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范文10篇

考古学范文篇1

［关键词］音乐考古学;考古学;音乐学;音乐学学科体系

一、音乐考古学在中国

虽然中国音乐考古学的前身可溯至北宋以来的“金石学”，但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音乐考古学当始于刘复在1930—1931年间，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正是刘复将“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理想付诸于研究中国古代音乐的实践，并在此基础上所取得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才揭开了中国音乐考古学新的篇章，中国音乐考古学才得以真正“登考古学之堂，入音乐学之室”。譬如:杨荫浏在20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中国音乐史纲》一书中，援引了当时许多有关出土文物的发掘资料和研究成果;李纯一搜集了大量考古发掘的古代乐器及其研究成果，并将这些成果运用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夏商)一书中，这两位学者对考古资料的充分占有和有效地运用改变了自叶伯和以来的中国音乐史研究“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音乐考古学的作用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

二、音乐考古学作用于他种音乐学分支学科

音乐考古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是在考古学和音乐学的羽翼下逐渐形成的。于音乐学而言，音乐考古学是音乐史学的一个分支，这也得到国内外学者一致的认识，例如，德国学者德列格将音乐学分为历史音乐学、体系音乐学、音乐民族学(民俗学)、音乐社会学和应用音乐学五大类，其中，音乐考古学是作为历史音乐学的一个部门而存在的;音乐史学家李纯一认为:“它(音乐考古学)应该既是普通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又是古代音乐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虽然音乐考古学是历史音乐学的一个分支，但其在整个音乐学体系中的地位却并非仅仅只作用于音乐史学的研究，其对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以及当下的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依然有着促进作用。

三、音乐考古学作用于音乐史学

较之于其他音乐学科而言，音乐考古学与音乐史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这是因为:其一，在研究对象的时间维度上，它们都是指向于过去，研究历史上的音乐事项，以了解古代的音乐社会生活;其二，在史前史时期，音乐考古学研究是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手段，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出现之后，有关音乐的考古实物和文献典籍是音乐史研究的两大史料来源。具体来说，音乐考古学对音乐史学的作用大致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考古史料可以弥补文献的不足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极其漫长的，即便是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大约有300万年的历史;而人类用文字记载的历史，也就是说有比较确切的资料可以证明的信史，就中国而言，大约是从公元前17世纪的商代开始的，距今不过4000年左右。从300万年前到4000年前，这么漫长的历史，除了通过神话传说获得一鳞半爪的模糊的认识之外，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如《吕氏春秋•古乐篇》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山海经•大荒西经》载:“开(夏后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下，……开焉得始歌《九招》”等等。通过这些记载认识商以前的历史不仅模糊不清、无法得以考证，而且也是一种无奈。可见，通过文字了解人类音乐的历史，其局限性不言而喻。而大量考古出土的音乐实物以及对它们所进行的科学研究，不仅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了解主要依靠神话传说的尴尬局面，也改变了我们对史前音乐历史的认识。例如，1987年，河南舞阳县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25支骨笛，据碳14测定和树轮校正，距今约8000—9000年;根据测音和实际的演奏实验表明，这些音已包括了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并且可以吹奏较为复杂的曲调。这一结果不仅改变了我们之前对新石器时期音乐认识上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对已有的中国古代音乐诸多研究成果的认识，促使我们对其进行重新考量，如学界很长一段时期都在争论的“战国时期有无五声音阶以外的偏音”的问题;音阶发展史是由少渐多，还是一个从多到少不断规范的过程的问题等。这方面的音乐考古发现甚多，如浙江余姚河姆渡骨哨、西安半坡陶埙等。可以说，从科学的意义上研究史前音乐历史，考古实物是唯一的途径和手段。它不仅是我们了解史前音乐历史的不二法门，也对其后有文字记载的音乐历史的研究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考古史料和文献互证

考古史料和文献史料互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源于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对古代历史的研究。他主张研究古史当以地下史料参订文献史料，这在历史学界有很大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被学界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的提出，一方面导源于对科学研究实证精神的追求，另一方面则是考古学在中国的不断发展与成熟。这一研究方法对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有很大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王光祈在其《中国音乐史》一书就曾指出:“研究古代历史，当以‘实物’为重，‘典籍’次之，‘类推’又次之。”［2］其后，学者们都自觉和不自觉地将此方法运用到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实践中，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面貌也因此为之一变，它不仅改变了传统史学“从文献到文献”的旧传统，也使研究所得之结论多了些许的实证面貌。例如，古书中有关鼍鼓的记载甚多，《吕氏春秋•古乐篇》:“帝颛顼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即鼉也”、《诗经•大雅》:“鼍鼓逢逢，矇瞍奏公”、李斯《谏逐客书》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提到的“灵鼍之鼓”。鳄鱼在古代被称作鼍，鼍鼓即是用鳄鱼皮制作的鼓。在没有有关鼍鼓的文物出土之前，学界对这些记载多半持将信将疑的态度，但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3015号大墓木鼍鼓的出土，释解了人们心中的疑团，从而确信鼍鼓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真实存在。

3．匡正用文献研究可能出现的谬误

翻开历朝历代正史乐志可知，其中有关音乐的记载多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所载内容侧重于宫廷雅乐，对宫廷之外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记之甚少，有些御用文人为了取悦于统治者甚至会歪曲历史，因而必然有阶级的和时代的局限性;此外，在“重道轻器”的古代，记载音乐之人往往都不是具有音乐专业知识的乐工，而是一些对音乐一知半解的文人，这也必然会使有关音乐的记述含混不清，乃至错误失实，以讹传讹，贻害千年。如此，考证、校雠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一筹莫展，考古史料则表现出其特有的参证和纠错的作用。这方面的典型事例以曾侯乙墓乐器的出土为要，1978年，曾侯乙墓的发掘及其大量精美的乐器的出土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地下音乐宫殿”的辉煌，其重大的意义在于改变了我们对已有的通过文献研究而获得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些偏颇的认识:其一，对一钟双音现象作了最充分有力的注脚。1977年，吕骥、黄翔鹏等音乐家去甘肃、山西、陕西、河南四省做音乐考古调查研究时，发现了中国古代的钟，在敲击钟的不同位置时可发两个相距三度的音，但这一理论在提出时遭当时学界众多人的怀疑，人们普遍持否定态度。次年，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让世人承认并接受了“一钟双音”的事实。其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争论不休的“古音阶”和“新音阶”的问题。其三，对于中国只有首调唱名法而没有固定调唱名法的问题以及工尺谱的渊源、中国的乐律学理论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都作了很好地解释。

4．扭转了用文字描述音乐史非直观形象的不足

音乐是一门时间艺术，也是一门声音的艺术。撰写一部有声的中国古代音乐史一直是音乐史学家的追求，从杨荫浏“音乐史是不能没有音乐的历史”［3］的治史观到黄翔鹏“曲调考证”研究的身体力行，无数学人为此孜孜不倦地摸索着;但我们同时也应知道，音乐生活的画面并非仅有声音组成，在三维空间里尚有乐器的形制、乐队的组织、器乐的编排以及乐人的服饰和奏乐的场景等，考古出土的遗迹、乐器实物以及音乐图像，包括绘画、画像砖、编织图、乐舞俑、洞窟壁画、器皿饰绘、墓葬壁画、画像石、石刻、书谱等，则可以直观地以立体的或平面的方式完整地再现历史上的音乐画面。例如，文献中有关先秦瑟的形制的记载语焉不详，甚至有分歧之处，我们如若仅仅通过文献并不能对此有清楚明白的了解。但湖北、湖南、河南等地古墓出土的有关先秦瑟的实物，则能立即给予我们非常明确的感官认识:先秦瑟的形制是“四枘四岳”式，一般具有二十三至二十五弦和柱。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再如，李荣有《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一书通过对大量出土的汉画像石的研究，揭示出了汉朝音乐生活的诸多层面;《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收集了各省的出土器物，形象而直观地展示出了各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出现的乐器的类型、特征等，并可以对不同省的出土乐器进行比照，揭示其间的异同之处和源流动向。可以说，考古史料让音乐史的研究具有了现场感和亲切感，让人如置身于历史的语境之中。

综上可知，音乐考古学虽然是考古学和音乐学的交叉学科，其下属于历史音乐学，但其在整个音乐学学科体系中的作用，并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史学，其对于拓宽和延展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丰富音乐美学的研究内容;对于改变民族音乐学在研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时文献史料不足的局面，全面深刻地阐释音乐背后的文化意蕴等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作者:于珊珊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总论•序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考古学范文篇2

[关键词]稻作起源长江下游史前考古理论阐释

1稻作起源的新证据

2004年12月17日《科技日报》报道，湖南道县玉蟾岩出土了12000年前的5粒炭化稻谷，它们被誉为世界上最古老的稻谷，将人类的稻作文明又推前了3000年。

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和文明起源一起并列为世界考古学的三大战略性课题，而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是中国考古学探索的重大课题。目前我国这项课题的研究还处于实证的层次，即以寻找最早的稻谷遗存来确定稻作农业起源的时间和地点。在阐释层次上，学者们还倾向于把稻作起源看作是人类的创造，它起源于一个中心，然后向外扩散。于是，在这个问题上出现过印度起源说、东南亚起源说、长江下游说、长江中游说、华南说甚至淮河流域说。

上世纪70年代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距今7000年的稻谷，使学界认为长江下游是稻作起源的中心。1988年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出土了9000～7800年前的栽培稻，学界又将稻作起源的中心移到了长江中游。与此同时，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也出土了9000～7000年前的稻谷。1993年起，在湖南澧县八十挡、道县玉蟾岩陆续出土了炭化稻谷，后者年代可达一万年以上[1]。无独有偶，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和浦江上山遗址也分别出土了8000年前到10000年以上的稻谷[2]。于是一个问题出现了：稻作起源，何处是摇篮?

2理论与实践

我国对农业起源的研究和认识基本仍处于国外上世纪50年代的“发现论”阶段，认为农业是人类的一项伟大发明或发现，是社会经济的“革命”性事件，因此农业起源的原因是一个无须深究的问题。于是，考古学的实践表现为努力发现最早的谷物来寻找起源的中心、时间以及传播和扩散的轨迹。对河姆渡和玉蟾岩发现古老炭化稻谷的认识，就是“发现论”思维的表现。

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认识到，农业起源不是发明或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于是研究的范例开始从寻找最早驯化的植物种子，转向探讨狩猎采集经济为何向粮食生产转变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伴随这一范例的转变，出现了人口压力、竞争宴享、社会结构等诸多学说，把农业起源研究推进到更深的层次。目前，国际上比较重要的农业起源理论有以下几种：

人口压力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美国考古学家博赛洛普提出，认为农业起源是对人口增长的反应，是在人口压力下强化劳力投入的结果[3]。美国学者雷丁指出，当一个地区人口／资源失衡时，一般向外移民是代价最小的选择。当人口接近土地载能而向外移民十分困难时，会迫使人们利用以前不利用的资源，这种转变会促使形成多样化的觅食方式和种类多样的食谱，并必须发明和应用各种新技术来开发和储藏资源以应付粮食短缺的压力。农业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人口压力和资源短缺，驯养动植物的行为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白费精力[4]。

竞争宴享理论

加拿大考古学家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相左的一种理论，认为农业可能起源于资源丰富且供应较为可靠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社会结构会因经济富裕而相对比较复杂，于是一些首领人物能够利用劳力的控制来驯养主要用于宴享的物种，这些物种因为劳力投入比较高，但是或是一种美食或可供酿酒，所以它们只有在复杂化程度比较高的社会中产生。海登还认为，在农业开始的初期，栽培与驯化的动植物因其数量有限与产量不稳定，在当时人类的食谱中不可能占很大的比重，也有一些驯化物种是与充饥无关的非主食品种，它们只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为了增添美食种类，以便使那些首领人物利用宴享来控制劳力、忠诚和资源。[5]

富裕采集文化理论和海登的理论模式有些相仿，美国考古学家索尔在50年代初曾提出过一种“富裕采集文化理论”，他认为，农业并不起源于食物的逐渐或长期减少，而是发生在天然条件非常富饶的自然环境里。其论点是，在饥馑阴影之下生活的人们，没有办法也没有时间来从事缓慢而悠闲的实验步骤。以选择的方式改进植物品种以便于人类利用，只能在饥馑水平之上的、有相当大的余暇来生活的人群中做到。索尔认为，东南亚地区就是农业起源的一个理想地区[6]。与竞争宴享理论不同的是，富裕采集文化理论没有解释为何不愁吃穿的人群要从事农业这种时间和劳力支出很大，而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的劳动?因此，上面的宴享理论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补充。

社会结构变迁理论这一理论注重农业经济产生的社会基础，认为农业起源的原因是社会性的，少数群体试图扩大资源消费来控制其他群体，刺激了粮食生产的出现[7]。随着社会的日趋增大和复杂，会出现比简单社会更多的需求。对权力与个人的财富追求，也促进了少数人扩大生产的愿望，特别是在分化日益明显的社会中。原始社会中的这种增大的需求成为剩余产品生产的主要动力。

从上述几种流行的理论模式来看，都有其合理的成分，但是落实到对不同地区农业起源的解释时，需要从具体发现做进一步的检验。比如，我国华北旱地农业和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的起源应该有着不同的动力机制，因为两个区域的生态环境和驯化物种完全不同。华北的旱地农业似乎和人口压力的理论模式比较吻合，而稻作起源则用宴享模式或富裕采集文化模式来解释更加合理。这表明，农业在不同的生态环境里可以由不同的动力机制所激发。对动植物繁殖进行操纵在史前的狩猎采集经济中应该早就存在，而改变局部环境或选择利用的物种也是普遍的一种活动，然而从栽培转向农业，也就是说使栽培作物成为人类食物的主要来源，很可能是环境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作为科学研究导向性的思维，理论的发展导致了多学科的合作和方法技术手段的更新，学者们力图从技术、物种、生态环境、气候、社会结构、心理准备等诸多方面的探索来检验这些不同的理论阐释。考古研究也不再局限于发现最早的栽培谷物和起源中心，而是转向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观察长时段中人地关系的互动和变迁，寻找和解释狩猎采集向农业转变的潜因。这项工作也无法单凭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土壤学、生态学和社会学等独家学科能力所能解决，需要各科领域的通力合作。

3考古学观察

目前我国稻作起源研究存在两个缺陷：其一，即使考古发现将炭化稻谷时代追溯得再早，也不能告诉我们农业起源的原因。其二，稻作起源的实证研究容易变成植物学家或农学家的技术性鉴定工作，不能将它作为人类生存策略研究的一部分，很好地与环境考古及生产工具或遗迹分析结合起来，了解农业如何一步步发展成熟，以及它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首先，应该把农业和栽培区分开来。农业是指人类生存主要依赖栽培或驯化作物的一种经济形态；栽培是指人类开始操控某些有用物种的繁殖。一看野生稻出现变异性状就认为是农业起源的证据是不恰当的，因为许多耕作和栽培方法并不能改变植物的性状，即使有些情况下这种性状发生了变化，我们也不知道它的发生需要经历多长的时间，近年来对是否能够通过形态学来分辨野生和驯化作物仍然存在争议。

从墨西哥特化坎河谷的农业起源研究来看，从人类开始栽培作物到这些作物在人类的食谱中占到45％的比重，经历了3000多年的漫长岁月。在栽培植物出现和缓慢增长的阶段里，人类的生存主要还是依赖狩猎采集，因此不能将这种微不足道的少量栽培植物来定义农业经济。

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酝酿和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全新世初开始到新石器时代的崧泽文化时期，稻子开始在野生资源富饶的环境里被驯化和栽培，但是它在人类食谱中的比例很小，狩猎采集仍然是主要的经济形态。第二阶段是良渚文化时期，由于社会复杂化的原因开始强化稻作生产，并开始取代野生资源成为主要的粮食来源。第三阶段，随着良渚酋邦的解体，强化稻作生产的社会机制消失，马桥文化的先民又倒退到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下面我们从考古发现来观察这一曲折的发展过程。

经济背景长江下游地区的许多史前遗址均发现了稻谷遗存，在这些遗址中都同时存在大量的野生动植物遗骸。从目前发掘报告所提供的信息来看，动物群利用的资料相对于植物比较完整，下面对各主要阶段的重要遗址动物统计资料进行一番比较。

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野生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61种，其中哺乳类34种、鸟类8种、爬行类6种、鱼类10种、软体动物3种。利用最多的为各种鹿类，数倍于猪的数量。

跨湖桥遗址也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骸，计有各类动物33种，其中哺乳类15种、爬行类2种、鱼类3种、鸟类12种、蟹1种。其中鹿类和水牛的数量最多，它们的总数占所有哺乳动物的54％。从哺乳动物的数量变化来看，各种鹿类动物的利用呈上升趋势，从早期的30％到中期的33％增加到晚期的37％。水牛和狗的数量显示先扬后抑的利用趋势，水牛从早期的13％增长到中期的20％，到晚期下降到16％。狗从早期的4％增长到中期的12％，到晚期下降到8％。猪的利用则呈下降趋势，它从早期的27％下降到中期的10％，到晚期变为9％。在这些哺乳动物中狗和猪被鉴定为驯化物种，而它们的数量在经济发展中并不呈持续上升趋势，家猪的数量甚至表现为持续的下降，和鹿类利用的增长正好相反。从遗址动物群总体数量统计来看，猪等家养动物占12％，野生动物占88％。

马家浜文化的圩墩遗址发现有各类动物20种，其中哺乳动物9种、爬行类5种、鸟类1种、鱼类4种、贝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15％，野生动物占85％。

上海崧泽遗址出土的动物计有9种，其中哺乳类7种、爬行类1种、鱼类1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6％，野生动物占74％。

属于崧泽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的苏州龙南遗址，出土的动物有12种，其中哺乳类7种、鸟类1种、鱼类1种、贝类3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70％，野生动物占30％[8]。

上海闵行马桥遗址中良渚时期出土的动物计有13种，其中贝类4种、鱼类2种、爬行类1种、哺乳类6种。其中猪等家养动物占56％，野生动物占44％。马桥时期出土动物19种、其中哺乳类12种、爬行类1种、鸟类1种、鱼类3种、贝类2种。猪等家养动物占21％，野生动物占79％[9](图1)。

水稻稻谷的形态学分析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河姆渡的稻子处于形态变异和分化的初期，表现为类籼、类粳及中间类型的原始混合体。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子中大约有50％出现有别于野生稻的变异，但是仍然是颗粒小、结实率低的原始栽培稻。在马家浜和崧泽时期，稻谷的形态仍不稳定，有偏籼型、偏粳型、亦籼亦粳型、非籼非粳型等多种形态，说明在很长时期里人类对水稻的产量和选种并不非常在意。到了崧泽末期与良渚早期，水稻的颗粒开始增大，形态趋于稳定。说明人类加大了选种、驯化和栽培的力度。稻谷形态的这种转变需要多长时间目前不能肯定，但是对野生小麦和大麦从野生到栽培的转变可能在20到200年之间就可以完成来看，栽培稻的出现大概也不需太长的时间。从袁隆平培养高产稻种的科学实验来看，培育一种新型稻谷完全可以在一代人的时段内完成。这反过来也可以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数千年里，水稻形态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显然是因为人类干预力度不够。

生产工具生产工具可以折射农耕技术的水准。河姆渡遗址出土石器不多，加工也不精致，多为斧、锛和凿，它们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头，可能并非农耕工具。跨湖桥的石器磨制较好，主要是锛、斧和凿等加工木头的工具，这和这些遗址出土大量木器以及杆栏建筑相符合。河姆渡出土相当多用大型哺乳类肩胛骨制作的骨耜，被认为是稻作的工具。但是，有人认为这种骨耜也可能是建造杆栏建筑的挖土工具。马家浜和崧泽阶段的斧、锛与凿等石器数量也不多，可能主要用于砍伐和加工木器，兼能从事一些农耕。

良渚时期，不仅石器的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石犁、耘田器和石镰等功能确凿的农耕工具。良渚时期的石犁不仅数量多、种类全，且有的器型极其硕大。一般来说，功能专一的器物只有当其使用频率变得非常高时才会出现。石犁的使用，一方面说明土地的利用开始趋于精耕细作，以提高稻谷的产量。另一方面，石犁是一种连续的翻土工具，一般用于大面积的耕耘，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并需要劳力的协作。

马桥时期，石器种类较多，但是数量最多的是锛、刀、镰和镞，犁极少。锛个体比较小，应是一种加工木器的工具。刀和镰可用于收割和采集，但从明显缺乏耕土工具来看，马桥时期的稻作生产，显然不是良渚时期的那种组织劳力的精耕细作。良渚和马桥农业工具的显著差别和植硅石分析十分吻合，马桥遗址中的水稻植硅石分布显示，良渚时期水田中的植硅石含量非常高，而马桥文化早期植硅石含量明显偏低，一直到后期才有所增加[9]。

稻田与耕作对苏州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的发掘表明，稻田面积最大不超过16平方米，灌溉系统为水塘和水井两类。而对澄湖角直崧泽文化晚期稻田遗址的发掘，显示稻田已有低田和高田之分，低田的灌溉系统有池塘、水沟、蓄水坑、水口组成，高田灌溉为水井，最大的稻田面积达到了lOO平方米以上[10]。马桥时期的环境分析表明水域扩大，森林草原拓展，农田萎缩。

4讨论与小结

我们想从农业起源的理论对长江下游稻作农业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番分析，加深对稻作农业起源动因的认识。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长江下游的稻作栽培的酝酿阶段比较符合竞争宴享说或富裕采集文化说。从9000～7000年前的跨湖桥和河姆渡文化开始，人类开始栽培稻子并不标志农业的起源，因为人类的主要经济形态还是狩猎采集，栽培的稻子在人类食谱中所占比例几乎微不足道，而且很可能不是用来果腹。那么为什么当时不愁吃穿的人们要栽培劳力支出大、产量低的稻子呢?根据海登的解释，早期谷物的栽培很可能是用来酿酒的。他认为，像玉米和其他谷物在史前期用于酿酒要比果腹更重要，酒类在富裕社会中的宗教仪式和劳力调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说法最近为贾湖的发现所证实，中美考古学家从遗址出土的陶器沉淀物中鉴定出由稻米、蜂蜜和水果酿造的酒类残渍[11]。当时贾湖遗址和长江下游的环境条件十分相似，野生资源非常丰富。因此，贾湖米酒的证据也为解释水稻在长江下游悠久的栽培历史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解释。

农业经济成为史前社会的主要经济形态，可能与社会复杂化关系密切，这一考虑比较符合社会结构变迁理论的解释。良渚时期长江下游进入了早期文明的复杂社会——酋邦，社会等级分化加剧，资源的积累、消耗与分配以及大规模劳力的调遣成为酋邦运转的重要特点。我们可以从大量玉器的生产与消耗，以及大规模土墩祭坛的营造上，窥视到当时社会运转的规模。这样的复杂社会对剩余产品的需求显然要远远超过自给自足的部落社会，而酒类也可能成为社会祭祀活动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因此强化粮食生产自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从稻作生产和家畜的饲养规模上，看到良渚阶段比较成熟的农业经济。这一显著的变化应该与良渚贵族阶层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密切相关，因此农业经济的成熟与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关系更为密切。

到了马桥时期，良渚的大型酋邦解体。社会结构又退回到了比较分散的部落社会，原来施加在百姓头上的强化剩余产品生产的社会机制已不复存在，于是在自然资源仍然比较富裕的环境里，温饱无虞的人们无须再多费劳力来进行密集农耕以增加剩余产品的产量。于是我们看到，尽管马桥先民仍然栽培稻谷，但是他们的生活又返回到了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经济形态之中。虽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和自然资源的逐渐减少可能对人类经济形态的变化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史前期的长江下游应该是自然资源十分富庶的地区，良渚时期农业经济与其前后阶段的文化有如此大的反差，从社会复杂化的角度来找原因可能更加合理。

因此，用“发现论”来看待稻作农业的起源已无法解释这一重要历史进程。受“发现”或“发明”思维以及现代化农业优越性的影响，会使人们把农业看作是比狩猎采集来得优越的一种技术和经济形态，一旦这种技术和经济形态被发现和发明出来，它的优越性就会显示出来，并会保持持续的发展，自然而然地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

然而，我们从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来看，它更多显示的是人类群体生存策略的一部分，在富裕的自然环境里，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利用野生资源而不是费时费力的农耕经济。这在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大量的佐证，像澳洲、美洲大盆地和非洲卡拉哈利的土著人，他们即使在政府和传教士的鼓励下，面对工业化社会产量很高的粮食生产，也是最迟缓和最勉强的接受者。

长江下游在良渚时期农业生产达到了一个高峰，稻作生产成为社会经济的支柱。这一发展显然是受社会复杂化的推动，可能并不是人们自发或乐意从事的结果。一旦施加在粮食生产上的社会压力消失，只要自然条件许可，人们又会退回到相对悠闲的狩猎采集经济。农业生产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命脉可能是在人口增长、野生资源减少和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复杂进程中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各时期遗址中出土的野生动物来看，自早至晚显示出种类和数量的持续递减。虽然稻作生产在马桥时期出现暂时的倒退，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演进的长期趋势，农业便不可逆转地最终成为人类经济的主要形态。

我们认为，我国农业起源的研究应该摆脱一味寻找最早栽培谷物和确定最早起源时间和地点的陈旧模式，从史前文化适应和环境互动的角度来观察人类经济形态在长时段中的演变，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农业起源的原因和历程。

[参考文献]

[1]湖南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A]．载新中国考古五十年[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

[2]蒋乐平．浙江浦江县上山新石器时代遗址——长江下游早期稻作文明的最新发现[J]．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2005年，总第7期。

[3]Boserup,E．1965．TheConditionsofAgriculturalGrowth，Chicago：Aldine．

[4]Redding,R．W．1988．Ageneralexplanationofsubsistencechange：fromhunter-gatheringtofoodproduction．JournalofAnthropologicalAr-chaeology，(7)：56—97．

[5]HaydenB．Modelsofdomestication．In：GebauerA．B．etal．eds．TransitiontoAgricultureinPrehistory．MonographsinWorldArchaeol-ogy，No．4，Madson：RrehistoryPress，1992，11—19．

[6]Sauer,C．1969．AgrioulturalOriginandDispersals．Cambridge：TheMITPress．

[7]Bender,B．1978．Gatherer-huntertofarmer：asocialperspective．WorldArchaeology，10(2)：204—222．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博物馆．跨湖桥[Z]．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

[9]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马桥[Z]．上海书画出版社,2002年。

考古学范文篇3

关键词：中国艺术考古学；美术考古学；艺术学科；考古学科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艺术考古学与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相关，但是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却不是简单的相加。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换句话说，考古学田野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各种实物，是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它为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多样的，既可以是与古代人类的生产生活有关的遗迹和遗物，也可以是与人类活动有关而能够反映人类活动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遗存等。这些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对象，同时也能够成为研究其它学科发展历史的珍贵资料。因此，考古学的最大贡献主要不是体现在理论指导方面，而更见长于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取科学的研究资料的重要性。任何学科，只要涉及到史的研究，必然需要考古学提供资料作支持。同样，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间接地丰富了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历史的内容。因此，在考古学取得较大成就的基础上，衍生出与各门类学科的交叉关系，并不是削弱了考古学和其它学科的发展，相反地更是拓宽了研究者的思路和视野，从而促进学科建设的繁荣。

既然艺术考古学不是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的简单相加，那么其学科定位究竟以哪一个为根基呢?任何学说之所以能成为科学，就是因为有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等。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简单地说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无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公私收藏艺术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却存在着需要断代和辨伪的缺陷，使研究资料的科学性大打折扣，尽管有不少古代传世艺术品中的绝大多数也属于出土遗物，但一旦离开了地层关系，必然带来了断代的困难和辨伪的必要，因此，传世古代艺术品既然不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也就被排除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之外。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由考古学所提供的、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成就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作为沟通人类心灵、饱含审美和情感思想的独创性的艺术产品，具有更加深厚的古代文化内涵。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深入研究，其成果必然为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的研究起到推波助澜的重大作用。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研究对象纷繁复杂的特征基础上的。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但在数量、艺术种类、制作材料、工艺技术、装饰手法、表现题材上丰富多样，而且历史悠久。对它们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必定是多角度、多学科的理论综合，例如对史前原始艺术品的研究，除了采用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和其它科学测试方法确定其所属的时代外，还需要借鉴儿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原始宗教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推论原始艺术品的创造者的审美心理和创造动因。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看，艺术考古学的学科性质应该是两大学科交叉后形成的一门新的学科。其根本点应该落在考古学。考古学提供研究对象和对研究对象进行断代和分类；艺术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则在对研究对象的分析和阐述中起较大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其最终目标主要是探索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内涵和发展动力，同时为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增添新的活力。

二、对“美术考古学”和“艺术考古学”学科概念的再思考

“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目前在考古学与艺术学研究领域通用的、至今尚未明确区别开来的两个学科概念。作为一门在艺术学与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交叉或边缘学科，产生不同的命名，主要是由对艺术与美术这两个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解的差异所造成的，因此，要想对“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目前并存且互相争论其存在合理性的状况做一个辨析，必然要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找出“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美术”与“艺术”这两个概念，同源于古罗马的拉丁文字“art”。“art”本义是指“人工技艺”，泛指各种手工制作的艺术品以及文学、戏剧、音乐等，广义的还包括拳术、魔术、医术等。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美术”的概念被首次引入，蔡元培先生早期使用“美术”这个术语时，包括诗歌和音乐；鲁迅先生甚至把文学和戏剧也归入了美术。其后，中国文化艺术界才逐渐把“美术”与“艺术”的概念区分开来。“艺术”是一切艺术门类的总称，而“美术”只不过是艺术大家庭中的一个最主要的成员。“美术是以一定的物质材料和手段，在实在的三维空间或平面上塑造可视的静态艺术形象，以此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艺术家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由此，它又被称为造型艺术、视觉艺术、空间艺术和静态艺术。从广义上讲，美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设计、书法等种类”。美术所具有的物质性、造型性、视觉性、静态性和空间性等特征，使得古代艺术品历经成千上万年的风风雨雨而遗留下来。相比之下，艺术的其它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由于过于依赖人的参与，并受到时空的约束，往往随着表演者的去世和岁月的流逝而失传，因此，能够经历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洗礼之后遗留下来的必然是古代美术品，尽管还有一小部分演奏古代音乐的乐器实物，但古代造型艺术品却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样，美术考古与美术考古学概念的应运而生便不难理解了。

中国的美术考古可谓姗姗来迟，尽管北宋的金石学家已经开始致力于汉画像石、青铜器、玉器、碑刻等记载，但更醉心于对浇铸或铭刻在青铜器或石刻上的文字的著述和研究，“探制作之原始，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增补和修改古代文献史实的缺漏，没有艺术风格的概念、没有艺术发展和影响规律的研究，只是看作祥瑞之物的象征或儒教礼仪的标志。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美术考古实践活动是分散的、不系统的，尽管有许多美术史论家、美学家、考古学家关注中国古代艺术品。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中国美学史中重要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中，强调把哲学、文学著作和工艺、美术品联系起来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应该结合古代的工艺品、美术品来研究。例如，结合汉代壁画和古代建筑来理解汉朝人的赋，结合发掘出来的编钟来理解古代的乐律，结合楚墓中极其艳丽的图案来理解《楚辞》的美，等等。这种结合研究所以是必要的，一方面是因为古代劳动人民创造工艺品时不单表现了高度技巧，而且表现了他们的艺术构思和美的理想(表现工匠自己的美学思想)。像马克思所说，他们是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的；另方面是因为古代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虚幻(如庄子)，但严格讲起来都是对当时现实社会、对当时的实际的工艺品、美术品的批评。因此，脱离当时的工艺美术的实际材料，就很难透彻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至1980年代，建立以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其它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新的变异与交叉的学科，成为新世纪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方向。中国美术考古学也正是在时代的召唤下破土而出。1980年代以后，伴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全球化、一体化及对开拓型、创造型的综合人才的培养需求，艺术在素质教育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被一些有识之士所认识。知识经济时代对艺术的呼唤为艺术学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赢得应有的学科地位创造了条件。目前，艺术学作为国家一级学科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对艺术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工作也突破了单一由专业艺术院校的艺术史论家承担的模式，综合性大学建立起了艺术学院，从事艺术设计与艺术理论研究工作正成为一种潮流。艺术学研究中交叉学科的发展也非常迅速，艺术心理学、艺术经济学、艺术文献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就，艺术考古学也正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上。

同样，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的区别也是比较明显的，主要体现在学科性质与研究对象的范围方面。自1980年代开始，在对音乐、美术、戏剧、曲艺、电影、舞蹈等分门别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性研究的艺术学逐渐建立与发展起来，艺术理论研究和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和艺术科研院所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在综合性的大学中创办以人文学科为依托、进行综合性艺术理论研究的艺术学系(院)，美术已经无法涵盖整个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之领域，美术不但在现代工业设计高速发展的情势下变得势单力薄，而且就是在田野考古出土艺术品种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也显得相形见绌。特别是经过艺术学理论研究十多年的发展，艺术学科已经取代传统的美术学被确认为国家一级学科，按照国家技术监督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的规定：艺术学为国家一级学科，下设艺术心理学、音乐、戏剧、戏曲、舞蹈、电影、广播电视文艺、美术、工艺美术、书法、摄影和艺术学其他学科等12个二级学科。其中“美术”下设美术史、美术理论、绘画艺术、雕塑艺术和美术其他学科等5个三级学科；“工艺美术”下设工艺美术史、工艺美术理论、环境艺术和工艺美术其他学科等4个三级学科。很显然，在新的学科目录中，美术的学科范围仅限于以绘画、雕塑为主的理论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把以实用与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工艺美术(设计艺术)从美术中分离出来，这样就使得美术考古或美术考古学的理论局限于中国古代的绘画和雕塑，而田野考古所提供的研究对象数量最多的却是诸如陶器、玉器、青铜器、漆器、瓷器、金银器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古代工艺美术品，这是美术学科所不能包容的。因此，从学科发展的角度出发，美术学的局限性已经很明显了。只有作为一级学科的艺术学才能涵盖古代的音乐、舞蹈、戏剧、戏曲、美术和工艺美术等学科内容，可以说，艺术考古学的建立顺应了艺术学科发展的要求。

顾名思义，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提供的古代美术品，即使是按照新的学科分类与代码颁布前艺术的分类标准，把美术与工艺美术合在一起的造型艺术也存在着局限性。在田野考古发掘得到的遗物中，有不少古代的乐器，诸如史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笛、骨哨、石磬、木鼓，商周文明社会流行的青铜钟、铃、铙，封建社会时期的琴、瑟、竽、笙、琵琶、箜篌、觱篥、拍板等，都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但按照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划分，有一部分没有进行艺术加工的乐器将被排除在外。作为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乐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墓葬出土的骨笛，距今已有8000多年，16支骨笛采用猛禽的腿骨管，截去两端的关节再钻圆孔而成，形状固定，多为七孔，有的先刻好等分符号，然后钻孔；据对其中一支骨笛的测音研究，发现它的音阶结构至少是六声音阶，也有可能是七声齐备的、古老的下征调音阶。然而，这16支骨笛却未见任何的艺术装饰，造型也不美观，很难把它们与美术品联系起来。同样，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埙、骨哨也是如此。这就是美术考古学所面对的尴尬。而艺术考古学则把这些乐器归入到音乐艺术考古的范围，解决了这一无法回避的难题。

综上所述，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是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在不同时间条件下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艺术学尚未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前，美术学占学科发展的主导地位，美术学与考古学的学科交叉，自然衍生出美术考古学。但当艺术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走上中国学科建设的舞台之后，在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绝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趋势和要求的，尽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数量最多、艺术价值最高的当数古代绘画、雕塑和工艺美术品，这是无可非议的事实，但就当前艺术学科发展日趋成熟的情势下，把艺术学与考古学的交叉学科称为艺术考古学更切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更加名副其实。

三、对艺术考古学发展前景的再思考

尽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尚欠完备，但当今艺术史和考古学的研究者对这一理论的关注已今非昔比。在对中国艺术考古学建立与发展的回顾中能够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即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最早是由考古学背景的学者提出和阐述的：最早提出“美术考古学”理论概念的夏鼐先生是新中国建立后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撰写“美术考古学”条目的杨泓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最早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理论阐述的刘凤君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的毕业生；作为第一个系统构建“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框架的笔者也有文物博物馆学和考古学的学习经历。目前，专业艺术院校在对美术史论专业学生的培养中，需要开设考古学和博物馆学的课程，考古专业的毕业生到了艺术院校工作后，受到艺术氛围的熏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与艺术研究联系起来，将考古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作为专题进行讲述与研究，自然而然地跨入了艺术考古的行列。曾经接受了艺术创作实践与理论学习的艺术院校毕业生，绝大多数主要从事对传世书法、绘画艺术品或古代著名书画家的研究，小部分进入了文物博物馆与考古部门工作，有机会从艺术的视角对考古发掘出土的艺术品展开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如巫泓先生、张朋川先生等。但是，上述现状对艺术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好在这一现象正在逐渐改观。考古工作者与艺术史研究者开始共同探讨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发展问题，2006年5月19日，清华大学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在校内的近春园西楼召开了由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央美术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二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的“艺术与考古座谈会”。这是继1996年5月31日，由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主办“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研讨会”以后，文物考古和美术界的专家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讨论的再一次盛会。

展望未来，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前景非常灿烂。

首先，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最先由具备考古学背景的学者奠定，其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考古成果资料的占有和熟悉程度，以及对田野考古工作方法论的了解。但是，要想对艺术考古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则需要对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掌握和运用。仅有考古学背景的人大都停留在对考古出土艺术品的分类、资料的整理研究上，即使上升到理论，也由于其本身对艺术理论方面知识的欠缺而不能深入。因此，在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完善过程中，具有良好美学与艺术理论素养的艺术史研究者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长期在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在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研究领域已经很难有发挥空间的现实面前，开始转而从考古出土艺术品中寻找突破口。毕竟中国传世的书画艺术品及其作者在数量上是非常有限的，而考古出土的艺术品却层出不穷，这就是中国艺术考古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其次，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人才更趋专业化。国内的高等院校已经开始培养艺术考古方面的学生，并且突破了由专业艺术院校培养的模式，综合性大学也在积极培养从事艺术理论研究的人才，这主要得益于艺术学科在中国高等院校的建立和发展。在专业艺术院校中，不但有美术考古学研究所，开设美术考古学课程，而且专门招收美术考古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例如中央美术学院有美术考古学的本科专业和研究生专业；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四川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院校均招收美术考古学或艺术考古学方向的研究生；西安美术学院更是在2006年10月成立了全国首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研究所”，并创办了《艺术考古》杂志。高等院校是人才培养的摇篮，中国艺术考古学明天的辉煌，正是要寄托在目前正在接受系统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熏陶的学生身上。

考古学范文篇4

一、埃及人的灵异观及其对贾科梅蒂的影响

19世纪的学者们普遍认为，古埃及的雕像和画像都和埃及人的灵魂观有关。主管法国埃及古物部门的学者加斯顿•马斯佩罗(GastonMaspero)在他的《埃及考古手册》中认为，埃及人把人看作不同部分的组成，每一部分都有自己的作用和生命。依附于身体之上的“ka”(古埃及人对魂灵的称呼)是生命的对应物，是比较稀薄的实体，有可见的形状和颜色，只是缥缈若影。埃及壁画由于灵依附在人身上，通过将尸体进行干燥处理使之不朽，就可以延长他(她)的存在，通过祈祷和献祭，就可以使灵魂得以拯救。在他看来，埃及的艺术家，尤其是雕塑家，必须遵守埃及的宗教信仰。既然“灵像”被看作死后支撑“灵魂”的载体，用石头或其他材料复制一个身体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因为这个复制的身体主要是为了给灵魂提供一个新的支撑体，使之能停附在上面。因此，“肖像的头部往往是忠实于原型，而身体则要选取最佳的状态刻画，这样可在众神的陪伴下充分享有自身的力量。男人选取生命力的最佳状态，女人则选用她少女时期苗条的比例”。［1］169另一位研究埃及艺术的权威海因里希•舍费尔也提出了类似观点。舍费尔是柏林的埃及博物馆的主任，来自阿玛纳的一半考古发现都在这个馆里，其中包括奈菲尔提提(Nefertiti)胸像。舍费尔在他著名的《埃及艺术原理》一书中阐述了埃及艺术的两个方面内容:第一，艺术家是永生的媒介，他们通过绘画和雕像留住生命。第二，埃及人有一整套表现体系用以概括人物肖像的基本特征和精神主旨。他在书中写道:“艺术中对众生的表现，其代表的涵义对于古埃及的艺术家来说，是和今天的艺术家不一样的……对于他们来说，图绘不仅要有美的品质，而且就是那些有声有色的生命本身。我们只有认真看待这种代表性，才能充分理解为什么图绘在埃及人那里那么受崇敬……每一张图都潜藏着神秘的力量。为什么埃及祖先会留下这么多不可思议的雕像以及画像作为替身?是因为他们相信图和像蕴藏着个体的生命!”［1］168贾科梅蒂:室内人物素描作为艺术家的贾科梅蒂不仅认同马斯佩罗和舍费尔的观点，而且能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体悟埃及人的作画原则。贾科梅蒂经常强调埃及人创作的雕塑和画像似乎灌注了生命。在一次与乔治•夏尔波尼(GeorgesCharbonnier)的交谈中，贾科梅蒂说他常会把看到的埃及雕塑当作“另一个自我的化身”或“一个让人惧怕和崇拜的神”。［2］150其在写生和创作中也是努力追求“存在的真实”，他曾经尝试创作能引起运动幻觉的雕塑，以求在作品中创造出生命和灵魂的实在，尽管他知道这只能是徒劳，但还是孜孜以求。他的朋友兼模特詹姆斯•洛德在回忆贾科梅蒂作画时说:“头像作为头像已经不再具有任何意义，甚至作为绘画也不能说明什么。唯一具有其自身生命意义的，是贾科梅蒂通过绘画行为和视觉语言，为表现瞬间与我头部相吻合的一种对现实的直觉而进行的不懈斗争。”［2］156贾科梅蒂在致马蒂斯的信中把这种“现实的直觉”解释为“触动自己”的“有生命的”东西，而不是“摹拟实在”。［2］154贾科梅蒂早年所作的超现实主义雕塑可以让人感觉到这种对生与死的关注，比如他在1934年创作的献给其父亲的一个铜质雕塑《手持隐而不见的空物》，一个女子手捧象征死者灵魂的“ka”，其脚下平台的裂缝象征冥界的入口，一只小鸟在其右方，似乎在以一种可见的方式，隐喻着不可见的“ka”。贾科梅蒂的传记作者劳瑞•威尔逊认为，是不经意的幻想和对灵异的信仰促使贾科梅蒂去关注生与死的主题，所以，他也常常幻想在雕塑和绘画上塑造出生命。1946年，贾科梅蒂画了一些魅影一样的人物素描，显示出他受灵异经验的影响;1947年以后，他的雕塑人物作品逐渐发展出游魂似的细长形象;50年代贾科梅蒂为他的弟弟和母亲所作的多幅素描和雕像都显示出他要捕捉住生命的真实的创作追求。威尔森认为，贾科梅蒂这样做的一个深层的秘密是，他是要像图特摩斯时代的埃及人那样，力图让画像能达到像真人一样，从而把逝者的生命留下来。因为贾科梅蒂曾经说过，古埃及人是“带着一种必需的虔诚制作灵像”，“使灵像接近生命体本身”，他虽然还不能达到这个高度，但“一直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二、埃及人的真实观及其对贾科梅蒂的影响

考古学范文篇5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

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考古学范文篇6

安金槐先生在其50余年的考古生涯中，以严谨、求实的学风和吃苦耐劳、勤劳钻研的精神，走遍了中原大地的山山水水。在田野考古调查、发掘和考古与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具有广泛影响的成就，对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进步，对河南省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曾先后主持发掘了泌阳板桥水库、郑州商城、郑韩故城、淅川下王岗、洛阳含嘉仓、登封双庙沟、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密县打虎亭汉墓、南阳杨官寺汉墓等数十处大型古遗址古墓葬。还主持参加了密县和登封古瓷窑址、丹江库区、颍河上游等许多地方的考古调查。安金槐先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可以郑州商城遗址的发现与隞都说的提出、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说、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与夏文化探索等作为代表。

20世纪50年代初，安金槐先生主持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工作，先是发掘了二里岗遗址，随后在郑州发掘了一系列的商代遗存，包括有商代铸铜和制陶遗址。1954年他编写《郑州二里岗》时，就完成了郑州商代二里岗文化的考古学分期。还指出“郑州在商代当不是一般的小村落，很可能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大城邑”。并认为“郑州在殷代应属隞”。随着郑州商代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又发现了商代的夯土，并经钻探大体搞清了由夯土围成的长方形城址。在我国第一次找到了早于安阳殷墟的商代王都。1961年，他发表了《试论郑州商代城址——隞都》的论文。后来又在城内发现了宫殿遗址，并最终确认了郑州商城是一座周长近7公里，城墙保存最高处约5米、一般高为1～2米的商代重要城址。郑州商城的发现开创了商代考古的新局面，而二里岗商文化的发掘研究，更成为商代考古学研究上的一个里程碑。

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说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安金槐先生在研究商代器物时，发现有的器物表面有釉，这些器物的胎质呈灰白色且很坚硬，经化验为瓷土。这时，他敏锐地意识到这有可能不是陶器，应是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白陶和几何纹硬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始青瓷器。为此，他于1960年发表《谈谈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的论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的瓷器起源于东汉或魏晋时期，而商代原始瓷器的发现，将中国瓷器起源的历史至少提早了1500余年，引起国内、外文物考古学界和陶瓷学界的关注。安金槐先生于1978年发表的《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进一步阐述了原始瓷器起源于商代的观点，他的这一观点被1981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史》所采用，为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20世纪70年代中期，安金槐先生主持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发现一座龙山文化晚期的古城址，他结合文献记载和前人考证，提出了该城址为夏代禹都阳城的观点，但因其面积较小而引起争论。近年，在国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科研项目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这里发现一座同时期的大城址，面积约30万平方米。其北墙城壕长630米，向东延伸将王城岗古城址围护其中，二者关系极为密切。并发现夯土基址和玉礼器等遗存，为夏代禹都阳城提供更重要的佐证。早在郑州商城发掘获得收获，商文化研究有重要进展的时候，安金槐先生已开始考虑探索夏文化。文献资料中有关夏的记载不多，为探索夏文化而开展的考古工作也是比较有限的。他就凭着这不多的文献和原来有限的工作，以极大的学术勇气和深邃的学术眼光，把探索夏文化的重点放到登封。王城岗古城址的发现，迎来了1977年国家文物局在登封召开的夏文化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对王城岗古城的发现给予积极的评价和肯定，使之成为探索夏文化中的一次重大突破。出版于1992年的《登封王城岗与阳城》考古报告，被评为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鼓励奖，就是学术界对他的学术成就的最好褒奖。可以说安金槐先生首先发现的郑州商城，拉开了商代城址考古的序幕；那么登封王城岗第一座龙山古城的发现，同样开创了龙山城址发现与研究的新局面。由城址研究商文化，到从城址寻找夏文化，这不能不说是找到了一条从考古学研究夏、商史的新路。

同时，安金槐先生在登封双庙沟遗址的发掘中，最早发现了河南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在淅川下王岗遗址的试掘中又在河南首次发现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地层叠压关系，为豫西南考古学编年史的确立树立了标尺。此外，他在河南两周、秦汉以及魏晋、隋唐考古的发掘与研究中，都有重大建树。

安金槐先生勤奋实干，成果卓著。他的学术观点和科研成就，都来源于实践，来源于田野考古的第一手资料，植根于中原大地的深厚的文化积淀之中。他主编和参与主编的专著有《河南名胜古迹》、《郑州二里岗》、《巩县石窟寺》、《中国陶瓷史》、《登封王城岗与阳城》、《密县打虎亭汉墓》、《中国陶瓷》、《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新石器时代陶器》、《中国美术分类全集·夏商周陶瓷》、《安金槐考古文集》、《郑州商城》等12余部；发表的考古报告、简报、论文有《郑州商城遗址发掘报告》、《试论郑州商代瓷器的几个问题》、《对于我国瓷器起源问题的初步探讨》、《豫西夏代文化的初探》、《试论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与夏代阳城》、《河南夏商考古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等130余篇，总字数在500万字以上。其中专著《登封王城岗与阳城》获奖如前述，《密县打虎亭汉墓》被评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二等奖，商代考古扛鼎之作的《郑州商城》获得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最高荣誉奖。此外还有多篇论文获奖。安金槐先生这些科研成果，已经成为反映中国文物考古历史长卷和了解古代中国必据经典的一部分。

安金槐先生在学术上的一系列成就，在港、台和国外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曾先后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份被邀请出访美国、日本参加学术会议，并带队到阿曼苏丹国进行学术交流与考察，为宣传中国、宣传河南做出了贡献。

考古学范文篇7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处身于信息时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临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中，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和变化?考古学的学科目标是通过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和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因此我们相信，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对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也势必将会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手段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的讨论，并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考古界目前对计算机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考古领域最广泛的应用仍停留于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计算机输入和数据库管理等方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考古资料信息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已经在考古文博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应用，而计算机网络技术因其自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在考古工作中还有待引入和普遍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将众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外部设备通过网络互联，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达到人们对沟通信息、共享资源的目标要求。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领域的引入，其优势之一就在于能够将较昂贵的各类外部设备，如高精度扫描仪、磁带备份机、彩色打印机、光盘刻录机等通过网络进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设备的应用范围。近年来，随着各类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发展，原本较昂贵的硬件设施在性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其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一些原本无条件普遍使用的设备也正在逐步普及，利用网络实现硬件资源共享的这一基本目的随之也就不再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于借助于网络架构模式，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传播以及信息的检索和交流。

1.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学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实际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全国文博单位计算机应用状况的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文博单位希望能够将计算机应用于田野工作、资料检索与处理系统及藏品管理系统等方面，由此可见，国内文博界已普遍认识到了传统信息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现代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1]。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数据库和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熟，考古部门已能够研制开发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专业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计算机技术支撑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针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将考古信息以图、文、声、像等多种形式，按考古遗址、地层、单位等分门别类进行输入和归档、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快速、准确地对资料进行检索、查询、统计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研制，在国内考古界已成为计算机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

然而，随着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管理技术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普通的计算机数据库管理技术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凸显。最明显的不足是，目前应用于考古工作中的数据库管理软件，其操作方式还大多停留于单机工作状态，这种方式已不能充分满足考古发掘信息的科学有效管理和共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信息在后期分析、归纳和整合等应用方面的效率。这一问题目前已被考古工作者认识到，并着手进行了构架于网络平台管理系统的开发[2]。

通常来说，一个考古部门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可能长期固定于某一特定区域，因此，普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及时地补充和更新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即使在具有便携式计算机等条件下，不具备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支持，也只能够做一些必要的基本资料录入，而考古信息的最终归档工作，则只能待一个区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告一阶段后，再进行后期的补充输入。这种情况无疑造成了考古资料信息归档工作的滞后和资料输入工作的重复。网络技术在考古信息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充分发挥出信息资源共享的优势，使考古信息通过网络实现实时的远程输入、检索、归档和管理。借助构建于网络技术平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网络服务器中专业数据库的远程访问，可以实现对考古信息的网络输入、检索和管理，并及时追加和补充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信息的输入和检索效率，考古工作者还可结合数据库中同类遗迹、遗物的资料比照，对考古发掘工作中的各类考古遗迹作出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主动性。

为了保证发掘资料检索、使用的有序和安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在网络管理系统中设置不同的使用权限。如考古机构中的领队人员等，可以通过网络对已归档的各个发掘区域的考古信息进行实时地全面检索和查询，并就已归档的资料加入批注，以有效地实施对田野发掘工作的全面指导；发掘人员根据其不同的工作区域，拥有在特定模块进行检索、输入的权限，以便将最新的发掘资料进行远程追加输入。这种方式，在保证已归档考古信息安全性的同时，提高了考古信息管理的同步、更新效率。

2.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首先是在网络管理系统平台支持下的考古信息共享。构建于网络平台之中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不仅为远程输入和管理考古信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远程共享考古信息提供了可能。以规范化为基础构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其基本信息是可以实现相互沟通的。假设在全国考古机构的信息化工作步入一定的阶段后，各级相关的考古机构都拥有了既相对独立又可相互沟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那么借助于网络技术平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这种工作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相关考古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借助这一考古信息网络管理平台对考古发掘与研究现状实现有效的实时监督和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信息滞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也可借助这一网络平台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已公布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信息，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考古信息的交流。当然，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自身特点和考古信息的相关要求，这一层次的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应当严格限制于考古专业人员，并且要遵循考古信息的相关规章制度，以保证考古信息的安全和有序。

实现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借助于专业化的考古学信息网站的考古信息来实现的。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目前在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专业信息网站，这些专业网站在一定程度上为考古工作提供了获取和共享考古信息的一个窗口。例如说，中国文物信息网()是《中国文物报》主办的网站，它借助于网络将最新的考古动态和信息进行，考古工作者只须登录该网站就可及时了解到这些信息。此外，一些专业网站还将已发表的考古专题研究资料输入数据库并联入网络，为学者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信息。

3.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

借助于网络而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其优势首先在于其“无时差”性。通过网络平台，最新的考古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实现在网络上的和传播；其次，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除了在初始的制作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外，后期几乎不需再有什么费用的投入，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较，显然是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这一特性也就为考古信息的网络传播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三，就是考古信息的“可及性”。借助于网络所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只要是有条件接触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及时地通过网络了解和掌握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最新信息。这一优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作的困难局面；第四，就是由于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信息的多样性和交互性”这一显著的特点。传统方式的考古信息的传播和，囿于传播载体的局限，往往只能以文字、图像或者绘图等几种方式来传达考古信息，而信息技术所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类别，比如说在线视频信息等，而且还可以提供诸如三维虚拟遗址地层图、虚拟现实等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资料。如上所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由于其所具有的这些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着传统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考古信息网络化传播和的形式，目前主要有考古专业网站的信息，专业电子期刊的信息以及专业网上论坛等多种方式。借助于考古专业网站所实现的考古信息，可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和详实的专业信息；专业电子期刊，也是及时传播考古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专业电子期刊，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期刊基础上，借助于网络实现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着较好的时效性和信息类别的灵活性，是对传统印刷型期刊功能的拓展，其主要类别可分为在线WEB阅读和邮件订阅发送以及电子文档下载等多种方式。电子期刊与传统纸媒体杂志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优势，从出版速度上看，即使出版速度最快的传统杂志也无法与网络电子刊物的即时性相比。据统计，世界各地见于著录的重要考古学期刊有950多种，出版者包括学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以及独立的出版者等几个类别，其中20%拥有自己的网站[3]。这些电子专业期刊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传播和提供了重要的途径。考古信息网络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专业网上论坛，这主要包括以公告板(BBS)等形式的田野考古动态、学术会议、热点学术问题的讨论等内容，这种方式因主要为研究者自发性地活动，是上面所述两种主要类别的补充。

4.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和实时交流

借助于网络技术所实现的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是对传统信息检索手段的全面革新。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彻底地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专业信息的检索工作易如反掌。而且，随着网络考古专业信息的日益丰富，相信未来的信息检索工作将会主要依赖于网络技术进行。

专业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主要是指考古及其相关信息网络数据库检索[4]。正如上文所谈到，如果未来的考古信息处理系统能够通过网络实现互联的话，借助于这样一个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的网络检索数据库进行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将会为考古学的未来发展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工具。目前从技术层面而言，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全国性质的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网络数据库，最主要的难度在于要建立一整套规范、科学、统一、安全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使用。此外，目前在网络中还存在着不可计数的专题性考古信息网络数据库，这些提供网络检索的专题性质的考古数据库，为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

除了本学科信息的网络检索工作外，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还可以实现对相关自然科学信息的网络检索。比如说，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对考古发掘工地的GIS地理信息和早期航片进行检索，对于我们制订田野考古工作的实施计划有着一定的帮助。

此外，各种数字化的考古资料层出不穷，如《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已经出现了电子版本，一些专业网站提供了在线式的文献检索服务，为查询、检索古籍提供了高效地现代化手段。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古机构的专业网站及时地获取国内外相关考古信息。

目前而言，大部分网络用户使用的接入方式还是拨号上网，这种方式由于速率较低，在未来将会逐步为ADSL、光纤接入等宽带网络接入方式所取代。在现有接入方式的限制下，考古信息的实时交流还仅限于诸如网络虚拟论坛，网络实时文字信息交流等简单的方式，而需要更大带宽支持的视频实时交流等方式在现有的条件下还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随着宽带网络的日益普及，通过视频播放、网络虚拟论坛等方式实现的考古信息的网络实时交流，可以预见将会是未来考古网络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展望

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对古代遗迹、遗物的发掘，来获取各类蕴含的历史信息，以最终复原古代社会，探究古代社会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的学科目的也可视作是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为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整合、分析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带给考古学以新的研究方法、手段，也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计算机网络技术于考古学中的应用，从表层来说，是为考古学增添了一对信息时代飞翔的翅膀；而从深层次来说，将会对信息时代考古工作的结构重组起到有力地推动和促进。正如上文所述，计算机网络技术之应用于考古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而且还为考古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检索和实时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些不同层次的应用，都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最为令人振奋的当为构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统一规范的国家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以及它所带来的考古工作模式的重组和进一步完善。

构架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考古信息管理模式，为考古学基础信息的整合和后期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将会对考古学的既有工作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条件的日渐成熟，将有可能构架出一个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运作平台的、覆盖全国范围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这种管理系统相信不仅为考古工作的宏观管理提供一个有效地管理方式，而且也为考古研究者后期资料的整合与研究提供一个利器。例如，借助于现代的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我们不仅可以将考古发掘信息进行科学、规范地管理，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远程的信息管理、共享和交流。相信随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考古信息管理模式的构建完成，考古工作的每一个工作步骤，从初期踏勘、田野发掘到后期的资料整理都可以在此管理模式中进行运作，考古工作的网络化宏观管理将会得以实现。

当然，限于目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本文只是对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所做的初步设想。我们相信，随着未来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和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计算机网络技术将会在考古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科威，于冰，童波.全国文博系统计算机应用状况调查.东南文化，1991，(3、4)：253.

[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资料的信息化处理与＜田野考古2000＞.考古，2000，(6)：88～95.

考古学范文篇8

（1）博物馆学的含义及研究内容。

（2）当前博物馆学研究的方法和主要任务。

（3）中国博物馆历史的回顾。

（4）我国博物馆事业建设的基本原则和经验。

（5）博物馆的性质、特征及其社会职能。

（6）博物馆类型的划分。

（7）博物馆征集工作的地位，作用及其基本要求和途径，方法。

（8）保管工作的意义、要求和藏品的管理。

（9）陈列工作意义、地位和特点。

（10）陈列工作的基本原则、步骤和方法。

（11）群众教育工作的意义和形式。

（12）博物馆科学研究的地位、作用及其研究的范围、内容。

（13）博物馆科学管理的基本原则。

2．考古学

（1）考古学的定义。

（2）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作用。

（3）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含义。

（4）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和研究。

（5）考古时代的划分。

（6）考古调查。

（7）考古发掘。

（8）资料的整理和报告的编写。

（9）考古学门类的划分。

（10）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11）文化年代及其确定的方法。

（12）自然环境对古文化的影响。

（13）考古学简史。

（14）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文化的年代与分布。

（15）旧石器的制作，类型和特征。

（16）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区系。

（17）商周考古的特点和分期。

（18）战国秦汉的都城遗址。

（19）战国货币。

（20）三国两晋南北朝的陶瓷制造业。

（21）隋唐的墓葬制度。

（22）隋唐的瓷器造型和装饰。

考古学范文篇9

一、拓展历史课程资源的需要

（一）考古成果可以丰富历史教学内容。中学历史课程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释人类历史发展进程和规律的基础学科，它主要以文字叙述的形式反映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过程和重大历史事件，有时难免晦涩、枯燥，而考古成果作为一种直观鲜活的实物资料，恰恰可以弥补中学历史教材偏重理论与结论的不足，为历史教学生动有趣又不失严谨科学的开展提供更多重过程、可探究的丰富资料，如甲骨卜辞可以体现商朝浓厚的神权色彩，嘉峪关魏晋墓壁画《耕地图》、《耙地图》、《耱地图》能让学生直观了解耕耙耱技术，“丹东一号”致远舰沉船的考古调查，再现了甲午海战的悲壮惨烈……考古成果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应用，不仅可以起到证史、补史的作用，还能帮助学生弥补历史思维和历史客观之间的裂痕，构建形象鲜活的历史，从而增加教材的信度和可读性，拉近学生与遥远历史时空的距离。（二）考古成果可以纠正失实之处。胡适先生曾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中道出考古发现对文字史料的补正作用，一片甲骨可以使殷商历史成为信史，几处石器能把中国史前史拉长上千年，并一语中的地指出“向来学者所认为纸上的学问，如今都要跳出故纸堆外去研究了。”[1]诚然，考古发现不仅能丰富文献资料，更能纠正文献中的失实之处，推翻旧的结论，建立新的认知。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证实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存在；[2]阿房宫遗址的发现，推翻了杜牧《阿房宫赋》“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说法；[3]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屏风动摇了传统孔子生年认识之说，证实了《史记•孔子世家》所载“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4]等等，这就要求广大教师在立足教材史实的同时，不断汲取史学研究的“活水”，运用最新的考古成果，带领学生共享历史的“天光云影”，探求历史之真。

二、辅助学生历史学习的需要

（一）激发历史学习兴趣。历史本身是鲜活有趣的，但碍于教材编订和学业压力的限制，学生感受到的只是记忆的负担和做题时的窘困。可以说，大量的文字描述、结论性的知识点以及固定的答题模式正逐渐消磨着广大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而考古成果的引入，可以发挥文字描述所不能取代的实证作用，并给学生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活跃课堂思维，从而让学生知道我们所学习的历史不仅式堆里的历史，更是可以“眼见”、“耳闻”、“触摸”的历史，如此以兴趣作为学习历史的原动力才是最难能可贵的。（二）培养学科核心素养。根据最新修订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历史课程要将培养和提高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作为目标，使学生通过历史课程的学习逐步形成具有历史学科特征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5]。考古成果作为人类文明和历史演进的见证，本身就是以唯物主义思想来解读历史，蕴含了精准的时空要素和丰富的历史信息，有助于真实地还原历史原貌，激发学生对历史文化的热爱和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只要教师妥善使用和引导，便有助于增强学生的时空观念，加深学生对抽象历史概念和复杂历史事件的理解，提升理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能力，进而给予学生情感上的熏陶和价值观上的引导，充分发挥历史学科的育人功能。（三）把握考试命题方向。在当今教育体制下，中学历史教学尚无法跳出“应试”的窠臼，也有其要完成的学科任务，虽然考试不是唯一的评价方式，却能在一定程度上考查学生理解、分析和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近年来，不论是各省市的模拟考试还是中高考命题，以考古发现为素材的题目大大受到命题人的青睐，数量逐年增多。这类题目，往往通过提供考古成果的方式，考查学生读图、审题、辨析、理解、推断和联系所学知识探究问题的能力，专业性强，区分度高。如，2016年北京文综卷第40题，以河南安阳西高穴曹操墓和江西南昌刘贺墓两大考古发现为切入点，要求学生结合江西南昌刘贺墓的考古研究方法，探讨河南安阳西高穴墓墓主身份存在争议的原因。因此，在平时的教学中，我们要适当地向学生介绍一些考古研究方法和重大考古发现，通过精心设置问题，引导学生探究考古发现与所学历史知识的内在联系。（四）汲取实证研究方法。考古学是一门注重实证的学科，其研究方法与历史学“史由证来，论从史出”的学术传统有着相通之处。对待古史研究，王国维先生也曾提出“取地下实物与纸上的史料互相释证”的“二重证据法”，由此可见，不仅考古成果可以为历史学所用，考古研究的实证方法也对历史学大有裨益。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渗透考古研究的科学实证方法，有助于引导学生独立、理性思考，做到不唯上、不唯尊、不盲从，对待现有史学成果既审慎利用又不盲目迷信，从而养成孤证不立、多重史料互证的史学素养，树立求真实证的朴实学风和治史观念。这对培养中学生基本的史学素养，引导其向大学阶段学术研究过渡也有诸多益处。（五）增强文物保护意识。有学者曾说，考古学是一门永远遗憾的科学，“考古发掘不是在翻阅地下的天书，而是翻一页就撕掉一页，甚至像碎纸机一样粉碎一页。如果我们没有读懂的话，就再也没有任何机会去复读和查证。”[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任何考古发掘都像一把双刃剑，在以先进技术实施保护的同时，也对考古遗迹和遗物进行了不可挽回的破坏。人类对古史的考证永无止境，而考古资源却不可再生，这就要求广大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以及教学一线的老师们承担起保护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责任，在传播历史文化的同时，引导学生树立自觉保护文物古迹的意识。中学历史课堂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天然场地。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认识考古遗迹和遗物，并将其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学习研究，了解考古成果背后的历史，足以让学生深刻认识其重要意义，萌生出文物遗迹的保护意识，同时也能帮助学生正确区分“考古”、“寻宝”与“盗墓”行为，认清“盗墓”行为的违法性质和对文物遗迹的破坏作用。相信，一个了解历史文化和文物遗迹的人，自然是考古资源的保护者。

三、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需要

考古学范文篇10

我个人认为，这些争议的出现是好事不是坏事，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意义，其一，说明我国的学术研究风气很好，这种风气的转机大致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现在应当步入成熟阶段；其二，说明研究者目光的锐利程度普遍提高，能及时捕捉新资料并据此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其三，只有通过的讨论，才能把一些新的资料融入研究课题之中，使人们的辨识能力逐步提高，也许最终能够得到较为接近历史的认识。

面对零口村遗存，对我们来说犹如看到了一本无字天书，如何去释读史前人类遗留下来的历史残卷，如何正确判定其文化性质、确定年代，当然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课题。由于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尚需时日，尽快公布发掘收获的途径之一，就是发表发掘简报。

释读之一：发掘简报的编写与阅读

编写田野发掘简报的过程，就是释读发掘资料的过程、研究的过程。编写田野发掘简报的基本原则有三，一是科学性，二是资料性，三是启迪性。

科学性就是把握遗存信息规律的体系性。客观地讲，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考古遗存是无限的，所以，要保证100％的科学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最低的限度只要把握一点，就是千万不要人为地“参杂使假”就行，但是就这一点，有一些简报并没有做到，其中夹杂了过多的人为因素。譬如，有些简报中的墓葬平面图，明显不是在现场完成，而是在室内加工的，这就彻底违背了科学性的原则。编写的时候要写发掘经过，还要写发掘方法，这样不仅能促进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也可以帮助人们判断失误发生的原因。

资料性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全部资料的份量不够编写发掘报告，就以简报的形式公布资料，这就要求发表资料尽量完整、全面，即使少写一点文字，也应尽可能地多介绍一些器物，多出一些线图，至少各个类型的遗存都要有代表，不要留上一手，一笔带过、“私吞”遗存，这样有利于研究者全面了解资料；有一些资料，写简报的人可能认为发表的意义不大，但是不经意地发表出去，也许解决了大问题。第二类就像零口村遗存，准备编写发掘报告，就可以择其要而述之，主要是报道最新收获，当然也要提出初步认识。

启迪性是让人读完简报之后，有所收获、得到启迪，这主要体现在结语部分，能不能就现有的资料提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给读者留下一些思索的空间。即使您不想研究得更深、更广，还是应该把您所意识到的课题提出来，以诱发读者产生某些想法，甚至有提笔或上机的欲望。从而引起广泛关注，或对工作具有指导意义，或引起学术界不断探讨。

一篇简报如果遵循了上述基本原则，其质量一定不会很差。当然，简报并非千篇一律，编写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简报，还要求有手笔多变性，语言准确性等，就象严文明先生讲的那样，简报要变化着写，每次都不一样。零口村二期遗存简报，便是我们对部分遗存的具体记述和初步释读，至于零口村的简报是否遵循了上述原则，大家可以继续评判。

大凡编写过发掘简报的人，或许会有这样的认识，就是要编写出一篇自己认为质量上还凑合的简报，要比写一篇学术论文费时、费力得多。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成果，靠一个人的力量是绝对不能完成的。它要经过一个发掘、整理、绘图、释读、组稿、查阅相关资料等过程，这一过程所费人力、物力，以及史料意义的持续价值，都远远超过了个人即可完成的一般性学术论文。所以大专家曾告诉我们，考古简报并不比发掘报告好写，写得不好就等于专业破坏。既然一篇简报来之不易，读者在阅读简报时，最起码应该做到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切忌曲解或者误解文中原意，并由此而借题发挥，大发议论。因为正确理解简报是认识遗存、公平讨论的前提，或者叫基础。

譬如，我们在零口村简报中阐述了，“在实际发掘中，发现零口村文化的诸多单位中，白家村文化与零口村文化的遗物有共存现象”，其后重申了进一步探讨这种共存现象的成因，同时也提醒考古工作者，在以后类似的发掘过程中，应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些阐述和提示竟被有的同志理解为“发掘者对这种现象的成因尚存疑惑”[2]，并由此引发了一段所谓晚期地层或遗迹单位含有早期遗物的是常见现象云云。不知道是作者的语言表达有问题，还是读者的理解方式有问题，总的来讲，简报中的阐述及提示信息，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我们在发掘和整理过程中，发现白家村文化的遗物在零口村文化的层位堆积中，数量上从早到晚呈逐层递减趋势，对这一考古现象的理解，如果仅仅停留在晚期层位包含早期遗物、晚期人类逐层扰动这一个成因层面之上，那是毫无意义的。而在零口村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除了滲入着东边早期遗存如磁山、裴李岗文化文化因素之外，具体到零口村遗存，也接受了白家村文化的传承和影响，白家村和零口村遗存在地域上大部分是重合的，在年代上有没有存在交叉现象的可能性，这种地域因素、年代因素、文化因素等等方面，如果反映在人类文化的物质遗留上，会不会也应该有一点蛛丝马迹？零口村文化的居民与白家村文化的居民究竟是何种关系？两者有没有直接见面的可能性？如果有可能，是和平相处，还是战争连年？前者取代后者的权力交接过程是和平过渡，还是相互厮杀……，当然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共同思考的问题。陶片逐层递减现象的存在，有没有可能向人们传达一种历史信息——这两种文化存在着时间上的并行发展过程或共时阶段。当然这些只是推测、设想，也许是瞎琢磨，这些设想受启于动物学中的种群更替。在动物学中，一个新种的出现，一般不是在老种生存的晚期，而是在老种生存过程的中期甚至更早一些，只是新种在其初始诞生之时，新的细胞系统所含比例有一个由少向多渐变的过程，新、老种群的替代过程是一个渐变过程，量变导致质变。如果说零口村文化在零口遗址与白家村文化有一个并存的过程，那就应该是白家村文化处于逐渐消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零口村遗存之内同样孕育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甚或也包括庙底沟类型的文化因素。这在古文化研究中应该带有普遍意义。如果说没有上述可能，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人非要将这两种本应有别的遗存硬是扯在一起，附会称为前仰韶。总之，我们意识到这两种文化的替代过程，具有一定的重要性和代表性，对这两种文化的深层探讨，其意义一定会大于探讨问题的本身。当时的田野考古工作，几乎是与大机械在争地盘，工期要求十分紧迫，不容我们有过多的时间去深思，当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之时，已经是田野工作结束以后的事了，我们希望今后有人遇到类似零口村二期遗存的发掘，田野工作一定做的再仔细一点，争取比我们有更大的理性收获，所以也提了一点建议。这些应该是阐述和提示的初衷之所在吧。即使按照极其常规的方法来阅读这些文字，我想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别人读完简报之后，理解的与我们的初衷一样，至少不要曲解原文意思，也算我们没有白写。

讲到这里，我倒真的有些“疑惑”了，一个是，不知道关于简报中阐述与提示的含义是否讲清楚了，没有讲到的部分会不会再有误解发生；另一个是，会不会出现原有问题没有说清楚，又有新的曲解重新发生。不管怎样，发生曲解原意的事情，应该是一个小小的悲哀。在以往的学术讨论中，不乏存在先曲解原意或断章取义，再无端指责别人，或用一些大家都懂得的类型学、层位学去教训别人的现象，结果最后走向相互指责、甚至相互谩骂的极端，不过，当您站在第三者的角度仔细品味之时，往往发现指责别人的人，在真正的考古实践中，做的比别人也强不了多少，甚至还不如被指责者。这些应该是一个学者忌讳的东西，因为这种游戏方式是在无序的状态下进行的，不符合最基本的游戏规则，不管对谁都是有失公允的。

释读之二：原有文化的提纯与归属

要释读零口村遗存，不可回避地要牵扯到白家村文化的提纯问题。原有的白家村文化，其文化概念究竟如何界定，直到现在，仍是一个史前考古界尚未统一认识的问题。

这一问题最早出现于老官台遗址[3]。老官台遗址的试掘工作起迄于1959年，老官台文化命名于1979年[4]。今天看来，老官台遗址的文化层堆积状况，应该和零口村有些相近，存在着两种文化遗存之间的关系，一种是类似于零口村的遗存，另一种就是真正的白家村遗存。老官台遗存在识别之初，是将两种不同的文化遗存放在了一起进行研究的。其实这两种文化遗存应该是两码事，而不是一码事[5]。但是在当时，本区域被确认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只有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老官台的发现，无疑与前述两种文化有所区别，考虑到其它与考古学文化命名相关的因素，由此而提出文化命名应该是无可非议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类似的遗存发现得越来越多，遗存的真正内涵也随之而清晰化、明朗化，最终有人把老官台文化界定为，“是指分布在渭水流域和汉水上游地区——早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以三足和圈足陶器为基本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存”[6]，其后，经过对一些堆积比较单纯的遗址进行发掘，也证明这种文化界定是比较合理的提法。反过来，再用这一文化概念去衡量老官台遗址，问题就出来了。具有戏剧性的是，老官台在文化命名之后，实际存在基因转移问题。老官台遗址的主体遗存，自身是以假圈足为特征的平底器组合，并不是三足器和圈足器，却要作为三足器、圈足器的命名代表，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的方法之一，只能是遗存分期，只好把老官台主体遗存为代表的同类遗存，划归晚期。当人们尚未认识西山坪遗存之前[7]，此说似乎可行，而在甘肃西山坪遗存发现之后，老官台文化的晚期遗存也应有所归属。那么，老官台遗址的主体遗存应该如何归属，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零口村遗存的发现，终于解决了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它的最终归宿就是零口村文化。老官台遗址随之失去了文化命名的代表资格[8]，我们在其后的文中尽量避免使用老官台文化一称，道理就在这里。

当然，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元君庙遗址[9]，以元君庙遗址H406、T414②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也应该和H403、H405一类遗存区分开来。

与老官台遗址情况相类似的遗址，比较出名的是宝鸡北首岭遗址。北首岭出名，是因为讨论的比较激烈，直到现在，也一直没有停止下来。探讨的焦点，主要还是集中在遗存的定性方面。北首岭遗址的文化堆积略为复杂一些，遗存堆积的具体情况，大体与零口村遗址相仿，既有白家村的，又有零口村的，还有仰韶的。发掘者在对遗存性质的判定和进行文化分期时，不仅没有将零口村一类遗存有效分辨并单独划分出来，而是将该类遗存的一部分划归为早期，“从而模糊了对早期特征的认识和文化性质的判断”，“把早期文化描述成为既不象老官台文化，又不象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并由此提出北首岭下层类型的名称，现在知道并不存在这样的文化类型”[10]。又将一部分划归到中期，人为造成了一种文化特征的关联性。问题在于，当时的史前考古界已经将三足器、圈足器一类白家村遗存分辨出来，单独称为老官台文化，北首岭却要坚持将此类遗存混判给仰韶文化，这种认识就令人难以接受了。按照这样的分析逻辑和研究模式，如果发现了比已知仰韶文化稍早的或略晚的遗存，就往仰韶上面贴附，中国的文化不就成了大一统了。

如果说老官台遗址造成的失误是受到材料限制的话，那么北首岭的失误就比较令人难以理解了。我们无意深究谁是谁非，只是失误所造成的影响，给文化提纯工作带来很多麻烦。尽管曾经与北首岭持有相同观点的一些学者，逐渐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仿佛又看到了北首岭新的追随者。

我们释读零口村遗存的认识基点，就是将原来没有识别清楚的、类似于零口村遗存的同一类文化遗存，进行提纯，另立新种，回归为零口村文化，这其中就包括老官台和北首岭。

释读之三：文化命名的提出与反驳

关于零口村文化的命名问题，本来已经没有必要再说些什么，因为我们除了在发掘简报中提出，还在不少的相关文章中均有表述。只要认真地读一读简报，可以说应该表述的内容基本都表述清楚了。至于零口村遗址的层位堆积，是非常清楚的，从大的层次来看，零口村的文化堆积就是白家村文化、零口村文化和仰韶文化三种考古学文化遗存依次叠压或打破着。我们的观点，也是同样清楚的。我们是在总结了零口村二期遗存基本特征的基础之上，将其器物的基本组合分别与白家村文化、仰韶文化进行综合对比之后，才得出了文化命名的结论。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里用于对比的白家村文化，依然界定于以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绳纹圜底钵、球腹壶等典型器物和交错绳纹、细绳纹为主的典型纹饰的遗存群体之内，而不包括被混杂在白家村文化中的另一类器物群，即被普遍认为是白家村文化晚期的、类似于老官台遗址主体遗存的一类遗存。所以，才有简报中关于“据目前现有资料，类似零口二期遗存的遗址分布地点有：陕西宝鸡北首岭、华县老官台、元君庙、河南渑池任村、山西垣曲古城、侯马赭村、翼城枣园等遗址”之说，这一点在简报中应该是很明确的。对于仰韶文化的界定范围也如文中所提示的。只要白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从大的方面没有问题，我们对零口村遗存的认识，至少从目前来看也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其实，比较公正的来讲，这类遗存最合适的文化名称，应该以老官台遗址作为小地名，命名为老官台文化。因为该类遗存最早的发现地点，是陕西华县老官台遗址。但是老官台遗址的发现，先期已经有了文化命名。如果继续使用老官台文化一说，势必造成混乱。有时，我和师友周春茂闲聊之时，周先生不免发出感慨，如果老官台文化当初命名为元君庙文化，不但文化命名毫无疑义，现在的发现也只好命名为老官台文化了。

至于有的同志提出，除深感零口遗址多层文化堆积的重要性外，又似乎看不出零口文化得以命名并区别于渭水流域已知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只能说是彼此之间认识问题的基点不同、衡量零口村遗存所使用的标尺不同罢了。

大凡是在西安生活一段时间的人们，都知道文艺路有一个布匹批发市场，市场能够吸引顾客的不仅是品种全、花色新，更主要的是价格比较低廉。前几年有许多人买布料的时候，商家当着你的面给你丈量，从头至尾将布料放得很松，量完之后还给你多让出5厘米，顾客肯定以为自己占了便宜，可是回家重新再量，却发现布料非但没有多出，反而少了5～10厘米，然后大惑不解，明明看着尺子量得布，为什么会少了尺寸呢。原因出在什么地方，很简单，布料肯定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用以丈量布料的尺子上。同样的道理，零口村遗存也没有问题，问题就出在用以“丈量”遗存的标尺上。

我们“丈量”遗存的标尺是白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具体的操作方法，是以器物组合为对比分析的基础，这种对比不用过多地去翻资料、查线图，因为零口村遗址就出土有现成的器物，即使没有搞过考古的人，譬如给考古队做饭的炊事员，只有将三种不同的器物群摆放在一起，他也会比较轻易地分辨出来。可见，这三者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陶质、陶色，还是器型、纹饰，都存在一定的区别，当然也有一些相似的因素，倒是零口村遗存的晚期器物，的确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比较接近，但是要论泥质陶的光洁程度，零口村遗存的陶器甚至超过了半坡类型的陶器，而厚度又要比半坡类型薄了一些，只要用手一摸其光度和厚度，肯定也能够分辨出来。

零口村遗存陶器的陶质分为泥质陶夹砂陶两种，以泥质陶为主。陶色以红陶为主，多数呈橙红色，褐陶次之，多为红褐色，灰陶和灰黑陶占一定比例，色泽常斑驳不纯，有相当一部分器物的内壁呈灰色或灰黑色，器表装饰以磨光为主，素面次之，钵、碗等器物的沿部内外，常有红色或褐色“红顶”条带，个别器物沿外饰一周带状彩绘。器物底面多留有粗涩的植物碎屑纹。典型器物有小口双耳平底瓶、假圈足的碗、盆、折腹盆、弦纹罐、素面罐、刮划纹罐、圜底锥足鼎、器座、瓮等，这些就是零口村遗存的基本特征，也是其主体特征。

这些特征与白家村文化、仰韶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它不含白家村文化的三足钵、三足罐、圈足碗、绳纹圜底钵、绳纹罐、球腹壶等典型器物，也不含交错绳纹、细绳纹为主要特征的典型纹饰；它不见仰韶文化的尖底瓶、曲肩深腹盆、锥刺纹罐、大口小底瓮等器物，也不见品类复杂的动物、植物、几何图案的彩陶纹样。这种有限概括不同于纯粹事实上的概述，因为它具有非现实的表达力。考古学基础理论告诉我们，器物组合的更新，往往代表旧文化的消失和新文化的兴起[11]。只要白家村文化和仰韶文化这两把标尺没有问题，只要这两种文化是被确认的，用它们“丈量”遗存得出来的结果，或许早晚会得到确认。我们认为以假圈足为代表的平底器类器物组合，与三足器、圈足器为代表的器物组合，分别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有人却认为两者是同一种文化，统一划归为“前仰韶”，这种认识比北首岭强不了多少，只是将时代向前提了一步而已。

当然，也有同志建议将零口村一类遗存划归为仰韶文化，作为仰韶文化最早的一个类型，排在半坡类型之前；或言将其划入半坡类型，作为半坡类型早期处理，这些提法也许可备一说。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提及的仰韶文化，旨在强调其时代概念，而不偏重于文化概念，所以在很多场合没有具体到某某类型。这是因为原有的仰韶文化，应该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诸如类型的具体划定还没有彻底达到共识、类型与分期的双重身分如何解决、周边遗存的具体归属等等。看来，有许多问题一时还难以彻底解决。正因为如此，仰韶文化才被赋予时代概念，原有文化遭到了目前正在进行的“肢解”运动，原来的后岗类型等被划分出局，半坡、庙底沟等类型被升格为文化。这也正是零口村一类遗存，不能再往仰韶文化中贴附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越贴越乱。

为了便于分析与研究，为了不与已知的文化名称相混淆，将零口村一类遗存统一命名为零口村村文化，至少目前看来还是很有必要的。

释读之四：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升级

编写一篇象样的考古简报不容易，要写一篇像样的学术论文也有一定难度，关键在于掌握正确的研究方法。例如有的同志在研究零口村遗存时，形式上采用了划分组别的方法。追根寻源，这种研究方法发端于传播论，主要适用于文化的传播与迁徙[12]。分组的目的是什么，分组之后应该怎么办，不能为了分组而分组。这种方法还算不上“类型学的分析和比较”，因为类型学的分析和比较是以分类和排序为前提的。单一分组的方法充其量算得上个类比，或称为一对一挑选标本更为贴切。

一对一挑标本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针对某一遗存或某些遗存，从其他已经发表的资料中一对一地挑选标本进行类比，你这里出土陶盆，我就从其他资料中挑选陶盆；你这里出土陶罐，我就从其他资料中挑选陶罐；在你这里出土的、其他资料找不到类似标本的，扔下不管；其他资料有的、你这里又没有出土的，更不用管。其弊端在于，用于对比所挑选的标本资料，往往只注重单件器物的一一对应关系，而忽略了遗存自身的组合关系；只注重器物本身的对应关系，而忽略了层位的指导关系；甚至只考虑外形大体相似，而不注意标本之间本质的区别。常规情况下，这种方法只作为参考性的辅助研究手段。如果将这种方法纯粹用于文化定性研究方面，其研究结果的可信程度就要大打折扣了。

道理很简单，不要说在同一文化遗存中，就是在不同文化遗存中，相互之间有几件雷同的器物，也是不足为奇的事情。譬如，齐家文化中有许多陶器与客省庄文化的陶器非常相似，你能说齐家的东西就不是齐家文化的，而它一定就是客省庄文化的。这种情形在史前相邻的文化系统中是比较普遍存在的。如果在其初始研究阶段，采用一对一挑选对应标本的方法，很有可能使人们步入误区。

举一个较为粗浅的例子，如果将白家村、零口村、仰韶三种文化遗存放在一起，就好比爷爷、儿子和孙子。在儿子身上肯定有一些器官像爷爷，又有一些器官像孙子，我们不能因为儿子的眼睛和鼻子像爷爷，就把眼睛和鼻子划分给爷爷；嘴巴和手、脚像孙子，就把嘴巴和手、脚划分给孙子，而剩余的部分不再理睬，然后说根本就不存在儿子这样一个人。这种划分貌似合理，但是儿子的存在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不言而喻，这种一对一挑选标本的方法，带有不科学的分割式研究因素，不但导致主观臆断，而且有悖公理。

再譬如，一种考古学文化遗存犹如一头活生生的大象，大象也是由不同肢体部位组合而成的，如果采用一对一挑标本的切割式研究方法，不免会产生盲人现象：因为大象的腿部像柱子，就把它归为柱子，大象的身体像墙壁，就把它归为墙壁。其结果，原本活生生的大象，有可能被研究者确定成了房子。那么，大象为什么就一定是墙壁和柱子，而不是大象呢。同理，零口村遗存为什么就一定是北首岭、老官台、姜寨，而不是零口呢。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对零口村遗存采取一对一的切割式研究，被切割之后的剩余遗存如何处理？难道它们不是出自于零口？它们与零口遗存没有关系？总不能因为找不到对应资料，而把它们当成文化垃圾，或是舍弃不要，或是置之不理。因此，这种方法简易而粗劣，只注重局部，而忽略了整体，会在很大程度上使历史的原貌严重失真，研究的结果往往难以自圆其说。所以，这种研究方法是学术研究中忌讳用于定性研究的方法之一。

尽管类型学和层位学被称为考古学这部车子的两个轮子，但是在实际操作和应用上，并不是象人们经常挂在嘴边那么简单，要熟练掌握这些考古学的基础方法，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没有十年八年的功夫，很难做到运用自如。比如有一堆器物，分别让经验老道的10个人去分型定式，其结果也可能有8～10种，影响结果的因素固然很多，至少值得我们汲取的经验是，考古学遗存之间的貌似并不一定神合。遗存之间的相似性，与遗存之间的对等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不能因为相似，就一定对等；何况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存在着并不相似。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草率地对待基础资料，也忌讳机械对比、主观臆断，因为这样研究得出的结果，只能等同于用文艺路的尺子丈量布料一样，不是缺尺便是短寸，其理论基础必定源于何宴、王弼。

究竟如何系统地释读零口村遗存，面对零口村的资料，是用新发现的资料来匡正原有资料，还是用原有资料来限量新发现的资料。争论也许还会更广泛、更深入地进行下去。根据目前的现有资料和研究状况，零口村文化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文化类型，一个是以翼城“枣园H1遗存”为代表的枣园类型，一个是以临潼零口村为代表的老官台类型。至于以长葛石固五期、尉氏椅圈马一期为代表的一类遗存，可能与磁山、裴李岗文化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暂且称为石固文化，以示与零口村文化有所区别并无大碍，对于它的文化细节问题，还需专题探讨。随着探讨地深入，人们认识也会不断提高，有许多问题，包括零口村文化的流向、文化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待考古资料逐渐丰富之后[13]，脉络会自然清晰。急于判定曲直，未免为时尚早[14]。目前看来，研究方法的借鉴与升级[15]，依然是考古学研究中亟待改变的现状之一。

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临潼零口遗址第二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2期。

［2］吉笃学：《“零口文化”试析》，《考古与文物》2002年3期。

［3］北京大学考古教研室华县报告编写组：《华县、渭南古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学报》1980年3期。

［4］张忠培：《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979年1期；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考古》1979年1期。

［5］阎毓民：《老官台遗址陶器分析》，《文博》1998年1期。

［6］赵宾福：《老官台文化再研究》，《江汉考古》1992年2期。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8］阎毓民：《老官台文化命名之终结》，《考古与文物》2002年增刊（先秦考古）。

［9］同［3］。

［10］严文明：《北首岭史前遗存剖析》，《仰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

［11］易漫白：《考古学概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

［12］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1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县博物馆：《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9月，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