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危机的看法十篇

对金融危机的看法篇1

关键词：金融危机；救市；金融市场；金融改革

中图分类号：F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09）15-0118-02

当前美国次货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整个全球经济增长减缓，不仅仅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持续衰退，而且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着资本抽逃和外需减缓的艰难处境，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在这种形势下，正确判断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弄清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及我国的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通货紧缩危机。它的性质主要为：

（一）从时间上看是一次短期性的经济危机

我国领导人在参加的APEC首脑会议中预言这次危机时间为18个月，要到明后年才能见底，亦即需要一年半的过程。从经济危机的划分上看，持续期10年以上的才是长期性的危机，10年以下的为短期危机。因此，从时间上看，这次经济危机还是一个短期危机。

（二）从增长上看是一次伴随经济增长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在我国经济形势趋热的情况下突然来临的，在它发生作用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受到惯性的作用，还在不断地增长，虽然增长的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比起世界其他国家，其速度仍然不低。从长远来看，这次危机也不可能抑制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从需求来看是一次需求抑制型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由美国房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引起的，由于它的突然发生，使美国和世界的需求受到很大的抑制，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它的表现是物价的持续下降与工资水平的持续下降，工资下降是因，物价下降是果，从而在总体上导致需求不足。

（四）从后果来看是一次危害型的经济危机

因技术进步等原因引起的经济危机称为无害型的经济危机，而这次危机是一次后果严重的经济危机。它的主要表现是生产能力过剩，需求不足，导致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二、全球各国的救市情况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9月16日，日本、美国、欧盟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宣布，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各国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日本中央银行在9月16日、17日、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分五次向短期金融市场紧急注资近8万亿日元；美国政府紧急推出了救援金融体系的措施，成立政府专门机构接管金融机构7千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为3.4万亿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暂时停止对799只金融股的卖空；欧洲中央银行在16日、17日先后向市场注资1千亿欧元；英格兰银行向市场紧急注入资金250亿英镑。

美国通过7千亿美元救市究竟能不能缓解这场危机？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政府高官已经承认美国面临的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崩溃的危机，这就直接点明了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很多观点跟不上危机的迅速升级，甚至有些观点还重复着美国自己已经放弃的盲目乐观论调。我国有些金融界人士面对美国的严重金融危机，仍然坚称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最权威、最发达的，中国面对全球危机应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等，继续重复美国人自己都不愿重弹的老调，完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倘若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来应对这场危机，就会置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于危险的境地。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面临崩溃，当时美国政府花费了几十亿美元救市，第二年老虎基金濒临破产，美国政府救市的代价一下增加了七八倍，花费了几百亿美元。现在看美国政府救市的规模，动不动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美元，打个水漂就没有了。2000年美国濒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的边缘，为了挽救网络泡沫经济的破灭，一是靠吹起更大的次贷泡沫，一是靠打伊拉克战争的军事凯恩斯主义。美国这种挽救危机的办法治标不治本，虽然能取得暂时掩盖矛盾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但是最终会促使掩盖的矛盾以更加猛烈的方式爆发。这种救市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被反复验证了的，美国自己也非常清楚。总之，这种救市对世界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目前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性。从表面上看，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主要是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冲击不大。但是，从实际上看间接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向实体经济的渗透，危机的影响还会加大加深。因为：

1．危机已经对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利润等方面产生了影响。

2．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正在加剧。

3．危机的持续加深使中国各类金融投资机构的损失正逐渐暴露出来，总的损失目前还难以最终核算。

4．我国拥有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开始“缩水”。10月25日，美元指数涨至86.95点，两年来的最高值，疲软了6年之久的美元开始反弹。7月以来，仅用3个月美元就上涨了22%。除人民币、日元外，其他欧美货币纷纷贬值，尤其是澳元贬值严重，那些押美元走软而购买海外衍生产品合约的进口商损失惨重，仅中信泰富就损失了20亿美元。

5．危机使我国出口锐减及其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进而对GDP、财政收入、就业以及市场信心等将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

因此，总体上看，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四、我国面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对策

（一）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

由于危机的影响，引起了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为此，我们应正确处理对内经济平衡与对外经济平衡的关系，把国内经济平衡放在首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力保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就是对当前国际社会抵御金融危机最大的贡献。

（二）加强金融监管

银监会的诞生不仅标志中国境内银行业顺应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的”的世界性潮流，而且也意味着国内金融改革的新的序幕揭开了。因为，随着银监会的成立，不仅使得银行业的格局会发生大的变化，而且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等方面的关系也会出现调整。实行“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实施监管。为避免走以往机构改革的老路，保证银监会要有效运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必须对现有的《银行法》进行全面的修订。用新的法律框架清楚地界定银监会的权力与义务。否则，或是由于来自种种干扰而让银监会根本无法有效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或是银监会滥用其权力为己图利。应尽量减少分立成本与协调成本。因此，银监会的设立，应该把重点放在功能界定上，应该放在如何利用原有机构的监管设施、信息、人才及企业文化等来为银监会的功能服务上。

（三）审慎推进金融开放，建立有效金融预警体系

国际社会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在此背景下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的金融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金融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国实行金融开放与自由化，但应该看到历史上，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多次是与金融开放的程度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快有关。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冲击都相对较小，这与中国政府审慎对待金融开放，以及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政策密可分。随着经济金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金融体系固有的风险还会进一步暴露，新的金融风险也将会形成，金融危机的易发性、联动性与破坏性也越来越明显。因此，金融风险的管理仅限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着力于构建有效的金融危机预警管理系统，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逐步化解金融风险，从源头上防止金融风险的日益累积，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四）深化财税管理

财税制度要作根本性改革，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丰厚。政府激励变了，从GDP导向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五）要把握参与重建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性机遇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使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60多年来积累的矛盾和问题暴露无遗，给了我们清醒的认识。2008年11月结束的世界经济首脑峰会，标志着今后的世界将开始走上重新完善和建立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历史时期。鉴于我国这30年财富的积累和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世界迫切需要我们参与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我们也需要参与。抓住参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的历史机遇，恰恰是我国经济今后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当然，我们要做好长期的准备。

参考文献

[1]丁冰．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对金融危机的看法篇2

论文摘要：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同时，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文章通过对当前金融危机性质的探讨，分析全球各国救市的情况，阐述该金融危机对我国的影响，积极探索我国应采取的措施。包括银监会的设立，应该把重点放在功能界定上，应该放在如何利用原有机构的监管设施、信息、人才及企业文化等来为银监会的功能服务上等观点。

当前美国次货危机正向实体经济蔓延，整个全球经济增长减缓，不仅仅是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持续衰退，而且包括“金砖四国”在内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面临着资本抽逃和外需减缓的艰难处境，全球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国际经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在这种形势下，正确判断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发展趋势，弄清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及我国的应对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通货紧缩危机。它的性质主要为：

（一）从时间上看是一次短期性的经济危机

我国领导人在参加的APEC首脑会议中预言这次危机时间为18个月，要到明后年才能见底，亦即需要一年半的过程。从经济危机的划分上看，持续期10年以上的才是长期性的危机，10年以下的为短期危机。因此，从时间上看，这次经济危机还是一个短期危机。

（二）从增长上看是一次伴随经济增长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在我国经济形势趋热的情况下突然来临的，在它发生作用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受到惯性的作用，还在不断地增长，虽然增长的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比起世界其他国家，其速度仍然不低。从长远来看，这次危机也不可能抑制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从需求来看是一次需求抑制型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由美国房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引起的，由于它的突然发生，使美国和世界的需求受到很大的抑制，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它的表现是物价的持续下降与工资水平的持续下降，工资下降是因，物价下降是果，从而在总体上导致需求不足。

（四）从后果来看是一次危害型的经济危机

因技术进步等原因引起的经济危机称为无害型的经济危机，而这次危机是一次后果严重的经济危机。它的主要表现是生产能力过剩，需求不足，导致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二、全球各国的救市情况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9月16日，日本、美国、欧盟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宣布，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各国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日本中央银行在9月16日、17日、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分五次向短期金融市场紧急注资近8万亿日元；美国政府紧急推出了救援金融体系的措施，成立政府专门机构接管金融机构7千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为3.4万亿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暂时停止对799只金融股的卖空；欧洲中央银行在16日、17日先后向市场注资1千亿欧元；英格兰银行向市场紧急注入资金250亿英镑。

美国通过7千亿美元救市究竟能不能缓解这场危机？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政府高官已经承认美国面临的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崩溃的危机，这就直接点明了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很多观点跟不上危机的迅速升级，甚至有些观点还重复着美国自己已经放弃的盲目乐观论调。我国有些金融界人士面对美国的严重金融危机，仍然坚称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最权威、最发达的，中国面对全球危机应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等，继续重复美国人自己都不愿重弹的老调，完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倘若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来应对这场危机，就会置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于危险的境地。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面临崩溃，当时美国政府花费了几十亿美元救市，第二年老虎基金濒临破产，美国政府救市的代价一下增加了七八倍，花费了几百亿美元。现在看美国政府救市的规模，动不动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美元，打个水漂就没有了。2000年美国濒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的边缘，为了挽救网络泡沫经济的破灭，一是靠吹起更大的次贷泡沫，一是靠打伊拉克战争的军事凯恩斯主义。美国这种挽救危机的办法治标不治本，虽然能取得暂时掩盖矛盾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但是最终会促使掩盖的矛盾以更加猛烈的方式爆发。这种救市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被反复验证了的，美国自己也非常清楚。总之，这种救市对世界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目前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性。从表面上看，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主要是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冲击不大。但是，从实际上看间接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向实体经济的渗透，危机的影响还会加大加深。因为：

1．危机已经对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利润等方面产生了影响。

2．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正在加剧。

3．危机的持续加深使中国各类金融投资机构的损失正逐渐暴露出来，总的损失目前还难以最终核算。

4．我国拥有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开始“缩水”。10月25日，美元指数涨至86.95点，两年来的最高值，疲软了6年之久的美元开始反弹。7月以来，仅用3个月美元就上涨了22%。除人民币、日元外，其他欧美货币纷纷贬值，尤其是澳元贬值严重，那些押美元走软而购买海外衍生产品合约的进口商损失惨重，仅中信泰富就损失了20亿美元。

5．危机使我国出口锐减及其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进而对GDP、财政收入、就业以及市场信心等将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因此，总体上看，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四、我国面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对策

（一）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

由于危机的影响，引起了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为此，我们应正确处理对内经济平衡与对外经济平衡的关系，把国内经济平衡放在首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力保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就是对当前国际社会抵御金融危机最大的贡献。

（二）加强金融监管

银监会的诞生不仅标志中国境内银行业顺应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的”的世界性潮流，而且也意味着国内金融改革的新的序幕揭开了。因为，随着银监会的成立，不仅使得银行业的格局会发生大的变化，而且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等方面的关系也会出现调整。实行“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实施监管。为避免走以往机构改革的老路，保证银监会要有效运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必须对现有的《银行法》进行全面的修订。用新的法律框架清楚地界定银监会的权力与义务。否则，或是由于来自种种干扰而让银监会根本无法有效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或是银监会滥用其权力为己图利。应尽量减少分立成本与协调成本。因此，银监会的设立，应该把重点放在功能界定上，应该放在如何利用原有机构的监管设施、信息、人才及企业文化等来为银监会的功能服务上。

（三）审慎推进金融开放，建立有效金融预警体系

国际社会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在此背景下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的金融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金融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国实行金融开放与自由化，但应该看到历史上，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多次是与金融开放的程度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快有关。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冲击都相对较小，这与中国政府审慎对待金融开放，以及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政策密可分。随着经济金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金融体系固有的风险还会进一步暴露，新的金融风险也将会形成，金融危机的易发性、联动性与破坏性也越来越明显。因此，金融风险的管理仅限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着力于构建有效的金融危机预警管理系统，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逐步化解金融风险，从源头上防止金融风险的日益累积，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超级秘书网

（四）深化财税管理

财税制度要作根本性改革，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丰厚。政府激励变了，从GDP导向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对金融危机的看法篇3

一、金融危机的性质探讨

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通货紧缩危机。它的性质主要为：

（一）从时间上看是一次短期性的经济危机

我国领导人在参加的APEC首脑会议中预言这次危机时间为18个月，要到明后年才能见底，亦即需要一年半的过程。从经济危机的划分上看，持续期10年以上的才是长期性的危机，10年以下的为短期危机。因此，从时间上看，这次经济危机还是一个短期危机。

（二）从增长上看是一次伴随经济增长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在我国经济形势趋热的情况下突然来临的，在它发生作用的同时，我国的经济受到惯性的作用，还在不断地增长，虽然增长的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比起世界其他国家，其速度仍然不低。从长远来看，这次危机也不可能抑制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从需求来看是一次需求抑制型的经济危机

这次危机是由美国房贷引发的金融危机引起的，由于它的突然发生，使美国和世界的需求受到很大的抑制，进而影响到我国经济。它的表现是物价的持续下降与工资水平的持续下降，工资下降是因，物价下降是果，从而在总体上导致需求不足。

（四）从后果来看是一次危害型的经济危机

因技术进步等原因引起的经济危机称为无害型的经济危机，而这次危机是一次后果严重的经济危机。它的主要表现是生产能力过剩，需求不足，导致实际产出和潜在产出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

二、全球各国的救市情况分析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了稳定全球金融市场，各国政府、中央银行纷纷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9月16日，日本、美国、欧盟等六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央银行宣布，为了稳定国际金融市场，各国向银行系统注入大量流动性；日本中央银行在9月16日、17日、18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分五次向短期金融市场紧急注资近8万亿日元；美国政府紧急推出了救援金融体系的措施，成立政府专门机构接管金融机构7千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为3.4万亿美元的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担保，暂时停止对799只金融股的卖空；欧洲中央银行在16日、17日先后向市场注资1千亿欧元；英格兰银行向市场紧急注入资金250亿英镑。

美国通过7千亿美元救市究竟能不能缓解这场危机？我们看到，美国的一些政府高官已经承认美国面临的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崩溃的危机，这就直接点明了美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但是，国内经济学界的很多观点跟不上危机的迅速升级，甚至有些观点还重复着美国自己已经放弃的盲目乐观论调。我国有些金融界人士面对美国的严重金融危机，仍然坚称美国的金融体系是最权威、最发达的，中国面对全球危机应加快金融自由化改革步伐等，继续重复美国人自己都不愿重弹的老调，完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倘若抱着这样一种态度来应对这场危机，就会置国家的经济金融安全于危险的境地。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面临崩溃，当时美国政府花费了几十亿美元救市，第二年老虎基金濒临破产，美国政府救市的代价一下增加了七八倍，花费了几百亿美元。现在看美国政府救市的规模，动不动就是几百亿、几千亿美元，打个水漂就没有了。2000年美国濒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的边缘，为了挽救网络泡沫经济的破灭，一是靠吹起更大的次贷泡沫，一是靠打伊拉克战争的军事凯恩斯主义。美国这种挽救危机的办法治标不治本，虽然能取得暂时掩盖矛盾和稳定金融市场的作用，但是最终会促使掩盖的矛盾以更加猛烈的方式爆发。这种救市方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是被反复验证了的，美国自己也非常清楚。总之，这种救市对世界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危险。

三、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目前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确定性。从表面上看，这次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不大，主要是对中国金融体系的直接冲击不大。但是，从实际上看间接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特别是随着危机的蔓延和向实体经济的渗透，危机的影响还会加大加深。因为：

1．危机已经对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流动性、资本充足率、利润等方面产生了影响。

2．危机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影响正在加剧。

3．危机的持续加深使中国各类金融投资机构的损失正逐渐暴露出来，总的损失目前还难以最终核算。

4．我国拥有近2万亿的外汇储备开始“缩水”。10月25日，美元指数涨至86.95点，两年来的最高值，疲软了6年之久的美元开始反弹。7月以来，仅用3个月美元就上涨了22%。除人民币、日元外，其他欧美货币纷纷贬值，尤其是澳元贬值严重，那些押美元走软而购买海外衍生产品合约的进口商损失惨重，仅中信泰富就损失了20亿美元。

5．危机使我国出口锐减及其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进而对GDP、财政收入、就业以及市场信心等将产生较大程度的影响。

因此，总体上看，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四、我国面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对策

（一）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保经济增长

由于危机的影响，引起了我国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巨大的变化，为此，我们应正确处理对内经济平衡与对外经济平衡的关系，把国内经济平衡放在首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内需，力保中国经济增长。中国经济能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就是对当前国际社会抵御金融危机最大的贡献。

（二）加强金融监管

银监会的诞生不仅标志中国境内银行业顺应了“银行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来的”的世界性潮流，而且也意味着国内金融改革的新的序幕揭开了。因为，随着银监会的成立，不仅使得银行业的格局会发生大的变化，而且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等方面的关系也会出现调整。实行“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分别对证券业、保险业和银行业实施监管。为避免走以往机构改革的老路，保证银监会要有效运作，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必须对现有的《银行法》进行全面的修订。用新的法律框架清楚地界定银监会的权力与义务。否则，或是由于来自种种干扰而让银监会根本无法有效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或是银监会滥用其权力为己图利。应尽量减少分立成本与协调成本。因此，银监会的设立，应该把重点放在功能界定上，应该放在如何利用原有机构的监管设施、信息、人才及企业文化等来为银监会的功能服务上。

（三）审慎推进金融开放，建立有效金融预警体系

国际社会在信息革命的推动下，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在此背景下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的金融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潮流。金融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要求一国实行金融开放与自由化，但应该看到历史上，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多次是与金融开放的程度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进程过快有关。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历次的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系统的冲击都相对较小，这与中国政府审慎对待金融开放，以及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资本与金融账户下的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等政策密可分。随着经济金球化与金融自由化的不断推进，金融体系固有的风险还会进一步暴露，新的金融风险也将会形成，金融危机的易发性、联动性与破坏性也越来越明显。因此，金融风险的管理仅限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着力于构建有效的金融危机预警管理系统，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逐步化解金融风险，从源头上防止金融风险的日益累积，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四）深化财税管理

财税制度要作根本性改革，改变政府激励，从保证经济增长的投资财政体制彻底转型，尽快实现向公共财政的转换。不是哪个地方投资多、哪个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才多，而是哪个地方民生好，人民财富增加，政府的税基才丰厚。政府激励变了，从GDP导向转向民生服务导向，政府才会真正从经济事务中解脱出来，才会把配置资源的权力重新交给市场。

对金融危机的看法篇4

有人说，美国这次所谓的“金融危机”是1929年金融危机之后最严重、也是影响最大的一次危机，而我个人认为，虽然这次危机很严重，影响很大，但是还没有严重到不得了的程度，当下对次贷危机影响的严重程度似乎夸大了。

雷曼兄弟公司倒闭，美国华尔街出现危机，这些实际影响的是金融领域本身，而对美国实体经济以及整体实体经济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

之所以说夸大了次贷危机的影响，主要是从两方面来说的。一方面是对华尔街自身影响的夸大，华尔街把这个事情看重了，超过了实际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全球金融业影响的夸大，而我们可以说是目前将影响夸大最严重的。

如果我们近期关注美国破产倒闭的金融机构，那么可以发现，此次破产倒闭的都是规模较大的“百年老店”，它们一旦倒闭，影响必然很大，也必将引起广泛关注。但是，这些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并不能说是实际意义上的破产倒闭，我认为，这只是一个重组的概念。

举个美国银行收购关林的例子来说，当时美林在市场上的股价仅17美元，但最终美国银行却以每股29美元的价格对其实施收购。为什么美国银行要这样做呢?因为其中有很大的价值匹配战略在里面。往来的资金，暂时流动性成问题，对企业公司而言都比较麻烦，但不至是说这个钱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个重组的概念，并不是破产就啥也没有了。应该说，“金融危机”这个词、这个事件，我认为在中国的整个教育中，在我们读的书当中，包括我们当学生期间，被夸大了。

金融危机本身是自我调整的方法，并不是灾难性的。譬如1929年大危机，不过是从1925年、1926年，特别是1927、1928年股价涨的保障，在1929年底的时候，忽然连续跌了大半年，又跌回了原来的水平。在这个危机中最严重的问题不是股市的大跌，1929年大危机最严重的是失业，也就是说，金融危机里面并没有大了不起的事情，而是大量的工厂失业，带来很大的危机。

当然，此次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敲了一次警钟，对美国未来经济发展也敲了一次警钟。现在的金融，已经演变成一帮人在自己炒作，意思就是美国的市场已经很发达了，投资消费已经到了一个很发达的社会层面。它不再搞社会实业，热衷于在资本的层面虚拟的做。那么，它一定存在危机，但没什么损害，也不会有更大的问题。

美国市场现在已经很发达了，投资消费水平也很高。美国发展到今天出现金融危机，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调整的一个过程，它像发高烧一样，还不能说美国社会现在整个就不行了。这还不是拐点，美国还是很强大的“经济”。

我个人不是很认同“金融发展战略要大发展、重金融”的说法。在我看来，金融从当初不完全被重视，被看得一塌糊涂，现在的作用已经被高估了。金融是一个核心，作用很大。但仍然应该是实体经济在先，还是应该把实体经济，真正的福利，真正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看看电影、看场音乐会要比炒股票、搓麻将要好一些吧?所以重视金融轻其他，我不赞成。

对金融危机的看法篇5

美国的次贷危机，形成了一场影响全球、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这场金融风暴的发生，带来了许多值得人们反思的问题，也可能会引起全球格局的新布局和新变化，它可能会对人们的市场信心和信念产生深远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对市场的依赖，以及市场实在地带给人们的益处，让人们充分确信市场的能量。自从亚当斯密提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以来，看不见的手就是支配人类经济活动的最重要的理念和法宝。后来，虽然这一观念因为经济危机而不断受到挑战，但自从美国里根总统执政以来，又高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里根经济学的旗帜，推进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这种经济发展的事实，又进一步树立了人们对市场的信心。但是，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又让我们充分体验了一回市场失灵的恶果，它必然会迫使人们重新反思市场是不是万应灵药，反思市场和市场化的限度。

这场经济危机也让人们认真反思政府的作用，特别是政府在经济和金融活动中的作用。

在以往的观念中，政府管制职能的扩大，被人们称之为致命的自负和走向奴役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就以这样的书名，来反思类似的问题，尽管他的反思，还有其他所指。在市场经济的早期，政府一直被定位为守夜人的角色，但自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危机以来，政府已经从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了总管家。尽管如此，人们对政府权力的扩张，仍然深怀戒心。这次金融危机发生后，人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几乎所有国家及其政府，都在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各国政府不但在国内扮演着这样的角色，而且还出现了政府间应对危机的国际合作。这种情况，对公民而言究竟是祸还是福，究竟如何看待在金融危机中政府权力的扩张这种现象?如何重新看待市场体制下政府的作用?这是此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的重要问题。

这次金融危机可能还会导致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不论在内国政治，还是在国际政治中，可能都是如此。在内国政治中，如何处理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等，这都是必须重新反思、认真对待的问题。而在国际关系中，金融危机的发生势必导致人们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政治格局的质疑和反思，多年来人们期待的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而不是单极化的情形可能因此有了条件，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的发展，可能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再者，这次金融危机可能带来国际经济和文化格局的重新分配。特别是随着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发育、成熟和完善，他们寻求在国际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中的话语权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俄罗斯举行的金砖四国元首会晤，提出了可能取代美元的新型硬通货币的建议，便可以看作是一个明显的信号。与此同时，在文化的发展和主导上，也可能会发生类似的情形。大家知道，自近代以来，全球文化的主导权事实上是欧洲中心主义或者欧美中心主义的。二战结束以来，美国更是独大地成为文化的输出国和领导者。美国的文化殖民现象令世人担心。但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这种以欧美或者美国为中心的文化殖民现象，必然会受到经济的影响，也会受到世人强烈的反思和质疑。因此，金融危机可能带来在国际社会文化领域中主导权的争议，也就不难预期。

对金融危机的看法篇6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务管理；启示

引言

如果从2007年底美国发生“次级贷款”危机算起，被称为世界性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至今已近两年了，现在还再探讨这个题目，似乎有炒冷饭之嫌，但在笔者看来，理由有：

理由之一：有人说，金融危机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但不应失去思考；它摧毁了我们许多，但不应摧毁价值。还有人说金融危机百年一遇，但要充分认识到它给我们上了生动而又深刻的一课，是年轻人锻炼成长的好机会。它给我们多了一种经历、一种见识、一种历练、一种本事。不论从哪个角度，都必须通过思考，认真总结经验，不能轻易地放弃金融危机给人类思考的价值。

理由之二：人们经常说形势决定任务。当前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对世界经济寒潮何时消退的形势做出科学的判断，以便确定当前任务。

就我国而言，在经济寒潮何时消退中存在多种意见，其中有两种代表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经济2008年底就触底，2009年第三季度就能走出低谷看到曙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次经济寒潮2009年才能见底，2010年才能有起色。应当说，这两种意见都有各自的道理。

主张2009年下半年就能见到曙光的理由，媒体已有许多的披露，这里从略。下面主要讲主张201 0年才能有起色的理由。

信息时代，世界虽大也只不过是个地球村，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这里先关注世界多数经济专家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场经济危机目前仍见不到底，也很难预测什么时候能见底。因为政府救市方案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实体经济深层次矛盾依然在激化，经济调整还将进一步展开。有的专家还预言会出现第二波金融危机。拿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来说，经济危机还在继续，其经济仍然在恶化，失业在增加，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70％降到60％等。这是因为，美国生产要素已缺乏增长动力，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填平金融海啸造成的巨大窟窿，更不知如何维持美元稳固的世界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因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而得奖)日前表示：到2011年世界经济将真正进入萧条期，人们将看到零利息、通货膨胀和无复苏景象，这种情况还将延续很长时间。前不久，新加坡宣布一年期存款利率是百万分之一，也就是一百万存款的利息是1元。这不是零利息又是什么?

我国的状况又是如何呢?由于这次金融危机是通过美元和五花八门衍生金融工具向世界各国扩散，并渗透到世界各国经济中。既要看到我国经济基本面及发展优势和潜力，也要看到我国所面对的外部严峻环境和自身的困难。而对于后者。主要有四点判断：

第一。经济增速继续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只增长61％；全国财政收入1.46万亿元，同比下降8.3％。用电量和运输量一般是研究宏观经济走势的风向标，而一季度用电量还在下降，说明经济产出仍是下降趋势。有人具体指出，2009年我国经济可能出现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同时减速的险情。先说投资。投资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速的拉动。现在经济下滑，投资自然就没有积极性。再说消费，这几年主要是靠汽车、房地产拉动，而这两个产业又是靠消费信贷刺激起来的，然而百姓的消费力已经被透支了。

第二，以城市化提高消费率并不理想。三十年城市化人口要有9亿，而现在只有4亿多。而今又有1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农村的消费很难拉动，目前又很难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类似于家电下乡这样的策略并不理想。东部不想买，西部又买不起。有的还说，家电是因为不能出口，才转销到农村的，而价格优惠13％，只等于出口的退税而已。

第三，央行认为，房地产目前仍有回调的危险。商品房开工面积还在下降。其调整时间约需要3年，仍要引起――系列行业的调整。

第四，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产业的分工，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对外贸易的高依存度，短期内难以逆转。如我国与美国的年贸易额高达3000多亿美元。而我国出口却在下降，2009年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降24.9％。我国经济面临美欧经济衰退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巨大考验。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已到尽头的说法并不可靠，现在仅是进入止稳状态。因此，如何从认识危机产生原因和怎样科学认识危机的问题出发，进而总结经验、丰富知识、提振信心、沉着应对、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共克时艰这些问题，今天仍然严肃地摆在面前，需要我们做出响亮的回答。

因此，今天来探讨这个题目并没有过时，更不是炒冷饭，仍然具有理论与现实的针对性。

基于此，根据有关文献及笔者学习的体会，这里先讲金融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即根源；再讲当前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几种认识；接着讨论一下怎样科学与辩证地看待金融危机；最后，根据上述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形势，谈一谈金融危机给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至今，有些人仍然感到这场危机来得莫名其妙。在谈原因之前，先通俗地说一下什么是经济危机。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过热到停滞，再走向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发生经济危机。从其表面现象来说，就是你所生产的东西，有钱的人不需要，而需要的人又买不起；或者说，大家需要的东西无人生产，不需要的东西却还在大量制造。严重而又全面的经济危机，是以下述7种现象为其主要特征的：一是经济严重泡沫化(商品价格严重脱离价值)；二是经济结构失衡，生产相对过剩；三是银行严重亏损，有的倒闭；四是很多企业破产，大量员工失业；五是发生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六是经济下滑；七是经济秩序混乱。当人类被动地接受惩罚后，又会回到价值规律上来，使经济得以恢复。但以后又会再出现经济危机，使经济呈现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因此，经济危机既有始，也会有终，所以称其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那么，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应当说，各个时期产生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至今还在继续。此时，要对这场金融危机做出全面的寻根究源还不是时候。下面根据有关资料，讲五个主要原因。

(一)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

美国人有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的习惯，今天敢花明天或是后天的钱。然而。天上掉不下馅饼。这就要碰到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有钱保证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常规的做法是借债和捞钱。

先说借债。美国人在世纪之交，储蓄率已是0，且敢于借钱花，负债的水平相当高，据说已达10多万亿美元。这是什

么概念呢?拿我们的人民币来说，10多万亿美元，相当于70万亿人民币。而我国2008年的财政收入约6万多亿人民币。即使什么钱都不花，12年左右才能还清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有人说过。美国是太多的人花了还不起的钱，世界太多的人又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如很多国家都买美国的国债，我国到2008年底总共持有美国的国债7274亿美元，占美国国债的23.6％，已经超过日本，是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国。现在，我们还在买美国的国债。

再说捞钱。多年来，他们挥舞着美元的大棒，认为经济的增长已不是依靠主要的生产要素，而是热心地去制造科技网络泡沫、房地产泡沫和衍生产品泡沫等等，以便捞钱。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就很容易养成投机的心理。投机虽是市场的剂，但漠视风险的过度投机所制造的泡沫总是要破的，也就是必然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使市场失去稳定的基础，引发金融危机。例如，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投资银行逐步地放弃需要资本金很少、以赚取佣金的主业务，而是不务正业和本末倒置地大量介入“次级贷款”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投资。而衍生金融产品又具有众所周知的杠杆效应，可以放大收益和风险，交易主体只要交少量的保证金就可以完成高回报的交易。高杠杆率使得投资银行对融资依赖增强，一旦投资银行不能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时，就容易引起投资银行的破产。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就是教训。

(二)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

虽然金融创新对金融的发展具有推进器的作用，但又有放大风险的一面，是把双刃剑。因此，必须把金融创新风险置于可控的范围内。美国是推崇金融创新的国度，现在究竟有多少衍生金融工具，谁也无法搞清楚。它们又是如何创新和使用金融创新工具的呢?如美国的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投资银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术，通过创新再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在市场上分别出售。由此衍生层次变迭加，信用链条拉长。其结果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和推动了极度的短期投机趋利化，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可以说，美国本轮金融危机就是“次贷”危机所蔓延的结果，“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产物。

总之，好大喜功和寅吃卯粮，终究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也使我们想到，我们党所提出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是何等的正确和有眼光。

(三)对经济疏于监管

正反的经验均证明，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必须依法进行监管。建立在法制和监管基础上的一些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和制度，是一个健康和有序的金融体系赖以运行的基石。市场主体如果脱离监管和法制的约束，过度追求盈利，盲目竞争，市场就可能滑向无序，金融危机就极易发生。而美国自由金融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顶峰，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崩溃。总理2009年初在剑桥演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不公，最终受到惩罚。总理还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实体疏于监管，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同时，把巨大的风险留给整个世界。这充分说明，不受管理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

(四)不合理的高薪激励

有关机构的研究资料表明，2007年美国大企业高管薪水水平是普通员工的275倍，而大约30年前，则是35比1。在中国，据媒体的披露，中国银行董事长是150万，相当于美国30年前的水平。金融机构对高管激励措施，往往与短期证券交易收益挂钩。在诱人的高薪躯动下，华尔街的精英们为了追求巨额短期回报，纷纷试水“有毒证券”，借助于金融创新从事金融冒险。如前所说，美国的房贷机构、经纪公司将贷款发放给没有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则将房贷资产打包卖给投资者，重奖之下放弃授信标准。离开合理边界的高薪激励，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之一。

(五)数学模型的滥用

数学模型本身是科学与严密的，但却是静止的，而资本市场则是生动活泼和瞬息万变的。数学模型依赖一些脱离现实市场条件的抽象假设和历史数据，因而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投资决策参考，不能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过分依赖模型进行投资决策是不科学的，必须对模型计算结果给予科学判断。恰恰是不准确的投资模型，使得华尔街分析师、精算师忽略系统性错误，并在证券化分析、系统风险估算，甚至违约率计算上出现预测失误，最终成为这次美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

存在决定意识。金融危机，既然发生了，人们会有怎样的认识呢?

二、对这场金融危机现有的几种认识

下面列举现有的三种认识。

(一)巴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告别经济危机

据有的媒体披露，1998年东南亚发生了金融危机，泰国人一夜醒来，每个家庭的财富缩水了20％。本次金融危机已造成世界4万亿美元损失，大体上每人平均约3万元人民币。这对非洲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我国有些地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对我国来说，尚未见到这样的指针和数字。尽管我国经济基本面还是好的，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蒙受了损失，其程度估计不会亚于泰国人。根据媒体的披露，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有：

第一，经济下滑。如2008年国家的GDP和财政收入增幅都比上一年下降。

第二，股市沪A从六千一百多点跌到一千六百多点，降了72％左右。2008年A股的市值减少了20多万亿元，创证券市场开张侣年以来的记录。因市值减少，中国经济证券化比率也从2007年157.5％回归到2008年的53.87％。

第三，就业面缩小，失业增加。毕业大学生就业难，有一千多万农民工返乡，使许多家庭的收入缩水，生活陷入了困境。

第四，企业的业绩下滑，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减少。

不难想象，上述的这些情况给生活带来了压力，又给精神上带来烦恼。甚至使人容易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对经济和生活失去应有信心。例如，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人比7年前还穷，历史倒退了7年。世界上已有4位亿万富翁自杀。4月22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主要来源之一――房利美的CFO也在家中自杀。邻居都讲他是好人，同事讲他的能力出众，去年还获85万美元奖金。自杀原因可能是压力太大。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因金融危机也少了一半。香港的百万富豪在2008年减少了6.6万人，平均流动资产(基金、股票、外汇、债券及其它流动资产)减少120万港元。因此，许多人巴不得在一夜之间就

能挥手告别经济危机。

(二)盼望房价能越低越好

我国房地产的价格时有上涨过快的情况，很多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子。政府根据这一现象，采取了如运用税收和利率杠杆等调控的措施，鼓励买房。有的人希望政府能进一步运用行政手段，打压房价，价格越低越好，使大家都能买得起房子。

(三)希望天天有便宜货

为了促进消费，刺激经济，政府采取了包括发放消费券在内的许多措施，帮助困难群众。许多企业也为了使自己手头有真金白银，以便在危机中取得主动，采取了包括降价在内的许多促销策略，有许多商品的价格低于成本。这种策略使得部分人认为，经济危机没有什么不好，工资一分也没少，而衣食住行乐都在降价，天天有便宜货可买。有的人一买东西，就可以用好几年。

上述这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想法，是否全面与科学?

三、必须以科学、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一场金融危机

针对上述三种想法，相应地讲三点：

(一)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危机的客观性和不可抗拒性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价值规律必然要起作用。所谓的价值规律，讲的是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目前还无法加以直接计算，只能借助于价格(货币)加以表现。由于供求关系，价格会随价值上下波动，但最终决定价格的是价值。市场经济正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价格机制进行调节。即通过价格信号知道要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所以，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

市场经济同样存在着许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追逐利润的竞争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会使生产具有很大盲目性，进而引发经济结构失衡，从而出现开头所讲的那些经济危机现象。这些现象，不是买卖双方或是某个人特意安排的，而是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受到惩罚后才能知道的，属于事后的惩罚，当发现并要纠正时已经来不及了。因此，经济危机是无法阻挡也逃脱不了的。换言之，经济危机不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而是具有客观性质和不可抗拒性，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另一条经济规律，叫做经济周期规律。这也是实行市场经济这一资源配置形式，在创造高速生产力同时，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是不可克服的弊端。正因为如此，认识并深入理解金融危机应成为人生的必修课。

(二)商品房价格并非越低越好

商品房价格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思维上往往会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

首先，从理论上看，商品房价格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它最终是被商品房的价值所决定的。也就是价格太高了，背离其价值，很多人买不起，这当然不行，也不可能长久下去；反之，如果太低了，亏本生意没有人会做。其价格问题，只能由市场决定，由价值规律进行调节。决不能倒退到商品价格均由政府规定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况且，据统计，房地产行业牵涉到五十几个行业，如钢铁和水泥等行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占到GDP的比重10％，与相关的56个行业加起来占到GDP的40％。这里有个如何照顾到更多人利益的问题。

其次，商品房价格问题，同很多经济问题一样，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温总理2009年2月28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住房人均不足10平方米的要超过千万户以上。但是。笔者认为实际比这要多。因为每年的大学生有600万人，不久就要结婚，这需要多少房子?总理这里想说的是，商品房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需求。可总理没有讲另一方面，也就是现在居民手中有钱，光储蓄就有25万亿多元，这还没有包括基金、股票、债券、外汇等。可为什么老百姓手中有钱。又有需求，而商房却大量积压?其症结是开发商与消费方想法不一致，没有找到合理的价格。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处于究竟是倾向老百姓还是倾向开发商这种两难选择的境地。十个行业的振兴计划只有房地产行业可能与此有关。如何解决需要与价格的均冲性问题，这正是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任务。最近中央发表了房地产白皮书，称由于需求的刚性，再降房价的可能性很少。

最后，关于是不是必须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房子的问题，号称世界上收入最高的美国，也只有30％左右的人有房子，其它的人都是租房子住，很多人租住政府的廉租房。其实，经济高度商品化后，人力资源也高度地在流动，买个房子会感到很拖累。

总之，商品房价格要降到合理的价位，并非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商品房价格不能严重背离价值。

(三)商品低价促销问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经济学中有个基本常识，只有投入小于产出时，社会不仅能生存，而且能发展。因此，任何社会都要节约，力争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来取得尽可能大的产出。这里讲的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节约，时间节约规律被称为是最高级的经济规律。社会对节约要求的强制性，也适用于企业。现在用时间节约规律来看促销的现象，企业能长期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吗?如果是这样，企业一定不能生存。现在的促销只是一种战略，而且他们失去的也希望能在今后得到补偿。促销对于经济危机来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更不是长远之计。

由此可见，上述的三种想法均不大科学，且存在片面性，也不符合辩证法。对于金融危机，科学的态度应是：一方面是要承认和尊重规律，人类在它的面前是渺小的；另一方面，要提振信心，积极地去面对。也就是说，30年前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享受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快速发展；今天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市场周期性波动。

四、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的启示

对财会工作者而言，这次经济危机，可以暴露和反思以往在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上的不足，把它看成是彰显和提升财务理念的好机会，把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当今，每个企业都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以下的建设和管理。

(一)必须加强财务管理的战略研究和建设

财务管理应采取什么战略?这是财务管理的首要问题。过去，有相当多的企业随波逐流，人家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而不去研究、咨询、分析和制订战略，确定经营模式。根据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今后应看重考虑的问题主要有：

1　企业的生产经营要着重于实业

当前的危机是危中有机，关键看能否抓住机遇。现在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投入的每一分钱，在战略上都要立足于科学发展，再不能回到传统发展的老路上去。也就是在保速度、保增长的同时，要做到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因为只有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是应对危机的长久及治本之策。在制订企业经营和财务管理的战略时，我国的实体经济应名副其实，生产经营应重在实业。

虽然融资等问题离不开资本市场，但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本市场上，特别是股票投资。

2　要慎用各种理财的金融衍生产品

本来，金融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要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并非危机的根源，但如果滥用或将其视为投资工具，就会成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2007年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产品全年交易量达3259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总和的67倍，已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求。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特别是要慎用各种理财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要注意掌握使用中的“度”。那么，其度如何把握呢?据数据介绍，一般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总量适度的原则。要以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的需要为标准，而不是要通过投资获利。否则又将演变成不可抗拒的风险。

第二，程控的原则。对金融衍生产品投资要有内控机制，如果是无法控制，则不能投资。

第三，稳步推行原则。先推行简单、风险低的产品，等待水平提高以后，再向复杂、风险高的产品过渡。

说到财务战略，热门的话题是楼市和股市，却很少有人去关心居民储蓄以及货币量扩大的问题。可把它比喻为定时炸弹、笼中虎、或是堰塞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和溃堤?估计在未来GDP温和增长下还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对此，在理财战略上怎么应对?

(二)加强风险导向型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内部控制随环境变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针对现代企业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存的这一环境，COSO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RM)，认为以前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包含在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之中，足以说明对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视。从中明白，风险发现就是收益发现的过程。这次金融危机不知有多少企业倒下(20世纪30年代有15 000多家银行倒闭)?2009年的头两个月，美国又有14家银行倒闭。尽管各个企业倒闭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共同的原因是对风险的管理不到位，资金的风险管理做得不好。根据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育与启示。当前资金的风险管理应针对性地做好三个方面：

第一，现在相当多的企业，仍然存在着不是内部人控制就是外部人控制的局面，这是造成资金风险管理有名无实的重要原因。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有效的授权与监控机制。因为在风险投机收益的诱惑面前，监督往往无效。制衡才是最有效手段。

第二，要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特别是要加强责任感的建设。这是因为：一方面风险管理绝不是管理阶层几个人的事，而是要贯穿企业管理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人；另一方面，制度不是万能的，新的情况与问题会不断发生，这就要求做到在授权之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第三，大国之间的摩擦或由于某个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会对收汇造成致命的打击。还有不断创新金融的工具，它们都充满风险，需要对此高度警惕。

(三)树立“现金为王”的观念

资金是企业“血液”。对此，人们在平日里也许不能充分领悟，但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就不再难以理解了。这次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现金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事实表明。由于现金流动性不足，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而破产的不在少数，甚至有的企业还是盈利性破产。因此，在预期融资困难时，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就必须储备尽可能多的现金，以保全企业的生存。尽管金融危机不是经常爆发，但又很难预期。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希望企业的基业常青，控制负债水平，保持科学流动性，持有必要的现金储备，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就是所说的“现金为王”的观念。同时，在方法上，要重视企业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分析和应用，把现金流量表放在首位。

这并不是说持有现金多多益善，而是要注意收益与风险的匹配。从理论上说，资产的盈利性与流动性具有替代关系。企业现金保持量越多，流动性就越强，但极端了会严重影响其盈利性；企业现金保持量少，盈利性就强，但极端了会严重影响其流动性，这就是利益与风险的匹配。如何做好匹配，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国家货币政策、公司财务状况等都是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有很深学问。现有人对1998年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现金持有比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资产－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进行了比较，发现美国企业的现金持有比率为6.4％、英国为6.1％、日本为15.5％、我国台湾为11.6％。相比而言，国内大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比较高：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比率约为16.8％。1998～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持有比率约为24％。各国比率相差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答案。

(四)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再认识和提出新的认识

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了与世界趋同的新会计准则。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引进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经本次金融危机实践的检验，其科学性及效果如何呢?

先做简单的回顾。1990年9月1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时任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在参议院银行、住宅及都市事务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他首次提出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但是近20年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一直存在争论并不断进行调整、修订与完善，经历了风风雨雨。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金融界与会计界的焦点。对其看法有不同声音：

据资料证明，欧美政治家曾经把矛头指向了按市价计算的所谓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他们认为，在金融危机时，公允价值计量会令很多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被严重低估。为了让资产负债表好看，又会被迫抛售损失比较大的资产，进一步压低了这些资产价格，造成恶性循环。因此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是加剧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

现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在参加一次座谈会时指出，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超前消费及衍生金融产品泛滥。它原则上是经济问题而非会计问题，公允价值仅是一种计量工具，是一种事后反映，并不是促成危机发生的原因。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计量方法上还需要研究。

对这些意见怎么看?笔者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从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计量的方法问题，这没有错。但它客观上会导致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波动，从而会影响着经营者与投资者行为，是有经济后果的。问题还在于，所谓的公允价值取得，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同时，公允价值既有如实反映的一面，又会有各人理解不同的一面，很容易纵并运用于盈余管理等。具体到本次金融危机，其主要的表现是：公允价值在反映企业金融资产的价格上过于敏感，很多时候会成为资本市场助涨与助跌的工具。也就是在市场狂热时，它可以加剧市场狂热；而当市场陷入恐慌时，则可以加剧市场陷入恐慌，这就是人们所讲的推波助澜。针对这些问题，应该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践进行分析，并得到相应启示。现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要注意流动性管理。流动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现金支付能力，它是企业资产配置和资本结构管理的结果。因此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和负债，要以流动性为目标，要能保证企业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有足够现金头寸。

第二，提倡交易对象的管理。交易对象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在管理上，应运用该法获得交易对象的情况概要，对各项财务的指标影响进行判断，包括收益、资本、财务比率是否达到企业内部控制标准。

第三，重视处理好与投资者的关系。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尤其是不可观测数据的采用、管理层的判断等，更是企业需要详细披露的内容。同时管理层需要重视与投资者沟通，并解释财务指标的变动，使投资者了解企业的价值等。

总之，公允价值计量不是恶魔，也不是救世主。它是现今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全面否定它并不可行。在思想方法论上，不能简单化，而要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也就是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要注意硬约束。今后，公允价值这种计量方法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不断地进行再认识并提出新认识。

对金融危机的看法篇7

从2006年春季逐步显现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并逐渐在全球蔓延开来，到目前为止，已形成了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金融危机，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一系列的经济连锁反映。然而这次以美国为核心、逐渐向全球波及的金融危机其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影响深度都还不确定，各国金融风暴因素与反金融风暴因素存在着艰难的博弈，我们无法以准确的数据来具体衡量金融风暴所带来的破坏。但由于其巨大的影响力和破坏性，我们不能无视其任由发展，而应本着科学的精神，以追求客观、真实的心去靠近真理，把握事件的发展。而文化产业作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们拟从历史的路径和内在逻辑的路径着手分析中国的文化产业在这样的世界经济大环境下，将受到何种影响、可以如何应对等一系列问题，试图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下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史上的金融危机与今日世界的文化产业格局

20世纪30年代，席卷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加上随即而至的二战，对欧美工业经济造成了重大打击。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寻求重振本国经济的路子，自觉或不自觉地开始着手文化产业的框架性布局。以美国为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以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谨慎地进行了三次较大动作的产业结构调整，促使文化产业发展突飞猛进。到了80年代中后期，美国全力向他国特别是世界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产品大倾销，十几年的时间便逐步瓦解了国际间文化产业原有的有形或无形的壁垒。美国文化产业异军突起，以在GDP中占据25%的突出比重，成为仅次于军工行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为美国占据世界文化霸主的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原本属于外向型经济型、对国外市场依赖性强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和经济损失。金融危机后，以日、韩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纷纷寻求重振经济的道路。日本政府积极实施“文化立国”战略，并公布实施了《振兴文化艺术基本法》和《有关振兴文化艺术的基本方针》、《文化产品创造、保护及活用促进基本法》。他们高喊着“将美国霸占全球文化产业剩下的那一半收阔囊中”的口号，以动漫为突破点，发展成了一个具有重要世界影响的文化产业国家。韩国也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并将其作为21世纪发展国家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进行积极培育。1998年，韩国正式提出“文化立国”方针，1999至2001年先后制订《文化产业发展5年计划》、《文化产业前景21》和《文化产业发展推进计划》，明确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和中长期发展计划，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有力地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从历史来看，前两次较大的金融危机，都孕育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对文化产业都有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之前的两次金融危机爆发之时，世界的文化产业并未成熟，并未形成一个体系融入各国的经济系统。在金融危机对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破坏性影响下，各国纷纷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以弥补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衰退。而此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根源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爆发时，世界文化产业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融入了各国经济系统的各个方面，各种盘根错节的产业链条彼此交织，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我们要看到历史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体现，看到此次金融危机将可能对文化产业产生不可忽视的、异于前两次金融危机的影响。

二、本次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影响

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前，美国、英国、日本、韩国、中国等世界大部分国家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无论从政策上还是资金投入上，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以说，文化产业的收益成为了本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文化产业的各个方面无疑会多少受到波及。

金融危机的影响中最首当其冲的金融行业和投资行业。这场发生在美国，因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股市剧烈震荡引起的金融风暴，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全球主要金融市场隐约出现流动性不足危机。资金无法畅通流转，投资市场必然受到一定的制约。从客观来看，银行等借贷机构资金回收困难，资金流动不足，无法再提供庞大的贷款。从主观来看，一方面由于信用危机导致的经济危机，金融机构在审核贷款资格时将更加小心和谨慎；另一方面金融危机致使投资者信心受挫，危机持续时间波及范围等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市场前景不明朗，投资者会更加小心谨慎。各国央行纷纷采取救市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缓冲危机的冲击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除危机。

金融、投资行业与文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化产业必然会受到波及。金融危机的爆发地美国，其文化产业面临严峻考验：各影视投资公司的原有计划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从而不得不改变计划；明星们也被迫将面临着身价下跌、片酬缩水、投资损失等问题；好莱坞演员们正在酝酿是否举行罢工。俗话说，“体育和世界经济永远是在一条船上的”，欧美的体育经营营销投入普遍有所缩减：赞助商纷纷减少或收回对球队的赞助；各类体育俱乐部也纷纷开源节流；2012奥运会举办城市伦敦也提出因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原计划对奥运设施的建设的预算也将大幅度缩水[1]。可以想象，这样的结果导致奥运产业经济的产出必然在一定程度受到影响。

就金融危机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影响来看，主要呈现并预期可能出现以下情况：

由于此次危机主要由地产业次贷危机引爆，文化地产必然受到直接的影响。大多地产公司是贷款开发项目，银行等金融机构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资金流动性差，地产公司再申请贷款将有所阻碍，项目开发进程将有所调整：为了节约成本，用于前期项目设计的资金计划将一定程度减少，地产策划、设计等文化地产类别将受到不利影响；为了加快资金回笼，用于后期宣传、推广的资金计划将有所增多，将可能促进房地产营销机构和相关传媒广告收入的利润提升。这样的调整，实质是房地产行业对本行业利润和与地产相关行业(如广告传媒)之间的利润进行重新分配，从某种程度来看，它是房地产商在金融危机下的一种自救措施的体现。这种将本行业利润对外进行分割的方式，应该是房地产业的一种短期行为。

影视娱乐圈呈现出动荡和不景气。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制片商投资更加谨慎，影视作品的投资减少；企业赞助的各类商业演出数量将有所下降；影视剧市场不景气，明星不得不面对着身价下降、片酬缩水的事实；娱乐界人士曾投入股市的资金也随着股市的急速下跌而被套牢。但是，也应看到积极意义的一面：目前国内影视市场只有《大鳄无形》、《知情者》等为数不多以金融风暴作为故事背景的影视剧作，金融风暴题材将可能成为银屏、银幕的新宠；投资资金的压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文化产品的优胜劣汰，演艺明星将提升竞争力，影视创作将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

对于以广告收入为主要盈利来源的中国传媒业来说，金融危机对其的影响，必然通过企业广告投放的微妙变化来体现。从前文分析看到，文化地产业关于地产项目后期宣传力度的加大，对于主要以地产和汽车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传统纸媒和广播将十分有利；电视台与地产相关的电视节目和栏目也逐渐进入阶段性活跃期。据10月7日法国实力传播公司的调查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对发达国家广告市场的冲击明显，北美和西欧广告开支增速放缓幅度最大，预计今年两个地区的广告市场的增速1．8％1．6％。而新兴国家仍然是广告市场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中亚太地区广告本年度市场增速将可能达到10．1％，中国将可能首次进入世界广告开支前10的行列。[2]

金融危机对传媒的影响不仅在于对广告投放增加带来收入提升，更可能在经营方式层面向传媒提出挑战。以互联网为例，由于受到华尔街雷曼兄弟破产的消极影响，以风险投资为支撑的免费互联网服务将可能过度到付费服务为主，在过去的5-6年时间里被誉为“社会性媒体”的互联网将逐渐转变成为“真正的生产力”，这意味着互联网经营模式将逐渐转变。

金融危机从美国逐渐波及到中国，需要一定的过程。对比中美两国不同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可以看到，中国是较为传统和保守，而美国则是相对开放和活跃。虽然到目前为止，金融危机对我国居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还未构成较明显的影响，但从经济周期来看，我们不能忽视因此可能产生的对文化产业的影响。可以预计的是，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渗入，我国居民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会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从物质消费来看，需求仍然是相对刚性，居民的消费观念和行为可能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因此与物质生产关联度很高的文化产业部类仍然具有十分有利的发展机会；但从纯精神消费来看，虽然对于居民的生活消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是相对软性，在经济动荡时期，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做出适当调整：对高收入者来说，金融危机的影响主要在于市场是否能持续提供更多高档、优质的文化精神产品来满足其需求，而他们不会更多地考虑自己是否能够支付这些产品的价值，各类艺术演出、展览及艺术品交易市场，仍具有一定的消费人群；对中低收入者来说，原本就不强的文化精神产品支付能力则面对了更大的挑战，他们可能减少高消费的文化精神产品，更多地转向低成本的文化精神产品消费，体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减少对艺术品的投资、旅游、影院和KTV等消费，更多的采取以家庭为单位的室内消费，如家庭影院、网络游戏、游戏等，或近郊旅游景点的消费。“在家玩廉价网游”之类的娱乐方式将可能受到追捧[3]，这使得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将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原本以家庭为主要传播群体的广播电视，有了再度繁荣的契机，可能带来我国广播电视节目数量和质量的双重提高。

其实，在既定的市场消费容量下，金融危机像是一把“双刃剑”，它冲击或影响了某些文化产业的发展，但却也在一定程度潜藏着另一些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旅游产业受到一定影响，数字娱乐业软件和游戏开发有了一个绝好的机会；高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受到一定影响，低成本的休闲娱乐、精神文化消费方式却因此有了相对较大的市场。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文化产业对策初探

以上分析了金融危机可能对我国文化产业造成的影响，对比欧美文化产业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程度，我国的文化产业到目前为止，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似乎还不太明显。但由于经济危机的蔓延和渗入需要一个过程，我们应该提早采取应对措施，以帮助我国文化产业顺利度过危机，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首先，企业要规范自己的市场行为。如果企业在一定的范围内按照规范的操作程序进行经济活动，则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否则，不能从根本上解除经济危机的隐患。正如我们所知，美国次级贷款机构放松贷款者贷款资格的审核，接受了大量信用不合格者的贷款申请，“次贷危机”所引起一系列经济危机的连锁反映，最终引爆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企业不能从根本上规范自己的经济行为，危机将时刻威胁着我们。这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各个企业，敲响了警钟。其次，企业要加强创新，适时地推出新策划、新产品、新服务，增强自身应对市场危机的实力。例如，面对旅游业产生的变化，相关企业可以加强宣传，并采取各种新的策划吸引游客；加强本土旅游景点的开发力度，推出一系列创意概念，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内需，加强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彼此间的对话与合作。文化产业空间上的聚集——文化产业园区、聚集区的发展，为文化产业统一、协调、规模化的操作提供了交流平台与产业机会，并且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企业规避因市场不可预测因素而可能受到的经济风险。另外，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动与文化产业的调整，或许会给中国文化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带来机会，通过理性的判断，积极入股、并购国际文化产业机构特别是西方媒体，推动企业的战略提升，从宏观上讲，也会推动我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化进程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

从国家政策的角度来看：此次金融危机中国的影响是有限的、可控的，我们有信心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4]，但由经济危机引发的全球政治局势紧张，却很可能对中国的宏观政策产生巨大影响。从历史的经验我们看到，美国占据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先机，目前已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一文化大国；日本和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将文化产业立为本国21世纪的基本方针政策，实现了从出口拉动经济发展向“自我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也成为了文化产业的实力大国，国家综合实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金融危机的影响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产业这一“软实力”对国家经济稳定及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所具有的巨大作用。

从十六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的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目前我国也已建立起了“‘文化事业政府保障，文化产业宏观调控’的管理运行机制，初步形成了‘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国有文化单位为骨干、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竞争’的产业发展格局”，文化产业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在金融危机中，国家政策可以提供哪些有益、有效的措施呢？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需要专文来探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国家文化产业战略调整思路。这里着重提出两个问题供大家讨论。

首先，应响应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会议中关于构建和谐国土的精神，从源头上加强对土地的管理，树立与时俱进的土地开发整理观念，以科学性和规范性结合、效益和生态并重进行土地开发利用。对于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土地开发，只要经过一套科学、系统的方法论证了可行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计划，政府都应当积极支持和鼓励。要让人们认识到，“以文化地产为保障，文化旅游为主体，文化创意为灵魂”是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建设的正当思路，在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一定比例的文化地产除了使文化旅游、文化创意项目具有地理载体、人气基础与产业支撑外，还具有提升地产品质，拉动地产行业回升，刺激国家经济活力的积极意义。

其次，根据十七大三中全会的精神，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加强三农建设，而加强农村文化的建设，又是三农建设的重要环节。面对我国农民纷纷外出务工的基本事实，闲置的土地如何开发利用？一个可行的办法是严格控制土地的其他用途，充分利用土地进行农业产业化及农村文化产业的开发。规模化、统一化的农业生产，带来的不仅仅是直接可见的农业经济效益，对农业产品的后期创意设计加工和新农村景观的开发利用，则可以成为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目前为止，虽然金融危机的持续时间、波及范围我们还无法预计，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的是：第一，这次被认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逐渐蔓延，尽管世界各地的反金融危机力量采取了各种可能的措施，试图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低，但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逐步深入，此次由超级经济大国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大爆发，在全球已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动荡，其在短时间内不会平息；第二，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各关联部类的影响是方方面面并且十分深刻的，其造成的具体影响是我们现在无法估量和掌控的。我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严密的动态观察和深入的分析，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将金融危机对文化产业的破坏性影响减到最低，并看到潜在的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因素，将危机各种影响的合力逐渐导向我们所希望看到的良性局面。

[注释]

[1]《伦敦盖不起奥运村 2012奥运会陷入金融危机》，闫雯雯，四川在线（成都），2008-10-10

[2]《金融危机下国际广告市场增速大幅放缓》，芦龙军，新华网，2008-10-08，

[3]《金山CEO求伯君：廉价娱乐工业无惧金融危机》，杨国强，第一财经日报，2008-10-15，

[4]《温家宝与布朗通电话:金融危机对中国影响有限、可控》，中国新闻网，2008年10月14日

[参考文献]

对金融危机的看法篇8

关键词：金融危机；财务管理；启示

如果从2007年底美国发生“次级贷款”危机算起，被称为世界性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至今已近两年了，现在还再探讨这个题目，似乎有炒冷饭之嫌，但在笔者看来，理由有：

理由之一：有人说，金融危机使我们失去了很多，但不应失去思考；它摧毁了我们许多，但不应摧毁价值。还有人说金融危机百年一遇，但要充分认识到它给我们上了生动而又深刻的一课，是年轻人锻炼成长的好机会。它给我们多了一种经历、一种见识、一种历练、一种本事。不论从哪个角度，都必须通过思考，认真总结经验，不能轻易地放弃金融危机给人类思考的价值。

理由之二：人们经常说形势决定任务。当前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是，对世界经济寒潮何时消退的形势做出科学的判断，以便确定当前任务。

就我国而言，在经济寒潮何时消退中存在多种意见，其中有两种代表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经济2008年底就触底，2009年第三季度就能走出低谷看到曙光；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这次经济寒潮2009年才能见底，2010年才能有起色。应当说，这两种意见都有各自的道理。

主张2009年下半年就能见到曙光的理由，媒体已有许多的披露，这里从略。下面主要讲主张2010年才能有起色的理由。

信息时代，世界虽大也只不过是个地球村，谁也不能独善其身。这里先关注世界多数经济专家的看法。他们认为，这场经济危机目前仍见不到底，也很难预测什么时候能见底。因为政府救市方案只能缓解，而不能根治；实体经济深层次矛盾依然在激化，经济调整还将进一步展开。有的专家还预言会出现第二波金融危机。拿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来说，经济危机还在继续，其经济仍然在恶化，失业在增加，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70％降到60％等。这是因为，美国生产要素已缺乏增长动力，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能够填平金融海啸造成的巨大窟窿，更不知如何维持美元稳固的世界地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因预测到这次金融危机而得奖)日前表示：到2011年世界经济将真正进入萧条期，人们将看到零利息、通货膨胀和无复苏景象，这种情况还将延续很长时间。前不久，新加坡宣布一年期存款利率是百万分之一，也就是一百万存款的利息是1元。这不是零利息又是什么?

我国的状况又是如何呢?由于这次金融危机是通过美元和五花八门衍生金融工具向世界各国扩散，并渗透到世界各国经济中。既要看到我国经济基本面及发展优势和潜力，也要看到我国所面对的外部严峻环境和自身的困难。而对于后者。主要有四点判断：

第一。经济增速继续下滑。2009年一季度GDP同比只增长61％；全国财政收入1.46万亿元，同比下降8.3％。用电量和运输量一般是研究宏观经济走势的风向标，而一季度用电量还在下降，说明经济产出仍是下降趋势。有人具体指出，2009年我国经济可能出现投资、消费和出口三大需求同时减速的险情。先说投资。投资增长的原因，是经济增速的拉动。现在经济下滑，投资自然就没有积极性。再说消费，这几年主要是靠汽车、房地产拉动，而这两个产业又是靠消费信贷刺激起来的，然而百姓的消费力已经被透支了。

第二，以城市化提高消费率并不理想。三十年城市化人口要有9亿，而现在只有4亿多。而今又有1000多万的农民工返乡，农村的消费很难拉动，目前又很难找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类似于家电下乡这样的策略并不理想。东部不想买，西部又买不起。有的还说，家电是因为不能出口，才转销到农村的，而价格优惠13％，只等于出口的退税而已。

第三，央行认为，房地产目前仍有回调的危险。商品房开工面积还在下降。其调整时间约需要3年，仍要引起——系列行业的调整。

第四，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全球化产业的分工，中国经济的增长对对外贸易的高依存度，短期内难以逆转。如我国与美国的年贸易额高达3000多亿美元。而我国出口却在下降，2009年一季度进出口总额同比降24.9％。我国经济面临美欧经济衰退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巨大考验。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已到尽头的说法并不可靠，现在仅是进入止稳状态。因此，如何从认识危机产生原因和怎样科学认识危机的问题出发，进而总结经验、丰富知识、提振信心、沉着应对、认真地做好本职工作、共克时艰这些问题，今天仍然严肃地摆在面前，需要我们做出响亮的回答。

因此，今天来探讨这个题目并没有过时，更不是炒冷饭，仍然具有理论与现实的针对性。

基于此，根据有关文献及笔者学习的体会，这里先讲金融危机及其产生的原因，即根源；再讲当前人们对金融危机的几种认识；接着讨论一下怎样科学与辩证地看待金融危机；最后，根据上述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发展的形势，谈一谈金融危机给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带来的思考和启示。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

至今，有些人仍然感到这场危机来得莫名其妙。在谈原因之前，先通俗地说一下什么是经济危机。

一个国家的经济，由过热到停滞，再走向衰退，达到一定程度时，就发生经济危机。从其表面现象来说，就是你所生产的东西，有钱的人不需要，而需要的人又买不起；或者说，大家需要的东西无人生产，不需要的东西却还在大量制造。严重而又全面的经济危机，是以下述7种现象为其主要特征的：一是经济严重泡沫化(商品价格严重脱离价值)；二是经济结构失衡，生产相对过剩；三是银行严重亏损，有的倒闭；四是很多企业破产，大量员工失业；五是发生通货膨胀或是通货紧缩；六是经济下滑；七是经济秩序混乱。当人类被动地接受惩罚后，又会回到价值规律上来，使经济得以恢复。但以后又会再出现经济危机，使经济呈现周期性、螺旋式上升。因此，经济危机既有始，也会有终，所以称其为经济发展的周期性。

那么，产生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应当说，各个时期产生经济危机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至今还在继续。此时，要对这场金融危机做出全面的寻根究源还不是时候。下面根据有关资料，讲五个主要原因。

(一)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

美国人有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的习惯，今天敢花明天或是后天的钱。然而。天上掉不下馅饼。这就要碰到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有钱保证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常规的做法是借债和捞钱。

先说借债。美国人在世纪之交，储蓄率已是0，且敢于借钱花，负债的水平相当高，据说已达10多万亿美元。这是什么概念呢?拿我们的人民币来说，10多万亿美元，相当于70万亿人民币。而我国2008年的财政收入约6万多亿人民币。即使什么钱都不花，12年左右才能还清债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也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有人说过。美国是太多的人花了还不起的钱，世界太多的人又把钱借给了不该借的人。如很多国家都买美国的国债，我国到2008年底总共持有美国的国债7274亿美元，占美国国债的23.6％，已经超过日本，是美国国债第一大持有国。现在，我们还在买美国的国债。

再说捞钱。多年来，他们挥舞着美元的大棒，认为经济的增长已不是依靠主要的生产要素，而是热心地去制造科技网络泡沫、房地产泡沫和衍生产品泡沫等等，以便捞钱。有这样的社会存在，就很容易养成投机的心理。投机虽是市场的剂，但漠视风险的过度投机所制造的泡沫总是要破的，也就是必然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惩罚，使市场失去稳定的基础，引发金融危机。例如，近年来，在高利润的诱惑和激烈竞争的压力下，投资银行逐步地放弃需要资本金很少、以赚取佣金的主业务，而是不务正业和本末倒置地大量介入“次级贷款”市场和复杂衍生金融产品投资。而衍生金融产品又具有众所周知的杠杆效应，可以放大收益和风险，交易主体只要交少量的保证金就可以完成高回报的交易。高杠杆率使得投资银行对融资依赖增强，一旦投资银行不能通过融资维持流动性时，就容易引起投资银行的破产。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就是教训。

(二)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

虽然金融创新对金融的发展具有推进器的作用，但又有放大风险的一面，是把双刃剑。因此，必须把金融创新风险置于可控的范围内。美国是推崇金融创新的国度，现在究竟有多少衍生金融工具，谁也无法搞清楚。它们又是如何创新和使用金融创新工具的呢?如美国的房贷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商业银行和房贷公司流动性差的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将其转换成债券在市场上发售，投资银行又利用其金融工程技术，通过创新再将“次债”进行分割、打包、组合并在市场上分别出售。由此衍生层次变迭加，信用链条拉长。其结果是没有人去关心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真正基础价值。从而助长和推动了极度的短期投机趋利化，最终酿成了严重的金融市场危机。可以说，美国本轮金融危机就是“次贷”危机所蔓延的结果，“次贷”危机是美国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过度和不恰当使用金融衍生品的产物。

总之，好大喜功和寅吃卯粮，终究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同时，也使我们想到，我们党所提出的可持续的发展战略是何等的正确和有眼光。

(三)对经济疏于监管

正反的经验均证明，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必须依法进行监管。建立在法制和监管基础上的一些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和制度，是一个健康和有序的金融体系赖以运行的基石。市场主体如果脱离监管和法制的约束，过度追求盈利，盲目竞争，市场就可能滑向无序，金融危机就极易发生。而美国自由金融主义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顶峰，必然导致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崩溃。总理2009年初在剑桥演讲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金融危机使我们看到，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一味放任自由，势必引起经济秩序的混乱和社会分配不公，最终受到惩罚。总理还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实体疏于监管，一些金融机构受利益驱动，利用数十倍金融杠杆进行超额融资，在获取高额利润同时，把巨大的风险留给整个世界。这充分说明，不受管理的市场经济是行不通的。

(四)不合理的高薪激励

有关机构的研究资料表明，2007年美国大企业高管薪水水平是普通员工的275倍，而大约30年前，则是35比1。在中国，据媒体的披露，中国银行董事长是150万，相当于美国30年前的水平。金融机构对高管激励措施，往往与短期证券交易收益挂钩。在诱人的高薪躯动下，华尔街的精英们为了追求巨额短期回报，纷纷试水“有毒证券”，借助于金融创新从事金融冒险。如前所说，美国的房贷机构、经纪公司将贷款发放给没有还贷能力的借款人，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则将房贷资产打包卖给投资者，重奖之下放弃授信标准。离开合理边界的高薪激励，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和罪魁祸首之一。

(五)数学模型的滥用

数学模型本身是科学与严密的，但却是静止的，而资本市场则是生动活泼和瞬息万变的。数学模型依赖一些脱离现实市场条件的抽象假设和历史数据，因而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作为投资决策参考，不能作为投资决策的依据。过分依赖模型进行投资决策是不科学的，必须对模型计算结果给予科学判断。恰恰是不准确的投资模型，使得华尔街分析师、精算师忽略系统性错误，并在证券化分析、系统风险估算，甚至违约率计算上出现预测失误，最终成为这次美国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诱因。

存在决定意识。金融危机，既然发生了，人们会有怎样的认识呢?

二、对这场金融危机现有的几种认识

下面列举现有的三种认识。

(一)巴不得一夜之间就能告别经济危机

据有的媒体披露，1998年东南亚发生了金融危机，泰国人一夜醒来，每个家庭的财富缩水了20％。本次金融危机已造成世界4万亿美元损失，大体上每人平均约3万元人民币。这对非洲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我国有些地区来说，都是天文数字。对我国来说，尚未见到这样的指针和数字。尽管我国经济基本面还是好的，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人，都蒙受了损失，其程度估计不会亚于泰国人。根据媒体的披露，给我们留下较深印象的有：

第一，经济下滑。如2008年国家的GDP和财政收入增幅都比上一年下降。

第二，股市沪A从六千一百多点跌到一千六百多点，降了72％左右。2008年A股的市值减少了20多万亿元，创证券市场开张侣年以来的记录。因市值减少，中国经济证券化比率也从2007年157.5％回归到2008年的53.87％。

第三，就业面缩小，失业增加。毕业大学生就业难，有一千多万农民工返乡，使许多家庭的收入缩水，生活陷入了困境。

第四，企业的业绩下滑，职工的工资和奖金减少。

不难想象，上述的这些情况给生活带来了压力，又给精神上带来烦恼。甚至使人容易产生悲观失望情绪，对经济和生活失去应有信心。例如，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美国人比7年前还穷，历史倒退了7年。世界上已有4位亿万富翁自杀。4月22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的主要来源之一——房利美的CFO也在家中自杀。邻居都讲他是好人，同事讲他的能力出众，去年还获85万美元奖金。自杀原因可能是压力太大。俄罗斯的亿万富翁因金融危机也少了一半。香港的百万富豪在2008年减少了6.6万人，平均流动资产(基金、股票、外汇、债券及其它流动资产)减少120万港元。因此，许多人巴不得在一夜之间就能挥手告别经济危机。

(二)盼望房价能越低越好

我国房地产的价格时有上涨过快的情况，很多低收入家庭买不起房子。政府根据这一现象，采取了如运用税收和利率杠杆等调控的措施，鼓励买房。有的人希望政府能进一步运用行政手段，打压房价，价格越低越好，使大家都能买得起房子。

(三)希望天天有便宜货

为了促进消费，刺激经济，政府采取了包括发放消费券在内的许多措施，帮助困难群众。许多企业也为了使自己手头有真金白银，以便在危机中取得主动，采取了包括降价在内的许多促销策略，有许多商品的价格低于成本。这种策略使得部分人认为，经济危机没有什么不好，工资一分也没少，而衣食住行乐都在降价，天天有便宜货可买。有的人一买东西，就可以用好几年。

上述这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想法，是否全面与科学?

三、必须以科学、辩证的眼光看待这一场金融危机

针对上述三种想法，相应地讲三点：

(一)应充分认识到金融危机的客观性和不可抗拒性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国家放弃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价值规律必然要起作用。所谓的价值规律，讲的是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目前还无法加以直接计算，只能借助于价格(货币)加以表现。由于供求关系，价格会随价值上下波动，但最终决定价格的是价值。市场经济正是通过价值规律的价格机制进行调节。即通过价格信号知道要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所以，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

市场经济同样存在着许多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在追逐利润的竞争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生产的无政府主义，会使生产具有很大盲目性，进而引发经济结构失衡，从而出现开头所讲的那些经济危机现象。这些现象，不是买卖双方或是某个人特意安排的，而是在价值规律作用下，受到惩罚后才能知道的，属于事后的惩罚，当发现并要纠正时已经来不及了。因此，经济危机是无法阻挡也逃脱不了的。换言之，经济危机不是那种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东西，而是具有客观性质和不可抗拒性，并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另一条经济规律，叫做经济周期规律。这也是实行市场经济这一资源配置形式，在创造高速生产力同时，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是不可克服的弊端。正因为如此，认识并深入理解金融危机应成为人生的必修课。

(二)商品房价格并非越低越好

商品房价格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思维上往往会出现“剪不断，理还乱”的状况。

首先，从理论上看，商品房价格不是由主观愿望决定的，它最终是被商品房的价值所决定的。也就是价格太高了，背离其价值，很多人买不起，这当然不行，也不可能长久下去；反之，如果太低了，亏本生意没有人会做。其价格问题，只能由市场决定，由价值规律进行调节。决不能倒退到商品价格均由政府规定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况且，据统计，房地产行业牵涉到五十几个行业，如钢铁和水泥等行业，是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占到GDP的比重10％，与相关的56个行业加起来占到GDP的40％。这里有个如何照顾到更多人利益的问题。

其次，商品房价格问题，同很多经济问题一样，是一个两难选择的问题。温总理2009年2月28日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说，住房人均不足10平方米的要超过千万户以上。但是。笔者认为实际比这要多。因为每年的大学生有600万人，不久就要结婚，这需要多少房子?总理这里想说的是，商品房目前还存在着很大的需求。可总理没有讲另一方面，也就是现在居民手中有钱，光储蓄就有25万亿多元，这还没有包括基金、股票、债券、外汇等。可为什么老百姓手中有钱。又有需求，而商房却大量积压?其症结是开发商与消费方想法不一致，没有找到合理的价格。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处于究竟是倾向老百姓还是倾向开发商这种两难选择的境地。十个行业的振兴计划只有房地产行业可能与此有关。如何解决需要与价格的均冲性问题，这正是企业家和经济学家的任务。最近中央发表了房地产白皮书，称由于需求的刚性，再降房价的可能性很少。

最后，关于是不是必须让每个人都能买得起房子的问题，号称世界上收入最高的美国，也只有30％左右的人有房子，其它的人都是租房子住，很多人租住政府的廉租房。其实，经济高度商品化后，人力资源也高度地在流动，买个房子会感到很拖累。

总之，商品房价格要降到合理的价位，并非越低越好，也不是越高越好。商品房价格不能严重背离价值。

(三)商品低价促销问题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经济学中有个基本常识，只有投入小于产出时，社会不仅能生存，而且能发展。因此，任何社会都要节约，力争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来取得尽可能大的产出。这里讲的节约，归根到底是时间节约，时间节约规律被称为是最高级的经济规律。社会对节约要求的强制性，也适用于企业。现在用时间节约规律来看促销的现象，企业能长期用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吗?如果是这样，企业一定不能生存。现在的促销只是一种战略，而且他们失去的也希望能在今后得到补偿。促销对于经济危机来说，只能治标不能治本，更不是长远之计。

由此可见，上述的三种想法均不大科学，且存在片面性，也不符合辩证法。对于金融危机，科学的态度应是：一方面是要承认和尊重规律，人类在它的面前是渺小的；另一方面，要提振信心，积极地去面对。也就是说，30年前我们选择了市场经济，享受了市场经济带来的快速发展；今天我们也要勇敢地面对市场周期性波动。

四、金融危机对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的启示

对财会工作者而言，这次经济危机，可以暴露和反思以往在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上的不足，把它看成是彰显和提升财务理念的好机会，把财务管理和会计工作提高到新的水平。当今，每个企业都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以下的建设和管理。

(一)必须加强财务管理的战略研究和建设

财务管理应采取什么战略?这是财务管理的首要问题。过去，有相当多的企业随波逐流，人家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而不去研究、咨询、分析和制订战略，确定经营模式。根据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今后应看重考虑的问题主要有：

1企业的生产经营要着重于实业

当前的危机是危中有机，关键看能否抓住机遇。现在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投入的每一分钱，在战略上都要立足于科学发展，再不能回到传统发展的老路上去。也就是在保速度、保增长的同时，要做到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因为只有培育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经济增长点，才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可持续性，才是应对危机的长久及治本之策。在制订企业经营和财务管理的战略时，我国的实体经济应名副其实，生产经营应重在实业。

虽然融资等问题离不开资本市场，但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资本市场上，特别是股票投资。

2要慎用各种理财的金融衍生产品

本来，金融创新的根本目的是要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并非危机的根源，但如果滥用或将其视为投资工具，就会成为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2007年全球外汇资金和金融衍生产品全年交易量达3259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总和的67倍，已超过了实体经济的需求。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特别是要慎用各种理财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要注意掌握使用中的“度”。那么，其度如何把握呢?据数据介绍，一般可以遵循以下的原则：

第一，总量适度的原则。要以规避风险和套期保值的需要为标准，而不是要通过投资获利。否则又将演变成不可抗拒的风险。

第二，程控的原则。对金融衍生产品投资要有内控机制，如果是无法控制，则不能投资。

第三，稳步推行原则。先推行简单、风险低的产品，等待水平提高以后，再向复杂、风险高的产品过渡。

说到财务战略，热门的话题是楼市和股市，却很少有人去关心居民储蓄以及货币量扩大的问题。可把它比喻为定时炸弹、笼中虎、或是堰塞湖，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和溃堤?估计在未来GDP温和增长下还可能发生通货膨胀。对此，在理财战略上怎么应对?

(二)加强风险导向型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

内部控制随环境变化，处于不断的演进之中。针对现代企业风险无时不有、无处不存的这一环境，COSO委员会于2004年颁布了企业风险管理框架(ERM)，认为以前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包含在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之中，足以说明对企业风险管理的重视。从中明白，风险发现就是收益发现的过程。这次金融危机不知有多少企业倒下(20世纪30年代有15000多家银行倒闭)?2009年的头两个月，美国又有14家银行倒闭。尽管各个企业倒闭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共同的原因是对风险的管理不到位，资金的风险管理做得不好。根据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的教育与启示。当前资金的风险管理应针对性地做好三个方面：

第一，现在相当多的企业，仍然存在着不是内部人控制就是外部人控制的局面，这是造成资金风险管理有名无实的重要原因。在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要建立科学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有效的授权与监控机制。因为在风险投机收益的诱惑面前，监督往往无效。制衡才是最有效手段。

第二，要加强企业的文化建设，特别是要加强责任感的建设。这是因为：一方面风险管理绝不是管理阶层几个人的事，而是要贯穿企业管理的每一个过程和每一个人；另一方面，制度不是万能的，新的情况与问题会不断发生，这就要求做到在授权之内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第三，大国之间的摩擦或由于某个国家的金融危机，都会对收汇造成致命的打击。还有不断创新金融的工具，它们都充满风险，需要对此高度警惕。

(三)树立“现金为王”的观念

资金是企业“血液”。对此，人们在平日里也许不能充分领悟，但在金融危机的环境下，就不再难以理解了。这次的金融危机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现金对于企业的重要性。事实表明。由于现金流动性不足，不能偿还到期债务而破产的不在少数，甚至有的企业还是盈利性破产。因此，在预期融资困难时，尤其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就必须储备尽可能多的现金，以保全企业的生存。尽管金融危机不是经常爆发，但又很难预期。从这个角度看，如果希望企业的基业常青，控制负债水平，保持科学流动性，持有必要的现金储备，就显得十分必要。这就是所说的“现金为王”的观念。同时，在方法上，要重视企业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分析和应用，把现金流量表放在首位。

这并不是说持有现金多多益善，而是要注意收益与风险的匹配。从理论上说，资产的盈利性与流动性具有替代关系。企业现金保持量越多，流动性就越强，但极端了会严重影响其盈利性；企业现金保持量少，盈利性就强，但极端了会严重影响其流动性，这就是利益与风险的匹配。如何做好匹配，宏观经济行业环境、国家货币政策、公司财务状况等都是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有很深学问。现有人对1998年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现金持有比率[=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资产－现金及现金等价物)]进行了比较，发现美国企业的现金持有比率为6.4％、英国为6.1％、日本为15.5％、我国台湾为11.6％。相比而言，国内大陆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比较高：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比率约为16.8％。1998～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持有比率约为24％。各国比率相差的原因是什么?没有答案。

(四)对企业会计准则进行再认识和提出新的认识

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实施了与世界趋同的新会计准则。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引进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经本次金融危机实践的检验，其科学性及效果如何呢?

先做简单的回顾。1990年9月10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时任主席理查德·c·布雷登，在参议院银行、住宅及都市事务委员会作证时指出，历史成本财务报告对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于事无补。他首次提出应当以公允价值作为金融工具。但是近20年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一直存在争论并不断进行调整、修订与完善，经历了风风雨雨。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公允价值计量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问题再次成为金融界与会计界的焦点。对其看法有不同声音：

据资料证明，欧美政治家曾经把矛头指向了按市价计算的所谓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他们认为，在金融危机时，公允价值计量会令很多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被严重低估。为了让资产负债表好看，又会被迫抛售损失比较大的资产，进一步压低了这些资产价格，造成恶性循环。因此认为公允价值计量是加剧金融危机的因素之一。

现任财政部会计司司长刘玉廷在参加一次座谈会时指出，金融危机与公允价值并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金融危机产生的根源是美国超前消费及衍生金融产品泛滥。它原则上是经济问题而非会计问题，公允价值仅是一种计量工具，是一种事后反映，并不是促成危机发生的原因。用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计量方法上还需要研究。

对这些意见怎么看?笔者认为，公允价值计量从表面上看来，只是一种计量的方法问题，这没有错。但它客观上会导致利润表和资产负债表项目发生波动，从而会影响着经营者与投资者行为，是有经济后果的。问题还在于，所谓的公允价值取得，存在着技术上的困难。同时，公允价值既有如实反映的一面，又会有各人理解不同的一面，很容易纵并运用于盈余管理等。具体到本次金融危机，其主要的表现是：公允价值在反映企业金融资产的价格上过于敏感，很多时候会成为资本市场助涨与助跌的工具。也就是在市场狂热时，它可以加剧市场狂热；而当市场陷入恐慌时，则可以加剧市场陷入恐慌，这就是人们所讲的推波助澜。针对这些问题，应该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的实践进行分析，并得到相应启示。现总结以下几点：

第一，要注意流动性管理。流动性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现金支付能力，它是企业资产配置和资本结构管理的结果。因此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和负债，要以流动性为目标，要能保证企业在持续经营的前提下，有足够现金头寸。

第二，提倡交易对象的管理。交易对象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在管理上，应运用该法获得交易对象的情况概要，对各项财务的指标影响进行判断，包括收益、资本、财务比率是否达到企业内部控制标准。

第三，重视处理好与投资者的关系。与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尤其是不可观测数据的采用、管理层的判断等，更是企业需要详细披露的内容。同时管理层需要重视与投资者沟通，并解释财务指标的变动，使投资者了解企业的价值等。

总之，公允价值计量不是恶魔，也不是救世主。它是现今金融市场高度发达的必然结果，全面否定它并不可行。在思想方法论上，不能简单化，而要具体问题做具体分析，也就是对公允价值计量的使用要注意硬约束。今后，公允价值这种计量方法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不断地进行再认识并提出新认识。

对金融危机的看法篇9

[关键词]金融危机；政府；市场；宏观调控；均衡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6－0026－04

2008年以来，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时至今日世界经济仍未走出其阴霾。危机爆发之后，整个世界都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根源，探寻乃至反思应对之策。在这股热潮中，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考察因其视角的独特性及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甚至发展趋向的相关性更是成为社会舆论、学术研究和会议讨论的热点。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巴里博斯沃思所言，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我们不要浪费危机”。此次金融危机为反思诸多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这种反思也必然会为我国改革发展战略的选择提供思想养分和经验借鉴。

一、金融危机的根源：市场失效抑或政府失灵?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关于金融危机爆发根源的探讨就一直没有停歇，由于这项研究涉及拯救方案的选择乃至意识形态的判定，至今也尚无定论。总体来看，我国学者对于金融危机根源的认识因其关注侧重点和研究专长差异，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如有学者从微观经济层面进行解释，认为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消费需求过度，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长期背离，华尔街金融过度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也有学者从体制运行角度进行考察，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还有学者将金融危机的爆发归因于美国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政策；更多学者秉承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认为从“风险一监管”的分析框架很难对其作出本质上的把握，必须作“马克思的追问”，认为本次金融危机“并未超越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引发的，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其根源。此外还有个别学者将危机爆发归结为“缺乏诚信”和美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人性根基。

以上看法从不同侧面解释了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或间接原因，诸种认识皆有利于加深对于危机根源的认识。在更普遍意义上看，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说，还是监管体制说，抑或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说，都离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分析框架。学界基于政府与市场视角也进行了深入探索。如有学者认为，金融危机根源于美国实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失灵，是市场自由主义罪恶的铁的证明。而持政府失灵论者认为，这次金融危机祸因于不恰当的政府干预，是“政府干预使市场运行长期被扭曲所造成的一切后果的总爆发，也是市场规律最终对这些后果所作出的强制平衡。”除单方面追究政府和市场的责任之外，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和市场都对金融危机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金融危机的爆发一方面证明自由市场万能论的破产，另一方面，政府不恰当的言行、产业政策的失误、垂直分工的国际贸易格局对引发、扩大危机难辞其咎。

笔者认为，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考察金融危机的根源，一方面不应孤立、静止地看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另一方面，不应割裂二者的整体联系，追究单方面的责任。事实上，政府干预主义和市场自由主义在西方已有近一个半世纪的论争、演变史。18世纪中叶的重商主义强调国家应加强中央集权，消除地方分散主义的不利影响，保护贸易；到亚当・斯密发现“看不见的手”的神奇力量，市场能自动实现资源配置的均衡并将政府定位于“守夜人”，职责就是提供安全和秩序；这种思想对后来各国发展战略选择、政策制定以及实践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尽管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催生了强调政府作用的凯恩斯主义，以及围绕计划经济实践展开的“冯・米瑟斯VS兰格”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核算问题的争论，然而，20世纪70年代“滞涨”的到来，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的神话，以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取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主张，广泛推行私有化，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对市场自由主义的信奉更是达到了“原教旨主义”的程度。直到本次危机爆发之后，欧美各政府采取一系列具有政府干预色彩的经济政策，甚至采用了收购部分金融企业股权的“国有化”措施。政府干预再次成为主要经济体应对危机的普遍选择，凯恩斯主义也重新成为政策制定的理论渊源。

综观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说史，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方面，如何看待政府与市场的相互关系成了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指针，并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互为因果。另一方面，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这两派都没有绝对地否定或拒斥市场和政府的各自作用，而是争执于政府与市场谁更有效的问题。因此，政府与市场孰大孰小不是问题的关键，有效的政府与有效的市场以及如何促成政府、市场的双有效才是应有之义。因此，在笔者看来，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在于美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置失误引发的市场和政府双重失效。正是20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奉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放松乃至废除金融市场监管法律法规，放纵金融衍生品，使得监管失控和金融风险累积；上世纪末美国政府为寻求经济增长采取的产业政策酝酿了IT泡沫，本世纪初以来美国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采取过于宽松的货币与利率政策成为滋长房地产泡沫与次贷危机的温床；美国政府对投资银行、对冲资金和保险公司监管缺位造成了危机局面。

二、拯救危机：“回归市场”还是“拥抱政府”?

检视金融危机爆发根源，是为了更好地治理甚至预防危机。因此，学界对于如何走出危机的探索与其对于危机爆发原因的判定紧密相连。在“制度论”者看来，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下基本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宏观经济与微观主体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因此，拯救危机根本在于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

在“市场失灵论”者看来，市场具有先天缺陷，获取信息的成本及交易的外生性、社会成员竞争的残酷性、市场主体不对称性都需要市场外的力量进行调节。无论新旧自由经济论者如何为市场辩护，但“历史天平总会在应对危机中向政府倾斜”。朝而在“政府失灵论者”看来，摆脱危机最终还得依靠市场的作用。“政府只能依靠市场，为市场提供条件，并通过有效的公共政策支持市场运作，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发展和繁荣，并改善人民福利”。选择政府并不意味着市场的完全服从，政府应尊重并立足于市场，遵循经济规律，以间接性的调控方式为主，刺激市场，由市场来引

导市场主体。就市场和政府而言，使用政府干预比市场有着更大的代价与风险。诚如日本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等人指出：“政府政策的职能在于促进或补充民间部门的协调功能。”由于受信息处理能力的制约，政府不是一个外生于经济体制的负责解决失灵问题的中立的全能机构，政府对于危机的干预，不管其形势如何，是一种对于市场和实体经济出现危机之后的补救行为，是一种利用政府信用稳定市场预期、恢复投资者信心的行为。危机之后，还是要回归本源，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在政府与市场之外，应引入“第三只手”――公民社会的力量，以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建立缓冲地带。

本文认为，主张回归市场论者和加强政府干预论者都是从理想的政府和市场出发界定二者的职能。过去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纯粹的市场放任主义和绝对政府控制演绎的都是一部部“血色浪漫史”。事实上，现实中的市场和政府都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任何一方的缺陷在逻辑上并不必然保证来自另一方的替代一定是合理的选择。政府和市场都是现实经济过程的组成部分，二者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公民社会也内在地存在着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政府而享有公共权力，也不能代替市场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它必须建立在政府与市场的基础之上，是对二者的补充。因此，要科学透视政府的经济角色，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必须抛弃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的逻辑思路，寻找二者效用均衡关系的黄金分割点。其实，政府与市场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它们都是“人之行动且非意图或设计的结果”。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政府与市场的基础都是交易行为。市场交易决定的是私人物品的归属，政府交易形成的是协定、契约和规则等公共物品。政府通过宏观把握市场的政策导向、制度、法规的出台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为市场的运行提供了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宏观环境；市场则在遵循市场规则的情况下，发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政府与市场关系：中国的选择

本次金融危机肇始于美国，并通过其掌控的国际经济体系波及全世界。中国也不例外，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以外贸、出口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遭遇严重挑战。危机既已爆发，关键在如何应对。有学者认为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关键在于以制度与规范、道德与情操为结合点，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也有学者认为中国应对金融危机须靠全面深化改革，让权于民，让利于民，改善收入分配格局。而杨承训则认为需要警惕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泛滥，不能把“本来作为手段的市场经济变为社会基本制度的根基，把运行的形式变为追随西方制度的内容，抹杀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区别”，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还有学者详细分析了中国政府应对市场失效的战略和政策，并对中国政府干预绩效的基本内容、指标体系、主体及程序、提升策略进行了深入探讨。

这些讨论为中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应对金融危机，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参考价值的思路和具体对策。但是必须注意到，不同国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政府与市场作用的边界不同，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所开的药方也不同。美国在危机发生前政府失位，所以要加强政府调控和监管，限制市场的过度自由；中国并没有西方国家那样悠久的重商和市场经济传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市场一直作为政府为实现经济增长的工具和手段存在。并没有获得目的性地位”，中国的问题大多是自己的问题――也即，市场化进程在半途遭遇重重阻击和障碍，行政垄断以及行政权力支配资源配置等旧体制因素仍大量存在，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在中国应更加重视法治型、服务型、科学决策型政府建设，完善政府宏观调控；更加强调焕发市场的活力，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　再造政府：从革命一建设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

此次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市场事实上冲击不大，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外贸和外汇上。外贸下滑则需扩大内需来应对，而外汇贬值也可以采取对外币相应贬值的办法来回应。为此，一方面我国外汇保持自2009年以来的持续稳定；另一方面，为启动内需，我国政府采取了4万亿元的巨量投资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和9.58万亿元的天量信贷为主要内容的宽松货币政策，总体来看，这些政策对我国经济增长逆势上扬，率先复苏的作用非常明显，同时又挽救了地方财政危机，可谓成就斐然。但也加剧了中国经济的低质量增长，进一步恶化了国内投资、消费结构；国民财富进一步向体制内部门集中，市场机制退化；而高速推升的房价，也酝酿了巨大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风险。可谓利弊兼具。

那么，中国的问题到底在哪?症结何在?在这里，笔者同意陈剩勇老师的观点：中国的问题在宏观上可以表述为国际贸易和国内经济的双失衡，且两者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初次分配不合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导致的居民消费不足是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分配不公也是中国经济的另一症结。而以上两个问题都是政府失灵及其导致的市场失效造成的，表现为社会政策中的政府缺位和市场政策中的政府失灵。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其实是政府在社会领域和市场领域同时失灵，是体制性缺陷和障碍使然。要扭转中国经济的被动局面，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政府在社会领域的缺位和在市场领域的缺位越位并存的现状。政府在社会和市场领域的缺位体现的是公共性的缺失，在市场领域的越位体现的是经营性和建设过度。政府在社会领域的缺位和在市场领域的缺位越位，其实质是政府角色的错位。因此，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症结在政治，政府角色应当重新定位，建设一个为社会和市场服务的公共服务型政府：在市场领域，政府要承担起市场制度即法治建设之责，并从经营性领域逐步退出，把经济建设的角色赋予市场。在社会政策领域，政府要承担起社会公平之责，让公共财政“取之于民而用于民”。

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政策取向，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从1949年到1978年第一个三十年，称之为“革命型政府”，它奠基于巨大的革命功绩和克里斯马式人物的巨大号召力，为巩固统治和满足治下民众生存和安全，实行增量增长为主；第二种是1979年到2009年第二个三十年，称之为“建设型政府”，它的合法性更多来源于以GDP增长为主要内容的政绩取得，主要以行政命令方式寻求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富裕；这两种类型的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现代化方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然而同样带来了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经济结构失衡、政治体制僵化等

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阻碍下一步发展甚至葬送前面发展成果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无不依赖于政府转型：即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它强调政府作用的公共性、职责的公正性、服务对象的公共性、权力的有限性。协调利益矛盾、解决结构失衡是“公共服务型”政府最紧迫的任务。“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实现首先需从改革“建设型”或经营型政府出发，为市场竞争中的各种利益主体提供均等的机会，并必须保持利益立场的超然性。而这三点的取得有赖于推进国家制度创新和制度建设，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有效制约政府的方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来保障。

2　中国宏观调控：多元困境下的出路

如上所述，中国的问题在于政府失灵及其导致的市场失效。因此，就有学者主张加强宏观调控，并把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归罪于“市场化”的取向。危机促发改革，改革拯救危机。这种以改革之名行否定改革之实的做法值得警惕。美国把金融自由化走到了极致，而我国过分偏重政府的调控，严重束缚了市场的发展。但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存在突出的问题：

首先，宏观调控权力缺乏法律基础。目前并没有法律来严格界定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概念被滥用，调控的范围随之被扩大，经济管制与宏观调控混同，行政调控与经济调控不分，难以追究责任；宏观调控的权力主体不清晰，有时地方政府也成为宏观调控的主体，甚至是县级以下的某个街道，这也导致地方政府顽强对抗中央的调控。

其次，宏观调控政策波动性大，权威不足。目前我国关于宏观调控的规定较为随意，未能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这严重损害了国家宏观调控的严肃性。在具体宏观调控措施方面，有的措施甚至是一夜之间决定的，让人们自然对其合理性产生担忧。政府投入4万亿元，不禁让人疑问这4万亿元的来源和安排，政府是否有权力来决定这4万亿元的用途。又如央行太过频繁调整存款准备金、利率等，使市场处于不稳定的因素中，让调控主体的调控能力受到质疑。

再次，宏观调控目标的制定和调控工具的使用。制定合理的宏观调控目标是进一步采取调控措施的依据。为了应对危机，我国将当前的调控目标主要定在保增长，并从扩大内需着手。各个宏观调控目标之间可能冲突，如何有效运用各种调控工具来达到预期的目的至关重要。我国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三大法宝影响范围广但作用有限，缺乏差异性。调控权力主体应关注其他一些选择性的政策工具，如不动产信用控制等，对某些特定调控对象采取与其相适应的政策工具。

应该看到，与西方相比，中国意境中的宏观调控手段不仅限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还涵盖法律手段和土地控制、信贷控制、节能减排市场准入标准等行政手段；中国的宏观调控目标不仅在于传统四大目标(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还夹杂经济结构调整，城乡差距、区域差距、产业结构不合理、需求结构不合理、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不合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合理等各类问题的妥善解决。由此也可以看出，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需要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市场失灵，而在于多重目标追求。

如上所述，要应对金融危机，必须先明确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职能分工，否则即使走出了金融危机，也会引发其他的可能更大的问题；政府的工作重心应当是提供公共物品，而非直接参与经济建设；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宏观调控，否则与其相关的都处于不确定中；应由中央集中行使宏观调控权，政府在调控过程中要遵循程序正义，合理制定宏观调控目标，有效运用调控工具，逐步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并在此过程中注意处理好政府缺位与干预过度、投资乘数效应与体制放大效应以及短期的应急干预与长周期调控的关系，警惕短周期干预措施刚性化、长期化，导致旧体制复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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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金融危机的看法篇10

内容提要:金融危机是市场经济社会经济波动周期性表现之一。正确认识金融危机，有助于进一步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其经济法价值。金融危机下政府的救市计划，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属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透过金融危机，我们更应追求市场经济常态社会经济法所具有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不应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政府作用内生于市场机制，以弥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从而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这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国有企业的弊端及政府失灵决定了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国家调控资金主要不应流向国有企业，而应侧重“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着眼于培育市场机制和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008年因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而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国人诸多思考，并有诸多政府及市场的反危机实践动作。然而，在此过程中，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不乏强化外在于市场的政府功能及其国有企业作用的声音，甚至有人虽不明确提出否定市场机制但实质以此否定市场机制，比如有学者提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追求剩余价值导致的经济危机必然性引起了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等。[1]这种声音无助于经济法发展及国有企业改革。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对待这场金融危机，则这对经济法价值及国有企业改革是很好的反思以及发展契机。如果准确界定了经济法的价值、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及国有企业的定位，则对国有企业治理以及企业国有资产监管是相当有益的，也是一项前提性基础研究。为此，笔者试图对此加以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如何看待金融危机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来自于次贷危机。由于CDS等金融衍生产品在缺乏完善法律监管情况下的过度膨胀以及IT产业泡沫经济的非有效性等因素，为了推动房地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美国政府从2001年开始通过支持按揭贷款的方式推动了房地产市场的火爆。截至2007年，美国人购房的按揭贷款已经达到当时美国GDP水平。但与此同时，许多购房者还贷愈来愈难，因而引发了次贷危机。次贷危机的连锁反应带来金融危机及其经济危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必然使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全球，包括中国。

如果说CDS等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膨胀和IT产业的泡沫经济等是市场失灵的表现，那么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直接产生的次贷危机，则是美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一种失败或是产业政策的负面影响，也就是政府失灵的典型表现。因此，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是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作用的结果。

那么如何看待这场金融危机呢？笔者以为，首先，市场经济伴随着经济危机是经济发展的周期性的表现，而美国这场金融危机则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周期性的表现。金融衍生产品的高度发展在法律或政策稍有疏忽或漏洞的条件下均有可能引发危机。某种意义上说，也只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才更有可能引发这场金融危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对于中国等诸多存在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至多是“沾点光”而已，而对于朝鲜等经济较封闭的国家连“沾光”的机会都没有。[2]从中国现实来看就足以印证，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主要对于广东、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外向型经济依赖比较强的地区冲击较大，但对于广大中西部落后地区影响有限，只是波及在沿海外向型企业打工的外出务工人员。其次，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西方国家在历次经济危机中，通过不否定市场机制且又逐步强化内生于市场的国家调控作用以及国际间的调控与合作等不断地化解危机，从而在每次经济危机之后以更高的起点螺旋式地向前发展，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2009年美国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在美国水平基础上达到3.4%即为例证。而这恰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早期的自由市场经济社会向以后的以市场为主导而又内生于市场机制的国家调控的必然结果。这也正是我们当今经济法值得借鉴的重要理论基础。

因此，在市场经济作为人类目前广泛采用的经济形态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情况下，我们不是害怕金融危机，而是害怕因金融危机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害怕因此而强化外在于市场的国家干预；害怕没有有效的国家调控手段和成熟的市场机制来化解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我们应当在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杠杆的同时，积极发挥国家调控监管的手段，化解危机，并借此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力求在新的起点上实现经济新的一轮发展。这也是国家间展开竞争的一个重要机会。历史多次证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均把握了因危机而带来的多次发展契机，从而跻身强国之列，并使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和危害程度不断地降低。[3]

二、金融危机下经济法价值的考量

清醒而正确地认识金融危机是我们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前提。这对于市场机制尚未成熟、政府干预依然过多的转型时期的中国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准确界定经济法价值的重要前提。

面对金融危机，无论美国政府的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元人民币的救市计划等，均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依法治之一般要求，这些行为均需要以法律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中国的“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及其实施细则”等。从法学的视野来看，其乃是经济法学考虑的范畴。[4]从经济法产生历史来看，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所产生的《银行法》和《产业复兴法》等均是实质意义上的经济法。我们将之称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前已述及的中美各国针对此次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法律法规即为应对危机性的经济法。除此之外，两次世界大战也催生了一些经济法法律法规，比如德国的《卡特尔规章法》、《煤炭经济法》，以及日本的《炼钢行业奖励法》等。我们将之称为战时经济法。[5]无论是应对危机性经济法，还是战时经济法，其更多地体现出国家外在于市场的一种强制性干预，彰显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

然而，随着历次战争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人们在思考如何解决并尽可能减少或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计划经济理论就是应对此问题的一种理论思潮，但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陷入了“国家万能论”，是失败的。[6]即便为此出现的仍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但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后来也在不断地进行理论修正，包括但不限于其后出现的供应学派、芝加哥学派和公共选择理论等。这一切均说明政府亦非万能，正如布坎南所说，“政府的缺陷至少与市场一样严重。”[7]此次美国政府支持按揭贷款来推动房地产业的发展而导致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因此，我们不能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而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无论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还是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等；绝不能因金融危机的发生而否定或怀疑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万万不能通过否定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损害、消灭市场机制的方式来解决市场经济的问题。[8]

进一步而言，任何非常态社会下的思想、学说或做法只能在特定时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可以作为常态社会的一种思想予以启发，而不能作为常态社会运行下的主导思想、学说或做法；它必须在常态社会中进行不断的修正和更新，否则容易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绊脚石。[9]对于因金融危机及其他经济危机或战争而产生的理论思潮及其应对措施均是非常态社会下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应。因此，政府失灵的可能性决定了以此为基础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或战时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均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无论历史上的经济危机还是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制定的经济法律法规后来都逐步废止或修改，比如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危机时期通过的金融机构分业经营的立法后来被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立法所取代等。同样，对于此次金融危机各国所采取的对策及其法律也是如此，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绝不可以常态化的心态看待政府及这种经济法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尤其西方国家来看，人们在前人不断试错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已不满足于国家公权力面对市场失灵的事后救济作用，而是发挥国家公权力的积极作用，以尽可能减少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及其危害程度，从而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与预防。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史也足以验证。比如美国的《克莱顿法》改变了《谢尔曼法》的事后控制原则，采用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相结合原则，并侧重事先控制原则。美国后来的反垄断立法又进一步补充了《克莱顿法》，建立了企业合并事先强制申报制度等。[10]这已成为市场经济的世界各国发展趋势。

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仅强调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可能已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无谓的损失，[11]但是它能够尽可能降低国家不必要的干预及政府失灵的存在；虽然强调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有助于事先防范市场失灵，但有可能滋生政府失灵，毕竟政府不是万能的。因此，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的同时，依然要时刻警惕政府失灵；政府作用必须内生于市场机制，也就是政府内生于经济本身，[12]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同时，又将国家公权力限制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并对公权力加以法治规范。公私融合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发挥经济法的前瞻性价值和预防与发挥经济法的事后救济功能彼此不可或缺，是一种彼此博弈与平衡的过程，而这正是我们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也是经济法具体制度构建的逻辑起点。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而政府失灵更离不开市场机制。如果说市场失灵需要摄取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理论的话，那么政府失灵又带来了芝加哥学派和供应学派等对凯恩斯主义的修正，以及后来的公共选择理论的产生。[13]因此，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只有建立并超越于凯恩斯主义，同时又摄取公共选择理论的营养成分，才能使经济健康发展。依法治之一般要求，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决定了从法学的视野来看，这是经济法学得以健康发展的经济理论基础，也正是经济法学的价值所在。[14]

从中国来看，我们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问题：一方面，中国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面临着需要赶超发达国家、步入现代化国家行列的历史任务，因此不能简单地重走西方国家历史上曾走过的资本积累道路，而应当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需要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又受制于长期实施的计划经济的阴影、市场机制不成熟、政府职能尚未彻底转变以及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现状，从而导致渴求内生于市场机制的政府作用很容易发生膨胀与变异。这正是中国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困境所在。从法学视野来看，也就是中国经济法学的困境所在。

就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美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虽然我们不要盲目崇拜政府的作用，但是美国政府7000多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经历了国会多次的较量及其法治化的表现，如2009年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以及成熟的市场机制，均存在将政府作用的负面效果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而对于中国而言，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则是建立在市场不成熟和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基础上，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计划未经过各级人大的审批而予以实行就足以验证。就此而言，来自于纳税人的钱财能否用在刀刃上、是否存在“灰色地带”以及是否反作用于市场机制等值得质疑。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更应当着眼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如何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如何“还权于民”的长远措施，而不是仅仅满足于眼前的企业脱困、职工就业和国家经济增长目标等方面。从法学视野来看，中国在发展经济法的同时，还应当着眼于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国家公权力的规范与限制，大力培育和发展民商法和行政法等。中国经济法具体制度要在自由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与平衡中谨慎构建。

当然，我们在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寻求合理的博弈与平衡时，不能因此而陷入“中庸”之道这一国人通病，因为自由市场和国家公权力之间的博弈与平衡有时无法取得最佳平衡点，制度的构建不是绝对完美的，总要面临着代价、取舍与牺牲。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也是如此。这才是经济法学人真正需要考虑的话题。

经济法价值理念对于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及其社会实践以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其现代化进程是相当有益的。经济法固然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具体对策，但也需要探索经济法思想，尽管经济法思想有时看似是务虚的。[15]

三、经济法价值个案实证分析：国有企业

（一）政府与市场：国有企业的边界

依市场之一般原则，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同属市场竞争的主体，应平等对待，让市场优胜劣汰。但是，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政府失灵的可能性无时不在。国有企业存在两个最致命的缺陷：其一，国有企业产权主体的天然缺位。人的本性在于只有给自己追求利润时才更有可能发挥最大的潜能，而国有企业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并不直接拥有产权，国有资产的实际行使者可能利用“全民”的名义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尽管《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试图构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制度，解决国有资产的出资人问题。这仅具有相对意义。其与出资人模糊不清相比较而言要进步许多，但还是无法根本解决国有资产产权问题，因为作为国有企业出资人的国资委无论作为政府机构还是作为特设事业机构均存在委托问题，依然存在假“全民”名义而行蚕食或糟蹋国有资产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作为代议机构的人大的应有地位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中尚未落实的情况下。其二，无论国有企业的垄断，还是私有企业的垄断，均是市场经济的天敌，但是国有企业天然地存在行政垄断的倾向。由于国有企业是政府投资的，无论政资分离还是政企分开，国有企业都难以逃脱政府的“掌控”。作为国有企业股东的政府也不应当彻底放任国企不管，否则就是放弃了股东的权利义务。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与行政权力存在天然的联系，也就必然容易滋生垄断现象，国有企业的弊端就是政府失灵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中国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行政权力缺乏有效规制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因此，国有企业不可能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市场主体。正如英国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说过的，“政府是个永远管理不得力的股东”。中外各国尤其计划经济时期的事实已经证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效益低下或亏损问题，浪费纳税人钱财。就我国而言，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国有资产流失每年流失500亿元；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每年至少流失800亿元至1000亿元。[16]虽然有些学者认为，2002年至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销售收入从8.53万亿元增长到18万亿元，年均增长16.1%；实现利润从3786亿元增长到16200亿元，年均增长33.7%。2007年，全国国有企业上缴税金1.77万亿元，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4.5%。[17]也有学者认为，2009年公布的中国2008年500强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8.2万亿元，占全部收入的83%；实现利润总额为1.2万亿元，占全部企业利润总额的86.6%。[18]但是，我国国有企业如果除去石油石化、烟草、电信等垄断国有企业的利润，再失去每年国家对国有企业的优惠政策，国有企业就几乎没有利润可言。[19]更何况国有企业的利润等是利用纳税人大量钱财累加的，其与私有企业同比例的投资相比，由于投入产出的不对等性，即使在有利润的情况下，国有企业效益也是极其低下的。[20]包括金融危机下利润相对较高的国有企业也多因垄断利润产生收益。即使像新加坡或其他一些国家存在部分国有企业效益较好的情形，也多以垄断利润的形式出现，是以牺牲财政收入和消费者福利以及与民争利的结果；更何况新加坡作为城市经济体还不具有普遍性。

从世界各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实践来看，就可见一斑。国有企业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往往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有关。第一，从西方国家来看，凡是市场机制遭受严重破坏的时期如经济危机、世界大战等，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程度较高的时期，也就是国有企业比重相对较高的时期。历史已经证明，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等是西方国家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因素。首先，从经济危机来看，据考证，有关公有企业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英国。[21]这与英国作为产业革命的发源地和最早出现经济危机的国家有关。早期国有企业往往以政府行政机构的面貌出现，比如1657年的英国邮政局、1810年法国的烟草专卖局等。[22]在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政府加大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先后建立了一批国有企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欧洲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比如法国、意大利、葡萄牙等。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应对危机性经济法。其次，从两次世界大战来看，战争期间，许多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有了较大发展。比如美国将铁路、邮电和船运等行业置于国家垄断经营。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战时经济法。在此基础上，尤其左翼政党执政的西方国家受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初期的积极作用影响，[23]也建立了一些国有企业。比如英国工党执政时在历史上多次国有化。尽管西方国家无论经济危机、战争还是其他何种原因出现过多次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的比重在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中仍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英国在1974至1979年经过第二次国有化浪潮后，国有企业也才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3%。即使在西方国家国有企业比重较高的法国，到1990年，法国国有企业的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24]至于美国、日本等国国有企业的比重就更少了。并且，一旦每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结束以后，各国就纷纷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把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目标，纷纷从国有领域退出。比如美国就把战时建立的国有企业多数清理完毕。而且随着计划经济的失败，国有企业的弊端日渐严重，西方国家也掀起了多次私有化浪潮，即使以前一直认为的自然垄断行业也纷纷引入私有资本、引入竞争，比如电力等。第二，从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来看，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已经彻底否定了市场机制，代之以全面的公有制，初衷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但结果是走入另外一个极端，国有企业弊端及政府失灵的全面爆发，最终恶化了国民经济本身。

由此可见，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在面对市场失灵、强化国家调控经济时，依然时刻警惕政府失灵。即使在经济危机或战争时期，西方国家也没有放弃市场机制，国有企业仍占很小比重，国有企业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危机或应付战争的需要，具有事后救济功能。一旦市场经济社会恢复常态后，国家就减少对经济的干预，恢复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把战时或经济危机时期的大量法律、政策及其措施予以废止，包括清理大量国有企业。以上西方国家国有企业的发展史就足以验证。这也反映了战时经济法和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所具有的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也正因为如此，国有企业从来不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主要市场主体。

那么，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在哪里？笼统地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即存在于私人无法或难以自治的领域。具体来说，国有企业主要存在于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非竞争性领域且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公用事业等？何谓需要政府扶持或淘汰的产业？这些不是由某个政府、某个利益集团或少数人决定的。依民主法治要求，既然国有企业是用全体纳税人的钱财投资的，理应由“全民”的代议机构加以审批，并决定资金投向、用途及其收益分配等。并且，从国际上尤其西方国家来看，政府通常不指望把国有企业的利润作为支持财政预算的工具。许多国有企业甚至被允许长期亏损，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政策性亏损。[25]这从西方国家国有企业发展史和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趋势就足以明证。比如美国自二战以来，国家投资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等。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所谓常态经济法所具有的功能和价值，即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更多地弥补市场机制之不足，发挥前瞻性价值和预防。

除此以外，对于后发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为了赶超经济发达国家，单纯依赖市场机制不够，还需要运用政府的产业政策有意识地扶持或淘汰某些产业，从中可能需要一些国有企业。[26]但这都是建立在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的。对此，日本、韩国比较成功。对于中国而言，国有企业存在的理由既要考虑到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要求，适当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历史上的产业政策经验。

（二）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国有企业抑或其他

从美国此次金融危机来看，由于通用、克莱斯勒等一些世界著名企业提出破产申请保护，美国政府通过注资也成为这些企业的大股东，包括美国政府对一些银行的注资等。所有这些举措均是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与干预。其他许多国家也不例外。为此，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市场机制，刻意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作用，甚至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国有化”浪潮，并以此为中国没有像美国等西方国家那样推行完全的市场化而感到庆幸，以此为强化中国的国有企业地位寻找理由。从中国政府4万亿人民币及其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来看，这种倾向就已初见端倪。国家投资资金大量向国有企业倾斜，国家引进外资、改制上市、贷款、企业并购等优惠政策也向国有企业倾斜。比如2008年7月，国务院国资委给重庆国有企业带来539亿人民币，经过半年，实际到位资金达到60%，达317亿人民币等。[27]受此影响，某些地区、行业等出现了国有企业收购私有企业及其“国进民退”的回潮，包括但不限于山西省煤矿资源整合问题，[28]国有企业的地位被盲目拔高，从而导致国有企业固有的弊端及其他许多盲点被掩盖。

如果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国有企业，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将进一步加剧政府失灵问题，容易导致资金的浪费与流失，进一步养肥少数既得利益者；进一步加剧国有垄断和与民争利现象，损害消费者福利；进而失去国家所有制结构调整、培育市场机制及其经济转型的良机。

不可否认，面对金融危机，无论是出于行政权力的关联，还是国企脱困、社会稳定以及政府官员的短期业绩考量等因素，政府将救市资金投入国有企业实属正常。国有企业作为政府调控经济的一个重要手段，理所当然要在克服金融危机中担当重要角色。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更需清醒地认识金融危机、政府的救市计划以及国有企业。经济法具体制度的构建除了着眼于眼前的金融危机，更应当着眼于中国的长远利益。

对此，笔者以为，首先，如前所述，国家对经济危机的干预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从思想上来看，任何非常态社会的思想、学说和观点都不能成为常态社会运行的主导思想、学说和观点；从法律和政策上来看，非常态社会下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等，包括但不限于应对危机性经济法，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均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一旦市场经济恢复常态，则在危机时期所实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及其措施等往往被废止或修改。这在历次西方国家经济危机或战争中均得以验证。因此，此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中国等国家的救市计划也不应例外。国有企业从来没有成为市场经济的主要主体，绝不能因此而盲目夸大政府的作用。至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国有企业的弊端更是反面例证。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国情存在很大差异，两者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救市计划是建立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和民主法治化程度较高基础上的，其国有企业比重本身就非常少。尽管历次的经济危机和战争中出现过国有化浪潮，但国有企业从来没有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其经济体系并没有脱离市场机制，从而把国有企业的弊端尽可能降低到最低限度。而中国目前处于市场经济不成熟、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阶段，国家干预经济本身就比较严重，国有企业比重依然过大，国家权力没有得到有效规制，权力的垄断进一步助长了国有经济垄断问题。[29]再次，金融危机产生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因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而受此影响。鉴于此，我们不仅要认识到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计划具有临时性、应急性特点，也要看到中国政府的救市计划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的救市计划存在很大差异，也面临着更为特殊的问题。

因此，面对这场金融危机，一方面，中国政府要积极调控经济，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另一方面，中国政府又面临着培育市场机制、政府职能转变、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和缩小国有企业比重等历史重任。我们面对这场金融危机所采取的调控经济的手段，包括对国有企业的投入等，在民主法治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以及传统思维惯性下，可能又会不自觉地进一步助长本应削弱的政府职能、行政权力和国有企业比重等，从而延缓市场机制的培育，而这恰是中国应对此次金融危机的困境所在。依经济政策的法律化要求，这也是中国经济法学理论及其具体制度构建的难点所在。

鉴于此，学界尤其中国决策者对此更应当保持清醒地认识，这不仅关系到政府救市计划成效和能否解决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从长远来看，也关系到中国能否把握此次契机，积极培育市场机制，实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成功转型。

综上，国家调控资金主要流向哪里？就企业而言，是国有企业抑或其他？笔者以为：首先，国家要尽可能减少行政直接干预的力度，无论是中国中央政府的4万亿人民币还是地方政府将近20万亿人民币的救市计划，与其作用于诸如国有企业等行政直接干预措施方面，不如将其主要运用于如何培育市场机制，并将国家调控与市场监管内生于市场机制本身，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30]其次，国家要尽可能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入，并利用此次契机，进一步解决国有企业垄断问题，将国家调控资金主要用于“国退民进”和“还权于民”的成本与代价中，扶持和培育目前能够解决中国将近70%就业的私有企业，创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31]再次，国有企业的投入应以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领域为标准，并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为前提，使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从而发挥政府适度的调控和监管作用。国有企业的投入主要应着眼于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以及需要国家扶持的产业等。再其次，尽管政府救市计划及其相关政策措施具有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但依法治视野，凡是能够法律化的，应尽可能法律化。[32]比如2009年美国的《复兴与再投资法》等。最后，动用纳税人钱财的政府救市计划理应通过人大审议，应当反思此次救市计划的民主法治化进程。同时，国有企业的设立、重大运作、收益分配和解散等也理应纳入人大审议之内。虽然这在目前国有企业过多的情况下一步到位具有不现实性，但应考虑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等国有企业有选择地纳入人大审议，并在将来国有企业内生于市场机制后仅在市场机制无法或难以发挥作用的领域保留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均将纳入人大审议监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