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监管工作的认识十篇

对金融监管工作的认识篇1

关键词：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法律体系

一、个人金融信息泄露的原因

（一）法律体系不完善，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规定不健全。目前，我国尚未制定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发挥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功能的主要是中国人民银行出台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2005）、《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通知》（2011），这些只是部门性德规章制度和政策文件，两者虽对个人金融信息收集、保存、使用等做了相应规定，但前者属效力层级较低的部门规章，且只针对信贷领域的个人信用信息，后者为规范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不具备正式法的效力，执行能力不强。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对个人信息安全保护的重要性缺乏充分认识，对个人信息缺乏统一的保护机制。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客户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认识不足，缺乏个人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对客户个人信息保密责任不明晰，没有对信息实行有效的安全等级分类管理；对制度的执行监督检查、评估不够，对掌握重要信息的离岗人员的保密责任没有严格的约束措施。目前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相关规定只是散见于银行各类业务的管理制度中，无法保证个人金融信息的采集、保管和追踪等各个环节工作的统一性。同时，银行各个业务部门中涉及个人金融信息，没有统一的联系和管理机制，个人金融信息在银行内部没有形成互通互联，这给信息保护带来很大难度，是个人信息保护中的漏洞所在。内部监督检查力度较弱，没有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专项检查制度，将该类检查纳入常规性检查定期进行的机构比例较低。

（三）监管部门不明确，监管手段欠缺。目前，人民银行从征信管理的角度加强了对个人客户信息保护工作的力度，印发了《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做好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的通知》（2011），尽管对个人金融信息收集、保存、使用、对外提供等做了全面的规定，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人民银行履行该项职能缺乏必要的监管手段。囿于效力层次，不能设立行政检查检查权和处罚权，人民银行对违反个人金融信息保护规定的金融机构只能采取“核实、约见谈话、责令整改、通报”等柔性处理措施，约束力较弱，保护力度受限，效果不明显。

（四）银行业金融机构缺乏对风险防范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客户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不强。由于银行金融机构在营销产品的过程中，对产品可能存在的风险没有做到全面告知，客户对个人信息保护虽有一定认识，但对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及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相关细节却普遍缺乏深入的了解，个人信息保护意识不高，风险防范意识较为薄弱。

二、加强保护个人金融信息的建议

（一）制定专门法规，为保护个人金融信息提供法律依据。个人信息的保护法规需要多层次、系统化的制度作为保证，形成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首先要明确个人金融信息的定义，明确银行收集个人金融信息的目的和范围；其次，规定银行保护、使用个人金融信息的法定义务，即要求银行必须按照法定的方式、途径来收集、保存和使用个人金融信息，并履行一定的告知义务；再次，就是侵害个人金融信息的认定办法和救济途径作出明确规定。

（二）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切实提高客户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意识。金融机构要加强对个人金融信息的保护工作，完善个人信息系统的建设。对个人金融信息的收集、使用等各个环节做出明确的规定，并建立有效的制度对各个环节面临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防范。同时，明确保密和管理职责权限，落实责任制，与在岗员工签订安全保密责任书，与离岗人员签订安全保密承诺书；强化监管和问责，定期对信息安全状况进行评估、审计和检查监督，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隐患和漏洞；加强对员工尤其是新员工的信息安全教育培训，使员工了解信息安全管理的内容、规定以及信息安全管理的重要性，增强信息安全风险意识，防范道德风险。

对金融监管工作的认识篇2

关键词：金融创新；银行监管；和谐性

中图分类号：F8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7）10007102

1金融创新是中国银行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必经之路

1.1《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为银行创新指明了道路

中国已开始全面履行对WTO的承诺，银行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和更为有利的发展机遇。面对广大企业和个人日益旺盛的金融需求，银行业总体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亟待提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银监会在近日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以下简称《指引》），其根本的目的就是通过鼓励和规范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活动，防范金融创新风险，促进银行业金融创新持续健康发展，使广大社会公众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的金融服务。《指引》指出了商业银行开展金融创新活动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包括合法合规、公平竞争、成本可算、风险可控、注重风险管理以及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等内容，积极倡导商业银行在开展金融创新时做到“认识你的业务（know your business）”、“认识你的风险（know your risk）”、“认识你的客户（know your customer）”、“认识你的交易对手（know your counterparty）”。商业银行在创新一种金融产品时，要把这四个“四个认识”作为核心问题来考虑，认真审慎自身的经营活动，避免盲目开展缺乏技术含量和灵活性，模仿度高，与自身管理能力不相符的金融活动。

1.2金融创新的迫切需求

（1）金融创新是迫于外资银行的压力。

全面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后，中国银行业和外资银行的较量真正开始，我国银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难。外资银行涌入我国金融市场（见表1），可以全方位地将其历经考验的经营理念，服务产品，管理机制，营销策略呈现在中国客户面前；而中国银行业在体制，制度，方法上都存在着不少的差距，如果不及时进行银行改革，不全面创新金融产品就只能被迫退出，被激烈竞争的金融市场所淘汰。

（2）金融创新是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

从我国银行的经营业务来看，银行的传统业务主要集中在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其突出的特点是负债业务和工具创新多，而资产类中间类业务和工具创新少。

1.3我国银行金融创新的主要问题

（1）金融创新产品单一，技术水平不高。

（2）量多而质不高，形似而神不似。西方国家金融创新的动机是基于对市场份额和资源的争夺，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而我国金融创新的动因有所偏差，盲目追求数量的扩张和知名度的提高而忽略了金融产品的质量。

（3）市场规范程度不高，不良竞争现象严重。随着竞争的日益加大，许多国内银行积极寻找对策发展自身实力，在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违反相关行业规定，同业无序竞争现象严重，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的混乱。

（4）金融服务创新的意识不足，现代营销理念缺乏。

2银行监管推进金融创新的健康发展

2.1构建金融创新和银行监管的和谐

我国金融监管经历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金融监管，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金融监管，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三个阶段。自03年5月中国银监会成立以来，就确定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为我国银行监管工作指明了确切奋斗的方向。

2.2我们银行业监管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1）分业体制带来了新的监管问题。

（2）风险监督管理形势严峻。

（3）银行监督专业人才的紧缺。

3对我国银行监管的建议

（1）重视信息披露，减少信息不对称。

在证券监管中，信息披露一直是一个重要内容，但在银行监管中，传统上并不注重信息披露问题。《指引》指出“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活动中要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遵守行业行为准则，向客户准确、公平、没有误导地进行信息披露”。

（2） 加快法制化建设，与国际法案接轨。

我国银行监管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充分学习西方先进监管理念、方法、工具，充分吸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核心内容，结合我国实际，为我所用，使监管政策、手段与国际先进水平靠拢。同时，要认真研究银行的创新需求，跟踪评价已制定的监管规章和政策，及时修订不适应金融创新的法律法规，积极创造有利于金融创新的制度和法律环境。

（3）建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与银行的沟通。

我国银行金融产品自主创新少，一种新的创新产品开发出来后，市场上众多的“跟随者”就会一哄而上，竞相模仿。

（4）加强分业管理体制下的合作。

随着银行、证券、保险三大行业的竞争日益加剧，银行监管界有必要在诸多方面与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部门的通力合作。在我国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创新给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要做好交叉义务的协调和配合工作，在条件成熟时放松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界限，如此既可以增加我国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空间，又使我国金融机构能与外国金融机构保持平等的竞争地位。

（5）重视监管人才培养，提高专业人才素质。

为了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引导我国商业银行按国际化标准规范操作，营造一个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国家应当重视银行监管专业人才的培养。积极利用科学的用人和培训机制、优厚的薪酬待遇、优越的工作环境、有效的激励制度和相对公平的管理体制来留住人才。

（6）建立全面风险管理制度，突出监管重点。

金融创新与风险管理密不可分，风险管理是金融创新的内在要求和前置程序。传统的监管标准主要是资本标准，即以资本充足率为标准。这种标准主要是针对信贷风险的，但金融创新使金融机构面临其他各种风险，仅仅对信贷风险进行管理，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的要求，对诸如信用风险、利率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声誉风险等各种风险实施全面风险管理，已成为各国及国际监管制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参考文献

［1］杨家长.新理念下的银行监管［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刘明康.金融创新：中国银行业持续稳健发展的必由之路［J］.中国经济年鉴，2006.

对金融监管工作的认识篇3

抓住银行业改革机遇，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切实履行保护消费者职责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以银行业治理体系改革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指引》，切实履行保护消费者权益第一责任人的职责。作为实施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工作主体，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与公司治理体系改革相结合，推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融入董事会的工作议程和高级管理层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使之成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经营理念、发展战略和社会责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增强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将消费者权益保护与业务治理体系改革相结合，在新产品设计审批流程中贯彻“预防为先”的方针，将消费者保护的起始点前移至防范环节。要确保消费者保护职能部门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要为消费者投诉提供必要便利，确保投诉渠道畅通，实现各类投诉管理的统一化、规范化和系统化。

稳步推进重点工作，提升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水平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银监会监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严格的行为监管，确保行业安全，这是各监管部门和银监局的共同责任。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银监会将在全系统全面推进以下重点工作。一是全面推进消费者保护理念和意识深化。通过结合群众路线、结合贯彻指引和全面开展培训，实现理念转变和能力提升。二是全面推进消费者保护的机制建设。完善纠纷协调机制，落实社会责任，探索建立银行业监管部门指导下的专业性纠纷调解机构。完善监管协调机制，落实监管责任，充分发挥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联席会议制度作用。建立高层指导委员会机制，落实主体责任。实施“三评”监督机制，通过实施监管评估、组织行业评比和开展社会评价落实督促责任，充分发挥消费者保护工作监管评价的监督约束作用，实现银行业金融机构消费者保护工作与机构监管手段挂钩。实施定期通报机制，落实提示责任。三是全面推进对消费者诉求的响应。规范工作程序，妥善做好一般性投诉处理。主动开展行为监督，突出做好重点整治。加强统计分析，主动捕捉和发现问题。四是全面推进消费者保护的基础建设。银监会将在各省级派出机构设立专门的消费者保护处室，确保工作有效开展。积极推动公众教育服务区建设。积极回应消费者诉求，推动银监会各派出机构和银行业金融机构开通面向公众的投诉受理热线。加快推进银监会消费者保护网站建设。搭建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信息共享平台。

以人为本，全面推进消费者金融宣传和教育

对金融监管工作的认识篇4

一、深刻认识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对金融系统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纪检监察工作是金融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同时也是重要的思想武器，为金融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是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职责,也是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业务的基本要求。

（一）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金融系统贯彻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具体抓手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要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强化对关键岗位、重要人员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要扎扎实实抓好企业党的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性教育，加强纪律教育，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指示为新常态下金融系统做好纪检监察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纪检监察工作积极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提供了方法。加强纪检监察工作，实际上就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对金融企业的领导，通过践行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全面净化政治生态，推进金融行业全面从严治党。

（二）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遏制金融系统腐败行为的有力武器

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逐步显现，部分金融企业出现了管党治党不严、腐败案件频发、腐败行为影响巨大等问题，严重损害了金融行业的社会形象。以证券公司为例，作为资本市场和投资者的中介，在服务投资者、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由于证券行业是一个新兴行业，在发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部分券商重业务发展、轻党建工作，盲目追求短期经营利益，少数人利用制度和管理漏洞，违规违纪，突出表现在权力寻租、利益输送、潜规则盛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行为屡禁不止等。如：中投证券原董事长龙增来2013年1月至2015年5月期间，公款吃喝报销餐费超过40万元；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原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副行长高松林等人公款旅游，高松林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职务；国家开发银行原评审一局局长兼船舶融资中心主任王卫军因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活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其职务，责令退赔相关费用。这些案例的发生，暴露出不少金融企业领导干部法律意识淡薄、廉正意识缺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也反映出某些金融企业管理松弛、权力失控、缺乏监督、制度不健全。

（三）加强纪检监察工作是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

风险是金融的天然属性，任何金融活动必然伴随着风险。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把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完善金融安全防线和风险应急处置机制。”证券行业是与风险打交道的行业，应该恪守审慎原则，把合规风控放在首位，这些理念与纪检监察工作高度趋同，目前部分证券公司基础管理薄弱，制度意识淡薄，风险防控形同虚设，“风起于青萍之末”，系统性风险必然以个体风险的表露为苗头，因此防范系统性风险必须从小处入手，通过综合运用执纪问责“四种形态”、加强纪检监察 工作，就是要从操作层面扎紧监督执纪的笼子，从执行层面开好医治违纪违规行为的方子，通过处理少数、教育多数，使员工明确底线、不触红线，夯实风险防范的思想基础。

二、当前金融企业纪检监察工作存在的问题

新常态下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对金融系统纪检监察部门履行党赋予的监督责任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但从目前金融行业被巡视和案件发生情况来看，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工作还存在认识不到位、责任意识不强、纪检工作与业务发展两张皮的问题，制约了新常态下执纪问责作用的发挥。

（一）对纪检监察与业务发展的认识尚不到位

金融行业本质上是一个资本逐利的行业，由于部分单位、部分领导人员思想认识尚不到位，片面的将纪检监察工作同业务发展割裂开来，单纯就纪检监察工作抓纪检监察工作，认为业务发展是主业、纪检监察是辅业，对纪检监察工作的认识不到位，纪检监察工作监督执纪问责、保障发展的作用得不到发挥，出现纪检监察、业务经营“两张皮”现象，甚至有的单位认为纪检监察部门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对其职能作用不够重视。存在问题的主要表现：一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心理作怪，简单地理解业务部门的事由业务部门干；二是不知道该如何“结合”，不知道该以什么角色、什么角度、什么方式、什么时机、什么力度去“结合”；三是认为纪检监察工作就是做事后监督处理人的，干的就是“守株待兔”的事，即使有一些预防性的工作也是在走过场，缺乏针对性、有效性。

（二）纪检监察干部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纪检监察工作作为一项纪律性、独立性强的工作，具有自身的规律和特点，搞好专业培训、保持知识更新，是做好工作的必要手段。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安排专门的纪检监察业务专业培训不多，使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知识得不到有效补充，影响纪检监察工作的开展。同时，纪检工作效果的好坏、发挥作用是否显著，与纪检干部队伍人员配备、综合素质、工作水平和知识能力密切相关。以证券公司为例，当前随着行业的纵深发展，知识更新速度加快，行业交叉程度较深，监管环境日趋严格，对业务技能、知识体系、工作方法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而目前证券公司专职纪检监察干部普遍与业务脱钩，搞纪检的不懂业务，懂业务的不搞纪检，对于业务发展中存在的一些苗头性、倾向性的问题，不能及时跟进、及时纠正，往往是出了问题后才事后追责，有些小问题慢慢变成了大问题，严重制约了执纪问责“四种形态”作用的发挥。

（三）监督检查方式较为单一

目前纪检监察工作主要采用主动监督的方式，监督方式较为单一，习惯于用老办法处理问题，主要表现在：常规监督多，有针对性的专项监督少；参与式的被动监督多，以发现问题为导向的主动监督少；对党员干部八小时以内的监督多，八小时以外的监督少。尚未整合舆论、司法等多种监督，形成有力的联动机制， 实现“单一监督”向“立体监督”的转变。致使很多时候监督效用得不到应有的最大发挥，进而影响了监督实效。

（四）开展工作有思想顾虑和畏难情绪

由于纪检监察工作特殊的工作性质，在开展工作中往往得不到其他部门尤其是被调查部门的认可，部分纪检监察干部怕得罪人，怕在考核中本部门吃亏，在开展具体工作中有思想顾虑，现在畏难情绪，表现在消极腐败现象面前当老好人、对违纪行为追责问责不严，有的甚至闭目塞听不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面对一些复杂棘手问题时，喜欢绕道走，无原则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纪不依、执纪不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

三、关于加强金融系统纪检监察工作的建议

新常态对纪检监察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金融系统纪检监察部门必须进一步强化党的意识、担当意识和标准意识，加强思想、组织、制度和作风建设，全面提高执纪监督和查办案件能力，切实发挥好党内监督专门机关的职能作用，以服务企业发展大局为目标，更好地构建和完善具备金融企业特色的惩防体系，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执纪问责的监督职能，做到工作有思路，重点有突破，实施有措施，落实有保障。

（一）旗帜鲜明的明确两个责任。全面从严治党，党委担负主体责任，纪委担负监督责任，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提出的明确定位。纪检监察部门要履行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的职责，切实担负起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监督责任，把“两个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落实在行动上，努力形成抓党风廉政建设坚决惩治腐败的强大工作合力，把反腐败工作不断引向深入。

在具体工作上，针对金融行业的特点，首先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主动发声，通过层层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确保压力传导、责任到人；其次主动开展谈话、约谈制度和责任考评机制，实现述职述廉述责常态化，实现“两个责任”落实的制度化、具体化、程序化；通过落实“一案双查”，不断加大“两个责任”的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力度，确保“两个责任”抓牢抓实。 

（二）坚持为企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为中心，找准金融纪检监察工作切入点

支持、保障企业有序发展、平稳运营是纪检监察工作的根本职责,也是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业务、保障发展、监督运营、服务企业的基本要求。要想在金融企业中真正发挥开展纪检监察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就要求纪检人员在坚守企业发展总体目标的前提下，服务和服从于保障企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大局，清楚了解企业发展现状、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从纪检监察角度对症下药，确保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在企业经营中，可通过探索和实施效能监察工作，发现管理缺陷,纠正行为偏差,促进业绩提升，规范经营管理，要把企业资产保值增值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效能监察，建章立制，堵塞漏洞。

（三）打铁还需自身硬，全面提升企业纪检监察人员素质、提高履职能力

1.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锤炼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培育秉公执纪的职业操守，练就承担重任的过硬本领，树立清正廉洁的作风形象，用铁的纪律打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突出抓好执纪办案业务能力建设，培养一批查办案件的行家里手。

2.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业务培训，提升其理论水平、业务知识、实践能力，加强对经济、金融、法律、管理等多方面的学习，储备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全面提升综合素质和业务水平，着力提高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一是开展纪检监察专业知识培训，依托中央纪委培训中心、中国监察学会金融分会等培训机构，为纪检监察干部创造更多的培训深造机会；二是结合企业特点，开展贴近工作实际的专业知识培训，增强纪检监察干部业务专业知识储备；三是强化以干代训，通过借调、参加公司查办信访案件、集中交流等形式，从实践中积累实战经验，增强工作能力；四是创新培训、学习方式方法，综合运用微博、微信、自媒体等互联网手段开展学习培训。

3.探索纪检监察部门与业务部门交流轮岗制度。重视岗位交流，强化协调能力，把纪检监察干部放到多种岗位和环境中去使用，通过全面锻炼，增强纪检监察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能力，从而不断提高监督执纪水平，充分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为企业生产经营服务，既立足于做好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通过实行纪检监察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交流轮岗，有利于督促纪检监察干部自觉努力学习业务知识、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工作能力；有利于加深纪检监察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的交流沟通，促进相互了解，转变工作作风，提高办事效率，促进勤政、廉政建设；也有利于促进同事间感情交融，业务沟通，打造一支凝聚团结、精诚干事的队伍。

 （三）惩治与预防并举，构建企业纪检监察工作长效机制    

建构企业纪检监察工作的长效机制，一定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延展自身的工作思路与领域，推进惩治和预防并举的进程，突出企业监察工作的重点。以证券公司为例，建立长效机制，一是要关口前移，加强防范。在企业领导人员廉洁自律方面，要继续贯彻落实有关企业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坚持教育先行，自律他律并重，激励约束结合，从自律、防范、监督等方面构建企业领导人员自我约束机制；在查办案件工作方面，要注意研究新形势下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规律和特点，坚持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不断探索办案的新思路，改进办案方法，加大办案力度，提高查办大案和复杂案件的能力。二是在规范和监督用权行为上深化治本措施。通过制定配套制度，规范和监督用权行为，实现按程序办事和靠制度管人。三是在完善监督体系中形成整体合力。要发挥纪检监察的组织优势，协调各种监督力量，构建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和全方位的监督体系，形成步调协同、手段互补和信息资源共享的整体合力，重视从巡视工作、干部考核、专项检查、内外部审计、监管部门反馈中发现问题线索，不断拓展发现问题渠道。在实际工作中，要与防范金融风险相结合，保持与合规风控工作的有机联系，将党纪党规与公司制度有效衔接，保证执纪问责无死角。

在具体工作中，应不定期地在企业办公网公布违规违纪处分（处理）情况，在企业年度工作会、党建和党风廉政工作会上增加和强调案例教育内容，及时将各级纪委查办案件情况进行通报，通过以案明纪、以案释纪，教育警示各级领导人员遵章守纪，增强廉洁从业意识，开展身边人、身边事为主体内容的案例教育，做到问责一个、教育一片，发挥“治病救人”作用，真正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和价值。当前结合证券行业的现实状况和巡视整改长效机制建设的要求，应继续紧盯以下六方面的工作重点，即党内政治生活不规范、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不落实、违规选人用人、虚挂营销人员违规拿业务提成、从业人员违规炒股、考核分配不透明问题，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经营管理氛围。

对金融监管工作的认识篇5

关键词：反洗钱监管；风险为本；风险控制措施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02－0108－04　中图分类号：F831.6　文献标识码：A

在FATF《40+9项建议》和沃尔夫斯堡集团自律性反洗钱原则积极倡导和影响下，各国反洗钱理念由以规则为基础的原则(Rule-Based Approach)向以风险为基础的原则(Risk-Based Approach)转变，“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已成为国际反洗钱监管方式的改革方向。在这种理念倡导下，2009年3月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建立和完善“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体系，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对金融行业实现广泛而有效的反洗钱监管的必然选择，有利于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反洗钱工作有效开展。

一、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及其必要性

英国是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倡导者，2004年，该国《反洗钱战略》，提出相称原则并作为风险为本方法的理论基础，即应根据洗钱风险大小采取不同措施，合理配置反洗钱资源，确保反洗钱制度的运行成本最小，效用最大。美国“金融犯罪执法网”(FinCEN)将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概括为相关主体应“将最多的反洗钱合规资源投入到洗钱风险大的业务领域”，即反洗钱规范范围内的义务主体应当科学准确地评估本行业、本单位、本部门面临的洗钱风险，有轻重、有主次地履行反洗钱合规职责，以有效监控和防范潜在的洗钱行为。国内很多观点认为，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是指在开展反洗钱监管时，应该对不同组织机构和业务类型所面临的洗钱风险进行科学评估，并在此基础上决定监管资源投入方向和比例，以确保有限的反洗钱监管资源优先投入到高风险机构和业务领域，更好地实现预防和打击洗钱活动的目的。

从国外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概述和监管经验，以及我国对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理解来看，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具有明显优势。

一是提高反洗钱监管针对性。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以下简称《反洗钱法》)实施后，反洗钱义务主体由银行业扩展至证券期货业和保险业，特别是特定非金融机构也即将加入反洗钱义务主体的行列，反洗钱监管领域迅速扩大，而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反洗钱资源都相对稀缺，客观上对反洗钱监管的手段和方法提出了挑战。作为监管部门，人民银行在省一级机构设立了反洗钱处，但地市一级大多未专门设立反洗钱科，反洗钱专职岗位人员较少，县级人民银行全部为兼职。以河南省某市为例，人民银行某市中心支行及下辖8个县(市)支行共有反洗钱专兼职人员11人，其中，市中支专职人员2人，县支行兼职9人。而其监管范围内的金融机构共847家，其中市级机构39家，支行级及以下机构808家，人均监管机构近80个，监管力量相对不足。作为义务主体，金融机构承担着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建立健全反洗钱内控制度、宣传培训以及系统内反洗钱工作监督指导等义务，工作量大，反洗钱人员不足。以河南省为例，省级金融机构没有专职反洗钱人员，地市一级金融机构没有成立专门反洗钱部门，且各机构挂靠部门不一，没有专门的力量来对反洗钱工作进行监督管理，因此从金融机构角度来看，反洗钱管理资源也非常缺乏。

反洗钱合规监管模式需要监管部门投入大量监管资源进行合规检查，以确保金融机构充分执行规则。在当前反洗钱监管资源不足的情况下，监管部门无法对所有监管对象实施全面、持续、有效监管。这就要求监管部门有重点、有针对性地选取高风险机构优先投入监管资源，优化监管效果。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通过风险评估，将监管资源集中于风险较高的金融机构，有利于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提高反洗钱监管针对性。

二是有利于提高反洗钱监管有效性。金融机构业务品种和交易客户多种多样，交易方式和渠道日新月异，对应的洗钱风险也各有不同，即使是同一类业务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洗钱风险也不尽相同。如果不加区别、不辨主次地一概平均用力，则无法区别不同行业、不同业务面临的洗钱风险，达不到预期监管效果。合规监管模式下，对金融机构实施全面合规检查，难以有效应对金融机构不同业务面临的洗钱风险。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通过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和持续跟踪监管，能够及时发现和判断金融机构风险状况，根据风险状况采取匹配监管措施，有效配置监管资源，提升监管效率。

三是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主动性。合规监管模式下，金融机构以避免违规和处罚为目的，反洗钱工作以现有规则为基础，不能积极有效应对所面临的洗钱风险。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控制、内部的监督和治理机制，能有效激发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主动性。同时，监管部门在应对复杂金融市场不同行业、不同业务的洗钱风险时更具弹性。建立和运用反洗钱自我评估制度，金融机构可以对制度有效性和风险控制的实际效果进行评估，从而主动采取措施，建立更具有针对性的内部措施和程序，有效防范洗钱风险；评估结果也为监管部门判断金融机构风险状况和应对能力提供了参考，避免监管部门直接根据市场均衡风险进行判断。

二、实施以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面临的现实问题

以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是中国反洗钱监管发展方向，但是我国反洗钱工作起步相对较晚，对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理念尚处于认识和待实践阶段，实施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的基础条件还不完善，在反洗钱工作中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势必影响以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难以达到预期的监管效果。

(一)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基础不牢

1、统一的风险评估体系和标准尚未建立。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中，风险评估是决定监管是否有效的关键环节，其准确性如何，主要取决于风险评估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和数据真实性，设计一套有效的金融机构风险评估体系和标准尤为重要。因反洗钱监管范围较大，涉及行业较广，业务品种繁多，客户类别多样化，识别和判断风险时需要收集和使用的信息非常广泛，其风险设定的因素、风险级别标准的确定、风险程度的划分以及评估体系的建立等工作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建立金融机构风险评估体系和标准的难度较大。

2、非现场监管信息尚未充分发挥作用。非现场监管信息是风险评估的基础工作，实施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需要非现场监管充分发挥作用，但从目前来看，非现场监管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大部分非现场监管数据真实性无法保证，基本依靠金融机构自主填报，监管部门无法在接收非现场监管数据时及时进行核对；二是非现场监管数据无法有效利

用。目前监管部门尚未建立有效的非现场监管分析指标体系，在缺乏分析工具的情况下，如何对金融机构上报的信息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考核，都无明确的参考标准，无法对报表数据信息进行深度分析和挖掘，再加上数据真实性无法保障，以此评价和判断金融机构洗钱风险状况缺乏基础。

(二)金融机构反洗钱义务落实不到位

1、客户身份识别手段有限，信息渠道不畅。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模式关键在于对风险的评估，而对客户风险的判断则依赖于所获取的客户身份信息。但目前状况下，客户身份信息的真实性核查有一定难度。一是客户身份证件信息核查缺乏相关系统支持。如，个人客户证件中，身份证可以通过公民身份联网核查系统核实，而其他有效证件如护照、军官证等无法通过有关系统核查其真实性；单位客户证件中，如工商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和机构代码证件，缺乏系统支持，无法通过相关系统查询证件真实性；二是除客户身份证件的真实性外，客户其他身份信息核查有难度，如：职业、地址、联系方式等，影响了金融机构判断客户身份以及风险状况。三是尽管公民身份联网核查系统有待完善，但目前也只有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使用该系统，保险、证券、期货业等金融机构仍无法实现联网，给客户身份识别工作带来不便。

2、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制度尚未全面建立，信息变更不及时。反洗钱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是客户身份识别制度的重要内容，《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金融机构应按照客户的特点或者账户的属性，并考虑地域、业务、行业、客户是否为外国政要等要素，划分风险等级，并在持续关注的基础上，适时调整风险等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的通知》对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工作进一步提出要求，金融机构应开展持续的客户尽职调查，有效预防洗钱风险。

目前，金融机构正在按照要求开展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工作，具体工作中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客户风险等级分类工作进展不一，金融机构尚未全面建立客户风险等级划分制度；二是由于没有统一的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指导意见，金融机构客户风险等级划分标准不一；三是客户风险等级变更不及时。例如，开户时客户风险为低风险，后续业务中如果信息(如职业、联系方式、地址、经营情况、交易情况等)发生变更，可能转化为高风险等级，如果客户不主动变更信息，金融机构无法及时获知并变更风险等级。

3、创新业务洗钱风险控制措施滞后，制度漏洞极易被洗钱分子利用。近年来，金融业务创新步伐加快，而相应的洗钱风险控制措施并未跟上，洗钱分子逐渐将洗钱活动的触角延伸到了新业务领域，近年来大量洗钱案件显示出这一趋势。以网上银行业务为例，该业务以其快捷性、便利性、隐蔽性、虚拟性等特点，逐步被客户接受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同时，网上银行交易的上述特点使其面临极大的洗钱风险。2009年1－3月份，威海“王××”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3起，涉案金额1.84亿元，受害群众上万人。案件中，资金划转以网上银行交易为主，其中一个账户共发生交易660笔，仅网上银行交易就619笔，占业务总笔数的94％。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网上银行业务被犯罪分子利用并作为主要渠道转移资金，其在为客户提供便捷金融服务的同时，也为洗钱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创新业务在业务流程和风险点上与传统业务不尽相同，了解你的客户、客户身份识别等反洗钱制度执行的有效性大大降低。仍以网上银行业务为例，网上银行与传统银行业务最大的区别就是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网络交易中，通过该账户进行交易的人可能不是最初开立账户的人，使得“了解你的客户”的义务履行存在难度，这就需要制定有针对性的客户身份识别措施；网上银行交易数据量大，仅凭人力甄别达不到预期效果，而目前金融机构还没有针对网上银行业务的特点，开发出跟踪监测并分析发现可疑交易的系统，网上银行可疑交易的发现和甄别困难大。由此可以看出，创新业务面临的洗钱风险较大，金融机构业务创新和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并不同步，创新业务风险控制措施远远滞后。

(三)反洗钱工作水平达不到风险为本监管要求

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要求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均发挥主动性，了解和认识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特点和要求，并积极推动和实施以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理念在我国提出时间不长，工作中还存在对该理念认知程度不高、反洗钱工作人员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为调查了解人民银行和金融机构对该理念的认知程度，我们选择某地市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和部分金融机构开展了问卷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220份。调查结果显示，基层人民银行有近70％的反洗钱工作人员不能准确判断风险监管理念的主要特点，甚至有近40％的金融机构参与调查人员认为实施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会给金融机构业务办理增加不必要的程序。这表明，不管是作为监管部门的人民银行，还是金融机构，对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认知程度都有待提高。

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对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水平都提出了挑战。对监管部门而言，需要在熟悉金融业务现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制度有效性予以监管和指导，根据金融机构之间的差异和面临的风险状况采取多样化监管，这对监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工作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金融机构而言，有效识别、及时判断、准确评估风险，需要更多的人员、技术、信息等方面的资源投入。目前，反洗钱工作人员整体工作水平与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要求距离还相当大。

三、关于实施以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对策建议

(一)稳步实施，有序推进

以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推动和实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改变反洗钱监管方式和工作方式。因此，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需要建立一套规范性要求，并逐步实施。以英国为例，该国在2004年《反洗钱战略》，提出了风险为本监管理念，在此基础上对反洗钱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后，2006年8月才宣布金融业具备实施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条件，《金融业反洗钱指引》，并在2007年对该指引进行修订。事实证明，英国稳步实施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方式有效帮助了金融机构运用反洗钱方法识别和管理风险，推动了该方式在英国反洗钱体系各个层面得到实施。

在目前我国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认知度不高、反洗钱工作水平达不到以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要求的情况下，监管部门应着手尽快制定和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以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要求，建立风险评估体系，改进监管方法和完善监管制度，实施分类监管。可以通过组织开展持续性、富有成效的反洗钱培训，特别是对风险为本监管理念、监管方式和方法的培训，提高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对以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理念的认知程度，提高反洗钱人员业务素

质和工作水平，减少贯彻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障碍，倡导金融机构采取以风险为本的管理方法，鼓励金融机构将内部控制制度与洗钱风险防范措施有机结合，以推进反洗钱工作有效开展。

(二)制定制度，明确要求

首先，应明确相关法规和监管要求，针对金融机构提出宏观层面的制度性要求；其次，对金融业务进行分类，制定反洗钱业务指引。对每类业务整体情况、面临的洗钱风险点进行描述，并根据风险情况提出可疑交易监测、客户身份识别、交易记录保存、培训等方面的针对性措施，为风险为本的反洗钱工作开展提供参照。监管部门可以根据指引掌握和了解金融机构业务面临的洗钱风险点，根据指引判断金融机构风险控制制度是否有效。金融机构也可以根据指引和监管要求，结合行业和业务特点，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制度，并根据具体业务的变化而更新，从而有效履行反洗钱义务，防范洗钱风险。

(三)建立标准，强化监管

在评估对象上，监管部门应设计和运用适用于银行、证券期货和保险业等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标准，以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措施的完善程度和执行情况作为基本标准分配监管资源，并将风险评估标准和现场检查有效结合。例如，当大额或可疑交易漏报或错报时，应将重点放在分析漏报或错报所反映的金融机构内控措施有效性缺陷方面，从制度有效性方面考虑对金融机构处罚，并要求金融机构完善相关内部控制措施。在评估内容上，应采取业务风险与控制措施评估相结合的方式。以网上银行业务为例，首先应评估该项业务面临的洗钱风险点和风险度，其次应评估金融机构对该项业务洗钱风险控制措施有效性，根据风险度和措施有效性再进行综合评估，进而提高评估的科学性。同时，应进一步完善非现场监管报表的项目设置、数据采集方式，确保提交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为风险评估提供真实科学的依据；尽快建立非现场监管指标分析体系，强化金融机构非现场监管信息分析，提高风险评估分析水平，及时防范和化解洗钱风险；要灵活运用非现场监管措施，加强非现场监管的实施效果，切实发挥非现场监管的作用。

(四)加强合作，发挥合力

反洗钱工作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才能充分发挥优势，因此应切实建立反洗钱联席会议成员，尤其是与工商、公安、税务、质检等部门的协调机制，畅通联系渠道，实现跨行业跨部门反洗钱信息共享和监管优势互补，从而最大限度发挥监管效能。比如，搭建网络平台，共享公安、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税务等部门信息，开通查询渠道，供金融机构全面查询核对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等法人和个人客户身份信息的真实性。

对金融监管工作的认识篇6

一、人民银行监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的产品、服务、资本等通过国际化大生产、国际贸易、国际投资跨国界流动，各种资源的利用也超越了国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世界市场形成一个整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和交往更加紧密。资本的国际流动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最活跃因素，而资本流动是通过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实现的，因此，也加速了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我国经济、金融呈现出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已成为参与经济、金融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充分认识经济、金融全球化的影响，强化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以应对挑战，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金融全球化加快了金融风险的传播，加大了监管的难度，给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加大了国家宏观调控的难度，将促使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更多地考虑国际市场因素。跨国银行的进入，国内银行业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强大压力。外资银行将与中资银行抢夺市场，争揽客户，一批优质客户可能被流失，业务市场份额将出现重新划分；金融人才的流失也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国际金融业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将融入金融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仅要防范内部风险，还要防范外部带来的风险。同时，对我国的监管制度、监管方式、监管理念、监管体制带来严重的冲击，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如何确保我金融体系不受国际金融风险的冲击，金融监管工作必须适应入世后金融全球化的要求，提高参与金融全球化并获益的能力，已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国内外银行业的发展变化、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对银行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综观国内外银行业发展的趋势，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应对日趋激烈的竞争，迎接金融全球化的挑战，国际银行业如此，国内银行业更应增强紧迫感。面对银行业的发展变化，金融监管工作不能″削足适履″，而脚长大了，就应把鞋做得大一点。

（三）从金融监管的主体看，国内外金融监管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对银行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随着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金融市场新的发展趋势，各国的金融监管方式、监管手段、监管内容、监管模式、监管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二、对人民银行监管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新任务

2002年2月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指明了监管工作努力的方向。对金融监管的目标概括为依法维护金融市场公开、公平、有序竞争，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提出，加强监管是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充实监管力量，转变监管理念，切实把工作重心从审批事务转移到对金融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上来。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把监管作为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是从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应对金融全球化、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需要，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需要。在国际金融体系经历了几次大的风波之后，加强金融监管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全局的关键。监管是金融工作重中之重的命题是在金融监管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新时期对人民银行监管工作的新要求。

（一）按照国际统一的监管规则，调整和改进人民银行监管工作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在推动金融监管的国际化方面了各类指导监管实践的文件，引导各国采用统一的监管理念和监管标准，运用先进的监管经验，国际组织出台的这些文件为各国监管当局广泛认可并接受，就成为金融监管的国际惯例。如，《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附录、《全球金融服务协议》、《巴塞尔协议》等。这些文件涉及金融监管的方方面面，对各国金融监管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新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把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市场约束三大要素结合起来，体现了以指标为核心的数量型监管模式向以风险管理为核心的质量监管模式的转变。

为提高人民银行监管工作水平，必须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向国际监管标准靠拢。对照国际监管规则和惯例，我们在监管上的主要不足与差距表现在：金融监管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有的没有实施细则，缺乏操作性；国内银行资本金严重不足，没有达到国际监管标准；监管范围和内容还比较窄，风险监管不全面，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全面风险监管还不到位；监管方式单一、落后，不能适应有效监管的需要；监管指标体系还不完善，预防性、超前性不够；监管人员的素质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按照国际金融监管规则进行有效监管，对我们开展金融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完善银行监管法规体系，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做到依法监管、依法行政，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加强金融法规建设。首先，要加快完善与世贸组织规则和银行监管国际惯例相符合的法规。去年以来，国务院、人总行先后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等金融法规，这些金融法规充分体现了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外资金融机构平等竞争的基本原则。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等还要进一步修订。在法治社会，就要按照法律规定进行监管，对金融机构的任何处理、处罚，都要有确切的法律依据、政策依据、制度依据。在监管工作中，要客观、公正、公开、公平地处理监管中遇到的问题，要做到依法监管，依法维护金融秩序。

（三）建立现代银行制度，从体制、机制上建立起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制度

国际金融监管理念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金融监管当局不再包揽一切，而是让银行自身、市场承担一部分监管职能。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央银行作为国家金融行政管理机关，肩负着为金融企业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先进的银行机制、先进的经营理念，也就是″铺路架桥、设置路标″等特殊任务，从体制上、机制上改革国有银行制度，也是我国银行监管的百年大计。

一是要大力支持国有银行改革，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是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的重要内容。可以说，现在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体制、制度、经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发展要求。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一样存在着产权不清、所有者缺位问题。在对基层商业银行调查时，甚至许多职工不知道本行最大十家贷款户是谁，职工也就谈不上关心银行的信贷资产质量。因此，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重点。

二是指导、督促金融机构，健全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过去，我们在监管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效果并不理想。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外部监管不能代替商业银行的内部有效控制，因此，监管的重点应是完善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

法人治理结构是管理和控制公司的系统，也就是有关公司董事会的功能、结构以及股东权利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它所要解决的是所有者、管理者、监督者和经营者等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受益、决策、监督、激励和风险分配问题。可以说，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是国内银行业针对历史积弊和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来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则是长期以来经营管理实践经验的总结。如果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将会损坏银行的竞争力，增大银行风险。目前，我国银行业内部治理结构还有很大的差距，有的流于形式、有的董事会没有发挥作用。当前，作为监管的重点，迫切需要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一个负责任的董事会，董事会的构成要独立于管理层、以发挥监督制衡作用。同时，要提高外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重。

三是继续加强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建设，从源头上遏制风险。内控制度是防范风险的基础性制度，是金融机构稳健经营的前提。去年，人民银行天津分行在辖区开展了内控制度执行情况大检查，依然发现内控方面存在大量的问题，说明内控制度建设是项长期的任务，必须持之以恒，完善内控机制，提高银行业本身对各种风险的抵御能力。同时，要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高国内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

（四）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为目标，建立资本金补充机制，调整、优化资产结构

加强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是一项重要任务。从今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传来信息，就新资本协议的有关问题已达成一致，决定于2003年第4季度确定新资本协议，各成员国将于2006年开始实施，并完全取代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新资本协议仍维持了巴塞尔协议原有的资本水准不变，也就是资本占风险总资产的比重仍然保持在8％。新资本协议将更加全面评估银行风险，包括评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提出了比1988年资本协议更为复杂、更加具有风险敏感性的框架和管理规则，强调了“三个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评估过程和市场约束规则）在现代监管体制中的作用，对银行监管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面对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金融风险复杂多变的形势，我们必须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实施严格的监管。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从分子对策看，一是提高金融企业盈利能力，通过留存利润进行资本积累，这是增加核心资本的主要方式；二是财政注资，在国家财政困难较大的情况下，继续实行财政注资困难较大。三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经过股份化后，通过发行上市股票，可以募集资本金。四是提高附属资本的途径，主要是改革呆账准备金、发行长期金融债券、部分债权转换为股权等。从分母对策看，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不突破资本要求的底线，就是将高风险资产向低风险资产转移，降低高风险资产在资产总额中的比重。因此，我们要督促金融机构继续加大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使不良贷款每年要下降2－3个百分点，到2005年，四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降到15％左右。

（五）改进金融监管方式，推行全面风险管理，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当前，人民银行监管工作在做好合规性监管的基础上，重点应加强对金融企业法人的风险监管，在不断完善对传统业务监管的同时，逐步加强对创新业务的监管。在商业银行经营活动中，各种风险是相互联系、共同作用的。长期以来，对风险的认识和监管有个过程。过去，我们侧重对信用风险的监管，后来逐步发展到对市场风险的监管。随着形势的变化，《新资本协议》力求能反映潜在的风险，转变为实行全面的风险管理，包括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和利率风险等，反映了对金融风险演变规律的认识。

全面风险监管是由事后检查向事前监测，事后发现向事前预警，事后纠正向事前防范转变，具有更强的风险监测、识别和化解能力，因此，是更有效的银行监管。在风险性监管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对国际上一些比较成熟的风险监管办法，我们都要积极研究和借鉴。过去，在银行监管工作中考虑信用风险多些，基本上没有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波动将会更多；在操作风险方面，近年来也比较突出，如违规和账外经营，乱用会计科目等。因此，我们要学会识别、控制、化解各类风险的本领。

（六）提高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透明度，加强市场约束和社会监督

市场约束是保障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手段。现在越来越重视市场参与者对金融机构的监督，这是因为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时时盯着银行的一举一动，其效果要比监管者的作用有效得多，与中央银行监管相比具有更强的主动性。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是银行经营的透明度，也就是建立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制度。这项工作我国刚刚开始，与国际惯例比，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何看待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信息披露？长期以来我们是家丑不可外扬，现在要向社会公布了，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我与商业银行的同志交换看法，普遍反映是压力很大，要比人民银行通报几次作用大。为什么？公众是最好的监督者，如果不良资产压不下来，客户就有个比较选择银行的问题。当前，我们要认真执行《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规范信息披露的原则、标准、内容和方式，创新披露的手段，逐步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的要求。同时，应重视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

（七）完善金融监管手段，提高监管效率

一是金融监管责任制的落实。按照法人集中监管的原则，把金融监管责任制层层落实到人。二是按照国际惯例，逐步建立和完善会计制度、外部审计和信用评价制度，建立对各类金融企业的监管指标体系、风险监测考评体系和金融系统风险预警指标体系。三是继续完善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制度。四是加快金融电子化步伐，在监管工作中广泛运用计算机，进一步搞好“一网两系统”建设。

对金融监管工作的认识篇7

关键词：监管改革；国际金融；后危机时代

JEL分类号：F33 中图分类号：F8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2）07-0058-06

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监管改革的推进一直是国际组织和各国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各方的努力探索下，宏观审慎工具和政策框架得以确立，各种监管设想正在逐步转为事实。全球各国加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要求以及BaselⅢ的推进，充分体现了宏观审慎原则在监管实践中的运用；除此之外，债务风险监管、信用评级机构以及影子银行的监管是近期颇受关注的几个方面，而这些问题也基本涵盖了对主要的非银行机构的监管。

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展的回顾与评价

（一）国际组织确立宏观审慎管理工具与政策框架

在2011年以前，FSB、IMF和BIS对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较为零散和片面。其中IMF以双边和多边监督机制为中心，更加注重对各国系统性风险评估工具和模型的指导，以及宏观经济政策与审慎监管的关联性；而BIS在其以前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加侧重于宏观审慎概念的讨论以及各国央行对宏观审慎的实践：FSB侧重于包括宏观审慎监管在内的各项金融监管的规则制定。

2011年2月和10月，FSB、IMF和BIS将其近年来有关的调查和研究成果汇合在一起，联合向G20提交了关于《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与框架的进度报告》。较之这两份报告，2月份的前期报告对宏观审慎的含义及其两个维度给予了诠释，并对系统性风险的测量以及宏观审慎工具的使用进行了罗列。相对于前期的报告，2011年10月报告的内容和体系都更为严谨、完整，它明确了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要素应当包括政策实施的目标、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监控、宏观审慎的政策工具组合、制度安排和政策的配合以及国际政策的协调与统一等五个方面。

该报告在各国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情况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根据全球各国应对系统性风险的现实特征，以更加广阔的宏观审慎视角衡量风险，施以监管的政策框架，是国际金融监管政策落实的最新体现。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定义方面，报告在征求各种不同的表述与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宏观审慎政策的特征，给出了常用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表1），并对宏观审慎政策的制定设计给予一般性描述。正是基于国际组织不懈努力，人们对宏观审慎的概念、工具及其政策框架等一系列要素的认识，从“雾里看花”的模糊和片面转向了完整和清晰，从单纯的理论探讨向有效的实际的政策操作转变。

但是，这仅仅是宏观审慎认识的一个开端。综合监管界和研究界对当前宏观审慎理论和实践进展的争议，关于宏观审慎监管实务的推进，主要面临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第一，监管套利的可能性。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虽然严密，但趋于复杂。在监管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部门实施差异性的监管要求，难免增加监管套利的空间。例如，2009年末，全球金融系统委员会（CGFS）对33家央行调查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对于宏观审慎监管工具的运用少于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只有建立一系列的最低国际标准，国际金融秩序才能成功建立。如果缺乏这一标准，各国会计政策、信息透明度、监管杠杆等各种监管指标的差异以及宏观审慎监管工具体系的不明确都可能引起监管套利（河合正泓，2010）。

第二，监管成本和难度的提高。从国际组织认同的工具和政策框架来看，宏观审慎包含着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和宏观经济之间、监管政策与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作用机制；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测量以及动态监管工具的实施极具挑战；规则行事和相机原则的主次问题及其配合需要监管部门良好的判断力，提高资本金要求以及监管技术提高无疑增加了金融机构以及监管部门的相关成本。如何减小宏观审慎的代价，最大程度地发挥其作用，如何实现加强监管与促进宏观经济增长的平衡，是各国监管当局最为关注的问题。

第三，协调机制的落实。从各国实践来看，这一机制往往涉及央行、财政当局以及金融监管者等多家机构。宏观审慎政策的执行依赖于系统稳定管理者的协调机制。这一机制包括系统稳定监管主体间的职责协调、有关政策的交替使用的协调机制以及各种政策目标的冲突协调等。这些协调机制在各国并没有得以完全落实。即便国际组织此次出台的政策框架，也仅仅是罗列了其中的监管主体以及强调协调机制安排的重要性，但难以给出具体的具有执行力的实施细则。

第四，宏观审慎理论的完善。当前，需要对宏观审慎理论加以完善是各国监管当局和研究界的共识。此次出台的政策框架，承认对于宏观审慎概念仍然存在诸多争议，例如，在宏观审慎政策的工具方面，报告没有明确的宏观审慎工具体系，仅仅给出了宽泛的界定和各国的实践情况。这是因为迄今为止，对于何为最优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及如何校准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和理论体系；除此之外，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效果的衡量也缺乏统一认识。

（二）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的进展

相对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及其监管问题，如何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管更是各国面临的新挑战。危机后各国以及国际组织把对加强系统性风险的监控与监管的切入点放在了如何加强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问题上。目前，国际组织在此方面的进展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建立了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体系和评估标准；第二，加强监管和额外吸收能力的要求；第三，提出G-SIFI的监管与处置框架：第四，国际组织关注提高相应资本金要求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欧洲，自欧元实行统一货币以来，欧盟的金融及其监管一体化进程随之逐步加深。因此，欧盟大型金融机构跨境监管合作是先于其他地区的。危机以来，欧盟继续强调通过跨境合作来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机构的监管。

相对而言，美国在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与监管方面，实施了更为全面的改革。例如，对于资产超过500亿美元的金融机构，不论是银行还是非银行金融机构，均必须向金融稳定委员会提交有关财务情况、风险管理、交易与业务可能对金融稳定的影响等方面的报告。2011年7月18日，美国了《认定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市场主体》的金融规则，给予了认定系统重要性的标准，这些标准针对保险公司、共同基金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在危机处置方面，《多德一弗兰克法案》赋予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破产清算的权力，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定期提交“生前遗嘱”（LivingWills）；要求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发行应急资本和自救债券（Bail-in Debts）等。

从国际组织及各国关于系统性重要性机构的监管改革来看，关于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评估标准、识别体系、额外的监管要求、危机处置框架等各方面内容均得以充实或完善。尤其在国际组织层面，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框架已经初步形成。

从监管实践来看。指标体系的建立应当具有可操作性、适时性和有效性。对于国际组织识别体系的完善，从表象来看，目标从对覆盖全部系统重要性机构的识别转为先以识别全球性系统重要性机构为主，识别指标经历了从简单到繁复到简单的过程，从内在变动机理来看，它体现了以上的实践原则。识别指标体系符合以下几个标准：第一，具有可操作性，即监管当局能够较为容易地获得有关数据，并简单、快捷并动态地完成识别程序；第二，能够反映当前对系统性风险监控的要求，覆盖监管机构对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共同特征的认识；第三，识别方法应起到激励金融机构退出SIH行列，减少道德风险的作用，而非争先恐后地涌入名单行列（德意志银行，2011；徐超，2011）。但是，该类指标方法无法区别机构系统性风险贡献度和系统性事件贡献度之间的差异（德意志银行，2011）。

对于全球系统重要性机构监管关注的另一个重点是，提高监管要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国际组织认为从提高监管标准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无大碍，但是由于在测算过程中使用的是G-SIB在本国贷款份额作为换算系数，而事实上G-SiB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因素非常复杂，往往并非仅仅局限于信贷规模：由于经济金融结构的差异，银行对其本国宏观经济体系的影响作用是不同的，国家之间还存在对外的溢出效应。因此。正如BCBS所言，不同的假设前提可能会得到不同的计量结果。

（三）巴塞尔银行监管新规的推行

2010年12月公布了《巴塞尔协议Ⅲ》，这是对银行资本与流动性要求的全面修正。按照巴塞尔Ⅲ的要求，银行的核心一级资本（Common Equity）充足率要达到4.5%，一级资本（Tier 1）充足率达到6%，在此基础上还要增加2，5%的资本留存附加（Conservation Buffer），以及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附加（Counterevelieal Buffer）。较之BaselⅡ，BaselⅢ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银行风险监管给予了补充和加强。第一，提高了最低资本要求并对资本定义进行了修改，扩大资本覆盖风险的范围（表2）；第二，加强银行流动性监管，建立全球一致的流动性监管指标；第三，引入逆周期资本缓冲以及资本留存等宏观审慎性质的监管指标；第四，引入杠杆率指标要求等。BCBS要求新规则从2013年起开始多项监管指标的并行安排，过渡期将于2018年底结束，2019年开始全面实行BasellII的各项监管要求。

对于巴塞尔III的实施，更多观点担忧当期经济的恢复。作为经济复苏的关键性支撑，过于密集的监管不利于经济复苏或金融稳定，遏制系统性金融风险不足以恢复增长，这是因为如果银行通过收缩来提高资本金比率，其信贷供应也将萎缩。对此，2010年2月，FSB和BCBS共同成立了宏观经济评估小组（MAG），与IMF共同合作评估BaselIII加强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尽管业界质疑过严的监管要求会损伤经济复苏，BCBS对于以BaselIII为核心的银行监管改革颇为坚定，BCBS将研究关于加强银行流动性要求的规则的制定与推广工作。

就各国而言，美国实施巴塞尔III的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危机后BCBS对于交易账户资产的风险认定方面的改革与美国《多德一弗兰克法案》对信用评级的禁令产生了矛盾。为了配合巴塞尔银行监管新规的实施，2011年12月，美国监管当局提议按照OECD的分类标准设立银行的资本等级，但这项监管替代选择被认为是有悖于法案的初衷。目前美国尚未完全解决这一问题；二是BaselIII允许欧洲银行将表内抵押担保债券视为安全资本，这一做法也引起了美国银行业者的不满，认为以美国政府持有或支持的抵押品为基础的抵押品支持债券也应该得到同样的待遇；三是Basel除了提高资本要求以外，还针对全球大型金融机构提出了更加严格的额外资本要求。对于长期处于放松管制下的美国银行业而言，无疑是难以忍受的。对于《多德一弗兰克法案》与BaselIII的冲突，美国表示坚决执行BCBS自2009年以来的监管规则，并将提议BCBS加以修改。

欧洲的主要问题在于欧洲银行在债务危机之下是否能够实现达标。根据IMF评估，减记债务将导致欧洲银行业资产负债表出现2000亿欧元的资金缺口，因此，尽管欧洲官方表示和业界对资本缺口的估算有所差异，但其表达的主题是一致的：实施BaselIII，欧洲银行面临严峻的资本要求。对此，欧盟要求银行首先依靠内部资源整合，或者是进行市场融资，最后则由本国政府注资或者诉诸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此外，欧洲自2011年12月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欧洲量化宽松政策的主要目的是稳定金融市场，防止银行体系无序“去杠杆化”而导致的流动性不足。

（四）对债务风险的监控

2011年，先进经济体的债务形势严峻。在债务危机发展过程中，IMF自2009年10月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就强调关注“风险从私人部门向公共资产负债表转移”的事实。

2011年9月，IMF了最新的《全球财政监测报告》，对全球各国面临的财政风险形势给予概括。IMF对各国降低财政风险的政策建议是，欧元区应当继续实行财政整顿；对于美国和日本，IMF认为需要尽快制定详细和积极的财政计划来减少赤字和债务；FSB则认为。当前债务风险和金融体系风险相互交织，有关政府应当立即采取行动改善收支状况。

从监管角度来看，债务风险暴露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国际监管与危机管理合作的持续性。危机之后，各国通过G20机制，达成了众多危机管理的国际合作意向，国际组织也有意提高国际监管的执行力，共同应对具有全球范围的系统性风险。然而，实质性的监管与处置措施是与独立财政机制相联系的，对此，国际组织发挥不了实质性的作用；尽管欧美等国家处于紧密的经济金融联系之中，但在本国出现系统性危机之前，也决不会对他国施以援手。有鉴于此，如果与本国利益发生冲突，国际监管合作则可能无法继续。

第二，财政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问题研究尚显不足。货币当局与财政当局在维护金融稳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观点已经成为业界的共识。但是，相对于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的广泛关注，财政政策与金融稳定关系问题研究尚显不足。例如，如何建立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协调机制：国债利率作为金融市场基准利率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对处于关键货币地位的国家财政约束的国际监督机制等问题有待深入探讨。

第三，全球经济失衡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由于全球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欧盟内部的经济失衡，危机之前，欧美大多数国家已经出现了财政增长的不可持续。在全球经济失衡形势下，无论宏观经济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如何配合与协调，无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构建得如何完美，金融不稳定的经济根源将无法得以消除。因此，建立各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是构建经济与金融稳定、宏观政策相互配合协调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基础。

（五）制定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规则

自2011年以来，影子银行体系问题已从学术探讨发展为监管实践的探讨。目前，国际组织以及各国开始着手相关监管规则的制定。2011年4月FSB发表了《影子银行：需要关注的有关问题》（Shadow Banking：Scoping the Issues），主要探讨了影子银行的界定以及初步的监管设想。对于什么是影子银行，FSB并没有直接给出明确的定义，而是提出两步法的监管识别方法：第一，需要广泛关注所有的非银行信用中介：第二，在此基础上，集中关注提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的业务活动。在初步锁定影子银行体系的基础上，2011年11月，FSB了《加强对影子银行监管的建议》。在这一报告中，FSB较为系统地对影子银行监测方法、监管措施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该报告作为G20戛纳峰会的提案，得到了成员国的关注并在峰会的公报中有所体现。

G20和FSB针对影子银行监管建议的提出，应当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考虑：

第一，在加强针对性的微观审慎监管的同时，学术界对“影子银行”的涵义和功能展开了探讨。随着对影子银行了解的深入，监管当局认识到资产证券化、对冲基金乃至银行的表外业务等机构和业务都具有一定的共性，可以将其纳入一体化的监管框架，实施更加系统化、整体化和标准化的监管操作。

第二，BasellII的推出以及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的公布之后，众多评论认为不应将监管的矛头仅指向银行机构。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曾表示，尽管有许多问题是来自影子银行体系，但我们目前的多数应对措施都是针对银行机构。

第三，明确对金融创新和影子银行监管的态度和立场。无论影子银行体系或是金融创新行为在危机中应当承担怎样重大的责任，金融自由化及其带来的便利和收益是无法估量，也是不应完全制止的。监管机构应当通过适度的监管，实现市场风险与收益的平衡。正如特纳所言：“建立跟踪事态发展信息的程序，我们才不会在未来5年或10年里看到新的影子银行体系带着新的风险出现。”

当前，对影子银行监管力度的认识并没有一致的意见。尽管各国政府表示要加强监管，例如，欧洲央行行长特里谢表示，金融领域的改革还在推进，必须加强对“影子银行”领域的监管。有分析人士认为，监管机构是想要将“影子银行”作为更大范围内金融规则改革的下一个目标。不过也有专家认为“对于整个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目前美国通过的法案、欧洲的法案都给了极大的宽容，没有从正面批评，确定了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是市场发展的结果，只是对它的一些监管提出了一些条件”。基于上述的各种判断，我们认为当前国际对于影子银行体系的认识和监管均处于探索阶段，是监管方式由机构监管向更加有效的功能监管过渡的一种表现，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监管能力，消除监管缝隙。监管当局对于“影子银行”的监管态度也基本属于中立的，各国是否会对影子银行采取从严的监管政策还有待进一步确认，而从严也并不意味着惩罚。

（六）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自危机以来，信用评级没有起到良好的预警作用，反而加剧市场的波动。为此，三大国际信用评级机构饱受诟病，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开始重新审视信用评级机构的作用。危机后，G20对于信用评级的主要监管范围包括信用评级公司的注册、业务开展以及信息披露等各个方面。自危机爆发以来，G20首尔峰会将促进信息披露以及减少金融机构和投资者对信用评级的过度依赖作为监管的主要内容，而欧美等国也纷纷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于上述监管改革，政府和市场投资者多持支持态度。鉴于债券利率在金融市场中起着基准作用，信用评级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垄断性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实质上充当了准公共产品的角色。但是，发行人付酬的商业运营模式却使信用评级机构偏离了公正、透明的发展轨道，反而成为金融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对信用评级机构评级客观性的批评，恰恰反映出欧洲及亚洲国家对三大评级机构垄断市场的不满，例如，欧盟和中国信用评级公司均表示要建立自己的评级体系。但失去信用公司评级是否能够让市场变得更好？失去外部评级，如何创造一种可行的替代方法来判断信贷风险？对原有信用评级基准的丧失也意味着交易成本和监管成本的上升，同时也加剧了市场的无序性。尽管从长期而言，付出代价是值得的，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政府、监管机构或投资者愿意付出这样的成本。

二、国际金融监管政策展望

根据IMF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全球经济复苏形势严峻，金融状况恶化，增长前景黯淡，下行风险加剧。在经济增长无力的背景下，欧美国家银行业反对提高监管要求的呼声仍将持续。政府换届选举的序幕已经拉开，监管改革将在政治主体与监管利益主体的博弈中艰难前行。2012年无论是否出现新政当选，欧美国家对危机的反思不会改变，监管改革的论调不会逆转，发生变化的只是对改革的步伐和手段、经济复苏以及债务危机的缓释等诸多变量之间的权衡关系的认识。鉴于当前经济金融形势的复杂性，各国当局及国际组织在推进监管改革的过程中将会更加谨慎。具体而言，未来国际金融监管政策取向可以归纳为：

第一，密切监控金融风险，防止系统性危机的再度发生。

自2008年以来，先进经济体的金融风险从私人部门扩散至公共部门，进而形成二者相互交织的局面。欧洲央行将公共财政、金融部门和经济增长脆弱性之间的传染和交叉影响看作是影响欧元区的首要风险；国际组织始终没有放松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警惕，对经济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的不完善和整体金融脆弱性表示担忧。欧元区债务危机升级的影响还将“外溢”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对此，IMF建议所有主要经济体关注一系列连锁挑战，并采取措施应对风险。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的政策框架，继续各项监管要求国际标准的制定。

自G20华盛顿峰会提出“确保所有的金融市场、产品和参与者都受到适当的管制和监督”，G20一直强调推进全球金融监管改革。2012年，以FSB、BCBS以及IMF为主导的国际组织将继续推进宏观审慎原则下的监管改革。对此，欧美监管当局也表示，要消除各国之间的监管套利的可能性，特别在资本金、流动性以及衍生品和危机处置方面。

第三，提高国际组织统一执行力，督促国际标准在各国的实施。

对系统性风险的关注提升了国际监管组织协调合作的全球性地位。根据戛纳‘峰会的共同宣言，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将会获得法人资格和更大的财政自，通过提高它的执行能力，来协调和监督金融监管议程，2012年1月，FSB已经启动获取法人资格的相关程序，强化治理框架的行动正在展开。对此。欧美国家均表示支持与合作。美国表示，由于无法预测金融系统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具体威胁。故而只有“增加吸收冲击的能力和保护措施提高金融体系的弹性”，并“不断确保监管框架与不断变化的全球金融体系相适应”。

对金融监管工作的认识篇8

论文摘要：中国证券监管在思想认识上模糊不清的问题有六个方面：证券监管理念、证券监管与经济发展、与证券市场发展、与金融创新、与市场规律、法规制度规范与政策干预。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澄清误解，是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提高证券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

各国证券市场在运行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具有共同性，如财务欺诈、虚假信息，美国有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中国有银广夏和蓝田公司；但是不同国家的证券市场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是表现为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新兴的证券市场之间所处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是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证券市场与体制转轨国家证券市场之间运行机制的根本不同。

对于证券市场监管，确立一定的监管体制，通过立法、信息公开来实施监管，这在各国都是一样，但监管效果却各不相同，特别是在中国，以政策干预来进行证券监管，表现出头痛医头、方法单一、法规不健全、措施相互矛盾等方面的问题。这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对证券市场监管，对证券监管与经济发展、证券市场发展、金融创新、市场规律等方面的关系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只有解决好认识上的这些问题，才能完善中国的证券市场监管，提高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

一、证券市场监管理念

监管理念反映了监管者对证券市场基本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决定着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采取的监管体制。证券监管是因为证券市场在运行中出现了问题，市场机制被扭曲，市场功能不能发挥，即出现了市场失灵。概括地说，市场失灵有三种情况：自然垄断的存在、外部效应(指未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及收益)和信息不对称。监管是政府提供的为满足公众要求、矫正市场失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能提高潜在的公共福利。关于监管，有三种理论：一是社会利益论；二是俘获论；三是经济监管论。三种理论都是从监管产生的原因、监管带来的社会效益方面来论述监管问题的，三种理论表现出了理论研究上的递进关系。

证券市场是一个最容易产生市场失灵的市场，也是一个最需要监管的市场。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把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划分为宏观层次的目标和微观层次的目标，在宏观层面上，以维护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为目标；在微观层面上，是为了解决市场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证券监管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是证券市场是否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如果有，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为证券监管的目标还算是有的放矢，虽然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途径或方式还值得研究；如果没有或者作用很小，那就是缘木求鱼了。而且，即使是证券市场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我们也不能因此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证券市场的功能与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虽然相互联系，但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二是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作为证券监管的目标，该如何操作?证券市场监管如何实现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国实行的是政府监管体制，中国证监会是一个政府部门，为促进经济增长，证券监管就会以政府的经济目标为中心。由于政府的经济目标、经济政策具有短期性、变动性，而证券市场监管，是要对证券市场机构、证券市场行为实施常规的、持续的监管，把证券市场监管作为实现政府经济目标的手段，不利于证券市场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且，政府把证券监管作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政府又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参与证券市场的活动，违背了监管的根本原则。

监管就是监管，因为市场失灵而产生，以解决市场失灵为目的。这样来认识证券监管问题，既简单明确又易于实施执行。证券监管不是为了解决上涨还是下跌的问题，不是为了解决市场波动问题，不是为了保证投资者赚钱，也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为了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证券市场的有序运行，为市场规律发挥作用提供保障。国际证券监管机构提出，股票市场监管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二是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三是减少系统性风险。这与中国提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一致的。

二、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

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一般而言，股市干预政策分两类，一类是维护市场稳定发展的政策，一类是调节股市为实现一定经济目标服务的政策。中国管理者对股市的监管就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当经济需要时，股市的功能被夸大了，变得无所不能，如筹资、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扭亏、发挥财富效应等等；当股市过热时，又采取政策来直接调控，大肆宣传泡沫经济的危害，强调股市的稳定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对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或者说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都是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重要课题。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在金融抑制状态下，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限制了金融的发展；金融抑制状态也不能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两者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走金融深化的道路。新金融发展理论是随着最近20年来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迅速发展产生的。它重视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金融市场具有改善资金融通中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从而便利企业融资，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发挥功能的途径包括：流动性创造、风险分散、信息搜寻、加强企业控制和改善企业融资结构。

但是，实证分析对这些理论命题的支持并不明显，或者说结果是相互矛盾、互不统一的。levine和zervos(1998)运用跨国回归分析的方法对49个国家1976---1993年的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发现股票市场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股票市场规模、波动性、国际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对私人储蓄率也没有影响。但是，harris(1997)发现，虽然在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活动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总体而言，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没有解释力。arestis等(2oo1)采用国别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别分析了美、英、德、法、日五个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后期的股票市场、银行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如果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相对于银行是比较小的。他们认为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跨国回归分析中被夸大了。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时间还短，规模还小，把股票市场的运行状态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不高。下面的资料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社会经济统计公报》、《中国证券大全》2000第一卷

可见，中国股票价格的上涨和下跌、股市融资额的增加或减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什么影响，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弱相关或不相关的。这对于我们制定适当的股市监管政策有重要意义。在政策制定上，我们应以保证市场机制的发挥、以股票市场自身的稳定发展为取向。

三、证券市场监管与证券市场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运行中有一个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当管理层强调监管时股票价格就下跌，当管理层强调发展时股票价格就上涨，监管与发展成了一对矛盾。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规范能维护秩序，监管有利于发展，但是，这是长期的。从短期来看，监管有利空的影响，这为广大投资者所认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对证券市场监管与发展关系的误解，这种观点的存在有其经济的、制度的根源。

中国设立证券市场是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为出发点的，但是，如果股票市场的规模太小，它的作用就有限甚至发挥不出来。因此要发展股票市场，就要有更多的入、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股票市场来，能够有更多的公司上市。中国股票市场的现状是：从投资者构成来讲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从市场机制来讲只有做多机制，股票市场要以赚钱效应来吸引投资者。在单边市场机制条件下，股票市场要发挥功能只能靠股票价格上涨来实现。因此，在中国要发展股票市场。股票价格就单边上涨，此时，发展是第一位的，对市场违规行为、资金融通、资金流动的监管放松了。当股票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出现市场过热、泡沫经济的时候，当违法违规现象严重的时候，发展就退居其次，监管才变得重要起来，查处市场违规行为，提倡理性投资，挤出泡沫，股价也就下跌。所以，监管与发展在我国股市运行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如上所述是市场交易制度的缺陷；二是中国证券监管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证券监管的基础建设滞后，常规的持续性的监管不到位。具体表现为：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整，存在着有法不依(缺乏法制观念)、有法难依(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无法无依(法律空白)的问题；证券监管体制不完善，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监管机构之间，及如何充分利用社会监管方面存在着职责不明确、配合不协调的问题；在实践中，把证券监管狭义地理解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常规性的持续的监管被忽视。

相应地，要解决证券市场发展与监管相矛盾的问题，也应从两方面着手：(1)健全证券市场交易制度，在现有的现货交易的基础上，允许信用交易和期货交易，并进一步开发期权交易。对信用交易和期货交易要有正确的认识，既要看到它增加市场风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市场制衡作用，它所具有的套期保值、防范风险的一面。(2)要把监管当作一项常备不懈的工作来执行，实施连贯一致的证券监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得证券市场监管与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四、证券市场监管与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保持金融市场活力、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1986年，英国颁布《1986年金融服务法》，被称为“金融大爆炸”；1996年，日本推行现代金融改革，被称为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1999年，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其主旨都是放松金融管制，允许混业经营，以便加强金融业的竞争与发展。

中国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金融制度的创新，要通过加快发展来实现金融工具的创新。中国金融业也必将朝着混业经营模式、多样化的金融市场形式、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多种类的交易制度、各种类型的融资投资主体、复杂的市场机制的方向发展。

这一切都对金融监管、证券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管既要到位，又不能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发展。关键在于我们的监管机构要明确自己的职责，明确哪些是应该管也可以管好的，哪些是不应该管也管不好的。

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体系完整、职责明确的证券监管体制，顺应市场规律来发展证券市场，管理者不是以利益主体而是以裁判员身份来实施监管，这是我们的监管工作能够做也可以做好的；监管者规划证券市场发展的一切方面，证券市场的发展由行政政策来安排，把证券市场作为实现政府经济目标的工具，这是我们的证券监管不该做也做不好的，这样做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对此我们要有明确的认识。

五、证券市场监管与市场规律

证券市场监管的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在这一点上各国一样。但是，在市场失灵的内容上各国却有很大的差异。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市场失灵，表现为某一时期或者某一方面市场机制出现障碍，市场规律的作用不能发挥；中国则不同，证券市场表现为全方位的市场失灵，或者说是过于强大的行政力量限制了市场规律的作用。

中国股票市场的设立、发展，与发达国家不同，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在政策的支持下设立，在政策的规定下运行，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发展。政府把股票市场的设立与发展，作为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途径，希望通过股票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为中国微观经济体制改革，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市场条件，并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政府对证券市场的一切方面做出设计和规划，市场机制没有用武之地。

因此，强调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发达国家和中国有不同的涵义，发达国家是要强化政府监管的作用，而中国则是要弱化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事实上，中国证券市场规律的作用已经不可忽视，虽然政策能短期地改变市场的运行，但是市场运行不可能长期背离市场规律。

中国证券监管要做的是，纠正市场运行中的偏差，为市场机制提供保障，而不是代替市场机制；要根据市场规律来发展证券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安排来发展证券市场；要鼓励竞争，强化信息披露，以完善市场机制。

六、法规制度规范与政策调控

是通过法规制度来进行证券市场监管，还是通过政策措施来进行证券市场监管，这是市场经济国家与体制转轨国家之间在证券市场监管方式方法上根本不同的地方。

现代证券市场监管起源于30年代的大危机，监管是从立法开始的。针对股市崩溃，美国制定了《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随后，又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证券市场的法规，并多次对相关法规进行了修订；1999年美国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2001年，华尔街惊爆财务欺诈丑闻，安然公司、世通公司相继因财务造假而破产，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局，美国迎来了新的证券管理制度改革浪潮，颁布了《萨班斯一奥克利法案》。在美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规范是一个覆盖广泛、巨细无遗的完整体系。证券业是美国最严厉的立法领域。

在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则是通过行政政策来进行的。作为体制转轨的国家，虽然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有关证券监管的立法还不健全，我们对健全完善法规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认识不够，我们仍然习惯于通过行政政策来代替市场机制，来安排、规划整个证券市场活动。正如国外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所说：在计划经济国家，管理者总是相信行政的力量无所不能。行政政策干预使得证券市场监管对行政政策更为依赖，事实上也成为了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因素。

对金融监管工作的认识篇9

党委书记易会满带领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总行党委中心组视频学习片《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传达学习了的重要讲话精神。党委委员李云泽、谭炯分别围绕学习主题，结合分管工作进行了重点发言，认为本次党委中心组学习对于全行优化发展理念、完善发展模式、提高防范风险能力、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具有重大意义。特别是当前处于经济转型换挡期，全行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在拓展市场、业务创新的同时，绷紧金融安全这根弦，加快完善业务风险管理体系化与制度化建设，坚持业务发展与风控能力相匹配，坚守风险防控底线。党委委员张红力、王林等也交流了学习体会。

易会满在总结时指出，的重要讲话，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把金融安全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做好金融工作作了系统全面阐述，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和指导性，是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金融领域的具体体现，为做好当前金融工作，维护金融安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行要认真学习的讲话精神，进一步提高对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重要性的认识，把维护金融安全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深化对金融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当前金融形势的准确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易会满要求，全行要深刻领会总书记关于金融安全是“改”出来的、不是“守”出来的这一新论断，必须把风险防控建立在改革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深化改革、进一步调整结构、进一步完善制度。要准确判断和精准识别金融风险，认真分析工商银行的风险状况，为国家金融安全站好岗。要将深化防范金融风险与支持实体经济紧密结合起来，妥善处理好防风险与保稳定的关系，做到讲政治、讲大局、服从调度，联系工作自身实际，主动抓好贯彻落实工作。

易会满强调指出，2017年是党的召开之年，也是监管部门“强监管”年，全行必须进一步提高认识，做好金融风险防范，确保实现管控目标，为胜利召开营造良好氛围。他就下一步具体工作提出六点要求。一是进一步统一全行认识，加强系统学习，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要把相关讲话作为全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重点学习内容，要尽快通过中心组学习、党校培训、支部学习等方式，推动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员工深刻领会讲话的重要意义和深刻内涵，树立正确的发展观、风险观和业绩观。二是对照重点风险领域，结合监管部门系列专项行动，切实抓好全行正在开展的综合整治活动，统筹整合监督检查和风险识别环节，强化整改问责和后续治理，边检查、边治理，清雷排险，将相关工作做深做实，突出重点，抓好排查，务求实效。三是结合今年全行经营发展各项重点工作，做到防范金融风险与服务实体经济两不误、两促进。要在全年经营发展目标平稳实现的前提下，分门别类地做好风险点处置。继续落实好服务实体经济与供给侧机构改革的任务，坚持服务重心下沉，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不断健全制度、改进流程、优化系统、完善机制。四是结合班子建设、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培训等工作，着力提升金融工作的专业能力和战略能力，深化对形势任务的理解和认识。各级党委班子要真正做到“双肩挑”，一手抓业务发展，一手抓队伍建设，大力推进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作风建设。要强化对各级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的金融安全教育，加强对当前金融乱象的剖析，进一步深化干部员工对形势的认识，提高队伍的风险防控能力。五是将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要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把握实质，坚持守土有责，坚持主动作为，确保全行业务稳步有序、协调统一、规范发展。六是进一步明确主体责任。按照“谁投资、谁管理”的原则落实好管理责任，加强督查问责。要完善制度管理，建立跨部门制度验收机制，做好整章建制与规范化发展，强化制度执行和监督督促。

（附：中国工商银行党委成员发言摘要）

中国工商银行党委成员发言摘要

张红力（党委委员、副行长）：牢牢把握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这次学习主要有三点体会。第一，非常振奋。中央强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金融从经济范畴上升到政治范畴，金融作为经济工具也上升到治国理政的重器，从“术”上升到“道”，作为金融从业者感到非常振奋，工行每位员工的工作也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第二，责任很大。提出的防控“十大”、为实体经济服务等一系列的部署对全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所分管领域来看，一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委关于大同业战略的各项部署，做好同业风险把控，为维护国家金融安全与政治安全做好服务。二要关注“走出去”业务，科学评估国别风险。三要强化资金托管，对资管业务应实行全托管，这样资金才能看住。第三，充满信心。提出六条具体任务，其中最核心的一条是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在这方面一定要落实好中央的指示要求，积极防范金融风险，牢牢把握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王 林（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

维护金融安全，要坚持底线思维和问题导向。要针对问题，发挥好党内监督和业务监督合力，围绕新要求，着重抓好三项工作：一是组织带领各级纪委切实履行好监督责任。以作风建设为重点，灵活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盯住人，看住事，管住权，推动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与工作环境。二是深入推进综合整治工作。认真督促各部门、各机构，特别是一道防线，按照总行部署，逐一落实治理责任，深入排点领域存在的安全[患，对发现的问题隐患，组织业务条线和相关机构认真结合新一轮“十大”专项治理要求进行双线整改，不断改进流程及制度。三是加快健全境外风险管控机制。做好监管规则对标，跟踪评估监管制度落实与监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加大对重点机构和高风险业务的管控指导力度，增强合规和反洗钱风险治理的针对性。

李云泽（党委委员、副行长）：防范金融风险 守住老百姓钱袋子

对于私人银行业务而言，防范金融风险就是守住老百姓的钱袋子。私人银行是以财富管理、资产配置为核心的新业务，复杂的投资管理横跨银行、证券、信托、基金等多个领域，对外部风险、交叉性金融风险更为敏感，最先感知金融市场的变化，可以说是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安全的“风向标”。维护私人银行业务金融安全有四个方面：第一，要坚持深化改革，提升业务发展的活力与质效。在私人银行业务战略规划发展上，要坚持讲政治，将服务大局与商业化、市场化相结合，以全行改革发展战略为指导，设计好私人银行业务发展的蓝图。第二，要深入落实监管要求，率先垂范，补齐短板。私人银行业务是统筹监管的重点，要做好专业顶层设计，统筹风险管理架构、投资管理策略、三道防线流程设计等，以实践推动私人银行创新领域的监管新标准、新规范的诞生。第三，要加大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回归金融的“初心”和本源。在经济转型中，创新发展是私人银行业务未来的重要突破方向。创新发展与私人银行客户关联的投融资业务可以更多地聚焦新行业、新领域，把握经济转型发展的新投资机会。第四，要坚守风险底线，不发生重大风险事件。关注私人银行业务发展各类风险的管理，结合银监会近期的多项工作要求认真做好各类专项治理工作，切实把风险防控的责任落到实处。

对金融监管工作的认识篇10

基于金融监管部门是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这一国情，回顾我国金融监管的改革与发展历程，必须着眼于行政改革的大背景。

1．全球行政改革潮流对中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影响。1978年后，中国金融业进入了现展轨道。但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在1978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并未呈现出“去监管化”的特征，相反，金融监管体系得到了强化。这是因为，中国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认识和接受有一个时间过程，滞后于同一时期的欧美国家行政改革。从理论界的反应来看，直到本世纪初期，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国家遭到普遍质疑和批评时，国内仍有很多学者将其视为一种全新的管理模式，倡导仿照欧美国家的做法，打造中国式的“企业家政府”。尽管没有系统性移植这一行政模式，但事实上，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市场化”的理念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我国的行政管理实践之中，成为政府改革的主流方向之一，如公共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和公共交通等领域。当这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遭遇挫折时，支持者们则坚持认为这并非“市场化”的失败，而恰恰说明了市场化改革的不彻底。作为政府的有机组成部分，金融监管部门也逐步接受了市场化的理念，分业监管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

2．引导型政府模式下的金融监管改革。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政府选择了引导型政府模式，有学者认为，“引导型政府”模式是服务型政府的实践形态之一。但因为缺乏理论自觉，引导型政府模式一直处于“不自觉前行”的状态，不过，它所投射出的“影像”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中已经清晰可见。在引导型政府模式之下，中国政府为金融业的发展实施了诸多制度移植及制度创新，仅用了20－30年左右的时间，就建立起了多元化的金融市场，金融监管也逐步成熟，形成了以政府主导为主要特点的金融监管体系。按照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历史演进过程，我国的金融监管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市场混业经营模式下的集中监管阶段（1978－1992年）、市场分业经营模式下的分业监管阶段（1993－2003年）和市场综合经营萌芽下的分业监管阶段（2003年以来）。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业发展进程，不难发现金融监管烙上的政府行为印记。中央政府作为金融产业的最高监管者，对金融监管的体制、模式、机构、规则进行总体规划，有意识推动金融产品的创新运用，对金融市场利益进行分配，不断调整金融体系建设及风险防范方面的发展思路与战略布局。

3．服务型政府视野下的金融监管改革路径选择。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批判集中反映了人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新认识，尤其是对市场力量过度参与公共治理的反思。对此，“新公共服务”改革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引入公众的力量，使公共行政回归关注公共利益的原有轨道。在金融监管领域，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世界各主要国家对自身的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再平衡。可以看出，金融监管变革的总体方向和行政改革的趋势是一致的，未来改革也必然受到行政改革的影响。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行政改革面临的形势和要解决的问题更为繁冗复杂，这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既有经验和模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未来改革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表明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仍然是市场发展的不完善和不成熟。但全球化使各主要国家面临着一些同样的社会治理问题，中外行政改革在特定的时点上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主张，这也标志着中国的行政改革逐步走向了理论自觉。因此，我们必须站在更前瞻的立场上，关注当前各主要国家“强化对市场监管和约束”的主流趋势，推动金融监管改革步伐，既要健全完善市场，也要未雨绸缪，为政策执行预留足够的弹性空间，加强政策微调，防止因为监管乏力而诱发金融危机。

二、对未来金融监管改革趋势的展望

1．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治理将得以强化。出于对效率和权威的追求，人类社会在进入后工业阶段之前，社会治理始终保持着中心－边缘的结构形态，体现在政府、市场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上，20世纪以来的历次行政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倚重其中一种力量而展开的。一方面是政府和市场独治的失败，另一方面人们又不断在政府和市场之间进行着新一轮的选择，但管制型政府的治理模式终将被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所淘汰。后工业化社会对原有社会形态的解构和重构，消解了中心－边缘社会形态的存在基础，社会治理呈现多中心，政府、市场与公众在越来越多的“场”内产生交集，唯有合作和沟通才能实现三者之间的力量平衡。因此，在后工业化社会，服务型政府成为公共行政的唯一选择，金融监管改革也必须在政府、市场与公众间作出平衡。

2．公众在金融管理事务中的地位将得到提升。把公众的力量提升到与政府、市场同等重要的位置，是后工业化社会公共行政的必然要求，有助于平衡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实现新的社会治理结构的平衡。在金融监管领域，英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泰勒提出了著名的“双峰”理论，认为金融监管并存着两个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与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或市场崩溃；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金融危机过后，各主要国家普遍意识到金融消费者保护缺失是造成金融危机的重要成因，不同程度加强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力度。美国在美联储之下创设了相对独立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集中行使原本分散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权，以克服金融监管机构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的角色冲突、消除监管套利；英国和澳大利亚早在危机前就已经成立了保护金融消费者的专门机构；我国也分别成立了隶属于不同监管部门的保护机构，初步形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体系。随着消费者权利意识的觉醒，未来，金融消费者将会越来越积极主动参与到此项工作之中，这要求金融监管部门要在建立利益协调、对话协商机制等方面发挥好组织引导作用。

3．中央银行的职能地位将更加突出。新公共服务改革通过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扬弃，阐明了管理和服务的辩证统一关系。金融危机之后，各主要国家分别强化了中央银行对金融监管地位，人民银行也适时提出“金融管理与服务并重”的主张。事实上，即使是在去监管化浪潮席卷全球的时期，中央银行也没有完全剥离金融监管职责，这是由中央银行在国家金融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无论中央银行是否被确定为金融监管当局，都必须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中发挥主导作用、将金融体系发展和风险的监测分析纳入货币政策框架、建立比传统意义上“最后贷款人”更为广泛的危机管理框架等。

4．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职责将更加明确。只有在地方的层面上公共事务治理才更加真实，更加贴近公众需要，金融监管工作也不例外。地方政府是金融监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民间资本不断涌向金融领域，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责任必将得到进一步明确。未来，地方政府应当着重在整合监管资源、提高专业化监管水平、加强与中央监管机构的分工配合、建立和完善风险监控指标体系等方面加大力量投入。

5．金融监管的领域将进一步拓宽。公共部门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服务），由于公众需求的变化，公共产品（服务）的种类和范围在总体上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金融市场的逐利性和金融系统自身的结构特征，决定了金融系统的创新特征，新的经营理念、新的营销手段和利润产出模式层出不穷，同时金融体系的内生风险及其传导又极易造成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给金融监管工作带来了挑战和压力。金融监管工作必须能够适应金融创新的节奏，不断增强对新事物、新领域的掌控和管理能力。

三、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体系的政策建议

中国的金融监管改革也必须循着社会发展的轨道，从发达国家的行政改革和金融监管变革中汲取有益经验，并呈现出与国情相适应的自身特点。

1．兼顾好市场繁荣和金融稳定的双重目标。金融监管改革要适应国情需要，兼顾好促进市场繁荣发展和稳定市场秩序的双重目标。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鼓励和支持金融创新，推动金融机构改革。要转变监管方式，打破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垄断，进一步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将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切实将职能转向金融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要引导市场进一步走上法治的轨道，精简和优化行政审批，为市场发展营造公平、高效的政策环境，调动市场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2．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2013年8月20日，国务院在《关于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中，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管理局参加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要充分利用好这一制度平台，促进金融监管政策的趋同或相互融合，重点加强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交叉性金融产品和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加强联合行动，强化信息共享，防止监管真空和过度监管，形成监管合力。在建立中央层面的部际协调监管体系基础上，进一步界定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督促地方政府履行好对金融机构出资人职责，防止其过度追求经济发展目标对金融机构自主经营的行政干预，提升监管机构对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防控和化解能力。

3．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职能。金融危机表明，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审慎监管相结合是维护金融稳定的有效方式。中央银行承担着维护金融稳定的重要职责，必须对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大环境负责，除了通过执行货币政策、向金融系统提供流动性等传统途径来发挥稳定市场的作用外，还应该在金融机构信息搜集、信息披露、与专业监管部门合作参与制定规则、必要时采取联合行动等方面拥有特定权力，监管的范围应该包括一切可能对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本文来自于《现代经济探讨》杂志。现代经济探讨杂志简介详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