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金融监管的认识十篇

对金融监管的认识篇1

关键词：银行；金融；监管

一、金融监管存在的体制问题

我国在1993年以前的时候，银行金融业根据当年的市场环境，曾近进行过有关银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相关性尝试，但是，当时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在当时形成了国家经济相对过热的局面，但是银行业和相关政府管理部门却监管的水平相对较低，在1993年左右，全国性的范围之内出现了房地产热和证券投资热的经济形势，当年银行中大量信贷资金没有流向生产经营的企业，反而并用于在市场中从事投机买卖的行为，导致当时国家的金融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混乱的局面。在1993年下半年的时候，国家开始下决心整顿当时的金融秩序，重点对银行等金融企业进行整顿。随后我国的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相互之间实行分业经营的经营模式。为了有效的加强管理，政府成立了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进行有力的监督管理工作。随后我国的人大会议分别颁布实施了《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确立了在我国金融行业进行分业经营的相关模式。“

我国金融业在刚开始发展的时候，实行分业监督管理的体制对于我国当时的银行业、信托业、证券业、保险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性的促进作用和效果。但是，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相应的问题：在我国的大多数基层地区，监督管理机制还是很匮乏的；在一些城市当中，对金融业进行重复性监督管理的现象也是十分的显著；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政府相关监督管理部门之间的信息往往不能有效的实现共享；机构型的监督管理部门与当时金融业务发展多样化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突出的矛盾；在一些地方明显的存在监管资源浪费的情况。因此，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利用好现有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的资源，防止相关金融监督管理机构出现盲目性扩张的情况，避免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等金融监督管理部门在金融监管的过程中出现“各自为政”、“滥设机构”的情况，并将这些资源进行统一的调配，综合利用，争取在最大限度上实现家督管理效果的最大化。

二、对金融监管的认识不充分

根据我国对国外金融监督管理的学习可以发现：我国在对银行业实施金融监督管理过程，会出现因为实施监管工作任务的当事人个人在自身的学识水平、自身所处的金融地位、监管者本人的职业特征、国家相关政策在执行过程出现的差异，在认识上所发生偏差等而出现了不同的金融监管者就有不同的行为表达。如果我们从社会中经济环境和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自身的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进行考虑，往往是金融监管当局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在监管过程中，缺乏通盘性的考虑，再加上在一些基层地区，被监管者自身对监督管理工作不够了解，认识也不到位。就出现了在一些基层地区，有些银行业等金融机构时常出现违规经营的事情，在我国的一些地方，还存在着当地政府对金融监管不够重视，没有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和特殊意义。

三、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不适合金融全球化的趋势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督管理体制仍然是对金融业进行分业的监督管理工作。这种体制有其自身的优势：能够让中国人民银行在第一时间内就可以根据景荣市场的变化，来调整相关的货币政策，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就可以有效的保障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但是，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就不得不面对要对外开放我们的金融市场，允许国外的资本进入我国的金融市场中来，这样，我国现行的分业金融监管就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了，一些不断也就逐渐的显现了出来。例如，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信息不能有效的进行沟通，相互之间不能做到互通有无，而监管部门在进行监管的过程中，又会出现监管重叠的现象，很难对实行混业监管的金融机构实现有效的监管工作。

四、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的步伐

借鉴国外对金融行业的监督管理的成功经验，并对我国的金融监管的现状进行分析，可以总结出这样的相关结论：目前，导致我国金融行业处在潜在威胁的，主要存在两大方面的原因，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是由于，广大的银行顾客对银行内部的信息不是很了解，甚至是知之甚少，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是在银行业等金融体系的内部存在着监管方面的漏洞，这两方面的原因是造成现在金融监管难以跟上金融创新步伐的最主要原因。要想有效的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最直接也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要维护顾客知情的权利，

五、宏观审慎性监管问题

我国在对银行业等金融机构进行监督管理的时候，往往都是采用宏观审慎监管实体的方式方法，往往很难产生高效全面的效果。宏观审慎监管的好处就在于：政府相关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对金融市场有着很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随时掌握最新的市场动态，对于金融市场中可能产生的行业危险进行必要性的防范。但是问题也依然存在，全国大大小小的所有银行业都归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管理，央行自身有足够的权力对这行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管，但是，目前全国各地的银行金融机构是遍地开花，金融机构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强进势头，各家银行金融机构，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条件之下，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情况，进行有效的调配工作，这就对央行的监管权力提出了相应的挑战，无形之中增加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压力。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的原有秩序。

参考文献：

[1]廖崛著.对危机后银行业“行为监管”的再认识[J].金融监管研究，2012（01）：15-17.

对金融监管的认识篇2

如何处理好加强金融风险监管和支持产品创新这样一个矛盾。西方国家已经从29年大危机走过了一个加强监管、放松监管，现在又回到进一步要加强监管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循环。大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吸取了这次危机的教训，进行了金融制度的改革，实施了分业的经营、分业的监管，大大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而这种监管所带来的另一个代价就是抑制了金融的活力、创新、效率，也抑制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银行业的竞争力，所以从70年代开始又掀起了一轮新的放松管制、加快产品创新、提高银行竞争力的一个潮流。而这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监管的缺失、监管的滞后和监管的失败。所以新一轮又开始呼吁要加强对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全面的监管，坚强监管的强度、监管的范围和监管的深度。许多国家也由此从中汲取了教训，也在酝酿如何进一步强化金融监管，特别是对金融产品创新的监管。我认为这次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确实有金融创新过度、虚拟经济发展过度、监管没有很好的跟上、监管滞后、监管缺失等因素，而这些因素也确实是这次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但还不能完全得出结论，这次危机完全是由产品创新所导致的，完全是由于监管的缺失所导致的，我认为这样的结论是过于片面、过于简单了。

1.我国理财市场现状与问题

由于我国银行业理财发展的时间短，相关规范尚不健全，在银行理财业务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要给予充分的认识和准确的把握。一方面银行理财产品的快速发展为金融市场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固定收益产品，满足了居民人民币增长的财富管理需要。另一方面，由于缺乏适当的风险评估机制，相应的监管措施，我们又不得不警惕其中存在的风险。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各国金融业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和影响。产品创新也遭遇了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对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分析和研究也就变得更加重要起来。

2.如何在产品创新与风险监控中寻找平衡

“创新”，无疑是金融业赖以生存的手段之一。但是自美国华尔街危机爆发以来，金融业对于创新有了更丰富的认识。 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研究员李要深表示，金融危机产生的连锁反应使我们明白，有时候创新如果抛开风险控制，可能比不创新产生的负面效果更大；如果单纯为了创新而创新，这可能会伤害投资者，也会损害银行的声誉和市场地位，更有可能危害银行理财行业的发展。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我国银行理财产品又表现怎样呢？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国内商业银行主动、果断地调整了理财产品的设计方向。正是基于这样及时的产品转型与结构调整，我国理财产品市场承受住了金融动荡的冲击。其次，理财产品的币种结构上也做了很大的改变，由多币种推进转向以人民币为主。在当前汇率市场比较动荡的情况下，以人民币为主的理财产品有效的抵抗了市场风险。另外，尽管国内理财市场存在一些问题，但国内市场还没有发现类似于香港市场的高风险产品，相关投诉是在可控范围之内的，客户还是比较满意的。创新与风险是一对不可分离的话题，与多数信托公司主张银行理财产品应走向高端客户、适当的增加高风险产品的看法不同，银行则更倾向于低风险的理财产品。

我认为要真正实现监管和产品创新的统一，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要对产品创新进行科学的分类，而不是笼统地讲产品创新，更不要笼统地认为产品创新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而只是说某些产品创新的过速和过度，再加上监管的缺失成为这次危机的导火索之一，或者它的原因之一。这就要求中国银行业对于产品创新要进行科学的分类，哪些产品创新是低风险的，哪些是高风险的，哪些产品创新是为了规避风险的，哪些产品创新是一种风险的扩大。只有在对产品创新进行科学的分类，对它的风险进行科学识别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行时时、适度科学的监管。而中国银行业恰恰对那些能够改善金融服务、提高金融效率、活跃金融市场，更好地规避、更好地管理风险、更好地实现银行的流动性管理这些创新还是应该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继续加以支持的。所以要对产品创新有一个科学的判断、科学的分类，然后来加以确立监管的重点和监管的措施。

第二，产品创新的水平、速度、复杂程度一定要和中国金融市场成熟的程度、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能力相适应。而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些基础建设，包括它的清算系统、法律系统、信用评级系统，它的风险识别、风险定价系统，参与市场主体自我的约束，市场的透明度等等。而这些基础条件设施确定了金融市场的成熟程度，而中国金融产品创新深度、广度和复杂度应该和这样一个金融市场建设的成熟程度相适应。

对金融监管的认识篇3

论文关键词：反洗钱 监管 研究 

 

随着反洗钱形势的发展，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理念逐渐成为反洗钱领域的共识。人总行在2007年11月召开的反洗钱监管座谈会上，针对“监管资源有限，监管手段不足”的问题，提出了“要树立风险为本的监管思想，采取风险为本的监管方法，合理配置监管资源”；在2008年初全国人民银行反洗钱工作会议上，对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做出安排部署，提出要加强反洗钱非现场监管，逐步推进非现场监管指标体系建设，建立非现场监管评级机制，确立和完善以洗钱风险管理为中心的反洗钱非现场监管体系。这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的研究和实践在全国范围内拉开帷幕。经过三年多的探索性研究和实践，笔者认为，实施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还存在以下几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在理论认识层面，存在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认为风险为本反洗钱监管与规则为本反洗钱监管相对立，风险为本是对规则为本的否定；风险为本的优势明显优于规则为本；当前对所有金融机构都应当要求以风险为本开展反洗钱工作。上述认识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倾向。二是在法规制度层面，存在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反洗钱法》颁布实施五年来，人民银行相继建立了一整套反洗钱制度和操作规范。这些制度、规范在反洗钱起步阶段确实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随着反洗钱工作在金融机构的深入开展，反洗钱合规理念普遍被金融机构接受以后，过多的规定、过细的标准客观上造成了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机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甚至有的制度反而成了金融机构规避责任的依据。目前金融机构存在大量的防御性可疑交易报告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另外，过多的监管要求也加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成本，给金融机构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负担。这些都是当前反洗钱法规制度滞后于反洗钱形势发展的现实表现。三是在技术操作层面，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还需加强和改进。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方面是非现场监管信息资料采集和运用效率不高。风险为本的监管方式是建立在对金融机构的有效评估这一基础之上。要实现有效评估，就必须建立一套科学的信息采集、加工处理、评估判断、现场校验、矫枉评估和做出监管决策等一系列制度和操作程序，疏通数据来源渠道，提高数据采集和运用的电子化水平。但从非现场监管信息系统硬件建设来看，目前通过网络传输信息数据还仅限于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保险、证券等金融机构还没有电子化网络传输信息平台，而且2010年推广应用的“反洗钱监管交互平台”也未与人民银行支付清算系统及商业银行电子汇划系统对接，降低了系统的功能。当前，非现场监管部分工作还处于手工操作阶段，工作量大、效率低、差错多，影响了非现场监管的效能。另一方面现场检查的重心还没有转移到以风险管理为目标，还是习惯于合规性检查。比如，在客户身份识别上还是以检查静态的客户身份要素是否合规为主；在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方面习惯于根据现有制度设定的客观标准对报告结果进行检查。这种传统的检查方式与引导金融机构以风险管理为核心开展反洗钱工作的要求极不适应。 

 鉴于以上问题，要实现反洗钱监管由规则为本向风险为本转变，还需从理论认识和实践操作上加以改进。 

 一、全面认识和正确运用风险为本监管理论 

 当前重要的是处理好风险为本与规则为本的关系。规则为本的反洗钱监管方式是反洗钱处于起步阶段比较通行的监管模式。其工作重心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制定规则和各种规定；二是监督检查各类金融机构执行规定的合规性；三是将不合规处罚作为一种日常机制和主要监管方法。规则为本的监管实际上是一个制定规范—检查执行—调整规范—再检查执行的过程。在一国反洗钱制度的初创期，反洗钱工作的机理及价值还未被金融机构所广泛接受的情况下，以规则为本的监管方式既直接，也富有效率。风险为本的反洗钱监管贯彻以关注洗钱风险为核心，以原则性监管为导向，以非现场监管为主要手段，以现场检查为必要补充的监管方法。规则为本监管与风险为本监管贯穿着两种不同的监管理念，但两种监管方式并非截然对立，水火不容，而是层次递进，互为补充的关系。强调风险为本的监管,并不意味着放松合规性监管,而是要将着力点放在风险上,注重对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和控制,尤其注重金融机构内部的风险控制和管理,注重对其风险管控能力的考核和评价,当然也包括对违规行为的监测和控制能力。

规则为本监管与风险为本监管的区别仅仅是在监管手段、监管理念、监管目标等方面侧重点不同而已。为此，在监管实践中，应立足实际,灵活掌握,根据不同金融机构的特点和内控机制运行情况确定监管重点,如：对反洗钱基础工作较好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主要实施以原则为导向的风险为本监管；对农村信用社、保险、证券、期货等反洗钱工作基础薄弱的机构则主要实施以合规为导向的规则为本监管。同时，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在其内部反洗钱组织架构、内控制度、操作流程等基本达到合规要求后，就应更加注重洗钱风险的防范，建立起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技术支持以及风险管理的方法体系，依据风险的大小来安排相应的资源投入。 

 二、尽快修订完善相关规章制度，以适应反洗钱发展形势需要 

 一要进一步扩充洗钱罪的上游犯罪范围。结合我国实际，吸收借鉴国际社会的先进经验，修改《刑法》和《反洗钱法》的相应条款，尽可能地将一切贪利性犯罪包含在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范围之内。二要建立健全特定非金融行业反洗钱制度。在研究、评估各行业洗钱风险的基础上，加快制定特定非金融行业的反洗钱规则并分步启动实施。同时，发挥相关部门和特定非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作用，指导行业自律组织制定反洗钱指引，督促行业加强反洗钱自律。三要制定金融机构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指引。按照《反洗钱法》的立法精神，人民银行可以会同其他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依据《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和相关规章制度，制定操作性强的《金融机构反洗钱岗位设置和内控制度建设指引》及实施细则，指导金融机构合理设置反洗钱工作岗位，完善内控制度建设。四要完善客户身份识别制度。对《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和《支付结算办法》等配套规章制度进行修订和完善，明确客户在办理大额交易业务时应向金融机构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和因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所承担的法律责任。 

 三、积极采用可疑交易“主观”识别标准 

     faft的《四十项建议》在制定可疑交易识别标准时采用的是主观标准，即规定“如果金融机构怀疑或有理由怀疑某项资金属于犯罪活动的收益或者与恐怖分子筹资有关，应按照法律或法规的要求，立即向金融情报单位报告”。目前，我国金融机构的反洗钱工作已具备一定基础，人民银行应逐步减少可疑交易的客观标准，强化金融机构的自主识别能力。指导金融机构在客观指标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逐步实现以主观分析为主，辅以客观指标的可疑交易报告形成方法，提高可疑交易报告的情报价值。 

 四、着手建立反洗钱正向激励机制 

 反洗钱补偿与激励机制的建立可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反洗钱专项基金。该基金有三个主要来源：洗钱罪的罚没收入、政府财政专项拨款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款。该基金主要用于奖励主动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社会公众。二是建立政府财政分成奖励制度。对主动提供反洗钱情报和线索的金融机构和工作人员以及积极参与反洗钱侦查、破案工作的有关部门，在破获洗钱案件并追回赃款之后，由反洗钱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依据贡献大小给予相应的奖励。三是对认真履行反洗钱义务的金融机构给予各种政策上扶持和优惠，如市场准入、经营权限、税收减免或优惠等。 

对金融监管的认识篇4

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金融机构，不适当的企业文化和激励机制过分强调短期收益，促使公司从事高风险业务，将风险管理从属于业务开展之后。此次金融危机，银行的激励机制和分红政策成为了各国政府谴责的对象，也是各国政府在救市方案中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与此同时，金融监管也成为了人们指责的目标，认为监管机构没能尽职履责，有效地防范风险。

放松监管的理念

以格林斯潘为代表的美国金融监管机构，奉行盛行的理念：市场总是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金融机构能够对他们的交易对手进行很好的识别和监控，并能够在金融混乱中实现自我约束和自我保护。因此，美联储没有对住房抵押贷款进行限制，美国证监会放松了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也没有对金融衍生品进行尽职的监控。监管的放松使得金融市场的风险不断积累，最终爆发危机。格林斯潘近日承认，他犯了一个错误，错误地认为美国股票的上涨是得益于新经济的发展、住房只能产生局部而不是国家范围的泡沫、信用爆炸性的扩张是由于美国源源不断的金融创新。他承认金融危机钻了漏斗，使得金融市场对证券进行了错误的定价，金融危机超出了想象的程度。

作为美国金融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OTC（场外交易）没有受到政府监管也是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美国OTC金融衍生品不受证监会的监管，并且证监会也放松了对证券交易商的资本要求。当初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长鲁宾以及证监会主席莱维特反对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加强对OTC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建议，认为该建议将会加大金融衍生品合同法律上的不确定性，美国国会也决定不对其进行监管。监管放松使得美国的银行加大了杠杆比例，并且加大了对次贷产品的投资，贝尔斯登的杠杆比例曾高达33.5倍。此外，根据美联储纽约分行的分析，现存的90%的CDS（信用违约互换）和衍生品合约集中在17家大银行手中，这就是为什么雷曼兄弟倒闭后会引发大规模的信用危机。现在莱维特也开始后悔，认为应该对该问题进行仔细的考虑。

对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影响的错误认识

欧洲央行主席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广泛的低估风险，低估了风险的程度及其影响。从这次救市政策的变化过程来看，西方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原因和影响认识不清晰。2008年7月份，英国政府的目标还是在反通胀，对金融危机的影响远远未能预料。另外，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英国在2008年9月份宣布了救市方案，但在短短的1个月内就发生了改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监管当局缺乏经验，不能正确认识金融危机的原因，不能准确估计金融危机的后果，也不能采取正确的救助措施。

2008年9月当美国财长保尔森第一次拿出TARP（Troubled Asset Relief Programme，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救市方案，恳求国会同意他购买金融机构不良资产，但遭到了否决；经过修改后，再次提交国会，救市方案已有厚厚的100多页，估计对金融危机的原因、救市政策的方案、措施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保尔森和布什认为，不实施TARP方案，将会对美国的金融系统造成重大的损失。国会勉强通过后，保尔森立即招兵买马，拟定购买不良资产的种类和价格等等，市场热切期待，股市也因此大幅回升。然而，不到10天的时间，却将2500亿美元改变了用途，拟向9家大型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进行注资，并将400亿注入了AIG，剩下的4100亿于11月宣布将完全用于注资，不再购买不良资产。仅1个月的时间完全就改变了当初的用途，而且保尔森还称，在国会通过7000亿美元的救市政策时，他就觉得注资是个好方法。救市政策制定的仓促和方案改变的迅速反映了美国政府并不能真正把握金融危机的原因，在制定政策上具有太多的随意性。保尔森称注资方案比购买不良资产的方案更好，但他也并未给出具体的理由。因此，也很难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政策的突然改变不但让政府蒙受了一定的信用风险，而且也造成了市场的急剧波动。在2008年9月份美国刚宣布救市方案时，资产证券化市场（MBS）市场出现强劲反弹，MBS指数ABX上涨了10点。而当宣布改变救市方案时，道琼斯500指数下跌5.2%，ABX也下降到了一个新低。

英国同样如此，在政府宣布370亿英镑注资苏格兰皇家银行、莱斯银行和HBOS集团时，财政大臣达林强调，政府在三个银行的董事会中应该有与其股权相匹配的代表，并且政府要严格控制银行的贪婪和无节制，要限制高管的薪酬和银行分红、保证银行对中小企业和家庭的贷款不能低于2007年的水平等等一系列强硬的措施，市场一片叫好，也为布朗赢得了一片掌声。但是也仅仅一月有余，也几乎改变了初衷。英国金融投资公司的主席汉普顿和总裁金曼（Kingman）称，政府在三个银行股权管理中的中心任务是最大化纳税人的价值，不会干预银行的运行，银行要按照商业化的方式进行运作，包括拒绝向不合格的商业机构提供贷款。政府选出的非执行总裁也不代表政府，无须向政府报告。此外，两位还声明，政府管理的是纳税人的投资而不是银行，纳税人将十分关心分红，如果银行能保证长期的利益，2008年后可以进行分红。政府在被救助银行中的角色与其初衷大相径庭，也再次反映了英国政府并不能认识危机的真正原因，及时有效地采取监管措施。

监管手段不足

从这次金融危机监管机构采取的措施来看，监管机构在对风险的判断上缺乏准确的依据，监管手段也有所欠缺。

银行的激励机制和分红政策成为被指责的主要对象，人们认为是银行家的贪婪和不适当的激励机制导致了这次金融危机，在G20峰会上，如何对银行的激励机制进行监管也成了一个重要的议题。英国金融服务局明确表示要将公司的激励机制作为考核公司资本金的要素，要求银行经常检查激励方案，保证其与银行的长期目标以及贷款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实践相一致。

但在对激励机制如何计提资本上，没有定量的标准，操作较为困难。在写给28家银行首席执行官的信中也只是进行道义上的劝告，金融服务局告知英国银行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保证对高管的奖励应与公司的收益和长期风险紧密相连，将会对那些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的银行提高监管资本。但金融服务局称并不想介入银行的奖励制定，只是在信中指出了一些“坏的和差的做法”，包括现金红利、不能过分强调激励政策而忽视风险和合规人员的作用等等。金融服务局也提到关于如何改善奖励政策的一些初步的想法，包括考虑风险和资本成本、非执行董事要更多地监督分红政策和高层人员的奖励、建立与长期经营情况相联系的奖励机制等等。但总体看来，建议还是较为初级，以定性为主，在具体操作方面还存在较大的欠缺。

此外，在英国政府向三大银行注资时，附加条款是银行必须承诺向中小企业的贷款应该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但近期英国政府在同银行的对话中，也只能劝告银行发放贷款，并不能强制执行。银行则表示，在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部分企业倒闭是不可避免的。政府同银行对话的结果如同市场猜测的一样，无果而终。

另外，在Icesave银行的问题上，冰岛政府也早就注意到其存款基础薄弱的缺陷，但会导致什么样的风险，政府本身也不是十分有信心。Icesave银行主要以网上银行为主，没有太多的营业网点，早期主要靠批发融资从事贷款业务，后来批发融资存在困难，开始以高息吸引居民储蓄，当出现流动性危机时，存款基础薄弱的问题便使银行面临严重的风险。

国际监管合作不足

西方各国在采取了种种措施仍不能有效解决本国危机之时，便开始反思。认为此次金融危机具有全球化的特性，需要各国政府间的合作才能最终解决，以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稳定为目的之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成了西方政府责难的目标之一，英国首相布朗称“我们是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市场，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国家的或是地区的监管。”因此，改革国际金融机构似乎成为了解决金融危机的重要措施，也成为了解脱责任的一个理由。在布鲁塞尔举行的欧盟峰会上欧盟主张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修改国际金融组织，重新设计国际金融体系结构，要建立完善的全球监管体系和有效的早期预警系统。布朗称，要把这次金融危机看成是改革国际金融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一个良机。

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G20首脑峰会也讨论需加强合作，反对保护主义，要制订关于国际金融业的监管改革和金融体制的原则，取得对金融危机的共识，达成各国间的监管合作。

加强金融监管的对策

提高监管手段的有效性和灵活性

监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后验证的过程，在新的风险因素出现时，并不能立即判断可能产生的后果，也无法预见后果的严重性。就如同对激励机制如何建立资本要求一样，并无科学的计量方法。因此，监管机构可以根据监管经验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在科学有效的监管措施和手段出台之前，仍不失为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虽然会招致金融机构的抱怨，但如果任凭市场自由发展，后果将难以控制。近期英国的财政大臣达林在住房贷款利率的处理上，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在英格兰银行大幅下调基准利率1.5个百分点后，银行的住房贷款利率并未随即下调，银行的理由是融资成本是参考libor，融资成本并未立即下调，也就不会立即下调住房抵押贷款利率。因此，英格兰银行的举措并不能立即缓解金融市场的紧张状况，也不能给普通居民带来实惠。财政大臣达林不得不施加压力，召集了哈里法克斯银行,

苏格兰皇家银行,

汇丰等银行的高级总裁，要求下调住房贷款利率，会后各银行立即进行了调整。因此，在特定的时期，实施必要的灵活的监管手段仍有必要。

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对金融监管的认识篇5

论文摘要：中国证券监管在思想认识上模糊不清的问题有六个方面：证券监管理念、证券监管与经济发展、与证券市场发展、与金融创新、与市场规律、法规制度规范与政策干预。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澄清误解，是完善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提高证券市场运行效率的关键。

各国证券市场在运行中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具有共同性，如财务欺诈、虚假信息，美国有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中国有银广夏和蓝田公司；但是不同国家的证券市场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是表现为发达国家成熟的证券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新兴的证券市场之间所处不同发展阶段的差异，而是表现为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证券市场与体制转轨国家证券市场之间运行机制的根本不同。

对于证券市场监管，确立一定的监管体制，通过立法、信息公开来实施监管，这在各国都是一样，但监管效果却各不相同，特别是在中国，以政策干预来进行证券监管，表现出头痛医头、方法单一、法规不健全、措施相互矛盾等方面的问题。这说明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是全方位和多层次的，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对证券市场监管，对证券监管与经济发展、证券市场发展、金融创新、市场规律等方面的关系存在很多认识上的误区。只有解决好认识上的这些问题，才能完善中国的证券市场监管，提高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

一、证券市场监管理念

监管理念反映了监管者对证券市场基本功能和作用的认识，决定着证券市场的制度建设和采取的监管体制。证券监管是因为证券市场在运行中出现了问题，市场机制被扭曲，市场功能不能发挥，即出现了市场失灵。概括地说，市场失灵有三种情况：自然垄断的存在、外部效应(指未被市场交易包括在内的额外成本及收益)和信息不对称。监管是政府提供的为满足公众要求、矫正市场失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能提高潜在的公共福利。关于监管，有三种理论：一是社会利益论；二是俘获论；三是经济监管论。三种理论都是从监管产生的原因、监管带来的社会效益方面来论述监管问题的，三种理论表现出了理论研究上的递进关系。

证券市场是一个最容易产生市场失灵的市场，也是一个最需要监管的市场。从上个世纪30年代一直到今天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于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把证券市场监管目标划分为宏观层次的目标和微观层次的目标，在宏观层面上，以维护国民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作为目标；在微观层面上，是为了解决市场运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果我们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证券监管目标，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两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是证券市场是否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如果有，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为证券监管的目标还算是有的放矢，虽然其促进经济增长的具体途径或方式还值得研究；如果没有或者作用很小，那就是缘木求鱼了。而且，即使是证券市场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我们也不能因此把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证券市场的功能与证券市场监管的目标虽然相互联系，但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二是以促进经济的稳定发展作为证券监管的目标，该如何操作?证券市场监管如何实现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国实行的是政府监管体制，中国证监会是一个政府部门，为促进经济增长，证券监管就会以政府的经济目标为中心。由于政府的经济目标、经济政策具有短期性、变动性，而证券市场监管，是要对证券市场机构、证券市场行为实施常规的、持续的监管，把证券市场监管作为实现政府经济目标的手段，不利于证券市场长期稳定的发展。而且，政府把证券监管作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政府又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参与证券市场的活动，违背了监管的根本原则。

监管就是监管，因为市场失灵而产生，以解决市场失灵为目的。这样来认识证券监管问题，既简单明确又易于实施执行。证券监管不是为了解决上涨还是下跌的问题，不是为了解决市场波动问题，不是为了保证投资者赚钱，也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而是为了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保证证券市场的有序运行，为市场规律发挥作用提供保障。国际证券监管机构提出，股票市场监管目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二是增加市场的透明度；三是减少系统性风险。这与中国提出的“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是一致的。

二、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

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探讨的问题。一般而言，股市干预政策分两类，一类是维护市场稳定发展的政策，一类是调节股市为实现一定经济目标服务的政策。中国管理者对股市的监管就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摇摆。当经济需要时，股市的功能被夸大了，变得无所不能，如筹资、优化资源配置、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国企扭亏、发挥财富效应等等；当股市过热时，又采取政策来直接调控，大肆宣传泡沫经济的危害，强调股市的稳定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们对股票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存在认识上的误区。

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或者说证券市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直都是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的重要课题。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认为，在金融抑制状态下，经济发展的低水平，限制了金融的发展；金融抑制状态也不能积极促进经济的发展，两者是一种恶性循环的关系。因此，发展中国家应走金融深化的道路。新金融发展理论是随着最近20年来金融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迅速发展产生的。它重视股票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金融市场具有改善资金融通中信息不对称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从而便利企业融资，促进资本积累和技术创新，最终促进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发挥功能的途径包括：流动性创造、风险分散、信息搜寻、加强企业控制和改善企业融资结构。

但是，实证分析对这些理论命题的支持并不明显，或者说结果是相互矛盾、互不统一的。levine和zervos(1998)运用跨国回归分析的方法对49个国家1976---1993年的金融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全面的分析，发现股票市场流动性与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而股票市场规模、波动性、国际一体化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衡量股票市场发展的指标对私人储蓄率也没有影响。但是，harris(1997)发现，虽然在发达国家股票市场活动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但对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总体而言，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没有解释力。arestis等(2oo1)采用国别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分别分析了美、英、德、法、日五个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后期的股票市场、银行与长期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发现，如果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相对于银行是比较小的。他们认为股票市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跨国回归分析中被夸大了。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时间还短，规模还小，把股票市场的运行状态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分析，可以看出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不高。下面的资料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社会经济统计公报》、《中国证券大全》2000第一卷

可见，中国股票价格的上涨和下跌、股市融资额的增加或减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没有什么影响，股票市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弱相关或不相关的。这对于我们制定适当的股市监管政策有重要意义。在政策制定上，我们应以保证市场机制的发挥、以股票市场自身的稳定发展为取向。

三、证券市场监管与证券市场发展

中国证券市场运行中有一个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现象，当管理层强调监管时股票价格就下跌，当管理层强调发展时股票价格就上涨，监管与发展成了一对矛盾。虽然道理大家都明白，规范能维护秩序，监管有利于发展，但是，这是长期的。从短期来看，监管有利空的影响，这为广大投资者所认同。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对证券市场监管与发展关系的误解，这种观点的存在有其经济的、制度的根源。

中国设立证券市场是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促进经济发展为出发点的，但是，如果股票市场的规模太小，它的作用就有限甚至发挥不出来。因此要发展股票市场，就要有更多的入、更多的资金投入到股票市场来，能够有更多的公司上市。中国股票市场的现状是：从投资者构成来讲以个人投资者为主体，从市场机制来讲只有做多机制，股票市场要以赚钱效应来吸引投资者。在单边市场机制条件下，股票市场要发挥功能只能靠股票价格上涨来实现。因此，在中国要发展股票市场。股票价格就单边上涨，此时，发展是第一位的，对市场违规行为、资金融通、资金流动的监管放松了。当股票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出现市场过热、泡沫经济的时候，当违法违规现象严重的时候，发展就退居其次，监管才变得重要起来，查处市场违规行为，提倡理性投资，挤出泡沫，股价也就下跌。所以，监管与发展在我国股市运行中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如上所述是市场交易制度的缺陷；二是中国证券监管本身存在的问题，这方面的问题具体表现为证券监管的基础建设滞后，常规的持续性的监管不到位。具体表现为：法律法规不健全不完整，存在着有法不依(缺乏法制观念)、有法难依(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无法无依(法律空白)的问题；证券监管体制不完善，政府监管机构、自律监管机构之间，及如何充分利用社会监管方面存在着职责不明确、配合不协调的问题；在实践中，把证券监管狭义地理解为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常规性的持续的监管被忽视。

相应地，要解决证券市场发展与监管相矛盾的问题，也应从两方面着手：(1)健全证券市场交易制度，在现有的现货交易的基础上，允许信用交易和期货交易，并进一步开发期权交易。对信用交易和期货交易要有正确的认识，既要看到它增加市场风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市场制衡作用，它所具有的套期保值、防范风险的一面。(2)要把监管当作一项常备不懈的工作来执行，实施连贯一致的证券监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得证券市场监管与发展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四、证券市场监管与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是保持金融市场活力、促进金融发展的重要手段，金融创新包括金融制度创新和金融工具创新。1986年，英国颁布《1986年金融服务法》，被称为“金融大爆炸”；1996年，日本推行现代金融改革，被称为日本版的“金融大爆炸”；1999年，美国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其主旨都是放松金融管制，允许混业经营，以便加强金融业的竞争与发展。

中国要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金融制度的创新，要通过加快发展来实现金融工具的创新。中国金融业也必将朝着混业经营模式、多样化的金融市场形式、多样化的金融工具、多种类的交易制度、各种类型的融资投资主体、复杂的市场机制的方向发展。

这一切都对金融监管、证券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监管既要到位，又不能抑制金融创新、阻碍金融发展。关键在于我们的监管机构要明确自己的职责，明确哪些是应该管也可以管好的，哪些是不应该管也管不好的。

建立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体系完整、职责明确的证券监管体制，顺应市场规律来发展证券市场，管理者不是以利益主体而是以裁判员身份来实施监管，这是我们的监管工作能够做也可以做好的；监管者规划证券市场发展的一切方面，证券市场的发展由行政政策来安排，把证券市场作为实现政府经济目标的工具，这是我们的证券监管不该做也做不好的，这样做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对此我们要有明确的认识。

五、证券市场监管与市场规律

证券市场监管的原因在于市场失灵，在这一点上各国一样。但是，在市场失灵的内容上各国却有很大的差异。发达国家证券市场的市场失灵，表现为某一时期或者某一方面市场机制出现障碍，市场规律的作用不能发挥；中国则不同，证券市场表现为全方位的市场失灵，或者说是过于强大的行政力量限制了市场规律的作用。

中国股票市场的设立、发展，与发达国家不同，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而是在政策的支持下设立，在政策的规定下运行，在行政力量推动下发展。政府把股票市场的设立与发展，作为深化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途径，希望通过股票市场的建立与发展，为中国微观经济体制改革，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市场条件，并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政府对证券市场的一切方面做出设计和规划，市场机制没有用武之地。

因此，强调加强证券市场监管，发达国家和中国有不同的涵义，发达国家是要强化政府监管的作用，而中国则是要弱化政府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规律的作用。事实上，中国证券市场规律的作用已经不可忽视，虽然政策能短期地改变市场的运行，但是市场运行不可能长期背离市场规律。

中国证券监管要做的是，纠正市场运行中的偏差，为市场机制提供保障，而不是代替市场机制；要根据市场规律来发展证券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安排来发展证券市场；要鼓励竞争，强化信息披露，以完善市场机制。

六、法规制度规范与政策调控

是通过法规制度来进行证券市场监管，还是通过政策措施来进行证券市场监管，这是市场经济国家与体制转轨国家之间在证券市场监管方式方法上根本不同的地方。

现代证券市场监管起源于30年代的大危机，监管是从立法开始的。针对股市崩溃，美国制定了《1933年银行法》、《193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随后，又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证券市场的法规，并多次对相关法规进行了修订；1999年美国颁布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2001年，华尔街惊爆财务欺诈丑闻，安然公司、世通公司相继因财务造假而破产，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局，美国迎来了新的证券管理制度改革浪潮，颁布了《萨班斯一奥克利法案》。在美国，证券市场监管的法律规范是一个覆盖广泛、巨细无遗的完整体系。证券业是美国最严厉的立法领域。

在中国，证券市场监管则是通过行政政策来进行的。作为体制转轨的国家，虽然我们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有关证券监管的立法还不健全，我们对健全完善法规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认识不够，我们仍然习惯于通过行政政策来代替市场机制，来安排、规划整个证券市场活动。正如国外一位著名经济学家所说：在计划经济国家，管理者总是相信行政的力量无所不能。行政政策干预使得证券市场监管对行政政策更为依赖，事实上也成为了证券市场不稳定的因素。

对金融监管的认识篇6

一、当前商业银行金融创新不足的原因

（一）对金融创新重要性认识不足，动机不明确

许多商业银行未将金融创新提到应有的战略高度上来认识，未真正把金融创新作为银行求生存、求发展的关键环节来抓。多数银行仅仅将金融创新业务作为对传统业务的一种补充和推动传统业务发展的策略，尚未充分认识其对于转变经营模式，增加银行利润的重要意义。

在西方国家，金融创新动机一般有两个：一是追求利润，从创新中牟利；二是规避管制，增加经营的灵活性。总之，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和利润的诱惑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创新的真正动机。出于此动机，西方银行每推出一项金融创新，都会经过系统的策划和研究，充分考虑其成本与收益、需要的技术条件、市场需求程度、推广的经济规模等。而我国金融创新的动因有所偏差，金融机构创新的微观动机则偏向于在无序竞争中抢占市场份额，出现了许多不计成本甚至负效益的金融创新。

（二）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产品同质化现象严重

商业银行普遍缺乏开发创新产品的动力，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目前，相当多的银行分支机构认为，金融创新只是其总行层面关心的事，将自己的职能仅定位在负责对总行规定的新产品的推广方面，没有自主创新的动力。由于缺少对创新产品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一种新产品开发出来后，没有有效的法律法规加以认定和保护，于是很快就被其他银行仿效，使得产品最初的开发银行预期利润降低。这也使得各银行不愿投入过多的精力搞自主创新，从而导致产品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造成银行业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都还不够。这不仅制约着银行业的发展，也限制了实业界的快速发展。

（三）金融创新的高素质人才还较缺乏，阻碍了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优秀人才是开展金融创新的坚实基础。就目前我国银行业从业人员的状况看，各级经营者大多过分偏重传统业务和传统市场，在金融创新上缺乏长远的战略眼光，缺乏对市场的洞察力；一般员工知识结构老化，业务单一，工作中墨守成规、缺乏创造力，缺乏将银行发展与自身利益相结合的主人翁精神；开发人员基本为计算机专业人员，不熟悉银行业务，不具有开发创新产品的复合型知识。高素质人员的缺乏，阻碍了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步伐。

（四）金融创新的信息技术支撑比较乏力，不能满足需求

金融创新的本质是要创造出新的金融要素，或对金融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和组合，提供新的金融功能。这些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有力支撑。目前我国计算机网络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我国商业银行还不能为客户提供全面的电子信息服务，而且银行金融创新与信息技术融合度不够，缺乏深层次数据分析功能的营销系统就是一个例证。有的银行分支机构，特别是一些中小银行科技信息开发和建设还相对比较落后，信息化程度较低，成为制约金融创新的重要瓶颈因素。

（五）金融创新地域和机构之间存在明显不平衡

目前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在地域间、机构间存在较大差距。总的来看，东部金融创新要快于中西部；已改制的大中型商业银行要好于其他银行；以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为代表的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在经历了股份制改造之后，在新产品的开发和推广方面步伐较快；外资银行金融创新要优于中资商业银行，在产品开发、市场营销、风险控制等方面中资商业银行还存在较大差距。

（六）金融创新的外部环境有待改善

首先，我国金融体系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垄断，国有商业银行无论在机构数量、从业人数还是资产负债规模等方面都占有垄断地位，不利于金融创新。其次，我国的金融管制相当严格，实行分业经营和管理，并且对创新产品审批比较复杂，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创新。再次，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广大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普遍较低，超前消费意识和投资理财意识淡薄，对金融创新产品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金融创新缺乏良好的市场环境和经济基础。

二、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发展策略

(一)监管方式创新

1.加快监管理念创新步伐，建立适合和支持金融创新的监管模式。要放开对金融业务创新的限制，除对一些超出目前金融监管水平的业务创新进行限制以外，应鼓励金融机构进行业务创新。树立风险监管理念，改变长期以来对商业银行可以经营和禁止经营的业务进行严格规定的双向控制做法，给商业银行一定的自主空间；在监管对象上，建立差别监管制度,鼓励发展快、创新能力强的银行机构加快发展。

2.完善监管体制，发挥监管机构的合力，最大限度地促进银行机构的创新。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在促进商业银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极易产生金融风险。因此，要努力构建和完善以银监会监管为主体、以金融机构内控为基础、以行业自律为制约、以社会监督为补充的银行监管体系，形成严格高效的全方位监管格局。

3.运用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创新进行辅助管理，促进对商业银行日常监督、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实现对监管对象及时、有效的全面性监管，提高监管的精确度。

(二)金融制度创新

商业银行的金融制度创新是建立在商业银行新的产权制度基础之上的。制度创新最重要的是产权制度改革，使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现阶段，制度创新的有效措施是股份制改造，在确保国有产权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尽可能使产权分散，优化产权结构，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构建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国有商业银行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能够自主有效地配置经营资源，调整和优化经营结构。

(三)金融业务创新

对金融监管的认识篇7

一、金融系统性风险

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直接原因是金融系统性风险。欧洲中央银行将其这样定义：“因为金融系统的不稳定广泛性威胁到其稳定，社会福利和经济增长受到很大损失。”它和个体风险相反。

我们从时空方面分析金融系统性风险。某时金融内部风险问题即为空间风险，在时间上极有可能爆发，是动态存在的。金融机构风险积累众多就会形成空间系统性风险。以时间的变化演变而成的时间性系统风险，是金融内部和经济外部作用的结果。它与金融的顺周期关系密切。在金融业信贷规模扩大引起的经济过热后，系统风险继续增加；在金融缩小信贷规模时，经济衰退明显。

那么如何识别风险，以一些指标来辨别。简单看，个体风险可能直接影响整个金融系统风险，影响巨大。所以，监管部门监管实施的主要关注点即是规模大的金融行业的系统风险问题。

具体简介两种识别办法，即指标预警法和压力测试法。指标预警法以金融稳健指标为主。主要用来初步检定金融系统稳定性，已经为120多个国家地方金融稳定做了分析。压力测试法即为演示金融行业负面状况时评判其损失。此法可以有效补足系统漏洞，控制并减少系统风险。以最坏的打算，最具可行度的演示，来保证压力测试的准确无误。

对风险的识别从简单静态化已经变为关联动态化分析。

二、金融顺周期性

影响金融系统风险的一个因素即是顺周期本身。经济社会和金融行业的累积和正反馈作用共同促使经济的不断变动，所以，经济就会表现为顺周期性。

具体可分四点来看。首先，资本监管上，主要在于定义资本充足率问题。比如，经济发达时可定为宽松的资本充足率，信贷供应减少，在经济退缩时，收紧银根，从而降低信贷供应、抛售等。其次，贷款实际损失计提法。在金融信贷风险不明显时计提很低，在信用风险明显时，拔备增加，资本束缚和盈利范围阻碍了拔备资金供应。再次，公允价值会计。市场下滑时，市值减少，抛售出现，资产价格骤降。公允价值会计会在资产价格膨胀时促进增长。最后，金融管理者待遇问题。通常，金融管理者薪水很高，然而当金融出现亏损时，管理者却没有损失，管理者的待遇顺周期导致其对短期回报的过分关注。

信贷与资本市场联系加强了金融的顺周期性，通过金融加速器、财富作用于经济实体，经济呈现波动大的局面。比如，企业的成本增加、净值较少受到经济的负面影响。企业的下步产值减少会受高额的外部融资成本影响。同时，居民消费的增加只有靠价格上升的作用才能产生。金融波动受到经济变化的强烈影响。金融系统与经济波动同步进行，泡沫经济不断产生。

三、逆周期宏观审慎监管的理论与经验

（一）相关监管理论

上世纪70年代末，银行监管者观察到了监管的漏洞，提出“宏观审慎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前，学者从微观和宏观视角比较研究认为，监管应从银行转向非传统领域，特别是金融衍生行业。2006年，国际清算银行总裁Malcolm认为宏观审慎监管有两点必要。首先，宏观经济的所有风险而非某个金融机构风险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经济损失。其次，金融衍生品将金融风险快速移动，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也可能是金融危机的诱因。

2000年，Crockett觉得目标与风险累积不同是微观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区分点，微观监管目标是某个金融机构的破产承担风险，宏观监管目标则是整个金融的经济损失。微观审视监管主要看重某金融机构特定风险，宏观监管则关注整个金融系统的集体风险。

2008年金融危机后，学界转向宏观审慎监管为重点。2009年，Borio觉得宏观监管应从时间和部门之间来进行，风险跟随时间，使金融系统的顺周期性减慢，实现逆周期监管。宏观审慎监管的主要方向是逆周期监管。2010年，Caruana总结了宏观监管的目标，即以顺周期性和金融共性风险的显现减少金融体系风险。

理论探讨至今仍然有一些局限性存在：首先，对金融逆周期宏观监管视角少有法律层面的探讨，法律制度的制定实施影响逆周期宏观监管，法律制度的应用亟需加强。其次，微观与宏观监管缺乏联系。探讨基本上以宏观为主，忽视微观基础，致使宏观监管与微观监管不相容。最后，逆周期探讨缺乏。逆周期要具体用在宏观审慎监管上，要探讨逆周期管理的方向、体制等，金融与经济不平衡、周期的关联点等等。

（二）实施金融宏观审慎监管的经验

下面从监管方式的时间和空间视角，来探讨宏观审慎监管的一些途径。

1、时间视角

通常，系统风险加剧会在金融扩张、经济繁荣时，爆发则在银根收紧、经济不景气时。据此，时间视角审慎法就可以增加上行期的缓冲资本，控制价格过度上涨，经济下滑时补充市场的波动，以丰补欠。我们可以将其认为是逆金融周期的建立。具体有公允价值会计制、拔备制、资本缓冲制。

公允价值会计制。改革公允价值会计制度，主要是采用逆周期管理，减少其本身的顺周期性。正确认识金融流动困难的风险过剩，减少金融波动浮动大的公允价值作用，较少依靠会计数据。促进银行信息的透明，展现公允价值。

拔备制。经济上行期，银行应该提高准备，防备信用损失。FSA认为，经济扩张最大化时，要另行缓冲储备，其大小范围放在百分之二到三个点。西班牙银行的先进制度即除了基本的准备金外，还要有逆周期准备金的适当部分来承当缓冲资金。

资本缓冲制。Brunnermeier等人认为，以宏观经济为指导，经济上行时，增加信贷编边际成本，经济下滑时，提供基本信贷即可。Goodhart and Persaud觉得，资本杠杆和资产价值上涨关系密切，银行的风险不能只看负债表。按照某一部门的风险订立超额逆周期资本，增加边际成本。

2、空间视角

系统风险在空间上即为跨机构风险，金融的集体性关系导致负外部性的风险过剩。所以，某个金融机构不必思考系统金融风险。具体有三点。

第一，强化关键金融行业的管理。一些重要金融机构体系风险的源头，然而，监管部门却对其没有把握。重点行业机构监管势在必得。一些学者认为，应该根据金融机构风险作用特点增加资本需求。银行的自营与核心业务应分离于其他业务，以避免业务负相关。第二，建立金融机构保险体制。要控制体系风险的负担动机，可以管理保险费。Acharya and Richardson觉得，监管可以让银行必须从民企获取保险，使危机损失最小化。Perotti and Suarez 觉得，监管应该收取银行流动保费，根据时间长度变化和短期融资中负债率来确定保费金额。第三，系统税制。2010年，IMF指出，金融债务没有保险存款、股本，征税即控制银行的债务数量。某种意义上，系统征税制，减少了金融风险担当动机和纳税人的冲动消费。

对金融监管的认识篇8

关键词：金融；监管；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浅谈金融审计视角的金融监管体制的改革

收录日期：2012年1月16日

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都在酝酿对金融监管体制进行改革。在经历金融海啸后，各国经过对金融监管漏洞的反思，金融监管体制的新一轮改革已经徐徐拉开大幕。作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金融体系受到影响较小的中国，同样有必要重新审视自己的金融监管体系。

一、我国金融监管体系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金融业的发展变化，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一直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2年以前的统一监管体制，对金融业的监管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负责；第二阶段是1992年到1998年由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人民银行的统一监管职能被分拆，逐步形成分业监管的格局，其主要标志是证监会和保监会的建立；第三阶段是从1998年开始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2003年银监会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标志着中国“一行三会”分业监管机制的最后形成。

就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而言，近几年随着金融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迅猛发展，金融控股公司逐步形成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金融业开放加快，金融监管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分业监管体制已显现出明显的不适应，其本身所固有的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

二、应加快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步伐

2009年后，世界上金融最发达的国家――英国和美国分别都推出了自己的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虽然抵御住了世界性金融危机的冲击，被认为是有效的。但是，必须认识到，制度变迁对有效金融监管的需求是出于日渐强化的动态调整之中的，监管领域积存的缺陷和弊端不仅会抑制以货币政策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也使其无法为我国金融业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制度支持。而且在一定阶段里被认为是合适的制度安排，在整个经济、金融环境发生变化时不一定还是适应需求和有效的。在混业经营已经成为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中国的监管机关也需要根据市场的变化做出必要的体制创新和改革以适应维护金融安全、推动金融创新、促进金融发展的作用。只有这样的动态发展监管体制，才是真正符合需要的监管体系。因此，在我国金融还相对安全，但金融竞争力亟待提高的时候，未雨绸缪，加强对监管体制改革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三、从金融审计角度分析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

当前金融审计与金融监管一体化正成为国际发展趋势，金融监管离不开金融审计，金融审计也离不开金融监管，金融审计始终是各国金融监管的重要力量。我国应当根据国情将政府金融审计纳入到金融宏观监管大体系之中，加强与金融监管的协作，充分发挥审计的独立性、综合性优势，明确分工，形成审计与监管合力，促进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自觉履行各自的职责，最终实现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审计目标。

1、在性质上，政府金融审计突出监督职能，而金融监管突出管理职能。政府金融审计在金融监管体系中应当发挥监督职能，保持特有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重点揭露经营管理中存在的重大违法违规问题及大案要案线索，揭示影响金融业健康发展的突出风险。金融监管是因对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需要而产生，目的是促进金融机构的具体业务合法、运行稳健，维护公众信心。因此，金融监管应当在监管体系中对金融行业进行指导、监督和行业管理，更多地发挥管理的职能。

2、在职责上，政府金融审计突出检查功能，而监管机构突出处罚功能。审计机关作为政府金融审计的主体，既不参与金融政策法规的制定，也不参与具体金融业务的经营和管理，具有较高的独立地位。因此，政府金融审计应当在监管体系中重点发挥检查职责，对金融机构进行全面检查，检查金融法规的执行情况，发现金融机构的重大违法、违规事项，分析原因，提出建议，并将审计发现的问题移交给金融监管当局去处置。金融监管机构与金融机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性难以保证，其检查效果受到较多制约。因此，应当针对当前违规银行机构和从业人员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一现象，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建立健全处罚机制，促进金融业合法经营，增强金融机构的守纪意识和风险控制意识，全方位构建金融风险持续监管的长效机制。

3、在作用上，政府金融审计突出宏观性，而金融监管突出微观性。政府金融审计要充分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应当突出金融审计的宏观性，使金融审计工作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相适应。因此，政府金融审计应当在注重发现和揭露具体问题的同时，更加注重从金融体制、机制上研究和分析问题，从源头上采取治本措施，发挥金融“免疫系统”功能。

4、在目标上，政府金融审计突出系统性风险，而金融监管突出业务性风险。政府金融审计应当保持超然独立性，充分发挥审计检查、专项调查、风险评价等功能，从国家宏观层面出发，以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检查、审核和预警为核心工作，通过开展延伸审计，重点对金融机构的风险表现、风险形成、风险控制和风险管理过程、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进行检查、评价，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进行分析与预警，发挥宏观监督的作用。金融监管则应当负责金融机构的日常管理，通过现场检查或非现场监管的方法，对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具体业务风险进行检查和评价，及时制定相应的制度和指导性建议，加强对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管理。

从以上几个方面进行构建金融审计与金融监管协作框架，重新整合了金融监管机构现有职责，切实发挥了行业管理和常规风险监管职能，对金融机构进行日常业务进行必要的监管。此外，该框架建立健全了政府金融审计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交流制度和信息共享机制，强化了政府金融审计在金融宏观监管框架中独立性、综合性监督优势，并依法对金融机构进行了系统性风险审计和对监管机构绩效进行再监督，促进各金融机构和各金融监管机构更加有效地行使各自的权力、履行各自的职责。

主要参考文献：

[1]审办发〔2008〕72号，审计署2008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S].审计署办公厅，2008.

对金融监管的认识篇9

种种迹象表明，2017年是我国强化金融监管的一年。这既是对过去一些年金融监管滞后于金融发展的纠偏，也是维护金融安全的需要。不过，金融监管的强化也会碰到反作用力，甚至带来新问题。为了在守住金融安全底线的前提下实现金融业的长期健康发展，金融监管需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避开三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认为金融监管力度越强越好。强化金融监管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控金融L险，但同时也会对金融创新有所抑制。金融创新虽然可能存在规避监管的成分，但它也是在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变化的大背景下，金融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对金融创新的过度抑制，不利于疏通金融资源进入实体经济的渠道，也不利于我国经济转型。此外，金融监管政策对金融和实体的影响有滞后性和累积性，未来形势如果因为前期监管压力累计过多而恶化，监管政策将陷入进退两难之境：监管力度若不降，形势可能进一步趋紧；力度若降低，则可能伤及监管声誉。因此，在研究制定金融监管政策时，需要有前瞻性，并在力度上留有余地。

第二个误区是认为金融同业业务越少越好。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经常被有些人诟病为资金空转、以钱炒钱。但金融同业业务的发展也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我国金融体系以大银行为主导，存款等金融资源多集中于大银行。而在经济发展逐步转向创新驱动模式时，实体经济越来越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很难仅靠大银行来满足。中小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在服务特定实体企业时，可能更具比较优势。因此，有必要通过金融同业业务在金融体系内部优化资源配置，更好实现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而这也能提升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盘活存量金融资源。所以，对不同的金融同业业务需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不可一刀切地加以压制。

第三个误区是金融杠杆越低越好。过去两年曾发生过的股市异常波动和债市泡沫都凸显了金融杠杆的危害。不过，金融杠杆绝不是越低越好。杠杆是绝大多数金融业务的天然属性之一。在现代部分准备金制度下，所有商业银行都自带金融杠杆。也正因为带有杠杆，期货等金融产品才能够让投资者相对便捷地管理风险。此外，2015年的股市异常波动也已充分展现了金融杠杆过快下降的危害。因此，过度追求金融降杠杆，既不符合金融运行的规律，也不利于金融体系稳定。控制金融杠杆风险的核心，应当是将杠杆倍数控制在适度范围内，让加杠杆的金融主体有足够的资本缓冲来吸收波动，而不至于让风险蔓延出去。

对金融监管的认识篇10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再次提醒人们，金融风险的防范不容忽视。尽管金融监管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但它毕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最后一道屏障，通过有效的金融监管来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维护金融市场稳定进而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一、金融监管存在决策有限理性问题

美国于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欧盟于2010年9月通过了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国际金融监管协调机构金融稳定理事会也对国际金融监管制度进行了改革。这些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各方都更加重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防范，从以往的以资本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上升到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从顺周期的微观监管上升到逆周期的宏观监管。但是无论是逆周期的宏观审慎监管还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都需要对宏观经济波动加以识别和判断，这种识别和判断本质上同微观主体对市场的识别和判断是一样的，都是金融系统的组成部分，一旦出现识别和判断的错误就会造成系统性风险。金融监管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1)20世纪30年代以前，市场经济处于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金融监管处于自发性的初级阶段。由于金融监管弱化，终于发生了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经济大萧条”。(2)20世纪30～70年代，金融监管全面而严格。由于金融监管过严，最终发生了“经济滞胀”。(3)20世纪70～80年代末，金融监管放松，金融自由化浪潮席卷全球。因金融监管弱化，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国际金融危机。(4)20世纪90年代至今，金融监管趋于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寻求融合与均衡，但是还是没有避免2008年的金融危机。金融监管在强化和弱化之间的选择，实际上是针对宏观经济的变化所进行的相机抉择。但是我们看到，长期以来金融监管并没有如人所愿地适应宏观经济发展的需要，反而因为金融危机的反复发生而备受诟病。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一个或几个金融机构发生巨额损失或倒闭导致整个金融体系面临崩溃的风险，以及对实体经济产生恶性影响的可能性。它是金融系统内累积的风险，具有传染性、蔓延性、负外部性以及对整个实体经济的巨大溢出效应。现代金融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复杂系统，金融机构之间频繁的日常交易使金融网络越来越复杂，所有机构通过这个网络将信息迅速传播给与其有业务联系的机构，信息的大量交换使得金融市场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任何曾经制定的监管规则都不能适应金融领域的复杂性、多样性和多变性，相反还可能形成对金融系统的干扰，引发“蝴蝶效应”。因此，金融监管的原则不能仅仅着眼于宏微观经济的波动，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充分考虑金融监管的决策理性。

20世纪50年代，冯•诺依曼和奥斯卡•摩根斯坦提出了期望效用理论，用来解释和预测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是如何决策的。阿莱悖论、埃尔斯伯格悖论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现实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们在做决策时会受到自身背景和经验的影响，只考虑某些次要的、枝节的问题，而忽视另外一些重要的、根本性的问题，并且在决策过程中，决策者的感性偏见又会使其对问题本质的理解发生偏差。因此，在实际情境中，决策者的偏好是复杂多变的，这就需要人们对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理性假设做出修正。20世纪60年代以后，认知科学在描述和解释人类决策行为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近年来，双系统决策理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二、双系统决策模型

双系统的概念在神经科学、医学和心理学等不同领域都有各自的名称，比如评估系统和运动系统、自动过程和受控过程、反射系统和反思系统、系统l和系统2(Camerer，2003)。本文采用系统1和系统2来描述双系统决策理论中的两个子系统。双系统决策理论的核心是，人们的决策分析过程是大脑中两套不同的决策系统相互影响的过程。系统1可以简要地概括为直觉，其信息加工方式为并行加工且加工速度较快，不占用或占用很少的心理资源，模块化封闭运行，决策时大脑处在自主控制状态，反应自动化，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影响，无自我意识或只能意识到其加工结果而意识不到加工过程;系统2可以简要地慨括为慎思，其信息加工方式为串行加工且加工速度慢，占用较多的心理资源，非模块化，在做决策时需要集中注意力，不容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干扰，主要基于规则进行，有自我意识，加工过程和结果都可以被意识到。丹尼尔•卡尼曼(Kahneman，2003)指出，人们做出决策时容易失去耐心而丧失理性，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不能快速而精确地计算出做一件事情的成本和收益，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人们经常遗漏决策的相关信息。如何在有限的资讯、知识、能力和方案下做出最优的决策是决策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工作中决策者们研究的重点和追求的目标。当面临时间压力的时候，大量信息需要被筛选，这时人们会启动系统1，即凭直觉做决定。系统1做出的决策由于缺乏思考，犯错的可能性很大。Sunstein和Thaler(2008)曾认为对决策人可能出现的偏见进行提醒，或者不断提醒决策人尽量考虑周全可能会提高系统1决策的质量。但是事实证明，当决策人面临时间压力的时候，通常不会接受旁观者的劝告。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不愿在他人面前表现出考虑不周，而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会无意识地忽视这些劝告。实验证明，决策人在面临时间压力的时候，其决策行为通常不会被简单的提醒和劝告所改变(Nosek和Greenwald，2007)。［7］与系统1凭直觉决策的行为相比，系统2经过分析思考的决策行为大大降低了犯错的可能性，但是，用时长是系统2决策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一个稍长的时间范围内，启动系统2决策的决策者会接受旁观者的意见，会考虑不同的决策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Gigerenzer和Hoffrage，1991)。从系统1的决策转变为系统2的决策之后，决策者的行为也会发生变化，他们会采纳外部意见﹑及时提供信息反馈﹑刻意训练思维等(Milkman，Chugh和Bazerman，2009)，但是，所有这些行为转换的前提是更长的思考时间。因此，时间是区别系统1和系统2的一个重要参数。通常情况下，系统1与系统2会同时对决策过程起作用，当两个系统作用方向相同时，其决策结果既合乎理性又遵从直觉;反之，当两个系统的作用方向不同时，它们之间是竞争关系，占优势的一方会控制行为结果(孙彦等，2007)。简而言之，思维活动的时间一旦拉长，人们的决策就会从系统1转变为系统2。笔者结合神经经济学、认知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对决策过程的描述，对双系统决策模型进行了归纳和总结，如图1。

三、金融监管决策时间的双重效应分析

(一)金融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决策分析金融机构之间频繁的日常交易使得金融网络越来越复杂，也使金融市场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这种快速的变化使金融市场具有显著的不确定性。由于金融市场的变化速度极快，大量的信息需要被筛选，不论是市场参与者还是监管者，在时间压迫的情境下会更多地凭直觉也就是系统1做出决策。此时，决策者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反应大部分是自动化的，对各种金融信息的加工过程为速度较快的并行加工，模块化封闭式运行;做决策时大脑处在自主控制状态，自动地受大脑中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金融市场规则所影响，并且很少能自我意识或只能意识到其决策的结果而意识不到决策的过程。由于缺乏长时间的思考，这些快速、自动化和凭直觉做出的决策，犯错的可能性很大。另外，当系统1参与决策时，尽管金融监管者可能对市场参与者可能出现的决策错误进行了提醒和劝告，建议者可能对监管者可能出现的监管决策错误进行了提醒和劝告，但是在面临时间压力的情势下，这些提醒和劝告很难改变他们的决策行为。如果将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的决策时间尽可能地延长，那么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就会更多地利用系统2做决策。此时，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对金融市场变化的反应是非自动化的慎思，对各种金融信息的加工过程是速度较慢的串行加工，非模块化开放式运行;做决策时大脑受自我控制，注意力集中，不易受背景相似性、刻板印象的金融市场规则的干扰，有比较强的自我意识，不仅能意识到决策的结果，还能意识到决策的过程。由于拥有充分的时间思考，这些缓慢地、能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而做出的决策，犯错的可能性显著降低。另外，当系统2参与决策时，市场参与者可能更容易接受金融监管者的意见，监管决策者可能更容易接受建议者的意见，能及时提供信息反馈，考虑不同的决策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以及改变僵化的思维方式等等。

(二)金融监管决策时间的双重效应分析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效率来自于自由竞争，是自由竞争创造出的更多的可能性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工业革命的产生，从而促进了经济效率。但是，自由竞争创造出的可能性在扩大了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同时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市场风险，自由竞争是市场风险的催化剂。用双系统决策模型可以解释这一观点。金融市场自由竞争程度加大使金融市场变化速度加快，市场参与者在时间压迫的情境下会更多地凭直觉也就是系统1做出决策。根据上述金融市场参与者决策分析可知，系统1这种决策机制最终导致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不具有自我约束功能，金融市场只能在市场参与者很少有自我意识的决策过程中自发地进行调整，最终金融市场以金融危机的方式让市场参与者意识和察觉到自己决策的错误。反之，如果自由竞争程度减小，那么金融市场的变化速度也会减慢，这就给市场参与者充分的时间进行思考，市场参与者就会更多地启动系统2，其结果是市场参与者能更理性地应对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因此，自由竞争程度是市场参与者选择不同决策系统的重要条件，而市场参与者选择不同的决策系统又是影响金融风险的重要因素。根据上面金融监管者决策分析的结果，如果在金融监管中增加金融监管者决策的时间，那么就会产生金融监管的双重正效应，不仅能使金融监管者更多地启动系统2进行更理性的决策，还能够减缓金融市场自由竞争的程度，使市场参与者有更多的时间启动系统2进行更理性的决策。事实上，对市场安全最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参与者的决策，金融监管中增加金融监管者决策的时间归根结底是给市场参与者更多的决策时间，只有得到市场参与者的积极配合，才能更为安全和有效地控制千变万化的金融市场风险。反之，如果金融监管中不考虑决策时间这一因素，那么就会产生金融监管的双重负效应，一方面金融监管者会更多地启动系统1进行非理性决策，另一方面使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更为激烈，市场参与者不得不更多地启动系统1进行非理性决策，最终金融市场会变得更为复杂，风险不断加大。

四、关于金融监管决策时间的建议

金融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在做决策时唯有更多地启动系统2，才能更理性地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金融市场的瞬息万变，这就要求给予金融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更多的决策时间。因此，金融监管应当以积极地帮助市场参与者理性决策为宗旨，在金融监管的原则中应当加入决策时间这一重要参数，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宏微观审慎监管、对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判断、逆周期的宏观监管等都应当充分地考虑到决策时间这个重要参数。金融危机具有周期性特征，资产价格波动又存在顺周期效应，这就给金融监管提出了难题。如果不充分地考虑决策时间这个重要参数，那么在实际操作中金融监管改革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非理性决策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将会危及金融系统的安全与稳定。然而，风险和效率是对称的，降低自由竞争程度既会降低金融风险，也会降低经济效率。因此，金融监管改革中所规定的决策时间应该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要保证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经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