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调查的特征十篇

社会调查的特征篇1

摘要：大学生社会责任感不仅影响其自身的社会化进程与成才，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目前，人们在大学生社会责任评判上存在较大分歧，不利于社会责任教育的有效开展。运用修正的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量表，对广东省1040名大学生随机抽样调查后发现：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状况尚佳，但呈现出担当与疏远的矛盾状态，更高层次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仍需加强；性别、专业、年级、社会服务经历、动机都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有显著影响；专业教学与社会服务分离、生存压力是导致大学生疏远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丰富的社会服务经历和源自内在动机的社会服务更有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高。为提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水平，需要创新高校社会责任教育体系，从认知导向走向“认知-实践”导向；丰富社会实践类型，完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在专业教学中融入责任教育，将“服务-学习”有机结合。

关键词：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志愿服务；责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1-0080-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课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养成机制研究”，项目编号：CIA110155。

收稿日期：2013-07-29

作者简介：魏海苓（1980-），女，山东青州人，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学院副教授，从事高等教育管理、道德教育研究；广州，510420。

在整个道德规范体系中，责任居于重要地位。如康德（I. kant）所言，“每一个在道德上有价值的人，都要有所承担。不负任何责任的东西，不是人而是物。”［1］作为社会中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群体，大学生的社会责任状况不仅影响着自身的社会化进程与成才，也关系到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一个价值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的时代，作为独特敏感的社会群体，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如参与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表现出较高的社会责任感。但同时，由于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和社会环境的大变革，导致部分大学生为了自身利益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淡漠国家和集体利益，逃避或放弃自己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加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关注的重点。阿什比（E.Aahby）曾指出：“英国大学目标的实质仍然是造就有教养的人而不仅是有学问的人……教育的成果不是书而是人。”［2］美国波士顿大学顿安（Kevin Dunan）也强调，“今天，高等学校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培养学生的道德心、品德、公民义务和社会责任感。”［3］大学生社会责任问题亦是当前我国社会和研究界广泛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国内外学者围绕大学生社会责任开展了大量研究。国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有关社会责任感的结构与测量。如明尼苏达多项人格量表（MMPI）中的社会责任维度量表［4］，高夫（H. G. Gough）等编制的社会责任感人格量表［5］，伯科威茨（L. Berkowitz）和莱特曼（K. G. Lutterman）编制的社会责任感量表［6］，斯塔瑞特（R. H. Starrett）的全球社会责任感量表等［7］，奥尔尼（C. Olney）和格兰德（S. Grande）开发的社会责任阶段测量量表（SSRD）［8］43-53。二是有关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如威利斯（J. A. Willis）和戈索尔斯（G. R. Goethals）研究了大学生社会责任与心理压力和榜样的关系［9］，维特（L. A. Witt）研究了社会责任感与大学生角色外行为和满意度的关系［10］，兰提尔瑞（L. Lantieri）认为是自我意识障碍以及与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疏离［11］，肯内梅尔（K. N. Kennemer）则提出参与社区服务的预期、家庭收入、宗教、性别是预测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状况的最重要因素［12］。三是有关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的研究，如王艳［13］，马库斯（G. B Markus）等［14］，贾尔斯（D. E. Giles）和艾勒（J. S. Eyler）［15］，肯德瑞克（J. R. Kendrick）［16］等的研究都验证了服务性学习对于社会责任感发展的积极影响。

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则主要集中在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重要性、现状、成因和培养对策等方面。研究者普遍认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性，但在对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状况的评判、归因和测量上仍存在较大分歧。在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状况的评判上，彭定光认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明显淡化［17］41-44，朱晨静认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呈现出矛盾状态［18］，刘微微、盖臣认为大学生社会责任意识存在增强与减弱并存的双向趋势［19］，郑玉莲等则认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呈现复杂多样、参差不齐的多元态势［20］。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影响因素上，主要围绕大学生自身、学校、家庭和社会环境四个方面展开。如彭定光分析了社会原因和大学生自身原因［17］41-44，车文辉、杨琼则研究了媒体对大学生亲社会行为的影响［21］。产生上述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的选用上，目前国内对该问题的研究偏重于思辨，实证研究偏少且研究设计规范性不足，测量工具普遍缺乏合理的理论基础。

魏海苓：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鉴于个体社会责任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本研究选用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量表（the Scal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Development，SSRD）作为测量工具，该量表以“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理论”为基础，围绕大学生对社会服务活动的态度和实践情况开发。根据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理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依次是：尝试阶段（exploration），个体饱含热情参与各类社会服务活动，认为自己所面对的人都是需要帮助的，并因能帮助别人或得到他人认可而备受鼓舞，对兴趣、社交和被他人认可的积极性较高，更多地关注自身表现；领会阶段（realization），个体更为自知，更加坚信自己的信念，更关注于某一特定的人群或者事件，并且开始真正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而不仅仅是为了有趣或是得到他人的赞扬，开始意识到服务过程是相互学习的过程；行动阶段（activation），个体具有更强的自我认知，更积极地参与服务活动，且觉得自己与服务对象密不可分，开始将社会服务融入到其生活或职业生涯中，更加关注社会公平问题。［8］43-53

由于社会责任感的多元文化差异和中美大学生之间的差异，本研究对SSRD量表进行了修正，通过实证调查来把握当前我国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并给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按照随机抽样的方式，调查了广东省1040名大学生（剔除无效问卷后），其中男性占28.1%，女性占71.9%；所属专业，理学占8.3%，工学4.4%，农学5.5%，医学4.6%，文学15.3%，经济学17.9%、管理学10.2%，法学10.9%，教育学18.5%，艺术学4.5%；所属年级，大一占31.7%，大二占27.6%，大三占35.4%，大四占5.3%。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测量工具是在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量表基础上修订而成，原量表包含64个题项，采用4点评分方法（1代表非常不符合，4代表非常符合），修订和建构量表时，根据我国大学生对所有题项的回答，采用spss 18.0进行统计分析，因素分析的结果显示（以特征值大于或等于1作为提取因素的标准），KMO值为0.884，Bartlett’s的球形度检验的χ2值为7375.573（df=595，P=0.000）。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依据因素负荷情况、题目与总体的相关度以及内部一致性系数（α系数）的变化情况对问卷题目进行删减，主体问卷最终保留35道题目，包含3个维度，累计解释总体变异量为63.234%，分别为：尝试阶段，包含6道题；领会阶段，包含9道题；行动阶段，包含20道题。主体问卷的信度系数为0.833，其中，三个维度的各自内部一致性α系数分别是0.672、0.720、0.857，总体以及各维度内部的信度比较高，达到了统计学的要求。

正式施测问卷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专业、年级、社会服务经历和动机。二是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阶段。共包含35个题项，采用5点评分方法（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

二、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一）担当与疏远：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一般特征

为检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一般特征，对三个阶段的单题平均数排序并进行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见表1）：“阶段2&阶段3”单题平均数的差异为0.38742，t=20.804，p=0.000<0.001，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维度1&维度3”单题平均数的差异为-1.24544，t=-49.215，p=0.000<0.001，达到0.001的显著水平。表明三个阶段的单题均值都存在显著性差异，大学生更多的处于社会责任感状态的领会阶段，其次为行动阶段，尝试阶段表现得最弱。在对“参加志愿活动的最主要原因”问题的回答上，“丰富人生阅历”和“对志愿工作感兴趣”两个选项所占的比例最高，分别为36.6%和27.8%。由此可以判断，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状态尚佳，但社会责任感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具体来讲，当代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呈现出担当与疏远的矛盾状态。一方面，大学生在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时较为自知，能够主动关注民生、关爱弱势群体，能够意识到社会服务过程是与被服务对象相互学习的过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问卷调查的结果上，更体现在当代大学生的具体行动上。2008年奥运会、2010年亚运会志愿者中超过80%是在校大学生，他们用实际行动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汶川地震后，大学生们不仅积极募捐、献血，争当志愿者，还多方调查认真研究、撰写抗震救灾报告，为灾后重建献言献策，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另一方面，大学生尚未将社会服务融入到自己的生活或职业生涯中，社会服务活动的持续性较差，且对产生弱势群体社会根源的关注不够。上述矛盾的产生既有大学生自身的原因也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有关。从大学生自身角度看，他们正处于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角色迷惘，由于尚未真正走上社会，缺乏社会经验，对社会的认知往往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从外部环境看，当代大学生生活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尤其是市场经济逻辑、后现代思潮，在增强大学生竞争意识、批判意识、自我价值的同时也造成了自我中心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产生，一定程度上消减了大学生的社会参与度和社会责任感。

（二）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影响因素分析

第一，性别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发展影响显著。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尝试阶段，有显著差异存在，t=3.058，df=1006，p=.002<.01，达0.01显著水平，男、女生的均值差为0.81779，表明男生较之女生在尝试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方面表现更为明显。在领会阶段上，无性别差异（p=.791>.05，t=-.265，df=995）；在行动阶段，存在显著差异，t=-2.708，df=424.992，p=.007<.01，达到0.01显著水平，男、女生的均值差为-1.99352，说明进入行动阶段的女生在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方面表现得更为执着和投入。该结果与科德尔（K. N. Kennemer）的观点一致，认为女大学生比男大学生更热衷于参与社会服务活动。［22］吉利根（C. Gilligan）的研究也指出，女性情感丰富，富有同情心，在做责任判断和归因时，女性感到自己拥有更多的责任。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把自我融入到社会环境中，对与她有关的对象拥有更多的责任心。［23］

第二，专业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发展影响显著。从表2的方差分析摘要表知悉：在社会责任感发展三个阶段上，整体检验的F值分别为8.468（p=.000<.05）、4.073（p=.000<.05）、3.823（p=.000<.05），均达到显著水平，表示不同专业的大学生在社会责任感发展不同阶段有显著差异。事后比较雪费法（Scheffe）显示，十个专业的大学生在尝试阶段，农学专业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专业，其他专业之间无显著差异；在领会阶段，农学专业学生的得分显著低于其他专业，其他专业之间无显著差异；而在行动阶段，艺术学和教育学显著高于医学，其他专业之间无显著差异。产生上述差异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各专业的专业特色、课程设计、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机会有关。以“暑期三下乡”为例，各高校组织者都重视发挥专业优势，结合专业特点开展活动，如某高校动物科学学院师生对渔业资源进行调查、林学院师生对区域绿化树种调查、人文学院学生对农民工情况进行调研、教育学院则开展义教服务等等。专业背景和实践体验的差异对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发展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另一方面，社会责任感发展上的差异也与不同专业的就业情况有一定关系。麦可思研究院最新公布的大学生就业数据显示，在2012届本科学科门类中，专业相关度最高的是医学（87%），最低的为农学（53%），2011-2013年9个“高失业风险型专业”中，农学专业占据3个。［24］而且，调查显示，目前学农学的仍以农村孩子居多，他们的就业渴望远比城里孩子要强烈得多，他们不能容忍自己一毕业就失业。所以，在参加社会服务活动时，与其他专业大学生相比，农学专业的学生可能对兴趣、社交和被他人认可的积极性较高，非常关注自身表现。

第三，不同年级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发展存在差异。针对不同年级大学生社会责任感进行方差分析后知悉（表2）：在社会责任感发展三个阶段上，整体检验的F值分别为1.603（p=.187>.05）、3.329（p=.019<.05）、2.830（p=.037<.05），领会阶段和行动阶段达到显著水平，表示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社会责任感发展的后两个阶段具有显著差异存在，而在尝试阶段不存在年级间的差异。事后比较最小显著性法（least Signiticance Dittevence LSD）法显示，在领会阶段，低年级大学生（大一、大二）的得分显著高于高年级（大三、大四），在行动阶段，二年级学生得分显著高于一年级。这表明，低年级的学生更乐于参与志愿者服务活动，且大二学生体现出的社会责任感更为突出。可能的原因是：大一时，大学生刚进入大学，对社会和人生的期望都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感觉自己是“准成人”，具有更高的自我要求，积极要求参与社会活动，关心政治生活和祖国富强，并渴望在其中承担责任，做出贡献。［25］经过大一的各种尝试后，大二的学生在参与社会服务活动方面更为理性也更有可能全身心的投入，及至大三、大四，大学生的现实压力开始凸显，尤其是在专业学习压力和就业压力下，大学生又转而关注自身的发展，而疏远了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这种疏离并不代表他们内心缺乏社会责任感，相反，却折射出当代大学生在社会责任感上“有心无力”的尴尬心态。

第四，社会服务经历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影响显著，有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高。方差分析的结果显示（表3），社会服务经历（包括参与次数和频率）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在社会责任感发展三个阶段上，整体检验的F值分别为1.146（p=.330>.05）、1.381（p=.247>.05）、37.902（p=.0007<.001），只有行动阶段达到显著水平。表明在行动阶段，社会服务经历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并且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的次数和频率与社会责任感发展呈显著正相关。在访谈过程中也发现，很多热衷于社会服务活动的大学生之所以长期坚持参与社会服务活动，甚至毕业后选择全职做社会公益，与大学期间的社会服务经历关系密切，如“爱心中国行”公益组织创办人梁海光大学毕业后选择做全职公益人的想法就起源于大一大二时的下乡支教［26］。

第五，动机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影响显著，源自内在动机的社会服务更有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高。在大学生社会服务动机方面，选择情况如下：“丰富人生阅历”占36.6%，“对志愿工作感兴趣”占27.8%，“迫于学校（学院或专业）的要求”15.3%，“丰富简历”6.6%，“积累志愿时数”3.8%，“从未参加过志愿工作”3.8%，“因为身边很多人都参加了”3.3%，“为了获得奖学金”2.8%。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大学生的社会服务动机更多源自内在需求而非外部压力，也进一步验证了前文对当代大学生在社会责任方面有所担当的判断。有关动机与社会责任感发展的方差分析显示，整体检验的F值分别为8.461（p=.000<.001）、1.253（p=.271>.05）、8.856（p=.000<.001），在社会责任感发展的尝试阶段和行动阶段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不同动机的志愿活动参与情况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事后比较雪费法显示，在尝试阶段，“对志愿工作感兴趣”的大学生得分最低；在行动阶段，得分最低的是“从未参加过志愿活动”的大学生。说明社会服务是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尤其是能够激发大学生内在需求的社会服务效果更佳。大学生参加社会服务的过程是知识与社会生活实践互动的过程，是大学生形成知识技能，丰富情感和态度体验，培养社会责任感的过程。

（三）主要研究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为：第一，目前国内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情况尚佳，但呈现出担当与疏远的矛盾状态，更高层次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仍需加强；第二，性别、专业和年级在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发展的不同阶段存在不同影响，专业教学与社会服务分离、生存压力是导致大学生疏远社会责任的重要原因；第三，社会服务经历和动机对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有显著影响，丰富的社会服务经历和源自内在动机的社会服务更有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提高，社会实践活动是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有效途径。

三、提升我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水平的措施

为提升我国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水平，结合上述调查结论，可以在以下方面做出尝试和改进。

（一）创新高校社会责任教育体系，从认知导向走向“认知-实践”导向

社会责任感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情感，它需要个体在道德实践中不断感知和总结而获得。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是提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心理基础，而对社会责任认知的实践则是提高社会责任感的现实基础。目前我国高校社会责任教育主要蕴含在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中，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为中心开展公民责任教育。在社会责任教育内容和方法选择上相对单一，以知识性的责任概念和责任规范的讲授为主。这种脱离学生个体的经历、需要、感受和体验，凭靠一腔热情和想当然的责任说教，致使大学生对各类责任教育产生麻木和厌恶之感，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发展无益。

要提高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需要创新高校社会责任教育体系，将责任认知与责任实践有机结合，实现知行统一。具体来讲，在有关大学生社会责任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将对社会责任认知的教育与大学生的生活世界结合起来，在教学过程中引入实践环节、反思环节，经由实践和反思来内化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只有关注大学生的生活世界，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冲突和学生的内心的价值冲突在其成长发展中的作用才能进入教育者的视野，才能去发掘其中的教育价值。学生主体性人格的形成和责任感的确立的现实基础只能是其生活世界，舍此，任何教育都只是外在化的装饰”，［27］“回归生活世界是德育改革创新的重要价值取向，是高校德育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28］。此过程中，可充分发挥社区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的作用，以社区现实社会问题和公共服务问题为中心，为大学生创造责任机会，让他们参与其中，促使其不断产生对他人、社区和社会承担职责和履行义务的需要，从而推动个体社会责任感的产生和发展。

（二）丰富大学生社会实践类型，完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

社会实践对于增强大学生社会责任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主动了解社会、了解国情的重要渠道，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对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有更直观的认知；同时，通过社会实践，大学生能够获得直接经验，有助于他们进一步明确自己的社会角色，并在角色承担中体验社会责任感，继而为转化成责任行为提供条件。反观目前高校开展的社会实践活动，无论在活动形式还是管理体系上都存在欠缺。在社会实践形式上，主要包括：暑期“三下乡”、青年志愿者活动、扶贫帮困等。尽管这些服务活动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有部分沦为形式，不仅不利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反而会增加大学生对社会的不信任情绪，弱化其社会责任感。加之大学生在参加社会服务活动时，往往立足于慈善和爱心，把自己当作服务者、奉献者，而非学习者，普遍缺乏对社会服务之于个体生命价值塑造方面的认识和体悟，甚至被支教学生发出“叔叔阿姨，你们别来支教了”的呼声［29］。在社会实践活动管理上，高校与政府、社会诸单位间尚未形成完善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常出现社会实践活动组织管理不规范、沟通不畅的情况，如出现“学雷锋月”独居老人被献爱心学生5次剃头的尴尬。

要充分发挥社会实践在提高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方面的作用，需要进一步探索社会实践的有效形式，完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首先，丰富社会实践类型，推广“菜单式”社会实践活动方案。通过学生“下菜单”的方式制定实践活动方案既可以增加学生的选择权又可以提高学生参与活动的主动性，同时还有助于活动组织者合理规划、组织活动。在活动类型选择上，可以根据学生的定制情况，实现各类社会实践类型的有机组合，如社会调研、社会公益活动、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等。这种“菜单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定制方式有助于将社会服务与个体需求有机结合起来，让学生在各种实践活动的体验中感受生活、感悟责任，形成强大的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其次，构建高校、政府和社会多方主体协调互动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由于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育是一项由社会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共同作用的育人系统工程，因此，在社会实践管理方面，不能仅靠高校一个维度，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企业等其他相关主体的积极性，统筹规划，制定弹性化的社会实践管理制度，实现大学生社会实践常规规划与例外管理相结合、服务者与被服务者需求相匹配，保障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三）在专业教学中融入责任教育，将“服务-学习”有机结合

近代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F.Herbart）曾提出过“教育性教学”的著名论题。他说，“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30］同理，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提高也离不开专业教学。在专业教学中开展责任教育主要是以一种隐蔽式、间接性的方式将社会责任价值观渗透进专业知识教育之中。这种隐蔽性、间接性和渗透性的社会责任教育方式，有助于打破目前社会责任教育课程教学的专门化、知识化和灌输化，实现显性社会责任教育与隐性社会责任教育的有机结合。 具体来讲，可以借鉴国外高校培养大学生社会责任的经验，将社会服务与专业教学相结合，开展服务性学习。服务性学习是一种方法，通过学校和社会的合作，将提供给社会的服务与课程联系起来，学生参与到有组织的服务行动中以满足社会需求并培养社会责任感，同时获得知识和技能，提高在与同伴和其他社会成员合作中分析、评价及解决问题的能力。［31］服务性学习不同于一般的志愿服务活动，它不仅是一种社会服务活动，而且还是学校课程和教学的一部分。在“服务-学习”中，社区服务和知识的学习相互依存、不可分割，学生要对服务实践进行有计划地思考，并将所学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去，同时还要针对服务活动中的所见所闻，进行思考、讨论与撰写心得体会，实现服务提供者和学习者的有机结合。在专业教学中融入责任教育，将服务性学习引入课程之中可以帮助学生将知识与其情境联系起来，探索对于社会问题根源的不同解释、发现意义的多层次性。同时，学生通过对服务和服务过程中的反思，能够将概念内化，进而获得学习与成长，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大学生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提高，而且有利于其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向好的方向发展，对其社会责任感的发展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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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的特征篇2

【关键词】药物依赖；同伴推动抽样法；艾滋病／性病。

【中图分类号】R1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15(2010)2-007-05

药物依赖，世界卫生组织称为药物滥用，是指非医疗用途的、长期的、反复的、并不断增加药物剂量为特征的强迫性自行摄入行为。药物依赖行为，特别是共用注射器药物依赖的方式造成了多种疾病在全球持续流行和传播，给全世界造成巨大的健康损害和经济损失，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据2007年中国艾滋病疫情评估，因静脉注射感染艾滋病约占年新发艾滋病感染者人数的40.2％。自1989年在云南省瑞丽县吸毒人群中发现HIV感染者以来，云南省一直是中国艾滋病疫情的重灾区。全球范围内的许多研究者在这一人群中开展了与共用针具、不安全、多性伴等行为有关的研究和调查。

目前我国针对药物依赖者的相关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戒毒所，但我国绝大多数的药物依赖人员集中在社区，他们处于自然状态下，所以来源于戒毒所的调查资料在一定的范围上就显得不科学也不准确而在社区自然状态，药物依赖行为不仅是一种违法行为，同时也受到世俗的道德批判，因此社区中的药物依赖人员更愿意将自己的身份或行为隐藏起来，形成与外界相对隔绝、常人难以接近的社会网络，这就是所谓的难以接近人群(hard-to-reach pop-ulations)和隐蔽人群(Ilidden populations)。而要了解这类人群的行为特征、开展针对这些人群的调查研究．其挑战就在于获得代表性良好的样本。以往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常用的概率抽样对普通人群的流行病调查较为适用，而对于药物依赖人群这样的难以接近人群和隐蔽人群就需要很大的样本量才能接触到其真实特征，浪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另外，因为这类人群隐蔽．难以确定调查的样本量。所以，针对这类人群的调查研究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设计出既可行、偏倚程度又尽可能低的抽样方法。

既然概率抽样方法不适用，那我们来看看非概率抽样的方法。随着统计学的不断发展，学者们已经研究出许多较为成熟的非概率抽样的社会调查方法，能够通过少量的分析样本，即可准确地估计和描述总体人群的特征。现在国外的很多研究机构更多的采用同伴推动抽样法(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RDS)对药物依赖人群和男性同性恋者等难以接近人群的行为进行调查研究。以下将对这种新方法和国内常用的非概率抽样方法进行比较，对今后针对难以接近人群的调查研究工作提供理论借鉴。

1 同伴推动抽样(respondent-driven sampllng)

同伴推动抽样 (respondent driven sampling，RDS)是一种新的流行病调查方法。该方法来源于1958年Coleman设计的链式推举法。用于研究社会网络的特征。1982年，Sniiders进一步补充说明了链式推举法更适用于推断社会网络的结构而不是其特征。随后Heckathorn和Broadhead分别于1994和1995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和俄罗斯雅罗斯拉夫尔市的IDU人群中对此法进行了改良而形成了RDS法11引。自2005年赵金扣教授等在北京市男性同性者调查中实施以来，现已逐渐被我国广大学者接受．成为研究隐藏人群的一种重要的抽样研究方法。

1.1　理论基础：

1.1.1　社会网络概念的引入：

RDS法源自于传统的滚雪球抽样方法，在抽样方式上承袭了滚雪球抽样法的基本形式。因为RDS法加入了社会网络的概念，解决了传统滚雪球抽样无法推论总体特征的问题。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 analysis)是一种分析社会结构的理论和方法．它将个人或群体视为一个个点，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联系视为一条条连线。整个社会结构就可以视为由各个点及其连线构成的一张大网络(scott，2001)。RDS法根据社会网络理论，认为个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网络之中的，即使是这些隐藏人群也不可能是完全与世隔绝的个体，他们内部之间也存在相当的联系既社会网络。我们可以先找到在这个网络中较为资深的人员。从他开始摸索出他所在社会网络的特征，而一旦我们知道了构成这样隐藏人口社会网络的情况．我们也就可以对隐藏人口的总体特征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米尔格拉姆(Milgram,1967：1-6)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社会网络通常包含5人，所以只要保证RDS的调查链足够长，那些在网络中相对封闭和孤立的人员也会被纳人到研究样本之中。

1.1.2　马尔可夫过程：

RDS方法中的网络招募方式被赫克索恩证明实际上是一个一阶马尔可夫过程(first-order Markovprocess)。马尔可夫过程是指每次事件发生某一状态的转移时，都只与该事件的上一状态有关，而与过去的状态无关。由此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定律：第一，只要保证足够的调查轮次，无论调查招募者的起点情况如何，最终都可以达到样本的均衡状态。所以我们在研究开始选择的首轮调查对象无需刻意保持随机性。第二，通过RDS方法抽样可以很快达到样本的均衡状态，因为一阶马尔可夫链的收敛速度是很快的(Heckathorn,1997：174-199)。这个定律则表明RDS方法一般无需经过很多轮次即可达到样本均衡，再增加样本也不会得到更多新的情况。赵延东通过举例构建了招募转移概率矩阵证明，通常只需调查六轮即可达到样本均衡。

1.2　特点：

1.2.1　双重激励机制：

RDS法的一大特点在于其招募新受访者的机制，这种招募机制称为双重激励机制(dual incentivemechanism)。所谓双重激励，是从两个意义上说的。首先，每个受访者参加此研究后，不但可以在接受调查时得到一份奖励，还会因自己招募到新的受访者而得到奖励，这对他们构成了一种双重激励。其次，对除首轮调查对象以外的每个受访者而言，参加研究不仅会使自己得到好处。而且可以使他／她们的朋友――即招募者得益．这也对受访者形成一种双重的激励促使他们积极加入到研究中来。与传统雪球抽样法不同的是，RDS法不是要求这些初始受访者简单地推荐新的受访者，而是通过物质激励要求他们直接招募新的受访者来接受调查，这正是该方

法又被称为受访者推动法的原因所在。

1.2.2　网络招募方式：

依靠目标人群中首轮调查对象的网络关系去征募该人群中具有相同行为特征的其他成员。利用他们的网络关系影响调查对象，这样既可以减少调查对象的心理负担．增加应答率，还易找出隐藏较深或从未暴露的个体。得出这一群体的特征。首先，这类人群更愿意接受“朋友”的建议接受调查。这不但能使自己和朋友得益，而且作为有着相同经历的人，“朋友”已经接受了调查并且介绍自己参加，应该更“安全”。另外，在回答问题时也更容易减少排斥、抗拒心理，得到最接近真实情况的信息。

1.3　RDS法的优缺点：

首先，RDS法采用双重激励，比滚雪球抽样法的单向激励机制提高了征募效率。

其次．RDS法要求调查对象由同伴征募而不是由同伴向调查员指证，减少了招募过程中拒绝参加的比例．保护了应答者的隐私。减轻了应答者抗拒、排斥的心理，得到的信息也更接近真实，这也是其他调查方法难以达到的。

再次．RDS法不需要随机选择种子．只要种子是目标群体中的成员，无论用何种方法选择都不会影响抽样结果．通常只需5-6轮推荐后样本特性即达到均衡。

最后，RDS法要求的样本量较小、调查表简单，除需要调查的专业问题外，仅需附加少量问题即可达到调查目的。另外，该方法解决了多年来开展隐蔽人群调查面临的困境，可以用样本较为准确的推断目标人群的特征，是最接近于概率抽样的调查方法．为获取有效的人群估计和可比较的科学数据提供了有效的方法。

但是，也有文献报告由于没有严格按照同伴推动抽样方法的执行．没有精心选取研究开始时的种子，没有限制招募同伴的人数，也没有记录评估每个同伴招募者个人网络的大小．无法估计样本人群的入选概率，因而最终形成的还是一个非概率样本。另外，RDS法需要较多的费用，除了被调查对象本身的补助外还需基本等同的金额做为推荐奖励资金，所以在研究经费方面存在较大压力。并且该方法需要专门的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该软件并非国内业界人士所熟悉．在操作分析方面可能存在问题。最后，虽然国外的社会网络研究表明一个人通常的网络关系只有5人。但我国却没有相关的社会网络研究报道，这也可能使调查结果存在偏倚。但总的来说，RDS法是现在在难以接近人群和隐蔽人群研究中较新的研究方法，还有待完善和发挥更大的潜力。

2　滚雪球抽样(snowball sampiing)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针对难以接近人群和隐蔽人群最常用的抽样方法就是滚雪球抽样，它是链式提名法(chain referral samples)的一种。Goodman于1961年对滚雪球抽样方法进行了优化而被广泛应用于针对难以接近人群的调查研究㈣。滚雪球抽样最主要的缺陷是存在很大的抽样误差，无法确保总体中所有成员被纳入样本的概率相同，因此无法根据样本来推论总体的情况。通常提供研究线索的调查对象更愿意介绍社会关系网络中社会地位、经济水平及行为特征与自己相同或接近的其他人的情况，使得最终获得的样本不具有代表性。在滚雪球抽样中．最终获得的样本特征深受最初选择首轮调查人员特征的影响。在抽样的实际实施过程中．滚雪球抽样所得到的样本也偏向于选择更合作的和具有更大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研究的个体，潜在的或未暴露的个体就很难纳入到调查中，他们的危险行为和保护行为可能有所不同，导致在调查中产生严重的选择偏倚。滚雪球抽样所得到的结果不适合外推到更大人群中。

3　以机构为基础的抽样(facility-based sampling)

从不同的机构招募难以接近人群和隐蔽人群也是一种常用的抽样方法。选择恰当的机构进行调查，例如美沙酮门诊、针具交换点以及戒毒所是发现注射药物依赖者的重要来源。但是，这种以机构为基础的抽样方法存在较多偏倚难以克服。第一，是与当地的法规有关，即当地是否允许设立这些机构，以及是否允许在某一地点设置机构：第二，该人群是否愿意去这些机构寻求服务。例如，美沙酮门诊提供替代治疗服务．可能吸食海洛因的人愿意去，而吸食可卡因的人可能不去．所以以机构为基础的抽样存在会有选择偏倚。第三。在一些特定的地点，如政府机构、戒毒所等因被调查人员的心理负担较重．所做调查会存在应答偏倚。

4　时间地点抽样(time-location sampling)

因单一的以机构为基础的抽样存在较多偏倚．最近几年也有人开始利用时间地点结合的抽样方法．针对难以接近人群和隐蔽人群经常在特定时间聚集在特定地点的特征开展抽样调查，也称为时间空间抽样(1ime-space sampling)，例如注射药物依赖者常集中在“注射场所”等。因为可以计算所选场所及调查对象被选中的概率，因此时间地点抽样被认为是一种概率抽样方法。但是，除非这些人群中全部或比例非常高的人聚集或定期聚集在场所内．才可能包含在抽样框内；否则，这种抽样方法也存在较大的选择偏倚。理论上，若有足够的时间和资源是可以收集到包含所有场所在内的抽样框的，但事实上却很难达到．因为这些场所的目标人群是随时间的推移在不断变化的。另外，这样的场所也时常更换，调查中常出现找不到调查对象或重复调查的情况。5关键知情人抽样(key informant sampling)

1985年Deaux和Callaghan提出了关键知情人抽样，它是通过选择专门的有知识的应答者，从而了解其他人的行为．以减少应答偏倚。例如，通过调查社会工作者、咨询员、公共卫生官员或大众信息传播者来了解使用和方式。这种方法减少了社会期望偏倚(一种为迎合社会主流观点而有意夸大或掩饰某种行为导致的偏倚)。但是，这种方法也会增加其他一些偏倚：首先．关键知情人是专业人员的话，他们的专业定位会造成应答偏倚；其次，关键知情人可能缺少一些详细知识，如他可能知道其他人的性伴数。但中安全套的使用频率却不清楚；再次，关键知情人与潜在对象之间的选择不是随机的，例如若存在未被关键知情人了解的人员时。则关键知情人回答的信息代表性就很差，存在较严重的信息偏倚。

社会调查的特征篇3

[关键词] 不同特征居民 旅游经济影响 感知差异

随着农业旅游活动的不断升温，农业旅游影响已引起学术界、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但是，关于社区居民对农业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及差异研究却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农村社区居民是农业旅游区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其对旅游开发影响的感知好坏关系到农业旅游是否能健康和持续发展；其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政策目标能否顺利实现。本文选取典型的农业旅游社区作为研究区域，试图通过调查社区居民的不同社会人口特征来分析他们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差异。

一、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我国学者对旅游经济影响的研究多是从宏观角度进行的，通过提取经济指标来加以测量，如旅游总收入、税收、旅游就业人数、外汇收入、相关产业的经济收入等，通过从政府部门或者统计年鉴上收集经济指标的相关数据来说明问题，目前，旅游经济收入评估的有效方法为旅游卫星账户，该方法主要也使用旅游收入增加值作为旅游经济影响的衡量指标。因通过问卷调查直接获取居民的经济影响感知数据来研究旅游经济影响的比较少。因此，本文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t检验和因子分析法来研究农业旅游社区居民的经济影响感知及差异。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的第一手数据。根据研究的设计和研究对象的分析，选取了长沙县黄兴镇蓝田新村、黄兴新村、麓芝岭村和荣河新村等四个村进行抽样调查，抽样调查于2007年3月5日至4月1日进行。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00份，回收782份，共得到有效问卷682份，样本有效率为87.2%。

通过借助SPSS13.0对调查数据进行了信度检验，得到α=0.840>0.7，表明数据的可靠性比较高。

二、样本人口社会学特征分析

通过问卷调查及统计，得出研究地被调查者的个人基本特征于表1

注：N*：总样本数量；漏损值** 指问卷中未填答项，在计算比例时未计入。

从表1被调查居民的人口社会学特征统计发现，调查样本主要有如下特征：

1.性别特征。本次调查到的782位居民中，有28位未填写性别，有效样本显示男性有354位，占46.9%；女性有400位，占53.1%。女性比男性高出6.2%。

2.年龄特征。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居民年龄主要集中在中青年阶段，以18岁～50岁年龄段为主，占被调查者总数的84.8%，其中，18岁～30岁年龄段占15.5%，31岁～40岁年龄段占36.7%，41岁～50岁年龄段占32.6%。18岁以下和51岁以上所占比例不高，其分布情况为，18岁以下的居民占3.1%，51岁～60岁占9.3%，60岁以上占2.8%。

3.教育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被调查的居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绝大多数社区居民的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中专水平，占总数的57.2%，小学文化程度者占33.9%，其他依次是大专及以上、小学以下（未读书或者小学未毕业者），分别占5.0%和3.9%，这是因为本研究调查的对象都是农村社区居民，和我国现阶段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基本符合。

4.收入特征。统计显示，被调查的居民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镇旅游开发后比开发前有普遍增加。

开发旅游前家庭年收入以4501元～6500元段内样本数最多，占总数的34.9%；其次是年收入2501元～4500元段的样本，占总数的24.5%；再次是年收入500元～2500元段内的样本，占总数的16.7%；家庭年收入6501元～8500元段内的样本占总数的13.0%，8501元～10500元段内的样本数占总数的6.3%，家庭年收入在10500元以上段的样本只占总数的4.7%。

开发旅游后家庭年收入变化明显，被调查的居民家庭年收入水平显著提高者增多，以6501元～8500元段内样本数最多，占总数的24.7%；家庭年收入在10500元以上的居民增加其次，占到总数的20%；8501元～10500元段的居民增加也比较多，占总数的19.0%；其他收入水平的居民相对都在减少，500元～2500元段内的样本数只占总数的9.1%，2501元～4500元的占总数的7.5%，开发旅游前的家庭收入水平最集中的4501元～6500元段内的样本数，只占总数19.7%。旅游开发前后的家庭收入水平对比结果，验证了旅游开发对调查社区居民的经济生活中收入水平产生了最直接的影响。旅游开发前后家庭年收入在105000元以上的样本段的比率增加了15.3%，说明黄兴镇通过旅游经营致富的家庭个体逐渐增多。

三、整体样本社会人口特征与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的关系

为了研究社区居民人口特征的不同是否会对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产生差异。本文从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现在家庭年收入水平4个方面，运用t检验和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来考察不同特征社区居民之间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差异。

（①表示差异不明显）

表2显示：

不同年龄的社区居民在旅游经济影响感知上无显著差异。

运用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性别对于旅游经济影响感知的差异。结果显示：男性与女性在“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上无显著差异（р>0.05），但在“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感知的强度上女性显著高于男性（t=17.120，р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对居民的“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F=6.213，р

家庭年收入水平对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都有显著影响，Scheffe事后多重比较检验表明，家庭年收入水平在“50000元以上”（相对高收入者）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年收入水平段，说明高收入者在旅游开发中受益要大，收入支配意识要强；而家庭年收入水平在“20001-30000元”（相对中收入者）的居民对“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收入水平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中等收入的居民正处于在旅游开发中“未受益-受益”的转变阶段，所以对旅游开发所带来的经济影响较为敏感。

四、结论

1.在社会人口特征中，未发现年龄因子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有显著影响。

2.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家庭年收入水平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有显著影响，但是三者并非都对所有的旅游经济影响的感知有显著影响。从性别特征来看，不同性别的社区居民在旅游经济影响中的“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因子的感知上有显著差异，女性感知强度要高于男性；从受教育程度特征来看，不同受教育程度的社区居民在旅游经济影响中的“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因子的感知上有显著差异，社区居民中受教育程度最高者感知强度要高于其他受教育程度的居民；收入是社区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感知影响最大的因素，从家庭年收入特征来看，收入对社区居民的旅游经济影响感知都有显著影响。家庭年收入水平相对高的居民对“收入水平与用途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年收入水平段。家庭年收入水平中等的居民对“就业观念与劳动特征影响”、“收入渠道与就业形势影响”、“生活成本与经营意识影响”的感知明显高于其他家庭收入水平段。

参考文献：

[1]李江帆 李美云:旅游产业与旅游增加值的测算[J].旅游学刊,1999,(5):16～19

[2]罗明义:旅游业税收贡献的分类测算方法[J].旅游学刊,2001,(5):46

[3]左 冰:中国旅游产出乘数及就业乘数的初步测算[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2002,(6):67

社会调查的特征篇4

[关键词] 普洱地区；高血压综合征；患病情况；分布特征

[中图分类号] R544.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1）06（c）-149-02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高血压的发病率逐年升高，导致了很多不良情况的发生。一般来说，高血压人群常在同一个体与社区聚集存在称之为高血压综合征[1]。近年来，高血压综合征的发病率以较快的速度上升，引起了大量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的关注。有研究调查上海某社区20～74岁人群高血压综合征患病率为5.2%，值得关注[2]。本研究分析普洱地区高血压综合征的患病率和分布特征，为有效防治这类疾病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本研究抽查普洱地区常住居民500名，其中，男性300名，女性200名；年龄最小16岁，最大75岁，平均年龄为（48.9±13.5）岁。

1.2 方法

采用逐级分层整群随机抽样的横断面调查方法，抽取普洱地区常住居民进行调查。同时应用SPSS 17.0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χ2或t检验，P

2 结果

2.1 年龄与患病情况

根据2005年高血压综合征诊断标准，500名对象共有高血压综合征40例，发病率为8.0%。其中男性和女性患高血压综合征者分别为25例和15例，患病率分别为8.3%和7.5%，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同时男性与女性高血压综合征的患病率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P

2.2 临床特征与患病情况

在调查人群中，患病人群与非患病人群的比例分别为8.0%和92.0%。同时两组BMI、收缩压、舒张压有统计学意义（P

2.3 居住地区与患病情况

本次调查中，笔者抽取了普洱地区3个大型小区进行调查，分别是A、B、C社区，研究结果显示3个社区调查人群高血压综合征的患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见，调查的三个大型小区高血压综合征的患病率大体相近。具体见表3。

3 讨论

近年来，高血压综合征的发病率正以惊人的速度上升，引起了大量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的关注。高血压患者还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不良事件，预后很差，严重威胁人类的健康[3]。

本研究通过新的诊断标准探讨普洱地区高血压综合征的流行特点。本研究发现，普洱地区高血压综合征的患病率为8.0%，高于杭州地区的3.56%，略低于上海地区的11.2%，明显低于欧美国家，此差异原因可能与本地区的经济水平、居民生活习惯以及采用的高血压综合征诊断标准不同等有关[4-5]。

本研究显示，高血压综合征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和女性患高血压综合征分别有25、15例，患病率分别为8.3%和7.5%，男性患病率高于女性，同时男性与女性高血压综合征的患病率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P

笔者还发现同一个体可出现多个代谢组分异常。此外，代谢指标异常程度随异常组分数的增加而加重，提示不同代谢异常组分可互相促进。因此，高血压综合征的治疗应强调全面综合的治疗措施与积极地人群干预[6-7]。

总之，普洱地区高血压综合征的发生有明显的年龄特征，患病率均随年龄的增加而升高，同时也基本伴发有一些突出的临床特征，但是不同社区的发病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采取适当干预措施，对于有效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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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ui Chert, Ross V, Steve B, et al. Effect of short-Zerm cigarette smoke exposure on body weight, appetite and brain neuropeptideyin mice [J]. Neuropsycho pharmacology,2005,30:713-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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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oizel R Benhamou PY, Lardy B, Laporte F,et al．Ratio of triglycerides to HDL cholesterol is an indicator of LDL particle size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and normal HDL cholesterol levels [J]． Diabetes Care,2000, 23(11):1679-1685．

社会调查的特征篇5

1、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研究首先就要确定研究对象的主体。在明确了研究对象之后，才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的性质提出相应的措施，使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具客观性和规律性。通过统计学的发展历程可知，统计学起源于人类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开始的，并且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之下，才形成了当今的社会统计学。在社会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也使得当今的社会经济越来越规范。社会经济数量的研究指的就是社会经济总体的数量，并且通过在这些方面研究，使当今的社会经济在规模、速度、效益等等方面都在不断的提升。

2、社会经济统计研究的方法

社会经济统计学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特点有着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其主要有:实验设计、大量观察、统计描绘以及统计推测等方法，各个方法都有着显著的优点。

2．1实验设计即对实验的程序进行合理的设计，使得统计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符合统计分析的具体要求，从而得出权威的统计结论。是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对象较为常用的方法，其广泛的适用用工程技术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统计数据收集。

2．2大量观察是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所独有的统计方法，即通过对其研究对象进行足够多的或者全部观察以获取有用信息的方法。社会经济研究对象受着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在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总体中，部分个体可能往往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如果仅仅选择偶然因素进行观察，其结论很难表示总体的其他特征，只用应用大量观察法对其进行汇总处理，才可以使得偶然因素的影响降到最小，其意义在于可以使得研究对象总体和个体数量偏差互相的抵消。

2．3统计描述即对统计分析或者调查得到的原始资料进行审核、整理、归类、登记以反映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具体指标，并对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单独抽取出来，应用表格、函数的方式将其表示出来。统计描述是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前提及基础，其对统计环节的推断、咨询、决策工作提供必要的保证，其功能是将社会经济研究认识的不断深入，它可以应用归纳整理将散乱的原始资料合并处理，对社会经济内在规律进行研究。

2．4统计推断即在研究社会经济学的总体间的关系时，其范围一般都很大，甚至是无限的，这就导致只能在客观层面对观察的部分进行分析及整理。在一定的条件下，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对其总体特征进行估测和预计的方法为统计推断法。

3、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对象统计工作的流程

一般意义来讲，较为完整的统计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设计、调查、整理、分析阶段。一般意义来讲，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对象统计工作阶段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的，不是绝对的，实际的工作环节可以将其结合以简化繁琐的步骤。(1)统计设计即依据社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征及研究的具体目的，对社会经济统计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统计设计环节为统计工作的首要阶段，有着很强的重要性，因为缺少科学的统计设计，很难达到社会经济学统计的预期目的，为此在其统计环节展开之前，需进行统计设计工作。(2)统计调查即按照社会经济学研究对象、设计内容、指标体系的具体要求，有规律的对社会经济学统计原始资料进行调查收集工作环节，统计调查是社会经济学定量认识的阶段，社会经济统计研究需要大量科学严谨的数据，管理层需要用其开展决策及管理工作。调查的统计的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权威性，当下其调查方法主要有抽查、普查、问卷调查、统计报表调查等等。(3)统计整理即在明确社会经济学统计研究目的的前提下，对统计调查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汇总，使得资料的更加具有权威性、说服力，这一工作环节的工作原理就是为了解释资料的整体特点而进行的统计分析整理，在统计整理工作过程中，其与统计设计、统计调查有着一定的关系，社会经济统计整理是定量的认识工作(4)统计分析为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最后工作阶段，其是在统计整理的前提下，按照社会经济统计的任务和目的，应用科学的分析方式，对统计整理出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计算。

4、结束语

社会调查的特征篇6

研究方法

对于社会人格的基本界定，我们是这样把握的：“即是指在特定历史阶段下其一社会群体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为群体每个成员所认可和接受的群体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特征既是社会性的，同时又伴随价值判断过程。”社会人格产生于社会行动，是指“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动以主观意义，行为考虑到他人并在其行动过程中以他人为目标”的这样一种心理特征 。

而研究中的理论假设则主要采用了类型学的方法，正如后文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划分一样，我们将社会人格分为传统与现代的两种典型，而社会转型中的中学生社会人格也具有过渡的特征，即旧的社会形态中的某些社会人格与新的社会形态对某些社会人格的表现同时在当代中学生身上体现，而且正向后者转化。

在研究中，我们采用了抽样调查的方法，将全国所有城市分为大、中、小三等，然后在大中城市中按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随机抽取了26个城市作研究对象，共计回收中学生答卷275份，经检查，结果客观有效，问卷质量高，并采用spss统计软件作统计分析，并按照调查工作计划中确立的指标项目分别作检验分析，同时结合图书馆中的人口学资料，作了初步的思考。下文中，拟从当代中学生对所处环境的态度与感受、偶像崇拜、人格倾向、转型社会人格结构几方面具体阐述。

二、社会转型期中学生对所处家庭和学校环境的感受和态度

社会调查的特征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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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的特征篇8

本次调查的最大特征是：充分考虑到家庭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特地位，在国内首次以家庭为单位调查寿险需求情况。中国家庭寿险需求调查发现：如果遇到50万元的风险事件，半数左右的家庭束手无策，县域家庭比例更高达六成；而且在筹款路径选择上，基本都是靠存钱和借钱，保险的作用并不突出，但城市家庭中社保赔付的意识和能力较强。

抗风险能力：50万不是小数目，半数家庭束手无策

本次调查中设定了一个情境来探析中国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如果家庭主要劳动力得了大病，需要花费50万元，请问您家会通过哪些渠道来筹集，各自可以筹集到多少？”

调查显示：半数左右家庭表示束手无策，其中城市和县域（包括县城和农村）中分别有45.3%和59.1%的家庭表示难以凑齐50万元，而且资金缺口分别达到了10.2万元和16.1万元，占总花费的比重都在20%以上。可以说，中国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总体来说并不高，在面临突发风险的时候，极有可能陷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中。

抗风险路径：存钱和借钱，保险作用还不大

如果对城市和县域家庭筹集50万元的首选路径进行分析，我们发现，城乡之间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城市家庭筹款路径的前三位依次是：存款（38.6%）社保赔付（35.9%）单位报销（7.2%）；县城家庭筹款路径则为：存款（44.6%）社保赔付（25.7%）向亲友借款（13.8%）；农村家庭筹款路径是：存款（52.4%）向亲友借款（21.1%）社保赔付（11.8%）。

对这些路径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征：

特征一：第一渠道都是存款

从总体上看，城市、县城和农村家庭的第一反应都是存款，而且农村的比例还高一些。但对于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家庭，以及月收入超过3000元的城市家庭来说，他们的第一反应是社保赔付。

如果我们从整体入选率来看，城市和县城家庭选择最多的渠道还是“存款”，比例分别为82.8%和79.2%，而农村家庭选择最多的是“向亲友借款”（76%）。

进一步来看，城市和县城家庭最大的筹款数额都来自于“存款”（9.9万元，8.3万元），比重占到将近20%，而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最大的资金却是“向亲友借款”（10.3万元），当然对于家庭月收入低于2000元的农村家庭来说，借款能力只有6.6万元。

特征二：社保意识和能力普遍高于商业保险

在城市和县域家庭的第一渠道选择中，社保赔付都进入了前三位，说明家庭有一定的社保意识。但农村家庭想到社保赔付的比例却明显较低（11.8%），而同期调查显示，农村新农合的普及率达到了77.2%。

进一步来看，城市家庭中社保赔付的金额可以达到7.8万元，仅次于存款的水平；但在农村地区，却只有区区2.4万元，这对于50万元的资金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至于商业保险，城市、县城和农村家庭在第一渠道中选择商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4.8%，1.8%和2.4%，排序只分别排在各自的第5，第7和第5位上。而且商业保险对50万元的贡献度并不高，城市、县城和农村分别为2.3万、0.5万和0.6万元。

特征三：家庭责任意识高，变卖资产不含糊

从总体入选率上来看，变卖固定资产选项在城市和县域家庭中都有较高的比例，分别为30.8%和32.4%，各自排在第4，第3位。可以说，这体现出每个家庭对成员的高责任意识。进一步来看，变卖固定资产在县域家庭中作用更大。对于县域家庭来说，“变卖固定资产”可以募集的资金额度在各项渠道中排名第三，达到6.8万元。

抗风险程度：家庭保障范围较广，但保障水平整体低下

调查显示：在城市和县域，社会保险的普及率分别达到了88.9%与87.5%，而且在家庭内部社会保险的覆盖率也分别达到了74%和77%，基本上可以界定为广覆盖，实现了基本保障。但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只有5.6%的中国家庭社会保险属于高保障，即享受的社会保险种类比较齐全。

从更具深度保障意义的商业保险来看，它在中国家庭中的覆盖水平明显较低。城市和县域分别只有47.5%与32.9%的家庭目前购买了商业人身保险，而且平均每个家庭的商业人身保险覆盖率仅为31%和15%。

社会调查的特征篇9

关键词　品格证据；地位；社会调查；运用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一、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品格证据的证明内容

我国对某人是否构成犯罪确立了三个特征，刑事违法性、社会危害性和应受惩罚性。在这三个特征中以刑事违法性为首要条件，也就是我们通常说得是出罪还是入罪，而后两个特征主要决定了该人是否需要处置及如何处置的问题。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品格证据的证明内容和采信内容应当体现在后两个特征中，而排斥刑事违法性。具体分析如下：

(一)品格证据能证明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社会危害性是犯罪三特征中的决定性条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将决定该名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受到刑罚处罚，以及受到何种程度的刑罚处罚。社会危害性是衡量嫌疑人犯罪情节轻重的重要指标，其考察社会危害性不仅要考量犯罪时行为的危害性，更主要的是考量其个人将来可能具有的危害性。未成年人自我控制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是否具有可能的社会危害性，而其自我控制能力的判断来源于他的性格、一贯表现等。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指导原则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如果通过品格证据能证明其具有较好的自控能力，不再具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那么是否为贯彻“教育、挽救、感化”的方针找到了很好的依据。

(二)品格证据能证明其应受惩罚性的程度

社会危害性决定了是否应受惩罚性及应受惩罚性的程度，所以品格证据在决定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量刑、量多少刑及刑罚执行的方式起到很大作用。而我国的法律恰恰在量刑的幅度上比较宽泛，那么以什么标准来确定一个人的刑期呢，我们采用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哲学观点，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刑罚个别化原则。那么这个“实际”、“个别化”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我们对嫌疑人具体的犯罪情节、犯罪动机、以往的一贯表现、是否有前科劣迹等等来考量，而其中的许多因素来源于该人的品格。苏力教授就认为：只要社会制约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从生物学看，每个人都会在一定程度重复先前的行为、视角和分析理解问题的方式。否则他(她)就会呈现出必定为社会拒绝的多重人格。其实，即使是一个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更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重复的人。所以通过品格证据来进行个别化的处置，在我国还没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当前，在最大限度地挽救未成年人将产生卓著的成效。

对品格证据采信持反对意见的同行认为，品格证据大多采用传闻证据和意见证据，这是一种很主观的活动。但在我国目前立法中承认酌定情节在量刑中的作用，如认罪悔罪态度，犯罪原因、犯罪动机等，这些酌定情节也都是主观和内心的一种反映，与品格证据具有类似的特征，其证明的内容也体现在其是否具有现实社会危害性，危害性的大小，应受惩罚性的程度等，因此以此来排斥品格证据显然是没有足够的说服力。

二、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阶段中的具体运用

阐明了品格证据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作用和地位后，笔者将重点分述其在刑事检察各阶段中证明内容的侧重点。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虽然没有明确的“品格证据”条款，但“无其名而有其实”。在侦查阶段，侦查员往往通过一些不良品格证据来锁定作案目标，我们检察官也会依据一定的品格证据来判断强制措施的手段。品格证据的确定，对于我们司法人员真正了解和认识未成年人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对于落实各阶段的教育职能更是体现了很大的成效。但我们现在强调和研究的是如何规范而有效的去运用品格证据，使之能发挥公平、公正的作用。

(一)审查逮捕阶段

我国刑诉法第六十条对是否有逮捕的必要作了如下阐述：“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害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因此，在涉嫌犯罪的前提下，是否采取羁押的措施，取决于该未成年人的人身危险性如何，是否有现实的社会危害性。而所谓的人身危险性是指犯罪人的存在对社会所构成的威胁，也就是再犯的可能性。影响人身危险性因素包括本人的素质特征和犯罪前后的态度，其关键是个人的素质特征，即年龄、性格、爱好、以往的一贯表现、为人处事的方式、道德等一系列的品格特质。因此，在这一阶段，一般采信两类品格证据，即前科劣迹情况和社会调查报告。

在审查批捕阶段，对前科劣迹证据的审查一般是决定对未成年人采取何种强制措施的决定性因素，要高于社会调查报告等其他品格证据的采信力度。以目前的实践操作来看，如果未成年人的前科劣迹与此次所犯罪罪名具有相关性，或同类性，如以前曾因盗窃被治安处罚此次又因盗窃被提请逮捕，那么会被认为，重犯的可能性较大，具有较大的人身危害性，以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为一般原则。在此阶段，通过初步的调查，对未成年人以往的在家庭、学校、社区的表现情况、个性特点和社会的认可度，都有了大致的了解，在没有前科劣迹的情况下，依据社会调查，确认其是否具有人身危险性，为其作出是否需要羁押的可行性评估。采取这种做法，既有效采信了品格证据，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排除承办人的主观臆断。

(二)审查阶段

在审查阶段，品格证据除了发挥与在批捕阶段同样的作用，在羁押审查和直诉案件审查中确定强制措施的种类外，在未成年人犹豫中将发挥更大的成效。未成年人虽然已经涉嫌犯罪，或者说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但其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如何，是否有必要受到刑罚处置还需要品格证据来确定。而依据品格证据对未成年人做出最终的处置已经是各国比较通行的做法，完全符合国际公约的原则。《联合国关于检察官作用的准则》在“之外的办法”中作出规定，“检察官拥有决定应否对少年酌处职能的国家，应对犯罪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保护社会和少年的品格和出生经历给予特别考虑。在作出这种决定时，检察官应根据有关少年司法审判法和程序，特别考虑之外的可行办法。……”该条文明确了检察官可以根据品格证据来行使自由裁量权，做出是否提起公诉的决定。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以及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都有类似的规定。

我国《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规定》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处罚的未成年人，可以作出不决定。”在实践中，对于如何理解“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免除刑罚处罚”，各地检察机关的办案人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认为，这些情节都反映了犯罪三特征中的“社会危害性和应受惩罚性”的特征，应当用品格证据来加以判别。

一般而言，作出不决定中的“犯罪情节轻微”应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评判，客观方面体现在对被害人，对社会实际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而主观方面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程

度，可以从犯罪原因、犯罪动机及其成长历程、道德品质、个性特点、家庭社会关系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因此，在这一阶段，社会调查报告是作出是否需要提起公诉决定的重要依据，也是寻找处置未成年人最佳方式的重要依据。又如心理测试，通过各类测试题目，以求反映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处世观点、是非评判、家长教育方法等内容，从而分析出其性格特征、判断是非的能力、悔罪态度，然后得出重犯越轨可能性的大小程度结论。检察机关依据心理测试的结论，来判断未成年人的可逆转程度、是否有潜在的社会危害性等，以此来作为对该未成年人是否提起公诉的依据之一，并制定出适合未成年人个性特点的矫治方案，帮助其顺利回归社会，防止其重新犯罪。对于心理测试的结论认为重犯越轨可能性较大的未成年人，则依据心理测试中对其性格的判定，形成的是非观等因素，在诉讼的过程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疏导和引导。目前，心理测试并没有以一个专业机构或专家证人的身份出现，其合法性仍受到质疑，但它毕竟不同于用以定罪的实体证据，其必须有社会调查等相关品格证据予以共同支撑，且在实际办案中也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把心理测试作为品格证据来运用并不违背品格证据的一般原则。

(三)法院审判阶段

社会调查的特征篇10

关键词：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撑体系

为进一步了解被征地农民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推行的情况，我们课题组深入西安市曲江新区、北郊经济开发区、郭杜教育产业开发区、长安区、未央区、霸桥区、莲湖区20余个村，对不同征地拆迁类型的410户被征地农民进行问卷调查。被调查者共416人，其中，男性占56.7％，女性占42.8％；文化程度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分别占被调查者的51.6％和25.5％；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23.1％，36－55岁的占53.3％，56岁以上的占23.6％。调查显示，基层组织已对被征地农民参加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做出具体安排，但收效甚微。

一、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从调查的数据和访谈的内容来看，被征地农民面临较大的生活困境，但他们对政府推行的就业与社会保障政策并不重视。问题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被征地农民自身存在的问题

1.被征地农民就业率低，非正规部门是主要的就业方向。35岁以下、36－55岁及56岁以上被调查者的就业率分别为34％、30％和12％。餐饮零售、交通运输和服务业是主要就业方向，分别占正在就业被调查者的29.7％、19％和27％，其他就业者分散在传统农业、制造业、建筑业和村委会等部门。被调查者的就业特征很明显：一是就业率低。许多被征地农民的家庭收入主要是房产的租金，他们不愿参加社会劳动，主要是因为就业技能差、需要照顾家人及不愿接受低工资。二是自雇就业的多。被征地农民利用简单技能从事家庭作坊生产与经营，或利用征地补偿款自主经营，只有部分较年轻的被征地农民被安置在服务部门。三是就业半径小，就业者地缘性强、从众心理强。就业者集中在几个部门，做一些简单熟悉的工作，工作地点离家不远。这些现象都说明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安全感低，仍依靠亲缘关系或地缘关系来维持就业。就业率低及以自雇就业为主，使被征地农民无法通过正规就业参加城镇社会保障体系。

2.被征地农民自保愿望强，不愿参加社会保障。56岁以上被调查者仅有11％的人最担心养老问题，而35岁以下及36－55岁年龄段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并不担心未来养老，仅有5％左右的人在最担心的生活风险中首选了该项。三个年龄组分别有43.0％、37.4％和35.4％的被调查者表示今后依靠自己攒钱养老。有52％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了解或知道社会养老保险，但仅有28％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保险可以保障他们的老年生活。与养老不同的是，35.8％的被调查者在最担心的生活风险中首选了“家庭成员生大病”，但他们之中只有不到三成的人愿意参加医疗保障。被征地农民参保意愿低，除与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传统保障模式有关以外，更主要的是因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吸引力、人们对制度缺乏信任感以及与被征地农民“落袋为安”的短视行为有关。

(二)政府部门存在的问题。从劳动部门工作推进情况来看，被征地农民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困难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筹资困难。按规定，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障遵循个人、集体、政府三方筹资的原则，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财政补助资金不到位、集体缴费能力不足、个人缴费无动力等问题。二是可持续性差。一些地区盲目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待遇水平与城镇基本保障靠拢，导致支付负担骤增，使制度难以为继。三是基层组织宣传力度不大。劳动部门发送到村委的宣传材料没有得到重视和有效传播，被征地农民对社会保障制度的知晓率、认知率较低，由不了解产生不信任，最终拒绝参加。

二、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不落实的原因

(一)制度供给与需求的错位。首先，制度并未区分不同征地程度的被征地农民的需求。被征地农民按照征地程度可分为部分征地、全部征地及全部征地已拆迁三种类型，获得的货币补偿也由每人几千元到十多万元不等。按照各地的规定，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采取定额缴费而不是按比例缴费，导致货币补偿少的被征地农民无力缴费。其次，社会保障基金流动性约束与资产增值需求的矛盾。土地的保障功能包括家庭成员就业、基本生活保障、养老保障以及资产增值收益。征地补偿款除满足当前基本生活需要以外，首先被用于盖房或购房。按现行制度中定额缴费的规定，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缴费具有集中性的特点，一次缴费额数目大且专款用于养老和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基金的流动性约束无法满足被征地农民强烈的资产增值需求，因此，在征地补偿款发放方式上被征地农民更加倾向于货币化形式而不愿缴费参保。

(二)经费支持不到位。首先，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具有外部性，任何一级政府都无法获得与其用于社会保障支出相对等的全部收益。在“谁受益谁出钱”的思想影响下，地方各级财政都在相互推诿，致使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财政补助不能及时、足额到位。其次，一些地方农村集体经济名存实亡，无力承担缴费责任。集体经济较好的地方，往往选择“自保”而不参加“社保”，将集体经济收益以货币或集体福利形式分配，却不愿缴纳社会保险费。

(三)管理体制不顺畅。首先，尽管规定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主管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但土地补偿标准及发放形式往往是国土资源部门与被征地农民(村集体)谈判决定，难以确保土地补偿款及时、足额划入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账户中。其次，社会保险经办服务供给不足。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解释不清晰，被征地农民对社会保障政策及能够得到的实惠没有充分理解，降低了参保的意愿。

三、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支撑体系的构建

被征地农民是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但不是永续存在的。由于自身的技能、就业观念不能适应城市就业的需求，被征地农民难以在短期内融入城市。不仅如此，中国被征地农民大批出现在社会保障制度转轨时期，一方面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浪潮迭起，另一方面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举步维艰，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需要落实。

(一)制度安排。社会保障是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合作的集体行动。因为三方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都有为满足自身利益的行动取向，因此合作秩序显得非常必要。一项设计合理、推行有力、支持有度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为三方带来额外收益，并实现利益共享。被征地农民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产物，任何一个国家的城市化都会产生大量的被征地农民。被征地农民数量庞大并不可怕，关键是要认识到这一群体的出现是过渡性的，不是永久存在的。因此，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最终应纳入到城市或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去。有必要对被征地农民与城乡其它社会保障参与者加以对比，考察他们的区别与联系，这是重新审视和构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出发点。首先，被征地农民是一个过渡性群体。他们在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与消费水平上，或者与城市居民、或者与农村居民没有根本的区别。其次，被征地农民是一个多层次的群体。他们因被征地的程度不同，对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的需求也不同。再次，被征地农民是一个完整年龄结构的群体。不同社会保障项目对不同年龄段被征地农民的吸引力不同。基于以上的认识，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应遵循如下原则：第一，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政府是征地中最大的利益获得者，应承担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的主要出资责任，为被征地农民建立起非缴费型的基础保障。将城市规划区内的被征地农民纳入城市低保，规划区外的被征地农民纳入综合低保(保障水平为农村低保加补差)，给付标准根据当地平均消费水平确定。个人是社会保障的最大利益获得者，利用征地补偿款或家庭收入缴纳社会保险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企业治理结构不完整，不对其缴费作出制度性规定，可以按照农民与村委会的合作意愿协商确定其缴费责任。第二，分层分类参保原则。根据被征地农民被征地的程度、不同年龄结构被征地农民对社会保障的需求，将被征地农民分流到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或者新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

(二)经费支持。朱明芬等人(2006)提出按照社会成本补偿办法来考察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机制，以“权益对权益”、“功能对功能”的原则置换出土地对被征地农民提供的所有保障。然而，调查中发现，为减轻征地工作的阻力，征地单位、村委会及村民个人都倾向于征地补偿款的货币化发放。孔祥智等人(2006)的研究也发现，大多数被征地农民倾向于货币化补偿。从补偿款的使用方向看，被征地农民对即期消费或资产投资的倾向高，对购买保险或远期消费的需求少。货币补偿产生的收入效应会促使被征地农民增加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但出于资产增值目的而采取的短期行为会削弱人们的这一需求。货币化发放难以置换出土地提供的所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