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论文十篇

翻译论文篇1

论文摘要】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与文化的共性使翻译成为可能，语言与文化的个性给翻译带来重重障碍。本文试以文化负载词的英译为切入点，从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翻译及文化与翻译三个方面来阐述翻译实际上是翻译文化这一概念。

翻译是将一种语言文化承载的意义转换到另一种语言文化中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意义的交流必须通过语言来实现，而每种语言都是一个独特文化的部分载体。在转换一个文本中的语言信息时，也在传达其蕴涵的文化意义。汉译英是译者将作者为汉语读者所写的汉语文本转换成功能相似、意义相符、供英文读者阅读的英语文本的活动。词汇是文化信息的积淀，各民族的文化观、价值观等文化的各个层面均反映于各自的词汇系统中，并形成带有文化色彩和文化内涵的文化词汇。由于负载着特殊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词汇往往构成了作为跨文化交际行为的翻译的难点和重点，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播中国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

1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是什么？各国学者定义不一。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语言作了这样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是符号系统（刘伶，1984）。后又有学者指出：语言是一种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符号系统（刑福义，1993）。西方语言学家一般把语言视为“人类特有的、具有任意性的符号系统”。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较为全面的界定：“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符号系统，当它作用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时候，它是表达相互反应的中介；当它作用于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时候，它是认知的工具；当它作用于文化的时候，它是文化信息的载体和容器。”（许国璋，1987）

1.1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是通过社会习得的知识，而语言则是人类特殊的语言能力通过后天社会语言环境的触发而习得的一套知识体系。陈宏薇和李亚丹主编的《新编汉英翻译教程》一书中给文化下的定义为：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并根据《文化语言学》的文化分类法把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心理文化。由于语言是人类最杰出的创造物之一，语言自然是文化的一部分。

1.2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亦即它又是文化其他组成部分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语言是人类思维的工具，是人类形成思想和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词汇是最明显的承载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工具。比如“三生有幸”和“一尘不染”是反映我国佛教观念的词汇，“灵丹妙药”和“回光返照”则与道教有关。“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反映了我国的政策，“闹元宵”和“赛龙舟”则反映了我国的民俗。由于“贝”曾为原始生活的货、币，汉字中不少与“钱”或“贸易”有关的字都带有偏旁“贝”。如：贩、财、购、贸、贷等。“皿”是象征字，象征家用饮食器具，该偏旁出现在某些字中表示盛物的日用品。如：盆、盏、盘、盖、盂、盅等。这些字都承载着我国古代物质文化的信息。

1.3 文化是语言的底座。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先驱泰勒曾将文化定义为“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风俗，以及人类在社会中所有一切能力与习惯”。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E，A．Nida)则将文化简明扼要地定义为“thetotalityofbeliefs and practices of a society”。 1921年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就在其著作《语言论》中指出 ：语言有个底座，语言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格和信仰的总体，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社会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深深植根于语言。

2 文化与翻译的关系

目前，我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张今曾在《文学翻译原理》一书中对翻译创作做过精辟的论述：“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要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象或艺术映象，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

翻译的本质是意义传达活动，即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蕴涵的思想内容完整、准确地重新表达出来。表面上翻译好像仅仅是语言层面上的事情，实际上译者的翻译过程更是文化信息传递的过程，因为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符号，其使用方式与表达内容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语言受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翻译与文化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同的背景产生不同的语言，不同的语言包容了不同的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翻译作为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之一，更是一个语言间文化传输与移植的过程。因此，作为译者，在恰当理解语言文字层面的意思的同时，应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有效地将源语言中的文化信息在译文中加以传达。

3 文化交际中文化词汇的翻译策略

3.1 音译。对于源语文化中特有的物象在译语中是“空白”或“空缺”，这时可采用音译法把这些特有的事物移植到译语中去。音译主要是指用汉语中谐音的字或字的组合翻译英语的词语，而这些字或字的组合并不是汉语中现成的有意义的词。例如：脱口秀(talkshow)，酷(coo1)，黑客(hacker)，伊妹儿(e-mail)，艾滋病(AIDs)，色拉(salad)，可口可乐(Coca-cola)，阴（yin），阳（yang）等。

在介绍中国特色的独一无二的事务时大多采用汉语拼音拼写，以最大限度保留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民族语言的风格。现在国内食品名称多崇洋媚外，但是洋人却用tofu来替代beancurd 作为豆腐的英文名称。同样，饺子就是Jiaozi，而非dumpling。 这类词语由于在英语没有相对应的同义词，以全新意义进入英语词汇，具有形式上独一无二性和表达准确性，反而不容易被英语词汇排挤，牢牢抢占一席之地；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反映了文化发展的趋同性以及外国读者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认可。

3.2 音译加类别词。由于汉字的表意特征，在音译英语词语时，汉语读者一开始可能不了解该音译词的确切含义，必要时可采用在音译词后面加类别词的方法，如：汉堡包(hamburger)，高尔夫球(golf)，爵士乐(jazz)，桑拿浴(sauna)，来福枪(rifle)，芭蕾舞(ballet)等

3.3 音译加解释性翻译。解释性翻译是我们在翻译文化负载词的时候一贯采用的翻译策略，是移植文化的必要手段。翻译时为了避免疑问含义模糊不清，进行解释性翻译，将意思完整表达出来，从而达到最佳翻译效果，从而实现跨文交际的目的。例如：“压岁钱”：Topresentchildrenwithnewly printed cash as Ya suiqian or gift money is one ritual of Chinese in celebrating Lunar New Year.

由于原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其“对等语”或“对应语”而造成的词汇空缺，翻译时无法用准确贴切的词语译出其词义内涵，因此对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英译，基本共识是采用汉语拼音音译加解释性译文的方法。

3.4 直译。直译法指用译语中“对应”词语译出源语中的文化信息。这能够尽可能多地保留源语文化特征，开阔译语读者的文化视野，然而不能生搬硬套，应做到以不引起目的语读者误读误解为前提。例如：o1iverbrarich (橄榄树)，纸老虎 (paper tiger)，一国两制(one courtry with two systems)等等。

3.5 意译。意译法即着眼于传达原文意义的翻译(诠释)，它舍去源语的语言形式和字面含义，在译语中，用跨文化的“语用对等”词来表达出原语的文化信息。例如：文艺复兴（theRenaissance），辛亥革命(the1911 Revolution against Qing Dynasty)等

3.6 替换。替换指在保留原文交际意义的基础上，用译语中某个概念意义不同但文化意义相近的词语代换原文词语的方法，即用译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取代源语中带有文化色彩的词。如：to1aughoff one's head (笑掉大牙)；1ead a dog's 1ife (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挥金如土 (to spend money 1ike water)；力大如牛(as strong as a horse)。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信息体现于语言之中。翻译作为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活动，传达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信息。在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字面信息的基础上，有效地传递文化信息是翻译的首要任务。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说：“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的文化人。人们都说：他必须掌握两种语言，确实如此；但是，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谁也无法真正掌握语言。”翻译实际上就是文化翻译。

参考文献

[1] 白靖宇文化与翻译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 陈宏薇，李亚丹.新编汉英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 邓炎昌，刘润清．语言 与文化 [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9

翻译论文篇2

1998年，马祖毅出版的《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也有大量涉及翻译文学的内容。1989年，陈玉刚等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稿》出版，这可以算作是第一部翻译文学的专著。1998年，郭延礼著《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更加系统地介绍了近代的翻译文学。但这些著作都只是对翻译史的研究，并没有对翻译文学这一概念进行理论阐述。1999年谢天振出版了《译介学》一书，第一次明确地指出了把翻译文学的定义、性质、归属等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来进行研究。自那以后，中国翻译界和文学界展开了对翻译文学的学术争鸣和理论构建。王向远认为：“翻译文学”指的是将原作转换为另外一种语言的文本，所形成的新的作品文本。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状态和延伸方式。“翻译文学”作为一个行为过程，是“文学翻译”；作为最终结果，是“翻译文学”[1]。

佘协斌通过对比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分析了翻译文学的性质问题。他指出，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是两个关系密切但并不相同的概念，相同点是二者都与文学及翻译有关，都涉及原作者与译者；不同点是二者的定义与性质各异：文学翻译定性于原作的性质，即外国（或古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的翻译，与之相对照的是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品的翻译。翻译文学则是文学的一种存在形式，定性于译品的质量、水平与影响[2]。谢天振则认为，翻译文学指的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汉译外国文学作品”。他还指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的承载体—把外国文学“载运”（介绍）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翻译文学是外国文学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是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区别于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3]。尽管学者们研究的视角和侧重点不同，翻译文学的性质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具备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二是具备翻译作品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的归属之争是近年来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的一大热点。关于这一问题，观点不外乎两种：一是认为翻译文学应被视为译出语文学的一部分，归属于外国文学；二是认为翻译文学应被视为译入语文学的一部分，归属于本国文学。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有施蛰存，他在《翻译文学集》导言的附记中说过：“最初有人怀疑：翻译作品也是中国近代文学吗？当然不是。”显然，施先生认为翻译文学不应属于译语文学也认为，不应将翻译文学定位在民族文学之中，其原因有四。

第一，译作本身所表现的思想内容、美学品格、价值取向、情感依归等等均未被全然民族化。

第二，这种观点无法妥善安顿原作者的位置。

第三，这种观点也不能妥善安顿翻译家的位置。

第四，从理论上说，这种观点是对翻译文学的民族性特征的片面放大[3]。然而，这一观点却遭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谢天振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一性质，指出翻译文学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而是本国文学的一部分。“文学翻译史一种在本土文学语境中的文化改写或文化协商行为……译者作为两种文化的中介，经过他解读、价值评判、改造、变通等文化协商的结果—译作，已不复是原来意义上的外国文学作品。”[1]基于此，他明确指出：“翻译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学面貌，融入到民族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与创作文学一起共同构建了民族文学的空间，因此，它们理应在民族文学史上拥有自己的位置。”[1]佘协斌从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出发，分析了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实际上是译作与原作的关系：原作属于外国文学，译作属于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是文学作品的一种独立存在的形式，它不再属于外国文学范畴，而是应该属于民族文学或国别文学范畴[2]。

翻译论文篇3

摘要:中国古典诗词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因此,将其译成英文一直是东西方译者的乐趣所在。实际上,自十八世纪起,已有部分中国古诗词被不同的译者以不同的方法译成了英文。文章试图从“期待视野”的角度来论证直译法在英译中国古诗词中的优势和可取性。

一、引言

中国是诗的王国。那些传诵至今的古典诗词,短小凝练、含蓄隽用,可谓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因此,东西方译者都很醉心于将其进行译介。早在18世纪,WilliamJones翻译了《诗经》中部分诗歌。19世纪后,JamesLegge、H.A.Giles、ArthurWaley、EzraPound、WitterBynner和KennethRexroth等都进行了中国古诗英译实践,而华人世界中也涌现了如杨宪益、许渊冲、叶维廉、余宝琳等译者。他们笔耕不辍,在各自的翻译观指导下译出了不少作品。同时,他们也形成了诸多流派,带来了多样化的翻译方法和策略。许渊冲将译诗派分为三派:以ArthurWaley为代表的直译派、H.A.Giles为代表的意译派和以EzraPound为代表的仿译派。而知名翻译理论家AndréLefevere则列举了主导翻译过程的七种译诗模式:音位翻译、直译、韵律翻译、散文体翻译、韵体翻译、无韵诗体翻译和解释性翻译。这些流派和翻译方法各有支持者。在本文中,笔者将从Jauss的“期待视野”角度来论证,直译法,即尽可能追随原文语境意义,寻求对等词语,忠实传递语意方法在英译中国古诗词中的优势和可取性。

二、Jauss的“期待视野”理论

Jauss的“期待视野”指的是阅读一部作品时读者们的文学阅读经验构成的思维定向或先在结构,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审美趣味,同时也包括他们的直觉能力和接受水平等。读者带着这种期待进入阅读过程,并在阅读中实现、修正或改变这些期待。在阅读中,若新作品和读者既定的期待视野一致,读者想要得到熟识美的愿望可以实现,但也会产生失望情绪,不能获得审美感受。而当这两者出现不一致,即读者的阅读感受超出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那么,新作品就可以丰富和拓展读者的文学视野:一方面,作品会唤醒原来的阅读记忆并利用原先的知识结构来帮助阅读活动的进行,同时激发读者开放某种特定的接受趋向,使读者对新的作品产生期待态度;另一方面,新的知识会进入读者的知识结构对原先的知识记忆进行修改、调整使阅读继续深入下去,同时使读者的期待视野在阅读过程中做出不断的变化和调整,并重建新的期待视野。姚斯认为每一次对创新作品的接受都会否定先前的接受经验,由新经验产生新的接受意识,这就造成了视野变化。所以,期待视野不但因人而异,而且还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接受美学的诞生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不仅在文学研究领域掀起巨大波澜,在翻译界也引起了极大反响,还为翻译研究开辟新天地提供了卓越指南。所以,子理论之一“期待视野”理论也可指导各种翻译实践,包括中国古诗歌词曲的英译。

三、“期待视野”角度的古诗词直译法之优势和可取性

根据“期待视野”理论,当一部作品的欣赏和读者的期待视野一致时,读者能够得到熟识的美,但也会产生失望情绪。这样看来,若一首古诗英译版本的阅读不要求读者转向新的视野,那么它固然能得到理解甚至满足读者想看到熟悉句法、措辞或意象的愿望,却也只止于此,而且还会让他们感到失望,兴趣尽失。所以,当许渊冲将译诗纳入传统英诗规范,并选取英语民族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将《竹枝词》中“道是无情却有情”意译为“asdeepinloveasthedayisfine”这样地道的英文时,虽然也得到了部分读者的肯定,但近一半的读者仍给予负面评价,并批评这种表达方式为“陈词滥调”(cliché)及“庸俗的摇滚歌词”(badRockandRollballad),至于致使某些读者联想到“as…asthedayislong”,则属于标准的陈词滥调……与此相反,当翻译家Jac-quesDars直面差别,大胆采用直译法,将《水浒传》中的“张天师”和“天子”译为“天之师”和“天之子”,而非意译归化为“道教之师”和“皇帝”时,他的译作深受法国读者欢迎,也得到了译评家的肯定,其原因就在于译作反映了超出当地读者期待视野的中国历史和文明。以上两例一定程度上说明:“文学中如果只能见到我们‘已知熟悉’的东西,那文学就是‘空洞无物’的。另一点上,如果我们读到熟悉的领域也有兴趣,只是因为‘它导致一个不熟悉的新方向’”。因此,译者若想引起英语读者的兴趣,就必须拉开自己与读者审美期待间的距离,为读者呈现“未知陌生”的东西,或者“引导一个不熟悉的方向”。而众所周知,中英文属不同的语系,差异甚大。诗歌,作为两种语言中的精华形式,更存在着巨大差异。叶维廉就指出,和西方诗歌比起来,中国诗歌中的事物直接而具体地演出而超越了分析性和演绎性;物与物、人与物和人与人之间的介质没有限制,它们之间处于自由的关联之中。丛滋杭则发现,中国诗歌含蓄凝练,借物抒情却流情于“漫不经心的客观描写”中,还常使用“互文”(为了避免词语单调重复,行文时交替使用同义词;或处于字数约束,把两个事物在上下文中只出现一个而省略另一个)和“列锦”(全部用名词或名词性短语,经过选择组合,巧妙地排列在一起,构成声都可感的图像,用以烘托气氛,创造意境,表达情感的一种修辞手法)。以上几点都是中国古诗词特有的,是英语国家读者“未知的陌生的”,超出其期待视野的地方,也是引起其兴趣引导阅读的关键。

所以,这些因素直接的原始的呈现应是译者在翻译中追求的目标。那么,如何才能做到呢?笔者将通过分析《江雪》后两行的三个译本来显示直译即AndréLefevere文中提到的“尽可能追随原文语境意义,寻求对等词语,忠实传递语意”方法的优势所在。AlonelyfishermanafloatIsfishingsnowinlonelyboat[1]183.(许渊冲译)Aboat.AnoldmaninstrawraincoatAloneinthesnow,fishing

inthefreezingriver.(KennethRexroth译)Singleboat.Bamboo-leavedcape.Anoldman.Fishingalone.Ice-river.Snow.(叶维廉译)据马红军引述,许渊冲属意译派分支诗派,KennethRexroth属仿译派分支改译派,而叶维廉的译文无疑是直译法的产物。哪个版本更直接原始地呈现了原诗的内容风貌呢?众所周知,译文原文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十字便成一幅洁诗意的山水画,但画内物与物,人与物的位置关系却因人而异。“孤舟”、“蓑笠翁”与“江”的关系具有多种可能性:人可在船内或船外;人可在江上或江边;船可泊在江边或江心。这正是叶维廉所谓的“物与物、人与物之间处于自由的关联之中”,是超出英语国家读者期待视野之处。相比之下,许和Rexroth的译文因多少排除了其他空间关系的可能性而未能充分传达原文的多重性:前者通过“afloat”和“in”明确指出,人在船内,在江上;后者则通过“in”明确人在江上。惟独叶的直译译文保留了原诗的空间弹性。另外,虽然很多读者都认为,诗人描绘独钓的老翁意在表达自己的清高孤傲,可这终究只是读者的解读,即便他的确用意于此,他也是流情于“漫不经心的客观描写”中。这种未说已道的含蓄美,是中国历代诗人一直追求的。清代的吴景旭在《历代诗话》中说:“凡诗恶浅陋而贵含蓄,浅露则陋,含蓄则旨,令人再三咀而又余味。”相反,张法指出,西方诗歌向来就有“纵情任我以净化”的传统,即强调情感的宣泄和诗人自我情感的表达。因此,中文原诗的含蓄,超出了英语国家读者的期待视野,将会带给他们独特的阅读经验,非常有必要在译文中表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说,许的两个“lonely”决非含情于物。再者,原文的句法关系也很有弹性。

读者可认为作者在后半句使用了列锦手法,即“独钓”是一景,“寒江雪”是一景,两者并置,也可视“钓”为动词,担任本句的谓语,那么“独钓寒江雪”就成了叙事了。既然诗人并未指明,何不采像叶一样用直译法使用原诗形式和最接近的对等词语,同时达到译出形式和保留意义多重性的双重效果呢?笔者这番分析无意进行价值判断,比较孰优孰劣,但无疑,由前可见,在直接地原始地呈现原诗的内容风貌从而使译作超出读者期待视野方面,直译法是有优势的是可取的。另外,直译法的可取性还体现在“期待视野”能够通过阅读进行变化,能够因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特性上。Jauss认为,每一次对创新作品的接受都会否定先前的接受经验,由新经验产生新的接受意识,这就造成了视野的变化。可见,每一部新诗歌译作进入读者的阅读后,都能给阅读者带来新的视野,为未来诗歌的阅读打下基础。这种视野的更新和阅读基础的加深与阅读同在,只要阅读在继续,更新就在继续。以EzraPound为例。1913年左右,Pound还在欣喜于自己的诗学主张和费氏手稿中有关中国象形文字的表述及中国诗注重意向的表现形式以及使用意向并置和叠加而造成的蒙太奇效果不谋而合,并开始使用批评家LawrenceW.Chisolm称为“脱体法”的诗歌手法来译介中国的古诗词,到了1915年,他就出版了《华夏集》,获得好评,并引发了新诗运动中的中国风,其风之盛直接导致1913到1923年十年间,“中国诗的翻译和创作占据第一位”。与此同时,意象主义大风也盛行于美国诗坛,间接促成诸如《红色小推车》等著名意象派诗歌的生成。

显而易见,这十年间,美国的诗歌读者、译者和诗人的期待视野已经发生了变法,否则,其他译者如何能欣赏并翻译其他的中国古诗歌,其他诗人如何能创作出类似于中国诗歌的鲜明意象并置的意象派新诗,而此类的诗歌又如何能够盛行?可见,Pound超出当时读者期待视野的翻译对象和翻译手法,不仅更新了当时当地读者的期待视野,从更高的层次上来说,还“丰富了英语诗歌,就像EdwardFitzgerald的《鲁拜集》丰富发展了英语诗歌一样。”这种视野的变化和诗歌的丰富不仅体现在诗歌形式和表现手法的更新和接受上,还体现在英语国家读者对中国古诗歌的了解深化上。1984年4月26日,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中国并参加李先念在北京举行欢迎宴会时说:Manycenturiesago,WangPo,afamousChinesepoet-philosopher,wrote,“Althoughweresideinfarcornersoftheworld,havingagoodfriendisakintohavingagoodneighbor.”如果说王勃之名在18世纪时还未进入英语国家读者的视野,那么,经过长期的交流后,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这一名句的英语译文、文化内涵和使用场合在美国读者中,或至少在总统身边的顾问中,一定是有了群众基础。不然,他何以能在祝酒这一场合使用如此贴切的诗文来表达友谊的习惯并拉近双方距离?虽然笔者所趣,深疑笑病症”(《忆江东旧游四十韵寄宣武李尚书》);“高踪非隐遁,下界即狂颠”(《戊午年感事书怀一百韵寄献太原裴令公淮南李相公汉南李仆射宣武李尚书》);“喜是狂奴态,羞为老婢声”(《酬郑司直见寄》;“新知多俊彦,旧态祗狂奴”[((《投宛陵裴尚书二十韵》)。在“狂”这一点上,张祜特推崇李白,“古来名下岂虚为,李白癫狂自称时”(《偶题》),“问余曰张祜,尔则狂者乎”(《梦李白》)?狂与傲又往往是难以分开的,所以我们又能看到其傲世独立的一面。他喜欢常用阮籍“青白眼事”,或表示喜逢知己“相逢青眼日,相叹白头时”,(《喜王子载活旧》);或自喻杰才“白衣逢圣主,青眼赖时英”(《戊午年寓兴二十韵》);或盼望遇知己获识用“诸侯青眼用,御史紫衣荣”(《赠王昌涉俟御》),“礼宾青眼色,忧国白髭须”(《献太原裴相公二十韵》)。张祜爱用这个典故,可见他骨子里还是欣赏阮籍“傲”骨的。张祜的狂常常是与酒相伴的,如“十年狂是酒,一世癖缘诗”(《闲居作五首》其一),“寂寞春风意未降,酒狂诗癖旧无双”(《所居即事六首》其四),“大笑俯尘甑,高歌笑酒盆”(《江南杂题三十首》其二十五),对于张祜来说,喝酒须醉,方能尽兴。如“余生唯爱酒,师长是山翁。定葬糟丘下,须沉酿瓮中”(《江南杂题三十首》其二十),“翻思在朝市,终日醉醺醺”(《题润州金山寺》),“日暮空斋对小溪,远村归岸醉如泥”(《所居即事六首》其二)。他的这种“醉”已不具有魏晋人的逸兴,盛唐人的豪迈,更多是中晚唐人的痛苦和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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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张祜的狂和傲是由内而外张扬自我的话,那么他的醉又是由外而内自我麻醉的结果,二者在情绪方向是相反的。实际上张祜在赞扬李白的同时,在政治遇挫后又存在否定自己观点的一面,“笑命诗思苦,莫信狂李白。於狂是空竦,於仙是遐谪”(《旅次岳州呈徐员外》)。可见张祜狂也罢,醉也罢,更多的是悲愤,而不是潇洒。在这个意义上,二者又是统一的。综上可知,张祜赋予自我形象是多重角色。而作品的艺术形象和作家的个性往往是密不可分的.张祜性格应该是感性的,情绪落差会非常大。我们还可以从其它方面得到佐证,如他喜欢用差异非常大的数字作对比来塑造鲜明意象,“下来千里峡,入云一条天”(《送曾黯游夔州》),“江连万里海,峡入一条天”(《送杨秀才往夔州》)表现夔州的宏阔与险峻;“行却江南路几千,归来不把一文钱”(《感归》)来描写出自己的悲辛与寒酸;“晴空一鸟渡,万里秋江碧”(《西江行》)来描写出西江的净阔与雅静;最为人熟知的《宫词二首》其一“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来体现出宫女离家之遥远,幽闭之长久等,这也许会对我们加深了解其在诗歌中展示的自我形象有一定的帮助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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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增学.唐代诗人张祜评传[J].邢台学院学报,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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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论文篇4

关键词：厚翻译；儒林外史；杨宪益；注释

《儒林外史》英译本是由杨宪益夫妇翻译并对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媒介之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有的表达方式及文化现象，使西方人深度了解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本论文抓住了The Scholars 的厚翻译特色，证明了厚翻译在杨宪益夫妇《儒林外史》译本中的合理性及价值，并探讨了厚翻译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一、厚翻译简介

“厚翻译”理论是由阿皮亚在1993年完成的《厚翻译》一文中针对非洲的口头文学英译研究而提出的。他认为全球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对翻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两种文化中的两种语言很难找到完全对等的字面意义，缺少文化背景知识的介绍会造成译者及目的语读者的理解障碍。在分析了话语理解的过程及翻译存在的障碍之后，他提出了“厚翻译”理论，旨在目标语读者能够充分理解源语作品，并且在目标语文化中起到其文本在其源语言文化中同样的意识形态作用。

阿皮亚认为，只有采用厚翻译的方法，在译本中添加注释或术语注解，才能体现出源语言丰富及深厚的语言文化语境。厚翻译的表现形式为序言、案语、附笔、文内释义、文外说明、脚注、尾注等。其目的在于为读者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信息，便于读者理解及鉴赏（周方珠，2011）。

二、《儒林外史》英译中的厚翻译表现

杨宪益翻译的《儒林外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英译全译本，其中有较多的“厚翻译”手段的使用。在译本中，厚翻译表现形式为文内释义、文外注释及补充材料。

（一）文内释义

文内释义主要是指译者对可能造成译者及读者理解障碍的文化特指项在译语文本内进行阐释。

1.两公子认得是同乡鲁编修家里来的管家，问道：“你老爷是几时来家的？”管家道：告假回家，尚未曾到。（第十章， 1999：242）

They recognized him as the servant of Mr.Lu， a compiler of the Han Lin Academy who came from their district.When did your master return？ ”they asked.“He has asked for leave and is on his way home.” （杨宪益， 1999：243）

从字面意义上，“compiler”是指对百科全书进行编辑和写作的人。在宋朝，“编修”是一种官职，主要是记录一个朝代中的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变化的书。明清时期，枢密院也设有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杨宪益在译文中添加注释性信息为读者提供了相关的背景信息，使读者了解“鲁编修”的社会身份。

2.骂毕，扬长上了轿，行李和小厮跟着，一哄去了。船家眼睁睁看着他走去了。（第六章， 1999：158）

After more curses he swaggered to his sedan-chair， followed by the servants and luggage.He left the boatmen gaping----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杨宪益， 1999：159）

严贡生假装声称云片糕是他的救命药，而这药却被掌舵的吃了，威胁带他去衙门。其他掌舵见此情景帮他求情，严贡生故意勉为其难地不与他计较。杨宪益在源语文本后加入了解释性信息“for he had gone off without paying for the trip”，进一步向目标语读者解释严贡生的真正用意所在，即他不愿意给船费而故意为难掌舵。从中，可以看出，严贡生贪婪、粗暴、势利的本质，从侧面反映了下层民众，船夫们的身份卑微及对恶势力的无奈。

（二） 文外注释

一般情况下，注释分为尾注和脚注。因为杨宪益英译本有不同版本，注释表现形式既有尾注也有脚注，所以，在本文中，笔者统称之为注释。在译本中，译者共添加74个注释，包括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传统习俗和典故等。

1.……太祖大怒， 发往和州守余阙墓去了。（第一章， 1991：26）

...until the emperor in anger had banished him to Hezhou to look after the grave of Yu Que.（杨宪益， 1991：27）

Note： A general who defended Hezhou for the last emperor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was killed in battle by Zhu Yuanzhang’s troops.Since Wei Shu， a minister of the Yuan Dynasty， had surrendered to the first emperor of Ming， this punishment was a reminder to him that he had proved disloyal to his former master.

从译文中，读者很难理解为什么当余阙在太祖面前自称老臣，太祖会非常生气。没有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的补充，读者不会明白源文的真正意思。杨宪益通过加入文外注释，可以让读者更好地理解源文意思并了解中国历史事件。

2.王员外道：“只有头一句明白。‘功名夏后’， 是‘夏后氏五十而贡’， 我恰是五十岁登科的，这句验了。”（第七章， 1999：186）

“The first sentence is the only one I understand，”said Wang.“The Xia Dynasty students took the examinations at the age of fifty， and I have just passed at fifty too.That is right....” （杨宪益，1999：187）

Note： Wang has made a blunder.The allusion to the Xia Dynasty， taken from Mencius， referred to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夏后氏五十而贡”这个典故取自《孟子》一书，指的是夏朝的田赋制度。文中王惠理解为自己五十岁登科。译者在注释中解释了该典故的由来，直接告诉读者王惠的无知。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科举考试自身的矛盾性。科举考试是选拔人才的，但却产出这么多像王惠这样的无知、势利及自私的人。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讽刺，即严格的科举考试衍生出很多没有真才实学却爱卖弄才学的人。

（三）补充材料

译者在译本的前页添加了主要人物名单，在译文后页添加了附录，供读者参考。

杨宪益按姓名的首字母顺序进行排序列出了68位主要人物，并在后面补充人物的社会头衔及相关的人物关系。译者用了音译和直译的方法翻译出这个名单。例如：Chang Chin-chai，landlord in Fan Chin’s district Chou Chin， poor teacher， later commissioner of education and chief examiner Chu Chin-yu， son of the perfect of Nanchang， Fan Chin’s secretary Chang Chun-min （Iron-armed Chang）， swordsman and charlatan Yu Yu-ta，senior licentiate， tutor of Hueicbi Pefectual College Yu Yu-chung， licentiate， brother of Yu Yu-ta （Wu Ching-Tzu， 1973：7-8）。

除此之外，译者在文后加入关于科举考试系统及社会头衔的翻译对照附录，分析了科举考试与社会头衔之间的关系，如“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were the narrow path by which the sons of landowners entered politics.At one end of this path were the scholars studying the art of writing paku essays， at the other end the official posts for different grades of graduates.” （Wu Ching-Tzu， 1973： 603）。译者在翻译关于科举考试及社会头衔的专有名词时，将中文名词放在后面，以便于读者学习了解中国文化并尊重中国文化。例如：“The examination system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in stages： the prefectural examination 院试； the provincial examination乡试； and the highest examinations comprising the metropolitan examination 会试，the test examination 复试 and the palace examination 殿试，as well as a final test at the imperial court.” （ibid）。

三、结束语

厚翻译提倡尊重源语文化（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向所谓发达国家展示世界文化的多样与复杂，引导他们去尊重未工业化社会的人们（高元梓，2011）。厚翻译理论在《儒林外史》中的使用无疑再次证明了该理论的实用性及价值。该理论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源语特征，成为传播源语文化的重要工具。

⒖嘉南祝

[1]Wu Jingzi.The Scholars[M].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73.

翻译论文篇5

作者：卢立程 单位：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法律文本经常使用正式词汇、抽象名词、拉丁语、常用词汇不常用的含义、古语和术语行话;而且采用大量的复杂句，且遵循一套系统的标准结构。因此，在法律翻译中，译者往往采用直译的策略。但正如上文所说，由于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法律之间存在一定的不可通约性，这就要求译者必须进行创造性翻译。以往对法律翻译创造性叛逆的研究虽然指出了创造性叛逆的必要性，但其译文例子均选自不同法律法规的译文，零散拼凑，难以让读者获得对法律翻译创造性叛逆的整体认识。［6］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本文选取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英译本作为语料，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创造性叛逆在法律翻译中的客观存在和表现形式。1．词汇上的创造性叛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英译本中，词汇上的创造性叛逆主要体现为词语增减、词性转换以及肯否定转换。例1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4条)Wherethedebtorwaiveditscreditor’srightagainstathirdpartythatwasdueorassigneditspropertywithoutreward，therebyharmingthecreditor，thecreditormaypetitionthePeople’sCourtforcancellationofthedebtor’sact．［8］12翻译中增加词语能够把原文字里行间或上下文语境中隐含的意思清楚地表达出来，有助于实现译文文本的目的［7］。在法律翻译中，由于两种语言表达上的差异，译者在保证原文信息准确传达的前提下，还要考虑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因此，为了让译入语读者更好地接受译文，准确传达信息，译者在翻译中有时也可以增加一些词语。在例1中，原文的上下文语境中隐含着“除债务人和债权人以外的第三人”的意思，所以在译文中，译者有意增加了”againstathirdparty”，使英语读者对该法律条文的理解更加准确。例2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0条)Acontractshallbeinwritingifarelevantlaworadministrativeregulationsorequires．Acontractshallbeinwritingifthepartieshavesoagreed．［8］3有时候，原文的某些词语无须翻译出来。理由是，省略的内容在上下文语境中已有体现，或省略后译文更加精炼，更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在例2中，译者用两个“so”代替了原文的两个“采用书面形式”，在准确传达原文信息的同时，避免了在同一个句子中多次出现“inwriting”。例3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且没有通知债务人，致使履行债务发生困难的，债务人可以中止履行或者将标的物提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0条)Whereaftereffectingcombination，division，orchangeofdomicile，thecreditorfailedtonotifythedebtor，therebymakingitdifficulttorenderperformance，thedebtormaysuspenditsperformanceorplacethetargetedmatterinescrow．［8］12如果说词语增减体现出来的创造性叛逆相对有限的话，那么法律翻译中词性转换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则明显得多。例如，汉英两种语言在词性分类上大体相同，但在词类上未必对应。汉语中的一个名词在英语中也许找不到同为名词的对应词。因此，在翻译成英语时可以转换成另一词性。［2］74动词和名词的转换是最常见的一种词性转换。由于汉语倾向于使用动词，而英语倾向于使用名词，所以在法律翻译中，汉语的动词结构，往往会翻译成英语的名词结构。在例3中，原文的“分立”“合并”和“变更”等三个动词被分别译成了名词combination，division和change，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例4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6条)Whereacontractistobeconcludedinwritingasrequiredbytherelevantlaworadministrativeregulationorasagreedbytheparties，ifthepartiesfailedtoconcludethecontractinwritingbutonepartyhasperformeditsmainobligationandtheotherpartyhasacceptedtheperformance，thecontractisformed．［8］6对于汉语法律条文中经常出现的“不……”或“未……”等表达(如上例)，很多人可能会直接译为英语的否定表达“donot”，但现实中英语法律条文多采用肯定形式的failtodo来表达否定功能。因此，翻译汉语法律条文中的“不……”或“未……”等表达时，译者常常会进行肯定和否定的转换，以符合英语法律文本的表达习惯。2．句法上的创造性叛逆翻译界的学者们一直在为直译与意译孰优孰劣争论不休，但在法律领域却基本一致，那就是法律翻译应提倡直译。直译，体现在句法上，就是必须忠实于原文的句子结构。Coode将法律条文分成四个构成部分:情形、条件、法律主体和法律行为，并且认为法律条件句中各个成分的顺序是不可颠倒的，译文只需完全复制原文的句子结构和顺序即可。［9］。

Coode总结出来的法律条文的句子结构和顺序可以表示如下:情形条件法律主体法律行为［10］例5当事人订立合同后分立的，除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以外，由分立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90条)Whereapartysplitsaftertheexecutionofthecontract，unlessthecreditorandthedebtorstipulateotherwise，thelegalpersonsortheorganizationsarisingfromthesplitshallenjoyjointandseveralcreditor’srightsunderthecontractandassumejointandseveralliabilitiesunderthecontract．［8］14根据Coode的分析模式，例5的句子结构可以划分成以下几个部分:情形:Whereapartysplitsaftertheexecutionofthecontract，条件:unlessthecreditorandthedebtorstipulateotherwise，法律主体:thelegalpersonsortheorganizationsarisingfromthesplit法律行为:shallenjoyjointandseveralcreditors’rightsunderthecontractandassumejointandseveralliabilitiesunderthecontract．然而，由于汉英语言上的差异，在一部法律法规的翻译中，始终遵循这个句子结构和顺序有时会出现困难。此外，不管汉语的定语有多长，其总是位于所修饰的中心名词前面。而在英语中，除了可以用单个的词语充当定语成分外，还可以用分词短语、后置定语或者定语从句来修饰中心名词。这些特征都要求译者在法律翻译中进行句法上的创造性叛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英译本中，句法上的创造性叛逆主要表现为句子结构的调整。例6标的物为数物，其中一物不符合约定的，受买人可以就该物解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65条)Ifatargetedmatteriscomposedofseveralobjectsandoneofthemfailstomeetthecontractedrequirements，thebuyermaydissolvethepartofthecontractinconnectionwiththatobject．如果按照Coode的分析模式，例6的译文应该表达为:Whenatargetedmatteriscomposedofseveralobjects，ifoneofthemfailstomeetthecontractedrequirements，thebuyermaydissolvethepartofthecontractinconnectionwiththatobject．［8］26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英译本中，译者有意使用了一个不同于Coode分析模式的句子结构，避免了重复使用同一结构而造成的单调和乏味。例7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条)Anagreementconcerninganypersonalrelationshipsuchasmarriage，adoption，guardianship，etc．shallbegovernedbyotherapplicablelaws．［8］2有时候，为了更好地传达原意，获得更好的接受效果，法律翻译中的译文句子结构和原文句子结构并不一致。在例7中，“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在原文中充当定语，修饰后面的名词“协议”，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如果按照这个句子结构进行直译，那么译文中agreement前面就会出现一连串的修饰语，不仅不够精炼，还可能影响读者的理解，所以译者选用了后置短语来修饰agreement，使句子结构和意思均清晰明了。

总而言之，在法律翻译中，创造性叛逆与忠实的翻译策略并不冲突，两者相辅相成。当原文和译文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译者无法采取忠实的翻译策略，或者采用忠实的翻译策略效果不够理想时，创造性叛逆便为译者提供了另一条出路。虽然法律文本的权威性和精确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译者创造性发挥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就不重要。翻译，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应用翻译，都是译者创造性的劳动。既然是创造性的劳动，那么创造性叛逆就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当然，法律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不是随意的，没有限制的。译者不能为了创造性叛逆而进行创造性叛逆。说到底，创造性叛逆必须是为了更准确更精炼地表达法律文本的原意，使译文更容易被译入语读者接受，从而更好地实现交流目的。

翻译论文篇6

1、加字法

即在单音节词前或后加字，使之成为包含这个语素的双音节词或短语。

例：天下事有难易乎？(《为学》)

--天下的事情有困难和容易之分吗？

2、替换法

有些词，在古书里常用，但在现代汉语里已不用或不常用，或者有些词所表达的意思古今说法不一样，这就要用今天的说法去置换古代的说法。

例：将兵与备并力逆操(《赤壁之战》)

“将”换成”率领”，”并”换成”合”，”逆”换成”迎战”。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游褒禅山记》)

“瑰”换成了”珍贵”，”观”换成了”景象”。

3、拆分法

有些词在文言文中使用，在现代汉语中也使用，但词义已发生变化，有的扩大缩小了，有的已发生了转移，这时翻译的时候就要使用拆分法。

例：率妻子儿女来此绝境。(《桃花源记》)

“妻子”在这里就要拆分成”妻子儿女”。

4、补充法

文言文中有较多的省略成分，在翻译时要将原文省略句中省略的成分增补出来，使句意完整，然后再翻译。

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促织》)

“以一头进”前省略了主语”华阴令”，”试使斗”前省略了”上官”，”才”前省略了”促织”，”责”后省略了宾语”之”，翻译时要补上再翻译。

5、转述法

用符合现代汉语习惯的词语来表述用了某种修辞格的词语。

例：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五人墓碑记》)

“缙绅”是古代大臣上朝将手板插在腰带里，这里是借代用法，译为”做官的人”。

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过秦论》)

“云”、”响”、”景”都是比喻用法，要译为”像云一样地”“像回声一样地”“像影子一样地”。

6、保留法

古文中的专名如人名、地名、年号、国名、官职名、朝代名等一律照抄，不必翻译。

例：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指南录》后序)

这里除了”予”、”除”之外，都可保留不译。

7、删略法

指删去那些只起语法作用而没有实在意义的虚词，或某些表敬称或谦称的词。

例：战于长勺，公将鼓之。(《曹刿论战》)

句中的”之”是个音节助词，可不译出来。

张良曰：”谨诺。”(《赤壁之战》)

句中的”谨”表谦称，也可删去不译。

8、调序法

古汉语中句子成分的位置与现代汉语有一些不同之处，常构成倒装句，应调整成合乎现代汉语的规范句序后再翻译。

例：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信陵君窃符救赵》)

这既是一个谓语前置句，又是一个宾语前置句，翻译时谓语和宾语都必须回到它们应有的位置上，可译成”您关心别人困难的品行表现在哪里呢？”

9、变通法

主要用在直译后很别扭，或根本就无法直译之处。

例如：”秋毫不敢有所近”一句，直译为”连秋天里鸟兽的毛也不敢接近”，这话读起来不顺，听起来别扭，如果变通一下，译为”连最细小的东西都不敢占为已有”意思就明白多了。

10、点义法

古人在文中好用典故，翻译时不必将典故照抄出来，只需点明典故在此的含义即可。

例如：谭嗣同对梁启超说：”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析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这句话中提到了程婴等四个人，翻译时无法把他们的故事也放进去，但如果全部删去则又影响文意，这时翻译出该典故在这里的含义--我要像杵臼、西乡那样为维新变法这个理想而死，以报答皇上；您要像程婴、月照那样为维新变法这个理想而出走，以图谋将来--就可以了。

11、凝缩法

对古文殊的语言现象--互文见义，互文同义这些用了繁笔的文句翻译时要加以还原，用简笔的形式翻译。

例：通五经，贯六艺(《张衡传》)

这是互文同义，可译为：”精通五经六艺。”

12、扩充浓缩法

古文中有些句子言简而意丰，有些句子言繁而意单，对这些句子就可用扩充或浓缩的办法来翻译它。

例：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论积贮疏》)

翻译论文篇7

1. 引言

语言与文化关系密切。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深深根植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翻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而且是一种深层的跨文化交流活动。面对这样的跨文化活动，译者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平衡两种语言文化关系，避免走向极端，对源语的文化内容或因素进行有效的传译。文化的翻译与源语折射的意图的翻译是建立于对源语和译语两种文化进行深入细致地对比研究的基础上，是充分考虑两种语言文化之后的选择。如何选择译语需要我们对双语的文化等要素进行推理，以获得合理的文化关联，以顺应为手段在动态的翻译过程中选择和优化最佳的语言表达。本文讨论运用关联原则，以获得双语文化的最佳关联认知效果，使译语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文化源语效应。

2. 文化关联与文化翻译

2.1 文化翻译的关联与推理

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交际的目的也就是交际者的意图和听者的期待。（Gutt, 1991：47；赵彦春，2005：114）本文根据斯波伯和威尔逊的关联论与维绪尔伦的顺应论（Verschueren, 2004：63）建构了关联顺应理论，把翻译看作是一个语际间的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的阐释活动，是大脑机制的推理过程，是一种不同语言在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等多维度的交际活动。关联论通过明示—推理—顺应—选择给译文提供最佳的语境效果。据关联理论的翻译观，译者应首先根据自己的认知语境对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和受体的期待进行理想化的语境假设，然后进行语码选择。在翻译载有含意的话语时，在确定译文读者的认知语境能够接受和理解原文的含意，译者应尽量采取直译将原文话语中的形象和文化特征传达出来，而将含意留给读者去推敲。例如：

（1）三月里刘熏宇君来信，说互生病了，而且是没有希望的病，医生说只好等日子了……想不到这么快互生就殁了！（朱自清《哀互生》）

译文：In March I heard from Mr. Liu Xunyu that Husheng was sick and hopelessly sick at that. The doctor said there was nothing he could do but to 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

“等日子”是汉语有的委婉语，即“不久于人世”，直译为“wait for the day to arrive”在上下文的关联下应能理解其语用含义。最后一句用了“How quickly the day had arrived!”来译“殁”字，与上文相呼应，保留源语含蓄的同时表达了源语的感叹语气。

文化关联与语言使用的语境密切关联。译者必须在动态的交往中关注交往干涉的各因素去理解文化和传递文化。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稳定固体，而是处于不断嬗变和演化的动态过程之中。文化的这种属性决定了语言文化、心理文化、制度文化等不同程度的变异特性。语言变体、民族文化心理、文化价值观、审美观念和文化习俗的逐渐变异都是文化动态性的具体形态。译者敏锐地抓住原文文本语言的各种变体差异是正确理解原文语言文化的关键。在译者与原文文本的对话中，译者的跨文化意识是译者理解和捕捉语言变体和文化流变的首要前提条件，这需要发挥译者的创新能力和还原能力，从而实现译者从跨语言的理解到跨文化的解读。译者在翻译时应通过文化语境进行关联顺应才能选择正确的词义，最大限度地进行译文的语言重构。

同时，为了获得最佳语境效果，译者必须力图灵活地使用各种翻译手法，例如归化、异化、注释或增添解释性等，顺应文化语境以获得与源语高度一致的翻译效果。

（2）“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蒲松龄《聊斋志异·卷二》）

译文：What I mean by love is not the love between gourds on the same vine, but the love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这里译者把“瓜葛之爱”译做“葫芦之爱”，这样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源语读者和译文读者虽付出一定的努力也难以获得最佳的语境假设与认知效果。此句可以意译为“the love between distant relatives”使读者获得最佳关联。

2.2 文化关联与文化传递

翻译的根本任务是传递不同语言的文化。文化传递与关联的认知过程可以描述为：源语文化的解码与关联——源语文化理解的解构与关联——源语与译语之间文化意义的关联与解析——文化的表达与传播。（曾文雄，2007：70）由于各个国家、民族的社会制度，自然环境，，民情风俗，思维方式，心理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语言隐含的文化内涵给翻译带来种种的障碍，甚至出现文化误读的可能性以及翻译中所谓的不可译性。这些文化的差异，使得源语的指称、语用和言内言外等方面几乎无法在译语找到合理的对应。虽然如此，完全将源语文化价值体系排除在外也是不可取的。对于文化成分的传递必须全面地综合考虑多层面的因素，并采取不同的对策，用译语为文化交流架起桥梁。译者必须在译语文化的背景下建构起一种相应的文化语境，取得与双语语篇合理的关联性，处理不相容的文化与文化冲突，寻求冲突的调节点。

（3）She is a fox.

译文1：她是个狐狸精。

译文2：她是只狐狸。

译文3：她是位时髦迷人的女郎。

中英文化中“狐狸”都可以与狡猾或诡计多端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当“狐狸”与女性联系时，汉语与英语具有不同的文化色彩。译者必须要有语用思维，对源语的文化进行推理，获得最佳的认知效果。若按照中国人的心理，把fox译做“狐狸精”，那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在英语中它指的是时髦迷人的女子；第二个译文看似忠实于原文，实际上容易引起误会，没有把真正的语用意义传递出来。在跨文化翻译中存在文学典故、、社会生活等文化词的翻译。译者若产生词义联想错误或缺乏适宜的文化意象，就难以避免出现错误或误译。

（4）Every family is said to have at least one skeleton in the cupboard.

译文：据说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都有自家丑事。

译文只是把源语的基本含义表达出来，不过失掉了原文的形象表达中所体现的修辞手段。若将其译为“据说，每户人家的壁橱里至少都藏有一具骷髅”虽把源语的意象表达出来，却未能很好表达其意义，这可能会给不熟悉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带来理解的困难。我们可以把源语译为 “常言道：壁橱里藏骷髅，家丑事家家有。”这样可以把源语的表象与意义表达出来。为此，文化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和不可逾越的。只要译者通过的认知思

维去解读源语，尽可能平衡原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认知差异，运用翻译技巧，突破语言和超越语言因素的制约，就可以实现跨文化翻译中的文化移植。

2.3 文化翻译的关联顺应策略

翻译策略上的选择主要取决于原作者和译者的交际意图。作为交际的翻译，对源语的理解和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依据的是关联—顺应性。成功的翻译是源语的交际目的与译语的读者的期待相吻合。

（Gutt, 2004：120；赵彦春，2005：114）在形式与传达源语的意图存在差异时，我们要根据交际目的进行取舍。文化信息的传译翻译是一个文化移植的过程。由于源语读者和译语读者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环境，同一信息由于接受者文化背景、价值观念、、道德规范、风俗礼仪等的不同，而会产生不同的认知。因此，关联理论要求译者具备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背景知识，尽可能挖掘文化内涵，达到准确的理解，用恰当的译语来重构原文信息，从而填补原文读者认知的空白。从跨文化交流的角度，我们把翻译原则归结为文化再现。“文化再现”首先指再现源语文化特色。鲁迅说翻译必须保持着原作者的“丰姿”，必须有“异国情调”，就是所谓“洋气”。所谓“异国情调”指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译语文化特色。译者必须忠实地把源语文化再现给译语读者，不得任意抹杀和损害源语文化色彩，力求保持源语文化的完整性和一致性。

（5）其形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秀目，顾盼神飞，唯两齿微露，似非佳相。（沈三白《浮生六劫》）

译文：Of a slender figure, she had drooping shoulders and a rather long neck, slim but not to the point of being skinny. Her eyebrows were arched and in her eyes was a look of quick intelligence and soft refinement. The only defect was that her two front teeth were slightly inclined forward, which was not a mark of good omen.（林语堂）

中国传统的美女在西方并不显得美，“两齿微露”似不祥之兆，可能也难被西方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字里行间的信息，读者可以取得认知关联，获得足够的认知语境，推理出文化背后的含义。在可以获得相关的认知语境的前提下，显然译者应尽可能保持源语的文化特色，保持文化的源语效应，这有利于传递异域的文化。

（6）（赵辛楣）一肚皮的酒，几乎化成酸醋……（钱钟书《围城》）

译文1 ：The wine in Hsin-mei’s stomach turned to sour vinegar in his jealousy.

译文2：The considerable amount of wine Hsin-mei had consumed earlier was burning inside and make him sick with jealousy.

由于文化的差异，英美人很难把醋与妒忌联系起来，若把“酸醋”像译文1一样直译为“sour vinegar”，则起不到保留原文形象的作用，也无法让读者明白其真正的文化语用含义，因而改成“妒火中烧”较好。可见文化翻译并不是静态的，它关联到平衡双语的文化，不能不顾译语的文化特点而一味照搬源语的结构形式，进行“形式对等”的逐字死译。

翻译论文篇8

如何翻译中文医学论文成都军区总医院图书馆(610083)蒋吉清随着对外科技交流合作的扩大，我国的医务工作者参加国际学术性会议或在相应的国外刊物上的机会越来越多，这就要求必须用外语，特别是用英语进行写作或翻译。但对于许多医务工作者来说，论文的写作或翻译难以达到比较标准的水平，甚至还存在一些原则性错误。这些问题无疑会影响学术交流与合作.本文仅就如何翻译中文医学论文进行探讨，以帮助一些医务工作者提高英语应用能力和译文质量。

1.准确理解原文这是翻译论文的前提。特别译者在为他人翻译论文时，对原文理解得准确与否则关系重大。如果原文句子结构松散，语法关系不明确，或者在有语病的情况下，译者就必须反复推敲。唯有准确理解原文，才能准确表达原意.

2.弄清语法关系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弄清楚句子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语法关系。对于长句则要泛读并了解句子大意，然后分析句子类型，再确定主语、谓语、宾语及句子的其它成分，最终组成一个意思明确、层次清楚的完整句子。

3.正确选词医学论文虽不比文学作品讲究人物个性、语言形象、艺术风格而对翻译提出较高医学情报工作1997年第18卷第6期标准，但其科学性、严肃性要求翻译准确无误;而且医学英语具有词汇量大、同义词多等特点，这一切决定了医学论文中译英正确选词的重要性。英语词汇意义在汉语里的对应程度有以下四种情况。一是英语中有些词所表示的意义在汉语中可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来表达，例如:tubereulosis(结核病)、geneties(遗传学)、isotope(同位素)、endoseope(内窥镜)等。二是英语中有些词与汉语中有些词在词义上只是部分对应，它们在意义上概括的范围有广狭之分，例如:phreatiewater和groundwater在词义上都可以指“地下水”;，但具体使用时，phreatiewater一般是指饱水带上部自由水面条件下的地下水(潜水);而groundwater则泛指地面以下的水，以区别于surfaeewater(地表水)。三是英语中有些词所表示的意义在汉语中还找不到最后确定的对应词来表示。这些词是近年来医学上出现的新词，翻译时就需要查考参照一些近期出版的医学词典，有时还需根据构词法的知识来加以确定。四是英语中有许多词一词多义，其表示的各个意义分别与汉语中几个不同的词或词组对应。多义词的具体意义，只有联系上下文才能确定，例如subject这个词一般的汉语词义为“题目”;、“问题”;、“学科”;、“科目”;、“原因”;、“理由”;、“隶属的”;、“受支配的”;，其它的词义还有“受治疗者”;、“受实验者”;、“实验材料”;、“解剖用的尸体”;等。反之，汉语中“出血”;一词，最常用的英语名词是“bleeding”;，实际上还可用hemorrhage或blood1055。

4.勺子各成分的排列组合限于篇幅，这里仅对汉语复合句的英译逻辑顺序作一介绍。汉语中表示因果关系或条件(假设)十结果的复合句一般是“因”;在前，“果”;在后，或条件(假设)在前，结果在后。而在英语中因果顺序、条件(假设)与结果顺序比较灵活，表示原因的从句和条件(假设)的从句的位置可以在主句之前，也可以在主句之后。例如:

翻译论文篇9

关键词： 文学翻译 归化还原增色―减色 陌生化技巧

国内翻译界借用西方文论研究翻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已取得瞩目的成果，但也存在相当程度的盲目性。译界普遍认同归化还原增色―减色法对文学翻译的指导意义，但就其产生的效果而言，这一翻译原则是否可视为对陌生化理论的适当运用，存在质疑。本文旨在对翻译研究中与陌生化理论的运用相关的某些误区和缺陷进行讨论，并以此为基础，探讨陌生化技巧在文学翻译中的可应用限度。

一、翻译原则的演变――直译与意译、归化与异化之争

传统译论视翻译为一种语言转换行为，是译文对原意的复制，强调“忠实”和“对等”。换言之，“忠实”和“对等”成了传统译论探索翻译实质的关键词。这一观念经反复灌输、强调甚至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并进而规范为“忠实是译者的天职”。此外，受传统文论中作者意图中心论和人文主义的普遍人性观导引，传统的翻译活动和翻译批评以是否忠实地直译作者的原意作为惟一目的和标准，由此原作和译作的关系也因此被认为是支配和被支配的关系。

随着对翻译现象的探索从语言文字层面提升到文化、历史、哲学等高度，翻译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对包括翻译的本质是什么等在内的一系列翻译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拓展。人们发现，在实际操作中越来越难以“忠实地直译”，尤其在涉及特定的文化现象时。于是，直译？还是意译？哪个更恰当便成了译界争论的焦点。

古今中外，自有翻译以来，就有了直译意译之争。但以往，翻译一直被看作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表层指称意义的转换。所谓直译(literal translation)或意译(free translation)都是针对源语语言形式的处理方法。“直译是在译入语中找到再现原文内容与主要意义、符合恰当原则，符合译入语规范的常规对应语”。“意译是为了不违反恰当原则在译入语中找到再现原文内容、符合译入语规范的非常规对应语”。直译和意译的区分是客观存在的，两者之间的争论从来就没有结果。实际上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直译的译文，也不可能有百分之百意译的译文。当译者意识到语言和文化不可分，“他处理的是个别的词，而他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时，文化必将成为翻译过程中首要考虑的问题。一旦文化被纳入现代翻译的视野中，直译意译之争就被归化和异化之争所取代。归化异化之争可以看作是直译意译之争的延续和扩展。

旷日持久的归化异化之争随着新原则的不断提出，愈演愈烈。其中辜正坤先生提出的“归化还原增色―减色”翻译法影响颇大。其基本原理是：汉语是描写性特强的语言；英语则是逻辑性特强的语言（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是所谓“形而上学思维的语言”）。因此，一首较平常的英语诗译成汉语后，往往要比原作更富于文采，这就是还原增色翻译；反之，汉英文学翻译可酌情采取还原减色翻译法。这一翻译原则是否可视为对陌生化技巧的运用，值得讨论。

二、“陌生化”理论的要义

“陌生化”理论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其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Shklovsky)认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体验对象的艺术构成的一种方式，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在他看来，文学创作要对所描写的对象进行艺术加工和处理，而陌生化作为艺术加工和处理必不可少的方法，可以增加对艺术形式感觉的难度，拉长审美欣赏的时间，从而达到延长审美过程的目的。艺术陌生化的前提是语言的陌生化。与“陌生化”话语相对的“自动化”话语，是指那些过分熟悉、已不再引起人们注意的语言。

陌生化与变形有联系，都是将习见的事物换一种样式呈现，以取得最佳艺术效应，但变形是指作家在构思中极大地调动想象力与创造力，以违反常规事理创造意象的方式。通过变形，作家往往能获得独创性的形象。如果说变形着重于“改变”事物常形来创造的话，陌生化则倾向于不用习见的“称谓”来描写事物，而以陌生的眼光把事物原原本本地具体描写出来，以产生一种奇特的新鲜感。例如，“柱子上挂着一个挂钟”，就是一种“自动化”的“称谓”写法，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可《红楼梦》以从未见过挂钟的农村老妪刘姥姥的陌生眼光来写王熙凤堂屋里的挂钟，收到了陌生化的效果。陌生化的心理基础是作家摆脱日常的“自动化”感觉，而以事物给人的第一刺激反应作为构思方式，所以它能激发读者的新奇感。

陌生化的关键是产生距离。“陌生化”理论重视接受者与表现客体之间的“距离”。什克洛夫斯基曾以列・托尔斯泰的创作为例揭示“距离”的审美意义。他认为，托尔斯泰最常用的手法，是他对事物视而不见，“像初次见到那样来描写事物，”其目的是给人一种“距离”感，使读者感受作家描写的新奇。欣赏者的新奇感是需要“距离”的，习见的东西不美，是因为“距离”太近或消失了“距离”。对于欣赏者来说，有些东西看似平淡，有时

也能在偶然之间给人以新鲜感，因为人们暂时脱开生活实用的约束，把它放在适当的“距离”上去观赏的缘故。

三、“陌生化”理论与文学翻译

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是在原作所指向的艺术空间里创新。对于注重形式的译者来说，再现原作的“陌生化”的修辞手法，可保存原作异常的写作手法。而翻译修辞的出奇出新与“陌生化”的艺术主张是一致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适当抛弃语言的一般表达方式，使译入语的表达世界变得“陌生”，以更新译者和读者业已丧失的对语言新鲜感的接受能力正是译者的再创造。例如上文译例中出现的“黑太阳”、“黑色的玫瑰”。“陌生化”手法的运用可使译文与原文的语言形式保持一定“距离”，突出译者再创造的艺术效果。我们认为，“陌生化”手法移用于文学翻译，恰好是译者的再创造。

既然陌生化的关键是产生距离，那么距离于翻译的意义何在呢？文学翻译需要“距离”，译者只有同原作拉开一定“距离”，才能克服原作的“抗译性”，发挥创造性。我国传统译论讲究“神似”，是针对“抗译性”（或称为“不可译性”）采取的对策。“神似”是一种再创造。对付“不可译”，只好再创造。“神似”需要“距离”。“神似说”承认“距离”在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审美意义。“距离”说是翻译艺术产生的根源。

在文学翻译中，“形”与“神”难以兼得。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形”与“神”很难掌握平衡。实际上，文学翻译是“有得有失，以得补失。”而“距离”的审美意义由此可见。

那么归化还原增色―减色翻译法到底有无产生间离效果？能否算是对陌生化技巧的应用呢？

我国有学者认为只有译语异化才是“陌生”的。其实这种理解有失偏颇。译者把异国的东西照搬过来确实可给人以“奇异”感受，如将“Among the blind，one-eyed is king.”译为“在瞎子的王国里，独眼为王”，比“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样极度归化的陈词滥调更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译语的异化无疑会造成浓重的翻译腔，读者在看厌了翻译腔浓重的译文之后，偶见带有汉文化色彩的巧妙译作(即运用了归化还原增色法的译文)，同样会得到新奇的感受。同理，汉译英的“归化还原减色”同样可以说是“陌生化”的应用。

在当今学术界，人们普遍认同文学翻译是一种艺术活动，或承认它包含有许多艺术因素，至少是一种艺术化了的二度创作。文学翻译既是艺术，就摆脱不了艺术的规律。由于“距离”的存在，译文，哪怕是最忠实的直译，都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形。中国传统译论追求这种变形尽可能地小，但敢于创新的译者以“距离”为美，其译作往往发生更大程度的“变形”，以致于使人感到陌生或惊奇。事实上真正艺术化的译作，无不是陌生的、奇特的，与原作有一定距离的，因而从形式上看似乎是不很忠实的。

文学翻译虽是“再创造”，但译者的“再创造”是有限度的。译者在运用“陌生化”手法时，须考虑译文与原作的整体和谐性，细部的背离应置于整体的把握之中，在翻译实践中，译者须把握“陌生化”的度，归化过甚（淡化过甚），易于淹没原作的间离效果；异化过甚（增色过甚），则会失去读者。

四、结论

对于中国的文学翻译来说，陌生化是一种新的境界。我们提倡文学翻译的“陌生化”是为了探索翻译的艺术手法，更新文学翻译的观念。艺术是需要不断创新的，因为读者的欣赏趣味喜新。“距离”是一种审美现象。“距离”使得文学翻译具有“选择性”和“创造性”，因此可以说，“距离”是翻译艺术产生的根源。传统译论忽视“距离”的存在，过于强调“忠实性”，容易把译者意识统治得太死，在方法论上容易单一化。而由“距离”产生的“陌生化”，则有助于我们开阔视野，不断探索翻译艺术新的表现手法。

参考文献：

［1］Gentzler，Edw in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Theories ［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2］Heller，Joseph.Catch-22［M］.New York：Dell Publishing Co. Inc.， 1985.

［3］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翻译论文篇10

关键词：目的论；儿童文学；翻译

1.引言

对于传统的翻译理论而言，目的论是个重大的突破。目的论着重强调了翻译的目的性，并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翻译目的论有三个重要的原则，即 “目的性原则”、“连贯性原则”以及“忠实性原则”。其中决定翻译的首要因素是“目的原则”。儿童文学的翻译虽然是文学翻译的一部分，但是常常被人们忽视。事实上，同翻译比较起来，译给儿童们看的童话更有难度。儿童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其特定的目标读者，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中应该重视这一特点。目的论指出，同一原文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可以不同的译文，所以目的论适合应用于儿童文学的翻译。

2. 目的论

长期从事翻译研究和语言的汉斯·威密尔教授是目的论的奠基者。他认为，结果决定方法，翻译所要遵循的最重要的法则就是目的原则。目的论其他的两个重要原则是连贯性原则和忠诚性原则。根据连贯性原则的要求，译文必须符合语内的连贯，即译文的接受者必须能够理解译文，并且在译文的交际环境中以及目的语的文化中要有意义；相对于连贯性原则，忠诚性原则要求原文与译文之间要有语际的连贯， 即译文要忠实于原文。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以及译文的目的决定了忠实性的程度。（吴文安，2003）

目的原则是目的论的首要法则，其他两个原则要从属于目的原则，并且，忠诚性原则要从属于连贯性原则。目的决定一切，如果目的原则要求原文和译文的功能不同，那么忠诚性原则则被弃用。所以，目的论认为，翻译的目的是决定翻译的最首要的法则，是翻译所要遵循的最终的、唯一的法则。（钟伟合、钟钰，1999）

3.儿童文学特点

儿童文学是为儿童读者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儿童文学的翻译不同于的翻译，尽管儿童文学的译者都是成年人，但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都要尽量的贴近儿童的理解水平以及他们的思维特征，尽量的少受成人认知水平和思维的干扰和影响。为了能够选择更好的翻译策略，达到最好的翻译效果，儿童文学的译者首先要对儿童读者的思维特征，认知水平以及审美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3.1 儿童文学接受特点

根据年龄的划分，儿童读者可以分为不同的三个阶段，并且这三个阶段的儿童文学具有不同的接受特点：

幼年期读者（1～6岁）：幼年期的儿童文学大多非常短并且简单，有的还配有具有鲜明色彩的插图。因为在这个时期，儿童读者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

童年期读者（6～12岁）：童年期的儿童文学将艺术性、知识性以及思想性融为一体，形式多样，构思新颖，具有启迪的作用。

少年期读者（12～18岁）：少年期的儿童文学具有更高的艺术性，审美趣味，以及更深刻的思想性。因为在这个时期，儿童读者的审美趣味在自我选择以及生长。（肖洪林，2006）

3.2 儿童文学特点

儿童文学要适合儿童读者阅读与欣赏，并且能够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的发展。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儿童文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儿童文学的内容，形式以及表达的手法都要尽量的符合儿童读者的生理以及心理特点。总的说来，儿童文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教育性：由于儿童读者心智不成熟，所以儿童文学起着帮着儿童读者正确认识世界的作用。因此，儿童文学要注重教育性。

趣味性：优秀的儿童文学能够具有极高的趣味性，在有趣的情节中，在轻松的说笑中，儿童能够潜移默化的明白一个道理或者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

形象性：儿童读者，尤其是幼年时期的儿童读者，不容易集中注意力，因此只有形象生动的故事才能吸引他们，最终发挥教育性的作用。（肖洪林，2006）

4. 目的论在儿童文学翻译中的应用

根据目的论的三大原则以及儿童文学的接受特点，译者应该在“服务于儿童”这一目的的指导下，尽量的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4.1 简单的措辞，鲜明的形象

儿童文学的目标读者是儿童。儿童的文学接受能力不同于成人。在欣赏文学作品是，他们更倾向于声音，色彩，以及形状的描述（王泉根，2000），例如，对故事的情节敏感，对新奇的人物形象感兴趣；同时他们反感甚至厌恶理性的、抽象的叙述。此外，儿童文学的语言具有艺术性，词语的选择，语法关系的组合都可以帮助儿童读者在头脑中形成具体的艺术形象。所以，译者在翻译儿童文学作品时，应该按照这个要求去组合语法关系，选择词语。因为这样，既可以提高儿童文学作品的趣味性，帮助让儿童读者产生浓厚的兴趣，易于接受和理解文学作品，又能唤起儿童读者对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具体形象的联想，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徐德荣，2004）例如下面两个句子的翻译：

例 1 I hope the town has made preparation.

例2 So the Swallow flew over the great city， and saw the rich making merry in their beautiful houses， while the beggars were sitting at the gates.

上面两句话中，词语preparations 和 making merry， sitting at the gates 比较抽象，如果译为“我希望城里已经有所准备”和“于是燕子就飞到这个城市的上空，他看到富人们在他们家里寻欢作乐，而乞丐们却坐在大门口”，表面上看来符合忠诚性的原则，实现了语际间的连贯，但是却违背了目的性原则，即忽视了目标读者的特点和目标读者对于语言的特殊要求。相比之下，巴金的译文体现了原作的语言特点，他译为，“我希望城里已经给我预备了好住处”，“燕子便在这个大城的上空飞着，他看见有钱人在他们漂亮的住宅里作乐，乞丐们坐在大门外挨冻”。尤其是“飞着”这一词，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形象画面：燕子正在不辞辛苦的飞动着。所以，巴金的译文不仅遵守了目的性原则，而且实现了连贯性和忠诚性的原则。

4.2 简短的结构，清楚的层次

儿童作品中，英语中的长句也比较普遍。例如马克.吐温的著作《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就是用了大量长句对心理活动进行描写。但是，为了避免儿童读者阅读困难，似是而非，一方面，译者要考虑到汉语多是流水句以及小分句这一特点，又要考虑到儿童读者的认知水平及能力，将长句、难句化为短句、简单句，便于儿童读者的理解。如果译者只是遵循忠诚性原则，按部就班的沿袭原句的结构，就会给儿童读者造成阅读障碍，从而打击了他们的阅读欲望（史小平，2007）比如下面句子的翻译，

例3 His mother had whipped him for drinking some cream which he had never tasted and knew nothing about； it was plain that she was tired of him and wished him to go； if she felt that way， there was nothing for him to do but so succumb.

翻译这句话时， 要把握好层次的划分，要注意前后次序以及因果关系。严维明译为，“他的妈妈怪他吃了奶油，还揍了他一顿，其实他根本没有吃，对奶油的事儿一无所知：她分明实在讨厌他，希望他走得远远的。既然她有那个念头他也没有办法，只有认了。”这样的译文的表达比较简练，也有鲜明的层次，同时也实现了语内和语际连贯。此外，还遵循了儿童文学作品翻译的目的：符合儿童的思维特征和认知能力，实现了为儿童读者服务的目的。译文中“分明”、“走得远远的”、“认了”这些词的使用，更是增添了几分的童趣。

4.3 稚拙的口吻，纯真的语气

稚拙的口吻，纯真的语气是儿童文学作品特有的的美学和艺术气息。（黄云生，2002）而口吻和语气的模仿也是翻译中最难的。儿童文学的稚拙和纯真的艺术美感不仅表现在作品的形式上，也表现在内容上。相对于成年人来说 ，儿童的文学接受能力比较有限，欣赏水平还不够高，欣赏方式也存在缺陷，因此为了适应儿童读者的这些特点，最好的翻译方法就是：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内容上，译者都需要用稚拙的口吻和纯真的语气来体现原文本，从而达到服务于儿童读者的目的。比如下面的两个例子：

例 4 So she set to work， and very soon she finished off the cake.

译文：所以她就正正经经地一口一口地把那块蛋糕都吃了。

例 5 Down， down， down. Would the fall never come to an end！

译文：掉啊， 掉啊，掉啊！这一跤怎么一辈子摔不完了吗！

上面的两个例子都充分的体现了儿童的稚拙的口吻和纯真的语气，在遵循忠诚性原则的同时，也考虑到了儿童读者的思维特征和认真水平，也就是说，上面的译文在向儿童读者传递信息的同时，又起到了愉悦目标接受者的目的。比如，“正正经经”，“一辈子”等这些词的使用都考虑到了儿童读者在心理，生理上的特点。

5. 结论

儿童文学是以儿童为中心，服务于儿童。儿童文学的作品的翻译要求译者在翻译之前明白儿童的审美要求，清楚儿童文学文本的功能，同时要考虑到目的读者的接受能力，进行有目的的翻译活动。目的论突破了以传统语言学为导向的翻译行为，把目标读者放在了首要地位，所以能够有效的指导儿童文学作品的翻译。

[参考文献]

[1]黄云生.《儿童文学教程》[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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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4]吴文安.功能翻译理论与文学翻译[J].广州大学学报，2003（6）.

[5]徐德荣.儿童文学翻译刍议[J].中国翻译，2004（6）.

[6]肖洪林.试论儿童文学翻译批评中的读者意识[J].天府新论，2006（1）.

[7]袁毅.浅议儿童文学的翻译[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