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经济功能十篇

国有经济功能篇1

尽管我国国有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包括学者在内的社会各界仍然对国有经济的一些基本问题存在困惑。为澄清对国有经济的模糊认识，笔者通过对社会普遍关注的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及“国进民退”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证。本文的主要观点是：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市场化改革取向决定了现阶段不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也不能将国有经济全部从竞争领域中退出，实行私有化。我国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具有弥补市场失灵、发展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功能。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决定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国有经济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从力图搞好每一个国有企业转变为从整体上搞活国有经济。在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进程中，国有经济的进与退要由国有经济的功能决定，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关键词：国有经济；公有制；国进民退

中图分类号：F03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2001706

一、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

所谓功能定位，是指国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问题[ 1 ] 。

这种定位，在我国宪法和中央文件中已有明确的规定和说明。我国国有经济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制，其功能体现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处于主体地位，其使命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国有经济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出现过一些曲折，但通过国有经济战略布局不断调整，不断探索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有效实现形式及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通过改制重组，国有经济活力不断增强，国有企业效率大大提高，国有资产总量不断增加。伴随着国有经济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关于国有经济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如国有经济要不要从竞争领域中完全退出，国有经济是否存在垄断利润，国有经济的存在是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还是缩小了差距，国有经济的效率是高还是低等。所有争论的根源除了分析问题的角度不同外，主要在于对国有经济定位的认识不清晰。深入理解国有经济定位，对明确国有经济战略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有经济的性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第七条规定：“ 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宪法中的这两条明确地说明了国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1.公有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曾预计，社会主义首先在生产社会化程度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而且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建成后，将完全消灭私有制，建立起单一的公有制即社会所有制。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前苏联等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提出了在资本主义薄弱环节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我国照搬前苏联的经验，在生产力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高度发展阶段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搞过单一的“一大二公”的公有制度，但实践又证明，脱离生产力状况单纯建立先进的生产关系是行不通的，在计划经济时期追求单纯的公有制暴露出过多的问题之后，我国进行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我们不能搞没有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

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经历了提出、形成和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1）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首次进行了阐述，报告指出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此后的历次党代会上对这一问题不断补充完善。（2）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3）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正式确立。（4）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5）2007年党的十七大重申了“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6）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必须既不能搞私有化，也不能搞单一公有制。这是针对目前仍然有人坚持的单一公有制传统观念，主要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国有经济完全从竞争领域退出并进行私有化的倾向而提出来的。

2.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

马克思主义学者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前，必须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为，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即归社会主义国家所代表的全国人民和全体劳动者共同所有，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

有学者认为，国有制既不等于公有制，也不等于社会主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有国有经济，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经济。既然任何社会形态都有国有经济，就不能认为公有制和国有制就是社会主义。的确，国有制并不等于公有制，例如，原始社会的公有制不是社会主义，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存在国有经济（官办经济），但它们是专为皇室和官僚阶层服务的，对广大劳动人民没有什么贡献，不能把它们视为公有制。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或国营经济存在的理由是弥补市场失灵，是为维护资产阶级政权服务的。

公有制在马克思主义学者那里就是指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现阶段公有制采取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但国有制并不等于公有制，国有制要成为公有制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1 ] ：（1）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也就是归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所有，国家必须按照全社会的意志对共同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让它真正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服务。（2）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是平等的，不存在地位上的高低贵贱之分。每个社会成员不论是企业管理者还是劳动者都只能凭借自己的劳动获得收入，再也没有任何成员像资本主义制度中那样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得收益。（3）在企业内部资本与劳动不再对立，劳动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可以有效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上述分析表明，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全体人民共同占有制度，生产资料成为全体劳动者共同的生产条件，没有人再靠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获得收益，只能靠劳动获得收益，因而也就从根本上消除了因为生产资料占有不平等而带来的收入分配上的巨大差距，也就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和贫富两极分化。然而，有学者认为，公有制就是人人都是所有者，人人都有份，应当把国有企业的资产划分成股份，社会上每个人都应拥有相同数额的股份，这样每个个人就可以凭相同的股份分享相等的利润，这样才能体现人们共同享有公有制创造的财富。如果把公有财产分配到个人手中，形式上看好像是人人平等了，也实现了社会公平，但实际上这是从私有制的逻辑来解释公有制，是把公有制转变成了私有制，而且是个人私有制，前苏联的“休克式”改革已经证明，这种个人私有制在现实中会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使资本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人民资本主义”。

（二）国有经济的功能和作用

1.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

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在我国宪法中有明确规定：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报告和决定中也有详细阐述：（1）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2）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3）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 “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尽管在改革过程中，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国有经济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必须保持。第一，国有经济的作用可以通过国有独资企业来实现，也可以通过股份制来实现，即通过国家控股、参股企业来实现。第二，国有经济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要占支配地位。第三，国有经济必须保持必要的数量。

2.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功能集中体现在弥补市场失灵、发展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公共企业）的功能主要是弥补市场失灵。西方经济学原理表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但在有些领域，如垄断、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等存在市场机制的失灵，而且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并不能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宏观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问题，市场失灵是政府通过成立国有企业介入经济活动的前提条件。公共部门经济学原理还认为，私人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公共部门的活动不能忽视收益和成本，还必须以社会的公平公正为目标，就是说，公共部门（包括公共企业）的活动既要考虑经济效益，又要考虑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和生态效益等。因此，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企业（或称公共企业）的目标是多元的，利润并不是其唯一目标。1929—1933年大危机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凯恩斯政府干预经济思想的指导下成立了大批国有企业，涉及了石油、电力、钢铁、汽车和港口等多个部门。成立国有企业的目的主要是提供私人企业没有能力去做和没有激励去做而又为社会所必需的产品和服务，保障资本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西方的国有企业并非都是不盈利的部门，政府投资于国有企业的资本与公共财政支出不同，其资本属性要求它要不断保值和增值，从而更好地履行其承担的社会职能。因此，盈利目标与社会目标是可以统一的。

从一般市场经济的角度看，我国的国有经济一部分也有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这一点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有相同之处，它们都反映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我们还应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同的，它既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又体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在所有制结构上体现为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在分配制度的结构上体现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具有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功能。

二、国有经济功能定位决定国有经济战略调整

通过对国有经济的功能定位分析可知，我国的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具有弥补市场失灵、发展经济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功能。一些学者认为的国有经济只局限于市场失灵领域，或者说只提供公共产品的观点显然不符合我国现实状况。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的理论依据并非市场失灵理论，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现阶段还不具备实行单一公有制的条件，计划经济时期，经济成分基本都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占比例极小，国有经济在这一时期对恢复国民经济、建立工业基础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于是进行改革。从1978年开始，通过实行利润分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扩大企业自，促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以此解决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针，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由放权让利为主要内容转变为以理顺产权关系为主，这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大制度创新。然而，由于国有经济战线过长，分布过广，要想搞好每一个国有企业是不可能做到的，党的十五大提出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调整，国有经济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国有经济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经过3年脱困，国有企业整体效率、质量大幅度提高。

整个国有经济的改革过程是“国退民进”的，但不能把“国退民进”理解为长期的趋势，当达到一定比例后，国与民的比例就会相对稳定，从定性上看，这一比例的均衡点为国有经济必须对整个国民经济保持控制力、带动力。

（一）国有经济战略调整是一个“国退民进”的过程

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一直“是国退民进”，没有“国进民退”。总量上，据统计，2000年以后，规模以上企业中，民营企业的资产比例每年提高1.5%，国有资产每年下降0.5%，目前，规模以上企业，国有资产占43%（含集体企业资产1%），总产出、利润和就业人数均低于30%。从2010年开始，社会（民营）投资超过国有投资，额度、增速这几年超过国有经济。新一届政府倾向开放民间投资，今后民营经济的发展速度还将快于国有经济。规模以下企业基本上民营了。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实践结果是在保持对整个国民经济控制力的前提下，整体上不断收缩，向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集中，具体分析如下[ 2 ] ：

从企业数量上看，不是“国进民退”，而是“国退民进”。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全部工业中的占比，1978年为24.0%，1997年下降为18.7%，1998年我国采用新的统计口径，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从1998的6.5万户减少到2011年的1.7万户。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从1998年的39.2%下降到2011年的5.2%。同一时期，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户数从1998年的1.1万户增加到2011年的18.0万户，占全国工业企业数量的比重从6.5%上升到55.5%。

从就业上看，也是“国退民进”。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职工数1978年为3 319万人，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76.2%，之后绝对数有所上升，1997年达到4 040万人，但比重开始下降，到1997年已下降至65.0%。按新口径计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从业人员1998年为3 748万人，到2011年下降到1 812万人，数量减少了一半，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也从1998年的57.2%下降到2011年的19.8%。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就业人数从1998年的161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 312万人，增长了将近20倍，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比重也从2.5%上升到2010年的34.7%。

从产值上来看，“国退民进”也非常明显。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77.6%下降至1997年的31.6%，按新的统计口径计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8年的49.6%下降到2011年的26.2%，而同期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占比从1998年的3.1%上升到2010年的30.5%。从2009年起，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总产值已经超过了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2011年规模以上民营工业的总产值为25.0万亿元，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总产值为22.1万亿元，民营工业企业比国有工业企业多创造了2.9万亿元的产值。

利润上也表现为“国退民进”。1978年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额的比重为85.0%，此后一直在下降，到1997年下降到26.0%。采用新口径计算，除1998—2000年有小幅上升外，2001年之后一直下降，到2010年已降至27.8%。与此同时，规模以上民营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比持续上升，从1998年的4.6%上升到2010年28.5%。

（二）国有经济向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

从整个国民经济角度看，国有经济存在于各个行业之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国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体现最为明显，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国有经济基本上都退出了。在其他行业中国有经济基本不占主体地位，例如，农业主要以农民个体和私人经济为主，房地产业是资金占用较大的行业，也以私人企业为主，服务业以私人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居多，而且缺乏统计数据。因此，分析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在本行业中的比重，可以发现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烟草、石油、电力和煤炭等少数行业中。

中国国有经济发展报告（2003—2010）数据显示，2003—2010年，国有工业企业数比重一直较大的行业有烟草制品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3个行业的国有工业企业数量保持在50%以上，但总体上呈下降趋势[ 3 ] 。在2003年，国有工业企业数比重在50%以上的行业还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燃气的生产和供应业，但到2010年这两个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数量已经下降至50%以下。国有工业企业数量比重在30%—50%之间的行业由2003年的3个减少至2010年的1个，在10%—30%之间的行业由21个减少至2个，其余所有行业的国有工业企业数量比重在2010年均下降至10%以下。从资产总额看，国有工业总资产的比重一直保持90%以上的行业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两个行业，一直保持在50%以上的还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燃气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7个行业，在30%—50%之间的行业由2003年的9个减少至2010年的6个，其余所有行业的比重在2010年均低于30%。从实现利润上看，2003—2010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的仅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烟草制品业两个行业，保持在50%以上的还有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两个行业。从就业上看，国有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数量的比重在50%以上的行业由2003年的12个减少至2010年的6个，到2010年，有27个行业的国有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数的比重在30%以下，其中有16个行业甚至低于10%。

三、“国进民退”提法的由来及评析

“国进民退”或“国退民进”是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直接相关的概念，对国有经济进退的正确理解关系到对以往改革成果的评价以及对今后改革方向的判定。

从文献上看，“国进民退”的提法始见于2002年。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学术界在2004年和2006年曾经就此问题进行过比较集中的讨论。“国进民退”之争的高潮出现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而且这一争论一直延续至今。

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很快蔓延到全球，受此影响，国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急剧下滑，国内一些民营企业，尤其是外向型小微企业大量倒闭，民营企业自身出现了“退”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国有企业“进”的情况，如山西省整顿煤炭企业，由国企主导煤炭业重组，中粮集团入股蒙牛乳业，山东钢铁集团重组日照钢铁公司，四川航空控股鹰联航空等。这一时期国有企业的局部扩张也与国有企业发挥稳定器作用有关，2008年底国家为稳定经济，确保增长，出台了4万亿元投资计划，这些投资多数流向国有经济部门，银行配套资金等大部分也流向国有企业，但这一时期国有经济整体上并不存在扩张的问题。

对“国进民退”现象，学者中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改革的倒退，是与市场化改革相悖的；第二种观点认为这是向公有制的回归，是进步，不是倒退；第三种观点认为国有经济的进与退，民营经济的进与退都是市场经济的正常现象，只要没有形成垄断，没有阻碍竞争就是合理的。

对于第一种观点，持这一观点学者所依据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即认为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手段，凡是市场能做的领域都要交给民营企业去做，只有市场做不了或做不好的，即市场失灵的领域，如公共产品和具有较大外部性的产品、垄断以及信息不对称领域，政府才可以介入，政府（国有经济）介入经济的合理性还表现在促进收入分配合理化、熨平经济周期上。他们还认为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国有经济一方面因为产权不明确、预算软约束等原因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还会干扰市场配置资源的信号，造成私营经济效率低下，从而损失社会福利。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说明我们已经把市场配置资源当作一种有效的手段，我国国的国有企业经过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已经成为具有先进治理结构的新型国有企业，尽管它依然承担着一些社会责任，但它已经成为追求企业目标的与政府分离的微观经济主体，国有经济的效率并不低下，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是相融的。从工业领域的国有企业来看，虽然其数量在不断减少，但是资产规模和产出规模在不断扩大，企业的利润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国有企业的地区分布不断优化，国有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改善。一批具有较强实力的国有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不断发展壮大，在《财富》杂志评选的世界500强企业中，2003年我国有11家国有企业上榜，到2013年，国有企业的上榜数达到了78家，占15.6%。表明我国国有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稳步提升。

第二种观点也有失偏颇。这一问题主要涉及到如何看待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的关系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我国不能实行单一公有制。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即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从宏观上看，中国在国际上的崛起，或者说中国模式的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了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了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换句话讲，我国经济的成功是我们坚持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共同发展的结果。国有经济大量存在于基础设施领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民营经济的发展对促进国有经济改革有积极作用，如民营经济作为国有经济的竞争对手，促进了国有经济效率的提高，民营经济承担了社会就业的大部分。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并非相互替代、相互对立的关系。国有经济并没有因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削弱，相反，国有经济因为集中在优势领域，尽管比重有所降低，但其活力得到提升，控制力和影响力越来越强。民营经济也没有因为国有经济的发展而受到排斥和挤压，相反，民营经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表现出了旺盛的发展活力和竞争优势。

第三种观点提出了一个进退标准的问题。我国国有经济进退只能以其功能定位和“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决定国有经济要保持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必须有一定的比重。从静态上看，目前国有经济的比重约占整个国民经济的30%，已经是保持控制力的最低限度，不能再低了[ 4 ] 。动态上会有调整，自然垄断行业和竞争行业因技术变化会相应变化。国有经济的进退也会相应变化，有的行业转变为竞争性领域，国有经济也可以相应退出，有些行业从全球竞争力来考虑，国有经济也可以适当进入并做大做强。我国的国有经济还要承担“转轨”的制度变迁成本，主导国家赶超战略。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心环节，实行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企业改革直接推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微观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同时间接推动了宏观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尽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0年我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但是我国与发达国家仍然有较大差距，实现赶超目标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项长期战略，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国有经济的进入或退出某一领域只能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 5 ] ，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进入，否则就退出。

参考文献：

[1] 刘国光，张宇，徐传谌.共同理想的基石[ M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176-200.

[ 2 ] 胡鞍钢.“国进民退”现象的证伪[ J ]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2，（1）：9-14.

[ 3 ] 徐传谌，彭华岗.中国国有经济发展报告（2003—2010）[ M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104-135.

国有经济功能篇2

以上研究表明，经济法存在社会二元功能。通过其产生效果的方面可以分成文化功能、社会功能、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这里面的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会对我国的发展产生明显的作用，而且这两种功能的联系也相对来说更紧密，它们组成了经济社会的二元功能的体系。总的来说，在经济领域的功能能看作是经济功能中的一种，而在社会领域里的功能可以看成是经济法里的社会功能。

二、经济法之经济社会二元功能之冲突

1.经济法之经济社会功能的冲突

(1)经济法的经济功能。经济法中的经济功能可以使经济可持续发展，平衡的发展、效率的发展。社会功能是说达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安全、正义、公平的目的。这两种功能的目的是一样的，社会功能可以使经济功能更好的发展，经济功能可以帮助社会功能展开。因为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作用核心不一样，所以两者的功能也有着一些矛盾，会制约彼此发挥其相应作用。社会功能主要目的是社会更好的发展，尽可能的体现社会效益，但是经济功能的重心是经济的提高，它们的不同的目的会产生一些矛盾，这些矛盾使得经济法中的两个主要功能间存在了隐患。(2)经济法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冲突的内在根源。经济法里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矛盾主要是社会生活和经济里的公平和效率的矛盾。尽管每个人对效率和公平的认识是不一样的，不过一般来说，效率主要是人们对经济效益和经济功能的看法，公平是人们对社会效益和社会功能的看法。经济法里的这两个功能一直是一种冲突的状态，当最大化的体现一个功能的作用时，可能就要相对来说的降低另外一功能的作用，这是现阶段不可避免的。

2.经济法之经济社会功能在具体领域中的冲突

(1)以收入分配领域为例。收入分配对我们国家的人民的经济、生活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国民经济能否正常的运作，也会影响到在社会生活中一些人们的社会正义公平和利益能不能达到，所以其拥有非常大的社会意义。不过站在经济法的经济功能的角度来说，想要提高效率就要尽可能的优化收入分配，这样可以达到持续发展的目的；不过站在社会功能的角度上来说，就要利用收入分配来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尽管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不是独立运行的，在某些特殊的时期，它们的作用核心又是不一样的。另外，经济法中的这两种功能的矛盾不是仅仅和经济法律相关，它还和我们国家在某个时期的相关政策有一定的关系，与经济社会产关的政策可能会激化或缓解经济法中的这两个功能的矛盾。现实生活中，假如站在经济法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的视角来说，我们国家目前关于工资的立法难的主要原因也可以说是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的矛盾的更高层次的体现。(2)以房地产市场领域为例。在房地产领域中，经济法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也不是一样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对立的。比如，站在经济功能的角度来说，地产行业的壮大可以促进经济水平的提高，这点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过程中有很多实例。不过由于以前的政策等限制，地产行业的社会效益受到了重视，经济功能的强调，使得经社会能的体现不再是重点。但是如果经济功能的作用使得我们国家的民生出现了问题，社会功能又会被重新重视。所以，事实证明，在我们国家的地产行业中，经济法里的两个主要功能没能很好的协同合作。

三、经济法之经济社会二元功能的平衡

1.经济法之经济社会功能的平衡

(1)社会法对经济法的经济社会二元功能的平衡作用更为直接。社会二元功能的平衡受到的社会法的作用更明显，原因是，尽管社会法与经济法在社会功能与经济功能中的考虑重点不一样，不过，它们同时有着经济社会二元功能，有着社会和经济的两个作用。所以，可以使用社会法来补充经济里的社会功能的缺点，在体制里面直接产生效果，作用更明显，效果更好。有些专家说，在经济法中，社会功能不受重视，强调经济作用，就是说的在市场经济体制里面产生的效果。经济法在某种意义上讲是需要社会法来平衡其社会二元功能的，这非常有必要。这种情况可以利用社会法的规定、制度等来表现，比如，就业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它也是一个经济现象，这个问题是经济法与社会法都要考虑的，不过社会法从外而内的作用的效果更好。也有一些专家说，想要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就业问题，社会法的作用倾向于修正和社会增效，而经济法倾向于经济增效与防范，它们的功能必需要配合、协同工作，才可能更的解决的问题。(2)经济法是为了弥补民商法的缺陷而产生。民商法中是一些不足的，经济法可以完善这些不足，民商法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会有一些缺点，而经济社会的二元功能中的经济法可以对其进行完善，补充；同样，想要充分发挥经济法的社会功能，也需要民商法的支持。所以，可以说，经济法里的社会经济二元功能同样需要民商法的平衡，它们彼此需要。将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做为分析对象，民商法可以利用侵权责任制度与合同违约制度来弥补消费者的损失，这就体现了民商法中的经济功能；经济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消费者的权力，来维护他们的权力，这就是经济法的社会功能。比如在土地管理和产权的领域，尽管经济法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有着经济作用，不过它主要表现的还是社会作用；在房屋拆迁与土地征收时，民商法能使用一些经济补偿手段来弥补相关人员的经济损失和权力，这样就可以对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进行一定程度的平衡。

2.经济法之经济社会功能在具体领域中的平衡

(1)以财税法中的税法为例以财税法里的税法为例：我们国家的税收里的大部分会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生活水平上，比如公共设施的建设与社会保障，所以站在税收的角度来说，税法也有一些社会功能；因为税收不但是我们国家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方式，也是我们国家调控经济的一种方法，所以税法也有很强的经济功能。除了明确的制度，税法里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矛盾与张力还可以在民生改善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有所体现。首先，我们国家可以收取合理的税务来改善民生和加快国家的发展，相反，不科学的税收也会阻碍民生的提高和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税法里进行科学的改变来尽量使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达到一定的平衡，尽可能的降低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张力。比如，个人所得税就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个税里有关薪金、工资所缴纳的费用是阶梯式的。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每个时期的生活成本都不同，所以我们国家会有针对的对税收进行调整。利用这种手段，可以体现税法的社会和经济功能，国家在通过税收来改善民生状态时也可以利用税收所得来加快经济水平的提高。(2)以金融法中的社会保障基金法律制度为例。将金融法里的社会保障基金法律制度做为例子来说，这种基金是想要避免特殊的社会问题而产生的，可以说是我国人民的维持基本生活的基金，所以针对这种基金所设立的制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性质比较强。不过，假如这个基金是一个静态的基金，它是无法抵抗CPI的冲击的，所以要使用一些方式来经营，达到保值甚至增值的目的。而且，这个基金的数目越大，在经营它的过程中也会对经济产生一些促进作用，所以社保基金法也有着经济功能与经济性。怎么样来平衡社保基金法里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是一个关键问题，它是我们国家现在比较关注的问题。不过，在我们国家的现阶段，是没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法的，但是总的来说，可以利用经济法中的自我调整来平衡社会保障基金法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四、结语

国有经济功能篇3

关键词：经济法功能；差异化社会；政府失灵；宏观调控；市场规制

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和审视我们当下的社会，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怎样的社会是我们所需要的？在这个问题上，总理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我们不仅要把蛋糕做大，还要把它分得更公平、更合理、更正义。如此，社会发展与公平、合理、正义的关系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的社会究竟要发展成怎样的目标社会，我们究竟希望它变成什么样子。从广义上讲，社会发展是指整个社会系统的上升变动。在20世纪60年代末，联合国对社会发展的定义则是"社会体系、结构、制度、服务和政策能力的提升过程，其目的是更好的利用资源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社会发展牵涉到人们公认的社会价值以及收入、财富和机会的合理分配。

有的学者认为"社会经济要高效率、高速、可持续发展，需要两个基本条件：动力和协调。这两个基本需要就决定了，作为调节社会经济发展所赖以进行的基本制度之一--经济法必须具备以下五种功能：分配功能、传递信息功能、激励功能、节约交易费用功能、整合经济功能。"分配功能是基础，信息功能是中介，激励功能、节约交易费用功能是手段，最后经过整合功能，把所有个体之力整合为社会之力，并最终实现经济法的基本价值。就对实现经济法的基本价值来说，经济法的所有功能均不可或缺。

当下，在社会两极分化渐趋拉大的情势下，我们在强调社会和谐的时候，有一种思维值得警惕，就是过分迷信市场的调节作用，使市场盲目的自发起作用，让资本自由流动，缺失限制和监管，最终由于两极分化而导致阶级对抗社会的产生。当前社会，两极分化的危险极大。所以，从此种意义上来看，我们深入研究差异性社会的本质、类型、必要性、历史地位，是我们制定一切理论、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对经济周期曾经做了这样的描述："在繁荣之后，可能会出现恐慌和暴跌，经济扩张因此让位于衰退，国民收入、就业和生产下降，价格和利润下降，工人失业。当经济最终达到最低点以后，复苏阶段开始出现，复苏即可以缓慢的，也可以是快速的，新的繁荣阶段表现为长期持续旺盛的需求，充足的就业机会以及增长的国民收入。简单来说，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周期。"在金融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时代背景下，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在全球迅速蔓延，促使人们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再考量。其一，如何协调法律的稳定性与经济的变易性之间的关系；其二，应对失当或失败的调控如何进行法律救济。

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1]经济法的直接功能便是保障并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活动。有学者在其论著中对经济法的整合功能进行了确认："经济法承担着发展性社会整合功能，社会法承担着保障性社会整合功能。"[2]差异性社会即是上述发展性社会的一个典型阶段，由此，在差异性社会里，经济法承担着相当的社会整合功能。

谈经济法在差异性社会中的法的功能，首先应当区分一对概念，即法的功能和法的作用。"法的功能和法的作用是形式上相似而实质上有别的两个事物。法的功能是法所固有的内在属性，而法的作用是被赋予和设定的；法的功能是法所固有的应然属性，而法的作用则具有现实的指向。法的功能主要是描述性的，法律人应把握的功能的天然禀性，尊重法的规律来发现和表述法的功能，使法的功能的潜质尽可能得以实现，而不要去做形式上所谓的充分发挥而实质上则属于画蛇添足的徒劳工作。法的作用主要是规定性的，法律人应在充分利用既有条件的基础上，更好的创设和发挥法的作用，使其能够适应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的实际需求。"[3]

"国家调节所作的分配是在市场调节所作的分配基础上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即社会总体效益和社会公平而进行的分配。如果把市场调节的分配称为初次分配，那么国家调节便是一种再分配。市场调节的分配和国家调节的再分配都需要法律加以规范。规范市场调节分配的法律主要是民商法，规范国家调节再分配的法律主要是经济法。"[4]

经济法的经济性是指"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这种经济性是经济法对原有的经济秩序的发现和顺应，是经济客观规律性在法律上的反映，政府政策或命令等介入手段只能认识和把握这种经济性，而不能人为扭曲，结果误导经济的发展方向或束缚经济发展。

法的功能中的"功能"之词源于社会学中"功能"之意，这不仅表现在对法的功能的研究，是法社会学或社会法学派关注的主要论题及根本方法，且当代西方著名的功能学派的社会学家中大多亦论及到法的功能。

法的功能中的"功能"之词源于社会学中"功能"之意，这不仅表现在对法的功能的研究，是法社会学或社会法学派关注的主要论题及根本方法，且当代西方著名的功能学派的社会学家中大多亦论及到法的功能。[5]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默顿就指出，功能是研究者所观察到的一个行动模式或社会结构对其所属之较大社会或文化体系的客观后果，所以功能既可以是正的，即"有助于既定系统的适应或调整"的"可观察的结果"；也可以是反的，即是使既定系统的适应或调整的可能性减少的结果；甚至什么功能也没有，也就是无功能。[6]

基于对功能的不同的理解，我国法学界也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法功能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功能只可能是正功能，这种观点认为"法的功能即法的作功能力或者功用与效能，法的功能的定义本身就决定了其具有内在性、应然性、有益性"。[7]另一种观点认为功能是中性的，所以法的功能有正功能、负功能和非功能三种情况。[8]

功能是在一定的价值观或立法目的指引下，预设于法律中的，既然功能是由立法者为实现法的目的所预设的，当然"功能"一词不包容部门或子系统对整体或系统的消极影响。[9]

就经济法而言，以市场主体规制法律制度为例，它主要规范市场主体的设立、变更和终止，市场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市场主体的组织机构、内部关系等问题，并以调整企业法为主，体现了国家对市场主体的经济干预，但同时也注重企业的社会责任，即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应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10]

所谓同质性社会是指没有物质利益的根本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即同质性社会。例如，原始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不论其物质生产水平如何，虽然社会形态不同，但是在物质利益上没有差别，更没有冲突。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抗性社会，即大量阶级对抗的社会--从奴隶社会以来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社会，即物质生产达到一定的水平，但还没有达到充分涌流状态的社会，社会本身处在阶级对抗的状态，人本身就存在阶级差别和阶级利益对立，这样的社会延续至今，占据着人类历史漫长的时间。而差异性社会是处于同质性社会与对抗性社会两者之间的社会形态，即人们在物质上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趋向一致，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表现为若干的差异，这就是同志当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提到的社会。差异性社会，它既不同于同质性社会，存在着物质利益的种种差别和利益对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着利益集团的分层；又不同于对抗性社会，因为在大部分条件下，物质利益不表现为对抗，只表现为差异。

所以我们用今天的理论在判定中国社会的时候，实际上就应当牢牢地把社会掌控在差异性社会里面。"左"的错误是要提前提早消灭这种差异。今天，在社会两极分化逐渐加大的情况下，我们在强调社会和谐的时候，当然有一种思潮--民粹主义思潮，即夸大任何地方、任何条件下的差异来追求公平正义，这实际上混淆了两种社会的界限，最后依然只能回到普遍的贫穷。但是，另外一种思维就更要值得警惕，就是使市场自发盲目地起作用，让资本自由流动，不加限制和监管，最后因为两极分化而导致阶级对抗社会的产生。当今社会，两种危险相比之下，两极分化的危险更大。所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来讲，我们深入研究差异性社会的本质、类型、必要性、历史地位，是我们制定一切理论、方针、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这是一个根本性的理论。

正因为差异性社会是介于同质性社会与对抗性社会两者之间的社会，即存在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在极"左"的思想影响下，认为人们已经在利益方面表现为高度的一致，于是，倾向于以某种不恰当方式消灭利益对抗，从而形成同质性社会，这是一种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乌托邦空想，由于其遏制了社会生产的原动力，最终导致社会的普遍贫穷。另一种可能性是社会中存在的差异会激励人们的生产冲动，使其为了追求物质利益而生产，从而促进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与之相反，若是对社会差异不加以限制，就会导致差异扩大，从差异性矛盾走向异质性矛盾，最终走向对抗。因此，如不加以限制制约，它有不断地走向对抗的危险。基于以上观点，用我们今天的理论在判定中国社会的时候，就应当尽一切可能把社会掌控在差异性社会之中。极"左"的错误在于提早消灭差异，我们应该正视差异，依照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认识和把握各种差异，促进社会持续、平稳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李昌麒.经济法--国家干预经济的基本法律形式[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39.

[2] 单飞跃.社会整合：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功能配合[j].法学，2004(2).

[3] 周旺生.法的功能和法的作用辨异[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6(5).

[4]漆多俊.经济法再分配功能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2).

[5]刘水林，雷兴虎."论经济法的功能"[a].李昌麒主编：经济法论坛(第一卷)[c].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

[6]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119-125.

[7]卓泽渊.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3.

[8]付子堂.法律功能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6-62.

[9]刘水林，雷兴虎."论经济法的功能"[a].李昌麒主编：经济法论坛(第一卷)[c].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

[10]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156-157.

[11]应飞虎.论信息失灵与经济法--基于信息视角对经济法功能的诠释[j].现代法学，2001,(6).

[12]李昌麒.经济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55.

[13]杨紫?@.经济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28.

国有经济功能篇4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区划；生态经济

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对我国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将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思想应用到生态经济发展实践中，是一门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主体功能区划是塑造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新举措

(一)对主体功能区的基本认识

主体功能区的核心思想是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现有国土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确定哪些区域适宜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哪些区域应当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确定各自的主体功能定位，并按照功能定位调整和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功能区划是引导和约束我国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的总体方案，将对我国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产生深远和实质性的影响。各级政府应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这是主体功能区形成长效保障机制的关键。

(二)主体功能区的类型

“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这类地区要改变依靠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模式，把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继续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具体包括三类地区：第一是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为代表的沿海经济核心区，如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天津等沿海城市地区；第二是中西部及东北开发密度较大的超大城市中心区；第三是亟待产业转型的资源型城市。

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这类地区要充实基础设施，改善投资创业环境，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经济规模，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承接优化开发区域的产业转移，承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具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中西部及东北的中心城市及交通干道沿线地区；二是中西部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资源聚集地区；三是东部沿海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

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这类地区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如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东北三江平原湿地生态功能区、川滇干热河谷生态功能区等。

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这类地区要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具体包括部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

二、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演变综述

(一)生态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类对自然改造强度的日益加大，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最紧张的问题，如可持续发展、酸雨、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和财富分配不均等，正是在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这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开始了对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类型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国外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经济研究，至今还不足40年的历史。最早是以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引起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解决人口和污染问题能力上的怀疑，以此为开端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产生了“悲观派”、“乐观派”和“协调派”三种生态经济观点，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开始沟通。但将其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却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当时有50多位科学家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国际生态经济学会(1SEE)，创立了生态经济学，并在1989年开始编辑出版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从此国际上针对不同空问尺度、不同类型的生态经济研究方兴未艾。

国内对生态经济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最早在1973年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确定将环境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发展战略，这一时期政府虽然显示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但行动仅限于治标措施。同时，自然科学家开始接触生态经济问题，发表了一些描述和揭露生态经济问题的文章。但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缺乏清晰的概念，尚未深化到理论阶段。此时，国外著名的生态经济理论也开始传播到中国，并于1980年8月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许涤新发起召开了首次生态经济座谈会，揭开了中国创建生态经济学的序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价值理论受到各国学者密切关注和重视。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肓》、《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揭开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序幕，此后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2001年，美国布朗教授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提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观点，这一思想在生态经济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生态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清晰路径：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生态经济学理论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关注的焦点是生态平衡以及如何解决“人类困境”；20世纪80～90年代生态经济学研究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关注的焦点转向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态经济学研究则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模式，关注的焦点扩展到生态经济价值理论，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分析的开始。而回顾国内外比较生态经济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在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进行反思基础上，才开始对特定生态经济问题的讨论、研究与实践的。

(二)生态经济理论

1　生态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1)系统论

系统论强调系统之间的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双重作用机制的影响，对于生态系统而言，前者可导致系统的无止境增长或衰退，后者则促使系统在稳态附近维持稳定，这是由于生态经济系统中各要素均相互衔接、相互促进造成的。廖尚华、胡宝清(2007)认为，系统论是在强调整体有机性的基础上，直接针对机械论的单一化倾向建立起来的。由于区域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内的各要素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系统论的观点。

(2)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该理论从区域与区域之间不同时空尺度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制约关系出发，分析了人地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申玉铭等(1998)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人地关系的协调，人地关系系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人地关系系统的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建立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从理论上把人口增长、经济增长、资源消耗、技术进步、环境变化之间的综合作用过程简化为四个阶段，认为要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演化，人类就必须自觉地调控自身及系统各要素的发展，使系统总体发展轨迹与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作用相适应，最终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

(3)协调发展理论

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理论要求在发展经济子系统的同时必须兼顾到环境子系统承载力，发展既要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高增长(Taylor。1986；suresh Chandra Babu，2000)，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协调关系。它要求环境和经济之间要相互适应、相互满足的发展(李文彦，1994；李善同，2002)，使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既表现为质上的协调，又表现为量上的协调。从环境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来看，环境子系统是经济子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手段。环境子系统的承载力容量决定着、制约着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就经济子系统对环境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来说，经济子系统是环境子系统发展的大脑中枢和催化剂。环境子系统通过经济子系统的化学反应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发挥出其应有的物质流本质。

2　生态经济的定义及内涵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他的《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中首先提出的生态经济学的概念，针对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主张对自然资源循环利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减轻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在国内以马世骏先生提出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先导。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开始对生态经济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做了大量的探索。先后针对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复杂巨系统提出了诸如可更新资源管理理论、生态承载力理论、PLIED协调理论、区域承载力理论、生态经济协调理论，并对系统中生态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生态经济区划以及生态经济区模式的效益评价等进行了广泛探索。

王松霈(1992)认为：“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王东杰等人(1999)将生态经济定义为：“它是研究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重点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与其所引起的资源与环境嬗变之间的关系。此外，季昆森(2001)提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由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运动规律的科学”。

总之，现今基本达成一致的观点都认为：生态经济主要是研究经济和生态协调一致的共同作用和发展等规律，将经济和生态当作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并具有不同的结合程度和不同的作用范围。

3　应用基础研究

在生态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在解决不同类型区生态经济问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应用基础理论，如恢复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区划理论、生态产业理论、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效益评价和管理理论等。

最早从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的角度，巴巴拉沃(1972)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第一次从社会、政治和经济角度分析当今环境问题，是现今系统研究生态系统对人类制约的起源；随后如Clark(1973)的资源保护理论，以及1975年3月在美国佛吉尼亚工业研究所和州立大学(Ykginia Polytech-nic Instibte and State univsity)召开的题为“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国际会议为起端的恢复生态学理论以及Vhousek(1986)为代表的生态承载力理论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生态经济学的创立，一系列从生态与经济系统协调的角度进行探讨的理论又相继出现，如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区划理论、生态环境价值理论和生态经济效益评价理论等。对中国农业生态区划中就曾将中国划分为三大生态农业区，即东部农业区、蒙新农业区和青藏农业区等。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的精华主要是生态经济协调理论和持续发展理论，其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主要是以前一个理论为代表，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逐渐提出了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人居环境建设、生态旅游等的实践中去，产生了明显的生态经济效益。

(三)生态经济理论的方法研究

1　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方法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是突破以往以GDP为主的方法，提出了资源—环境一经济核算框架。绿色CDP的研究很多，有研究者认为，绿色GDP是从现行统计下的GDP中扣除自然部分和社会部分的虚假进步和外部化成本。有研究者提出了绿色GDP测算模式构架。实际上，这些表示方法只是扣除了环境成本，即在经济发展总量中除去了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部分。

2　生态经济的整合模型

模型是解释现实世界的形势和发展趋势的一种研究工具。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致力于生态经济整合模型的研究，并在诸如生态经济规划模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系统动力模型、多目标灰色规划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等。这些模型通常都有比较完善的经济、生态系统子模型，并对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耦合关系做了适当的处理。

3　能值分析法

能值概念的引入，使得生态经济系统中流动的和储存的各种能量和物质有了统一的核算单位。Odum给出的能值定义是：一个流动或储存的能量所包含另一类别能量的数量，称为该能量的能值。太阳能是地球一切生命的能量来源，在实际研究中，通常用太阳能来作为衡量其他能量能值的标准。能值分析也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及资源环境的经济学分析成为可能，在经济价值分析和自然能量分析之间架起了桥梁。用能值指标体系可以全面地衡量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水平。能值指标体系的主要指标有能值，货币比率、能值—货币价值、能值投资率、净能值产出率、能值交换率、能值扩大率、能值自给率、能值密度、人均能值用量等。我国有研究者根据能值分析理论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分析。

4　生态足迹分析法

生态足迹最早由Wackemagel等(1996)提出并完善。生态足迹是指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生产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包括陆地和水域)面积。也就是说，生态足迹是指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和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是区域内所有消费商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之和。

三、新时期主体功能区划对我国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要求

(一)主体功能区划要求生态经济学研究有新思路

根据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不同，但区域内的人们却是既需要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的进步，还需要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一个区域的主体功能只有一种，不能同时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因此，要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整体提高，就必须加强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实现区域间的互惠共赢。

主体功能区给各个区域提出了分工：优化开发区域应该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着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重点开发区域应该增强吸纳资金、技术、产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的能力，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逐步成为支撑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聚集人口的空间载体；限制开发区域应该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因地制宜发展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引导人口自愿平稳有序转移，不断强化区域的生态功能；禁止开发区域应该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实行强制性保护，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任何开发和建设活动。

生态经济学在继续偏重理论探讨的同时，要借鉴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创新，积极探索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思路，用生态经济的基本理论方法指导主体功能区的实践。

(二)主体功能区划要求生态经济研究明确区域指向性

我国传统的区域发展理念基本都是以行政区或东中西等空间区为地域单元定位和谋发展的，这样做虽然有利于行政政策的传递和区域积极性的调动，但是对区域的定位不够客观，也容易引起区域间的盲目攀比。同一行政区或空间区内的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可能并不相同，而对它们的定位却相同，为其制定的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也相同，这样显然就不利于各区域的发展。

主体功能区的提出使对区域的定位更加明确、客观。它是根据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划定的，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针对不同的区域给以不同的定位，在不同的区域实施不同的环境保护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各区域的发展不用再遵循笼统地行政政策和措施。突破了传统的以行政区或空间区位为地域单元谋发展的理念，确定了区域的主体功能是社会的、经济的、还是生态的，从而有利于区域因地制宜的发展。在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要求生态经济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在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生态环境恢复和循环经济发展研究重点。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应更加具有区域指向性。

(三)主体功能区绩效评价研究要求生态经济学提供科学合理的评价依据

国有经济功能篇5

关键词：主体功能区；区划；生态经济

国家主体功能区划对我国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将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思想应用到生态经济发展实践中，是一门重要的研究课题。

一、主体功能区划是塑造我国区域发展格局的新举措

(一)对主体功能区的基本认识

主体功能区的核心思想是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现有国土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确定哪些区域适宜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哪些区域应当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确定各自的主体功能定位，并按照功能定位调整和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区域发展格局。

功能区划是引导和约束我国未来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的总体方案，将对我国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结构产生深远和实质性的影响。各级政府应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这是主体功能区形成长效保障机制的关键。

(二)主体功能区的类型

“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发展潜力，统筹考虑未来我国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按照主体功能定位调整完善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

优化开发区域是指国土开发密度已经较高、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开始减弱的区域。这类地区要改变依靠大量占用土地、大量消耗资源和大量排放污染实现经济较快增长的模式，把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提升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层次，继续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体区域。具体包括三类地区：第一是以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为代表的沿海经济核心区，如广州、深圳、上海、北京、天津等沿海城市地区；第二是中西部及东北开发密度较大的超大城市中心区；第三是亟待产业转型的资源型城市。

重点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经济和人口集聚条件较好的区域。这类地区要充实基础设施，改善投资创业环境，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经济规模，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承接优化开发区域的产业转移，承接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域的人口转移，逐步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发展和人口集聚的重要载体。具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中西部及东北的中心城市及交通干道沿线地区；二是中西部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资源聚集地区；三是东部沿海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

限制开发区域是指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大规模集聚经济和人口条件不够好并关系到全国或较大区域范围生态安全的区域。这类地区要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点状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资源环境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加强生态修复和环境保护，引导超载人口逐步有序转移，逐步成为全国或区域性的重要生态功能区。如大小兴安岭森林生态功能区、东北三江平原湿地生态功能区、川滇干热河谷生态功能区等。

禁止开发区域是指依法设立的各类自然保护区域。这类地区要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规划实行强制性保护，控制人为因素对自然生态的干扰，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开发活动。具体包括部级自然保护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地质公园等。

二、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演变综述

(一)生态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工业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人类对自然改造强度的日益加大，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最紧张的问题，如可持续发展、酸雨、全球变暖、物种灭绝和财富分配不均等，正是在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这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背景下，开始了对不同空间尺度、不同类型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研究与实践。

国外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生态经济研究，至今还不足40年的历史。最早是以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为代表，引起了人们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在解决人口和污染问题能力上的怀疑，以此为开端引发了更多的关于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问题的思考，产生了“悲观派”、“乐观派”和“协调派”三种生态经济观点，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开始沟通。但将其真正作为一门学科提出来却是20世纪80年代末的事情，当时有50多位科学家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国际生态经济学会(1see)，创立了生态经济学，并在1989年开始编辑出版e-cological economics杂志。从此国际上针对不同空问尺度、不同类型的生态经济研究方兴未艾。

国内对生态经济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最早在1973年中国第一次环境保护会议确定将环境纳入国民经济计划的发展战略，这一时期政府虽然显示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但行动仅限于治标措施。同时，自然科学家开始接触生态经济问题，发表了一些描述和揭露生态经济问题的文章。但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缺乏清晰的概念，尚未深化到理论阶段。此时，国外著名的生态经济理论也开始传播到中国，并于1980年8月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许涤新发起召开了首次生态经济座谈会，揭开了中国创建生态经济学的序幕。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生态经济价值理论受到各国学者密切关注和重视。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肓》、《21世纪议程》等重要文件。这次会议揭开了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序幕，此后世界各国对可持续发展理论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2001年，美国布朗教授在《生态经济——有利于地球的经济构想》一书中提出，经济系统是生态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的观点，这一思想在生态经济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给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生态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清晰路径：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生态经济学理论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矛盾运动，关注的焦点是生态平衡以及如何解决“人类困境”；20世纪80～90年代生态经济学研究强调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关注的焦点转向环境容量与资源承载力；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态经济学研究则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与模式，关注的焦点扩展到生态经济价值理论，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分析的开始。而回顾国内外比较生态经济研究的历史，可以发现二者的共同点都是在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进行反思基础上，才开始对特定生态经济问题的讨论、研究与实践的。

(二)生态经济理论

1　生态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

(1)系统论

系统论强调系统之间的正向反馈与负向反馈双重作用机制的影响，对于生态系统而言，前者可导致系统的无止境增长或衰退，后者则促使系统在稳态附近维持稳定，这是由于生态经济系统中各要素均相互衔接、相互促进造成的。廖尚华、胡宝清(2007)认为，系统论是在强调整体有机性的基础上，直接针对机械论的单一化倾向建立起来的。由于区域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区域生态经济系统内的各要素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系统论的观点。

(2)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该理论从区域与区域之间不同时空尺度的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制约关系出发，分析了人地系统的特点、结构和功能。申玉铭等(1998)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人地关系的协调，人地关系系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人地关系系统的优化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建立了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模式，从理论上把人口增长、经济增长、资源消耗、技术进步、环境变化之间的综合作用过程简化为四个阶段，认为要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演化，人类就必须自觉地调控自身及系统各要素的发展，使系统总体发展轨迹与资源环境容量的限制作用相适应，最终实现持续发展的目标。

(3)协调发展理论

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理论要求在发展经济子系统的同时必须兼顾到环境子系统承载力，发展既要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片面追求高增长(taylor。1986；suresh chandra babu，2000)，两者之间要有一个协调关系。它要求环境和经济之间要相互适应、相互满足的发展(李文彦，1994；李善同，2002)，使两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既表现为质上的协调，又表现为量上的协调。从环境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发展的影响和制约来看，环境子系统是经济子系统发展的物质基础、物质手段。环境子系统的承载力容量决定着、制约着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就经济子系统对环境子系统的影响和制约来说，经济子系统是环境子系统发展的大脑中枢和催化剂。环境子系统通过经济子系统的化学反应可以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和发挥出其应有的物质流本质。

2　生态经济的定义及内涵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经济学家鲍尔丁在他的《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中首先提出的生态经济学的概念，针对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宇宙飞船经济”理论，主张对自然资源循环利用，节约资源，提高效率，减轻对生态环境的污染。

在国内以马世骏先生提出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为先导。我国的科技工作者开始对生态经济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做了大量的探索。先后针对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和经济复杂巨系统提出了诸如可更新资源管理理论、生态承载力理论、plied协调理论、区域承载力理论、生态经济协调理论，并对系统中生态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生态经济区划以及生态经济区模式的效益评价等进行了广泛探索。

王松霈(1992)认为：“生态经济系统是由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而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复合系统；王东杰等人(1999)将生态经济定义为：“它是研究生态经济系统中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重点在于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行为与其所引起的资源与环境嬗变之间的关系。此外，季昆森(2001)提出：“生态经济学是一门从经济学角度来研究由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复合而成的生态经济社会系统运动规律的科学”。

总之，现今基本达成一致的观点都认为：生态经济主要是研究经济和生态协调一致的共同作用和发展等规律，将经济和生态当作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并具有不同的结合程度和不同的作用范围。

3　应用基础研究

在生态经济学基本原理的指导下，在解决不同类型区生态经济问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应用基础理论，如恢复生态学理论、生态经济区划理论、生态产业理论、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效益评价和管理理论等。

最早从生态环境和资源利用的角度，巴巴拉沃(1972)出版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第一次从社会、政治和经济角度分析当今环境问题，是现今系统研究生态系统对人类制约的起源；随后如clark(1973)的资源保护理论，以及1975年3月在美国佛吉尼亚工业研究所和州立大学(ykginia polytech-nic instibte and state univsity)召开的题为“受损生态系统的恢复”国际会议为起端的恢复生态学理论以及vhousek(1986)为代表的生态承载力理论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际生态经济学的创立，一系列从生态与经济系统协调的角度进行探讨的理论又相继出现，如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区划理论、生态环境价值理论和生态经济效益评价理论等。对中国农业生态区划中就曾将中国划分为三大生态农业区，即东部农业区、蒙新农业区和青藏农业区等。我国生态经济学理论的精华主要是生态经济协调理论和持续发展理论，其中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主要是以前一个理论为代表，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逐渐提出了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并将这些理论应用到生态农业、生态工业、人居环境建设、生态旅游等的实践中去，产生了明显的生态经济效益。

(三)生态经济理论的方法研究

1　资源环境价值核算方法

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有了新的发展，主要是突破以往以gdp为主的方法，提出了资源—环境一经济核算框架。绿色cdp的研究很多，有研究者认为，绿色gdp是从现行统计下的gdp中扣除自然部分和社会部分的虚假进步和外部化成本。有研究者提出了绿色gdp测算模式构架。实际上，这些表示方法只是扣除了环境成本，即在经济发展总量中除去了对环境有负面影响的部分。

2　生态经济的整合模型

模型是解释现实世界的形势和发展趋势的一种研究工具。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致力于生态经济整合模型的研究，并在诸如生态经济规划模型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如系统动力模型、多目标灰色规划模型、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等。这些模型通常都有比较完善的经济、生态系统子模型，并对生态问题和经济问题耦合关系做了适当的处理。

3　能值分析法

能值概念的引入，使得生态经济系统中流动的和储存的各种能量和物质有了统一的核算单位。odum给出的能值定义是：一个流动或储存的能量所包含另一类别能量的数量，称为该能量的能值。太阳能是地球一切生命的能量来源，在实际研究中，通常用太阳能来作为衡量其他能量能值的标准。能值分析也使得自然生态系统及资源环境的经济学分析成为可能，在经济价值分析和自然能量分析之间架起了桥梁。用能值指标体系可以全面地衡量区域生态经济发展水平。能值指标体系的主要指标有能值，货币比率、能值—货币价值、能值投资率、净能值产出率、能值交换率、能值扩大率、能值自给率、能值密度、人均能值用量等。我国有研究者根据能值分析理论对区域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分析。

4　生态足迹分析法

生态足迹最早由wackemagel等(1996)提出并完善。生态足迹是指任何已知人口(某个人、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这些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所生产的所有废弃物所需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包括陆地和水域)面积。也就是说，生态足迹是指能够持续地提供资源和消纳废物的具有生物生产力的地域空间，是区域内所有消费商品的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之和。

三、新时期主体功能区划对我国生态经济学科的发展要求

(一)主体功能区划要求生态经济学研究有新思路

根据区域的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不同，但区域内的人们却是既需要经济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的进步，还需要生态环境的改善。而一个区域的主体功能只有一种，不能同时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求。因此，要想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整体提高，就必须加强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实现区域间的互惠共赢。

主体功能区给各个区域提出了分工：优化开发区域应该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放在首位，着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参与国际竞争的层次，成为带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参与全球竞争的主体；重点开发区域应该增强吸纳资金、技术、产业转移和人口集聚的能力，加快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逐步成为支撑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聚集人口的空间载体；限制开发区域应该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因地制宜发展可承载的特色产业，引导人口自愿平稳有序转移，不断强化区域的生态功能；禁止开发区域应该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实行强制性保护，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任何开发和建设活动。

生态经济学在继续偏重理论探讨的同时，要借鉴主体功能区规划对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的创新，积极探索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新思路，用生态经济的基本理论方法指导主体功能区的实践。

(二)主体功能区划要求生态经济研究明确区域指向性

我国传统的区域发展理念基本都是以行政区或东中西等空间区为地域单元定位和谋发展的，这样做虽然有利于行政政策的传递和区域积极性的调动，但是对区域的定位不够客观，也容易引起区域间的盲目攀比。同一行政区或空间区内的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可能并不相同，而对它们的定位却相同，为其制定的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也相同，这样显然就不利于各区域的发展。

主体功能区的提出使对区域的定位更加明确、客观。它是根据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划定的，分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针对不同的区域给以不同的定位，在不同的区域实施不同的环境保护政策和经济发展政策，各区域的发展不用再遵循笼统地行政政策和措施。突破了传统的以行政区或空间区位为地域单元谋发展的理念，确定了区域的主体功能是社会的、经济的、还是生态的，从而有利于区域因地制宜的发展。在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要求生态经济重点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在优化开发和重点开发区域，生态环境恢复和循环经济发展研究重点。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在微观层面上应更加具有区域指向性。

(三)主体功能区绩效评价研究要求生态经济学提供科学合理的评价依据

国有经济功能篇6

2010年12月，国务院公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一规划意见经今年“两会”讨论通过，写进了“十二五”规划纲要。从此，主体功能区规划概念再一次纳入国家五年发展战略。

功能区规划战略并不是今天才提出，早在2002年，国家发改委就对此概念进行了酝酿讨论。2003年，国家发改委在起草“十一五”规划时，正式提出了“功能区”战略的构想，这一构想在2006年3月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得到了确认。2007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即国发（2007）21号文，要求从全国和省级两个层面编制功能区规划。之后到2008年，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全国功能区规划征求意见稿，这一意见稿一直到2010年10月，才定稿公布。

全国功能区规划是新中国建立近60年第一次提出的战略性概念，当时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反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行政管理界，都开展了热烈的讨论。由于这一战略概念涉及国家和地方、城市和乡村的切身利益，对我国未来发展影响重大，加之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相当复杂，一直难以达成共识，阻力很大，导致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经历了八年之久，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省没有按规定时间上报省级层面的功能区规划。现在功能区规划尽管从法律上已确定为国家战略，但实施这一战略并非易事，笔者对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并不乐观。从当前现实中看到，全国上下的共识仍没有统一，理论探讨和组织实施相持的阶段，没有完结。地方抵触情绪，没有完全消除。这在我国建国60多年来的国家行政管理决策中，是很少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国已进入实施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历史阶段，如何看待全国的功能区规划，要不要进行功能区规划，如何进行功能区规划，有几个现实的问题需要解决。

与中国国情相对照，功能区规划实际操作难度较大

国家实行功能区规划，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要求，但与中国国情相对照，实际操作难度较大。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进行了功能区的规划，效果很好。但实行功能区规划的国家和地区多数为人口少、面积小、经济结构单一的经济体。在美国，虽然重视功能区规划，但没有在全国实施，只是早期在西部地区和田纳西河流域进行导向性的功能区规划。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人少、地多，资源相对丰富，实施功能区规划，有利于资源规模化开发，效果不错。日本是岛国，人多、地少、资源匮乏，不实行功能区规划就会产生有限资源过度开发的危机，而日本财力雄厚，有条件对一些限制、禁止开发的地区实行国家补偿。

而我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国土总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的农业大国，除了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外，大陆内有31个省级行政经济体，这些经济体规模较大，资源多样性突出，经济自成体系，而且历史悠久。现在如果实行全国性的功能区规划，强制推行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的功能区，势必把传统的区域经济结构打破。打破这一结构，实际上是对区域经济利益的大调整，在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还不完善、市场竞争还不完全公平的条件下，靠行政的手段进行功能区布局，难已做到区域经济利益的均衡。这是编制全国功能区域规划遇到的主要阻力，是理论和实践不统一的主要障碍。打破这一障碍的先决条件是国家财力必须达到相当的规模，具有对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功能区实行财政补偿的可持续调控能力。否则的话，难以把限制和禁止落到实处。如果国家补偿不到位，强行进行限制和禁止管理，势必造成中央和地方矛盾的激化，区域发展失衡，经济问题有可能引发为政治问题。

实行功能区域规划，要有完善的制度保证

从国家长远发展战略角度，实行功能区域规划是发展方向，但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要有完善的制度保证，要有成熟的市场竞争机制得以保证。在这一现实面前，国家财力如果调控有困难，可以采取政策性产业调整的办法，加大限制、禁止功能区替代产业的发展。例如，在西双版纳热带生物形态突出的地区，限制、禁止对森林的大面积开发是要坚持的，但为了这一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应该鼓励当地大力发展速生林、经济林，并在政策和经济上扶持速生林、经济林的木材深加工，以形成木材加工产业链，既确保青山常在，又使当地人民有稳定的生存、发展资源。再如，在青海、内蒙、宁夏等地区，防止荒漠化加剧单靠限制、禁止资源开发是不行的。稳妥有效的办法是国家要引导高科技导入，通过科技力量，进行土壤改良、牧草改良，提高牧场牲畜承载率，提倡牧畜圈养，提倡温棚养殖，改变牧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加大产业链发展，加大草原地区经济作物发展等。因此，实行全国性的功能区规划，一定要慎之又慎。前苏联在斯大林时代曾强行推行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大分工，这实际上是前苏联时期的功能区规划，结果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导致民族矛盾加剧，这是后来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又多集中在西部边远地区，这些地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对全国生态保障功能比较集中，限制、禁止功能区多集中在这些地区。在这些地区实施限制、禁止功能区规划，一定要考虑周密，多种措施到位。确保在限制、禁止资源开发后，当地人民生活条件不但不降低，反而提高，促进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

实施全国功能区规划，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稳妥推进

实施全国功能区规划，最现实的做法应是分阶段、分区域的逐步实施，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操之过急，要稳妥进行。从区域划分上，我国经济区域分为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四大板块。这四大板块各有特点，有的无可比性，有的无替代性。实施各板块的功能区规划，一定要尊重历史，重视现实。通过小区域的实验规划，取得经验，从点到面分阶段推行。通过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加以综合调控。例如，在限制和禁止开发地区，要通过政策优惠、经济扶持的方法，吸引人才、科技、资本进入，有了人才、科技、资本支持，就会防止资源盲目开发，扩宽新经济增长方式的渠道。在一些限制、禁止功能区，群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主要以传统方式为主，一旦打破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必须有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替代，否则，限制和禁止的功能就无法实施。

制度创新，科技、交通、通讯日新月异的变化，为一些地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提供了条件。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做好大文章。笔者在青海、宁夏、内蒙考察时看到，广阔的大草原和无际的沙漠地，风能发电资源得天独厚，部分地区风能发电已形成规模。但电力多数通过国家电网外输到中、东部地区。风能发电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当地廉价的电力和日照充足的资源，大搞温室蔬菜、特种经济植物栽培和温棚牲畜人工养殖，并进行副食品深加工等，这是非常可行、可靠的。生产采用企业化经营方式，提高生产组织化程度，提高集体化、规模化、商品化生产，促进小城镇发展。这一格局一旦实现，新经济增长方式就会出现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在客观上，就使限制开发、禁止开发功能区，冲破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走上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为农民致富闯出一条新路，而且是可持续的。

我国幅员辽阔，而且历史文化悠久，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提供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条件和空间，只要思想解放，制度创新，就能找到新经济增长方式的有效途径。实施功能区规划战略，有可能是促进各地创新发展的动力，从这一意义上讲，笔者对实施功能区规划战略抱有信心。

结 语

总之，实施我国功能区规划战略应稳妥操作，要实验先行、理论先行。科学地进行制度设计，科学地进行市场机制培育，等条件成熟时，再进行逐步推广，这是比较现实的做法。在“十二五”规划期间，可选择有代表性的省级经济体进行试验，总结经验，探索路子，为今后全国推行功能区规划打下基础。（作者为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秘书长兼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延伸阅读

国有经济功能篇7

一、经济法及其功能

经济法属于系统、全面和综合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能够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包括整个社会生产、生产过程、经济管理关系（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一定范围内的经营协调关系。从社会经济功能看经济法的功能，被认为是一种制造积极经济结果，实际上，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经济法与社会经济的关系进行了集中体现。这里对经济法功能可通过两种途径来进行分析，一是社会贡献途径的分析，二是分析经济法对社会经济活动中人的影响，而后者则就是所谓的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我国在加入WTO后，面临着一个绝对的、完全的市场运作体系，而经济法的功能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综合系统的调整社会经济关系。即以全局观念进行综合调整，并实现宏观调控与微观规制的有机结合，这也是经济法的特有功能。第二，经济法能够直接或导向性的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排除社会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使社会经济朝着国家意志方向运行，确保社会经济的良好运行与协调发展，国家需要指导和直接调控市场机制，而经济法则是其相应的法律保障，具备独有的直接或导向性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功能。第三，经济法的实施能够最有效地实现经济效益。一方面经济法能够最有效地节约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则能够最有效地保障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第四，经济法能够最充分的体现社会公平，即对社会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创造公平的社会个体共同发展的环境，实现个体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平衡。

二、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

经济法是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一种最主要的制度，上述讨论中我们谈到，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即是经济法对社会经济活动中人的影响，从这个角度上来分析，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集中体现在了四个方面，即经济信息的传递功能、利益的分配功能、激励功能和节约交易成本。

（一）能够传递经济信息

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当人参与到某个经济活动中来时，会在经济活动开始前对参与活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预测，预测结果一旦超过成本，并对自身带来利益时，社会经济活动主体才会做出决策。这种决策行为需要对多种因素进行考虑，包括内外因素，以及与决策有关的重要信息等，加之经济法对社会经济活动行为人起着一定的规范作用，因此经济的法社会经济功能能够对经济信息进行传递，进而使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人能够明确自己的行为，在与其他人发生经济关系时，形成经济上的行为互动，达到最终的经济目的。例如，消费者消费一件商品，其对商品生产者的具体情况与信息并不真正了解，而是在相信商品作用和法律信任的基础上消费了商品，这种交易关系一旦缺少经济法也就很可能无法存在，或者大幅度的减少。

（二）能够对利益进行分配

从法律角度来分析，经济法对社会经济活中人的利益有着必然的影响，而经济法中的权利与义务实际上也就是利益的分配，从这个角度上看，经济法的社会经济功能包括了对利益的分配功能。这种分配功能体现在资格与资源分配，以及直接干预分配两个层面上。其中资格指的是部分人从事某种经济活动获得的资格；资源分配下的最终利益是存在差异的，例如公司法中对不同公司设立不同的注册资金规定，这些规定对公司的性质、经营，资本与资源的利用有着直接的影响。而直接干预分配则是根据分配对象的不同，按照经济法实施不同的分配标准与原则对利益进行分配，这种功能能够有效地保证利益的公平性，对各种利益进行权衡，使之大致在同一水平。

（三）能够为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激励

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包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激励这一功能。该功能的基础在于社会经济活动行为人，激励功能能够对社会经济活动行为人的经济行为产生促进和激励，影响其最终选择。为了有效地发挥激励功能，需要保证经济法制定的合理化，这主要包括了两个方面内容的设计，即制度的合理设计，以及激励机制的设计。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产生激励这一功能属于经济法社会经济功能中最突出的一个功能，其中以税收优惠政策表现最为常见，如国家对某个行业进行大力发展时就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进行支持，反之则加重税收。

国有经济功能篇8

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构建均衡国土空间格局的全国空间开发规划，《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出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主体功能区构想最早是在2002年《关于规划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提出的；2006年3月国务院通过的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了主体功能区的基本思想；2007年7月国务院《国务院关于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明确了规划定位、规划原则、主要任务以及制定两级规划（国家和省级），划分4类主体功能区等重大问题；2010年12月21日，历时四年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2011年全国两会上通过的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主体功能区正式上升至战略层次。今后的区域政策具体目标与政策工具的选择，都将以此为依据进行系统性的设计。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与实践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首先，区域具有主观性与全面性，主体功能区划分要体现区域的这种特征。在区域经济学中的“区域”概念，并非一种自然存在的现象，而是执行区域管理的一种工具，是人们可根据生产与生活需要而主观划定的范围。但主观性并不意味着随意性，要使用好这种工具，对区域进行划分时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并掌握一定的识别方法。其次，为区域管理提供基础的区域规划必须覆盖整个国土，包括陆地和海洋，不能允许飞地的存在。其次，区域具有科学性与可行性，主体功能区划分要求遵循区划的基本原则并具有操作性。作为“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的重要区域战略，主体功能区规划在设计上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尊重现实条件，兼顾政治、经济、生态、文化与民族等方面的要求。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实现国土空间利用优化，是我国空间资源开发政策的主要目标，其划分需要遵循同质性和内聚性的原则。主体功能区划分边界内，必须具备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同时区内有某种紧密的联系使各个因素共同完成该区域的客货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等政治、经济、生态、文化活动功能。

主体功能区的实践。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通过“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引导人口和经济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聚，保护农业和生态发展空间，促进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将进一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并优化资源空间配置，同时有利于中央政府实施空间发展战略，进行区域经济管理与调控。

根据《规划》，在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冀中南地区、太原城市群、江淮地区、长江中游地区、成渝地区等人口密集的中西部地区将成为重点开发地区，将吸纳大量劳动力，有效减缓我国的交通压力，降低劳动力流动成本，实现人尽其用。而且这正可以医治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等部分地区的“膨胀病”，实现其在经济结构、科技创新、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优化升级。

通过将中西部地区人口密集区域列入重点开发地区，将改变我国目前劳动力大量由中西部地区向珠三角、长三角的大范围跨地域流动的现状，标志着我国的区域政策战略由“移民就业”转向“移业就民”，必然缓解交通运输部门的压力，缓解困扰东部地区的城市病，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促进东、中、西地区的全面协调发展。

值得一提的是，“十二五”规划纲要还提出“制定实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优化海洋经济空间布局。推进山东、浙江、广东等海洋经济发展试点”，将主体功能区覆盖到整个国土范围，促进海陆经济的统筹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实的制度保障

主体功能区规划对制度保障的需求。《规划》确定的目标是，“按照全国经济合理布局的要求，规范开发秩序，控制开发强度，形成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然而，我们要确定的不仅是设计一个什么样的主体功能区规划与政策体系，还要确定这个规划与政策体系如何能够在操作层面得到落实，如何在中央与地方各级行政部门之间、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功能区之间协调责权利，如何能够与时俱进地调整政策以保持主体功能区战略的系统性、前瞻性与科学性。在规划通过后，财政转移支付、金融政策、生态补偿和干部考核指标等配套措施都需要尽快安排到位。区域战略与政策的实施，需要依靠专门的职能部门负责，需要标准区域与问题区域区划体系，需要有一个平衡经济、政治与民族问题的长远战略，需要区域经济研究者、政府职能部门与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需要建立定期调整机制，需要一定的政府基金作为支撑手段。①目前来讲，制度设计上的挑战，归纳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即“中央地方博弈”协调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定期调整机制。

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地方发展政策的矛盾。无论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房地产制度、税收制度还是货币制度，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利益的均衡一直是国家战略能否落实的重要决定因素。主体功能区战略从全国空间合理开发角度出发，旨在实现各区域之间的互利多赢，但是，在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方面依然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因此，要达成一致满意的划分结果，我们需要考虑一个“中央地方博弈”协调机制。

首先，在主体功能区划分上，对于“优化开发”地区，由于其发展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正处于需要结构升级的阶段，运用规划调控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提升其经济整体质量。由于具备“优化开发”能力与需求的地区相对容易确定，划定优化开发区不存在太大的难度。其次，对于部分生态脆弱、发展经济难度高的禁止开发区，要安排恰当的转移支付，要求其放弃不适合开发的项目。这一类型的主体功能区，有一个相对公认的清单，其划定也不存在很大的争议。第三，协调地方利益的难点主要是识别“重点开发”与“限制开发”区域。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之所以推迟面世，主要是因为许多地方都希望能列入国家重点开发区域之列。因此，围绕重点开发区域的确定，中央有关部门与地方展开了长时期博弈。限制开发区域是问题与矛盾集中的地区，中西部有很多县在划分上都属于可上可下的情况，但是被划入限制开发区范围，即意味着发展“伸不开手脚”。GDP上不去，当地政府官员不支持，收入水平提高难，当地居民也不能接受。而另外也有一部分长期欠发达地区非常积极地希望被划入部级限制开发区，通过获取国家转移支付来缓解经济压力。而在民族关系方面，我国168个少数民族聚居的自治县、旗和自治旗按照规定大部分将被划入禁止开发和限制开发区域，由此产生的民族共荣问题也值得考虑。

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利益补偿机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目标如何通过各级行政层面得到落实，如何保证不伤害民族间的和谐关系，归根到底，是如何保证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再分配问题。如果能够通过一系列的利益补偿机制来保证不同类型功能区都可以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得到“帕累托改进”，那么这项战略一定能够得到广泛的支持。事实上，发展工业生产、增加GDP是对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涵养水源、保持生态平衡、发展农业生产也是为国家经济发展做贡献，而且工业生产的贡献并不必然比其他非工业生产贡献大。因此，国家应该设计出一套利益补偿机制，来保障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例如，处于黄河入海口的山东省东营市经济的发展，绝对离不开黄河发源地青海省玛多县在生态保护上的贡献，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方式补偿玛多县这种正的外部性，黄河源头的生态保护就无法保障。在国外，有许多通过生态补偿机制成功协调流域上下游利益的案例。例如美国卡茨基尔河和特拉华河流域就曾建立合理的补偿机制。纽约市饮用水90%来源于该流域，为了解决微生物污染严重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纽约市决定每年为该流域农场主提供4000万美元，补偿其改善水质的成本。这笔资金来源于政府对用水户征收的附加税、纽约市公债、信托基金三部分。②

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汲取能力得到显著增强，有能力通过转移支付等财政政策实现区域间经济关系的平衡。另外，也应该考虑通过排污权交易与生态服务的商品化，借助市场的力量完善利益补偿机制。总之，中央政府必须通过转移支付、税收、金融或者是市场等途径，推行利益补偿制度，实现权责利三者的均衡。

主体功能区与定期调整机制。首先，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一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逐渐下降；第二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上升，经济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国民收入和劳动力的相对比重也开始上升。一个地区的主体功能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因此需要一个定期调整机制，保证主体功能区的动态性与科学性。其次，对于以县为主体功能区划分的基本空间单元存在难以避免的缺陷。自然地理、经济资源与人口分布特征并不一定与行政边界吻合，一个县内可能存在十分明显的内部差异。例如，我国人口最多的县级行政区是广东省普宁市，其人口总量为222.8万人（2008，普宁市政府网），该市南部为大南山山地，西南部为峨嵋嶂山地和南阳山丘陵，东北部为铁山、洪山的低矮丘陵，中部为宽广平原，在平原与丘陵之间有台地分布。该市既有密布的山林，又有发达的轻工业，难以统一纳入一类主体功能区之中。

虽然以县为划分基础的原则存在过于粗糙的问题，但是由于乡镇的数据缺乏，而且工作量大，目前还不宜完全将乡镇级行政区作为划分主体功能区的基本空间单元。作为一个长期的战略举措，主体功能区规划可以采取分步走的实施方式。在统计数据不完善的情况下，根据现有县级数据，按照具体指标，先划分出四大主体功能区，但是这不能作为划分的终点。未来完善主体功能区规划应着眼于以乡镇级行政区作为基本空间单元，这要求从现在开始应该尽快完善乡镇级相关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工作。

建议与展望

系统而科学的主体功能区的形成，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复杂任务，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不会急于求成或者流于形式。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必须坚持长短期目标相结合，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要综合区划、规划、政策与考核四个方面来推进形成主体功能区。只有在财政、金融等相关政策和松绑GDP考核制度的支持下，主体功能区才能够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并顺利实施；要重视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金和生态服务在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中的作用。政府在整个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要发挥积极引导的作用，而不能急功近利、越俎代庖，直接执行市场的交易行为或者以行政安排替代市场交易。总之，要坚持以长远的眼光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以优化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经济发展、生态保护和民族和谐的新格局。（作者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注释

国有经济功能篇9

关键词：政府采购 政策功能 文献述评

中图分类号：F25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1-037-03

我国《政府采购法》在2002年6月颁布，其中在总则第九条中明确规定了政府采购应注重发挥其政策功能，包括促进环境保护、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及少数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护国货以及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等。我国“《政府采购法》最开始的动机是在于加强财政的公共管理，在于省钱，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府采购规模的扩大，现在则更重视其政策的导向作用，即利用政府的采购行为形成一种示范效应。”

作为国家公共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采购的采购规模、采购标准以及采购方式发生变化都将可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比如，政府采购规模的变化会影响社会的总供需，而政府采购结构的变化将会直接对产业结构以及各地的区域经济结构产生重要的影响。在现代国家经济生活中，政府往往通过调整政府支出尤其是政府采购的规模来调整内需，从而实现政府促进经济的稳步发展、增加就业以及维护市场物价稳定的目标。

本文将对目前国内外关于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对于政府采购制度的研究开始的比较早，政府对于政府采购制度的管理也趋于成熟。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从效率的角度出发，指出政府安排其财政支出同样应遵循市场机制的引导，只有利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政府才能成功地协调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实现经济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很显然，亚当·斯密已经意识到了政府支出也要讲究效率。在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方面，国外在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政府采购可能对经济发展、消除贫穷、促进私有部门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政府采购也与一国的对外贸易和外国投资有密切关系，更有学者认为政府部门则主要从事三类活动，包括收入分配以及物品和服务的生产和购买，而其中对物品和服务的购买是这三类活动中的硬核，是支撑所有政府功能的关键点。

二、国内文献综述

从深圳1996年被定为政府采购试点城市起至今，我国政府采购实践已经历了十几年，政府和相关的专家也对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相当重视，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笔者以“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为主题，编辑检索式，在中国知网中共搜索到了数十篇文章，其中有一些相关度较高的文章，现将这些文章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在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的概念界定上，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是政府通过立法所确立下来的，并通过政府的采购活动体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职能。也有一些学者从比较实现政府采购的经济效益和实现其政策功能二者孰轻孰重方面，认为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是政府利用财政资金以买家的身份在市场采购，首要目的是要节约资金，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诸如促进民族产业发展、促进环保等的经济和社会目标。

在关于实现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必要性问题的讨论上，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政府采购作为政府的特殊行为，兼具行政性和市场性，在实际的操作中，并不能仅仅只为实现节约财政资金，同时还应体现社会的公共需求，为实现诸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而服务。更有学者提出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为强化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提供了政治依据。所以，政府采购不仅要能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还应具有调节经济总量，改善经济结构，防止腐败，保护民族产业、扶持中小企业等政策功能。

在关于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的定位方面，我国《政府采购法》总则中规定政府采购政策功能应包括促进保护环境、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不发达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保护国货等。朱少平认为，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应包括促进环境保护、支持不发达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以及采购本国货物、工程、服务，除此以外，政府采购机构还应将促进自主创新和就业作为调控目标。还有学者从发展的角度出发，认为政府采购政策功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政府采购的不同阶段包括不同的内涵。在政府采购的初期，节约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是政府采购的主要目标，随着采购市场的开放，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业从国内扩展到国际，并逐渐随着采购规模的扩大成为政府调节宏观经济的重要的财政手段之一。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来看，我国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应该包括扶持高新技术产业、促进节能减排、保护民族产业以及促进社会协调。王海英2005年在《商业时代》发表文章认为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包括调控国民经济（包括通过采购总量的调节调控社会总需求，保持宏观经济稳定；通过采购品种、供应商的选择，加快相关产业的发展，保护国内企业和中小企业，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地区的均衡）和实现一些社会目标（如：保护环境，促进就业，促进安全生产，保护知识产权，维护政府形象等）。也有部分学者侧重于其中的某些功能，如于安认为，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实行政府采购的首要目的是要省钱，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我国推行政府采购政策的最初目的也是要节省资金，但政府采购又是政府作用的一部分，政府作用向积极方面调整必然会导致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增长。他认为目前更重要的是支持自主技术创新，要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自主科技创新是主导方向。还有学者从广义的角度将政府采购的政策功能定位于提高政府采购资金的使用效率、抑制腐败和调控功能。

在政府采购的宏观经济调控功能方面，樊玉然认为政府采购作为总需求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具有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功能，政府采购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包括调控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保护国内企业。政府采购有两种模式：集中采购和分散采购，这两者都具有宏观经济调控功能，但二者的调控力度、调控方便性不同，集中采购适合在一定时期内调整采购规模，影响社会总需求；而集中采购的监督成本和采购成本相对较低，因此，他认为政府集中采购模式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更强。

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我国《政府采购法》颁布以来，政府采购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不够，主要是相关法规只能起到指导性作用，缺乏实践操作性，在采购过程中一味强调资本实力、技术实力，而忽视了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的增长、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作用。另外，中小企业由于自身实力较弱，常不能及时得到准确的信息，从而使得许多参与政府采购的机会被中小企业错过。关于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制度探讨方面，国内有学者认为，应该尽快建立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基金，解决广大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政府帮助设立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门机构，创建中小企业的统计数据库，并加大政府采购的信息力度。

在政府采购促进环境保护方面，国内有学者对政府绿色采购是这样定义的：采购人在使用财政资金依法采购规定的货物、工程和服务时，优先选择那些环保的绿色产品，从而促进保护环境。还有学者认为政府对绿色产品的采购对环境的保护最为有效，采购的环境效益最好，应大力倡导绿色采购观，培育绿色消费意识，大力发展绿色生产，培植绿色产业，制定必要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确保绿色采购有效推行，并通过经济手段，扶植绿色采购发展。

在政府采购的国货问题上，国内学者一致认为政府采购应该采购国货，这是由政府采购本质所决定的。政府采购的资金是社会公共资金，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政府在处理采购什么、采购多少、为谁采购及向谁采购等问题方面，必须要从全社会公共利益出发，要兼顾政府多方面政策目标。还有学者对政府采购国货的作用进行了讨论，认为政府采购国货是促进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之一，可以促进自主创新，而且还是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条件，另外，政府采购国货还会在国内起到引导作用和倍数效应。在如何促进采购国货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在全国范围内强化国货文化的塑造与培育，完善政府国货采购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法律解释，并加强政府对国货采购的监督与管理。

三、简要评述

通过上述文献的回顾，笔者认为，目前在国外，政府采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都已趋于成熟，国内学者关于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研究与国外学者的研究相比，还存在一些差距或不足：首先是缺乏理论研究，操作性研究相对较多。目前在我国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研究，无论是出版的专著，还是有关论文，都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我国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具体实施办法。其次，研究体系不完善，对政府采购政策功能的定位方面也是各持己见。目前，我国关于政府采购的理论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各个高等院校，而且表现为有兴趣的个人；政府部门里主要由政府采购处进行操作性的研究；中国财政学会也只是将政府采购作为年度课题来进行研究，并且还不是每年都将其列入计划之内。总之，国内有关政府采购的专门性研究机构较少，国内关于政府采购政策功能（下转第43页）（上接第38页）的研究大也多是现象描述，缺乏较深的理论基础，还有很多需要研究完善的地方。但令人欣慰的是政府部门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而且采取了很多措施进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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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经济功能篇10

【关键词】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战略定位；战略管理

一、引言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源动力，也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学者对于我国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问题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结论往往不具有一致性。党的十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致力于从“要素驱动”逐渐转向“创新驱动”，经济发展方式力图从粗放、追求数量式增长转变为集约、追求质量式增长。宏观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的转变离不开作为其微观构成基础的企业的参与，而作为我国经济主导力量的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就必须肩负起应有的责任。然而，如何让国有企业在具有共同的公有制特征的同时又具有差异化的战略定位，这是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转型能否顺利得以实现的重要问题。

二、国有企业的功能和定位

可以肯定的是，国有企业的功能和定位的差异将导致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绩效表现上有所不同，那为了对后者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并进而完善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的制定、实施和反馈机制，就有必要先就前者进行研究和讨论。

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国有企业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一般认为，由于公共物品和外部性的存在，市场机制下自发形成的价格往往不能够反映出真实的成本和收益，尤其是社会整体的成本和收益，即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由此导致私人企业无法在具有上述特征的领域以适当的价格、有效地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足够的产品或服务，这时就需要国有企业来承担起这部分产品或服务的供给责任。除此之外，一些涉及到社会大众基本生活保障性的资源供应也通常应由国有企业来承担，如水、电、燃气等。这是因为这一类基本生活保障性的资源供给往往存在非常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供应的规模通常要达到一定程度才开始具有经济性，而这一要求对私人企业来说通常是难以实现的。同时，私人企业从本质上来说是以追求所有者权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而社会大众基本生活保障性的资源供给是以追求社会全体福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并且，后者为了实现其目标往往又需要以牺牲所有者权益为代价，因此对于这一类行业来说也应由国有企业主持。

从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国有企业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往往具有更加特殊和重要的意义，也由此决定了后发国家对国有企业所应涉及的行业范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有所扩展。一般来说，后发国家有由于在经济、技术和资源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属于依附和规则遵从的地位，因此，如果后发国家想要实现高效率的发展以追赶甚至超过发达国家，通过发展国有企业特别是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大力发展国有企业不失为一个良策。因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聚集起一定范围内稀缺的资源，如果再能辅以科学、有效、一致的政策进行引导、配置和运用就有可能高效地发展一国或地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经济体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进而带动经济体内其他产业和配套设施的发展和完善，并最终形成一种良性自增强循环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特别的是，后发国家往往并不缺乏自然或者物质方面的资源禀赋，所缺少的其实是如何对这些资源禀赋加以有效利用的方式的认识和理解。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兴办国有企业相当于起到了企业家供给的功能。政府通过这样的方式对智力资源进行整合和配置有利于提高这一稀缺资源的运用效率和效果，在后发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能够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

除了上述两种关于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的一般性的观点之外，对于我国来说，国有企业具有许多其他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所不具备的特点，由此决定了我国国有企业所涉足的范围可能更为广泛。首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供给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作为公有制经济主要组成部分的国有经济必须“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由此，对于我国来说，国有企业所涉足的产业并不局限在前文中所讨论过的范围，而应以是否有利于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是否有利于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作为判断标准，而不应以行业是否属于竞争性还是非竞争性作为判断依据。

此外，各国在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和所采取的应急措施进行认真的反思之后认识到，以前那种崇尚经济自由发展而少受约束、甚至是不受约束的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在金融危机爆发时期，政府为了防止非系统性危机演变、扩散为系统性危机而紧急采取了对部分金融机构实施国有化的措施，由此所带来的成本很可能已大大超过了自由经济在危机爆发之前所带来的收益。由此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出现重大问题或者面临紧急危机时能发挥出关键而特殊的作用。

从上文中的论述可以看出，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有三个层次的内涵。其中，第一个层次的内涵体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对于国有企业的功能和定位，可称为公益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的第二个层次的内涵则反映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关于国有企业的功能和定位的研究结果，可称为功能型国有企业；至于国有企业存在的必要性的最后一个层次的内涵主要是针对我国的现实国情来说的，可称为竞争型国有企业。

三、新时期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战略选择

一般来说，企业技术创新战略选择所包含的内容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定位、项目选择、合作战略以及创新保护。其中，定位是前提。如前所述，企业对自身的定位是建立在采用诸如波特的五力模型和价值链方法对企业所处环境中的机会、威胁以及企业自身的优势、劣势的公正、客观、准确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企业定位确定了才能科学、有效地进行接下来的项目选择、合作战略以及创新保护机制的决策和活动。因此，下文在上文对我国国有企业进行功能划分和定位的基础上分别对各类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战略选择过程中所对应的项目选择、合作战略以及创新保护机制依次进行讨论。下表归纳了基于上文中功能和定位的讨论内容所得出的三类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选择。

第一类，竞争型国有企业。可以认为，竞争型国有企业在产权结构、治理方式以及运营管理方面与处在同样的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私有企业具有较大的相似性。竞争型国有企业同样以追求所有者权益最大化为其基本目标，其对于我国宏观经济的基本作用在于增强经济活力，并在此基础上力图起到增强国有经济在宏观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的更深一层次的作用。由此可以得出，首先，竞争型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的项目选择上可能更倾向于进行定量分析而非定性分析。竞争型国有企业之所以做出上述选择是因为，一方面，技术创新项目选择的定量分析侧重于短期收益，企业更聚焦于明确、可行的市场化、商业化目标；另一方，技术创新项目选择的定量分析的准确性依赖于企业外部环境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结合上文中关于我国竞争型国有企业的功能划分和定位的分析以及我国宏观经济、社会长期以较为稳定、可预测的路径发展的客观事实，因此我国竞争型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的项目选择方法上更可能倾向于采用定量分析法。其次，竞争型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的合作战略方面的分析过程与处于同样环境中的私人企业基本相同，选择的结果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般来说，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合作战略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资源的匹配性，另一个是战略的匹配性。事实上，企业对技术创新的合作战略的制定过程可以归纳为对三个问题的回答：是否需要合作？如何选择合作伙伴？如何进行合作监管？而竞争型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合作战略所采取的具体形式则应顺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由企业对市场需求做出灵活的反应，如战略联盟、合资企业、许可证、外包以及集体研究组织等等，不一而足。正如钱德勒所说，“结构服从于战略”。最后，竞争型国有企业的功能划分和市场定位决定了其对技术创新成果所采取的保护机制也更倾向于企业纯粹的市场化行为。企业技术创新保护机制可以视为完全私有化系统到完全开放性系统的连续体，特定企业对其技术创新成果所采用的保护机制可以视为这一连续体中的一点。由此，竞争型国有企业由于其在功能划分和定位方面与处于同样环境中的私人企业有较大的相似性，因此在技术创新战略选择的过程中两者的行为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

第二类，功能型国有企业。首先，功能型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项目选择的方法上更倾向于采用定性分析而非定量分析法，如问题扫描法和技术综合框架分析法。这是由功能型国有企业主要以追求增强自身进而国家竞争力的长期战略目标所决定的。其次，功能型国有企业应致力于组建和完善技术创新联盟网络并起到辐射和带动的作用。从国家宏观经济发展的层面上来看，在功能型国有企业所涉足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全产业链上，其占据着关键的节点。基于这一事实，功能型国有企业应鼓励、引导和利用其他所有制经济的资源和能力，致力于组建和完善以自身为中心的技术创新联盟网络，发挥其在技术创新活动中的辐射和带动作用。这一方面有利于发挥功能型国有企业自身资源和能力的杠杆作用，另一方面有利于引导和释放其他所有制经济的活力，后者的实现进而能强化前者的作用范围和效果。这样就形成了在明确的战略目标的导向下，积极、充分利用市场经济体制来增强我国宏观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的良性循环的局面。最后，功能型国有企业对技术创新成果所采用的保护机制偏重于对架构控制和对标准化、兼容性的强调，可以称之为核心保护、平台开放的技术创新保护机制。由于功能型国有企业的功能划分和定位的战略导向性，其技术创新活动旨在产出占据国内甚至国际主导设计地位的技术创新成果。因此，功能型国有企业对相关领域技术创新的核心组件应采用完全私有化的保护机制以确保对技术创新的架构控制力，同时围绕核心组件形成对技术标准和兼容性有所要求的开放式平台，提高技术创新的渗透速度，充分利用技术创新的网络外部性。由此，功能型国有企业在功能划分和定位上所具有的战略导向性通过层层分解的方式具体表现在了技术创新战略选择整个过程的各个组成环节之中，反过来，各环节环环相扣、相互协作形成的有机链，有助于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发挥，增强国有经济在宏观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第三类，公益型国有企业。如前文中所述，公益型国有企业多处于以规模经济为主要特征的自然垄断性行业，其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在保证产品和服务提供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同时，尽可能扩大产品和服务所能覆盖的范围，其理想状态是人皆可享。换句话说，公益型国有企业所追求的目标主要是生产运营的绩效。从公益型国有企业的功能划分和定位来看，其在管理运作以及目标指向方面与公立大学有很大的相似度。因此，政府对公益型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倾向于不做过多且具体的要求，即使有所要求，这些要求也可能是基于企业结合自身能力、资源以及行业技术特性而开展的开放、具有目标指向的应用研究以及有利于提升企业生产运营绩效的技术开发活动，同时企业对技术创新成果更倾向于采用较为开放的创新保护机制。

四、结语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高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为了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我国提出了由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转型。为此，对我国宏观经济起到主导作用的国有企业理应承担起应有的责任。随着多年来我们对国有企业理论和实践的认识的升华，为了使国有企业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转型方面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应该摒弃过去那种简单的“一刀切”式的做法而采取分类处置、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强调对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选择进行差异化处理，有利于提高国有企业整体的技术创新绩效并进而增强我国宏观经济在国际范围内的竞争力。然而，现实情况往往总是动态、复杂的，战略定位和战略选择仅仅是企业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开始，具体的活动绩效还依赖于科学、有效的战略实施过程。但无论如何，差异化、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定位和战略选择是决定新时期我国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战略管理绩效的前提，好的开头也许意味着成功了一半。

注释：

①考虑到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所涉及的技术进步对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来说面临的挑战会越来越大，并且技术进步对于经济体自身的历史积累依赖性可能也更强。因此，在发达国家也可能存在对国有企业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需求。文中的论述只是为了说明国有企业涉足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可能更为重要，但这并不具有绝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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