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重要性十篇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考古发掘现场 文物保护 化学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当中，创造了许多文化，既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作为历史文化信息的一个存储库，文物有着极高的科学艺术及历史艺术价值。一般来讲，由于受环境、文物本身等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文物容易出现老化、变质问题，严重者甚至会导致其文化信息一同消失。因此，加强对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将对这一课题进行探讨，旨在不断完善当前文物保护体系，切实提高文物保护意识[1]。

一、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分析

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其既是一个务虚工程，同时也是归结为一个软系统。当前，随着人类物质文化的不断富足，其所投入到工程建设方面的内容正在不断增加，各项建设如火如荼正在进行，这与政府GDP有直接关系的建设性问题，近年来，其增长规模还在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伴随着日益突出的文物保护现状，我国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将其重要性分为以下三个方面，供以参考。

第一，出土文物本身具有不可再生性。一般来讲，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保护现场所发掘的各类文物。与此同时，由于文物本身的不可再生性质决定了考古发掘现场保护的重要性。比如出土物殷墟的甲骨刻片，其就是我国传统意义上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殊宝物，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其无法实现仿造与仿造。

第二，遗址本身具有不可复原性。我们知道，考古发掘现场除了要发掘一定的文物之外，其实历史文化遗址也是必须要进行发掘的，这些遗址同文物一样，他们都是唯一的，具有不可复原与再生性，更不可复制，比如楼兰遗址，就是典型的具有不可复原性的遗址之一，类似此类现场，世界上还存在许多。

第三，出土遗物具有不可替代性。除了不可再生性与不可复原性之外，不可替代性也是考古发掘现场所具有的特殊特点之一。比如出土于北京的人头盖骨化石，它证明了原始人曾经的确切存在，是任何化石都不能够替代的。它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灵魂与生命的最好证明，具有显著的不可替代性。

综上所述，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保护相当重要，这一议题不容忽视。

二、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科学性

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科学性，就整体而言，它是一项系统工程，而科学性是贯穿于整个发掘现场的主要红线之一，没有科学的保护，文物就有可能会产生破坏与遗失，具体而言，其科学性大致如下：

第一，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科学性，其最为主要的就是体现在其运用时所讲的“考古学”层面之上，这是根据传统长期人类活动所最终遗留下来的各类史料及实物对远古情况进行分析的一种现代化学科，也正因为如此，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点就是考古学，只

有充分坚持以考古学为主要指导，才能切实将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工作落实好。

第二，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从整个考古体系而言，其是落实考古工作的有效保证，与此同时，由于考古工作开展的最终目的只是为了服务于人类研究其所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也必须基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2]。

第三，考古工作的开展，最为主要的就是对历史文化与人类发展史进行研究，也正因为如此，保护考古现场必须遵循文化学的规律进行。在我国考古体系当中，有针对考古而整体出的考古学文化，在实际的考古发掘过程当中，必须对其进行遵循。

第四，人类学。考古发掘现场文物的有效保护，离不开对于人类学的运用，事实上，“考古人类学”可以归结为人类学当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这是一种运用考古学原理对古代人类文化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体系，它的侧重点就在于分析古人类当中的各类组织及社会关系、聚落演变、文化系统与生态等等。

第五，治安学。所谓“保护”，从一定程度上讲，就是防止物质与精神上的东西被损，而从考古发掘现场的角度来讲，其事实上可以理解为防止遗物的烧毁、被抢与盗等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在对考古现场进行发掘之时，必须引用治字学的理念，来有效进行文物保护。

第六，化学。由于年代久远，随着考古现场的发掘，其所存在的各类遗物同空气进行充分接触，容易引发挥发等现象的产生。此外，防腐也是文物保护的重要之重，在对考古现场进行发掘之时，这是必须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第七，艺术学。我们知道，考古发掘现场出土的都是历史艺术品，他们携带的是历史的烙印与累积，各种发生于文物身上的故事与背景都值得我们去揣摩与聆听，比如出土于我国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它不但是雕塑精美的古艺术品，同时还记载了大秦帝国那此峥嵘岁月，它是历史的记录者与守望者，必须对其进行综合分析[3]。

最后，笔者认为，从考古发掘现场文物的出土至实验室，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其只是表明文物抢救工作的一个阶段性的结束。它并不等同于保护工作的有效完成。我们知道，现场所采取的各类保护措施，事实上都具有一定的临时性，因此，对于出土的各类文物而言，必须尽快将其运往实验室对其展开一系列的保护与修复工作，只有在实验室对其作出现代化的检测与修复之后，我们才能认定将文物保护落到了实处。

参考文献：

[1] 于宗仁，苏伯民，陈港泉，崔强，张文元.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在考古发掘现场应用支撑研究中分析体系的构建，[J]， 敦煌研究 ， Dunhuang Research， 2013年01期.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2

20世纪西方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不仅大大增加了获取资料的手段，使得研究资料与日俱增，我们对古代社会的认识日渐丰富，而且考古学的发展冲击着学术界，对相邻学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于艺术史学来讲，考古学不仅扩展与丰富了艺术史研究的对象，而且从方法、理念等层面影响着艺术史研究。美术考古学①在艺术史学界的提出可以视为艺术史研究边界的不断扩展和延伸与考古学发生碰撞而产生的新的学科增长点。由于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其与美术史研究、考古学研究在对象、方法、目的诸方面有着部分重叠，然而更多地则表现出一种有别于考古学和美术史学研究的独特模式。因此，梳理美术考古学的产生、性质及其与美术史学的关系，既有利于认清美术考古学自身，也有利于美术史研究边界的讨论。 一、“美术考古学”的由来 美术考古学一词在中国的出现要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末。1929年,郭沫若根据滨田耕作的日译本,将德国学者米海里司的著作EinJahrhundertKunstarchaologischerEntdeckungen翻译为中文,并沿袭了日译本《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的题名。后来该书再版时改用《美术考古一世纪》。从此,“美术考古学”一词开始在中国出现。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米海里司，还是郭沫若均未对“美术考古学”的定义做进一步的说明和解释,书中也未涉及任何关于“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构想。米氏仅仅在序言中提及“美术考古”时，作了如下说明:“‘锄头的考古学’与其收获是本书叙述的对象。而且‘考古学’的名称在这儿是‘美术考古学’,不带美术性质的单纯的文化的产物，只是时时言及而已。”[1]尽管在20年代末，美术考古一词已经出现在中国的学术界，然而美术考古的研究并未自觉展开，学者们基本上是在两条路上分别前行。一方面考古学传入中国不久，其主要的目标是寻找地下材料，为历史研究服务，所以早期的考古学基本上是历史学的附庸，考古工作者发掘出的美术品基本上是为或证实或补充或否定古史传说或文献记载。另一方面，中国美术史研究虽然已经开始了自古典形态向现代的初始阶段，但重点依然是对绘画史的系统梳理，而且以叙述性的史料为主，研究还不够深入。 直到20世纪中叶，美术史研究才开始逐渐利用考古发掘获得的丰富美术资料进行专史和专题研究，从而促成了相关研究的广泛性和深化。 40年代末50年代初，上海成立了“美术考古学社”，负责考古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2] 这是国内首次出现以美术考古命名的学术机构。大约同时，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开始出现整合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趋势，甚至一些著作开始冠以“艺术考古”或“美术考古”之名。② 其间滕固、岑家梧、史岩、冯贯一等人在利用考古资料撰写美术史方面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了内向观与外向观结合的研究方法，具备了初步的美术考古方法论的意义。但是他们在美术考古学研究上的不足同样明显:一是没有提出美术考古学研究所需要的理论与方法;二是分析美术考古资料的方法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存在较为明显的局限。[3]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时期的学者并未自觉将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并从理论上去探讨美术考古学的相关问题。80年代以前学者视野中的美术考古研究还只是美术史研究的同义词和附庸，其研究的方法和目的基本上回归到美术史研究中，另外，对于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构建则是自始至终未能进行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的出版1986年8月《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出版，夏鼐先生在论述特殊考古学时，提到美术考古学，首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进行了说明，认为其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随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中第一次出现了“美术考古学”词条，该词条对夏鼐先生的论述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对美术考古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分类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是第一次对“美术考古学”进行的全面说明，奠定了长期以来学界对美术考古学的认识基础。 进入90年代，关于“美术考古学”的思考与讨论日见增多，许多学者开始从美术考古全局的高度，自觉思考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针对美术考古学的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学科性质诸问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这些涉及学科层面的讨论标志着美术考古学开始作为一个学科而进入学术界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纷纷成立的美术考古机构、高校设立的美术考古专业、专业刊物开辟的美术考古专栏进一步扩大了美术考古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作为学科的美术考古学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理论与方法还在探讨之中，争论与分歧构成了目前的主流。但是这些讨论与思考对于进一步认清“美术考古学”的学术性质、与相关学科的关系、推进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二、美术考古学的定位 如前所述，美术考古学自传入中国之始，便缺乏明确的界定，虽然近几年关于美术考古学的讨论日渐成为学术界的热点，但是争论与分歧依旧，特别是在美术考古学学科性质这一核心的问题上争论尤其激烈。目前学术界对美术考古学性质的认识主要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主要来自考古学界，认为美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分支;另一种倾向认为其应当属于美术史学的分支，代表了艺术史学界的基本认识。这种对立表明，虽然大家共用“美术考古学”的名称，但是考古学界和美术史学界认识的侧重点并不同。从考古学的立场看，“美术考古学”与“宗教考古学”、“古钱学”、“古文字学”是并列的，都是“特殊考古学”，属于考古学的分支。 美术考古学是在考古学的框架下对美术遗迹和遗物进行的研究，只不过这些研究对象有些特殊罢了。但是美术史学界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美术考古学是在美术史框架内对考古材料的研究，也就是说美术考古学的目标指向与美术史别无二致。针对“艺术史对抗考古学”的争辩，最近又有学者提出美术考古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学术共同体、特定的研究方法”，已经具备了成为独立学科的条件[3]。这些争论对于我们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为正确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这些分歧的存在，模糊了人们索求学科进步的视线。对美术考古学的合理准确定位成为美术考古学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p#分页标题#e# 我们认为，要正确认识美术考古学的性质与归属须从两方面来考虑。首先是要从美术考古学的发展历史来考察。在西方，美术考古学是伴随着古物学的分化而萌发的，早期的考古活动主要是“美术考古”，这也是米海里司在《美术考古一世纪》的序言里说“‘锄头的考古学’与其收获是本书叙述的对象”，而“‘考古学’的名称在这儿是‘美术考古学’”的原因。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术考古学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参与者的身份往往是一些对艺术品有着强烈兴趣与爱好的人员。这些参与者一方面对于古典美术相当熟悉，另一方面他们也在不断的发掘中探讨考古学的方法与技术并促进了现代考古学的诞生。这一事实表明，美术考古学的实践主体须具备美术史与考古学的知识及相关的训练。而我国早期从事美术考古研究的学者，几乎全部具备这种素质。其次，要把“美术考古学”放在当前中国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来考察其目标定位。当前，美术考古已经被认为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这虽然是多数人的共识，①但并不恰当。我们知道美术考古的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研究，单纯从考古学的角度无法深入全面认知美术遗迹和遗物，这既是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也为学科间的合作提供了空间。毫无疑问，尽管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复原古代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单纯依靠考古学自身力量就能完成这一终极目标，还必须联合其他学科进行合作攻关。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既然是具有美术性质的遗迹和遗物，其除具有一般实物资料的性质外，还具有美术性质，考古学的优势在于将其当成实物资料进行研究，对于其美学价值的认定与分析显得无能为力，因此有必要与美术史学者合作。从这个角度讲，在具体研究实践中并不存在谁主导谁的问题，只有相关的合作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同时发挥各学科自身的优势，才能促进学术的进步与繁荣。无论将美术考古学倒向考古学和美术史学中的任何一方，都将是对另一方的忽略。 由此，从美术考古发生的历史、美术考古学的实践主体及具体研究模式来考察，美术考古学更像是一个连接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桥梁，其适当定位应当是美术史与考古学之间跨学科性质的一个交叉领域，而不是某个学科的附庸。 三、美术考古学与美术史的关系 由于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其与美术史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总体上看，两者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美术考古为美术史研究提供了准确的实物资料 美术考古提供的材料主要是经过科学发掘而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这些资料由于有明确的地层关系、确切的共存物品而具有年代确定、作品真实等特点。这一特点为美术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美术实物资料。 (1)美术考古学的资料分析为美术史研究奠定了基础 美术考古学与美术史具有共同的研究资料，美术考古学利用地层学、年代学、类型学等方法对资料的分析研究，不但可以确定美术品的年代，复原美术品的组合关系，而且可以探究美术品的发展演变谱系，这就为美术史进行深入综合的研究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2)早期美术史的建立主要得力于美术考古资料 在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只注重绘画与书法，而绘画则只重卷轴而鄙薄壁画。这固然有文化传统的因素，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资料的匮乏。考古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大批早期的美术资料，依靠这些材料，完整的美术史的建立成为可能。只要我们简单地比较一下20世纪初和20世纪末的两本中国美术通史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仅史前美术史的写作全部依赖于美术考古资料，就是历史时期的美术史也因考古学材料的引入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由于考古学提供的资料种类之多，样式之繁，美术史的研究种类在广度上早已远远超出绘画史的单调格局。 (3)美术考古资料的大量出土不断充实和改写美术史 美术考古资料的复杂性及出土的偶然性，促使我们不断修正对中国美术史的认识。考古学所研究的过去所发生的事物，只是古人生产生活遗留下来的物品，这只占极小的比例。就连这极小比例的事物，也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被考古学发掘出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会有更多的资料被发现，新材料的出现不仅丰富着美术史的框架与内容，有些还可能会改写原有的认识、修正已有的结论。例如过去我们对于辽代绘画知之甚少，甚至对于传世的辽画将信将疑。随着大量辽墓壁画及卷轴画《深山会棋图》、《竹林双兔图》的出土，不仅证实了辽画的时代风貌及高超技艺水平，而且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于传世辽画的鉴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物。源源不断出现的新材料，使得有些美术史学家不禁发出这样的感叹：“中国美术史（尤其是宋代以前）的撰写总是明显滞后于考古发掘，每年都有新材料使我们感觉到有修改美术史某些章节的必要。”[4] 2.美术考古学促进了美术史研究方法及观念的改进 除了提供可靠的资料，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对美术史研究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总结近三十年美术史研究的历程时，顾平先生提到考古学对美术史的影响使得美术史研究出现了新转向，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美术史研究对考古材料的利用;其次是美术史研究对考古学方法的借鉴，最后是美术考古学方法的形成。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于传统美术史研究在方法及观念上的影响主要有两点。 (1)美术考古学整体研究法的思路对美术史研究的启示。古代艺术品与生产、生活方面的种种资料，都是人类社会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多数情况下，都是共同依存的，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美术考古学重视整体的研究方法，在关注美术品本身的颜色、质地、造型等方面的同时，也重视对其存在环境的研究。这种研究思路无疑对于传统美术史只重作品本身的做法有着启迪作用。 #p#分页标题#e# (2)美术考古学中的相对年代学与形制学的普遍应用，对美术史研究提供了特别有利的条件。年代学的研究不仅对于考古学至关重要，美术史研究中对作品时代的断定同样是前提条件。美术考古学中地层学的运用可以对美术品的相对年代做出判断，同时结合类型学的分析及利用自然科学方法，能进一步的断定美术品的绝对年代。特别是美术考古学中自然科学方法的引进，强调客观性的同时也减少了经验判断造成的误判，从而使得结论科学、严谨、更具说服力。这对美术史强调目鉴法是一个极好的修正与补充。方闻先生在进行书画鉴定和研究中，结合考古类型学与传统美术史研究方法总结出的“视像结构分析法”，便是对两个学科研究方法综合归纳与升华的结果。四、考古学背景下美术史研究边界的泛化如前所述，受考古学的影响，美术史的研究对象在不断扩大，直至与考古学产生一定的交集，由此美术史的研究边界逐渐模糊。不但美术史的内容被不断充实和改写，传统的绘画史已经逐渐缩小成美术史的一个特定分支，而且那些以新材料开辟新领域的美术史家逐渐摆脱了争取主流认可的边缘境地。考古学家与美术史家之间的鸿沟正在缩小，美术考古学的提出则使这种鸿沟日渐消失。美术考古学力图将古物的历史与审美研究结合起来，从而促成了考古学与美术史学的交汇，进一步模糊美术史研究的边界。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丰富的，既包括人工制品，也包括与人类活动相关的自然物。人工制品中具有审美意味的部分被纳入到美术史的研究范围。 在研究对象上，美术史越来越依赖于考古学的补充和完善，说中国早期美术史的建立几乎完全得力于考古学的帮助并不为过。考古学与美术史学在研究材料上的共享，使得美术史学难以在处理材料的基础问题（包括材料的年代、共存物与周围事物的联系）上保持独立性，而美术考古学的提出与发展，进一步消解了这种独立性。受制于材料的处理，在方法论及研究结论的利用上，美术史研究向考古学的倾斜也是难以避免的，这势必会加剧美术史边界的模糊性。虽然目前美术史研究的主要内容仍然以传统的中国古代绘画、雕塑和建筑为主，但是受考古学的冲击，这种局面正在发生缓慢的变化。一旦这种量变转换为质变，那么美术史的研究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在这个量变的过程中，美术史边界的模糊将不可避免。 考古学向美术史学的渗透,考古学的方法也开始影响美术史研究。美术史学界对美术考古学的重视正是基于这种背景。传统美术史研究的困境势必要求寻找新的出路与归宿，而向考古学的过度倾斜可能会导致学科独立性的丧失，因此具有中庸意味的美术考古学成为美术史学科新的增长点。由此,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在美术史研究中越来越受到重视，而且受考古学方法的影响美术史学家提出了一些新方法：如视觉结构分析理论、物态学等等,这极大的丰富了美术史研究,也为传统的美术史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然而,我们在感到欣喜的同时,是否也会有一丝担忧？因为美术考古学并不是美术史学的附庸，也不是考古学的灰姑娘，在学科交叉、整合的学术背景下，美术考古学也在寻求独立。① 联想到最近对美术考古学性质归属的争辩，实际上是与学科边界的指认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种认为美术考古学是美术史分支的提法本意是为了厘定美术史的边界以与考古学相区别，而美术考古学的交叉属性却难以迎合这种意愿。 今天我们讨论“跨语境美术史研究”②、美术史研究的边界与范式诸问题，恰恰是因为在学科联系密切、相互影响深入的今天，美术史研究边界的模糊与范式的缺失。2008年9月在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考古与艺术史的交汇”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以视为对这一问题的一种回应：传统艺术史的研究方法正面临着新的考验，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势在必行。艺术学院出现的艺术考古研究所、考古与美术博物馆系及美术考古专业已经开始了考古学与艺术史学的融合过程。虽然美术考古学的研究与学科建设起步较晚，其性质与学科的影响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术考古学将在某些方面取代美术史研究并将日益成为主流似乎是可以预见的。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公共考古学；考古学大众化；考古与传媒

[中图分类号]K8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4-0030-04

公共考古学，又称为公众考古学，美国考古学家、遗址保护专家查尔斯·麦克基姆先生在《Public Archaeology》一书首次提出这一概念。2002年，杭州召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颁证与学术研讨会”其主题是“考古学与公众——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明确提出建立公众考古学的问题。近几年来，“考古学要走向大众”的呼声越来越高，遗址公园的建设、考古工地的开放、博物馆展示方法的改变、考古科普书籍的出现、媒体上各类考古类节目的出现，公众考古学在国内可谓盛行一时。本文拟对我国近10年来公共考古学的相关研究进行一个粗略的梳理。

一、公共考古学概念的讨论

公共考古学，源于查尔斯·麦克基姆的《Public Archaeology》，国内对于这一概念的没有统一的称谓，或称之为公众考古学，或称之为大众考古学。范佳翎通过对比英美国家考古学家对这一概念的不同解释，认为理解的偏重点与不同国家和地区在《Public Archaeology》出现背景和所面对具体问题方面的差异。①大多数学者根据《Public Archaeology》认为，公共考古学是一个西方的名词和理念，但是高蒙河则认为考古学大众化的理念中国从来就有，并通过分析苏秉琦先生不同时期的公众考古思想的演进而认为苏先生是中国公共考古学的领军人。②公众考古学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概念。郭立新、魏敏认为考古学家对考古学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以及考古学家社会责任的再思考，这种思考，上升到理论高度，即是所谓的“公众考古学”。③姚伟钧、张国超认为公共考古学的定义是考古学的大众化。④钱耀鹏认为公共考古就是考古学的社会化。⑤陈淳认为公众考古学是指由政府管理的从公众共同利益出发的考古学，即如何由一个形形而且互有竞争的大众群体以他们自己的方法阐释过去。⑥当然对于公众考古这一概念提出是否合理学术界仍有争议，施劲松、王齐认为公众考古学的提法不仅存在着逻辑上的缺陷，而且在实际操作时还潜存着一些难以避免的危险。⑦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学科建设，钱耀鹏认为公众考古学是考古学研究的新领域，严格意义上来讲，公众考古学似乎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科分支。⑧梁太鹤认为由于公众考古学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有论述称它将是国内考古学中“呼之欲出”的一个分支。就所需研究的范围和问题说，把它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方向，分支说自有成立的理由。但是否即建立为新的分支学科，却值得细加估量。⑨孙波也认为公众考古学因为缺乏理论而不能称之为一门学科。⑩

二、关于公众考古学的理论研究

公共考古作为一个新的提法，或者一种新的理念，一经提出，便立即在中国考古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其中不少的学者开始思考这一问题，但其理论研究成果相对较少。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与学者们的观望态度有一定的关系。目前公众考古学主要以《中国文物报》和《南方文物》为两大宣传阵营，《中国文物报》主要刊登公共考古学大众性、普及型文章，实时性、思考性较强，《南方文物》则主要刊登学科理论类文章，其中介绍西方公共考古学的文章占有一定比例。郭妍丽通过对考古学科学性和大众性的分析，认为考古科学化与大众化的结合点在文物保护，并且通过四种方法可以实现考古学大众化与科学化的结合。11郑媛则从中国目前经济建设对文物的威胁、公众对考古知识的盲区以及考古工作者的行业尴尬等现状出发，认为公众考古学的建立是公众需要、文化遗产保护需要、考古行业需要。12魏峭巍通过对国外公众考古学的研究，认为国外公众考古学经历了政府参与、公众参与、公众导向等三个不同的阶段，我国应加强公众考古学理论建设，找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公众考古学道路。13李琴、陈淳通过对国外公共考古学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概念、理念和方法的简要介绍，认为中国的公共考古学应该在多方的合作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以大众为中心”。14郭立新、魏敏对西方公共考古学发展情况进行了简要梳理，提出考古工作中的矛盾与冲突，认为研究要结合中国现状谨慎处理各种关系，考古学家应在公共考古发展的形式下做好考古知识普及工作，搭建好公共考古的现实平台。15

在中国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上，姚伟钧、张国超认为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的途径大致有四种：考古现场的参观、摸拟考古、科普考古图书和直播考古。其中参观考古现场是目前我国公众考古最要形式之一。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选用了现场参观、科普书籍、动态讲座、考古专题影视等四种方式进行公众考古学的引导和推广。17上述的几种方法基本涵盖了我国现阶段公共考古学的运行模式。在公众考古学基本理论方面，魏峭巍从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三个不同的视角观察，认为三者之间的分歧必须在共有元素考古资源的基础上进行博弈，从而实现纳什均衡，完成遗产保护。18崔玉范从美国公共考古学教育的视角，对美国公共考古的机构和运行模式进行了详实的归纳，认为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由考古学家发起，教育学家们积极参与并合并了社会各个团体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考古学知识和文化资源保护的公众化。19曹兵武认为考古资料具有公共属性，考古资料不仅仅是考古学家的资料，也应该受到其他领域甚至大众的关注。考古学家长期以来只关注考古资料的一个方面，而考古资料和考古知识的分享传播并非文本所能代替，要在新技术和新媒体的支持下不断探索其考古资料的载体和传播的途径，这不仅是学术发展的必然，也是文化遗产发展的需要。20麻赛萍、高蒙河根据考古教育与考古资源的密切程度，将考古教育按照三个不同的场所，考古现场、博物馆和课堂加以划分，剖析在三个场所开展的考古教育内容、手段和效果，为以后的公共考古活动提供参考。21

公共考古学的概念源于西方，因此，有大量关于西方公共考古学介绍性文章和译著。《公共考古学》的序言《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详细论述了公共考古学的定义，并提出了“民智不足”和“多角度”两种模式，在此基础上如何与公众进行沟通与交流。22而《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一文在分析博物馆强大的媒体功能和为考古服务性质的基础上，认为其单一的陈设脱离了公众的需求。自1960年以来，博物馆的功能转向公众，树立公共服务的意识，实现数码通道、幕后参观、外界文物盒等多种方式来提升公众考古资源的保护、鉴赏意识，从而提升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力。23希尔松·兰贝利通过对巴西水下文化遗产的种种复杂问题的讨论，打破水下遗产由于观点差异造成的僵局，而水下考古及民族志研究中心则在水下遗产的管理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24这些译著和文章为我们了解国外的公众考古学研究状况、思考我国公众考古学开展的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方法借鉴。

三、公众与考古学大众化

公共考古学中的“公共”包含了两种含义：一是公众，即一种国家行为，这种政府行为以公共利益为前提；二是公共，由个人所组成的群体，是一个多样化的集合体。所谓的“公共”就是要处理国家、公众、考古学三者之间的关系。25国内这几年来探讨较多的是大众与考古学的关系。1996年，陈星灿撰文《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从考古学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论述考古学与公众存在一定的距离。26陈洪波认为目前国内由于多种限制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学的专业性质，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大众还是很远。27因此，考古学界和社会各阶层的学者也大声疾呼，要求考古学走出象牙塔，建立公众考古学体系。曹兵武认为考古的大众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这不仅是人民文化的需求，也是考古学家有益的学科尝试，并进一步指出考古学家已经意识到应该再添加一个“转换普及”的新程序，在与社会和公众交流的过程中获得反馈，认识和确立自身的定位和社会形象。28公众考古学兴起十年来尽管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但是考古工作者一直都在不懈的努力，从各个角度实现考古的大众化，大部分考古工地的开放和具有科普意义书籍大量的出现。苏秉琦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以通俗话语总结了其毕生研究所得，其自称“一本我的大众化的著作，把我一生的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吴汝康的《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被收入“名家讲演录”科普系列书系，向公众介绍人类起源与进化方面的知识。李伯谦、徐天进主编的《考古探秘》（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由一批著名考古学家执笔，其中不乏考古发现和考古研究的真知灼见。高蒙河的《考古好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以深入浅出的笔法讲述了真正的考古生活。许宏的《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图文并茂，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了早期中国的形成。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的《赫章可乐：二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采用了“发掘者说”理论，用报告惯例之外的通俗语言和视角，随文配上相关照片图像，对相关内容进行概略讲述，以浅显的语言，辅之以考古学常识。它是考古学报告编写的一次新尝试，这种尝试与编者力图推进公共考古学发展的理念是分不开的，表明考古学者正在以不同的角度和视野对考古学的大众化进行有益的尝试。李春华认为博物馆在促进考古学的大众化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博物馆的大众考古要克服陈设简单，与大众缺乏沟通的现状，实现公众考古学的建立和博物馆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29施劲松、王齐认为公众诉求与考古学的科学性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而这一差异的源于考古学知识的不确定性，考古工作者可以给公众只是尽可能多的过去历史的“碎片”。这些碎片由公众在考古学者的正确引导下完成“历史拼图”。30范佳翎以最成功的“公众化”实验考古项目——英国Buster古代农场（Buster Ancient Farm）为例，认为“实验考古学”具有很大的考古科普优势，应该在公众参与实验考古的过程中逐渐理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31而且考古影像信息更能客观地记录现场，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容易被公众所接受，保证收集影像的真实性、全面性、科学性对于公共考古学的发展也是大有裨益。32在公共考古学实施与推广中，程艳妮从阳陵公众考古的实践出发，认为公众考古活动中的年龄限制、经费缺少、模拟考古教练的缺失等几个方面的因素正在日益束缚着考古大众化的发展。33麻赛萍根据上海市政府“三区联动”的城市战略，积极寻找考古普及化在这一战略下社区化，认为考古社区可以降低消费成本、扩大范围、并且以多种形式，多种途径落实考古学的普及。34上述研究成果具有科普性，也具备常识性，同时也体现实践性，说明学者们正从不同的角度在尝试普及考古知识和推进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四、公共考古与大众传媒

公众考古学的发展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参与，加强与传媒机构的合作，借助新闻媒体、网络媒体等信息平台逐渐成为考古发掘成果的另一个展示渠道。随着媒体越来越多的参与，考古学家越来越重视与公众的交流，公众活动日益深刻地影响考古活动。但是媒体是把双刃剑，可以扩大考古学在公众中的影响，也会由于媒体追求卖点和轰动效应而出现非客观的考古报道。关于公共考古与大众传媒的关系，也不乏学人关注。曹兵武认为媒体希望从考古发掘中寻求新闻点、兴趣点甚至经济增长点，但不可否认，客观的结果是普及了大众的考古学知识。如果适当地加以引导与规范，甚至可以对考古学的进步、文物保护意识的提高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35孙波认为随着信息和网络等传媒技术的飞速发展，考古行业可以通过媒体传播考古知识，但是由于考古学或者文博行业状况，以前的一些做法正在被质疑，文物部门正在从危机事件中的被同情者转化为被问责者。正是这样，在危机关头更需要建立公众考古进行应对。36张士坤、王志华从考古学共享现状及问题出发，剖析了考古学与媒体接触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存在呈现不均衡，呈现模式和语言有悖考古学的严谨，进而提出考古学工作者在与传媒的接触中应该主动些、积极些。这样有利实现考古知识的共享。37郭云菁以考古传播人才培养为切入口，认为公众考古传播应将各类媒体作为主要研究和合作对象，探讨考古与媒体的最佳合作模式。要完善和增进考古学界和媒体界的交流机制，加强两个领域之间信息和人员互动，特别是专业公众考古传媒人才的培养，一是立足于培养一批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二是着重培养具备基本的考古学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38

当然，仍有一部分学者对于媒体持保守态度，他们认为媒体的炒作严重违反了考古学的规律，违背了考古学的科学精神……媒体的任意推导、大胆结论甚至是无中生有，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干扰了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些不是考古学传播，无疑对考古学这门严肃的学问是一种伤害。39陈洪波在谈及公众考古学与传媒的关系时认为，传媒与大众的关注立场是一致的，传媒关注的是考古学以外的东西，而不是考古学本身，传媒和大众的功利心理显然与考古学家的思想观念是难以合拍。40

五、公共考古学发展过程中存在问题

通过简单回顾近十年来国内公共考古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发现公共考古学整体性的研究依然十分薄弱，目前还尚未有一部关于公共考古学整体性研究的专著。国内大多学者关于公共考古学的认识还依然不够清晰，尽管公共考古学从发展阶段上看已经跨越了宣传与呐喊的阶段，但是对此并不是很热衷，甚至冷眼旁观。至于在公共考古学的理论和模式进行全面研究的成果更是少之又少。在公共考古领域，依然存在许多认识上的误区和错误的认识等充斥在公共考古学领域，如果不能及时纠正势必会影响公共考古学的发展。

一方面，公共考古学概念呈现缩小化趋势。目前，一提起公共考古，人们就会认为是考古知识的普及，而且这种认识还普遍存在文物工作者和管理者的意识里。公共考古学的概念发源于西方，尽管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明了的概念，但是“公众考古学是服务于公众兴趣的职业考古学研究方向，协助立法保护古代遗址与发现、管理博物馆收藏、并向公众展示古代历史、与开发商协商尽可能的减少建设项目对古代遗迹的影响。大部分考古工作还是旨在创建与出版专业的学术知识，20世纪70年代以来，考古学发展出一系列超出其学术规范的专业领域，公众考古就是用来界定这一发展与多样性。博物馆不再是一个文化机构，而是藏品与档案的收藏、解释与展示的专业实践场所。公众考古学还包括了公众对古代遗存的普遍兴趣。公众考古学远远超越了学术的范围。跨域了许多学科。”41这段话不是给公众考古学下定义，但是由此可以看出公共考古学涉及的领域远远已经超出了考古学本身。诚然，正如曹兵武所言：“公众考古学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考古学家在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方面的作为。”但是公共考古学并不是考古科普化，考古科普化只是公共考古学大众化过程中一个方面，属于考古知识的宣传，而不能涵盖公共考古学。

另一方面，公共考古学展现方式日益模式化。近些年来，以国家、地区考古学机构为主体的生力军正在以自己特有考古学普及和展示手法推广公共考古学理念的实施。但是事实上现在各个地区使用公共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已经近乎模式化，科普读物、工地参观、模拟考古、博物馆教育等中国式的公共考古学运行模式，实际上更多是注意考古知识普及，换言之就是公共考古学内涵缩小化之后的行为反应。

随着公共考古学概念的提出，考古学知识在国内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使大众广泛参与到考古学知识的了解和认知当中去。这一举措对于提高国民素质、提升国民文化意识、增强国家文化的保护力度均有非常明显作用。但是公共考古学是一大值得探索的研究课题，中国公共考古学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我们探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公共考古学发展模式。

[注 释]

①范佳翎：《如何理解“Public Archaeology”》，《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16日第7版。

②高蒙河、麻塞萍：《苏秉琦考古公众化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历史文物》，2010年第1期。

③1525郭立新、魏敏：《初论公众考古》，《东南文化》，2006年第4期。

④16姚伟钧、张国超：《中国公众考古基本模式略论》，《浙江学刊》2011年第1期。

⑤⑧钱耀鹏：《价值实现与公共考古学》，《考古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

⑥陈淳：《考古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⑦30施劲松、王齐：《“历史图景”、“公众考古学”及其他——参观〈商代江南：江西新干大洋洲出土文物精品展〉有感》，《中国历史文物》，2006年第6期。

⑨梁太鹤：《2008年公众考古案例盘点及思考》，《中国文物报》，2009年6月26日第7版。

⑩36孙波：《新传媒时代的“公众考古学”与危机公关》，《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31日第5版。

11郭妍丽：《考古学的科学化与大众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1期。

12郑媛：《试论在中国建立“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文物世界》，2010年第4期。

13魏峭巍：《国外公共考古学研究现状综述》，《南方文物》，2010年第3期。

14李琴、陈淳：《公众考古学初探》，《江汉考古》，2010年第1期。

17刘国祥：《公共考古的开展及其意义》，《中国文物报》，2010年6月25日。

18魏峭巍：《分歧与整合：公共考古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探讨》，《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

19崔玉范：《美国的公众考古教育——实现文化遗产保护目的的一个途径》，《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20曹兵武：《资料·信息·知识·思想——由专家考古学到公共考古学》，《南方文物》，2011年第2期。

21麻赛萍、高蒙河：《考古现场·博物馆·课堂：考古教育的三个阶段》，《博物馆研究》，2011年第3期。

22美·尼克·麦瑞曼著，周晖译，方辉校：《公共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协调性》，《南方文物》，2007年第2期。

23美·尼克·梅里曼著，黄洋、高洋译，陈淳校：《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24希尔松·兰贝利：《保卫巴西水下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与公众考古学》，《国际博物馆》（全球中文版），2008年第8期。

26陈星灿：《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读书》，1996年第12期。

2740陈洪波：《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关于公众考古学的思考》，《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2835曹兵武：《考古学与大众》，《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3日。

29李春华：《博物馆与公众考古学》，《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12日第7版。

31范佳翎：《“公众化”实验考古》，《中国文物报》，2012年8月17日第7版。

32范佳翎：《公众考古中的影像信息采集》，《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10日。

33程艳妮：《从文化圣殿到民众乐园——汉阳陵公众考古活动的思考》，《文博》，2012年第12期。

34麻赛萍：《文物知识普及与社区化》，《上海文博》，2009年第1期。

37张士坤、王志华：《略论大众传媒与考古共享的互动关系》，《东南传播》，2009年第5期。

38郭云菁：《公众考古传播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国文物报》，2011年9月2日第7版。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4

中国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理论和实践发展基础上的。20世纪50年代至今，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考古学家不仅重视对考古发掘出土的人工制品作准确的地层比较、断代和器物类型的划分等研究，而且开始强调研究制造这些人工制品的人类的意识形态方面。正如俞伟超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工作所走过的历程的分析：“在考古学研究的总体中，第一步自然应先作好年代学的研究。谁都知道，在我们面前的一大堆不会说话的实物资料，如果连早晚都分不清楚，任何史的研究都将无从下手。第二步似乎应该理清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要整理出考古学文化的发展谱系。但所有这一些，基本上还是直观性质的研究，主要还是说明人类的具体行动的。我想，第三步就应该透过那些最最具体的考古材料，进而探索人们的社会关系，乃至意识形态”[1](P.120)。在中国考古学研究取得了第一步和第二步重大成就的今天，第三步的探索工作，逐渐被考古学家提上了议事日程，古代艺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自然倍受关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主要特征的近代考古学的形成和发展，为艺术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艺术考古学又是建立在中国艺术学科的确立和发展基础上的。艺术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分支的建立，在中国是相当晚近的事。20世纪初期，从德国学成归来的宗白华先生在东南大学（后称中央大学）开设关于艺术学的课程，首次把西方艺术学引入中国。但当时的艺术教育仅仅是为了培养从事艺术实践的人才。对艺术学的真正重视则要到80年代末，张道一先生提出的应该建立“艺术学”的口号和在东南大学创建艺术学系的实践，已经为艺术学在中国的学科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旗帜，受到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的响应，建立艺术学系已成为综合性大学学科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艺术字理论和实践的探讨、艺术学框架的构建开始受到普遍关注，有关艺术学理论研究的论著、论文陆续出版发表，艺术学研究在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良好的开端。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史和古代艺术特征的交叉学科，在考古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之间达到共识，考古学家从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出发，阐明了建立美术考古学的可能性；艺术理论家则从研究艺术起源、艺术发展历史和规律的需要出发，阐述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的必要性。

中国艺术考古学理沦又是在艺术考古实践的不断丰富，取得越来越大成就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中国艺术考古学的实践活动姗姗来迟。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形成，迄今不过七八十年，由于战乱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中国考古学走过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考古学的发展比较缓慢。1949年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连外国人也不禁大发感叹：“在未来的几个十年内，对于中国重要性的新认识将是考古学中一个关键性的发展”[2](P.3)。这一时期，考古学的研究重点依然是重建古代的物质文化史，即根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特别强调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剩余财富的增加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忽视了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巨大反作用。因此，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的研究，一直被冷落、被忽略。

从20世纪80年代起，考古学家的目光开始在重建物质文化史建构方面，转向与古代人类关系更为密切的精神文化创造，时代向考古学家发出了“在田野工作中要贯穿研究精神”、“应具备更广泛的知识修养”的召唤[3]，需要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既能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又能进行古代艺术品研究的考古工作者。艺术考古实践活动开始蓬勃兴起。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改变了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开始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汉唐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正是有了日渐深厚的艺术考古实践基础，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才逐渐被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考古卷、美术卷使美术考古学先后占了一席之地。稍后出版的美术卷，对美术考古学有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包括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山东大学的刘风君先生所著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考古学与雕塑艺术史研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杨泓先生编写的《美术考古半世纪》，是对美术考古学理论的初步探讨。

从目前中国艺术考古实践活动的现状和有关艺术考古学理论的不同观点来看，完整的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确立还有待于将来艺术理论的成熟和艺术考古实践取得的更大成就。然而，不可否认，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尤其是中国的艺术考古学，它既有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艺术形式、数量众多的考古艺术品可以研究，又拥有世所难匹的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传世的艺术品可供参考，两者交相辉映，使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有了坚实的基础。

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及其范围

简单地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古代艺术品。古代艺术品的来源不外乎两大类，一类是历代流传下来的传世品；另一类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品。传世艺术品往往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主要材料。然而，传世艺术品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个是其确切的时代难以认证，给研究工作增加了难度；另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对古代艺术品出于各种不同目的的仿制甚至作伪。许多前代的青铜器、玉器、书画等艺术品都或多或少地被后人所仿制。因此，传世艺术品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植根于考古学，是运用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手段得来的。它只是数量、品种众多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小部分。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通过对已有定论的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逐渐剥离出非艺术性的物质产品，较为合理地勾画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面貌。作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其首要条件必须是人类运用自己的双手劳动创造的产物，这样就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排除了与古代人类活动有关的“未经人类加工的自然物”，如“各种农作物、家畜、及渔猎或采集所获得的动植物的遗存等”；同样，从艺术品所具有的审美和情感性出发，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灰坑、窖藏、矿井、水渠、壕沟等遗迹，虽然都是人工创造物，但仅具实用功能，或服务于生产生活，或用于战争的防御，很难激起人的审美感受，因此，也不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至于古代人类以艺术手法加工制作的陶瓷器、玉器、青铜器、漆器、金银器和各类装饰品等工艺美术品，以及岩画、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雕塑等艺术作品，无疑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然而，考古发掘出土的各种生产工具、日用器具，以及石刻、封泥、墓志、买地券，甲骨、简牍、纺织品、钱币、度量衡器等，都具有了作为艺术品的首要条件，即人工创造性的特征，但这些物品却决非都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以古代钱币为例，作为流通使用的方孔圆形的五铢钱和通宝钱，主要是用作在社会流通领域进行等价交换的媒介物，而专为辟邪、祝寿铸造的压胜钱或称“花钱”，却缺失了使用价值，突出了审美艺术价值。因此，从纷繁复杂的考古学研究对象中划分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远远不能如此简单地量化。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一般说来，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下限定在明朝的灭亡（公元1644年）[4](P.2)。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年代下限受考古学年代范围的制约，也应该在明朝末年。

由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范围仅限于古代，这样，一方面，体现现代科技和艺术成就的电影、电视、摄影艺术以及设计艺术中的工业艺术设计、视觉媒介设计、环境艺术设计等艺术门类便被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另一方面，时间性、时空性和表现听觉的艺术门类如音乐、舞蹈、戏剧、戏曲、曲艺、杂技也由于事过境迁，逐渐丢失了各自的艺术语言。但是这些动态的时间性艺术形式，却被作为造型艺术的表现题材，静态地展示出来，在古代绘画、雕塑和传统工艺品中，留下了昔日辉煌的痕迹。

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

由于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一门在艺术学和考古学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交叉科学，其研究对象既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艺术学科研究古代艺术产生、发展、演变规律的重要资料，因此，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类，要以考古学的分类方法为主线，同时参照艺术分类法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

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资料，其中，最主要的是古代人类劳动创造的物质性遗存，一般分成遗物和遗迹两大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则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遗存，同样也可以分为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两大类。

艺术遗迹是指经过古代劳动人民艺术性创造的历史遗留，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遗迹主要是古代的建筑遗存，在中国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和地下建筑两大类。中国古代的地上建筑大多利用各种木料，以斗拱、榫卯结构建造。由于自然的和人为的种种因素的毁坏，保存在地面上的早期（唐代以前）木结构建筑物几乎绝迹，仅存部分建筑物的残缺构件，唐代以后的古建筑遗迹也只有寺观、塔、石阙、石窟寺、桥梁等几类。中国古代的地下建筑是皇室贵族建造的坟墓，以砖、石为材料，大多模拟当时地上建筑的风貌，但趋于简率。相比较而言，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实物资料并不丰富，但作为建筑附属装饰的壁画和雕塑却独树一帜，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艺术遗迹的分类便以壁画和雕塑为主。

中国壁画的历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时代便已出现，远远早于后来的帛画、绢画、卷轴画等绘画种类。一般来说，在天然岩壁面上制作的壁画有一个专门的称谓——岩画。在人工壁面上制作的壁画，则多装饰于建筑物和墓葬，可以分成地上建筑壁画和地下墓室壁画两部分。建筑壁画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一门重要的附属艺术，一般图画于神庙、宫殿、寺院、庭苑和石窟寺等较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内，具有装饰、美化居室环境，宣扬礼义教化和传播宗教教义的特征。墓室壁画的盛衰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丧葬礼俗观念有着密切关系。

作为艺术遗迹的中国古代雕塑大多是留存于地面上的古代艺术品，通常是经过考古调查得到的。昔日辉煌的雕塑艺术品因长期暴露在地面上，直接经受着天灾人祸的摧残，渐渐变得残缺不全、伤痕累累，只有那些创作题材上服务于封建统治和宗教思想的雕塑艺术品才被妥善保管、得以幸存。艺术考古学的雕塑遗迹一般可以分成宗教性建筑的雕塑遗留和皇室贵族陵墓前的雕刻遗留两大类。中国古代宗教雕塑艺术的巨大成就，集中体现在开山凿窟造像的石窟寺艺术方面，此外，寺庙、道观中也普遍有雕塑神像，一般有石雕、木雕、铜铸、彩塑等，以彩塑多见。中国古代陵墓制度是在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影响下，按照儒家“礼”仪规范建立起来的。自西汉时期开始，皇室贵族的陵墓前，均摆放着按一定的规范布局的石雕艺术品。

艺术遗物主要是指那些经过艺术加工创造的绘画、雕塑、碑刻书法作品以及实用和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其中工艺美术品无论在数量、种类，还是在艺术题材和艺术成就上都远远超过前者。艺术遗物中的绘画艺术品，主要有帛画与绢画、木版画与木简画、卷轴画等几类。艺术遗物中的雕塑艺术品，主要有墓葬和遗址出土的陶塑、瓷塑、木雕等几类。书法是文字的书写艺术，从最初刻划在陶器上的符号到商周的甲骨文、金文，战国秦汉的货币文字、印章文字、石刻文字、封泥文字、瓦当文字、铜镜文字、简帛文字等，都是成熟的书法艺术出现的基础和源泉。中国古代的工艺美术品，按质地和装饰手法可以细分为陶器艺术品、玉器艺术品、铜器艺术品、漆器艺术品、瓷器艺术品、丝织艺术品、金银艺术品和骨雕、牙雕艺术品等。中国古代艺术品的种类纷繁复杂，除了上述绘画、雕塑、碑刻书法和工艺美术品之外，还包括音乐、舞蹈、乐舞百戏、瓦当、剪纸、面塑等其它艺术品。

四、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特征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相比传世的艺术品和现代艺术品具有自身显著的特点。

首先，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经过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后得到的艺术遗迹和艺术遗物。对它们的年代确定，得益于田野考古学中地层学、类型学方法论，以及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和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使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有了科学的相对年代或绝对年代的界定。此外，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大多是从墓葬或遗址中挖掘出来的，往往并非是单独的个体，不但出土的古代艺术品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就是与之同出的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与它有关，甚至古代艺术品在墓葬或遗址中摆放位置的不同，也对理解它所隐含的创作意图、审美特征和在墓葬或遗址中所担任的角色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体现了艺术创作的丰富多样性。这些研究对象既有以不同物质材料为载体的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和书法等造型艺术品，又在这些造型艺术品的装饰题材和表现内容里，包含了许多古代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这是非常可信、稀有和宝贵的实物资料。

第三，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具有功利性。在人类物质文化史的发展序列中，实用是先于审美的。史前彩陶使人类在使用这些生活用具的同时得到美的享受。但这井未改变彩陶器作为原始人类日常生活用具的性质。史前的玉雕艺术品，最早是作为人类装扮、美化自身的人体装饰艺术品的面目出现的，而后逐渐远离了实用性，演变为礼器或图腾崇拜物，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寓于其中。奴隶社会以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为标志，但青铜却没有被普遍地用作农业生产工具，而广泛铸造成青铜容器、武器，应证了《左传》关于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记载。中国古代俑像雕塑艺术品，其功利性的目的更加明显。它们都是专门用来陪葬的模型明器，主要为了满足“事死如事生”的厚葬风俗。中国古代壁画艺术的功利性目的也很强，在建筑壁画方面，绘画是“恶以诫世，善以示后[5](P.10)、“成教化，助人伦”的工具[5](P.27)。在陵墓壁画方面，仅是充当陪葬人和物品的角色，是为了满足厚葬风俗的需要。

第四，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来源于田野考古的墓葬发掘。这些反映古代人类精神文化的产品，不仅体现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更具有意识形态的丰富内涵。因此，考古发掘出土物品数量的多寡、艺术价值的高低、所包含文化内涵的深厚与否，都与各个时代的埋葬习俗有着密切的联系。

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工艺美术品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生产的，它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科技发展水平、经济思想和美学观念。工艺美术品的创造，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更是以满足人类物质生活需要为前提的，因此，它与社会经济的繁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基本同步。

五、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

艺术考古学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基础上的新兴的交叉或边缘学科，因此，凡是考古学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都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得到运用和借鉴。目前，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尚未衍生出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但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却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的日益增多而逐渐露出端倪。一般来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来源于对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文化人类学、图像学等研究成果或研究方法的借鉴，以及对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运用。

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是研究资料重要的分类排比方法。正像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一样，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

文化人类学是解决原始艺术问题的一把钥匙。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前者是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直接内容和参考，史前原始艺术品和古代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既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后者则为正确释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资料。研究现存原始民族的艺术创作动机、目的和艺术产品的用途，可以为部分地复原史前原始艺术品创造过程、正确释读它们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

艺术图像学是释读古代艺术品的必由之路。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古代宗教艺术品的阐释行之有效。宗教艺术品是宗教借用艺术的形式宣传宗教教义的物质化的体现，所表现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宗教教义或在宗教仪式中专用，另一方面又受到要表现的宗教教义和宗教仪式的制约，这样，就使得宗教艺术品具有程式化的相对一致性的特征，也正是这独一无二的规定性，使宗教艺术品与宗教教义和仪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图像学的研究方法对汉画像石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由于“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其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在本质意义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6](P.4)，因此，它不是一种自由创作的艺术，而是紧紧围绕着当时社会的丧葬礼制，表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宗教和宇宙观念等内容，对它们的图像学解释的要旨也尽在于此。

中国古代文献是研究古代艺术品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文献资料详细记录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科学技术以及风土人情、宗教信仰和思维观念等方面的内容，是一笔极为宝贵的古代文化财富。古代艺术品的创造是各个历史时期人类生产力发展状况、生活方式和习俗、审美情感、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外化，是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精神文化的载体，与历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凡是中国古代文献都能成为解释古代艺术品的背景资料。尽管这些古代文献资料由于历代的传抄，其间有较多的后人附会误传，可能存在着不少不真实的成分，但对解释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含义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中国古代文献资料在艺术考古学研究中的重要参考作用，主要体现在神话传说、礼义制度和埋葬习俗、宗教信仰以及古代工艺等几个方面。

六、艺术考古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是由田野考古学提供的，是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类从事艺术创造的结果。它们的创造者不仅分属于不同的民族，而且受到当时意识形态中思想观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制约，使古代艺术品同时具有政治思想性和宗教色彩。对它们的研究自然就离不开考古学、古代艺术史、民族学、宗教学、民艺学等学科的积极参与。艺术考古学与这些学科构成了密切的联系。

考古学为艺术考古学提供科学的研究对象。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时代背景、工艺技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资料，反过来，艺术考古学研究推动考古学向前发展。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古人用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美化自己的生活，让情感凝聚、铭刻在某些特殊的器物上。这些古代艺术品由于其造型、装饰图案和主题等内容包含了较多的文化信息，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性质方面的特征，可以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或文化分期的标志、判断考古遗迹和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弥补了艺术史研究对象的不足。在近代考古学被引入中国以前，艺术史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文人创作的绘画、书法艺术品，以及创作者的创作动机、生活环境、人生遭遇、师承关系等方面。与传世的书画艺术品不同，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很少与某一个有名有姓的艺术家联系起来；艺术种类多为金属、陶瓷、玉石质地的雕塑艺术品和工艺美术品；纸、帛、绢质地的绘画、书法艺术品因在地下不易保存，考古发掘中十分罕见。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这些特征，恰好是艺术史研究对象的必要补充。此外，艺术考古学也为艺术史研究对象提供鉴定方法和断代依据。

艺术考古学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史前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主要是由田野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存提供的，分布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化特征，往往对应着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和部族。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代表了各不相同的史前民族共同体，但对于具体属于历史上那一个民族的确定，却是相当困难的。然而，考古学文化的民族特色又是一个确然无疑的客观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艺术品，具有各自独立的民族艺术特征。每一个民族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的生产方式、继承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以至于造成在情感活动和审美取向方面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民族艺术家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艺术，形成艺术的民族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民族艺术家情感和审美的创造物，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念，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同样，民族学资料又为艺术考古学研究提供借鉴。民族学对现存民族的实地观察、访问或直接参与各种活动后得到的资料，如古老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宗教和巫术等，以及对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成果，必将在艺术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艺术考古学为探索中国古代宗教的起源和发展规律提供科学的研究资料。在原始社会，人类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混合的形式，艺术、宗教、哲学、科学、伦理等等都还未分化出来。原始艺术，无论是歌舞还是岩画、雕塑，绝不是单纯的艺术活动，它还是巫术或宗教活动，是对世界的一种认识活动，一种传授知识的教育活动，一种交流信息的交际活动，甚至还可能是一种生产活动。此外，中国古代宗教文献是解释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重要参考资料。张光直先生正是运用东晋葛洪的《抱朴子》和《道藏》中的《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有关道士使用龙、虎、鹿三juē＠①与天神沟通的记载，从解释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的蚌塑龙、虎、鹿图像入手，阐述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的[7](P.320)。

中国当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民艺学的积极倡导者张道一先生，在阐述民艺学的学科性质时，明确提出了民艺学与艺术学、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严格意义上的民艺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而带有边缘学科的性质。在它的周围，必然与社会学、民俗学、艺术学、美学和历史学、考古学、心理学等相联系，相渗透。反过来说，研究民艺学必须具备以上各学科的基本知识”[8](P.291～292)。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考古学和艺术学科领域成长起来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横跨考古学和艺术学两大学科，自然而然地与民艺学结下了深厚的渊源关系。首先，艺术考古学为民艺学研究民艺发展史提供真实可信的研究对象。民艺学的研究主要包括民艺的历史、民艺的理论和民艺的采风三个方面。对民艺历史的研究，只能借助于田野考古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其次，中国民艺学的理论对艺术考古学研究有指导意义。民艺学对本元文化和宫廷艺术、文人士大夫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等艺术形态和层次的划分，对其相互关系之间的研究，为系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方便。有了这样的分类以后，对研究属于不同层次的古代艺术品，就可以有的放矢，运用与之相适应的背景资料做参考，从而开拓研究者的思路。最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丰富了民艺学的理论。通过对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陶瓷艺术品的分析，从中可以找到民间艺术与其它艺术的相互关系。

七、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布鲁斯坎格尔在《时间与传统》一书中精辟地指出，考古学有三个目的：“重建文化史；重建史前文化形态；解释文化过程”[9](P.36)。其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4](P.3)。艺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不应该局限于对艺术遗迹和遗物的描述、分类及断代，而是需要透过古代艺术品所表现的各种艺术形式，分析它们所表达的艺术题材，探究隐含在古代艺术品造型与装饰图案中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寻觅隐含在题材中的古代人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找出推动中国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发展规律。同样，艺术考古学又作为艺术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对研究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和造物艺术的发展规律以及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主要包括政治、哲学、文学、艺术、宗教、道德等意识形态诸方面，有关社会政治结构、伦理道德观念、阴阳五行宇宙观、天人合一思想、巫术神话和道教、佛教信仰等精神文化的内容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丰富详实的记载，同样，这些内容也是古代艺术家进行艺术创作的重要题材。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和日渐丰富的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把中国古代的精神文化通过著作或艺术品的形式固定下来，远播四海、传之后世。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对象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遗物，史前彩陶和玉器、商周青铜器、楚汉漆器、秦汉兵马俑、汉代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六朝青瓷、唐墓壁画、宋元瓷器，以及绵延千余年的石窟寺艺术等等，都是中国艺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实物资料，其间虽然具有物质文化方面有关工艺技术的因素，但更多的却是体现了古代人类的政治思想、审美观念、道德标准、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方面的内容。艺术考古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出了纯粹图像意义的阐释，而进入人类观念和思想的领域，成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涵盖了整个人类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

其次，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起源和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艺术的起源，不能局限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比较成熟的艺术形式，而更应该溯源至人类的远古时期。艺术考古学恰恰能够为这样的探索活动提供确实无误的资料，昭示史前艺术由萌芽、成形乃至发展、成熟的历史轨迹。如对称形和圆形的造物艺术规律，萌芽于旧石器时代的中晚期，虽然当时人类打制的石器很难与古代艺术品联系起来，但它们却已经部分地具备了作为艺术品造型艺术的美的形式，艺术起源的探索不能忘却这些看似粗糙的器物所隐含的美和艺术的因素。同样，艺术考古学研究对造物艺术发展规律的探索也具有重要意义。以新石器时代实用性很强的陶质尖底瓶为例，它原是一件用作汲水的容器。这种器物的造型主要是适应了原始人类的生活环境，因此在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遗址内有较大数量的出土。然而，当人类的居住环境发生改变，如对居住地的表面加以夯平，尖底瓶就需要配备相应的托座，在日常生活中就显得不怎么方便，于是，当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尖底瓶的实用地位便下降了，相反，由于其独特的造型和令人着迷的汲水特点，被礼制所采纳、放大，作为人的行为规范的象征，依样铸成青铜器，置于座右，被称为“欹器”——宥坐之器。表明人类的造物由最初的强调汲水功用，发展到经过彩绘装饰的集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的彩陶工艺品，最后，由于奴隶主贵族礼制的推动，演变为丧失了实用性的纯粹观赏艺术品，造物艺术的发展史从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找到了规律：即实用先于审美，先有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物质创造，再有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最后派生出纯粹鉴赏性的艺术品。这就是通过对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分析研究后，得出的一条造物艺术发展的重要规律。

最后，艺术考古学研究是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必要补充。艺术考古学研究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缺陷，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陶塑、泥塑、木雕、牙雕、骨雕、玉雕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原始艺术品，是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的最重要的研究资料，这已经被当代的艺术史家所肯定；曾经被忽略的壁画、雕塑、建筑和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开始得到重视。考古发现的古代艺术作品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丰富多样性、物质资料性的特征。它们恰恰是以往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对象所缺乏的。同时，艺术考古学研究为艺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近代科学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史学研究以前，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仅仅依据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引用，主要在绘画和书法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上限只是到夏商周三代或者是三皇五帝的传说时期。这一现象要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考古学家开始开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新领域，并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追寻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

中国艺术考古学是一个大题目，学术研究中都忌讳“大题小作”；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是考古学提供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方法，而考古学的主要特征是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其结果必然是新资料不断涌现，新问题也层出不穷；艺术考古学又是一门横跨考古学与艺术学科的交叉或边缘科学，但目前对艺术的研究，无论从艺术的概念定义、起源动因，还是发展演化的规律性诸问题，尚未有令人信服的解释。本文仅就艺术考古学理论和艺术考古实践中必然碰到的若干问题，做探索性研究，以抛砖引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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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布鲁斯坎格尔著.蒋祖棣，刘英译.王宁校.时间与传统[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5

    (一)教学上重文学史轻文学作品,重教师主体轻学生个体

    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主要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文学作品是核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学生可以逐渐熟悉中国文字的特点、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用心、创作手法和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分类及其不同的文体特点。然而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偏爱文学史教学,他们乐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占用大量面授课时,向学生讲授文学史基本知识,梳理文学发展脉络;而对于作品教学,则多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印证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泛泛带过,错失了培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能力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居于主导地位,其讲授内容往往被视为“金科玉律”,难容质疑;学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实际学习能力和不同兴趣诉求常常遭受漠视。课程教学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授课教师的一厢情愿,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考核上重知识轻能力,重终结性考试轻学习过程考察

    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授受教学情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也相对较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构成上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倾向,即以期末终结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认定的绝对标准,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考核。考核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其二是考试内容编设较为教条。教师的命题多依据平日的教学讲义或教材,命题内容多限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风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等,这样的问题限定性、指向性强,难以让学生开展独立评议,提出创造性的识见。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平时作业的批阅、考试试题的评阅,一般都是由教师独立完成的,即便有学生参与其中,也多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来评判,从而忽视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特征和学习的个体化特点。考核完成后,则多是通报成绩了事,很少有针对性的考核分析和评价反馈。

    二、地方文献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积极作用

    地方文献指的是记录某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教育、风俗等内容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样性、长久性、稀缺性等特点。地方文献因其“包罗万象”的内涵,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适当引入地方文献,既可以推动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关注度,扩大课程的影响力,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一)树立作品教学观念和研读原典意识

    地方文献汇集了某一地域长期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内容庞杂,其中很多属于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研读这样的地方文献,可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学生能够研读地方文献,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就必然要将教学重心从文学史转到作品上,通过作品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地方文献多是第一手的资料,将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研读原典的意识和不从俗众、唯己是信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研究性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言,地方文献的原始性特点也可以督促他们积极关注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科研水平,实现教学相长。

    (二)深化课程考核改革,克服学习功利化倾向

    近年来,基于高校过于注重实用的专业及课程体系设置、以分数为核心的较为单一的考核评价标准和脱离学生学习实际的教材编设等多重因素,很多大学生缺乏内在学习动力,在学习上越来越功利化。中国古代文学所面临的学习功利化现象更加严重,“陈旧无聊”、“脱离实际”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引入地方文献,可以在内容上增加课程考核的深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归属感和成就感,促进学生良好学习动机的形成,克服功利化倾向。如针对浙江嘉兴地区的学生可以根据《万历嘉兴府志》、《光绪桐乡县志》等地方志的相关记载编设关于明清时期嘉兴地区佛寺兴废、民间兴学等方面考题;针对杭州地区的学生则可以根据《湖山便览》、《西湖志》等地方文献编设诸如西湖的历史沿革、西湖历代名人题记等方面的考题,让考题充分体现出地域特色,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期待。

    三、地方文献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中的具体应用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6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处身于信息时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临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中，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和变化?考古学的学科目标是通过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和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因此我们相信，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对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也势必将会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手段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的讨论，并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考古界目前对计算机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考古领域最广泛的应用仍停留于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计算机输入和数据库管理等方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考古资料信息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已经在考古文博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应用，而计算机网络技术因其自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在考古工作中还有待引入和普遍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将众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外部设备通过网络互联，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达到人们对沟通信息、共享资源的目标要求。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领域的引入，其优势之一就在于能够将较昂贵的各类外部设备，如高精度扫描仪、磁带备份机、彩色打印机、光盘刻录机等通过网络进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设备的应用范围。近年来，随着各类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发展，原本较昂贵的硬件设施在性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其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一些原本无条件普遍使用的设备也正在逐步普及，利用网络实现硬件资源共享的这一基本目的随之也就不再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于借助于网络架构模式，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传播以及信息的检索和交流。

1.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学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实际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全国文博单位计算机应用状况的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文博单位希望能够将计算机应用于田野工作、资料检索与处理系统及藏品管理系统等方面，由此可见，国内文博界已普遍认识到了传统信息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现代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1]。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数据库和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熟，考古部门已能够研制开发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专业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计算机技术支撑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针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将考古信息以图、文、声、像等多种形式，按考古遗址、地层、单位等分门别类进行输入和归档、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快速、准确地对资料进行检索、查询、统计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研制，在国内考古界已成为计算机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

然而，随着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管理技术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普通的计算机数据库管理技术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凸显。最明显的不足是，目前应用于考古工作中的数据库管理软件，其操作方式还大多停留于单机工作状态，这种方式已不能充分满足考古发掘信息的科学有效管理和共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信息在后期分析、归纳和整合等应用方面的效率。这一问题目前已被考古工作者认识到，并着手进行了构架于网络平台管理系统的开发[2]。

通常来说，一个考古部门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可能长期固定于某一特定区域，因此，普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及时地补充和更新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即使在具有便携式计算机等条件下，不具备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支持，也只能够做一些必要的基本资料录入，而考古信息的最终归档工作，则只能待一个区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告一阶段后，再进行后期的补充输入。这种情况无疑造成了考古资料信息归档工作的滞后和资料输入工作的重复。网络技术在考古信息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充分发挥出信息资源共享的优势，使考古信息通过网络实现实时的远程输入、检索、归档和管理。借助构建于网络技术平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网络服务器中专业数据库的远程访问，可以实现对考古信息的网络输入、检索和管理，并及时追加和补充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信息的输入和检索效率，考古工作者还可结合数据库中同类遗迹、遗物的资料比照，对考古发掘工作中的各类考古遗迹作出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主动性。

为了保证发掘资料检索、使用的有序和安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在网络管理系统中设置不同的使用权限。如考古机构中的领队人员等，可以通过网络对已归档的各个发掘区域的考古信息进行实时地全面检索和查询，并就已归档的资料加入批注，以有效地实施对田野发掘工作的全面指导；发掘人员根据其不同的工作区域，拥有在特定模块进行检索、输入的权限，以便将最新的发掘资料进行远程追加输入。这种方式，在保证已归档考古信息安全性的同时，提高了考古信息管理的同步、更新效率。

2.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首先是在网络管理系统平台支持下的考古信息共享。构建于网络平台之中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不仅为远程输入和管理考古信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远程共享考古信息提供了可能。以规范化为基础构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其基本信息是可以实现相互沟通的。假设在全国考古机构的信息化工作步入一定的阶段后，各级相关的考古机构都拥有了既相对独立又可相互沟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那么借助于网络技术平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这种工作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相关考古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借助这一考古信息网络管理平台对考古发掘与研究现状实现有效的实时监督和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信息滞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也可借助这一网络平台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已公布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信息，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考古信息的交流。当然，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自身特点和考古信息的相关要求，这一层次的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应当严格限制于考古专业人员，并且要遵循考古信息的相关规章制度，以保证考古信息的安全和有序。

实现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借助于专业化的考古学信息网站的考古信息来实现的。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目前在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专业信息网站，这些专业网站在一定程度上为考古工作提供了获取和共享考古信息的一个窗口。例如说，中国文物信息网()是《中国文物报》主办的网站，它借助于网络将最新的考古动态和信息进行，考古工作者只须登录该网站就可及时了解到这些信息。此外，一些专业网站还将已发表的考古专题研究资料输入数据库并联入网络，为学者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信息。

3.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

借助于网络而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其优势首先在于其“无时差”性。通过网络平台，最新的考古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实现在网络上的和传播；其次，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除了在初始的制作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外，后期几乎不需再有什么费用的投入，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较，显然是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这一特性也就为考古信息的网络传播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三，就是考古信息的“可及性”。借助于网络所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只要是有条件接触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及时地通过网络了解和掌握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最新信息。这一优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作的困难局面；第四，就是由于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信息的多样性和交互性”这一显著的特点。传统方式的考古信息的传播和，囿于传播载体的局限，往往只能以文字、图像或者绘图等几种方式来传达考古信息，而信息技术所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类别，比如说在线视频信息等，而且还可以提供诸如三维虚拟遗址地层图、虚拟现实等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资料。如上所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由于其所具有的这些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着传统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考古信息网络化传播和的形式，目前主要有考古专业网站的信息，专业电子期刊的信息以及专业网上论坛等多种方式。借助于考古专业网站所实现的考古信息，可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和详实的专业信息；专业电子期刊，也是及时传播考古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专业电子期刊，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期刊基础上，借助于网络实现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着较好的时效性和信息类别的灵活性，是对传统印刷型期刊功能的拓展，其主要类别可分为在线WEB阅读和邮件订阅发送以及电子文档下载等多种方式。电子期刊与传统纸媒体杂志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优势，从出版速度上看，即使出版速度最快的传统杂志也无法与网络电子刊物的即时性相比。据统计，世界各地见于著录的重要考古学期刊有950多种，出版者包括学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以及独立的出版者等几个类别，其中20%拥有自己的网站[3]。这些电子专业期刊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传播和提供了重要的途径。考古信息网络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专业网上论坛，这主要包括以公告板(BBS)等形式的田野考古动态、学术会议、热点学术问题的讨论等内容，这种方式因主要为研究者自发性地活动，是上面所述两种主要类别的补充。

4.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和实时交流

借助于网络技术所实现的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是对传统信息检索手段的全面革新。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彻底地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专业信息的检索工作易如反掌。而且，随着网络考古专业信息的日益丰富，相信未来的信息检索工作将会主要依赖于网络技术进行。

专业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主要是指考古及其相关信息网络数据库检索[4]。正如上文所谈到，如果未来的考古信息处理系统能够通过网络实现互联的话，借助于这样一个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的网络检索数据库进行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将会为考古学的未来发展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工具。目前从技术层面而言，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全国性质的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网络数据库，最主要的难度在于要建立一整套规范、科学、统一、安全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使用。此外，目前在网络中还存在着不可计数的专题性考古信息网络数据库，这些提供网络检索的专题性质的考古数据库，为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

除了本学科信息的网络检索工作外，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还可以实现对相关自然科学信息的网络检索。比如说，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对考古发掘工地的GIS地理信息和早期航片进行检索，对于我们制订田野考古工作的实施计划有着一定的帮助。

此外，各种数字化的考古资料层出不穷，如《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已经出现了电子版本，一些专业网站提供了在线式的文献检索服务，为查询、检索古籍提供了高效地现代化手段。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古机构的专业网站及时地获取国内外相关考古信息。

目前而言，大部分网络用户使用的接入方式还是拨号上网，这种方式由于速率较低，在未来将会逐步为ADSL、光纤接入等宽带网络接入方式所取代。在现有接入方式的限制下，考古信息的实时交流还仅限于诸如网络虚拟论坛，网络实时文字信息交流等简单的方式，而需要更大带宽支持的视频实时交流等方式在现有的条件下还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随着宽带网络的日益普及，通过视频播放、网络虚拟论坛等方式实现的考古信息的网络实时交流，可以预见将会是未来考古网络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展望

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对古代遗迹、遗物的发掘，来获取各类蕴含的历史信息，以最终复原古代社会，探究古代社会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的学科目的也可视作是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为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整合、分析提供强有力的工具，带给考古学以新的研究方法、手段，也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计算机网络技术于考古学中的应用，从表层来说，是为考古学增添了一对信息时代飞翔的翅膀；而从深层次来说，将会对信息时代考古工作的结构重组起到有力地推动和促进。正如上文所述，计算机网络技术之应用于考古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而且还为考古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检索和实时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些不同层次的应用，都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最为令人振奋的当为构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统一规范的国家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以及它所带来的考古工作模式的重组和进一步完善。

构架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考古信息管理模式，为考古学基础信息的整合和后期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将会对考古学的既有工作模式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不远的将来，随着条件的日渐成熟，将有可能构架出一个以计算机网络技术为运作平台的、覆盖全国范围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这种管理系统相信不仅为考古工作的宏观管理提供一个有效地管理方式，而且也为考古研究者后期资料的整合与研究提供一个利器。例如，借助于现代的计算机及网络技术，我们不仅可以将考古发掘信息进行科学、规范地管理，而且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远程的信息管理、共享和交流。相信随着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考古信息管理模式的构建完成，考古工作的每一个工作步骤，从初期踏勘、田野发掘到后期的资料整理都可以在此管理模式中进行运作，考古工作的网络化宏观管理将会得以实现。

当然，限于目前计算机技术的发展水平，本文只是对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学所做的初步设想。我们相信，随着未来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成熟和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计算机网络技术将会在考古工作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科威，于冰，童波.全国文博系统计算机应用状况调查.东南文化，1991，(3、4)：253.

[2]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资料的信息化处理与＜田野考古2000＞.考古，2000，(6)：88～95.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7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处身于信息时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临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中,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和变化?考古学的学科目标是通过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和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因此我们相信,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对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也势必将会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手段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的讨论,并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考古界目前对计算机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考古领域最广泛的应用仍停留于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计算机输入和数据库管理等方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考古资料信息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已经在考古文博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应用,而计算机网络技术因其自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在考古工作中还有待引入和普遍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将众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外部设备通过网络互联,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达到人们对沟通信息、共享资源的目标要求。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领域的引入,其优势之一就在于能够将较昂贵的各类外部设备,如高精度扫描仪、磁带备份机、彩色打印机、光盘刻录机等通过网络进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设备的应用范围。近年来,随着各类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发展,原本较昂贵的硬件设施在性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其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一些原本无条件普遍使用的设备也正在逐步普及,利用网络实现硬件资源共享的这一基本目的随之也就不再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于借助于网络架构模式,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传播以及信息的检索和交流。

1.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学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实际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全国文博单位计算机应用状况的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文博单位希望能够将计算机应用于田野工作、资料检索与处理系统及藏品管理系统等方面,由此可见,国内文博界已普遍认识到了传统信息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现代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1]。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数据库和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熟,考古部门已能够研制开发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专业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计算机技术支撑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针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将考古信息以图、文、声、像等多种形式,按考古遗址、地层、单位等分门别类进行输入和归档、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快速、准确地对资料进行检索、查询、统计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研制,在国内考古界已成为计算机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

然而,随着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管理技术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普通的计算机数据库管理技术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凸显。最明显的不足是,目前应用于考古工作中的数据库管理软件,其操作方式还大多停留于单机工作状态,这种方式已不能充分满足考古发掘信息的科学有效管理和共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信息在后期分析、归纳和整合等应用方面的效率。这一问题目前已被考古工作者认识到,并着手进行了构架于网络平台管理系统的开发[2]。

通常来说,一个考古部门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可能长期固定于某一特定区域,因此,普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及时地补充和更新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即使在具有便携式计算机等条件下,不具备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支持,也只能够做一些必要的基本资料录入,而考古信息的最终归档工作,则只能待一个区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告一阶段后,再进行后期的补充输入。这种情况无疑造成了考古资料信息归档工作的滞后和资料输入工作的重复。网络技术在考古信息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充分发挥出信息资源共享的优势,使考古信息通过网络实现实时的远程输入、检索、归档和管理。借助构建于网络技术平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网络服务器中专业数据库的远程访问,可以实现对考古信息的网络输入、检索和管理,并及时追加和补充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信息的输入和检索效率,考古工作者还可结合数据库中同类遗迹、遗物的资料比照,对考古发掘工作中的各类考古遗迹作出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主动性。

为了保证发掘资料检索、使用的有序和安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在网络管理系统中设置不同的使用权限。如考古机构中的领队人员等,可以通过网络对已归档的各个发掘区域的考古信息进行实时地全面检索和查询,并就已归档的资料加入批注,以有效地实施对田野发掘工作的全面指导;发掘人员根据其不同的工作区域,拥有在特定模块进行检索、输入的权限,以便将最新的发掘资料进行远程追加输入。这种方式,在保证已归档考古信息安全性的同时,提高了考古信息管理的同步、更新效率。

2.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首先是在网络管理系统平台支持下的考古信息共享。构建于网络平台之中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不仅为远程输入和管理考古信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远程共享考古信息提供了可能。以规范化为基础构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其基本信息是可以实现相互沟通的。假设在全国考古机构的信息化工作步入一定的阶段后,各级相关的考古机构都拥有了既相对独立又可相互沟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那么借助于网络技术平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这种工作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相关考古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借助这一考古信息网络管理平台对考古发掘与研究现状实现有效的实时监督和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信息滞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也可借助这一网络平台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已公布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信息,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考古信息的交流。当然,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自身特点和考古信息的相关要求,这一层次的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应当严格限制于考古专业人员,并且要遵循考古信息的相关规章制度,以保证考古信息的安全和有序。

实现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借助于专业化的考古学信息网站的考古信息来实现的。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目前在互联网上已经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专业信息网站,这些专业网站在一定程度上为考古工作提供了获取和共享考古信息的一个窗口。例如说,中国文物信息网(.cn)是《中国文物报》主办的网站,它借助于网络将最新的考古动态和信息进行,考古工作者只须登录该网站就可及时了解到这些信息。此外,一些专业网站还将已发表的考古专题研究资料输入数据库并联入网络,为学者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信息。 3.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

借助于网络而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其优势首先在于其“无时差”性。通过网络平台,最新的考古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实现在网络上的和传播;其次,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除了在初始的制作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外,后期几乎不需再有什么费用的投入,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较,显然是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这一特性也就为考古信息的网络传播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三,就是考古信息的“可及性”。借助于网络所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只要是有条件接触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及时地通过网络了解和掌握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最新信息。这一优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作的困难局面;第四,就是由于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信息的多样性和交互性”这一显着的特点。传统方式的考古信息的传播和,囿于传播载体的局限,往往只能以文字、图像或者绘图等几种方式来传达考古信息,而信息技术所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类别,比如说在线视频信息等,而且还可以提供诸如三维虚拟遗址地层图、虚拟现实等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资料。如上所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由于其所具有的这些显着的特点和优势,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着传统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考古信息网络化传播和的形式,目前主要有考古专业网站的信息,专业电子期刊的信息以及专业网上论坛等多种方式。借助于考古专业网站所实现的考古信息,可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和详实的专业信息;专业电子期刊,也是及时传播考古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专业电子期刊,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期刊基础上,借助于网络实现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着较好的时效性和信息类别的灵活性,是对传统印刷型期刊功能的拓展,其主要类别可分为在线WEB阅读和邮件订阅发送以及电子文档下载等多种方式。电子期刊与传统纸媒体杂志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优势,从出版速度上看,即使出版速度最快的传统杂志也无法与网络电子刊物的即时性相比。据统计,世界各地见于着录的重要考古学期刊有950多种,出版者包括学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以及独立的出版者等几个类别,其中20%拥有自己的网站[3]。这些电子专业期刊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传播和提供了重要的途径。考古信息网络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专业网上论坛,这主要包括以公告板(BBS)等形式的田野考古动态、学术会议、热点学术问题的讨论等内容,这种方式因主要为研究者自发性地活动,是上面所述两种主要类别的补充。

4.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和实时交流

借助于网络技术所实现的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是对传统信息检索手段的全面革新。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彻底地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专业信息的检索工作易如反掌。而且,随着网络考古专业信息的日益丰富,相信未来的信息检索工作将会主要依赖于网络技术进行。

专业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主要是指考古及其相关信息网络数据库检索[4]。正如上文所谈到,如果未来的考古信息处理系统能够通过网络实现互联的话,借助于这样一个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的网络检索数据库进行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将会为考古学的未来发展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工具。目前从技术层面而言,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全国性质的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网络数据库,最主要的难度在于要建立一整套规范、科学、统一、安全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使用。此外,目前在网络中还存在着不可计数的专题性考古信息网络数据库,这些提供网络检索的专题性质的考古数据库,为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

除了本学科信息的网络检索工作外,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还可以实现对相关自然科学信息的网络检索。比如说,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对考古发掘工地的GIS地理信息和早期航片进行检索,对于我们制订田野考古工作的实施计划有着一定的帮助。

此外,各种数字化的考古资料层出不穷,如《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已经出现了电子版本,一些专业网站提供了在线式的文献检索服务,为查询、检索古籍提供了高效地现代化手段。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古机构的专业网站及时地获取国内外相关考古信息。

目前而言,大部分网络用户使用的接入方式还是拨号上网,这种方式由于速率较低,在未来将会逐步为ADSL、光纤接入等宽带网络接入方式所取代。在现有接入方式的限制下,考古信息的实时交流还仅限于诸如网络虚拟论坛,网络实时文字信息交流等简单的方式,而需要更大带宽支持的视频实时交流等方式在现有的条件下还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随着宽带网络的日益普及,通过视频播放、网络虚拟论坛等方式实现的考古信息的网络实时交流,可以预见将会是未来考古网络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展望

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对古代遗迹、遗物的发掘,来获取各类蕴含的历史信息,以最终复原古代社会,探究古代社会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的学科目的也可视作是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为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整合、分析提供 强有力的工具,带给考古学以新的研究方法、手段,也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产生深 远的影响。超级秘书网

计算机网络技术于考古学中的应用,从表层来说,是为考古学增添了一对信息时代飞翔的翅膀;而从深层次来说,将会对信息时代考古工作的结构重组起到有力地推动和促进。正如上文所述,计算机网络技术之应用于考古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而且还为考古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检索和实时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些不同层次的应用,都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最为令人振奋的当为构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统一规范的国家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以及它所带来的考古工作模式的重组和进一步完善。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浅谈 电脑 网络 考古 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处身于信息时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临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中，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和变化？考古学的学科目标是通过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和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因此我们相信，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对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也势必将会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手段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将众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外部设备通过网络互联，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达到人们对沟通信息、共享资源的目标要求。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领域的引入，其优势之一就在于能够将较昂贵的各类外部设备，如高精度扫描仪、磁带备份机、彩色打印机、光盘刻 录机等通过网络进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设备的应用范围。本文就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的讨论，并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学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实际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全国文博单位计算机应用状况的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文博单位希望能够将计算机应用于田野工作、资料检索与处理系统及藏品管理系统等方面，由此可见，国内文博界已普遍认识到了传统信息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现代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数据库和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熟，考古部门已能够研制开发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专业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计算机技术支撑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针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将考古信息以图、文、声、像等多种 形式，按考古遗址、地层、单位等分门别类进行输入和归档、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快速、准确地对资料进行检索、查询、统计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研制，在国内考古界已成为计算机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

二、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首先是在网络管理系统平台支持下的考古信息共享。构建于网络平台之中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不仅为远程输入和管理考古信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远程共享考古信息提供了可能。以规范化为基础构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其基本信息是可以实现相互沟通的。假设在全国考古机构的信息化工作步入一定的阶段后，各级相关的考古机构都拥有了既相对独立又可相互沟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那么借助于网络技术平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三、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

借助于网络而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其优势首先在于其“无时差”性。通过网络平台，最新的考古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实现在网络上的和传播；其次，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除了在初始的制作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外，后期几乎不需再有什么费用的投入，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较，显然是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这一特性也就为考古信息的网络传播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三，就是考古信息的“可及性”。借助于网络所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只要是有条件接触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及时地通过网络了解和掌握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最新信息。这一优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作的困难局面；第四，就是由于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信息的多样性和交互性”这一显著的特点。传统方式的考古信息的传播和，囿于传播载体的局限，往往只能以文字、图像或者绘图等几种方式来传达考古信息，而信息技术所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类别，比如说在线视频信息等，而且还可以提供诸如三维虚拟遗址地层图、虚拟现实等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资料。如上所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由于其所具有的这些显著的特点和优势，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着传统 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四、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和实时交流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9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文字的产生和演变见证并记录了世界文明的发展历程，研究古文字对人类了解其历史足迹具有重要意义，而古文字在从古到今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多种形体的演变，研究形体特点对于古文字考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本文在介绍了古文字考释与形体特点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对形体特点在古文字考释中的重要性进行了详细分析。

【关键词】

古文字；形体特点；考释；重要性

1 古文字考释与形体特点

1.1 古文字考释

通俗来讲，古文字考释就是识字，而构成一个字的三要素为形、音、义，因此，古文字考释也应该从这三要素入手，通过不断积累有用信息，逐渐认识需要考释之字的字形、字音与字义。关于字形线索，可以从古文字资料中，或者是字书中相同或相近的字和偏旁中寻找，也可以根据古文字形体变化规律来研究；关于字音线索，可以通过形声字声符、表意字上用于追加或改造而形成的注音符号来探究，也可通过古书、古文字资料中的通假性质的异文来研究；关于字义的线索，可以借助表意字的构造进行分析，也可以通过辞例的比较、相关文献及古文字资料进行比较对照研究。

1.2 形体特点

关于文字形体特点，主要包含字形与字体特点两方面的内容，本文在研究中侧重于字形特点。简单来讲，古文字形体特点主要是指古文字在形体变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特点，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具体古文字形体变化采用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增省变化，或者是笔画变化的方式变化古文字形体；二是具体古文字形体变化的程度，也就是说在形体方面轻微或者是剧烈的变化。形体特点与形体演变规律不同，后者主要是研究形体变化的规律性上的差异，而前者是以具体文字为出发点，主要研究古文字形体变化及其变化程度。

2 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的重要性

2.1 重要性分析

笔者结合自身学习经验，将形体特点在古文字考释中的作用总结为如下四点：

第一，通过古文字的形体特点，可以为我们研究同一个字的不同形体搭建一座桥梁，并以此为依据来研究异写字与区别字字形相同或相近的不同的字，从而为帮助我们研究具体的古文字考释。

总体来讲，古文字在形体上的变化时循序渐进的，是可以追寻其变化踪迹的。在历史考证的基础上就不难将大多数的古汉字变化情况进行描述，但是，在古文字渐变的过程中也会有突变的情况，或者是在长期的渐变积累下导致突变，那么此时若在研究中无法找到其演变的中间环节，就不容易将形体不同的同一个字联系在一起。另外，古文字是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演变的，若一个字在演变的过程中只采用了不多于两种的演变方式，那么就不难认识这个字，但是若这个字在演变过程中是通过多种不同的方式分别或者是同时进行演变的，那么这个字不同写法的形体差别就会比较大，这时就很难将其与其他的字联系在一起，进而很难认识这个字。古文字的形体变化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字从古到今由于受到各种形体变化方式的作用会形成各种不同的形体，但是人们至今保留下来的也不过只有一两种，而很多人就习惯性的认为这就是古汉字演变的整个过程，忽视了除了这一两种形体之外的其他形体变化，这也为古文字的考释增加了难度。因此，研究者在熟悉古文字形体特点的基础上，摆脱思维定式的影响，合理运用形体特点为古文字考释提供线索。

第二，古文字考释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而形体特点能够有效的推动历史比较法的深入发展。在古文字考释过程中采取历史比较法，实际上就是在古文字形体变化规律的基础上来认识差别较大的异写字之间的不同形体，因此古文字形体特点在考释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通过对古文字形体特点的熟练掌握，可以让人们更加深入的认识古文字的形体变化过程，在不断的研究与总结中还可以发现古文字形体变化的新特点与变化规律，历史比较法在古文字考释中是一个功能强大的工具，让我们能够合理的认识字形差距较大的异写字之间的形体变化。

第三，通过对形体特点的研究，可以更好的树立科学的古文字形体观与古文字考考释观。在古文字考释过程中，通常会利用字形与辞例，二者同为古文字考释在不同角度的依据，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但是不排除二者之间也存在矛盾的一面，如某个字从字形上来看是甲字，而从辞例上来看又是乙字，那么此时究竟是以形体为主，还是以辞例为主就成了研究者开始争论的话题。在早期坚持采用以形体为主进行考释的研究中，通常会将这个字释为甲字，从而否定从辞例上将其释为乙字的看法，而很少有人将其先释为乙字，再来解释为什么她会与甲字很相近，这种观念是不完全正确的。从辞例的角度进行古文字考释，实际上就是通过文义推勘法和文献对照法等方法来研究古文字，并在考释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文义推勘与辞例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形体差别较大的异写字，同时还能够帮助我们认清尽管是形体相近或相同却并不是同一个字，而这种难以通过直观方式来认识的古文字是很难让人们接受的，有时加之文字资料的缺乏或者是不够精密，还很可能造成判断错误，但是不能因为这种失误，就否定以辞例为主进行研究，这是一种片面的唯心主义观，从文义推勘法与辞例的角度来判断字形上存在较大差异的两个字为同一个字是一回事，而对他们的形体演变过程进行解释又是一回事，不能因为后者影响前者的判断，因此，研究者应多加重视文字的形体特点，从而更好的解决形体差别较大的异写字之间的演变，以此为依据便可以合理的认为形体差别较大的两个字或者几个字为同一个字。如此看来，在熟练掌握古文字形体特点的基础上，运用文义推勘法与辞例来考释古文字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形体与辞例两个角度进行古文字考释并不存在冲突，二者应当是相互融合的，应当树立正确的树立科学的古文字形体观与古文字考考释观。

2.2 研究中的注意事项

笔者认为在认识到通过形体特点对古文字考释进行研究的重要性的基础上，还应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在确认某个字的形体特点时，需要具备文义、字音或者是异文等关键性证据，谨记不能无凭无据随意推测；

第二，古文字的形体演变是十分复杂的，因此不能孤立的看问题，要科学、合理的进行联系；

第三，努力寻找相关形体的字形演变关系，不得单纯运用通假等方式简单推测。

3 结论

总之，古文字形体变化是非常复杂的，而形体特点又对古文字考释具有重要作用，因此，研究者在考释古文字的过程中，应当将形体特点作为首要考虑因素，并全面、完整的认识古文字形体的演变，切忌运用惯性思维简单的推测研究。

【参考文献】

[1]世、惠：《古文字概要》，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04。

[2]洪赐.《古文字考通假研宄》，福建人民出版社，2008-09

[3]德 .《古文字考方法》，《文物研究》第六，山帅社，1990-10

[4]高明.《中古文字通》，北京大 出版社，1996-06

考古学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 中学古典诗词教学 重要性 难点 教学方法

当前，古典诗词教学受到高考命题的影响十分明显，因而在教学过程中存在较强的功利性。单就从好的方面而言，高考古典诗词命题的出现、探索发展和不断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工作者对高中古典诗词教学的反思，有助于推进高中古典诗词教学的发展。但与此同时，高考作为一种考试，命题者带有一种浓郁的权威者的色彩，自身带有的导向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考古典诗词命题及评分，所有教师在平时古典诗词的教学和考试中都必须服从命题者的思想，这无形中禁锢了对诗词内涵的开放性思考，并制约了高中古典诗词教学的发展。

诚然，高考对当前的中学古诗词教学的影响有利有弊，但是究其客观原因，我们不应该把所有目前古典诗词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完全归咎于高考的存在。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依托于高考背景下的古典诗词教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情感感悟、文本判读和文本拓展能力，即所谓的“美人之光，可以养目；智者之师，可以养心”，由此带来古典诗词的鉴赏能力和综合素质水平的提高。

一、诗词教学的重要性

诗词教学自古以来就受到极高的重视。春秋时期，孔子把《诗》作为儒家传道授业解惑的重要教材。《论语·阳货》中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孔子对弟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兴”，可使人兴起感发；“观”，可观察风俗民情；“群”，可使人际关系和谐；“怨”，可调和人的情感，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兴、观、群、怨概括了诗歌的主要作用。重视诗教及其繁盛的古诗词成就，是我国优良的教育、文化传统，它使中华民族的悠久文化熠熠生辉，体现了民族的精神风貌和聪明睿智与创造力。中学语文教学重视并加强古代诗词的教学，对弘扬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1年，国家教委考试中心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说明》就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虽然历经二十余年，全国各地高考的考试模式在不断做出新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对考试命题的指导方向是始终没有改变的。在古典诗词鉴赏方面，《考试说明》对考生提出了非常明确的要求，就是要求考生“能够对诗词的形象、语言、表达技巧、思想内涵和作者的观点态度等内容作出鉴赏和评价”。具体而言，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理解古典诗词中字词的含义；其二，鉴赏古典诗词的形象、语言和表达技巧；其三，评价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的观点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尚书·虞书》有言：“诗言志，歌咏言。”朱自清在《诗言志辩》中说：“古人之言包含无尽。后人读之，随其性情浅深高下，各有会心。如好《晨风》而慈父感悟，将《鹿鸣》而兄弟同食，其为得之。董子曰：‘诗无达怙’，此物之质也。”简而言之，古典诗词都存在“诗言志”这样一种特性。

综上，纵观中学历史教材，中学加强古典诗词教学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古诗词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前人将自己对亲情、友情、爱情、爱国情浓缩在精炼的诗词文字当中，体现以天下为己任的忧患意识，抒发百折不挠的民族气概，或如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或如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或如龚自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或如秋瑾“一腔热血勤珍重，死去犹能化碧涛”。

（二）古诗词教学有利于学生感知生活和陶冶情操。

诗词中蕴藏积极乐观的处事心态，珍爱生活的思想，朋友之间深厚真挚的友谊，恋人之间真挚笃厚的爱情，游子对亲人和家乡的思念。或如《诗经·关雎》中所吟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如李白“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或如杜甫“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或如李清照“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三）中学古诗词教学有助于加强语言熏陶。

中国古典诗词当中有着丰富的内涵及情景交融的表现手法，教师引导学生朗读和学量的古诗词，不但能够积累大量的语言词汇，而且可以通过这样一个过程，逐步促使学生体会诗中意境，使自己得到熏陶。古诗凝练、韵律化的语言影响了学生语言的表达习惯，学习掌握古诗词必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感受力和理解力。

二、诗歌教学的难点

笔者通过近段时间对相关论文的研读，并结合教学中出现的现象，现将古典诗词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难点归纳总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披文——“言”了什么。

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提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意思就是作者只有当感情奔腾涌动时，才能文思如泉，运用文字形成作品；读者只有认真阅读、仔细分析作品，才能与作者产生共鸣，为作品的情所打动。“披文”对于了解古典诗词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教师应该注意以诗题、诗句、小序、注释为切入点，把分析古典诗词的重心放在“言了什么”这个问题上。

例如天津卷中选取的宋代杨万里的《野菊》一诗，设问：“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香”一句描绘了什么样的野菊形象。又如山东卷在《吴松道中二首（其二）》问到关于“晓路雨潇潇，江乡叶正飘。天寒雁声急，岁晚客程遥”描写的是怎样的景色和营造了怎样的气氛。这两例属于试图引导学生作答“描写了怎样的画面”，“刻画了怎样的形象”，如安徽卷中阅读完杨万里的《最爱东山晴后雪》后提问关于这首诗中的诗人的形象。

古典诗词画面（形象）鉴赏是不论是实际的课堂教学，还是高考古典诗词鉴赏试题考查都是作为重点。其中所谓的画面（形象）就是意象。诗人在进行诗词创作时，都是预先设定好了要表达的思想情感，再选取相关的意象进行创作，所以这种题目实际上就是一种执果索因的过程。

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认为这一部分不是高考考试的重点，对此不甚重视。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这个部分恰恰是古典诗词鉴赏的关键，因为其具有帮助把握古典诗词的中心内涵的关键作用。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尤其应该重视这一部分，这对于学生进一步深入了解诗人及其作品的主旨大有裨益。

（二）缘景——为什么“言”。

中国古代诗人似乎有一种共性，即：登高必望远，怀古必伤今。前者遥岑远目，思接千载；后者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诗人总是在用最简练的词语表达内心深处最丰富、最浓烈的情感，从而写出最好的诗。诗人情感的迸发更多的时候并不是直接表露的，或者说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是不便于直接流露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诗人总会借助某种意象抒发自身的情感，这种意象并不是那种抽象的，诗人总是会挑选出最常见的具体物象，将自己的思想活动寄托在这些物象上，抒感，这就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一切景语皆情语”。

笔者结合授业恩师李雁南的实际教学经验，现将此古典诗词中常见的一些具体的物象和情感，以清晰直观的表格形式总结如下，给其他中学语文教师在古典诗词教学过程中提供一定的参考。表格如下：

阅读古典诗词，了解作者为什么“言”，不仅是学习知识，了解古典诗词的作者和内涵，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这样的条件实现和作者心灵的对话与碰撞。高中阶段是一个学生人生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在学习过程中，教师在进行古典诗词鉴赏教育时，要注重学生能够明确志向，完善品德修养。这一阶段的学生多处于青春叛逆时期，也是独立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形成的关键阶段，教师需要通过正确的渠道对学生作引导和教育。朱光潜先生在《谈读诗与趣味的培养》中谈道：“读诗的功用不仅在消愁解闷，不仅是替有闲阶级添一件奢侈品，还在于它使人到处都可以感觉到人生世相新鲜有趣，到处可以吸收维持生命和推展生命的活力。”

一首传承千百年的古典诗词是先人留存下的最好的精神食粮，这其中蕴含着一份最真挚、最浓厚的情感，承载着诗人最高尚、最坚贞的人格。任何时候应付课堂教学和考试都不应该是唯一的目的，这一阶段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利用诗词向学生传达立志、养德、修身的品质才是中学诗词鉴赏教学的最终归宿。

（三）入情——怎么“言”的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如果“缘景”是为了通过古典诗词鉴赏来塑造学生高尚人格，那么“入情”这一阶段更主要的就是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内在素养。学生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诗人是怎样写景的（用了什么手法，哪个词句好，怎样的结构层次）；其二，诗人是怎样表达感情的（抒情方式，艺术手法，修辞手法等）。

一首诗词，为了以最少的字表达最丰富的内容，会采用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教师在古典诗词鉴赏教学过程中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鉴赏古典诗词，领会其中蕴藏的魅力，并最终达到学以致用，就必须明确古典诗词的艺术表现手法。

笔者将这一部分在古典诗词鉴赏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艺术表现手法，以及使用的好处以表格的形式罗列出来，希望能便于理解。

在阅读古典诗词时，除了上表中列举的艺术手法之外，学生能够准确了解运用修辞手法，这同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典诗词中出现的修辞手法与现代汉语中的大体相似，包括比喻、比拟、夸张、排比、互文、设问、反问、想象、对偶等。诗词中出现比喻可以使诗词文字更加生动形象，具体可感；运用比拟可以表现出诗人的好恶；夸张的使用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吸引读者；互文显得语言细腻含蓄，具有对称美；利用双关，语意含蓄，耐人寻味；反问可加强语气语调，反问可引起读者注意……

很多古典诗词中存在在现代汉语学习中不常见的修辞手法，比如用典、列锦。这种现代汉语不常见的修辞手法，并不代表在现代的语言使用和日常生活中已经失去的意义，相反更加应该注重这类修辞手法。下面以用典为例，笔者谈谈看法。

用典是用前人的品格、事迹、理想来影射自己的手法。例如我们在读辛弃疾的《京口北固亭·怀古》时：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辛弃疾信手拈来与孙权、刘裕、刘义隆、廉颇有关的四个典故，准确生动地表达辛弃疾一心希望南宋政府能够重用他，带领军队收复金人侵占的土地，回归故乡的豪情壮志。这让每一位读者感慨词人熟知历史典故的同时，更能为词人的爱国情感深深感染。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诗词由于篇幅短小、字数的限制，用典可以传达出诗人更多的情感，同时也可以折射出更多的文化内涵。当前，多数学生对古典诗词背后的文化很感兴趣，希望通过了解诗人的时代背景和生平履历，对诗词进行深入的理解，然而，教师在讲课中却忽略不讲或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三、诗歌教学的方法

在古典诗词教学中，部分高中语文教师因循守旧，凡事以教学参考书为准，刻板地按照预先的教学设计上课，让学生感受不到古典诗词之美，学生根本无法真正参与到古典诗词的学习中。

教师要积极为学生搭建学习古典诗词鉴赏的平台，在促进学生完成高中学业的同时，还应该让学生更喜欢中国的古典诗词，更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笔者进行这种诗词鉴赏教学模式探索的根本目的是将学生的发展放在首位，促进学生积极思维，解决实际教学问题，更好地完成教学目标。

要想在高考背景下，中学古典诗词教学取得较大的突破，笔者从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谈谈想法。

（一）了解学生，协调方法，教学能力。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根据高中学生的身心发展阶段和状态，通过实际教学和与学生交流等手段，深入揣摩学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并根据这一现状采用恰当的教学方式和手段。在古典诗词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注重挖掘古典诗词中蕴藏的中国古典文化，传递诗词背后的文化。在课堂上，教师讲述通俗易懂的故事，这一种方式比传统的说教更有利于引起学生的兴趣，也有利于学生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诗词。教师需要不断培养和提高自身文化素养，不被人云亦云的文本解读束缚，而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适当融入自己的观点和理解，在传递知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学会思考，从而培养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

（二）创设情境，组织互动，推进自主学习

在中学古典诗词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活化内容，比如将抽象的文字通过实物演示、图片展示、情景再现、表演模仿等途径进行多样化的展示，改变以往单纯死记硬背的模式，错误的把知识孤立的行为。机械重复对于学生而言，会产生烦躁情绪，导致学习效果削弱，更无法掌握古典诗词的丰富内涵。教师就应当注意发挥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积极为学生创设学习古典诗词的情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分组的形式开展探究性自主学习，使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体，从而创造轻松、活泼的教学氛围，促进教学目标的实现。

学生在具有共性的同时也具有个性。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兼顾适应不同学生思维能力的需要，做到统筹兼顾，与时俱进，帮助学生搭建知识结构，发挥学生理性思考能力，促进每一位学生成长成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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