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生态论文十篇

环境与生态论文篇1

1.1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对复杂的系统进行评价通常是依靠多种指标进行的，而指标的选取在复杂系统的研究中是一个关键问题，更是一个不好解决的问题:指标数量过少会使信息量不足而影响评价结果，指标数量过多则会出现大量的冗余信息，加大了分析计算的难度．所以指标的设计一定要坚持全面性、发展性、特殊性、可操作性和侧重性等原则．

1.2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目前对于指标的筛选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等，其中，层次分析法主观性较强，由于评价者的不同偏好，对所给出的方案评价不一，导致部分信息失真;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和相关分析法虽然能减少指标间的相关性，但是剩下的指标不能全面地反映评价目标的特性．该文构建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的大体思路如下:首先根据专家经验初步拟选出能够反映该体系脆弱度的相应指标，构建一个初步的指标体系，然后利用spss软件对该体系中各个子系统中初步选取的指标进行聚类分析，选择出最能代表该子系统的指标并建立最终评价体系．

1.3脆弱性评价模型的建立

该文将模糊数学方法和传统评价方法相结合来分析系统的各方面相关信息，首先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合并相似度过高的指标并选出代表指标，同时引入区间变量，建立系统间的发展阶段的模糊区间，以模糊辨别两系统的演进模式，并结合模糊函数建立评价模型，以此研究两系统间的脆弱状况。

2结果分析

2.1评价指标的初步选取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使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带动经济的发展;二是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周边的用地性质发生了改变，进而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观念．因此，城市化子系统应该包括经济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空间城市化和社会城市化四个方面．每个方面又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城市化指标共选取了27个．生态环境是指与生物体相互作用的资源环境或与生物体进行物质能量流动众多因素的集合．生态环境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物体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二是影响生物体的各种生态因子．因此，本文从大气环境、水环境、固体废弃物、噪声环境和生态保护五个方面构建生态环境子系统．每个方面也同样选取了多种指标，该文生态环境共选取了20个指标．

2.2评价指标的筛选

以经济城市化子系统为例，运用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得出树状图，五次迭代内被归为一类的说明指标间相似度较高，可以合并为一类，从而得出该子系统内的代表指标．同理可以得出其他子系统的代表指标，该文不详细列出．最后得出该评价指标体系的模型．

3结论与讨论

该文采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并根据聚类分析后得出的树状图确定分类个数，构建了评价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解决了指标在选取时的信息重叠和筛选后的指标存在片面性的问题．从总体上看黑龙江省东部煤电化基地中某些城市脆弱度隶属度基本维持不变，而其他城市则有向上一级脆弱度过度的趋势，整体来看没有逆向发展的趋势，说明这些地区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对各个城市之间进行比较，鹤岗和鸡西2004～2010年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等级中，而双鸭山则基本维持在较重脆弱度和中度脆弱两等级中，虽然这些城市没有逆向发展，但是由于该种脆弱度较为低级，所以以上城市应加以应对，扭转现有形式向良好脆弱度等级发展;佳木斯2004～2010年间虽然也基本处于较重度脆弱度等级中，但是佳木斯却呈现出了向中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说明该城市治理的方针政策是有效果的，但是力度不大，所以趋势较缓较慢;七台河基本以中度脆弱度等级为主，近几年呈现了逐渐向较轻度脆弱度等级过渡的趋势;而牡丹江则是这些城市中发展最好的城市，总体上以较轻脆弱度等级为主并且还明显的有向轻度脆弱度等级发展的趋势，说明该地区在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力度较大．

环境与生态论文篇2

    重金属污染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那么究竟什么是重金属污染?它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多大的危害呢?它有是怎样跑到我们的体内去的呢?下面将一一介绍。

    重金属指比重大于4或5的金属,约有45种,如铜、铅、锌、铁、钴、镍、钒、铌、钽、钛、锰、镉、汞、钨、钼、金、银等。尽管锰、铜、锌等重金属是生命活动所需要的微量元素,但是大部分重金属如汞、铅、镉等并非生命活动所必须,而且所有重金属超过一定浓度都对人体有毒。体内重金属的正常含量及超标的症状如下:

    铅:人体内正常的铅含量应该在0.1毫克/升,如果含量超标,容易引起贫血,损害神经系统。而幼儿大脑受铅的损害要比成人敏感得多。

    砷:俗称“砒霜”,如果24小时内尿液中的砷含量大于100微克/升就使中枢神经系统发生紊乱,并有致癌的可能,而且如果孕妇体内砷超标还会诱发畸胎。

    镉:正常人血液中的镉浓度小于5微克/升,尿中小于1微克/升。如果长期摄入微量镉容易引起骨痛病。

    汞:正常人血液中的汞小于5-10微克/升,尿液中的汞浓度小于20微克/升。如果急性汞中毒,会诱发肝炎和血尿。

    重金属进入人体的途径主要有三种,分别是吃的食物、水和大气。

    据中科院陈同斌博士透露,北京有部分古老的城市公园里表层土壤的重金属含量较高。这是因为,那些古老公园里亭台楼阁相对多,雕梁画栋更是比比皆是,由于早些年的油漆为了增强防腐性,其中的铅、砷等重金属含量超标。这些油漆内的重金属跑到了土壤里,就造成了公园土壤重金属超标。由于北京起风比较平常,这些细小的尘土携带着人们根本察觉不到的重金属,通过人的呼吸作用就会进入人体。除北京外,国内其他比较古老的城市公园也有这中情况出现。

    水的污染通常都是由当地工厂废水排放造成的,这种现象在京城各大区县几乎都有。通州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方,虽然这些年通州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做得比较好,但是那里是污水灌溉时间比较长的地区,过去的污水中重金属含量往往较高,浇灌土壤后容易产生污染。这些含有超标重金属的废水一旦排到干净下游,就会污染大片水源。由于这种受重金属污染的水在颜色、气味等方面与正常水没有差别,农民根本看不出来,一旦用这些水来灌溉,必然会让土壤及农作物成为重金属污染对象。蔬菜是最易“吸收”重金属元素的农作物,因此土壤被环境重金属污染后生长的蔬菜与其它作物相比,蔬菜对多种重金属富集量要大得多,经证明,在被污染的土壤里生产出的蔬菜的有毒物质含量可达土壤中有害物质含量的3-6倍。(按:人畜食用了被重金属污染的蔬菜后,在体内浓缩积累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如被列为世界八大公害典型之一的日本富山县的骨痛病,就是由重金属镉污染引起的;我国广西一些被镉污染的地区,人体的镉含量高出正常人的7倍,经X光检验,人体骨骼也已显着病变。)人吃了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壤上种出来的农作物,很容易受到重金属的毒害。

    蔬菜水果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既然重金属污染危害这么大,那么那些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蔬菜水果我们能不能通过多浸泡、多清洗或多煮来去除重金属呢?陈同斌博士表示,这些效果都不大,因为重金属污染是从植物根系中上来的,它存在于植物的体内,不像农药那样大部分都喷洒在农作物外表,多洗就可以清除干净。

    有一种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注意选购一些蔬菜品种,比如生菜、莴苣容易富集镉,可以尽量少食。另外,叶类菜是所有蔬菜中最容易受重金属污染的,最好也要少食用。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解决方法还是要防治土壤的重金属污染。土壤重金属污染与有机物的污染不同,它不能被分解消失,即使人为的控制土壤环境条件使重金属的有害作用暂时减弱,它也能在适当的时候恢复。因此如果蔬菜的生长环境一旦遭到重金属污染,要想恢复和治理就非常的困难。目前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控制方法 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

    1)利用不同植物种类对污染物吸收差异的特性,合理安排蔬菜轮作茬口,使具有一定程度污染土壤生产的蔬菜达到或接近食品卫生标准,以降低重金属进入食物链的量,如有的蔬菜不易“吸收”镉,那么如果菜田土壤的镉含量多点种植该蔬菜就不会造成多大的危害。该方法不需投资,方法简便,效果也比较好,但必须在有关的专家指导下进行。

    2)控制土壤环境条件,降低重金属污染物对植物的有效性。如可以施用石灰、胡敏酸、钙镁磷肥等土壤改良剂对土壤进行处理,使易被蔬菜吸收的重金属元素在这些改良剂的作用下通过化学反应转换为蔬菜不吸收的有机结合态。这种方法有一缺点,由于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的这种化学反应是可逆的,有一定条件下又会从有机结合态回转成易被蔬菜吸收的形态。比如说随着酸性污水的浸染,土壤中已经被固定的重金属元素又会被活化为可被蔬菜吸收的交换态。

    3)对重金属污染土壤最彻底的改良方法是铲除其表土,这就是农业工程客土法,所谓客土,就是用外来的土壤换掉已被污染了的菜田土。这种方法在日本土壤污染地区应用很广,可以彻底清除已污染的土壤,根本断绝植物生长的污染基质,在无外来污染浸入的前提下,可保证蔬菜的正常生长和残留达标,但这种方法工程量大,耗资也巨。

    4)严格控制灌溉水中重金属元素的浓度,杜绝用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和城市污水直接灌溉菜田。一旦菜田受重金属灌溉水的污染,所有改良成果都会毁于一旦。

    总之,重金属污染虽然是个严峻的问题,但是只要我们明白并高度重视它人体健康的危害,相信用我们人类的智慧和决心一定能够战胜它。

    参考文献:

    (1)陈同斌,石培华,李锐 《拯救走向荒芜的土地》商务印书馆  2001-9

    (2)魏振枢 《环境水化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3)张辉 《土壤环境学》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6-1-1

    (3)叶振国

环境与生态论文篇3

第一个主要的角度，主要从经济出发，更多反映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兴趣，叫作“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谓可持续发展，是指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能力的发展；它要求在考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重经济系统与环境系统的相互作用，力求实现一种比较协调、均衡、有连续性的发展。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可以追溯到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两个世纪以前写下的《人口原理》，简单说，作者的预测是，如果听其自然，人口增长会呈现几何图式（2、4、8、16……），而人类所需的食物的增长最多是算术方式（1、2、3、4……），最后的结局当然十分悲惨。到本世纪50至60年代，欧美一些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开始研究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技术改进和资源消费方式之短期和长期的不同后果，其中最有名的是60年代末提出的名为“增长的极限”的《罗马俱乐部报告》，这份报告及其他类似的文章、专著的一个共识是：如果人类继续现有的科技开发方式、人口增长速度和资源消耗结构不变，那么，地球的生态环境将遭到严重破坏，资源有可能耗尽，世界人口和工业生产也将最终发生非常突然、无法控制的崩溃。80年代，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出版的名著《建设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对可持续发展观首次做了系统阐述，它分析了经济发展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土地沙化、资源耗竭、石油短缺、食品不足等，具体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保护资源基础、开发再生资源等途径。最近二十多年，可持续发展研究也逐渐从学术界的议论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和一些国家政府的议事日程。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首次召开了《人类与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并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呼吁；1992年联合国再次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最后通过的《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里约宣言》），正式确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人类发展的主题。最近，在1997年年末，为了使21世纪的地球免受气候变暖的威胁，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集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又名“防止变暖京都会议”），并最后通过了《京都协议书》，达成了各国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的新尺度。［注1］在这里，归根到底，“发展”是核心的概念，“非持续性”是它的旧有特点，而“可持续”乃一新的属性。从国际政治视角分析，这种发展观使国际关系具有了一种动态的面目，一种在外延上、规模上不断扩大的形态，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在这种过程里各种行为体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和发生作用，为什么会有这样而不是那样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分析，是国际政治学观察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但它还没有解决国际政治学家们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的角度，是由所谓“古典的国际政治分析”确定的，它的通用说法是“生态环境问题引出的安全考虑”。在传统国际政治学家关心的这一领域，主要的研究兴趣在于地理及范围更大的环境要素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和国家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上面，这些研究兴趣不象“可持续发展观”那样只是最近几十年才明确形成的概念，甚至不是随着民族国家的生成一道出现的东西，而是从很久远的从前便具有的思想线索。对于很多国际政治学家来讲，要透彻了解国际政治事务，必须参考“一系列环境要素，不论它们是否属于人类的范畴，也不管它们有形还是无形”。［注2］因此，亚历士多德就曾经讨论过海洋和气候对民族特征和人的才智的影响，到了近代西欧更出现了让·博丁和孟德斯鸠等人的“地理决定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前期欧美国家出现了以麦金德、马汉、斯皮克曼、拉采尔、豪斯浩佛等人为重要代表的不同地理政治学派，到了二战以后、尤其是6－70年代以来，人口及资源、技术要素等全球性课题的显现，促使越来越多的国际政治学家去分析人口、资源、地理、气候及广义的生态环境对国家实力、战争冲突、国家间关系、相互依赖程度、一体化过程、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强化等“高级政治”的影响。这中间又分许多学派、分支，有各种方法、工具和解释，比如，有的侧重纯粹自然条件（气候、地理、自然资源等）的国际后果，有的注意所谓人造问题及环境（污染、人口、城市化、过度工业开发等）的世界性含义；有人看重国家间博奕等“战略性分析”，有学者纯粹关心（国际背景下）个人与自然的联系；有“地缘政治学派”，也有生态学意义上的“人－境关系学派”；等等。与前面提到过的经济学家的视角不同，国际政治学的“经典关注”不在于“发展问题”，而在于“生存”或“权力”等概念（这里面又略有区分：传统现实主义比较强调“权力”，新现实主义更重视“生存”）。总之，国际政治学家们为人们开辟的完全是另一幅国际社会景观，一幅长久以来便存在的人类以群体方式竞争斗争、“优胜劣汰”的政治画面。

还有一个大的角度，也是由国际关系理论家们推导出来的，由于没有定论，这里姑且称之为“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它与前两个角度都有一些关系，但同时存在着重要的区别。与“可持续发展观”的相似之处在于，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也极其重视国际关系中由于生态问题的严峻化所带来的相互依存过程及其深远后果，不同的地方是，后者比前者更加看重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如环保组织、绿色和平运动、动物保护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等集团力量）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不论消极或积极的作用），对国家扮演的传统角色则有所批评、有所否定；而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不只同意“发展”的经济学观念，更强调国际社会的“进步”、“演化”和“质变”等术语包含的可能性及意义。与传统国际政治学家的“国家生态安全”考虑相比，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更多地把关注焦点放在“族际安全”、“人类安全”、“物种安全”甚至“地球安全”等层面，这种安全范畴当然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军事安全或政治安全或国家安全的范围；不过，与国际政治学思想传统一致而有别于经济学思路的一点是，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依然保持了对“安全”问题本身的执着思索。在这一相对较新的角度上，人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多半与旧的国际关系分析单元和分析途径（如国家能力、政府治理、现象、国内国外的严格区分、政治经济的泾渭分明等）的失效和困境有关，或者与新的世界政治分析单元和途径（如世界多元主义群体的崛起、各种国际NGO的出现和活跃、“政治”与“权力”等概念的重新界定、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新形态等）的受重视联系在一块。在欧美国际政治学界，前面那种观点多被纳入“传统现实主义”或者“权力政治学派”的范畴内，后面这种观点则基本上属于“全球主义”或者“新理想主义”等学派见解的名下。对于后面这些学派见解的倡导者，生态危机与其说是是一种自然现象，不如讲是一种人为结果，是人类以国家形式和传统国际政治结构管理和开发地球环境的不当所致，所以，解决或缓和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是改进原有的政治结构和思维方式，逐渐把立足点从“国家”放到“国际社会”，建立与旧时代有别的全球主义世界政治文明（包括开发资源方式、生活消费方式、群际交往方式、学习及适应方式等等）。［注3］与传统现实主义不大一样，全球主义的世界政治观建立在一种进化论哲学基础之上，它把人类社会的成长，看成一个由单一性和冲突性朝整体性和协作性过渡、由民族国家为中心的无政府世界状态朝更有向心力的国际社会乃至全球一体化转变的长期历史过程。

显然，角度的各异常能够使人得到重要的启发。避免独断性和简单化，是国际问题研究者应有的分析尺度。在简单的介绍之后，下面，我们就“生态环境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一主题，分别从国家的角度和国际共同体的不同角度，进一步探讨国家安全与面临的威胁、全球政治的观念及分析视角等问题。

上篇、生态环境政治——国家的视角

“生态环境”属于合成概念，它既可区分开来讨论（英文分别是“ecology”和“environment”）［注4］，也可作为一个术语使用（ecologicalenvironment）。鉴于本文主要聚焦于国际关系所受到的影响和冲击，从方便计，我们主要使用后一个概念。就是说，这里讲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广义概念，它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理条件、矿物资源、大气和地表等自然环境，以及人类力量对它造成改变以后形成的次生环境（如工业、农业、建筑、交通、通讯等工程造成的人为环境），总之，指以地理条件为基础、人类周围的物理世界。

大体上，我们可以依国际政治学的分析途径，从国家的利害关系出发，将它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分为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关注。

1．地理政治关注

地理政治关注以纯粹的自然环境为分析前提。如前所述，它已存在了很长时期，甚至发展出了一门学科——地理政治学（也经常被称为“政治地理学”），这种关注在今天仍然保持了鲜活的生命力。［注5］

地理政治分析的本质，在于揭示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得失与地理、气候、自然资源等外部天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象法国当代著名国际政治理论家雷蒙德·阿隆指出的，它“把外交－战略关系与对资源作出的地理－经济分析以及由于生活方式和环境（定居、游牧、农业和航行）而引起的对外态度的解释，从地理角度加以系统化”。［注6］英国当代政治地理学家杰弗里·帕克指出，地理政治学是“关于国家的地理空间现象的研究，旨在探寻对国家实力之地理基础的认识。对国家行为的观察检验是以领土、区位、资源、人口分布、经济活动及政治结构这样一些特征为背景的。各个国家被当作世界政治空间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地理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此地理政治学具有整体性，其目标是把形形的现象综合起来，总体地加以表述和解释。”［注7］总之，它是一门以地理分析为基础、专门研究国际政治力量与地球自然性质之内在联系的学问；这门学问把领土国家视为国际政治力量的主要单元（非主要单元有诸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各种超国家集团等等），而气候、植被、土壤、位置、矿物资源、海拔高度、陆块分布等因素则构成“地球自然性质”的内涵。地理政治理论提供了观察国际问题的重要视角。它相信，国家的权力和利益，牢固地根植于地球的天然物性之中；假使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象玻璃球一样光滑，对权力的地理研究就失去了意义。现代国家的力量恰恰来源于其安身立命的领土，国土是国家实力的必要条件。国家领土系指隶属于国家的地球表面的特定部分。一个国家是不可能没有领土的，虽然必要的领土可以很小。一个流浪的部落或种族，尽管可能有一个政府，或在其他方面是有组织的，但在没有定居自己的领土以前，它不会被国际社会认定为一个国家。正由于地表及相关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差异，使地球成为人类上演一出出历史剧的舞台。

地理政治研究的实质在于把人及人的关系放到地球的环境中去看待。纯粹地理分析的对象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地理学者们对特定的地理现象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它们多半属于认识深浅的不同；地理政治观点则必须随着人类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变化而变化，并且随着不同的学者对这种变化之性质的解释的不同而表现出理论的差异。比如，飞机的出现以及人类对外层空间的不断开发，给地理政治学增加了一个全新的方面。正象“海权论”的创始人马汉和“陆权论”的奠基者麦金德教授分析技术在便利海洋和陆地交通上所产生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各自的地理政治理论一样，本世纪前半叶西方一些地理政治学家通过对飞行器技术改善造成的后果（如机动性的大大增加，地形障碍重要性的下降，前方后方观念区别的模糊，等等）的考察，创立了崭新的“空权论”。与此同时，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运用地理政治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确定或校准国家当局的对外政策、尤其是涉及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在这种场合，“地理政治”被用于指称处在世界体系中的各国筹划国家安全政策时的某种地理基准。在决策者和决策智囊层那里，专门的地理政治区域并不是由恒定不变的地形所规定的地理区域，而是一方面由自然地理所决定、另一方面由实力中心的动态转移所决定的战略区域。就是说，争夺权力的斗争本身会把一些地区提到显著地位，把另一些地区暂时降到被人遗忘的地位，以致被审视的那些特殊区域有的扩大、有的缩小。地理政治分析与纯粹的地理分析不同，其主要的特点就在于它所研究的是动的而非静的形势。政治世界中条件的改变，会改变某一时期给某些特殊因素所赋予的重要性、因而影响到最终的结局。技术条件的变化也会使形势改变，特别是在行使武力方面，因为交通速度和工业技术的进步，必然会使一定国家的实力地位发生变化。地理因素不会改变，但它们对外交政策的意义却会改变。

总之，地理政治观的根本，在于教会各国如何根据既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使自己在获得权力与和平的国际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一百多年以前，现代地理政治学说的主要奠基者之一、英国牛津大学地理教授麦金德曾经提醒人们：“政治的进程是驱动和导航两种力量的产物。这种驱动的动力源于过去，它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特质和传统的历史之中。而今天则是通过经济的欲求和地理的机遇来引导政治的动向。政治家与外交家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是否认识到了这些不可抗拒的力量。”［注8］在人类即将迈进21世纪的当口，这种地理政治观仍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

2．生态威胁关注

与地理政治的关注不同，国际政治学家对所谓“生态威胁”的关注，只是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事情，但后者所获重视程度相对前者而言有明显上升趋势。从罗马俱乐部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表著名的《增长的极限》和《人类处在转折点》两份报告之后，尤其在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范围内的人口增长、技术进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始成为国际社会、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方面的具体研究涉及许多“技术性”领域，主要是科学进步、技术改进和经济高速增长所造成的一系列始料不及的负面后果，如人口大量增长、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造成的各种废物对大自然的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药品短缺和资源匮乏，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地球自然物种（植物、动物和其它生物等）的急剧减少和人造“怪物”（城市和工业排放的“三废”造成的“畸形儿”，某些可怕的、类似“克隆人”的试管产品的出现等）的增加，气候变暖、各种人为的灾害越来越频繁；简言之，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失调，地球生态开始以各种灾害的形式惩罚“人的罪孽”。新的形势，迫使国际政治学家从生态危机的角度研究国际关系和权力斗争，而国际政治理论对于生态环境遭破坏的所谓“传统关注”，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之上：国家（state）是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际关系是政治活动的一个领域；国际政治学者探讨的中心内容，应当是在国际无政府的政治体系下、处于相互竞争的各国如何争取各自权力与利益的问题，是对国家之间冲突与合作的分析及说明。从这个立场看，生态威胁的出现，给国际政治分析家提出了许多有重大压力、但并不陌生的研究课题。

这里面有两类课题：

一类课题是，生态问题以何种方式作用到国际权力结构的分配，又如何影响联盟与对抗的新组合模式？在这方面，所谓“南北关系”问题，显得尤其突出。典型的事例之一，是有关气候改变原因的争论。基本上，有倾向于北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两种基本意见。［注17］前者认为，气候的人为改变主要来自于落后、愚昧地区民众对森林的乱砍乱伐和对植被的各种破坏（包括不恰当的农业耕种方式、食物摄取方式、燃料原料结构等等），所谓“沙漠化过程”完全是某些发展中国家错误的发展政策所致。后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发达国家的大众消费结构（大量使用家用电器、大量弃置城市垃圾等等）、工业高能耗结构和对发展中地区的不计后果的掠夺性开发（如石油的大量开采和其它矿物燃料的过量汲取），才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城市化和汽车工业造成的严重生态污染为例，强调工业发达地区各国要对当前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依照前一种意见，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由此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速度，已经超出了国际社会的道德容忍度，是完全不负责任的、不顾他人的方式；“不仅对自己的子孙后代缺少责任意识，而且对国际共同体缺少责任意识”。因此，必须采取各种形态——不论是外界鼓励采用合理的、“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或者是提供各种技术、资金等环保援助，或者是使用强制的、国际法的和国际干涉的方式——制止发展中地区的这一势头；对于这种论点的人来讲，所谓“可持续发展”，首要的目标是针对“野蛮的、不能持续的发展”，即制止竭泽而渔、杀鸡取蛋的开发方式。他们批评说，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以破坏环境为要挟，强迫发达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他们所需的各种援助。这一派意见体现在国际政治观念中就是，要加强现有的国际制度和国际法的实施力度，加强国际干涉及其哲学基础的研究，加强对不合理开发方式的监督和控制。相反的意见批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指责是一种虚伪且傲慢的态度，认为发达国家目前实际消耗着地球每日消费的绝大部分燃料、原料，却拒绝让后发展地区的人有享受（或有可能享受）同样的消费模式及舒适生活机会；真正的不道德是“了解事情的利害关系，在自己不肯做出任何让步的同时却让别人做出牺牲”。批评者质疑，这能否算作公正、平等，能否称作道义的选择？！在他们看来，假如发达国家真的愿意与发展国家一道解决生态危机，首先必须从自身着手，比如增加对不发展地区的援助、放弃掠夺性贸易、减少过于奢侈的消费、改造旧的生活观念等等。对于世界共同体而言，这一过程的含义在于改造既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放弃西方旧式的支配性模式，建立机会更加均等、权利更加平等、规则更加公正的国际民主机制（国际政治格局）。这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注9］

环境与生态论文篇4

1前言

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全世界所追求的目标时，建筑行业也在关注能源以及环保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中国，建筑能耗目前占国民经济总能耗的25％左右，且呈递增趋势，因此开展建筑节能工作有巨大潜力。建筑能耗不仅仅影响国家能源供应，而且能源使用效率的高低还影响环境，例如据有关测试[1]表明：在城市内建筑四周挂满分体式空调时，将造成局部“热岛”现象，空调机的运行能效比COP显著下降，建筑周围热环境也被严重恶化。也就说，建筑节能和居住环境是两个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问题。

随着人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快速提高，建筑能耗以更高的速度增加，例如冬季供热地区正迅速南扩，而北方地区空调器拥有量也迅速增加。建筑物寿命一般较长，建筑节能改造难度很大，因此在设计之初便考虑建筑能耗与环境影响便显得至关重要。而我国广大地区、不同气候、不同类型的建筑节能不是依靠墙体保温等措施就可以解决的[2]，更需要从建筑设计到建筑细布构造处理以及环境控制设备及系统等各种技术的集成来解决。

另一方面，建筑环境特别是居住环境质量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居住区内的空气质量、办公或居室内的空气品质、噪声水平以及交通状况都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一些房地产开发商也注意到这一现象，相继推出了以“绿色”、“生态”为宣传点的建设项目，但真正的“绿色生态”建筑或住区不仅仅是依靠多绿化就能解决的，更重要的是要考虑建筑物理环境中综合因素的影响，包括声、光、气流、热、能耗等诸多方面。

利用信息技术，以计算机模拟为主要手段，从建筑声学、光学、气流、微气候、空气品质、能耗等角度，对建筑设计方案进行全面的评价，不仅有助于房地产开发商提高建设水平、增强项目市场竞争力，也有助于提高普通消费者的生态意识、节能意识和环保意识，对于促进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简要介绍由清华大学提出的建筑生态环境与节能效果综合评价的方法、策略等，并通过实例介绍了具体的评价内容，以期为我国实施建筑“星级”评价标准进行有益的探索。

2评价系统简介

2.1国外经验

关于建筑节能的评价，国外已经有了一些已经成熟并在实施的规范，并且有相应的标准模拟软件来评价建筑的节能状况以保证规范的实施。在美国有“节能之星”标准（EnergyStar），这个标准实施已经有10年了。它比美国“标准能源法案”（ModelenergyCode）要求更加节能30％。通过这套标准的实施，在不增加初投资的前提下可以节省30~50%能源消耗，可以节省50％的建造时间。也是因为有了这套标准，可以创造出激励一些具有创新意义的节能技术和建材发明的氛围。由于这套标准针对美国某地区而专门制订的，因此在美国并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统一标准，例如Title-24标准主要在加州实施。

芬兰建立了一套叫做“能耗认证系统”的标准（EnergyCertificationSystem）。在香港也通过授予“建筑认证证书”（BuildingPass）的方式来对建筑的能耗情况进行规范。俄罗斯在莫斯科也实行了一种叫做“能耗护照”（EnergyPassport）的建筑节能规范。它包括一套新的节能标准MGSN，希望能够控制建筑设计、建造以及运行的质量，而且它可以为节能建筑提供潜在的购买者等信息，从而来促进节能建筑的良性发展。这些规范中都没有包括环境质量的评价内容，然而实际上节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环境水平，减少污染排放，从而真正做到可持续发展，所以完整的建筑生态环境与节能评价标准中应将环境质量的评价纳入其中。

2.2主要内容

建筑生态环境和节能效果评价系统是对建筑生态环境进行综合分析，从技术、经济、环境、能源及社会等角度给予研究，从而对建筑环境给出客观的评价和可行的建议。建筑生态环境的评价系统涉及内容广泛，包括小区规划评价、建筑单体评价、环境控制系统方案评价等等；牵涉到的关键技术较多，如建筑热环境模拟、计算流体力学（CFD），建筑日照分析与采光技术，噪声控制以及建筑材料技术等。这些内容的有机结合和相互交叉形成了建筑生态环境评价系统的技术核心。

开发成熟的软件系统实施建筑生态环境评价方法的基础。在我国形成可实施的评价系统，最终可能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开发一套可以广泛运用的评价建筑生态与节能效果的软件平台，并形成相应的激励、保障实施措施，从而形成体系。

2.3评价方法

一个重要的工作是研究住区生态与节能效果评价指标，以及如何从模块化软件的模拟仿真结果中提炼出能充分反映建筑生态环境、能耗特征的评价参数，从而建立一套可操作的建筑环境评价软件平台的评价方法。

评价方法可采用的是模拟其运行状况的方法。这个方法有两个层次的标准，首先对于规划设计层次来说，可以通过模拟其日照、噪声、空气流场以及微气候等，对其规划和建筑设计直接进行评价。第二个层次，对于节能效果，需要对其进行全年模拟分析，而不是仅仅依靠稳态计算或者是设计计算，从而给出节能效果星级评价等级。这两个层次应该是必须同时满足的。

2.4评价策略

对于评价策略，可以分两步：一、在房屋建造之前，运用评价软件对规划和设计图纸进行模拟，给出相应审核评价（Plansreview）；二、在建造完成之后，对建筑进行实地抽查考核，以确定建造是否与审核后的图纸相一致，如果是一致的，可相应授予一定的环境和节能效果星级等级。

2.5系统特点

归纳起来，这一评价系统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a、清晰明了，易于理解与实施

b、相对灵活，可允许通过不同的手段达到相同的环境和节能效果；；

c、数据丰富且准确，能给予用户和房地产开发商明确的结论和指导依据；

d、激励机制完善，可操作。

3评价实例

以下通过实例，简要介绍建筑生态环境与节能效果综合评价的主要内容。

3.1居住小区声环境

某居住小区位于北京东四环路东侧，距四环路约400m，被现状住宅区和规划的城市干道分成东、西两区。小区总面积26公顷，容积率2.0，户型以一梯两户或三户的高层、小高层单元(11~18层)组成的板楼为主，边角处辅以一梯四户或六户的点式高层（14~18层），板楼前后间距40至60m。小区的周边环境好，交通便捷，但是随着小区及周边道路、用地建设的完善，过境交通量可能会增大，小区的安静可能会受到干扰，为此业主要求进行声环境评价。

经现场实测，图中的三个主要带状噪声源可能影响到居住小区声环境，为此分别进行了模拟分析。

图1—居住小区声环境分析

在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居住小区内的噪声分布，可以看到，颜色愈深的建筑所处的声环境越差，在没有采取设防噪绿带等降噪措施的情况下，其临街一面的室外噪声级不能满足居住区室外白天低于55dB、夜晚低于45dB的国家标准。为此，笔者对合理降噪提出了建议。

图2—居住小区噪声分布及小区示意图

3.2建筑群空气流场分析

仍以前述居住小区为例，这种高层建筑、多层建筑混合存在的小区，其建筑群内部的空气流动情况对其微气候有着重要的影响，局部风速太大可能对人们的生活、行动造成不便，也有可能在某些地方形成旋涡和死角，不利于室内的自然通风。因此，业主提出在规划设计阶段预测居住小区内的空气流动状况，以对小区内微气候作出合理的评价。

图3—建筑群空气流场分析

上图给出了该居住小区在北京冬季典型工况（北风，风速5m/s）下，1m水平高度上的空气流速分布图，暖色调表示风速高。原本业主担心在建筑群中部的南北大通道上会有较强的气流，但由于建筑布局比较合理，模拟分析显示在这一大通道区域内风速基本小于1.2m/s，适于居民走动、生活。倒是在建筑群的一些其他局部发现，由于绕流等的影响会形成局部气流过强，笔者对此也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值得说明的是，此分析结果可以多媒体三维动画显示，效果更加逼真。

3.3建筑群日照分析

当现代建筑越来越密集，从钢筋水泥的丛林中穿过的一缕阳光显得弥足珍贵，因此建筑群日照分析被越来越重视，人们不满足于冬至日一小时日射这样的要求，而更关心在周围建筑物遮挡和建筑物自身遮挡的情况下，究竟自己等实实在在接受多少阳光。下图给出某建筑群在夏季清晨的日照与遮挡状况，而利用多媒体技术的三维动画效果可将分析结果表现得更加逼真。

图5—建筑群日照分析

3.4居住小区微气候与热环境分析评价

居住小区微气候与热环境的评价内容，主要是考察人们在室外生活时切身感受到的诸如室外温度、湿度、太阳辐射、气流组织和绿化状况等微气候参数。其中温度作为人们感受居住环境好坏的主要参数，对评价小区热环境至关重要，也是影响人们在室外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它同时综合反映了诸如小区的太阳辐射及绿化状况等其它因素的作用，也是就目前的技术手段而言相对较容易进行预测和比较的热环境参数。

值得指出的是，即便是同一个地区的气候情况也并不是处处相同的。“城市热岛”现象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城市化对气温影响的最突出特征，显著反映了由于城市化的结果使得城市气温与郊区或其它地区气温的不同，并将给城市居民的工作生活带来深刻影响。一般说来，认为某个区域的实际气温是由基础气温、太阳辐射、长波辐射的线性叠加得到的。区域地貌、建筑密度、建筑材料、建筑布局、绿地率等因素决定了区域温度。即：M(I,t,x)=C(I,t,x)+L(I,t,x)+E(I,t,x)

其中M是区域气温,C是基础气温,L是局地地貌,E是城市化程度,I是天气状况,t是时间,x是地点。具体来说，在建筑群集地区，小区不同地方的温度环境在受相邻位置的建筑的材料结构和布局、小区的下垫面（如沙土或水泥路面）、绿化情况（包括水景布置）、以及交通和家电等人为排热因素的影响下，可能使得局地气温出现热岛或冷岛、以及滞后或提前等现象。

结合建筑群空气流动分析，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预测居住小区不同位置小范围内的逐时气温，同时进行比较并给出评价；所得结果既可供居民选择适合个人习惯的工作生活环境提出参考意见，同时也能为改善居住小区热环境指明方向。

下图是某居住小区中不同位置的“热岛强度”变化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居住小区内热岛强度小，温度适宜，利于人们的室外活动以及室内持续进行自然通风，温度环境令人满意。其中的原因在于居住小区建筑布局合理，建筑间距选择合适（天空视角系数较高而利于长波辐射冷却）；且集中绿地多，绿化好，并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人工水景布置（使得其与空气的热湿交换加强，有效地降低了空气的温度）。值得一提的是，环境最好的区域均为小区居民日常生活、起居、休憩、娱乐等活动的主要场所，该区域内的健康适宜的温度环境将极大地利于居民的室内外的生活质量的提高。

图6—居住小区微气候与热环境分析评价

4小结

目前，该项目以被列为建设部国家十五科技攻关项目，并逐步开展整合软件系统、实际检验使用情况的工作，从对建筑生态环境和节能效果综合评价的项目入手，在实践中完善这一评价系统，并通过将建筑环境和节能效果综合评价理念的应用，明晰建筑生态环境的真正内涵，推广建筑节能概念，并为我国可持续发展做一定的探索。

参考文献

[1].T.T.Chow,Z.Lin,ThermalProblemsofSplit-typeAir-conditioningUnitsInstalledatHigh-riseBuildingsofHongkong,ProceedingsofInternationalConferenceofAirConditioninginHighRiseBuildings’97,pp108-113.

环境与生态论文篇5

一、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性和紧迫性

1、马营河流域生态环境状况

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马营河流域发源于祁连山北麓的冷龙岭，是黑河和石羊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也是黑河干流东部最大的一条支流，流域总面积2347平方公里，总人口16.59万，为典型的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具有日照充足，干燥少雨的特点。区内年平均气温5.9度，年平均降水量195毫米，年平均蒸发量1695—2246毫米，具有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的显著特征。流域可利用的水资源总量为9398立方米，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不足600立方米，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的1700立方米的缺水警戒线值，流域内地表水和地下水经多次转化和重复利用，水的重复利用率高达144%，余水下行至张掖汇入黑河。

马营河灌区是山丹县唯一的大型灌区，控制灌溉面积32.42万亩，是河西走廊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给灌区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掠夺式粗放经营的短期行为也导致了人们对该流域生态的严重破坏，特别是山丹军马场，逐年开荒种地，破坏草原植被，与民争食，逐步蚕食包围水源涵养带，目前已扩展到了祁连山脚下，耕地面积已由80年代的30万亩，增加到现在的40万亩，造成土壤严重沙化。据掌握，仅该地沙暴天气发生率就由70年代的每年5次增加到现在的每年24次，昔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已一去不复返。与此同时，由于水域、植被的严重破坏，逐渐引发了气候演变——少雨、高温、多沙暴天气逐年增多。据统计，灌区泉眼湖泊由70年代的3511眼萎缩到目前的125眼，泉水溢出流量由70年代的1.8立米/秒，减少到了目前的0.8立米/秒，导致部分湖泊干涸、地下水位下降、林木枯亡；李桥水库年拦蓄水量由80年代初的5500多万立米减少到现在的3800万立米，减少了1000多万立米；祁店水库从1996年开始就无径流调节，只是为了维系1.37万东乐人民的生命，每年从李桥水库调剂300万立方米用于生计。

整个流域自下而上呈现出“沙化区向农业区推进，农业区向牧业区推进，牧业区向林草区推进，雪线向主峰推进”的生态恶化趋势，而且还引发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成为影响灌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确定因素，生态环境已越来越制约流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支流生态环境的恶化必将威胁到黑河干流的生态环境。因此，马营河支流应与黑河干流的利用与保护同等重要，若支流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可能会破坏水文循环，也不能达到黑河流域乃至河西内陆河流域综合治理目标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目标。

2、流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马营河属黑河水系，是山丹县境内最大的一条内陆河，河道全长176公里，综贯山丹县全境，水资源总量9398万立米，而流域国民经济各部门现状需水总量为10900万立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量严重超越了水资源的承载能力，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传统水利的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大水漫灌、串灌、明浇夜退的灌水陋习长期束缚着灌水方式的革命性突破和超越发展。以李桥水库为界，上下游在经济结构、用水习惯等方面差异极大，用水矛盾也很尖锐，上游水的浪费大的惊人，只有40%的水资源能得到有效利用。

其二，马营河流域内河床下切，水利设施基础掏空，上下游左右岸水土流失区林分结构不合理，坡地径流的汇集，缺乏工程措施、植物措施的有效拦截，入河泥沙大量增加，加快了水库淤积，至目前李桥水库已淤积泥沙300万立米，严重影响到了水库的安全运行。

其三，水利工程建设滞后，流域水库上游缺乏控制性枢纽调蓄工程，工程配套差，渠系渗漏严重，有些村社仍然沿用土渠或天然河道输水，使大量水被渗漏、蒸发掉了，水量损失较大。

其四，农牧业结构不合理，粮经比例失调，高耗水作物和高耗水企业使水资源总量不足，打破了原有的水生态平衡，经济社会发展未充分考虑水资源条件，农村人口的迅速膨胀，新的城市消费群体对给水需求的增加，导致政府和职能部门在协调生产生活用水的同时，忽视了生态用水，挤占了生态用水。山丹县解放初期有人口5.74万人，到现在已增加到20.21万人，增加了14.47万人，增长252%；而由于流域地处欧亚大陆腹地，属极强型气候，干旱少雨，水资源先天不足，从50—60年代政府号召农民开荒种地，到80年代至今的改革开放又使得到致富机会的农民更加过度地开垦草地、坡地，上游耕地面积越来越大，下游保灌面积却越来越小，东乐乡6.0万亩土地沙化，人均耕地不足0.5亩，昔日绿洲面临沙化的危机。以牺牲下游的生态系统来换取上游的生存和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恶性循环。

其五，河川径流逐年减少，地下水补给量也相应减少；过度开采地下水，导致一些湖泊、湿地消失，使下游地下水位下降最大达19米，井深发展到250米。祁家店水库出现库水倒灌现象，不得不从2000年开始把调水以来每年3月1日开始的轮期推迟为4月15日以后，以减少库水倒灌，保证下游的灌溉。

因此，不论是水资源的的浪费，水环境的恶化，还是区域人口、数量、流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都远远超出了现有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二、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途径

面对不堪重负的水资源，面对有限的供水能力及日益增长的用水需求，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办法通过建设水市场来保护和重新合理配置现有的水资源，节约用水，量水发展，以供定需，增强水资源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能力。

三、加强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

1、通过开展“世界水日”、“中国水周”等节水运动，张贴节水标志和节水标语，增强人们的节水意识。

2、树立上下游、左右岸、全流域一盘棋思想，密切配合，团结治水，共同发展。

3、流域生态环境恶化，病在下游，根在中上游，要坚决在上中游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禁止陡坡开荒，湖泉打井，先保护，后利用，再配置。

4、流域内打井要建立监理制度，合理布井，制定取水标准，改进水量计量手段，用价格杠杆调节用水量，防止过量开采地下水。

5、通过灌区改造，加大上中游节水工程的比重和力度，特别是上三坝灌区要搞好渠系配套，渠道防渗，配备量水设施，计量收费，节约用水，把节约的水量用在下游农田保灌和生态用水上，逐步增加科技对水利的贡献。

6、大力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压夏扩秋，压缩高耗水作物面积，减轻夏灌压力，减少水事纠纷，促进社会稳定。

7、在马营河河床沿岸、沿坡种草种树，营造绿色走廊，改善植被，恢复生态。

8、对水资源进行合理开发、高效利用、优化配置、有效保护和综合治理，从而大大提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环境与生态论文篇6

1.1水利工程建设对大气温度会造成影响

在水利工程建成之后，水库的区域原先可能是陆地，现在为了能够适应水利的需求，就将其改造为水面，这样大气和陆地之间的空气对流就变成了和水面之间的对流。所以能量的交换的强度和方式都与之前不同，那么必然会导致大气的温度发生变化。一般来说，冬天的时候空气和水库之间的温度要比陆地的高，但是在夏天就截然相反，空气和水库之间的温度要低的多。所以，水利工程的建设对大气温度有明显的改变和影响。

1.2水利工程建设对雨水会造成影响

随着水利工程的建设，会对当地的雨水的量和降雨的时间都会造成影响。在影响降水的诸多因素中，其中一个是如果温度比较高，导致水面蒸发的水蒸气比较多，那么空气中的湿度会相应增加，从而会导致降雨。另一方面，如果在起大风的情况下，就会导致流线辐射，这样对降水量会造成减少。因为库区是水面，若是在暖季的时候，水面的温度会比较低，其大气的结构会比较稳定，从而不容易发生对流，也会致使降雨量降低。由于水利工程的建成，就会有水库的存在，那么在不同的季节，就会对降雨有极大的影响。在空气湿度比较大的地区，其空气中蕴含的水蒸气比较多，那么这时降雨的条件就取决于对流的发展或空气上升运动的强弱，因此在气候较暖的时候，库区上方气压稳定，就会导致其附近的降雨量的减少。相反在气温比较低的季节里，库区的上方气温比较高，空气湿度大，所以就会导致附近地区气温降水比较多。对于在比较干旱地区建成的水库，由于水库的影响，水库所在区域常年的空气湿度比其他干旱区域要大的多，因此无论气温是高还是低，都会有较多的降雨量。唐康绥化市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究院黑龙江绥化152062

2.水利工程的建设对生态坏境其他方面的影响

2.1对生物的种类会造成影响

对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就会对经过长期优胜劣汰形成了的物种平衡的一种状态造成影响。对于生态环境是需要平衡的生态体系和规律的，这其中生物的多样性，也就是生物种类的繁多对生态环境也是重要的构成环节。随着水利工程的建设，对水中的生物和陆地上生存的生物都会产生影响，影响了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据调查情况来看，在水利建设工程中对生物种类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人为的因素所造成的。在众多的影响中，对于在建造水利工程的水域中的生物的影响是最大的。在水利工程建成之后，比如会导致在水库中的储存的水比外界的水位要高，那么在水中生存的生物如果遇到要产卵，其需要的坏境就发生了变化，就会比之前要困难的多。同时，水位的升高会造成河流的生态环境和系统发生变化，水中生物的生长环境也会受到影响。在河流中生存的鱼有其本身的生存习性，比如其每年都会在规定的时间进行迁徙，但是由于水利工程的建成，造成其迁徙路线的路线被阻断，那么就会使得鱼的种类急剧的下降，从而对鱼的生物多样性造成了影响。不仅是水中的生物会遭到影响，对于陆地上的生物也不能免于受影响。如果需要建成一个水利工程，就会占用陆地，那么就会占用陆地生存的生物的土地，对这些土地的开发和利用而造成的破坏是永久性的。因为水利工程的用地，那些生物永远都不能回到他们原来的家园。与此同时，对于水利工程所占用的地区的土地，其会造成土地的土壤的特质发生变化，其中土壤很可能会出现盐碱化和沼泽化，这样对生态坏境的破坏非常大。总之，水利工程的建设，会导致水会淹没大量的地区，夺取了各种生物的生存地点，和改变了它们的生存环境，这就造成了生物种类的急剧减少。

2.2对生态系统的平衡会造成影响

为了适应我国发展的需求，水利工程的建设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规模上都逐渐扩大，但是与此同时给生态系统的平衡也造成了巨大了破坏。水利工程的建成，可以对我国生产用水上有巨大的帮助，同时可以根据意愿调节水量，然而水利工程的建设整个过程中，必然会占用土地，各种施工材料的运输，人员的工作，各种施工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影响，在水库建成后，对当地的环境和气候也造成了改变，从而对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影响，因此对整个的生态系统的平衡产生了破坏。水利工程的建设，会淹没大量的草地和森林这些宝贵的生物资源，使原先生存在那里的生物造成了影响，同时对气候、降水、土壤等各种方面都会造成破坏。而且水利工程的建筑选址会在高山峡谷地区，这都是一些生态坏境好和生物种类丰富的地区，但是由于水利工程的建设就会使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造成了破坏，而且会造成永远也无法恢复的状态。

3.结语

环境与生态论文篇7

【摘 要 题】民族文化

【 英文 摘要】 china is of multi-ethnic,multi-eco-enviromental and multi-cultural.in china the etnic cultures have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environment. the idea and strate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e from the process of searching harmonious relations among humanity,resources and eco-environment.how to make use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function which is favorable to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now an important task worthy of deep research during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关 键 词】民族文化 / 生态环境 / 可持续发展

ethnic cultures/eco-environmen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正 文】

一、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与民族文化的多元现象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种生态环境和多元文化的国家。由于地域辽阔，地理生态环境复杂多样各民族生活于不同的地理环境，在对环境的适应和改造过程中，创造出各具特色的文化。概括说来从新石器 时代 起，在中国多民族文化中，就形成了下述几个主要的生态文化区：

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具有以细石器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文化遗址缺乏陶器共存，或陶器不发达，这体现出随畜迁徙的“行国”的特点。

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仰韶文化及河南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发展为夏文化，下游以青莲岗文化、大汶口文化及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后来的发展应为商文化。

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中游以湖南石门皂市下层、大溪文化及京山屈家岭文化为代表，文化的主人尚待进一步研究。下游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及良渚文化为代表，发展为百越文化。 [1]

以上三大文化区，除黄河中下游的旱地农业文化区为中原的华夏族——汉族所创造外，北方的畜牧业文化和南方的稻作文化，则分别为我国古代民族胡人和越人所创造，而且基于其 经济 、文化力量，各自形成了强大的 政治 力量。

此外，在我国南方尚有山地耕猎文化区，包括部分滇黔山区、湘桂山区及武夷山区的苗、瑶、畲等民族文化，垦殖山田，辅以狩猎，部分低平地区间种水稻，创造出独特的文化。康藏高原有以耐寒青稞为主要作物和畜养牦牛的农作及畜牧文化区，以藏族为主创造出独特的藏文化。在西北则有经河西走廊至准噶尔和塔里木两大盆地边缘的绿州灌溉农业区兼事养牲业的维吾尔、乌兹别克等族，创造出具有特色的绿洲文化。此外有西南山地火耕旱地农作兼事狩猎的文化区，包括分布在藏南、滇西北至滇南的横断山脉南段山区的珞巴、独龙、怒、傈僳、景颇、佤、基诺等民族，他们创造了适应亚热带山区环境，具有一定共性而又各具特点的文化。其他如海南岛五指山区的黎族和 台湾 的高山族，也都有各具特色的文化创造。 [2]

如上所述，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类型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致处于类似生态环境的民族其文化创造虽各有特点，但却具有一定的共性，例如，傈僳、景颇、佤等族。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不同，处于相同或相似 社会 发展状况的不同民族，在适应和改造各自的 自然 环境过程中，却创造出不同特点的文化，例如藏族和傣族。当然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还受其他 历史 因素和民族关系等的 影响 ，以及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历史条件的作用，因而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三大文化区即北方和西北游牧兼事渔猎文化区、黄河中下游旱地农业文化区和长江中下游水田农业文化区，在全国各地区中只有云贵高原才能较清楚地看到这三大文化共同存在。换言之，云贵高原是三大文化延伸、接触和交融的地区，犹如地壳上三大板块的接触和碰撞，从而形成云贵高原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原因在于：

第一，云贵高原是青藏高原到东南丘陵地区的过渡地带。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往东便下降到海拔 1000 到 2000 米的高原和盆地，是即云贵高原（主要指滇东及贵州等地）。云贵高原东缘一线往东是 1000 米的以下的丘陵和 200 米以下的平原。云贵高原总的说来北高南低，滇西北的横断山脉虽然海拔 3000 米以上，但怒江、澜沧江、沅江等由北往南纵贯其间，山势愈往南愈开阔，形成不少海拔较低的亚热带河谷盆地。由于这种独特的地形和地势，使云贵高原呈现出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具有热、温、寒三带景色，有的地区，主要是滇西北和黔西北宜于游牧 经济 的延伸，低平的河谷盆地则适宜于稻作文化的存在。甚至在同一地区因海拔高度不同，而垂直分布着不同的民族。

第二，由青藏高原东部南下的横断山脉诸山，山谷深切，形成纵贯南北的几条大江，由西往东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及岷江。这个六江流域地带，形成 历史 上纵贯南北的民族流动的走廊地带。

较早见于 文献 记载的有关这个地区的民族流动，是西北以游牧为业的羌族。战国时期羌族主要居住于今青海东部的河湟地区，位于上述民族走廊的北端，青藏高原东麓之间。秦兴起后势力向西扩张，部分羌人首领“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与众羌远绝，不复 交通 。其后子孙分别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 [3] 这些羌人即沿上述民族走廊南下，以后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这 自然 并不排除秦兴起之前，已有羌人游牧于走廊之南的一些地区。

云贵高原东缘乃是广西山地、丘陵和平原地区，地势低，气候湿热，自古就是百越民族分布的地区。《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的话说：“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就是说自今越南北部经广西、广东、福建至浙江，都有越人各部杂居共处，支系不同，互不统属，故称为“百越”。然而百越的分布尚不止此。公元前 214 年，秦始皇用武力平定岭南越人地区将其纳入郡县制度进行治理，在南越地区设立南海郡（今广东），在西瓯、骆越地区设立桂林郡和象郡。值得注意的是象郡的地域竟然包括了今贵州乌江以南的广大地区，把这块地区也视作越人分布区。这说明越人在稻作文化延伸的地区有所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百越民族及其文化是后来才迁移到云贵高原上去的。例如今贵州乌江以南和云南滇池地区，考古工作者都曾发现具有越人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这说明云贵高原的某些生态环境是适宜于百越文化延伸和扩展的。

环境与生态论文篇8

[关键词]环境哲学；生态；哲学；环境；环境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0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8—0018—06

环境与哲学之相连，是环境之福音，哲学之幸遇。环境哲学不是孤悬于自然界之上的观念之剑，也不是游离于哲学边缘的理论之镜。当代中国生态和谐社会结构与绿色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已日益体现出一种重视环境哲学理论的社会影响与扩大环境哲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可能性。当然，随着当代世界环境问题与生态危机的日渐突出，环境哲学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一、环境哲学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当代境遇

环境哲学是生态文明的观念基础。开启振兴环境哲学的契机，在于实践环境哲学的功能与作用，以期在一个呼唤绿色发展的时代实现环境哲学继往开来的历史宗旨与未来使命。环境哲学是环境智慧之学，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审慎反思与系统思考，是人类辩证认识自然的思维过程。环境哲学的功能是对人类的自然知识与环境经验作形而上的思考与诠释，宗旨在于用回归自然的思维指导发现生态经验的本质，使命则在于澄清人类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反思人类在工业文明模式下受现代性思维所操控的短期行为。在近两个世纪以来，环境哲学的内在含义与外在结构在时代的审视中不断变换发展。

环境哲学是人类思维对自然存在的思考，是人类对环境及环境问题的高度概括性与抽象性的思考，也是关于自然界与社会环境的最一般规律的学问。环境哲学是一种秉持生态良心的自然主义分析，是对人类所置身之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深入审视，是对人类社会生态危机这种时代之疾的关注与挽救。“环境伦理是环境哲学的一部分。环境伦理的证立要求从根本上突破现代思想的狭隘眼界，从而要求伦理学的根本改变。它之所以受到现代正统伦理学的坚决抵制，就在于它的问世具有颠覆性的作用。”环境哲学在质疑传统伦理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前提上不仅拥有对多样式概念与理论的阐释，也是在进一步发现环境科学的逻辑的基础上概括总结环境哲学之体系。环境哲学从学科范围与问题域上必然包含着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是“为当代的环境危机诸如空气与水污染、生态系统的退化、物种的灭绝、土壤的侵蚀等所推动的一种伦理学……环境伦理学力图把这些存在物和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来确立人对它的责任”。无论何种环境哲学的方法，都力图建立在整体主义与系统论的基础上来建立人对自然环境的责任。

环境哲学的适切性判断依存于哲学这棵大树。它所涵盖的问题域极其宽广，尽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环境哲学被理解为生态哲学，而这两个概念确实有着类似的地方。只不过从其前缀中，我们能够有效辨析其所包含的概念分殊。“生态”一词，来源于生态学，它指的是自然界多种多样的生物群落之间及其与非生物群落环境之间的所有关系。它包含了气候因素、生物因素、土壤因素、地理因素与人为因素。它与生态系统的概念有重合之处，按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解释，生态系统是“具体空间单位内活生物体、其自然环境及其所有相互关系组成的综合体。生态系统的非生物构成包括矿物、气候、水、土壤、阳光和所有其他无生命成分；其生物构成包括一切生物种类”。生态系统更多的是从自然科学角度而言的一种整体主义观念，是地球生物的一种系统写照，是在能量流转和营养循环之间所构成的综合体。它作为环境哲学的一种研究视角，倡导并弘扬了生态中心主义，包含了生物个体与其生存环境、生物多样性与其生态系统的问题。而把生态与环境的概念融合在一起考察的生态环境指的是：“影响人类与生物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外界的总和。由许多生态因子综合而成，包括生物因子和非生物因子。前者有植物、动物、微生物，后者有光、温度、水分、大气、土壤和无机盐等。在自然界，各种因子不是孤立地对人类与生物起作用，往往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起综合作用。”

当然就环境哲学而言，它是源生于哲学的理论体系，是在中西哲学视域互见的语境中形成的。哲学是一种人类智慧的结晶，是关于世界最终的、最一般问题的思考。它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由社会存在所决定。任何哲学体系或学说，归根到底都是对社会存在的正确或歪曲的反映。但环境哲学与哲学其他分支相比，与自然界的联系最为紧密，离开经济基础相对较远，更接近于思格斯所说的“更高的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它通过对自然界最一般问题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回答，来重建一个具有最本源性的世界观。

但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环境哲学目前缺席于哲学现有的二级学科体系，诸多的哲学专业词典缺乏对环境哲学这一重要词目的具体诠释。无论如何，环境哲学一直是哲学的一部分。但是环境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独立部分，是在20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环境哲学的这些思考，从自然直觉到生态观念，使人对外部生活世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成果有了反思、总结与概况的可能。作为人们对整个自然界的根本观点的体系，环境哲学与人对自然界的理解与爱护不可或缺。如同哲学的起源在于惊异，当环境哲学的生态惊异达到普遍程度时，自然就在此中出现了。“自然”概念及对自然界的思考，引领着当代环境哲学的研究进路。正如在人类与自然界相交往的过程中，有些问题只能由环境哲学来回答，而不能由环境科学来回答。环境哲学也正在为自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辩护。隶属于环境哲学的问题，科学哲学或逻辑学也无从回答。

二、重构环境哲学的未来图景

重构环境哲学的未来图景，需要环境哲学所创造的恰当判断与合理认识，以期有效避免流行哲学在自然理念上的盲区，并创造现代哲学在生态观念上的新生。

从属于环境哲学的环境伦理学，更需注意生态危机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人类伦理道德的危机。环境伦理表现为人类为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自觉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形成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及其实践的总和。而环境哲学的任务在于建立人与自然之理性关系与系统理论向前发展的框架，一方面确认人之存在的自然意义，另一方面肯定自然之存在的生态作用。

要构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环境哲学需在细化其研究领域的过程中，不断探索环境哲学的发展规律并凝聚其观念系统。研究中国环境哲学的未来趋势，离不开中国哲学的传统底蕴，也离不开世界哲学的优秀成果。东西方哲学能否融汇于环境哲学这个交会点上，需要我们慎思哲学的环境属性，明辨环境的哲学思虑。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人类文明的活的灵魂，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环境哲学能否走在哲学的前沿，取决于其思想风范是否有新格局，理论视野是否有新景观，观点内窬是否有新思路，方法结构是否有新展现。展望未来的环境哲学，它将不仅表现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是在复苏自然世界的道德地位的进程中所建立的一个新的理论架构。当下世界隐患丛生的气候变化、环境灾难与生态危机，既是对环境哲学所提出的巨大挑战，又是推动环境哲学向前发展的历史性契机。它促进我们进一步认识环境哲学的现实与理想，即环境哲学不仅应关心整个生态系统以及生态系统内各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生命共同体中承担对原生自然与人化自然的健全思考。

本着尊重自然界的权利与内在价值的理念，环境哲学的使命也在于以地球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多样性与稳定性作为判断一种哲学理念的道德性与正当性的首要标准。无论是大地伦理学、动物权利论、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还是强弱互见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都在提醒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环境伦理学，以期为复兴环境哲学的理念与价值而重构其方法论。历久而弥新的概念、范畴、命题与一般方法论，也需要新的锤炼与发展。例如环境哲学的起源与基础，环境哲学的发展与文明变迁，环境哲学家的社会地位和角色期望。环境哲学研究中的经济现象和社会问题等。

走出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窠臼的环境哲学，在多学科的语境中面向多维度的重叠共识，与生态学、环境科学、环境经济学、环境社会学、环境政治学等学科相碰撞并相融汇。它既是我们对地球生态系统的最一般概念与思想的表达，又是用最一般概念与思想来诠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意识与规范，而且它也是对人类与自然界发生普遍实践行为的道德反思。

环境哲学及其构成的环境观念要素对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生存发展承担着重要的职能与作用。环境哲学所关注的环境是整体主义的地球生态环境，我们应尽力继承与发扬环境哲学的辩证反思与理性审视的功能，一方面积极从原则上塑造人类与其他生物生存栖息地的基本理论范式，另一方面全面厘清地球家园生命繁衍的依托与约束因素。

环境哲学的未来，不仅在于逐步推广人类在自然生活中道德关怀的范围，而且在于把我们的理性视野放到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身上。或者说环境哲学的历史趋势是对地球整个生态系统的聚焦与思虑，人类所能踏足之处与未到之地皆应是环境哲学关注的对象。人类、自然界和地球生态系统，都应当是我们环境哲学所呈现的关键词。而如何认识自然与自然物，如何理解世界的本源，如何说明生态系统的存在，如何阐释我们所置身的地球家园，如何思考立足于天地之间的人类，如何解读具有可持续性的生态文明，这些环境哲学的大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重新反思的环境哲学的核心理论挑战。

当代环境哲学的生态学转向，是复兴环境哲学的重大契机与趋向。它所立足的理论预设在于人工环境是地球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切环境哲学的分析都可回归于对自然界之生态系统的分析。当我们把环境哲学与生态哲学等同在一起的时候，实则侧重于从狭义上去指称一种自然生态的哲学思辨。而在广义上，环境哲学包含了对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哲学审视。我们对环境哲学的认识是随着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不断深化的。

三、当代环境哲学的理论模式与趋向

伴随着哲学的新转向与生态文明的兴起，将环境哲学呈现在不同的理论范式面前是重要的。而一个彰显独立而又保持着与哲学其他分支学科紧密关联的环境哲学，在其内在价值不断扩展的进程中不仅增添着新的学术视阈与学术话语，而且正日益展现出与绿色增长模式相匹配的理论势头。当代环境哲学正在塑造不同标准理论模式的思路，预示着可能的发展趋向。

（一）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

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体现了环境哲学之价值论的语言分析。对于价值的一般性研究叫做价值论。价值分为不同类型，最通行的一种是把价值分为内在价值、内含价值和外在（或工具）价值。而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其认同有赖于对环境价值的内涵认识的深化，其争论来自于价值的主体属于谁。它可能是源于尊重自然具体的内在价值而产生共识的。但在相当长的时间框架内，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无论是在本体论、价值观和认识论上都在剧烈辩论其模式、内涵的孰优孰劣。这种争论有可能加大制定环境政策过程的困难。

从价值的来源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从自然物的价值是具有内在的价值还是外在的价值，从自然价值的经济属性、文化属性与生态属性，这些问题的探寻为环境哲学的价值论基础探寻着观念思辨的基础。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重新审视自然界与自然物的价值，重申并扩展了自然界存在物的内在价值，把它用作一个主要的关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环境哲学争论学说的一个基本特征。

这种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善的理念论哲学中，在对事实与价值的区分、应然和实然的区分的承认上，使价值思辨在环境哲学的使用上变得越来越广泛。不再基于肤色、性别与物种的理由。不再以一种偏颇的价值观去对自然界的存在物行使偏见与歧视。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价值思辨的环境哲学去回应自然虚无论，去有效构建人类与其他生物的稳定价值关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否定其他生物的内在价值的观点的终结，使得人类中心主义论者日渐式微。环境实用主义背后的激励机制是考虑自然价值论与自然虚无论方面的争论（特别是关于自然之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争论）。

（二）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

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聚焦于扩展自我，它不仅使人类从自我走向自然，而且在于从自然走向生态。我们对生态系统的认识有可能增添我们正在完善的环境哲学的价值。以生态学为基石，加强对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的研究，也正是建立环境哲学的统一性与确定性。

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关于环境哲学的考虑都聚集在生态范式上，而是强调以生态思维来审视环境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在我们完善自然生态的过程中，有没有对自然生态的新的污染；在生态系统行动中有没有任何非自然或者反自然的偏颇式错误；或者这就是我们在回归自然的最好选择的最不坏结果，或者我们进行的生态修复实践是在有用与无用之间的行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清楚地与“生态观念的环境哲学”相联系。

（三）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

构建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是时代赋予中国环境哲学研究者的使命。环境哲学的中国化进程，是在符合中国情境的基础上，形成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环境哲学。这一方面是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是直面中国社会现实。

中国社会共同体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共同体，也是一个积淀着伦理关系的道德共同体。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也意味着它是接地气与有人气的环境哲学。

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允诺并乐见中国山川河流与土地情感的共通，它重在展开一个自然人的心灵，把敬畏自然的思想与保护国家生态安全的愿望融汇在一起，并在中国人集体同一的角度共享生态交往之风土民情的弥合。炎黄子孙的传统交往和民众联合被呈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可获得荣耀的最高类型。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到达生态文化自觉的目标途径，而且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目标途径。通过民俗团体的凝聚及民族共同体的耕作和生活，中华民族共同体将自身血脉相连之存在最紧密地融入地球圈的整体生存，进而达到对宇宙精神的最高超越。通过新融合的生态共同体所进行着的民族心智与自然精神的交互滋养，中华民族共同体已能产生出自身的生态文化（内在优点）和生态文明（外在力量），并且能获得文化自信的提升而与其他地域文明体系进行文化对话与哲学比较。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中去挖掘中国传统思想的环境哲学因素，弘扬中国古代、近代与现代哲学的生态内涵，积极传播环境哲学的中国传统诠释范式与表达方式，努力构建能与国外环境哲学流派（特别是西方环境哲学思潮）对话的中国气派的环境哲学。

（四）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

环境哲学的理论焦点始终在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一种变与不变相融合的哲学存在。“自然界有广狭两义。广义指具有无限多样性的宇宙中的一切存在，与‘物质世界’或‘宇宙’概念相当，包括社会。狭义指与社会相对立的自然，是自然科学研究的总体对象。……在古希腊，Physis或Nature一词的词源含有‘生长’的意义。反映了对自然界的有机观点：自然界是一个巨大的、生长着的有机整体。认为自然界不是人的对立物，神也并不超越于自然界，它们都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包容其中，成为一个生机盎然的统一体。”专注于环境哲学的理论框架，必须返身回顾前现代时期的自然哲学。自然界与自然物是环境哲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特别是在西方哲学创生时代的古希腊，就曾有阿那克西米尼、阿那克西曼德、色诺芬尼、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写下同为《论自然》之名的著作。回顾这些著作，可称其为环境哲学的经典性文献，它们从源头上奠定了环境哲学的本体论基础。可见，从本体论上挖掘世界的本源，是环境哲学一脉相承的研究视角，其对西方哲学史的影响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我们具备何种自然观，将决定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环境哲学。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使人与自然、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哲学的契合点上摆脱了相对立的可能。自然与自然物，人造物与人造赝品的差别，已经衍生出大量自然理念的环境哲学的著作与论文。

（五）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

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即环境伦理学研究。当前环境伦理学研究不同方向中比较集中的一点就是经济伦理价值与环境伦理价值的比较，环境与资源配置、贫穷、经济体制之间的关系已经被详细分析。它也激发了对经济价值与传统的环境价值之间联系的兴趣。

针对环境伦理学中内在价值的诸种观念所带来的现实问题，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理论为此创立了一个范式。只有在道德思辨上厘清环境哲学的伦理基础，它才有可能为制定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去除羁绊。“诚乃天地之德，即自然之德。在人类所认识和体悟到的知识中，道德规范与自然规律统一起来，人才能顺天地之德。”环境哲学的道德规范提高生活之善，而破坏自然与污染环境之恶则是对生态和谐社会生活的一种损害，也是对社群成员环境道德感的一种降低，它使人束缚于单向度的物质维度中，但却脱离了现实生存的自然属性，与头顶处闪耀着的道德光辉与人性馈赠相远离，最终也将失去终极实在的联系和统一。

道德规范的环境哲学，也直接叩问着何为环境伦理及何为生态共同体的成员，并寻思着生态共同体的道德边界与道德人的范围。从动物权利论、深生态学、自然价值论、生态女性主义及环境实用主义，这些环境哲学的道德谱系呈现出一种在新趋势中的共同认知，那就是重视自然价值的伦理观念。

（六）公民正义的环境哲学

在日渐民主化的世界中，环境哲学的前景与价值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民所关注。在环境政治学与日益成长的公民正义之间，有着清楚的交叠。正义是亚里士多德的善的概念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标准，而公民其实是一个既能统治他人又能受人统治的城邦成员。正义也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该配给相等的事物。正义的标准应该是个人对于构成城邦的各要素的贡献的大小，实际上就是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原则。共同体社会的正当性也在于其德性，正义就是共同生活中的德性。

环境哲学语境中的地球公民正在生态全球化的语境中被养成，而随之而来的生态公民概念已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理论。当工业社会的环境矛盾愈演愈烈时，当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陷入重重反思的境地时，当我们深入追问自然万物的本原问题时，生态公民作为现代公民身份向后现代公民身份过渡的新形式已成为历史的必然。在后现代公民身份出现之前，公民对现代性的理解从一种期待的冲动到一种无奈的逃离。

环境正义要求公民正义，因为公民正是社会环境的重要主体。而何种环境正义，也将决定何种公民正义，何种环境哲学。“它强调在生态社会生活中，每个公民都应过一种源于自然、回馈自然的有道德生活，善尽自己在生态社会中的职责与义务。”公民的环境正义是环境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环境哲学与环境正义之间交叉领域的不断增加，事实上也将给一些自古就有的环境哲学立场以强有力的支持，也将促成公民的环境哲学与正义的环境哲学的相互融合。

（七）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

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是在科技生态学转向的背景下阐释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当然在此之前，科技作为一把双刃剑，已经是笛卡尔以来近代世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对近现代科技的深入了解与反思，成为每一个关注环境与科学的哲学家所必须面对的事实。

环境哲学对现代科技的反思，是在反思现代性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追求确定性的科技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而亲近自然的科技则是人类寻求完善生活中更大的福音。从普遍的知识、理解的观念，到控制的环境、制造的物品，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从经济效益论的层面而言，科技在改善人类物质生活的意义上无往而不利，但从生态效益论的层面慎思明辨，科技对工具理性的张扬是否有可能危及人类的价值理性，或者说科技对人类工具价值的追求是否可能损坏人类的精神价值，这是一个与新文明发展方向紧密相关的问题。

无论是自然环境尽量减少人工化科技的干扰，还是社会环境层面不断改善科技的应用，科技趋向的环境哲学其实质是对环境哲学所要求的科技生态化做出尽可能精准的描述。正如人类的思维不能被机械化，生态科技也不能被虚无化。当我们力图从科技的生产力导向转变为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时，一个环境哲学所称道的“发现的情境”产生了。而无法否认的是，科技的生态学转向把环境哲学的讨论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它以环境哲学的眼光来反思“科技是什么”这一核心问题，并进一步审视环境与科技的关系。

（八）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

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着重于自然价值维护的生态社会经济发展，在这种意义上它是环境哲学应用性的体现。从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重视所出现的普遍问题的普遍性，也强调特殊问题的特殊性。它从经济发展方式与产业结构的实质转型上构想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产路径，力所能及地以合作的方式来找到解决问题的策略，而不是仅仅停留在找到未来解决环境哲学问题的理论方向。

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借助生态观念的有效权衡，关注在绿色经济转型过程中环境哲学的思想指导作用。而绿色增长模式，是一种产业模式优化集成的体现。它使过往为经济中心主义辩护的环境哲学，重新回归到以自然为本的生态中心主义的路径上来。它依据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判断人类产业的道德价值，并且把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放到促进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相融合的生态效益上。经济价值已不再被赋予解释的优先性，而是把自然价值与环境效益放到产业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产业蓝图并不单纯由经济结构决定，而是由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所决定。产业反思的环境哲学，其意旨也在于实现生态自由的产业解放。

（九）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

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是对环境哲学的普遍性问题的关注。从可持续发展到代际伦理，从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到对后代的责任以及人口增长压力，从地球村的整体环境到地区生态演变，从全球气候变暖到全球生态危机，在我们修复地球家园的过程中，有没有对自然界的新的污染？从一种经验主义的角度而言，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是对传统环境哲学视域的拓宽，是在多元包容的语境中所促成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融合。

地球家园的环境哲学，创造的也正是恩辨哲学的开放模式。它不仅是空间与时间的开放，也是生存观念的多元包容。它强调地球家园的自然状态，积极塑造物种共存的集体主义。它把地球当成一个共同体，当成由所有物理对象和状态共同组成的世界，这不是人造的世界，而是完整和谐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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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城市构建的环境哲学

以环境美学的观念塑造城市的新样态，这是对环境哲学的审美判断力所提出的新挑战。在环境哲学的发展历程中，城市是一个重要的载体，也是人类现代生态文化的新兴母体。无论是在前工业文明时期、商业文明时期，还是在后生态文明时期，环境哲学的艰难步履与城市的孕育发展相伴随。

环境与生态论文篇9

关键词：环境美学；生态美学；人文环境

中图分类号：B8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1-0005-03

在当下国内外的美学界，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无疑是两门显学。众多著名的学者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和理论背景、基本畴和方法论、性质和意义、与各学科的关系及实际应用、对传统美学的创新等方面作了深入探讨，极大地推动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发展。

不过有趣的是，比较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研究凤毛麟角，或者在比较时语焉不详。许多学者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异同的认识较为混乱，甚至是将两者混为一谈。总结起来，对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关系的认识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搁置它们的异同，将其视为漠不相关的两个领域。第二种是认为两者本质上同一，如徐恒醇的《生态美学》，以属于环境美学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与城市景观为本体，还有国内学者提出了“生态环境美”、“生态环境美学”等术语。第三种是环境美学或生态美学优于对方，如前国际美学学会副会长约尔•艾滋恩认为环境美学还是人类中心主义，不如生态美学总是关心自然。贾森•希姆斯《生态学新式的美学意蕴》认为，环境美学只承认静态、平衡的自然，生态美学却接纳自然系统中动态、侵扰、非平衡的自然。曾繁仁认为，生态比环境具有更积极的意义。第四种是环境美学或生态美学将对方纳入自己的畴之内。如环境美学家卡尔松、柏林特视生态美学为环境美学的组成部分。

所以厘清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异同，确定各自的性质、基础，有助于推动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发展，同时让这两门新兴的美学学科互相促进，共同繁荣，丰富和完善美学，并对保护生态与改善环境有所助益。

一、生态：一个审美维度

随着20世纪科学生态学的发展，“生态系统”、“人类生态学”等概念不断被提出，人们意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生态的平衡和其他物种的生存，于是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与生态美学应运而生。生态美学的思想来源，有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莱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呼吁保护各种生物的生存、阿伦•奈斯的深层生态学等。而中国的生态美学研究，主要是结合西方的生态美学思想与中国天人合一的生态哲学，反思生态形式严峻的当代社会，建立生态美学的学科架构。

关于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陈望衡在其著作《环境美学》中指出：“准确来说，生态并不是美学畴，但是它可以成为审美的一种视角，当它成为审美的视角时，生态就成为美的重要前提了。”生态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维度，生态美学是帮助人思考如何与自然共同繁荣、和谐相处，改变了以往人征服、改造自然为我所用的美学观念。

曾繁仁对生态美学性质认识的变化，也经历了由模糊到清晰的过程。在其前期的《生态美学研究的难点与当下的探索》与《试论生态美学》中，他认为生态美学是“审美关系”、“审美观”、“审美状态”，生态含有视野的意思。后来他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直接承认了生态美学不是一门新兴学科，而是“美学学科在当前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发展、新视角、新延伸、新立场”。张华在《生态美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建构》中也认为，生态美学是“以人与自然整体和谐关系为原则的哲学思想与价值观念”。2005年山东大学文艺研究中心举办了“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也承认了生态是一种视野。

把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作为美学的一种维度，正如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社会性、实践主义美学的实践性，都是为美学提供一种维度和视域。生态维度使美学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生态的平衡，使审美在关注形式、精神的同时，不能破坏生态和自然。它改变了审美的眼光和标准――一件艺术品如果破坏了生态，即使形式再优美，也不能引起美感。正如美学的社会性维度，决定了艺术品如果严重地违反了伦理道德，则不能引起美感。因此生态美学侧重的是审美理想与生态原则的统一。

生态也是环境美学最重要的维度：“环境美学哲学基础的第一位应该是生态。”由于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环，如果不尊重生态规律，一味将人的需求、利益凌驾于生态之上，只会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环境离不开生态系统。以人的意志来破坏生态，就无审美可言。青山绿水变为穷山恶水，大部分物种灭绝后的寂静春天，即使琼楼玉宇、红砖碧瓦、亭台楼榭造型再富有诗情画意，高楼大厦再宏伟，也谈不上环境美。

生态美学还给艺术带来新的视域，产生了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生态音乐、生态舞蹈。1978年美国学者威廉•克鲁尔特发表了《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文学批评的实验》，首次提出“生态批评”的概念，以生态的视野展开文学批评，呼吁建立良好的生态环境。生态批评以描写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为批评对象，继社会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原型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之后，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形态。生态音乐之一的具象音乐，直接取自于蛙鸣、鸟啼等自然的声响，加以合成，反映艺术家的生态意识和生态观念。“原生态”音乐、舞蹈也是方兴未艾。

二、环境：一种审美对象

在环境日益受到重视的现代社会，环境美学蓬勃发展。环境成为继艺术之后的重要审美对象，大大地拓展了美学的疆域。而环境包含了自然景观与农业景观、城市景观，涵括了人所有的活动场所。不过环境不是外在于人的对象。环境美学家约•瑟帕玛认为环境既是人所观察的对象，又是围绕着人、让人在其中活动的场所。“环境可被视为这样一个场所：观察者在其中活动，选择他的场所和喜好的地点。”柏林特则更为深邃地看到环境与人的不可分离，环境是生存着的人感知周围的世界而形成，没有人就没有环境。但是又不能将环境客观化，视为外在于人的物质。

环境美学给传统美学带来很大的改变，它彻底扬弃了主客二分与人类中心主义，审美方式由静观式转

变为介入式，审美感官超越了视觉与听觉的局限，扩展为嗅觉、味觉、触觉等人身上所有知觉，归根究底在于环境美学的审美对象发生了变化。

环境美学的景观，正如文学、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作品一样，成为审美对象。文学由文字构成，音乐由音符组合，美术由线条、结构、颜色光影构成，舞蹈由肢体语言呈现，环境美学的审美对象是由自然环境与人的审美理想构成。环境美学极大地拓展了美学的疆域，国外环境美学的三名主将瑟帕玛、卡尔松、柏林特分别有侧重地研究了自然景观、农业景观、城市景观。

自然景观是“自然创化与自然人化共同的产物”

。自然的创化有浩瀚星际、蓝天白云等天象景观，有巍峨山脉、奔腾江海、大漠草原等大地景观，花鸟鱼虫等动植物在自然中生存繁衍，四时交替、风雨雷电、寒雪冰霜等自然规律运行其中。庄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即是对自然景观的赞叹。

农业景观是自然与人工一同创造的景观。卡尔松在其《环境美学》提到了北美的传统农业景观和新农业景观。陈望衡既有深层次的理论分析又有诗情画意的阐述，全面地概括了农业景观分别有农作物、农业劳作、农民们生活的场所、农民们田园诗般的生活方式。无疑后者的理论更适合于建立中国当代的农业景观。

城市化进程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城市景观是环境美学最重要的审美对象。柏林特是较早开展城市景观美研究的学者，他呼吁建立人性化的城市，在城市规划中，审美性与功能性一样重要，并从广场、喷泉、自然与生活的声音等方面探讨如何建设城市景观。

由此可见，与传统美学中的艺术不一样，环境这个审美对象不只是给人带来审美的愉悦，更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存与生活的质量。环境美学思索如何改善人所生存的环境，在探索环境伦理、环境审美之余，还注重结合建筑、园林、规划等应用性学科，指导或亲自参与环境改造、景观创造活动的实践。如哈佛大学米歇尔•柯南的《穿越岩石景观――贝尔纳•拉絮斯的景观言说方式》，从构思到营建，详尽地研究了景观设计家拉絮斯改造喀桑采石场为高速路段景观的全过程。美国当代艺术家兼环境工程师帕特丽夏•约翰松设计了许多的景观，有达拉斯的泻湖游乐公园、旧金山的濒危物种园、肯尼亚的内罗毕河公园、巴西的亚马逊热带雨林公园等。

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另一个区别是其人文性。人不可能完全遵从自然的生态，还要根据需要以及人文精神来创造家园。“环境美的根本性质是家园感。”环境美学的景观需要人根据文化内涵与审美理想来参与、创造，有着人的审美和文化需求。自然景观的欣赏，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摆脱对自然的膜拜与恐惧，对自然有一定的认识、能利用自然之后。而自然审美意识、情趣的发展，对欣赏自然景观也至关重要，如中国的山水文学、山水画对山水审美的推动，西方“如画”观对自然风景审美的推动等。现代西方欣赏自然景观的盛行，正是由于对工业化漠视、破坏自然的批判的兴起。农业景观与城市景观就更是关系到人的生存与生活，渗透着人文性。柏林特一直坚持环境美学的人文性，人生活在文化的环境中。“任何关于环境美学的讨论也必然具有我所称的文化美学。”

三、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的相互依存

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有着本质的区别，生态美学为美学与艺术提供关注生态的新维度，环境美学侧重于将环境作为审美对象进行欣赏、创造，具有应用操作性。相对于生态美学，环境美学以人文性作为其核心原则。但是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环境美学离不开生态美学，因为环境美学必须要以生态为其准则，人文性与生态性都不可或缺；而生态美学的审美维度要落到实处，最终是通过环境美学的景观来表现其生态观。

正如上文所说，环境美学离不开生态维度。因为生态性重视维持生态平衡，人的文化生产活动，以及创造农业景观、城市景观，都是建立在自然生态之上，不能违反生态性。当代的重要环境美学家分别从环境美学的学科畴与发展历史、环境美学的哲学基础、环境的概念、景观的创造几个方面，阐明了环境美学的生态基础。

约•瑟帕玛直接承认他的环境美学理论得益于生态美学家利波德的《沙乡年鉴》。他认为环境美学属于环境哲学的一部分，而环境哲学的所有工作都可置于环境伦理实际即是生态伦理的围内，生态伦理“最重要的问题是生活在当今的人们是否有权利为了自己的利益无限度地开采现存的自然资源而为后代留下无法摆脱的污染”。环境美学必须以生态伦理为准则。他在回顾环境美学的发展时着重于其与生态的关系，认为如果没有生态维度，环境美学就还是传统意义上的美学：“现代环境美学是从20世纪60年代才开始的……对生态的强调把当今的环境美学从早先有100年历史的德国版本中区分出来。”

柏林特在《环境美学》中思考何谓“环境”的时候，认为在摈弃身心二元论的环境概念方面，“生态学的环境论带来深刻的变革……随着人们的环境意识越来越迫切，生态学的理论逐渐被认同”。“环境”是以生态为准则，在现代的环境理论与环境美学里是不言而喻的。卡尔松在分析日本的园林景观时，指出其是人工地创造出自然的本质。在分析农业景观时，他侧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不被破坏，“是生命的生物过程”。陈望衡也指出：“环境美学是生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统一。”卡尔松还特地提出了“丑东西”的论点，认为胡乱弃的垃圾、报废的汽车、条形的矿山由于其对生态的破坏是“丑东西”。

与此同时，由于生态是一种维度，不能成为一种审美对象，所以只说自然美、环境美，而不是生态美。这样生态美学在审美本体、实践应用方面遇上了障碍。西方的约•瑟帕玛、卡尔松等一众美学家由生态美学转至环境美学，生态美学比起环境美学的研究要逊色得多，就是这个缘故。如果说环境美学无视生态美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那么生态美学无视环境美学，将会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生态美学在对生态、自然的促进上，最终还是需要通过环境美学的本体――景观呈现出来。虽然说生态美学涵括生态文学、生态音乐等艺术，以此促使、推动生态观的发展与普及，但是落到实处的保护生态，却是环境美学的自然景观、农业景观、城市景观。

环境与生态论文篇10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本文将首先简述美国  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然后在阐述其发展的三个阶段基础上，探讨美国生态文学批  评意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一、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历史源流

生态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1972年，约瑟夫·米  克(joseph  w.meeker)在《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1972)中提出“文学生态学”的概念，“对出现在文学  作品中的生物主题进行研究”(注：joseph  w.meeker,the  comedy  of  survival:studies  in  literary  ecology,

new  york:scribner's,1972,p.9.)。1978年，威廉·鲁  克特(william  rueckert)在其论文《文学与生态学：生态批评的实验》(“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中首先使用了ecocriticism这一批  评术语，提出“把生态学以及和生态学有关的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去”(注：william　rueckert,“literature  and  ecology:an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iowareview  9.1(winter  1978),p.71-86.)。随后，有人提出“生态诗学”(ecopoetics)、  “环境文学批评”(environmental  literary  criticism)、“绿色研究”(greenstudies)，或“绿色文化研究”(green  cultural  studies)等其他术语，但大多数人倾  向用ecocriticism这一提法，因为它不仅很容易被转变成ecocritical和ecocritic等形  式，而且“eco”这一前缀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世界的关系。1985年，弗雷德利克·瓦  格(frederick  o.waage)编辑出版《讲授环境文学：资料，方法和文献资源》(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resources,1985)。该书收集了十九  位讲授生态环境文学课程的教师写的“课程简介”(course  descriptions)，“目的是  要在文学领域促进人们对生态文学有更深的了解和认识。”(注：frederick  o.waage,ed.,teaching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materials,methods,

resources,new  york:1  985,p.viii.)1989年《美国自然文学创作通信》(the  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sletter)得以创办使有关学者得以发表生态文学研究的短文、书评、和课堂笔记等  。随后，不少人文学科的学术刊物相继开辟了生态文学批评的增刊或专刊，其中有《印  地安那州评论》、《俄亥俄州评论》等美国著名的学术刊物。(注：根据彻丽尔·格罗  费尔蒂的统计，自1986年至今，美国人文学科出版过20多期关于生态环境文学的专刊。  具体内容请参见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  第32页。)同时，一些大学开始把生态文学列入课程，作为现当代文论的一部分，受到  学生普遍欢迎。在1991年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上，  哈罗德·费罗姆(harold  fromm)发起并主持了名为“生态批评：文学研究的活力”(ecocriticism:the  greening  of  literary  studies)的学术讨论。1992年，“美国文学  协会”专题报告会上，格伦·a·洛夫(glen  a.love)主持了题为“美国自然作品创作：  新环境，新方法”(american  nature  writing:new  contexts,new  approaches)的专题  讨论。同年，“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asle: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成立，该学会的宗旨是“促进人类和自然世界关系的文  学思想与文学信息的交流”，“鼓励新的自然文学创作，推动传统的和创新的研究环境  文学的学术方法以及跨学科的生态环境研究。”(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1993年第一届全美生  态批评研究会在科罗拉多州的福特科林斯(fort-collis)举行。与此同时，第一份正式  的生态文学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问世。该刊物的目的是“从生态环境角度为文学艺术的  批评研究提供论坛，包括生态理论、环境保护主义、自然及对自然描述的思想、人/自  然两分法及其他相关的理论思想。”(注：cheryll  glotfelty  &  harold  fromm,ed.the　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athens: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1996,p.xviii,p.xviii,p.xviii.)

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生态文学批评的专著相继出版。1996年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格罗费尔蒂和费罗姆主编的《生态批评读者：文学生态学的里程碑》(ecocriticism  reader: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1996)。该书收集了26篇论文  ，分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生态学及生态文学理论、文学的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的批评  。1999年洛兰·安德森(lorraine  anderson)和斯科特·斯洛维克主编的《文学与环境  ：自然与文化读本》(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a  reader  on  nature  and  culture  ,1999)收集了长短不一的文章一百多篇，以小说、诗歌、散文、传记等不同体裁论述了  人类与动物、人类与居住环境、政治与环境、经济与生态等众多主题。2000年，劳伦斯  ·库帕(laurence  coupe)主编《绿色研究读本：从浪漫主义到生态批评》(the  greenstudies  reader:from  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2000)，从“绿色传统”、“绿  色理论”和“绿色读物”三方面论述了生态文学批评的渊源与发展。1999年至2001年间  出版的伦纳德·西格杰(leonard  d.scigaj)的《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sustainable  poetry:four  american  ecopoets,1999)、乔纳森·巴特(jonathan  bate)  的《大地之歌》(the  song  of  the  earth,2000)、帕特里克·穆菲的《自然取向的文学  研究之广阔领域》(farther  afield  in  the  study  of  nature-oriented  literature,2  000)、戴维·梅泽尔(david  mazel)的《美国文学的环境主义》(american  literaryenvironmentalism,2000)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为濒临危险的地球写  作》(writing  for  an  endangered  world:literature,culture,and  environment

 inthe  u.s.and  beyond,2001)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除了出版生态批评的专著以外，近年来有关生态文学批评的会议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关注。例如，在“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的协助下，2000年6月在爱尔兰举行了议题为  “环境的价值”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3月“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在英国  召开研讨会，讨论“生态批评的最新发展”。2002年9月，该学会的英国分会在利兹大  学召开第三届年会，会议主题是“创造，文化和环境”，重点研讨生态批评、生态诗学  和生态女权主义。“文学与环境研究学会”第三届年会将于2003年6月在波士顿大学召  开。会议的主题是“海洋-城市-水池-园林”(“sea-city-pond-garden”)。

二、美国生态批评发展的三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短短的十多年中，美国生态文学批评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  研究自然与环境是怎样在文学作品中被表达的。生态批评家认为，许多作品中描写自然  的一个陈旧模式是：自然要么被描绘成伊甸园般田园牧歌式的世外桃源和处女地，要么  是瘴气弥漫的沼泽地或无情的荒野。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二阶段把重点放在努力弘扬长期  被忽视的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上，对美国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的历史、发展、成就，及  其风格体裁等作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美国描写自然的作品是以描写自然为取向的非小  说创作。它有着成果累累的过去和充满活力的今天。从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美国  出版的描写自然的作品选集有二十多部。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它源于英国吉柏特·怀特  (gilbert  white，1720—1793)的《塞尔波纳的自然史》(a  natural  history  ofselbourne,1760)。这一写作传统通过亨利·索罗(henry  thoreau,1817—1862)、约翰  ·巴勒斯(john  burroughs,1837—1921)、玛丽·奥斯汀(mary  austin,1868—1934)、  艾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1886—1948)和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07  —1964)等延伸到了美国，其中利奥波德和卡森后来成为直接推动生态批评兴起的领先  人物。利奥波德的“生态中心论”(ecocentrism)思想后来成为环境主义者的金科玉律  。卡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3)可以说是一座丰碑，是人类生态意识  觉醒的标志，是生态学新纪元的开始。

生态文学批评的第三阶段试图创建一种生态诗学，通过强调生态系统的概念，加强生  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生态批评发展到今天，在创建理论体系方面，已取得了不少成  就，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思想。例如，“环境伦理说”(environmental  ethics)或“环  境哲学”(environmental  philosophy)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进行探讨；非人  类中心说主张非人类存在物，如物种、生态系统等同样具有道德地位，指出人类对它们  负有直接的义务；施韦策(albert  schweitzer)的“敬畏生命”论和泰勒(paul  w.taylor)的“生命中心论”(biocentrism)将道德关心的对象扩展到整个生命界，构筑了  以“尊重自然”为终极道德意念的伦理学体系；克利考特(j  baird  callicott)的主观  价值论和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ш)的客观价值论，特别是奈斯(arne  naess)等人  提出的“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都可以被看作是生态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

近几年来，伦纳德·西格杰、乔纳森·巴特、帕特里克·穆菲、劳伦斯·布伊尔等从  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和文论家那里吸取思想精华，运用巴赫金、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  罗兰·巴特等人的批评理论来构建当代生态诗学，把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  新的阶段。在《持续的诗篇：四位生态诗人》一书中，西格杰批判了后结构主义语言理  论对当代诗歌和文学批评的影响，认为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仅仅把批评的目标放在  语言、文本和话语上，似乎文本以外就没有自然环境等其他“存在”(being)的存在。  西格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西方哲学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生态诗学的理论构建应以海德  格尔和梅洛·庞蒂的思想为基础。根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首先是个人的存  在，个人存在是一切其他存在物的根基，“在”就是“我”，整个世界都是“我”的“  在”的结果，必须在人对外部世界事物的关系中来考察它们，否则就毫无意义，失去了  确定性。西格杰认为，在今天全球高度信息化、科技化，经济环境与政治环境不平衡的  形势下，生态诗学的任务首先是要面对全球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要以人的生存为本  。西格杰还试图从梅洛·庞蒂有关现象学的论证中探索生态诗学的理论基础。梅洛·庞  蒂深受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把自己的哲学称为“知觉现象学”。他指出，现象学就  是对本质的研究。所谓“本质”，并不意味着哲学要把本质当作对象，只是意味着我们  的存在，意味着我们需要“观念性的场所”。在梅洛·庞蒂看来，本质就是我们的体验  ；世界不是客观的对象，只是“我的一切思想和我的一切外观知觉的自然环境和场所”  (注：蒋孔阳：《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32  页。)。西格杰发现，梅洛·庞蒂的论点为生态批评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批评模式，即  把体验的深度与世界的内在关系融会于一体，不能机械地或用理想主义的框架来理解身  体与世界的关系，这就意味着生态诗学的研究要超出传统西方哲学中主观/客观二元论  的思想。

乔纳森·巴特在《大地之歌》中也应用了现象学的批评原理，并多次提及海德格尔的  观点，进一步完善了他在1991年发表的《浪漫主义生态学：华兹华斯和环境传统》(romantic  ecology:wordsworth  and  the  environmental  tradition,1991)中陈述的浪  漫主义生态诗学。同时，巴特还根据法国思想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有关论  证“自然状态”的思想来探讨生态诗学的问题。巴特认为，卢梭的“自然状态”论和“  返于自然”的思想与“深层生态学”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巴特全面论述了从十八  世纪到当今的小说和诗歌。他在《大地之歌》的前二章中把简·奥斯汀和托马斯·哈代  、玛丽·雪莱和威廉·h·哈德孙以及伊莉莎白·毕晓普相并立，以独特的视角探讨了  这些通常不被认为是“自然作家”的生态意义。(注：jonathan  bate,the  song  of  the　earth,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0,p.31.)

劳伦斯·布伊尔和帕特里克·穆菲等也试图从不同方面构建生态诗学理论。布伊尔试  图淡化自然与文化的界限，认为生态批评的未来应从研究自然与文化的关系着手。穆菲  试图重新调整当今生态批评界的一些不平衡的做法，其中突出了美国生态批评界对美国  少数裔生态作家的忽视和对国际上其他国家生态作家及生态文学经典的忽略。穆菲指出  ，生态批评家研讨的作品大多是像梭罗的《沃尔登或林中生活》之类的非小说作品，而  涉及生态环境主题的小说作品却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边缘地位。穆菲认为，叙事小说在环  境保护方面起的作用丝毫不亚于非小说作品，叙事作品应成为未来十年生态文学研究的  重点。尊重自然、保护环境的思想意识不仅体现在纯自然作品中，而且在不少现当代小  说家的叙事小说中也有明显表现。例如当代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和唐  ·德里罗(don  delillo)分别在《白色噪音》(white  noise，1985)和《兔子休息了》(rabbit  at  rest，1990)中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当代作家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德里罗的  《白色噪音》除了表现当代人惧怕死亡这一主题外，还通过对生态环境的描述，特别是  通过对某一旅游景点(一旧牲口棚)、超市食品、化学毒气泄露事件的描述，表现了在后  现代文化背景下的美国乃至整个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真正意义上的  自然和文化在以消费为主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复制”而成为种种假象(simulacraand  simulations)，并最终因发生“错位”而逐步消失。厄普代克的《兔子休息了》从  侧面描写美国作为一个“后自然”(postnatural)国家，其大地所拥有的资源差不多已  被消耗一空了。在小说的结尾，已五十五岁的主人公“兔子”哈利·安斯特罗姆眺望佛  罗里达州一处疗养地的风景时，他透过那天堂般的外表，看到其中的衰败和污染。在这  些“危险的风景”(riskscape，美国当代地理学家苏珊·卡特杜撰了这一词，来形容空  气中漂浮的毒气对自然风景的侵害)中，哈利看到成排的棕榈树由于遭受干旱而枯死，  看到蓝色的天空被“喷气飞机喷出的烟雾所污染”，看到“紫外线正把人体的扁平细胞  烤成癌细胞”，看到“空气中弥漫的烟雾使人难以呼吸”。(注：john  updike,rabbit　at  rest,new  york:alfred  knopf,1990,p.501.)如果说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反映的是一  个把自然当作医治人们精神创伤的社会，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学描写了一个把自然看成是  经济源泉的社会，那么，当代美国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描写所揭示的正是比尔·麦肯比(bill  mckibben)所说的“后自然世界”(postnatural  world)。在这个“后自然世界”  里，人们对自然的需求仅仅是表面上的，尽管自然有时会激起人们的怀旧思想，有时会  使人产生背井离乡的感觉，但它已经与实在的东西(the  real)无关。

尽管生态批评家为了创建生态诗学已经做了不懈的努力，但生态批评理论尚处在发展  阶段，它还没有达到理论上的成熟，更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学术界认为  生态批评缺乏理论基础的也大有人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杂志编委玛萨·班塔斯(martha  bantas)认为“环境研究是软性的(soft)”，它不过是“拥抱树木的玩意”(“hug  the  tree  stuff”)。(注：laurence  coupe,the  green  studies  reader:fromromanticism  to  ecocriticism,

new  york:routledge,2000,p.169.)尽管此话显得过激  ，但多少说明一些问题。

三、生态文学批评旨在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生态文学批评一直就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断提出问题并试图予以回答。  生态文学批评家经常提出的问题，除了诸如作者是怎样描述大自然、作品的主题是否反  映生态环境意识、人应该如何对待大自然、人在自然中处于什么位置等之外，还包括这  样一些根本问题：怎样确定自然与文化的关系?当代生态文学批评研究的方向和思路是  什么?生态批评是不是一门“终极的科学”?怎样把生态文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结合起来以  便达到一个互补互利的结果?等等。

生态批评家们明确提出，生态批评的根本前提是：人类文化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人  类文化影响自然世界同时被自然世界影响。它研究的主题是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作为一种文学和文化批评，生态批评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文学来重审人类文化，进  行文化批判，探索人类思想、文化、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人类对自然的态度  和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正如乔纳森·莱文所说，“我们的社会文  化的所有方面，共同决定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独一无二的方式。不研究这些，我  们就无法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只能表达一些肤浅的忧虑。……因此，在研  究文学如何表现自然之外，我们还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  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  (注：转引自王诺：《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文艺研究》，2002年第3期，第48页  。)生态批评就是要“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注：jonathan  levin,  “on  ecocriticism(a  letter)”,pmla  114.5(oct.1999),p.1098.)。著名生态思想研  究者唐纳德·奥斯特指出，“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  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  然的影响。……研究生态与文化的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人类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不能  直接推动文化变革，但却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而这种理解恰恰是文化变革的前提。”(  注：donald  worst,the  wealth  of  nature:environmental  history  and  ecologicalimagination,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