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及保护十篇

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及保护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精神文化生活；传统特色文化资源；战略；马山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3）01-0138-06

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要特别注重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这一最新要求为进一步丰富和增强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民族地区传统特色文化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指明了发展方向和建设路径。整体推进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是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大战略抉择与可控策略选择，广西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历史悠久、底蕴丰厚、形式多样、风情独特，众多传统的民族节庆与民族风情奠定了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传承、创新与发展的丰富资源与深厚基石。本文就“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广西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深入解析，初步提出其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总体战略、模式选择、基本原则及对策建议。

一、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探寻适合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对策建议，需要对其保护与开发利用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与重大挑战进行深度审视，找到问题与挑战的症结所在，从而提出有针对性、适应性与有效性的政策举措。

（一）工业化对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依存方式的挑战

工业化是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对于实现经济社会的跨越式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优先地位。然而，从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来看，工业化是一把双刃剑，既能为其保护与开发创造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也能给其保护与利用增添负面阻力和多种阻碍。少数民族地区工业化的实现是以其工业生产活动逐步取得经济主导地位的发展过程，工业发展是工业化的显著特征之一，后发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发展往往伴随着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等突出问题，工业发展需要的劳动力资源要求人口具有迁徙流动的自由，这就打破了少数民族地区原有的社会劳动组织系统与生存空间。这些变化导致县域内少数民族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出现压迫式的内卷效应，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依存方式与活动形式受到挤压，文化资源的再生能力因工业化冲击，日渐萎缩和弱化。

（二）市场化对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可控开发的挑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使市场成为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手段已成为社会共识，市场化是以市场作为解决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复杂问题的基础手段的一种状态。市场化作为发展经济、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本手段，是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可靠保证。但是，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中，以市场需要为导向，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来调节经济社会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各个环节进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往往需要严格的外部约束条件以及对市场化效能的边际确定与控制。少数民族地区的市场化过程往往因制度与政策控制的滞后，很难有效把握和掌控市场化不足与过度市场化的两难问题，在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市场化原则与尺度难以精准拿捏，县域范围出现了传统特色文化资源松散式开发与粗放式利用的问题，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三）城镇化对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永续发展的挑战

城镇化是少数民族地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变迁过程，少数民族地区城镇化建设是少数民族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城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与经济发展现象与过程，既是物质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精神文明前进的动力。然而，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变迁与分化不可避免地与民族传统特色文化产生强烈的冲突，城镇化作为一种新的生产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体系、新的群际人际关系、新的人文精神符号等文化机制的媒介和载体，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和人格心理的促变因素，实质上意味着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交往交际形式、生产生活方式的嬗变、文化构成形态的变迁。少数民族建基于新型的依赖于商品交换、工业化生产与科技应用生成的利益互动关系不同于依赖于家庭、宗族和村落集体的乡土社会关系，使县域内少数民族城镇居民在农耕文明与城市文明、乡村意识与城镇意识的冲撞中，往往只能被动地调适自我人格心理与交往方式。

（四）网络化对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代际传承的挑战

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扩充和丰富了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社会生活交往的边界与视域，网络化销售、办公、学习、购物、交友等现代生活习惯的兴起，使网络化生存格局成为众多群体，尤其是少数民族青年人群体最为倚重的生存与生活方式。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文化，是在一定血缘与地缘范围内传播和传承的地域文化，而网络化的盛行则为各种类型的文化迅捷交流提供了一个无栅栏的平台，使人们对各色文化的选择更加自主和独立。网络虚拟世界中的不良信息、消极文化对于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尚未完全定型的青少年构成潜在的威胁，他们因外来文化的广泛影响，反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认同感、接受度不断在弱化和下降，使得县域内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渐渐失去关键的承载者与创造者。

二、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战略目标与模式选择

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所追求的战略目标是统筹马山县经济社会全局中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指向，模式选择则是对马山县根据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基础、类型、特质等条件，因地制宜地进行文化建设的可行路径。

（一）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战略目标

与发达地区或已发展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相辅相成的发展道路与模式相比，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都有其时空条件的特殊性以及经验移植过程中的适应性问题。在文化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上应更加注重通过县域经济发展为文化体制改革积聚更多的复合动力，在保护与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更多地采取先易后难、分阶段推行等渐进式策略。在具体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政策措施决策、落实和执行之前，总体上进行系统性的战略思考，提出符合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现实需要与长远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最为迫切的任务。提出这一目标，需要深入考量和反思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特色究竟是什么？究竟代表一种什么样的文化？

从马山县域内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生发的民族风情文化来看，传统的民族节庆具体包括：春节、元宵节、三月三壮族歌节、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敬老节、达努节等内容和形式。壮乡会鼓、扁担舞、三声部民歌、歌圩、抢花炮、赛鼓会、踩花灯是当地主要的民族风情，其中壮族会鼓、扁担舞、三声部民歌则是最具地方民族特色的传统特色文化。通过对以上传统特色文化的梳理、分析和挖掘，我们初步提炼出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独有特质：“西南百越风范、八桂壮乡特色、民族交融风格、民间艺术典范。”这一概括总体上精练出马山县域内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鲜明特色与魅力。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大背景下，马山县要抢抓机遇、因势而为、顺势而发、乘势而上，加快和提速县域内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步伐。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战略目标应可如下定位：建立适应马山县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市场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要求的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体制机制，确保传统特色文化资源适度保护与开发的动态平衡，实现传统特色文化资源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促进传统特色文化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提高传统特色文化资源利用率，获取优质的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保护和开发利用综合效益。

（二）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模式选择

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因其身所具有的生态、经济与社会三大效益而成为世界各国进行资源开发利用的热点。马山县在整体交通区位、自然生态环境与人文景观资源等方面的优势为传统特色文化保护和开发利用提供了有利条件。我们认为，作为西部后发展地区中的县域，马山县应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可具体操作的策略，在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模式选择上提出“整体保护、丰富形式、再现遗风、延续场所”的“互推共进”模式，即保护与开发互为推手、传承与创新彼此推进的发展模式。

“整体保护”是完整地保护传统特色文化赖以依存的物质形态的人和物，以及非物质形态的民族习俗、交往习性、生活习惯、地域方言，使其不致因某一载体的缺损影响核心文化的寄存与传接；“丰富形式”是原来乡土社会中的文化形式在市场社会商业文化的激荡下，通过升级和优化传统特色文化的内在功能和表现形式来恢复和提升传统特色文化生命力；“再现遗风”是充分保留传统特色文化的基因与内核，借助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现代文化传播体系再现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魅力与活力；“延续场所”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生产条件、生活方式不断改进和改善的基础上，注重在城镇街区、街道的空间尺度、建筑风貌方面与原有村落的居民生活方面保持延续性，保留传统特色文化得以施行和展示的场所。

三、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

如前所述，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正在面临着严峻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并化危机为转机、化劣势为优势，需要从战略高度审视其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保护与开发相结合的原则

在严格保护中实现理性开发，在科学开发中实现有效保护，以适度合理的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为全面保护提供一定的资金来源和经费保障。在县域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框架和范围内，积极引导社会资本、乡村居民参与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接待、经营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使县域居民在确实获得文化资源开发收益的情况下，更加自觉主动地参与保护，实现保护与开发利用的良性互动。

（二）坚持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

追求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历史与人文的紧密圆融，概括起来就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格古韵新、返璞归真”的文化传承创新的法则。探寻和把握传统特色文化自身演进逻辑与发展脉络来探寻新形势下文化传承的新形式、新特点与新途径，运用富有时代特征、文化特色与县域特点的传统特色文化创新方式和载体，积极拓展新思路、拓宽新渠道、搭建新平台，实现传承与创新的动态融合。

（三）坚持自愿与引导相结合的原则

群众参与、政府推动、专家咨询、中介服务、企业跟进是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复合力量。在坚持县域内群众自愿的前提下，加强宣传，积极引导群众用形式多样的方式方法向相关机构反映正当合理的文化发展诉求，政府部门在充分尊重群众真实意愿的基础之上商量办事，使各类参与、经营和服务主体均能够在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将各项权益最大化，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不断向合作共赢、和谐共处的方向有序发展。

（四）坚持统一与多样相结合的原则

县域政府在统一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战略目标与实施标准的基础上，突出不同乡镇村落传统特色文化类型的异质化特色。统一原则集中体现在全县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管理开发、艺术人才培养、文化艺术演出等方面的总体要求和统一标准；多样原则体现在满足不同文化类型的市场需求方面，充分发挥不同文化资源与形式的比较优势，努力在县域范围内形成各具特色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模式。

（五）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

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建设应满足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通过广泛发动和组织广大文化艺术工作者、基层群众积极参与各种群众性的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活动，让县域群众既能够共享传统特色文化发展带来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愉悦以及经济发展成果，又能够通过传统特色文化的推广和普及进一步提高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品质与内涵，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对于传统特色文化创新的新要求。

四、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对策与建议

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是其传统特色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前提基础和客观条件，传统特色文化的兴盛离不开科学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体制机制与政策举措，具体而言，可以从保护与开发利用两个方面综合考虑和区别对待。

（一）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的主要对策

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文化资源建设和发展的各个方面，从县域文化发展的愿意来看，当前最为紧迫的任务是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全覆盖进行县域内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普查、整理与修缮。马山县辖7镇4乡（其中瑶族乡2个），151个行政村（社区），总人口5420万，总面积234533平方公里，主要有壮、汉、瑶等15个民族[1]。县域内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分布广泛，形式多样，以儒家文化为内核，融合道教、佛教文化形态，具体涵盖民族语言文字、民族音乐戏剧、民族建筑设施等方面，对此应组织专门机构与人员进行广覆盖、全方位的普查、整理与修缮，以比较系统、全面、精准地了解和掌握县域内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总量、数额、分布状况、覆盖范围等文化资源保护所存在的问题。

2.全面落实执行国家与区市有关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从国家宪法到地方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各类法律法规，凡涉及地方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的相关法律文献与具体条文，要分类收集、汇编成册、公开出版。在此基础上，对政府公职人员、社会普通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与普及工作，以增强县域居民对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进行保护的自觉意识与积极行动，形成全县上下共同参与、协同保护的良好氛围。此外，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破坏文化资源的违法活动，相关机构要联合执法，将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3.加紧出台县域内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政策、划定重点文化保护范围。对于马山县境内入选部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山壮族三声部民歌、壮族会鼓要有具体政策措施加以实质性保护，在保护资金、人员和机构方面充分到位。其他各类传统特色文化资源要按其类型、特点和现存状况分类加以保护，列出具体的保护等级、划定保护范围，特别是对于濒临绝迹、消亡的传统特色文化资源要实施强制性抢救保护，由专门机构与专门人员定期进行勘查、检测和修缮。

4.组建县域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的专家咨询委员会。由政府相关机构出面组建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负责聘请国内外有关专家，就县域内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中的重大问题以及文化资源发展战略、政策和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组织和委托相关专家对国内国际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问题进行跟踪和超前性研究；积极促进县域内外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专家和咨询机构间的交流，开展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国际合作研究。

（二）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基本建议

按照保护与开发并举的重要原则，在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进行充分保护的同时，也科学进行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针对马山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与特点，拟提出如下开发利用建议。

1.高起点规划。规划是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龙头，把马山县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置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平台，推进泛北部湾文化交流合作与大湄公河次区域文化交流合作，深化与港澳台文化交流合作，加强与国内其他区域的文化交流合作。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发达国家与地区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可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规划，做到远近结合、大小结合、点面结合、层次丰富、设施完善、功能齐备、构建马山县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跨区域、跨国界的发展战略。

2.高规格投入。马山县传统特色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利用是马山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的重要内容，将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鲜明的品牌和独特的形象推向市场，需要进行高规格、大手笔的资金、人才与政策投入。一是引入世界知名的影视机构与名人参与整体的宣传展示，突出高端效应；二是鼓励各乡镇着力挖掘和打造具有标志性的地方乡镇品牌，形成一乡镇一品牌的集约品牌；三是要精心打造马山独有的壮族会鼓、扁担舞、三声部民歌为核心标识的传统特色文化精品品牌，借助大型区域性、国际性的文化与经济盛会，将县域传统特色文化行销到东盟与世界。

3.高标准建设。马山县传统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实质是集中围绕做大做强县域经济第三产业以增强传统特色文化生存、传承、创新与发展能力的文化系统工程。因此，在城镇化建设背景下，马山县必须在县域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文化管理模式、产业集群支撑上统筹兼顾；在城镇居民的文明程度、生活观念等更深层次完成“农民”向“社民”、“镇民”与“市民”的转变。随着以文化为代表的第三产业结构进一步的调整和升级，发展和完善以小集镇、大城镇为中心的文艺市场是更为艰巨的任务，农业、工业及城镇交融、共促的进程对城镇化规模质量的提升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以高标准建设满足马山县各族人民当前与长远的文化生活需要。

4.高品位经营。培育高品位低价位的文化演出市场，推动传统特色文化与现代科技的完善融合，是马山县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民族影剧院、民歌音乐厅、民俗博物馆、民间歌舞团等不同类型的文化艺术演进场所和机构，是常年举办不同类型与题材的传统特色文化演出的载体，以高品位、低价位的文艺演出为社会大众奉献精彩的文化套餐。通过精心谋划与布局县域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战略构想、远景规划与经营政策，使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并共享传统特色文化传承与创新所带来的增量效益与实惠。

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及保护篇2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知识；技艺；非遗；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7-0316-02

一、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技艺法律保护的现状

传统知识和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是传统部族在历史过程中创造的知识、技术、诀窍的总和，一般具有经验性、整体性、与环境要素的兼容性、另类科学性及描述形式等特征，同时具有权利主体的群体性、权利客体的公开性、历史性以及经济利益未实现性等法律特征。

传统技艺是否构成商业秘密，知识产权法是否可用来保护传统知识，学术界和司法界尚存争议。否定论认为，知识产权法不足以保护传统知识，知识产权概念与传统部族的实践和文化存在冲突和不相容。肯定论认为，知识产权法与传统知识和技艺保护没有冲突，可以知识产权法保框架护传统知识。从专利制度看，肯定论认为传统知识只要被创造或发明出来，就可以用专利法来保护，专利保护延伸到传统知识是最直接的保护办法；从商标和地理标志角度看，肯定论认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可以授予传统社区的代表，从而使传统知识和技艺获得保护。专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则存在立法位阶低、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不足、统计指标体系不全、知识产权保护缺乏具体依据和可操作的保护措施等现实状况。

二、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法律体系的冲突

1.独创性认定。知识产权体系中，独创性与时间相关，时间推移，价值变小。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这个趋势恰好相反，传承过程中不断改进、完善，内涵逐渐丰富，总体价值呈现随时间增大的趋势。

2.权利主体。知识产权体系中，有明确具体的权利主体，即特定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是某一民族或某个区域中不特定群体持续创造的结果，在司法实践中较难确定具体权利主体。

3.权利性质。知识产权体系表现为私权救济。如果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采取私权救济的方式，则效果欠佳，若采用公权保障的方式，又会出现权利主体的利益受到侵害或保护不完全的状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中的困境，从法律文化认知的深层视角看，在于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科学认知和权属规则上的不同。差别主要有：对知识的认知不同，现代文明秉持的普适知识的理念与东方文化背景下推崇的地方性知识和观念存在对立；对科技的认知的不同，现代科学所建立的依靠实验得出科学的论证和东方国家盛行的经验式、感受式的知识观念和技艺相冲突；财产属性和法律确认不同，现代财产观念和制度保护基于知识创新而形成的私权利，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时间维度上主要限于代代际以内，东方财产观则注重对历史沿袭的传统知识的传承和改进，认为传统知识是集体权利，具有社区共有和公共权属的特征，注重非遗保护的历史传承性质和超代际的永久时限保护[1]。

活态流变是非遗文化中传统知识和技艺的显著特征，目前非遗法律保护途径，主要是行政手为主的公权利保护方式和以知识产权制度为主的私权利保护方式。同时应该看到非遗知识产权保护是一项综合命题，涉及法律问题，对知识的认知和评价，对科学的分类和评价，以及对财产性质和主体在认识上的突破等。立法方面，完善非遗的地方性立法同时，需重视少数民族习惯法保护传统知识技艺方面的作用。

三、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技艺法律保护的建议

构建本土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主要基于三个层面的探索：一是理论层面，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从译介、移植、反思转向实质性的理论建设；二是学科层面，建构本土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体系；三是实践层面，将社会需求、政府决策、民众实践与理论研究整合，将遗产事业与遗产知识体系相统一。

商标权保护模式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由静态保护向文化效益的合理开发、利用模式转变，与其他民事权利保护相比较，其综合优势在于：有利于促进非遗开发和经济效益的实现，产生更直接的经济利益；基于非遗的活态文化特征，通过商标注册，可以保护非遗自身的活态性；可以有效解决非遗的保护期限问题，商标权保护模式下，不存在因非遗年代久远而无法申请注册的情况，且注册商标续展制度可以为非遗提供长期的有效保护。

少数民族传统知识和技艺中，可以大致分为已公开的内容和尚在保密状态的内容。二者的法律保护有所区别，构成商业秘密的传统技艺，很多通过口传身授的师徒制传承，保密措施有限。注重个体经验的总结和体验式的传授学习，具体传承的方式是家族祖传、师徒相传、自我学习和寺院式的教育。其中民族医药知识和技术的传承，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民间宗教对其传承影响较大，知识技艺和诊疗方法的保密状况比较复杂。受各民族文化传统影响，少数民族医药的传承更为注重亲疏关系的不同，许多秘方只传授给直系血亲，部族、家族和社区的极小范围口授身教式的传播方法，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和现代传播方式的冲击下，面临的困境更多[2]。

传统知识和技艺的所有权归属问题，以及何者是法律和经济意义上的真正权利人，一直是非遗保护的普遍性难题。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范化进程中，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优异经验，同时应该看到，如果只停留在对非遗保护法律规范的形式移植上，并不能有效解决传统知识和技艺传承面临的困境，通过公权保护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行为做出规范，防止过度商业化，非遗保护的价值目标，在于保持这些知识和技艺的生活场。重视本土资源的挖掘与整合，进行分类分级数据库建设，在专利申请、审查时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查新，对于影响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作为国家机密，受国家保密法的保护等。

传统知识与技艺在内的非遗文化开发，核心在于建立合理的利益共担机制。理想形态是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的双支撑模式。知识产权制度除了保护最新成果外，还应对智力源泉的保护和利用给予一定的空间。传承人是非遗文化中重要的活态载体，有其脆弱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建立和完善非遗传承项目档案和非物遗杰出传承人档案。档案载体的多样性特点对于非遗文化的保护具有特定价值和意义，使传统知识和技艺的表现更为直观、具体和全面，传承人与传统知识和技艺的发源地能够从商业开发中获得合理利益份额，也有利于保护和传承。

非遗产能否进行商业开发已不是问题，关键是如何开发，发时应注意哪些问题。发展特色旅游产业的过程中加强商业开发机制，发源地充分参与，提供法律咨询、技术咨询和公共信息平台，加强当地能力建设，提高发源地的传承、保存、保护、开发与创新能力；融入大区生态文化旅游圈，通过非商业性开发发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的综合社会效益；遵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途和转让的限制，履行发源地和开发者的义务，尊重当地居民和传统社区的生存权利和文化权利等共商条件，最大限度保护发源地的利益，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自然人是非遗的载体，是非遗保护中重要因素。对非遗保护制度，落实到对相关主体的权利安排，关键是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以免出现权利的悬置、虚化和孤化。目前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传统知识和技艺因由来已久，源头无法溯及和求证，被归入不受保护的公有领域，或是归入现有技术体系。而利用传统知识和技艺产生的新成果，做适度改良和市场化运作，可以较易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有保护价值的信息脱离其原始的载体和环境被复制的现象，在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也容易做到 [3]，对原住民族聚居地群体的传统知识资源和技艺造成非公平侵害，应该建立防御性、低门槛的全面保护体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不同于知识产权等相关权利的取得，权利主体是传统知识和技艺所在地的社群、原住民以及传承人，权利主体往往是集体概念。主体可以通过法律注册取得权利，但未经注册或不能成功注册，并不影响主体的实际权利，只要满足法律规定的基本要件即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

对非遗保护措施的完善建议：一是利用民族地方立法权限的制度优势，推进传统知识和技艺保护的地方立法体系化，并提高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二是具体制度设计上，借鉴地方立法的有益经验并提高行政保护的效能；三是探索少数民族民间文化产业发展知识产权战略联盟等途径，加强区域间的非遗保护合作，促进地区民族团结。

参考文献：

[1] 严永和.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战略与制度框架[J].民族研究，2006，（2）.

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及保护篇3

(一) 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保护的立法实践

从立法的视角来看，当前我国在进行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保护时所适用的最根本的法律依据绝大部分来自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除此之外，各类中央或地方的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有关的各种规章也被作为法律依据。在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保护过程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既体现了我国有关政府部门对发扬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的坚定决心，又表明了我国有关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自觉意识。

(二) 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保护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1. 权利主体难以认定

在进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确定权利主体，这与知识产权法同样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众所周知，任何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形成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漫长的积累以及数代人的传承。因此，在确定知识产权的主体时往往存在各类意想不到的问题：第一，通常来说，在进行知识产权认定时，时间和独创性的认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其价值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下降的趋势。但是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却与之相反，其形成过程往往需要不断修改与完善，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更加充实与丰富，因此，其价值通常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这就使得独创性认定非常艰难。第二，权利主体的认定十分困难，由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并不是一个人创造的结果，它是由少数民族民众在特定的地区不断创新的产物。因此，要想确定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权利主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第三，无法明确地界定权利救济的性质。在实际的知识产权认定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究竟属于公权力还是私权利成了一大难题。当民族传统文化享有权遭受侵害时，通常采取私权救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但这样的方式往往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如果采用公权力来解决问题，则会使得个体的享有者无法获得充分的权益保障，这就使得权利的救济陷入两难的境地。

2. 保护范围不够广泛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44条第1款规定：当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时，若涉及到相关的知识产权，其他的相关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也符合应用。第2款规定： 对于传统的医药抑或是工艺美术进行保护时，如果各省市行政管理部门抑或是其他的法律法规有规定的，应当参考相关规定。但需要注意的是，第1款仅仅只作为一个衔接性的规定，并不适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知识产权保护。然而，国务院于1997年颁布实施了 《传统工艺美术保护条例》 明确地规定： 国家应当全力保护超过百年历史，工艺精良，制作程序完好无缺，使用纯天然原料，富有民族特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受到极高的赞誉的手工艺品种以及富于技巧性的工艺。但遗憾的是，这一条例使用的是认定制度，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传统工艺美术等都可以获得国家的支持和保护。除此之外，此条例还对传统的美工技艺实施保密措施，以确保能够从根本上对工艺起到保护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13条中规定：各级政府尤其是主管文化的单位应该从各个角度全方位地掌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详细情况，并且根据实际情况创建档案以及信息数据库。除了国家明确规定需要依法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余所有的相关信息都应当向公众公开，方便公众查找和阅读相关信息。所谓的依法保密表示的是假若档案中的有关资料信息涉及到我国的机密，此时应该依照《保守国家秘密法》 中的相关法律规定保密。

3. 商业化开发导致对传统艺术传承者的侵权

商业化表示的是由于开发当地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抑或是传统工艺而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往参观，从而使得当地的文化旅游快速发展。但是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当地的社会关系受到市场的影响，因此，旅游目的地的各类能够吸引旅游者的少数民族工艺的商品都被大众自然而然地贴上了商品的标签，并且使得淳朴而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从积极的角度看，大量外来旅游者的进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当地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从消极的角度看，外来旅游者的进入将在一定程度上迫使当地的少数民族文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巨大的变化。过度的商业化开发会导致原本淳朴的少数民族文化向庸俗化发展，从而导致传统的艺术文化被歪曲篡改。除此之外，这样的行为也会使得传统技艺持有者的名誉遭受到极大的侵害，同时还会使传统文化无法完好无缺地展示在公众面前。在文化产业化进程中，这种过度的商业化开发，严重地损害了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法律手段对其进行制约。

4. 执法力度不够

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法律保护的过程中，因执法力度不够导致对其保护不够有效。执法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保护制度并没有得到充分地落实。在我国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法制建设较为落后，相关的配套措施没有健全，相关主管部门没有建立当地传统艺术文化档案及数据库，并未建立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项目名录，导致目前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在当地形同虚设。同时，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基础落后，对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艺术文化保护的投入不足，相关的保护措施难以得到落实，对少数民族传统艺术的保护常常流于形式。第二，缺乏行之有效的惩罚措施。目前，在我国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在对其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商业化开发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规制，并没有规定惩罚措施。在大部分情况下，仅仅是通过一些舆论来监督开发者进行整改，而对其过度商业化开发的行为并没有明确的惩戒行为。这也导致近年来存在大量针对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违法和犯罪现象的出现。

二、民商法视域下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法律保护的策略和建议

(一) 加快民族地区立法，明确权利主体

当前，对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权利主体难以认定的问题，笔者认为，假如站在民商法的视角思考，在确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权利主体时应当尽可能地从中央和地方的角度出发，在国内应当尽可能地创建一个体系完善、结构严整的权利主体认定机制。针对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权利主体的认定这一问题，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法律法规建设远远超过了国家，通过地方立法更好地保护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新疆、四川凉山、阿坝等地都是通过立法的方式使当地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权利主体能够更好地得到认定。因此，在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权利主体认定和权利救济的方式上，可以由民族地区地方立法来加以明确。这是因为民族地区往往对于本民族传统艺术文化更为了解，对于其权利主体的认定更为有效。

(二) 与其他法律衔接，扩大保护的范围

针对目前法律适用范围存在漏洞的问题，可以通过与民商法中的其他法律进行衔接来解决。第一，可以与 《专利法》 进行更好地补充与衔接。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少数民族的传统技艺也紧跟时代的潮流不断改良创新，使得产品越来越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此类少数民族传统产品便可以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外观设计的专利保护。一般情况下，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产品的制作流程不会对外公开，只有某些特定的单位和个人才能掌握这样的技艺，这些技艺的传承者便可以通过创新和改革向国家申请专利。第二，可以与 《商标法》 进行更好地补充与衔接，使得这些经过上百年历史传承留下的传统技艺通过商标法的保护得到更好地延续和发展。第三，应当与 《著作权法》 以及国家正在积极修订的 《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 进行更好地补充与衔接。 《著作权法》可以充分发挥其法律效用，将各类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分别集结成册，使其得到更好地传承及发展;《民间文学艺术保护条例》 则可以真正从根本上使得各种传统技艺得到更好地保护。第四，从涉及范围来看，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很难使传统技艺的主体得到保护，只能保护其客体。除此之外，当前我国正在施行的知识产权法也对其中的一小部分内容进行保护，其余的大部分内容都属于民商法的管辖范围。

(三) 建立利益共担机制，防止侵权行为

针对目前对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过度商业化开发带来的侵权问题，少数民族传统艺术在开发的过程中应当更加注重保护，同时创建一个科学实用的利益共担体系，通过行政保护和民事保护的共同支持，进一步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朝着更好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除此之外，为了使得少数民族文化继续发展、创新和传承，国家有关文化主管部门应当为这些优秀的传统技艺建立信息档案，既要鼓励这些传统技艺不断随着时代的发展快速创新，并且积极保护其创新成果。此外，还应当深入保护这些传统技艺的智力源泉，使得传统技艺能够源源不断地向前发展。通过科学合理的商业开发，少数民族技艺的传承者可以从生产出来的商品中获得相应的利益，从而更好地促进传统文化的发展。但遗憾的是，当前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开发绝大多数都存在过度商业化的情况，这种开发趋势是无法阻挡的，但开发者在开发的同时也应当注重对传统文化的保护，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尊重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者的技艺和创作，保障其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减少对少数民族传统艺术传承者的侵权行为，实现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

(四) 加强执法力度，减少违法行为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目前在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法律保护在执法上，依然存在执法不严而导致的保护不力的问题。因此，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法律保护在执法上应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开展工作：第一， 应该在拥有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地区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各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开展调查工作，整理相关的数据资料， 为优良的传统技艺以及文化项目创建相关的档案以及信息数据库。除此之外，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应当从各个方面全力支持传统艺术文化的发展，使其发挥真正的艺术效用。与此同时，各级行政执法部门应当切实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严格执法， 保障各类制度的执行，确保相关法律法规能够真正从根本上保护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第二，目前，无论是中央政府部门还是地方政府部门都从各个方面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来保护传统艺术文化，但是由于利益的驱使抑或是其他各个方面的原因，我国每年依然会发生大量与少数民族传统艺术文化的保护有关的违法犯罪事件，针对此类事件，国家各有关部门应当严格执法，对违法犯罪者实行相应的行政处分或处罚，依法追究其责任。通过各级各部门的严格执法，从根本上杜绝犯罪违法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技艺文化。

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及保护篇4

赫哲族渔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化价值，对其进行全面保护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在现实中，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实际上是一个由众多利益相关者组成并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系统整体，各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渔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只有合理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实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才能切实推进赫哲族渔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保护和永续利用。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概述及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研究

（一）利益相关者的概念和内涵利益相关者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管理学中用于评价战略的重要分析工具，广泛应用在企业营销战略的制定、制度政策的制定与管理及结构调整等方面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概念于1963年由斯坦福研究院（StanfordInstitute）首次正式提出，其认为利益相关者是那些失去其支持，企业就无法生存的一些利益群体1，包括：股东、员工、客户、供应商、债权人和社区等。这种对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可以看作是对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股东至上”公司治理理念的一种挑战和质疑，使人们认识到在企业的周围除了股东还存在许多关乎企业生存的利益群体，企业存在的目的并非只为股东服务2。早期关于利益相关者更多的是对“利益相关者”这一概念的界定，界定的依据是某一群体对于企业的生存是否具有重要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以弗里曼（Freeman)、多纳德逊（Donaldson）、米切尔（Mitchell）为代表的一批管理学家提出了利益相关者理论。其中，以弗里曼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弗里曼在其经典著作《战略管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方法》中指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者受到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所有个体和群体3。弗里曼不仅将影响组织目标达成的个体和群体视为利益相关者，同时也将受组织目标达成过程中所采取行动影响的个体和群体看作利益相关者，并将股东、债权人、雇员、供应商、消费者、政府部门、当地的社区、环境保护主义者等，都纳入了利益相关者的范畴，大大扩展了利益相关者的内涵，奠定了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研究的基础。

（二）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思想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组织的发展都离不开各种利益相关体的投入或参与，这些行为主体在想要达成的目标和实现的利益上存在差异，而组织追求的是利益相关者的整体利益,因此，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要综合平衡对组织目标产生作用和影响的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采取各种途径规范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和义务，必须考虑这些利益相关者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所投入的资本或是承担的风险,或是为企业的经营活动付出的代价，保证资本和收益的均衡分配，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补偿，同时，有效保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不仅有利于增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程度，提高对组织利益的关注度，还有利于组织完成更好的长远目标4。利益相关者理论强调利益相关者在企业战略分析、规划和实施以及战略决策中的作用，强调企业发展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影响、双向互动的复杂关系，为企业战略管理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视角，并迅速成为管理学研究领域中一种重要的理论工具。

（三）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文化遗产领域的应用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后，利益相关者理论因其实际运用的可操作性、表达准确性和普遍有效的解释力而得到管理学、伦理学、法学和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关注，其研究主体开始从企业扩展到政府、社区、城市、社会团体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等。随着人们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中。众所周知，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是一项涉及面广、综合性强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的各个组织或群体各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追求，并且在某些时候这些利益是相互冲突、难以协调和动态变化的，基于此，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其强调利益协调和发展可持续性的核心理念而具有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提供分析指导的价值。事实上，利益相关者参与文化遗产管理的方式有助于将文化遗产的保护置于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宏观框架内，统筹协调文化遗产保护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最终实现利益相关者“双赢”或者“多赢”，因此在西方国家已被广泛采纳1。目前，国内关于文化遗产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应用大部分是基于文化遗产地旅游开发视角进行利益相关者的理论推演或案例分析，而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利益相关者研究却几乎没有展开。张素霞（2014）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分析并提出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依据评价模型提出了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2。邓玲珍（2014）构建承载宗教活动功能的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初期的利益相关者图谱，并以西安市主要佛教寺院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为例，在对佛教文化遗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分配非均衡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承载宗教活动的佛教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初期利益分配非均衡问题的路径3。胡北明等（2014）以世界遗产地九寨沟为例，认为管理体制作为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实现的制度规定，针对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应采取不同的管理策略，指出建立社区居民参与的利益平衡机制，构建遗产资源开发的制度性监督机制，完善遗产资源保护法律体系是未来我国遗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4。尹乐等（2013）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利用AHP方法构建非遗旅游资源评价体系，通过对皖东地区旅游直接利益相关者政府、企业、居民及游客进行问卷调查，得出其对非遗旅游资源评分值5。王纯阳（2012）以开平碉楼与村落为例，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探讨了村落遗产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其实现方式，指出村落遗产地不同类型的核心利益相关者都有特定的利益诉求，并且与各种利益诉求的重视程度之间存在差异6。陈辰（2011）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以南京市佛教遗产为例，分析了佛教遗产旅游的利益相关者，指出其中核心利益相关者（佛教旅游者、当地社区、政府部门和旅游企业）在旅游开发中的利益冲突是造成种种开发问题的重要原因，最后提出佛教遗产旅游开发的利益协调对策7。

二、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分析

（一）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任何领域在对利益相关者进行界定时都离不开所研究的组织目标，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也是如此。渔文化遗产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目标是对“渔文化遗产”这种特殊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因此，在这个目标下，借鉴现有的理论研究成果，我们将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利益相关者界定为：“任何对于实现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目标产生影响或受到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目标影响的个人和群体。”这一定义包括以下要点：第一，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或活动必须实际参与了赫哲族的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并且与之有着紧密或松散的关系；第二，利益相关者承担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可能带来的风险，可能从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目标中获益或受损；第三，利益相关者可能既影响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目标的实现，又同时受到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目标的影响；第四，任何一方利益相关者行为的改变，将会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整体目标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会因利益相关者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所处的地位、发挥的作用和扮演的角色等的不同而不尽相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在具体实践中所处的阶段以及面临的外部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具有动态性的特点，而且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角色和地位也会随之调整和改变。

（二）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利益相关者的构成根据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可以初步判断出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繁杂，一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具有可替代性、重复性、同质性等复杂的相互关系，因此，要进一步厘清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了解他们的利益诉求，首要任务是在界定利益相关者的基础上，结合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实际情况，进行利益相关者的分类研究，构建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基本图谱。笔者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础之上，结合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现状、特点及具体内容，认为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当地政府、赫哲族渔民、非渔民的赫哲族民众、当地社区居民、当地旅游企业、遗产传承人、资源管理部门（如文化部门、渔业部门和民族宗教部门等）、遗产地经营者、旅游者、学术机构和专家、媒体、社会公众、非政府组织、政治或经济或文化等大环境、其它利益相关者。在这众多的利益相关者中，首先，不同利益相关者影响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行为主动性存在差异，有的利益相关者会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主动施加影响，也会承担着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义务以及随之可能产生的风险，而另外一些利益相关者则是被动地受到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带来的影响，也会被动地适应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要求。其次，各个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具有的影响力以及受到其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某些个体和群体的行为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具有绝对影响力，而另一些则影响不大，甚至游离于利益相关者的边缘地带，反之，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可能对某些个体和群体产生重大影响，而对另一些利益相关者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再者，各种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与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关系的性质和紧密程度也是不同的，这种关系可以是经济关系、法律关系或道德关系，可以是直接的、密切相关的关系，也可以是间接的、松散的和相对次要的关系。最后，在特定的阶段，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在紧迫性上存在差异，有些利益相关者在某一状态下其利益诉求必须很快得到满足，否则就会影响到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根据以上利益相关者的特点，借鉴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关于利益相关者分类的相关研究1，笔者将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涉及的利益相关者分为核心利益相关者、战略利益相关者和利益相关者三个基本层次。1．核心利益者。是指那些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存在较高的期望、投入的资本和承担的风险较大、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或者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相关的决策和行动会对他们产生直接影响的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当地政府、赫哲族渔民、当地社区居民、遗产传承人等，这些群体或个人是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主体，拥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社会利益以及道德利益。他们的利益需求以及利益满足程度直接决定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在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必须充分考虑他们的利益。2．战略利益者。是指那些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与赫哲族渔文化保护与开发发生较为密切的关系，或带来发展机会或形成一定威胁的利益相关者，他们对赫哲族渔文化保护与开发有着间接或潜在的影响力。主要包括旅游经营者、旅游者、新闻媒体、行业协会、学术界和专家、学术机构。3．利益者。指除核心利益者和战略利益者外对赫哲族渔文化保护与开发有一定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利益者对赫哲族渔文化保护与开发的目标实现影响不大，主要包括社会公众、非政府组织及更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

（三）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利益相关者分析1．政府。这里的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以及职能管理部门。政府作为赫哲族渔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核心利益者，既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主体，也是管理者和监督者。政府在整个文化遗产管理中被赋予的行政使命更多地体现在政策制定、规划设计、制度建设、基础保障以及监督管理等，在具体实践中，遗产地政府的角色相对中央政府更加重要，前者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还存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利益诉求，并通过其直属相关职能管理部门，依托有关政策法规，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管理。职能管理部门主要是与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有关的政府主管部门，如文化、农业、渔业、宗教、旅游、环保等部门。尽管这些部门在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行使各自独立的管理权，管理目标也有所差异，但都要承担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和宣传职责，并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2．赫哲族渔民。赫哲族渔民对于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有着强烈的认同感，赫哲族渔文化的形成发展与赫哲族渔民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捕鱼为生、以鱼为食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也是赫哲族在与周围环境渐趋融合的过程中唯一保留的最为完整的传统渔文化1。作为创造、享有和传承传统渔文化的赫哲族渔民，首当其冲地感受到了现代生产生活方式以及资源环境变化给传统渔文化带来的冲击，渔文化危机一定程度上也是渔民的生存危机。因此，赫哲族渔民对赫哲族渔文化保护与开发有着更多的生计利益和生态保护方面的诉求。3．当地社区。当地社区不仅是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也是承载赫哲族渔文化的土壤和环境。一方面，由于黑龙江三江流域的赫哲族聚居地比较分散，而赫哲族人口数量相对稀少，加之近年来族际通婚的频繁使赫哲族对其他民族文化更加开放包容和乐于接受，使得当地社区的非赫哲族居民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有着更加充分深刻的了解，同时，当地社区居民为赫哲族民族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劳动力、服务及其它资源和产品，其中一些还扮演着参与者、管理者或经营者等角色，甚至成为了文化遗产传承人，因此，当地社区已成为赫哲族渔文化保护和开发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对当地社区的自然环境、社会就业以及收入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4．遗产传承人。遗产传承人是赫哲族传统渔文化最直接的承载者和保护人，他们以实际行动直接参与传统技艺、说唱文学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发扬、保护以及创新，遗产传承人是赫哲族渔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的决定性因素。他们也是赫哲族渔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核心利益相关者。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使得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丧失了其原始功能，并随着遗产传承人的自然消亡而面临失传的危险。现实中很多遗产传承人考虑到市场需要而对一些传统技艺进行创新，既保持传统文化精髓又能满足时代要求，通过创新，使这些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进一步的传承与弘扬。5．旅游经营者。发展旅游业是进行文化遗产开发的重要途径。作为赫哲族渔文化保护与开发的核心利益者，旅游经营者主要是指那些以盈利为目的，直接参与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投资者或经营者，以及与旅游相关的产业经营者，他们是旅游开发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为游客及当地居民提供包括交通、游览、餐饮、住宿、娱乐、购物等各个方面的商品和服务，以此来换取经济利益。尽管旅游经营者为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投入了资金、技术、劳动以及管理等成本，但不合理的开发行为可能会对文化保护以及环境资源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6．旅游者。旅游者是各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又是赫哲族渔文化遗产开发经济效益的主要来源，因此，旅游者对文化遗产的认知程度以及对各类文化旅游项目的满意程度是决定赫哲族渔文化遗产旅游开发能否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旅游者通过支付一定的时间、费用等成本能够了解到遗产地的民风民俗以及获得各种知识、原真性的文化体验以及其他物质、文化和精神上的享受，而且还能增强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保护意识，甚至自主参与到传承和保护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行动中去，这样的文化遗产开发则具有积极正面的现实意义。但旅游者的不良行为和素质也可能会对遗产地旅游环境产生负面影响。7．新闻媒体。随着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新闻媒体以其传播手段多样、传播速度快捷、受众广泛等独特优势而成为宣传与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渠道。无论是传统的纸质媒体，还是新兴的电子媒体、网络媒体等，都可以通过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来进一步增强宣传效果、扩大影响范围，吸引社会各界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关注，同时，新闻媒体特别是地方媒体对遗产地旅游的宣传推介会极大地推动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新闻媒体所具有的公信力和影响力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有助于规范其发展。8．学术机构及专家。主要是那些长期开展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研究的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个人，他们所积累的大量数据资料和研究成果，为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以及旅游开发等提供专业的理论支撑和技术指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府的相关决策。这些学术成果通过各种媒体的宣传不仅可以提高大众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及其重要性的认知水平，而且由于其专业性和权威性对一些旅游开发行为也会具有一定的指导和监督作用。9．其他利益相关者。主要是指社会公众、非政府组织以及外部环境等其他利益者。作为利益相关者，社会公众一方面可以参与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保护，也能够享受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旅游价值，另一方面，遗产地的旅游开发、生态环境问题等也和社会公众的利益要求息息相关。非政府组织主要是指一些行业协会、地方社团等，他们一般是通过举办会议或开展公益活动等方式来表达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开发的关注和利益诉求。

三、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的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路径选择

任何行为都有其特定的目标，目标是产生行为的直接动机。由于利益相关者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行为目标也是多样的和不断变化的，因此，在进行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前，必须围绕总体目标，整合资源，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协调利益相关者在利益要求上可能存在的冲突，充分挖掘利益平衡点和契合点，通过各利益相关者的实际行动，满足各方利益需求，最终实现赫哲族渔文化遗产资源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

（一）明确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总体目标赫哲族渔文化是赫哲族在长期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生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经济生产文化，其功能价值的多元性决定了保护与开发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总体目标应该是在保护好文化遗产资源、保证代际公平的前提下，实现经济效益目标、社会文化效益目标和生态效益目标的协调统一。在总目标下，坚持“保护中开发，以开发促保护”的原则，合理利用与传承发展并举，既要注重发挥渔文化遗产的经济功能，满足遗产地社区的经济发展需要，又要坚持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满足赫哲族渔文化的持续传承性和遗产地社区的社会、文化、环境发展需要。同时在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目标不能与总目标相背离。

（二）政府主导参与、协调监管各方利益相关者在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中，赫哲族渔民、社区居民及旅游经营者等利益相关者都有着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指向，而作为重要核心利益相关者的政府谋求的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通过行政力量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行为进行引导和指导，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矛盾和冲突。因此，政府在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不仅要发挥主导作用，更要保证其行为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整合管理职能，科学合理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划，充分挖掘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价值，为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同时管理监督各方相关利益者的行为，保护好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促进遗产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重视赫哲族渔民的利益诉求赫哲族渔民是赫哲族渔文化保护与发展中最重要的核心利益相关者，他们的参与和支持对实现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开发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渔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对增强赫哲族渔民的民族文化归属感、改善渔民生计状况也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必须将赫哲族渔民的利益诉求充分融入到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管理过程中，获得经济收益的充分共享，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其作为赫哲族渔文化主人翁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促成保护渔文化的自觉性。

（四）培养当地社区的共同参与意识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社区环境，如果没有当地社区的参与，赫哲族渔文化保护与开发工作都只是空中楼阁。只有最大程度地提高当地居民共同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使其在渔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中获取到实实在在的利益，才能保证赫哲族渔文化保护和开发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要提高当地社区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文化保护的认同感，鼓励社区居民自觉参与保护赫哲族传统渔文化，另一方面要让当地社区全面参与到渔文化旅游开发的规划决策、经营管理和收益分配中，同时社区居民也应承担保护当地自然生态环境和旅游环境的责任。（五）保障遗产传承人的基本权益对赫哲族渔文化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通过收集整理、记录等方式进行固态保存外，更重要的还是通过遗产传承人的传承进行活态保护，为此，要充分认识遗产传承人在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和价值，尊重和保护那些承载传统文化并直接关涉其延续或消失的遗产传承人1，采取多种措施，为遗产传承人提供法律、技术以及财政资金等扶持保护政策，提高他们的生活待遇和社会影响力，有效保障传承活动的实现和可持续发展。同时要培养和增加新的遗产传承人，通过普查、建档、跟踪记录等手段尽可能地避免遗产传承人的减少和消失。

（六）优化赫哲族渔文化旅游开发环境作为战略层面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旅游经营者和旅游者与赫哲族渔文化保护与开发的相互关系主要体现在旅游开发方面。旅游经营者是赫哲族渔文化旅游开发的主体，其行为对旅游开发的环境影响较大，因此，既要提升旅游经营者的从业素质和竞争力，增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又要加强对经营者行为的监管和约束，引导旅游经营者科学合理地利用文化遗产资源，在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当地社区环境等方面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另外，在赫哲族渔文化遗产旅游开发中要充分考虑旅游者的利益需求，为旅游者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也要加强对旅游者的宣传教育，提高旅游者对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以及景区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塑造负责任的旅游者。

（七）加强学术机构的专业支撑作用学术机构和专家学者是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中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涵盖社会、经济、宗教、旅游、文化、历史、艺术等多个学科，应鼓励开展不同学科的交叉合作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研究内容，提高研究成果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还可以为赫哲族渔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工作提供更为专业权威的指导，也可以作为第三方，在其它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发生矛盾时充当调查者、分析者的角色，为缓解利益冲突提供客观公正的建议对策2。因此，在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应充分尊重和吸纳专家学者的意见。

（八）发挥媒体的舆论导向和宣传监督功能电视、网络、广播、报纸、杂志等各种媒体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宣传监督力量不容忽视。一方面，应充分借助媒体力量，扩大宣传渠道，鼓励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参与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形成全民保护赫哲族渔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和自觉行动。另一方面，发挥媒体对当地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宣传导向作用，加强媒体对旅游经营者及旅游者行为的舆论监督，弥补政府组织和市场机制的不足，促进当地旅游业的良性发展。

四、结语

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及保护篇5

论文关键词：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知识产权；特殊制度

一、民族医药及其知识产权界定

民族医药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总称，与汉族中医药学和民间草医草药共同构成我国传统医药学的组成部分…。

民族医药有如下特点：

第一，传统性。民族医药是各民族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积累的独特的医药知识，为各民族或其居住地域所固有，并代代相传，随着环境变迁而不断演进。因此，民族医药是基于传统而非在当今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国际社会普遍将民族医药作为传统知识的组成部分。

第二，传承性。民族医药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不间断的、世代相传的创造过程，不同于现代西医药的间断性和跳跃性发展，因而具有鲜明的传承特性。民族医药传承的方式主要有口头传承和文字传承两种，除了少数已经文献化的民族医药如藏药等有文字传承之外，民族医药知识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是由民族医药理论和实践的特殊性及其独特传承规律决定的。

第三，民族性。民族医药并非靠某一时期单个成员智慧与灵感完成，其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尽管个人的努力与创造性活动可能对民族医药的形成与保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角色作用逐渐被民族集体主义所替代。

二、现有的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困境

(一)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类型

1．专利保护。专利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和保护创新。发明创造要取得专利权，必须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条件。利用现代技术在民族传统医药基础上创新的新剂型完全符合专利法的要求。但传统的民族医药如传统成药配方，是也同样否能获取专利保护呢?下面我们从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三方面进行分析。

在新颖性方面，如果民族医药尚未文献化，亦未公开使用，即具备新颖性，完全可以申请专利。另外，即使有的民族医药在本民族公开流传和使用，也可能符合新颖性标准。因为一项技术被“发明人以外的他人”知悉或使用才丧失新颖性，而民族医药的创造具有群体性，在本民族公开流传和使用应视为“发明人自身”而非“发明人以外的他人”知悉或使用。因此，若民族医药技术知识没有为本民族之外的人所知悉或使用，就不会丧失新颖性。

在创造性方面，民族医药的渐进式发展并不影响其创造性。因为民族医药在其传承过程中是一个整体，先前流传的技术并非是既有技术而是同一技术。判断民族医药的创造性就不能以先前流传的技术为参照，而是要与申请日前已公开的其它技术相比较。如果民族医药相对其它既有技术具有显着的进步，就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审查。在实用性方面，民族医药具有防治疾病的作用，相关技术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使用，毫无疑问具有实用性。

因此，一些未经文献化、未在本族群外公开的民族医药，如各种秘方、验方、药物用途、炮制技术等，完全有可能符合专利要件，获得专利保护。

2．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商标是由特定的符号、颜色、字母、形状或名称所组成的标记，用以区别或代表产品的制造来源。商标权是对特定标记及其相关商誉的专有权。医药企业的商标往往蕴涵着企业形象、药品质量、患者对药品的信赖。利用商标保护民族医药，对于民族医药的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商业利益。如少数民族医药企业贵州神奇公司的“神奇”商标、奇正藏药公司的“奇正藏药”商标，先后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为本民族医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理标志是指用来辨别某一商品产自某一领域、某一地区或地点的标志，且该商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它特性与该地理来源密切相关。许多少数民族使用的药材受到当地气候和土壤等特殊地理因素的影响，甚至只能在当地特殊地理环境下生长，移植到其他地方则不能生长或药性锐减，是为道地药材。因此，可以利用地理标志来保护民族医药中的道地药材。如吉林的人参、云南的三七、宁夏的枸杞等道地药材都可以通过地理标志来保护，以提高产品的商业价值。

3．商业秘密保护。我国许多民族医药是通过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护的。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民族医药当中有大量的祖传秘方、诊疗技术，医药炮制技术是世代口耳相传，没有形成文字记载，属于未公开的技术秘密。如云南白药的配方及工艺就是利用商业秘密形式保护的。此外，已文献化的民族医药知识还可以获得着作权的保护，当然这仅仅是对其表达形式，而不是该表达包含的技术内容进行保护。

(二)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民族医药上所面临的困境

知识产权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迄今只有300年历史，其保护客体为具有显着创新的现代知识。由于现行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所具有的功利性和对保护客体的人为选择，使其在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上存在理论困境和现实障碍。这表现在：

(1)知识产权以保护个人财产权为基础，权利人通常为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而民族医药知识并非靠某一时期单个成员智慧与灵感完成，通常是集体创造、改进和传授。而“集体”的范围一般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导致以民族医药申请知识产权时，面临权利人认定的难题。(2)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旨在保护跨越式的创造性成果，以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为条件。而民族医药世代流传已久，即使将民族集体作为发明人，如果流传范围超出本民族或本地区，也难以认定其新颖性和创造性，因此很难获得专利权的保护。(3)知识产权制度仅提供一段有限的保护期限，一旦专利期满，该民族医药技术便进入公共领域。而民族医药却是基于传统、世代相传，知识产权制度所提供的保护实际上不利于民族医药的传承，也不利于保护民族医药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4)根据我国专利法第25条规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授予专利权。民族医药关于疾病的独特诊断和治疗方法也无法获得专利保护。

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加紧利用先进科技提取民族特效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几乎未做任何实质性改进便申请专利权，却未对提供资源的民族支付任何报酬。这不仅对持有该医药之原住民族不公平，而且将使民族医药资源遭受大肆掠夺，逐渐消亡。因此，在无法利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民族医药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其它特殊制度加以保护。

三、民族医药知识产权的特殊保护

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包括积极性保护和防御性保护。积极性保护是指诉诸现行知识产权之外的其他特别权利对民族医药进行保护，防御性保护则是指根据法律规定阻止他人对民族医药主张知识产权所进行的保护。

(一)防御性保护

1．传统医药数据库制度。由于民族医药知识大多是通过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文献化程度低。因此，如果他人试图申请专利权，在缺乏任何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很容易通过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进而获得该专利权。建立以传统医药为既有技术的数据库，作为各国专利机关审查专利新颖性及创造性的参考，有助于避免专利的不当授予。因此，传统医药数据库制度就起到了防御性保护作用。

目前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传统医药数据库为印度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theTraditionalKnowledgeDistalLibrary，TKDL)和中国的传统中药专利数据库(ChinaTCMPatentDatabase)。TKDL旨在收集印度传统医疗方法的草医学，将已置于公共领域的现有印度草医学着作以数字化形式加以保存。TCM收录了自1985年4月中国专利法实施以来所公开的传统中药专利。

2．事先告知同意与利益分享制度。事先告知同意与利益分享是指在使用民族医药资源申请知识产权之前，应当披露其来源地，并提供知情同意以及利益分享的证明。这一制度最早为《生物多样性公约》(The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CBD)所提出，同样适用民族医药资源的保护。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从民族地区大规模获取遗传医药资源，另一方面又将利用此种遗传医药资源开发的专利产品高价返售给不发达民族和地区，而作为遗传资源提供者的少数民族却无法从中获得合理的利益。根据事先告知同意及利益分享原则，民族医药遗传资源的拥有者对于使用民族特有医药资源享有事先告知同意权，并可获得因使用资源而产生的金钱或非金钱性利益。在不适宜授予民族医药传统知识排他性财产权利的情况下，建立事先告知同意及利益分享机制能起到特殊的保护作用。

(二)积极性保护

1．注册登记制度。注册登记制度早已有之，如物权法上的动产、不动产登记制度。其功能主要在于确认和公示权利。注册登记，可分为宣示性的注册登记和创设性的注册登记。对于民族医药的保护而言，宣示性的注册登记的作用是公示权利存在，以方便对抗第三人。民族医药宣示注册登记的前提是其权利先前已得到国家承认，因此还需要有相应的确权法律法规或国家认可的民族医药习惯法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宣示性注册登记制度为民族医药的利益分享及挑战以民族医药为基础的专利提供了合法根据。

创设性注册登记指民族医药一经注册登记，即创设出排他性的权利(如署名权、专有制造、使用、销售权等)，同时公示权利的存在。未经注册登记，法律上权利则不存在。民族医药也可采用创设性注册登记保护，确认权利主体道德上、经济上及法律上的利益。原住民族通过申请注册登记即可享有传统医药的排他性财产权利。

2．习惯法。许多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处理本民族事务的习俗，这些习俗对本民族成员具有约束力，具有习惯法性质。如苗族的“榔规”、“理词”，侗族的“侗款”“侗耶”等。民族习惯法通常会规定如何开发、保持及传承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并就其中涉及的权利及义务有详尽的规定，这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无法做到的。因此习惯法对于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维护及保存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习惯法所保护的权利内容与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甚至不相上下。

当然，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不仅仅是一国国内的问题，还涉及到国际保护问题。因为民族医药保护的许多问题比如生物剽窃问题，大多涉及国际争议。如果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制度仅仅局限于国内，不能在域外适用，其效力将大为减弱。知识产权制度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在保护客体、保护水平等方面已经具有明显的国际协同性。但是，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制度目前仍缺少国际统一立法推动，这也成为适用特殊保护制度的首要难题。

四、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之构想

(一)制定传统医药法或民族医药法：构建特殊保护制度

根据民族医药的传统知识属性，制定专门的传统药法或民族医药法，是我国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战略选择。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中医药法的立法工作，笔者建议，未来的传统医药法或民族医药法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保护客体及其分类。受保护民族医药传统知识须为特定区域民族所持有，以保密性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为限，即尚未在本民族区域之外公开，如果已公开于特定区域之外则不受特殊保护。

2．注册登记制度。建立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名录及其数据库，防止对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不当占有和利用。实行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分类登记确权制度，将登记分为宣示性注册登记和创设性注册登记两类。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应依职责搜集整理民族医药知识进行注册登记，持有传统医药知识的社群或原住民族也可主动向主管机关申请注册登记。此外，注册登记方式应分为公开的注册登记和保密的注册登记两种，对于已公开的传统医药应为公开注册登记；未公开的传统医药应为保密性注册登记，仅登记其基本信息，而不公开其具体技术。

3．权利内容。权利人享有使用权、事先告知同意权、利益分享权等权利，有权排除他人未经同意而使用，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4．建立民族医药文献出版、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审查制度，完善相应的保密措施，避免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不当泄密或流失。

5．国际互惠原则。对于相互承认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其他国家，实行互惠对等原则，以解决内国法地域局限性问题。

6．与习惯法、知识产权法的相互协调衔接。构建特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注意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相结合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相互协调运作的统一体。注册登记的民族医药知识权利不得妨碍习惯法关于民族医药知识的使用限制、管理、利益分配方式的施行。已经注册登记的民族医药知识不得再申请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

(二)修改我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完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

当然，对民族医药实施特殊保护并不排斥某些集体和个人对民族医药基于创新而获得知识产权。我国现行的《专利法》中涉及了药品专利保护的问题，但主要是借鉴的西方专利法规的有关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到民族医药的特殊性，在民族医药专利保护上还存在缺陷。为了充分利用现有专利制度保护民族医药，目前有必要修改我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方便民族医药等具有传统知识属性的技术申请专利。

1．扩大权利主体范围。民族医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完成的、系统的知识群的形式存在，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应为该民族群体。建议我国专利法将创造传统知识成果的群体作为专利申请权人。具体操作时可由民族自治组织及其代表提出专利申请。

2．对专利要求的“三性”做出详细规定。在民族群体为同一发明人的情况下，如果在专利实施细则中宜将公有领域知识范围明确界定为“发明人以外的他人”，那么仅仅在本民族内流传的医药知识就不会丧失新颖性；另外，宜将将既有技术明确界定为“发明人之外的其它技术”，不能将先前内部流传的民族医药作为既有技术而否定其显着进步性。

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及保护篇6

论文关键词：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知识产权；特殊制度

一、民族医药及其知识产权界定

民族医药是我国各少数民族传统医药的总称，与汉族中医药学和民间草医草药共同构成我国传统医药学的组成部分…。

民族医药有如下特点：

第一，传统性。民族医药是各民族在特定自然条件下积累的独特的医药知识，为各民族或其居住地域所固有，并代代相传，随着环境变迁而不断演进。因此，民族医药是基于传统而非在当今社会现实中产生的，国际社会普遍将民族医药作为传统知识的组成部分。

第二，传承性。民族医药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不间断的、世代相传的创造过程，不同于现代西医药的间断性和跳跃性发展，因而具有鲜明的传承特性。民族医药传承的方式主要有口头传承和文字传承两种，除了少数已经文献化的民族医药如藏药等有文字传承之外，民族医药知识多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这是由民族医药理论和实践的特殊性及其独特传承规律决定的。

第三，民族性。民族医药并非靠某一时期单个成员智慧与灵感完成，其是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尽管个人的努力与创造性活动可能对民族医药的形成与保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个人的角色作用逐渐被民族集体主义所替代。

二、现有的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及其困境

(一)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类型

1．专利保护。专利制度的目的在于鼓励和保护创新。发明创造要取得专利权，必须符合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条件。利用现代技术在民族传统医药基础上创新的新剂型完全符合专利法的要求。但传统的民族医药如传统成药配方，是也同样否能获取专利保护呢?下面我们从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三方面进行分析。

在新颖性方面，如果民族医药尚未文献化，亦未公开使用，即具备新颖性，完全可以申请专利。另外，即使有的民族医药在本民族公开流传和使用，也可能符合新颖性标准。因为一项技术被“发明人以外的他人”知悉或使用才丧失新颖性，而民族医药的创造具有群体性，在本民族公开流传和使用应视为“发明人自身”而非“发明人以外的他人”知悉或使用。因此，若民族医药技术知识没有为本民族之外的人所知悉或使用，就不会丧失新颖性。

在创造性方面，民族医药的渐进式发展并不影响其创造性。因为民族医药在其传承过程中是一个整体，先前流传的技术并非是既有技术而是同一技术。判断民族医药的创造性就不能以先前流传的技术为参照，而是要与申请日前已公开的其它技术相比较。如果民族医药相对其它既有技术具有显著的进步，就可以通过创造性的审查。在实用性方面，民族医药具有防治疾病的作用，相关技术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使用，毫无疑问具有实用性。

因此，一些未经文献化、未在本族群外公开的民族医药，如各种秘方、验方、药物用途、炮制技术等，完全有可能符合专利要件，获得专利保护。

2．商标和地理标志保护。商标是由特定的符号、颜色、字母、形状或名称所组成的标记，用以区别或代表产品的制造来源。商标权是对特定标记及其相关商誉的专有权。医药企业的商标往往蕴涵着企业形象、药品质量、患者对药品的信赖。利用商标保护民族医药，对于民族医药的产业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商业利益。如少数民族医药企业贵州神奇公司的“神奇”商标、奇正藏药公司的“奇正藏药”商标，先后被认定为驰名商标，为本民族医药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地理标志是指用来辨别某一商品产自某一领域、某一地区或地点的标志，且该商品的特定质量、声誉或其它特性与该地理来源密切相关。许多少数民族使用的药材受到当地气候和土壤等特殊地理因素的影响，甚至只能在当地特殊地理环境下生长，移植到其他地方则不能生长或药性锐减，是为道地药材。因此，可以利用地理标志来保护民族医药中的道地药材。如吉林的人参、云南的三七、宁夏的枸杞等道地药材都可以通过地理标志来保护，以提高产品的商业价值。

3．商业秘密保护。我国许多民族医药是通过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护的。所谓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民族医药当中有大量的祖传秘方、诊疗技术，医药炮制技术是世代口耳相传，没有形成文字记载，属于未公开的技术秘密。如云南白药的配方及工艺就是利用商业秘密形式保护的。此外，已文献化的民族医药知识还可以获得著作权的保护，当然这仅仅是对其表达形式，而不是该表达包含的技术内容进行保护。

(二)知识产权制度在保护民族医药上所面临的困境

知识产权制度来源于西方国家，迄今只有300年历史，其保护客体为具有显著创新的现代知识。由于现行知识产权的制度设计所具有的功利性和对保护客体的人为选择，使其在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上存在理论困境和现实障碍。这表现在：

(1)知识产权以保护个人财产权为基础，权利人通常为特定的个人或团体。而民族医药知识并非靠某一时期单个成员智慧与灵感完成，通常是集体创造、改进和传授。而“集体”的范围一般没有明确的界限，这就导致以民族医药申请知识产权时，面临权利人认定的难题。(2)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旨在保护跨越式的创造性成果，以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为条件。而民族医药世代流传已久，即使将民族集体作为发明人，如果流传范围超出本民族或本地区，也难以认定其新颖性和创造性，因此很难获得专利权的保护。(3)知识产权制度仅提供一段有限的保护期限，一旦专利期满，该民族医药技术便进入公共领域。而民族医药却是基于传统、世代相传，知识产权制度所提供的保护实际上不利于民族医药的传承，也不利于保护民族医药的文化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4)根据我国专利法第25条规定，“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不授予专利权。民族医药关于疾病的独特诊断和治疗方法也无法获得专利保护。

然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正在加紧利用先进科技提取民族特效药材中的有效成分，几乎未做任何实质性改进便申请专利权，却未对提供资源的民族支付任何报酬。这不仅对持有该医药之原住民族不公平，而且将使民族医药资源遭受大肆掠夺，逐渐消亡。因此，在无法利用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民族医药的情况下，必须寻求其它特殊制度加以保护。

三、民族医药知识产权的特殊保护

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包括积极性保护和防御性保护。积极性保护是指诉诸现行知识产权之外的其他特别权利对民族医药进行保护，防御性保护则是指根据法律规定阻止他人对民族医药主张知识产权所进行的保护。

(一)防御性保护

1．传统医药数据库制度。由于民族医药知识大多是通过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文献化程度低。因此，如果他人试图申请专利权，在缺乏任何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很容易通过新颖性和创造性审查，进而获得该专利权。建立以传统医药为既有技术的数据库，作为各国专利机关审查专利新颖性及创造性的参考，有助于避免专利的不当授予。因此，传统医药数据库制度就起到了防御性保护作用。

目前世界上比较有影响力的传统医药数据库为印度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thetraditionalknowledgedistallibrary，tkdl)和中国的传统中药专利数据库(chinatcmpatentdatabase)。tkdl旨在收集印度传统医疗方法的草医学，将已置于公共领域的现有印度草医学著作以数字化形式加以保存。tcm收录了自1985年4月中国专利法实施以来所公开的传统中药专利。

2．事先告知同意与利益分享制度。事先告知同意与利益分享是指在使用民族医药资源申请知识产权之前，应当披露其来源地，并提供知情同意以及利益分享的证明。这一制度最早为《生物多样性公约》(theconventiononbiologicaldiversity，cbd)所提出，同样适用民族医药资源的保护。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和地区一方面从民族地区大规模获取遗传医药资源，另一方面又将利用此种遗传医药资源开发的专利产品高价返售给不发达民族和地区，而作为遗传资源提供者的少数民族却无法从中获得合理的利益。根据事先告知同意及利益分享原则，民族医药遗传资源的拥有者对于使用民族特有医药资源享有事先告知同意权，并可获得因使用资源而产生的金钱或非金钱性利益。在不适宜授予民族医药传统知识排他性财产权利的情况下，建立事先告知同意及利益分享机制能起到特殊的保护作用。

(二)积极性保护

1．注册登记制度。注册登记制度早已有之，如物权法上的动产、不动产登记制度。其功能主要在于确认和公示权利。注册登记，可分为宣示性的注册登记和创设性的注册登记。对于民族医药的保护而言，宣示性的注册登记的作用是公示权利存在，以方便对抗第三人。民族医药宣示注册登记的前提是其权利先前已得到国家承认，因此还需要有相应的确权法律法规或国家认可的民族医药习惯法配合才能发挥作用。宣示性注册登记制度为民族医药的利益分享及挑战以民族医药为基础的专利提供了合法根据。

创设性注册登记指民族医药一经注册登记，即创设出排他性的权利(如署名权、专有制造、使用、销售权等)，同时公示权利的存在。未经注册登记，法律上权利则不存在。民族医药也可采用创设性注册登记保护，确认权利主体道德上、经济上及法律上的利益。原住民族通过申请注册登记即可享有传统医药的排他性财产权利。

2．习惯法。许多民族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积累了处理本民族事务的习俗，这些习俗对本民族成员具有约束力，具有习惯法性质。如苗族的“榔规”、“理词”，侗族的“侗款”“侗耶”等。民族习惯法通常会规定如何开发、保持及传承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并就其中涉及的权利及义务有详尽的规定，这是现行知识产权制度无法做到的。因此习惯法对于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保护、维护及保存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某些情况下习惯法所保护的权利内容与知识产权的权利内容甚至不相上下。

当然，对民族医药的保护不仅仅是一国国内的问题，还涉及到国际保护问题。因为民族医药保护的许多问题比如生物剽窃问题，大多涉及国际争议。如果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制度仅仅局限于国内，不能在域外适用，其效力将大为减弱。知识产权制度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在保护客体、保护水平等方面已经具有明显的国际协同性。但是，民族医药的特殊保护制度目前仍缺少国际统一立法推动，这也成为适用特殊保护制度的首要难题。

四、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之构想

(一)制定传统医药法或民族医药法：构建特殊保护制度

根据民族医药的传统知识属性，制定专门的传统药法或民族医药法，是我国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家战略选择。目前，我国已经启动中医药法的立法工作，笔者建议，未来的传统医药法或民族医药法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保护客体及其分类。受保护民族医药传统知识须为特定区域民族所持有，以保密性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为限，即尚未在本民族区域之外公开，如果已公开于特定区域之外则不受特殊保护。

2．注册登记制度。建立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名录及其数据库，防止对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不当占有和利用。实行民族医药传统知识分类登记确权制度，将登记分为宣示性注册登记和创设性注册登记两类。国家有关主管机关应依职责搜集整理民族医药知识进行注册登记，持有传统医药知识的社群或原住民族也可主动向主管机关申请注册登记。此外，注册登记方式应分为公开的注册登记和保密的注册登记两种，对于已公开的传统医药应为公开注册登记；未公开的传统医药应为保密性注册登记，仅登记其基本信息，而不公开其具体技术。

3．权利内容。权利人享有使用权、事先告知同意权、利益分享权等权利，有权排除他人未经同意而使用，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4．建立民族医药文献出版、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等方面的审查制度，完善相应的保密措施，避免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不当泄密或流失。

5．国际互惠原则。对于相互承认民族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的其他国家，实行互惠对等原则，以解决内国法地域局限性问题。

6．与习惯法、知识产权法的相互协调衔接。构建特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注意与现行知识产权制度相结合成为一个综合性的相互协调运作的统一体。注册登记的民族医药知识权利不得妨碍习惯法关于民族医药知识的使用限制、管理、利益分配方式的施行。已经注册登记的民族医药知识不得再申请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

(二)修改我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完善现代知识产权保护

当然，对民族医药实施特殊保护并不排斥某些集体和个人对民族医药基于创新而获得知识产权。我国现行的《专利法》中涉及了药品专利保护的问题，但主要是借鉴的西方专利法规的有关规定，没有充分考虑到民族医药的特殊性，在民族医药专利保护上还存在缺陷。为了充分利用现有专利制度保护民族医药，目前有必要修改我国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方便民族医药等具有传统知识属性的技术申请专利。

1．扩大权利主体范围。民族医药在特定地域范围内以一个完成的、系统的知识群的形式存在，民族医药传统知识的权利主体应为该民族群体。建议我国专利法将创造传统知识成果的群体作为专利申请权人。具体操作时可由民族自治组织及其代表提出专利申请。

2．对专利要求的“三性”做出详细规定。在民族群体为同一发明人的情况下，如果在专利实施细则中宜将公有领域知识范围明确界定为“发明人以外的他人”，那么仅仅在本民族内流传的医药知识就不会丧失新颖性；另外，宜将将既有技术明确界定为“发明人之外的其它技术”，不能将先前内部流传的民族医药作为既有技术而否定其显著进步性。

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及保护篇7

关键词：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模式；保护原则；行动策略

Abstract：Because of the diverse geography pattern， long agriculture history and prosperous commercial activities， numerous diverse traditional villages come into being.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ypical area， focusing on village pattern， current preservation situation， local lifestyle， use？ and management situation， we make conclusion of the preserving and using pattern， and analyze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current situation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how to preserve and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route and method， developing strategy and distribution of rights and benefits， etc.Above all， this thesis put forward to the main principle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hat is leading by village plan， adjusting by policy，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units， expert intervention， participation of villagers.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put forward to the act strategy to Henan traditional villages， that is， making overall plan of Henan traditional village preserving and using， creating different models based on different carrying capacity and culture background， and popularizing in the whole province.

Key words： Henan traditional village ； preservation and usage pattern ； preserving pattern ； action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 TU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4-84（6）

1 河南省传统村落概况

1.1 河南省传统村落类型及分布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河南省丰富多变的地形地貌特征、悠久的农耕文化传统以及繁荣的商贸活动，形成了类型丰富、数量众多的传统村落。

自然型聚落（多为血缘型聚落）：根据地理地貌特征，河南省自然型聚落可分为平原型村落、山地型村落、浅山丘陵型村落、黄土台塬型村落，其中保留最为完整的主要是以豫北太行山（鹤壁-卫辉-辉县-林州）、豫南大别山（罗山-新县-光山-固始）与豫西南伏牛山（淅川）、桐柏山（桐柏）等地的山地传统村落群，往往绵延数公里，形态保留非常完整，与自然地形地貌浑然一体。保留完整的还有豫西黄土台塬地区（陕县）的生土窑洞传统村落。

商贸型聚落（地缘型聚落）：位于商贸较为繁荣的水陆枢纽处，古商道、码头等，如滑县道口古镇、社旗赊店镇、宝丰石桥镇、神古镇、大金店镇等。

堡寨聚落：多为庄园堡寨，多出现在豫东、豫中平原地区，也有在浅山丘陵地区依山势而建，如巩义康百万庄园、郏县临沣寨、荥阳油坊秦氏寨堡（古民居群）等。

1.2 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中国传统村落情况：截至2015年，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已公布三批，共有2，555个传统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其中河南省有99个传统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河南省传统村落情况：截至2015年，河南省传统村落名单已公布二批，共有415家传统村落入选（包括已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95家），其中第一批320个、第二批95个。

名录基本涵盖反映河南省各地人文地理特征的各类传统村落，然而，就其保护特点而言，主要侧重于对特征非常明显的单个村落的保护，对于许多地区传统村落集群现象，如北太行地区豫北山地村落集群、大别山区豫南山地村落集群、黄土台塬地区地坑窑村落集群及其周边文化生态景观（山地自然及农业生态景观、黄土台塬自然及农业生态景观等）等的并未形成有效保护。

1.3 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单位情况

根据不完全统计（已报送数据的7个省辖市及2个直管县：平顶山市、焦作市、漯河市、新乡市、南阳市、鹤壁市、信阳市、永城市及长垣县），列入国家和省名录的传统村落中共有文物保护单位270余处，其中国保单位23处、省保单位40余处、市保和县保211处。

2 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现状

随着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对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河南省文物局采取开展调查、完善名录、督促指导各地加强传统村落中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划编制、加大资金投入等多重措施来加强河南省传统村落的保护。

2.1 保护资金投入及使用

被列入国家文物局三年重点支持的8处（全国共270处）（包括平顶山市郏县堂街镇临沣寨（村）、新乡市卫辉市狮豹头乡小店河村、濮阳市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三门峡市陕县西张村镇庙上村、南阳市内乡县乍曲乡吴垭村、信阳市罗山县铁铺乡何家冲、洛阳市孟津县朝阳镇卫坡村、焦作市中站区府城街道办北朱村）。

经初步统计，共争取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3，810万元。其中，2014年部级重点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安排2个传统村落3个项目，共3，090万元。其中：平顶山市郏县堂街镇临沣寨（村）保护规划56万元；平顶山市郏县堂街镇临沣寨（村）消防、防雷、保护维修项目1，764万元；濮阳市清丰县双庙乡单拐村维修保护展示1，270万元。而河南省级财政资金近年来共安排770万元，主要用于保护规划及保护工程方案编制费用支出。

2.2 保护方案编制及批复情况

截至2015年，全省共有15个传统村落编制并报审了保护方案。经过专家审核，省文物局已批复保护方案8个、批复保护规划1个。分别为：濮阳市清丰县单拐村文物建筑本体维修保护工程（豫文物保z2015{40号）、信阳市新县丁李湾村古民居修缮（豫文物保z2015{41号）、焦作市北朱村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工程（豫文物保z2015{54号）、内乡县乍曲乡吴垭民居文物保护规划（豫文物保z2015{92号）、新乡卫辉市小店河村传统村落文物建筑抢险工程（豫文物保z2015{93号）、信阳市罗山县何家冲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工程（豫文物保z2015{95号）、洛宁县丈庄村程氏旧宅修缮工程（豫文物保z2015{112号）、洛阳市孟津县卫坡村传统村落文物保护工程（豫文物保z2015{118号）、漯河市郾城区裴城村传统建筑修缮工程（豫文物保z2015{119号）等，8个项目已全部列入省级文物保护专项补助资金项目库，3个项目已进行预算控制数审核。

2.3 传统村落保护的样本调查

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情况调查主要是选取河南省最具特点的传统村落集群进行摸排普查，重点调研村落形态及民居特征、保护现状、民生状况、利用及管理现状等项内容。

豫北太行山地区传统村落：河南所辖太行山区属北太行地区，主要涉及鹤壁山城区、浚县、淇县、新乡卫辉、辉县、焦作博爱、安阳林州等县市，其山地传统村落特征呈青石灰瓦民居逐渐向红石板岩民居过渡特征，村落依山就势，绵延起伏。由于地处山区，交通相对闭塞，因此村落形态与传统民居保留较为完整；然而由于山村经济相对落后，土地相对贫瘠，大多数村民外出打工，目前村庄“空心化”严重，60%-70%以上民居长期闲置，保存状况堪忧。

除个别有特点的部级传统村落之外，如鹤壁王家{村、林州石板岩镇等，开始尝试政府引导、农户自主经营等模式，90%以上的山地村落仍以传统农业为主，没有形成具有特色的多业态产业模式，尚未形成具有特色的传统村落利用模式。

豫南大别山地区传统村落：河南所辖大别山地区地处南北气候分界线，气候温和湿润，雨水丰沛，山清水秀，主要集中在信阳地区新县、罗山、光山、固始等，其传统村落特征呈土墙黛瓦或青砖墙黛瓦形式，错落有致，掩映于茂林修竹之间，具有典型的南北方民居过渡特征，砖雕、木雕较为精美。同样由于地处山区，交通相对闭塞，村落形态与传统民居保留较为完整，大多数村民外出打工，目前村庄“空心化”严重，80%以上传统民居长期闲置，保存状况堪忧。

信阳新县、罗山等地依托红色旅游的开展，充分利用国拨资金，政府推动与村民自主保护维修相结合，较好地兼顾了一批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较为突出的有罗山何家冲村、新县西河湾村、新县郝堂村等，然新县尚有但许多处于更偏远的山地村落，譬如丁李湾村、徐家山村等虽然形态保留非常完好，缺乏特色产业支撑，面临非常严重的空心化现象，传统民居由于缺乏日常维护，加之信阳地区雨水充沛，衰败速度非常快。

豫西黄土台塬地区传统村落：依托豫西地区黄土台塬地貌而形成的独特的窑洞民居传统村落是豫西地区一道独特的人文生态景观，主要集中于三门峡陕县、灵宝、洛阳孟津和巩义部分地区。有靠崖窑村村落、地坑窑村落等，是沿黄土台塬而形成的传统生土民居的典型代表。尤其是陕县庙上村为代表的地坑院传统村落集群最为突出，地坑窑院独特的居住文化体验，以及与之相呼应的陕县剪纸、水席“碗”等民俗民艺传统保留较为完好，使其具有极高的保护及进行整体文化旅游开发利用的价值。

目前，仍有40%左右的人居住在地坑院中，主要为老弱病残。前几年由于地方政府片面地理解国土资源部的“退宅还耕”政策，导致大规模的填窑还耕运动，造成了大片的地坑窑村落遭受人为破坏。另外，由于社会习俗及审美的变化，年轻人多选择另辟新房或窑顶起新房的形式居住。因此，生土窑院村落在近几年消失地也较为迅速。

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方面，除庙上村借助政府资金扶持，并通过社会资金介入，建立地坑窑院民俗旅馆之外，尚缺乏较为有效地开发利用模式。投融资渠道少，兼之管理利用模式的欠缺，导致生土窑洞民居的迅速衰败和地方工匠和匠作技艺传统濒于消失。

豫东、豫中平原地区传统村落：广袤的豫东、豫中平原地区土地肥沃，具有悠久的麦作经济的农耕传统，自古以来，较为富庶的平原村落易遭匪患，因此多沿村筑寨堡。而村中民居多为“前庭堂后楼院”的多进四合院民居，规模较为宏大。另外，在清末民初时期，有些地区还出现了“类碉楼”民居，t望防御功能很强，如荥阳吴村的两座类碉民居。

由于豫东、豫中平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快，城镇化推进速度较快，因此传统村落中传统民居与各时期新建民居新旧杂陈，“碎片化”现象较为突出。兼之，地方政府对于村落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认识不充分，往往对申报传统村落和保护单位并不热衷，也加速了传统村落的“碎片化”和传统民居的衰败，如荥阳高村乡油坊村。

3 现有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模式分析

3.1 河南省传统村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模式

据初步调查，目前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模式主要有七种：

3.1.1 村集体融资+个人股份经营

代表案例：焦作北朱村

主要方式：村集体融资方式，个人土地置换/房屋置换，传统村落保护与维修主要采取地方政府补30%-50%，个人出50%-70%，修缮之后产权归个人。关于传统利用模式主要由村集体统一协调，可通过自主经营或租赁经营方式，但经营产品、利用方式需要按统一规划进行。

3.1.2 公司+地方政府+农户

代表案例：鹤壁王家{村

主要方式：地方政府主要投入基础设施改善，和采取权益主体公司化运作，社会资金介入，收益主体为公司，农户家庭规模化经营，主要是民宿民居的利用模式。目前，公司与村民之间的矛盾逐渐凸现。

3.1.3 合作社型：政府+农户

代表案例：新县西河湾村

主要方式：传统村落保护与维修主要采取地方政府补助与个人出资修缮相结合的做法，整体评估民居质量及价值，确定维修补助经费，小修：政府补300元/平米，大修：政府补500元/平米。产权、经营权归个人，由政府引导以村集体为主体成立合作社统筹经营。

3.1.4 土地/房屋置换型（专家+公司+政府）

代表案例：郑州上街区方顶村

主要方式：由社会资金投入整体保护修缮、统一商业化经营，政府匹配周边土地用于房地产开发。由投资方建设安置房，村民全部外迁城市住区。产权、经营权全部转移至投资方。作为河南省唯一一处两项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能源自维持住宅监测展示平台研发与示范”和“传统农房建造技术改良与应用示范”的示范村，在方顶村的保护利用模式中，结合郑州大学专家团队的长期介入，在传统民居的居住适宜性技术研发方面居于全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关键技术研发的领先地位。

3.1.5 专家+NGO组织+村民

代表案例：新县郝堂村

主要方式：主要依靠政府投入改善基础设施，进行周边环境整治和民居维修等。由艺术家/NGO组织等公益团队介入进驻，与村集体协作，长期共同参与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管理与经营决策。

3.1.6 村民自主经营型

代表案例：林州石板岩镇

主要方式：由政府投资完善基础设施，农户自己出资进行日常维修，产权、经营权归个人，村中能人带动，农户自主经营。目前与国内100多家高校建立美术实习基地，兼之经营民宿体验等散客旅游团队。

3.1.7 公司租赁经营型

代表案例：陕县庙上村

主要方式：由公司与村集体签订租赁合同，独立出资对地坑窑院片区进行维修，并独立经营民俗民宿体验型地坑院宾馆。但由于公司与村民矛盾日益突出，公司被迫撤出庙上，放弃经营，交归村集体经营，效益较差。

综上，在目前河南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模式中，管理模式/利用（经营模式）/保护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关系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之一。

3.2 国内及台湾地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成功案例

3.2.1 黄山市“千村万幢”工程

主要是针对不同村落特点及资源条件，采取“一村一品”的保护方式，并组织多个政府部门，多方协动型，共同带动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的良性互动。主要涉及的相关部门有住建/文物/农业/水利/文明委等，分别对基础设施、民居本体维修、农业即水利设施及村规民约等进行针对性引导和支持。形成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徽派传统村落。

3.2.2 婺源传统村落集群模式

公司+村集体+农户股份制经营，产权村民所有，运营和管理权在公司，整个婺源传统聚落区的村民的生活生产场景作为传统村落集群的无形资产的一部分，加之婺源自然山水、粉墙黛瓦的徽派村落，形成了“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的的整体形象。而村民们在村规民约和村庄旅游发展管理规定的约束下保护利用民居和生态环境，并从门票分成和年终旅游收益股份分成中共同受益，安居乐业。

3.2.3 台湾传统村落民宿改造模式

专家+村民+游客生存体验，强调政府与专家介入，旅游发展中重视对于原住民利益的保护与原乡文化的尊重，游客的乡土生活体验需要与原住民同吃同住，共同承担生产劳动、分担家务，以体现民宿的核心本质。

3.3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模式

3.3.1 日本古川町村保护与利用模式

即通过专家+工匠+村民社区参与，通过村规民约约束，通过传统村落和古民居物质形态保护、民俗民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周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建立村史馆等手段激发村民对于乡土文化的自豪感，成为日本最美丽的乡村。

3.3.2 欧洲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模式

公益组织（NGO组织）+村庄合作社+农户+城市居民（食品订单），强调生态、文化、经济及村落和建筑形态的良性可持续发展。通过城市居民绿色食品的网上订单配送服务，合理调整村庄产业结构，建构村民直接受益的新型的城乡协作关系。

4 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问题与难点

通过对于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情况的调研和分析，可以看出，目前制约传统村落发展的问题和难点主要集中在五大层面。

4.1 保护与利用关系层面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发展）之间的关系未理清，存在保护与发展误区。或片面追求保护文物般的“原真性”保护，单纯强调村落与民居物质空间形态保护，一味强调传统村落的审美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而忽略民生改善要求；或片面强调发展，通过“布景式”静态展示的方法发展乡村文化旅游或一味迎合游客的低层次的农家乐形式，未充分挖掘传统村落自身的地生态、文化等特色，造成“千村万寨搞旅游”的同质化发展模式。

4.2 保护路径与方法层面

传统村落保护路径与方法缺乏创新，保护维修成本高、劳民伤财。目前传统村落保护维修方法缺乏仍沿用文物建筑修缮的方法，主要依靠政府投入，依靠专业古建维修队伍进行维修。由于传统村落民居数量众多，维修施工难度大、进度慢、成本高，劳民伤财。据调查，新县郝堂村基础设施及村落环境整治已动用将近8000万的政府资金，并非传统村落保护的可持续性路径。

因此，针对传统村落的民居建筑进行分级评估，对于文物建筑按文物修缮方法进行，对于大量的非文物类建筑，可以按“修旧如旧”的方法，保持风貌的协调的基础上，采用新方法和工艺，同时鼓励居民自主修房、政府部分自主进行保护路径和方法的创新。

4.3 发展动力层面

村庄“空心化”严重，产业结构单一、人才流失严重，缺乏发展建设的后续动力。由于传统村落多位于较偏远地区，都存在较严重的“空心化”现象，村民多以传统农业为生，青壮年劳动力基本都去城市打工，村庄发展的人力资源匮乏。而目前传统村落发展多存在等靠政府或社会资金投入的现象，缺乏对应于自身资源特色禀赋条件的内生式发展，缺乏村中能人带动的主动式发展。因此，如何通过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利用改善民生，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村民能力培养建设拓宽增收渠道，吸引年轻人返乡创业、守业，是解决村庄“空心化”和提供其后续发展动力的重要途径。

4.4 发展战略层面

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方式趋同，发展同质化现象严重，周边区域的传统村落往往难以形成差异化发展的局面。目前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多针对单个村落，采用较为类似的乡土旅游体验的方式进行规划建设和经营，缺乏针对整个区域的传统村落集群的旅游体验产品的深度挖掘，也缺乏市场需求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定位与思考，这是造成目前传统村落旅游形式趋同的重要原因。因此，针对目前城市居民对于生态食品、旅游休闲、养生养老等的旺盛需求，充分分析各传统村落的资源禀赋条件和特色，结合城市周边周末游、小长假游等开展乡村深度体验旅游和农耕文化参与式体验旅游，以及订单式绿色食品原料配送服务等充分挖掘不同地区传统村落的民俗文化特色，引导差异化乡土旅游产品的开发，促进传统村落的持续发展。

4.5 权益分配层面

传统村落发展中产权、管理权与经营权不明晰，造成未来发展隐患，无法实现传统村落良性的可持续发展。针对目前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中产权、管理权、经营权之间的问题，应充分调研各方需求，尤其是村民的需求，可以将产权与管理权、经营权适度分离，避免由于产权纠纷影响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的推进。在引入社会投资时，要充分考虑兼顾投资者与村民收益如何平衡发展，避免对于传统村落资源的掠夺式开发，促进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5 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战略思考

5.1 方法与路径层面

实现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规划引领、政策调控、部门协作、资本运作、专家介入、村民参与”的二十四字箴言。

以河南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战略总体规划为引导，以有利于村落可持续发展的各级管理政策调控协同区域发展，在村落发展中开展住建、文物、旅游、农业、林业、土地、文明委等多部门协作，利用政策优势，充分吸引社会资本进入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建设，以专家长期介入、陪伴成长的方式促进传统村落的长期良性发展，充分尊重村民意愿、通过参与式发展实现以保护促发展，已发展提高民生，以民生建设储备村庄发展人才资源，从而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5.2 行动策略层面

首先，编制《河南省保护与利用战略规划纲要》，开展“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概念性总体规划”研究，高屋建瓴，统筹协调全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整体战略布局。

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战略规划应站在以传统文化资源引领全省城乡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进行总体谋局，形成产业布局合理、生态环境良好、村落形态优美、社会和谐的城乡融合发展、共赢共荣的新格局。

随着中国快速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城乡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城市居民休闲度假以及健康养生的需求日益旺盛；另一方面，村民急需通过产业布局的调整增产增收，这些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提供了需求导向性的内生式发展动力。

以河南省传统村落资源的区域分布圈层为基础，结合河南省新型城镇体系规划，针对区域型中心城市-地区性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等不同地区的区位及城市居民周末、小长假等休闲消费需求特点，形成分别以郑州、洛阳、许昌等为中心的1小时车程圈传统村落旅游线路目的地、2小时车程圈的传统村落旅游目的地、3小时车程圈传统村落旅游目的地，结合地形地貌特征，差异化特色生态农业和即旅游观光业产品整体定位，将田园体验、文化体验、农耕体验与民宿体验等相结合，统筹协调不同区位、资源及村落形态的空间整体布局和发展路径选择，形成差异化发展格局，指导全省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

其次，重点培育扶持不同类型、不同资源禀赋条件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样板，创造不同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特色模式。在《河南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规划纲要》的指导下，重点扶持一批不同类型、不同资源禀赋条件、不同业态特征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示范村，结合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旅游发展战略，结合大中城市的休闲度假圈层，围绕郑州、洛阳、许昌等大中城市发展和培育一批乡土文化深度体验旅游目的地。结合不同地区的地脉和人文生境特征，探索不同发展路径、不同投融资手段、不同管理经营模式的传统村落示范区，创造不同地区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特色模式。

最后，合理选择不同发展路径与保护利用模式，有针对性地在全省的传统村落进行推广示范根据不同地区的传统村落分布及资源特征，总结和推广适应不同地区的发展路径和保护利用模式，扎实落实推广示范工程建设，有力促进全省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全面发展，进一步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尹亮.河南乡土建筑类型及区划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建筑学院，2010.

[2]李晓峰.乡土建筑：跨学研究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3]张天杰.社会调查[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李权威.对河南地区古村落保护的思考[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14.

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及保护篇8

作者：游志能 陈小华 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政治与法律系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一我国现行传统知识保护法律制度

我国作为最早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国家之一，自1993年12月29日该公约生效以来，在公约履行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的一个方面就是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相关法律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等;相关法规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等。但遗憾的是，这些法律法规对于生物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保护问题并没有进行专门立法，甚至没有针对性的条款来促进此类资源的有效保护，致使这两个问题在我国至今仍基本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2004年，我国加入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由此正式开始实施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国务院于2008年6月5日批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在专项任务第6项(特定领域知识产权)提出:“完善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制度，防止遗传资源流失和无序利用。协调遗传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的利益关系，构建合理的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益分享机制。保障遗传资源提供者知情同意权。”“建立健全传统知识保护制度。扶持传统知识的整理和传承，促进传统知识发展。完善传统医药知识产权管理、保护和利用协调机制，加强对传统工艺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加强民间文艺保护，促进民间文艺发展。深入发掘民间文艺作品，建立民间文艺保存人与后续创作人之间合理分享利益的机制，维护相关个人、群体的合法权益。”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经过数年的努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终于在2011年通过，并于2011年6月1日起开始实施。该法第2条第1款规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学者认为:“传统医药，是指我国各民族传统用于预防、治疗和保健的天然药物以及加工、应用这些药物防病治病的系统理论知识或经验知识，包括中医药和其他民族医药。中医药学是以汉文化为背景的传统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的主流医学。民族医药学是指少数民族的传统医药学，包括藏医学、蒙医学、维吾尔医学、傣医学、壮医学、瑶医学、彝医学、侗医学、土家族医学、朝鲜族医学、回医学等各民族医药。”［2］9可以看出，该条文的用意是明确和加强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该法第44条第2款规定:“对传统医药、传统工艺美术等的保护，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有学者认为:“传统医药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也是我国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既要采取措施扶持传统医药事业发展，又要加强对传统医药的规范化管理。2003年4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2］131通过查阅《中医药条例》就会发现，该条例从中医医疗机构与从业人员、中医药教育与科研、保障措施、法律责任等几个方面对保障和促进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的发展做了规定。条例中涉及传统医药知识转让的条款仅有第24条，该条规定:“国家支持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重大中医药科研成果的推广、转让、对外交流，中外合作研究中医药技术，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中医药管理的部门批准，防止重大中医药资源流失。属于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中医药科研成果，确需转让、对外交流的，应当符合有关保守国家秘密的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的规定，“重大工程项目”指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重大医学科学技术工程;“属于国家科学技术秘密的中医药科研成果”则需相关部门根据《科学技术保密规定》加以认定。对此二者加以详细说明，是为了表明《中医药条例》对传统医药知识保护上的严重不足。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的几个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对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重要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我们也有理由相信该方面的工作能够在此基础上取得一些积极进展。但是，我们也应看到该法中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比较严重。这些问题可能会严重制约该法更好地发挥效益。具体而言，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制度存在漏洞，可能导致法律冲突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2条存在法律漏洞，可能与其后的相关立法产生法律冲突。问题在于该条已经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做了原则性规定，但实际上指向的《中医药条例》涉及传统医药知识保护的内容很少，远远不能满足现实情况对它的要求。那么，在对生物遗产资源流失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时，要不要对传统医药知识保护进行相应规定?如果在对生物遗产资源流失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时不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进行立法，则《中医药条例》亟需修改，原因已经在前一段说明。如果在对生物遗产资源流失问题进行专门立法时一并对传统医药知识的保护进行立法，则可能会导致二法在管辖权上的冲突。当然，我们可以借鉴国际法的立法经验，既然生物遗传资源及其相关传统知识是需要分别授权的，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保护范围，将传统知识都纳入该法的管辖范围。对生物遗传资源进行专门立法的时候，如有需要，可以就与生物遗传资源有关的传统知识进行专门立法。以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避开法律冲突的问题。进一步而言，虽然从立法技术上可以对二者进行分别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很容易导致发生相互掣肘的情况。(二)立法理念滞后，难以适应实际需要笔者这里所说的立法理念滞后，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仅有的境外机构违法责任条款过于简单、严重滞后;另一方面是指我国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专门立法严重滞后。该法第41条规定:“境外组织违反本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由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及调查中取得的实物、资料;情节严重的，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本条所说的第15条对境外组织和个人在我国境内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传调查应该经相关部门批准，调查结束后应该向相关部门提交调查报告和调查所得资料的复印件，应该与国内相关机构进行合作研究。这里要关注的是它仅针对违法调查做了规定，管理的范围过于狭窄。此外，它的责任也太轻。综合比较相关的国际立法，采用较多的是根据获利情况处以相应的倍数罚款。该条文采用的定额罚款，立法技术上存在一定缺陷。另一方面，我国在生物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保护方面的专门立法严重滞后。我国自1993年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以来，在履约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建立种质基因库、自然保护区、加强立法、加强国际合作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遗憾的是，在最重要的生物遗传资源及传统知识保护这两个重要问题上却始终没有出台专门的法律文件，让这些重要问题的处理仍然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这种局面与中国当前生物遗传资源和传统知识流失严重的现状格格不入，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加强该方面的国际合作的深度。(三)惠益分享机制缺乏，难以调动各方积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30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二)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三)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四)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该条是整部法律中唯一直接涉及利益相关者的经费支持的条文。但是，该条文给人的感觉是，数十年如一日的立法语言，生命力竟然是如此强大。其实，这或许也是立法者所面临的困境，那就是如何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处理好惠益分享这一大问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特别是民间文艺、技艺传承方面设置代表性传承人制度，为他们的知识、文艺、技艺传承和交流提供一定的条件支持是一个很好的制度设计。但是，毋庸讳言，该制度仍然有一个严重的硬伤，那就是可操作性有欠缺。政府部门按照什么方式、什么比例给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呢?这是我国此类立法文本一直不愿意正面面对的问题。如果投入不足，则可能会产生如该法第31条所说的代表性传承人转行的问题。传统知识的保护不能满足他们对生活的基本需要，则他们很可能会选择转行。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首先应该考虑如何把蛋糕做大，设法增强项目的向心力，吸引他们重新回归到该行业中来;而不是首先考虑对他们的资格进行重新认定，甚至取消他们的资格呢?进一步而言，在相关项目产生效益之后，这些效益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实现惠益分享呢?这也是我国相关立法中必须勇于直面的问题，对此已经有学者做了一些有益的研究和探讨［3］。笔者认为，只有让代表性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获得一些切实的收益，才能有效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形成良性循环。也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实现惠益分享，最终做大做强传统知识保护产业。传统知识保护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政府加强引导，也需要学者加强研究，更需要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加强相关问题的专门立法，将有力地促进该方面的保护力度和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对加强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只要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有利时机，正视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加以积极的改进，我们的传统知识保护法律制度一定能够取得长足的进步。

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及保护篇9

如此说来，要讨论对传统知识保护的法律事宜，令人回避不了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酝酿也产生不了令大家一致接受的原则与规则？在国内，为什么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一个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条例）也难以获得通过？这两个问题其实也可转化为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现有法律体系下，要实现对传统知识的保护是如此困难？

本文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如何才是保护传统知识较为有效和可行的法律途径。鉴于世界范围内传统知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本文的论述虽然离不开对国际环境和经验的描述、引证和对比，但其立足点和出发点都将基于我国的背景或语境，以期对我国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有所建议。

除本部分引言外，按前后顺序，本文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将介绍和分析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分类；第二部分将分析保护传统知识的目的；第三部分将分析传统知识的客体；第四部分将分析传统知识保护的主体；第五部分将介绍如何利用当今知识产权体系为传统知识提供保护；第六部分将分析对传统知识的特别法保护和利益分享机制；第七部分将结合具体的国际和国内立法与司法实践探讨如何更好地保护传统知识和能够持续地发展传统知识；最后第八部分是结论和对我国的立法建议。

一、 传统知识的概念和分类

1.传统知识的概念

当今，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的概念被广泛地用来指具有悠久传统的知识或知识系统，并且，在相当大的意义上，这种知识或知识系统与“本土居民”（indigenous people）[2] 有着密切关系。虽然曾有批评认为应用“传统知识”一词可能使其在与占据当今社会主流的科学知识或西方知识相比时暗示其可能的内在劣势，[3] 但这并不妨碍这一概念在当今国际论坛中越来越流行，并被赋予新的含义。

事实上，传统知识这一概念仅是人们近年来针对“传统的知识”所形成的多种概念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个。另外一个较为常用的概念是“民俗”或“民间文学艺术”（folklore）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expressions of folklore）。[4] 此外还有“本土和地方社区知识”（knowledge of indigenous and local communities）、[5]“本土遗产”（indigenous heritage）和“本土文化和知识产权”（indigenous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等。[6] 尽管被使用的频率和使用者不同，其指向的内容却大致相同。

但是，当不同的国际组织分别使用传统知识等概念时，赋予它的内容却有所偏重，尽管相互间可能也有很多重叠。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CBD）在其关于传统知识的主要条款中，使用的概念是“采用传统生活方式的本土和地方社区的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7] 该组织进一步把传统知识解释为“来自实践，经由数世纪而得，适应了本土文化和本土环境，经过口头从一代传向下一代”，[8] 认为传统知识以实践为本性，尤其体现在农业、渔业、健康、园艺和林业上，并列举其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故事、歌曲、民间传说、谚语、文化价值、信仰、仪式、社区法律、地方语言和农业实践（包括植物品种和动物饲养的发展）。[9]

对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而言，传统知识概念所包括的范围要广泛的多，并且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看，其表达更加规范与整齐。依据WIPO，传统知识是指“基于传统的文学、艺术或科学作品；表演；发明；科学发现；外观设计；标记、名称和符号；未公开信息；和所有其他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产生的基于传统的发明和创造”，[10] 并把“基于传统的”进一步解释为“知识系统、创造、创新和文化表达一般地从一代传向下一代，通常被认为与特别的民族和地域有关，并随着环境变化而经常地演化。”[11]

显然，与CBD相比较，WIPO使用的传统知识概念内容更为广泛，表达也更为符合当今知识产权法等法律规范，并且更重要的是，它突破了一般把传统知识与本土居民或地方社区相联系的囿圄，具有更宽广的视角，因而也更容易与当今法律体系进行交流。基于此，本文采用WIPO所述的传统知识概念和相应的内容。

2.传统知识的分类

为保存、保护、应用和发展传统知识，对传统知识进行适当分类是有益的。根据WIPO，传统知识可包括传统的农业知识、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生态知识、医药知识（包括医药和医疗）、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表现形式可为音乐、舞蹈、歌曲、手工艺品、外观设计、故事和艺术品）、语言的要素（如名称、地理标志和符号）和可移动的文化财产。[12]

可以看到，在这些分类之间存在很多重叠，例如，在科学知识、技术知识和农业知识、生态知识、医药知识之间，在医药知识、生态知识和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知识之间等。并且，如此繁琐的分类既不符合科学或法学的逻辑简洁性要求，也非传统知识创造者或持有者所擅长。再次，也应看到，“可移动的文化财产”在较大程度上应属于有形的（文化）财产而非传统知识（详见本文第三部分的叙述）。因此WIPO把传统知识做如此繁琐的分类，并非就是好事。

国内有学者在讨论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等传统知识的保护时，常引用WIPO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1985年的《保护民间文学艺术表达防止不法使用和其他侵害行为之国内法示范条款》中关于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分类，以作为其分类标准。[14] 此分类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分为四类，分别是言语表达、音乐表达、动作表达和有形表达（有人译成物态表达，却未必更为准确）。[15] 应该注意到，此分类标准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却未必准确和全面。例如，有些民间艺术（如民间说唱艺术、巫师的表演、昆曲等戏曲或戏剧等）就可能既有言语表达，又同时有音乐表达和动作表达。若要人为地将其分割开来进行保护，即使可能，也很难说是明智之举。其实，WIPO和UNESCO二十年前的这种分类方法及其建议的相应保护方法已被证明很难适应实践的需要，因此该《示范条款》并未为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原因当然很多）；并且，即使是WIPO也不再把民间文学艺术表达及其分类方法作为传统知识的概念及其基本分类标准，而是采用与当今知识产权等法律体系更为相容的概念、分类与描述，如作品、表演、发明、标记、未公开信息和创造等。[16]

尽管可作不同的分类，但仍应认识到，任何一个社区或种族的传统知识的每一方面或每一部分，都相互交织成该社区或种族传统知识的一个整体，切不可机械地分割和孤立对待。

应该强调，正如CBD和WIPO所阐述，传统知识一直处于新陈代谢的演化进程之中，或者说传统知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这点和占据当今社会主流的西方知识或科学知识相同。因此，当与所谓的主流知识相比时，传统知识并非一定就是陈旧的、陈腐的或低效率的，相反，它可能是新的、健康的和有效的。并且，正如科学知识会主动吸收传统知识用于自我创新一样，传统知识也会主动吸收科学知识，不断创造出新的传统知识来。

此外还应提及，传统知识的创造和运用与生物资源密切相关。从全球范围来看，很多传统知识的创造者和持有者生存在与自然界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中，因而很多传统知识的创造、保存和创新都依赖于其生态环境的完整和生物资源的富足。因此人们既可通过运用传统知识达到对生物资源的认识和利用，也可反过来通过保护和利用生物资源以维护传统知识的保存、保护和创新。传统知识和生物资源之间的这种相互依赖的辩证关系，对于可持续发展来说现实意义尤为鲜明。

二、为什么要保护传统知识？

保护传统知识的目的是什么？依据本文的理解，大而言之，应至少有相互联系和依存的两个方面：

第一，保存、保护或“拯救”传统文化，避免灭绝之虞，保护文化多样性。[17] 这一点，如果从人类社会的角度来看，是为了尽量多地维持、维护、保存和促进一种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使之不消失或避免灭绝之虞（如避免民间艺人或秘方传人“人亡艺绝、后继无人”的现象发生[18]），以保存人类的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从本土居民的角度来看，本目的则可理解为维持和保护其生存的文化环境和自然环境，使之能够享有基本的文化权利和生存权利。

第二，开发利用传统知识，以增加本土居民在现代社会中的竞争力，促进传统知识自身的发展。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防止他人未经许可的、不合理的使用如非法占有或盗用，另一方面是增强本土居民的竞争力，加强其竞争优势，保证其参与正常的竞争活动。随着经济、文化和科技的全球化，法律或法治也正走向全球化，在此过程中，本土居民与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要卷入进来，因此加强对传统知识的保护，就可为本土居民争取更好的生存条件，同时也可能促进传统知识对现代社会的适应和发展。[19]

应该注意到，这两个目的之间联系密切并相互依存，这可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相互促进，二是相互排斥。例如，通过保存、保护和“拯救”传统知识就可能增加开发利用传统知识的机会，而通过对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也可反过来使某些传统知识得到更好的保存；但相反的情形也可能发生，即过度的保存行为可能会限制对传统知识的开发利用，过度的防止别人开发利用也可能会限制或阻碍对传统知识的保存。

对于不同类别或不同地区的传统知识，其保护目的应有所区别或侧重。例如，对于濒临灭绝的传统知识，“拯救”的意义和紧迫性可能要更大一些；[20] 但对于尚有极强生命力的传统知识，如何保护它以利更好地开发、利用和发展则具有更现实的意义，例如，对于中医药知识的利用和保护。[21] 当然，对于得到“拯救”且无灭绝之虞的传统知识，仍然也要面临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因此可以认为，保护传统知识使之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应属更为重要。

因此可以认为，保存传统知识和（防止别人未经许可地）开发利用传统知识就成为保护传统知识的两个基本目的，也因而构成为传统知识提供法律保护的两个最根本理由。

接下来，本文将具体探讨如何对传统知识提供法律保护。要提供法律保护，就需设定权利；而要设定权利，首先需要廓清的两个重要方面就是权利的客体和主体，即对传统知识究竟要保护什么和为谁保护？如果这两方面得不到清楚和完整的确定，则对传统知识进行法律保护的讨论可能始终如隔靴搔痒、不得其解，并可能因其客体与主体之不确定而影响到权利义务关系的设定和相关法律体系的构建。[23]

三、 对传统知识究竟要保护什么：对客体的讨论

传统知识保护的客体问题是本领域内的一个大难题，对其内容的界定众说纷纭，不仅不同的国际组织或国家对其内涵的认识有所不同或侧重，而且即使是一个国家、民族甚至一个部落或社区内部对此也有分歧。这与本文第一部分所说的概念多样性相对应。

应该认识到，传统知识内容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因为它们正是文化多样性的载体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所在：如果没有了内容纷繁芜杂并且互不相同的传统知识，则当今世界所珍惜和追求的文化多样性可能就会荡然无存。

在此我们就遇到传统知识保护中的一个难题：如何既能对传统知识提供基本的权利保护，又能帮助保存其内容多样性？或者说，可行的法律方案能否在为本土居民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的同时又能避免造成文化多样性的丧失？可以说，我们很难保证一种法律制度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这就像我们很难保证当今的法律体系已经为当今的科学知识或西方知识提供了完备保护一样。[24]

鉴于此，本文认为，对待传统知识保护较为明智的、实际的做法也许是，根据保护传统知识的两个基本目的（保存和开发利用），对与传统知识有关的事物进行分析，根据其在传统知识保护中可能起到的作用，有所取舍、选择和归类，然后再根据其性质选择不同的法律实施保护。相反，如果在客体认定上搞“一刀切”，希望把与传统知识或传统文化有关的一切事物都纳入囊中，并希望对它们的保护可以“毕其功于一法（律）” ，在一个“传统知识保护法”名下对涉及到的所有传统知识进行保护，则可能稍显武断和幼稚，反而欲速则不达，不能起到尽快、尽多地保护传统知识和促进传统知识可持续发展的实际效果。

根据上述WIPO对世界各地传统知识大规模的事实调查，人们关注的与传统知识有关的事物包括如下众多的种类：[25]

（1） 口头或文学作品，包括民间诗歌和民间故事；

（2） 民间音乐作品，包括歌曲和戏曲；

（3） 民间戏剧、舞蹈作品及其表演；

（4） 民间美术作品，包括版画和绘画；

（5） 民间手工艺品，包括手工艺品、编制品设计、纺织品设计、服装、地毯或其他用品的设计和装饰；

（6） （表演意义上的）传统庆典、仪式和礼节；

（7） 传统农业技术；

（8） 传统畜牧技术；

（9） 传统狩猎技术，如跟踪动物和渔猎的方法；

（10） 传统服装或织布的制作和印染技术；

（11） 传统食品制作技术，如烹制、发酵和加工食物的方法、制作调料和饮料的方法、切肉技术和保存与保藏食物的方法；

（12） 传统医药和医疗知识，包括药用动物和植物的知识，还包括精神治疗方法；

（13） 传统生育或分娩方法；

传统文化开发利用及保护篇10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对策 保护性开发 宁波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近几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单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概念、内涵、价值、保护原则和措施等方面,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较少,尤其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的研究更少。本文以宁波为例,拟就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相结合进行研究。

一、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保护及开发现状

浙江是我国的文化大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众多。2006年国务院批准颁布的首批518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浙江省占了44个;2008年第二批510个部级非遗目录中,浙江占了85项,两批入选数量均居全国第一。宁波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既拥有河姆渡遗址、天一阁等物质文化遗存,又拥有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梁祝故事等口头传说、甬剧等地方戏曲、四明南词等民间表演艺术、骨木镶嵌等传统手工艺、“缸鸭狗”汤团等传统老字号、十里红妆等民间礼俗及丰富多彩的渔风渔俗等。其中,梁祝传说、宁海平调、奉化布龙、朱金木雕等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部级非遗名录,徐福东渡传说、甬剧、姚剧、四明南词、宁波走书、骨木镶嵌、晒盐技艺、渔民开洋谢洋节、宁海十里红妆婚俗、石浦――富岗如意信俗于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部级非遗名录。到目前为止,宁波部级 “非遗”项目已达到14个,名列浙江前茅。

宁波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在全国先行一步,并取得了一定成效。至今,宁波市文化等部门抢救和传承了奉化布龙、余姚犴舞、宁海狮舞、前童抬阁、宁波走书、四明南词等民间文艺,培植和建立了一批非物质文化传承基地和传承人才,本着继承与创新的原则,成功举办了象山中国开渔节、宁海中国开游节、宁波国际服装节、奉化弥勒文化节等文化节庆,特别是对以梁祝传说作为本源的梁祝文化进行了重点保护和挖掘,开发了梁祝爱情主题公园和鄞州梁祝爱情节等旅游产品,使宁波在对梁祝文化的保护、研究和利用等方面都在全国领先。但是由于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生态的巨大变化、宣传认识的不足以及保护手段不够等原因,宁波的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面临消失的危险,如宁波走书、四明南词、宁海平调等口头文化和传统表演艺术濒临失传,朱金漆木雕、泥金彩漆、骨木镶嵌等民间技能后继乏人,全市23家传统老字号已所剩无几。另外,在对梁祝文化、“十里红妆”等经济价值高、产业优势明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方面实质性推进力度不大。

根据宁波市“十一五”发展规划,2020年宁波将被建成“海内外闻名的港口旅游城市”。虽然目前宁波市旅游业总收入占到GDP的9.5%以上,旅游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但宁波的国际旅游发展明显滞后于国内旅游,旅游国际化程度偏低,海外游客接待人数和旅游创汇能力在全国十个主要沿海城市中排名靠后 。其中原因较多,但最根本的是对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档次不高,缺乏独特性。其实,梁祝故事已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民间文化,与旅游业结合的空间还很大;奉化布龙等传统表演艺术与旅游业发展结合可以丰富游览内容和提升旅游产品档次;利用朱金漆木雕等手工技艺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商品、利用渔港文化和渔风渔俗开发海洋旅游产品、利用宁波缸鸭狗汤团等弘扬宁波饮食文化等方面都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

二、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

1.注重政府主导和全民参与相结合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和全民应各司其责。政府应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方针,既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也要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政府应吸引宁波的大专院校、社会团体等方面的专业工作人员加入,加大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唤醒旅游者和非物质文化拥有者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热情,鼓励和支持各种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学、研究活动,把一些非遗写入宁波市普及读物,让全市学生从课堂上积极普及非遗保护的知识,进而培养全市民众热爱非遗的观念,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保护非遗的社会环境。同时,笔者建议有必要设立“宁波文化遗产日”,命名“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艺术之乡”,发展民间艺术生态保护区,做大民间艺术品牌活动项目,建设民间艺术展示场馆,建立民间艺术产业基地。此外,通过媒体宣传、开设宣传论坛、建立网站以及建立交流演出机制等形式向国内外广泛宣传宁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深国内外游客对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识,提高全民参与抢救和保护非遗的积极性,使广大民众成为非遗保护的真正宣传者和受惠者。

2.注重传承与创新相结合

首先,通过民间采风、调研等形式对宁波非遗建立档案、妥善保存和合理利用,用文字、图片、音像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的记录,实施“记忆工程”。其次,传承非遗的活态文化。有关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老艺人招收继承人,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在青少年中得到继承和发扬。要解除老艺人的生活后顾之忧,使他们能专心致力于非遗的传承弘扬工作,对学习传统手工艺的年轻人可实施激励措施。目前,宁波市已对26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了32个传承基地和31个传承人,这不失为一种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好形式,建议能严格按照《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实施。最后,要将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相区别开来,在科学的意义上保护,在科学思想的指导下合理地加以适当地利用。应严格防止借旅游开发名义过度采掘和滥用歪曲非物质文化活动的现象,更应杜绝借继承创新名义随意篡改和无端修正非物质文化中传统艺术的现象,力求做到不因保护招致破坏,而是在大力做好保护和传承工作的基础上再考虑合理开发利用和发展创新。

3.注重物质与非物质相结合

没有物质,非物质便难以传承,没有非物质,物质便成了空壳。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独立存在的,往往要以物质文化遗产作为载体,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联系非常密切。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更多的是精神范畴的东西,并且比较抽象,缺乏可感觉性,因而应充分考虑物质再现,与物质遗产相结合,对遗存等建造、制作过程富于历史传统的模拟,吸引人们参与,选择物质再现的项目和内容必须简单和易于操作,形式可以“在遗产地或者众多遗产集中地区的中心城市建立一些能让传承者(表演者或工匠)经常光临的机构如文化中心、音乐厅或博物馆等”,强调的是不能失去非物质文化遗产环境的原真性。如宁波的部级非遗越窑青瓷制作艺术的载体是慈溪上林湖越窑遗址,该遗址是国保单位,是中国古代青瓷瓷窑的代表窑址,越窑青瓷文化和越窑青瓷遗址都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二者不可截然分开,所以对它们二者的保护应当有机结合起来。例如在保护好越窑遗址、努力挖掘和研究越窑青瓷文化的基础上,大力开发越窑青瓷工艺品,即使越窑青瓷制作艺术的古老民间工艺发扬光彩,又能为发展地方旅游经济服务。

三、保护性开发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

濒危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普遍特征,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开发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好传承。宁波以民间艺术、民俗文化、民间技艺形式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了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如何让经济发展进一步带动宁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如何让宁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带动宁波旅游经济的发展,笔者认为可采取以下措施。

1.保护性开发宁波民间表演艺术

民间表演艺术是所有文艺形式的创作源泉,以民间表演艺术为素材,用世界的通用语言去表现,可以创作电影、小说、漫画、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产品。因此,将宁波民间表演艺术开发成为文化产品,使它进入商品流通领域,也会是很好的保护开发。比如梁祝,有地方戏曲、电影、电视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开发的旅游项目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笔者建议,将宁波其他的戏曲、曲艺等民间表演艺术也可运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制作成音像制品,用年轻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宣传推广。需要强调的是要保护性开发,既要保持原貌,又要使之很好传播。同时,以民间表演艺术为依托,在博物馆、旅游博览会、交易会将一些传统手工技艺向当地居民和广大中外游客进行展示,聘请民间艺人在旅游景区进行传统民间艺术表演是非物质文化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宁波的一些民间表演艺术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审美价值,如宁海平调的地域性之强,程式化之讲究,堪称国内罕见,尤其是平调的绝活――耍牙,可与川剧的变脸、吐火等绝活媲美,被誉为东方绝技。此外,中外闻名的独特舞种余姚犴舞以及宁波走书、甬剧、姚剧等传统表演艺术性和观赏性都很强,都可为旅游所用。

2.保护性开发宁波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主要靠政府扶持。民俗文化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最贴近大众生活,最富有生活情趣,最具有纪念和象征意义。比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虽然全国各地都过此节,但是各地的过法不一样,体现的地域特征非常明显,也可为各地旅游业所用,关键是要深度发掘民俗的文化内涵,并开发相关独特的旅游文化产品,这一点是旅游业尤其需要注意的。2010年世博会即将召开,这是宁波向世界展示的绝好机会,充分研究宁波民俗文化,开发宁波民俗旅游产品,是宁波向世界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千载难逢的契机。就宁波目前利用民俗举办的旅游节庆活动来看,中国象山开渔节运作比较成功,但在突出体现目的地个性、加大规模和游客参与度、注重城市的牵动效应等方面还有待加强。宁波另外一个独具特色的民俗“十里红妆”已经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目前已经开发了国内唯一的展示古代女子生活的民俗博物馆,并列入了旅游景点。但还需在强化博物馆收藏、展示、研究三大功能的同时,针对游客开发丰富多彩的参与性项目,如让游客体验古代十里红妆婚俗婚礼的活动,同时要与旅游节庆活动开发相结合,举办十里红妆婚俗风情节庆活动等。此外,挖掘生产和销售功能,开发一系列有关红妆的仿古旅游工艺品,也是对十里红妆民俗的有效利用。

3.保护性开发宁波民间手工艺品

每一个民间手工艺品种都凝聚着几代艺人的心血,饱受历史洗礼,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传统手工艺的湮灭就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层,要使民间手工艺术得到保护,就应该与旅游开发相结合,把民间手工艺术品开发成为旅游纪念品。宁波的朱金木雕、越窑青瓷、象山竹根雕、骨木镶嵌等历史悠久、富有浙东文化特色的民间手工技艺,有关部门可根据旅游纪念品开发“新、美、实、便、藏、流”的原则,将传统工艺与高新技术有机结合,开发出一批创意新颖独特、设计精美、地方特色鲜明、文化内涵丰富、实用性强、宜于收藏、经济效益好的旅游纪念品。为了既提倡手工艺品的“原汁原味”、保持手工艺传统的精湛技艺,又要考虑把手工艺企业和作坊做大做强,解决手工艺生产企业和艺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在保护性开发民间手工艺品的实践中,要坚持走“以精品促产品,以产品养精品”之路。即企业和艺人可安排一定的人力和财力创作一批纯手工精品,供政府、博物馆和个人收藏,以达到抢救、继承民间手工艺的目的。同时,推进技术改造,以机器生产代替部分纯手工,开发一些适应不同游客消费层次的产品,降低成本和价格,满足大众游客的消费需求。用精品的声誉为大众产品树品牌,提高产品的知名度,促其打开市场销路,实现经济效益,这样就有财力支撑企业培养人才和艺人创作精品,以市场化的产品养工艺精品,又可达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双赢的目的。

4.保护性开发宁波餐饮老字号

历史上的宁波餐饮业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老字号企业,如梅龙镇、状元楼宾馆、东福园饭店等都曾被命名为中华老字号,如今大多名不见经传,只有淹没在宁波城隍庙美食区的缸鸭狗汤团店还在唱独角戏,但特色也不明显,虽然还供应宁波著名的传统特色小吃――猪油汤团,但主要经营的还是快餐。如何振兴众多宁波餐饮老字号,已经成为宁波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笔者认为,除了加大政府对宁波传统饮食文化的开发、保护和扶持力度外,与饮食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相结合是一条理想的路子。政府及相关企业可从特色菜品、旅游线路、旅游纪念品和旅游建筑设施等多个角度进行旅游开发;建立特色饮食中心、饮食文化展示馆,举办美食文化节,与其他节日形成互动,进行连锁经营等旅游形式促进宁波地方旅游业及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宁波有关部门应重视宁波汤团、溪口千层饼等名优小吃的开发,认真研究和挖掘宁波饮食文化的背景、历史渊源、民间传说等资料,将品尝和观赏宁波名优小吃活动纳入旅游线路之中,让游客边听、边看、边尝,使游客在吃中感受宁波餐饮文化,于旅游中弘扬和宣传宁波餐饮文化。最后要将传统老字号保护与冰糖甲鱼、锅烧河鳗、彩熘全黄鱼等宁波传统菜点的文化挖掘和创新相结合,扶持和培养几家餐饮名店,使宁波菜与宁波港、宁波帮、宁波装、宁波景一起成为宁波城市形象的五张亮丽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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