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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社会治理总结十篇

时间：2023-08-02 17:34:30

乡镇社会治理总结

乡镇社会治理总结篇1

在县政法委、综治办，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年初工作计划，认真贯彻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把创建“和谐刘楼”工作落到实处。综治工作的开展，有效地推动了社会和谐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建立健全机构，强化组织领导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镇党委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为确保综治工作的顺利开展，我镇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党委书记任组长，镇长、专职副书记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法庭、土管、民政、计生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具体负责综治工作。要求做到工作有计划、有制度、有目标；各行政村也都成立了相应的办公室，负责本村的综治工作。

二、以重点工作为抓手，为构建“和谐刘楼”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1、切实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暨平安乡镇建设集中宣传月活动”，提高乡村干部及广大群众对综治工作的认识。成立综治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召开动员会，把平安建设宣传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在这次活动中，对重点单位学校、幼儿园、卫生院和加油站共制宣传条幅40多条，在106国道重点位置设立2处永久性广告式宣传标牌，在106国道两侧及村内刷写高标准宣传标语100多条。每个行政村利用公开栏或宣传栏至少制作了一期宣传板报，打印宣传材料4000多份发到各行政村及镇直各单位。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我镇营造良好的治安环境奠定了基础。

2、组织开展好“两个排查”，集中力量解决好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对于治安混乱落后村的整治工作，切实把以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配套组织整顿建设好，成立了相应的领导班子，拿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并以此为突破口，找出该村存在的不安定因素，及时进行解决。对村民所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总结，归口处理。在此基础上，在群众中深入开展了法治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进一步完善了村规民约，从而推动了民主法制建设，后进村的面貌有较大改观。对校园及周边地区的整治，把打击扰乱学校治安秩序、敲诈学生的不法行为和清理校园周边商贩摊点，“三室一厅”和“网吧”作为重点，进行专项治理，通过综合整治，使学校的周边环境得到了净化。

镇综治办协同派出所、安监站等有关部门，对辖区内的加油加气站点、烟花爆竹生产销售等高危行业进行了安全检查集中整治，和各单位签订了安全目标责任书，和农户签订了烟花爆竹等易爆物品安全管理保证书，消除安全隐患。

3、利用综治进企业工作，推动“和谐刘楼”建设向纵深发展。刘楼镇五个规模以上企业在镇综治办督导下，全部建立健全了综治组织及各项规章制度。企业主要负责人高度重视、亲自抓好工作落实。分管领导靠上抓，加大投入，确保了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4、以治安巡逻为主线，加强治安防范体系建设。根据上级要求，结合我镇实际和工作需要，制定了村级治安巡逻队伍建设工作实施方案。行政村成立打更巡逻队，支部书记或村委会主任任队长，加强对巡逻队的组织领导。镇综治办对巡逻情况每周至少两次督导，检查和督导情况纳入年终考核，严格奖惩。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治安防范工作有人管事、有人干事的问题。

5、深入开展了“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为彻底解决近年来影响、制约经济发展的突出治安问题，进一步优化全镇社会发展环境，从10月15日到年底，在全镇范围内深入开展严厉打击各类霸头集中活动。通过严打专项斗争，摧毁了一批涉霸团伙，判处、劳教、行政拘留了一批涉霸成员，整治了霸头赖以生存的市场、行业和工地。通过严打整治，社会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群众的满意度和安全感得到提升。

6、持续开展同“法轮功”等邪教组织的斗争。镇综治办会同派出所，深入基层排查邪教反宣品，对重点人群进行监控，严防非法组织在我镇存在。

三、为维护十八大期间的维稳工作，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

1、成立领导小组，明确责任。镇党委、政府决定组建矛盾纠纷排查领导小组，有镇党委书记任组长，由分管政法的副书记任副组长，五个工作片领导和综治办主任为成员，具体负责全镇的调处工作。

2、进行排查登记。规定村每半月一次，分别于每月上旬和下旬逐户排查登记。对于所查出的矛盾纠纷力求不出村，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以防止“民转刑”案件的发生。

乡镇社会治理总结篇2

回顾一年来的工作，主要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狠抓了综治工作责任制的落实

一是领导重视，明确了工作任务。坚持每月领导班子成员研究分析社会治安会例会制度，明确每一阶段的工作任务。二是层层签订了综治工作责任书，将市上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层层分解到各村和执法单位。共签定综治责任书X份，禁毒责任书X份，内部单位责任书XX份。

二、加大了重大纠纷督办查处力度

我们坚持重大矛盾纠纷一月一排查一报告制度和重大矛盾纠纷挂牌督办制度。上半年，共摸排各类矛盾纠纷XX件，其中，重大疑难纠纷X件，均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在集镇建设中，代家墩四组群众因不明真相，起哄阻拦建筑队施工，索要占地费，将已使用XX年翻建的二三产业用地说成是本组的，并到市上上访。为此，乡上组成工作组，由纪委书记牵头，查档案，搞调查，做说服教育工作。在事实面前，群众心服口服了。X月初，富强村三组王平、王海兄弟，因浇水淹圈造成XX只羊死亡，乡村两级调委会及时到现场解决，分清责任，说明利害，两兄弟握手言和了。富强小学因建门点，修建者大打出手，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仍隐伏着更深的纠纷，乡综治委向XX中学下发了不稳定因素限期整改通知书。X月XX日下发通知后，引起学区领导的高度重视，X月XX日亲自到现场解决问题，提出了四条有力措施，消除了隐患，并将整改意见做了上报。XX月初，乡安委会在检查棉花企业时，发现莫高棉业公司门前电焊铺存大火灾隐患，当即决定将其关闭。

三、扎实开展了治安防范有偿承包工作

为了充分发挥基层民调、治保组织第一道防线的作用。年初，调整充实民调、治保成员X名，完善制度X条，并对乡、村两级民调员进行了培训。明确要求村级调委会要做调解记录，建立调解档案，向上级介绍案件要有书面意见。在落实“打防控”体系建设上，考核兑现了XXXX年治安员工资，坚持每周包片民警到所包片指导检查一次工作，每月召开一次治安员会议。根据不同季节确定工作重点，使可防性案件有明显下降。八月初，全市综治工作会议之后，乡党委、乡政府认真研究，安排部署了在全乡全面铺开治安有偿承包工作具体意见，X月X日治安员全部上岗，进行治安巡逻。治安员工作得到群众的认可，群众有事找治安员，治安员从保护现场、及时报案、消除隐患等方面逐步进入了角色。X月X日因强降温需要紧急动员群众防霜，乡上决定紧急启用治安员，协助村组干部组织群众防霜，深夜X点治安员全部投入工作，表现出了治安员用得上，能负责的良好素质。棉花采收季节，治安员在白天人上地、夜间人入睡时，开展巡逻排查，解除了群众锁子看门、析花被偷采的后顾之忧。

四、法制宣传取得了实效

年初以来，我们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法制宣传X次，均取得了良好效果。在冬季宣传教育工作中，组成法制宣传组，巡回在全乡讲法制课。在春播科技培训时，科技人员讲技术、司法公安民警讲案例。在四月综治宣传周，在乡集镇设立法律法规咨询点，召集土地、计生、财税、农林牧、司法等单位工作人员，解答群众提问XX个，发放宣传材料XXXX份。四月份，还请司法局、法院的同志对乡、村两级调解员进行了培训。五月份，举办了《土地承包法》知识讲座。六月份，结合庆祝建党八十三周年，举办了一场党的知识、法律法规知识竞赛，全乡XX个代表队参加，答题正确率在XX%以上。由于贴近实际开展法制宣传，形式多样注重教育效果，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有了较大提高。

五、重点整治场所治理取得了成效

过去乡集贸市场垃圾随意倾倒，出租车乱停乱放，经营摊点占道经营现象比较突出，经过几年的治理，脏乱差的状况得到了改观。近两年，乡上对乡集镇进行全面建设，提升了集镇经营品位。为了使建设和管理并重。今年我们又把乡集镇做为重点整治场所。今年年初，讨论制定了重点整治方案，细化了管理办法，确定了一名干警管理车辆停放，确定专人定时拉运垃圾，聘任治安员兼市场管理员，安装了报警电话，使市场经营者由原来XX家，增加到XX家，市场秩序井井有条，环境卫生干净整洁，社会治安良好稳定，人们一心一意搞经营，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

六、加大了禁毒工作力度

我们做到禁毒工作长抓不懈，警钟长鸣，教育各级干部和群众中克服存在的“无毒可铲、无毒可禁”的麻痹大意思想。做了三个方面工作：一是签定禁毒工作责任书，实行“一票否决制”；二是加大宣传查处力度，结合法制宣传和“X.XX”国际禁毒日，宣传国家禁毒政策和知识。同时，在X月底X月初，在全乡范围内，从村队房前屋后园内到三荒地彻底进行一次清查，没有毒品原植物种植情况；三是加强对重点人口、外来流动人口的监督管理。设立耳目，搜集一切涉毒信息，多方面禁绝涉毒案件的发生，保持“无毒乡”称号。同时加大投入，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我们在配齐配强两所工作人员，提高思想业务素质的基础上，加大综治经费的投入，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司法所配备了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扫描仪，接通了“XXX”电话，配备了摩托四一辆，每年为司法所工作人员解决XXX元燃修费。

虽然我们在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上做了一定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X、法制宣传深度广度还不够，一些群众的法律意识不强，矛盾纠纷时有发生。X、法制副校长到校开展工作时间达不到要求。X、盗窃案件仍然发生，防范措施不到位，对群众的防范意识、教育抓得不够。

乡镇社会治理总结篇3

一、加强领导，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当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来抓。

为加快我乡经济发展步伐，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乡党委、政府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列入年内党委工作要点，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制定综合治理方案，调整和充实了综合治理领导机构，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全力抓，有领导，有机构，有人员，有办公地点，每季度坚持召开综合治理全体成员会议，积极搜集掌握本乡不稳定因素并进行分析研究，制定预案。

二、坚持开展“严打”和重点整治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我乡靠近县城，交通便利，各种社会治安问题比较突出，犯罪分子作案相当猖獗。针对我乡社会治安状况，我们认真分析，排查对治安混乱的村屯和单位开展专项斗争和重点整顿。保持对严重刑事犯罪的高压态势，一年来共接受报警122起，全部出警和处警，其中立刑事案件14起，破案14起（其中辖区外案件5起），受理治安案件11起，查处11起，通过查破案件，打打击和处理各类违法人员39人（其中逮捕7人，行政拘留5人），缴获摩托车3辆，耕牛3头，气枪4支，管制刀具5把。在开展严打和重点整冶斗争中公安机关加大对刑事案件的侦察力度，刑事案件比去年下降6.7%、刑事结案率达100%。治安案件查结案率达100%，农村偷车盗马减少了，各种盗窃案件明显下降。此外我们根据县委、县府和上级公安机关关于严打利用“”非法进行行动的通知精神。结合本乡实际，认真组织民警开展打击“”专项整治活动。取得明显效果。在加大力度打击“”活动的同时，我们对其它行为的查处力度也绝不手软，自今年元月份以来。我们查处案件共6起，其中“”3起，共获涉赌人员26人，有效净化了辖区社会风气。

三、认真开展民间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消除各种社会因素，维护了社会稳定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各种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显理出来，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因素不断增多，为化解矛盾纠纷，消除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隐患，针对我乡土地、山林、水利纠纷突出问题做好排查调处工作，全年共调处各类纠纷39起，其中调解成功38起，土地、山林、水利纠纷6起，家庭婚姻纠纷5起，其他民间纠纷27起，如复兴村大暖屯的山林纠纷，新荣村黄绍林与庞凌村巴亮屯的水塘养鱼纠纷，新荣村大罗巷群众和供销社土地权属的纠纷，以及万吉村安吉屯与巴荷屯水资源纠纷等，乡领导都亲自出面调节，化解矛盾，做到“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小事少出，并解决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没有发生影响全国、全区、全市、全县的重大，维护了社会稳定。

四、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清除各种步安定隐患，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一年来，我们始终把安全生产列入党委、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负责“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开展对安全生产进行专项排查清理，组织公安、治安、交通、农机、国土等部门对辖区内的采石场，饭店、煤气销售点，学校食堂、冶金等行业和乡村道路进行了全面的安全检查，责成存在隐患的单位和个人，限期整改，对四个采石场进行查封整顿，确保矿山的安全生产。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的宣传，增强群众的交通意识，交通事故明显减少，我们对预防地质灾害的监控也不放松，多次对万吉村渠刚屯后山危石进行监控，制定消除隐患的应急措施，有大暴雨或台风预告，及时警示告知，并组织群众搞撤离危险地带。此外，我们还认真做好公共卫生疾病灾害的预防工作，对乙脑、结核病，对人畜共患的禽流感的防治和对“五号病”的预防措施，都保持高度重视。

五、加强治安管理，建立全方位的“打、防、控”一体化网络，完善社会治安的长效机制。

基层基础工作扎实，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关键所在，我们认真组织实施“三十百千”工程，加强群防群治，建立治安联防队伍，定期或不定期地对辖区内村街进行治安防范巡逻，组织做好各项活动和节假日的安全保卫，加强基层基础建设，配齐综治工作的党政副职，按自治区编委《关于全区乡镇（街道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构及人员编制问题的通知》（桂编发[2003]7号）配齐乡综治办工作机构及专职人员，村委会有专人抓综合治理，健全治保调解会组织，派出所、法庭、司法所认真履行职责，各部门整体联动，积极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开展创建“安全文明”村，屯和单位活动，抓好人口流动管理，强化对刑满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对学校周边治安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做好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开展“无毒小区”和“不让进我家”活动，辖区内无一人吸毒

贩毒现象。

六、加强政法综合队伍建设，为断提高政法干警的政策水平和工作能力。

一年来，我们组织广大干部认真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公安部《五条禁令》，开展“立警为公，执法为民”教育整顿活动，要求广大干警以“严格执法，热情服务”为根本要求，转变执法观念，改进工作作风，提高公正执法水平树立“公正执法”的良好形象，全年政法队伍内部没有发生违法违纪行为和办冤、假、错案的现象，积极开展“四五”普法学习活动，提高了广大干部群众依法治国的意识，增强了依法行政水平。

七、存在问题

一年来，我们加强领导，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责任意识，开展了严打整治斗争，加强三大纠纷和民间纠纷的排查调处工作，消除了各种社会矛盾，我乡的社会稳定，促进了我乡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了安全生产大检查活动，消除各种不安全全隐患，切实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制约，今年我乡综治工作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普法工作任务艰巨，村民学法用法的意识仍不强；

2、治安整治有待加强，治安案件仍时有发生；

3、尤其是利用“”进行的现象仍没有彻底铲除；

乡镇社会治理总结篇4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社会治理五位一体特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会治理。那么，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不断深化的新形势下，如何促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更加完善、农村发展更加美好，这给当前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提出了新的课题。当今中国正面临快速的城镇化和社会转型，短短几十年内完成了西方近百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有关城镇化问题与城镇化过程的社会发展问题集中凸显，由此，研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问题显然具有重大意义。

一、文献回顾

关于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学界对其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合理性的建议。郁建兴、冯涛（2011）从城镇化过程中社会管理、地方政府治理转型角度来论述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治理转型。程莉（2014）从城镇化过程中经济结构协调发展角度认为“要引导投资方向，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来增加就业岗位”。陆益龙（2013）从城镇化与农村社区建设来分析，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重新构建乡村社会认同体系的重点。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针对城镇化过程中乡村社会治理中出现的不同问题，就研究对象而言更倾向于将研究问题细化，只选取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某个问题进行探究，譬如，侧重于行政体制管理、经济发展管理、社会群体管理等方面，并没有考虑到社会成员的自主性教育、基层乡村的自治方式改革等内容。城镇化转型期引起的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整体性的综合问题，且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位一体”相互协调，相互关联，过分的细化研究容易导致思路变窄，最终导致整个研究体系的缺失。由此，从宏观面上对城镇化过程中的乡村社会治理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宏观审视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基于“五位一体”总体思想的乡村社会治理问题，则显得较为全面。

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

学界普遍将城镇化概括为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城乡空间社区结构的变迁和经济产业结构的协调转化发展的历史前进过程。从城镇化的概念表象来看，仅包含人口、空间、经济结构三要素，但其背后隐藏着社会治理、文化教育、农业、行政、公共服务等多种要素的转化要求。冯长春[2013]认为“新型城镇化要从四个方面去理解并付诸实施，一是人口城镇化，即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过程；二是经济城镇化，指由于经济专业化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人们离开农业经济向非农业经济活动转移并在城镇中集聚的过程，强调农村经济向城市经济的转化过程和机制；三是社会城镇化，即伴随着经济、人口、土地的城镇化过程，人们的生产方式、行为习惯、社会组织关系乃至精神与价值观念都会发生转变，城市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向乡村地域扩散的较为抽象的精神上的变化过程；四是资源城镇化，包括土地、水资源和能源，这些是制约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高效、集约利用。”

结合城镇化的普遍界定与新型城镇化的理解。从人的内在和物的外在，即从思维与存在阐释，亦结合农民――作为城镇化的主体，携带其周边的物质文化环境从农村走向城镇，思维无法一时适应城镇环境的转变，存在在转变中所需要管理与整治，需要第三方的管理与维护――即治理城镇化。城镇化的过程可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与实施：治理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与资源城镇化，相对应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是一种辩证的思想，五大建设之间是有普遍联系的。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经济建设是根本，政治建设是保障，文化建设是灵魂，社会建设是条件，生态文明建设是基础，这五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建设需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思想的指导，形成治理城镇化、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与资源城镇化五个方面，并进行展开与实施。

三、对比分析下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会治理的特征

我国城镇化的建设历程完成了由传统城镇化向新型城镇化的转变，所谓新型城镇化的“新”的内涵在于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等硬件设施建设，转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完善公共服务、提高人文素养等内涵性的软实力建设，最终要达到的是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位、高质量的适宜人居之所。城镇化的核心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通过城镇化过程中的剩余农村劳动力的技能教育培训，实现农民在城镇中的生存。

通过新型城镇化与传统城镇化的对比分析与经验总结，从新型城镇化治理微观角度来看，其基本特征表现为：1）由“以管理为先”的强制行政管理向“以服务为先”的协商的人文管理转变，由注重基础建设向加强社会公共服务与保障的建设方向转变；2）由“土地经济”独大向经济结构统筹协调发展转变等；3）由忽视文化建设向重视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转变；4）由单纯的人口转移向农民市民化的人口城镇化转变；5）由过渡开放开采向区域合理规划转变。

从新型城镇化的整体宏观建设来看：1）实现有重视基础设施等“骨骼”搭建向充实文化精神建设等“血肉”转变；2）由“碎片化”的自然村治理向整体城镇“聚集点”治理的转变。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3.73%[E].2014年01月20日.中国新闻网.http：///gn/2014/01-20/5755331.shtml

[2]国土资源部：关于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主要数据成果的公报[R].2013年12月30日

[3]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Z].2014年3月16日

乡镇社会治理总结篇5

按照目前学术界比较认同的一般观点,传统中国的乡村治理结构是“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1]3。但到清朝末年,这种社会政治结构日趋分化与解体,中央政府权力式微,地方势力迅速膨胀,乡绅精英阶层开始走向了皇权统治的反面。“就当时的政治情势来看,主要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是通过扩大官僚政治体系,增强地方政府的组织和权力,强化国家对社会的驾驭;二是开放部分地方政权,吸收各种新兴政治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实现社会政治秩序的整合。对清朝政府而言,前者固然为上策,但已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实现;选择后者,虽然并不情愿,但又有不得不为之势”[2]724-741。因此,我国进入20世纪以后,“从形式上看,辛亥革命是皇权终民权始的标志,也是政治转型的起点。这就是仿照西方国家实行地方自治”[3]242。

(一)晚清至民国时期倡导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

光绪三十五年(1909年),晚清政府颁布的《城镇乡自治章程》规定:城、镇、乡作为地方自治的最基层单位。其中,城市人口超过10万人者设为“区”,城厢以外人口超过5万人者设为“镇”,5万人以下者设为“乡”,分别成立“自治公所”,并选举产生“议事会”和“董事会”等机构,负责办理辖区事务[4]724-741。但是,“清末的地方自治是保守的清政府与同样保守的地方绅士为互利而互相合作,以期在一个正在变化的世界中保持他们的政治权力的企图”[5]463,“故所谓政治者,不操于官,即操于绅,甚或操于地痞恶棍,生杀予夺,为所欲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者,亦几希矣”[6]184。而到1915年,袁世凯执政期间即宣布取消“乡镇自治”而实行区、村二级制,并把现代的警察制度首次推向基层社会,“企图把清末地方绅士领导下的非正式组织官僚化、正规化,并以此来巩固县政权”[7]43-150。执政后,一方面仿照苏俄体制模式建立起了一套党、政、军自成系统、互不统属、权力制衡的独裁统治体系,形成了从中央至地方的“双重官僚衙门体制”[8];另一方面,“实行的保甲制度与以往历代尤其是明清两代并没有多少不同,都是通过保甲连坐的办法强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9]67。总的看来,“1928年后,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力图使所有乡村社会与政府之间保持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实际上自治团体并无权力”[10]56。正如美籍华裔学者黄宗智所言:“民国时期的乡是一个暧昧的单位———百户以上村者为乡,百户以下村者集为一乡,满百户集市者为镇。1941年之前,乡级机关并没有列入县政府的预算中,也没有自己的收入。它们只在名义上存在,和过去的邻闾制度一样,真正重要的行政单位是区和村。”[11]297据1942年的粗略估计,时期区一级约需164612人,乡镇一级约需686721人,保甲约需12140908人,三项合计为12992241人[12]574-587。这种恶性膨胀的无组织力量,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经济资源枯竭和“国家政权内卷化”[10]50-52,最终也吞噬了统治的政权

基础。

(二)中国共产党早期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

中国共产党最早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是“乡苏维埃”,其所实行的是“议行合一制”。所谓“议行合一制”,是指“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代表机关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国家行政机关和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机关选举产生,各自对国家权力机关负责并受其监督”[13]439。如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乡(市)政府组织暂行条例草案》规定:“乡(市)人民代表会议为人民管理政权机关,采取直接、普遍、平等、不记名的选举制;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发扬民主政治,健全民主集中制,增强人民的自治能力”[14]59。解放战争时期,各大解放区普遍建立了大区、省、专员公署、县、区、乡镇6个行政层级,其中省以下的“专区”和县以下的“区”为派出机构,“乡镇”为地方基层政权组织。同时,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以及共青团、妇代会、民兵、农会等也相继建立,从而把“一盘散沙”的亿万农民群众纳入到国家政权组织体系中。总之,“只是建立起一个徒有其表的小王朝,中国共产党却把它的权威渗入了每一支稻穗”[15]627-628。然而,“在党与政权的关系上,由于中共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民主政权的作用事实上难以充分发挥。这种情况在根据地发展的各个时期都不同程度存在。这对建国后中国政治体制中长期存在的高度集权、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产生过较大的影响”[16]789。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12月由政务院颁布的《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规定:“乡(行政村)的政权组织形式为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委员会”,其所实行的仍然是“议行合一制”。到1952年底,全国共建立了28万个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1954年9月,我国第一部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是县以下惟一的基层政权组织,按自然区域划分为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小组”。截止1957年底,除台湾和昌都地区外,全国建立了120753个乡镇(其中乡117081个,镇3672个)[17]。“尽管乡级政权建立的得失至今仍然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题,但它毕竟在乡村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3]220

(三)“政社合一”体制的建立与瓦解从1958年夏季开始,全国12万多个乡镇和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下子被改组成了2.6万个。同时,全国广大农村地区还建立起了265万多个公共食堂,475万多个托儿所,10万多个幸福院,1052个民兵师,24525个民兵团,普遍实现了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18]51。这在当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堪称为一大“奇迹”。但是,这种暴风骤雨式的巨大社会变革,却让世代沿袭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农民群众感到了极度恐慌和无所适从,尤其是“1 959年的死亡人数比在正常情况下增加了2500万人甚至更多。这些人都是管理不善的牺牲品”[15]618。于是从1962年开始,中共高层决策者不得不向传统的村落农民让步,全国数量由26576个增加到74771个,正式确立起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直到1982年底,全国的数量仍保持在54352个,生产大队为719438个,生产队为597·7万个[19]366。这一时期,“公社对农民进行以基层政权为中心、为主导的重新组织,将几乎所有的生产、经营、居住及迁徙活动都掌握在基层政权手里,主要的农业资源及其分配也由基层政权支配”[20]35,“政治权力渗透到农民家庭中,家庭的内部关系、生育、子女教育、婚姻、老人赡养、生产乃至消费等等,都受到公社规范的制约”[21]377。

因此,有的学者指出:“体制无疑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为有效的针对农村社会的治理方式。首先,它摧毁了乡村社会的经纪体制,国家完成了基层社会的官僚化和合理化,国家的政策、方针乃至意识形态都直接通过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贯彻下去,乡村社会资源的征用以及赋税的征收也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去完成的。旧的各种经纪角色及其存在的土壤都被彻底铲除,应该说这是时期‘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项重大成就。其次,它成功地保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确实使农村社会和农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惠’。中国农民得到了近百年来从没有过的安定生活环境,医疗条件从无到有,教育初步普及。”[22]但是,从国家行政管理的角度看,“只是一种国家财政不负担的、靠集体自己养活自己的、一切听命于国家计划的劳动组织”[21]200。截止1978年底,全国6.5万多个,拥有国家干部150万人左右;生产大队70万多个,拥有半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600万人左右;生产队600万多个,拥有不脱产性质的农民干部3500万人左右,三项合计为4250万人。这几乎相当于一个欧洲国家的总人口,但其行政经费支出只占全国的5%左右[23]161。而从1952年到1978年,全国农村人口增加了3亿多人,人均耕地面积却由2.82亩减少到1.51亩,出现了几亿农民在高强度劳动投入和过密型种植模式下,农地报酬递减、边际收益率下降(甚至为负数)的极端现象。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1/4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的集体积累不到1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24]832。因此,“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最终被农民抛弃是符合落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25]508。

(四)“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的确立与改革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体制的权威基础彻底动摇了,“造成了农村一部分社队基层组织涣散,甚至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致使许多事情无人负责,不良现象在滋长蔓延”[24]853。1982年12月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95条规定:“乡、民族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行政区域,乡镇行政区域内的行政工作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第110条规定:“农村按居住地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从此确立了“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从1983年到1985年,全国共建立起了79306个乡,3144个民族乡,9140个镇和948628个村民委员会、588多万个村民小组[18]366。

但是,这种“乡政村治”二元体制模式,逐渐暴露出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首先是“旧庙刚拆又添新庙,旧人未走又添新人”。如在“社改乡”期间,全国乡镇数量增加了36786个,村民委员会数量增加了23万多个,若按平均每个乡镇配备20名干部计算,需要新增加国家干部735720人;若平均每个行政村配备7名干部计算,需要新增加村干部161万人。这对于当时我国主要以农业税作为财政收入来源,而村级集体经济正走下坡路的现实情况相比,显然是不相符合的。于是从1986年开始直到1996年,全国共减少乡镇数量19617个,行政村数量也减少了接近10万个。尤其是1998年以来,全国平均每天撤并乡镇4个,照此发展下去,预计到2010年全国乡镇数量将减少至3万个左右[26]。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如此大规模的乡镇精简并没有产生激烈的社会震荡,乡镇改革可与包产到户、乡镇企业一起并称为农村改革的三大奇迹”[27]609。

但随着乡镇的规模不断扩大,财政供养人员和行政经费支出却有增无减,“目前我国乡镇一级需要农民出钱养活的人员共有1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就要养活1名干部,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经济负担占40%左右”[28]。其次是乡镇“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事实上,“我国是一个由中央、省、市(地级)、县(市、区)、乡(镇)5级政府构成的行政体系,越是到了最低一级的乡镇时,政府任务和目标就会呈几何级数增加。这使得乡镇成为一个面对上级,主要完成上级任务的官僚机构”[29]。而“目前我国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只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21%,财政供养人员却占到全国的71%。尤其是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中,中央财政承担2%,省级财政承担11%,县级财政承担8%,乡镇财政竟然承担了78%”[30],由此造成了乡镇一级政府基本处于“有政无财”的尴尬境地。据农业部199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乡镇一级负债177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408万元;村一级负债1483亿元,平均每个村21万元,农民人均负债374元[31]。据一些专家估计,目前这一数字很可能已增至6000~8000亿元甚至更多。再次是乡镇“条条”与“块块”分割的现象日益严重。

目前我国不少地方都把“捞油水”的乡镇站所(如公安、司法、工商、财政、税务、金融、邮电、通讯、电力、医药、烟草、粮食、供销社、盐业、城建、土地等)人权、财权、物权收归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而把“花钱不得利”的站所(如农技、农机、水利、畜牧兽医、林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甩给基层管理,结果造成乡镇一级几乎变成了“空架子”。最后是乡镇“党政一体化运作”与“村民自治”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迄今为止,我国乡镇一级仍未摆脱体制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上下组织之间习惯于采取行政措施处理关系,习惯于直接指挥和控制,而不善于运用各种杠杆和利益导向实行间接、弹性控制”[25]637,而“村民自治”既受到地方行政权扩张的压缩,又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基本处于一种行政与财政双重压力下的“紧约束”运行状态。因此,我国下一步如何把乡镇建设成为“有活力、有权威、有效能”的地方基层政府组织仍然是一大难题。

二、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整个20世纪,就是国家行政权不断下沉,并将分散孤立的乡村社会整合到国家政权体系的过程”[29]。但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造成了国家行政权的下沉与“以农养政”时代的制度设计、经济上的工业化与政治上的民主化的严重对立,致使我国建构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这充分说明了,任何政党或政府都不可能超越“以农养政”时代的两大规律:一是所谓的“帕金森定律”,即“官僚机构都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续膨胀的一般规律性。因此,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是官僚机构发展过程中惯有的通病”[32]87;二是所谓的“黄宗羲定律”,即“中国历代的税费改革都是将杂费归并到正税中一起征收,但每次取消杂费后,又会孳生出新的杂费,反而会加重农民的负担,最终形成了‘积累莫返之害’”[33]。正如马克思曾经指出的,“权力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发展”[34]305。

那么,回顾和总结20世纪以来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演变特点和发展轨迹,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哪些有益的启示呢?

首先,必须认识到,“传统中国的村落,农民历来善分不善合。他们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但看不到长远利益。更看不到共同利益,所以不能在平等协商基础上建立起超过家庭的各种形式的经济联合体。因而,他们需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36]166-167。因此,我国着名的社会活动家费孝通先生早在1940年就提出了,“乡土中国要重建,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有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府”[37]168。可见,“我国现代的乡镇基层政权组织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都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理,在彻底打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国家机器之后,根据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的乡镇组织。它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漫长的艰苦斗争过程和激烈战争的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又经历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曲折变化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了现行的新型乡镇组织体系。它同党和国家政权组织一样,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我国人民前仆后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伟大成果之一”[24]88。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就有可能对下一步的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基本方向产生误解。尤其是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等等政策主张,这不仅表明了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是“弱化”还是“强化”、是“自治化”还是“行政化”的基本判断上存在着严重分歧,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乡镇的基本功能和地位认识不清。总之,如何从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国家的角度,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积极探索建设现代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使中央自上而下的行政系统与乡村治理结构实现有效的对接,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

其次,应当认识到,实行地方基层政府的“善治”,是建立现代乡村社会公共秩序的制度保障。尤其是目前世界上,“地方基层行政单位的设置,一般都是从便于行政和便于居民参与本地管理出发,综合考虑了历史、地理、民族诸因素,根据一个基层行政单位能否有效管理的地域、人口而确定的”[38]341。这是因为,“国家行政权力的触角伸得越深坏处越多,将使基层活力泯灭,甚至发展停滞;而地方行政区划规模过大,又将导致政令不通,行政效率低下。而保持地方基层行政建制的适度规模,是实现乡村有效治理和满足农民对公共品需求的制度基础”[39]164。目前,我国总人口的63%、劳动年龄人口的60%、老年人口的66%、少儿人口的70%都居住在农村,如果急于撤消乡镇的行政建制,那么势必将给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因此,我国下一步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把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成为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能够有效地领导和管理本乡镇政治、经济、文化和各项社会事务的地方基层政府。”[40]总之,“乡镇”作为我国宪法规定的一种地方基层行政建制,应当保持其行政地域的完整性,人口规模的适度性,管理层级的有序性,职能定位的科学性,机构设置的合理性,人员编制的法律约束性,政权名称的固定性和政府运作程序的规范性。

再次,必须认识到,“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是由该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民族文化传统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等共同作用的结果”[41]。“20世纪的百年史反复证明了这样一个道理:谁抓住了农民,谁就抓住了中国;谁丢掉了农民,谁就丢掉了中国!”[3]213因此,一定要始终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1998年10月,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传统,也是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农村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42]23-24;“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要充分发挥乡镇党委和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42]131。这一点是决不能含糊的。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必须克服两种不良倾向:“一是否定党的领导,使村民自治工作放任自流;二是党的组织不尊重法律规定的村民的民利和村委会的职权,包办代替”[42]132。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要不断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使之成为统筹协调各方和整合乡村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龙头组织”;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村庄是生产性的和建设性的”,只要真正体现了“村民自治”的核心价值(即让农民自由、自主、自治的活动),善于把分散的个体农民自愿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才能使基层党组织具有凝聚力和亲和力。

最后,必须认识到,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合理划分乡镇“事权”与“财权”的关系。大量的历史事实表明了,我国迄今仍缺少界定各级政府“事权”的法律法规,以至造成了乡镇一级政府对所有上级部门交办的事情,哪怕人力、财力不够,也要勉为其难(即“对上负责”);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是靠农民自己解决,乡镇一级政府自身缺乏必要的财力基础,根本无法履行其应有的职能(“即对下负责”)。因此,下一步乡镇政府体制改革更多涉及的是对整个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及财税制度、户籍制度、农民义务教育制度、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等诸多领域的深层次改革。如果仅仅寄希望于“撤并乡镇、精简机构、裁减人员”这样的低层次改革,那么有可能将使乡镇政府机构改革再次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恶性循环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乡镇社会治理总结篇6

一、目前学术界在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研究方法上的“认识误区”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着乡镇政府体制改革这一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削弱乡镇”或“加强乡镇”等等不同的政策主张。这不仅表明了人们对于乡镇一级是“弱化”还是“强化”、“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基本判断上存在严重的分歧与争论，而且也显示出人们对乡镇一级政府的重要地位和基本功能认识不清。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内学术界习惯运用西方政治社会学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来分析问题，试图发现“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在中国的萌生，有意无意地遮蔽了现代国家政权的地位与作用。近年来，虽然一些中国学者运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总之，当我们在观察和研究中国“乡政村治”二元治理结构的未来发展趋势时，仅靠“祖先崇拜”（即所谓“皇权不下县”）和“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即“过分强调民间力量”）是不现实的，而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反观自身的“视阈剩余”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一切“外来语”和主观推断终究是不能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

在中国历史上，“土地——赋税——户籍”是三位一体的，任何一个环节上发生问题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国家政权巩固与社会稳定。因此，“地方上的精英阶层主要靠其田产生活，并且将科举考试作为进身之阶，这种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当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之时，朝廷、官府和百姓之间还可相安无事。但当统治腐朽黑暗之时，政府利益与地方缙绅阶层的利益就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地方上的地主阶层本能地要谋求私利，如果不加限制，这就会使百姓不堪重负而导致政权失去‘天命’走向灭亡。官方呈报朝廷的表面文书实际上蕴含了地主、官府与百姓这三者之间愈演愈烈的利益之争”[6]（P295-301）。换言之，在中国历史上，“地方行政在总体上的收缩与在局部上的延伸是同时并存的两种趋势，不能强调一种而忽视另一种，也不能单纯地将地方精英的职能扩张理解为是‘民治’领域的扩展与‘官治’领域的退缩”[7]。事实上，“士绅公共功能的一切扩展并非都意味着某种独立于国家的社会自主性日增的长期趋向”[8]。总的看来，“地方精英既是国家权力的向心力量，又是国家权力的离心力量，而国家权力既是地方精英的支持者，也是地方精英的抑制者；地方精英既是地方社会的保护者，也是地方社会的掠夺者，而地方社会既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基础，也是地方精英的权力制约”[7]。

二、如何建构面向21世纪的现代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首先，应当充分认识到乡镇在国家行政体制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其次，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第三，加快建立全国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和服务体系，建设精干高效的乡镇基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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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社会治理总结篇7

一、指导思想和原则

坚持以实践科学发展观为统领，紧紧围绕建设丘区经济强县和文化旅游名城目标，坚持“科学规划、民生优先、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整体推进”的原则，结合创建全国卫生城市，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按照“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制度化”评价体系标准，突出城乡环境卫生和容貌秩序两个重点，进一步完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切实改善城乡环境，不断提高全民素质，确保一年初见成效，两年重大变化，三年取得阶段性成果。

二、整治时间

全县用3年时间、分三个阶段全面开展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三、整治重点

1、县城规划区（包括河舒场镇和锦屏场镇）。

2、中心场镇（5个）

3、国、省、县道公路经过场镇（11个）。

4、其他乡镇（3个）。

5、新农村建设各试点村。

四、目标任务

（一）总体目标

以创建国家卫生城市为载体，通过3年的努力，切实改变当前全县城乡环境卫生现状，引导城乡居民形成良好的环境保护和参与意识，使城乡环境卫生管理步入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实现县、乡镇基础设施基本健全、城镇功能逐步完善、人居环境舒适、城乡管理有序、城市品位提升、市容街景美观、居民素质提高。到年把县城建成全国卫生城市；县城区机关单位、所有乡镇场镇全部达到市级文明卫生单位（场镇）标准；全县40%以上的乡镇、30%以上的村建成文明镇（村）、卫生镇（村）、生态园林镇（村）、平安和谐镇（村）和全面小康镇（村）。

（二）工作步骤

1、整治展开阶段

（1）目标。

重点实施清洁行动工程，搞好环境卫生工作，做到地面净化、墙体净化、空间净化，消除卫生死角，积极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普及文明卫生常识。

（2）具体工作

①搞好清扫保洁工作。一是县城区主干道、主要街（路）实行全天候保洁，坚持道路洒水降尘、清扫车吸尘，做到路面无垃圾、无积沙、无积水、无淤泥、无污迹；次要街道、小街小巷由专门队伍清扫保洁，确保街面清洁卫生；各乡（镇）建立专业清扫保洁队伍，并每天定时清扫街道2次。村庄主要对道路、场地、房前屋后、厕所定期清扫，重点整治环境卫生，保持村庄整洁。二是逐步提高街道清扫机械化作业率。2009年底前，县城区机械化作业率达到40%以上。三是按属地管理原则，彻底消除城乡结合部、社区结合部、居民住宅区及单位的卫生死角。四是保持国、省、县、乡、村道通畅和路面、路肩整洁，及时修剪路肩、边坡、绿化带草木，消除杂物。五是加强县城区及各乡（镇）主要出入口清扫保洁力度，确保路面整洁。

②认真落实“门前五包”。一是城管、环卫、爱卫等部门和街道社区要认真组织并督促各单位切实履行“门前五包”义务。二是加强社区（小区）物业管理，无物业管理的社区要在2009年6月底前组建清扫保洁队伍，并做好社区卫生保洁工作。三是城镇及村庄生活垃圾要做到日产日清，做到垃圾无堆积、无积存。

③加强建筑工地管理。采取限时施工和推广应用散装水泥，取缔现场搅拌混凝土等措施，治理施工现场噪音扰民、扬尘污染等问题。采取运输建筑材料与渣土的车辆加盖密闭等措施，解决建筑弃土污染城市道路和环境问题。

④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一是充分利用各种媒介手段，通过社区精神文明建设宣传橱窗、宣传栏等，集中宣传爱国卫生、爱护环境等常识。二是开展科学知识、卫生知识和健康知识教育，引导城乡居民提高环境卫生意识，摒弃乱丢垃圾、随地吐痰等不良行为，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

2、整治深化阶段

（1）目标。

在上一阶段的基础上重点搞好城乡美化工程及配套设施建设，突出容貌整治重点，全县城乡基本达到《省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清洁化、秩序化、优美化、制度化评价指标体系》标准。加强城市管理，抓好市场建设，加大城乡道路保养整治和小街小巷的改造力度。积极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城乡居民素质，形成城乡环境优美、生态良好，风貌协调、庭院美化、村容整洁、民风文明的新气象。

（2）具体工作

①城乡容貌治理。对城乡结合部、“城中村”及国、省道公路沿线、成达铁路沿线及重要节点治理实现全面覆盖，重点对道路沿线建筑物进行风貌整治，充分体现地方特色风格。

②规范城乡街巷摊点摆设，杜绝乱摆乱卖、占道经营等现象。坚持便民与利民的原则，加快集贸市场建设，合理设置市场，加强综合管理，引摊进场，还路于民。

③规范城乡街道和住宅区车辆停放，解决车辆乱停乱放，占道停车、阻碍交通的问题。加强停车场的规划和建设，各繁华地段建筑和住宅区的原有停车场必须按设计功能使用，积极推进立体停车场的开发与利用。

④规范城市户外广告、牌匾、霓虹灯、城区道路公共设施和经营性设施的设置。按照《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规的有关规定，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行政的手段解决广告乱贴（画）和公共设施、经营性设施设置不规范的问题。

⑤规范建（构）筑物、建筑工地和人行道上公共设施的管理。统一规范设置建筑施工围墙、临街围墙及各类临街墙面、橱窗、卷闸门；解决违法乱搭乱建，保持建（构）筑物外观整洁。

⑥规范城市（乡镇）道路、小街小巷和污水管网的建设、维护和保养。将城市（乡镇）道路、小街小巷、污水管网（不含社区、小区）的治理纳入政府工作年度计划，并按计划组织实施。

⑦实施村庄庭院美化工程。一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建设，按照“因地制宜、突出特色”的原则，统一搞好单体民居的规划设计和村落的规划设计，形成特色和风格。二是按照整治工作的相关要求，突出抓好小型供水、生活污水处理和垃圾收运设施建设。三是开展农户建筑风貌特色美化，并进行农房配套的“改水、改厨、改厕、改圈”工作。

⑧加强公民素质教育。一是认真开展提高公民素质教育活动。在城乡居民中形成“讲卫生、懂礼仪、有修养”的良好风尚。二是广泛开展“卫生家庭”、“卫生单位”、“卫生社区”创建活动，力争取得实效。三是开展舆论监督，对违背卫生文明和公民道德的错误言行和丑陋现象进行批评和引导，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3、巩固提高阶段

（1）目标。

在总结前两阶段的基础上，重点抓好配套设施的完善工作，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形成城乡容貌整洁、人居环境改善、城乡管理有序、城市品质提升、发展环境优化、居民素质提高的良好局面。

（2）具体工作

①认真完善各项配套工程和工作制度。一是结合整治工作实际，对照整治标准及目标任务进行完善补充，查漏补缺，力争全面完善各项配套工程，巩固整治成果。二是切实解决好垃圾和污水的问题，按照“超前谋划，最大限度解决问题”的原则，加快城乡污水与垃圾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设施不足、运行不畅等问题。三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县实际，制定和完善环境卫生长效管理机制。四是依法制订村规民约，全面提高公民素质。

②开展典型教育活动。总结、推广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的先进经验，树立典型，发挥好示范带头作用，推进全县整治工作纵深开展。

五、工作要求和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县人民政府成立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和领导小组办公室。各乡镇及县级各部门也要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和组织机构，明确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方案，落实工作责任，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要组织制定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任务和时限要求。加强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的协调、指导和服务，定期深入基层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二）加大宣传力度。各级各部门和新闻单位要大力宣传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的重要意义、创新举措和显著成效。县委宣传部、县广电局要对全县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报道，抓好典型事例深入报道，全面展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的力度和成效。各乡镇、县级各部门要充分运用网络、宣传栏、简报、标语等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并注意树立典型，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加大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典型案例的曝光力度，加强新经验、新举措的深度报道，通过广泛宣传，营造全社会各方面关心、参与、支持、监督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的良好舆论氛围。

（三）建立健全机制。坚持思想教育与制度建设、奖励与惩戒、效能建设与绩效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健全各种工作制度，制定并逐步完善城乡容貌标准和公用设施精细化管养标准，落实行政过错责任追究办法，坚持领导巡查督查制度，健全工作考核和奖惩体系，推动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的顺利实施。对完成整治工作目标任务的单位，县政府将给予表彰奖励，未完成的单位将按照责任追究办法进行问责；各乡镇要按照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的有关规定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

（四）落实工作责任。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必须亲自抓，实行党政“一把手”负总责，切实把此项工作纳入各乡镇和县级各部门的重要议事日程，逐级明确目标任务，逐级签订目标责任，狠抓落实。建立和完善“一把手”负总责、分管同志具体负责、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监督管理、县级领导定点联系指导、政府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责任制。建立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作考核和通报制度，在报刊、电视、电台、网络等媒体公布考核结果，真正把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作为考核各乡镇及县级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五）加大财政投入。各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各部门要按照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的要求，建立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对城乡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的投入。重点支持城乡市政基础设施、垃圾和污水处理设施设施，切实改善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环境；县财政每年按中心镇3万元、建制镇2万元、乡1万元的标准预算场镇保洁费和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经费。

乡镇社会治理总结篇8

一、乡（镇）党委班子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总体履职情况较好

（一）切实加强党委班子自身建设，班子履职能力有新提高。一是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干部的政治素质有新提高。为使新一届乡（镇）党委班子尽快适应新的领导体制和新的工作机制，增强班子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县委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党委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通知》（沾办通[2006]79号）、《关于建立沾益县领导干部学习培训和形势政策报告会制度的通知》（沾办发[2006]31号）。各地抓住理论武装、民主集中制建设和作风建设等重点，建立了相应的学习制度，采取主题教育、专题讲座等形式开展学习。如盘江镇党委针对两乡（镇）合并后服务对象的变化，加强了对工业化、《条例》、《土地法》等知识的学习。二是作风建设进一步加强，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新改进。在实施“云岭先锋”工程、开展以“万元增收计划”为主的新农村建设和干部挂村包片工作中，各乡（镇）党委坚持班子成员带头转变工作作风，推行“一站式”服务等便民措施，组织开展了“万元增收进村入户调查活动”，建立了农户家庭经济档案，为每一户农户发展经济出谋划策，受到群众好评。三是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上新水平。各乡（镇）党委把制度建设作为规范和完善党委自身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建立健全了党委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党委民主生活会、党委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等制度。四是廉洁自律防线进一步筑牢，廉政建设上新台阶。各地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干部任前谈话、戒勉谈话、离任审计等制度，切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开展了廉政宣誓、廉政文化和警示教育等活动，营造了反腐倡廉的良好氛围。

（二）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形成了乡（镇）四班子团结协作、共谋发展的新局面。一是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各乡（镇）党委切实加强对人大、政府、纪委的领导，坚持重大事项和重要决策由党委、人大、政府、纪委四班子成员联席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形成了党委总揽全局、统筹协调、科学决策、民主管理和四班子成员职责明确、齐抓共管、共谋发展的良好格局。二是党委总揽全局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各乡（镇）党委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上，放在把握政治方向、决定重大事项、安排重要人事、抓好党的建设、宣传思想工作、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上，有效地加强了党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的领导。三是形成了党委与其他四班子团结协作谋发展的工作格局。如炎方乡、大坡乡在四班子成员分工上实行分块负责与划片负责相结合，做到四班子成员既分管各块工作，又负责督促检查指导所挂点村委会（社区）的全面工作，做到“出门一把抓，回来再分家”，较好地实现了“分工不分家，工作一齐抓”。

（三）高度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农村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有新加强。一是建立完善了村级组织各项工作制度，初步实现了用制度管人理事。各地完善党建工作例会、民主生活会、“”、党员联系户和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等制度，促进党组织生活的规范化、制度化；制定出台了村委会（社区）党总支（支部）、村（居）委会议事规则和民主决策制度，进一步明确了村“两委”工作职责，促进村“两委”工作的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党务公开和村务公开为基础，以“两公开一听证”为主要形式，基本建立了民主监督机制。二是加强对村组干部的教育培训。各乡（镇）党委结合“两校”建设，采取党校培训、外出考察等形式，切实提高广大村组干部的工作水平和带头致富能力。三是加强村级领导班子建设。通过村委会党总支书记异地交流、选派优秀年轻干部担任村委会党总支书记、乡（镇）领导副职下挂村委会党总支书记等形式，选优配强村级党组织班子，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盘江镇党委针对松林村委会人口多、情况复杂、工作量大、征地拆迁任务重、干部队伍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等实际，选派一名具有丰富农村工作经验的副镇长兼任村委会党总支书记，2名年轻干部兼任村委会党总支副书记，有效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开展。白水镇党委对3个软弱涣散的基层党组织进行整顿，调整充实党总支（支部）8个。四是积极探索解决村组干部待遇偏低问题的新途径。白水镇实行村“两委班子”成员、几大员及村组干部交叉兼职制度，增加村（组）干部的待遇。菱角乡实行村委会主任兼烤烟科技组长、村民小组长兼烤烟科技员的模式，调动了村（组）干部工作积极性。

（四）围绕中心狠抓第一要务，经济社会有新发展。一是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各乡（镇）党委在对乡情、村情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结合各自实际，进一步明确发展目标，理清了发展思路，突出了发展重点。如炎方乡党委提出了“优粮、强烟、兴畜、突薯、守林、调结构、树支柱、建集镇、转劳力、引项目、促工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思路;西平镇党委提出了“围绕城市建新区，依托企业增效益，围绕龙头建基地，依托市场调结构，围绕发展保稳定，依托管理强服务”的发展思路。二是发展措施进一步明确。各地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思路，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做好招商引资、固定资产投资、非公经济发展等工作，不断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进一步发展壮大畜牧、烤烟、蚕桑、万寿菊、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加快本地发展。三是科学发展观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各乡（镇）党委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全力加快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扎实推进“三村四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深入开展“平安乡（镇）”创建活动，促进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如西平镇多渠道投入“三村四化”新农村建设资金1700余万元，硬化村庄道路15.6万余平方米，涌现出了太平村委会许家山、娄家山村等一批“三村四化”新农村建设示范典型。

二、乡（镇）党委班子履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

（一）乡（镇）工作任务繁重，工作条件差，少数干部精神状态不好、工作积极性不高，制约着班子整体功能的发挥。乡（镇）工作千头万绪，复杂而又具体。一名领导干部通常要分管几个方面的工作，工作压力大，整天忙于应付日常工作，学习提高的机会少。少数干部在工作能力、工作作风、敬业精神等方面都还不能完全适应工作的需要，制约着班子整体功能的发挥。在管理体制上，有的站（所）管事和管人分离，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制约着乡（镇）政权职能作用的发挥。年轻、素质较高的干部不愿意在基层工作，一般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十分突出，制约着乡（镇）机关的正常运转和作用的发挥。

（二）部分乡（镇）党委对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深，工作制度不落实，投入的精力不够，缺乏有效的办法和措施，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成效不明显。一方面乡（镇）中心工作任务繁重，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经费多，另一方面少数乡（镇）党委特别是“一把手”的综合协调能力和组织领导能力不强，把主要精力用来应付日常事务，精力顾不过来，许多工作制度不落实。对建设周期长、见效慢的社会事务重视不够，存在以抓经济建设代替抓党的建设和社会事务的现象，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成效不明显，有的社会事务管理不到位。少数基层党员领导干部法律、财务知识缺乏，村级财务制度落实还不到位。

（三）有的村、组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不能适应实际工作的需要，有的工作落实不到位，制约着乡（镇）党委班子功能的发挥。主要表现在四方面：村“两委”班子成员总体文化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据统计，全县122个村委会（社区）党总支522名总支委员中，初中以下文化的有313名，占60%；大专以上文化的有65名，占12%；平均年龄39.7岁，35岁以下的只有105人，50岁以上的有26人；教育培训制度不落实、教育培训方式单一，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上党课制度在有的地方流于形式，“两校”建设及利用“两校”培训党员和干部工作滞后，有的村、组干部自身的素质和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多，催粮收款等传统的工作职能消除以后，不知道“该干什么、该怎么干”，存在着“老办法不顶用，新办法不会用，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管用”的问题；少部分村组干部对自身所能发挥的作用和价值认识不足，工作开展有差距。由于缺乏必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有的村、组干部成天抱怨待遇低，思想和主要精力没有用在带头致富、带领群众致富和做好工作上，工作上患得患失，积极性不高，有的工作很难落实到位，极少数村、组干部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村级组织功能发挥有差距。由于全县70％左右的村级集体经济出现“空壳”，村级组织“无钱办事”的问题十分突出。有的村级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不健全，有的工作很难开展，影响和制约着村级组织功能的发挥。

（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不好。有的乡（镇）党委对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工作缺乏主动性和科学论证，存在着被动调、不得不调的问题，工作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既给乡级财政增加了负担，也损害了党群干群关系。与此同时，有的涉农项目资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由于各种原因不能及时足额到位，要么导致半拉子工程形成历史遗留问题，要么达不到预期的目标，要么给本来就十分困难的乡（镇）财政造成新的负担，影响和制约着乡（镇）工作的正常开展。

（五）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各种不稳定因素增多，基层工作难度大。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经济结构多元化、组织形式多样化、各种关系和利益复杂化日益突出。有的地方长期不开一次群众会和党员会，群众和党员思想涣散。征地拆迁、矿藏资源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增多，群众工作难做，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上访时有发生，分散了乡（镇）党委的工作注意力，影响机关正常工作秩序。

（六）多数乡（镇）财政困难，历史欠帐大。由于财政困难，历史欠帐大等原因，有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靠自身财力促进发展的能力不强。

三、加强乡（镇）党委班子建设的对策和措施

（一）充分认识乡（镇）党委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乡（镇）党委班子建设。乡（镇）党委是党在农村工作的“基石”，是乡（镇）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乡（镇）党委的执政能力直接关系着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农民的福祉，关系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县委、县政府各项工作部署能否顺利实现。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乡（镇）党委在我国基层政权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真正理解、关心和支持乡（镇）工作，从班子配备、人才选拔、资金使用、项目安排、工作指导等方面对乡（镇）给予大力支持，为乡（镇）党委班子履行工作职责创造必要条件。做到把最优秀的领导干部派到乡（镇）任职锻炼，把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到乡（镇）锻炼成长，把有限的资金和项目优先安排到乡（镇），对乡（镇）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能够办的立即办好，不能办的积极帮助乡（镇）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措施，使在乡（镇）工作的同志能够安心工作。

乡镇社会治理总结篇9

关键词：“零赋税”时代；乡镇体制；分区设计

“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为切实解决这个难题，2004年中共中央颁布“一号文件”作出了在5年内逐渐取消农业税的重大决定，并于2007年全面取消了农业税，这在我国历史上是继唐德宗元年“两税法”，明朝后期“一条鞭法”以及清朝雍正元年“摊丁入亩”之后关于税制第四次重大改革。这次改革凸现了“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是破解“三农”问题一剂良方。但改革同时给基层政权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是大多数乡镇政府财政空壳难以支撑政府机关的正常运转，二是大多数乡镇政府治理能力偏低难以适应新农村建设发展，三是乡镇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难以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四是乡镇政权组织体制不完善难以有效发挥整体效能。目前乡镇体制整体设计已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就此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述评。

一、乡镇体制整体设计诸观点

许多研究农村问题专家、学者就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基层政权的现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分别提出了以下四种改革思路和方案。

1.精简论。即维持现行乡镇政府体制不变，大刀阔斧进行机构改革，调整机构，精简人员，因地制宜，撤并乡镇，建立适应现阶段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乡镇机构。［1，2］提出的措施：一是撤销规模小的乡镇，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减轻财政负担；二是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因地制宜，不搞上下对口，应根据本地实际需要进行，对一些作用发挥小，可有可无的机构予以合并，设置一些老百姓最需要的机构部门；三是加强政府职能转换，弱化经济管理职能，强化政府服务职能，为农民群众提供优良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自治论。要彻底改变目前乡镇财政现状，缓解债务危机要从长计议，应建立与村自治对等的自治体制。［3］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这一级仍然保留，但在权力来源上形成至下而上的机制，自治乡镇政府与自治村的区别只是居民点的不同，由于权力产生的机制发生变化，将从根本上杜绝乡镇政府因债务财政危机而重新向农民征收不合理税费的情况，乱收费问题将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必将会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3.撤销论。即撤销乡镇建制，将乡镇改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乡镇公所）。持这种观点学者认为当前乡镇财政危机和职能危机已使乡镇政府生存的合法性面临质疑，乡镇财政已不是一级政府财政，乡镇财政内容也不完备，乡镇政府体制条块严重分割和职能的极度缺乏已不具备一级政府的最基本条件。更有学者鲜明指出，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干部80%工作量没有了［4］，乡镇政府已没有存在的必要。撤销乡镇后，可以彻底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从根本上杜绝乡镇机构臃肿，新的机构完全满足市场经济下的“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5］

4. 分区论。即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区域，不同经济状况乡镇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推进乡镇体制改革。［6］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按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乡镇划分为四类，一类是工商业比较发达，并在农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乡镇；二类是工商业有一定基础，但农业仍是乡镇经济中最主要组成部分的乡镇；三类是农业为主导产业或基本上是纯农业的乡镇；四类是少数民族的乡镇。第一类乡镇可以考虑撤销改设城市街道办事处。第二、三类乡镇可考虑维持现行乡镇体制不变，精简机构，转变职能。第四类乡镇可考虑结合地方自治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改革模式。

二、对乡镇体制整体设计诸观点的分析与评价

以上四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我国当前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但也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具体而言：

1.对于“精简论”而言，它为我们描绘了乡镇改革的美好蓝图，但理论的设计有待实践检验。近几年来，湖北、四川等一些省份先后实施了以精简机构为主要内容的乡镇体制改革，但从运行的结果来看，改革仍然没有走出机构简单撤并的老套，改革后的乡镇仍然具有改革前乡镇行政的鲜明特征——行政越权越位，表现为乡镇干部继续对计划生育工作的包办和政府指令在农村的强制执行。乡镇独立的法人主体权力的膨胀性促使其经常运用行政资源对农民进行不合理收费或“搭车收费”，这种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基于财政和其它行政压力导致政府乱作为，阻碍了行政职能的根本转变。

2.对于“自治论”而言，从长远来看实行乡镇自治是一个大趋势，它是社会主义民主又一次伟大的实践，是人民当家作主真正体现。从理论上看，实行乡镇自治第一次真正构建基层政府权力产生的新的机制，但笔者看来，实行乡镇自治时机不够成熟，目前村民自治仅停留在民主选举阶段，这种草根民主以一种非常微弱的方式生长着，民主意识十分缺乏，若强行推行乡镇自治，以一种不成熟的民主意识一厢情愿来构建一个比村民自治更高层次的民主，恐怕难以实现。基层民主的发展应有其规律，其中农村经济的发展是主要的推动因素，当然，它离不开政府的推动，但归根结蒂是市场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而这一点在当前农村不具备。

3.对于撤销论而言，笔者认为在理论上可行，建立乡镇公所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必须考虑中国农村的村情、域情的特点，不能一刀切。知名学者贺雪峰也认为，对乡镇改革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忽视了我国地域异质性和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同时亦没有系统考虑政治体制、民族习惯和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因而提出撤销乡镇改设乡镇公所这个方案在具体实施上必定会有较大的局限性，因而有待于修正完善。

4.对于分区论来言，笔者以为其改革思路比较切合我国地域差异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实际可行性。但它只是初步提出了改革路径和方向，缺少理论论证和数据支撑，尤其是没有很好论证为什么在经济发达区域要撤销乡镇改设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在经济不发达区域要保留乡镇建制，精简机构，“扩乡精县”。总之，理论虽有创新，但说服力不足。

三、结论和讨论

通过上述分析，“分区论”较好地结合了我国乡镇地域、经济状况、农民组织化程度、宗教信仰、民族习惯等实际情况，充分考虑了地域的异质性和经济发展的非平衡性，同时亦考虑政治体制和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但“分区论”理论的论证较为缺乏，笔者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予以探讨。

（一）理论论证

取消农业税以来，国内学者紧紧围绕现行乡镇政府是否撤销这个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始终没有提出影响撤销或者不撤销乡镇政府的主要影响因素。大量实践表明，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直接影响了乡镇体制的变革和政府职能转换，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村民自治能力的高低关系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的目标的实现，关系到农村全面发展，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的高低关系到农民增收致富和良好内生机制的形成。从图1可以看出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和农民自身都负有实现农村社会发展和稳定的责任。在各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本着资源优化利用的目的，它们的作用在总体目标实现这个方面总是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村民自治能力越强，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越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就越能从乡村社会的内生机制中予以解决，乡镇政府的负担由此极大减轻，政府职能转换就越彻底，政府体制改革越顺利。反之，在缺乏内生机制的情况下，乡镇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代替内生机制功能的角色，政府职能转换就越困难，体制改革越不容易实现。

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是决定乡镇体制改革能否成功的两个极为重要因素。然而，不同区域的村民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各有不同，因此笔者拟将乡镇划分为经济发达乡镇和经济不发达乡镇。前者指工商业在乡镇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类乡镇通常指县驻地乡镇及部分城乡结合部乡镇。后者是指农业在乡镇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乡镇。为了比较这两个区域村委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笔者设计了村民自治能力指标体系（见表1），抽样选取四川省宜宾市4乡镇20余村进行考察，收集数据资料，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统计法量化结果，统计发现乡镇经济发展水平与辖区村民委员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显着相关，宜宾市区、县城所在的乡镇其村民委员会自治能力和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明显高于偏远地区的乡镇（计算略）。

由此可以看出，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区域(至少就四川宜宾市的乡镇而言)，乡村内生机制较完善，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乡村内生机制缺乏，这直接影响到不同区域乡镇体制变革的程度和性质。因此在发达区域乡镇，经济发展以工商业为主，农业中介服务组织发育较好，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高，可考虑改乡镇为县政府的派出机构。而对于不发达乡镇，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农业中介服务组织发育不良，农民自我组织化程度很低，村民自治能力较低，农村社会不稳定。该类地区不仅不能撤消乡镇，而且还要精乡（镇）强乡（镇）。

（二）不同区域改革思路

1.对于发达区域乡镇改设乡镇公所，总体上可沿着以下思路进行：一是从职能上看：改设后的乡镇公所其职能主要体现在“市场引导、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二是从公共品供给来看，要彻底改革以往不合时宜的供给机制，建立适应市场需要的、产权明晰的民办公助、公退民进的新型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新模式。三是从机构变革来看，机构设置应体现公共服务性和运转高效性，充分运用市场力量，剥离“七站八所”的职能，组成中介服务站所并推向市场；另外要根据农村发展需要，乡镇公所设三个办公室。即党政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发展办公室，各司其责；最后要做好人员分流工作，各级政府要制定相应合理政策，加大资金倾斜力度，完善社会保险体系，真正做到无情下岗，有情分流。

2.对于不发达区域实施精乡(镇)强乡(镇)战略，总体上可以按以下思路进行：一是在机构设置上，乡镇财政编制实行总量控制，领导职数要精简，不搞分设，提倡兼职。将现有的机构科学合理设置为党政综合办公室、经济发展办公室、社会事务发展办公室等三个内设机构和一个财政所，取消乡镇自行设置的机构。县延伸派驻乡镇机构的七站八所，实行区域设置，不搞乡乡设立（派出所、国土、税务、工商等部门除外）。要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夯实一级政府一级财政。二是在政府运作上，切实改变过去全能政府的做法，采取政府主导，市场提供，群众消费的市场化手段，努力实现事业单位改革与建立农村社会服务体系相结合，真正走出“事业单位转制，政府购买服务”的新路子，提高政府绩效和服务效率，从而加快建设落后地区的新农村。

参考文献：

［1］金丽馥，周德军，黄雪丽.乡镇村债务问题透视［J］.经济体制改革，2002(3)：87-91.

［2］贺雪峰.县乡体制整体设计的基本原则及具体进路［J］.江西社会科学，2004（1）：34-36.

［3］党国英. 探索乡村民主政治发展之路［J］.中国改革，2001(7)：57-58.

［4］陈盛伟,史建民.撤销乡镇政府诸观点述评［J］.理论前沿，2006（11）：4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