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范文10篇

考古范文篇1

一、古琴的创制与定型———《竹林七贤画像石》的意义

琴是中国最为古老的弦乐器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传说甚多，诸如神农氏、伏羲、尧、舜创制之说，虽不可尽信，但也不是无稽之谈。根据古籍文献所载，其初创的时间，至少可上溯到商代。对此，可以从词源学上予以说明。殷墟甲骨文中，有一“乐”字，古文学家把它隶定为“樂”字，为“乐”字的繁体。据罗振玉考释:“此字从丝附木上，琴瑟之象也”②。西周时代的金文与甲骨文之“乐”字构形相同，唯西周金文在两丝之间增加了一个“白”字，为“樂”，与《说文》之篆文一样。有研究者认为，金文所加之“白”，以象调弦之器，或象拇指之形，或以搏拊琴瑟之意。我们知道，一个“能指”总是出现在“所指”之后，换言之，正因为先有了琴瑟之类的弦乐器，然后才有可能创造出能够指称它的文字和名词。因此，从“乐”字的起源可以推断出，至少在公元前3500年之前，中国就己经出现了琴瑟之类的丝弦乐器，这应该是一个勿庸置疑的历史事实。古籍文献亦支持了这一结论。《尚书•皋陶谟》就有“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的记载;《诗经》中有许多篇章，如《关睢》、《鹿鸣》、《棠棣》等，更是以琴瑟为比兴，来抒写作者的情志。例如:用“如鼓琴瑟”，以喻“妻子好合”;用“琴瑟友之”，以喻“窈窕淑女”。由此可以看出琴瑟在两周时期的普及程度。但是，由于制作琴瑟的材料主要是蚕丝和桐梓等材料，容易腐朽霉烂，难以长久保存。所以，直到1977年随州曾侯乙墓发掘之前，对于先秦时期的古琴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除了文献所述之外，人们一直无缘一睹其芳容与风采。曾侯乙墓出土的琴，根据墓葬年代，制作时间应该在公元前433年之前。从形制上看，此琴的主要特征是半箱式、十弦、无徽。1993年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所出土的古琴，根据该墓下葬年代，此琴制作时间应该在公元前300年之前，其形制亦为半箱式，七弦，无徽。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七弦器之实物标本。与此相似的考古发现，还有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西汉早期七弦琴。就古琴之形制而言，从曾侯乙墓的十弦琴，到郭店楚墓再到马王堆汉墓的七弦琴，具有明显的同源关系。而弦数的差异则是古琴形制演变所留下的轨迹③。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从唐代流传至今所有古琴实物，形有定制，均为全箱式、七弦、并有十三个琴徽。现在的问题是，从先秦到汉代，古琴之形制一直处于不断发展演变之中，那么，它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基本定型为今天所见之样式的呢?古籍文献中没有记载，考古发现中未见实物，唯一能给出答案以供参考的只有美术考古史上所发现的有关古琴的图像资料。1960年4月，在南京西善桥古墓中出土了以“竹木七贤”和荣启期为题材的拼镶砖画。根据发掘者对墓葬年代的认定，此画应为南朝晋宋时期的作品。这是一件非常精彩的浅浮线雕，被研究者认为最能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画和山水画的绘画艺术之水平④。壁画为两幅，南北对称，其幅面均为240×80厘米，堪称巨幅。每壁绘有四个人物图像，均采取席地而坐的姿势。为了表明“竹林七贤”是如何悠游于竹林树丛之间，作者独具匠心，用青松、翠竹、垂柳与银杏将他们彼此间隔开来。如此一来，既能表现“竹林七贤”的共性特征，又能揭示其各自不同的个性特点。试看所绘八个人物，情态各具典型，神情均极生动。整个画面非常简洁古朴，线条相当流畅，人体比例十分匀称，尤其是衣褶线条刚柔兼备，堪称“画体周瞻”，“体韵遒举”之作。其中的荣启期，据《列子•天瑞》所述，为春秋时期的山林隐士，同时也是鼓琴高手。图中所绘之荣氏，鹿裘带索，正在抚琴而歌，颇具隐逸风采。“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咸和阮籍，都是音乐史上著名的琴家。尤其是嵇康，不仅琴艺出类拔萃，而且在音乐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其所著之《声无哀乐论》和《琴赋》，均为中国音乐美学史上的重要文献。正如壁画所描绘的一样，只见经常以“弾琴咏诗自足于怀”的嵇康，头梳双髻，跣足跽坐于银杏树下，正在怡然自得地轻抚着琴弦，彰显出一幅“非汤武而薄周孔”的气慨，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据《三国志•魏书》嵇康传记载，因其傲视权贵而被司马氏所杀。临刑前，嵇康从容地援琴而鼓，既而叹日:“《广陵散》从此绝矣!”所谓“绝啊”一词，即因此而来。当然，对于本文来说，所有这些似乎都只是题外话，因为我们所关注的重点，乃是此图中一个不起眼的细节———荣启期和嵇康两人所弹的琴。具体来说，就是他们所弹古琴之琴面外侧赫然布列着的十余琴徽。此乃迄今为止古琴上出现徽位的最早的图像资料。在此之前，文献中提及琴徽的有汉代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解难》，以及魏晋时期的嵇康。嵇康的《琴赋》有这样的俪句:“弦以园客之丝，徽以钟山之玉”。但因无实物标本，究竟何时出现琴徽一直无法得到确证，直到“竹林七贤”画象石的出土，这一疑问才得以破解。就古琴的形制而言，除琴身与琴弦的变化外，琴史上最重大的发明就是琴的徽制。因为徽制的出现，古琴就能实现由一弦一音到一弦数音的变革。如此一来，古琴的音域就能得以拓展，其表现力亦随之而得到丰富和提高。当然，徽制的发明，必须有音乐理论上的依据，否则，琴徽之排列的合理性也就得不到保证。换言之，如果没有十二律的发明和完善，要想准确地分割弦音以做标点的十三徽制是不可能实现的。中国古代的十二律理论完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这样就为徽制的发明提供了上限年代的理论依据，而南京西善桥晋宋古墓所出土的“竹林七贤”画像砖，则为徽制的确立提供了下限年代的图像证据。综上所述，具有全箱式、七弦、十三徽之特征的古琴，其形制的演变始于战国早期(公元前433年以前)，基本定型于六朝晋宋之际(至迟在公元479之前)。

二、古琴制作的工艺流程———顾恺之《斫琴图》略说

宋代朱长文在其所著之《琴史》中指出，“琴有四美:一日良质、二日善斫、三日妙指、四日正心。四美兼备，则为天下之善琴”。由此可知，对于古琴艺术而言，选择合适而又优良的材料，继之以高超的制作工艺，是其必备而又重要的基础。斫琴之道首先在于选材，古代琴人对此深有体会，《诗经•定之方中》里面就有这样的诗句:“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据研究者考证，此诗创作于公元前662年。可见早在三千年前，古人就己认识到只有桐梓等木材才是制作琴瑟的最佳材料。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所有的标准古琴，大都以较硬的桐木为琴面，以较软的梓木为琴底，尤以年久干透的桐梓为佳。我国制琴历史悠久，经验丰富，从理论上予以总结的论著也很多，如宋代石汝砺的《碧落子斫琴法》，赵希鹄的《古琴辨》等。其所归纳出的制琴之“秘诀要旨”，除了选材之外，还必须遵循一系列的技术规范，如材料的厚薄，琴身的规格尺寸，龙池，凤沼的布局以及髹漆工艺等等。总而言之，只有选用了优良的材料，掌握了精湛的技术，才能够制作出造型古朴典雅、音质纯净，音色优美的古琴。非常有趣的是，美术史不仅为古琴形制的演变提供了图像见证，而且还对古琴的制作进行了生动，准确而形象的描绘，如顾恺之的《斫琴图》画卷。顾作原件不存，今人所见为宋代摹本⑤。由画上所钤之印可知此图从北宋宣和以来，流传之绪未曾间断，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卷为绢本设色，画幅为29．4×130．0厘米，引首题有“斫琴图”三字，画面所描绘的正是古琴制作的整个场景:只见那些工匠们有的在刨制琴板，有的在纺制琴弦，有的在组装琴身，还有的在调弦听音。如果要给《斫琴图》加一个副标题的话，名之曰“古琴制作之工艺流程图”可谓恰如其分。由此可见，绘画史上以讲究神韵著称的顾恺之，同时也具有惊人的写实能力。尤其应该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图中所见之琴面与琴底，不仅两板宽窄长短一致，而且还可以看到底板上的龙池、凤沼，表明顾恺之时代的古琴，其琴身是挖薄中空的两块木板上下拼合而成为全箱式，较曾候乙墓的十弦琴和郭店楚墓及马王堆汉墓的七弦琴，已经有了很大改进，因而与唐代以后的古琴在形制上完全一致。《斫琴图》虽为宋人摹本，但是流传有绪。特别是图中所绘人物器具，有着十分明显的晋画风格，从中似乎可以领略到顾恺之的“春蚕吐丝”之笔法:不仅线条匀细，而且还有一种真切的自然感。从这一点可以推断宋人摹本的脚本，断然不是一般赝品。因此，顾恺之的《斫琴图》不仅记录了当时制琴的工艺流程，而且还与《竹林七贤画像砖》一样，为古琴形制最后定型年代的断代提供了依据。定型后的古琴，不仅仅是一件实用的乐器，而且还是一件工艺美术作品，为古往今来的爱好者们所鉴赏、收藏。鉴赏一件古琴，主要从材质、形制、样式、断纹、琴铭款识等入手。就像画家要在自己的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标明作画时间地点一样，斫琴者往往也会在琴的槽腹或纳音两侧镌上自己的姓名和制作时间地点;就像画家或鉴藏家往往喜欢在画卷上题词赋诗、钤印画押一样，许多琴家或古琴鉴藏家们也乐于在古琴上题琴名、写琴铭，以抒其独特的情志，彰显其高雅的琴趣。由此可见古代琴与画的共通之处。同时，对于古代知识分子来说，古琴不仅仅是实用乐器，也不仅仅是工艺美术作品，而且还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载体，古代哲学思想在音乐文化方面的表现形式之一。如汉代桓谭之《新论•琴道》、蔡邕之《琴操》，都曾说到琴之创制，其目的在于“御邪僻，防心淫，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而琴的形制，则被赋予了诸多象征的意涵:如琴长三尺六寸五分，象征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十三徵象征一年十二个月及闰月;琴身上隆象天、下平法地、中虚含无;至于琴弦，初始为五，象征金、木、水、火、土五行……总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古琴艺术，承载了太多的历史文化信息⑥。

三、古琴演奏方式的变化轨迹———从东汉武梁祠画像石到北宋的《听琴图》

美术考古所发现的绘画、雕塑、壁画等图像资料，亦记录了古琴演奏方式的变化轨迹。说到古琴的演奏方式，不能不提及古人的坐姿习俗，因为二者关系非常密切。先秦时期中国人都是席地而坐，视垂足高坐为“胡习虏俗”，这一现象一直到南北朝才开始有所改变，隋唐时期逐渐发展，到北宋以后，随着高足家具进入寻常百姓家，垂足高坐的坐姿终于取代了席地而坐的习俗。正是因为坐姿的改变，古琴的演奏方式也自然而然地随之而改变。从先秦到隋唐，古琴的演奏者一般都是跪坐，置琴于膝而左抚右弹。对此，我们可以从汉代砖画、敦煌壁画、以及陶俑等考古所发现的美术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首先值得一提的当属东汉武梁祠画像石，这是美术考古史上所见与古琴和古琴演奏方式相关的最早的图像资料，可以称之为中国古琴艺术第一图。山东嘉祥武梁祠是武姓族人为祭祀武梁而建立的，时间在公元78－151年之间。此祠在中国美术史上久负盛名，因为在其内部墙壁上饰满了浮雕画像，其题材之丰富，艺术之精美，无不令人叹为观止，因而吸引了古今中外无数研究者关注的目光⑦。早在北宋时期赵明诚所著之《金石录》，就收录了祠内石刻画像拓片五卷，并称赞其“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关于古琴的画像就在该祠东壁，榜题为“韩王聂政”。据此可知，画像所描绘的就是聂政刺韩王的故事，但似乎与《史记•刺客列传》和《战国策》中聂政的故事有所不同，而与蔡邕所著之《琴操》一致。其区别就在于前者没有提到琴。《琴操》在介绍古琴曲《聂政刺韩王曲》的创作背景时说:聂政的父亲因铸剑逾期而被韩王杀害，决心刺杀韩王，为父报仇。第一次行动失手之后，潜入深山拜师学琴十年之久，琴技终于达到了神妙的境界。为了避免连累家人，聂政漆身毁容，吞炭变音，回到韩国都城，当街鼓琴，观者成行，马牛止听，以闻韩王。于是韩王召政弹琴，而政则藏刀于琴箱内。正当韩王听得如醉如迷之时，聂政出其不意，猝然拔刀刺死韩王，实现了报仇雪恨的宿愿。据说嵇康临刑所奏之《广陵散》，就是根据《聂政刺韩王曲》改编而成。武梁祠画像中，韩王坐在王座上，聂政则跪坐于对面，右手抚琴，左手执刀刺向韩王，整个画面极具张力，紧张得能让透不过气来，仿佛能从激越的琴声感受到一股森然杀气。不过，我们的重点是在图中一个细节上，即它所描绘的古琴的演奏方式:演奏者席地跪坐而置琴于膝。这是从先秦到汉唐最为典型的古琴演奏方式。

置琴于膝的方式，在考古发现的汉代陶俑上也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如1957年成都天回山三号墓出土的一批说唱乐舞俑，其中就有琴俑一件。此俑为红陶质地，保存完好，通高36厘米，琴长40厘米。抚琴者身穿广袖长服，头上扎着帻巾，席地而坐，其所弹之琴正是平置在双膝之上。其他地方所出土的汉晋琴佣，演奏方式无不与此相似，如四川资阳、彭山，贵州兴仁等地的东汉陶俑;陕西草厂坡北朝墓葬中出土的琴俑。置琴于膝的方式直到唐代，依然没有太大的改变。如果说有所变化的话，那也只是演奏者偶尔将琴斜置于膝上，而另一端则落于地面。如1973年出土的唐贞观四年(公元603年)李寿墓室内的线刻壁画，画面前排绘有五名坐部女乐伎，头上一律梳着螺髻发式，身穿窄袖上衣和束腰长裙，分别演奏着琵琶、箜篌、古琴等丝弦乐器。其中琴伎所采取的演奏方式，就是将琴斜置在膝上。又如绘于中唐时期的莫高窟154窟中的一幅壁画，其下部绘有两个人物，一个弹琴，一人对坐聆听。弹琴者置琴的岳山一端于膝，而琴之雁足则落在地上。还有一幅绘于晚唐的莫高窟第9窟的弹琴图，图中沙弥所弹之琴，如同154窟壁画一样，也是一端在膝，一端着地。晚唐五代时期，有两幅绘画作品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反映了从置琴于膝向置琴于案的过渡与转折。一幅是绘于晚唐的敦煌壁《善友太子树下弹琴图》。此图在莫高窟第85窟之南东侧《报恩经变》的下部，描绘了善友太子在树下弹琴，利师跋公主为琴曲所感动而心生爱慕的情景⑧。画面以石绿为主色调，以作为背景的草坪果树，到人物所坐的凳子，均为石绿色，就连赭色的树干似乎透出浓郁的石绿味，如同整幅画面上笼罩着一层梦幻之纱。图中两个人物上衣分别为青色和茄色，但都身着白色的裙裳。白色的裙裳又与人物之白色脸面，以及作为背景的白色的云天一起，构成与主色相映衬的第一副色调。然而所有这一切，无不是为了衬托、烘染出善友所弹的那张黑色的古琴。只有它才是整个画面的焦点之所在。就像桥梁和纽带一样，它把曾经陌生的男女主人翁心灵联结起来，从相识、相知到心心相印。这里有两个细节应该予以注意。一是太子的置琴方式同于第154窟，把古琴斜放在膝上而置另一端于地。有趣的是落地之一端正好在利师跋公主的脚下。如此一来，古琴成为两者之间沟通的桥梁和联结之纽带的象征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二是虽然善友太子的演奏方式是置琴于膝，但他和利师公主一样，却是坐在短凳上，而不是席地跪坐。这一点，正好说明了古琴演奏方式随坐姿而改变的过渡和转折。还有一幅画是五代周文矩所绘之《琴阮合奏图》。就古琴演奏方式而言，它与《善友太子树下弹琴图》一样，也是其变化轨迹的一个标志性记录。此图共绘有五个仕女，其中有两个人分别在演奏琴和阮，另三个则在聆听欣赏。这里值得关注的细节是五人的坐姿和坐具。三位听者中有两人坐在凳子上，另一人则坐在带有扶手和靠背的椅子上，阮的演奏者也是坐在圆凳上，四人均采取垂足高坐的姿式，唯有古琴的演奏者，依然保持华夏传统坐姿，跪坐在方形席子上，置琴之岳山一端于膝，而琴之雁足一端落地。此图告诉人们一个重要信息:垂足高坐之“虏俗胡习”已经非常普及了，彻底改变古琴演奏方式的时候即将来临了。很快，在北宋时期，古琴演奏方式就实现了从置琴于膝到置琴于案的变革。记录了这一变革的绘画作品，就是北宋的一幅名画《听琴图》。此图为绢本，设色。纵147厘米，横51厘米。作者为宋徽宗赵佶，画面右上有其用瘦金体字题写的“听琴图”三字，左下又有其“天下一人”之减笔花押，并钤有“御书”朱印于花押之上。画面正中上方还有蔡京的题诗⑨。图的描绘非常精致，正中松树之下有一个身着缁服黄冠如道士者正在神情专注地弹着古琴。其对面有两人分左右而坐，一个纱帽兰袍仰着头，一个绯衣沙帽低着头，似乎都在凝神静听，神态恭谨。人物刻画形神兼备，笔法色彩谨严清丽。画境至为幽深，画面却又极具写实性。它所营造的氛围，不能不引起观赏者无限的遐思:在这优美静谧的皇家园林里，万籁俱寂，只有那清疏淡雅的琴声，伴随着袅袅香烟，萦回在青松翠竹之间。与此前所提到的绘画、雕塑等美术作品，不同之处在于它完全改变了古琴演奏者的置琴方式，终于实现了从“膝”到“案”的革命。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古琴演奏者以垂足高坐的姿式，坐在石墩上，面前设案，案上陈琴，左抚右按，轻松自如，从而克服了席地跪坐置琴于膝所带来的不便，并且容易疲劳的弊端。从此之后，置琴于案的演奏方式为所有琴家们采用并被编入琴学教材之中。如南宋时期的赵希鹄在其所著之《洞天清录》中，有一篇《古琴辨》专门论及古琴演奏之所必备的“琴案”，并详细地说明了琴案的样式、材料、规格尺寸及至案面之厚薄，否则就会影响古琴演奏的效果。由此可知，置琴于案已成定式。

四、从伴奏到独奏———元代《伯牙鼓琴图》的意蕴

考古范文篇2

关键词：楚都寿春城；水利考古；回顾与思考

作为楚国晚期最后一个都城，楚都寿春城也是为数不多的南方地区先秦时期大型城市的典型代表。寿春城遗址的考古研究工作，对于了解楚国城市的发展过程、对比研究战国时期南北方都城的异同以及探索中国古代都城从周制向汉制的转变等问题，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极具特色的地理位置和区位条件，使得水利考古成为寿春城遗址考古工作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试图通过对以往考古工作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梳理，以期有助于我们今后工作的思考和探索。

1寿春城遗址所处的地理环境

楚都寿春城遗址位置的确认是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结合得出的成果。根据文献记载，寿春城的地望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今寿县县城附近；第二种是城西四十里；第三种是城西南四十里的丰庄铺。在李三孤堆楚王墓的发现揭开了楚文化研究的序幕之后，寿县地区陆续在一些基建工程中发现了“大之器”[1]、鄂君启节[2]、大量的金币郢爰[3][4]和部分青铜重器等高等级遗物，寿县地区的文物工作者还在调查中发现寿县县城东南一带时常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和一些陶器碎片、水井等遗存。围绕着今寿县城，其东南方向的长丰、杨公一带经调查发现除李三孤堆墓以外仍有一批具有高大封土的墓葬，其中有11座大中型墓葬已经过发掘[5]；其西南的双桥一带也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保存有较大封土堆的中等贵族墓葬[6][7]①；而北部的八公山南麓至东淝水之间发现有大量的中小型战国晚期墓葬。上述这些发现与研究使学界对寿春城遗址位于寿县县城一带的结论基本达成了共识。寿县城的位置，从大的地理区块上来说，地处黄淮平原的南部，淮河中游的南岸，其主体地形地貌为平原与低矮丘陵、小型山地相间分布的状态。寿春城遗址依山傍水，其北部的八公山为一条起自凤台、淮南直至定远、嘉山一线的低山丘陵带的最高峰。发源自江淮分水岭的东淝水和淠河分别从遗址的东、西两侧穿流而过注入淮河干流，淮河北岸最大的支流颍河也在遗址西侧的正阳关入淮河，淮河干流则自西南向东北从遗址的西北面流过（图1）。从气候方面来看，此地为我国气候南北分界的过渡地带，受季风影响较大。这一方面使本地区降水和地表径流量均较为丰富，另一方面比较集中的降水季节性和年际变化均较大，存在较大的水旱隐患。作为都城选址的寿春城，之所以选择在寿县城关附近，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和具备良好的军事屏障的区位优势也是重要原因之一。根据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国古代中原通江南之道大概有以下几条线路：一是关中通往南阳盆地和襄樊的“商山—武关道”；二是河南南阳盆地与湖北襄樊之间的“南襄隘道”，又称“夏路”；三是淮河上游地区与长江流域之间的“义阳三关”；四是淮河下游地区连接长江流域的“邗沟”，即江淮运河；五是连通淮河中游地区与长江流域的“巢淝通道”[8]。而寿春正是处于中原通江南的“巢淝通道”的交通要冲①。晋伏涛《正淮论》中有描述，寿春“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涂不过七日；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固，龙泉之陂，良畴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金石皮革之具萃焉，苞木箭竹之族生焉”。简而言之，寿春城北面有八公山作为天然屏障，东淝水在古城的东、北两面形成天然的护城河，西南部分河湖水网密布，良田沃野千里，物产丰富[9]。春秋晚期受楚国挤压而迁至州来的蔡国对该地区的经营与建设，为楚国晚期迁都于此奠定了前期基础②[10]。战国初期越灭吴，随即楚灭蔡并控制江淮，至战国中期楚人又将江南南陵、铜陵等地的铜矿占据[11]，加之春申君黄歇的苦心经略，春秋时期开始修建的安丰塘周围形成了良田沃野，提供了丰美的粮草，这些均为楚最终迁都寿春提供了有利条件。

2寿春城遗址水利考古的尝试与探索

在寿春城遗址地望尚未完全确定之前，安徽省文物工作队联合寿县博物馆组成专题调查小组，于1983年春开始对寿春城遗址的专项考古调查工作[12][13]，以期确定寿春城遗址的地望，探明其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等问题。这也是寿春城遗址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考古工作。通过综合分析此前业已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情况，工作组决定以寿县城东南部区域为重点工作区。为进一步了解遗址的年代问题，又分别在东关村的东岗以及东津乡的邢家庄、吴家咀、黄家庄等地点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并以寻找城垣为目的开展过部分钻探工作。1985年，因寿蔡公路拓宽，于东津渡西侧的柏家台南地点发现了相当丰富的铺地砖和建筑构件板瓦、筒瓦等遗物。工作组随即对该区域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面积680平方米，清理出一座大型建筑基址。据后期钻探资料记载，该建筑基址修建在一处曲尺形夯土台基上，台基东西最大长210米，南北最宽约130米，残高0.8～1米。已发现的该处建筑基址位于台基的西南部，其面阔53.5米，进深约42米，总面积达2000多平米。建筑发现有内外两排石柱础，紧挨小石柱础内侧铺放两排槽形砖，第二排槽形砖之内铺放长方形素面地砖。建筑内部柱网结构不清，南面和西面中间各发现一处门道，东南部大石柱础外侧发现一处用完整筒瓦扣合而成的下水道遗迹。出土的遗物当中则以建筑材料为主，极少发现生活用品，瓦当主要出在槽形砖附近，多为圆瓦当，少数为半瓦当，纹饰有凤鸟纹、云纹、树云纹和四叶纹等。上述工作主要集中在寿县城东南部，尤其是柏家台南大型建筑基址的发现，基本上可以视作这一带为战国晚期楚都寿春城位置所在地的直接证据[14]。然而，由于迟迟未能发现城垣遗迹，导致无法最终确定楚都寿春城的具体范围。为此，1987年5月，寿春城遗址工作组与安徽省地质研究所遥感站合作，主要利用1954—1980年先后成像的6套航空照片和卫星影像资料对寿春城东南地区进行遥感考古研究。通过判读并结合实地调查，发现原定遗址南部存在着纵横交错的古水道，寿县城也有两周古水道，而后据此绘制了1∶10000的遥感解译图，并发表了详细的工作报告[15][16]，初步确定了外郭城、护城河及城外相关水系和城郭内的水道系统等信息。综合相关文章描述[17][18]可知，护城河伴西、南郭城城垣延伸，东北护城河在遥感图像上无反映，推测可能利用了当时的淝水。护城河与芍陂和淝水相通，即由距城约30千米的芍陂通过引渎引水，从城西南角注入护城河。一从王圩子西侧入城，向西北流经今县城东入淝水；一从九里沟入城向东横贯全城入瓦埠湖（淝水）。古寿春城内的水道发育，在遗址的南面一带表现比较明显，在平面上呈现规则的方形或长方形网络，从北往南、由西向东分别有东九里沟、十里头、黄家台、双埂楼、新圩、兴隆集等6个方形水道网络，并且相互沟通（图2）。1988年前后，又采用对称四级电阻率法在双更楼一带古水道和古水道内侧可能为南城墙的位置进行了物探，以验证遥感考古的研判是否正确。可惜的是，这项工作没有留下记录材料。而伴随着主要负责人工作调动等原因，导致这一阶段的考古工作至1991年戛然而止。更为遗憾的是，这一阶段工作原始记录材料的遗失和详细完整的工作报告未能及时出版，导致后续的工作无法有效衔接①。自2001年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合作，组成新的寿春城遗址考古工作队，继续开展寿春城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19]。这次合作一直持续到2003年，可视为寿春城遗址考古工作的第二阶段。针对第一阶段利用遥感技术和实地考古调查、钻探、试掘等工作验证的成果和认识，怀揣着开展城市考古研究课题计划的工作队却遭遇了一个相当突出和严峻的问题，即前期资料中描述的城垣、城门和重要的夯土台基等遗迹，在实地的田野工作中没有发现与之对应的相关迹象，这无疑造成了工作队对城墙具体位置的怀疑。针对这种有些意想不到的情况，工作队认为楚都寿春城的研究还是只能从调查遗址分布、判定遗址年代、寻找城垣等基础工作开始，原定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必须在这些基础工作完成后方可开展。这之中首要的任务就是对遥感解译图的重新验证和检讨。关于城垣的验证，首先选择在小宋家台北进行试掘，原因是这里为解译图中描述的北墙自西向东穿越之处，而且这里有一处基本没有被改变过地貌特征的水塘可以作为相对稳定的参照点。在验证无果的情况下，工作队将验证的方向转到了前期工作比较肯定的西墙和南墙，采用的工作方法是以沿古水道内侧为线索进行大范围的钻探为主，并选择在范河南（针对西城墙）、新塘村南和张家圩北（针对南城墙）等地点进行试掘，也没有发现任何城垣遗迹。关于古水道的情况，工作队将寿县的第二周古水道，即所谓的汉代城壕作为主攻方向。根据航片的提示，该水道环绕寿县城的东、南两面，南段西端至于寿西湖，东段北端至于东门外，县城的西面和东北面看不到古水道现象。工作队首先选择几处地点进行了钻探，如大宋家台西的古水道较宽，东西约30米，中间最深处约3.3米，靠近县城一侧较陡、另一侧较缓，包含陶片等遗物；南关外汽车站院内的试掘情况显示，这里位于中段偏东，古水道呈浅槽状，北岸（靠近县城）地势比南岸略高，经钻探北岸20米范围内没有发现夯土遗迹，且从该探沟所获取的信息来看，古水道的开凿年代不早于唐代，沿用至南宋[20]。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工作队没有对九龙集附近所谓“先秦城壕和城内水道”及时开展工作，致使与寿春城遗址密切相关的水利考古工作没有得以延续和发展。

3对以往工作的评述与思考

考古范文篇3

宝顺同志自1951年参加工作以后，半个多世纪来一直奋战在文物考古与古建筑工作的最前线，先是参加了文物调查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后来又以毕生的精力从事古建筑的勘察测绘和保护维修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受到省和国家的表彰与奖励。如由他负责主持保护修缮的具有重大历史艺术价值的唐代古塔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阳修定寺塔，其艺术价值之高在全国古塔之中十分罕见，塔身遍布精美华丽的砖石雕刻，而且均为唐代原构，全国绝无仅有。宝顺同志在接受了这一任务之后，首先对塔的现状和残坏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勘查测绘，然后拟制出科学的保护维修方案，并一直在工地与其他同志一起参加施工工作。我记得在此塔的年代问题发生争论的时候，他多方进行实物研究和文献查考，向有关专家请教，费尽了千辛万苦，不仅把这座“中国第一华塔修定寺塔”修缮完工而且还了它唐代原物的真实名份。为此以该塔“饰面花砖的复制研究及补砌锒嵌工艺的两项研究成果”而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部级科技成果奖。

又如由他负责领队、深入到太行山区对素有“神秘的万佛沟”之称的宝山灵泉寺及其石窟和摩崖石刻塔林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古勘查和清理研究工作。

因该寺院地处深山峡谷中曾长期遭受山洪泥沙冲击，自清末以来其寺院建筑遗址多被湮埋地下，附近的石窟及摩崖石刻塔林等也大部被泥沙湮盖和堵塞。因而要查清这处千年古刹的本来面貌是十分困难的。为了完成勘查清理任务，宝顺同志与其他同志一道坚持食宿在这处人烟稀少的山沟里，长达半年之久，从未离开岗位一步。最后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全部完成了既定的考古勘查清理及现场研究任务。不仅将这处全国现存时代最早、数量最多、雕刻艺术精美、风格独特并多数刻有塔铭的摩崖石刻塔林（包括北齐双石塔共158座）全部展现出来。而且还完成了附近三处石窟，即：由著名高僧道凭开创的东魏“大留圣窟”和刻有北齐著名高僧僧稠供养像及碑铭的北齐“善应石窟”及由隋代著名高僧灵裕开凿的隋代“大住圣窟”,以及寺院基址的勘查清理工作。从而揭开了这处鲜为人知的“神秘的万佛沟”之谜。大量实物史料表明，宝山灵寺及其石窟塔林，历经东魏、北齐、隋、唐、宋数个朝代。为我国佛教大发展的南北朝、隋、唐时期的产物。不论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还是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都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因此，我对宝顺同志这次担任领队克服多种困难完成了全部勘查任务，所获得的成果，表示高度的称赞。宝山灵泉寺的考古勘查清理任务完成后，宝顺同志又及时将材料进行整理并撰写成书出版。受到上级领导部门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曾被授予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省级奖。宝山灵泉寺及其石窟摩崖塔林，经国务院批准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宝顺同志还在地下考古方面，曾主持过许多古遗址和古墓葬等的调查、发掘工作，取得了不少的成绩。其中比较突出的如：1954年在鹤壁市首次勘查发现了宋、元时期，具有地方风格和巨大规模的瓷窑遗址。还曾应邀参加由中科院组织的黄河水库考古队，担任河南地区领队，按时完成了对黄河水库湮没区内的考古勘查工作，曾受到上级领导表彰。还负责主持完成了渑池西河南村仰韶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他曾于1959年勘查发现了鹤壁市一处宋代的大型煤矿遗址。当时他曾在这处距地表50米深的古矿井下，坚持涉水勘查达30多小时之久，终于查清了这一古煤矿的原貌。除发现一些古瓷器和一方石砚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古矿的4条巷道及当时的井口，照明用的灯龛、排水井、条筐及生产工具、运输工具，以及空间巨大的采煤区10处。经研究新发现的井下古瓷器，其形状、质地和釉色均与当地宋代瓷窑遗址中出土的相同，其文具石砚也是宋代遗物。从而表明古煤矿的时代，应为宋、元时期。为我国现今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煤矿遗址。对研究我国古代的采煤史，具有极其重要的史证价值。此外，他还在安阳的洹河之滨，首次调查发掘了一处规模较大的隋代瓷窑遗址。过去有些研究中国瓷器史的人，曾有一种“南青北白”的定论，但都被北方经常出土的青瓷所质疑。但北方多次出土的青瓷，其烧造的窑址究竟在何处？却未曾见到。所以，多年来人们对此问题一直猜测不一。因此，宝顺同志对安阳隋代相州瓷窑遗址的调查发掘成果，确凿的证实了相州窑（安阳隋代时称相州）的地点。这对研究我国陶瓷史是一突出贡献。另外，他还主持过对安阳北齐范粹墓、温县唐代杨履庭墓及焦作的金代邹复画像石墓等多处重要古墓和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均取得了重要收获。

宝顺同志除了主持和参加了许多文物考古与古建筑保护维修、勘查测绘的实际工作之外，他还潜心学习，刻苦钻研，把取得的经验和成果总结归纳，写作论文，编辑成书，以广流传和交流经验。除《安阳修定寺塔》（1983年由中国文物出版社出版）、《温县慈胜寺》（1988年由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宝山灵泉寺》（1991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及《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2004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等专著之外，他几十年来所写的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古建筑考察研究，时代特征考证，年代鉴别，保护维修工程等的报告、介绍、论文等一百多篇，分别发表在国家、省各级报刊上，是一笔珍贵的当代历史文化财富，如不将其收集整理出版，日久散失，将是河南乃至全国文物考古和古建筑历史文献的损失。为此，我非常赞佩河南省委、省政府和省文史研究馆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在省文史馆建馆50周年之际，在已出版了由馆员们撰写的《中原文史萃编》一书之后，又将出版一套馆员丛书，以展示馆员的科研成果，丰富科学文化的内容，是属一件功在当今，利及后代的盛举。

在杨宝顺同志此次出版的《文物考古与古建筑文集》中，所选出的50余篇，只是他一百多篇中的一部分。从这50余篇文章之中不仅可以看出他近半个世纪来在文物考古与古建筑工作上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而且我认为同时也是他把毕生心力奉献给祖国文物考古与古建筑事业的历史见证，至为可贵。

考古范文篇4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所进行的一切考古发掘和水下考古活动。

第三条国家文物局统一管理全国考古发掘工作，一切考古发掘工作都必须履行报批手续。

第二章资格审定

第四条考古发掘实行团体和个人领队负责制。具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可申请考古发掘项目，具有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的个人经具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指派，担任考古发掘项目的领队。

第五条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直属考古科研单位，高等院校考古系(专业)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文物考古机构及有条件的地、市所属文物考古机构，具备下列条件者可申请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

(一)具备一定数量受过高等学校考古专业训练，能从事考古发掘的专业人员，其中具有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的专业人员不得少于4人；

(二)具有受过专业训练、能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科技人员；

(三)具备必需的考古发掘和文物保护设备；

(四)具备从事一般性文物保护处理的实验室；

(五)具有保证文物安全的文物库房和整理场地。

第六条申请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的专业人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大学考古专业(含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后，从事考古发掘工作2年以上；

非考古专业(含本科、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取得中级专业技术职称后，从事考古发掘工作2年以上，经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培训班或国家文物局委托指定的考古研究单位考核合格者；

(二)具有独立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能力，胜任《田野考古工作规程》规定的领队职责，并能组织编写考古发掘报告；

(三)作为组织者之一或主要参加者，完成过一项以上较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并执笔完成年度考古发掘简报或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完成中型考古发掘报告；

(四)在组织和实施考古发掘过程中，熟悉考古学某一领域的前沿问题，能根据学科发展趋势选定并研究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课题，撰写有一定学术水平的论文。

第七条由国家文物局组织有关部门和专家组成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负责考古发掘资格审定：

(一)申请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需提交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申请报告，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研究同意后，报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评议；对评议通过的单位，由国家文物局审查批准并颁发证书；

(二)申请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的个人，需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领队资格申请书》一式两份，并提交1－2篇田野发掘简报和代表性学术论文；由所在单位推荐上报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考古发掘资格初评组签署评议意见；经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部门研究同意后，报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评议；对评议通过的个人，由国家文物局审查批准颁发证书；

(三)考古发掘资格审定工作原则上每一年一次，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可根据需要对申请单位和个人进行调查和组织考核。

(四)经国家文物局考古发掘资格评议委员会评议，国家文物局可注销不称职的单位和个人的考古发掘团体和个人领队资格。

第三章项目申请和审批

第八条申请考古发掘项目必须填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申请书》，由考古发掘单位经发掘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

第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申请书》包含下列内容：

(一)申请单位的名称及负责人姓名；

(二)发掘对象的名称、时代、级别、具体地点、面积和范围；

(三)前期准备(包括调查、勘探)情况；

(四)年度发掘点的具体位置和面积(附图)；

(五)年度发掘的时间或期限；

(六)年度发掘的学术目的、计划；

(七)发掘经费的来源和数额；

(八)领队人员的姓名、专业职称、主持完成的发掘项目和代表性学术成果；

(九)主要业务人员的姓名、专业职称、在该项目中承担的任务；

(十)对可能出现遗迹现象的保护措施和出土文物保护的技术准备情况；

(十一)连续性项目的年度报告完成情况；

(十二)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十条考古发掘单位为科学研究而进行的主动发掘申请，申请书应在每年第一季度末以前按程序上报，同时必须提交立项说明书，内容包括发掘的学术目的、立项机构、发掘计划、完成时间等。

第十一条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每年第一季度至第二季度初，集中对当年各项考古发掘申请进行审议，并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发掘证照》。

第十二条考古发掘单位配合经济建设工程的考古发掘申请，应在发掘前三十日向国家文物局提出，但因工程建设中意外发现文物或者文物面临自然破坏危险，需抢救性发掘的遗址和墓葬，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可以先行发掘，自发掘开工日起十五日内补报发掘申请书。

第十三条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古遗址或古墓葬受到自然或人为破坏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先将受破坏的情况和拟采取的保护措施，向国家文物局报告，经国家文物局同意后方可实施。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项目，应同时填报发掘申请书。

第十四条未取得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文物考古机构，若需对因工程建设意外发现或面临自然破坏的遗址或墓葬进行小规模抢救性发掘，应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并指派或聘请有考古发掘个人领队资格的人员主持进行发掘工作，同时经有考古发掘团体领队资格的单位上报发掘申请书，或由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考古机构审议后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上报发掘申请书。

第四章项目执行和监督

第十五条考古发掘单位和主持发掘项目的领队人员，应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严格执行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项目计划，确保发掘质量和文物安全。

第十六条在考古发掘工作中，考古发掘单位应事先提出保证出土文物和重要遗迹安全的保护措施。对发掘中发现的重要遗物和遗迹，应及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十七条考古发掘中如有重要发现，考古发掘单位应在对社会公开发表之前，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及时向国家文物局报告。

第十八条国家文物局对考古发掘工地实行检查与监督制度。国家文物局可组织对考古发掘工地进行检查，内容包括《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的执行情况、领队人员的工地日记、遗迹照片和绘图记录、经费使用情况及发掘工地的安全措施情况等。

第十九条对于重大的考古发掘项目，国家文物局可组成专家小组或指派有经验的专业人员赴现场指导发掘工作。

第二十条年度考古发掘项目结束后，考古发掘单位应及时将发掘经过、收获和经费使用情况，向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国家文物局提交书面报告，并尽快编写年度考古发掘报告。

第二十一条考古发掘项目完成后，考古发掘单位应向国家文物局提交结项报告，内容包括发掘经过、主要收获、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发掘现场及拟保留的遗迹现象处理保护情况、对遗址的保护建议、田野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计划等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五章考古资料与发掘报告

第二十二条考古发掘领队人员在该项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后，应及时、认真地做好出土文物、各类标本、有关资料(包括文字记录、各种登记表格、照片、图纸)的整理工作。

第二十三条考古发掘所获得的出土文物和各种资料归国家所有。考古发掘领队人员在考古发掘项目结束后应将有关资料(包括文字记录、各种登记表格、照片、图纸)及时交本单位资料室保管，出土文物和各类标本按出土时的登记表向库房移交。考古资料移交时要有专人负责核实、接收，文物移交时要填写入库登记表。

第二十四条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要在发掘结束后的3年内完成。年度发掘报告应在当年完成编写工作。

考古范文篇5

一、组织领导

为顺利推进古军事城堡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决定成立古军事城堡遗址考古发掘工作领导小组。

二、工作目标

此次考古发掘清理工作涉及总面积约50000平方米，对目前遗存的主要建筑群进行清理，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的考古发掘面积为500平方米，主要集中在海潮寺后的明代建筑群遗址，即“新王宫”，为深度发掘的重点。

三、明确职责任务，切实加强协作配合

区文广局：负责统筹调度考古发掘工作，加强沟通协调，强化部门工作配合；负责协调处理考古发掘工作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和重要事宜，并及时向领导小组报告。

区委宣传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及时报道此次考古发掘工作，充分体现国家、省、市对申报大遗址公园保护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进一步扩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区维稳办：加强调查研究，制定维稳工作预案，协调有关部门做好安全稳定工作。

区信访局：协调处理好此次考古发掘群众反映的情况和问题，认真作好记录，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及时处理解决，杜绝阻工闹事和集体上访事件的发生。

区林业局：协调解决因考古发掘砍伐树木的审批以及赔偿标准问题，解决好林木、林地、林权与文物本体的矛盾纠纷。

区公安分局：切实维护此次考古发掘的治安秩序，及时制止危害考古发掘的违法行为，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良好外部环境。

区国土分局：负责承担考古发掘依法用地的审批，并落实好征用土地和临时占地的赔偿标准。

高坪镇政府：抽调专职人员配合考古队工作，负责做好考古发掘协调工作。

四、工作要求

考古范文篇6

【论文摘要】河北是宋辽对峙的前沿地区，在宋辽金考古中的区域位置十分重要。河北的宋辽金时代考古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重要资料，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一、宋辽金时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12期；b.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73年5期。

考古范文篇7

1调查的基本情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概论》教材与课程建设研究”课题组设计了《科技考古概论》课程调查问卷，并于2011年展开教学调查．

1．1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以2008级（简称08级，其余同此）至2010级选修过《科技考古概论》课程的研究生为调查对象．之所以做出如上选择，主要是从08级开始，《科技考古概论》课程进行新一轮的教学改革研究，调查时08级至10级的研究生都还在校，较容易进行调查，而且他们对课程情况应还有较为清晰的记忆，因此调查结果更可靠．被调查的研究生共23名，其中硕士22名、博士1名；男生15名（65％）、女生8名（35％）．

1．2调查工具

《科技考古概论》课程调查问卷内容包括学生基本信息、教材与教学内容、师资队伍、教学方式、考核方式、教学效果和意见与建议共七个方面．

2调查结果的统计分析

2．1学生基本信息

对学生基本信息的调查主要包括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本科阶段所学专业和选课目的．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调查主要是了解除科技考古专业的学生外，还有其他哪些专业的学生选修本课程；本科阶段所学专业调查有助于了解学生掌握学习本课程所需基础知识的程度；选课目的调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2．1．1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统计结果显示，选修本课程的学生在研究生阶段所学专业主要是科技考古专业，比例占87％，另外科技史专业和生物学专业分别占9％和49％．这与预期是相符的，作为一门专业性较强的课程，如果不是所学专业相关或者对科技考古特别感兴趣，学生一般不选修本课程．

2．1．2本科阶段所学专业由于全国高校都尚未开设本科阶段的科技考古专业，选修本课程的学生在本科阶段所学专业必然不是科技考古．调查发现，本科阶段所学专业包括生物、化学、考古、历史、文物保护、经济、数学、环境工程和冶金等．学生本科阶段所学专业多样化，尤其相当部分专业与本课程相关性较低，这意味着很多学生在科技考古方面基础薄弱，教学难度也因此大大增加．

2．1．3选课目的统计结果显示，选修本课程的学生大部分（70％）是出于“专业需要”，另有22％是出于“对课程感兴趣，科普一下”，只有小部分是出于“为了拿学分”．可以推测，不管是出于个人兴趣还是专业需要，学生的学习积极主动性相对较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拿学分的这小部分学生却是科技考古专业的．因此，教学时应考虑如何充分调动学生特别是学习意愿不强的学生的积极性，以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2．2教材与教学内容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工具．一本好教材，内容丰富、编排得当、富于启发性，可以让教学事半功倍．教材调查是为了了解学生对现存有关教材的评价，以便选择或自编合适的教材．教学内容调查可以为安排内容全面、主次分明的教学提供依据．

2．2．1教材科技考古作为较新兴的学科，其有关教材相对还较少，目前主要有陈铁梅的《科技考古学》和赵丛苍的《科技考古学概论》，目前本课程也是将这两本书列为参考教材．这两本书是近年出版的，大部分学生都读过，所占比例分别是83％和78％，而70％的学生推荐前者作为本课程教材，39％的学生推荐后者．此外1991年出版的李士、秦广雍合著的《现代实验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仅有9％的学生读过，4％的学生推荐，这主要是由于该书出版年代较早，不易买到，但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17％的学生认为现存教材均不理想，应当自编教材．

2．2．2教学内容目前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包括科技勘探方法、考古测年、冶金考古、古陶瓷研究、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农业考古、生物技术应用、文物保护以及相关理化基础知识．统计结果显示，52％的学生认为上述内容都需要讲授，13％的学生认为上述内容的几乎全部（90％）都需要讲授，而13％的学生认为只需讲授上述内容的小部分（＜50％）．而对于哪些内容需要重点讲授，学生的观点有很大差异，每一项内容都有人认为需要重点讲授，但选择古陶瓷研究的最多（52％），其次是相关理化知识、文物保护和植物考古（均为44％）．由此而言，超过6成的学生认为目前本课程的教学内容安排是恰当的．而其余的学生可能由于不从事相关研究、不感兴趣等原因，认为部分内容没有必要讲授．在教学重点的选择上，研究方向、兴趣以及自身基础的影响体现得更充分，个人研究方向、特别感兴趣的或因某方面基础薄弱而较难理解的内容，则希望重点讲授．但由于本科所学专业差异性大，学生的兴趣和基础差异性非常大，这是教学内容安排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2．3师资队伍

作为课程的讲授者，教师自身直接影响着最终的教学效果．师资队伍调查目的在于了解教师的优势所在与不足之处，调查的方面包括师资队伍组合、专业水平、敬业精神、教学组织能力和教学方法五个方面．统计结果显示，师资队伍组合方面，9％的学生认为本课程应由一个教师负责，39％的学生认为应由多个教师共同负责，大部分（52％）的学生则认为应由一个教师主要负责、多个教师协助．可见目前本课程由一个教师负责的方式几乎得不到学生的认同，主要可能是因为本课程涉及面太广，受到个人知识、专长等限制，一个教师难以将全部教学内容讲授得样样都出彩；多个教师各有所长，共同承担或相互协助，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统计结果显示，83％的学生认为教师的专业水平高或较高，17％的学生认为一般；对于教师的敬业精神，100％的学生认为好或较好；对于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87％的学生认为强或较强，13％的学生认为一般；对于教师的教学方法，78％的学生认为新颖或较新颖，22％的学生认为一般．整体来看，没有学生给出差评，表明教师在上述方面的表现均没有给学生留下坏印象．具体来看，得到学生一致好评的是教师的敬业精神，其余方面也得到大部分学生的好评．

2．4教学方式

教学方式调查有助于改善教学质量并最终提高教学效果，主要从教学互动、是否开设实验课两方面进行调查．9％的学生认为课程全部由教师讲授即可、无需学生参与，65％的学生认为应由教师主讲、学生适当参与，这说明大部分学生不喜欢教师满堂灌的方式，希望自己参与到教学过程．本课程在教学改革过程中，除增加师生互动，也多次请有关专家来作报告，也有26％的学生觉得请专业人员作报告是最好的形式，还有小部分学生则认为最佳是在教师主讲、学生参与的同时，辅以专业人员作报告．此外，几乎全部学生都认同目前本课程采用的“理论课＋实验课”相结合的方式，但大部分（78％）认为目前太偏重理论课教学，应加强实验课教学．87％的学生认为有必要单独开设“《科技考古概论》实验课”，这是下一步教学改革应考虑的．

2．5考核方式

不同的考核方式，往往就是对学生不同的要求．考核方式调查可以了解学生对考核方式的看法和偏好．对于考核方式，没有学生选择闭卷考试，9％的学生选择开卷考试，35％的学生选择写研究综述并做PPT在课堂交流，而大部分学生选择多种考核方式按一定比例相结合．对促进基础知识掌握、学习方法掌握而言，闭卷考试是比较有利的．写研究综述并在课堂交流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当然，从学生最终的收获而言，多种考核方式相结合的方式无疑是最好的．由上面的统计结果可见，学生普遍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对仅一考了之的简单考核方式并不赞同．

2．6教学效果

教学效果是教学质量的重要反映，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是教学改革的目标所在．教学效果调查在于了解教学活动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统计结果显示，57％的学生认为本课程的教学成果很好，35％的学生认为较好，少数学生认为一般，无人认为较差；52％的学生认为本课程对其研究工作有很大的促进作用，26％的学生认为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2％的学生认为促进作用一般，无人认为没有促进作用．这说明本课程的整体效果良好，且不同程度地促进了各学生的研究工作．这与预期是基本相符的，提高学生的研究能力是本课程的重要目标，尽管这方面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目前所取得的成绩还是值得肯定的．2．7意见与建议意见与建议调查在于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和需求．被调查的学生大部分没有提出意见和建议，小部分学生所提的主要是关于教学内容的安排、研究能力的培养、实验课的增加与单独开设、考核方式的选择以及师生互动的增进等．这些意见很中肯，且有些建议还非常独特、有建设性．可见其中不乏有思想、有见解的学生．

3思考

3．1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目前部分学生兴趣不足、学习意愿不强的问题不容忽视．如何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一方面，可以将学科的发展前沿如新的科学技术方法在解决考古问题中的应用等介绍给学生，开阔学生眼界的同时激发兴趣．另一方面，应坚持“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原则，增加师生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并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上来，比如开展课堂讨论、学生上台发言等，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3．2整合师资力量

科技考古学科涵盖的内容极其广泛，且内容还在不断丰富和深入．为了本课程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有必要进一步整合师资力量共同参与授课，尽量发挥各教师的专长与优势．课题组也在逐渐尝试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分别安排专长于该研究领域的教师讲授，由单一教师授课转换为由一个教师主要负责，多个教师协助的方式．此外，对于一些特定的专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辅以聘请专家作报告的形式．初步改革取得的效果较为显著，值得继续推进．

3．3优化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教学面临着由于本科专业背景差异非常大，学生的相关基础参差不齐的问题．如何安排教学内容、确定教学重点也是值得探讨的．课题组认为应做到“内容全面、重点突出”．尽管调查发现小部分学生认为有些内容可以省略，且每个人对教学重点的看法大不相同，但作为一门课程，其整体上的完整性是不可欠缺的，然后做到详略得当、主次分明，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至于教学重点的确定，考虑的因素包括教师的专长、学生的兴趣、研究的热点以及知识的重要程度等，如可将古陶瓷研究、冶金考古以及考古测年方法等内容作为教学重点．

3．4加强实验和实践教学

学生普遍感觉到本课程过于偏重理论教学，主要原因是目前本课程的课时相对不足，教师有捉襟见肘的困窘．为取得更为理想的教学效果，课题组认为理论教学与实验教学应并重，并逐渐引入了一些实验课，同时由于课程学时所限，部分实验放在《文物光谱分析》课程里，目前已开设过的实验有陶瓷制作、冶金金相分析、淀粉粒显微结构分析、纸张测试分析实验、红外实验、紫外可见吸收实验、分子荧光实验等．更好的办法是单独开设《科技考古概论》的实验课程，这也符合大多数学生的意愿．

考古范文篇8

至少在8000年前，石镰就已经出现。像裴李岗遗址的石镰就制作得相当精致，其形状与后世的镰刀颇为相似。从民族学的材料得知，一些使用铁镰的少数民族也是用它来割取谷穗的。如西藏墨脱县的门巴族收获水稻和旱稻时，是用月牙形的小镰刀一穗一穗割下来放在背篮里，稻草则在地里晒干后烧掉作为来年的肥料。海南岛有些地方的黎族，直到现在仍使用铁镰割取稻穗，然后将它们集中挂在晒架上晒干，需要时再加工脱粒。稻草留在田里，需要时用镰刀割取，不需要时就烧掉做肥料。因此推测原始农业时期，先民们使用石镰、蚌镰只是割取谷穗，而不会连秆收割。这是因为当时禾谷类作物驯化未久，成熟期不一致，仍然保留着比较容易脱落的野生性状，用割穗的方法可以一手握住谷穗，一手持镰割锯谷茎，这样可避免成熟谷粒脱落而造成损失。同时，当时的谷物都是采用撒播方式播种的，用手抓不到几根植株，要连秆一起收割庄稼是极为困难的。即使是已经使用金属镰刀的商周时期，也仍然是用这种方法收获庄稼的。甚至晚到汉代，还保留着这种习惯。如我们从四川省成都市凤凰山出土的东汉渔猎收获画像砖下半部分可以看到这种场面(图六三)，画面左边的三人正在割取稻穗，捆扎成束。最左边一人将已扎好的稻穗挑走。右边的两人则高举一种大镰刀在砍割已经割掉稻穗的禾秸(如不需要稻草，则将它留在田中，任其干枯，来年春天就可“烧草下水种稻”了)。这种方法一来是沿袭古老的用钰割穗的传统习惯；二来适于在撒播的稻田里使用，可及时抢收，减少损失；三来可减轻运输过程中的劳动强度。不过，汉代已实行育秧移栽技术，田中已有株行距，水稻品种也远离野生状态，再加上铁农具的普及，铁镰已非常轻巧锋利，为连秆收割技术的运用打下了基础。而适于割取谷穗的铚，则被镰刀所淘汰。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西汉墓曾出土过四束古稻，是连秆割下的。这说明至少在西汉时期，有些地方已经采用连秆收割的方法(图六四)，此后就逐渐成为主流。我们在甘肃省的唐代壁画中所看到的一些收获场面，就是用镰刀直接收割谷物秸秆的。

6．脱粒加工技术

人类最早的脱粒技术，难以从考古发掘中获得实物证据，但从民族学的材料中可以得到启示。先民们最早的脱粒方法是用手搓，如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大多是用手搓的方法对采集来的植物穗子进行脱粒。相信在原始农业萌芽时期，人们也是这样做的。稍后则用脚踩的方法进行脱粒。我国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就是用手搓脚踩的办法使谷穗脱粒的。如云南的布朗族人把收割回来的谷穗曝晒几日，然后在地上铺一篾笆，把晒干了的谷穗置于其上，旁栽一木桩，男女手扶木桩，双脚搓踩脱粒。西藏墨脱县门巴族则是把谷穗放在石板上脚踩手搓。云南西盟佤族所用脚踩手搓的脱粒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此外，云南的独龙族、怒族和傈僳族，西藏的珞巴族等都是用脚踩或手搓来脱粒的。稍后，人们用木棍来敲打谷穗，使之脱粒。如怒族、傈僳族、西盟佤族和门巴族等，解放前都是脚踩和棍打同时使用的。门巴族还敲打水稻。这种方法可以说是连枷脱粒的前身。怒族在收获玉米后，在地上挖一浅坑，铺上麻布毯，放上玉米穗，周围用麻布毯子围起，然后用木棍敲打。如收获量少，可放在有眼的箩筐里，围上衣服或麻布毯，用棍子来舂。这又可说是杵臼的前身了。由于木棍易于腐朽，难以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实物，即使有木棍出土，也无法断定就一定是用来脱粒的。同样，连枷的使用已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其发明年代应当更早，也因为竹木不易保存，难以从考古发掘中取得证明。

目前考古发掘中能够确认的脱粒加工农具是杵臼和磨盘。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杵和裴李岗遗址出土的石磨盘都有七八千年的历史。石磨盘是谷物去壳碎粒的工具，杵臼则兼有脱粒和去壳碎粒的功能，因而杵臼的历史似乎应该更早一些。有些少数民族历史上甚至没有使用过石磨盘，而一直是用杵舂。最原始的就是地臼。如苦聪族人在屋角地上挖一个坑，以兽皮或旧布作垫，用木杵舂砸采集来的谷物。西盟佤族原先并没有木碓，只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用麻布或兽皮垫上，用木棍舂打。也有用布将谷物包起来后用木棍敲打的。海南岛的黎族，解放初期还有不少人把带穗的旱稻放进木臼中，手持木杵舂打，脱粒与去壳同时进行。独龙族人和苦聪族人脱粒小米和稗子时，也是带穗舂的。《续修台湾府志》记载清代高山族加工谷物的情况是：“番无碾米之具，以大木为臼，直木为杵，带穗舂。”可见，将谷物脱粒与加工合而为一的“带穗舂”，是一种相当原始的加工方法。继木臼之后，至少大约在7000年前出现了石杵臼。各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都出土了不少石杵臼，其加工谷物的工效当较木杵臼要高。商周时期，石杵臼仍然是主要的加工农具。杵臼一直使用到西汉才有了突破性创造，即发明了利用杠杆原理的踏碓和利用畜力、水力驱动的畜力碓和水碓。但是手工操作的杵臼并未消失，而是长期在农村使用，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专门用来去壳碎粒的工具是石磨盘，其历史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经济时代。原始的石磨盘只是两块大小不同的天然石块。它的使用方法应该和一些少数民族使用石磨盘的方法相同。如云南独龙族的原始石磨谷器叫作“色达”，它由两块未经加工的天然石块组成，一块较大，一般长约50厘米，宽约30多厘米，厚约7厘米。另一块较小，是直径10厘米左右的椭圆形或圆形的鹅卵石。使用时，下置簸箕，大石块放在簸箕上，一端用小木墩或石头垫起，使之倾斜，人跪在簸箕前，把谷粒放在石块上，双手执鹅卵石碾磨，利用石板的倾斜度，使磨碎的谷粒自行落在簸箕上。澳大利亚土著妇女们把采集来的少量种子收拾干净后，就放在由一块大而扁的石头和一块小而圆的石头组成的“碾谷器”上去壳、碾碎，然后再加工成饼子一类食物[147]。从考古材料看，至少在8000年前，石磨盘就已经制作得相当精致了(如裴李岗遗址的石磨盘)，其加工谷物的技术和功效当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石磨盘的去壳和碎粒功能以后向两个方面发展。去壳功能发展为砻和碾，专门用于谷物脱壳。最早的文献记载是《淮南子·说林训》：“舌之与齿，孰先砻也。”《说文解字》：“砻，*[石+靡]也。从石龙声。”砻的形状如石磨，亦由上下两扇组成。砻盘工作面排有密齿，用于破谷取米。砻有木砻和土砻两种。木砻用木材制成，土砻砻盘是在竹篾或柳条编成的筐中填以黏土，并镶以竹、木齿。稻谷从上扇的孔眼中倒入，转动上扇的砻盘即可破谷而不损米。考古发现中有关砻的最早资料是江苏省泗洪县重岗东汉墓出土的画像石“粮食加工图”，上面有妇女推砻的场面。另一种去壳的农具就是碾，目前文献记载最早见于《魏书·崔亮传》，考古实物最早见于隋墓出土的陶碾模型。碾盛行于唐宋，并出现水碾的加工机械。继承了石磨盘的碎粒功能的旋转型石磨出现于战国时期，在汉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它可将谷物磨成粉末，将小麦磨成面粉，将大豆磨成豆浆，使得中国谷物食用方式由粒食转变为面食，也促进了小麦和大豆的广泛种植。旋转型石磨一直是我国广大农村最重要的加工农具，长期盛行不衰。

谷物在脱粒和去壳之后，需要扬弃谷壳糠秕杂物。最原始的办法当是用手捧口吹，而后才懂得借助风力。云南省西盟佤族在用脚踩手搓脱粒之后，不用簸箕簸扬，而是由一人把谷物从上向下慢慢倾倒，另一人执笋叶扎成的“扇子”左右反复扇动，把秕谷和灰尘扬走[148]。用簸箕来簸扬可能较晚，但《诗经》已有“或舂或揄，或簸或扬”(《大雅·生民》)、“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大雅·大东》)等诗句。《说文解字》：“簸，扬米去糠也。”说明商周时期已普遍使用，也许其前身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如江南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一些竹编器，其中说不定就有原始簸箕的残骸。但簸箕簸扬的谷物数量有限，对堆积在晒谷场上的大量谷物就需使用如木锨、木杈、飏篮之类的扬场器具。西汉史游《急就篇》提到：“碓、硙、扇、隤、舂、簸、扬。”已指明簸与扬是两种净谷方法，其使用的器具当也不同。木锨类似木制的铲子，只是更为轻巧(也有用竹制成，称之为竹扬锨)。木杈是一种木制的多齿杈。飏篮则是用竹子编制的，形如簸箕而小一些，前有木舌，后有木柄。庄稼收获之后，在场圃脱粒晒干，再用这些工具铲起谷物迎风掷之，借风力吹走糠秕杂物，可得净谷。我们在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墓的壁画上可以看到持木杈扬场的情景(图六五)。在甘肃省安西县榆林窟20窟壁画中也可看到用飏篮扬谷的情景。至于使用风扇车来净谷的历史，从河南、山西、山东等地出土的汉代风扇车模型判断，当不会晚于西汉时期。风扇车的发明，标志扬弃糠秕杂物的作业已不再仅凭手工，而是开始采用结构较为复杂的农机具，比之箕播杈扬，“其功多倍”，是一突破性的成就。

注释

[1]森本和男：《农耕起源论谱系》(续)，《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2]陈淳：《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3]见《农业考古》2000年第l期。

[4]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l979年。

[5]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23页，人民出版社，l972年。

[6]李根蟠、黄崇岳、卢勋：《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占代社会经济史论丛》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

[7]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再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中国农业》1981年第1期。

[8]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9]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的起源》，《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10]陈淳：《稻作、旱地农业与中华远古文明发展轨迹》，《农业考古》l997年第3期。

[11]童恩正：《中国南方农业的起源及其特征》，《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12]丁颖：《中国稻作的起源》，中山大学农学院《农艺专刊》l949年第七号。

[13]丁颖：《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农业学报》1957年8卷第3期。

[14]童恩正：《略述东南亚及中国南部农业起源的若干问题》，《农业考古》l984年第2期。

[15]李润权：《试论我国稻作的起源》，《农史研究》第五辑，农业出版社，l985年。按：在李润权先生文章发表l0年之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左右的水稻植硅石。在靠近广西边境的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发现了距今l万年左右的稻谷标本。在广东省英德市牛栏洞也发现了l万年前的水稻植硅石。这些新的考古资料证实了李润权先生当年的预测是颇有远见的。

[16]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17]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再探》，《农业考古》1998年第l期。

[18]渡部忠世：《稻米之路》第八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19]见张德慈致《农业考古》编辑部的信，刊登于《农业考占》l983年第2期342页。

[20]游修龄先生的观点见于《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载《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第一辑(1985年)。汪宁生先生观点见于《远古时期的云南稻谷栽培》，载《思想战线》l977年第l期。李昆声先生的观点见于《云南在亚洲栽培稻起源研究中的地位》，载《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

[21]闵宗殿：《水稻考古》，《遗传与育种》l978年第5期；《我国栽培稻起源的探讨》，《江苏农业科学》l979年第l期。

[22]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l982年第l、2期。

[23]杨式梃：《从考古发现试探我国栽培稻的起源演变及其传播》，《农史研究》第2辑，农业出版社，l982年。

[24]分别见向安强：《论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农业》，《农业考古》1991年第l期；刘志一：《关于稻作起源的通讯》，《农业考古》l994年第3期；卫斯：《关于中国稻作起源地问题的再探讨一一兼论中国稻作起源于长江中游说》，《中国农史》l996年第3期。

[25]李江浙：《大费育稻考》，《农业考古》l986年第2期。

[26]王象坤：《中国栽培稻起源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农业考古》l998年第l期。

[27]游修龄：《农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中国农史》l988年第l期。

[28]游修龄：《太湖地区稻作起源及其传播和发展问题》，《太湖地区农史论文集》第一辑，l985年。

[29]冈彦一：《水稻进化遗传学》，《中国水稻研究所丛刊之四》，中国水稻研究所，l985年。

[30]严文明：《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l982年第l、2期。

[31]安志敏：《长江下游史前文化对海东的影响》，《考古》1984年第5期。

[32]严文明：《再论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l989年第2期。

[33]见《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187页。

[34]谷建祥、邹厚本等：《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l998年第3期。

[35]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l997--1998年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36]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原始畜牧业起源和发展若干问题的探索》，《农史研究》第五辑，农业出版社，l985年；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农业出版社，1987年。

[37]安志敏：《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文物》1999年第2期。

[38]同注[37]。

[39]林春等：《城背溪·彭头山文化和中国早期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93年第1期。

[40]裴安平：《彭头山文化的稻作遗存与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农业考古》1989年第2期。

[41]张居中等：《舞阳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

[42]何介钧：《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再论》，《湖南先秦考古研究》，岳麓书社，1996年。

[43]同注[42]。又见《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44]玉蟾岩的年代另一说为距今22000年至18000年，见《文物》1999年第2期66页。

[45]赵志军：《稻谷起源的新证据》，《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简·利比：《跨学科研究稻作农业的起源》，《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46]英德市博物馆等：《英德云岭牛栏洞遗址》，《英德史前考古报告》9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47]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27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48]见《师大月刊》1935年第3期，兼见《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57页。

[49]见《燕京学报》1949年，36卷263～311页；《燕京社会科学》1949年2卷36～53页。

[50]见《考古》1960年第3期9～12页，《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1～8页。

[51]见《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15页，《考古》1959年第2期73页。

[52]见《考古》1962年第6期292～295页，《考古》1961年第4期175～178页，《考古》1961年第11期609～610页。

[53]佟伟华：《磁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及其相关问题》，《农业考古》1984年第1期。

[54]见《考古》1983年12期1065页，《考古学报》1984年第1期45页。

[55]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29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56]同注[55]28页。

[57]何双全：《甘肃先秦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

[58]同注[55]36页。

[59]条田统：《五谷的起源》，日本《自然和文化》1955年第2号。

[60]陈恩志：《中国六倍体普通小麦独立起源说》，《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61]安志敏：《中国史前时期之农业》，《中国新石器时代论集》第257页，文物出版社，1982年。

[62]杨建芳：《安徽钓鱼台出土小麦年代商榷》，《考古》1963年第11期。

[63]巴里坤小麦见《考古》1963年第1期122页，孔雀河小麦见《农业考古》1983年1期10页、122页，哈密五堡大麦见《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王炳华等人的文章：《新疆哈密五堡古墓出土大麦研究》。

[64]李璠：《甘肃省民乐县东灰山新石器遗址古农业遗存新发现》，《农业考古》1989年第1期。

[65]见张华：《博物志》。

[66]李长年：《农业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李毓芳：《浅谈我国高粱的栽培时代》，《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67]缪启愉：《‘粱’是什么》，《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68]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69]黄其煦：《“灰像法”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考古》1982年第4期。

[70](日本)天野元之助：《中国农业史研究》第23页，1979年。

[71]滕州的野大豆粒见《考古》1999年第7期60页；案板豆粒见《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第213页；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55、56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72]万国鼎：《氾胜之书辑释》134页，农业出版社，1963年。

[73]同注[55]56页。

[74]见《考古》1984年第7期654页。

[75]胡家屋场的莲实见《考古学报》l993年第2期197页。八十垱的菱角、莲子和芡实见《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94页、96页、111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7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图版56，文物出版社，1963年。

[77]见《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2页。

[78]同注[55]87页。

[79]分别见《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第85页，《文物》1990年第7期第23页。

[80]同注[55]99页。

[81]同注[55]102页。

[82]见《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243页。

[83]同注[55]104页。

[84]见《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发掘报告》下册221页，文物出版社，1973年。

[85]《嵩高山记》。

[86]周注[55]107页。

[87]水泉枣核见《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70页，其余同注[55]108页。

[88]同注[55]108页。

[89]同注[84]。

[90]同注[55]113～121页。

[91]见《考古》1976年第3期197页，《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81页。

[92]见《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105页。

[93]藁城县台西的商代麻布见《文物》1979年第6期37～44页、《农业考古》1982年1期82页。崇安县武夷山的商周大麻布和贵溪仙岩的春秋战国大麻布参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63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94]见《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73页。

[95]同注[55]63页。

[96]见《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4页，文物出版社。

[97]高汉玉：《崇安武夷山船棺出土的纺织品》，《福建文博》1980年第2期。

[98]见《文物》1975年第6期55页。

[99]《元史·食货志》。

[100]邱浚：《大学衍义补》。

[101]同注[55]67页。

[102]李济：《西阴村史前遗存》，清华大学研究院第三种，1927年。

[103]见《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73页。

[104]见《考古学报》1973年第1期。

[105]见《文物》1980年第5期1页。

[106]分别见于《文物》1989年第8期7页，《农业考古》1987年第1期302页，《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242页，《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322、370页。

[107]同注[55]78、79页。

[108]嘉峪关市文物工作队等：《嘉峪关壁画墓发掘报告》图版四六～四八，文物出版社，1985年。

[109]同注[55]427页。

[110]李有恒等：《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卷4期247、248页；覃圣敏：《从桂林甑皮岩猪骨看家猪的起源》，《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339页。

[111]同注[55]445～448页。

[112]瓦窑嘴牛骨见《中原文物》1997年第1期49页，城背溪水牛头骨见《江汉考古》，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473页。

[113]同注[55]441页、475～479页。

[114]见《文汇报》1998年12月25日4版。

[115]见《考古》1992年第11期964页，《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2日3版。

[116]华县南沙村马骨架见《中国文物报》1998年8月12日3版，其余见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491、492页。

[117]见《考古》1987年第12期1063页。

[118]见《文物》1984年第9期16页。

[119]洛阳西工区铜马见《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118页，安徽寿县铜马见《文物》1958年第10期65页，祥云大波拿铜马见《考古》1964年第12期612页。

[120]灵石县旌介村的铜簋见《文物》1986年第11期4页；沣西铜雕饰见《考古》1959年第10期527页、《沣西发掘报告》139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121]同注[55]514、515页。

[122]见《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71页。

[123]同注[55]517～519页。

[124]同注[55]526、527页。

[125]同注[55]536、537页。

[126]见《考古学报》1955年第9期31页。

[127]三星堆铜鸡见《光明日报》1986年12月10日，蟒张玉鸡见《中原文物》1981年第4期9页。

[128]见《考古》1979年第2期113页。

[129]石家庄市庄村的鸡蛋(壳)见《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91页；广东增城县陶鸡见《考古》1964年第3期图版十；云南省祥云县铜鸡见《考古》1964年第12期612页。

[130]石家河陶鸭见《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11页、12页；马家窑鸭形尊见《青海彩陶》，文物出版社，1980年；岩石门丘山的陶鸭是采集品，见《考古》1961年第4期179～184页。

[131]河南省辉县琉璃阁出土过商代铜鸭，见《辉县发掘报告》26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和郭家庄出土过玉鸭，分别见《考占学报》1979年第1期100页、《考古》1988年第10期878页；河南省安阳市妇好墓出土过石鸭，见《考古》1976年第4期269页。

[132]辽宁省喀左县小转山子出土过西周铜鸭形尊，为辽宁省博物馆藏品；辽宁省凌原县营子村出土过西周铜鸭形尊，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8期27页；江苏省句容县浮山出土过西周鸭蛋，见《考古》1979年第2期113页。

[133]妇好墓玉鹅见《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87页；刘台子玉鹅见《文物》1981年第8期20页。

[13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194、195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

[135]“破木为耜”见《逸周书》，“斫木为耜”见《周易·系辞下》。

[136]见《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147、148页。

[137]见《考古》1992年第1期41页。

[138]见《文物》1999年第6期11页。

[139]宋兆麟、周国兴：《原始掘土棒上的穿孔重石》，《农史研究》第五辑，农业出版社，1985年。

[14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141]胡厚宣：《说贵田》，《历史研究》1957年第7期。

[142]李京华：《河南古代铁农具》，《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1985年第1期。

[143]草鞋山水田考古队：《草鞋山遗址1992年～1995年发掘概要》，日本文化财科学会“稻作起源的探索”，1996年11月。

[144]谷建祥：《草鞋山遗址水田考古学的初步实践与收获》，日本文化财科学会“稻作起源的探索”，1996年11月。

[145]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146]李根蟠、卢勋：《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45页，农业出版社，1987年。

考古范文篇9

裴明相（1920～1997），1920年1月出生在位于伏牛山南麓的河南镇平县王岗乡后裴营村的一个世代耕读之家。当时，旧中国灾难深重，民不聊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童年时代的裴明相过早地尝到了生活的艰辛。

裴明相的父亲和哥哥虽是农人，然都读过书，深知读书的重要。在家里的支持下，裴明相7岁那年，被送到附近的镇上读书，由于家里经济困难，交不起膳费，就与同村的两位堂兄在学校旁搭起一间草棚，自炊而食。这种艰难的环境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奋力读书的习惯。

裴明相12岁那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镇平县立宛西中学，然而，为了凑齐入学的学费使他面临失学困境。最后，由于他天资聪明，勤奋好学，成绩突出，在学校老师和同乡的帮助下，才得以在宛西中学、省立南阳中学、镇平省立开封高中，读完初中和高中。

“九一八”事变之后，县立宛西中学中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教师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积极宣传和组织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启发学生的民族觉悟，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裴明相第一次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忧，勇敢地参加到抗日救亡活动之中。然而，由于当地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苟安和百般阻挠，学校的抗日救亡活动受到反动势力的破坏，富有生气的宛西中学也被迫解散。之后，裴明相又考入离家七十余华里省立南阳中学高中部继续读书。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失陷。继而，日本侵略者的暴行，逐渐由华北蔓延至华中，大片国土沦为敌手。由于华北正面战场的溃败，河南成了武汉的屏障、西北的门户、华北抗战的后方和南北战场的枢纽，成为中国抗战的最前线。开封形势紧张，省立开封高中由开封迁至镇平。裴明相转入离家较近的镇平省立开封高中读书。开封失陷后，日本侵略者企图进攻南阳，镇平省立开封中学被迫举行毕业考试，提前结束学期。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蹂躏下，裴明相度过了高中阶段的最后一年。

高中毕业后，时逢全国大学实行统一招生，镇平设有招生处。裴明相决意再考大学，结果被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录取。因为他自幼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感兴趣，敏思好学，爱读史书，打下了对中国历史研究偏爱的思想基础。为了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他毅然选择了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历史专业。

此时，国立中央大学已由南京迁至重庆。裴明相怀着一颗求学报国之心，带着家里东拼西凑的路费，餐风宿露，几经辗转，由河南到达重庆。

到达重庆中央大学后，家乡河南已成为沦陷区，裴明相完全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只身在外，流落他乡，而大学里发的“学生贷金”仅够糊口，他心中十分苦闷，便一边读书，一边利用假期和课余时间，到乡下教书挣钱以维持基本的生活和学习。

抗战后期，在重庆，民主与独裁、光明与黑暗的政治斗争非常激烈，民主进步人士马寅初教授的公开演讲，郭沫若先生在重庆对各大学学生以“中国要走哪条道路”等专题报告，大大激发了裴明相的爱国进步思想。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均设在重庆。他在大学进步同学的帮助下，读到了不少进步书籍，如列宁选辑、资本论、联共党史、列宁主义问题、大众哲学等，受到共产主义理论的启萌教育。同时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治上独裁、经济上的掠夺，军事上的惨败，国统区民生凋敞，民怨载道。各界民主进步人士要求实行民主，结束，爱国民主运动声势浩大，鼓舞人心。裴明相积极投入到反饥饿、反迫害的民主运动中，在校内联络进步同学，参加民主爱国运动，在校外联络进步青年，扩大活动范围，在共产党人王华冰、王绍曾、王国谟等影响下，参加了党的组织民主生活促进会，参与组织“立新”读书会，学习进步书籍，倡导学校民主运动，宣扬民主爱国，要求言论自由，实行民主改革，成为一个有正义感的进步青年。

二、“遭遇”国宝缘起山城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正当全国人民祈盼和平统一，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设民主新中国之际。1946年国民党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协议，挑起全面内战，重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受到迫害，国民党宪兵特务横行霸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华日报也被迫撤回延安。白色恐怖一时笼罩在重庆上空。这时，已经从重庆中央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毕业的裴明相对前途感到十分渺茫。回家乡吧，家乡已是战火纷纷，留在重庆吧，自己离开家乡多年，真是太思念家乡了。正在他犹豫不决之际，在抗日战争期间迁渝的河南博物馆招聘工作人员，加上同学的引荐，就这样他走进了重庆河南博物馆，担任馆藏文物的管理工作。假若在此之前，大学毕业的裴明相也许会选择教书育人的职业，也许会选择历史学研究方面的职业或者其他。使他所没有想到的，就是这一偶然的机遇，使他与文物考古研究结下了一生的难解之缘。

1946年6月裴明相到重庆河南博物馆工作后，利用工作之余，开始阅读二十四史，经过一年的刻苦钻研，由史记，一直浏览到宋史，随之又改变读书方法，以新的史观，编篡中国通史，写出了四万多字的战国以前的中国古代史初稿，如果说之前四年的大学历史专业学习使他掌握到了中国历史学方面的基本理论和知识，那么进馆后的一年多的自学，为裴明相以后从事文物考古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7年在渝的河南博物馆，仅有职员3人，工友2人，而馆长又远在南京，馆里共有68箱文物。他深知这批文物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和民族的文化遗产，不能有半点疏忽。当时，在国民党白色统治时期，警匪勾结，时局动荡，物价一日三涨，薪水又不能及时发给，员工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在这样恶劣环境下，裴明相以一个爱国青年的朴素感情，一面精心保护馆藏的文物，一面刻苦读书，等待黎明的到来。

重庆是1949年11月30日解放的，就在重庆解放的前夜，已逃至重庆的国民党河南当局决定，强行将河南博物馆的68箱文物拉走，准备转运至台湾。裴明相得知此事后，十分着急。他急中生智，巧与周旋，最终使其中30箱文物保留了下来，迎来了重庆的解放，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三、投身考古事业情系商汤周楚

新中国的建立，为裴明相的人生道路揭开了崭新的一页。1950年9月裴明相协同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代表护送在渝河南博物馆保留下来的30箱文物回到当时设在河南开封的河南博物馆，任河南省文管会干事，正当而立之年的他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满腔热忱，积极投身到新中国的文物考古事业之中。

建国前，河南可以说没有一个真正的从事考古工作的机构，曾先后有过为数不多的考古发掘，系由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而河南仅以河南古迹研究会的名义进行配合。新中国建立之后，河南考古机构从省直到地市陆续建立。最初，全省考古工作由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配合国家基本建设工程进行文物勘查和考古发掘工作。主要项目有渑池仰韶遗址调查、郑州商代遗址调查、配合治淮工程对禹县白沙水库工地、泌阳板桥水库工地进行考古调查和试掘，协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荥阳青台、秦王寨、汉霸二王城进行考古调查，对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辉县琉璃阁和褚丘古墓进行考古发掘等。裴明相的足迹遍布郑州、洛阳、安阳、新乡、信阳、南阳、开封、许昌及全省各地。

1952年8月至11月裴明相参加了由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联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之后，像这样的全国性考古人员训练班共有四届。这四届考古人员训练班被考古界戏称为“老黄埔”，意即考古界的“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在建国初期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而考古人员又奇缺的情况下，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训练班的学员结业之后，他们的文物调查和考古发掘的业务水平大大提高，成为全国各省市考古工作的业务领导和骨干，为我国的考古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2年至1955年，裴明相主持“郑州二里岗遗址的考古的发掘，率先揭开了商代二里岗文化研究的序幕，弥补了商代历史殷墟前期的空白，为研究商代前期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继郑州商城遗址发掘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发现了商代古城遗址，如湖北盘龙城、河北藁城、江西吴城、湖南皂市等地的商代遗址都以“郑州二里岗期”作为考古断代的标尺。

1956年至1957年裴明相主持信阳长台关一号和二号楚墓的考古发掘，获重要考古发现，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尤其是出土的13枚楚国编钟，用其演奏的东方红乐曲，曾伴随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遨游太空，神秘而美妙的音乐旋律使全世界都为之惊叹，从而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1959年裴明相主持南阳北关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在这处面积约12万平方米的汉代大型冶铁遗址中，发现有大批的炼炉、炒钢炉和熔铁炉，并从陶鼓风管表层受热情况证实，熔铁时已采用先进的换热式热风装置技术。同时，还出土了大量的耐火砖、坩埚片、磨石、泥范模、铁范等，以及不少铁农具，出土的铧模上刻有“阳一”的铭文，为汉代南阳郡铁官所辖第一冶铸作坊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例证。

1960年至1961年，裴明相参与主持河南省全省文物、碑碣、图书、字画的普查登记工作，圆满完成普查任务，为河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3年至1964年，裴明相主持淅川黄楝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弄清了屈家岭文化的内涵和外延与其他周边各文化的关系，为研究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原始社会晚期两大文化体系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同时，在这一时期，裴明相先后主编和合编考古学专著有：《郑州二里岗》195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国墓出土器物图录》195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河南名胜古迹》1959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编写完成《信阳楚墓》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拟交文物出版社出版，还先后简报有：《郑州基本建设中的文物发现》、《郑州发现古遗址古墓葬概况》、《我国考古史上空前发现信阳长台关战国大墓》、《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南阳铁工场发掘简报》、《河南镇平赵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河南桐柏万冈汉墓的发掘》等等。

正当裴明相在文物考古研究的田野里辛勤耕耘，精心播种，结出丰收硕果的时候，十年动乱开始了，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工作被迫中断，致使许多文物古迹经历了一场浩劫，裴明相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仍然热爱党和祖国，忠于党的文物考古事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河南文物考古事业重新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广大文物考古工作者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裴明相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科学春天的到来，他的工作热情再一次迸发出来。同时，裴明相被任命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研究室主任，兼任河南省考古学会理事，鄂豫湘皖四省楚文化研究会理事，河南省考古学会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又被河南省职称改革领导小组评定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专业技术职称解冻开评后的首批研究员，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裴明相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文物考古研究事业之中，不知疲倦地工作。

他先后主编和合作出版了《信阳楚墓》（文物出版社1986年出版，该书荣获第一届夏鼐考古学基金荣誉奖、《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一）》（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楚文化考古大事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等考古专著多部。发表的论文和考古报告有《郑州商代铜方鼎的形制和铸造工艺》（《中原文物》1981年特刊）、《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青铜器概述》（《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3年）、《略谈郑州商代葬祀遗迹》（《中原文物》1983年2期）、《略谈郑州商代前期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1985年）、《楚都丹阳试探》（《文物》1980年10期）、《再论楚都丹阳》（《楚史研究专辑》1982年）、《楚文化在河南的发展历程》（《楚文化研究论文集》1983年）、《谈楚车》（《楚文化研究论文集》第1集1987年）、《商代前期国都的结构和布局》（《中国古都研究》1987年第3期）等数十篇；曾先后多次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解决了商文化和楚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许多重大学术课题，为有组织的探索楚文化创立了良好的开端和新的局面，成为河南文物考古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和知名专家学者，确立了在全国文物考古学界的学术地位。

四、潜心治学终生道德文章双馨

裴明相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一直致力于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为河南文物考古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裴明相在商文化和楚文化研究领域中有很深的造诣。他学术敏锐力很强，不墨守陈规，不拘泥一格。他依据新的考古发现，大胆提出自己新的见解。当学术界出现郑州商城“亳都”或“敖都”争论时，他经过深入研究，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以及郑州商城出土的陶器、青铜器的特征，撰写，坦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考古研究上，不同学术看法和观点的相互探讨、论证，有益于推动科学研究的健康开展。

裴明相治学谨严，刻求真知，尊重史实，敢为人先，在考古研究中显示出的知识广度和深度，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在楚文化研究领域中，他由于主持信阳楚墓的发掘与研究，成为河南楚文化研究中的著名学者。当时，考古界关于“楚都为丹阳，丹阳在湖北”的说法很有影响，自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发现后，为什么楚庄王的儿子“王子午”（令尹子庚，楚康王时任令尹，即公元前558－552年，卒于任上。）的墓葬会埋在河南淅川？为什么湖北没有发现春秋时楚国高级贵族墓葬？一连串的未解之谜，引起全国楚文化专家学者的思考。裴明相首先撰写了《楚都丹阳新探》，从《史记》记载的丹阳之战的地理位置和《山海经》关于“荆山之首在翼旺之山，湍水出焉。”的记载，进而考证出荆山在邓州西北与内乡交界处，与丹阳毗邻。同时，依据春秋早期楚国吞并相邻的18个小国的时间顺序和研究资料，明确论定楚都丹阳在今丹江流域的河南淅川龙城，最早提出楚都丹阳在河南淅川的学术观点，为推动楚文化和楚都丹阳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裴明相待人诚恳，为人谦和，乐于帮助后学，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系统培养专业人才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曾先后多次应邀为全省文物干部训练班和文化部文物局郑州培训中心学员以及来郑参观实习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等院校考古专业的学生讲课，一丝不苟，毫无保留地传授考古学知识和田野发掘技能，被誉为“忠厚的长者”。

裴明相胸怀坦荡，平易近人，具有高尚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他常说：我们搞考古工作，要有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一颗红心就是要有献身文物考古事业的精神；两手准备，就是一手拿铲（铲，即手铲，系田野考古发掘中常用的必备工具），重视田野调查发掘的第一手资料；一手执笔，做好考古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研究工作，争取时间，早出成果，快出成果，以推动文物考古研究工作的积极开展。在担任研究室主任和考古领队期间，他以身作则，严格执行田野操作规程，耐心帮助身边的同志提高业务水平，实地传授专业技能，大力支持坚持在田野考古第一线的同志大胆工作，多出成果。因之，深受大家的尊敬和爱戴。

考古范文篇10

关键词：风景园林；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空间；广富林文化遗址；保护与利用

文化遗址的存在记录了人类的先进文明和历史发展，也是城市兴起的见证者，无论是深埋水土，还是残垣断壁，文化遗存永远是走向未来的精神源泉。目前我国在大遗址保护工作中存在以下困难：旅游过度开发对大遗址造成蚕食和破坏；保护限制和政策补偿不完善，导致遗址区内居民对遗址保护缺乏认同而造成破坏[1]；大遗址保护占地面积大，监管力度与体制存在缺陷；人为的环境污染以及自然因素等的破坏。因此考古遗址公园应运而生。2009年，国内首次提出遗址公园的新概念并公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定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2]。

1文化空间与遗址公园保护利用

1.1遗产保护领域中文化空间概念与属性阐释

在遗产保护领域中，“文化空间”概念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被提出。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条例》，“‘文化空间’的人类学概念被确定为一个集中了民间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地点，但也被确定为一般以某一周期（周期、季节、日程表等）或是一事件为特点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和这一地点的存在取决于按传统方式进行的文化活动本身的存在”[3]。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界定“文化空间，即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4]。从上述概念中可以看出，文化生产是在“时间-空间”双重维度下展开的，时间是文化的历史记录，空间是文化的展现载体，换言之，文化与空间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由此，有文化遗产领域学者理解其包含3个层次：（1）文化的物理空间或自然空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场”；（2）在这个场里有人类的文化建造或文化认定，是一个“文化场”；（3）在这个文化场中，有人类的行为、时间观念、岁时传统或者人类本身的“在场”[5]。“场-文化场-在场”三个进阶层次揭示文化空间中“空间-文化-人”主客体相互作用关系，与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核心理论体系“空间实践、空间表征、表征空间”[6]不谋而合。由此本文总结遗产保护领域文化空间的3个属性：（1）场所物质属性。文化空间赖以生存的环境场所，人们长期聚居于此地与其和谐共生，才能产生富有地方感的文化遗产、文化景观。（2）博物馆的展示之用。广富林考古研究展示馆在埋藏区北部隔河相望，其由三个嵌入土地的完整陶罐造型建筑组成，其中一个陶罐口正对着太阳升起的地方，晨光透过罐口碎花玻璃洒入展馆内部，犹如正在进行先民祭祀（图4）。整个建筑外环境设计与原野融为一体。核心区遗址保护采取措施有二：（1）通过搭建“保护棚”对遗址进行临时保护；对已经发掘的遗址进行隔离保护，或在遗址上搭建钢架结构、玻璃等可视材质对外展示。（2）一些遗址只针对考古人员开放，避免遗址二次伤害，对已研究过的遗址进行回填处理。

1.2展示区的营造——时光穿梭、模拟复原

展示区的核心部分是以文化展示馆、文化演精神文化属性。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过程中产生一系列的文化习俗、标志符号、生产技艺，具有鲜明的精神寄托、身份归属、文化认同。（3）社会生活属性。人们在此文化环境中进行社会活动、互动交流，吸引游客前来参观体验，从而促进文化旅游发展，形成地域文化的活态延续。1.2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空间保护与利用近些年来，“文化空间”已经从现代法国思想大师列斐伏尔的空间概念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更为广泛的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理论基础。主要涉及传统村落文化空间、历史城镇文化空间、大遗址文化空间。目前，尚未有针对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空间分析，上述遗产保护领域的文化空间研究对其皆有重要借鉴意义。基于空间生产的核心理论体系、文化空间的属性、文化空间的理论实践3个维度，本文提出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空间保护与利用内容的3个层面：遗址本体场所、空间表征形态和文化旅游体验。遗址本体场所，基于本真性和完整性的原则进行保护与展示。本体真实是文化空间的本然状态[7]，保护已发掘的文物或尚未发掘的遗迹的格局、风貌、位置、材料、水系、植物、周边生态环境以及其他历史文化特征等，并根据遗址特点采用适当的形式进行本体展示。空间表征形态，考古遗址公园遗迹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随之孕育的各种语言、习俗、标志、图形也都充分地展现了人们的集体智慧，具有一种符号的烙印，空间表征要从众多碎片化的事物中提炼系统化的地域符号并向公众传播，达到文化认同。文化旅游体验，将考古类遗址文化资源转化成文旅品牌，举办蕴含地域文化的各类主题展览、创作、教育、科技研发等，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体验，并带动当地相关产业发展，使得各利益相关者都受益。

2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的文化空间保护与利用分析

“广富林文化”是首个以松江地名来命名的文化类型，是长三角地区发掘面积最大的文化遗址群落，也被称作“上海历史文化之根”。遗址内还有近10万平方米未经挖掘的“核心保护区”，蕴含更多的未解之谜，广富林文化的遗产价值未来可期。在广富林文化遗址考古史上，曾获多次突破性考古新发现：（1）广富林文化处在良渚文化之后，马桥文化之前，填补了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谱系的空白[8]。（2）东周至汉代遗存分布面积最大，其中，绳纹子母砖、筒瓦、板瓦和瓦当等遗物的集中出土，说明此地很有可能存在达到宫殿规模的大型建筑，表明上海最早出现的城镇并非文献所载的唐代，而是汉代，这个结论足以将上海城市史向前推进七八百年[9,10]。（3）上海地区首支移民来自黄河流域。（4）发现干栏式、平地式两种建筑类型并存的房址。（5）首次出现两座图形符号组合在一起的陶器[11]。历经10年筹划营造，2018年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对外开放，其保护和开发严格依据考古研究成果和真实史料谋篇布局，对所有建筑、植物、河塘、道路等拍照、测绘、记录，力求地貌肌理真实，展示内容可信。对照前述考古遗址公园文化空间保护利用的3个层面，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规划设计可划分为核心区、展示区、辐射区（图1、图2）。

2.1核心区的营造——埋藏保护、适当展示

广富林文化遗址的核心地标是骨针广场（图3），“骨针”是出土较多的代表性遗物，具有广富林文化的高度象征性。骨针广场北侧的埋藏区是核心保护区，是文化空间的灵魂，保留大片原生稻田，整体景观风貌原野粗犷。只进行文物修复、考古等研究工作，仅保留部分发掘现场作为遗址艺中心、文化交流中心3组建筑形成的一条南北向主轴线，参照传统中式建筑中官宅三进院落的形式，构成连续的空间序列。鉴于原真性保护，3组建筑连同西侧的知也禅寺、三元宫、富林塔、尧舜禹纪念馆、木艺传承展示馆、墨宁国乐、皇甫春晓、朵云书院等建筑（图5），整个建筑组群中富林塔最高，其他建筑尽量减少地面建筑体量，或嵌入地下，或藏于水中。大体量建筑都远离核心保护区，莫让建筑与遗迹争锋，在国内首次采用水下博物馆建筑。文化展示馆水上部分的建筑轮廓以屋顶为主，“漂浮”的屋顶抽象于古代广富林地区两坡顶和圆坡顶的建筑形式，立面细节又融入临近建筑的唐宋之后传统古建筑的特征。展示馆屋顶采用镂空架构，为了达到更好的采光效果，屋顶坡度定为26度，白天阳光透过屋顶射入水面，夜晚湖面上的灯光穿透屋顶直射夜空，特殊的光影效果使得整组建筑日夜均熠熠生辉[12]。从文化展示馆圆形大厅逐级步入水下展厅，仿佛进入远古时代。展厅以历史时间为脉络，以模拟复原为展示方式，策划“上海之根海派之源”展览。迂回曲折的步道两边展示了沧海桑田的变化与发展，观众通过广富林考古记忆、上海成陆演变、先民活动到来、城邑特征形成、松江镇府兴盛、上海城市崛起、走向未来明天6个展厅穿越时光隧道，细品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昨天、今天、明天。

2.2辐射区的营造——文化创新、互动体验

辐射区营造为核心区、展示区提供支持和延伸，是文化空间生产的主要区域，包括文化项目、文创产品、休闲旅游等。2.3.1文化项目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每年开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广富林文化的相关活动。曾举办上巳节、3DMapping灯光秀、亲子素质拓展、青少年文化教育、G60科创走廊优秀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等。2021年10月举办富林游园会国庆系列活动、美食荟活动。2.3.2文创产品游客在游客服务中心可以任意拿取图片类、手绘类的广富林文化宣传手册，并售卖各种文创衍生品，如文物三足杯摆件、富林印记明信片、书签、优盘挂件、鼠标垫、日历、手提袋、冰箱贴、保温杯、丝巾、笔记本、行李牌等。2.3.3休闲旅游为了迎合古遗址原生态保护及风格，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营造南方古代村落自然古朴的民间特色。辐射区收集大量原拆原建的江浙皖古建筑融入遗址公园，修旧如旧；新建酒店也在满足现代人功能需求的同时，结合展示区古建筑、官宅院落的风格进行设计。

2.3存在问题

（1）展示手段相对单一。目前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展示场馆中的展示方式主要包括文物展示、模拟复原、影像制作、声光电技术。这类考古遗址本身就可观可游性相对较弱，由于缺乏与游客互动环节，导致游客代入感不强，停留于走马观花，对博物馆的馆藏文物、模拟场景及其所承载的地方文化难以产生共鸣和认同，陷入一次性消费的困境。（2）公众参与感不足。在当今数字化时代，大众喜好将自己的旅游游记、攻略、感受等信息共享在网络上。虽然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在开放之初即建立了官方网站，然而后期电脑客户端以及微信服务号网站运营力明显不足，出现其民意民调栏目空白状态；游记攻略栏目游记互动寥寥无几；各类预订服务、文创产品售卖、游客意见功能无法使用等一系列问题。官方网站本是媒体宣传、文化传播的重要窗口，信息的滞后、功能的虚设会严重影响区域文化旅游知名度。（3）文化产业链不完整。遗址公园的规划设计虽然划分了核心保护区与建设控制地带，但是文化产业皆处于各自发展的状态，没有形成一个聚合体，相关文化活动极少形成系列的、持续的项目。休闲旅游产业服务相对较弱，类型较为单一，酒店、交通、预订等服务也未开展起来。

3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文化空间生产的优化策略

针对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文化空间现状存在的问题，从虚拟遗产活态展示、数字化公众参与、产学研、文化产业集群等几个方面对其提出如下优化策略。

3.1虚拟文旅开发完善遗产活态展示

近年来，数字化技术不断激发文化遗产保护的新视角。虽然目前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官方网站已建成720°全景游园，然而其数字化展示方面略显薄弱。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更加促进虚拟旅游的发展。在5G技术的加持下，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为博物馆智慧化建设带来无限可能，可线上赏文物、逛展览、看直播、购文创。“数字故宫紫禁城”项目让观众足不出户便能看到故宫虚拟3D场景，身穿古代服饰表1　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文化产业集群构建一览表（表格来源：作者自绘）图5　展示区三组建筑与周边环境（图片来源：作者自摄）观赏体验宫廷生活。“再现圆明园”系列修复工程现场扫描景点二维码便能身临其境地感受圆明园的盛世景象，又或者用移动终端下载圆明园App，在家便可游览150余年前圆明园的全貌景观[13]。海南博物馆基于5G网络，融合VR、AR、AI等前沿技术，逐步实施5G+VR全景直播、5G+AR文物修复助手、5G+AI游记助手、5G+感知安防等内容，有效提升观众服务、文物保护、综合管理等领域的智慧化水平。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准文物拍照，兵马俑可以自己“开口说话”，同时让观众在100米之外就可以看到盔甲上的“文物”。

3.2数字技术支撑公众参与保护营建

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我国规划法规强调的重要环节，然而整个规划编制过程缺乏跨越专业壁垒的桥梁，导致公示、意见征集、听证等方式流于形式，公众缺少话语权，实则仍是政府主导。社交媒体能够以极低成本快速将具有共同记忆的公众联系在一起[14]。例如，在独克宗古城发生火灾后，清华同衡建立“香格里拉重生”微信平台以及借助当地有广泛订阅者的另一微信公众号共同搜集灾前照片进行档案收集，激发公众的参与意愿，共搜集1万余张照片[15]。通过数字技术，可采取遗产信息平台的开放共享、规划全流程的线上互动、虚拟场景的沉浸式体验等形式赋予公众一定的话语权，传播遗产保护理念及价值的同时也能够激发公众的自我价值认知，使之转变成遗产保护的主体之一。此外，虚拟文化空间可以为网友提供沟通、探讨的空间，回忆并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现在的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知乎、脸书、推特、Ins等都可以从公众个体角度诉说历史变迁，甚至可能成为主流话题，从而影响规划设计决策。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可借鉴国内外成功案例经验，开通官网公众互动板块，共同营建“上海历史文化之根”。

3.3高校产学研助力广富林文化传播

以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为核心，以文化生态社区为形式营造文化产业园区，在辐射区建立学术交流中心，把遗址本体和遗址周围环境整体展现在公众面前，为广富林文化建立一个交流舞台。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位于松江大学城，学术氛围浓厚，高校艺术设计教育实力雄厚。2021年4月，上海国际时尚中心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达成战略合作，成立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美育文创实践基地。揭牌当日，工程大师生将广富林文化遗址系列文创设计产品带到上海时装周的创意市集上，文物三足杯、“惬取”文物帆布包、“文物活了”便利贴、“金牛之家”吉祥物、“Nice（耐撕）”手袋等一系列作品，吸引年轻人纷纷手机扫码，当场下单。为广富林文化遗址定制的系列文创产品，是高校设计教育和美育教育进行市场成果转化的典型项目。高校师生在创作过程中，深度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特质，根据广富林遗址出土文物特征、遗址俯瞰形态、古建筑特点，以轻松、诙谐、拟人等手法设计文创产品。立足现代化新松江以及美育文创实践基地，让更多年轻一代参与海派文化的创新设计。未来，依托学校与联合企业、园区各自的优势资源，基地将提供文创设计、服装设计、文创品牌运营管理、艺术活动策划等设计舞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向全世界。

3.4协同发展促进文化产业集群构建

以遗址文化产业为核心，协同相关文化产业，带动更多产业聚集，深入发掘遗址文化内涵，广泛传播广富林文化，提高经济收益、社会效益，反哺遗址保护工作的持续开展。针对广富林遗址公园文化产业现状，结合各类相关文化产业，笔者认为其所涉及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考古博物馆、文物及文化展示、文创产品、文化活动、学术交流活动、相关服务产业，涉及政府、企业、科研单位、创业者、从业者、游客等相关利益者，试图从不同保护等级核心区、展示区、辐射区构建广富林文化遗址公园文化产业集群（表1）。紧密结合线上、线下运营，增强主客体互动体验，尤其是展示区、辐射区的线上宣传及用户体验。此外，丰富拓展辐射区的文化产业类型，形成与广富林遗址文化产业相契合的文化产业集群，持续不断地吸引新的经济、文化支撑。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