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十篇

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篇1

在科学研究中，将经由各种直接或间接的途径收集来的文献资料和事实材料整理与分析后，一般要对其结果作出理论解释，而这种需要进一步验证的理论解释，即为“理论假说”。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的理论假说是对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及其本质规律的一种假定性或推测性表述，是建立公共管理学理论的必要前提。

一、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引入的必要

公共管理学研究目的是要揭示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内在本质规律，而任何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本质规律都不可能自动呈现在研究者面前。因此，要揭示其内在规律，就不能将公共管理学研究仅仅停留在收集文献资料或对事实材料的外部描述上，而必须借助于逻辑思维，从个别推断出一般，从偶然推导出必然，对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内在机理先形成一种探索性的说明方式———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然后对其进行检验，才能逐步实现对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规律性认识。

此外，当人们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还没有取得足以揭示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内在本质规律所需要的全部必要材料时，或者当研究者还难以采取精准的研究手段对某种研究结论的可靠性进行验证时，也不得不采取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形式去推测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本质规律。尤其在当代公共管理学前沿，即发展速度快、探索性较强的一些领域，由于其内在机理极为复杂，仅靠对为数不多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往往不能做出十分肯定的结论，而只能是假说。因而借助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研究者可以不断积累研究材料，增加假说中的科学性成分，减少假定性内容，逐渐建立起正确反映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内在规律的公共管理学理论，这是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切实可行的路径。

由此可见，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是从表面、直观的文献资料与事实材料到达公共管理学理论的重要中介和沟通环节。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许多被实践证明为正确合理的理论成果，在其正式被人们认可前的一定历史时期，往往以假说的外观出现。如，里格斯的“行政生态学理论”、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的“政府失败说”、奥斯本的“企业家政府理论”等莫不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提出，也就没有公共管理学理论的建立。所以，从公共管理学文献资料与事实材料到达最终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并不是径直的通道，而必须通过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尝试性的推测或猜测，以不断试错、不断修正，最终达到具有较强科学性的公共管理学理论的确立。

二、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基本特征

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第一个特征是假定性或推测性，该特征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提出要受到公共管理科学的发展水平与研究者本人认识水平的限制，这种限制决定了研究者所获取的有关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在丰富程度、有效程度上是相对的，既然如此，那么当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还不足以完全揭示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内在奥秘时，研究者对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的内在规律只能给予猜测性说明。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是在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基础上，通过思维加工、提炼而形成，即是说，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是一种主观思维的产物，而一切思想观念必须经过实践检验才能确定其正确与否。因此，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在没有接受实践检验之前，无论它赖以形成的依据如何充分可靠，但就其正确性程度而言是不得而知的。既然如此，那么公共管理学假说中包含有假定与推测性成分也就在所难免。

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第二个特征是客观性与科学性，即它是根据客观文献或事实所作出的具有一定科学性的推测或预见。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要求研究者以一定的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为基础，围绕特定的公共管理学问题进行理性思索，证据、逻辑和现实情境的约束始终在发挥作用。一个好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应能为解释广泛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提供一种逻辑上浅显明了的说明方式，这种说明方式应当比它所要取代的旧理论具有更大的科学性和说服力。

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上述特征，对于公共管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它不仅是推动公共管理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动力，也是研究者从事研究的指导性思想。一般而言，公共管理学研究须遵循以下研究程序：先进行资料收集、事实观察等，然后在获取丰富的公共管理学文献资料与事实材料的基础上，利用思维方法对文献资料和事实材料进行整理与加工，最后对研究结果作出理论解释。

为此，当研究者围绕研究课题收集一定数量的文献资料或事实资料时，他需要在一定的理论原则指导下，遵循着一种假定或推测，有目的、有选择地收集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如果文献收集与事实观察中不以一定的理论假说作为引导，那么文献收集与事实观察将会成为盲目的活动，这样获取的公共管理学文献资料与事实材料只能是杂乱无序的。

三、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生成步骤

对众多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形成过程加以分析与概括，可以发现形成一种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大体要经过三个步骤：

第一步，寻找已有公共管理学理论与现有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的“冲突地带”，这是形成科学性假说的起始步骤。因为，一切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都起源于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和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如果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与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完全契合，即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都能被已有的理论给予充分、圆满的解释，而已有的理论也都得到现有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验证，那么公共管理学研究就没有必要再去建立任何理论假说了。

但实际上，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与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要达到这种完全的契合是不可能的。任何一种经过实践检验而建立起来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尽管能准确、广泛地说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空间范围的公共管理活动与公共管理现象，但理论对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解释或说明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精准。这是由于特定时代的公共管理学研究者的认识水平与研究实践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只能达到一定高度；用以验证理论的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与研究工具在特定的背景下同样只能达到一个有限的水平。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旧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与新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的矛盾终究会发生，这种矛盾逐渐发展出明显的“冲突地带”也是一种必然趋势。当然，要从已有的理论和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找出这种“冲突地带”并不容易，它要求研究者要有充分的知识积累、敏锐的洞察能力与较强的分析能力。尤其要有对权威理论的反思精神，面对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与自己由分析、观察所获得的结论不一致时，绝不为传统权威理论所束缚，不轻易相信现实难以证实的理论。

第二步，提出推测性构想，这是形成科学性假说的核心步骤。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提出是为了改善和消除已有公共管理学理论和现有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的冲突状态，所以发现已有公共管理学理论和现有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的矛盾之后，必须在充分尊重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和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基础上，进行推测性构想，以便使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与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协调起来。这种推测性构想往往不是单一的，可能有几种供选择的假定，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就必须对它们加以甄别，从中选择一个最合逻辑、最可能成立的假设。

第三步，作出各种预见，这是形成完整性假说的必备步骤。提出推测性构想后，还要以这个构想为线索，尽可能运用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做论证和补充，使构想更为完整和严谨，并从构想的基本命题出发作出各种预见，去预言未知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总之，一个完整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假说的核心部分，它是为解决旧理论和新活动、新现象的“冲突”而推测出来的基本构想；二是假说的预见部分，它是用假说的基本观点去解释现有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或预测未来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

四、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提出方法

根据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生成步骤，可以发现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提出，主要可采用以下一些方法：

（一）逻辑方法

在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过程中，所采纳的逻辑方法主要包括：归纳法、演绎法和类比法等。

1.归纳法

归纳是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重要方法，它主要包括材料整合和结论推理两部分。材料整合是对公共管理学文献资料和事实材料的整理、综合，而结论推理则是在材料整合的基础上，对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本质规律的普遍性判断。因此，归纳是从个别到一般的逻辑方法，即从个别文献或事实中推出一般性原理的方法。当我们研究某一类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时，往往只能获得有限的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即便这些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是基本准确的，但以其为出发点，推出的一般性结论却不一定准确可靠，正是这一特征，使归纳法成为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方法之一。此外，归纳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同形式的归纳提出的假说其可靠性程度各不相同。完全归纳法推出的结论可靠性程度较高，但实际运用的可能性不大。

不完全归纳尽管推出的结论不够准确，但它却比较符合公共管理学从个案研究总体的常规思路，因此，它是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基本方法。因归纳的根据不同，不完全归纳又可划分为简单列举归纳法与因果判断归纳法。简单列举归纳法是通过对公共管理学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的观察，发现某类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都有同一属性，而又没有相反的属性时，即可做出结论：该类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都有某属性。简单列举归纳法的优点是运用方便，只要根据少数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就能推导出公共管理学假说；它的缺点在于不能保证结论的正确性，带有很大的或然性。简单列举归纳法的可靠性完全建立在列举事例的数量上，当列举事例的数量不断增大时，结论的可靠性就会有所增大。但即使列举的事例很多，其可靠性仍然不是绝对的，只要出现一个相反的例证，其结论就会被。所以，该方法只能为我们提供或然性结论，不能提供确定性结论。因此，为了提高假说的可靠性，最根本的是要收集大量材料，进行大量观察，收集的材料越多，考察的范围越广，结论的可靠性程度就越高。因果判断归纳法是根据因果规律的特点，在前后相继的一些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中，通过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间的相关变化来推出活动或现象间具有因果联系的方法。由于公共管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探索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发生、发展的规律，而规律是现象间的必然联系，因而要掌握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规律就必须借助于因果分析，即根据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的外在表现，去推测公共管理活动、现象的内在规律。所以，因果判断归纳的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具有明显的功用。因果判断归纳法包括五种具体方法：

一是“共同情境查找法”。它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出现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情境中，只有一个情境是共同的，那么这个共同的情境就与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一般认为，应用“共同情境查找法”的可靠性程度与文献中所记录或实际所观察到的情境数有关，也和各个情境中不同情况之间的差异性程度有关。如果文献中所记录或实际所观察到的情境数越多，各种不同情况之间的差异性越大，运用“共同情境查找法”就越可靠。

二是“不同情境比较法”。它的主要内容是：如果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出现的情境与它不出现的情境之间只有一点不同，即在一个情境中有某个情况出现，而在另一个情境中这个情况不出现，那么，这个情况与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之间就有因果关系。同时，“不同情境比较法”也会出现错误，因为“不同情境比较法”要求正反情境中只有某一点不同，但在实际研究中很难遇到除一个情况外，其他一切情况都相同或相似的两个情境。如果正反情境除某一点不同外，正面情境还存在反面情境所没有的另一些独有的情况，而且另一些情况又被研究者忽视的话，那么使用“不同情境比较法”所推出的结论就会产生错误。

三是“查找比较并用法”。这是“共同情境查找法”与“不同情境比较法”的综合运用。其内容是：如果在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出现的几个情境中，都存在一个共同情况；而在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不出现的几个情境中，都没有这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与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之间就有因果关系。使用“查找比较并用法”可分为三步：（1）把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出现的那些情境加以比较；（2）把所研究的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不出现的情境加以比较；（3）把前两步比较所得到的结果再加以比较。

四是“紧随变化关注法”。其内容是：如果某一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时，另一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也随之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那么这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之间有因果关系。运用“紧随变化关注法”来判明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公共管理现象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时，要注意两点：（1）涉及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紧随变化关系时，其他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在不同情境中应无明显变化。如果其他活动或现象也在发生变化，而我们又忽视了那些正在变化之中的活动与现象，那么“紧随变化关注法”推出的结论就可能有错误。（2）两种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紧随变化关系常常仅反映在一定的限度内，超过这一限度，它们的紧随变化关系就会消失，或者表现为一种相反的紧随变化关系。因此，我们必须正确把握公共管理活动与现象间的紧随变化范围，把握住最佳范围，才能运用“紧随变化关注法”推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五是“其余推论法”。其主要内容是：如果已知某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是另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原因，同时已知前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中的某一部分是后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中某一部分的原因，那么前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其余部分与后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其余部分有因果关系。

上述因果判断归纳法是提出公共管理学假说的主要方法，然而它们却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这是因为该类方法仅适用于研究单因素的因果关系，即作为原因的各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都是相互独立，彼此之间并不发生作用。在这一假定之下，研究者在分析中把其他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理解为静止不动的，而只观察其中某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变化。但事实上，作为原因的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间却往往是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的这种交互作用是因果判断归纳法无法解决的难题，即该类方法在具体使用中无法考虑“相关因素”对结果的影响作用。

2.演绎法

演绎是从一般性原理出发推导出个别结论的方法。演绎推理中，只要前提正确，推理的形式合乎逻辑规律，演绎出的结论总是可靠的，所以，演绎是一种确定性推理。既然演绎所得结论具有确定可靠的性质，那么为什么演绎所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公共管理学假说，而不是公共管理学理论？这是因为，通常作为演绎出发点的原有公共管理学理论，受其产生时的认识水平和研究条件的限制，可能包含有错误和不足，原有理论和现有公共管理活动与现象间的完全适切是很难达到的。因此，从这种理论前提出发，通过演绎推出的具体结论是不可能绝对可靠和科学的。从这一意义上讲，演绎推理也可作为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方法。在公共管理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从已有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出发，运用演绎方法，许多研究者成功地提出了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如，巴纳德在“传统组织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行政组织假说”；西蒙在“行为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即决策假说”，等等。

3.类比法

类比是根据两个或两类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之间在某种属性或特征上的相同或相似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或特征上也可能相同或相似的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为了要认识未知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或某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未知方面，往往把未知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和已知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进行比较，从中找出两者的共同点，再利用这些共同点作为中介去推测未知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运用类比推出的假说不一定可靠，多半带有或然的性质。其原因在于：一是类比的客观基础限制了类比结论的可靠性。因为进行类比的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之间既有同一性也有差异性。同一性提供了类比的根据，而差异性则限制了类比结论。如果根据相似的属性进行类比时，推出的属性正好是两者的差异性，那类比的结论就容易发生错误；二是类比的逻辑根据也是不充分的。类比是以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间的某种相似为依据，但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间的某些属性上的近似和相同，并不能因此得出两者在其他方面也必然相似和相同。因此，为提高类比结论的可靠性程度，应注意两点：一是用作类比的两个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共有属性越多，推出结论的可靠性程度就越高；二是类比时以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间的本质属性为推理的依据，才便于推出可靠性较高的结论，因为在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诸多属性中，本质属性是决定性的。

（二）数理方法

数理方法作为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利用统计方法推导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统计方法是在随机抽样的基础上，以局部资料推断出整体特征的方法。运用统计方法进行公共管理学研究时，须从整体中选取样本，然后以对样本的统计资料为基础，进行分析，并对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某种整体特征作出推论和判断。二是通过建立模型提出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所谓模型就是以简化的图形或公式语言对一种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本质特征或基本过程进行形象化的描述。它是依据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经过抽象而得出的反映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运动规律的图形或公式。利用模型可以把一个公共管理学问题高度抽象化，把对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研究转化为应用量化工具对模型的研究，并通过对模型的修正逐步对某一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作出某种推测性理论概括。

（三）直觉方法

在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应充分发挥思维的能动作用，创造性地运用多种方法以达到研究的目的。有时对已有的文献资料或事实资料进行分析时，甚至可以不受固有的逻辑路径的限制而直接去揭示某种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的本质规律。这种直接揭示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本质规律的思维方式，称为直觉思维。直觉思维有多种表现形式，而最重要的是创造性想象。创造性想象是根据一定的目的和任务，在已有文献资料或事实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新的排列组合，而独立地提出新设想，以揭示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本质和规律的方法。以上三种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生成方法，在实际的公共管理学研究中往往是相互补充的，很难说某一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提出仅用了一种方法。所以，熟练掌握提出公共管理学假说的各种方法，对于我们提出合理的相对准确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是不可或缺的。

五、公共管理学研究中理论假说的验证路径

要确定以推测形式表述出来的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的可靠性程度，就需要对理论假说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标准只能是现实的公共管理活动或现象，即当现实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满足了假说所设定的条件后，如能获得假说所预见的结论，即可认为该理论假说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准确性。验证公共管理学理论假说一般有两种基本路径：一是直接验证路径。

即对假说做出的基本构想或预见进行直接验证，检验构想或预见的结论与现实的公共管理活动、公共管理现象是否完全一致。直接验证的优点在于，通过特定的文献资料与事实材料能直接判定假说基本构想与预见的正确与否，因而具有较强的论证力。二是间接验证路径。间接验证是在受各种条件限制、对假说进行直接验证有困难的情况下，而采纳的一条路径。

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篇2

关键词：地方政府;形象;公共危机;传播

一、相关理论

（一）政府形象

国内学者虽然对“政府形象”没有一致的概念界定，但是在本质上的理解是相同的，即普遍认为政府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整体表现与客观效果所作出的公认的、相对稳定的评价。

政府形象包括三个部分：价值理念部分、视觉部分和行为部分。政府形象是是这三个部分的体现和有机整合。

（二）政府形象管理

即使政府形象十分抽象，但是它仍能够作为一个对象进行管理。虽然政府无法干预公众的心理活动，但公众的心理活动建立在特定的事实基础上，还受外部因素的作用。政府可以采取积极的措施影响产生公众心理活动的事实基础进而影响公众对政府的价值判断，形成良好的政府形象。政府形象管理包括政府形象规划、控制、传播、调整以及反馈五个要素。这五个要素彼此联系、互相制约。良好的政府形象不仅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施政效果所作出的良好评价，更是政府继续施政所依赖的精神支柱。

二、研究问题

（一）对公共危机管理提供建设性意见

就像贝克所言，我们已经迈进风险社会，危机已成社会常态。2008这一年中国经历了3.14暴力事件、南方冰雪灾害、三鹿奶粉事件和5.12汶川大地震。面对频繁发生的危机，社会各界需要站在各自的角度，为公共危机管理提供有效的意见。

（二）对公共危机传播管理中大众媒介与政府的关系进行分析

危机传播管理对危机管理而言是重中之重。这是由于传播是在人们之间的所有关系产生的基本机制，是社会系统协调运转的一个重要环节。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危机时期，难以进行有效的、无障碍的信息传播。如今，大众媒介是最有效的，最普遍的，使用数量最多的、最快的方式。所以，大众媒介身肩维持有效的信息流通，实现其社会功能的重任。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政府享有公共决策权、社会资源最终配置权，还是一个重要的源媒体。所以，政府理应是危机事件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有义务竭尽所能减少成为公共危机传播中障碍的可能性。

（三）对地方政府如何在公共危机中提升形象提出建议

在中国，地方政府有相当的自治权。公共危机往往发生在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域。能否得当管理公共危机反映了当地政府的治理能力。若对公共危机处理不当会直接损害当地政府形象。地方政府由于旧的思维习惯，往往采用封堵的方式。这种方式既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同时也容易产生谣言。直接后果是损害地方政府的形象，并最终影响到当地政府统治的稳定性。随着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推广，消息无法阻挡，传言升级，致使信息失去控制，最终为政府所用的传统大众媒体，也很难实现应有的效果。维护地方政府的形象依托于政府和公众的互动沟通。如果实现了有效互动，能将危机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在危机形成期消除危机。相反，将使危机越来越严重，造成损害地方政府形象的恶果。危机对于当地政府的形象来说即是挑战也是机遇。

三、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具体如下：

（一）案例研究法

对某些特定的案例进行研究，由此发现问题，并为文中观点提供论据。借助网络来寻找案例。新华网、新浪网、人民网等都保留了公共危机发生时的很多报道，而且可以保证它的真实性。

（二）文献分析法

通过对历史文献进行梳理收集，可以找出需要关注的问题并且发现新问题。这篇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和分析建立在大量文献分析的基础上。这些历史文献包括理论专着、期刊文章、危机事件的解读等等。

四、研究价值

（一）理论意义

以前的危机公关、政府形象研究中大多采用单一视角的研究方法。本文尝试突破传统方法，在同一个平台上研究危机公关与政府形象。通过对公共危机传播的整个过程以及当地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的分析，不但能够为公共危机传播研究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角度，而且能够为地方政府形象研究提供一个新框架，即地方政府形象与公共危机信息传播过程互动性研究的理论框架。

（二）实践意义

1、通过地方政府形象与公共危机信息传播过程这一整体框架进行研究，能够使地方政府清楚地了解自身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作用，明确自身在危机传播中的优势、弱点及如何修复。

2、根据哲学中普遍联系的观点，从地方政府形象与公共危机信息传播过程的互动上对公共危机的有效传播和地方政府形象的树立进行分析研究。一方面，地方政府形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在公共危机事件中的表现;另一方面，当地政府的良好形象，也有利于解决危机。

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篇3

【英文摘要】Accompanied with the reform of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and the coming of public administrative era，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law regulating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has faced with deep chang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researchpatterns.The concept of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transferred from single state administration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at includes state administration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The regulationg object of administrative law has extended from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Theadministrative law pattern should change its central tasksfrom the administrative power to public rights.

【关 键 词】行政法范式/国家行政/公共行政Administrative Law Pattern/State Administration/Public Administration

【 正 文 】

一、国家行政和行政法的基本范式

“学术的历史乃是现象的概念化与概念的规范化、思维模式的培育与变革、方法论的探索与创新的历史。”[1](P226)将现象概念化并形成包含特定价值和方法在内的理论框架，通过比较不同理论框架解决面临问题的效果，来获得、验证“进步的”“科学的”的理论，进而指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2](P46-48)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行政法就是解决有关行政问题的法。[3]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研究的方法，有关什么是成问题的想法，何者应该包括在研究领域里，何者应该排除在外的标准”，[4]这些科学史学者称之为范式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定时期“行政”的观念和问题所决定的。因此，要研究行政法基本范式，应该从行政观念开始。

居于现代行政法学理论核心地位的行政观念，起源于20世纪初叶行政国的兴起和发展。20世纪初叶始，公共事务的急剧增多，“市场失灵”对政府放任政策的否定，导致人们尝试通过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物的范畴，赋予其足够权力的方法，以解决所面临的市场失灵困难。这种强化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必然性，主张国家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有运用各种强制性手段的必要性，力图用扩大国家职能的方法扭转经济和社会危机，提高行政效率，增进公共利益。

我国现行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就基本上是从国家行政这一背景出发的，集中体现在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和行政法的功能两个方面：

（一）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主体和行为

虽然在表述上略有不同，我国行政法学者基本上都将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界定为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国家行政权的行为。对此概念可从主体和行为两个角度把握：从主体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专属于国家，国家是管理公共事物的唯一主体。例如有的学者在解释行政的含义时，认为“只有国家才有权进行行政活动”，“行 政是国家的”。[5](P30)更有学者为了强调国家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独占性，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解释道：“只有国家出现以后才有行政，将来国家消亡了，行政也将自然消亡。”[6](P4)从行政的行为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行政活动的本质是国家运用行政权所进行的管理活动，“行政就是管理”，[6](P4)强调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并将运用强制性权力当作行政行为的本质。

不难看出，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概念的上述解释，正是基于对国家行政观念的认同，即，因为“市场失灵”，所以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应由国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直接承担起行政的任务；从行为的角度来看，主张国家为提高行政效率，有运用强制性权力的必要。随着行政国实践的成功，上面的观念演化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专属于国家，行政行为本质即强制性权力。

（二）行政法的功能（即要解决的问题）：提高国家行政效率，控制行政权力滥用

从主体和行为两方面强化国家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国家行政观念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如何保证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时的效率？如何避免行政机关运用其被赋予的强大权力侵犯相对较弱一方公民的正当利益？如果制度设计不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则国家直接管理公共事务的必要性、国家运用强制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合理性都将大打折扣。于是，这两个问题便成为行政法在行政国背景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对行政法律关系特点的认识，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构建、现代行政法各流派的特征等这些行政法律科学领域内的重大问题，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国家行政的特点和其面临问题的烙印。例如，对经行政法调整而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特别的认知，学者们从两个关节点上把握，一是行政法律关系必有一方是行政机关；二是双方地位不对等，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处于优越的地位。[7](P22-23)这两个特点恰与国家行政的主体和行为的特点相对应。又如，学者们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行为的研究，一般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三个角度展开，而这三种行为的内在线索则是国家所享有的以命令和强制行为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国家行政的观念是这三种行为的主线（注：我国现在通行的行政法学教材基本上都是以此结构为基础而展开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的。）。再如，行政法学的主要流派，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其对行政的本质和待解决问题的认知，虽然侧重点和价值取向不同，也都是在国家行政的框架内，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解决问题方案。无论是注重行政效率，还是强制控制行政权，或是兼顾二者，它们的理论预设和体系的展开，都是根据国家行政的要素的问题，带着国家行政这幅眼镜，在侧重保障国家的行政权与控制国家行政权的不同重心上去认知、解决问题。

法律具有时代的精神，它是一定时代精神的反映。20世纪初叶，公共事务的增加，市场失灵的影响，强化了国家行政的观念，强化了行政主体唯一性和行政权优越性的观念。这种强化，符合行政国时期公共事务增多对国家职能扩张的需要，因而，以国家行政为基石的行政法范式，也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应该将一定时期的实然现象，当成所有时期的应然现象。对把国家行政观念下的行政特点和行政法观念当成一种无可置疑的所有时代“应然”现象的本质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抱有足够的警惕，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观念剪裁现实，恰恰相反，是现实决定了我们的观念。

二、公共行政的兴起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型

（一）公共行政的兴起

自20世纪60年代起，“政府失灵”使人们开始怀疑行政国家控制全部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性，“人们开始反思负担过重和过分官僚化的政府是否有能力负担指派给它的繁重的工作任务”。[8]在管理公共事务的主体和方式方面，国家行政思想所蕴含的关于行政的两个基本观点，即国家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主体的唯一性和强调行政权力性行为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手段，都在被逐渐突破。一场以部分行政权力社会化和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行政改革，正以方兴未艾之势席卷全球。具体表现为：

1.第三种组织的出现。所谓第三种组织，即由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等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它们致力于国家正式机制以外的公共目标。它们的活动范围介于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域和以个人自由为标志的私域之间，被称之为第三域的范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美国家，第三种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渐突出，成为实现公共利益不可或缺的力量。[8]

2.非权力性行政方式的广泛使用。实践中，以淡化行政管理权力和强制色彩为重要特征的新的行政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激励等，越来越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流方式。它们在提高行政效率，增进行政民主，保证行政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公平、平等方面具有积极效果，已经被人们广泛采用。

3.公法向私法的逃遁。随着行政的主体多样化和非权力性行政方式的日渐增多，行政法的调 整和调整方式也出现了诸多变化。行政任务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行政任务的部分民营化，行政方式的非权力化，救济方式的多样化等等，也不断地反映到调整这些现象的行政法中来，概括起来，即行政法正在逐渐扩大调整对象，变革调整方式，主要体现为权力色彩和强制功能的弱化，代之以平等和合意因素的增加。正如日本学者盐野宏指出的那样，“实体法上区别公法和私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行政机关的调整公共事务管理的法律适用和救济方面，不是机械地适用公法的规定，而是根据问题定向，采用“提示问题式的概念”，以平等、比例、公正为原则适用公法或私法实现公共利益。[9](P35)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形象地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公法向私法的逃遁”。

（二）国家行政范式的困境

这场观念和制度变迁革命，不能不影响到行政和法学研究。这时，国家行政范式决定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方法，显出了致命的缺陷。国家行政观念使人们在研究上述问题时，往往仍从国家公共事务管理主体的独占性和行为的权力性角度去认知界定新问题，并仍把国家行政权力的“保障”或“控权”当成问题的重心。但是，新的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恰恰是因为它们不能从旧的角度在旧的范式中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问题构成旧范式下的“反常问题”。例如，第三种组织的出现，有利于解决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提高公共事务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的能力。但是，由于主导的国家行政范式的决定性影响，在行政法理论研究中，它们在行政组织法中却处于尴尬的地位，因为它们突破了行政事务管理权专属于国家这一国家行政观念的预设，其存在虽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其他位及权力来源的合法性基础仍相当缺乏。[10]再如，现在通行的行政法理论结构，其对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行为性质的界定，对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非权力性行为或权力色彩淡漠的行为难以解释：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即便勉强拉入现在的理论框架之中，也既“不全面又不顺畅”。[11](P46)

作为一种理论范式解决反常问题的尝试，我们不能武断地将学者们对上述新现象的解释称之为错误，但不得不指出，这种基于国家行政基础上的研究视角，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行政方式的发展变化方向，偏离了公共行政改革问题的重心，也分散了理论研究根据问题定向的注意力。比如，在研究行政合同、行政指导这些新的行政方式时，为了表明这些问题是行政法问题，其内在的包括着前述国家行政的主体和行为要素，学者们强调这些行为虽然有合意的一面，但其要素仍是双方地位不对等，行政机关在其中居优越地位，其行为本质上包括权力性因素。研究部分行政权力社会化问题时，学者们多将新的行政主体的出现从行政权力的授权或委托角度研究，研究的重心放在授权或委托的程序、侵权责任归属、救济方法和途径方面，而忽视或回避对行政权力社会化合理性的直接研究等等。“科学本质上是解决问题的活动和根据问题定向的活动”。[12](P4)我们在思考行政法对行政现象如何规范时，应该从解决现实问题和根据问题定向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把国家行政观念当成丈量行政问题的尺度，以此判断行政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把不符合“应然”观念的新现象，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不是科学的方法。

（三）行政法范式转变

以国家行政观念为基础的主流行政法范式的困境，源于“市场失灵”基础上的政府全能理念。从“管得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到“政府全能”，我们面临的问题由“市场失灵”变成“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出现之后，我们不可能再回到一切依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老路上去。国家行政严格区分“行政行为”与“市场行为”的观念使我们在“选择市场还是选择政府”的问题前一筹莫展。

对于行政法学研究而言，以国家行政这一思想工具来整理新问题的研究方法，限制了我们研究问题的视角和层次，使我们把所谓的“准行政行为”、“第三种组织”或第三领域放逐到行政法研究的边缘，甚至干脆将之放逐出境，而无视它们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为与公共行政改革相适应，行政法对新问题的认知和规范，应该从变革国家行政观念主体要素和行为要素的弊端出发，以有效地解决问题为尺度，多层次、多重心地展开研究。简单地说，为了解决新问题，必须有新观念。由此，本文引入了公共行政下行政法的新范式：

1.行政的基本观念，从国家行政变为包括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的公共行政。国家行政理念主张：管理公共事务的最优选择，是由国家直接运用行政权力实现行政目标。公共行政理念则转变为：管理公共事务的最优选择，是多主体参与，合理的配置国家与社会之间公共事务管理范畴，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这种理念的转变，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变化，即行政目标、行政主体和行政方式的变化。行政目标的变化，预示着从以国家行政观念下管理为中心的目标，扩大为管理和服务并重，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共利益为行政的直接目 的。行政主体的变化，表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不再简单地由政府全部包揽，而要以能够最优地实现公共目标为标准，确定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主体，非营利组织、地方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只要有利于公共目标的实现，都应该能够通过法定渠道进入公共事务管理领域。行政方式的变化表明，“行政并不仅是行政行为和行政强制执行，而是使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实现其目的”。[19](P36)既然行政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管理，而是最优地实现公共利益，那么，基于公开、平等、合意原则之上的非强制性行为方式实现行政目标的行为，将得到倡导和推广，因为这些行为方式更有利于调动相对方的积极主动参与，有利于公共目标的实现。正如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所言：“公共行政的中心问题被看作是提供公共利益和服务时，除了扩充和完善官僚机构外，其他的组织形式也许可以提供所有这些功能。”[13]这种思路有助于其他的组织形式介入行政，使我们对于公共事务的解决有更多的选择，可以较好地实现公共利益。

2.与行政的基本观念转变相联系，行政法的基本问题，以政府权力为主导变为以公共利益为主导。政府权力为主导，考虑的是政府应该怎样行政的问题，以公共利益为主导，则谁来行政和怎样行政均成为可以讨论和研究、具有多种选择的问题，行政法不再机械地以权力性行为认知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其基本问题不再仅仅是“控权”和“管理”的问题，以制度化的方式实现公共利益、提供最好的公共服务将是行政法的基本的直接的任务。这种转变，使我们不再囿于公共事务管理的国家专属和权力性质，公共利益从政策选择背景转变为公共行政的直接目标，从行政法的幕后走上前台，成为行政法研究的直接对象。这样，我们得到正面讨论并有望解决上述行政主体和行为两方面的问题：(1)行政主体多样化问题。专属的政府权威行政观念向多中心的民主行政观念转变后，就成为行政法研究的常规课题。(2)行政的方式权力色彩淡化问题。从管理行政观念向服务行政观念的转变后，也将不再是行政法研究的反常问题。正如狄骥指出的那样：“不存在一种因国家权力存在而不同于私法的所谓公法精神，法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公平精神”。[14](P499)抛开僵死的教条和学科限制，以问题定向，运用法律规范手段，实现权威行政向民主行政、管制行政向服务行政过程中的公平和效率转变，以促进人民福祉，应是行政法在未来的主要任务。

三、公共行政观念对行政法研究的启示

行政法范式的上述转变，带来研究视角的转换，给行政法的理论研究最重要的启示是：打破国家行政观念界限，以问题定向，促进公共利益。具体体现在：在部分行政权力社会化问题上，不再为社会组织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寻找借口，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对国家行政机关同社会组织的权力划分、社会组织进入国家公共事务管理的途径、管理方式及对相对方的救济问题予以足够关注。对非权力性方式的研究，也可以从如何提高公共效率需要角度出发，正视其行为的权力性因素和非权力性因素，对其行为的规范和争议的解决，根据具体行为的性质制定相应的规范，避免硬给其贴上一个公法或私法的标签，进而引起理论和实践的脱节。近年来世界各国出现的一些突破原有国家行政观念的现象，如行政组织私法化、行政行为之非制式化、行政任务民营化、行政法关系的多面化等等。研究这些问题时，应基于范式转型的角度，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以增进公共利益，提高人民福祉为目的。这种研究方法，能够使我们摆脱理论范式带给我们的局限，避免围绕一些假问题而展开的无意义的争论。

国家行政观念向公共行政观念的转变，对于行政法学研究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获得若干现成的教条或答案，而是确立了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以问题为定向的态度。因为，截至目前为止，公共行政仍被学者们称之为学科探索过程中的一个主题，在此领域内没有居支配地位的单一分析模式。它更多的呈现为，以改进国家行政观念而进行的，对公共事务管理主体和管理方式变革而展开的具体制度探索。它比较明朗的一面是其批判性的一面，即变革国家行政观念。它比较不明朗的一面，则是其建设性的一面。总之，虽然公共行政改革尝试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和管理方式予以改革创新，但它并不是一套已经定型了的完整制度设计。所以，要真正实现行政法范式的转变，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解决，如多元化行政主体的规范。国家行政向民主行政转型，行政主体多元化，必然伴随政府职能重组和各种组织介入公共事务，这就需要对主体资格、事务划分等作出界定。又如，非权力性行政和研究。由于在国家行政观念下，权力行政占绝对地位，非权力性行政行为该如何调整研究目前只是刚刚起步，对哪些领域应禁止政府运用强制性权力，哪些公共事务适合交由市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都须研究才能明确。再如，行政法律关系多样化的问题。除了原有的行政主体与相对方的命令——服从关系之外，新出现的多种行政法律关系[15]，从现象到本质特征，都 有待于我们在研究中深化其认识。

参考文献

[1]王锡锌，陈端洪．行政法性质的反思与概念的重构[A]．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3]罗豪才．行政法之语义与意义分析[J]．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4)．

[4]Kuhn，Thoma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phoenix books ed.Chin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12-115.

[5]许崇德，皮纯协主编．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6]胡建淼主编．行政法教程[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7]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

[8]Lester salamon，the rise of the third sector，foreign affairs 7-8，1994.

[9]〔日〕盐野宏．行政法[M]．杨建顺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10]苏力，等著．规制与发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参见“第三部门的运行与其合法性问题”一章．

[11]刘莘，等主编．中国行政法学新理念[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

[12]〔美〕拉里．劳丹著．进步及其问题[M]．方在庆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14]《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tcal thought》，edited by david miller basil basil Blackwell ltd.，1987，Public administra条。

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篇4

关键词：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社会网络分析

在公共管理学研究领域中，由于其发展历程较短，更容易在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大数据时代，进行研究模式的创新发展。现在的公共管理学研究阶段，加强对社会网络部分的研究分析，能够丰富研究方式、完善研究体系、拓展研究方向，全面推动公共管理研究发展。进而推动公共管理学科在现实应用当中，达到更好的效果。

一、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社会网络分析概况

社会网络分析的主要分析内容，是社会关系结构以及社会关系的特定属性，关注重点始终围绕社会网络对社会行为的影响以及具体的影响方式。社会网络分析，首先，应通过科学方式对分析层次与对应的社会网络关系进行界定；然后，广泛收集相关网络数据，并应用这些数据进行社会网络关系的构建，进行关定性与定量测量；最后通过全面的数据分析，得出有效的分析结果。公共管理中的社会网络分析，其主要对象包括社会企业、政府机构、民间公共行动体系以及社会团体等。在不同机构团体当中的管理应用当中，由于多种因素的交错影响，会直接涉及各应用主体的利益问题。由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研究，涉及到的研究对象与人们生活、社会治理等方面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社会网络关系中重要节点的公民、组织、部门或机构，都为社会的有序发展，发挥了重要的现实功能及客观作用。通过对社会网络更深层次的研究，能够高效实现公共管理的现实应用意义。

二、公共管理过程中中社会网络分析应用

1.社会网络分析应用原则

在社会网络分析短暂的发展历程当中，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如美国公共管理领域构建的三种社会组织网络形式：政策制定、合作治理与纳税人买单公共服务。这三种社会组织网络形式，在公共管理当中的实践，能够为我国公共管理的研究发展提供众多借鉴内容，并从中提炼出三点作为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原则：第一，我国当前的公共管理发展当中，面临公共问题复杂、棘手，且越来越多样化的发展情况，只有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相关部门与民间相关组织之间，通力构建合作社会网络关系，才能够有效提升研究与实践效率，更好的达成公共管理效果。第二，在经济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城市建设与发展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政府部门有效的公共管理工作，对实现政府对城市建设的权利与职责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第三，促进并加快各组织、部门、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是公共管理高效运用的重要途径。科学应用社会网络分析，能够帮助形成有效的合作范式，使公共管理更加的系统与规范。

2.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前景

社会网络分析对于公共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由其是在当前公共管理与城市公共规划管理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之下，社会网络分析能够拓展公共管理的研究方向。其一，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实现。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能够推动网格化城市管理模式的发展，同时，合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可以重新定位城市的网格化规划，以科学的眼光看待城市各主体之间的关系，调整城市的网格化形势及其管理模式。其二，各城市主体之间合作模式的建立。立足于城市建设的全局性、复杂性与综合性角度进行社会网络分析，深入了解各部门、组织、机构的不同职责与社会功能；同时，运用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社会网络分析，能够注重各方利益，多角度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通过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模式，推动公共管理效果的最佳化发展。其三，推进城市公共管理体系改革。城市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其内容涉及广泛，合理应用社会网络分析，能够有效支持改革的推进。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能够实现部门协调、管理方式调整，进而推进城市管理体制改革。

三、公共危机治理中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

公共危机多以不可预测的形式出现，在无法预防的情况下，只能够通过有效手段减轻一定程度的危害。将社会网络分析融入到公共危机管理当中，进行研究实践，其内容主要涉及社会组织、商业组织或政府部门等多主体协同合作下，自然灾害或人为暴力恐怖事件的预警、应对及处理。在国外的一些研究当中，例如卡普卡等学者以EMAC为对象的研究当中，通过网络分析软件分析出EMAC在卡特里娜飓风当中的网络中心度与中心性的相关数据，得出了“合作协调能力是公共危机应对过程的核心力量”这一结论。吉恩特在反恐的公共管理领域，应用社会网络分析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实践，并通过研究分析发现了叛乱网络关系当中关键环节。此外，意大利在2002年就成立了国家应急委员会，负责重大恐怖事件的救援决策工作的协商；在2004年又全面构建了指挥中心大楼，并针对突发事件应对建立了完善的决策指挥系统、资源配置体系、应急救援相关信息共享系统以及联合办公机制。通过对国外公共管理研究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合理借鉴，由其是社会网络分析在公共危机治理方面的研究，对我国公共卫生威胁、自然灾害应对处理、反恐领域等方面的研究与应用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综上所述，公共管理领域中的社会网络分析，对拓展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围与研究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实践表明，社会网络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能够促进社会各组织、机构、部门之间的协作运行，实现公共管理在社会前进与发展当中的有利作用。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当中，通过借鉴世界各国相关公共管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能够高效促进我国城市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

参考文献

[1]安卫华.社会网络分析与公共管理和政策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15(3):96-101

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篇5

[关键词]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研究方法；方法论；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C9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1-0100-05

一、导言

科学研究离不开有效的方法，科学进步也是随着方法的进步而进步[1]，这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的公共管理研究中亦是如此。定性研究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的“经典”方法，在公共管理领域有着广泛应用。[2]张梦中和马克﹒霍哲（Marc Hozer）通过对两家美国较有影响的公共管理杂志（《公共管理学季刊》和《公共管理学研究与理论》）所发表的一百多篇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用定性方法的论文远超过用定量方法的论文，用两者组合方法的论文也远超过“纯粹”定量的论文。[3]公共管理学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很多使用的也都是定性方法。然而，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定性方法远未获得其应有地位，学界在对其认识及使用上存在很大的误区。不少学者简单地把不能对所收集资料作量化分析，只能以文本形式进行描述的研究都看作是“定性研究”，或把其等同于“规范研究”。国内相当多声称采用定性方法的论文并没有严格遵循其规范要求，与其基本标准具有相当大的距离。[4]因此，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加强对定性方法的讨论和应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希望通过介绍定性研究及其操作规程，构建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供研究者学习参考，以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规范化和科学化。

二、方法、数据与理论框架

在搜集重要中英文论文和书籍材料的基础上，本文主要采用了简单文献荟萃整理的方法进行研究。中英文论文首先通过中国知网和web of science分别以“公共管理+定性研究”、“定性研究”、“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及“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等具体方法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187篇，然后通过分析标题、摘要、来源期刊和全文，对重复和主题不相关的进行了剔除，最后得46篇。中外文书籍首先通过国家图书馆搜索系统分别以“公共管理+定性研究”、“定性研究”及“扎根理论”、“案例研究”等具体方法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130本，然后根据书名、作者、出版社等将非学术性及主题不相关的进行了剔除，最后得24本。论文和书籍总共70篇。然后按照主题对其进行了细分（表1）。

在文献比较与整合的基础上，本文首先界定了定性研究的定义及特征。接着，通过回答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研究设计、方法类型等六个重要问题，构建了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图1）。其基本逻辑是：首先考虑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在确定条件符合后，需要根据定性研究特点，进行研究设计；之后就应该考虑有哪些定性方法可供选择，它们各自的研究重点和擅长领域是什么；在选定了具体的方法之后，就要考虑如何具体实施，即定性研究的操作步骤；定性研究做得怎么样，如何提高其科学性，这就涉及到其质量评价问题；由于定性研究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人和生物等，还必须考虑研究的伦理问题；质量问题和伦理问题贯穿于整个定性研究过程。文章最后讨论了基本路径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三、定性研究的定义及特征

定性研究的英文名为“qualitative research”，在我国台湾、香港地区及新加坡被译成“质的研究”，大陆地区也有部分学者将其译成“质性研究”或“质的研究”；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公共行政领域，“定性研究”的说法更为普遍。定性研究是指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通过观察、访谈、实物收集等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定性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强调在自然情境下而非人工控制环境中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2）重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定性研究认为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关系，研究过程是双方彼此互动、共同理解的过程，研究者对研究问题的认识，存在于与研究对象的互动之中。（3）强调从当事人（研究对象）的视角去理解其行为的意义和其对事物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5]（4）强调使用多元的方法，如观察、访谈、实物收集等，以获得对研究问题的全面深入认识。（5）注重用语言文字对研究现象进行“深描”，很少采用复杂的统计方法（如回归分析、路径分析）来报告他们的发现。（6）定性研究是一个不断演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的抽样、资料收集的方向、资料分析的重点、结论的建构方式等都会发生变化。

四、定性研究的基本路径

参照定性研究的基本流程，围绕着定性研究需要考虑的六个重要问题，将定性研究基本路径具体描述如下：

（一）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

研究者在什么条件下使用定性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考虑因素。一是问题类型，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定量研究擅长对变量问题的探究，而定性研究擅长过程问题。变量问题涉及的是差异与相关，如“是否”、“有多少”、“在多大程度上”以及“…… 的关系是否存在”之类的问题。[6]过程问题涉及的是事件与行为如何发生与演变，而不是它和其他变量存在何种关系以及多大程度上被其他变量所解释。适合定性研究的过程问题有：事件的发生对相关人群所具有的意义；自然和社会情境对这类事件的影响；这类事件发展和结果产生的问题等。[7]二是研究目的。研究者是想通过对个别事物或现象进行细致、动态的考察来获取丰富的描述？还是想通过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来证实普遍情况？前者适合定性研究，后者适合定量研究。三是数据特征。研究者已有的数据主要是描述性的文字材料（如实地笔记、访谈记录等）？还是结构化的量化资料（如统计数据）？前者适合定性研究，后者适合定量研究。四是实施条件。为获取对事物的深入理解，定性研究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访谈和长期的观察，如果研究者可以轻易地找到访谈与观察对象，那就比较适合定性研究。

（二）定性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是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初步设想与规划。在定性研究领域，对研究设计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后实证主义者主张对研究设计做完整系统的规划；非实证主义者认为定性研究是一个不断发现的过程，过早、过多或过于僵硬的设计会妨碍研究者即兴创造。[8]对定性研究新手而言，事先进行严谨的设计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设计就会一成不变，它会随着研究的进程进行调整。所以，研究设计仍应保持一定的弹性。

定性研究设计的基本逻辑跟定量研究是类似的[9]，即通过对研究过程的合理规划，以确保研究的效度，保证结论的科学性（确保自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当然，这些变量关系并不像定量研究中那样明显）（图3）。其基本任务是：提出研究问题、建立概念框架、制定抽样方案、选择研究方法、讨论研究效度。研究问题是指你想通过该研究回答和了解什么。研究问题至关重要，直接决定着概念框架、抽样方案和研究方法。概念框架是有关研究事物的一个解释框架——包含关键因素、概念或变量以及之间的关系，通常用图形表示。抽样方案是指对研究场所、人物、事件或过程的选择。定性研究通常都采用立意抽样，而且抽样并不是一次完成，需要在研究过程中对研究对象不断地聚焦以及再抽样。研究方法包括研究拟采用的主要方法、资料收集与分析的方式、研究结果的成文形式等。研究效度（有效性）是指研究结论的描述或解释的正确性与可靠性，[10]对定性研究而言，主要包括构念有效性、内部有效性、外部有效性三种（纯粹定性研究一般不考虑统计有效性；但如果是定性与定量结合的则需要）。有效性是研究设计的关键问题，研究者应详细讨论研究中可能面临的各种有效性威胁及其消除办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结论的科学性（有关三种有效性及各自所面临的威胁，请参考沙迪什（Shadish）、库克（Cook）与坎贝尔（Campbell）[11]的相关研究）。除了以上几个基本任务外，研究设计还应考虑研究的目标、意义、资源规划、伦理问题等影响因素。

（三）定性研究的方法类型、数据收集及其选择应用

定性研究包含哪些方法？学界在此问题上，分歧很大，如迈尔斯（Miles）与休伯曼（Huberman）认为有十几种[12]；沃尔科特（Wolcott）认为有二十几种[13]；雅各布（Jacob）提出了六种 [14]；阿特金森（Atkinson）、德拉蒙特（Delamont）和哈默斯利（Hammersley）提出了七种 [15]；邓津（Denzin）和林肯（Lincoln）则将其分为八种。[16]分歧大的原因在于，定性研究在发展过程中受到了众多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和众多范式与理论（如实证主义、建构主义、批判理论等）的影响，基于不同的视角，就会得出不同的分类结果。本文不拘泥于单一的视角，在整合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将定性研究所包含的方法都列举出来，并分析其特征及选择应用，以供研究者参考（表2）。

定性研究的众多方法之中，有一些已经得到了公共管理学者的重视。柯肯哈特（Kirkhart）在1971年将现象学方法引入公共管理研究。[17]贝利（Bailey）认为案例方法适合探讨大量公共管理的研究问题。[18]赫梅尔（Hummel）认为叙事方法有助于产生和积累公共管理知识。[19]然而，刘晓峰、刘祖云在对2006—2008年发表在《中国行政管理》等七家期刊上的652篇公共管理学文章进行分析之后发现，仅有60篇采用了规范的定性研究，而且这60篇中有59篇用的都是案例方法。[20]不难看出，在我国公共管理领域，采用规范定性研究的论文不仅数量极少，而且在方法的选择上也极为单一（主要是案例方法），这极大的限制了我国公共管理定性研究的发展。

（四）定性研究的操作步骤

定性研究过程包含哪些步骤？基于文献荟萃发现，不同学者在表述上存在较大差异。如大卫·希尔弗曼（D.Silverman）将之分为开始研究、分析资料、保持联系、写作、发表五部分。[21]陈向明认为其包括：确定研究现象、陈述研究目的、提出研究问题、了解研究背景、构建概念框架、抽样、收集材料、分析材料、作出结论、建立理论、检验效度、讨论推广度和道德问题、撰写研究报告等。[22]本文认为，不同类型的定性研究在具体操作步骤上会有所不同，不必强求完全一致，但以下几个基本步骤是不可缺少的，它们是研究设计、资料搜集、资料分析和撰写报告，故这里主要分析这四个基本步骤的主要内容（图3）。

首先是研究设计。研究设计要完成的主要任务是：确定研究问题、建立概念框架、制定抽样方案、选择研究方法、讨论研究效度等几个方面。

完成研究设计之后，就得着手进入实地，开始资料的搜集。定性研究的资料搜集方式有访谈、观察以及实物收集等。访谈适合搜集有关人的观念、态度与生活经历类资料；观察适合搜集有关人的行为及其规律的资料；实物则包括相关的文字、图片、音像、物品等。定性资料搜集通常都会产生回溯力，使研究者回头反思研究设计的内容。

资料搜集上来后，需要对其进行整理分析，如形成暂时性分析与摘要，撰写暂时报告、发展编码系统等。其中，编码是最重要的一种方式。“编码意味着对数据片段用一个简短的名称进行归类，同时也对每部分数据进行概括和说明。”[23]定性编码通常包含以下几个步骤：首先是进行初始编码（又叫开放式编码），对原始材料中所包含的基本范畴（概念）进行概括。[24]然后是轴心编码，对在初始编码中形成的范畴加以精炼和区分，从中选出值得进一步分析的范畴（主轴范畴）。最后是选择式编码，在更高的抽象水平之上继续进行轴心编码，其目的在于找出核心范畴。[25]例如在一项关于劳工阶级生活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婚姻这个词在许多对话中出现，于是他首先将一大堆田野笔记都编进婚姻这一范畴之下（初始编码）。后来，随着对资料的进一步分析，他将婚姻分成几个一般性的范畴，如订婚、结婚、离婚等（轴心编码）。最后，经过进一步分析，研究者决定以性别作为核心范畴，找出男人与女人在谈论订婚、结婚、离婚时的差异（选择式编码）。[26]在一项关于行政人员升迁意愿及其应对策略的研究中，专家们可能会提出一份编码清单（表3），这些清单可以用来定义代码或用作寻找新代码的参考。编好码以后，就可以进行资料展示了，展示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建立描述性图表，从中引出描述性结论；一种是建立解释性图表，从中引出解释性结论。两种结论，都应该通过研究对象的反馈予以确证或修改。

最后是撰写报告。报告应依据研究对象的反馈进行修改。如果研究的是多个个案，需要完成每一个个案的分析，再引出跨个案的结论，所有的结论（跨个案的、个案内的）都应放入期末报告。期末报告中应讨论结论对理论、政策与行动的意义。最后，还应依据读者需求与研究意图，将研究发现推广运用。

（五）定性研究的质量评价

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主张将定量研究中的“信度”、“效度”直接用于定性研究，或者根据定性研究特点对它们做出重新表述；一种主张发展与定性研究特点相符合的新标准，如坚定性、可靠性、可转移性等；一种主张超越标准之外去寻找可以保证定性研究质量的方法。本文认为，为了保证定性研究的质量，确立一定的标准是有必要的，定性研究质量评价标准可以将 “信度”、“效度”等传统标准与新标准进行融合（表4）。

（六）定性研究中的伦理问题

伦理问题是社会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对于定性研究，尤其如此。定性研究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伦理问题，都应遵循基本的伦理准则。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一个定性研究的伦理准则的基本框架如表5所示。

五、基本路径使用应注意的问题

基本路径，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了解和使用定性研究的简便途径，可以使其对定性研究的应用条件、研究设计、方法类型等问题有一个基本认识。但该路径作为一个全景式的简化描述，也存在不少不足之处，研究者使用时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基本路径只是关于定性研究及其使用的简化模型，并未涵盖其所有方面，特别是对各种具体方法（如民族志、扎根理论等）的讨论不多。研究者若想对各种具体方法有深入理解，需阅读其它资料。

（2）基本路径讨论的主要是定性研究中各种方法的共性，并未过多地讨论其差异性。研究者在进行具体研究时应将共性与差异性结合考虑。

（3）基本路径的各组成部分有较强的互依性，研究者应该重视这种互依关系，以一种整体而非割裂的方式来看待和灵活使用。这也符合定性研究循环反复、不断演化的特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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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立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环境治理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所所长；何元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江西农业大学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100191）

A Concise Roadmap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Yang LihuaHe Yuanzeng

[Abstract]Qualitative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studies. Based on a simple meta-analysis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the article briefly summarizes the defini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pplication conditions， research design processes， major types of concrete methods， operative steps， quality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ethics， and then constructs a concise roadmap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qualitative research， as a reference for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es and student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standardization， validity， and quality of Chinese studies on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Finally， the study discusses several issues for using the concise roadmap.

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篇6

“学术的历史乃是现象的概念化与概念的规范化、思维模式的培育与变革、方法论的探索与创新的历史。”[1](P226)将现象概念化并形成包含特定价值和方法在内的理论框架，通过比较不同理论框架解决面临问题的效果，来获得、验证“进步的”“科学的”的理论，进而指导我们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2](P46-48)

作为一门社会科学，行政法就是解决有关行政问题的法。[3]在行政法学研究中，“研究的方法，有关什么是成问题的想法，何者应该包括在研究领域里，何者应该排除在外的标准”，[4]这些科学史学者称之为范式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定时期“行政”的观念和问题所决定的。因此，要研究行政法基本范式，应该从行政观念开始。

居于现代行政法学理论核心地位的行政观念，起源于20世纪初叶行政国的兴起和发展。20世纪初叶始，公共事务的急剧增多，“市场失灵”对政府放任政策的否定，导致人们尝试通过扩大政府管理公共事物的范畴，赋予其足够权力的方法，以解决所面临的市场失灵困难。这种强化国家管理公共事务的必然性，主张国家在管理公共事务过程中，有运用各种强制性手段的必要性，力图用扩大国家职能的方法扭转经济和社会危机，提高行政效率，增进公共利益。

我国现行行政法和行政法学，就基本上是从国家行政这一背景出发的，集中体现在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和行政法的功能两个方面：

（一）作为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主体和行为

虽然在表述上略有不同，我国行政法学者基本上都将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界定为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国家行政权的行为。对此概念可从主体和行为两个角度把握：从主体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公共事务的管理权专属于国家，国家是管理公共事物的唯一主体。例如有的学者在解释行政的含义时，认为“只有国家才有权进行行政活动”，“行政是国家的”。[5](P30)更有学者为了强调国家对公共事务管理的独占性，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解释道：“只有国家出现以后才有行政，将来国家消亡了，行政也将自然消亡。”[6](P4)从行政的行为角度来看，学者们认为行政活动的本质是国家运用行政权所进行的管理活动，“行政就是管理”，[6](P4)强调国家运用行政权力实现公共利益，并将运用强制性权力当作行政行为的本质。

不难看出，我国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概念的上述解释，正是基于对国家行政观念的认同，即，因为“市场失灵”，所以从主体的角度来看，应由国家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直接承担起行政的任务；从行为的角度来看，主张国家为提高行政效率，有运用强制性权力的必要。随着行政国实践的成功，上面的观念演化为：公共事务的管理专属于国家，行政行为本质即强制性权力。

（二）行政法的功能（即要解决的问题）：提高国家行政效率，控制行政权力滥用

从主体和行为两方面强化国家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国家行政观念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如何保证行政机关运用行政权力时的效率？如何避免行政机关运用其被赋予的强大权力侵犯相对较弱一方公民的正当利益？如果制度设计不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两个问题，则国家直接管理公共事务的必要性、国家运用强制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的合理性都将大打折扣。于是，这两个问题便成为行政法在行政国背景下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对行政法律关系特点的认识，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构建、现代行政法各流派的特征等这些行政法律科学领域内的重大问题，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国家行政的特点和其面临问题的烙印。例如，对经行政法调整而形成的行政法律关系特别的认知，学者们从两个关节点上把握，一是行政法律关系必有一方是行政机关；二是双方地位不对等，在行政管理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处于优越的地位。[7](P22-23)这两个特点恰与国家行政的主体和行为的特点相对应。又如，学者们对行政法调整对象的行政行为的研究，一般从行政立法、行政执法和行政司法三个角度展开，而这三种行为的内在线索则是国家所享有的以命令和强制行为为主要手段的管理方法，国家行政的观念是这三种行为的主线（注：我国现在通行的行政法学教材基本上都是以此结构为基础而展开对行政行为的研究的。）。再如，行政法学的主要流派，控权论、管理论、平衡论，其对行政的本质和待解决问题的认知，虽然侧重点和价值取向不同，也都是在国家行政的框架内，阐述自己的观点和解决问题方案。无论是注重行政效率，还是强制控制行政权，或是兼顾二者，它们的理论预设和体系的展开，都是根据国家行政的要素的问题，带着国家行政这幅眼镜，在侧重保障国家的行政权与控制国家行政权的不同重心上去认知、解决问题。

法律具有时代的精神，它是一定时代精神的反映。20世纪初叶，公共事务的增加，市场失灵的影响，强化了国家行政的观念，强化了行政主体唯一性和行政权优越性的观念。这种强化，符合行政国时期公共事务增多对国家职能扩张的需要，因而，以国家行政为基石的行政法范式，也具有时代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不应该将一定时期的实然现象，当成所有时期的应然现象。对把国家行政观念下的行政特点和行政法观念当成一种无可置疑的所有时代“应然”现象的本质主义态度，我们应该抱有足够的警惕，因为，我们不能够用观念剪裁现实，恰恰相反，是现实决定了我们的观念。

二、公共行政的兴起与行政法范式的转型

（一）公共行政的兴起

自20世纪60年代起，“政府失灵”使人们开始怀疑行政国家控制全部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性，“人们开始反思负担过重和过分官僚化的政府是否有能力负担指派给它的繁重的工作任务”。[8]在管理公共事务的主体和方式方面，国家行政思想所蕴含的关于行政的两个基本观点，即国家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主体的唯一性和强调行政权力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本质手段，都在被逐渐突破。一场以部分行政权力社会化和放松管制为主要特征的公共行政改革，正以方兴未艾之势席卷全球。具体表现为：

1.第三种组织的出现。所谓第三种组织，即由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等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它们致力于国家正式机制以外的公共目标。它们的活动范围介于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域和以个人自由为标志的私域之间，被称之为第三域的范畴。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英美国家，第三种组织在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日渐突出，成为实现公共利益不可或缺的力量。[8]

2.非权力性行政方式的广泛使用。实践中，以淡化行政管理权力和强制色彩为重要特征的新的行政方式，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激励等，越来越成为公共事务管理的主流方式。它们在提高行政效率，增进行政民主，保证行政目标实现过程中的公平、平等方面具有积极效果，已经被人们广泛采用。

3.公法向私法的逃遁。随着行政的主体多样化和非权力性行政方式的日渐增多，行政法的调整和调整方式也出现了诸多变化。行政任务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行政任务的部分民营化，行政方式的非权力化，救济方式的多样化等等，也不断地反映到调整这些现象的行政法中来，概括起来，即行政法正在逐渐扩大调整对象，变革调整方式，主要体现为权力色彩和强制功能的弱化，代之以平等和合意因素的增加。正如日本学者盐野宏指出的那样，“实体法上区别公法和私法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行政机关的调整公共事务管理的法律适用和救济方面，不是机械地适用公法的规定，而是根据问题定向，采用“提示问题式的概念”，以平等、比例、公正为原则适用公法或私法实现公共利益。[9](P35)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形象地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公法向私法的逃遁”。

（二）国家行政范式的困境

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篇7

关键词：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强化措施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以实验研究法作为基础提出的学科研究法，现阶段，不少学科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例如心理学科。实验研究作为一种经典的论证方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区域无法有效使用，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实验法的缺失。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与特征

（一）实验研究的优势

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发现相关变量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以及作用机制，而发现因果关系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实验。虽然非实验法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存在一些限制，但是在使用时并不存在局限性，在实际的实验研究法中调查法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实验研究法常用到的思维方式是逆向思维，即在开展实验研究时，研究人员始终都存在“假如此事没有发生，那么它的结果会是怎样的”的一种思维方式，通过该思维方式，研究人员可以确定构建相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构，与最常用的研究方法———调查法相比较，实验法可以人为地对实验变量进行操控，并对其他干扰因素进行控制，效率相对提高许多。因此，实验法具有非实验法所不具备的优势。构成因果关系的三个要素分别是：时间先后、公变以及不存在干扰量[2]。在这三个要素当中，首先，变量之间的发生是存在时间先后关系的；其次，变量之间的变化应当是相关的，有着共同变化的趋势；最后，变量之间的关系变化不是由于其他量的变化导致的。实验法可以很好地满足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验证需求，因此，此非实验比较，其更加具有研究的优势。

（二）实验研究的特征

实验研究法是在排除其他所有干扰因素之后，通过控制影响变量的所有相关因素的关系，提取出研究目标之间所存在的变量关系，其特征为：控制性、随机性以及操控性。这三个特征在随机实验研究法当中存在特别明显，该实验法可以将可能存在影响因素尽数剔除，从而为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提供了绝佳的实验背景。另外，实验研究法重在人为地对研究变量进行操控和干预，其具体操作方式是在一定的数值范围内对研究变量进行调整，观测不同数值下因变量的变化情况。

二、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策略

（一）基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的强化策略

目前，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变量相关关系的论证已经成为一项成熟的方法，仅仅依靠了解实验方法的理论和实验变量的状况是无法进行论证的，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下面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这一方面对强化策略提出建议。实验研究方法的含义通常指的是以相关理论为基础，即以理论判断验证为研究目标，在特有的或者是认为创造的实验研究条件下，通过科学仪器设备，对相关研究变量进行控制和干预，通过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获取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3]。上文我们说过，在进行实验研究是通常采用的是逆向思维方式，即常用的理论验证实验研究方式是理论假设方式。实验法由于其自身独特的性质成为科学研究的景点方式，在进行实验研究时，通常是以人为的手段对变量进行调控，尽可能地减少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干扰，通过调控变量值取得不同结果的因变量，通过对这些记录下来的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判断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由于实验研究法具有随机性，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线型，保证了因果变量之间的普遍性。在公共管理中应用实验研究法最大的问题是其外部效度问题，指的是将研究所得到的结果类推到实际的社会情境当中或者是其他母体环境中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将实验所取得的结果应用到实际环境的情况下，由于其他因素的变化，很有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失效[4]。对此，我们认为，通过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我们关注的是实验结果的内部效度而非其外部效度。具有社会科学实验研究，其外部效度问题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不能因为这些问题就全盘否定实验研究的结果，实验研究本身的目的是通过人为地操控验证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从而对一类的事物进行推理论证。因此，在进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时，只能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因果关系推论，不应当根据实验结果进行分布式推论或者是结构式推论。

（二）基于公共管理实验方法学科特征的强化策略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通过实验研究去论证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逐渐成为一项成熟的论证方法，部分学科甚至已经形成了对自己学科最为有效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科、社会经济学以及政治科学等。在公共管理中形成适应自身特点的实验研究方法，在汲取这些已有专业实验研究方法学科经验的基础上，需要公共管理实验研究者根据自身项目的特点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特征。要形成具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需要研究人员根据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形成具有学科特征的实验研究方法。公共管理学科的特色是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本文以“根据问题中心，采用公共管理的思维方法”为研究策略，以公共管理真实情况中所存在的问题作为中心，以公共管理的总体状态以及内在因素联系作为基础，构建公共管理学科实验研究的理论框架[5]。每一个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都是不同的，公共管理学科所关注的中心问题应当是，以科学合理的态度对现阶段公共管理工作的恰当性进行分析，以此作为依据建立公共管理的框架结构，以恰当性作为框架中心目标，其构建方式为：因素—结构—功能，也就是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分析，此次实验研究对象的构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间存在的变量关系，该关系又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等。在构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的实验特征之后，在进行实验研究调查的过程中也需要依据公共管理的特性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现阶段，部分学科通过不断的实验研究已经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例如心理学实验方法的成熟，与其发展早期心理物理学的研究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要强化公共管理科学实验研究，需要研究者们进行大量的实践探索，寻找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方法。

三、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与挑战

（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机遇

随着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的不断推广，以中国国情为基础的实地实验和调查实验越来越多，针对各地需求开展不同目的的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并推算出其附加价值。实际上，在中国国情下开展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并且可供研究的题目种类也十分多。随着我国政策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第三方项目评估的兴起，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的应用也在不断增加。比如，在公共项目开展之前，需要对该项目进行评估，预算其价值并进行风险控制。另外，处于发展和经济转型时期的我国，与其他发展成熟的发达国家相比较有更多的变化，更加利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的展开，即我国的体制改革优势为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国每天在不同地区都要开展各种政策实验与管理创新，这些实验管理创新都为公共管理实验研究中的自然研究与准实验的展开提供了背景条件。例如，我国大量推行的定点管理实验，这些项目为实验研究者运用公共管理研究方法提供了极佳的背景条件。公共管理实验虽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是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般难以展开，如2013级厦门大学传播学院广告系的硕士生们运用“清推”方式开展的“凭借公益广告的力量改变市民以及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实验研究活动，在排除其他变量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影响之外，通过对不同标语对人们践踏草坪以及横穿马路等不文明行为的影响，看哪种标语对人们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具有强烈的制止作用。该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并没有很大的资金投入，但是通过该实验研究可以为城市不文明行为的管理提供参考意见。

（二）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在我国应用的挑战

现阶段，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在我国的应用仍然较少，国内公共管理学界对公共管理实验仍然存在一定的理解误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管理实验在我国的推广应用。例如，《管理世界》在征稿启事中对实验研究结果的发表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规定虽然没有限制实验研究论文结果的发表，但是对于学生的实验研究却做出了限制。另外，部分专家学者仍然未曾认可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认为实验法只能在实验室案中应用，并不认为我国的改革和试点均可以采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进行论证研究。要想推动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法在我国的应用，首先需要转变研究人员的传统思想，在实验研究中曾发现，理工科背景的研究人员较之文科背景的研究人员，更加容易能够接受实验研究法在公共管理的应用。因此，增加学科交叉融合，促进文理科之间的交流互动，对推广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四、结语

公共管理学科由于其自身环境较为复杂，研究结果由于受到外界因素失效的现象而引起争议，但是基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法本身就是对相关关系进行论证，从而对系列事情进行类推得出相关结果的方法。为了强化公共管理实验研究，研究工作者们应当根据汲取现有的具有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结合公共管理学科的现状，以我国社会环境作为实验条件，实验探讨出具有公共管理学科特色的实验研究方法，为实验研究法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应用提供有利依据。

作者:李芳 张宏涛 单位:陕西广播电视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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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篇8

关键词：危机管理；静态；要素；绩效模型

公共危机管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问题。对其进行研究必然会涉及很多方面和很多学科。从国内外的研究情况来看，所研究的具体内容相当庞杂。甚至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都可以从自己的认识出发，结合自身的学科优势，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某个侧面或某一具体问题加以研究。虽然涉及的内容庞杂，但归纳起来可以发现。对公共危机管理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动态过程中的各个阶段的研究和对公共危机管理的静态系统构成要素研究。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动态过程与静态要素

公共危机管理的动态过程可以根据不同的研究重点作不同的阶段划分，有时被划分得比较细，有时则划分得比较粗，如有三阶段、四阶段、五阶段及六阶段等划分方法。无论哪种划分方法，其共同之处是都以时间序列为基础，从前向后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动态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加以分析。以四阶段划分法为例，可将公共危机管理过程分为减灾、预备、反应和恢复四个阶段。公共危机管理实施中的一些具体操作，如预案及计划的制订、危机信息的、应急决策、媒体管理、危机公关、应急场情景管理等内容，实际上都是整个危机管理动态过程中的某个侧面或片段。

公共危机管理动态过程中的每个阶段都需要以静态系统为基础。所谓“静态系统”是指危机管理系统中相对比较稳定、常设的部分，由各种静态要素构成，如危机管理的组织机构、人员等。公共危机管理中的静态系统与动态过程是同等重要的，也是不可分割的，静态系统为动态过程的运行提供了基础和保障，而动态过程则是控制危机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消除不良后果的直接手段。静态系统是为动态过程服务的，动态过程是否能高效率地发挥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静态系统的建设是否科学、合理。用一个可能不很恰当的类比，如果说公共危机管理的静态系统相当于计算机的硬件系统，那么公共危机管理的动态过程则相当于计算机的软件系统。

从以往的研究情况来看，公共危机管理的动态过程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大多数研究论著都以公共危机管理的动态过程的时间序列为框架展开，对危机管理的风险评估、预案的制订、危机预警、应急决策、媒体管理等具体操作内容的研究都比较深入。相比之下，对危机管理的静态要素的研究则比较薄弱。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以往国内外对危机管理的研究中，对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起步更早，积累的研究成果更多。相对于公共危机管理，企业危机管理涉及的静态系统的要素要简单得多，因此对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中不可避免地会忽视对静态系统的关注。而对公共危机管理则不同，相关的静态系统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如果静态系统的建设不科学、不完善，那么再好的动态管理技术也将无济于事。

对公共危机管理系统静态要素加以分析，目的是将各种要素综合起来，概括出一个决定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效果的综合绩效模型。这样一个综合模型是有意义的，因为影响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效果的因素众多，而且各因素之间还存在着各种复杂的逻辑关系，难以全面把握。通过综合绩效模型，可以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尽量全面、直观地显示各因素的作用，这无疑对深入分析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系统有很大帮助。本文尝试运用控制论的分析方法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概括出一个决定公共危机应急管理效果的综合绩效模型。

二、使用控制论分析方法的合理性说明

影响公共危机管理系统的静态要素甚多，要想把各类要素有机地统合起来，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公共危机管理系统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而对于复杂系统的研究，上个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的现代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是比较有效的。正如控制论创始人之一的艾什比所说，“对于那些以复杂著称而其复杂性不容忽视的系统，控制论给出一种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研究复杂系统的种种方法里，控制论是数一数二的”。控制论事实上已经成为研究复杂系统组织的一个一般性原则，虽然控制论初创时期主要研究对象是生物系统、机械系统的控制和工程控制，如控制论的另一位创始人维纳把控制论定义为“关于在动物和机械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但人们很快就发现控制论方法适合分析所有存在着信息和控制的系统，社会系统显然也是一个存在着信息和控制的复杂系统，可见控制论方法同样适合对社会系统加以研究，如维纳在他后来的著

  

述中就对法律的社会控制机理进行了分析。

按照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观点，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存在着负反馈的闭环控制系统。坎农(W.B.Canno)提出了开放系统存在的“稳态(homeostasi)”的概念，并分析了生物稳态与社会稳态的关系。所谓稳态是指开放系统必须对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同时系统内部也会经常出现扰动，系统通过内部调节机制来应对各种变化和扰动，实现系统的动态平衡，使其能够维持相对持久的平稳状态。而系统的调节机制实质就是通过负反馈实现的控制机制。社会系统的稳态是人们期望的社会常态，是通过社会系统内部的调节机制来实现的，而这种调节机制也就是社会系统内部的信息反馈和控制过程。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目标也就是通过控制的实施来维持和恢复社会系统的稳态，因而控制论的分析方法在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系统的研究中是有效的。

三、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系统的控制过程

从系统论和控制论角度分析。可以给公共危机一个新的定义：公共危机是由社会系统内部某些因素的变化引起的，或由外部输入的因素促发的系统稳态的突然丧失，其严重程度足以威胁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或社会系统本身结构的维持和延续，公共危机的应急管理过程就是获取有关信息并对系统实施控制的过程。控制的目标是以尽量低的成本使系统恢复稳定状态。所谓控制是指“为了‘改善’某个或某些对象的功能或发展，需要获得并使用信息，以这种信息为基础而选出的，加于该对象上的作用”。危机管理的控制过程则是在危机发生后基于获得的有关信息，选择最恰当的措施，对危机事件本身及其造成的影响施加作用，使社会系统的正常功能得以恢复，保证社会的持续发展。

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篇9

[关键词] 政府形象；综述；政府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 D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8-037-2

政府形象研究是政治学、行政学研究领域的一个崭新课题，涉及到公共管理学、政治学、新闻学、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政府形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一、国外政府形象研究综述

相对于国内学者，国外学者对于政府形象的研究要早的多。1952年，卡特利普和森特在《有效的公共关系》一书中提出了“双向沟通”的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不仅使企业更加注重与顾客的沟通，提高了企业形象，也使重建政府形象提上了日程。哈蒙和梅尔在《公共行政的组织理论》一书中主张政府应该摒弃传统的理性的行政观，把民众看成是具有多种需求的“社会人”，通过提供有效的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来塑造良好的政府。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一书中提倡在政府内部建立企业家动机以重塑政府。约翰・罗尔、詹姆斯・沃尔夫等人在《重建民主公共行政》一书中认为政府的合法性和责任是构建民主政府，塑造政府形象的必要部分，主张政府的公共政策要能够广泛的代表不同的公众利益。

总体而言，西方学界单独以政府形象为研究对象所形成的专著很少见，但这些研究为国内学界对政府形象的研究提供较多可供借鉴的理论基础。

二、国内政府形象研究综述

（一）政府形象的概念

当前，学界主要从政府角度、公众角度、政府与公众相结合的角度对政府形象进行界定。熊水龙（1998）是从政府角度对政府形象进行界定的，他认为，政府形象是指由政府信仰、价值标准、思维方式等要素凝聚而成的思想观念通过组织机构的功能作用等外显出来的具体形象，是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通过自己的活动与行为显现出来的外观给予人们的直观感和直观印象。廖为建（2001）是从公众角度对政府形象进行界定的，他指出，政府形象是公众对政府综合认识后形成印象的总和。它是通过政府的建筑物、领导人、公务人员、方针政策、日常施政行为等具体而客观的东西作用于公众思想感情而产生的一种主观的综合印象。胡宁生（1998）是从政府与公众相结合的角度对政府形象进行界定的。在他看来，政府形象是政府这一巨型组织系统在运作中即在自身的行为与活动中产生出来的总体表现与客观效应，以及公众对这种表现与客观效应所作的较为稳定与公认的评价。唐钧（2010）指出，政府形象是政府在社会的映像汇集，是公众对政府的总体感觉，是主客观相统一的产物。

（二）政府形象的构成

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的形象构成具有复杂性的特点，各种形象因素相互联系，构成一个完整的政府形象系统，政府形象系统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出问题，都会影响到政府的整体形象。李素萍（2002）、黄阳和张微（2005）、王新华和江泉（2008）等学者都认为，政府形象是由政府形象的理念系统、视觉系统与行为系统三部分组成。廖为建（2001）指出，在政府形象系统中，主要包括组织形象子系统、人员形象子系统、环境形象子系统、文化形象子系统等八个形象子系统。汪青云、刘琪（2012）认为，政府形象包括客观形象、媒介形象和认知形象三个部分。在柯雄、杜万阳（2004）看来，政府形象不仅由客观形象、媒介形象和认知形象三个系统构成，且这三个系统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输入―输出”的互动模式。赵伟鹏和戴元祥（2001）指出，政府形象构成体系包括机构、素质、宗旨、制度、目标、政策、政绩等十个方面，另外，政府的地理位置、环境状况、物质设施等客观因素也是构成政府形象的重要方面。安世民（2000）指出，政府信誉是政府形象的核心要素，它是政府服务于民、取信于民而取得良好政府形象的体现。

（三）政府形象管理

这部分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政府形象的预期、设计、可利用资源分析；政府形象的传播与控制；政府形象的评估、维护、优化与更新等。颜如春（2002）在对政府形象管理的概念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构建政府形象管理的基本框架，具体由以下七个方面组成：政府总体形象设计、政府工作全面质量管理、政府政策形象管理、政府公务员形象管理、政府环境形象管理、政府传媒形象管理、政府危机管理。谢金林（2010）认为，在网络时代，政府形象管理存在网络舆论多元化与尖锐化、政治信任缺失、问责机制逆向选择等难题。李钰文等（2012）等指出，大幅度提高政府形象必须从明确目标、突破弱点、提高形象传播能力与技巧等方面解决“短板”问题。

（四）政府形象建设

作为政府形象管理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政府形象建设是实现管理的最为关键的步骤与手段。王剑敏、闻曙明（2004）认为，21世纪的市场经济建设中，政府形象建设的总体目标是民主、高效、创新、廉洁、法治的政府，真正体现在民，为民谋利。陈胜利（2011）指出，政府形象塑造的动因包括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自治能力的提高与政府改革的滞后。胡宁生（1998）从政府能力、法治、政府决策、廉政建设、政府绩效、危机管理等方面论述了政府形象构建的要素。汪华（2002）认为，机关精神建设对于塑造良好政府形象具有直接、现实意义，因此要确立现代行政理念，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提高干部素质。在赵宇峰（2004）看来，作好工作是树立良好政府形象的重要手段，在接待来访公众以及接听电话时都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张劲松、丁希（2009）指出，政府形象的重建与政治资源的开发不可分割、密切联系，在转型时期应以重建政府形象为目标，从强调物质性资源开发到重视权威性资源的开发，同时提升政府合法性，寻找权威性资源的新生长点等方面促进政府政治资源开发，改善政府形象。包有明（2003）认为，信息化时代塑造良好政府形象重要途径在于建立电子政府。邢勇（2012）认为，网络媒体是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渠道和载体，政府在利用网络媒体塑造政府形象时须进行优势和劣势分析。胡杰（2012）指出，网络媒体下可采取规范政府公务人员的网络行为、建设形象良好的政府网站以及建立社会舆论的网络引导机制等方面塑造政府形象。在何芳（2012）看来，政务微博作为信息公开、互动交流的新平台，因其简单、快捷的传播方式，促进了执政方式的变革，能在短时间内与民众实现零距离的沟通，对于政府形象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丁艺等（2013）建议从明确政务微博定位、健全规范管理制度、加强政府网站有机结合等方面对政府形象进行塑造。

（五）政府形象传播

这部分研究的重点在于政府形象传播的方法、困境以及破解方法等。刘小燕（2005）指出，政府形象传播是一个由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指向和传播载体等多项因素构成的具有自身结构功能和特殊行为的庞大复杂的系统结构。刘小燕，丁学梅（2005）分析了常态与非常态传播、塑形传播和矫形传播等状态下如何进行政府形象传播。李学军（2011）认为，我国政府部门在政府形象传播过程中在内容、媒介、机制等方面存在不足，需从理念、方式和机制等方面进行改善，以此提高政府形象传播的影响力。曹劲松（2012）指出政府形象传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例如能力困境、责任困境与道德困境，建议从确立服务公众的形象本位、畅通对话交流的形象渠道等方面着手破解政府形象传播的现实困境。史丽琴、张琴芬（2012）认为，政府要用更加智慧的方式开发和利用微博这一更为便捷和高效的新媒体，可通过开通微博这一方式塑造亲民形象，关注热点，塑造高效形象等方面为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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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篇10

摘要: 西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经历了萌芽时期、发展兴盛时期、衰落时期和复兴时期等四个历史阶段。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有三方面基本特征: 研究思路由追求精确的预测力转变为注重对问题的解释力; 研究的核心内容逐渐明确; 研究工具选择了合作、案例、文化、治理等四类工具。

关键词: 比较公共管理; 分期; 述评 一、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内涵 一般而言, 􀀂所谓比较, 就是根据一定的标准把彼此之间有着某种联系的多个事物加以对照,从而确定其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 由此对事物做出初步的分类; 在分类的基础上, 人们可以认知和把握不同事物的共同或相异的表象特征与本质特征, 进而达到对特定事物的理解与解释。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 罗伯特∀ 达尔就在#公共管理学: 三个问题∃ 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人们忽略比较方法对公共管理研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只要公共管理研究不是建立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 公共管理的科学性就是空洞的。 据此, 他认为, 无论是英国的公共管理学还是法国的公共管理学都不足以形成一个独立于各个特定国家背景的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管理学。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或比较行政研究, 是􀀂指人们综合运用各种不同的比较方法, 对世界各国的行政制度与体制、结构与功能、活动与过程、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文化与传统、环境与背景进行对比分析, 以期从更深的内容、更高的层次、更广泛的范围来揭示行政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内涵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 在方法论上,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是研究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一种方法, 也即通过比较研究揭示不同时空范围内的各个国家公共管理的异质性与相似性, 从而总结出一般的相对普遍的原理或政策。其次, 在研究内容上, 比较公共管理的比较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既包括官僚组织、政策体系等􀀂硬 要素, 也包括公共管理文化、公共管理伦理等􀀂软 要素。最后, 在研究目的上,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所揭示的公共管理规律或原理具有相对性, 这主要源于比较对象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当中, 特别是公共管理制度创新已成为现代国家政府治道变革的今天更是如此。 现代意义上的比较公共管理研究肇始于美国, 从产生到现在大概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从某种意义上看, 美国的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实际上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战后该领域研究的􀀂领头雁 。按照比较公共管理在美国发展的历程, 我们可将其大致划分为萌芽时期、发展与兴盛时期、衰落时期和复兴时期等四个阶段。 二、西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发展的历史分期 1、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萌芽时期( 19世纪80年代􀀁 􀀁 􀀁 20世纪50年代)。如果将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向前追溯, 我们认为, 伍德罗∀ 威尔逊最早认识到比较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重要价值。他在1887年的公共管理研究一文中认为, 􀀂在我们一些爱国意识很强的同胞的脑海里,总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认为: 学习欧洲经验是否就在承认一些外国的方法要比我们美国的方法好呢? 我们理解这种心理%% (但是) 如果我们只与我们自己相比,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我们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好的、优秀的, 而哪些东西是不够好的、不够优秀的呢? 这样想来, 可能还是用一些新的学习方法比较好。 这一时期, 囿于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 相关论述也大都散见于一般性的讨论中。同时, 由于缺乏系统、完整的研究方法, 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 这一时期鲜有比较公共管理的专门研究成果。 2、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与兴盛时期( 20世纪50年代􀀁 􀀁 􀀁 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美国,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获得了快速发展, 这种快速发展有着当时深刻的历史背景。首先, 从学科自身的发展看, 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比较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壮大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它的分支研究领域􀀁 􀀁 􀀁 比较公共管理的发展。其次, 从研究实践和管理实践看, 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 经过战争的洗礼后, 很多经历过战争的学者或管理实践者对国外或国内不同地区的公共管理都有着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积累了关涉公共管理的感性经验。与此同时, 战后, 各个国家亟待解决的公共管理问题也立刻凸现出来, 美国也是如此。因此, 在各个国家都十分迫切地需要从比较的视角研究借鉴来化解相应的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难题的背景下, 美国一方面加强了观念输出的全球策略, 另一方面也开始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加大投入, 逐步重视。最后, 从学术共同体的形成看, 把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推向高潮的历史事件则是1960年成立的比较管理组织( CAG) 和国际委员会。前者一直是推动􀀂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运动 的先锋, 担任这一组织的首任主席就是我们熟悉的生态行政学的创立者雷格斯。这一时期, 资金主要来源于由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为期10年的财政计划, 美国国内的很多学者积极地投入到了比较公共管理这一研究领域当中。据美国公共管理评论1940、 1969年的统计, 发表在该刊物上的有关比较公共管理类的文章从四十年代的23篇增加六十年代末期的39篇; 截止到1968年, 参加到该组织的成员也已经达到了500多人;大学里也大都开设了比较公共管理或发展行政学等相关课程。 这一时期, 发生在美国本土以外的诸多事件也激发了他们比较研究的热情, 比如古巴革命、越南战争等等; 而国际委员会则同国际管理科学学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主要致力于美国本土的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美国公共管理协会( ASPA ) 的两个会员单位, 比较管理组织和国际委员会的共同点在于致力比较公共管理和国际公共管理研究, 两者于1973年合并成立了美国公共管理协会分会􀀁 􀀁 􀀁 国际与比较公共管理分会( S ICPA)。 3. 比较公共行政研究的衰落阶段( 20世纪70年代􀀁 􀀁 􀀁 20世纪80年代)。20世纪70年代早期, 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基金会等组织逐渐失去了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赞助和支持, 美国的大部分国际性研究组织也把注意力纷纷转向旨在解决经济发展等复杂问题上。因此, 这对于失去了财政与政策支持的美国比较管理组织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这样的结果对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消极影响。同时, 与国际委员会的合并也并没有对比较公共管理产生太多的正面作用, 相反,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则日渐式微。正如黑迪所担心的那样, 􀀂对于公共管理制度的研究和国家公共组织的研究, 究竟什么是最好的框架? 对于这个问题,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者却没有给出合理的回答。作为当时美国研究比较公共管理最权威性杂志#比较公共管理∃ 也逐渐失去了对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兴趣, 该杂志于1973年改刊合并到#管理和社会∃ 刊物中。另一个原因也促使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衰败。那就是􀀂实事􀀁 价值二分法 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受到质疑。当时, 美国本土的很多学者认为, 以美国为标杆或出发点去研究国外公共管理, 其结果无疑会产生狭隘的西方文明偏见, 从而使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迷失了方向。于是,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有关比较和发展公共管理方面的内容逐步淡出了美国大学的教科书, 社会对于比较公共管理研究资助骤然减少。这一时期, 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比较管理的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 或者说该学科是否有明确的学科边界。亨德森就曾批评到, 虽然比较公共管理􀀂 有某些主要研究题目(发展中国家、政治系统等) , 但很难了解其中心议题可能是什么, 同样也很难从中找出任何确定无疑的行政的东西。从表面上看, 政治科学的全部范围、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有关学科的一些议题都与比较行政相关联。 第二, 用何种方法研究这一领域。更多的批评者认为比较公共管理研究更多的应使用定性而非定量方法, 而以往的研究却忽略了这一点。第三, 比较公共管理究竟是理论导向的还是实践导向的;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内核应该在哪里, 这两个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定论。过去的学者􀀂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讨论比较问题, 用于提出一般性的分析框架, 用于概述行政环境, 以至于使我们无法集中精力研究行政本身。第四, 公共管理的可比性问题。搜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不同管理方法或模式进行比较, 其前提必须有比较的标准或基础, 这样才具有可比性。然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使用不同的方法访问不同类型的官僚和考察不同的国家的不同问题。正是基于这些批评,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身份危机 。 4、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复苏阶段( 20世纪80年代􀀁 􀀁 􀀁 至今)。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 20世纪80年代,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重新回到人们的研究视野。这得益于比较公共政策和发展行政学在当时的兴起, 特别是前者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按照海德黑梅尔的说法, 比较公共政策􀀂就是对政府政策如何开发、为什么开发和产生了什么效果进行跨国研究实际上, 比较公共政策的兴起从一开始就是在克服比较公共管理自身缺陷的一种尝试。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 与其说是比较公共管理的复兴, 不如说是比较公共管理的转型或蜕变。由于比较公共管理研究为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土壤与预设, 因此,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复兴具有更深的历史价值。 与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相比, 比较公共政策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与前者存在着区别: 一是研究范围缩小了, 以政策研究为导向, 克服了以往研究范围空泛化倾向, 更利于聚焦问题, 研究更有针对性。二是在指导思想上更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 比较公共政策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先研究欧美等发达国家, 进而再转移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比较上, 这样就克服了原来比较公共管理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遇到的瓶颈问题。 三、当代西方国家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特征 我们可以把美国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历史看成是当代西方发达国家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发展的一个缩影, 综观这一历史以及当代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趋势, 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当代西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基本特征: 首先, 比较公共管理的研究已经摆脱􀀂身份危机 , 研究思路也由追求精确的预测力转变为注重对问题的解释力。本道尔认为, 􀀂类似于生物学的研究, 生物学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演进过程上而不是预见上, 社会学家也应该把理解社会问题放在重要位置。这表明,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最终目标不再是寻求具有普适的政策纲领或理论框架, 而应探索不同制度、不同文化、不同地域, 管理差异的原因, 进而找到适合特定条件下的治理路径。 其次, 研究的核心内容逐渐明确。与黑迪一样, 彼得斯也认为,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不应离开以下四个变量: ( 1) 作为公共雇员的人; ( 2) 公共部门的组织; ( 3) 公共组织内的行为;( 4)文官制定公共政策的权力。从这四个变量看, 从个人到组织, 从行为到权力都是现代官僚体 制中的核心构成要素, 也只有抓住这些关键要素, 才符合黑迪提出的􀀂中范围理论或制度理论 。 最后, 在研究工具的选择上, 杰赛特认为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应使用四类工具。[ 12] 238- 239一是合作工具。无论是对于一国内的比较研究还是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 都必须依靠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密切协作才能使比较更具科学性和建设性, 这是比较研究的先决条件或基础性工具。二是案例工具。阿德尔曼对案例研究的定义为: 􀀂 案例研究是对一组研究方法的笼统术语, 这些方法着力于对一个事件进行研究 [ 13] 139- 150 早期的比较公共管理研究一般局限于单独案例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开始进入多案例研究。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累积过程就是沿着单案例到多案例研究这一脉络进行的。三是文化工具。不同文化背景对世界各国的公共管理模式及其行为产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在这一问题上,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则应处理好管理的本土植根性与外在性的关系, 否则, 以西方价值观去理解东方管理或者相反都是不足取的。四是治理工具。即强调双向互动式研究, 注重各个国家不同的政府治理形态的研究与总结。 总之, 从西方比较公共管理研究的发展进程看, 这一研究领域尽管经历了兴起、衰落和复兴的曲折过程, 但它的发展却拓宽了比较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视域。据美国公共管理评论2000􀀁 2005年发表的350篇研究论文的统计, 所占比重最高的是公共管理或管理类的研究(占27% ) , 而从比较或国际视角的研究论文则排到了第2位(占24% )。[ 14] 644进入21世纪后, 随着全球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联动性的不断增强, 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容共生已成为各个国家的基本共识。同时, 随着公共管理相关学科的不断交叉与融合, 比较公共管理研究将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必将促进公共管理学科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 1] 刘蔚华. 方法论辞典[M ]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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