅限于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中掌握的知识，实际上十分片面，因此，文献学的摘要求学生在搜集资料的基∩咸岢鲎约旱墓鄣阈纬勺约旱呐卸稀?

（二）传统教学方法与多媒体课件的交叉使用

全国各高校为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强调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多媒体教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在古典文献学教学过程中，将多媒体课件作为教学辅助手段是必要的，某种程度上还能弥补图书馆珍贵古籍收藏很少或根本不收藏的缺憾。再如,在讲授古籍的装帧形式和版本时,利用多媒体课件就更直观也更感性。借此帮助教师更有序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感性认识,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这种优势是其他教学方法无可比及的。在讲授古籍装帧形式这一章节时还可采用手工演示的方法。学生可以动手制作卷轴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书的模型。

古典文献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基础，现今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学科体系也日趋完善。但我校古典文献学科却面临着机遇和挑战。教学内容的整合调整，教学新方法新手段的探索与采用对于我们从事古典文献学教学的教师来说是今后教学和科研的重点。

参考文献：

[1]戚福康.论文献学与大学生知识体系的建构———兼论教学方法的变通[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5(4)

[2]冯浩菲.我国文献学的现状及历史文献学的定位[J].学术界,2000(4).

[3]于峻嵘.“中国古典文献学学科建设高级论坛”纪要[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10）

[4]董冰华.关于文献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几点思考[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6）

[5]董洪利.古典文献学基础[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考古学的方法篇3

2009年10月,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干福熹院士发起,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交叉学科研究中心召开了题为“科技与考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和融合”的研讨会。来自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敦煌研究院等单位的30余名著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与会学者在回顾了中国科技考古的骄人成绩外,还谈到了科技考古所面临的困扰。主要包括科技考古没有“名分”,研究人员面临申请科研项目和经费的巨大困难,也不能作为一个专业招收合格的研究生,没有项目、样品、经费和人才支撑的科技考古工作处处举步维艰(3)。

科技考古涉及到多学科交叉,这自然会涉及到研究项目申请时学科定位的尴尬问题。而且学科交叉所参与的学者本身专业背景不同,关注的问题也会存在差异。以往,当考古学者有求于自然科学工作者时,科技人员往往作为陪衬或辅助人员参与考古项目,比如年代测定或环境研究。而其成果也常常被作为研究报告的附录以供参考。而对考古学感兴趣的科技工作者所关注的问题,未必受到考古学者的同等关注甚至获得业内的认同。结果,科技手段可能并未能够恰到好处地用到解决考古学的重大问题上。

中国科技考古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是,如何像当代欧美考古学那样,像过去的类型学和地层学方法那样,将各种科技手段作为常态或规范研究程序来解决各种科学问题。这样科技考古不再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而是成了考古学的规范程序。考古学的成长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吸纳社会和自然科学领域中各种理论和方法的过程,而科技手段的发展和提高与这门学科发展息息相关。这首先需要考古学家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而科技工作者也要了解考古学探索的方向和难题所在。如果两者对对方的想法了然于胸,并对考古学探索目标能够达成共识,这就能拧成一股力量来推动科技考古研究的进展。今后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培养各种跨学科的复合型考古人才,不必再像现在,考古与科技仍是两张皮,考古学家只考虑器物和年代,让科技专家做些辅的检测工作,这样的合作难免貌合神离。

本文想对科学技术融入考古学的历史过程作个约略的回顾,并对科技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些初步的看法。科技考古并非是用拿来主义,将考古学与自然科学手段简单撮合的问题,它还涉及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和设计。对这些问题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将科技考古常态性地融入所有分析研究之中,使得科技考古最终成为考古研究的主流。

历史回顾

考古学与其他自然科学一样是西学东渐的产物,这门学科最早是在西欧确立的。考古学是从古物学脱胎而来,其形成过程受地质学和生物学的影响很大。地质学的均变论为生物进化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而进化论的普及才能使考古学这门学科突破六千年的圣经纪年,进而探究人类漫长的史前史。为了探究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地层学和类型学便成了确定人类文化遗存年代的主要手段。汤姆森的三期论首先确立了一种不求助于文献的独立断代方法,成为考古学与古物学的分水岭。

在考古学发展的初期,困惑学者们的主要问题是考古遗存的年代。因为不知道遗址和出土文物的年代或它们孰早孰晚,考古学的历史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于是,在绝对年代测定出现之前,考古探究的主要精力大多集中在年代学问题上。而解决的办法采取了两条路径,首先就是汤姆森根据器物的材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前后,确立了石、铜、铁的前后发展阶段。而后,汤姆森又根据器物的形制或风格,将青铜时代的石器以及将铁器时代的青铜器和石器区分开来。其次,就是借用地质学中的层位学方法,确定物质遗存埋藏时间的早晚。

在放射性碳技术出现之前,欧美的类型学发明了器物排列方法(seriation)来为遗址和墓葬相对时代排序,同时采用交叉断代的方法,将没有文献的欧洲史前阶段与有历史纪年的埃及编年史联系起来,在欧洲和近东建立起一个大致推算的绝对年表。此外,从1905到1912年,斯堪的纳维亚的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利用冰川湖泊纹泥和孢粉建立起大约12,000年的绝对年代,并将其与历史纪年联系起来。1894年起,美国天文学家安德鲁•道格拉斯开始研究太阳辐射对地球气候和树木生长年轮的影响,这一方法在1912年开始用于对美国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史前遗址中建筑木料的绝对断代,将该区域的历史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后来,西北欧利用橡树年轮将当地史前史上溯到公元前8000年,而德国利用松树年轮,将当地历史上溯到公元前10,000年(4)。

考古学的革命性变化发生在1950年,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发明的放射性碳断代方法为考古学提供了一种绝对年代的测定方法。这一科技成就是二战美国军用核技术的一个副产品,为考古学提供了一种全球适用的断代技术。之后,该方法对其他放射性断代方法的诞生起到了促进作用,裂变径迹法、铀系法、钾氩法等测年方法纷纷问世。再加上含氟量、黑耀石水合法、古地磁、电子自旋共振、热释光、光释光等等不同测年技术的诞生,为考古学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测年方法。这些方法不但将考古学家从类型学断代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其他更加重要的问题,而且精确的年代测定使得考古学家能够更加细致观察和分析文化的变迁,探讨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原因。

文化历史考古学的探究主要局限在探究谁、何物、何时与何地等问题,而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或过程考古学则提出了为何和如何的问题。新考古学对文化历史考古学描述性和编年学方法表示不满,认为考古学不应局限于历史学的描述和编年,必须像科学一样来探究造就文化变迁的原因。新考古学提倡在考古分析中引入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以明确的问题导向提出假设,用严谨的科技分析手段来进行检验。过程考古学采纳了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方法,从文化功能观和人地关系来观察文化的变迁,将文化看作是人类对局部环境压力所做的功能适应。于是,文化变迁的动力被认为主要来自生态环境的影响。于是,环境考古学成为过程考古学的主要方法。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比如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与国家起源等战略性课题,成为考古研究的基石。在这一研究取向的激励下,各种科技手段蓬勃发展起来。这些科技手段的运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领域:地学,涉及地质学和土壤学的环境研究;植物学,涉及利用植物、孢粉、植硅石、树木年轮对生态气候的重建;动物学,涉及哺乳动物、鱼类、贝类、昆虫等生物链的重建;人类,涉及墓葬、病理学、食谱和遗传学的研究;器物和原料,涉及石、陶瓷和金属等工具的生产和使用。

环境考古环境考古是考古科技中多学科交叉表现最为显著的一个领域,它所研究的问题涉及到极为广泛的层面。比如,以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研究为例,考古学家需要有详细的动植物知识,对气候条件有一个总体的了解,并要掌握人类生计和食谱的信息。如以文明兴衰研究为例,环境研究可以为玛雅文明、复活节岛以及良渚文化的去向提供深入的洞见。环境考古首先在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贝冢研究中开启先河,随后在瑞士的湖居遗址和北美的贝冢研究中采纳。1949年,英国考古学家格拉厄姆•克拉克对中石器时代斯塔卡遗址的发掘采取了环境重建的方法,为在欧洲推广多学科研究提供了榜样。目前,环境考古是考古科技的一项主要目标,涉及范围极为广泛,从全球气候到影响个人日常生活的昆虫和细菌。正如美国考古学家丁考兹(D.F. Dincause)所言,环境考古的意义在于,如果不了解自然和生物学背景,就无法了解人类过去生活的各种状况(5)。

环境变迁与气候密切相关,更新世是冷暖交替剧烈的冰川时代,这种气候环境对人类起源和演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冰川后期的气候变迁与农业起源和文明起源关系密切。虽然长期的气候变迁十分重要,但是短期波动对人类生活也影响巨大,特别是以特定农作物和牲畜为生的农业社会。

地貌和土壤对于重建古环境十分重要。地表的土壤堆积、岩石露头和河湖水源的分布决定了动植物的类型和分布,以及人类觅食活动及农耕活动的条件。但是,目前土壤的分布以及农业经济的潜力可能与古代不同。土壤科学需要勘查地层的剖面,以分辨被侵蚀活动或后来土建活动所掩埋的古代地面。特别当人类不断砍伐山上的森林以拓展耕地,水土流失就会掩埋河谷底部原来的农田和聚落。分辨不同类型土壤,也能够了解人类对环境的扰动。比如褐土是林地环境的典型土壤,只要林木生长,土壤就十分稳定。但是伐林开荒后,降雨的淋滤过程会导致土壤退化,结果变成贫瘠的不毛之地(6)。

植被是区域环境变迁的一个很好衡量指标,除了充分利用大型植物遗存如种子、木头和叶子外,孢粉和植硅石被广泛用来重建古环境的变迁。而动物群一直是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收集和分析各种动物的骨骼,并统计它们的数量。最初,动物群研究纯粹是从年代学和气候环境角度来分析的,后来这些材料成为研究人类生计和经济变迁的重要内容。考古学家研究动植物资源利用的季节性变化和丰富程度,以了解古代人群的觅食策略和聚落形态,这种研究对于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经济过渡尤为关键。当一处遗址或一个区域的植被历时变迁被构建起来之后,加入动物群、聚落分布和器物工具等资料,就能对该地区古代人类的生计和物质文化功能做出比较准确的解读,并能够重建人类经济、技术和聚落形态(社会结构)的具体演变轨迹。但是,动物群分析需要仔细研究动物骨骼的堆积动力,不能将它们看作都是人类行为的结果。这就产生了埋藏学和动物考古学的特殊领域,将人类活动与自然动力比如食肉动物造成的骨骼堆积区别开来(7)。为了从遗址中尽可能提取所有动植物材料,浮选法或水洗法被用来收集微小的植物种子和小动物骨骼。浮选技术的应用,对农业起源研究带来了革命性的突破。美国考古学家肯特•弗兰纳利在对伊朗阿里科什遗址发掘之初,认为植物遗存很少,人们生计仍然以狩猎采集为主。两年后采用了浮选技术,从整个文化层中发现了四万颗小麦和大麦的种子,彻底改变了对近东农业起源的认识(8)。而区分野生动植物物种和驯化物种也是一个需要用特殊方法分析的领域,因为驯化是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不可能通过鉴定少数样本的特征就可以获得对这一过程的充分认识。

大约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类开始加大对水生资源的利用。到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早期,鱼类和贝类成为广谱经济的主要利用对象,在世界各地形成了大量的贝丘遗址。鱼类的骨骼较小,需要通过水洗来收集。与其他大型哺乳动物相比,鱼骨保存的几率要低得多。因此有可能低估一个遗址中对鱼类资源的利用。许多鱼类都有耳石,能够留存下来以供鉴定。有些鱼类如鲶鱼鳍的椎骨,能用显微镜观察其生长线以估算其年龄及其大小。从一些鱼类可以推断其栖息地的水域环境,甚至捕捞的季节(9)。有些海滨和湖畔的贝丘遗址几乎都是由贝壳堆积而成,贝类作为食物资源的潜力比较容易计算,由于其卡路里能量较低,所以虽然其看似数量巨大,但是可能仍不足以作为主食或全年供养较多的人口。一头赤鹿提供的卡路里相当于52,267只牡蛎或156,800只蛤(10)。不同贝类栖息地的水深,可以指示捕捞的范围和强度。贝壳生长线的观察,可以指示是全年还是季节性采集。比如,对丹麦一处贝丘遗址的观察发现,中石器时代先民主要在春天捕捞牡蛎,而新石器时代先民捕捞的时间更长,一直延续到夏天(11)。但是,有时在内陆遗址发现一些贝壳,则未必作为食物。大的贝壳会作为容器和工具,甚者作为仪式用的号角。小的海贝常常被用作装饰品甚至货币。周口店的山顶洞出土了用作饰件的海蚶壳,殷墟妇好墓出土了6800多枚产自南海的海贝,三星堆祭祀坑也出土了大量海贝,这些贝类显然是远程交换的奢侈品,具有特殊的文化或宗教象征意义。昆虫在指示环境变迁、过去人类的生活条件、食谱和健康方面信息具有较大的潜力。

人类骨骸更新世的古人类骨骸极其珍贵,可以提供人类起源和体质进化、物种差异的信息。全新世人类骨骸出土成倍增加,过去对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一般观察一下性别和年龄,现在采用高新技术,考古学家可以从人骨中直接获得其当时生活状况的信息。

首先,通过检测骨骼中的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可以了解古代人群的食谱。比如碳同位素13C/12C比值可以指示主食的类型和来源,氮同位素15N/14N比值较低指示农业为主的经济,而比值较高指示一种以海洋资源为主的经济。而微量元素锶则是素食和肉食比例的有用标志,这种测定往往可以在没有其他动植物遗存的情况下,直接了解人类的生计及经济形态的转变。

其次,人骨的病理学和法医学研究可以了解过去人群的身高、营养状况、劳动强度、暴力创伤、寿命和疾病。理想的话,病理学研究与其他考古信息结合起来,可以详细重建过去人类生活状况的细节。有时,单一遗址就能提供经济变迁的重大信息。比如叙利亚幼发拉底河边的阿布胡赖拉遗址起先由狩猎采集者居住,后来由新石器农人居住,于是对这两个阶段的人群能够直接做病理学的比较。证据显示,新石器时代妇女,因长期跪着碾磨谷物,导致关节炎和膝盖和拇趾的损伤。此外,长期负重、暴力和战斗也会留下过量运动导致的损伤(12)。

还有,遗传学的DNA技术利用分子钟来破解人类的遗传密码,它不仅可以区分性别,而且可以追溯现代人的起源、族群的渊源和迁徙,因此可以解决物质文化无法分辨的族群问题(13)。线粒体DNA可以追溯母系的渊源关系,而Y染色体可以追溯父系的渊源。DNA技术近二十多年来成果斐然,为了解现代人的起源和扩散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成就被认为可与人类登陆月球相媲美。

器物、原料和工艺岩石学方法可以分析石、玉和陶器的成分和结构,这些岩石和陶片的切片被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可以知道组成的矿物以及地质来源。金属器物也能同样做金相学的显微观察,了解金属生产的主要阶段,以及区分细微的铸造过程。它还能揭示铜器是否经过冷加工处理或低温退火处理。对铁和钢的金相分析,可以识别锻铁和渗碳,了解金属冶炼的工序,并揭示古代工艺的无数奥秘。

痕量元素(trace elements)是指器物或原料中的微量杂质,采用光谱测定法(spectrometry)可以加以探测和测量,它们对于追踪原料产地极其有用。这种方法在特征化(characerisation)研究中十分关键,这是一种为石器、玉器、矿石和陶土原料产地提供个别“指纹”的方法。此外,X射线衍射、X射线荧光技术、等离子发射光谱法和粒子诱发X射线荧光分析(PIXE)都是一些无损伤的探测技术,可分析少量样本中的痕量元素。对于了解古代人类的生产活动、交换、贸易,这些技术能够提供极其重要的信息。

考古学家现在常常采用微痕分析来了解石器的使用痕迹、骨骼上的工具切痕或动物齿痕,以了解工具如何使用,以及人类对肉食的利用。比如,美国考古学家发现非洲早期人类遗址和周口店遗址中的一些动物骨骼上,石器的切痕总是覆盖在动物的齿痕之上,表明这些动物并非是古人类自己猎获的,而是通过尸食或腐食来获得肉类。微痕观察后来衍生出器物的残渍或残留物分析,通过生物、化学(如气相色谱)、免疫、微观形态观察等多种现代手段识别石器和陶器上残留的古代DNA、淀粉颗粒、植硅石、蛋白质、脂类、炭化物等,以了解工具使用的对象和人类的生计。比如,加拿大考古学家托马斯•洛伊(T.H. Loy)采用免疫学方法,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一处史前遗址出土的石器上分辨出十几种动物的血渍(14)。我们曾将跨湖桥遗址出土带有锅巴的陶片,请复旦大学拉曼光谱实验室检测其化学分子结构,结果发现了脂肪和植物的残渍,表明当时可能采取一锅煮的烹饪方式(15)。现在,磷酸盐分析被用来分辨不利骨骼保存土壤区域的人类居住和活动区,因为人类和动物的脂肪、骨骼和粪便分解后会留下大量的磷酸盐。

现在,科技方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已经涉及到各个探索领域,这些不同领域的研究只是一组方法中的一部分,获得的信息需要解读与整合,以求重建人类历史发展的具体场景和过程。所以,这需要问题指导下的探究和理论指导下的阐释,作为将不同科技领域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的纽带和桥梁。

作为科学的考古学

真正的科技考古应该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整合,这是当代考古学的魅力之一。我国一些学者坚称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类型学和地层学,目前许多学者从事的工作仍然是对器物的分类、分期和分辨考古学文化。其实这些都是二战前国际考古学界流行的研究范例,因为当时考古学家的主要任务是对考古发现断代和编年,所以我们需要与时俱进。二战以来,考古学与史前学无论在目的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发生了巨变,考古学家已认识到、并努力克服先前工作中的缺陷,这就是:缺乏知识训练的经验主义,研究和分析缺乏缜密性,以及阐释方法上的主观性。目前,这门学科的主要趋势,表现为对方法问题的日益关注,并对早期研究结论的怀疑。在研究技术上,则越来越多地从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中吸取方法和手段,并在研究分析上越来越接近精密科学和应用科学。在考古学术圈里,人文科学已经与实验科学建立起更为稳固和融洽的联系(16)。

科技手段毕竟是各种不同的方法,如果考古学目的是要了解过去,那么我们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我们希望了解什么信息。当今的考古学可谓十分庞杂,林林总总分为不同时段和不同探索领域的专攻。传统考古学仅限于编年学目的,从现在这门学科的发展现状来看已经显得过于狭隘。过去,中国学者将考古学定位在历史学,希望以地下之材补充文献资料的欠缺,现在来看这样的定位和视野也已过时。当代考古学意在揭示存在于一定时空里不同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发展,并远远超越了文献记载和关注的范围。

作为研究手段的科技方法,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与方法密不可分,理论提出“为什么”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设法采用不同方法来解决它。如果一位考古学家缺乏理论指导的探索性思维,就不会意识到新技术对他的分析有什么用处,也不会积极开发新技术来解决新问题。同样,一位科技专家分析陶瓷、玉器或金属的成分,如果他不了解并设法去解决考古学探索的问题,对检测结果可能也就只能就事论事。

英国考古学家伦福儒为考古学研究分为相互交织的三个方面,一是问题、观念和理论,二是研究方法和技术,三是田野考古发现(见下图)。问题和理论主导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并且指导寻找哪些考古材料或样本;方法和技术根据设计要求,为解决特定问题来分析各种材料和提炼信息;田野发掘则根据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方法和技术的要求采集样本。这三个方面都是彼此衔接,相互依存的。如果没有特定的问题意识,方法的选择和好坏就没有标准,再先进的技术也无用武之地,只能是挖到什么就收集什么材料。这样的发掘往往以典型、罕见、精美和完整的器物为目标。有了理论和问题的指导,采用哪种方法以及创造新方法就有了明确目标,而且田野发掘也对寻求和收集的材料有了明确的选择和要求。所以,在田野发掘中为特定测定技术如碳十四或孢粉采样,必须谨慎和缜密地进行。发掘和记录也必须留意每件器物和每处遗迹的空间位置,以求重现遗址的原貌。

为此,在科技手段日益渗透到考古分析各个领域中去的时候,我们也必须同步增强理论指导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与对科技专家而言同等重要。中国学者向来鄙视理论,认为理论是个人的成见,是将主观想象硬套到考古材料之上的做法。这种将考古学看作是一种“材料科学”、并让材料自己说话的研究其实是很成问题的。正如伦福儒和巴恩所言,虽然考古学研究人类的过去,是一门历史科学,但是考古学家发现的材料并不会直接引导我们去思考什么问题,发现的物质遗存自己也不会说话,是现实中的我们赋予其意义的。在这点上,考古学的实践更像科学研究,需要像其他自然科学专家一样收集材料和证据,做实验,构建假设用来解释材料,并用更多的材料予以检验,从而提出一种最佳陈述。考古学家的历史重建也是通过相同的途径才能取得,这种历史图像并不能现成地从材料中自动显现出来(17)。

当今考古学的发展趋势,使得考古学家不仅需要不断增加和改善本学科的技术和方法,而且需要熟悉和掌握那些看起来与自己研究领域毫不相干的科技方法。与其他学科发展一样,考古学的专业化和分工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对于这种学科交叉的趋势,需要从多学科研究成果的并列,转向跨学科研究一体化的协调与合作。后者才是科学考古学的最终目标。

皮埃尔•德•拜勾画了多学科向跨学科研究的一种渐进过程,在他看来,只有当不同学科的合作达到可以说是高度综合的程度,才算是真正的跨学科阶段:

(1)不同学科的学者各自研究同一课题的不同方面。

(2)各门不同学科的学者同时研究同一个问题,并协调各自的工作和成果,并在综合这些成果之后,寻求某种程度上的统一。

(3)研究者共同研究同一个课题,比较各自做出的假设,以批评方式相互评估各自的方法,以求获得一个共同的结果。

(4)一门学科运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技术,以便更好地认识本学科的研究对象(18)。

在学科交叉的初期,考古学家常常会将其他领域科技专家的工作看作是辅的。在这种低水平的交叉研究阶段,考古学家求助于“辅助”学科,向其他学科专家索求一些资料和帮助,而这些专家也不亲自参加考古调查,甚至对考古研究不感兴趣。将这种学科交叉,称之为“辅助”科学也许是恰当的。但是,在学科交叉中,考古学家更愿意与对考古学感兴趣的专家合作。因为,考古学对他们探索的问题也许同样是一门“辅助”学科。著名法国考古学家弗朗索瓦•博尔德曾对旧石器考古学的学科交叉有一个经典的见解,他说:“在我们自己的学科内,没有哪一门学科是‘辅助’主要学科的,所有学科都是相互辅助的。我们认为,外行的‘咨询’专家是不能胜任的。这个队伍的所有成员,在某种程度上是我所提及的三个主要学科的专家,即考古学、地质学和人类学,同时通过能相互熟悉其他学科的问题,并且习惯于进行长期合作。我认为,这是一个研究‘整体’,而不是研究的专业划分,这是首要的问题”(19)。博尔德的见解应该适用于所有学科交叉的考古研究领域。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指出,要使考古学成为一门真正科学性学科,需要对事实真相的锲而不舍的、系统地研究。并且为重现过去的整体面貌,在研究中采取历史批判主义的原则,审视所利用的一切材料,对原始材料的价值和可靠性做不断的检验。今天,考古学已成为了如此广阔的天地,以致考古学多数部门都趋于专业化。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支团队能够涉及所有方面。因此,当合作研究需要完全不同的学科参与时,这样的协作就会出现困难。理论上说,学科交叉是一项集体的任务,但是考古学的综述则总是一个人的工作,尽管这种综述是建立在集体研究的基础之上。一个有能力的考古学家不仅必须精通本专业的方法,而且必须受过历史学家的训练,并且对共同合作的其他学科有充分的了解,以便在自己的阐释和综述中,正确地、批判性地运用这些学科提供的研究成果。但是,具备这种广博知识,有能力进行大范围综合的专家并不多(20)。因此,中国的科技考古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小结

最近几十年,见证了考古学从古代遗存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迅速提高,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多样。与此同时,研究材料也越来越广,种类也越来越繁杂。这使得考古学表现出两个趋势,一是发掘比原来更为缓慢,这样才不会遗失和疏漏土壤中包含的任何材料和信息。于是,我们看到,发掘工作过去只不过是挖土的活儿,现在就其需要的细巧和精密而言,简直可与外科医生的技术媲美。二是我们可以从每件器物上获得更多的信息。也就是说,随着考古科技的发展,它正在用比原来少得多的材料做比原来更多的事情。

与此同时,考古学理论也蓬勃发展,引导着考古学家不断探索的新方向。正如巴恩所言,考古学变得像一块海绵,浸泡在各个学科组成的整个海洋中,不断吸收各种理论观念和技术的片段。然而,在考古学的发展中,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并不平衡。由于技术没有国界和阶级的归属,大家都很愿意接受和学习,但理论则是意识形态的表述,是个人的标签。学者选择理论犹如选择党派与信仰,意味着隶属于某个群体或派别。因此,我们会发现,采纳新的理论,要比借鉴新技术和新方法困难得多。比如,我国有些学者对新考古学的理念并不认同,但是在推进新考古学习用的环境考古和聚落考古上却十分积极。然而,虽然采用了与国外相似的方法和材料,但因理论指导和问题意识不同,研究成果也就大不相同。因此,考古学并非完全是客观的、单凭提升技术就能达到预期目标的研究领域,考古学家自身的观念和指导思想会对这门学科的发产生巨大的影响。比如,法国史前考古学泰斗莫尔蒂耶为旧石器考古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他脾气很坏,经常出言不逊。他主办的刊物总是诋毁其他学者,偏袒自己的学生和盟友。他对所有的新理论都嗤之以鼻,确信任何与他看法不合的理论都是错的。而欧洲史前学者因信服莫尔蒂耶这样有影响学者的见解,长期阻碍了对旧石器时代墓葬、洞穴壁画和尼安德特人的研究(21)。

在上述伦福儒和巴恩所提出的理论观念、方法技术和发掘材料的三角关系中,理论观念显然处于主导地位。他们认为,考古学的发展,首先是观念、理论和看待过去的历史,其次是方法技术和研究问题的历史,最后才是材料发现的历史(22)。为此,我们应该始终在思想观念上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样考古学才能真正成为一门探索性和不断有新发现的学科,而不是仅仅靠运气来邂逅重大发现的经验性实践和一门仅凭材料积累为特点的学科。

注释:

(1) 王昌燧:《学科进展与展望:蓬勃发展的科技考古学》。《南方文物》2009年第3期。

(2) Green, K. Archaeology: An Introduction. Four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3)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科技与考古――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交叉和融合” 研讨会会议纪要》。2009年10月25日。

(4) Kuniholm, P. Dendrochronology and other application of tree-ring studies in archaeology. In Brothwell, D.R. and Pollard, A.M. Handbook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2001.

(5) Dincause, D.F. Environment Archaeology: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Barham. A.J. and Macphail, R.I. (eds) Archaeological Sediments and Soils: Analysis, Interpretation and Management. London,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University College/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Conference, 1995.

(7) Lyman, R.L. Vertebrate Taphonom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 Hole, F., Flannery, K.V., and Neely, J. A. The Prehistory and Human Ecology of the Deh Luran Pain. Ann Arbor: Memoirs of the Museum of Anthropology, 1996, no. 1.

(9) Brinkhuizen, D.C. and Clason, A.T. (eds) Fish and Archaeology: Studies in Osteometry, Taphonomy, Seasonality and Fishing Methods. Oxford,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S294, 1986.

(10)、(17)、(22) 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4年。

(11) Stein, J.K. (ed) Deciphering a Shell Midden.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92.

(12) Roberts, C.A. and Manchester, K. The Archaeology of Diseas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

(13) Brown, T.A. and Brown, K.A. Ancient DNA and archaeologist. Antiquity 1992, 66: 10~23.

(14) Loy, T.H. Prehistoric blood residues: detection on tool surfaces and identification of species of origin. Science, 1983, 220:1269~1271.

(15) 陈淳、潘艳、魏敏:《再读跨湖桥》,《东方博物》2008年第3期。

(16)、(20) 西格弗雷德•德•拉埃:《考古学和史前学》。《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第二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18) 皮埃尔•德•拜:定向研究。《当代学术通观――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的主要趋势》(第九章),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考古学的方法篇4

关键词： 聚落考古学 发展简史 欧美 中国

如果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中国考古学对“聚落考古学”一词尚感陌生和新鲜，那么自八十年代末以来，绝大多数考古工作者对此则比较熟悉，并且不少学者已对“聚落考古学”做了初步定义和解释[1]。在考古学的期刊和杂志上，我们可以看到用聚落考古学观点分析的文章。当然，中国的聚落考古学才刚刚起步，方兴未艾，还有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等待我们探讨。本文在回顾欧美聚落考古学发展历史，借鉴前人有关聚落考古论述的基础上，试对中国聚落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做一粗浅思考，以期更深入地理解聚落考古学的思想实质。

一、欧美聚落考古学发展简史回顾

用历史的眼光看，欧美聚落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并不算太长。二十世纪初到五十年代，欧美考古学的主流仍然是文化历史考古学（又称传统考古学）。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首要目的在于建立和尽可能完善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又称考古学文化谱系），以复原一定区域的史前文化发展史。因此这一时期考古学工作集中于寻找和发掘典型遗址、建立考古学文化年代序列和推溯文化及其成分的起源与发展等所谓的“文化史”工作。文化历史考古学虽然对建立一定区域内的史前文化发展谱系至关重要，但它无法对考古学文化的所有者―人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等做进一步揭示，这一缺陷需要新的考古学思想和方法弥补。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一些学者对文化历史考古学的局限不满，提出考古学不仅要研究物质文化资料，更要关注这些资料背后的人群的社会生活状况。美国人类学家瓦德・泰勒在其所著的《考古学之研究》中提倡一种“缀合研究法”，即将器物用人类学的蓝图（model）“缀合”起来，以便复原古代社会形态[2]。同时，美国民族学家斯图尔特在研究美国西部大盆地半定居的印第安土著时，开始注意从其栖居形态研究土著人的文化遗存[3]。受此影响，1953年美国考古学家威利在写作《维鲁河谷聚落形态之研究》时，广泛引用文化生态学、民族学等理论和方法，用居址形态探讨人类社会的结构、政治体制等，这一著作被当成欧美聚落考古学出现的标志[4]。此后，更多考古学家倾向于用聚落形态的观点和方法分析考古文化遗存，开展对史前人类社会状况的研究。

比较文化历史考古学和聚落考古学，我们可以看出两者的显著区别：文化历史考古学以器物为中心，以深化对考古学文化内涵的认识和建立、完善史前文化谱系为目的；而聚落考古学则以聚落（又称居址）为单位展开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和探索聚落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聚落与聚落之间的关系等，以便复原史前社会形态。当然，聚落考古学和历史文化考古学并非完全对立，只是研究方式和关注重点不同而已。聚落考古学要顺利开展，必须借助文化历史考古学建立的文化谱系框架，甚至要求更详细、准确的文化谱系资料；而要深入史前社会结构和组织等方面的讨论，文化历史考古学则必须利用聚落考古学的视角和方法。

至于对“聚落考古学”的定义，学者们各有不同理解，莫衷一是。著名理论考古学家炊格尔对此有一简练的定义，聚落考古学就是“运用考古材料研究社会关系”[5]。美国考古学家张光直则倾向于把聚落考古学看成一种考古学方法，使聚落作为过去人类活动的地点而用做考古学分类的首级单位。所以，聚落考古学是在社会关系框架里做考古资料的研究[6]。对此，笔者倾向于把聚落考古学看成考古学的一种方法论，它和传统考古学的类型学、地层学的性质一样。正因为如此，对聚落形态的考古学解释就需要借助其他一些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这些学科主要是民族学、人文地理学和社会学等。

二、中国聚落考古学的产生及评价

关于中国聚落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已有不少学者做了探讨。笔者在借鉴前人总结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聚落考古学再做一简要评述。

张忠培先生认为：聚落考古是“以居址、城址、矿场或作坊群址、墓地等这类遗存为单位进行全面揭示，以探讨其布局、结构、形态，以及对同一时间不同空间和同一空间不同时间，或有谱系关系或无谱系关系的这类遗存，进行比较和研究……目的是探讨居于同一聚落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或聚落社会的结构），和聚落社会之间的关系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以及聚落社会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7]。这一对聚落考古学的理解基本和西方考古学一致，强调以遗址为单位进行研究，注重探讨聚落社会的组织结构及聚落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关系等。但张先生认为“我国聚落考古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经出现”，并以殷墟考古发掘中揭露宫殿区和王陵区作为例证。对此，笔者不敢苟同。聚落考古学的实践应是在明确聚落考古观念指导下的实践，是有意识的行为。而在殷墟发掘期间，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发展初期，其主要目的在于验证殷商的存在。况且同时期欧美考古学都还处于文化历史考古学阶段，何以后起的中国考古学已超越了文化历史考古学阶段，开始了聚落考古实践呢？从20世纪五十年代起，我们学习前苏联揭露特列波里遗址的大面积发掘法，以全面发掘法进行居址和墓地的揭露，如半坡遗址、元君庙墓地等，笔者认为可以看做中国聚落考古学的萌芽。由于文化历史考古学在中国考古学界的统治地位，这一萌芽并没有引起更多注意。又由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考古学工作多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为指导，前述工作的聚落考古学意义就更加削弱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外考古学恢复交流与合作以来，西方考古学的一些概念和理论开始被介绍到国内，其中包括聚落考古学理论。在这一过程中，张光直、俞伟超、张忠培和严文明等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前文所述，现在中国考古学界对聚落考古渐趋熟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运用聚落考古观点和理论指导自己的田野发掘和研究工作。

综上所述，中国聚落考古学近年来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然而，要使更多考古工作者真正掌握聚落考古思想和方法，利用对聚落形态的分析和比较研究史前考古学文化的社会性质和演变，甚至探讨早期国家产生和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幸的是中国考古学界已有不少人在为这一目标努力，如1996年底，《文物》月刊编辑部就主持了一场“史前城址和聚落考古”的学术讨论会，并且在史前城址和聚落考古的关系等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一些学者已经开始结合实践探讨运用聚落考古方法和技术等问题[8]。可以预见聚落考古理论和方法在促进考古学发展方面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注释：

[1]张忠培.聚落考古学初论.中国考古学――走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1999.严文明.聚落考古与史前社会研究.走向21世纪的中国考古学.三秦出版社，1997年等.

[2]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

[3]陈淳.居址考古学的探索和启示.考古学的理论和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

[4]张光直.胡鸿保，等译.考古学中的聚落形态.华夏考古，2002.01.

[5]陈淳.居址考古学的探索和启示.考古学的理论和研究.学林出版社，2003.

[6]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

考古学的方法篇5

关键词 音乐考古学 古代遗存 音乐史

Abstract In the history of music， a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the history of music， as the means of archaeology， th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objects， images， text， etc.. This study involves many factors determine the research method is complicated， not only to the micro level of the ancient relics of the technical analysis， such as analysis objects shapes， images and text， sound research， and at the macro level and the corresponding music from the age of social history and culture， such as cultural relics and Literature confirms， use dating method. The study on the subject characteristics of music archaeology are good basis for a lot of research work， and have a broad vision， also realized cross line problems， it should also be to establish a network of resources，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music archaeology project.

Keywords music archaeology； ancient relics； music history

1 音房脊叛а芯糠段е特征

音乐考古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指哪些对象、哪些领域的内容能为该学科所关注。在确定这个范围之前，需要对音乐考古学的学科性质予以界定。以下笔者重点分析该学科之性质及对象范围的特殊之处。

1.1 音乐考古学的性质界定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对音乐考古学的定义是：“依据音乐文化遗存的实物史料（发掘而得的或传世的遗物、遗址、遗迹，如乐器、乐谱、描绘有音乐生活图景的古代造型艺术作品等），借助考古方法来探讨音乐史、乐器史直至历史上的音律形态、音阶形态等音乐学课题的一门科学。”（谭冰若、黄翔鹏撰写词条）①

除上述定义外，笔者根据王子初、方建军、王洪军等音乐考古学专家的观点，对该学科的基本性质作出如下归纳：

（1）音乐考古学的最终目标指向音乐史，所以是音乐史学的分支；

（2）“考古”是该学科所借助的方法；

（3）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依据是古代遗存；

（4）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上述几方面的综合，不限于古代遗存。

以上几点性质揭示了音乐考古学的特殊性。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音乐作为听觉艺术和时间艺术，不像美术类的作品那样可以直接反映于古代遗存。

1.2 音乐考古学的对象范围

音乐考古学的对象从根本上包括古代人类社会的音乐历史，但直接对象就是借由考古手段而发掘的古代遗存。李纯一先生将这些对象分为乐器、乐谱、文字、绘画、雕塑几大类。

笔者根据音乐考古学界对《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普查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现将该学科的对象范围概括如下：

（1）音乐及与之相关的器物层面：古代乐器、乐俑、戏台、戏服、舞具等；

（2）音乐图像层面：反映音乐内容的器皿饰绘、砖雕、木雕、石刻、岩画、纸帛绘画、壁画等；

（3）音乐文字层面：书谱、经卷等。

这些对象的特征（特殊性）在于：第一，它们都不是音乐本身，只能间接反映音乐本体及其存在形态。第二，它们只是古代遗存，是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依据，而音乐考古学的整个对象是古代音乐史，所以必须将这些资料与古代人类社会及音乐生活“接通”，方能实现学科目标。

2 音乐考古学研究方法之特征

学科研究方法由学科性质及其对象范围决定。音乐考古学具有音乐史学和考古学的交叉性，其目标指向音乐史，操作方法借助考古，直接依据又在于多种类型的古代遗存，同时这些遗存资料必须与社会历史资料“接通”。这一切决定了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具有微观和宏观两方面的特征。

2.1 微观层面：对古代遗存的技术分析

对于音乐及与之相关的器物，需要研究的内容有：（1）器形，包括形制纹饰、音梁、内唇与调音等；（2）测音：包括音域、音准等问题。在这些过程中，可能会运用到考古类型学、考古地层学、乐器制作、冶金铸造、音乐声学、乐律学等方法。

对于音乐图像，在用美术方法客观分析的同时，要顾及到画匠有可能为了追求绘画方面的美学要求而将图画中的某些元素夸张的情况。当然，也有的结论可以直接推定，比如据图像显示，某乐队配置中肯定存在某件乐器。

对于音乐文字，则需要运用古文字的知识、古音韵的知识、历史地理的知识等各种方法进行研究。

2.2 宏观层面：与历史的“接通”

基于古代遗存只是音乐考古学的研究依据，而非仅仅是研究对象，因此需要将这些物品尽可能与实际的音乐形态联系起来。实在难以直接联系的，也要和该音乐相关的其他社会历史事象联系起来。

一方面，出土实物或图像与古代文献的印证是最直接的方法，这样不仅可以核实音乐史实，还能佐证其他史料的历史情况。例如，王清雷学者在《章丘洛庄编钟的音乐学研究》一文中指出：“洛庄编钟主要部位的实测比值与《考工记》的理论标准比值基本一致，为该书为齐国官书说提供了一个佐证。不管该书成书于何时，至晚在西汉初期该书还在指导着实践。”②

另一方面，断代法也是音乐考古学的重要方法。邵晓洁学者认为，“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任何遗物都会带有相应的时代印记，音乐文物上的诸多特征同样具有一定的时代性……巧妙合理地利用音乐文物上与音乐相关的特征属性及其变化，能够有效地断定其相对年代，梳理出某一音乐文物的发展序列，从而勾勒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发展脉络。”③

3 音乐考古学学科特征对研究者的要求

由于音乐考古学具有对象范围广、研究方法复杂多样、交叉性强等特征，因而对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人员提出了如下要求：

首先，广阔的研究对象需要研究者做好大量且扎实的基础调查工作。王清雷学者在《浅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特点及其学术意义》一文中谈到：“在实际的工作中，普查领域不仅包括各省的文博单位，也包括一些私人收藏；不仅普查博物馆的展厅，还走入博物馆的库房进行地毯式排查；走出省、市或县的博物馆（或院）、文化馆等，还要深入广大郊区农村，普查清末以前的寺庙、古塔、古民居等古代建筑，有时候还要到考古发掘的第一线搜集有关资料。”④

其次，多W科交叉及研究方法的复杂性，要求研究者视野开阔，同时也要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在视野方面，可以上升到文化人类学的层次，应用到音乐领域即民族音乐学。但是同时，牵扯到跨度太大的领域（尤其技术层面）时，不要凭借一孔之见主观臆断。毕竟隔行如隔山，当写作、研究对象跨行时，应请相应领域的专家帮忙把关。

再次，由于音乐考古学的工程量往往很大，牵扯多方利益，有时还需要巨大的经费支撑，所以搞好人脉关系至关重要，必要时还得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支持。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普查工作中，数百万的经费也是经由项目负责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努力争取，才得到国家财政部专项资金的支持。由此可见，音乐考古学的现实工作对其研究者各方面素质要求之高。

4 结语

音乐考古学作为音乐史学和考古学的分支，其学科性质决定了研究范围涉及因素多，研究方法复杂多样且具有交叉性。这些特征均有别于纯粹的音乐史学和其他类型的考古学。为此，音乐考古学研究者需具备多方面的素质，包括知识层面（深度）、视野层面（广度）、处理现实问题的层面（灵活度），以适应这门学科的工作要求。

注释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800.

② 王清雷.章丘洛庄编钟的音乐学研究.黄钟，2011（4）：249.

③ 邵晓洁.音乐考古学研究方法散议――王子初新著《音乐考古》读后.中国音乐学，2006（4）：135.

④ 王清雷.浅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特点及其学术意义.人民音乐，2013（1）：53-54.

参考文献

[1] 方建军.音乐史学的一门新兴分支学科――音乐考古学[J].黄钟，1990（3）.

[2] 李纯一.微观入手 宏观掌握――音乐考古治学谈[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99（4）.

[3] 王洪军.对音乐考古若干问题的思考[J].中国音乐，2001（4）.

[4] 王洪军.对促进音乐考古学科发展的再思考[J].人民音乐，2003（6）.

[5] 方建军.民族音乐学与音乐考古学的相互关系及作用[J].中国音乐学，2006（3）.

[6] 王清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述评（上）[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12（3）.

考古学的方法篇6

1、考古与媒体

1)考古和媒体的合作历程。

考古和媒体合作的历史很久,莫蒂墨?惠勒爵士作为将考古和媒体联系到一起的创始人,揭开了考古和媒体的新历程,并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秉琦作为中国着名的考古学家也首次主张应建立考古学的公众传媒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和媒体对考古的关注度日益加深,公众考古和媒体和合作逐渐键入确立阶段。

2)公众考古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在考古传播中,公众对考古学科知识的了解日益加深,但与实际的考古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考古学具有严谨、理性的学科特点,而传播学具有感性、通俗的学科特点,两者存在冲突;?考古学和媒体界存在不一样的职业特性,考古学更注重条理、学术,而媒体更注重趣味和时效;?考古界和媒体界在价值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考古界注重对过去的研究,而代表大众的媒体在考古上的铸就更强调对知识的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3)公众获取考古信息的主要途径。

通过调查研究,目前大众对于考古知识的了解是比较客观的,但仍然与考古有一定的距离感。公众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获取考古信息,并且在考古学者和传媒的冲击下,对遗产和文物有了更深刻的意识。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更要有传播考古学的责任感,并通过与媒体的互动与合作,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满足公众需求。

2、考古学大众传播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传播介质,将考古学大众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平面印刷媒体,例如杂志、图书、报纸等;广播媒体,例如电台、电视等;数字媒体,手机、互联网等;娱乐媒体,包括以上各种以及电子游戏、唱片等。在我国,考古学主要依靠平面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等进行传播,数字媒体和娱乐媒体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刚兴起的新媒介,在大众中有极高的关注度而且传播速度迅速,因此要在前两种传播方式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后两种传播方式。

二、考古学大众传播下的媒介伦理

1、考古学的学科特征与职业规范

考古学的学科特征比较复杂,它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学科,主要是对古代遗物和文化以及人类的生活状态进行研究。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考古学带有自然科学的特征,所以我们在研究公众考古学传播目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考古学的学科特征,然后具体分析传播目的和手段。考古公众传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出现了多媒介、多角度研究公众考古工作的行为,但是我国还没有专门从事公众考古传播研究的人员,所以需要组织和培养一批专职公众考古人员。为了保障公众考古从业人员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制定相应的职业规范,比如《文物保护法》、《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等;另外一方面,还需要一些区别于一般性的考古规范,要满足:第一,专业性,就是要求公众考古从业者是受到考古文博类专业教育的人员;第二,传播性,公众考古人员应该认识到自身工作的大众传播性;第三,实践性,能够积极实践多种传播模式。

2、媒介伦理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来约束媒体行为,并从道德角度分析媒介的伦理问题,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道德是针对个人自主和自愿行为的,也为实践者提供了道德借鉴,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道德范本和理论依据,作为公众考古传播的媒体合作者,更应该强调绝对伦理,采纳义务论伦理,在行动中遵循一定规则。媒体应该具备将考古信息提升为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高度,遵循媒体职业道德,突出媒体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为公众提供真实的考古信息,也提升媒体自身的社会公信力。

3、考古与媒体的信息交流

对于媒体从业者如何深入了解考古学,本文认为媒体从业者应该首先重视考古学学科的特质,尊重考古学的实证性、考古工作的学术性、漫长性,将自己对考古信息的价值诉求集中于考古研究中,这样就能够获得考古工作者的信赖,实现双方的有效沟通。另外,媒体从业者应该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明确考古信息的客观价值,并给予真实报道,虽然一些虚假报道会吸引更多关注,但是会误导公众,甚至影响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后果不堪设想。

三、考古——传媒人才培养

1、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目的及意义

根据传播考古学的理念,媒体应该是其中的研究重点,所以完善考古界和媒体界之间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的合作互动,特别是培养专业公众考古传播人才,成为其中的必备工作。本文认为公众考古传播人才培养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第二部分是具备一定考古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二者都是选拔培养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传媒人才是在大众传媒中以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和人类传播事业做贡献的一群人,所以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就可以认为是创造性探索公众考古传播模式的途径,从而为完善公众考古传播机制提供基础,所以需要考古和传媒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考古学的方法篇7

关键词：王子初；音乐考古学；文物大系；里程碑

王子初，中国首席音乐考古学家、著名音乐史学家、乐律学家。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总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学院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音乐史学会名誉会长、东亚音乐考古学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中国唱片总公司艺术顾问委员会艺术顾问、中华文化信息网顾问，并在中国音乐学院、郑州大学、苏州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山东艺术学院等诸多大学担任客座、兼职或名誉教授。

在20余年的音乐考古研究工作中，子初先生不仅在学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而且在学科建设、科研队伍的培养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本文拟分为6个方面做述评。

一、子初先生小传及成果述略

1948年12月12日，子初先生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市，曾用笔名王婴。早年就读于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1968年高中毕业。1969年3月，赴江苏生产建设兵团。1972年回乡，在无锡县长安乡务农。1973年9月，入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学习，师从陈洪先生等诸位老师学习小提琴、和声等课程。1976年1月，任教于江苏省苏州师范专科学校音乐科，教授和声、作曲、中国音乐史及部分器乐等课程。1985年9月，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音乐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导师为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主修中国乐律学史。1988年7月，以《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研究》一文获硕士学位，并留院工作至今。

子初先生主要致力于中国音乐史、中国音乐考古学、乐律学等诸多领域的研究，学术成果极其丰厚，目前发表论著600余万字。其中，撰写著作23本：专著4本（《荀勖笛律研究》、《音乐考古》、《中国音乐考古学》、《残钟录》）、合著3本（《中国乐律学百年论著综录》、《文物与音乐》、《看得见的音乐──乐器》）、主编16本（《中国音乐文物大系》10本、《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6本）。100余篇，音乐考古学方面如《山西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出土编镈的乐学研究》（《中国音乐学》，1991年第1期）、《音乐测音研究中的主观因素分析》（《音乐研究》，1992年第3期）、《刘半农的清宫古乐器测音研究与中国音乐考古学》（《音乐艺术》，1992年第1期）、《珠海郭氏汉宗庙编磬研究》（《文物》，1997年第5期）、《洛庄汉墓出土乐器述略》（《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4期）、《石磬的音乐考古学断代》（《中国音乐学》，2004年第2期）、《中国青铜乐钟的音乐学断代》（《中国音乐学》，2007年第1期）、《新郑东周祭祀遗址1、4号坑编钟的音乐学研究》（《文物》，2005年第10期）、《河南叶县出土编镈》（《文物》，2007年第10期）、《鸿山乐器五说》（《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5期）等；乐律学方面如《也谈王朴律》（《交响》，1987第1期）、《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研究》（《中国音乐学》，1989年第1期）、《朱载堉和中国历史上的异径管律》（《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2期）等。出品光盘4张，如《曾侯乙编钟》、《中国音乐史教学参考图库》等。

子初先生多次参加古乐器的研发、复原和乐器展览的策划工作，如作为主要专家参与国家大型项目“中华和钟”的课题论证、造型和音位设计、铸造到验收的全过程。编钟的主要结构和钟型为子初先生的设计方案，他独立设计了其中“中华和钟”配套编磬的全部形制数据、音位结构和图纸。“中华和钟”于2000年1月1日用于国家世纪庆典，获同志等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

除了丰硕的著述和古乐器研发、展览以外，子初先生多次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与社会活动。他曾在多所大学和文博单位讲学，如上海音乐学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台湾故宫博物院、台湾国立艺术学院等；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如中国音乐史学会历届年会、“亚洲传统乐器讲习研讨会”（1996年，伊朗德黑兰）、“国际音乐考古学会第三届年会”（1998年，德国米契尔斯坦因）、“国际东亚音乐学研讨会”（2007年，韩国永同）等；多次接受国家媒体专访，如2001年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主持“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山东章丘洛庄乐器群”的鉴定工作，另外还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国宝档案》、《鉴宝》等栏目的采访。

子初先生的很多著述在学术界获得广泛影响，多次获部级奖项：如《汉龠再解》一文获“第一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三等奖，《荀勖笛律的律制研究》一文获“第二届全国高等音乐艺术院校学生中国音乐史论文评选”三等奖，《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研究》一文获中国艺术研究院中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8卷本）丛书获第四届国家图书奖的最高奖项“荣誉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12卷本）丛书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之《湖南卷》、《内蒙古卷》获“河南省2006-2007年度优秀图书”一等奖等。

二、子初先生与《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子初先生的学生都知道，他将事业视为自己的生命，而《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以下简称文物大系）则是子初先生生命中最重要、最核心、最灿烂、最耀眼的篇章。从1987年的一期工程立项至今，文物大系已经走过25个春秋，目前出版了16本19卷，收录文字近400万字，各类图片1万余幅。这套大系几乎倾注了子初先生所有心血。

1987年，在时任音乐研究所所长乔建中先生的斡旋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作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以黄翔鹏先生的名义立项。1988年7月，子初先生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毕业，分配到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史研究室。子初先生参与文物大系的编撰工作，并承担了湖北省卷的主编工作，完成了湖北音乐文物普查，足迹遍及湖北全省的18万平方公里，考察了湖北10余市、70余县和8个地区的绝大部分文博单位。在编定《湖北卷》的同时，子初先生起草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中国音乐文物大系工作条例》以及《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音乐文物命名法》、《中国音乐文物大系音乐文物分类方法》等一系列文件。其后，项目的《北京卷》、《甘肃卷》等开始按此“体例”相继开展工作。

1996年10月，文物大系的第一本——《湖北卷》终于面世！由于有了经费的保障，至2001年年底，一期工程的10本12卷（湖北、北京、陕西、天津、上海、江苏、四川、河南、甘肃、新疆、山西、山东）全部完成并出版。1997年12月，在I期工程12卷初步完稿以后，子初先生又申请了《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期工程）项目，被批准为国家“九五”艺术学科重点项目，计划再出版10本。在子初先生的多方协调下，项目继续获得了国家财政部数百万经费的支持，为项目的全面完成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目前，Ⅱ期工程已经出版6本7卷，分别为《湖南卷》、《内蒙古卷》、《河北卷》、《江西卷》、《续河南卷》、《广东卷》、《福建卷》。

从子初先生硕士毕业参与大系工作，到后来主持这个项目，至今已经25个年头了。从文物大系第一本《湖北卷》的普查到《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编撰体例》等文件的撰写，从编撰指导思想的统一到终端成果的确立，从项目经费的筹措到后期图书的出版，其中凝结了子初先生多少辛劳、汗水和心血！

《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是中国音乐考古学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收录最齐的一部恢宏巨著，其出版后获得了诸多部级奖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99年9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Ⅰ期工程）获“国家图书奖·荣誉奖”，2006年5月，获“第二届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总排名第一；2008年12月，《中国音乐文物大系》（Ⅱ期工程）之《湖南卷》与《内蒙古卷》，荣获“2006-2007年度河南省优秀图书一等奖”等。著名音乐史学家修海林先生这样评价文物大系：“这项成果的完成，代表着中国音乐考古学开始走向成熟，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的学科知识体系，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学术成果，并且将对中国音乐史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产生持久的影响。”《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的出版，使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产生了戏剧性的飞跃发展。

目前，在总主编子初先生的亲自指导下，文物大系仍在继续编撰、出版。除了已经面世的19卷之外，还有至少15卷需要编撰；且由于地下的音乐文物不断出土，有的省份已经出版了续卷。可以想象，多年之后的文物大系将会有40、甚至50余卷，其规模将何其雄伟、壮观！毋庸置疑，《中国音乐文物大系》不仅在中国音乐考古发展史上，而且必将在中国音乐历史的浩瀚长河中，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三、子初先生与《中国音乐考古学》

《中国音乐考古学》一书，于2003年8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全书共分十章，收录文字50余万字。子初先生倾半生所学，在书中详细介绍了该学科领域内的相关知识，系统阐明了该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厘清了学界的一些模糊认识，是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领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其学术意义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厘清音乐考古学学科中对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认识。

2002年12月，在武汉音乐学院成立了“中国音乐考古中心”。但是在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研讨会上，一些与会学者对于音乐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仍存在着比较模糊的认识，甚至对音乐考古学这一学科是否成立也表示怀疑。本书的第一章即详细阐述了有关音乐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该学科的定位、性质、研究对象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子初先生明确指出：音乐考古学比起一般考古学来，有其鲜明的特殊性。这一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其研究对象上。以美术考古为例，美术考古研究的对象直接就是人类所创造的美术作品本身，而音乐考古的对象却不可能是音乐作品本身。理由很清楚：其一，音乐艺术是音响的艺术，其以声波为传播媒介。表演停止，声波即刻平息，音乐也不复存在。其二，音乐又是时间的艺术，真正的音乐只能存在于表演的刹那间，古代的音乐作品只能存在于表演当时的瞬间。作为音乐考古学家永远无法以看不见、摸不着的某种特定的声波为研究对象，也无法将早已逝去的历史上的音响为其直接研究对象。一些古代的乐谱也只能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反映音乐作品的部分特性。从根本上来说，乐谱只是画有特定符号的纸或别的什么材料，它与音乐作品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音乐考古学无法以音乐作品为其研究的直接对象，故也有学者认为对音乐考古学的学科性质难以探究，充其量只能称其为“乐器考古”或“音乐文物的遗存考古”。这种观点主要是出于对考古学这一概念理解上的偏颇。考古学定义告诉我们：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史料研究人类古代情况的一门科学”。音乐考古学作为以古人音乐活动的遗物和遗迹为研究对象，并以此为据了解古人的音乐生活，从而阐明人类音乐艺术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这样一门科学，是完全可以堂堂正正地纳入专业考古学学科行列的；同时这也是为何将“曲调考古”应改称为“曲调考证”的原因。

第二，系统而详细地阐述音乐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方法。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其研究方法中既有一般考古学的方法，也有作为一门专业考古学的特殊方法。该书在第九章分为五节对其进行了详细阐述，如田野考古方法、音乐考古学断代方法、音乐考古学测音方法、音乐文物命名方法、音乐文物分类方法。这些方法都是子初先生在20多年文物大系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对于音乐考古学的工作和研究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其中，有关音乐考古学断代方法的研究，是子初先生多年的重要学术成果之一。子初先生指出：“对编钟（保存比较完好的编钟）音律音阶的测音研究，可以知道编钟是处于音阶发展的某个阶段上，其结果可以用来作为断代的依据。当然，这把断代的标尺是比较粗疏的，但它也与编钟的音梁结构、调音手法的断代意义一样，往往是十分可信的。因为编钟音律音阶的设计和实施，是编钟铸造中的核心技术之一；这些异常专业的技术，即便在先秦，也只有极少数的工匠掌握，自此失传了2000余年。可以相信，古来很难有人能造这样的假。”

第三，全面、系统、翔实地阐述音乐考古学相关知识和理论。

该书论述的内容丰富、系统、全面而翔实。如第一章论述了有关音乐考古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如该学科的定位、性质、研究对象，以及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同时还概括地介绍了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学科发展史和现状。第二章至第八章，是该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按照历史朝代的顺序，对各历史时期（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所见音乐文物均作了分类叙述与研究，这是在目前国内音乐史著作中绝无仅有的。书中涉及音乐文物60余种，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古代音乐文物。第九章阐述有关音乐考古学的一些研究方法。最后一章收录了子初先生在音乐考古学方面具有代表性的4篇专论，分别为《礼乐重器镈的发掘与研究》、《晋侯稣钟的音乐学研究》、《珠海郭氏汉宗庙编磬研究》和《且末扎滚鲁克箜篌的形制结构及其复原研究》。

第四，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吸纳最新的音乐考古资料和成果。

子初先生始终站在学术的最前沿，将一些最新的音乐考古资料和研究成果收录其中。如第二章第二节中关于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论述，是目前所见音乐著录中最为翔实的。又如，第六章把2000年挖掘出土的山东济南章丘洛庄编钟（19件）和编磬（107件）也收录在内，填补了以往音乐著作中汉代编钟、编磬研究的空白。

子初先生的《中国音乐考古学》一书，作为目前有关这一学科的第一部系统的理论著作，填补了中国音乐考古学、乃至中国音乐史学上的空白，对中国音乐考古学学科建设具有显而易见的开创意义。

四、子初先生与东亚音乐考古学会

东亚音乐考古学会于2009年10月25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的“第二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上正式成立。在会议的开幕式上，子初先生宣布正式成立“东亚音乐考古学会”。该学会由韩国著名音乐学家权五圣先生在2008年10月，于“第一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韩国首尔）上首倡。按照学会章程，在“第二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上选举出了第一届理事会，共计8名。经理事会决议，学会设3名会长，中、韩、日三国各一名。2011年10月12日-16日，在权五圣会长的主持下，在韩国首尔举办了“第三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2012年10月，将由子初会长主持，在苏州举办“第四届东亚音乐考古学国际研讨会”。东亚音乐考古学会的成立，是21世纪中国音乐考古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五、子初先生与东亚音乐考古研究所

考古学的方法篇8

关键词：古典文学 研究方法 综述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优秀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考古学的方法篇9

关键词：古典文学 研究方法 综述

古典文学是民族发展的历史，是民族精神的血脉，是民族文化的源泉；是志士仰天长啸的一首歌，是文人邀月共饮的一杯酒，是侠客仗剑扼腕的一腔血；是一幅画，是一个梦，是一份情。

古典文学的研究是一个割不断的历史过程。回顾19世纪中叶以来的古典文学研究，从《诗经》、《楚辞》直到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果。然而，在这个政治思想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古典文学研究领域的革命没有像文学创作那样引人注目。首先这是由研究对象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和新文学创作相比，古典文学的研究显得有些沉寂，它面对的是过去的历史，而不是变革的当下和发展的未来。这使得从事该领域的学者多遵循前代的老路，仍做着考证、注疏的传统工作，同时仍在沿用传统的诗话、词话或评点等方式对文学典籍进行解释。概括来说，做19世纪中末叶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数人属于旧式学者。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的教育，有良好的学问功底，可以说是中国最后一批在封建文化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学人，外来文化还没有对他们的学术产生影响，他们的古典文学研究还带着浓郁的传统文化色彩，尚未显现太多变革的气象，他们基本上属于那个时代的守旧派。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20世纪是社会变化最大、发展速度最快、最曲折复杂，也最激动人心的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古典文学研究，在中国一直是显学，它传统深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取得了新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成就。回顾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的内涵，大致可以归为两方面，一是西方性，二是人民性。西方性是指古典文学研究者多运用西方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方法来关照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对象，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进程。这种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形成了古典文学研究传统，应该说，西方视角和方法构成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思维模式和研究传统，对古典文学研究者产生了深刻影响；人民性是指“五四”以来，在鲁迅等人的倡导下，古典文学研究者从平民大众角度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性风气。“人民性”作为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有的概念与术语成为了一个历史性的阶段性的概念，构成古典文学研究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内涵。到90年代后期，古典文学研究进入了多元化研究格局。此时，“创新”与“特质”成为主要方面，即尽力形成自己的研究个性，在评价标准上试图有新突破。“无用之用”的研究目的进入研究者思想，多元化格局由此大显。

进入21世纪已有八载，古典文学研究在多元化的格局中推进很快，一批中年学者成果坚实，年轻学者锐利四射。可以说，古典文学研究队伍的青黄不接与断层的现象已经不复存在。但在新世纪里，古典文学研究的态势问题仍然值得我们去思考。

纵观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法，大致可以归为三种，即宏观研究方法、微观研究方法和打通古今中外研究方法。

宏观研究方法更多注重思辨色彩，古典文学的宏观研究有三个出发点：一是研究我国民族文学特点以继承优秀传统；二是了解文学发展规律以促进当代文学的发展；三是研究民族文化特性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宏观研究是古典文学研究学科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提倡这种研究原因之一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在宏观研究方面比较薄弱，需要加强；其二，宏观研究中理论比重较大，推进古典文学研究，开创新局面，需要对几十年来研究领域中一些重大理论观念问题作一番清理；其三是希望抓住带有全局性的课题，促进古典文学研究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研究对于打破旧的研究格局有很大帮助。首先，人们尝试用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理论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理论武器；其次，在方法论上有重要意义。宏观研究在思考、探索的过程中，是将研究对象当作一个整体、一个体系来研究，更多考虑事物间的关系、事物内部与外部的联系等问题。

适合用宏观研究方法的人，首先要有灵气，思想比较活跃；其次，知识面要广，知识积累丰富而且牢固；再次是必须对某一事件有深入而且独到的思维；第四是要有独特的方法。宏观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它能够启发人的思维，在研究过程中，新的思想与新的观点会层出不穷。缺点则主要表现在，主观的东西太多，缺乏有力的证据。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有李泽厚、刘再复、刘晓波等。

微观研究方法，又叫传统国学（中学、汉学、国粹）研究方法。这是一种比较稳定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词章之学（如训诂学等）、考据之学（历史范畴）、义理之学（如古典哲学、宗教等）和经世之学（曾国藩提出）。这种研究方法的优点在于，研究者的功底相当扎实，资料丰富，得出的结论是肯定的。缺点主要体现在，微观研究的格局过于狭小，启发性也较小，固步自封。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使用此种方法的，建国前有王国维等；建国后有傅玄宗、袁行霈等。乾嘉学派主要也是利用这种方法，注重从字词句章进行微观研究，从考据入手。

考古学的方法篇10

中国艺术考古学又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基础上的。艺术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的建立,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事。20世纪初期,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东南大学(后称中央大学)开设关于艺术学的课程,首次把西方艺术学引入中国。但当时的艺术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艺术实践的人才。对艺术学的真正重视则要到80年代末,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应该建立“艺术学”的口号和在东南大学创建艺术学系的实践,已经为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受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响应,建立艺术学系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艺术字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艺术学框架的构建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论着、论文陆续出版发表,艺术学研究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开端。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史和古代艺术特征的交叉学科,在考古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之间达到共识,考古学家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出发,阐明了建立美术考古学的可能性;艺术理论家则从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需要出发,阐述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的必要性。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连外国人也不禁大发感叹:“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2](P.3)。

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被忽略。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的目光开始在重建物质文化史建构方面,转向与古代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的精神文化创造,时代向考古学家发出了“在田野工作中要贯穿研究精神”、“应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修养”的召唤[3],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能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又能进行古代艺术品研究的考古工作者。艺术考古实践活动开始蓬勃兴起。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改变了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开始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汉唐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正是有了日渐深厚的艺术考古实践基础,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卷、美术卷使美术考古学先后占了一席之地。稍后出版的美术卷,对美术考古学有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包括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山东大学的刘风君先生所着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先生编写的《美术考古半世纪》,是对美术考古学理论的初步探讨。从目前中国艺术考古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有关艺术考古学理论的不同观点来看,完整的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还有待于将来艺术理论的成熟和艺术考古实践取得的更大成就。然而,不可否认,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尤其是中国的艺术考古学,它既有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艺术形式、数量众多的考古艺术品可以研究,又拥有世所难匹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传世的艺术品可供参考,两者交相辉映,使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

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

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 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定在明朝的灭亡(公元1644年)[4](P.2)。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年代下限受考古学年代范围的制约,也应该在明朝末年。由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仅限于古代,这样,一方面,体现现代科技和艺术成就的电影、电视、摄影艺术以及设计艺术中的工业艺术设计、视觉媒介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艺术门类便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另一方面,时间性、时空性和表现听觉的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曲艺、杂技也由于事过境迁,逐渐丢失了各自的艺术语言。但是这些动态的时间性艺术形式,却被作为造型艺术的表现题材,静态地展示出来,在古代绘画、雕塑和传统工艺品中,留下了昔日辉煌的痕迹。

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

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

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中国壁画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远远早于后来的帛画、绢画、卷轴画等绘画种类。一般来说,在天然岩壁面上制作的壁画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岩画。在人工壁面上制作的壁画,则多装饰于建筑物和墓葬,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壁画和地下墓室壁画两部分。建筑壁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门重要的附属艺术,一般图画于神庙、宫殿、寺院、庭苑和石窟寺等较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内,具有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宣扬礼义教化和传播宗教教义的特征。墓室壁画的盛衰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丧葬礼俗观念有着密切关系。作为艺术遗迹的中国古代雕塑大多是留存于地面上的古代艺术品,通常是经过考古调查得到的。昔日辉煌的雕塑艺术品因长期暴露在地面上,直接经受着天灾人祸的摧残,渐渐变得残缺不全、伤痕累累,只有那些创作题材上服务于封建统治和宗教思想的雕塑艺术品才被妥善保管、得以幸存。艺术考古学的雕塑遗迹一般可以分成宗教性建筑的雕塑遗留和皇室贵族陵墓前的雕刻遗留两大类。

中国古代宗教雕塑艺术的巨大成就,集中体现在开山凿窟造像！的石窟寺艺术方面,此外,寺庙、道观中也普遍有雕塑神像,一般有石雕、木雕、铜铸、彩塑等,以彩塑多见。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影响下,按照儒家“礼”仪规范建立起来的。自西汉时期开始,皇室贵族的陵墓前,均摆放着按一定的规范布局的石雕艺术品。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四、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征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传世的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具有自身显着的特点。首先,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

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后得到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对它们的年代确定,得益于田野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方法论,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使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有了科学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的界定。此外,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大多是从墓葬或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往往并非是单独的个体,不但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就是与之同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与它有关,甚至古代艺术品在墓葬或遗址中摆放位置的不同,也对理解它所隐含的创作意图、审美特征和在墓葬或遗址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体现了艺术创作的丰富多样性。这些研究对象既有以不同物质材料为载体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和书法等造型艺术品,又在这些造型艺术品的装饰题材和表现内容里,包含了许多古代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这是非常可信、稀有和宝贵的实物资料。第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具有功利性。在人类物质文化史的发展序列中,实用是先于审美的。史前彩陶使人类在使用这些生活用具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

但这井未改变彩陶器作为原始人类日常生活用具的性质。史前的玉雕艺术品,最早是作为人类装扮、美化自身的人体装饰艺术品的面目出现的,而后逐渐远离了实用性,演变为礼器或图腾崇拜物,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寓于其中。奴隶社会以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为标志,但青铜却没有被普遍地用作农业生产工具,而广泛铸造成青铜容器、武器,应证了《左传》关于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中国古代俑像雕塑艺术品,其功利性的目的更加明显。它们都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模型明器,主要为了满足“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功利性目的也很强,在建筑壁画方面,绘画是“恶以诫世,善以示后[5](P.10)、“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5](P.27)。在陵墓壁画方面,仅是充当陪葬人和物品的角色,是为了满足厚葬风俗的需要。第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田野考古的墓葬发掘。这些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更具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因此,考古发掘出土物品数量的多寡、艺术价值的高低、所包含文化内涵

的深厚与否,都与各个时代的埋葬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生产的,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科技发展水平、经济思想和美学观念。工艺美术品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更是以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为前提的,因此,它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同步。 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

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前者是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直接内容和参考,史前原始艺术品和古代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既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后者则为正确释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资料。研究现存原始民族的艺术创作动机、目的和艺术产品的用途,可以为部分地复原史前原始艺术品创造过程、正确释读它们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艺术图像学是释读古代艺术品的必由之路。

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品的阐释行之有效。宗教艺术品是宗教借用艺术的形式宣传宗教教义的物质化的体现,所表现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或在宗教仪式中专用,另一方面又受到要表现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的制约,这样,就使得宗教艺术品具有程式化的相对一致性的特征,也正是这独一无二的规定性,使宗教艺术品与宗教教义和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在本质意义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6](P.4),因此,它不是一种自由创作的艺术,而是紧紧围绕着当时社会的丧葬礼制,表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宗教和宇宙观念等内容,对它们的图像学解释的要旨也尽在于此。中国古代文献是研究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详细记录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以及风土人情、和思维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古代文化财富。古代艺术品的创造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状况、生活方式和习俗、审美情感、等方面的外化,是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载体,与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中国古代文献都能成为解释古代艺术品的背景资料。尽管这些古代文献资料由于历代的传抄,其间有较多的后人附会误传,可能存在着不少不真实的成分,但对解释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含义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在艺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作用,主要体现在神话传说、礼义制度和埋葬习俗、以及古代工艺等几个方面。

五、艺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由田野考古学提供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从事艺术创造的结果。它们的创造者不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而且受到当时意识形态中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的制约,使古代艺术品同时具有政治思想性和宗教色彩。对它们的研究自然就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艺术考古学与这些学科构成了密切的联系。考古学为艺术考古学提供科学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时代背景、工艺技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资料,反过来,艺术考古学研究推动考古学向前发展。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古人用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美化自己的生活,让情感凝聚、铭刻在某些特殊的器物上。这些古代艺术品由于其造型、装饰图案和主题等内容包含了较多的文化信息,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性质方面的特征,可以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或文化分期的标志、判断考古遗迹和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弥补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不足。

在近代考古学被引入中国以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文人创作的绘画、书法艺术品,以及创作者的创作动机、生活环境、人生遭遇、师承关系等方面。与传世的书画艺术品不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很少与某一个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联系起来;艺术种类多为金属、陶瓷、玉石质地的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纸、帛、绢质地的绘画、书法艺术品因在地下不易保存,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这些特征,恰好是艺术史研究对象的必要补充。此外,艺术考古学也为艺术史研究对象提供鉴定方法和断代依据。艺术考古学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史前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主要是由田野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存提供的,分布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化特征,往往对应着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和部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代表了各不相同的史前民族共同体,但对于具体属于历史上那一个民族的确定,却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考古学文化的民族特色又是一个确然无疑的客观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艺术品,具有各自独立的民族艺术特征。每一个民族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的生产方式、继承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以至于造成在情感活动和审美取向方面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民族艺术家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艺术,形成艺术的民族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民族艺术家情感和审美的创造物,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习俗和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念,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样,民族学资料又为艺术考古学研究提供借鉴。

民族学对现存民族的实地观察、访问或直接参与各种活动后得到的资料,如古老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宗教和巫术等,以及对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成果,必将在艺术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艺术考古学为探索中国古代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的形式,艺术、宗教、哲学、科学、伦理等等都还未分化出来。原始艺术,无论是歌舞还是岩画、雕塑,绝不是单纯的艺

术活动,它还是巫术或宗教活动,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一种传授知识的教育活动,一种交流信息的交际活动,甚至还可能是一种生产活动。此外,中国古代宗教文献是解释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参考资料。张光直先生正是运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和《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有关道士使用龙、虎、鹿三juē@①与天神沟通的记载,从解释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的蚌塑龙、虎、鹿图像入手,阐述中国古代美术上的母题的[7](P.320)。中国当代着名的艺术理论家、民艺学的积极倡导者张道一先生,在阐述民艺学的学科性质时,明确提出了民艺学与艺术学、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的周围,必然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透。 反过来说,研究民艺学必须具备以上各学科的基本知识”[8](P.291~292)。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考古学和艺术学科领域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横跨考古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自然而然地与民艺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关系。首先,艺术考古学为民艺学研究民艺发展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民艺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民艺的历史、民艺的理论和民艺的采风三个方面。对民艺历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于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其次,中国民艺学的理论对艺术考古学研究有指导意义。民艺学对本元文化和宫廷艺术、文人士大夫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等艺术形态和层次的划分,对其相互关系之间的研究,为系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方便。有了这样的分类以后,对研究属于不同层次的古代艺术品,就可以有的放矢,运用与之相适应的背景资料做参考,从而开拓研究者的思路。最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丰富了民艺学的理论。通过对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陶瓷艺术品的分析,从中可以找到民间艺术与其它艺术的相互关系。超级秘书网

六、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布鲁斯?坎格尔在《时间与传统》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考古学有三个目的:“重建文化史;重建史前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9](P.36)。其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4](P.3)。艺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应该局限于对艺术遗迹和遗物的描述、分类及断代,而是需要透过古代艺术品所表现的各种艺术形式,分析它们所表达的艺术题材,探究隐含在古代艺术品造型与装饰图案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寻觅隐含在题材中的古代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找出推动中国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发展规律。同样,艺术考古学又作为艺术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对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和造物艺术的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诸方面,有关社会政治结构、伦理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宇宙观、天人合一思想、巫术神话和道教、佛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丰富详实的记载,同样,这些内容也是古代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

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日渐丰富的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把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通过着作或艺术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远播四海、传之后世。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对象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遗物,史前彩陶和玉器、商周青铜器、楚汉漆器、秦汉兵马俑、汉代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六朝青瓷、唐墓壁画、宋元瓷器,以及绵延千余年的石窟寺艺术等等,都是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其间虽然具有物质文化方面有关工艺技术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体现了古代人类的政治思想、审美观念、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艺术考古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纯粹图像意义的阐释,而进入人类观念和思想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涵盖了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起源和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艺术的起源,不能局限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而更应该溯源至人类的远古时期。艺术考古学恰恰能够为这样的探索活动提供确实无误的资料,昭示史前艺术由萌芽、成形乃至发展、成熟的历史轨迹。如对称形和圆形的造物艺术规律,萌芽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虽然当时人类打制的石器很难与古代艺术品联系起来,但它们却已经部分地具备了作为艺术品造型艺术的美的形式,艺术起源的探索不能忘却这些看似粗糙的器物所隐含的美和艺术的因素。同样,艺术考古学研究对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新石器时代实用性很强的陶质尖底瓶为例,它原是一件用作汲水的容器。

这种器物的造型主要[，！]是适应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因此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内有较大数量的出土。然而,当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改变,如对居住地的表面加以夯平,尖底瓶就需要配备相应的托座,在日常生活中就显得不怎么方便,于是,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尖底瓶的实用地位便下降了,相反,由于其独特的造型和令人着迷的汲水特点,被礼制所采纳、放大,作为人的行为规范的象征,依样铸成青铜器,置于座右,被称为“欹器”——宥坐之器。表明人类的造物由最初的强调汲水功用,发展到经过彩绘装饰的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彩陶工艺品,最后,由于奴隶主贵族礼制的推动,演变为丧失了实用性的纯粹观赏艺术品,造物艺术的发展史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找到了规律:即实用先于审美,先有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创造,再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最后派生出纯粹鉴赏性的艺术品。这就是通过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一条造物艺术发展的重要规律。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必要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