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经济学研究十篇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1

[关键词]公共管理；公共经济学；本科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2 — 0069 — 02

公共经济学作为公共管理类本科阶段的公共基础课，其在公共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学科地位已经越来越重要。公共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它的教学对于提高公共管理类本科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不同层次的学生理解与关注公共管理实际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思维模式。〔1〕然而，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实践出现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与解决将直接影响其教学效果。本文针对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对公共经济学教学问题作出基础性框架分析，可望对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产生一些有益启示。

一、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对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再认识

公共经济学脱胎于财政学，在与政治学交叉后又分支出了政府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在发展过程中与财政学、政府经济学、当代西方经济学、公共管理学等多个学科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同时与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学、政治学、管理学、伦理学等也有着交叉、渗透和关联。

根据最一般的定义，公共经济学是对经济效率、分配和政府经济政策的研究。这一学科包含的主题相当分散，如应对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市场失灵、逃税的动机分析，以及对官僚决策的解释。为了涉及所有这些方面，公共经济学已经从原先仅仅注重研究政府征税和支出，演变为现在关注政府与经济互动的每一个方面。公共经济学试图同时理解政府如何以及应该做出什么决策。〔2〕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经济、效率、科学和理性作为公共部门管理的价值取向，凸显管理技术和专业管理在公共部门与公共领域的运用，认为公共部门应引入私人部门的管理方法、模式和思想。〔3〕信息不对称和经济人行为往往使得公共产品提供者抬高公共产品的提供成本，抑或通过权力寻租以谋取部门和私人经济利益，加上政府经济活动的成本软约束带来公共部门高昂的运行成本，致使公共部门效率低下。针对这些弊端，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呼吁必须革新与再造公共管理的流程和模式，于是管理学与经济学开始强强融合，相互渗透。〔4〕基于这样的背景，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的教学中也因此就显得非常的必要和重要。

公共经济学是以政府或其他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经济活动及决策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学科。〔5〕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作为公共管理类公共基础课的公共经济学学科有其特定的属性，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了解它的特定涵义：第一，它是一门经济学，但却不同于传统财政学仅着重制度描述，而注重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第二，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直接配置资源的活动，不包括政府使用经济杠杆引导资源配置的间接调控行为；第三，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活动的决策机制，突显公共产品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内容；第四，活动的主体是政府，但同时也包括公共企业和其他公共部门。

二、公共经济学在公共管理类本科教学中的问题与成因分析

公共经济学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为研究对象，研究公共部门从事经济活动的方式方法、主要经济效应及其与社会管理目标的关系，研究体系以公共产品和公共选择两大理论作为支柱，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收支、预算管理、公债管理、收入再分配和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作为主要内容。

目前，在公共管理类教学实践中，公共经济学的教学存在问题较多，如教学目标比较模糊、教学内容与专业特点衔接不够、缺乏专门针对公共管理类的本科教材、教学模式单一、学生知识背景不同造成接受程度不一、考核方式不够科学等问题，不过最突出的问题归结为一点就是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不尽人意。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从学生层面来讲，在学习过程中，公共管理类学生普遍感到这门课程理论性很强，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文科出身较多，他们对公共经济学中出现的模型公式以及数理推导理解上存在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对政府经济行为及其经济社会效应的正确理解，也因此降低了同学们对公共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另外，公共经济学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公共管理类本科生接受的西方经济学多是在一个学期讲完，而经济类本科生往往用两个学期来讲授，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训练和熏陶方面不如经济类本科生那样规范和熟练，加上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体系庞大，综合性较强，这也无形中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效果。从教育工作者层面来讲，由于公共经济学在中国尚属一门崭新的学科，多数教师对其教学目标还不是很清晰，对教学内容体系的认识与把握尚不够清晰准确，教学方法的运用还不够科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经济学的教学效果，阻碍了该学科合理的理性发展。这就要求公共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对以上问题进行认真思考，拷问我们现行的教学体制，建构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公共经济学教学体系，在此基础上探讨适用于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教学方法，以促进公共管理类学生的公共经济学整体教学水平的提高。

三、直面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建议

笔者在高校从事公共管理类本科生公共经济学一线教学多年，从教学实践中有一些切身体会，认为公共管理类的公共经济学教学效率的提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联动：

首先，应根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就业取向制定不同教学目标。例如，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就业取向：进入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中介组织从事人事行政管理工作与其它相关管理工作者居多，当然也有诸多选择继续深造。因此，我们可以将行政管理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扎实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在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方面的职能及其原理，学会分析政府现行的公共政策目标和原理，着重培养学生敏捷的思维、组织协调能力与良好的沟通交流技巧。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文教、体育、卫生、环保、社会保险、民政、城市管理等行政事业单位从事管理工作，当然也有不少选择继续深造的。因此，该专业的教学目标可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入与公共支出职能、相关公共政策及其原理，了解政府税收制度和政府管制制度，擅长组织协调、规划及人际交流等。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学生的就业取向：进入政府机关、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各级工会组织、大中型企事业单位、社区部门以及非政府组织等从事劳动与社会保障工作与管理，选择继续深造的学生也不少。因此，我们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公共经济学教学目标设计为：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了解政府公共收支职能与原理，掌握劳动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安排与国家相关政策法规，掌握税收、预算、公债、国家管制等基本原理与制度，着重培养扎实的理论分析能力、良好的社会沟通与实践能力。当然，在总体教学目标上，还应体现多维度，使学生对公共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及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有较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同时学会观察公共经济问题，培养分析解决实际公共部门运转中存在问题的能力。

其次，不同专业教学内容应灵活设置，体现不同的教学重点。依据公共管理类不同专业教学目标，行政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税收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内容；公共管理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税收制度、预算管理、公共管制、财政政策等内容；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教学重点应为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共支出理论、公共收入理论、预算管理、公债理论等内容。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基本理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三，公共经济学教学过程中，要注重把经济活动思维与公共管理问题结合起来。对于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让学生掌握公共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同时，学会应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公共管理问题。一般公共管理类的本科生都已经学过初级的西方经济学，具备一定的经济学知识，但是并未真正学会运用这些知识分析现实问题，公共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更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和思维惯性。

第四，必须合理区分公共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学内容方式方法等的不同。我国的财政学教学往往以制度描述为主，教学的重点多是放在用经济学原理分析财政现象上。而公共管理类本科生的公共经济学教学，要凸显公共产品理论与公共选择理论，学科外延上要着重分析如何建立廉洁高效同时又兼有地方与中央两个积极性的政府公共部门，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在教材编写与选用时审慎选择。与此同时，也应在公共经济学的考试方式方法与考察重点上有所侧重。

〔参 考 文 献〕

〔1〕刘晓玲，张蕾，等.公共经济学教学内容与方法探讨〔J〕.中国农业教育，2007，（03）.

〔2〕〔英〕基恩·希瑞克斯，〔比〕加雷思·D.迈尔斯.中级公共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汪冲.公共经济学教学改革〔J〕.重庆与世界，2011， 28，（06）.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2

1 公共数学在教学过程中例题与经济专业结合的研究

经济类专业上的数学教学培养目标是：为经济类学生学习专业知识打好数学基础，使学生能够熟练运用数学知识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着重培养学生的数学实践应用能力，如：计算企业年金，以及通过数据分析准确评估经济风险等。那么，在公共数学课程的教育实施中如何达到培养目标？怎样讲能让学生意识到数学对专业课程的重要性？其中的一关键环节就是课堂教学中的例题，如果例题选择恰当，就会使抽象的概念生动起来，便于理解、记忆和使用。该文就数学课堂教学中的例题与专业结合情况进行探讨。

1.1 高等数学课程与经济专业结合的例题研究

现在使用的高等数学教材，在给出导数概念前大部分都用瞬时速度和切线斜率作为实际引例，令初学者容易理解。对于经管类的学生来说，虽理解了概念，但不知导数和自己学的专业有何联系。一章学下来，学生会感到学了没用。那么，教师可在概念讲清楚的基础上，引入一些经济学上的相关例子。如商品生产者最关心的是成本和收益，即增加一单位的产量会增加多少成本，这就是经济学中常说的“边际成本”（Marginal Cost），写成公式为：边际成本=，即。从数学角度分析，边际成本会随着产量的变化而变化，以产量为自变量的函数，反映一种变量的分析过程和结果。它通过成本变动的比较，来揭示成本变化率，即，很好地把一个经济概念用数学方式表示，学生自然有了学习兴趣。不过教师在讲解时，要提到产量的单位是一个整数，注意实际模型与定义的区别和联系。

1.2 线性代数课程与经济专业结合的例题研究

一城镇有三个主要企业：煤矿、电厂和地方铁路作为它的经济系统。生产价值1元的煤，需消耗0.25元的电费和0.35元的运输费；生产价值1元的电，需消耗0.40元的煤费、0.05元的电费和0.10元的运输费；而提供价值1元的铁路运输服务，则需消耗0.45元的煤费、0.10元的电费和0.10元的运输费。假设在某个星期内，除了这三个企业间的彼此需求外，煤矿还得到5000元订单，电厂得到了25000元的电量供应要求，而地方铁路得到了价值30000元的运输需求，问这三个企业在这个星期各应生产多少产值才能满足内外需求？

解：依据平衡关系“中间产品（作为系统内各企业的消耗）+最终产品（外部需求）=总产品”而建立的线性方程组称为分配平衡线性方程组。

设煤矿、电厂和地方铁路在这个星期内生产的总产值（单位：元）分别为，，，那么很容易建立它们的分配平衡线性方程组为

（1）

将该线性方程组写成矩阵形式为，再整理成，其中

系数矩阵称为直接消耗矩阵，称为产出产量，

称为最后需求（或最终产品）向量，可得。

此例题可在讲完求逆矩阵解法时引入。先通过读题分析列出一个线性方程组（1），这实质就是一个简单的数学建模过程，把实际问题转化为数学问题，其次求考察学生求逆矩阵的计算能力，最后求向量考察了如何计算矩阵乘法。

1.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与经济专业结合的例题研究

例：某人在保险公司给自己买了重大疾病险，他每年交付保险费200元，若一年内发生重大疾病，保险公司支付3万元赔偿金，已知一年内得重大疾病的概率为0.003，现在投此保险有3000人，那么保险公司盈利的概率是多少？

解：设X为一年内得重大疾病的人数，则～，，，由德莫弗―拉普拉斯中心极限定理，盈利的概率为

。

从中可看出保险公司几乎是100%盈利，远高于保险费的赔偿金，根本不会亏本。此时可设置如改变投保险人数和保险费，在多大范围内保险公司一定盈利，否则就会亏本等相关问题，让学生参与讨论，以拓展思维。

2 结语

引入的实际案例要注重质量，遵循“不复杂、易理解、涵盖知识点多”的原则，避免例子多课堂容量大、学生不易消化的问题，这就要求数学教师要注意挑选，有时可以把相关的案例组合，使知识点丰富；有时需要对案例进行修改，把复杂的地方简单化；有时需要数学教师根据教学情况自己编写案例，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更好地意识到数学与经济类专业的结合。数学教师要把每个例子分析透彻、讲明白，培养学生用数学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参考文献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3

关键词：交易费用；公共产品；公共部门；私人部门

一、引言

公共产品供给是指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选择以何种方式筹资并加以使用，向社会成员提供公共产品。其实质是资源配置，属于分配范畴。从世界各国公共产品供给的实践出发进行抽象，公共产品供给方式不外乎三种：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及自愿供给。

公共产品的市场供给是指营利组织根据市场需求，以营利为目的，运用收费方式补偿支出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是在市场进行资源配置基础上，政府以公平为目的、以税收和公共收费为主要筹资手段，利用公共资源供给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公共产品自愿供给是指公民个人、单位，以自愿为基础，以社会捐赠或公益等形式无偿或部门无偿地筹集资金，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并接受公众监督的公共产品供给方式。这些方式是以不同的主体，遵循不同的原则，以不同方式和渠道筹集公共产品供给资金，决定使用去向并予以监督的机制。

几乎在每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公共品供给的三种方式都在发挥作用，但三者的作用范围有所差别，而且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三种方式的作用领域也有不同。公共产品三种供给方式是在空间上并存、相互结合发生作用的，作用的具体模式是多样化的。大中小规模政府和非政府的单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在地方公共经济中能实现秩序和比较高水平的绩效（奥斯特罗姆、帕克斯和惠特克，2000）。

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和作用边界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共品自身性质、技术条件、政府职能理念、公平效率标准、政府政策倾向、需求状况和私人资本规模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供给方式，而且会导致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不断转变[8]。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最后30年有了很大的发展，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引进了“交易费用”的概念。在过去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后凯恩斯主义等主流经济学里，都只有生产成本的概念，没有交易费用的概念。企业的生产成本可以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在制度经济学产生以前，主流经济学认为厂商通过生产成本的调整来决定所要达到的产量。实际上到了20世纪最后30年，因为引入了交易费用这个概念后，人们发现，在总成本里面有一部分耗费跟物理的、化学的产品制造的变化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为了交易而发生的，即制度经济学中所论述的交易费用。将交易费用概念引入公共产品供给的研究将为研究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确定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本文侧重于从交易费用的角度解释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选择和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确定，并对中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进行了测度，最后部分提供简要的结论。

二、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科斯认为，交易费用是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所需付出的费用，以及谈判和经常性契约的费用。威廉姆森认为，费用分为两部分：一是事先的交易费用，即为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的权利和责任所花费的费用；二是签订契约后，为解决契约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改变条款到退出契约所花费的费用。交易费用的存在取决于三个因素：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资产专用性指耐用人力资产或实物资产在何种程度上被锁定而投入到一个特定贸易关系，因而也就是在何种程度上他们在可选择的经济活动中所具有的价值。阿罗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更具有一般性：“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它包括信息费用、排他性费用和设计公共政策并执行的费用。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交易是普遍存在的，康芒斯将“交易”的概念和正统经济学中“生产”的概念相对应，将“交易”分为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即平等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管理的交易，即上下之间的交换关系；限额的交易，主要是指政府对个人的关系。这三种关系类型覆盖了所有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

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同样可以归入到交易活动中：首先，政府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的交易活动，纳税人支付公共产品的价格（税金），政府利用税收收入供给公共产品。其次，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是政府间的交易活动，下级政府是上级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上的人，为本地区供给公共产品，满足地方公共需要。再次，同级政府之间在供给外溢性的地方公共产品上也存在着交换关系。因此，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也是一种交易，交易费用是客观存在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中的。市场供给公共产品是私人按照市场规则采用收费或政府补贴的方式进行的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因此，可以看作是一种交易活动，产生交易费用。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过程是一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即捐助者捐助资金提供公共产品后获得心理满足或者税收优惠等的一种交易，按照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定义，在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过程（分散决策）中、筹资过程中、建立相关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会产生交易费用。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进行分析，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主要包括：（1）搜寻信息的费用。即供给者为了获取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了解公共产品特性、所需成本等信息所花费的成本。（2）谈判、签订契约、规定交易双方权利和责任的费用。例如在民主机制下，公共产品的供给是由“以手投票”机制来决定公共产品供给的品种和数量的，由于公共产品的特性和选民的消费偏好、价值取向存在较大差异，要通过一致同意或多数同意的原则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方案，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分级财政体制下在决定由哪一级政府供给哪种公共产品，公共产品的成本（税收）如何在政府间进行分担上的政府间多重博弈，也必然带来较高的契约达成费用。（3）履行契约，收回成本的费用。（4）排他费用，即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消费所发生的费用。（5）监督供给者按所签订的契约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费用。（6）避免消费者退出契约所发生的费用。

公共产品是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产品。非排他性决定了不可能阻止不付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对公共产品的供给不付任何费用的人同支付费用的人一样能够享有公共产品带来的益处；非竞争性决定了一个人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从对公共产品的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即增加额外一个人消费该公共产品不会引起该产品成本的增加。由于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决定了没有消费者愿意公布自己从公共产品消费中获得的效用，因此搜寻信息的费用是相当高的。公共产品的两大特性决定了消费者都期望他人去购买而自己顺便享用它带来的利益，也就是“免费搭车”，由此带来的交易费用是相当大的。由于公共产品两大特性的存在和交易费用存在的普遍性，决定了无论采用何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都会产生交易费用。

三、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及其边界确定：理论分析

（一）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确定标准：一个理论模型

公共产品的市场交易存在着较大的交易费用，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代替市场供给公共产品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政府取代市场，资源配置由价格分配方式转为税收分配方式（政府通过强制性的税收征收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消除了“价格发现成本”，政府可以通过利用征集来的公共资源，按公共需要，供给公共产品。但当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超过一定规模时，政府活动的边际成本递增，因为政府在供给公共产品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等原因，也会产生交易费用，此时如果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因为采用分散决策、个人选择的方式无偿或部分无偿地供给公共产品，能够节约机会主义行为和资产专用性带来的交易费用，使某种或某些公共产品的供给产生较少的交易费用，那么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将取代公共产品的政府供给。从历史和理论来看，同样存在由于某一主体供给公共产品中所存在的交易成本超过其他两个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交易成本，那么可能出现市场—政府或自愿，自愿—政府等可能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变化路径。

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三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作用的边界在时间上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动。在理论上，公共产品的供给存在最优的供给方式的选择，即公共产品供给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效用。在忽略交易费用的情况下，仅考虑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成本时，无论采用何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都可以降到最低（RonaldD.RippleandYunHsing（Y.H.）Cheung，1999）。因此，假定公共产品供给的生产成本既定，公共产品供给最优方式的选择，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基于这一角度，本文通过一个理论模型来说明公共产品公共方式选择采用的标准。

假设：

（1）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tc可以衡量且是产量q的函数tc=tc（q）。

（2）不同的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pc=pc（q）=pq。

（3）供给者的收益函数tr=tr（q）。那么：maxπ=tr（q）-pc（q）-tc（q）

帕累托最优供给的条件为：mr（q）=mpc（q）-mtc（q）

因此，在交易费用为0时，帕累托最优的供给条件为：mr（q）=mpc（q）

假设：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供给同一种公共产品，且价格相等；Pq为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Gq为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TT为公共产品的生产可能性曲线，U为社会消费公共产品的无差异曲线。按照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公共产品生产的最优点在TT曲线与U曲线的相切点N，此时，经济处于均衡状态，消费者选择的数量对应的边际替代率对应于生产者的产品转换率，即RTSGq，Pq=RCSGq，Pq。

1.在不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RTSGq，Pq=mpcGqmpcPq，

RCSGq，Pq=pGqpPq

因此，要达到帕累托最优，必然mpcGqmpcPq=pGqpPq，因为不同的供给主体供给同种公共产品，价格相等，因此，mpcGq=mpcPq，mpcGqmpcPq=1，因为pGq=pPq，过N点切线的斜率为1。

2.在考虑公共产品供给中发生的交易费用的情况下，

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在供给的公共产品为同质的产品时，RCSGq，Pq=1，

那么，mpcGqmpcPq=1，由于mpcGq=mpcPq，

因此mtcGqmtcPq=1，即在N点非政府部门与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相等，方可实现效率最优。

3.无法实现效率的情况下，公共产品供给在两部门之间的调整。

如果初始配置处于TT的下半段（N点以下，不包括N点），如N1，此时曲线的斜率大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1，可得mtcGq>mtcPq，应该减少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TT的上半段（N点以上，不包括N点），如N2，此时曲线的斜率小于1，即RTSGq，Pq=mpcGqmtcGqmpcPqmtcPq

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A内，类似于N2点的情况，非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多，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少；应该减少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C内，类似于N1点的情况，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多，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过少；应该减少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增加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如果初始配置处于区域B内，非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与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均过少；应该增加非政府部门和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的数量，最终调整至mtc

Gq=mtcPq的N点。

（二）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边界确定：威廉姆森范式的扩展

将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中发生的成本分为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假设生产成本随着公共产品供给数量不断变化，与公共产品供给数量成正比例的关系，公共产品供给数量越大，发生的生产成本越多，反之，生产成本越小。但是交易费用的大小取决于受限制的理性思考、机会主义以及资产专用性三个因素的影响，与组织的规模大小没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关系，交易费用会随着资产专用性的增强而呈现出类似于指数函数式的增长趋势，随着资产专用性的提高，组织偏离最佳供给规模的程度不断增加，从而导致组织单位交易费用递增，呈现出“先降后升”，呈“U”字形变化（如图2）。因此，在生产成本与公共产品供给数量呈正比例关系的情况下，交易成本的变化对界定组织的边界能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将生产成本与不同组织的交易费用相加得到的总成本与社会可以接受的交易费用相比较作为区分公共产品不同供给主体边界的依据。图2是包含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三种等级制度在内的威廉姆森范式的拓展模型。图2中，OCG、OCM、O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生产成本，TCG、TCM、T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CG、CM、CF分别为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总成本，分别为CG=OCGTCG、CM=OCMTCM、CF=OCFTCF。

从图2中可以看出，当交易费用允许值（社会承受交易费用的一般标准）为TC0时，E1、E2分别给出了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边界：当公共产品的数量界于E1和E2之间时，宜采用市场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当公共产品的数量小于E1时，宜采用自愿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当公共产品的数量大于E2时，宜采用政府供给的方式，可以供给公共产品的成本最小。

从图2中还可以发现，当社会进步、技术革新等因素的作用使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普遍降低时（如信息技术的发展及交通运输的便捷等使社会交易费用从TC0降至TC1），原有的组织形式将会出现一些“空洞”（如图2中FM1、M2G1）而无法覆盖这些领域，即在这些领域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都不再是实现外部效应内在化的最佳选择，为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创新创造了需求空间。

上述威廉姆森范式拓展模型虽然只是从公共产品数量这个单一维度分析了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行为的界限，但对我们正确界定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可以产生多方面的启示：

1.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既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和自愿供给的失灵，如图2中FM1、M2G2。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不可分割性和非排他性，使得购买公共产品的人无法阻止别人享用公共产品。既然“免费搭车”现象存在，那么，愿意花钱购买公共产品的人肯定不多，这样就会造成公共产品的匮乏。可见，公共产品无法通过市场机制来提供，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市场失灵。由于公众对公共产品需求差异的存在，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时往往倾向于满足大多数处于中间状态的受众的选择偏好。而一部分人对公共产品的超量需求和特殊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公共产品的政府失灵。由于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在第三部门和个人在筹集资金方面面临的问题，慈善组织的业余性等固有缺陷的存在，使得自愿供给公共产品出现失灵，不能提供较大规模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2.政府、市场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公共产品自愿供给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失灵问题。市场失灵虽然是政府干预的前提，但并非只要有市场失灵就需要政府干预，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也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同样当政府供给公共产品存在失灵时，市场与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都可以起到弥补政府失灵的作用。

3.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是动态的、可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决定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有效性的因素众多，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必然是相对的、动态的，不存在始终如一的合理区间。

4.市场组织形式处于不断创新和发展过程之中。作为与市场相对应的组织，政府和第三部门都不可能是惟一的，虽然政府、市场和公共产品的自愿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时都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费用，但其作用是有限度的，而一旦现有的市场组织不能达到效率最优，组织创新便会出现，如产生一些新型的“中间组织”、一体化组织等等。显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进步，供给公共产品的主体的创新将是持续的，我们可以大胆设想在条件成熟的将来，公共产品供给将会出现新的供给主体——“第四部门”。

四、中国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的交易费用测度

交易费用是一个内涵广泛的复杂范畴，完全意义上的交易费用的测算的确非常困难，在目前的统计数据和统计方法下是无法完成。但如果我们借鉴诺思等人的做法，将国民经济部门区分为转换部门（transformingsectors）和交易部门（transactionsectors），借助于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数据，外在性的交易费用（针对转换部门而言），即交易部门（专门为经济主体提供交易服务的部门）所产生的交易费用是完全可以测算出来的。其数量应该等于全部交易部门所消耗的社会资源，即交易部门所消耗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其价值表现形式就是交易部门的增加值[10]。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对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中产生的外在性的交易费用进行测算。

（一）绝对交易费用的测算

在目前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实践中，将国民经济分为16个行业：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和水的生产供应业；建筑业、地质勘探业和水利管理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视业；科学技术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和邮电通讯业中的邮电通讯业部分、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金融及保险业全部、房地产业全部、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部分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商业的交易部门（私人部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则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提供公共产品的交易部门（公共部门）。因为统计年鉴中没有第三部门（公共产品自愿供给的主体）的数据，也没有市场供给公共产品的数据，从已有的数据中也很难分离出公共产品自愿供给和市场供给相关的数据，因此，我们假设测算出的公共部门发生的交易费用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市场供给与自愿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为测算出的私人部门发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资料只提供了1991年之后的各部门增加值资料，所以，本文的样本区间只能从1991年开始。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或其他公开出版物没有公布全部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数据，所以，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中的批发零售贸易业部分、社会服务业中的信息咨询服务业部分的增加值的数据只能采用推算的方法。1991—2003年间，批发零售贸易业从业人员占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约为93%，信息咨询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比重平均约为5%，我们暂且用从业人员比重代替其增加值占所在大行业中的比重，于是有计算公式：公共部门的绝对交易费用=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增加值；非政府部门的绝对交易费用=邮电通讯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业增加值金融、保险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信息咨询服务业增加值=（邮电通讯业增加值批发零售贸易业和餐饮业增加值）×93%（金融、保险业增加值房地产业增加值社会服务业增加值）×5%。我们以国内生产总值代表私人部门每年生产的产品数量，以财政支出作为公共部门每年供给的公共产品数量，那么，私人部门单位产品（私人产品）交易费用=私人部门交易费用/国内生产总值，公共部门单位产品（公共产品）交易费用=公共部门交易费用/财政支出。

1991—2003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相对交易费用与绝对交易费用如表1，1991—2003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交易费用的绝对额是不断上升的，私人部门的交易费用由1991年的3767.6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20580.22亿元，上升了5.46倍；公共部门的交易费用由1991年的662.1亿元上升到2003年的3138.46亿元，上升了4.74倍。私人部门单位产品交易费用相对稳定，在0.17亿元—0.183亿元之间，公共部门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则变化较大，1994—2003年间呈一个不断下降的趋势，由最高的0.220815亿元下降为0.127321亿元，从图3可以看出，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之前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高于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之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低于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

（二）边际交易费用的测算：实证检验

1.基本模型与变量的含义

Qg=c0c1TCg（1）

Qp=c2c3TCp（2）

其中，Qg为政府部门供给的公共产品数量，TCg为政府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Qp为非政府部门供给的产品的数量，TCp为非政府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费用，c0、c1、c2、c3为常数项。对公式1两边分别对TCg求导，对公式2两边分别对TCp求导，可以得出：

dQgdTCg=c1（3）

dQpdTCp=c3（4）

因此，政府供给公共产品的边际成本为MCg=c1，非政府部门供给产品的边际交易费用为MCp=c3。2.数据与方法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选取1991—200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本部分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1997》、《中国统计年鉴2005》的有关数据统计、计算得出。

估计方法为普通最小二乘法，所用软件为EVIEWS3.1。

3.计量结果

（1）公式1的回归结果为：

Qg=-4836.224（-4.366）8.87915.56TCg

R2=0.957R2=0.953F=242.236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看，R2为0.957，调整后的R2为0.953，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2）公式2的回归结果为：

Qp=1108.364（0.717）5.5847.32TCpR2=0.957R2=0.9947F=2239.24

常数项c0的t检验值为0.717

Qp=5.66TCp（125.40）

R2=0.995R2=0.995

从上面的回归结果看，R2为0.995，调整后的R2为0.995，模型的拟合度较好。

（3）小结

从公式1和公式2的计量结果看c1=8.879，c3=5.58，因此MCg=c1=8.879，MCp=c3=5.58。可以看出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要高于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在我国，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五、结论

1.按照康芒斯对交易的分类，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公共产品的活动都可以归入到交易活动中来。无论采用何种供给方式，在公共产品的供给过程中都会发生交易费用，因此，公共产品的供给活动可以纳入到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中来。

2.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三种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作用的边界在时间上因条件的变化而变动[10]。在不同公共主体生产同质公共产品的生产成本一样的条件下，最优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的选择，取决于公共产品供给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

3.通过对威廉姆森范式的扩展分析认为，政府、市场和以第三部门为主体的公共产品自愿供给部门之间可以相互弥补各自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失灵问题，各个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在供给公共产品时存在各自的合理边界。政府、市场和自愿供给主体的合理边界是动态的、可变的，不存在一成不变的合理边界。

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在交易成本不断降低、公共产品供给存在“空洞”且不能弥补的情况下，将会产生有别于政府、市场、第三部门的新的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第四部门”。

5.通过对中国公私部门供给公共产品过程中存在的交易费用的测量发现：从绝对量指标上看，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交易费用的绝对额是不断上升的；从平均交易费用指标来看，私人部门单位产品交易费用相对稳定，公共部门单位产品的交易费用则变化较大，私人部门单位交易费用与公共部门单位交易费用在1998—1999年度相交；从边际交易费用指标来看，公共部门供给公共产品所发生的边际交易费用要高于私人部门供给公共产品发生的交易费用。因此，就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而言，在一定的条件下将公共产品的供给由政府部门交给私人部门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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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磊，刘希勤.交易费用、政府边界与财政体制改革［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2）.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4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内某些学者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以“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公共部门经济学”(public sectors economics)等名称命名的译著和著作很多。国内的一些学者，如陈共、平新乔、张馨、高培勇、郭庆旺、杨志勇、华民等都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深刻的分析。从国际上看，关于两者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论述比较详细的主要有《公共经济学手册》第一卷，由《国际税收和财政》杂志在 1994年发起的一次关于公共经济学的未来发展趋势的特刊及由《公共经济学杂志》在2002年的一次纪念其创刊而由一些顶尖级的经济学家关于公共经济学发展的总结分析。此外，由于引进的西方文献越来越多，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的认识也逐渐深入。

二、问卷的评介与分析

本人于2005年元旦前后向全球部分大学的从事财政学或公共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经济学家就“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为主题进行了全球性网络调查。我的问题是：“您如何看待财政学(public finance)和公共经济学(public economics)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前景?”。本次调查受到来自这些经济学家的数十份电子邮件。这些邮件反映了他们对我所做的调查课题的认识。本文就是选取了部分代表性的经济学家的回信(见附录①)和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论文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关系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简要的评介。

詹姆斯•波特巴教授认为，财政学主要是与税收及其相关问题等筹集收入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在税收方面，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大量的与支出政策相关的问题。他认为，医疗保健和医疗援助以及残疾人保险和失业保险都是属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也是他感兴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不属于财政学的领域。

他附件的文章中研究了公共经济学30年(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末)的发展演变、取得的成就和未来的发展方向。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政府经济角色的一门学问。因为这一角色在不断地变化着，所以公共经济学也成为一个持续演变的领域。一些核心问题被持续关注，例如对不同商品的税率结构应该如何设置；而还有一些问题，例如对发达国家老龄人口社会保障体系如何进行改革才是最优等等，最近才成为研究的中心。经济学其他一些分支领域的理论与实证进展为公共经济学提供了新的视野，推动了对其中一些长期存在问题的研究。反之，这一领域出现的问题又推动了新的理论与应用研究。

近30年是公共经济学迅速发展的一个时期。理论和经验上的重要新成果大大提高了我们对诸如各个税种的效率和归宿这样的核心问题的理解，以及对社会保障项目的经济效应以及最优的制度安排的认识。在公共经济学相关经济理论以及支持复杂政策评价的实证分析等两个方面也都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在过去的30年间，公共经济学的各个不同部分的进展有快有慢。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主要的研究进展是经济理论在次优税制设计问题上的应用。在70年代晚期以及80年代，家庭和企业数据库的出现促成了人们对税收激励以及其他因素如何影响经济人行为问题的探索。继而公共经济学的经验研究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很多应用计量经济学家也把他们的研究兴趣转向公共财政问题。90年代，实证政治经济学和相关领域的迅速扩张尤为显著。

公共经济学中的很多应用研究越来越深入，这促使了这一领域里几个二级专门学科的兴起，诸如老年经济学以及教育经济学。这些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不仅关注那些广布于公共经济学范围内的问题，而且也利用其他分支领域发展起来的真知灼见和方法技巧，例如医疗经济学、人口学以及劳动经济学等。

波特巴认为，过去30年发展变化的重大成果有以下几个方面：所得课税对家庭行为的影响；社会保险项目的激励效应；资本所得税的效率和归宿；赤字和跨期财政政策；财政支出的实证政治经济学；最优所得税和税种的设计以及转移支付等。未来有前途的发展领域则包括了：环境经济学和最适次优政策；老龄经济学；私有化和政府的范围；开放经济中的税收和支出政策；最适社会保险项目的设计；征税与家庭和企业的行为；在生命周期视角中的税收和支出项目以及国防经济学等。

罗宾•鲍德威认为，“公共经济学”这个词语是在20世纪70年代被采纳来取代财政学的，这是因为财政学这个词语似乎是太狭窄了。特别是，许多学者认为财政学太多地集中在筹集收入(税收)，而公共经济学则是一个范围更加广泛的词语。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了政府在税收、支出、社会保险和管制等所有的制定政策问题。人们认为财政学这个词语太狭窄了而不能代表本领域的更广范围的研究对象。然而，这两个词语现在都被使用着。他猜测这大概是英语的一般常见问题，有很多词语都有大致相同的意思。

拉本德拉•扎哈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重叠的。但是，财政学的研究范围是太狭窄了。财政学几乎是完全研究政府预算的操作(尤其是税收和支出)，而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更多的是公共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它包括了诸如管制和稳定等方面的问题。

财政学权威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全球各个大学本科生普遍使用的教材，是财政学的经典著作。马斯格雷夫1959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提出的财政“稳定宏观经济、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的三职能说成为后凯恩斯经济学政府干预经济的代表观点，是现代财政学的奠基之作。他在回信中指出，他写的《财政理论与实践》是30年前完成的著作，他尽管已经94岁高龄，仍然关注财政学的发展变化。他称，他非常后悔看到了财政体制所发生的显著转变。他那一代人还认为财政的建设性和积极作用是对市场的必要补充，应该尽可能少的干预市场。但是，马斯格雷夫一直坚持不懈地认为，公共物品、公正和有效的税制以及财政政策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增长中的经济作用是在财政学中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有着明显差异的。财政学仅涉及到公共政策的财政工具；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了贸易政策、反托拉斯政策和各种形式的管制等所有的工具。他也注意到，许多问题可能是需要许多工具才能解决的，所以，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可能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还有通过共同的预算政策将一串财政工具合并起来的情况。 马丁•费尔德斯坦称公共经济学的研究出现了转型。他认为自己当初入门学习的理查德•马斯格雷夫的《财政学原理》(1959)开启了财政学的新纪元，但是，计量经济学研究方面论述的不足反映了当时该领域的研究状况。同样，马斯格雷夫只是讨论了政府支出的一般原则，其经典著作没有论及政府支出的具体方面，而这也就成为以往30年中公共经济学研究的课题。在论文中，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交替使用的。

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财政学理论方面的这些发展其重要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们在许多重要的财政学问题上，对庞大的专业思想体系进行了分类。尽管它们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是表明了一些早期观点的各种错误，提供了基本的分析见解。第二，他们吸引了一代优秀的大学生转向公共经济学领域；其中大部分学生并没有继续理论研究，而是完善了财政学理论基础，这种新理论的严谨性对他们的实证研究是有益的。

公共经济学方面实证研究的发展将过去30年的研究与以往所有研究区别开来。20世纪60年.代后期与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了高速计算机、可以依赖的经济计量软件和可读大量数据的机器。这些发展，复杂的经济计量技术和标准装备的大学生对公共经济学实证研究的革命都是关键性的。对税收的计量分析研究成果等实证研究深化了我们关于税收对个人风险影响、税收对公司融资政策的影响以及在经济增长背景下分析税收问题的意义的理解。

财政学研究这种演变的第二个主要方面，一直就是扩大研究主题的范围，它涵盖了政府支出和税收。研究焦点的转移无疑是因为受到政府支出大量增加的刺激。财政学领域因此从研究为基本的政府服务融资的税收转变到公共经济学领域，看到了更宽范围内政府支出的效果。政府支出增加的大部分是为了社会保险项目，公共经济学方面的研究正好与之呼应。社会保障养老金、事业保险、工人的补偿金、老年保健医疗和穷人医疗补助计划的增加给理论和实证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0世纪70年代，对稳定政策的分析已主要转向宏观领域，更加强调金融政策，而不仅仅研究通过改变预算赤字和盈余的财政刺激的各种变量。然而，财政学研究如何利用税收规定(如投资税收抵免和折旧扣除)以反周期的方式来刺激企业投资。财政联邦主义也成为了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即分析这些政府如何选择它们的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更高一级的政府政策(包括地区财政补贴和匹配财政补贴)如何影响这些选择，以及税收和支出方面形成的地区间差异如何影响私人部门的为政府计划的效果。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马丁教授认为征税和支出问题将继续对公共经济学研究提出挑战。

哈威•罗森的《财政学》目前是全球最受欢迎的教材之一。作为马斯格雷夫和费尔德斯坦的学生，他在其《财政学》教材①的前言中写到：“财政学领域已经与上一代有很大不同了。在理论方面，财政学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将对政府开支和政府的分析用基本的经济理论更加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一个主要的例子就是最适税收(optimal taxation)的文献。最适税收就是试图使用标准的经济工具而不是根据一套特别的税制设计原则为政府的财政行为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在实证方面，最为激动人心的发展就是为了理解支出和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个人行为和政府本身如何制定政策而广泛应用了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他认为“财政学的发展都是充满着歧义的”。但是他坚定地认为，财政学就是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部门经济学，是分析政府征税和支出政策的一门经济学学科。

河野正道教授认为，日本的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公共经济学的父母是金融(父亲)和福利经济学 (母亲)。公共经济学研究的是次优、公共物品定价、最适税收、最适补贴和外部性等问题。公共经济学涉及的是效率和微观经济特征的问题。而财政学(日本语)则在某种意义上涉及的是宏观经济问题。按照他的理解，财政学是金融(融资)学的一部分，是日本语中很传统的财政学(日语)。现在，金融(融资)不仅仅是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财政学，也是私人企业的财政学。这就是为什么它们使用这些词语的原因。他认为，财政学专门研究政府(公共部门)的融资活动。

此外，法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让-雅克•拉丰也认为，公共经济学是研究在经济领域中政府如何干预的一门学科。它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财政学逐步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独立的学科，其标志就是1971年创办了《公共经济学杂志》。 总结几位经济学家的观点，他们对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关系的认识也是存在歧义的：(1)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一回事，都是研究政府作用的，只是题目的变化而已，“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是相互替换使用的。(2)存在传统财政学和现代财政学的区分：传统财政学主要研究政府收入，特别是税收方面，而现代财政学则更多地以政府开支为研究对象。(3)公共经济学是从财政学演变而来的，并且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创建的；(4)财政学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有很大不同。财政学研究政府的收支活动；而公共经济学则包括除了政府收支之外的其他方面的问题，比财政学宽广。财政学主要研究的是宏观问题，而公共经济学则侧重于微观问题。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5

[关键词]政府间横向关系；政府职能；公共服务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1-0053-04

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进程的不断纵深前行，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议题。有关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问题研究的基本论域不断扩展，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政区地理学等学科纷纷进驻，在这个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一个浩荡的研究社群。而通过展现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术演进，探寻其间的路径导向及其缺失，并以此对照国外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履历，对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理论推进和实践指导将不无裨益。

一、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术图景

从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看，随着市场化与分权化改革的逐步深入，为传统体制所阻隔的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与这一实践演变相呼应，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也开始活跃起来，并出现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而通过对相关研究展开梳理，可以发现研究格局呈现出如下分布：那就是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繁盛，以及公共管理研究路径的有限发展，这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

(一)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繁盛

早在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启动阶段，其问题论域就已被经济主题所引领，甚至可以说这一研究就是发轫于对推进经济发展的配合。比如有的学者就明确提出，对地方政府间关系进行协调，调适政府管理行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应该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区域内相关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保证。横向的地方政府间关系主要具有经济意义，以经济协作为基础的地方政府间的横向合作，不仅有利于本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缩短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时间，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尽管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一种在市场规律作用下，以市场导向为主，受利益机制支配的、能给区域内各成员带来超额利润的区域经济联合行为；但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发展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实现，有赖于区域内各行政单元间的良性竞争与紧密协作。因此，依靠政府间的合作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现行体制下实现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理性选择。

此外，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协合式进展还有助于破解“行政区经济”的发展迷局。所谓行政区经济，是指由于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是中国在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区域经济由纵向运行系统向横向运行系统转变时期出现的具有过渡性质的一种区域经济类型。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的冲突在表面上表现为行政区与经济区的不一致，因此通过行政区划调整，使行政区与经济区相一致就成为一个顺理成章的改革思路。但是，行政区划调整并非破解“行政区经济”迷局的灵丹妙药，这一是由于区域的疆界是永恒存在的，即使行政区划也无法避免带来新的“行政经济”；二是行政区划调整作为一项复杂工程，其频繁调整不仅浪费大量社会财富、成本极高，亦会对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等产生诸多不良影响。因此，与其承担因行政区划调整产生的高额成本，不如强调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二)公共管理研究路径的有限发展

自21世纪伊始，通过协调政府间横向关系以达成区域性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正在成为当下另一重要研究路径。这是缘于现代社会行政生态环境的快速变迁，使得公共事务问题正日益变得“双边化”或“多边化”，地方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开始面临着一系列新型社会事务与公共管理问题。它既不限于纯粹的地方政府辖制范围内。亦不完全属于中央政府的辖制范围内，即是说并非往常的单一政府管理范围内的公共事务，其解决之道涉及到两个以上的政府间组织的行为交往与关系协调，需要多主体间的多边联合行动与协作，以及建立在各主体协调基础上的多边政策协商。为了更好地为民众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公共组织必须寻求更多跨越区域与部门界限的合作机会，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和公共服务绩效最大化。部分研究者已经注意并着手从这一研究路径处“破题”，强调通过协调政府间横向关系来化解公共管理难题，并对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公共事务处置中的合作实践予以了密切关注。但相比于经济发展研究路径的话语优势，这一研究路径的关注度与投入度还亟待加强。

二、已有研究的不足与路径单一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无论是理论研究本身的积累与深度，还是其对现实政策的指导效用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也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之处，特别是在整体的研究路径方面显得过于单一。

(一)国内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对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关注度有待提升

政府间横向关系作为整个政府间横向和纵向关系结构框架的双层次支架之一，显然属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学科范畴。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间关系日益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议题，一度也曾吸引了大量研究者的关注。但是尽管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研究积淀与进展，就目前的总体情况而言，相比同时代的其他研究主题，政治学界和公共管理学界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却陷入到一种困顿的研究状态中。这种困顿具体又包括两个维度：一是就内维度而言，相对于政府间纵向关系研究的蓬勃发展，有关政府间横向关系的研究并未同时等齐而进；二是就外维度而言，相对于区域经济、经济地理、政区地理等在内的其他学科的持续积极跟进而沉淀下来的研究优势，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在这一研究领域还未形成充分、有力的主导话语权。而所述这些现时研究状态还导致了另一结果，那就是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一直未能在理论的推陈出新上取得有效进展。

(二)缺乏基础性、本土性理论的建构与创新

综观学界目前关于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讨论，大量研究集中于对具体问题及其对策的探讨，抑或对国外学者经典理论的引进，主动进行适于

本土的基础性理论建构的自觉性还不够强。尽管众多研究者在其所著文献中的理论论证是自洽的，但却因急于开政策处方，模糊了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背后的逻辑，难以上升到系统理论建构的层面，并进入到一种莫可名状的理论研究“困局”。正是由于这一缺陷，相关论者所提的政策思路很难有效应对实践性问题，从而形成了研究文献数量的急剧增长与其应用绩效不彰之间的强烈反差。社会科学研究对政策运作实践所应有的理论回馈与学术贡献这一学科主旨并未得到彰显。基础性理论研究的缺位与滞后，使得政府管理实践在现实公共事务的治理上缺乏系统和有效的机制，因而难以取得预期的政策效果，部分实际公共问题时至今日仍然在延续，这不能不引起理论研究者的重视。

(三)研究路径的单一与偏差

当前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路径中凸显的经济发展主题明显过于单一，业已存在一定的导向偏差。不可否认，经济因素是影响政府间横向关系的一个重要限制性变量，良性的政府间横向关系确能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提升经济绩效。这一情势主要是源于改革开放以后，迫于经济发展的现实压力以及对政府职能认识上的偏差，经济建设在政府职能中所占据的压倒性优势地位。而随着新时期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要求政府问横向关系必须寻求到新的施展空间。而这一点从国外的情况可以得到佐证：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目前地方政府间的互动已基本上不再涉及具体经济事务，而在于通过联合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进而间接地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正因为经济活动与政府间横向关系缺乏直接联系，这些国家基本没有出现过单纯或主要由于经济因素而调整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情况。这启示我们要突破传统思维定式的束缚，不能也不应该拘泥于已有的研究路径与视角，而应该在积累经验材料的基础上，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与范式，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本土性理论的建构与创新，如此才能寻求到公共事务的新型治理之道。

三、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理论主张与政策实践

通览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履历，可以发现各平行政府主体之间正在从双元分立(Dual system)的辅助与分工关系，向着伙伴关系(Partnerships)嬗变，越发强调合作、协力与对等的互助模式，不约而同地兴起“府际合作”(intergovemmentalcooperatmn)或“跨域治理”(interregion-al governance)之风潮。而据以发展横向关系的场域，基本都是指向公共服务领域的交互活动。致力于推动实现将公共服务领域开辟为政府间聚合潜在互动伙伴、发展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实践场所，成为了各类理论的聚焦点。

主张将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坐标位落于公共服务，首要一点就在于其能通过政府间在公共服务层面的合作，以获取一系列有益效应。首先，地方政府间致力于发展公共服务供给过程中的合作伙伴关系有提高资源运用效率的潜在功效，同时还可以通过减少重复和平摊日常成本以更好地利用现存资源。政府间通过广泛的合作，能够更加集中且无缝隙地进行服务供给、刺激创新，最终实现服务的增值。另外，多个政府组织合作供给公共服务的重要特色还在于它们可以形成一个“资源依赖结构”，由此他们可以在这一结构中通过更为密切的协商、妥协和谈判过程，形成一个公共服务的横向合作和协调系统并从中获益。这一系统可以使得分散的公共资源得以流动和聚集，进而有利于各分散主体的集体行动更为迅速一致地达成解决多边公共问题的政策方案。

与此同时，也有理论主张对这些有益效应的追求还可以通过别的方式达成，并对此进行了相关阐释。在美国经济学家蒂博特(C.M.Tiebout)经典的“用脚投票”(Voting by foot)模型中，企业和公民之所以选择迁徙并居住在某个地方政府的管辖区域内，是在于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地方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与所征收的税收之间的一种合理组合，这种组合符合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目标。于是，各个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并留住企业和居民，必然会努力提高本辖区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在存在多中心的地方政府格局下，不同地方政府将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上展开竞争，每个地方政府都具有确保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的动机，都想方设法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多样化的服务选择。不仅如此，地方政府的多中心格局还会使不同的公共服务由不同的政府管辖单位来提供，它们通过相互合作进行互补，从而最大化地提高了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效率。

由此观之，虽然发达国家中相关论者对于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具体维度各执一词，但在研究路径的基本导向上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均将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置于公共服务的场域中，都将降低公共服务和政府施政的成本、提升效率以及公平性作为发展政府间横向关系所应追求的基本政策目标。无论是强调通过政府横向间的协作以发挥公共服务供给的规模效益，还是注重府际间在公共服务领域的竞争，其要旨都在于降低公共服务供给成本，尽可能降低政区间服务供给的非均等化程度，以更好地回应和满足辖区内居民的偏好和需求。很显然，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理论研究中突出的公共服务路径导向与中国相关研究中凸显的经济主题形成了鲜明对照。

这一研究旨趣映照在政策实践中，便是发达国家中各个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层面的密切互动越来越成为其用于战略性地追求政治经济目标的一个政策工具。特别是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发达国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都市区和大都市连绵带，客观上要求地区内各个地方政府在公共事务方面相互协作和配合，以避免陷入到大都市区治理的“巴尔干化”困境中。甚至有时中央(联邦)政府也不得不介入其中，通过财政补贴、行政指导等多种政策途径促成地方政府之间的横向合作，以更好地解决城市管理所面临的卫生、住房、供水、交通等公共服务问题。

四、协作性公共服务：新型研究路径的提出

无论是对当下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学理反思，抑或对发达国家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与政策实践的比较审视，它们分别证实了我国经济发展研究路径有效性的缺失，以及对公共服务研究路径导向的价值体认，而这都是对政府间关系与政府职能的内在紧密逻辑关联这一先导性命题的印证。这一命题可简单概括为：政府职能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定位及相关制度安排，在根本上决定了政府间关系的实然状态与发展目标，而政府间关系本身则始终在以不同的形式服从、服务于政府职能的有效履行。从这一基本认知出发，要重新认识和界定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合理路径，首先须做的工作就是对现阶段的政府职能做全面的分析。

(一)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重心的

位移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政府职能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其动态性，政府必须根据社会矛盾关系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其职能。当代中国政府根据时代要求对其职能定位所作的最大调整，莫过于开始前所未有地重视履行其公共服务职责，着力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21世纪初，特别是在2003年和2004年，随着“非典”的暴发、环境治理和弱势群体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与日益显性化，促使中国以突出公平因素和反思市场因素的作用为契机，开始集中地思考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课题，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到了2007年和2008年，建设服务型政府又被分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和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则标志着这一转变已经得到了决策层的确认。服务型政府建设作为中国政府发展的新阶段，意味着政府职能重心的重要调整：由主要侧重于直接推动经济发展，逐步转变为更加注重履行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责。因此，各级地方政府也应遵循这一逻辑，在新的历史基点上深化对于协调彼此间关系的认识，并开辟新的政策操作实践平台。

(二)协作性公共服务：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中的新型路径

现阶段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的路径导向也应随着政府职能重心的调整与转移，进行适时的转换与更新。具体而言，各级地方政府主体在双向及多向间的互动活动中，既要着眼于促进和服务于经济发展，又要致力于逐步更多地考虑到是否有利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有效履行，推进服务型政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以达成经济绩效水平提升与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协调共进。笔者将这一研究当代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新的基本指导理念概括为“协作性公共服务”的路径导向，它是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模式在不断进阶的过程中，为融入新时期中国政府职能的重心产生位移这一时代背景，作出的最新理论回应与实践路向选择。

本文所言之“协作性公共服务”(coUabomdve public service)，是指各个地方政府主体在彼此间的交互活动中，应该逐步将政策关切点更多地投射于公共服务层面的交流与协作上来，从而形成以有效协作为基础的政府间相互依存的公共服务结构框架，并以期最终将其作为政府主体间关系实践中的主导性政策工具，乃至整合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核心论述所在。协作性公共服务模式注重通过政策协调实现服务的整合，即在各政府主体保持分离性状态的前提下，为着共同的公共服务事业目标一起进取，共享收益。协商、协调、合作、共赢是协作关系的基本要义，成长于这一载体之上的协作性公共服务也是基于这同一逻辑，致力于实现各政府主体的共同利益。在公共服务供给的政府横向间协作网络里。各个主体在相互依存的环境中通过彼此间的合作，以分享资源和权利来共同管理公共事务，能够产生一系列有益效应，从而为实现与增进公共利益而共同提供可持续的整合型公共服务。尤其是在中国正致力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主导战略背景下，地方政府主体间通过协作以提供公共服务将成为配合这一目标实现的最佳切入点。

(三)以服务增进公平：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的最大现实价值

就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而言，由于受不同的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特别是市场机制所引发的“累积因果效应”的影响，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史中的常态现象。化解地区间差距问题需要集合各个方面的力量，特别需要各政府主体在处理彼此间关系过程中选择新的制度路径和政策设计，以加强政策导向和行动逻辑的协同性。而政府间通过公共服务合作的灵活方式，打破了地区、层级、行业的界限，更有利于联合起来集中资源，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

地区间差距作为一种综合差距，不仅表现为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同时还表现为地区间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非均衡上。长期以来，无论理论研究还是政策层面关注更多的都是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问题，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缩小地区差距而作出的政策努力也更多地集中于经济层面。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是严格受限的，政府调控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的空间相对狭小，效果也并不明显。缩小地区间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不应只是地区间经济水平的协调并举，更不是地区间经济的等量齐一，而是需要统筹达到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总体均衡。因此缩小地区间差距的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于：并非只是执著于拉近地区间在经济总量上的差距，而是要更注重缩小各地区间在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水平方面的差距，将“以均衡公共服务水平来缩小差距、增进公平”作为公共政策的主要操作路向。政府间通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合作与互助，使区域之间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明显小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实现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均等化发展。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观政策语境下，将“协作性公共服务”作为推进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的一项创新型策略和政策工具，是探讨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未来进展方向的一种全新推导和演练。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扩展了政府间横向关系的操作与行动空间，尤对于开辟政府间横向关系发展中新的实践场所而言，是既现实又理想的策略选择。它为理顺并重塑中国政府间横向关系提供了一种新颖的方式和设想，亦与中国正加强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一政府发展的主导战略走向相契合。在未来的政府发展战略期内，中国应以发展协作性公共服务为目标，进而有效调整政府间横向关系，并最终铺设出一条适宜于本土政府间横向关系模式发展的创新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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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尚立，国内政府间关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334

[3]上海财经大学区域经济研究中心2003年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报告[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310

[4]陈剩勇，长江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制度建设――基于政府磋商机制的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07，(4)

[5]刘君德，中国行政区划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93，

[6]陈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行政区经济研究的进展[J]，学术研究，2005，(6)，

[7]王健，复合行政――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J]中国行政管理，2004，(4)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6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转贴于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3]杨龙，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3(4)

[4]刘锋，新时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7

男，汉族，1956年12月生于安徽合肥，籍贯山西夏县，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学历。

1974～1978 在安徽省广德县插队落户，曾任生产队、大队基层干部；

1978～1982 在合肥工业大学电机系、电气工程系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2～1983 机械工业部河南新乡机床厂工作，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

1983～1988 在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计划系攻读硕士、博士学位，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8～2003 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先后任长期规划司主任科员，经济师，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处长、处长，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国务院西部开发办综合规划组副组长、组长；

2005～2006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

2006～2007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主任助理；

2007.04～2013.09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2013.09～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

兼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区域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参加研究制定《“十五”西部开发总体规划》，《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的建议》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的建议》。

参加起草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十届全国人大二、三、四、五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参加研究发展改革、城乡建设、国土资源、环境保护、工业交通等政策。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田学斌

男，汉族，1963年12月生，甘肃会宁刘寨乡人，中共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

1979～1983 甘肃工业大学机械系学习；

1983～ 甘肃省水泵厂团委书记、甘肃省委组织部干部；

1986～1989 中央党校硕士研究生，中共中央办公厅副处长、处长；

1992～ 国务院办公厅调研室副局长、局长（1999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在清华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2003～ 任国务院总理秘书；

2008.06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

2008.12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黄守宏

男，汉族，1964年6月生，河南范县人，管理学博士。先后在北京农业大学经管系及研究生院、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

1993～ 历任国务院研究室农村司处长、副司长、巡视员、司长。

2008.04～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兼机关党委书记。

2009.10～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机关党委书记，分管工业交通贸易和农业农村政策研究等工作。

2013.06～ 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兼任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国家行政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兼职教授及博士生导师，中华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联谊会常务理事，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编委等职。

曾多次参与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文件。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韩文秀

男，汉族， 1963年9月生，河北赞皇人，中共党员。

1980.09～1984.08 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获经济学学士学位；

1984.09～1986.09 在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工作；

1986.09～1989.01 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89.01～1997.07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综合研究部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副处长、处长。（1992.09～1993.09 在英国牛津大学Wolfson学院学习）；

1997.08～1999.03 国家计委财政金融司综合处调研员；

1999.03～2000.03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综合司预测监测处处长；

2000.04～2005.03 先后任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2003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司副巡视员、副司长 ；

2005.03～2011.08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宏观组（经济一组）组长（2006.09～2010.01 在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学习（在职），获金融学博士学位；2010.07～2011.08挂职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

2011.08～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曾出版《中国GNP的分配和使用》、《积极财政政策的潜力和可持续性》、《人民币迈向国际货币》等著作。

国务院研究室党组成员、副主任兼总理办公室主任石刚

男，汉族，1958年9月生，安徽桐城市人，工学硕士。

1982.07 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2.08～1983.08 在安徽省合肥市无线电三厂工作；

1983.09～1985.12 在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

1986.01～1997.03 在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工作，主要从事经济预测与分析；

1997.03～ 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为国家计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工作，主要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研究、经济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组织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等；

2006.06～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司司长，主管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民经济综合司全面工作；

2013.06～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2013.07～ 兼任总理办公室主任。

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谢伏瞻

男，1954年8月生，汉族，湖北天门人，1980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电子计算机专业，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7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3月参加工作。

1973.03～1976.12 湖北省天门县知青；

1976.12～1980.01 华中工学院计算机系学习；

1980.01～1983.08人民日报社技术处干部；

1983.08～1986.09 机械工业部机械科学研究院工业自动化专业硕士研究生；

1986.09～1993.08 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中心预测部助理研究员（1991.10～1992.10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

1993.08～1994.0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研究部负责人（副局级）；

1994.02～1995.06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情报中心副主任；

1995.06～1996.0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办公厅主任（正局级）；

1996.02～1999.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1999.10～2006.10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党组成员（2001.09～2001.11 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学习；2003.07～2003.09哈佛大学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学习）；

2006.10～2008.05 国家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2007.12）；

2008.05～2008.09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国家统计局局长、党组书记，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2008.06）；

2008.09～2013.03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党组书记，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2013.03～2013.04河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

2013.04～ 河南省委副书记，省政府省长、党组书记。

原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丘小雄

男，汉族，1955年9月生，广西陆川县人，1972年10月参加工作，197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

1972～1977 广西贵县钢铁厂工人、干部、广西玉林地区工交办公室干部；

1978～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经济系；

1982～1993年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干部、副处长、处长；

1993～1994年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处级干部；

1994～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秘书（1993.09～1995.04 在中南工业大学学习，获工学硕士学位）；

2003.04～ 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

2003.06～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党组成员兼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主任；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8

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PCIA)传统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到70年代时，这一传统的学者已经逐渐积累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数学研究和经验研究的成果，在随后的30年时间里，这一传统的许多重要学者都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PCIA研究的成果获得了各方面的承认，虽然还不能说在各个学科成为主流，但至少已经是一种重要的传统了。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国外的研究成果逐步翻译、介绍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学者也开始基于这一传统开始了本土化的研究。

本文的任务是，大体概述美国PCIA传统的基本流派、代表人物以及主要特色，尤其是已经有哪些著作译成了中文，哪些重要流派和著作受到了忽视；然后简要概括中文世界的相关研究状况，尤其是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IAPP）研究的努力。由于这一传统文献浩繁，跨越诸多学科，在中文世界虽然文献相对较少，但跨学科的障碍也非常明显，因此本文的重点将放在笔者自己正在努力的IAPP研究上，本文将花费大部分的篇幅来介绍IAPP研究的基本定位、分析框架、学术传统、研究实施以及所面临的基本的挑战。[1]

一、西著东译与相关研究

在美国，一提到公共选择研究，人们就会想到三个流派，这就是布坎南和图洛克为核心的弗吉尼亚公共选择学派、社会选择学派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派，也有学者把印第安纳大学的多中心学派(polycentric circles)看作是公共选择的三个学派之一，而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不在其内，因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者的特色是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政府失败等问题，他们的分析始终以最大化、均衡和偏好稳定为基础，可以说是市场至上论者，这与公共选择与制度分析传统有一定的差异。

弗吉尼亚学派主要研究宪法经济学、公共财政和寻租等问题，有许多著作译成了中文，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同意的计算》(布坎南、图洛克，2000)、《民主财政论》(布坎南，1993)、《自由、市场和国家》(1988)和《赤字中的民主》(1988)等。但许多重要著作都未有中文本，比如布坎南的《自由的限度》(Buchanan， 1975)、《宪法经济学》（Buchanan， 1991）、《探索寻租社会的理论》(Buchanan， etc.， 1980)，图洛克的《官僚制政治》(Tullock， 1965)、《私人的欲望、公共的手段：政府适当范围的经济分析》等[2]。

社会选择主要研究投票与选举问题。重要著作只有两本有中文本，这就是1972年因一般均衡理论和社会福利经济学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肯尼思·阿罗教授的《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阿罗，1987）和《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阿罗，2000)。但罗切斯特大学社会选择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著作尚无中文本。罗切斯特学派一般都是政治学家，他们有良好的经济学基础，坚持用数理方法研究政治学，运用数学研究投票、互投赞成票、利益集团和官僚等。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理论，是他们的方法论特色。

芝加哥学派又被称为芝加哥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有贝克尔、S. Peltzman、波斯纳(R. Posner)、W. Landes、Robert Barro和斯蒂格勒。乔治·斯蒂格勒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影响该学派的经济学家有F. Knight、J. Viner、H.C. 西蒙和弗里德曼、哈耶克等。芝加哥学派中不仅有经济学家，而且还拥有许多法律经济学家。芝加哥政治经济学进入公共选择领域比较晚，在70年代初才开始。斯蒂格勒、兰德斯和波斯纳都是比较早的努力者。他们怀疑经济学家影响现实的能力，他们怀疑经济学家能够给政府提供政策建议，不认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他们认为，人都是经济人，经济人是财富最大化者。个人函数是不能为其他人所了解的。政府只能代表自己的利益，不可能代表公共利益。政治市场是满足利益集团再分配偏好的机制。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市场至上论者。由于芝加哥学派有许多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们的许多著作都译成了中文，据笔者所知，主要有如下著作：《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斯蒂格勒，1989)、《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贝尔，1993)、《资本主义与自由》(弗里德曼，1999)、《自由选择》（弗里德曼夫妇，1998）、《价格理论》(斯蒂格勒，1992)、《家庭论》(贝克尔，1998)等。

多中心学派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学家和行政学家奥斯特洛姆夫妇创立的。目前，该学派以该大学的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为基础，联络世界上数千名学者。他们所关心的实践问题是警察服务、基础设施、水资源、森林资源等，所关心的价值是可持续的稳定发展，所得出的结论是在多中心制度框架条件下，人类的自主治理能力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发挥，而其缺陷也将得到适当的克服，公共问题将得以适当的解决。他们的研究既涉及政治制度、行政制度，还涉及公共服务自主治理的制度。他们的研究框架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目前已经有8本著作译成中文，其他重要著作正在翻译和出版过程中。目前已经翻译成中文并得以出版的著作有《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多中心治道与发展》（麦金尼斯编，2000）、《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麦金尼斯编，2000）、《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服务的制度结构》（埃莉诺·奥斯特洛姆等，2000）、《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埃莉诺·奥斯特洛姆，2000）、《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文森特·奥斯特洛姆等编，1992）。这一学派的学科背景是政治学领域的，虽然其基本出发点是跨学科研究，其研究人员来自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其影响即使在经济学领域也是惊人的，如埃莉诺·奥斯特洛姆因为对公共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而获得了美国塞德曼政治经济学奖，并被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争者。如果她得奖，将是第一位政治学家、行政学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可能是第一位女性获该奖。

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探索制度的重要性。新制度经济学的传统比较庞杂，人们往往以学者为中心来概括这一传统。科斯、诺斯、威廉姆森、德姆塞茨等，都是这一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上述公共选择传统中的一些学者如斯蒂格勒、弗里德曼也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传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与公共选择的传统相比而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比较多。科斯和诺斯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本，如《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诺斯，1994)、《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迁》(诺斯，1992)、《西方世界的兴起》(诺斯、托马斯，1999)、《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科斯等，1994)、《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科斯，1994)等。此外，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威廉姆森和德姆塞兹的一些著作也有了中文本，如《反托拉斯经济学：兼并、协约和策略行为》（威廉姆森，1999）、《竞争的经济、法律和政治制度》(德姆塞茨，1992)、《所有权、控制与企业：论经济活动的组织》(德姆塞茨，1999)等。此外，还翻译出版了许多综述性的新制度经济学著作如柯武刚等(2000)、埃格特森(1996)等。此外，还有学者把奥地利学派也当作新制度经济学传统的组成部分(柯武刚、史漫飞，2000：40－43)。这一学派中哈耶克的著作已经大都译成了中文，并且在中文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哈耶克，1987；1997.1；1997.2；2000.1; 2000.2)。

根据现有的翻译出版情况，我们可以说，PCIA领域的西著东译工作有如下特色：

所选择的著作主要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研究成果：布坎南、阿罗、斯蒂格勒、贝克尔、弗里德曼、科斯、诺斯等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这就很可能忽略一些未得奖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

这些著作虽然译成了中文，但是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的地位、与西方学术传统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明确的梳理，不同著作不同学派之间的关系也很少被系统地得以理解。人们还是把它们当作一本一本的书，而不是当作某个学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去理解的。

除了个别的例外，几乎所有的著作都是在20世纪90年代翻译并得以出版的。这说明，这些著作虽然在中国已经得到了传播，但是如果要成为中国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PCIA研究的翻译和介绍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即使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著作，其政治学部分得到的关注也比较少。如布坎南有许多财政学的著作被译成中文，但其宪政理论、寻租理论的著作几乎很少受到关注，《同意的计算》到了2000年才有中文版。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家庭的经济分析受到了关注，但其利益集团竞争理论却没有受到重视。

在公共选择领域，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两大学派，多中心学派直到2000年才有重要译著译成中文，而罗切斯特大学的社会选择学派长期来几乎没有人问津，也很少有人介绍，威廉·赖克的学术贡献在中国几乎不为人所知。其结果就是，即使在政治学领域，人们做相关研究时，其引用的文献、运用的概念和理论，都是经济学领域的。但政治学和经济学有不同的学术传统、理论问题，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也有本质的差异，西方政治学者引入经济分析，也并非只是简单地移植，在这些方面西方的许多学者作出了长期的努力，并且很有成果(参见Alt， etc， 1999:)。了解政治学领域的PCIA传统，翻译和介绍其重要成果，成了政治学者义不容辞的重要任务。

自90年代开始，PCIA可以说成了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理论热点。许多著名经济学家都与其在该领域的研究密切相关。从学者个人来看，茅于轼、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张宇燕、林毅夫、周其仁、汪丁丁、张维迎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从学术著作来看，《分工与交易》(盛洪，1992)、《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一集）》（张曙光编，1996）、《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二集）》（张曙光，1999）、《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1994）、《再论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林毅夫，2000）和《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张维迎，1995）等都是其中典型。其他各类著作还有一些，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这些研究有如下特色：

许多学者都有在国外学习和研究的经历，其中部分研究成果实际上是在国外取得的。但也有相当多的研究，尤其是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已经非常重视本土化的理论资源，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制度变迁问题。

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有新制度经济学的特色，与公共选择虽然也有一些关系，但与公共选择的关系还是比较远。公共选择就是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学研究，研究国家理论、投票规则、选民行为、党派和官僚制度等(Mueller，英文版，1989；缪勒，1999)。在这个意义上，国内学者本土化的公共选择研究可以说几乎没有，如果有的话，也是非常初步的。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翻译的状况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运用新制度经济学方法研究的学者和作品比较多，与此相适应，新制度经济学翻译出版的著作也比较多。

目前的研究之所以呈现这一状态，可能有很多原因，这里试举一二：

西方公共选择的研究虽然也涉及到基本的制度探讨，但是无论是规范的和实证的研究，往往与西方国家特定的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其核心主题往往是西方政治制度下的公共选择问题，比如公共选择研究中，直接民主下的公共选择、代议制民主下的公共选择，多党和两党竞争模型、寻租理论、集体行动理论、政治竞争、利益集团理论和选民投票理论等，其话题基本上是西方性质的（有关公共选择的基本选题，参见缪勒，1999）。与此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则是在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假设制度不是给定的，它探讨制度对经济增长、创新、发展的影响，并且其理论框架比较一般，可以适用于不同类型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比较研究，其学术传统是跨多学科性质的，不像公共选择研究那样，把把经济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问题研究，具有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特性，而是与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性、组织学、管理学和道德哲学本身的学术传统和问题都有很大的关系(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选题，参见柯武刚、史漫飞，2000)。

本土化研究的状况与研究的空间和正在发生的变革的空间也有很大的关系。在目前，经济改革的空间最大，发生的变化也最多，但政治改革的空间较小，发生的变化较小；相应地，经济研究的空间也较大，研究成果易于引起实际的反响，反过来刺激此类研究；而政治研究的空间较小，研究成果不易引起实际的积极反响，反过来影响此类研究。

与学科发展也有很大的关系。经济学在中国取得了飞速的发展，为经济学习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学术机构空间；向国外输出了大量的留学生，与此同时还有许多留学生回国研究，这促进了国内外学术交流，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国内相关研究的发展。而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比较缓慢，政治学研究和教学机构发展缓慢，向国外输出留学生较少，许多留学生到了国外就改行学计算机，回国研究也比较少，而属于PCIA传统的就更少。这也妨碍了政治学领域PCIA传统的传播、教学和相关研究的发展。

但是，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发展，需要我们政治学者开展系统的研究。IAPP研究，就是一群有政治学背景的人所作出的努力之一。

二、IAPP研究的基本定位

简单地说，IAPP研究，着眼于和平与可持续发展，致力于促进以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等制度平台为基础的公共政策。总起来说，就是以古典自由主义为价值，以PCIA为逻辑，在中国发展的背景下，着眼于治道变革，探索具体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以及公共政策问题。IAPP分析框架的特色：价值、方法与问题偏好并重。[3]

价值定位

总的价值是和平与可持续发展，在战争与和平之间选择和平，在发展与不发展之间选择发展，在不稳定的、昙花一现的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间选择可持续的发展。具体地说，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是得到适当理解的自利(托克维尔，1988)、人与人之间的互利交易(斯密，1974)能够促进和平与繁荣。所以，IAPP的价值主张是促进合理的自利、在开放的空间之内鼓励互惠的交易、根据需要鼓励利他行为、遏制损人和试图支配他人的自利。

实现这一价值的具体制度安排偏好是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认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源泉在于更多的个人自由，更适当的公民权利，发达的市场经济和公共经济，适当的由自主治理、有限政府、宪政法治与民主制度构成的制度平台。与此相反，个人缺乏自由、公民没有权利，市场经济与公共经济都不发达，其治道是高度集权的、政府职能是无限的、没有法治只有人治，没有民主只有专制，那么即使存在一时的发展，也是不可持续的。

判断具体问题存在与解决的基本价值标准是：后果论、权利论与契约论。后果论的价值观认为，结果是好的，就是好的，结果是坏的，就是坏的；权利论则认为，特定的人，只有特定的权利来判断结果是好的，或者坏的；契约论认为，公共问题需要与特定范围的公共问题有关的人来进行判断，或者说有权进行判断的人进行集体判断。后果论、权利论与契约论可能是有冲突的，IAPP认为，判断价值的冲突，本身需要复杂的制度安排，来确定判断冲突结果好坏、冲突权利配置是否适当、解决冲突的契约共识范围大小等问题。

分析方法定位

总体偏好PCIA，它在利益方面的判断是个人是公共利益的基本选择单位，所有利益，包括公共利益，都是个人个别地或者合作地创造的；相当部分公共利益是由个人利益构成的，纯粹的公共利益也是由不同的个人分享的。要实现个人的或者公共的利益，个人基于其对于结果的判断、基于自身的权利，为了个人或者公共的利益进行选择，其总体结果可能坏，也可能好，在这一进程中制度因素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制度分析的规范任务就是诊断问题，根据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设计个人权利配置的制度、公共选择的制度，尤其是关注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平台问题；其实证的任务是，人类的知识不可能胜任设计复杂制度安排的艰巨任务，因此通过实证的案例分析，研究制度建设性演进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就成了制度分析实证分析的核心。

关心多层次的问题

关心每一个人都可能关心的重大问题，在IAPP眼里，人间无小事，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认真地对其进行制度分析，分析其实质，并给出政策建议。它假定，每一个人都有其重要的问题，比如小孩子关心的是如何成长的问题，年轻人关心的是如何应付考试的问题，新婚夫妇关心的是如何婚后相处的问题，有孩子的家长，可能最关心与孩子相关的问题。而政治家则可能关心其能否连任的问题。这些问题的重要次序由每一个当事人自己去感觉，并去决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的幸福与痛苦，直接相关的都是其当前所面临的与其祸福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

关心适合于解决每一个人所关心的各种各样问题的制度平台。在此，IAPP相信，有了更多的个人自由、公民权利，更发达的市场经济、公共经济，有了强健的自主治理、宪政法治、有限政府、民主制度以及相关的信息公开制度，不同个人的不同问题，都将有更多的可能，能够多样化的途径，得到多样化的解决。

中国公共部门正处于治道变革的关键阶段，个人自由、公民权利、市场经济、公共经济、自主治理、宪政法治、有限政府以及民主制度等都在逐步发展。这一治道变革的进程，给中国带来了持续的发展，也给个人带来了更多的自由与幸福。但问题也继续存在，IAPP既关心治道变革本身的问题，也关心从具体的公共问题出发，探讨治道变革的问题。

IAPP不仅关心中国文明发展的问题，还关心人类文明发展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里，每一个文明的发展，都涉及到全球治道的问题。

IAPP还关心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的价值、方法与问题鉴别的分析框架与相关理论的发展。希望通过IAPP研究的实践，为中国政治学、行政学等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研究成果

引进翻译的著作。在这一领域，许多国家都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成果，把这些研究成果译成中文，有利于加快中文世界IAPP研究的速度。（如毛寿龙主编，1999－2000；文森特·奥斯特洛姆，1999）

就IAPP所关心的问题，着眼于IAPP的价值，运用IAPP所中意的逻辑与方法，撰写专著、教科书，以及研究报告、学术论文。 （如毛寿龙、李梅和陈幽泓，1998；毛寿龙，2001；毛寿龙、李梅，2000；姚学祥，1999；范东海，1999；任睿，2000；宋全喜，2001；李立中，2001等）

就目前发生的一些具体的问题，用IAPP的眼光、用IAPP的分析框架，给出IAPP的分析，得出IAPP的分析结论，以及政策建议。（如制度评论系列，见wiapp.com）

就目前所有的学术著作、论文，从IAPP的角度，评论学术进展，并分析其与IAPP学者努力之间的关系。（如对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进行IAPP的解读）

开放性与可讨论性

IAPP的所有研究以及相关的政策建议，都是开放性的。无论是价值判断选择、分析方法与逻辑的选择、基本问题的认定、基本事实的确定、基本结论、相关政策建议等，都是IAPP学者在当前情况下、当前资金条件下、当前学术水平条件下、当前问题背景情况下等严格的约束条件下进行和作出的，在空间上不是无限的，在时间上不是永恒的，在观点上不是完全确定的，其政策建议未必一定是有效的，其认定的问题可能不一定是真正的问题，其所依据的事实，也可能是不确定的，总之，都是可以讨论的，完善过程是无止境的。IAPP的翻译成果、学术研究研究成果、评论与政策建议，都向所有研究者、实践者、读者和公民开放，征求建设性的意见，只要有利于IAPP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只要有利于人类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只要有利于人类治道变革的，一律欢迎。

转贴于 三、IAPP研究的理论框架

IAPP研究的基本框架是用古典自由主义的价值评价公共政策实践，用PCIA的逻辑与方法分析公共政策以及以此为基础探索治道变革问题。

IAPP研究的分析框架，是综合性的。它涉及经济、政治、道德、审美和文化的分析，涉及人性冲动分析、人际利益关系分析、市场分析、组织分析、政府分析、制度（法律）分析，以及全球分析等。详细见表格1。

在该表格中，横向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它表示人类的生活可以分为经济、政治、道德、审美、文化等领域。其中的经济领域意味着人的最大化冲动在于财富的冲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利的关系，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构成了市场经济，企业等经济组织则是节约市场交易成本的产物，而政府则利用其强制性和普遍性的优势能够弥补市场经济的部分不足，制度则是一种行为规则，它可以节约经济交易的成本。市场经济一旦跨出国界，就成了国际贸易。在殖民时代，国际贸易依靠炮舰政策支撑；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贸易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经济之路。昔日，殖民帝国主义凭借坚船利炮，经过血腥的战争，才能打开一两个开放口岸；今天，许多昔日的殖民地国家凭借自己的种种优势如廉价劳动力，把大量的货物销向发达国家的市场。显然，在这一领域中，政府只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非常关键，必不可少。

在政治领域，人的最大化的冲动是权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损人利己的关系，其市场状态就是霍布斯所描绘的战争状态。在其中，政治军事组织是因节约战争交易成本而产生的，政府则是经过长期的军事较量最后有一方取得彻底的胜利之后产生的政治统治组织。由于人的权力冲动是永恒的，而且在许多情况下比对财富的冲动还要大，因此人类的历史基本上是政治的历史，整个古代史都是政治的历史。经济史只是近二百多年的近现代史，在这二百多年里，政治也占据了主导地位，战争，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并不是遥远的事情，而政治斗争，依然是影响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政治领域的特性表明，政治必须要有一个主权，来垄断暴力，从而取消每一个人依靠暴力配置资源的权利。这表明，政治权力总是一种专制的权力。那么，如何使专制的权力变为适合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呢？通过宪法、法律，来制约、驯化政治权力，通过民主政治，使专制的政治权力考虑选民的利益，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发明。当然，在国际政治中，除了一些软弱的国际政治组织如联合国，以及完全依靠各国政治实力自觉履行的国际法之外，基本上还是无政府的状态，国家与国家之间，非常容易陷入战争状态。国际间的战争，依然是现代人类市场文明的威胁。

表格1 IAPP研究的分析框架

经济

政治

道德

审美

文化

最大化冲动

财富

权力

良心

美

历史认同

关系

互利

损人利己

无回偿利他

事不关他

共同生活的历史

市场

市场经济

战争状态

道德市场

无市场

无市场

组织

经济组织

政治军事组织

慈善组织

无组织

民族组织、宗教组织

政府

经济职能

政治统治

救灾救难

无政府

无政府

制度

契约

宪法、法律

道德法则

无制度

长期生活形成的行为规则

地方社群

局部市场

小规模治理

本地道德

无地方

地方文化

世界

国际贸易

世界政治

国际人道主义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9

关键词：公共财政；私人财务；政府财政；公共财政论；国家分配论

在我国，研究公共财政问题是近年来的事情，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我国是否适用，也成为广大财政理论和实际工作者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拟就公共财政的一些理论问题谈些自己粗浅的认识。

一、对公共财政概念的重新认识

讨论公共财政问题，首先必须弄清公共财政的概念。笔者认为：

（一）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对应的概念，是对政府财政的客观要求

公共财政是与私人财务（财政）对应的概念，它是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这里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指广大民众的利益和需要。公共财政行为目的的社会公共性，是公共财政与私人财务的区别所在。从行为特征上看，公共财政是一种收入和支出活动，这构成公共财政与其他公共行为的本质区别。

显然，我们这里对公共财政概念的定义与传统说法有一定差异。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就是公共经济，就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由于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公共产品，因此，公共财政几乎成了政府的同义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在这里，我们将公共财政表述为一种代表社会公共利益，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收支活动，是强调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收支活动的行为寓意，也是突出公共财政作为政府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求的一种工具和手段与政府本身在概念上的区别。

公共财政存在的基本前提是社会公共利益和这种利益的载体棗公共需要的存在，这是公共财政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它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公共财政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需要的实现手段存在的必要性。公共财政作为一种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其实施主体是一定时期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在国家和政府存在的条件下，主体的责任自然应该由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因此，国家财政必然是公共财政。

国家财政的社会公共性首先是由国家和政府的社会职责和功能决定的。国家及代表国家的政府是社会管理者，当然也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体现公共利益并使之得到实现，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最为重要的职责，因此，国家财政必须是公共财政。不体现和实现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政府财政是不正常的和有缺陷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公共财政是对政府财政的一种客观要求。

（二）公共性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

按照传统观点，公共财政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行为，它的产生和存在是市场机制天然存在的缺陷使然，也就是说，由于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有一些自身无法弥补的缺陷，因而需要政府出面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来对市场缺陷加以弥补。显然，这里是将市场经济当作公共财政存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公共财政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表现形式。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公共财政不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特殊性质，而是政府财政的一般性质，因为体现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是政府财政的共同出发点和归属，不论任何社会形态的政府财政都是如此，在这里所不同的只是由生产力水平差异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层次，以及由生产关系决定的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范围。

这里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即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涉足了大量私人财务的事务，它是否具有公共财政的性质，如有例外，如何解释公共性作为政府财政一般性质的论点。笔者认为，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政府财政仍然是公共财政。在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私人的个别需要被控制到了最狭小的范围内，相当部分个别需要被异化为公共需要，或者被采取了公共实现的形式，正是这种私人需要的个别性与其实现形式公共性的不协调，才导致了计划经济体制在提供私人产品，满足个别需要方面的低效率，这种低效率正好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的公共属性。我们不能因为某种机制在操作上的不正常而否认机制本身的存在，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代行了许多私人财务的职能而否认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

（三）公共财政的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

之所以要强调政府财政的公共财政性质，是因为公共财政对政府财政作了合理定位，它明确了政府财政的职责范围和主要功能，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则将政府与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及其分工作了合理的划分。公共财政强调纳入政府财政范围的应该是具有公共利益和公共需要的事务，对那些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政府只能为其正常实现提供外部条件，而不必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因为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有其自身的实现机制，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使私人利益和个别需要的实现具备了充足的微观动力，因而政府不必直接介入其实现过程；同时，个别需要所体现出的千差万别的个体偏好，使政府不能直接参与其实现过程；此外，个别需要的实现完全可以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在个人之间进行，这种等价交换的过程一方面满足了购买者对商品物质形态的个别需要，另一方面则满足了售卖者对商品价值实现的追求。与此不同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社会公共需要的满足很难按照等价交换原则来实现，其实现的责任只能主要由政府承担。可见，社会成员的个别需要的满足和实现不必也不能由政府财政来实现，而社会公共需要则应该主要通过政府渠道得到满足，政府财政实质上是为满足公共需要而存在的公共财政。公共财政界定了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即政府财政直接配置资源的范围应该在公共需要的领域内，其意义在于对政府财政职能作了合理定位，它强调政府财政的社会公共性，并在概念上将政府财政与私人财务区别开来。

二、公共财政论与国家分配论的关系

近年来，随着公共财政理论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公共财政论与在我国有广泛影响的国家分配论之间的分歧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些坚持国家分配论的人认为，公共财政否定了财政分配的国家主体性，是对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缩小和肢解。坚持公共财政论的人则将国家分配论当作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一种落后的、过时的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财政是公共财政，国家分配论已经不再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以上两种观点，笔者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任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它特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背景，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更要受特定时期、特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因此，我们很难说什么理论是先进的，什么是落后的，只要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一定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就值得去学习和研究，况且，国家分配论曾经在我国财政理论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它对指导我国特定时期的财政实践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尽管它的一些用于指导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政实践的管理原则和理论已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但它的核心内涵棗摬普墓抑魈逍詳却仍然反映了财政活动的一般特性，因而并没有过时。这里必须澄清对国家分配论的两种误解：一是将传统理论当作国家分配论的全部；二是将国家分配论误解为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其实，在传统体制时期产生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观点只是其在特定时期，根据特定的实践背景提出的理论，而不是国家分配论的全部，它也可以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国家和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继续研究和提出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分配理论；国家分配论也不是由国家统揽一切分配的理论，它只是强调财政分配中的国家主体性和主导性，在这种主体性和主导性的基础上，国家分配的范围是由一定时期国家职能范围决定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国家分配论也没有过时。

在我们看来，国家分配论和公共财政论两者的主要观点并没有本质的分歧，不同的只是其强调的侧重点，比如国家分配论强调财政行为主体，公共财政论强调财政行为的目的和范围；国家分配论突出财政产生与国家产生的本质联系，公共财政则突出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与私人财务在活动范围和原则上的区别。在这种外在形式差异的背后，两者的基本立足点却是相近甚至是相同的。表现为，摬普之所以成为公共财政是因为它是一种代表公共利益、实现公共需要的财政活动，在国家存在的条件下，这种财政活动的主体当然只能是国家和政府，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当然代表，公共财政实质上是对政府财政职能的定位，是从另外的角度对国家财政的定义。可见，公共财政论也是以国家主体为基本立足点的，这一立足点构成公共财政论和国家分配论最本质、最关键的共同点。在这一共同的基本点上，公共财政并不会缩小国家财政的范围，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的职能，因为政府财政职能范围的变化是围绕国家职能范围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一定时期的经济体制及由之决定的国家职能的大小，而不是公共财政本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承担的私人需要的实现归位于市场，使社会公共需要和个别需要都有其稳定的、更有效率的实现机制，并建立以弥补市场缺陷，为市场机制正常运作提供外部条件的公共财政运行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化的要求，也是对政府财政职能所作的合理定位，这并没有否定财政的国家主体性，也没有肢解政府财政，而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范围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要的范围调整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财政职能越位和缺位的状况，将政府财政的职责和功能规范在公共服务领域，使其更加合理和完整。

三、我国建立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尊重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的特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我国财政应该是一种公共财政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更应该重视政府财政的这种公共特性。对这种公共特性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取得了很多科学反映公共财政运行一般规律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因而也是我们在研究公共财政理论时应该尽量去学习和借鉴的。但是，笔者不赞同目前学术界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的倾向。我们认为，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不同，公共财政理论所参照的实践基础也不相同，因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公共财政理论也会有一些差异。我国是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较低，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尚不完善，市场机制也正在发育过程中，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互补关系和相应的机制也远未理顺和形成，由此决定了我国的公共财政理论研究应该体现自己的特点。那种过分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共性，忽视和否定其不同的实践基础，在理论研究上局限于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简单传播，甚至在表达方式上也模仿西方公共财政学是不可取的，也是十分有害的。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和借鉴西方科学的管理理论和方法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以我国的基本国情为实践基础，探讨和创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共财政理论，并以此为我国的公共财政实践提供指导，这才是目前我国财政理论工作者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二）重视对转轨时期公共财政制度的研究

近年来，我国财政理论界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践起点选择上的误区，即往往将目标体制作为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按照西方公共财政理论的一般原理，设计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管理模式，并试图照搬这种模式去解决特殊体制时期的特殊问题，其结果当然收不到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对目标体制下公共财政管理模式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它远不是当前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任务的全部。目前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这种转轨的实践是中国所特有的，转轨过程中的社会经济矛盾及其表现形式既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时期，也不同于目标体制时期，具有很多特殊规律。因此，在旧的运行系统及其管理规则正逐渐失效，新的体系及其规则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的特殊历史时期，政府财政应该实行怎样的管理模式，面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某些特殊矛盾，政府财政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政府如何应用财政手段来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在建立目标体制的过程中政府财政如何发挥积极作用等等，这些实践问题是西方现成的公共财政理论所无法解决的，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行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并形成有针对性的、系统的理论，为解决实践问题提供正确的指导。这就要求我们正确选择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起点，重视对转轨时期社会经济规律和公共财政规律的研究，使政府财政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三）重视对我国公共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

我国传统财政学研究重点更多地局限在对财政的产生和发展、财政的本质、职能和体系等基础理论问题上，过去形成的一些有较大影响的学术流派也主要侧重于在以上基础理论问题上独树一帜，并没有形成与其基本理论相配套的应用理论体系，使财政学这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总带有一些抽象、空洞的色彩，削弱了其为解决实际问题所应有的作用。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观，但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目前我们在财政应用理论研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一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仍然是零星分散，不成体系；二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在时间上往往滞后于实践，缺乏必要的超前性，仅仅成为国家政策出台后一种撚皵性诠释；三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对现行制度和体制的剖析，弱化了理论的创造性和客观性；四是财政应用理论的研究往往脱离中国的客观实际，在理论体系和政策措施上侧重于套用西方模式，使财政应用理论的成果缺乏针对性。以上财政应用理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直接影响了我国财政理论的正常发展，也成为我国财政改革往往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今后对公共财政理论的研究中必须加强对社会经济实践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应用理论的研究，使我国财政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也使我国财政理论研究能真正发挥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作用。

（四）实现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

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化，因此，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管理理论和经验成为理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本身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我们在对西方财政经济理论的学习和借鉴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盲目和盲从的非理性现象，将正常的学习和借鉴引入歧途。这里有两种倾向尤其应该摈弃：一是重传播，轻研究，在自己的理论著述中往往肆无忌惮地抄袭西方理论，这不但对理论研究没有意义，而且败坏了理论研究的风气；二是重形式，轻内容，仅仅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作为一种时尚，作为一种标榜自己学识的工具，不论是否有针对性，是否适用，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一些理论著述文字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让人不知所云。要使公共财政理论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必须强调其本土化问题，这是由公共财政理论作为社会科学理论的特点决定的。我们要广泛学习和吸收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但对这些理论的学习不是盲目的照搬照套，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简单传播，更不是将西方理论当作一种装饰外表的花环。在这里，学习的目的是消化、吸收并为我所用；是与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共财政理论。我们强调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并不是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和公共财政理论的简单排斥，而是强调以我国的具体情况为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以解决我国的财政经济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研究的目的，形成能体现市场经济一般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规律的公共财政理论体系和观点。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首先是其实践基础的本土化，这一点在前面已多次强调，也就是说我们进行公共财政理论研究的实践基础不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财政经济实践，而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实现过程。我们的研究必须考虑中国现实的生产力水平及其对公共财政的承受能力；考虑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发展变化趋势可能对公共财政制度带来的影响；考虑中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及由之决定的公共需求范围与西方国家的差异；考虑我国的政体及其决定的政府机构规模和结构；考虑中国特有的复杂的政企关系及其对公共财政体制形成和完善的影响等等。毫无疑问，实践基础的本土化，是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最重要的含义，是我们在公共财政理论研究中最应该重视的问题。

公共财政理论本土化的另一重要含义是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本土化，这是一个容易被人忽视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在前面我们曾经谈到，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有部分研究者盲目模仿西方经济理论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使其著述晦涩难懂，甚至文理不通，这不仅影响学习和研究的质量，而且也是一种不健康的文风。我们提倡在理论研究中保持本土化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也就是要按照汉语言的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来传导自己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写出中国人能看得懂的文章，对西方理论的翻译介绍也应该尽可能地符合汉语言的表达方式。这实际上是对我们的理论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真正弄懂了西方财政经济理论，并对中国国情有充分了解的人，才有可能真正做到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来准确地表达异国的理论，也才可能在此基础上将西方理论消化吸收为自己的东西，并发展为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见，公共财政理论的本土化不但是一个行文风格和表达方式的技术问题，也是提高研究人员素质、端正研究作风、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

公共经济学研究篇10

内容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自然、社会、人为等因素造成的突发公共事件在不断增加,因此加强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研究成为当务之急。本文分析了灾害经济学的特点及其基本理论,揭示了诱发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原因并对其进行经济学分析,进而探讨了灾害经济学对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启示。

关键词:灾害经济学 突发公共事件 管理

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有效应对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提高危机管理和抗风险能力。但近年来频发的突发公共事件(见表1)所暴露出的问题表明,目前的应急体制并不乐观,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管理能力仍需进一步提升。突发公共事件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灾害的一种,把灾害经济学和突发公共事件管理联合起来研究在我国还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因此,本文从灾害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措施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灾害经济学的特点及其基本理论

(一)灾害经济学的特点

灾害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灾害预测、灾害防治和灾害善后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关系的新兴学科(刘建琼,2009)。灾害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灾害的自然属性,而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防灾、救灾、灾后复兴等与灾害相关的所有社会经济关系。它是介于环境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国土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之间的一门边缘经济学。

灾害经济学与其他经济学科比较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灾害经济学的目标函数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损失最小化。灾害经济学谋求的是以最小的投入来实现受灾损失的最小化。

第二,灾害经济学是一门守业经济学。灾害经济学不研究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而是研究已有资源和已创价值的保护。“守业投入”是灾害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种根本性的经济效益问题。为守业而应该做怎样的投入,就成为灾害经济学最重要的经济效益观。

(二)基本理论

灾害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首先,灾害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完全避免的原理。

其次,灾害反馈决策原理。无论自然灾害还是人为灾害,在时间上都服从自孕育期开始,经过潜伏期、暴发期、持续期、衰减期至平息期止的一个演化规律,所不同的只是各种灾害的阶段变化在时间长短上有所差异。认真研究有关灾情的信息反馈是及时制定处理灾害对策的基础。

再次,利害互变原理。对于灾害并非只有防治一种措施,利用灾害也应该是治灾的一种措施,这也是积极对待灾害的一种态度。无论从长期还是短期看,灾害都具有从中诱导到利用的可能性。

最后,治标措施和治本措施互促合益的原理。在采取灾害防治措施中,有治标和治本两大措施,两者不仅不可偏废,而且各具特色,相互促进,产生合益。治标措施具有投入少、见效快两大优点,缺点是效果持续性差。治本措施具有效果持续性长的优点,缺点是投入大、见效慢。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短期措施与长期对策最佳结合的关系。

从灾害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原因

研究表明,近几年,我国突发公共事件频频发生,给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统计,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造成上百万人伤亡,经济损失6500亿元左右,约占我国GDP的6%(陈思明、毛惠彬、王芹,2008)。而突发公共事件从本质上来说也是灾害的一种,那么有必要从灾害经济学的角度研究突发公共事件诱发因素。

(一)人为因素是诱发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原因

突发公共事件的诱发因素包括自然因素、人为因素及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研究表明,突发公共事件并不都是必然要发生的,有相当部分的突发公共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绝大多数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都是与人为因素密切相关的。在目前的科技水平下,人类尚无法有效地去控制和消除诱发突发公共事件的自然因素,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对这些自然因素进行有限的预测和监控,以尽量减少由这些自然因素导致的损害。

但是,人类有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去控制和减少诱发突发公共事件的人为因素,并针对各种类型的突发公共事件制定了科学的应急预案,从而大大减轻了突发公共事件对人类社会的危害。所以,当前应该把诱发突发公共事件的人为因素研究作为应对突发公共事件的重点,找出人为导致突发公共事件的原因,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消除这些人为因素。变被动处置突发公共事件为主动管理突发公共事件,建立预防、减少突发公共事件的制度和长效机制。

(二)经济学分析

笔者认为,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诱发突发公共事件最主要的人为因素,也是一些突发公共事件重复发生的最重要的原因,例如矿难。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一个经济主体对经济利益最大化追求的过程中都会存在成本溢出现象,这些溢出的成本转化为该经济主体免费所得的超额利润。即使经济主体为了达到成本溢出目的而需要增加支出,例如,不法矿主向政府官员行贿或矿难发生后给予遇难矿工的赔偿等,但是其所增加的私人边际成本远远低于社会边际成本,从中牟取了大量超额收益,并且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见图1)。

图1 中,按照边际成本= 边际收益的利润效用最大化原则,一个经济行为的成本应当是OB,收益是OC,但是由于存在负的外部性,私人实际成本是OA,AB 是由社会承担的溢出成本,实际收益是OD,CD 是经济主体获得的超额收益。

灾害经济学对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启示

(一)强调预防在突发公共事件管理中的作用

灾害经济学是一门守业经济学,它强调的是守业投入。这与我国预防为主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方针不谋而合,也是我国几十年突发公共事件管理工作的经验总结。比如,通过加强预防,有效的控制了瘟疫等传染病对人群健康的危害。但是,自市场导向的医疗改革后,国家鼓励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自谋出路”,这减少了投入,但是结果却使这些机构更多地转向以营利为目的的病后医疗服务,无法真正落实“预防为主”的卫生战略(杨、罗蒙英、卢祖洵,2007)。突发公共事件的预防,特别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措施难以落到实处。

(二)突发公共事件管理机制应该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社会各界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管理的注意力通常放在了事后的短期影响上,而灾害经济学则要求关注突发公共事件长期的经济影响(张忠任,2008)。Mileti(1999)提出,当自然灾害发生后,移民应该进入一个更加稳定的社区中,并且需要有影响力的地理优势恢复由于灾害所造成的损失,而在这一过程中并不需要外界提供很多资源。目前的选择将会对未来产生影响,因此强调至少应该维持生存环境的质量以免损害将来经济发展是非常必要的,既可持续发展问题。

Berke, Kartez和Wenger (1993)探讨了在灾难以后一段时期内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其强调那段时期的很多决策和行为,不仅对于社区的迅速恢复发挥作用,而且能够对将来的灾难产生积极影响。然而,可持续发展机制并非仅仅作用于事件发生后的恢复阶段,而是要求在整个灾害防治过程中得以体现。近几年我国GDP快速增长的同时,伴随着局部地区选择了消耗型的非持续发展模式而不是效益型的持续发展模式,加大了突发公共事件发生的可能。因此,建立一个关注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三)推动公私部门合作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无论是保险、再保险还是后来发展的金融工具,面对自然灾害的巨大损失,仍然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参与对损失提供保护。如果私人保险和再保险市场不能就灾难损失提供保护,就需要政府的加入。例如,Hirstopher Lewis&Kevin Murdock(1996)建议美国联邦政府与保险公司、联营公司和再保险公司订立和买卖超额损失(XOL)合同,为250亿到500亿损失规模的灾害提供保险。再如国家自然灾害研究委员会成员(1999)强调,在损失抵御措施和土地利用规划上与私人部门共同协调合作投资的重要性,包括减少保费,对减缓措施提供长期贷款。管理自然灾害风险的公、私部门都需要依赖有效率的、公平的平台,在这点上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的看法完全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灾害经济学家认为尽管政府在防灾减灾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政府的决策失误和过度干预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因此必须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中的作用。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NGO)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特别是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功能和作用。

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首先要发挥NGO在预警系统中的作用。NGO中介地位使得其上接政府,下联基层群众。这种“桥梁”角色使NGO能够便捷迅速地发现危机的根源和苗头,从而呼吁并引起整个社会的注意和重视。其次在危机发生的过程中,NGO可以在第一时间起到人道主义救援的作用,同时,NGO还可以配合政府使各种正确信息公开化、明朗化,切断谣言的传播,稳定公众心理。最后NGO在危机过后的重建工作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受灾地区接受的社会各界捐款在用于灾后重建工作时,相关部门可以考虑和NGO共同管理和制定财政预算等,以更有力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

参考文献:

1.刘建琼.灾害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9(1)

2.陈思明,毛惠彬,王芹.对我国突发公共事件的经济学思考[J].同济大学学报,2008(5)

3.杨,罗蒙英,卢祖洵.我国公众参与公共卫生存在的现实问题及其对策建议[J].卫生软科学,2007(4)

4.张忠任.灾害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的几个基本问题[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08(4)

5.Peter,Johannes Weisser.Is NGO aid 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Comparing the allocation of Swiss aid by private and official donors[J].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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