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监管的建议十篇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1

>> 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对我国监管实践的挑战与建议 金融监管体制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现行金融体制下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关系研究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所面临的挑战和创新 完善我国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体制的建议 武汉科技金融创新的挑战、机遇与对策建议 金融保险外包的市场开发与政策建议 “热钱”挑战金融监管体制 科技金融创新在中国的发展及政策建议 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建议 分业混业无碍金融监管 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现状及改革建议 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与对策建议 金融监管体制创新研究与探讨 银行监管功能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及相关政策建议 非金融支付机构异地经营的监管盲点及政策建议 医药分业改革的经济分析及管制政策建议 论金融创新及金融监管的关系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必然性及创新策略初探 当前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分析与政策建议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2009年10月15日登陆。

② 《避免香港雷曼迷你事件被政治化》，2009年7月6日（凤凰网专稿），http：///program/cjzqf/200907/0706_1698_1236046_4.shtml。2009年9月6日登陆。

③ 《产品巨亏，外资银行理财产品遭遇信任危机？》，（《南方日报》2008年11月10日），http：///money/banks/hydt/20081110/205919.shtml。王维杰，孙承天：《客户累陷巨额亏损，外资银行的理财陷井有多深》，（《卓越理财》2009年7月9日），http：///topic/waiziyinhang/bank/yhpl/20090709/911138.shtml。2009年9月6日登陆。

④2009年7月6日银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投资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09〕65号）第4条。

⑤ 《看好经济复苏，结构性理财产品逐步升温》（《金融时报》2009年9月14日），http：///news-center/newslist.asp？id=134796。2009年10月12日登陆。

⑥NASD Notice to Members 05-59， NASD Provides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ale of Structured Products.

⑦ 同上注。

⑧Securities Exchange Act Rel. No. 42746，（May 2， 2000）， 65 FR 30171 n.7 （May 10， 2000）.

⑨ 结构性证券（structured securities）与结构性产品（structured products）在美国证券法上是两个等同的概念，因为按照美国1933年证券法对证券的定义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几乎所有的投资产品。

⑩Securities Exchange Act Rel. No. 51094（Jan. 28， 2005）， 70 FR 6489 （Feb. 7， 2005）.

！香港证监会：《有关对《公司条例》的招股章程制度的可行性改革咨询文件的咨询总结》2006年9月，载香港金融管理局：《香港金管局就分销雷曼集团公司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事宜提交的报告》注释4。

@ISDA，LIBA，SIFMA，ICMA and ESF，Structured Products： Principles for Managing the Distributor-Individual Investors Relationship （July 9， 2008）.

#功能性监管是以产品和业务性质为基础确定监管管辖权。如果把结构性产品以其外在形式定性为债券，则属于证券产品，适用有关债券发行与交易法律，归证券监管部门监管。如果以其结构内衍生产品来定性，则可能定性为衍生品，而衍生品又分为柜台衍生工具和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衍生工具，因衍生品交易场所不同，兼管管辖也有所不同。不仅如此，衍生工具基础资产性质不同，其管辖机构和适用的法律也不同。如美国，柜台交易以证券以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就归美国证监会管，而如果是以期货为基础资产的衍生品，并在交易所交易的则归期货交易委员会关。在我国，目前实行以机构为基础的分业监管体制，如果是银行销售衍生品交易就归银行监督管理机构监管，如果是证券企业销售衍生品，则归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监管。

$香港证监会《雷曼迷你债券危机引起的事项向财政司司长呈交的报告》（2008年12月）。

%Netherlands Authority for the Financial Markets，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structured products（May 2007）.

^NASD Notice to Members 05-59， NASD Provides Guidance Concerning the Sale of Structured Products.

&Structured Products Association ，“Fixed Income Issues and Answers，” SIFMA 2007 Page 4.

*Bethel， Jennifer E. and Ferrell， Allen， Policy Issue Raised by Structured Products， BROOKINGS-NOMURA PAPERS ON FINANCIAL SERVICES， Yasuki Fuchita， Robert E. Litan， ed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7； Harvard Law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Paper No. 560. Available at SSRN： http：///abstract=941720。2010年2月10日登录.

（同上注。 “Fixed Income Issues and Answers，” SIFMA 2007 Page 11 （Source： Greenwich Associates）.

）香港证监会《雷曼迷你债券危机引起的事项向财政司司长呈交的报告》（2008年12月）。

_同上注。

+《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分销与雷曼集团公司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事宜提交的报告》（2008）。

1 《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分销与雷曼集团公司相关的结构性产品的事宜提交的报告》（2008）。

2同上注。

3主要由发达国家银行行长、金融机构专家和学者组成的一个在国际金融监管上影响较大的非营利的民间机构。

4G30， the Structure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 Approach and Challenge in a Global Marketplace， http：///pubs/GRP30_FRS_ExecSumm.pdf. 2010年4月20日访问。

5同上注。

6IFF Research and YouGov，UCITS Disclosure Testing Research Report（for European Commission）（July 8，2009）.

http：//ec.europa.eu/internal_market/investment/docs/other_docs/research_report_en.pdf. 2010年1月25日最后登录。

7 The Treasury：“Financi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 Products：Promoting competit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Corporate Law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Proposal for Reform：Paper No. 6.

8The Treasury：“Financial Markets and Investment Products：Promoting competition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Corporate Law Economic Reform Program Proposal for Reform：Paper No. 6.

9行政法规主要是指国务院颁布的《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自律规范包括中金所按证监会制定的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股指期货投资者适当性制度操作指引》等。

0《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8条。

-按照《证券法》125条规定，证券公司可从事银行同样可从事证券业务包括，证券承销、经纪业务两种。按照国务院《证券公司监督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证券公司还可以从事证券销售业务。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14条、16条。

Q《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第4条。

W《券公司客户资产管理业务试行办法》，45条没有明确提出适合性概念，但实际上要求进行适合性评估。

E《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8条、37条。

R《证券投资基金销售适用性指导意见》地3条、第4条。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2

关键词：监管协调；宏观审慎；综合监管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33-0150-02

收稿日期：2013-06-19

作者简介：张锋（1984-），男，甘肃秦安人，助理经济师，硕士研究生，从事区域金融研究。

一、加强中国金融监管协调的必要性及改革现状

自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宏观审慎已成为指导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原则之一，构建宏观审慎层面金融监管体制，特别是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成为主要发达经济体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共识和重点。宏观审慎理念强调金融监管协调应从金融体系整体出发，注重监管机构与中央银行等宏观经济政策制定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目前学界对此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缺乏对宏观审慎层面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改革内容的系统研究。构建适宜于中国的金融监管协调体制，既是适应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的制度保障。因此，深入探讨国内外金融监管协调机制特点，科学把握宏观审慎层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当前金融监管协调制度改革研究亟待加强的重点领域。

随着近年来中国金融混业经营态势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危机凸显出维护金融体系整体稳定的重要性，包括信托、理财、互联网金融等在内的新金融模式也迅速发展，大大模糊了各金融子行业间的界限。国内机构综合经营、交叉经营风险积累，导致了“钱荒”、债市黑天鹅、影子银行、银保销售乱象等，对当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造成了一定冲击，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要求，并进一步加大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复杂性。

为切实发挥中央银行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金融创新、法律法规等之间的关系，2013年8月20日，国务院决定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必要时将邀请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这次联席会议制度是继2000年和2003年之后的三度重启，是中国金融监管体系改革的一个重要举措，为今后一系列金融改革和“大监管”模式作了铺垫，但仅仅只是金融监管协调长效化机制建设的过渡性安排。

联席会议旨在构建金融稳定机制，着眼于协调金融机构风险与金融系统风险之间的关系，与之前相比，更着重落实执行决策，更着重协调综合经营、跨市场的金融创新等。联席会议制度有助于监管者视野拓展至整个金融体系，建立健全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防止监管真空、监管重复等因素造成的跨机构、跨市场金融风险积累，一定程度上将改变金融监管协调效率低、法律约束力不强的被动局面。然而，目前的金融监管协调制度还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如联席会议的非常设机构特性无法保证协同机制高效运转、金融监管立法框架缺位背景下联合行动缺乏法律强制力、分业监管格局难以适应国内外金融机构及市场发展需要等，因此，坚持遵循宏观审慎理念，充分认清分工协作、权责清晰、综合监管、系统防范的重要性，进一步改革中国金融监管协调制度势在必行。

二、中国金融监管协调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1.联席会议作为非常设机构其协调难度不减。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增强了各监管部门对重大综合监管事项的协商解决力度，对监管信息的沟通共享提供了便利渠道，但作为非常设机构，对监管各方没有直接的管辖权，不具有强制力和决策性质的制度安排，且其成员均为各监管部门负责人，同是部级单位，平起平坐，操作层面的协调难度仍然不小。目前，各金融监管部门往往会从各自立场出发制定有关监管规则并推动其执行，而对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全局的利益考虑不甚全面。人民银行总行对该机制未来能否顺利运行也留有余地，并要求各地分支机构暂不成立与联席会议制度对应的地方办公部门，视今后一个时期联席成员机构执行力度和配合落实情况而定。因此，该机制的监管协调效果和配合情况有待进一步检验。

2.缺失金融监管立法影响到决策执行力。一般认为，金融监管协调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立法基础，即由法律直接规定的框架和安排或由法律做出原则性要求；第二个层次是机构之间签署谅解备忘录，对法律中难以细化的事宜作出明确规定；第三层次是在操作层面上作出的一系列临时性安排。目前，中国既没有由法律直接规定的协调框架和安排，也没有由法律做出的原则性要求。事实上，第一层次的缺失往往导致谅解备忘录和操作安排流于形式，难以起到实质性作用。早在2000年经国务院批准，人民银行就与证监会、保监会筹建了“监管联席会议”制度，2003 年银监会成立后，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联合召开两次监管联席会议，确立了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制度，自 2004 年后，“三会”共同参与的部级联席会议未能继续召开，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名存实亡。造成上述现象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民银行及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冲突，这其中既包括争夺主导权的积极冲突，也包括不愿承担具体监管责任的消极冲突。因此，落实监管联席会议制度须首先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3.金融创新和跨行业渗透考验分业监管效率。在目前严格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体制下，若一家金融机构同时从事银行业务和保险、证券业务，某项业务发生风险，确定由哪家监管机构牵头、由哪家监管机构最后决定等方面存在一定现实困难。而且随着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发展，金融控股公司将成为国内金融组织的主要形式，金融控股公司及其所开展的金融业务很难进行有效监管。另外，因为涉及多个行业的监管机构，各监管机构的监管目的、方法和重点各不相同，借助金融监管体系之间存在的差异，金融控股公司就可能规避监管，实现监管套利。此次联席会议通过季度例会或临时会议等方式开展工作，但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重大事项仍按程序报国务院。联席会议虽填补了机制空白，但多头监管与交叉监管导致监管冲突和监管效率低下，金融创新和行业渗透倒逼分业监管格局，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三、对中国下一步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设的政策建议

1.探索构建更高层次的监管协调机制。此次重启突出了央行的牵头地位，是协调“大监管”发展的需求，推动各监管机构的协调向更全面、有效与合理的方向发展。为了有效协调各监管部门的关系，建议在联席会议基础上，建立更高级别的常设金融监管协调机构，以国务院下属常设机构方式设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该组织框架保留下设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金监委的会长由主管金融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兼任，副会长来自三个专业委员会。委员会并不参与日常监管工作，只是定期或不定期就金融监管中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和作出决定，协调各监管部门的关系和跨部门监管事宜。

2.逐步出台金融监管协调方面的法律规章。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是金融监管协调实现目标和价值的有力保障。金融危机后美国、英国、欧盟等金融市场发达的经济体都加强了对金融监管法制的改革，如英国银行法、金融服务法改革，美国多德—弗兰克法案改革等。中国应加快金融监管协调立法，加强与立法部门的沟通，提高立法层次，拓宽立法的适应范围，增强立法的执行力，减少行政文件形式的法律法规规范，防止各自为政、规范冲突的现象继续蔓延，确保监管协调的权威性和法律约束力。鉴于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中的核心作用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特殊地位，建议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尽早成立由人民银行及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参加的立法起草小组，组成专门班子，抓紧起草制定“金融监管协调条例”，明确人民银行在协调机制中的牵头组织职能，进一步完善人民银行和其他监管机构之间的会晤机制。完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特别是在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方面，要制订《金融控股公司监督管理法》，明确规定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机构必须明确分工，通力合作，并确定监管牵头人。通过金融监管领域一系列专门法律法规的建立和铺垫，最终酝酿出台专门的《金融监管法》，使金融监管协调工作真正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3.加快金融监管协调配套制度建设。在金融创新成为业界常态、综合经营试点不断扩大的情况下，金融跨行业渗透形成混业经营的现象，倒逼分业监管模式朝功能监管、综合监管的方向改革。在既有监管框架下，应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协调监管冲突，建立完善由人民银行牵头、各金融监管部门等参与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配套体系，进一步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信息共享制度、联合检查制度以及建立紧急磋商制度，切实增强协调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同时，进一步明确细化会议的运作程序规则，保障会议有效进行，在一定程度弥补实体规则缺失所导致的冲突，保障监管合作的顺利进行。从长远看，中国应当借鉴欧美发达国家金融监管改革经验，走金融统一监管或综合监管之路，变分业监管为统一监管，逐步建立统一监管、分工协作、伞形管理的金融监管体系。

参考文献：

[1] 李连友.中外金融监管协同机制比较研究[J].求索，2010，（3）.

[2] 孙工声.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J].中国金融，2009，（6）.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3

2010年,注定将在中国金融改革的历史上留下印记。

一位接近决策层的消息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将在年内召开。虽然具体时间尚未最后敲定,但预测是下半年。

作为每5年一次的金融业改革盛会,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风向标,金融业未来5年的发展规划将在本次会上勾画出清晰的路线图。

与往次会议不同,本次会议在国际金融危机喘息甫定之际提前召开。其涉及的15项重大议题的广泛调研,亦创下历次之最。

1997年、2002年和2007年,曾三度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曾三度召开,对构建国内现代金融体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三大会议由此成为中国金融改革的标志性时点。

为筹谋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2010年初,包括中央财办、中编办、国研室、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在内的20个部委已经形成“总动员”,并各自领衔了由国务院直接部署的15个重大金融课题。迄今,这些课题已进入密集调研阶段。

这些课题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金融综合经营和“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等15个方面。

20部委紧急调研

15个高度凝练的重大金融课题,触及了当前金融领域改革的诸多敏感地带。

这些课题涵盖了监管体系、公司治理、政策性银行改革、金融国资管理、人员管理等领域,实为历次金融改革的再深化。

具体来说,15大调研课题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干部队伍建设、完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加强对金融机构综合经营和“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明确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和约束机制、加强金融机构班子和高管人员管理、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改进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加快债券市场改革发展、加快农村金融发展、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规范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探索地方金融管理模式等。

这些课题直接服务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战略决策,虽可能与金融工作会议的最终内容有所出入,但课题报告的决策建议与改革方向的最终定夺高度相关。

据本刊记者了解,在2007年会议召开前,金融监管决策部门也曾分别牵头对多项课题展开了调研,这些课题的内容包括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农村金融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资本市场发展、金融业对外开放、国有银行改革、保险业发展、公司治理结构等。

其中,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农村金融改革、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国有金融资产管理体制这几个课题,至今改革未果,成为改革的硬骨头,也成为本次继续深化改革的关键点。

迄今,15个课题研究小组已相应成立,并由相应部委领衔主导。人民银行、银监会、财政部要参加所有课题小组;证监会和保监会除推进政策性金融改革不参加外,另外14个课题均参与;外汇局参与8个课题小组;发改委参与6个。中司作为汇金公司母体,成为三大国有银行的大股东,亦参与了“加强金融机构公司治理”、“明确商业银行资本金补充和约束机制”、“推动政策性金融改革”、“改进国有金融资产管理”等4个课题。

针对15个课题的密集调研和研讨已经展开。“最近加班成了家常便饭,会议非常多。我们都快成了研究机构。”发改委一位副司长告诉本刊记者。

会议提前召开,让各个课题小组的时间甚为紧迫。银监会的一位官员指出,虽然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还未最后确定,但各大课题的调研报告要赶在年中完成。而由于所有报告都要跨多部门协调完成,更增加了操作和协调难度。

要完成每个课题报告,一条基本的程序是:各个课题小组除了开工作会之外,还要去外地调研,随后由牵头的部委完成课题报告的初稿,然后针对初稿征求各个部委意见,协调各方声音达成一致观点后形成报告并完成会签。

“如果年中就要出成果,其实现在时间很紧张了。”人民银行相关人士说。

前三次金融会议的“暗示”

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中国金融系统最高级别的会议,成为观察中国金融业改革的风向标。

1997年11月,亚洲金融危机阴霾未散,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为防止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生,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势在必行。由此,国务院首次召开了由各省省委书记、省长和各部部长参加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会议提出用3年左右的时间化解中国的金融风险。

这次会议,首先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央决定撤销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改为按区域设立9个“大区行”。同时,对银行、信托、证券、保险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证监会和保监会随之成立。

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措施: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成立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专责处理从四大国有银行剥离出来的不良资产;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和广国投;对信托业进行了第五次清理整顿。

经过这次金融改革,中国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随着我国2002年成功加入WTO并作出开放金融服务业的承诺,如何保持开放竞争格局下中资行的竞争力,成为推动改革的外部倒逼力。其时,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呆坏账积重难返,在理论上已经处于破产境地。

为挽救国内金融命脉,2002年2月,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该此会议决定,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创造条件上市。并将农信社改革提上重要日程。

本次会议后,中国银监会应运而生,至此,“一行三会”的管理架构搭建完毕。同年,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诞生,其动用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上述三行陆续登陆完成股改上市。与此同时,在央行发行专项票据和再贷款置换不良资产的前提下,农村信用社改革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本次改革后,国有商业银行焕发新面貌,但仍处在“形似”而非“神似”的阶段,2007年随着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国迫切需要进行金融业的再改革。

2007年1月,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当年9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北京成立,注册资本金2000亿美元。彼时,对农业银行的改革也提上了日程,政策性银行改革开始破题,国家开发银行商业化转型之途确定。

本次会议后不久,全球即遭遇了长达2年的金融危机洗礼,中国的金融机构虽受波及有限,但金融危机给予的警示颇可圈点。如何建立宏观审慎监管协调机制、如何加强对“大到不能倒”的机构的监管、如何建立商业银行资本约束机制、如何对金融高管实施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成为中国金融业面临的新课题。

除了这些新课题外,一些老“顽症”也待求解。如巨灾险的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金融国资管理等。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尹中立对本刊记者说,“很多老问题都还没解决”,相较于其他经济体制改革,金融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推进速度缓慢,这一是因为专业性强,二是因为牵涉各个部门甚至个人的直接利益、头绪繁多。

一位长期跟踪中国金融改革进程的经济学家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国的金融改革走到今天,可以说比较容易的部分已经动了“大手术”,下一步的改革会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机制、体制的问题,继续走下去,会有更大的困难。

监管格局可能重整

这些困难当中,建立“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制度”首当其冲。

尹中立认为,在这次新提出课题当中,有几项内容均涉及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反思和总结,而确立系统性风险防范制度就是一个典型。即:不能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防范,还必须从宏观和系统角度防范金融风险。

这对于中国有着现实的意义。从2008年底到2009年底,为确保中央提出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政策目标的完成,央行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新增人民币各项贷款9.59万亿元。巨额信贷背后,贷款集中度问题突出,不仅客户结构,而且期限也高度雷同。

在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针对个体的微观审慎监管已经不能完成对风险的全覆盖,宏观审慎监管提上日程,即更关注金融机构的整体系统性风险。

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认为,目前的监管主要是微观监管,但对整体的系统行风险以及综合经营造成的风险传递,现在还缺乏行之有效的衡量手段。

他建议,通过“一横三纵”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检测系统性风险。“一横”是人民银行,由人民银行来直接作为金融监管的协调机构;“三纵”即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实施具体的机构监管和业务监管。

但这一框架的实现并不简单,这意味着现有的“一行三会”的监管架构将重新整合。

2003年,伴随着银监会的成立,中国形成了“一行三会”的监管体制,此后为解决监管协调难题设立了不定期的监管协调工作会制度,但这一监管体制在加强监管专业性的同时,产生的弊端亦清晰可见。

随着国内金融综合经营的深化,银行、保险、基金、信托、金融租赁等已经呈现混业格局,一些大型央企亦大量介入金融领域,这对监管协调带来了新的挑战。受制于现有分业监管,往往对于混业风险鞭长莫及。

2007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前,成立“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以凌驾于“三会”之上的构想曾屡被提及,但最终不了了之。

本次宏观审慎监管,以何载体承担,直接涉及未来的金融监管格局重整。

治本期待

与上述改革难题并行,中国银行业公司治理结构改革是另一块“硬骨头”。

金融危机带来的另一个深刻教训是,金融机构短期化的激励必然会引致过度的风险。如何能够通过完善其治理结构来达到“治本”之目的,是此次由银监会领衔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的课题小组的重要目的。

加强中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结构、转换经营机制,把他们培养成真正的商业化的公司,是多年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但目前中国国有银行的现状显然没有达到改革者的初衷。

中国金融机构虽然已经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了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但风险和内控部门在金融机构中仍然显得相对弱势,普遍来看,金融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都不够强。同时,金融机构往往过于做大贷款规模来创造效益,而创新不足。

突出的表现是,改革十多年来,中资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翻了几番,但中间业务所占比重却提高缓慢。在去年天量信贷的情况下,银行公司治理缺陷更加突出。

随着9.59万亿天量信贷的投放,银行资本金缺口也水涨船高。高资本消耗的规模发展之路,已经让商业银行的可持续发展广受资本束缚。

“如何去完善金融机构的治理结构,是摆在全世界监管者面前最大的难题。” 尹中立说。

另外,在本轮课题调研中,加强金融监管干部队伍建设首度被提出。随着金融业的迅速发展,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都与日俱增的情况之下,金融监管的队伍能不能跟得上市场的成长、能不能在找到金融创新和风险之间的平衡,还有待进一步检验。

邹平座认为,金融业的发展必须要以严格监管为前提。在金融发展的现阶段,应该强化监管而不是放松监管,科学的监管是金融创新的前提。但现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监管脱节,而监管空白和监管交叉并存,没有达到现代金融业监管的要求。

“现在市场培养出来的人和监管机构培养出来的人在某些方面差别越来越大。这种差距的拉开,很可能成为监管当局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他表示。

资料链接

历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内容概览

第一次(1997年11月17日至11月19日)

时逢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银行业改革内容:

中央财政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补充四大国有银行资本金;将13939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给新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及取消贷款规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重要改革措施。

金融监管改革内容:

对金融业实行分业监管,成立了证监会、保监会,分别负责证券业和保险业的监管,人民银行专司对银行业、信托业的监管;另外对人民银行自身机构进行了改革,原有的省分行被撤销,改成9个大区行,货币政策独立性得到了加强。

第二次(2002年2月5日至7日)

我国刚刚成功加入WTO并作出开放金融服务业的承诺

银行业改革内容:

组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主导中国银行业的重组上市。快速推进新一轮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在股份制改革与海外上市项目的实施上得到了一系列关键政策支持。

金融监管改革内容:

撤消中央金融工委,成立银监会,并成立国有银行改革领导小组,酝酿、统筹、部署国有银行改革方案,会议还做出了改革农信社的决定,为此后农信社改革的全面铺开确立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指导方针

第三次(2007年1月19日至20日)

近五年来,金融体制改革的各项工作获得了重大进展,国有商业银行重组上市日渐完成,证券市场结构性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保险投资领域大幅放开,利率市场化、外汇体制改革亦取得了长足进步。

银行业改革内容:

继续深化国有银行改革,加快转变经营机制,深化分支机构和基层改革。

推进中国农业银行股份制改革,强化为“三农”服务的市场定位和责任。

按照分类指导、“一行一策”的原则,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首先推进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全面推行商业化运作。

金融监管改革内容:

加快农村金融改革发展,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积极培育多种形式的小额信贷组织。

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大力发展公司债券。

进一步推进保险业改革发展,拓宽保险服务领域,提高保险服务水平。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4

关键词:场外金融衍生品;监管;对策

Abstract:With China's rapid development of OTC financial derivatives market, improve its regulation beco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Based on China's OTC financial derivatives market development and regulation of the status quo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for the supervision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OTC financial derivatives,regulation,countermeasure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09)11-0053-03

近年来,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从无到有,并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由于场外交易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其潜在的系统性风险较高,如缺乏正确适度的监管措施,将会危害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并对国民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本文通过对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的研究分析,提出有助于完善监管的政策建议,以促进我国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确保经济金融健康平稳运行。

一、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及监管现状

2005年6月,债券远期的推出标志着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开始起步。4年来,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迅速,交易量快速放大,交易品种也扩大到人民币外汇远期、人民币外汇掉期、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人民币债券远期、人民币利率互换和远期利率协议等。2008年3月,国务院批准在天津建立场外交易市场(简称OTC市场)。

与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迅猛发展态势相适应,我国金融监管当局也适时出台了一系列监管措施。2004年3月,银监会颁布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3月,银监会又正式了《商业银行市场风险管理指引》,奠定了中国当前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法律法规的基础。2007年8月,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了《全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外汇衍生产品主协议》,降低了银行的法律和信用风险。同年9月,人民银行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和市场成员的需求,推动成立了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NAFMII),弥补了我国银行间市场自律组织的空白。通过协会组织市场成员加强制度规范和产品创新,是一种新的探索,有益于推进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又好又快地发展。2007年10月份,交易商协会了《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产品交易主协议》(以下简称“NAFMII《主协议》”),标志着我国金融市场管理模式发生转变,市场自律管理的作用开始发挥。

二、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现行监管法律不能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一是《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尚不能满足整体衍生品市场的规则需求。例如对交易产品有所限制,涉及商品、股权及外汇的衍生产品,要求符合其他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但这方面的规定并不明确。

二是NAFMII《主协议》仍然存在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破产或者清算情形下如何执行终止净额。由于我国《企业破产法》是否认可终止净额尚存在不确定性,使得金融衍生产品终止净额制度在《企业破产法》上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仍不确定,需要出台相关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

三是金融机构操作当中存在“一市两制”的现象。出台主协议的基本出发点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市场效率,但现在机构却要花大量精力同时处理两份主协议:NAFMII《主协议》和外汇交易中心的主协议。而且,如果以后市场出现同时涉及汇率和利率的产品,如何推动两份主协议的统一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市场参与者的内控制度尚不完善

我国的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是新兴的市场,机构投资者对较为复杂的衍生品业务还不熟悉,从而难以制定完善的内控制度。从对商业银行的调查来看,尽管目前均已参照2007年银监会制定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重新修改了各自的内部控制标准,但是对于涉及场外金融衍生交易的条款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三)跨境监管与国际合作机制亟待建立

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现行法律对我国机构参与境外衍生交易存在监管真空,国际合作也不够深入。目前,很多外资银行在综合理财服务中充当着资金“二传手”的角色,通过某个产品将投资者的资金募集起来,然后再通过购买境外基金或境外发行的结构性票据等将募集的资金交付给境外的金融机构来管理,境内的金融监管部门难以掌握相关交易以及风险状况。而且,资金一旦出境,监管部门也很难进行有效的跨境监管,建立健全跨境监管与国际合作机制已迫在眉睫。

(四)场外金融衍生品业务缺乏透明度

与交易所的场内市场相比,场外市场灵活度高,但透明度低。随着金融市场的开放,我国场外金融市场将日益呈现分散化的特征,银行间市场将不能涵盖场外市场的全部。一些非标准化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交易将更多地以双边的形式达成,或仅在小范围内流通。这虽然提高了金融市场的效率和稳定性,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使监管者对风险到底最终由谁承担、承担者是否具备风险管理能力和对市场总体流动性可能产生何种影响缺乏了解,一旦风险链条在某处断裂,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危及金融系统稳定。

(五)交易系统未全部纳入监管范围

目前,国内金融机构使用的多边交易系统有外汇交易中心的交易系统以及彭博、路透交易系统等。其中外汇交易中心交易系统已纳入监管范围,但其他交易系统未受到监管,市场成员到这些交易平台交易,不受银行间市场法律法规的约束,可能造成不平等竞争和监管套利。另外,这些电子交易系统将各个机构和全球市场紧密联结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极易受一个或多个对手方引发的一系列冲击和变化的影响,如果这个网络游离于监管之外,监管者就很难及时辨识风险。

三、完善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监管的对策

完善我国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必须坚持发展与监管并重的原则,在稳步发展中加强监管,以监管促进持续发展。对我国新生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监管应“以金融稳定为目标,以完善市场基础建设为首要任务,实现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一体化,推动国内监管与国际合作相互协调,提高行业自律作用,确保信息披露充分,增强市场透明度”。

(一)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监管体系

一是从金融监管的历史和发展趋势看,政府依法监管始终而且仍将继续处于核心地位。我国应借鉴英美监管模式,逐步建立以政府机构对自律组织进行法律监管,自律组织直接监管市场,以社会中介组织为补充的外部监管体制,最终实现政府监管机构和相应自律组织的统一。应成立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避免双重甚至多头监管,提高监管效率。二是为了确立金融衍生品终止净额制度在我国《企业破产法》上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建议出台相关立法解释或司法解释,承认提前终止条款的有效性;承认“单一协议”条款在破产法上的有效性;在承认“单一协议”的前提下,认可衍生品主协议双方当事人对提前终止款项的计算方法和计算标准。三是建议由监管部门牵头,对于存在两份主协议的问题,由交易商协会和外汇交易中心具体负责,由市场成员参与签订一个过渡性的协议,由原来的双边协议逐步过渡到NAMFII多边框架协议。

(二)尽快完善市场主体内部控制机制

一要提高市场参与者的风险管理意识,增强对金融市场风险认知的深度与广度,提高管理者对风险管理的重视程度,培育风险管理文化,增加对风险管理的投入。二要完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对管理层、交易人员的管理制度,以及对相关交易的管理办法。三要从系统控制角度出发,建立独立的职能部门,对交易业务进行严格的风险审核与管理,并对交易人员进行有效的管理。四要建立场外金融衍生品风险评估和控制体系,并使之起到规范业务流程、及时预警风险的作用。

(三)加强监管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

一是加强国内监管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由于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是一个跨领域跨行业的市场,因此必须结合功能监管需要实现各个监管者之间的协作,建立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协调各个监管者的规则制定和监管行动。这样既可以避免监管权的交叉、冲突和监管资源的浪费,又可以防止各监管机关互相推诿,产生监管盲区,还可以促进监管规则的统一,防止监管套利。在金融综合经营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这种协调机制还可以为监管部门未来的进一步协调和融合打下基础。二是加强国际监管部门间的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可以实现对越来越多的出境资金的监控,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经验,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

(四)建立交易报告制度,强化信息披露机制

机构投资者应根据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对衍生交易信息披露的要求,遵循充分披露原则,在相关财务报告中披露金融衍生工具的范围及性质信息、利率风险信息、信用风险信息以及公允信息。同时,还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创建场外市场交易数据库,建立定期的报告制度;统一和规范税收及会计标准,制定详细的会计和报表原则,力求和国际惯例接轨;定期披露交易双方的资产负债情况、风险敞口以及风险管理措施等情况,以便监管层掌握足够的信息。

(五)加强电子化建设,构建统计监测系统

一是将我国场外市场现存的彭博、路透等其他系统纳入到统一的监管范围中来,防止不平等竞争和监管套利的产生。二是推动结算系统联通,实现债券跨市场可托管,推动托管结算系统横向整合,促进场内外市场、批发和零售市场的融合,确保实现市场的流动性和价格发现功能。三是构建场外交易统计监测系统。一方面,应定期统计场外交易量、交易品种、类型的基本情况,并据此分析出一些趋势性的结果。另一方面,要建立风险预警动态监控功能,通过一些预警监测指标发现可疑交易和异常趋势,从而有针对性地实施全程、动态、实时监控,并适时采取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

参考文献:

[1]张玉红,霍天翔,冯宗宪.场外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探析[J].上海金融,2005,(5).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5

8月15日，国务院对中国人民银行报送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工作方案的请示》做出批复，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按照国务院有关要求组织开展工作。

8月20日，《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正式公布。资料显示，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包括：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

联席会议重点围绕金融监管开展工作，不改变现行金融监管体制，不替代、不削弱有关部门现行职责分工，不替代国务院决策，重大事项按程序报国务院。联席会议通过季度例会或临时会议等方式开展工作，落实国务院交办事项，履行工作职责。联席会议建立简报制度，及时汇报、通报金融监管协调信息和工作进展情况。

国务院要求，人民银行要切实发挥好牵头作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等成员单位要积极参加，相互支持，加强沟通配合，形成合力，确保联席会议制度有效运转。

中国建跨部委金融监管机制曾引发外媒热议。8月20日，英国版的《国际财经时报》以“中国要成立‘超级机构’协调金融监管”为题报道称，中国将进一步协调并强化金融监管。路透社也发表相应文章议论中国此次金融改革。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6

论文摘要：我国现行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措施中存在疏漏之处，并由此造成监管规定存在制度性缺陷。针对以上分析，文中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确立银行集团主监管者的职能及权力, 明确异质性银行集团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监管标准, 完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

一、《指引》中对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的疏漏和制度性缺陷

由于当前我国 金融 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背景下，银监会只能在其职责范围内的银行业务提出资本范围要求。银行集团其它金融业务或非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在其法定权限内，则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必然存在疏漏。这种分业监管特点在《指引》中表现明显：第一，对银行集团的资本要求只是对银行业务提出的。具体表现在第三章第一节第十四条规定“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要求银行集团在并表基础上符合《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的要求”。在去年10月份征求意见稿中是要求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执行的，虽然在这次修订中笼统说按照资本充足率有关监管规定执行，但根据银监会权限，实质上依然是只能根据《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执行。第二，对银行集团中非银行金融业务资本要求的现实效果难以预料。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十条规定对银行集团附属机构中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进行扣减。但对其附属机构中非银行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具体措施是通过加强与其他监管机构的信息交流来解决。这种方法的现实效果却难以预料。虽然监管三会在2004年以备忘录的形式试图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是，由于监管机构的 法律 地位及自身目标，使这次尝试发挥的现实效果十分有限。第三，无法对银行集团中非金融产业投资提出资本要求。在对银行集团附属机构中非金融机构的资本投资进行扣减后可保证集团层面的资本状况处于监管范围，但我国目前对其附属机构非金融产业资本投资的资本要求没有监管，也没有法律约束，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

我国银行集团经营范围大多覆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基金等业务，甚至涉及非金融业务。也就是说，我国银行控股公司业务是异质的。在对银行集团进行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时，异质性银行集团资本要求审慎监管标准不一致。分业监管体制下,对银行是以资本充足率、对保险是以偿付能力、对证券是以净资本、对基金公司是以净值为最基本的风险监管指标。并表后集团层面的资本如何评估以及资本计提采取方法,大额风险暴露、风险集中度、流动性比例等审慎监管指标的监控等,在《指引》中只是要求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执行，对非银行金融业务或非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在现实背景下却无能为力。在当前我国金融分业的背景下，银监会只能在其职责范围内的银行业务提出资本范围要求。银行集团其它金融业务或非金融业务的资本要求不在其法定权限内，必需求助于其他监管机构的配合。但监管机构的配合缺乏制度和法律约束，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的效果 自然 很难以完善。上文曾提及三家金融监管机构于2004年联合《我国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条理》，强调加强彼此之间的信息沟通、监管分工，提出信息沟通的具体形式是建立“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是，由于监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及自身目标，使“监管联席会议机制”的现实效果十分有限。毕竟这种安排不是法律框架下的制度设计。

二、完善我国银行集团资本充足率并表监管制度性缺陷的对策建议

1．确立银行集团主监管者的职能及权力

参照国际经验，应明确银行集团的主要监管部门和监管协调机构是银监会,并对主监管人的职能、权力进行规范。包括：审批银行集团的业务范围、跨行业子公司及银行控股公司的设立；对银行集团及并表范围内的境内外附属机构进行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获取其各类信息，并根据规定实施处罚。

2．明确异质性银行集团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风险监管标准

在明确银监会主监管职能的地位后，梳理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租赁、财务公司、基金公司等不同行业 金融 机构的风险监管指标,明确异质性银行集团单个机构即异质性附属机构和集团层面的监管标准；对跨行业资本的构成和集团资本充足率要求予以明确,并要求由所有附属机构剩余资本构成的集团自由资本必须大于零；监测、评价银行集团的并表管理与控制能力；以相应监管措施确保境内外机构受到母行的有力管控，尤其是资本控制。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7

【关键词】金融危机； 金融监管； 金融自由化。

从20 世纪80 年代开始，金融动荡发生越来越频繁，1987 年华尔街股市崩溃、1992 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7 － 1998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8 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美国开始进行金融监管改革，2011 年爆发的欧洲债务危机，直接影响到全球股市、期货市场、原油价格等各个方面。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内容和理念，逐步完善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

一、金融危机下国际社会金融监管改革。

金融衍生品和虚拟资本的无限扩张以及信息分享机制不畅给金融监管带来的障碍，2008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促使美欧各国探寻和建立新的金融监管框架和规则。

（ 一） 《巴塞尔协议ⅲ》。

受到了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催生，巴塞尔委员会2010年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新的巴塞尔协议影响了银行的经营模式和发展战略，成为全球银行业监管的标杆，引发国际金融监管准则的调整和重组。为了创造出更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协议主要做了以下修改： 第一，提高银行最低资本要求，增强资本质量； 第二，提出新的计量指标，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 第三，设立“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提高整个银行业在危机中的恢复能力； 第四，引入杠杆率指标，把控银行风险敞口。

（ 二） 美国金融监管框架改革。

美国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两级多头式监管”，中央和地方两级都拥有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力，多个履行金融监管职能的机构对金融行业进行分业监管。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2010 年 7 月，美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 重建金融监管》的改革方案，其对金融监管制度的调整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 1） 组建联邦级的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 （ fsoc） ，负责识别和防止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系统性风险，促进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 2） 组建全国保险监管局（ oni） ，主要履行保险行业的监督、咨询、建议和信息交流等职责。（ 3） 成立全国银行监理署（ nbs） ，负责对所有联邦特许存贷款机构、外国银行实施审慎监管。（ 4） 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 cfpa） ，将原先分散在不同监管部门的消费者保护职责予以归并，统一执行保护消费者权益职责，对金融产品提供机构进行检查，对损害消费者和投资者的金融机构和市场行为实施处罚。

二、我国金融业面临的问题。

（ 一） 金融行业经营模式的变化。

中国加入 wto 之后，金融行业逐步对外开放，随着竞争的加剧，中国金融行业分业经营的模式业也开始带有一定的混业特征。

首先，监管当局对金融分业经营的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一个金融企业的法人机构同时经营银行、证券、保险其中两种或两种以上业务。1999 年 8 月，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符合条件的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获准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同年 10 月，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又一致同意保险基金进入股票市场。2000 年 2 月，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证监会又联合了《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符合条件的证券公司获准以自营的股票和证券投资基金券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借款。2001 年 6 月，人民银行《商业银行中间业务暂行规定》，明确商业银行在经过人民银行批准以后，可开办证券业务、金融衍生业务、投资基金托管、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以及保险业务。其次，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子公司混业经营，即一个金融集团或者非金融集团通过控股或设立子公司的方式，在集团内部提供银行、证券、保险等多种金融服务。混业经营在提高金融企业自身竞争力的同时，增加了监管的难度。

（ 二） 金融创新的发展。

各家商业银行纷纷开展金融衍生业务、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证券业务、保险业务以及投资银行业务，这些业务本身来源于证券业和保险业，“银证通”、“银券通”等银行业务品种的使用使得大众通过银行网络就可以直接进行证券投资。保险企业的创新金融产品、混业经营的势头尤其明显，新的涉及多个金融业务领域的保险产品不断涌现，如投资联结保险就横跨保险业和证券业两大金融业务领域。

三、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

（ 一） 中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

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除了四大国有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外，基本不存在其他金融机构，1986 国务院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管理暂行条例》初步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的职责，此时的金融监管模式是一种单一监管模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托、证券、保险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相继建立，并逐渐形成了混业经营状况，分业监管的模式逐渐确立。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将证券监督管理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依法对全国证券市场进行统一监管，证券机构的审批仍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1993 年底国务院公布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是分业监管模式形成的政策基础，该决定要求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实行分业管理。1998 年中国保监会的成立，将保险业监管职能从中国人民银行分离出来。2003 新设立的中国银监会取代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监管，负责对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金融机构进行统一监管。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能转变为“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不断完善有关金融机构的运行规则，更好地发挥作为中央银行在宏观经济调控和防范与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的作用”。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多重监管机构之间难于协调，可能引起“监管套利行为”，即被监管对象有空可钻，逃避监管。并且分业监管体系基于金融机构的分类进行个别监管，实质上是对金融市场的分割，这种分割增加金融体系的成本，阻碍了资金的自由流动。

为了对金融市场进行统一、高效的监管，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于 2004 年签署了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建立了“监管联席会议机制”，进一步明确了各自的职责分工。银监会负责统一监督管理全国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它存款类金融机构，证监会依法对全国证券、期货市场实行集中统一监督管理，并履行相应职责，保监会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合法、稳健运行。备忘录建立了信息搜集与交流制度，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向其监管对象收集信息和数据； 其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密切合作，就重大监管事项和跨行业、跨境监管中复杂问题进行磋商，并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需定期交流的信息由三方协商确定； 其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互相通报对其监管对象高级管理人员和金融机构的处罚信息； 其四，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建立对外开放政策的交流、协调机制，并互相通报在有关银行、证券、保险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中的活动信息和观点。

（ 二） 中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

1、确定适度监管原则。

我国目前金融监管存在监管不足和管制过度并存的现象，金融法治带着明显的行政主导性，适度监管原则要求金融监管机构不能干涉金融机构的经营决策权和金融自主权，要通过制度和规则使金融机构得以稳健经营，只有当金融机构出现信用危机等严重问题时，才对其采取某些强制措施。为达到这一目标，金融监管法治要完成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化。

2、完善金融监管模式。

从巴塞尔委员会 2010 年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以及美国2010 年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新基础： 重建金融监管》的改革方案可以看出，当前的国际金融监管更注重控制风险，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各国对金融行业监管体制的变化也越来越呈现出某种程度的综合监管。

中国“一行三会”式的监管框架经过多年实践，相互间竞争越来越突出，协调却日益欠缺。虽然有三大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但该机制只是在现行金融业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金融监管协调的权宜之计，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支持，联席会议做出的决定强制力和权威性不够。因此，在改革目标上应逐步将分业监管模式转变为综合型监管模式。在机构设置上可借鉴以美国，考虑组建隶属于国务院的金融监管部门，负责识别和防止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系统性风险，促进各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以目前的监管模式，各监管机构之间信息很难共享，国务院设立的金融监管部门要负责对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保证各监管机构的信息沟通、共享。

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的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的功能性监管转变，加强事前预警防范。银行业作为整个金融行业的主体，应参照《巴塞尔协议ⅲ》新修订的监管准则作出相应的调整。对证券业及保险业，由于这类行业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特点，要重点加强对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保护。

3、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

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是金融全球化的必然反映，随着资本的国际流动不断加快，金融风险在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单凭以国别为基础的金融监管不足以控制风险。目前国际社会调整国际金融监管的有关规范主要有三类： 一是巴塞尔体制下对国际银行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中国在 2009 年成为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 二是 wto 的《金融服务贸易协定》，该协定1999 年3 月开始生效，这意味着在金融服务领域要逐步实施自由化，wto 在未来的金融监管协作与合作中将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三是国际证券事务监察委员会组织，该组织由世界银行和美洲国家发起，开始的宗旨是帮助发展拉美市场，1983 年，该组织正式成为全球性组织。

该组织的宗旨是： 通过交流信息，促进全球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各成员组织协同制定共同的准则，建立国际证券业的有效监管机制，以保证证券市场的公正有效； 并共同遏止跨国不法交易，促进交易安全。中国证监会在国际证监会组织 1995 年的巴黎年会上加入该组织，成为其正式会员。

参与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对于我国来说有两个好处，一是吸收国际金融监管的先进理念不断完善我国金融监管制度，使我国的金融监管逐步迈入国际化的轨道； 二是进行国际金融监管的合作，参与国际金融秩序的制定，在金融自由化浪潮下维护本国的利益，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同防范金融风险。基于此，随着区域经济体的发展，我国还应积极加强与东亚邻国、东盟等区域组织及其成员的金融监管合作，促进双方监管当局的信息共享，防范区域内金融危机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廖岷。 从美国次贷危机反思现代金融监管［j］。 国际经济评论，2008（ 4）。

［2］尹继志。 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监管改革： 框架、内容与启示［j］。 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 6）。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8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毫不讳言对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巨大担忧。他告诉记者,“十二五”期间一定要未雨绸缪,防范国内金融风险。

一些态度较为乐观的人士,则对中国经济长期看好。某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始人表示,中国经济在未来十年的发展速度会有所放缓,但增长态势不会改变,这种状况至少会持续至2030年。

如何从复杂的经济环境变化和全球经济大变革中寻求机会,重塑中国金融体系,是对前五年金融改革的深化,更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要求。

“未来的金融改革已经不同往昔。”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中国金融改革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单点”突破,而将呈现整体推进、渐进式的演变格局。“就是天天改进,每天一小步,小步快跑”。

担忧与期待

王建预计,未来两到三年,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极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金融,然后又从金融传导回经济。

他认为,从国际看,2008年爆发的危机事实上并没有真正过去。具体表现为,在美国次贷危机中形成的数额庞大的有毒资产没有得到处理,美国的经济情况事实上并未得到根本性好转。2010年10月中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表示,出于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各项政策目标,在条件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可能有必要为了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稳定就业,采取第二次量化宽松的政策。

如果政策不能取得预期的目的,一种符合逻辑的预测是,美国经济有可能出现塌缩,这必然引起世界经济的塌缩,从而带来中国外部需求的再次萎缩,这意味着长期以来靠出口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有所转变。

从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国主要是依靠10万亿的信贷投放和4万亿的政府投资,把中国经济从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下滑风险中拉了回来。在10万亿的信贷投放中,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拿走的就超过7万亿。“项目是有延续性的,第二年就是8万亿,明年可能还会维持在这一水平。”王建做了一个估算,2009、2010、2011三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大概在84万亿,比2003到2008年这6年投资的总和还要多30%,其中有一半是贷款,也就是说贷款规模将超过40万亿。

“未来其中很可能产生5万亿以上的银行不良债权,这必然把银行资本金冲得一塌糊涂。”王建表示,如果在所有项目当中有10%是坏账,则需要耗费银行8万亿的资本金,这几乎等于中国所有银行的自有资本的总和。“我们要考虑到国际国内的态势,这两方面都有可能朝着坏的方向发展”。

而持乐观态度的专家则认为,中国国内的生产力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在平均生产能力没有与国际水平持平之前,国内的制造业还是有较为明显的成本优势和发展空间,可以成为支撑中国经济上涨的原动力。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局势,站在金融大变革的新起点上,对于中国金融下一个五年的表现,人们有担忧,但更多的是期待。

最近公布的“十二五”规划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勾勒了中国金融领域未来五年的布局。

逆周期管理

《建议》中提出,未来要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

逆周期监管,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被提出。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金融监管以防范单个金融机构风险为主要目标,缺乏对金融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给予足够的关注,存在对系统性重要金融机构监管不足、缺乏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组织体系、不同类型的金融产品有不同监管规则等问题。

“尤其是很多的金融监管政策和工具,例如外部的信用评级、公允价值会计准则等存在一定的顺周期性,加大了经济的波动。”一位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表示,在危机之后,国际社会经过反思和教训总结之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内容被定义为宏观审慎监管,其中逆周期的调节是重要内容之一。

央行《2010金融稳定报告》指出,按照G20的要求,金融稳定委员会(FSB)、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BCBS)和其他的标准制定机构正在研究建立逆风向的调节机制,主要内容是建立逆周期的资本缓冲制度和动态损失准备制度,增强金融体系的损失吸收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也在积极着手建立相应的周期评估体系。该人士说,对目前正在积极研究建立系统的评估体系,以后有可能定期风险调节的景气指数,也就是逆周期指数,并以此作为对金融机构采取监管措施的参考。

他还表示,信贷波动是银行体系顺周期的主要表现,应该建立与新增贷款变化相联系的动态拨备要求和额外资本要求。

银监会在2010年已开始着手建立系统的逆周期指标。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银监会2010年第四次经济金融形势通报会上指出,要稳步而深入地推进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制度建设。要严守底线,着力做好资本充足率、动态拨备率、杠杆率和流动性比率四项监管工具的发展建设工作。

一位接近银监会的人士指出,信贷的“逆周期”监管,主要是防止整个银行信贷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多投、经济下滑的时候收缩,避免加大经济的波动。逆周期监管的目的在于熨平经济波动的曲线,根本上就是控制信贷投放,有序调节。

金融监管协调

“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认识到了要加强金融宏观审慎监管,防止系统风险发生。”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永民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金融监管协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各个金融机构之间、不同的金融市场之间是完全联动的,但金融的监管往往是割裂的。如果没有很好的协调机制,就容易产生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已经成立了由各金融监管机构负责人组成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并于2010年10月1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是在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多德的倡导下成立的,其主要目的和职责在于负责识别、监测和处置大型复杂金融机构导致的系统性风险。欧盟方面也传出消息,将成立一个欧洲系统性风险监管理事会。

目前,中国在分业经营的格局之下,实行分业监管。央行研究局一位人士介绍说,不同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一直存在,主要形式为联席会议制度。具体表现为,由分管金融的高层领导牵头,召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人民银行的负责人,一起探讨金融系统可能会出现的问题。

另外,人民银行、发改委、财政部之间已经建立起了定期会商的制度,主要是对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进行大的判断。同时,一行三会之间也建立起了信息共享的机制。

但市场普遍认为,金融监管协调还应进一步加强。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指出,分业管理的架构不如统一监管的协调性强。金融市场中混业趋势的加强,肯定会对一行三会之间加强交流和协商提出更高的要求。

刘永民表示,虽然国家宏观决策部门之间定期开会,交流机制已经建立,但是实施统一协调的力度仍不够。

在危机之后,美联储的监管权限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与此同时,各国央行的职能也在提升。刘永民建议,未来需要在两方面改进:一是增加一行三会、发改委、财政部之间联席会议频度;二是在一行三会的交流制度中,提升人民银行监管系统性风险方面的权限。人民银行本身就有一个金融稳定局,其具体职能就应定为于金融监管协调。将来,人民银行在这方面的工作力度要加大,工作内容要加重,进一步提升其宏观审慎监管、金融协调监管的职能。

利率市场化改革

金融改革的深化,必然要求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

《建议》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这意味着,未来五年金融体系会向一个更加发达的目标迈进。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可以使得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更好,使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能够向更加合理的方向转化。当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也都需要利率市场化的推进。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指出,要想建立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是必由之路。但他同时也指出,利率市场化的前提一定是汇率自由化,而目前我们的人民币资本项目还是不开放的,“在汇率不能自由化的条件下,利率不能反映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

从另一方面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意味着放开贷款利率下限和存款利率上限,对银行的定价能力提出全新考验的同时,必然会倒逼国内商业银行进行业务转型,从而引起金融市场的一系列深层次变革。

在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国内商业银行做了多年存贷业务,但其实并没有定价权。由于利率管制给银行带来的稳定息差,确保了商业银行“坐地收钱”的垄断利润的获得。

曹远征指出,定价的本质是对风险的控制,不同的风险需要不同的价格来覆盖。现在利率是管制的,没有风险,也不需要定价,因此金融机构既没有定价能力,更没有主动定价的需求。“这就牵扯到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金融改革要深化,包括利率市场化、货币自由化,只有利率和汇率的波动出现了,才能有准确的定价。”

地方金融管理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的《建议》中,专门提出了“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这一任务。

从2008年下半年以来,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各个地方政府建立了数量较多的地方融资平台。除了省级和市级以外,很多县级政府也有自己的融资平台。这些地方融资平台主要通过银行信贷融资,资金主要用于城市建设等领域。

来自银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至2010年6月末,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已高达7.66万亿,比2009年底的7.38万亿增加了2800亿元。

华生分析指出,各个地方政府利用融资平台大量融资,实际上会对银行的信贷安全产生影响。这个角度看,确实应该把地方政府的准金融行为,在“十二五”时候纳入监管视野。

地方政府并没有发债的权利,但又有发展地方城市建设的资金需求。华生表示,表面上看,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表面看是公司的欠款,但实际上是地方政府把土地或者固定资产注入到其中,让其融资。所以“这些负债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负债,如不加强监管,就会产生漏洞”。

另外,对地方金融机构风险的考虑,或许也是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的重要一方面。

发改委的一位官员对《财经国家周刊》表示,之所以“十二五”建议中会提出加强对地方政府准金融行为的一些管制,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小型金融机构都是由地方政府批准成立,应该由地方政府来做好监管。

一旦未来爆发风险,还应由地方政府做好风险处置工作。上述官员建议,可以由金融监管部门来对某一行业制定统一的监管规则,由各地遵照落实。

资料: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9

金融的混业经营,是伴随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的相应成果。事实上,我国在分业经营的法律框架内已经实现了实质上的混业经营格局,这给我国在金融监管体制模式选择上做出调整以适应金融混业经营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客观的要求。

为了有效化解金融风险,在金融监管体制发生改变前,我国的监管机构间协调合作机制应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加强金融监管机构间的协调合作。

问题与现状

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与发达国家存在相当大的差距。高级监管人员的缺乏尤为突出;我国的金融监管立法和实践存在严重的脱节现象,各监管主体的职责与分工不甚明确,突出反映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上;金融监管体制透明度不高,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法律依据和监管程序不够透明。

早在2000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曾与证监会、保监会建立监管联席会议制度。但由于当时综合经营趋势尚不明显,监管协调不急迫,此时的联席会议制度还只是金融工作重大决策之前的通气会,难以发挥监管协调的实质。

2004年6月,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再度聚首,三方签订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简称“备忘录”),建立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参加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提出了针对金融控股公司的“主监管人”理念,即在“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应坚持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对金融控股公司的集团公司依据其主要业务性质,归属相应的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内相关机构、业务的监管,按照业务性质实施分业监管”。对于产业资本投资形成的金融控股集团,“备忘录”原则性地提出“在监管政策、标准和方式等方面认真研究、协调配合、加强管理”。

此外,“备忘录”还提出,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应与财政部、人民银行密切合作,共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市场的信心。应该说,“三会”之间的监管联席会议机制和经常联系机制为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提供了便利,但从本质上看,这种机制只是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相互沟通的权宜之计,不是具有强制力的制度安排,因此还不是制度意义上的金融监管协调的长效机制。

2003年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以后,以往由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部门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内部协调转变成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外部协调。新的监管体制下,建立监管协调合作机制的需求也更为迫切。在银监会分设后,中国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或者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更多的是“一事一议”的方式。比如,2004年以来,在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和市场退出上,人民银行积极与证监会配合,妥善处置一些高风险证券机构(如南方证券、汉唐证券、闽发证券等);与银监会合作处置了金新信托、伊斯兰信托等;与银监会、证监会合作,妥善处置具有金融控股公司性质的德隆系风险。再比如,在一些跨市场、跨行业的交叉性金融业务上,由人民银行牵头,会同银监会、证监会研究制定了《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推动试点商业银行发起设立基金管理公司;人民银行牵头,会同财政部、证监会、银监会等积极推动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制定《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管理办法》等。尽管如此,到目前为止,人民银行与金融监管机构、国务院其他有关部委之间,在涉及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上,在针对金融控股公司或交叉性金融工具这类涉及跨市场、跨行业监管的问题上,还停留在“一事一议”式的非制度化安排上。毫无疑问,这种“一事一议”式的非制度化安排与及时、果断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的要求,与推动金融创新、提高金融业效率的金融改革和发展要求相去甚远。因此,银监会在报国务院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制定〈提高银行监管有效性中长期规划〉有关情况的报告》中提出,“银行监管机构与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划分不够明确。例如,在对国有金融机构和金融控股集团的监管、对部分交叉性金融产品和金融业务的监管,以及对高风险金融机构的处置等领域,还存在模糊地带”,希望“建立银监会与国内其他相关部门的有效协调合作机制,推动国内监管机构之间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实质性合作,加强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交叉业务和金融控股公司的统一协调监管”。

路径选择

为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和国家金融安全,考虑到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的现实情况,我国监管机构间协调合作机制应当以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为首要目标。为了提高监管效率,考虑到在一些交叉领域监管机构职能边界难以界定清楚等因素,我国监管机构间协调合作机制应当以加强监管协调,降低监管成本,防止监管真空,提高监管效率为其次要目标。

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我国当前金融经营、监管体制的现实,有不同方案供选择,当前可考虑如下方案设计:

其一,设立国务院领导下的金融监管委员会。新修订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九条规定“国务院建立金融监督管理协调合作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建议根据法律规定,尽快建立国务院领导下的金融监管工作协调组织,由国务院牵头,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门参加,定期就金融宏观调控政策、金融监管政策和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并以国务院规章的形式确定其组成部门和工作职责。

其二,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建立国务院领导下的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可以从更高层次上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的问题,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防范风险。但是,如果每个行业的问题都由国务院牵头研究,不但无法提高效率,反而形成了相关部门不承担责任,大事小事都由国务院决定的局面。因此,国务院可以授权人民银行牵头建立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参加单位有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必要时财政部、国务院法制办等机构可以作为后补委员参加。由人民银行为主席单位,负责召集、组织各项协调合作事项,其他单位为委员单位,对于涉及其他监管机构的协调合作事项,可以提请主席单位研究解决,可以建议召开金融监管协调合作委员会会议,委员单位应按照人民银行的要求完成有关问题的研究。

中国人民银行之所以被选择为牵头单位,有着很深的制度及法律依据,其在维护金融机构稳定、建立监管机构间协调极致的天然优势、《中国人民银行法》赋予其的法律依据、客观所起的协调智能与角色定位等方面的客观条件,让其不可替代。

所为者何?

当前金融控股公司仍存在诸多包括制度性、高财务杠杆、不正当关联交易在内的潜在风险,这决定了我国金融监管协调合作的工作重心应注重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产品的监管。

首先,需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协调合作。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按照此定义,尽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尚未明确规定有关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上已经存在着几种类型的金融控股公司或准金融控股公司:第一类是非银行金融机构控股类金融控股公司,如中信集团、光大集团和平安集团等;第二类国有商业银行在国外设立或在国内与外资合资设立投资银行,如中银国际、中金公司和工银亚洲等;第三类实业公司控股金融,如山东电力集团、海尔集团、泛海集团等。

其次,需完善相关的监管协调合作对策,这种监管需要从以下几点加以实施:完善有关跨行业、跨市场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法律、法规;避免出现监管真空与重复监管;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全面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加强金融市场基础建设和诚信建设。

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跨行业、交叉性金融产品和金融衍生工具等金融新产品不断被引入。银行、证券和保险交叉经营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纷纷建立全面合作关系。同时,各金融企业不断拓展金融服务的产品覆盖面,创新金融服务手段,探索发展多种理财业务,在现有分业经营政策框架内发展业务,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这些产品多是跨行业、跨市场和理财品种,涉及银行、证券、保险业及实体企业,涉及同业市场、国债市场、资本市场、商品市场等不同市场。我国跨行业、跨市场金融工具发展十分迅速。

交叉性金融产品,同样存在着制度性、流动性,以及利率市场化等诸多风险,因此,对交叉性金融产品的监管协调合作对策的探究,也是金融监管的重要领域。推动金融产品和机制创新,合理引导资金流向,不断拓宽金融媒介的宽度,有利于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协调发展,达到分散金融风险的目的。

对金融监管的建议篇10

摘要：银行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重要一环，是保障金融体系顺利运行的基本条件。中国当前银行监管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从法制建设、信息披露制度、合作及行业自律等方面来建立健全中国银行业的监管机制。

关键词：银行监管；中国机制设计；金融运行

引言

银行监管是指银行业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利用行政权力对银行实施规划和约束，促使其依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银行监管是金融监督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金融监督管理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实施银行监管的机关是一国的金融主管机关，其监督管理权力的取得须经过国家依法授权。2003年4月29日成立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担负着中国银行监管的重任。当前，在全球肆虐的次贷危机的产生与蔓延就与美国当局银行监管不力有很大的关系。因此，进一步健全完善银行监管体制是捍卫中国金融主权安全的当务之急。

一、金融运行中的银行监管

（一）银行监管的内容及原则

银行监管的内容主要包括：对银行准入退出的监管、对银行各类经营活动的监管、对银行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管、对银行风险控制情况的监管等。银行监管的原则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公正监管原则。相关法律的规定不能够歧视各银行的主体地位，各银行应当平等，交易机会均等，监管者对监管对象要一视同仁，不能区别待遇。第二，审慎监管原则。银行业的监管要促进各银行经营活动的稳健性和经营行为的合法性，保证银行系统的运行安全，防范市场风险。在督促各银行加强内控、谨慎经营的同时，审慎监管，使整个金融体系形成稳健安全运行的机制。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在经济领域中国必将深入履行加入WTO承诺，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高国内市场的开放程度，包括银行业市场的开放。所以，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银行监管工作一定要注意国际协调，国内监管要与国际监管相协调，以符合市场日益国际化的需要。

（二）银行监管与巴塞尔协议

巴塞尔协议是当前全球银行监管的共识，它由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制定并颁布。巴塞尔银行监理委员会不具有法定银行监管的权力，所作的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在法律上也没有强制效力，仅具有参考价值。但该委员会成员是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影响大，一般仍预期各国将会采取立法规定或其他措施，并结合各国实际情况，逐步实施其所订监管标准与指导原则。巴塞尔委员会制定了一些协议、监理标准与指导原则，如《关于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的协议》、《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等。这些协议、监理标准与指导原则统称为巴塞尔协议。这些协议的实质是为了完善与补充单个国家对银行监管体制的不足，减轻银行倒闭的风险与代价，是对国际银行联合监管的最主要形式。巴塞尔协议的推广和应用对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的安全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2004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新资本协议建立了银行有效资本监管的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信息披露。新资本协议代表了风险管理的发展方向，提高了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和灵活性，有助于银行改进风险管理和推动业务创新。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将推动银行监管技术进步，强化市场约束的有效性，增强国际银行体系的安全性。

1.最低资本要求。新框架仍将其视为保证银行稳健经营的核心因素。在《新资本协议》中将银行承受的风险系统地分为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其他风险三类。其中，其他风险包括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法律风险和名誉风险。新协议修改了1988年协议中对信用风险的处理方法，同时明确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畴，提出了计算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的三种方法供银行和监管当局选择适合其银行业务发展水平及金融市场状况的一种或者几种。

2.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在新协议中，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匹配，监管当局可以采用现场和非现场的稽核等方法审核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新协议充分强调了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重要性，要求银行和监管当局都要提高风险评估的能力。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情况、风险管理状况、所在市场性质以及收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要求。在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实施必要的干预。

3.信息披露。新协议充分肯定了市场能够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为了使市场能够充分发挥这种作用，新协议要求建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新协议规定，银行在一年内至少披露一次财务状况、重大业务活动及风险度以及风险管理状况。这些指标主要包括资本结构、风险敞口、资本充足率、对资本的内部评价机制以及风险管理战略等。同时，新协议还强调，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取决于监管当局的法律授权，其标准应该与各国会计标准衔接起来。《新资本协议》采用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适应银行和监管实践的不断发展;同时新协议也充分意识到了确保金融体系在面对冲击时仍能保持活力，更广范围的监管团体、银行和标准制定机构在此过程中所能够和必须做出的努力。

银行监督管理的目标是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保护银行业公平竞争，提高银行业竞争能力，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维护银行业的合法稳健高效运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

二、中国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演进与现状分析

（一）中国银行业监管体制的演进

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将信用集中于国家银行，取消多种信用工具。中国人民银行合并接纳了国家金融机构，从而形成高度集权、严格管制的经营与管理混为一体的金融体制。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从1979年开始，金融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1984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银行专门执行中央银行的职能，并赋予运用货币政策、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的职能。在监管方面，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监管新设或恢复重组国家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相继形成的各类金融市场。1995年5月10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法》，对一些主要的监管制度作出规定，这标志着中国银行监督管理法制体系已初步形成。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2003年，国务院设立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统一监管银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银行业金融机构，并履行原由中国人民银行的部分监管职责。现在，中国的“一行三会”分业监管、分工合作的金融监管体制正式成立并稳定运行。

（二）中国银行监管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1.银行监管法律层次低，前瞻性不强。银行监督管理的行政规章法律效力和权威性不高。监管人员的从业素质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银监从业人员专业知识结构不够合理，具有金融监管所要求的复合型人才十分缺乏，影响了我们的监管质量。

2.监管内容过于狭隘。中国目前的监管内容主要是机构的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对银行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极不规范和完善，对市场退出前的监管则属空白。国有银行往往会以政策性业务为借口掩饰内部经营问题，不注意内部机制的建设。银行的资金业务对象和产品的统一授信也有待加强。另外，网络银行中的电子货币和网络金融业务的监管问题有待完善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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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银行监管的国际经验借鉴

（一）美国的银行监管

美国的银行监管机构包括：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管总署、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其中，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管总署的主要职责是审查国民银行的注册及其分支行的设置、银行之间的合并，制定银行监管相应的管理条例和法规，并贯彻执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制定金融政策和金融规章制度，监督管理联邦储备银行和会员银行的业务，监督货币的投放与回笼，并充当联邦政府的人，定期公布有关联邦储备系统的情况和统计数字。联邦储备体系拥有的监管手段包括：停止银行的部分业务，撤销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对违法违规经营的银行及其有关管理人员实施处罚，甚至取消会员银行资格等。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要负责对加入保险的非联邦储备会员银行实施监管。同时，在必要的情况下，也积极介入对其他参加保险的银行的监管过程。其宗旨是为了保障存款，防止个别银行的信用危机扩散到其他银行。除了上述主要监管机构之外，美国银行的活动还受其他一些机构的监督。如司法部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全国信用社管理总局等。美国的银行监管体制较为复杂，实行的是国民银行和州立银行双重监管体制，法律不仅赋予联邦政府有监管银行的职能，也授权各州政府有监管银行的职责。

美国的银行监管体系要求各监管主体之间，定期进行信息交流加强了监管者之间信息交流，避免监管漏洞的发生。金融控股公司要定期向监管者递交自身内部风险评估报告，借此，监管者可以了解公司面临的风险以及公司的风险管理程序是否有效，进而可以对整个金融行业的风险状况作出评价。美国监管当局除了按照巴塞尔协议对银行业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监管银行以外，正在试验一种新的资本充足率的监管方式:预先承诺制。即监管当局设定一个测试期间，银行在测试期初向联储承诺其资本量水平，在整个承诺期间内，只要累计损失超过其承诺水平，美国监管当局将对其给予提高资本充足率的惩罚。这一方案主要适用于内部风险管理和控制较好的银行。这样就减少了监管成本，激励了银行强化对风险的自我控制。这一点对于中国政策选择和设计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二）英国的银行监管

英国的银行监管是以英格兰银行为中心的单一集中式的监管体制。其有权对接受存款的机构进行认可，授予或拒绝授予从业执照，要求银行提供财务报表、信息资料等。此外，基于对存款人利益的考虑，英格兰银行还实施了存款保护计划。英格兰银行对银行的监管由该行的银行业监督委员会和银行业监督局负责。

英格兰银行对银行授权后会不断地对被授权机构进行评估和考查，若银行未能持续满足银行法规定的授权标准，英格兰银行随时可限制或取消银行的授权，吊销其许可证。英格兰银行委派检查支队对银行的总体状况、信贷评估与控制、业务管理以及会计等进行现场检查。另外，还通过对银行报表的分析和监测来进行非现场监管。监管的内容涵盖资本充足性、资产流动性、大额资金风险和外汇风险等数个方面。当银行不能持续满足授权标准或不能履行银行法所赋予的义务，威胁到存款人利益时，英格兰银行有权寻求法院对该银行实施清盘或接管。

（三）日本的银行监管

日本实行的是一元多头监管体制，即全国的银行监管权集中于中央一级，地方没有独立的权力，但在中央一级由两家或两家以上机构共同实施对银行的监管。日本采用这种监管体制是出于国家权力集中和各机构权力制衡的需要，与其社会经济的发展特点相适应。除政策性金融机构由财务省负责监管以外，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等商业性金融机构均由金融厅独立监管或与相关专业部门共管，金融厅成为日本行政监管的最高权力机构。为确保金融厅在金融检查和监督方面的独立性，日本规定金融厅长官由首相直接任命。日本银行和存款保险机构只负责对与其有交易行为的金融机构进行财务检查。

四、中国银行监管的机制设计

（一）加强法制建设，完善信息披露制度

建立有效的法律框架是加强有效银行监管的前提。中国虽已出台了《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多部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在立法工作中，我们应该遵照《巴塞尔协议》和《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既要注意原则性，又要注意具体性和可操作性。除此之外，还应关注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监管机构的最新研究成果，按照WTO规则要求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惯例，参考、借鉴金融监管制度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立法，修改或清理现有的有关外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制定出具有权威性、连续性和有效性的法律，以期在尽短时间内提高中国银行监管法律法规的层次。

进一步建立健全市场信息披露制度。监管必须以保证信息的可得性、透明度和可靠性为中心，银行应定期向社会公布其经营状况的信息，以此强化了社会公众对银行的监督。公布的信息应该包括：银行经营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此时，理性的存款人出于自己款项安全性考虑，会根据各家银行的信誉度来选择存款银行，从而强化了银行管理、提高了银行的经营质量。

（二）建立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机制

要在国际范围内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国家之间必须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进行广泛的监管信息交流。中国金融业正在逐渐融入世界市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必然要求。目前，中国银监会已与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波兰、韩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金融监管当局签订了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涵盖信息交换、市场准入和现场检查中的合作、人员交流和培训、监管信息保密、监管工作会谈等多项内容。建立并不断完善双边监管合作机制，有利于银监会与有关国家、地区监管当局进行信息沟通和交叉核实，有利于及时了解双边互设机构的经营情况，及时发现不良发展趋势或问题，做到及时预警、及时惩戒，从而督促双边互设机构合法、稳健、审慎经营，促进银行信息的共享，提高了银行监管效率。

（三）健全银行业同业自律机制

一般来说，行业自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虽然已经组建了中国银行业协会，但是该组织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在法律层面上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充分的关注。同业组织的自律可以充分发挥其专业性优势，弥补中国法定监管主体中工作人员专业素质方面的不足。同业组织还可审时度势、富有弹性的修正同业自律规则来补救中国银行监管制度供给的缺乏，这对正处于市场经济确立和完善阶段的中国来说，尤为重要。除此之外，同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监督约束法定监管主体的作用，防止权力滥用。

参考文献：

[1]Williamson.Corporate Control and Business Behavior[M].New York:Prentice Hall，1970.

[2]曾筱清.金融全球化与金融监管立法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83-86.

[3]陈国进.金融制度的比较与设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34-56.

[4]乔飞鸽.中国商业银行的监管现状及其政策选择[J].浙江金融，2006，（8）:2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