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月刊十篇

诗歌月刊篇1

这一切的诗意盛事，离不开“汴京诗群”的悄然崛起，因了她，曾经辉煌的宋都，才有了今天迷人的诗情画意，才能让人处处感悟诗词的美好与风韵。

开封，八朝古都。千年帝王气，万代文脉传。自宋朝起兴，社会空前繁荣，以150万人口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城市。大批文人汇聚，大量佳作问世，宋词在此诞生。诗歌塑造了这座城市特异的精神和灵魂。而当今开封诗歌成绩斐然，特别是以“汴京诗群”为核心的诗歌创作，正以精粹而高端的诗歌艺术追求和持续不断的集体成果，日益引起诗歌界的特别关注。

那是2013年8月，开封市诗歌学会悄然成立。他们坚持现代诗创作，极具探索精神和前卫素质，突破思想的和创作的传统，掀起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的浪潮。通过自我审视与批判，通过对民族意识和世界意识、传统意识和当代意识的思考，并致力开封诗歌创作向着纵深的开掘。开封市诗歌学会的成立直接奠定了“汴京诗群”的诗学理论基础和实现自我价值维护独立写作的思想基础。“汴京诗群”是一个以开封籍或在开封工作、生活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的群体。弘扬“宋词”精神，即继承传统，力求革新，以相同或相似的现代诗歌创作理念为支撑，以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有机结合的优秀作品为目标，以构建开封诗歌生态的良性建构承担必须的责任和义务。诗群团结、和谐、向上，通过近年来的努力，在当代河南乃至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艺评论家耿占春、肖开愚、郭伟、纪梅、邦吉梅朵等从文艺理论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读，给予诗群强大的诗歌艺术支撑力，助推了诗群向着更高层次的攀升。

开封市诗歌学会会长刘海潮说，放眼诗歌的当下，随着对古今中外大量优秀诗歌文本的精约博读，对登临诗歌高峰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对诗歌审美的吁请十分强烈，诗群成员日益迫切地从精神需要出发，对“旧我”进行不间断地创新和否定，表达内心深处期盼的光芒与拯救、赎罪与救赎，让诗歌带来精神上的辨认和明亮，化育人类精神的内在诉求，创作出有棱角、有锐气、有理想、有真理、有智慧、有温度的优秀诗歌文本。为此，“汴京诗群”自形成之日起，便倡导博览广取，撮要经典，坚持创新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中西合璧，融会贯通。

利用搭建好的学习交流平台，提升诗群成员的思想高度，是他们自始至终的追求。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他们开展了一系列推进诗歌创作的活动：围绕2013中国（开封）清明文化节和文化节，《东京文学》推出“文学汴军”专号和中国（开封）文化节“百人写”专号。举办“公仆心，情”诗歌散文大赛。参与主办“诗兴开封”国际诗歌大赛，两年内邀请国内外50余名著名诗人来开封采风，增进交流。2015年6月，举办“宋风词韵，诗意传承”开封诗歌创作研讨会。策划、举办河南省第四届散文诗年会，省内外70多位诗人参加，出版年会作品集《千年咸平》。2015年11月组织20名开封诗人参加在开封举办的第20届黄河诗会。主编出版一套《汴京诗丛》（10本）。举行首届中国诗歌春晚开封分会场、2015年开封市元宵节诗会等以及一些诗集出版研讨会。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他们还与时俱进，建立了“汴京诗群”“开封诗歌学会”等微信群，互相交流，切磋诗艺，共同提高。通过新媒体，他们不遗余力推出诗歌新人，培养诗歌创作后备力量。2015年第4期《河南诗人》用40多个页码集中推出了“汴京诗群”26位作者的组诗。如今，“汴京诗群”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三级梯队，在《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歌月刊》等省级以上专业文学期刊发表了数量较大、质量较高、影响较强的诗歌作品，并频频在全国性文学评比和大赛中获奖，作品大量入选《中国诗歌年选》《中国年度散文诗》等年度选本。

作为汴京诗群的领军人物，刘海潮相继在《人民日报》《诗刊》《星星》《散文诗》《中国诗人》等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出版《黑里河》《黄河最后那道湾》等诗集，在《星星》诗刊社举办的全国散文诗大赛中获优秀奖；张孝杰，致力于“大视野，无功利”的诗歌创作，2013年9月《诗刊》头题“发现”栏目重点推出了其组诗《搏击》后，《星星》《扬子江》《诗歌月刊》《绿风》《诗林》先后在重点栏目推出其组诗；纳兰，在《诗刊》《青年文学》《中国诗歌》《诗选刊》等刊物发表组诗，《美的判决》在《诗刊》2015年8期的“双子星座”栏目推出；智啊威，作品在《诗刊》《诗林》《散文诗》《诗歌月刊》《天涯》等发表；安子，在《诗刊》《星星》《中国诗歌》《诗选刊》等发表组诗；李俊功，相继在《诗刊》《扬子江》《星星》《中国诗歌》《延河》《诗歌月刊》《诗选刊》等多家报刊发表作品，以头题出现《散文诗》《中国年度散文诗》等杂志和选本。出版诗集《弹响大地风声》《长昼》等，获第7届中国天马散文诗奖，并在《诗刊》《星星》等刊举办的全国散文诗大赛中多次获奖。樊城、岳杰、张晓亮、秦彩霞、汪燃、李东红、柳喜长等20多位诗人相继出版了颇具影响力的诗集。

诗歌月刊篇2

2013年诗歌：强劲的传播与困顿中的写作深化

如果说当代中国文学的生产体制依然有效，那么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体制内的诗歌与文学期刊明显对诗歌有所重视。《诗刊》、《星星》、《诗林》、《诗潮》等刊发的诗作、推出的新诗人，总体质量较之以往有了很大提升。对于抒发个体生命经验、反思与批判消费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描摹日常生活的细节之美的诗歌的刊发，代表了一种主流当代诗的繁荣。一方面，民间和体制的壁垒已被打破，在民刊上发表作品，有所成就后，年轻诗人也可能较快地得到体制内媒介的接纳；另一方面，为繁荣文化，主流文学机构也加大了对文学奖励机制的投入。当代诗写作场因互联网的兴盛而充满生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十几年来，当代诗人紧随互联网技术平台的更新步伐，不断体验新的传播手段之于诗歌写作与交流的作用。网上网下，诗人因诗歌而聚集，诗人群体也打破了地域限制，更多地因写作观念和美学风格形成新的聚合。

传播：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与微信公众号

在诗歌传播方面，2013年最值得一书的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的正式成立。“长江诗歌出版中心”隶属于长江文艺出版社，是国内第一家专门出版诗歌的特色出版机构。诗歌出版中心成立后的第一个出版举措，是邀请洪子诚、程光炜两位学者主持，并邀30位诗歌评论家任分卷主编，推出中国目前最大规模的新诗选集《中国新诗百年大典》，收录了从五四新诗发轫到新世纪以来的300多位诗人的作品，以诗歌发表时期和诗人出生年代作为各卷划分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兼顾流派、诗歌风格、地域因素等。该书侧重“文本性”，诗人的入选标准，主要视其作品是否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是否对新诗发展具有创新意义。同时，该书也体现了“华文诗歌”的想象，除大陆诗人外，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文诗人都在收录之列，此外，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的创作成果给予了充分关注。尽管为了兼顾多样的诗歌流派与风格，编选中为一些诗人的入选进行了诸多争论，也引发了一些异议，不过，总体上看，该书的出版引起了读者和评论界的广泛好评。长江诗歌出版中心积极推动与诗歌民刊的合作，协助原本处于内部交流形态的民间诗歌群体浮出历史地表。这些民刊与群体包括《明天》、《象形》、《汉诗》、《读诗》以及“诗生活网”等，推出诗歌选本包括《明天》、《诗生活年选（2012卷）》、《汉诗》、《读诗》、《当代新现实主义诗歌年选（2012卷）》、《2012中国年度好诗300首》、《21世纪诗歌精选・第四辑》、《越界与临在：江南新汉语诗歌12家》和《江南十二诗人诗歌集》等。《生于六十年代》3卷诗选是长江诗歌出版中心与《读诗》编辑部合作出版的重要选本。此外，诗歌中心还参与策划出版了以发表女性诗歌为主的诗刊《诗歌风赏》，去年出版两期。以与诗人合作出版为主要方式，诗歌出版中心去年出版了60余种个人诗集，其中比较重要的诗人有俞心樵、安琪、周亚平、郁雯、张执浩、池凌云、路也、玉上烟等。

2013年，微信迅速成为当代诗人传播诗歌的新渠道。区别于微博、博客与网络论坛，微信既可以以朋友圈的形式内部交流，又可创建公共平台，通过订阅的方式进行群体或品牌的推广。微信的另一优势在于其信息的多样性，文字、声音和视频可以汇集在一个文件里。再者，微信借助的是手机这种便携的移动应用平台，更具传播优势。

在微信平台中，两个最受欢迎、传播最广的读诗微信公众号为“为你读诗”和“读首诗再睡觉”。“为你读诗”是由BeMy Guest（尚客私享家）倾心推出的公益诗歌艺术活动，旨在以诗歌和音乐的方式，摒弃浮躁、麻木，真挚倡导富于“情怀”的“去功利”的生活方式。“为你读诗”每晚10点推出一期节目，邀请的读诗者多为“高大上”的成功人士，推荐的作品多为中外古今名篇或近人名作，截止到本文写作的日期，“为你读诗”已经推出256期。“读首诗再睡觉”也是每晚10点读诗，其团队则多为写诗与爱诗的年轻人，因为喜欢诗歌而成立编辑和声优团队。“读首诗再睡觉”推荐的作品大部分是当代著名和非著名写作者的作品。

微信公众号和微信群、朋友圈中的读诗活动，形式相当灵活，图文并茂，并配有背景音乐。虽然诗歌篇幅短小，似乎更适合拥有碎片时间的都市读者，但真正能刺激读者对诗歌产生兴趣的，我认为是诗的有声传播。在微信的诗歌传播平台上，插图和背景音乐辅助诗歌的阐释，而有声传播正成为当代诗的重要接受形式，悄然影响着诗歌在当代文化中的位置，同时也反过来激发了诗人写作和诗歌观念的更新。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诗歌有其独特的格律形式，是可以入乐的，或配以音乐，或其自身即形成了吟诵的声腔。新诗在创制之初，就在理论批评领域遭遇过格律问题。新诗究竟需不需要格律？新诗的格律应该是怎样的？这是新诗讨论中历久弥新的话题之一。而当代诗基本是自由体的，当代诗人和批评家也较少从格律的角度谈论诗歌的理想形式或内在声律，同一话题的侧重点发生了偏移，诗的“格律”变成了诗的“声音”、“语调”乃至“节奏”、“步伐”等。

交流：图书市场下滑中的诗歌出版物

在2013年的诗歌正式出版物中，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陆诗丛”，包括翟永明的《行间距》、韩东的《重新做人》、西川的《够一梦》、于坚的《彼何人斯》、杨黎的《一起吃饭的人》和春树的《春树的诗》。诗集装帧精良，收录的也多是诗人的近作。10月，作家出版社推出“标准诗丛”，包括多多的《诺言》、欧阳江河的《如此博学的饥饿》、王家新的《塔可夫斯基的树》、西川的《我和我》以及于坚的《我述说我所见》等。此外，“70后・印象诗系”去年出版了楼河的《楼河诗选》、窦凤晓的《山中》、杜绿绿的《冒险岛》、陶春的《时代之血和它的冷漠骑手》和芦苇岸的《芦苇岸诗选》等。“后视镜诗系”推出阿西的《词车间》、韦白的《来历不明的生活》、高春林的《时间的外遇》和田雪封的《与镜中人交谈》。其他重要的个人诗集包括：周伟驰的《避雷针让闪电从身上经过》、王敖的《王道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周亚平的《红白蓝灰黑黑》、多多的《多多四十年诗选》、泉子的《杂事诗》、朵渔的《最后的黑暗》、柏桦的《一点墨》、小海的《影子之歌》、施茂盛的《婆娑记》、维庸的《燃烧的镁条》、许德民的《抽象诗》以及骆英的《绿度母》等。

除了上文提及的《诗生活年选（2012卷）》和《生于六十年代》之外，2013年度的诗歌选本还有邱华栋主编的《2013年中国诗歌排行榜》、杨克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2011-2012》、高春林主编的《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等。这些诗歌选本，或以相近的诗歌趣味为标准，或以网络论坛为选稿来源，或以诗人的代际分层为考察角度，显示了较明确的立场与标准。以诗选形式出版的刊物还有《当代诗》出版一期，《中国诗歌评论》出版一期。不过，受限于出版资助、约稿及纸版发行效益，这些以书代刊的诗选诗刊的出版并不很稳定。

另一方面，独立自费的诗歌出版2013年也非常蓬勃。民间诗刊的存在是中国当代诗的一个小传统，几乎每年都会诞生新诗刊，结集志趣相投的诗歌群体。2013年创刊的民刊有《坡度》、《元知》、《诗品》、《意外》、《飞鹰》、《诗民刊》。2013年印行的民间诗刊主要有：《或许》、《文本》、《东北亚》、《地下》、《体现》、《滴撒诗歌》、《自行车》、《神性写作》、《先锋诗报》、《南京我们》、《诗篇》、《屏风》、《体现》、《抵达》、《大象诗志》、《延伸》、《元写作》、《独立》、《诗南方》、《诗》、《诗歌现场》、《诗东西》、《南京评论》、《此岸》、《审视》、《凤凰》、《诗歌杂志》、《蓝鲨》、《太阳诗报》等。诗歌民刊中，黄礼孩主编的“诗歌与人”去年出版梦亦非长诗《儿女英雄传》，“副本制作”推出王东东的长诗《西山》、二十月的《象限年鉴》、已故诗人马雁编选的《几个好朋友》，张尹主持的“现代汉诗”推出周瓒的诗集《反肖像》，而由潘洗尘主持的“诗歌EMS周刊”，为以下诗人出版了系列诗集：潘洗尘、树才、莫非、桑克、赵野、潘维、伊沙、小海、张清华、秦巴子、荣荣、黄梵、哑石、翩然落梅、君儿、重庆子衣、姚风、杜涯、李建春、沈苇、马莉、严力、莫卧儿、古马、聂权、人邻、邢昊、李伟、徐江、孟浪、徐贞敏、安琪、寒烟、柳宗宣、潘红莉、曾宏、春树、朱夏妮、刘川、范儿；台湾诗人颜艾琳、紫鹃、喜菡、孟樊、方群，外国诗人玛丽拉・格里芙（智利）、安娜・阿赫玛托娃（俄国）、莎朗・奥兹（美国）。2012年度DJS诗集奖奖励了5位当代诗人，他们的诗集也于去年以国际刊号的形式出版，包括诗人徐钺、王东东、袁永苹、清平和古冈等。去年以论坛形式入驻诗生活网的民刊和诗群有《外省》、《诗格》、“神性写作”诗群、《麻雀》诗群、《凤凰》诗群、《零度》诗社以及“空中键盘”诗群等。

纵观2013年诗歌的出版、刊行状况，有来自不同时代的优秀诗人被介绍，大量优秀的诗集获得出版。无论体制内外，线上线下，或是诗人群体之间，诗歌都算得上是活跃的，但另一方面，作为文学读物的诗集、诗选却在图书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买诗、读诗的人群在文学阅读群体中也是少数。因此，诗集、诗选的出版印行看上去更像是出版社创建品牌，诗人之间内部交流，学院批评从业人员的本职工作。当代诗因之并未能及时、多面向地获得其文化阐释，发挥其文化建构性能。

批评：奖掖诗歌与反思当代诗歌评论

2013年的诗歌奖项众多，奖金也颇丰厚。主要包括：第三届“光华诗歌奖”，获得者为安吾、程川、曹僧、顾不白、李海鹏、康伟明、砂丁、蔌弦、陶颍川、张存己。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奖，翟永明获年度“杰出作家奖”，沈浩波获年度诗人奖。第八届“未名诗歌奖”，获得者为安吾、曹僧、李海鹏、李有兰、苏画天、砂丁、郁陈。第二十一届柔刚诗歌奖，荣誉奖颁给了荷兰汉学家柯雷，主奖由王夫刚获得，获得新人奖的是灯灯。第八届“诗歌与人・诗人奖”获得者为东荡子。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获得者有草树、廖慧、臧棣、于坚、七夜、郭金牛、钟硕等。据说为国内惟一颁给“80后”诗人的“汉江・安康诗歌奖”第三届获奖者为诗人八零、东井、王东东。西川诗集《蚊子志》（柯夏智译）获得美国卢西恩・斯泰克亚洲翻译奖。王家新获韩国第四届昌原KC国际诗歌文学奖。第六届珠江国际诗歌节“珠江诗歌大奖”获得者为韩东。首届袁可嘉诗歌奖分诗集奖、翻译奖和诗学奖，陈先发、李笠、王家新分别凭诗集《写碑之心》、译诗集《特朗斯特罗姆诗歌全集》、诗学文集《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获得相应奖项。第四届中坤诗歌奖，台湾诗人痖弦和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获奖。在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上，“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由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和美国诗人西蒙・欧迪斯两位诗人获得。由民生美术馆和上海国际文化传播协会主办的“诗歌来到美术馆”获得由《东方早报》和绿城・苏州桃花源联合主办的“2013文化中国年度事件大奖”。光获首届“诗建设”诗歌主奖，青年诗人朵渔、冷霜、唐不遇获新锐奖；第六届张坚诗歌奖主奖由安徽诗人张建新获得；而2013年鲁迅文化奖年度诗人奖获得者为李亚伟。

为当代诗歌创设的各种奖项，近10年来日渐增多，其中一些奖项逐渐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公信度，如华语传媒大奖、中坤诗歌奖、柔刚诗歌奖、未名诗歌奖等。诗歌奖是一种间接的诗歌批评，是对当代诗歌的文化价值和艺术成就的评判和肯定。从评奖程序来说，成立评选专家小组，推荐入围诗人，经过若干轮的讨论、比较及匿名投票，最终决定获奖诗人。这本身就是一个群体性的批评过程。宽泛的诗歌批评不仅包括诗歌评奖活动，也包括诗歌选本，这在上文的出版信息中已有呈现。不过，选本和诗歌奖如果不能激发更广泛的接受效应（包括阅读和研究），即便不是即时的、轰动性的，则其实际效果无外乎文化点缀和消费新品而已。而狭义的诗歌批评在2013年度的表现不如人意。既表现在缺乏对当代诗的总体面貌进行概括的描述性文章，也表现为没有纵深细致的研究。与诗歌活动的多样、诗歌传播的热潮比较，诗歌批评显得相对无力。

2013年度出版了以“生于60年代”和“70后”为诗人群体的诗选。这种以代际划分诗群，出版诗选、诗集的文化活动一直持续着，可谓当代诗的特征之一。相应跟进性的批评和研究，在《诗建设》总第11期“70后诗选”中有所体现，在刊发了50位有代表性的诗人诗选的同时，还刊发了耿占春、姜涛和梁小静的研究文章。延续着前几年诗歌批评话语中的相关话题，比如诗歌伦理、诗歌与政治的关系等等，2013年的另一个批评关键词就是“现实”。《飞地》丛刊第3期发表专题“访谈”，以“现实”为话题，采访了8位诗人（姜涛、桑克、森子、王东东、哑石、宇向、周斌、臧棣）和6位当代艺术家。给诗人的提问很有针对性，比如：当有人跟你提到“现实”这个词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请你给“现实”下一个私人的定义。作为诗人，你觉得你眼中的“现实”和普通人的“现实”差别在哪儿？等等。诗人们的回答切合各自的写作实践和批评思考，其中不乏洞见和深度思考。诗人们大多意识到现实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同时，文学史中的“现实”往往和“政治性”、“道德观”挂钩。从写作的角度，诗人们理解的“现实”也是有很多层面的，是诗人的一种“特殊的风格意识”，关注现实是“诗人对其文学洞察力的一种艺术训练”，而从阅读的角度，取材“现实”会让诗歌变得容易交流，引起更大范围的生存共鸣（臧棣）。至于诗人的“现实”与普通人的“现实”的差别，“在诗人的现实里总是有词语的参与；不能忽略词语的塑造；但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这种塑造融入了普通人的现实本身，以致诗人无法声称对这种现实的发明权”（王东东）。

正如很多依然阅读和关心当代诗的读者感受到的，当代诗相当繁荣，但其接受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足，从某个角度看，这与诗歌批评的失效有关。2013年的《新诗评论》第一辑刊发了诗人雷武铃《当代诗歌批评之批评》一文，是对当代诗歌批评的一次严肃而中肯的省思。雷武铃从分析“当代诗歌写作浮躁混乱”这一种评判开始，探讨当代诗歌的特殊性，为当代诗歌批评正名。因为当代诗歌写作呈现的特点就是混乱的，当代诗歌批评的工作应该是大浪淘沙式的，需要批评家运用其感受力去理解与判断，而非简单地加入对于当代诗人和当代诗歌不满的合唱。“当代诗歌批评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批评是现场现时进行的，它批评的对象处于原生状态”。以“理解”与“判断”为尺度，雷武铃比较了古代诗歌研究和当代诗歌批评工作之间的差别，强调当代诗歌批评中批评家判断力的重要性。在这个前提下，雷武铃进一步反思了当代诗歌批评家的形象和专业性批评问题。无论是把批评家想象为一个宗教领袖般的形象，还是强调所谓的专业性批评，在雷武铃看来都不是当代诗歌的发展方向。在雷武铃看来，“诗歌批评是一种主观价值和个人的审美倾向的批评。当代诗歌批评的人物始终是一种时代美学精神的探索与寻求，不是一种科学的检测方法或标准体系的建立”。应该说，雷武铃的文章是给当代诗歌批评适时提供的一针清醒剂。正因如此，我们有理由期待，困顿中的当代诗写作的深化应通过有耐力、有眼光、有价值评判能力的批评实践去开拓。

2013年中国诗歌综述

一、诗歌刊物：格局的延续、扩展与园地的增加

从各种诗歌刊物发表的作品情况来看，2013年诗歌基本延续了以往的格局：《诗选刊》、《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绿风》、《诗林》、《诗潮》、《扬子江诗刊》、《诗江南》、《散文诗》以及《中国诗人》、《诗建设》、《汉诗》等等，在保持刊物原有风格和某些固定栏目、特色栏目的同时，实现了诗歌的自然增长。众多成名的诗人笔耕不辍，依然活跃于2013年诗坛；多位新锐诗人获得集中出场的机会，诸如《诗潮》不定期推出的“名家新作”、“新锐推荐”栏目就是以诗文互见的形式引起读者的关注；还有一些新面孔登场，为未来诗坛新格局的形成积蓄潜在的力量。从作品发表的具体情况来看，诗人们依旧关心现实生活，他们细细打量着身边的世界，讲述内心的感受，汇聚着共同的经验与主题。而从形式上综观2013年诗歌，散文诗刊发的园地和数量有所增加是最为突出的一点。《星星诗刊》“下旬刊・散文诗”的定期出版，实现了“本着以全面推动散文诗发展、弘扬散文诗精神的办刊理念，以刊登散文诗名家精品力作、推出散文诗坛中坚力量、发现散文诗新人为重点，提倡大众化、精品化、多元化，重深沉与优雅，重刺激与尖锐，唯真性情是举”的办刊宗旨，还有《中国诗人》每期推出的“散文诗档案”等等，均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散文诗的创作。概括而言，这些栏目设置及选发实践，均可视为诗歌刊物整体格局的延续与适度扩展。

除上述现象外，2013年各诗歌刊物还通过“作品联展”的形式实现了相互之间的“横向联合”。从《扬子江诗刊》1至4期推出的“‘凝视与聚焦’――六刊一报新世纪诗歌作品联展”之专题栏目的“编者按”可知：“为了总结新世纪十年的新诗状况，展示优秀诗人的创作成果，《诗刊》、《诗探索》、《扬子江》诗刊、《作家》、《花城》、《诗选刊》（下半月）、《文学报》六刊一报共同商定，在2013年度联手推出36位新世纪以来一直活跃在诗坛的优秀诗人的作品、创作简况和相关的评介，希望借此推动对这一时期中国诗歌状态的关注与研究。”这是六刊一报“横向联合”的初衷。在此指引下，黑枣、吴乙一、扶桑、江非、苏历铭、徐俊国、杜涯、江一郎、林莉、姚风、荣荣、潘维、路也、朵渔、李小洛、小海、吕约、卢卫平、牛庆国、苏浅、郑小琼、叶丽隽、娜夜、张执浩、沈苇、宇向、胡弦、北野、李轻松、伊路、丁及、蓝蓝、蓝野、庞培、邰筐、李琦共36位诗人的创作简历特别是新世纪十年的创作情况（包括重要作品、诗集、获奖情况等）得到了清晰地呈现，而就结果来看，这一举措不但为认识、总结新世纪十年来“中国诗歌状态”提供了典型的个案和参照的依据，而且，还对诗歌刊物的联合、互动提供了某些可行性经验。与诗歌刊物之格局的延续、扩展相比，诗歌园地的增加也是2013年诗歌的“亮点”。2013年7月，由诗人金迪主编的《诗品》“总第一卷”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此园地以“诗”、“品诗”共重的原则，古今中外兼顾；10月，女诗人娜仁琪琪格主编的《诗歌风赏》“第一卷大地花开”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此书系女性诗歌专刊，旨在“展示当下诗坛优秀女诗人的作品，发现、挖掘有潜质的新诗人”；同月，由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大新诗研究院、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诗人于坚主编的《诗与思》第一卷在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文、诗并重，讲求“诗与思”的平衡并有国际性视野；11月29日，《华语诗刊》“试刊号”出版，该园地系《遂宁日报・月末版》，每月一期，旨在“充分展示华语诗歌最新动态，最新探索和最新理论成果”。此外，为了调动海内外华语诗人的创作积极性，彰显华语诗歌的独特魅力，进一步提升《华语诗刊》的地位与影响力，遂宁日报报业集团还将联合实业共同设立“陈子昂诗歌奖”、召开一年一度的“国际华语诗歌论坛暨国际华语（遂宁）笔会”，等等。众多园地的开设既为2013年诗坛增添了活力，同时也为当下诗歌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人们有理由期待她们美好的前景！

二、版图的刻绘与经典化的追求

如果将集中推出某一地区的诗歌小辑作为一次“诗歌地理”的版图刻绘，那么，2013年诗歌在这方面明显有意地加强了“版图的效果”。《绿风》的“西部诗歌高地”、《诗潮》的“视野与版图”、《诗江南》“学苑”之“各地高校大学生诗选”、《天津诗人》的“诗歌版图”以及《中国诗人》的“承德诗群十七家”、“盘锦诗群”等等，都将“版图”细化为具体的地域及创作。其中，又以《诗潮》、《诗江南》尤具规模与特色：在诸如“视野与版图・辽宁”、“视野与版图・上海小辑”的栏目样式设置下，《诗潮》连续推出了“辽宁小辑”（2期）、“上海小辑”与“海南小辑”（3期）、“南京小辑”（4期）、“甘南诗人小辑”（6期）、“贵州小辑”与“廊坊小辑”（7期）、“吉林小辑”与“河南小辑”（8期）、“台湾小辑”与“浙江黄岩小辑”（9期）、“美国华语诗群小辑”与“黑龙江小辑”（10期）、“河南鹤壁小辑”与“内蒙古小辑”（11期）等多期诗歌小辑，其规模之大、视野之广（包括一期两辑，涵盖国际和海峡两岸视野）都堪称少见，这样的连续性实践无疑对树立区域诗歌形象、展示当地诗歌队伍具有重要的意义、产生积极的影响，同样也符合新世纪以来越来越注重从空间角度立体呈现诗歌生态的认知逻辑。与之相比，《诗江南》的“广西高校大学生诗选”、“上海高校诗人佳作选”、“北大、中国人大、首师大校园诗人作品选”、“甘肃高校诗人作品选”等则兼顾地域和高校两个空间，这种编选形式显然注意了各地在校大学生的创作实践，同时也有意加强了诗歌后备力量的培养和诗歌接受层面可能产生的影响。

或许是有感于区域诗歌专题的频繁出场，诗歌研究界对于地方性诗歌也逐渐开始关注起来。2013年6月，由中国新文学学会主办的《新文学评论》推出了由李少君主持的“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秉持“诗歌的地方性发展将是当代汉语诗歌走向高潮必然经过的阶段”（“主持人语”，2期）的立场，李少君在第2期《新文学评论》首先推出了张玉玲、张春歌的《论中国当代西部诗潮中的民族特色》、杨梓的《宁夏：六七十年代出生诗人的崛起》、吴玉垒的《山东诗歌的现代面貌》、夏吟的《地域与突破――昭通新诗群论》、钱文亮的《艺术之“心”与中国人文精神的接骨术》共五篇文章。至第3期，李少君又以推出邹建军等的《追寻与遥望――当代湖北地域诗歌界说及其发展前景》、刘波的《荆楚大地上绽放的诗意之花》、荣光启的《当代文学背景中的湖北诗歌》三篇专题性文章，表达其“如何将地方性诗歌研究进行得更深入一些，而不是满足于简单的地方诗人诗歌评介，可从中看出一些诗歌发展的纹路、脉络和趋势”（“主持人语”，3期）之思考理路。而到第4期，主持人又以推出罗小凤的《“广西形象”的多重镜像――论新世纪初诗歌中的“广西形象”》、伍明春的《执著坚守与寻求突破――论新世纪以来的福建诗歌》、龚奎琳的《文学地理学视阈下的新世纪江西诗歌》、辛泊平的《河北诗歌：精神气质与地域意义》、张立群的《新世纪辽宁诗歌的特有图景和价值》共五篇文章拓展地域诗歌的研究视野。应当说，随着“地方性诗歌研究专辑”的不断推出，人们将会看到更多区域诗歌的发展现状，而主持人研究思路的不断深入，也会使这一研究专辑更富学术价值，进而使区域诗歌在创作和研究并重的前提下成为2013年诗坛一道重要的风景！

在区域诗歌火热展开的同时，诗歌经典化的追求也成为2013年诗歌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除《扬子江诗刊》继续着“新诗十九首”专题的推荐与经典作品的解读、《中国诗人》继续开展的“百年新诗访谈”专题，以及《诗江南》推出的由汪剑钊主持的“诗歌课堂”专栏等等外，相对于新诗史的经典，2013年诗坛最大的一次举措是由洪子诚、程光炜主编的《中国新诗百年大典》（30卷）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据介绍，《中国新诗百年大典》以不同时期诗歌和诗人出生年代作为各卷划分的主要依据，同时也兼顾流派、诗歌风格、地域因素等。《大典》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侧重“文本性”，诗人的入选标准，主要视其作品是否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是否对新诗发展具有创新意义；二是体现了“华文诗歌”的整体想象，除大陆诗人外，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华文诗人，都在收录之列；三是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诗的创作成果给予了充分关注。《大典》出版后，入选的诗人名单等一度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这反映每次诗歌经典化的努力都需要接受不同层面的阅读检验，而经典本身又是一个处于变动的实践性和时间性的话题。

三、各式频繁的诗歌活动

2013是各种诗歌活动频繁的一年。

首先，在诗歌节、大型纪念活动、诗歌集会方面，6月22日，由天津市作家协会、天津日报社、今晚报社、天津广播电视台等共同主办的2013年首届中国・天津诗歌节在天津开幕。本届诗歌节共有12位诗人获奖，在同期举行的天津诗歌节诗歌论坛上，诗人和评论家们就当前诗歌创作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走向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7月8日至9日，中国诗歌学会2013年度常务理事扩大会议在安徽黄山召开。会议听取了学会2013至2014年度工作计划、2012至2013年度工作报告，并通过了聘请郑敏、牛汉、李瑛、屠岸、晓雪、耶曼为学会名誉会长等系列决定。8月7日至12日，第四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在青海举行。此次诗歌节以“诗人的个体写作与诗歌的社会性”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诗人因为诗歌相聚一起，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和美国诗人西蒙・欧迪斯分获本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金藏羚羊国际诗歌奖”。8月23日，纪念《中国诗人》创办25周年暨“中国诗人奖”颁奖活动在沈阳隆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诗人》编辑部、《诗潮》杂志社、辽宁省新诗学会联合主办。会议期间，举行了《中国诗人》25周年“中国诗人奖”颁奖典礼，洛夫、邵燕祥、韩作荣、李松涛、孟浪、多多、马新朝、王鸣久、柳、林雪、杨键、娜夜、桑克、李轻松、耿林莽、邹岳汉、邢海珍、刘士杰、黄恩鹏、黎焕颐、牟心海、罗继仁等25位海内外诗人、理论家、编辑家分获“创作成就奖”、“优秀诗人奖”、“优秀诗评家奖”、“特别贡献奖”。10月16日，中国第29届“青春诗会”在绍兴开幕。本届青春诗会由《诗刊》社和绍兴市政府主办，绍兴市委宣传部和绍兴市文联承办。诗会开展期间，还举行了15位“青春诗会”诗人――刘年、田暖、桑子、天乐、林典刨、笨水、江离、郁颜、离离、冯娜、微雨含烟、蓝紫、陈德根、罗铖、魔头贝贝的作品集结成书的《青春诗丛》的首发式。除上述例举之外，2013年诗歌在诗歌节、大型纪念活动、诗歌集会方面的活动还包括1月于台湾举行的跨年度的第七届“天问新年新诗峰会”、11月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活动、12月的首届“贵州诗歌节”等活动。

其次，在诗歌评奖方面，除上述诗歌活动期间包括的奖项之外，在诗坛产生重要影响的诗歌奖还包括2013年8月7日在武汉举行的第四届“闻一多诗歌奖”颁奖，河南诗人马新朝于2012年7月获奖，此次跨年颁奖获奖金10万元；会议期间，第五届“闻一多诗歌奖”结果也已揭晓，诗人潇潇以组诗《灵魂挽歌》获奖，颁奖将于2014年举行。2013年11月25日在京举行了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颁奖活动。本届诗歌奖仅设中国诗人与外国诗人两类奖项，经过严格而公正的评选，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和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获得了本届国际诗歌奖。典礼现场，200余位诗人和诗歌评论家齐聚一堂。11月30日，首届“诗建设”诗歌奖在杭州举行了颁奖典礼。黑龙江诗人光获得主奖，奖金10万元；青年诗人朵渔、冷霜、唐不遇获新锐奖。据悉，“诗建设”诗歌奖是目前中国奖金最高的民间诗歌奖，旨在通过奖励当代汉语新诗创作中具有前瞻和启示意义的诗人，倡导新诗在精神与艺术上的探索，以推动新诗建设。该奖拟两年举办一次，评奖当年3月启动，有数百位诗人参与，设主奖一名，新锐奖三名。除此之外，2013年诗歌评奖较具影响的还包括5月在长沙举行的“中国当代诗歌奖（2011―2012）”颁奖典礼、10月在京举行的“首届《新国风》杰出诗人奖”和同月在海南举行的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2013年度“澄迈・诗探索奖”，以及12月29日，著名诗人余光中、郑敏、姚风、阎安荣获2013两岸诗会桂冠诗人奖，等等。

第三，在研讨会方面，2013年6月21日至24日，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与南开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的“中生代与新世纪诗坛的新格局――两岸四地第五届当代诗学论坛”在天津召开。来自两岸四地各大高校和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齐聚南开，围绕中生代创作与理论所涉及的相关诗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此次论坛旨在进一步探讨两岸四地中生代诗歌的异同点和关联性，发掘中生代诗歌和“70后”、“80后”诗人的区别以及中生代诗歌中主要诗人的艺术个性，标识中生代诗歌在中国当代诗坛的地位，总结新时期诗歌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经验，从而繁荣当前诗歌创作。2013年11月2日至3日，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新诗国际研讨会”在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奚密、金丝燕、顾彬、唐晓渡、刘福春、于坚、欧阳江河、杨小滨、罗振亚等来自世界各地的40余名学者、诗人出席了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新诗比较、海外流散汉语诗人研究、新诗规范诗学的建构路径、当下语境下诗人身份认同的危机、文学制度与诗学策略等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2013年11月23至2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现代诗歌语言与形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研讨会主要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诗歌中的语言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为研讨对象。与会评论家的讨论主要以诗与语言的矛盾、张力为线索，从诗的本质、自由诗的意象和结构、现代诗与白话的关系、新诗的文化背景、诗与新媒体和大众文化以及新诗与旧体诗的关系等诸多角度入手，分析了一百多年以来现代汉诗在历史演进中的得失利弊；解读了一些代表性诗人的代表作的特点、精神特质以及每个诗人个体创作的差异性；深入思考了在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语言皆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诗的本质和语言的关系。

各式频繁的诗歌活动使2013年中国诗坛热闹非凡、创作与理论研讨并重。除上述活动外，首都师范大学诗歌中心驻站诗人活动同样引起了诗坛的高度关注。本年度驻站诗人仍延续以往的风格，整体包括两个阶段系列活动。7月10日，首都师范大学第九位驻站诗人宋晓杰研讨会在北京紫玉饭店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诗人、学者50余人参会。9月24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主办的“2013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入校仪式”在北京紫玉饭店举行，首都师范大学迎来了第十位驻校诗人杨方。至此，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已连续举办十届，共有十位诗人参与为期一年的驻校活动并在诗歌界产生广泛的影响。

四、远逝的诗魂与永不凋落的记忆

就诗歌记忆而言，2013年又是悲痛的一年，而悲痛过后，诗人的远逝为诗歌留下了一座座永恒的纪念碑！

2013年2月14日，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当代著名诗人雷抒雁因病不幸逝世，享年71岁。9月29日，著名诗人牛汉在京逝世，享年91岁。9月30日，原辽宁省文联党组书记、《中国诗人》名誉主编、著名诗人牟心海在沈阳逝世，享年74岁。11月12日，人民文学杂志社原主编、中国诗歌学会会长、当代著名诗人韩作荣因病逝世，享年66岁。11月29日，著名女诗人郑玲逝世，享年82岁。12月17日，“七月派”诗人冀在杭州辞世，享年96岁。除上述诗人外，香港著名诗人、作家、学者梁秉钧（笔名也斯）于1月6日去世，享年65岁；美国加州当地时间7月22日，台湾著名诗人纪弦（笔名路易士）去世，享年101岁；10月11日，当代优秀诗人东荡子在广州去世，享年49岁。众多对中国诗坛作出重要贡献的诗人相继离世，既是诗歌界的重大损失，同时也牵动无数诗友的心。如果说诗人牛汉、冀的去世意味着中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的诗歌流派“七月派”已成为远去的背影，那么，诗人雷抒雁、韩作荣、郑玲的去世则标志着一批于20世纪80年代（甚至更早一些）崛起于诗坛的诗人也为诗歌事业鞠躬尽瘁、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年轻的东荡子突然辞世，更令人扼腕叹息！

但真正的诗人从不畏惧肉体的消亡，他们早已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和对诗歌的热忱献给了广大读者和诗歌的历史。多位诗人于2013年诗魂远游的同时，已将自己的名字镌刻于诗歌史的丰碑之上，并为诗歌留下了永不凋谢的记忆。人们会用文字及各种纪念形式将他们的人格与创作中最为宝贵的部分记录下来，泽被后人。他们会因灵魂和记忆的不朽而激励后来者在诗歌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进而描绘出诗歌更为灿烂的明天！

诗歌月刊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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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河北省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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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地址：陕西省西安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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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1009-1688

国内刊号：13-1235/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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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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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月刊篇4

    在举国上下欢庆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盛赞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大好时光，衡阳市回雁诗社第五次社员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了。这次大会是在全党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大会。现在，我受回雁诗社第四届常务理事会委托，向大会作会务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改革开放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春天。衡阳市回雁诗社就是吸吮那初春的气息，于1985年9月21日正式成立的。这是衡阳市改革开放后成立最早的文学社团。

    诗社成立二十四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文联、市民政局的具体指导下，在各级党政部门和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诗会友，以友促诗，为繁荣衡阳诗歌创作、评论、研究和吟诵活动，弘杨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促进我市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加强组织建设、壮大诗社阵容

    回雁诗社是由衡阳诗坛深孚众望的老一辈诗人发起的。第一届理事会设理事11人，著名老诗人王晨牧任名誉社长，诗人、书法家周济任社长，谭新东、凌鳌任副社长，蒋薛任秘书长。1989年初，易龙云补选为副秘书长。诗社的首批领导成员中，王晨牧、周济、谭新东、蒋薛四位均先后仙逝。在此，我怀着沉痛的心情谨向已故的四位诗坛先辈默哀、致敬！

    1990年元月，为更好地宏扬国粹，继承和学习古典诗词，激励诗词爱好者创作旧体诗词，回雁诗社与南岳诗社联合创办衡阳市诗词学会，使之成为与回雁诗社并列的市级法人文学社团，并推举几位对古典诗词造诣较高的负责人参与市诗词学会领导集体。周济留任回雁诗社第二届理事会社长，谭新东、凌鳌、蒋薛两边兼任。

    1992年，依据国务院颁发的（1989）43号令《社会团体工作管理条例》，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全市性群众社团组织进行重新登记。为了重振诗社雄风，经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增添新的血液。王宏任常务副社长，易龙云、汤健辉任副社长。嗣后，第三届理事会延聘周济为名誉社长，王宏出任社长，增选陈阵、邓盘石、许睫、陈群洲为常务理事，并组建了一个强有力的秘书班子，易龙云任秘书长、许睫、陈群洲、胡丘陵、高楚云任副秘书长。

    第四届理事会聘请周济、王宏、陈阵、凌鳌为顾问，易龙云任社长，许睫任常务副社长、陈群洲、高楚云、刘定安、吕宗林、邝厚勤、郭龙、谢丽华任副社长，邓霞任秘书长。XX年10月，邓霞因调上海工作辞职，郭密林接任秘书长。XX年初夏，补选为副社长（兼秘书长）。同年4月23日，国际著名诗人，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奖、中国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北斗星奖”获得者、祖籍衡南县的加拿大华侨洛夫先生来函，欣然应聘为回雁诗社名誉社长。这是我们诗社的最大光荣。

    在组织建设方面，诗社刚成立时，有社员33人，八十年代末社员为64人，九十年代中期，社员达134人，但是衡阳市诗词学会成立以后，社员出现交叉现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社员中约有半数以上从事旧体诗词的创作与研究。为此，诗社常务理事会研究决定，诗社社员以从事新诗创作、评论和朗诵的文学工作者为主体，逐步吸收新鲜血液。XX年春，郭密林同志等一批中、青年诗人聚集于回雁诗社麾下，诗社顿时恢复了青春的活力。诗社现有社员168人，涵盖市直及七县（市）五区。

    二、主办诗歌活动，开展诗艺交流。

    诗社多次主办或与有关单位联合主办诗歌活动。如：1991年9月，举办“吕亮耕诗作研讨会”，四川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编审木斧等省内外三十多位文艺界人士参加；1988年8月，配合市文联、市文化宫联合主办“欢迎洛夫回衡诗歌座谈会”；1993年1月至1994年11月，诗社举行“回雁杯全国诗歌大赛”，饮誉当代华文文坛的著名诗人、诗评家、诗歌翻译家公刘、木斧、叶玉超（香港）、叶延滨、未央、弘征、冯刚毅（澳门）、刘人寿、孙轶青、张志民、张济川（新加坡）、阿红、李元洛、李育文、谷声淙、杜承南、林从龙、洛夫（台湾）、晏明、胡遐之、赵仲才、傅天琳、谢冕、彭燕郊等出任顾问，义务为诗赛进行终审评议，从参赛的3800首诗歌中评出旧体诗44件，新诗48件。”其中衡南一中退体教师熊尚鸿的《水调歌头·赞西湖公园（外二首）》，衡阳电视台肖雄的《楚风飘摇的诗歌（组诗）》，分别获得旧体诗词组和新诗组的一等奖。这次赛事在国内外产生极好的影响。全球汉诗诗友联盟总会会长张济川先生（新加坡）也寄来了贺信。XX年10月与市文联、市作协联合主办“洛夫诗书艺术展览暨雁城长联揭幕仪式”，并主办“欢迎洛夫回衡晚宴暨诗歌座谈会”；XX年8月与市文联、市书法家协会等联合主办“周济书法展览”，翌年9月，联合编辑出版《西林周济纪念集》；XX年古历八月十五日夜，举办“中秋节石鼓诗歌朗诵会”，围观群众数百人，皓月当空，诗意盎然；XX年5月，邀请八十高龄老教授符号先生来衡作讲座，讲授《诗人的风格与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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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编辑诗刊诗报，扩大诗歌发表园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诗社先后编辑出版《雁翎》诗刊六期，除发表同仁新、旧体诗歌和诗评外，还特设四个专栏：一是“庆祝建国四十周年”；二是“诗人洛夫专辑”、“洛夫回衡诗歌座谈会选辑”；三是“悼念王晨牧同志诗文选辑”；四是“吕亮耕诗选和评介他的文章”。

    后来由于经济困难，改出诗报《现代诗方阵》，该诗报问世，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许多编辑家的厚爱，《诗歌报》、《诗神》和《中外诗星》都先后刊载其作品，香港《华厦诗歌》、《西子诗刊》等十多家诗歌报刊登载其名录，《中国诗歌年鉴》收录其辞条。

    二十一世纪初，诗社部分青年诗人以网络论坛为据点，发表诗作，协商出版诗刊，资金来源完全由酷爱诗歌的诗友们集资或者捐赠。XX年10月，洛夫先生为该诗刊题写书名《湖南诗人》，创刊号便于当年12月问世。该诗刊由回雁诗社主办，编委会由易龙云、郭龙、刘定安、吕宗林、西怪江荣、郭密林组成，郭密林出任主编，游鱼、怯情为副主编，先后由冬萧、欧阳白、湘西刀客、旷野道人、窈窕深谷和李先志担任编辑。迄今已出版九期，重点推出民间诗人郭龙、吕宗林、西怪江荣、刘安定、龙章辉、赖杨刚、素青、任少云、黑马、法卡山、寒山石、刀歹、郭伟、馨怡、戚寞、周木、张世明、剑熔、云燕兮、舒云儿、蓝冰等。美国有影响的诗歌民刊《新大陆》曾推介过本刊的部分诗人。衡阳日报先后发表《民刊最后的守望者》（XX年7月15日）和《自助式民刊走过四个年头》（XX年年2月7日），对本社诗刊给予很高的评价。

    四、扶植诗歌创作，重振雁城诗坛雄风。

    诗社提倡诗友们深入生活，积极创作、多出作品，出好作品，抒民族意气，奏时代新声。二十四年来，本社顾问、社员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各类诗作逾万首，除老一辈诗人、词家出版多部个人诗集或合集外，近些年涌现出许多新诗人的作品集。如：胡丘陵的诗集《拂拭岁月》获全国“海东杯“诗歌一等奖和湖南省“五个一工程奖”，还有郭林春的《半空中荡秋千》，陈群洲的《雨季色彩》、《爱情诗选》、《隔河而居》、《春天的声音》，郭龙的《野葡萄的风》，许睫的《绿色的小屋》、《落泪的情人节》，吕宗林的《活水》、《花溪》，其中《花溪》获衡阳市文学艺术三等奖，邝厚勤的《人生唱着走》、《秋韵》、《太阳花》，他创作的歌词《唱衡州》、《倾诉》分别获衡阳市文学艺术奖二、三等奖，《哟火火》获XX年湖南省“群星奖”，《月亮乖》、《勾玛花裙飘呀飘》分别获得湖南省XX年、XX年“五个一工程奖”；此外，邝厚勤作词的《瑶乡江云》、陈阵作词的《又见月光光》获湖南省首届“金旋律奖”。还有刘定安的《在雨季》，李邵平的《一个人的城市》，陈新莲的《一树桃花》，贺文键的《温柔的》，郭密林的《密林诗品》，特别是郭密林主编的《微型诗精品百首》，在网络诗坛影响很大。XX年以来，为推广《湖南诗人》，主编郭密林与贺文键、郭龙先后应邀到衡阳师院、南华大学、常宁市文化局和耒阳市“泉水湾”文学社举办诗歌创作讲座，受到广泛欢迎。多次组织《湖南诗人》的优秀作品，在深圳的《繁星》、《金立》和美国的《新大陆》重点推出。同时，《湖南诗人》特别开辟“繁星”、“网络微型诗”和“海外风笛”栏目，介绍国外诗人的优秀作品，加强了了解，增进了友谊。此外还经常向毛泽东文学院师生、市文联和省作协领导赠送《湖南诗人》，虚心请教，能者为师。

    回顾诗社二十四年来的工作成绩，由衷地感到高兴。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诗社曾一度陷入低谷。主要由于本人能力有限，且年逾古稀，精力不济，加之我的社会资源几乎丧失殆尽（有实力的朋友均已退休）；诗社另几位负责人中，多为政界后起之秀，公务繁忙，我不忍让他们为诗社琐事而影响政绩。故此，诗社处于艰难的维持阶段，经济拮据，无钱开展活动，连年捡费也得靠个人垫资。好在网络诗兴起以后，近几年来，一批中、青年诗人加入诗社的行列，他们个人捐资，办起论坛，出版刊物，组织活动。险些断翎折翅的“回雁”，终于衔春而振翮翱翔，呈柳暗花明于知音。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这是回雁诗社第五次代表大会高举旗帜，继往开来的行动纲领，也是广大诗人、诗评家、朗诵工作者坚定信念、开拓进取的奋斗目标。为此，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一主题，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贯彻“三贴近”和宏扬“主旋律”的创作原则，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的中心工作，以繁荣衡阳文学事业，丰富和活跃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为己任，团结全市诗人、诗评家、朗诵家和诗歌爱好者，创作出一批高水平、高层次、高品位的能反映时代风貌和衡阳特色的精品力作，为建设文化强市，构建和谐衡阳，促进我市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共3页,当前第2页2

    一、建设发表园地，繁荣诗歌创作和评论。

    一是继续做好《湖南诗人》的编辑、出版工作，提高刊物质量，今年要编好第十期；二是注册“回雁文学网”网站，主办并编辑不定期的《回雁》文学刊物，争取今年第四季度出版第一期，努力打造关注现实生活，具有衡阳特色的文学品牌；三是继续办好网络论坛。

    二、积极开展诗歌创作竞赛、研讨和朗诵活动。

    一是今年10月下旬举行一次“洛夫先生诗歌座谈会”；二是在今后五年内策划一至二次诗歌创作竞赛，与市、县（市）、区教育部门联合举办一次少年儿童诗歌竞赛活动；三是与大、中学校和有条件的小学联合举行（约3—5次）儿童诗歌研讨会，同时组织诗人、诗评家下校搞诗歌讲座。

    三、进一步扩大诗艺交流。

    从构建和谐衡阳高度出发，加强与我市兄弟协会、其它文学社团、文学网站、论坛和刊物的交流，取强补短，相互促进；同时加强与兄弟城市文学社团的联系、交流和了解，邀请省内外知名诗人、诗评家来衡考察、交流。

    四、加强制度建设和队伍管理。

    一要抓好诗社领导班子的自身建设，严格要求自己，提倡奉献精神，明确工作职责，作到既分工又协作；二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规范办事程序；三要认真听取社员的意见和建议，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诗歌月刊篇5

[论文摘要j冉仲景是近年诗坛崛起的有一定影响的青年诗人，其诗歌洋溢着生命的气息和高原的风姿，风格博大沉雄，语言清新明快。康巴高原和武陵敬土，是其诗歌抒写的两大主要对象，它们相辅相成，构成诗人独特的诗歌 艺术 世界。前者莫定了他在诗坛的地位，后者拓展了他的诗歌视域，丰厚了广度与深度。

冉仲景是近年诗坛崛起的青年诗人之一，作品频频出现在《诗刊》、《民族文学》、《星星》诗刊等报刊上，已引起广泛的注意。他的诗歌洋溢着生命的气息和高原的风姿，风格博大、沉雄，语言清新、明快，给读者构筑了属于他的一方诗歌殿堂。

冉仲景是武陵山区的土著后裔，1987年毕业于南充师范学院，年在《民族文学》第4期发表处女作《山舞》，开始走上诗坛，从此一发不可收。为了诗歌，他放弃了留在城市的工作机遇，毅然来到康巴高原，在跑马溜溜的康定师范做教师。教学之余，深入藏区，体验藏民的生活，用他的笔书写藏民的生存状态，描绘康巴高原的广阔壮丽风景，给外面的读者展示了他对高原的独特视角仲景的诗歌以高原为载体，以牦牛，经幡、青稞、格桑花等为意象，尽情地放歌康巴高原。在他的诗中，见不到半点做作之态，每一个句子，乃至每一个字，都让人感到亲切．让人感到生命的自强不息和高原的律动。从创作的手法看，仲景恪守现实主义，以现实题材和高原的传说融于一体，把土著语言和藏民语言有机结合，产生了一种睿智、幽默，把生命的原色与社会风俗巧妙地融为一体，用诗的艺术传播高原的信息，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诗风，表达了他对生命的求索和艺术追求的命题。

仲景的诗分为两大类题材：一类是在康巴高原生活10年的作l，以讴歌高原和书写藏民为主体，一景一事、-一种感受就构成了他心灵的诗歌，比如《康巴》、《朝圣者》、《康定》《简单的草原》、《前夜．献给阿央嘉玛的十四行诗》等。另…类诗歌是以武陵山区为写作对象的，表=选了作者对乡土执著的热爱，了作者的乡恋情结。如《唢呐》、《听一首乡村 音乐 》、《赞叹：家和乡》、《乡村遗嘱》、《芭茅满山满岭》、《重返米旺村》等。他的这两类题材的诗歌，相辅相成，构成了仲景诗歌的世界，前者奠定了仲景在诗坛的地位，后者扩展了他的诗歌领地，丰厚了他诗歌的深度与广度，增添了他诗歌的质和核。

研究仲景的诗歌，应当从两个方面人手，实事求是地从两个不同的地域况境分析其诗歌，才能真正地感受认识他诗歌的全貌，才能真正地理解他的诗歌康巴高原是他的创作之源，武陵山区是他的生命之根

颂辞：康巴

仲景在康巴高原生活了l0年之久，得天独厚的生活环境，成就了他的高原诗歌。把土著的意识和藏民的心理有机结合起来，他的诗歌是原汁原味的，康巴诗歌，设有夹杂丝毫杂质。让我们先走进他的《简单的草原》(《星星》诗刊，1997年4月号)。开篇的儿句诗，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展示了草原的神秘和深厚：“尽管宽宽阔阔，平平坦坦／草原仍旧没有路／仍旧把一些事情／隐藏得很深”。人们意识里，平凡而简单的草原，其实蕴涵了不少内在的变迁，生存的过程。短短的几句诗，蕴含了一种哲理，弹出了一种久违的弦外之音：“草原从鹰翅开始／养育婴儿和我的梦／草原从语言尽头开始。”

他的另一首短诗《青稞的岁月》揭示了作者的深深思考和析愿：“青稞的含义接近八月／风都金黄”，折射了高原人们祖祖辈辈的期待。他的《草原十四行》(《星垦》，1995年4月号)就可以窥视他对草原的挚爱：“什么样的河流元始无终／什么样的寒冷铭心刻骨／除了苦难的爱情／你就是我最深最痛的词汇／草原，草原／一段颂歌，建造一瞳庙宇／一颗花蕾／意味着一座坟茔。”这诗是仲景对康巴高原唱出的颂词，带着滚烫的血和赤诚的心，感动着我们物欲化时代的心让我们仰视仲景的另一首抒情诗《高原：我又高又远的心脏》(《诗刊》，1998年6月g-))．．死一千回，活一万次，都在高原／既然命里注定我应如此这般…·一”另一首《献给阿央嘉玛的十四行诗》也叫人妻9骨铭心：“就在整座草原的花朵倒进香气之前／书卷掉落：从我的双手／从俯身向下的月光里，一阵来风／使我的头发和心脏都激动不安／那时，你在雪山雪白的另一面／用一轮明月留住深邃的夜空：用怀念／让过去的好时光重现，阿央嘉玛／谁曾经听到过你的歌声／为了水上的波光，多少人在学习／游泳，为了寒冷的雪莲／我就要启程，向雪线之上攀登／但是，没有一条道路通向／你散了步的花园／没有一双手可以幸运／抓住你月色一样缥缈的衣裙这些优美的诗歌意象展示了他对一个藏族女孩阿央嘉玛的赞颂和一往情深。我固执地认为，阿央嘉玛代表了整个藏族女性，代表了美好的爱情，是作者献给藏族女性的颂词，读后会久久回旋在读者的心里。

让我们再领略一下他对藏族女性的颂歌：“太轻的欢乐加速了你的美丽／音符中的姑娘桑吉卓玛／如果琴弦是我早巳辜负的道路／你的长发，就是我的天涯…-·我走遍了灵魂的每一个角落／如果月亮不是最寒冷的花瓣／你的名字就是我的故乡／一个迟到者至今还仍在嗓音里跋涉／卑微的人．没有聘礼的人／只能通过一首无始无终的歌／到来世的高原与你相见·…··”(《桑吉卓玛》，《诗刊》，1997年8月号)我们不难看出，桑吉卓玛代表了康巴美丽的女性，可以延伸成一种真正的爱情象征。仲景的诗歌则是对这一高原纯洁爱情的依恋，发自内心的称颂，同时也给他生命前行的鼓动。尽管他离开了康巴高原，他的心却永远留在了这片神奇的土地的格桑花中，牦牛的乳汁里，雪原的旷野上，溪水的流动里，鹰的飞翔间…··我们读到了他和高原一起律动的诗句：”我迷路的时刻／你在河边出现／这是不是天定的缘／沿着你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一条道路穿过山谷／在迷迷茫茫的烟霭中继续延伸／·…十年，二十年，甚至一千年／我肯定还要回来／回到今天，回到这清浅的河边／回到大地的边缘。”(《诗刊》，1999年8月号)在仲景这些写给康巴高原的诗歌里，无处不荡漾着他的高原情愫，以及他像高原一样宽广的情怀，让人领略到的不仅仅是一种虔诚的颂辞，而且还看到了他魂牵梦绕的高原情结。在《女儿风》、《佛塔》、《圣城》、《草原女人》、《谷地》等一系列抒写康巴高原的诗歌中，这些都表现得淋漓尽致。《羊还是词》这首小诗足以证明：“草原昨天就已经铺开／还不见羊群到来／远远近近／我们听见了羊咩咩咩咩／声音是洁白的／富于表现力”。第一行诗的出现，就意味着草原的死亡与新生。这首诗完全可以说明仲景与康巴高原的血肉联系。他与高原同呼吸共命运。

感恩：乡土仲景的家乡是武陵山区的龙潭坝子，酉水的支流龙潭河执这儿流过。这片古朴的土地可谓人杰地灵，赵世炎、刘仁等老一辈革命家就出生在这片多情的土地上。这儿古老的习俗，朴质的民风，山山水水，绐了仲景的诗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我们首先透视一下他的诗篇《赞叹：家和乡》：“盏盏瓜花／被怎样的大手——拧亮／菜地、村庄和农历／于是灿烂辉煌／来自天上的蜜蜂／唱出嘤嘤嗡嗡的歌曲／往瓜花深处／很久很久却不愿意出来／天堂没有瓜花／天堂肯定黑暗。”(《诗刊》，1999年8月号)瓜花象征了乡土一天天美好的生活，抒发了仲景对家乡的感恩情结，成了他诗歌的另一命题。另一首《民歌》则反映了仲景对乡土原汁原昧民歌的理解和称道：“这些土里土气的寒伦的财产／一直装在我的行囊里／不管怎样的流逝／我执来没有对谁唱起／·…·、浪迹天涯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就时时遭人唾弃／当我感觉孤独，并坐进无边的回忆／噙泪哼上那么三五句……”这几句诗歌中，渗透了作者对家乡民歌的热爱，民歌给了他支撑力量，构成了他诗歌的主旋律他之所以能写出这样情意绵绵的怀乡诗歌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乡土的眷恋。他的诗歌《芭茅满山满岭》(《诗刊》，1999年8月号)就是证明：“他们满头的白发／与青春究竟相距多远／他们风中摇曳的姿影／与幸福美梦没有关联／昨夜我告别母亲／沿着河流的方向远行／今天我回到家乡／就看见了芭茅满山满岭……为给高粱让出小块土地／傻到不剩一丝芳馨／谁能像芭茅那样宽厚坚韧／只有母亲，只有母亲。”在这首诗里，仲景以武陵山区的最为普遍的芭茅花比喻母亲的白发。芭茅象征了武陵山里平凡而又平凡的母亲形象，写出了山里女性宽厚仁慈、世代生存的繁荣景象。他的另一首短诗《乡村遗嘱》(特刊》，1999年8月号)注人了作者对本乡本土的深深思考：“孩子，你得／准备一副钢牙／日子好硬。”平凡的三句诗揭示了生存的艰难，预示了深深的哲理，读后令人沉思。我们再看看仲景发表在《民族文学》上的《山舞》，这首诗蕴涵了深厚的地域理念，了作者对乡土崇拜的情怀，读后犹如亲临其境：“男者、女者、老者、少者／轰隆隆的鼓声／撼四方之民／尽情的歌舞／让上苍领略这黑压压的人头…-”

仲景讴歌乡土的诗歌取材平凡，用平常的事或物，作为诗的支点，以独特的意象，全新的视角，朴质而清新的语言，将他的心胸袒露在读者面前，唢呐、吊脚楼、洞箫、艾蒿、油菜花等这些武陵山区的平常之物，在仲景的语占里琢磨成诗的 艺术 。他站在另一种高度，真诚而透彻地感恩。比如他的《深人乡村》、《酉阳》、《腴地老家》、《果园主人》、《山里人》、《重返米旺村》等一系列诗歌，无一不是荡漾着这种情调。但他一直没有重复别人或是自己，他的每一首诗歌都在力图超越自我，站在诗歌艺术的制高点，用诗人的眼光打量着乡土的人或事，然后羽化成为诗歌……让外面的读者真实地感受武陵山区子民的生存状态。他换成了另一种角度报答乡土。让我们欣赏一下《那是一片褐色的土地》(《诗歌报》，1997年8月号)，就能够真正地理解仲景的心境：“在武陵山的西部乌江的东面／娟子，那是一片褐色的土地／那是生我养我的家乡／他贫瘠而温柔，朴素而坚韧／无数个孩子因此而失去姓名／成为金黄的谷粒，成为／一代代生生不息的愿望／我的父老兄弟们／在那块土地上耕种和繁殖／永远充满无比的信心……”

创新：梦幻长江

诗歌月刊篇6

一、新世纪诗歌的先锋性何在？

据罗振亚先生考证，“先锋”一语原本为军事术语，意指“一支武装部队――陆军、海军或空军――的先头部队，其任务是为（这支武装力量）进入行动做准备”，后被移用到文学艺术领域，异变为“一种文化精神、姿态和方法”。在他看来，所谓“先锋诗歌”，“当是那些具有超前意识和革新精神的实验性、探索性诗歌的统称，它至少具有反叛性、实验性和边缘性三点特征”。①这些阐释对我们理解“先锋诗歌”的内涵和功能是有很大助益的。我认为，先锋诗歌最为可贵的品质就在于它的不拘一格甚至离经叛道的探索与实验，先锋诗歌不是以取悦大众为创作目的的，而是以超前的语言、形式和思想，来打破读者的阅读陈规，扩大他们的期待视野，从而使中国新诗的审美空间得以极大地拓展，使中国新诗的艺术形态和语言构造得以不断丰富。在1980年代，朦胧诗、第三代诗都是具有鲜明的实验性和探索性的诗歌，因此它们是典型的先锋诗歌，因为朦胧诗和第三代诗的大量出现，1980年代成为了百年新诗发展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段。

然而，新世纪十多年来，中国诗人的实验与探索精神显得极其薄弱，具有前卫和先锋气质的诗歌作品因此显得少之又少。为什么说新世纪诗歌的先锋性极为欠缺呢？其理由有三。第一，新世纪诗歌缺乏语言创新。诗歌作为一种“精致的讲话”，必定是一个民族语言呈现的最高级形态，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这个民族显形语言中最为优美、最为奇妙的部分，先锋诗歌更是语言创新的排头兵。而诗歌语言精致、优美与奇妙的生成，绝不是单靠直录现实语汇、呈现日常生活场景所能达到的，它必须依赖诗人采用的诸多艺术技巧，诸如打破固有语法规则、讲究不搭界词语的强行组接、使用多种修辞策略、注重表意的含蓄蕴藉等。然而，新世纪以来，不少诗人高调倡导口语写作，有失理性地“拒绝隐喻”，过分强调叙事的功能与作用，等等，都将新世纪诗歌引向了歧途。不注重隐喻修辞和语言锤炼的新世纪诗歌，一时间成了口水与飞沫的世界，成了陈词滥调的舞台，从“梨花体”到“羊羔体”再到“乌青体”，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一个比一个俗气，一个比一个直白，新世纪以来的中国诗坛到处充斥着这样的无难度写作文本，充斥着这样的口水化成品，又怎么可能体现出语言的创新性来呢？没有语言创新，又何谈先锋诗歌？第二，新世纪诗歌缺乏形式创新。诗歌说到底是一种形式艺术，甚至可以说，在新诗创作中，形式往往决定着内容，新颖的形式可以为诗情的展开和意义的传达提供最为便利的条件，甚至独特的诗歌形式本身有时就是某种独特的内容。对于先锋诗歌来说，形式创新更为重要，一定意义上，是否具有形式的创新，常常是判断一首诗是否具有先锋性的重要条件与标准。在百年新诗史上，那些堪称经典的诗歌文本，如徐志摩《再别康桥》、戴望舒《雨巷》、卞之琳《断章》、穆旦《赞美》等，都是有着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的。自然，形式的创新与诗歌结构的紧凑和语言的精炼等是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做到了结构紧凑、语言精粹，其诗歌形式才能显示出特色来；相反，结构散漫、语言拖沓，内容呈现上枝蔓横生，形式本身也是无从构建的。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的创作纪律是极为松懈的，诗人们不太注重审美自律，话语狂欢之作举目皆是，讲究结构设置和形式创新的作品凤毛麟角。新世纪诗歌很少形式上的创新，又有什么先锋性可言？第三，新世纪诗歌缺乏具有历史穿透力的思想锋芒。先锋诗歌是具有强大的生产力的诗歌品种，它不仅要生产新的语言，生产新的诗歌形式，还要生产出独特的思想来。想想当年波德莱尔《恶之花》诞生时的情形，就能知道先锋诗歌的破坏性与影响力会有多大，其思想上的惊世骇俗程度有多剧烈。可以说，没有巨大的思想震慑力和强烈的历史穿透力的诗歌，即便语言有所创新，形式有所创格，其先锋的个性也是无法凸显的。在新世纪诗坛，某些诗人错误地把一些对政治加以调侃、对性进行直观裸现的作品当成是有思想深度的诗，而没有意识到真正有思想含量的诗应该直指宇宙人生的内核，直接追问生命的本源问题。诸多错误的审美理解和诗学观念，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世纪诗歌向更为高峻的思想巅峰攀登。

由此可见，缺乏语言创新、形式创新与思想创新的新世纪诗歌，其先锋性究竟有几何，是值得人们深深质疑的。

二、新世纪诗歌的民间性何在？

在与青年学者杨庆祥的一次对话中，莫言谈到过有关当代诗歌中的“民间”与“民间写作”等问题，他说：“我们有官方和体制， 那么没有被纳入官方体制之内的就算是‘民间’了， 这个在诗人里面限定得比较清楚：凡是在官办的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都不叫‘民间写作’， 只有在自费的、没有正式刊号的刊物上，或者是油印的刊物上的诗歌才叫‘民间写作’。”②莫言的这段话强调了“民间”所具有的非官方特征，突出了民间诗歌写作的独立性与诗歌印行传播的自主性等特点，虽然对“民间”一词的解释并非绝对准确，但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对我们思考“民间”的诗学内涵和审美功能也不乏启发意义。或许因为“民间”是与主流意识形态有所疏离的一种人文存在，才确保了其思想的原创性与艺术探索的先锋性，因而成为了当代诗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根据地。当代诗歌的“民间”力量，构成了1980、1990年代中国诗歌史的重要部分，这已成为不少诗人和诗评家的某种共识，例如于坚就曾指出：“中国当代诗歌历史的主要部分写在《今天》《他们》《非非》《大陆》《葵》《诗参考》《一行》《现代汉诗》《倾向》《象罔》《锋刃》……以及最近的《下半身》《朋友们》……的目录上。”③

在我看来，1980、1990年代中国诗歌中受人称道的“民间写作”体现出的“民间性”特质，主要包括三个要点。第一，独立的美学立场。“民间”诗人往往秉持着一种不依傍于他人的独到的诗学观念与审美立场，其特立独行的诗歌正是在这种独立的美学主张支撑之下创生出来的。第二，反叛的艺术精神。“民间”诗人不会向既有的艺术范式盲目俯首称臣，不会向既有的写作规则轻易缴械投降，他们始终以诗坛叛逆者的形象出场，为的是让具有先锋思想和艺术气质的作品能获得足够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第三，边缘的生存状态。“民间”诗人并不以向中心靠拢为荣，而是始终以立于边缘为乐，边缘给他们提供了宽松的思想环境和自由的创作态势，“从边缘出发”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他们诗思展开的切入点和灵魂的方向标，在边缘处甘守寂寞的心态又为他们诗歌的纯净和雅洁提供某种品质上的保障。

1980、1990年代中国新诗的“民间写作”，得到了主观与客观两个方面的历史承诺。主观上，很多诗人们都以立于民间为己任，以独守边缘为要则，将“好诗在民间”视为一种美学信条加以尊重；客观上，诗歌环境的相对自由与宽松和民间诗歌刊物对于“民间立场”的坚守与捍卫，为“民间写作”提供了外在的动力源。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诗歌的外部环境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世俗化的浪潮疯狂遮没了诗歌的高贵精神领地，商业主义的运行逻辑已然渗透到中国新诗的每一个孔道之中，浮躁由此成为了新世纪诗人难以治愈的通病。新世纪以来，很多诗人都热衷于奔赴各种颁奖会、研讨会、朗诵会，不断制造着各种诗歌事件，千方百计希望挤入新闻报道与文学阐释之中，希望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与重视的目标。诗坛的热闹和喧哗此起彼伏，唯独不见了具有独立诗学品格和民间精神气质的艺术成品，这是令人痛心疾首的。“民间”是一个很少依靠公共资源而凭借个人力量就能存在的历史场域，“民间写作”应该是一种孤独的、寂寞的、特立独行的写作状态，它往往是与热闹和喧嚣绝缘的。而今诗坛的浮躁与喧嚣，事实上已经将中国新诗的民间精神传统悄然涂抹而去。与此同时，以往作为“民间写作”重要载体的民间诗歌刊物，在新世纪以来也慢慢变味了。可以毫不客气地说，如今的所谓诗歌民刊大都已经“官刊化”了，没有个性化的诗学主张，没有独具特色的艺术追求，没有特定的审美标准。很多民刊都成为了大杂烩、乱拼盘，显得千人一面，很少有民刊保持着自己风格和流派上的独特性与自主化；而且当下那些所谓的民刊都在努力争取着正规书号，千方百计地走公开发行渠道，极力与官刊争夺着读者市场，其办刊的原则、思路以及生成的刊物实体，完完全全地“官方化”了。我认为，民刊应该是民间诗人的“自留地”，民刊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其民间化和私有化，一本民刊就应该是少数几个人独自出演的艺术舞台，并不需要各色人物的竞相登场。因此，而今大杂烩、乱拼盘的所谓民刊，其实已经不再具有民间的性质，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官刊”的变种。新世纪诗歌民刊的“官刊化”，对民间写作的威胁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极大削弱乃至取缔了民间的诗歌力量。

从上述几种现象出发，我可以武断地说，新世纪诗歌的民间性是极为缺乏的。

三、新世纪诗歌创作的难度意识何在？

新世纪诗坛充斥着许多缺乏难度、随意创制的诗歌文本，比如这首《火车》：“旷地里的那列火车/不断向前/它走着/像一列火车那样。”这种“皇帝的新装”式的书写样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更令人无法接受的是，这样的诗歌出笼之后，居然还有不少人为之喝彩，称其高妙绝伦。好在多数读者和批评家眼睛还是雪亮的，并没有将这样的诗歌奉为经典。陈仲义先生就曾指出，如果这样的诗也算一首成功的诗，那我们几分钟就可以写出好几首来，例如“课堂上的那个老师/不断讲着/他写/像一个老师那样”（《老师》）、“锯木厂的那场大火/不断烧着/他冒烟/像一场大火那样”（《大火》）“草地上那只小鸡/不断啄着/他吃/像一只小鸡一样”（《小鸡》）④，等等。在陈仲义看来，大量缺乏创作难度的口语诗的出现，使新世纪诗歌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说话的分行与分行的说话”⑤，其审美内涵和艺术成色也大打折扣。

导致新世纪诗歌创作中难度意识的不断减弱乃至缺场的原因有多种，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第一，电脑的普及与网络媒体的发达，为口语诗的大量繁殖提供了绝佳机会。口语诗写作自由随意，只要认识几个汉语，只要懂得按回车键，就可以每天轻轻松松地写下数量不菲的作品来。再加上网络媒体异常发达，可以无限加载的网络空间，为这种口语诗的发表（准发表）和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写作的轻松随意，发表的快捷迅速，都无形之中成为了不断孕育这种无难度系数的口语诗的可怕温床。第二，一些诗人对“先锋”的过度迷恋与错误理解。在中国新诗史上，各个时期的先锋诗歌曾以其超绝的实验性、探索性精神质态和文本构造而在不同的历史区间中获得了独特的美学地位，到了新世纪，一部分诗人尤其是某些才华平平又渴望一夜成名的诗人，也企图借用“先锋”的名号而使自己尽快挤入当代诗坛前台。他们无法做到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在思想境界的攀升和艺术修辞的经营上达到很高的层次，只能“出此下策”，有意把诗歌写得土白，写得俗气，以此吸引读者的眼球。口语诗的出场，多数都是基于这样的创作意图。第三，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客观上为缺乏难度意识的口语诗的大量涌现提供了某种理论借口。后现代主张去中心化，主张取消深度、消解意义、活在表面，这些观念为那些只顾口语狂欢、不追求深层意义的无难度诗歌创作提供了某种思想基础，有此思想作护身符，唾沫飞溅的口语诗歌写作便更为有恃无恐，并大行其道了。

无难度的口语写作，大都采用了自动化生成的书写模式。只要内心有点风吹草动，他们就可以铺展开自己的诗歌创作路线，不用动什么脑筋，不用花多大心思，不用在词语的选择、句式的安排、修辞的使用、意义的深究上费什么周折，一切都顺着感觉的流向，自动扩展，自动生成。你看这首《想着我的爱人》：“我在路上走着/想着我的爱人/坐下来吃饭/想着我的爱人/我睡觉/想着我的爱人//我想我的爱人是世界上最好的爱人/他肯定是最好的爱人/一来他本身就是最好的/二来他对我是最好的/我这么想着想着/就睡着了”，全篇围绕一“想”字而铺衍开，从想念爱人到想象爱人，创作者几乎不用吹灰之力就实现了语意上的顺利转换，这样的诗正是自动化写作的产物，或许只需三五分钟就能一挥而就。由于没有某种创作难度的有意识设置，这种口语化写作自然就不可能体现出独特的艺术创新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其美学价值也就无从说起了。

无难度的口语写作，不仅在创作策略上主要依凭自动化生成模式，而且为了保留诗歌的现场感和原生态特征，他们还不对日常口语本身进行淘洗，进行拣择，而是一任某些粗鄙的、低俗的词语直接进入诗行之中，新世纪诗歌有时简直成了废话与垃圾扎堆的场域。例如，“现代汉诗/性感如斯//原本不是这样的/原本是个老处女/是的/也是你操的//但归根结蒂/还是的”“屎是米的尸体/尿是水的尸体/屁是屎和尿的气体/我们每年都要制造出/屎90公斤/尿2500泡/屁半个立方/另有眼屎鼻屎耳屎若干/庄稼一支花/全靠粪当家/别人都用鲜花献给祖国/我奉献屎”，等等，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口语写作无难度化的自动演绎，以及不顾诗歌语言表达上的精致优美要求而肆无忌惮做口语排列组合练习，自然导致了许多不符合诗歌资格的语言会大量混入诗行之中，在此情形下，新世纪诗歌的美学质量如何能够得到有效保证呢？

新世纪以来，口语写作的普遍存在与自行其是，有意无意地导致了新诗创作难度的放低，降低了新诗的门槛，从而极大影响了新世纪诗歌的美学质地，也导致了世人对新诗普遍不满甚至蔑视。为了提升新世纪诗歌的艺术品位，恢复中国新诗的美好形象，重建诗歌创作的难度意识势在必行。

四、新世纪诗歌的伦理底线何在？

诗人雷平阳曾写过一首诗，名曰《底线》，诗歌写道：“我一生也不会歌唱的东西/主要有以下这些：高大的拦河坝/把天空变黑的烟囱；说两句汉语/要夹上一句外语的人/三个月就出栏、肝脏里充满激素的猪/乌鸦和杀人狂；铜块中紧锁的自由/和毒药；喝文学之血的败类/蔑视大地和记忆的城邦/至亲至爱者的死亡；姐姐痛不欲生的爱情/……我想，这是诗人的底线，我不会突破它。”这首诗告诉我们：真正的诗歌创作应该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对于所有诗人来说，守住那条伦理的底线至为重要和关键。可惜的是，新世纪以来，不少诗人并没有像雷平阳所说的那样，在诗歌写作的伦理上能始终坚守，不越雷池一步。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诗人总是在不断突破诗歌的伦理底线，时不时发惊世骇俗之语，制怪模怪样之诗，想方设法吸引世人眼球，以赚取某些虚名浮利。新世纪诗歌的伦理底线在哪？新世纪诗歌还有伦理底线吗？这是很多人面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些难以入目的诗歌文本时，会自然发出的大声质询与反复追问。

在我看来，新世纪诗歌写作伦理上出现的问题，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精神伦理的败落。新世纪以来，由于外在环境的影响和诗人个体诗学观的改变，新诗创作中的理想、担当、责任、义务、社会情怀、终极指向等，一一被悄然废止，新世纪诗歌一度呈现出精神矮化、价值迷失的可怕迹象。陈仲义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世纪之交的诗歌，面临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在尴尬中陷入两个突围：一个是滑向世俗感官，一个是逃向诗人内心。”⑥陈仲义阐述的世纪之交中国新诗的两个“逃向”，在新世纪十余年来可谓是愈演愈烈的，令人不忍目睹。一方面，一些诗人主动向世俗妥协，使新诗成为一种流行文化，一种消费景观，取消了其高贵精神品位和独立的艺术姿态，新诗与大众文化合谋，一定程度上确乎可以给它的发展带来某种生机和新途，注入某种活力和营养素，但也可能无形之中背离它应遵守的伦理规约；另一方面，新世纪诗歌还存在另一种极端，那就是，某些诗人将其视为自我陶醉、自娱自乐的小众化产品，这些诗人秉承着诗歌是“献给无限少数人”的艺术信条，将其经营成自己专用的语言作坊和少有人知的私人话语场，有意拒人千里之外，装神弄鬼，故作高深，从而斩断新诗与社会、与人群的精神牵连，这可以说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诗歌伦理失位。

第二，美学伦理的沦失。诗歌既然是一种艺术形态，就应该遵守某种艺术规则，就应该执行一定的审美要求，就必须践行艺术之为艺术的伦理规范。作为重要的文学体裁，诗歌创作必须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有所作为。在思想内容上，诗歌应尽可能做到在短小的篇幅中承载最为丰富深刻的思想内蕴，而不能停留在单调平庸、浅尝辄止的意义表层；在艺术形式上，诗歌创作必须做到用语节制，以少总多，讲究结构营造，讲究意象择选，注重内在节奏的恰当处理。新世纪诗歌在内容表达和形式设置上，可以说都是不尽如人意的。在内容上，不少诗歌显得意味浅淡，思想性贫弱，精神力度不够，无法给人带来情感的和鸣和思想的冲击；在形式上，一些诗歌用语随意，散漫拖沓，既缺乏精心的结构设计和有效的意象选用，也不具备一定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显得过于散文化。不从诗之为诗的艺术学标准上来严格自己，而是随随便便将一些日常话语组合起来，构成诗章，没有一定的形式追求，没有丰富深刻的意义指向，这样的诗一旦流行起来，对诗歌美学伦理的损伤是很大的，最终必将导致美学伦理的沦失。

第三，语言伦理的放弃。诗歌是一种有意味的言说，是一种独特的语言构造，它应该始终充满着真、善、美的艺术光芒。诗歌语言不是普通语言，不是日常用语，更不是粗鄙低劣的脏语骂词。然而，新世纪以来，一些诗人有意模糊诗家语与日常语的界线，不去捍卫诗歌语言必须具有的优美、纯洁、典雅、崇高等美学品质，任由各种乌七八糟的语言堂而皇之地进入诗歌文本之中，由此我们看到，不少口语诗作中，生殖器术语、语汇、赃污的骂街之词俯拾即是，令人读之禁不住要反胃、作呕。新世纪诗歌中语言伦理的失落现象，已引发了诗界同仁的强烈不满。2013年12月19日，诗评家霍俊明在他的博客里发了这样一段文字：“《读诗》诗歌EMS周刊，其中有一本是出生于1988年的女诗人范儿的《我明明奇妙的激情万丈》（2013年12月第4期，总第224期）。其中的一首《傻逼之歌》我认为不仅不是诗，而且侮辱了这些洁白的纸张。请看：‘你就像 / 1个屁1样TM的漂着。/ 所到之处，/ 寻找着同样腐烂的气味。/ 只不过是，/ 你选择了这里，TM的继续腐烂。/ 1个SB的领路人，/ 在通往不再SB的路上 / 1度SB的要死。/ 你要做的，/ 就是永远走在TM的路上。/ 等待无法预知的，TM的飞翔。’如果能用TMD和SB写一首好诗说明这个诗人差不多是天才了，只可惜这个叫范儿的女人不是。”⑦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霍俊明对口语写作中大量植入脏话、垃圾语的现状是极度愤慨，并给予了严厉批判的。范儿的这首诗作显而易见是放弃语言伦理的产物，纵观当下诗坛，这种无视语言伦理的垃圾之作，绝对不是个别现象。诗评家王珂曾呼吁：“新诗要强调内容上的平民化和形式上的贵族化，应该用贵族式的语言形式来写平民的日常情感。”⑧我认为这是富有真知灼见的。可以说，强调创作中“贵族化的语言形式”的使用，是新世纪诗歌防止语言伦理失落的重要诗学策略。

五、新世纪诗歌刊物的平庸性何时终结？

毫无疑问，当下绝大多数诗歌刊物都是相当平庸的，毫无个性和特色可言，在读者心目中已很难唤起求购的欲望和阅读的热情了。想想198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诗刊》《星星》《诗歌报》《诗潮》《诗林》《诗神》《绿风》等，哪一家诗歌刊物不是读者垂青的对象，不是人们争相传阅的目标。那个时候的刊物订数，少则几十万份，多则几百万份。这种情形的出现，主要得益于当时良好的诗歌氛围，同时也与刊物本身卓越的艺术追求、独具品味的先锋探索等不无关系。到而今，所有诗歌刊物都陷入惨淡经营的尴尬境地，读者对诗歌刊物的购买量几乎在逐年减少，一些刊物甚至只有几千的订户，以至于有人戏言：“少女不问芳龄，诗刊不问订数。”虽说当下的诗歌环境和氛围确乎难令人满意，读者对诗歌的不断疏远已发展成为一种常态，这也许是诗歌刊物没有市场没有销路的重要原因，但不能否认的是，即便当下文学环境再糟糕，诗歌读者群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只要刊物远离平庸，办出个性和特色，办出自己的诗歌品牌，一本优秀的诗歌刊物，还是会拥有不少订户的。只可惜，很多诗歌刊物的主编和编辑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没有想办法努力去作出某种改变。由此，诗歌刊物的平庸性也许还将持续很久，一时难以让人看到终结的希望。

概括起来，当下诗歌刊物所具有的平庸性特征，大致体现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所有的诗歌刊物几乎都是大同小异的，没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诗学标签。有个性的诗歌刊物是能让人一眼就能辨认出的，也是能让人始终铭记于心的，比如80年代的《诗歌报》。可现今，无论是题材、风格、语言还是外在形式上，各家诗歌刊物所发作品，都无法折射出刊物所具有的艺术个性来，或许刊物本身就没有个性。我们要了解当下诗歌的审美状况，只要随便找一家刊物翻翻就可大致有些眉目，不需要把各家刊物都找齐了来读。刊物与刊物之间差异性太小，雷同性太严重，这说明所有的诗歌刊物都未能摆脱平庸没落的尴尬处境。第二，很多刊物都是平庸之作的集散地。一本诗歌刊物，一般能容纳几百首诗，但读完之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实在很少，有时甚至一首都没有，这正是当下诗刊的现实状况。诗歌整体质量的有限，无形之中限制了刊物档次的提升。第三，诗歌栏目设置缺乏亮点。栏目设置，一定程度上是刊物美学追求的呈显，也是主编和编辑特定诗学观念的一种折射，好的栏目可以对刊物的质量提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飞天》的“大学生诗页”。当下的诗歌刊物，却很少设置出别出心裁、令人眼前一亮的栏目，刊物的平庸性因而无计摆脱。

导致当下诗歌刊物平庸低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而言之，不外下述几种。其一，多数刊物缺乏长远的诗学规划。当下诗歌刊物的制办已深陷“任务化”的泥淖，一些主编和编辑本着“思想正确，按期发排”的宗旨，只求相安无事，不求长远发展，这种“和尚撞钟”式的编辑方针指导下，刊物能保持原样已属不易，希望它一时之间会有多大起色显然是不太现实的。其二，刊物缺乏开放意识与探索精神。稳定压倒一切，内容的安全，形式的合理，言语的规范，是许多刊物选稿的基本要求，对于那些富有探索性和先锋性的诗作，很多刊物处理起来都是慎之又慎的，先锋诗作胎死腹中、难以面世的情形是时有发生的，这是刊物自身缺乏开放与探索精神的性质使然。其三，当下诗歌作品数量甚众，但真正有质量的优秀诗作却少之又少，加之当代人多浮躁浅淡，少有在缪斯天地沉潜修炼、不轻易将作品示人者，稿源本身质量的有限，也限制了刊物的整体水平。其四，诗歌刊物出刊期数过多，也导致了刊物质量的下滑。现在的诗歌刊物多为月刊，有些甚至是半月刊和旬刊，期刊数量增加了，但质量较高的稿子有限，刊物的质量怎么可能得到保障呢？其五，诗歌编辑的历史使命感和工作责任心，与1980年代实难相提并论。当下编辑和作者的交流往来处于一种较为浅淡敷衍的状态，很难达到80年代的那种深入和细致程度。两年前在佛山的一次会议上，笔者曾见过骆一禾生前任《十月》杂志诗歌编辑时写给诗人姚辉的一封信，长达3页稿纸，好几千字，密密麻麻写满了关于姚辉各首诗作的优劣评价与修改建议。在我看来，作为诗歌编辑，骆一禾恪尽职守、认真负责的做法绝不是一个特例，在那个时代应该具有某种普遍性。只可惜，现在的诗歌编辑，已不再有1980年代的那股热情和干劲了，时代的浮躁气和世俗化已经感染了当下的每一个人，几乎所有人都不再能安静下来做好一件事情，对于诗歌编辑我们自然就无法求全责备了。

当代诗歌刊物的平庸已非一日，难道就让它一直平庸下去吗？我想这肯定不是人们的本心所愿，相信有不少主编和编辑正在想法设法去改进，以使刊物尽快走出平庸的泥淖，成为更好的精神产品。我个人看来，诗歌刊物要想尽快摆脱平庸凡俗的尴尬境地，可以采取这样几个办法。第一，刊物不妨流派化。一个刊物驻守一种流派和风格，各个刊物都有所区分，这样就会各具特色，不致雷同和复制了。第二，刊物组稿不妨选题化。目前多家刊物其实都在尝试“选题化”的方法，比如一些刊物推出“民刊专号”“网络专号”“女诗人专号”等，只是这样的选题仍避免不了大杂烩的命运，选题应更多围绕流派、风格、代际、性别等展开，这样推出的诗歌既具有一定的美学价值，又具有突出的史料意义，这也是让刊物摆脱平庸的一种良策。第三，刊物不妨代际化。意思是说，各个诗歌刊物应有自己的群体侧重，可以侧重年轻诗人，可以侧重中年诗人，也可以侧重老年诗人，不要平均使用笔墨，不要面面俱到，要在特定的作者群体推举中建构出某个年龄段、某个代际的诗歌美学风貌，这也是诗歌刊物树立自身独立性、摆脱平庸性纠缠的一种可行性方案。

六、新世纪诗歌奖项为何如此泛滥？

新世纪以来中国诗坛设置的诗歌奖项究竟有多少？恐怕一时之间很难得出一个明确的数目。不过，圈内人早已清楚地认识到，异常热闹的新世纪中国诗坛十余年间从来不少戏份，诗歌大奖的日益增多便是一种习以为常、令人见怪不怪的戏剧性景观。我曾在一则微信中如此调侃道：“当今诗歌奖项之多，之滥，已至无可容忍之程度。鲁迅、郭沫若、徐志摩、闻一多、何其芳、袁可嘉、阮章竞、海子、骆一禾，等等，都纷纷出场，给当代诗人发放人民币。”应该指出，新世纪诗歌奖项的多而滥现象，已经构成了一个值得诗界同仁高度重视和认真反思的紧要问题，如果不对这些奖项进行恰当地规划和正确地引导，相信它所起到的负面作用，绝不亚于其产生的正面影响。

如果要给新世纪诗歌奖项分类的话，我认为大致包括四种类型。一是官方设奖，例如鲁迅文学奖中的诗歌类奖，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奖项，1986年开始设置，1995―1996年颁发第一届，迄今已颁5届。再如“徐志摩诗歌奖”，由浙江省作家协会、海宁市人民政府、中国诗歌学会联合主办，2008年设立。二是刊物设奖，例如“郭沫若诗歌散文奖”，属于《中国作家》的长设奖项，2009年开始设立，每逢双年评出诗歌奖，每逢单年评出散文奖，再如《诗刊》社设立的“年度诗歌奖”，《星星》诗刊设立的年度诗人诗评家奖，《扬子江诗刊》设立的“扬子江诗学奖”等。三是地方政府与文学刊物联合设奖，如“袁可嘉诗歌奖”，这是浙江慈溪市人民政府与《十月》杂志社合作设立的诗歌奖项；再如“红高粱诗歌奖”，这是山东高密市委宣传部和《诗探索》杂志社合作设立的奖项。四是民间诗歌奖，这是数量最多、奖金丰厚的一类奖项，有些奖项的奖金甚至远远超过了官方奖，其中较为有影响的奖项有“中坤诗歌奖”“闻一多诗歌奖”“柔刚诗歌奖”“刘丽安诗歌奖”“‘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金迪诗歌奖”等等。上述四类基本属于较为固定的诗歌奖项，如果算上不定期举行的各种诗歌大奖赛，新世纪诗歌奖项可以说是极为繁多而芜杂的。

各类诗歌奖项会在新世纪之初雨后春笋一般地涌现出来，应该说是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各级政府和有识之士对发展文化事业的热心与重视以及诗歌文体本身具有短小精悍、阅读方便特点等因素密切有关的。不能否认，各个诗歌奖项的设立，对获奖者给予丰厚奖金和精美奖品的嘉奖，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鼓励，对激发诗人的创作热情、挖掘他们的创造潜能来说，都是不乏积极意义的。从这个角度说，诗歌奖项对于推动新世纪中国新诗的发展还是有着诸多不可忽视的正面作用的。不过，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干扰，新世纪以来颁发的各类诗歌奖，已经暴露出以下一些问题。其一，不少奖项最后的结果并不能令人满意，一些获奖者无法令人信服，即便是最有权威性的鲁迅文学奖，某些获奖诗人也受到了人们的很多质疑。其二，近十年来，虽然诗歌奖项不少，但诗人获奖面并不很大，少数诗人甚至成了获奖专业户，很多奖项的获奖名单中都可以见到他们的名字，这也许并非是完全正常的。其三，不管哪类奖项，一般来说都体现着这样的趋势：成名诗人获奖易，未名诗人获奖难，年轻的诗歌作者因种种原因常常无法进入获奖者名单中。如果说发现和奖掖诗坛新人应该是诗歌奖项设立的重要目标的话，那么新世纪的各种诗歌奖项显然并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其四，由于各种诗歌奖项此起彼伏，奖金数额较大，网络投稿又及时方便，因此对诗人们形成了极大的诱惑，一些诗人再也无心独坐书房，安静读书写作了，而是每天忙于到处搜罗诗赛消息，积极赶制参赛作品。诗歌创作的功利化、应制化现象突出，诗坛的浮躁之气更显浓郁。

针对新世纪诗歌奖项设立和颁发过程中所出现的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认为，对当下诗歌奖加以有效变革和合理规划是极为重要而迫切的。在变革的方案中，我觉得有几个方面必须考虑在内：一是应该把发现和提携新人、极力培植中国诗坛新生力量放在设奖的第一位来考虑，各种诗歌奖项都应尽可能设置一个诗歌新人奖，用以专门奖励那些初出茅庐但又不乏潜力的诗坛新秀；二是不一定要设立这么多诗歌奖项，在资金到位的情况下，是否可以考虑用别的形式来推动当代新诗发展，譬如将某些诗歌奖转为定期或不定期的创作培训与改稿会，提供机会让创作经验丰富、实力雄厚的成名诗人与初入诗坛的年轻诗人直接对接，通过文学会诊和集中辅导等形式来尽快提升年轻诗人的创作水平，这样做恐怕比简单地采用“征稿――评选――发奖”这种诗歌大奖赛模式所取得的效果要好得多；三是诗歌奖与公益事业相结合，要求获奖者拿出部分奖金捐助公益事业，这样既可提升知名诗人的社会形象，又可一定程度上扼制某些诗人为获奖而写诗的功利行为。

七、新世纪诗歌的审美标准是什么？

不久前，某诗歌民刊主编找到我，发给我一首题为《我的富农生活》的诗，让我简评几句。全诗为：“六点起床/上厕所、刷牙、洗脸/沏茶，熬稀粥/七点唤家人起床/上厕所、刷牙、洗脸/吃早饭/八点上班下地/挖红薯/凌冽的寒风鼓着裤档/九点钟太阳才有了头发丝一样的暖意/十点我抽空望了望大地的尽头/隐隐约约多了几幢高楼/从城郊漫延过来/有几个和我一样的富农/点头哈腰干活/十一点/天突然变了/雨水顺着眼角的皱纹往眼里聚合/十二点只听老婆哇哇叫拿着雨衣奔了过来/喊快跑快跑快跑/我打着喷嚏嚷道/跑什么跑/你没看见前面还是雨吗/当心你心脏病又犯了/十三点哄孙子吃完红薯稀饭/接了小女儿从大学打回的电话/催要实习费学杂费生活费/就让这把老骨头/在木头躺椅上靠了靠/趁雨停又往地里跑/给麦苗撒尿素/十四点来了一个城里朋友/他劝我放弃这一亩三分地/进城打工/每天好歹也能挣个三十五十/我问他工钱找谁要/十五点他妈的天还不黑/我腰酸背疼/叫老婆冲个鸡蛋喝吧/婆娘说/鸡还没喂到下蛋的时候/哪有鸡蛋/我就拍了拍酸疼的腰板吼道/那就杀鸡取蛋吧/惊得我老婆目瞪口呆/十六点撒完尿素/给菜园子喷了喷杀虫剂/把害虫益虫全灭了/十七点眼看有气无力的太阳终于下山了/长舒最后一口热气/骑在田埂上/想入非非/吃了晚饭上床/一定要把老婆当女明星一样/招待一番/十八点来了一帮村干部/催交医保款农保款儿子计生罚款/一天熬到晚的一点好情绪/立马就蔫了。”读完此诗，我当即给他回复说：“这是一首极为平常的口语诗。”直到今天我也依然认为这的确是一首极为普通的诗，诗歌行文拖沓，叙述冗赘，没有有效的节制，缺乏必要的修辞策略。虽然说诗人意在呈现当代农民生活的艰难，其思想层面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但诗人或许并没有找到最佳的表达方案，因此并没有达到应有的美学效果。不客气地说，这样的诗歌甚至比白话诗诞生之初出现的刘半农《相隔一层纸》的艺术性都差了不少。

我自认为我的审美评判不会差错到哪儿，可出乎意料的是，该主编接到我的简评之后，很快回复我说：“德明兄，在所有评委中，其他人都认为这首诗很了不得，只有你一个人说它不好。”看到他的回复，我当时感到大惑不解，心想：难道真有这样大的出入吗？后来读到其他评委对该诗的评语后，我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比如有著名诗人高度评价这首诗“有着这个时代少有的真实、质朴、豁达，令人感动”，另一位则称其有“重大诗歌史”意义。他们的判断跟我的评价简直大相径庭，个中原因何在呢？

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这种情形，是因为新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新诗的审美观念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偏差，新世纪诗歌的价值标准而今已显得极为芜杂和纷乱，不再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能达成共识的评价尺度。尤其是对某些诗歌（比如上面提及的口语诗）的判断，简直到了人言人殊、各执一词的地步，称赞其好的人将其捧上天，贬抑其差的人则将其打入地，同一首诗在不同的人眼里简直是判若云泥、天差地别。深究起来，当下日益浓厚的后现代文化氛围、现代社会人们对多元化合法性的不断认同以及新世纪以来中国新诗不断边缘化的境遇等，都可以说是导致这种价值失范的重要因素。

针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新诗审美评判芜杂与淆乱的现象，一些诗人和评论家也不断尝试着拟定一个能让多数人能接受的尺度和标准来，其中以陈仲义提出的好诗的“四动”标准为最典型。陈仲义提出：“现代意义上的好诗标准一直是诗歌界长期争论、纠缠不清的难题。针对尺度‘失范’局面，从接受美学出发，结合诗写实践与阅读经验，试图在传统好诗主要标准――‘感动’基础上，加入其他尺度：精神层面上的‘撼动’、诗性思维层面上的‘挑动’、语言层面上的‘惊动’，共组现代诗审美意义上的‘四动’交响。”⑨陈仲义提出的关于好诗的这种“四动”标准，言明了不同的诗歌在美学层面上所具有的层次感差异和高下之别，对于我们识别新诗的美学等级来说是极具启发意义的。不过，由于“四动”标准只是从读者反应的角度来对诗歌优劣加以评判的，并没有对诗歌文本本身所应有的审美特征进行具体的量化，因而显得主观性强了一些，客观性并不充分。在我看来，一首真正的好诗，应该在结构、语言、情感和思想上都是尽善尽美的。因此，我给好诗制定了这样一个公式：

好诗 = 精巧的结构+优美的文字+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

如果一首诗能同时拥有这四种要素，那么这样的诗歌必定是一首优异之作。当然，也有些诗歌可能拥有异常丰富而真挚的情感，但不一定蕴涵着某种深刻的思想，这类作品在近百年新诗史上也不乏其例，这样的诗歌也在好诗行列，因此我将“深刻的思想”一项加上了括号。必须承认，当代口语诗中也不乏质量甚高的艺术作品，因为它们有些也具备了上面四项条件（语言朴素流畅、自然清新其实也是一种“优美”）。不过，多数口语诗语言拖沓，结构散乱，思想与情感的表达上都有所欠缺，因此是很难与“好诗”挂上钩的。

纵观新世纪诗坛，不难发现，人们对于诗歌价值评判的淆乱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对口语诗的评价上。我们并不否认运用口语也能写出好诗，但又必须认识到，滥用口语更多生成的是坏诗。对于好诗给予充分的肯定和称赞是必要的，但对坏诗还盲目吹捧、胡乱颂扬就不恰当了。如果我们能在口语诗的评价上多一些客观理性，少一些主观盲目，对于新世纪诗歌的审美判断，就有可能建构出一个相对合理、为更多人认可与接受的价值尺度来。

八、新世纪诗歌批评的锋芒哪去了？

新世纪诗歌生态出现了较大的问题，其突出的表现之一在于，诗歌批评已不再扮演质检员、检察官和主治医生等角色，不再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各种不良诗歌现象、诸多不好的诗歌文本进行大胆的揭示和直言不讳的批判了。如今的诗歌批评家多是诗坛的和事佬，他们通常与诗人之间保持着合作共赢、互惠互利的友好关系，在诗歌名利场里共同维持着利益分享、相安无事的稳定局面。基于此，新世纪诗歌批评一定程度上成了人情稿、关系稿、捧场稿、表扬稿的代名词，有些批评家在自己的批评实践中，只是一味地说好话、戴高帽、做表面文章，真正指出问题、点到要害、痛下“杀”手的批评显得少之又少。面对此种境况，我们不禁要问，新世纪诗歌批评的锋芒究竟哪去了呢？

只要对新世纪以来出现的一些诗歌批评文本稍加分析，便可发现它们大致相同的几个特征，可归如下。第一，只说好话不说坏话，只讲优点不讲缺点，只表扬不批评，只褒不贬。一些诗歌批评家将自己的诗歌批评当成了奉送褒义词的最好载体，甚至对那些质量不高、毫无特色与个性的平庸诗作也大加溢美，这是当下诗歌批评最常见的一种现象。及时发现优秀的诗作，并加以客观的评价和细致的阐释，以推动当代诗歌的健康发展，这是诗歌批评家的要责，与此同时，对于质量不高的诗歌作品，批评家要做的是大胆指出其不足与缺陷，而不是盲目为其唱赞歌，否则就是有违批评家的职业道德的。第二，常常只罗列现象，而不触及本质，不愿意将现象背后掩藏的深层原因揭示出来。因为批评家们深知，有些原因一旦曝光，就可能对诗人的利益形成伤害，从而造成自己与诗人之间的某种敌对。为了不致与诗人之间产生矛盾和隔阂，批评家往往会在论述的最关键处欲说还休，欲言又止，从而给人语焉不详、是非莫辨的感觉，这或许正是他们明哲保身的一种话语策略。第三，始终比诗歌发展慢半拍，只能跟在诗歌屁股后头摇旗呐喊，而无法为当代诗歌提供某些前沿性、先锋性的诗学观念，这是新世纪诗歌批评缺乏锋芒的另一种表现形态。诗歌批评的锋芒有时体现在诗学观念的前瞻性和超越性上，如果批评家能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提供某种前沿性的美学理想和思想资源，他的批评也是具有锐利的锋芒和强大震撼力的。但新世纪以来的诗歌批评显然没有在此方面显山露水，这也是它至今不令人满意的地方。

造成新世纪诗歌批评表现平平、锋芒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深究起来，不外下述几种。其一，不少诗歌批评都是为诗歌研讨会、诗集会等而作，被批评对象与批评家之间往往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些对象不仅会在研讨会或诗集会时亲自到场，有时还要给与会批评家派送可观的参会红包。此种情形下，批评家只可能尽道诗人之优点，避谈其缺陷与瑕疵了。其二，公开批评别人肯定是被批评者不高兴和不乐意的事情，被批评者有可能因此而与批评家结下梁子。在当下这个商业经济时代和利益社会里，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要强，这也是批评家不愿指出问题，直言不讳批评他人的重要心理动因。其三，批评的学术化，也是造成新世纪诗歌批评缺乏锋芒的原因之一。批评往往追求观点鲜明，措辞激烈，学术讲究逻辑缜密，有根有据，二者是有明显差异的。在学术体制日渐完备的今天，时人常怀一种并不恰切的观念，认为批评家有思想但无学术，远远比不上学问家的地位。在此基础上，那些多是来自学院的批评家们也逐渐抛弃了1980年代文学批评那种凌厉强劲的路数，改用不温不火的学术方式来做批评，极力想让自己的诗歌批评学院化和学术化。殊不知这样一来，不仅批评文本显得不伦不类，而是批评本身应有的锐气和锋芒也无形之中隐匿了。

面对新世纪诗歌批评缺乏锐气与锋芒的严峻情势，我认为重申诗歌批评的伦理、重塑诗歌批评的权力等已成为当今诗学界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诗歌批评有自己的纪律和秩序，有自己的伦理规范和道德约束，作为批评家，应该主动去遵守，而不应有意去违背。为了维护当代诗歌的艺术形象，有力促进当代诗歌的稳定，诗歌批评家应该努力增强自身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意识，同时要加强自律，约束自己的批评行动，尽可能发出最为真诚恳切的批评之声，而不能被利益所绑架，发出不该发出的批评之声。与此同时，诗学界还要在重塑诗歌批评的权力方面做文章，要引导人们认识到，诗歌创作和诗歌批评并不存在谁主谁次的关系，批评并不是创作的附庸品，批评并不是专为创作服务的。而且，诗歌批评有自己特定的权力，它既可以为新诗的发展提供理论资源和艺术动力，又可充当代诗坛的裁判官，对当代诗歌作出客观的估价与评判，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新诗的当下现状与发展前景。总体上说，诗歌批评和诗歌创作构成了中国新诗的两翼，它们既各自独立，又相互辅佐，只有二者的有力配合，才能使新诗这只雄鹰不断飞向远方。我认为，只要诗歌批评的权力被全社会普遍认可，诗歌批评家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了新的认识，那么，锋芒和锐气重回新世纪诗歌批评的日子，也就不再遥远了。

注释：

① 罗振亚：《20世纪中国先锋诗歌》，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② 莫言、杨庆祥：《先锋・民间・底层》，《当代作家评论》2007年第2期。

③ 于坚：《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第4期。

④⑥ 陈仲义：《中国前沿诗歌聚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页，第4页。

⑤ 陈仲义：《现代诗：语言张力论》，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87页。

⑦ 霍俊明：《最恶毒的诗〈傻逼之歌〉》，.cn/huojunming1975，2013―12―9。

⑧ 王珂：《新诗的困境――以“梨花体”事件和“羊羔体”事件为中心的考察》，《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1期。

诗歌月刊篇7

关键词：张恨水；旧体诗词；报刊媒体；温柔敦厚

中D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6）11-0092-05

张恨水乃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通俗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其长篇小说《金粉世家》、《春明外史》、《啼笑因缘》等影响巨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张恨水小说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以张恨水小说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单篇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等成百上千，而对张恨水的旧体诗词研究几乎无人问津。其实，张恨水是擅长旧体诗词创作的。张恨水的报社同事张十方曾经说：“在全国读者的心目中，张恨水是写小说的能手。而其实，他对诗词歌赋也是很在行的。”经笔者统计，张恨水旧体诗词数量众多，其中《剪愁集》（1928-1941）有103首旧体诗歌；《茅屋诗存》（1945-1945）有旧诗13首；《集外诗》（1916-1956）共计215首旧诗；《病中吟》（1952-1958）有旧诗95首、词8阕；《闲中吟》（1958-1962）有旧诗87首、词作20阕；《何堪词》有整整100首词。综上所述，张恨水旧体诗词641首，其中诗歌513首、词作128阕。目前，可以找到有关张恨水旧体诗词研究的论文仅两篇，分别是马彦峰的《论张恨水小说中的诗词创作》、伍立杨的《愁如大海酒边生――读张恨水与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前者主要论述张恨水小说中旧体诗词的作用，尚未涉及张恨水平时创作的旧体诗词；后者以比较的形式论述张恨水与郁达夫的旧体诗词，其中有关张恨水旧体诗词的分析篇幅少，仅占文章的五分之一，绝大部分在欣赏郁达夫的诗词。另外，胡迎建于《民国旧体诗史稿》中略有涉及，称：“民国前期，鸳鸯蝴蝶派作家徐枕亚、包天笑、周瘦鹃、张恨水等颇为著名，他们以上海为主要活动地点，大多从事过报刊工作。其实，这些作家都能诗，不过前三人往往流连风月之作甚多，社会意义不很大。”胡先生在比较中得出张恨水的旧体诗词还是有一定社会意义的，并在接下来以五百字左右的篇幅简要概述了张恨水旧体诗歌的思想内容。该著囿于篇幅，未能详述张恨水旧体诗词的创作，但其研究内容与方法为我们接下来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故本文拟全面梳理张恨水的旧体诗词，厘清张氏旧体诗词观念、诗词创作主旨及其旧体诗词与报刊的关系等，进一步丰富张恨水研究。

一、张恨水旧体诗词观：温柔敦厚

温柔敦厚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诗学主张，从《诗经》至清中叶沈德潜，再到晚清民国蒋兆兰等，一以贯之。民国以后，不仅旧式文人在创作诗词时多遵循温柔敦厚原则，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在创作旧体诗词时亦以此为宗，尤以张恨水为代表。伍立杨称：“恨水先生那样饶于老派情怀的文人，他的诗词、散文，俱为小说的巨大声名所掩，实际上他的旧体诗词既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教。又能近接时代氛围，使个人品格与知识分子的怀抱相交织，同时亦将民间的疾苦、兴亡的情绪寄托其中。”张恨水的旧体诗词观主要散见于《上下古今谈》：“为了词章受某会的三等奖，引起文坛上的不平，可是我们词人自身，也得自我检讨一番才好。请问：有多少成熟的作品，敦厚蕴藉，微讽过时局？更有多少慷慨悲歌，叙述抗战？这个时代，就诗本身说，杜甫、陆放翁、元遗山的作品，我们已觉不够戏劲。因为他们在帝王时代所说的话，不能代表我们民主时代的话；况现在的词章家，他们就不敢去学以上三人。比如老杜的‘独使玉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也就够捧场了。然而这样的诗，在‘门客文章’里就不常见。这样说起来，倒是语体诗，常常写点请鬼子吃手榴弹的话，比那旧诗人弄些芳草美人要痛快得多了。”

张恨水针对某些受奖作品，扪心自问，“有多少成熟的作品，敦厚蕴藉，微讽过时局？更有多少慷慨悲人，叙述抗战？”这两句话表明了诗人的两个诗歌观点：其一，诗歌要敦厚蕴藉，达到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的目的；其二，诗歌要有史实意识，达到以诗存史、以诗纪史。接下来，张恨水批评了当时的诗人，尚未学杜甫、陆游、元好问等现实主义诗歌，而是作些“门客文章”。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门客扭扭vv的文章，还不如那些以诗纪史的语体诗。因此，张恨水在评价新旧诗的优劣时，更以力量、感人来评论，称：“近来许多新文艺家，都喜欢作旧诗，而且是作七律。有人以为这是文艺家进步，又有人以为是向旧诗投降。我以为，前者不全是，后者却全非。……诗有传之千百年的，也有五分钟内就让人遗忘的，这并不关乎诗的体裁如何，而是在于诗的力量能否感动人。因此，我们对新文艺家写旧诗，除了许可他有多一种手法而外，不必有其他感想。”民国年间，新旧诗争论不休，甚而互相诋毁。张恨水新旧诗歌论，颇有新意，将文体置之于外，无论新旧诗歌与否，只要是充满力量、感人的，就是好作品。

张恨水在诗歌方面主张温柔敦厚，在词体创作方面同出一源，讲究比兴寄托，颇为推崇常州词人。其论常州词派时称：“他们的宗旨，实在是可取法的。根据他们的作法，那种剪绿裁红，浪子唱的小调，自然是没有的。而歌功颂德，门客的媚态，也没有。至少，让人明白了，词虽小道。应当为什么而下笔。现在很少人填词，不久，也许会亡。我们自无须顾虑到词风不竞。不过现在作诗文的，还大有人在。我们希望年轻文人，不要作浪子，更望中年文人，不要作门客。张惠言那种选《词选》的精神，还是值得提倡的。因为今天朝野可言者多矣。”晚清伊始，以张惠言为首的常州词派崛起于词坛。常州词人讲究“词，意内言外”，比兴寄托，含蓄蕴藉。张恨水对常州词派的叙论从正面肯定了“应当为什么而下笔”，即注意词体创作的内容，要有寄托。同时，也从反面批评了年轻文人的浮浪和中年文人的门客文章。

张恨水虽然只是一介书生与报业者，其为人论诗讲究骨气，尤其是对于像等汉奸诗歌评价甚低。其《上下古今谈》云：“在晚刊上见汪贼的六十自寿诗一绝，好像是开讲儿童，初学写的作品一样。‘种种犹如今日生’，这是他的结句。这不过是改写的一句成语而已，哪里像诗？汪逆的诗格，本来就不高，但在中年以前，诗中多少还有些生气。到了暮年，利禄薰心，人成了行尸走肉，诗也就成了粪渣。”

二、张恨水旧体诗词与报刊

晚清以降，报纸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有着重要的作用。左鹏军说：“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而言，近代文学传播的一个最大变化就是伴随着新闻出版业的兴盛而日益发达的报刊传播，这一变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和作用是革命性的、根本性的。它至少改变了作品的创作速度、创作方式、传播途径、接受方式等，这些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不能不对作家的文学观念、创作心态、创作预想、生存状态等发生重要的影响。”民国时期诸多文人转型为报人，张恨水可称得上较为成功的。民国七年，张恨水于芜湖担任《皖江日报》总编辑，同时负责文艺副刊，曾于副刊发表小说《紫玉成烟》，反响热烈。民国八年，张恨水入京在《时事新报》、《益世报》担任助理编辑等。民国十三年，张恨水入《世界晚报》，负责副刊《夜光》。随后，又担任《世界日报》的总编辑。民国二十五年，张恨水于南京自创《南京人报》，创销售纪录，后因南京沦陷而停刊。民国二十七年，张恨水辗转至重庆，任《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主编。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恨水回到北京，继续担任《新民报》副刊《北海》的主编。张恨水担任各种报刊杂志期间，撰写旧体诗词，依其便利而刊发于报纸杂志。

张恨水《剪愁集》中的诗词约70%以上作品是在副刊发表（解放以后，张恨水创作的《病中吟》和《闲中吟》无一首诗词刊发于报纸杂志），晚清民国时期，旧式文人如此多的古典诗词在报纸刊物发表，实属罕见。当然这离不开张恨水近三十年从事副刊编辑的工作。在普通人看来，副刊文章多为茶余饭后消闲之资，被视为小道末技。而作为副刊中的补白，更是小之又小，却十分有趣，常常耐人寻味。张恨水、郑逸梅等皆为补白高手。张恨水1944年1月1日刊于重庆《新民报》的《浣溪沙》五阕，有注云：“风雾凄迷，忽焉岁阑，山居善怀，夜坐不寐，闲吟《饮水词》自遣。百感交集，不觉技痒，遂填《浣溪沙》四阕。次日之晨，得报社铭德兄书。嘱为元旦增刊写稿。匆促之中，无意可陈，若复旧话重提，敷衍故事，又感无聊，于是于四阕之后。再增兴韵一阕，以复重托。不足言词，藉以补白云尔。”原载于1947年5月8日北平《新民报》副刊《图画半周刊》的《水晶帘》，有注云：“十年旧事，涌上心头，虽鬓毛斑矣，未免有情，因索回一观，复抄一份，留置案底。适编画刊，每遇二寸空白，填补为难，即随意采用之，乃恍然竹头木屑，亦有用之物。”以上所述皆说明了张恨水旧体诗词创作既是有感而发，也是其办报过程中补白的需要。同时，诗词一经报纸发表，传播速度较快，传播范围较广，影响相对较大。张恨水部分旧体诗词发表后，引起读者强烈反响，来函应和。其《酸词余话》称：“《浣溪沙》词发表后，读者有若干函赐和，抛砖引玉，自属幸事。唯此等酸文，偶然自嘲，虽不伤大雅，若再三为之，似有意哭穷，读者不察。”

三、张恨水旧体诗词创作主旨

张恨水《与雪崖弟论作诗》云：“平生不作语，意气虽豪理却输。如此江山天醉了，相看能带笑颜无。炉火纯青自古难，一言一韵要吟安。平常正是工夫到，莫买胭脂画牡丹。”“平生不作语”乃梁启超语。梁启超于其诗《自厉二首》中云：“平生最恶牢骚语，作态苦恨谁。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立身岂患无余地，报国唯忧或后时。未学英雄先学道，肯将荣瘁校群儿。”张恨水旧体诗词很少无病，皆有感而发，主要表现在关注时事、国事，悼念亡妻，乡间闲居等等。

第一，关心时事与国事，以诗存史。张恨水旧体诗词将笔触伸至时事与国事，表现出对国家存亡的高度关心和对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怜悯。1928年9月18日发表于《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的《秋兴》三首，其一云：“碧空黄叶景凄清，又见旌旗出古城。大道衰杨初落日，西风残角正操兵。投鞭终令三苗服，横槊何须四座惊。野老回家应破涕。壶浆携向战场行。”该诗直面战争，首句即采用比兴的手法，渲染肃杀的气氛。又如1934年的《西行见闻》组诗，直接将西北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的情况描绘出来。如“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语意似有调侃之意，实则痛陈西北人民的苦难生活。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张恨水将文人士大夫的民族情怀倾注于诗歌，写出了诸多时事诗，达到以诗存史的高度。如《江南》三首，此乃张恨水1939年8月13日所写，原刊于《新民报》的副刊《最后关头》，组诗云：

忍看数字五和三，耻辱重重字里含。久恐劫灰无识处，残宵黑月梦江南。

回首江南一黯然，万千庐墓化烽烟。痴儿争向朱门说，血肉牺牲已二年。

借枕邯郸事当真，萧曹管乐一时新。飘零尚作忧天梦，痴绝江南在野人。

两年前的8月13日。正值上海爆发淞沪战役。诗歌以江南为线索，第一首写久劫后只能梦江南，第二首写回首江南的烽烟，第三首则是飘零孤苦的诗人仍对江南痴情不改。

1937年12月，南京城全面沦陷，日本人在南京犯下滔天罪行。故于两年后的12月13日，诗人写下《十二月十三日，感怀金陵怆然有作》八首，以祭英灵。其二云：“江山如泣半模糊，此日前年失大都。城里遗民三十万，可能一哭似予无？”抗战胜利一年后，诗人仍沉浸于喜悦与感怀当中，如《“八一五”书怀》云：“奏凯归来话旧因，问谁能减去年贫？山河尽有贪污海，冠盖全无涤耻人。两地旌旗蒙汉鼎，一天烽火接胡尘。婉言若还苍生意，夜半何妨问鬼神。”

此诗写于抗战胜利一周年之际，即1946年8月15日。《去年今日重庆》云：“遽惊爆竹撼陪都。万岁声声夹道呼。金鼓震天飞捷报，市人如海塞归途。千家灯火连长夜，一半朋侪是醉夫。北地又逢重庆客，问君记得去年无？”则将抗战胜利时陪都重庆人民的欢欣鼓舞描绘得淋漓尽致。又有词《声声慢・招寻胜利果子》云：“寻寻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又是一年光景，毫无消息。七歪八倒百姓，怎敌他打头风急。拾来也正伤心，却是无人相识。满地烽烟堆积，憔悴损，一枚有谁攀摘？五子登科，除是那人能把良心染黑。血花更兼汗雨，到而今点点滴滴。这次地，只一个宽字道得。”注曰：“胜利之年，《北海》不可无词贺之，魂兮归来，民亦劳止。雪泪浪浪，亦只能打油一番而已。”

第二，悼念亡妻，情真意切。1955年十月，张恨水妻子病逝。恨水精神昏乱，不能拿笔。时过近二月，恨水把笔赋吟二十六首，以悼亡妻。诗人妻子去世一周年，恨水又有《悼亡吟》十一首，体裁为七律。同时，尚有词作《浣溪沙・忆妻词》三阕。后来，张恨水又有《期近妻逝世二周年》七律一诗和《南歌子・悼亡》二阕。张恨水前后总计有悼亡诗词四十三首。如《悼亡吟》其一云：“二十八年学画眉，一双游履合欢枝。而今踯躅秋坟里，八宝山前日暮时。”其二云：“杭州一片水云晨，游履忘劳月作邻。画舫断桥今尚在，眼前缺少倚栏人。”作者以回忆的形式将自己与亡妻生前的点点滴滴展现出来，如杭州、苏州路、随园等等曾留下夫妻二人的恩爱行踪。诗人以物是人非的对比，衬托出如今的形只影单和对亡妻的深切思念。又如《南歌子・悼亡》云：

破碎珊瑚网，低徊玳瑁钗。席中虚有合欢杯，竹影依稀不见可人来。红豆天丝断。落花玉树埋。空思合镜梦边回，尽管盆梅胜雪雪成堆。

红杏腮堆艳，青丝发乱飘。亭亭壁像未能招，静默无言独立度花朝。嬉笑嘲双影，狂欢闹半宵。醒来却听远邻箫，无奈黄泉寥落画图遥。

第三，乡居闲适。张恨水平生主要从事办报，实则忙人。然而，忙人亦有清闲之时，或乡居。或闲居，偶有清新诗词。如《幽居》云：“微吟犹得息痴顽，日在明窗净几间。墙上寒苔青到屋，门前高树碧如山。翻经不觉消愁疾，对镜何须念旧颜。扫地焚香盘膝坐，半因学佛半因闲。”诗注曰：“仆，忙人也，安得如此闲雅。编稿余暇，窗前小坐，适得些解，遂发之于诗耳。”1938年，张恨水举家迁往南京乡下，以避战祸。诗人诗趣甚浓，下笔颇多。如其词《忆江南》就是闲居南京乡下的组诗。《忆江南》序称：“日寇西来，举家南京乡居。居系水村，一片水田，十里长堤。遥见蒋山青青一抹。日机不来，沿子江缓步，则见杨柳成林。江波浪平。吾家所居，是前临水塘，后辟菜圃，村树摇风，壁花豆棚间，颇多乐趣。”如其二云：“江南忆，满屋是藤花。柳下行来穿白露，舟中归去映流霞，门外子江斜。”其五云：“江南忆，日午纳凉时。万户塘西人把钓，启窗花落客敲棋，轻过竹阴移。”词作将移居南京乡下的农家风情描绘得一览无余，清新动人。当然，身处乱世的诗人并未让眼前的农家风景迷失自我，而是时时关注时事与国事。如其十云：“江南忆，人寇说偏师。纵火楼台烟雾乱，杀人城野血花飞，此恨万难移。”对日寇于南京城的屠杀表现出知识分子应有的血性。

四、艺术特征

人民国以后，“前清官吏出身的诗人失位赋闲，他们能将诗艺提高到新的水平，但同时又由于观念、意识的落伍，诗多苦语，哀心所感，多噍杀之音”。张恨水因其大部分时间从事媒体工作，与市民打交道，思想意识一直与时俱进，且平常生活节奏快慢分明，同时信奉佛学，故其诗歌与传统意义上的旧式诗人创作艺术有所不同，少了几分苦吟，多了些通俗易懂，多了几分讽谕，多了几分悲凉。

第一，悲凉意识。作为转型较为成功的旧式文人，张恨水在办报过程中亦困难重重，有时既没稿源，又没有编辑，一个人要包揽所有活，其心有时产生悲凉意识可想而知。而真正影响张恨水悲凉意识的还是来自于学佛。其诗歌《幽居》云：“翻经不觉消愁疾，对镜何须念旧颜。扫地焚香盘膝坐，半因学佛半因闲。”原载于《世界日报》副刊《明珠》的《没有题目三十首》前序云：“三年前的我，未曾入佛学的门径，提起笔来，就是光芒四散。现在我虽用不着忏悔，然而我受了佛学的陶熔，我很愿适可而止了。”《灯前》其一云：“坐久不言还一笑，此中禅味老僧知。”《答诗三首》其二云：“闻道多情才学佛，何须有酒始成魔。”张恨水在《金粉世家序》称：“嗟夫！人生宇宙间，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张恨水认为人生就是一场不可捉摸的悲剧。故在其诗词创作中，常常流露出悲愁、人世沧桑等情怀。如《游仙诗二十韵》有句云：“多情难学佛，好事尚疑仙。”“风波失小约，愁病悟空禅。”《佣书余沈》其五云：“四壁有花皆冷艳，一灯如月伴枯禅。此时清福无人识，闲坐残经古佛边。”诗人以心观物，因心境凄冷，导致眼中之花皆呈冷艳。又如《怀往事》其一云：“一春花事又沧桑，空效幽人恋夕阳。若有他生何惜死，便无今日也难狂。忽然心病如焚茧，正是愁来欲断肠。愿把华年消涕泪，哭将三万六千场。”该诗序称：“五月十二日，孤步北海，游兴未阑，悲思忽起。掩袂归来，凄然独坐。追怀往事，更念来兹。把笔微吟，适成此解。伤心已极，不择词矣。”序中交待写作的缘由，孤身游北海，尚未游完而悲思万涌，回家之后追怀往事，感慨而成。

第二，善用S谕手法，直接犀利。民国社会受战乱影响严重，时而物价飞涨，一钱不值。针对此种现象，张恨水以旧体诗歌的形式给予了深刻的讽谕。如《烟非烟诗，咏一寸香烟一寸金也》云：“纸烟戒绝已经年，把笔焦思瘾可怜。慢说文从烟里出，卖文不够买烟钱。”“闻道行都百事繁，从容平价尚嫌烦。时来怎怪香烟贵，一客西餐五十元。”前者以香烟价钱漫涨，作文酬劳已不够买香烟：后者以讽谕的手法写陪都重庆物价上涨。又如，对于社会贫富悬殊，张恨水语言犀利，一针见血。《偶见》云：“蓝裤蓝衣滚白边，轿佚抬轿气昂然。轿中胖胖官员坐，我说无非一袋钱。”此诗发表于1938年重庆《新民报》副刊《最后关头》，诗人以调侃的口吻叙述轿佚的气宇轩昂，讽谕重庆讲究排场，结尾画龙点睛。

第三，善用俗语数字等，语言浅显生动。民国旧体诗词在语言方面有两个趋向：其一是不愿接受新事物的传统文人喜苦吟，重格律，尚典雅，力争将古典诗词的传统承袭并发扬光大，如午社、如社等词人，他们在创作上要求严格遵守音律。夏敬观称仇蜾词学主张：“君词严守声律，历梦窗藩篱，取材质朴而冶其芬丽，盖VV乎成一家之言矣。”此处夏敬观指出仇铺畲恃鲜厣律，坚守传统。其二是逐渐融入市民生活的介于新旧文人之间的文人，如鸳鸯蝴蝶派文人，以小说创作为主，但仍有诸多旧体诗词创作。他们与近代传媒关系密切，受报章体文章语言特点的影响，其旧体诗词创作在语言上则显得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常丽洁称：“早期新文学作家多把自己的旧体诗称为‘打油诗’，原因不外撇清立场、表示对旧体诗前景的悲观、践行白话文学理念和藏拙等几方面，但却由此进入或重返旧体诗的创作领域，并进而在不断的思路调整中迈出了20世纪中国旧体诗革新的步伐。”张恨水的旧体诗词是此类文人旧体诗词创作的代表，喜用俗语数字，浅显生动。其《吊陈独秀先生》六首，自称：“右歪诗六绝，取境不高，可说是打油，但对老先生，绝无油意。”如“一作飘零客，风尘十四年。”（《今夜月》）“一卧行千里，奔车十二时。”（《榆关道上》）“一个故人终不及，春江回去一渔竿。”（《偶怀兼示郝三》）“一枕槐西梦，回头便十年。”（《游仙诗二十韵》）“三月且看隋柳碧，六朝惟有蒋山青。”（《读李义山集》“名家二字哪能收，多谢通红一老头。”（《丹翁赐联》）“胆瓶瘦菊两三枝，把卷闲看便是诗。”（《灯前》）“犹是闻鸡中夜起，十年尘梦一灯知。”（《暮秋抒怀》）“听得隔江人一曲，纸窗三夕不成眠。”（《佣书余沈》）等等。张恨水旧体诗词数字的运用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活动明快。如《浣溪沙》：“一两鲜鳞一两珠，瓦盘久唱食无鱼，近还牛肉不登厨。今日怕谈三件事，当年空读五车书，归期依旧问何如？”

诗歌月刊篇8

六年前，我与王家洋受故乡之邀参加“全国百名诗人百里杜鹃笔会”签到后，王家洋对我说：“蒋哥，在外工作的毕节籍诗人，就我们俩受邀请回来参加此次笔会，荣幸呀！”笔会签到册上有韩作荣（原《人民文学》主编）、叶延滨（《诗刊》主编）、李小雨（《诗刊》副主编）、王必胜（《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曾凡华（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院院长）、王明韵（《诗歌月刊》主编）和周占林（《中国诗歌》主编）等。为他说的荣幸，是晚，在水西宾馆，我与他同一1206室。也许真的是荣幸或是多年没有回故乡的缘故，我与他摆了一夜的各自经历。他说过的一些经历被我写成散文，笔会结束时，文字也在《毕节日报》副刊刊发出来了，标题是：背后。想想徐源要的故事，我就将一些没有告诉他人的背后的背后拿出来，因为我固执地认为：一个诗人的经历才是诗里的诗。

王家洋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九六七年出生于贵州省纳雍县寨乐乡的鼠仲河畔。这个农民的儿子，对读书有天生的兴趣。三四岁时在乡村老木屋里的煤油灯下，他的父亲就教他读诗词;还没满六岁（那时是七岁才允许读一年级），就闹着要去上学，没法，他的父亲就让寨子上大一点的把他带去学校偷偷地读，不几天便被发现送了回来。那时人们很单纯很原则，校长是他的叔伯，和他的父亲是铁哥们，就是他把王家洋送回家的，“娃娃还小，别急。把脑筋读坏了不好！”循规蹈矩的叔伯，很是认真。王家洋只能在家里，在父亲看书的煤油灯下，一笔一画地写“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写得大大的，不知疲倦。父亲偶尔举过头来，给他一百分，他自己将得一百分的字，贴在木墙上，自己鼓励自己。

上学后，尽管用心学习，但在同龄人中显山露水还是在初一上半学期才有起色，即在那次期末考试两科（语文和数学）都过了九十，得了全班第一。副校长兼班主任的老师，亲自登门向王家洋的父亲祝贺！他父亲同他的老师喝得大醉。王家洋的父亲发现儿子读书有劲头，就问自己的儿子怕吃苦不？如果吃得苦，就送他到县城城郊的拉嘎学校去读书。这所学校虽然离家远，但那里的教学质量比家门口的学校要好。当时只有十三岁的王家洋，身上背着的不仅是书包，而且要背着包谷米、豆子、洋芋之类的步行四十多公里才到离拉嘎学校较近的亲戚家。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回家向父亲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然后再背背粮食回学校。穷人家的孩子省事早，懂得每走一步都有父母的牵挂，出远门不就是为了学习吗？王家洋就努力学习，用好的成绩回报家人的操心。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总算拿到了全班第一名，这时的他已是初三学生了。多年过后，他读大学时回纳雍，在县城偶遇当年的语文老师，老师对他说：家洋，你的作文本，我还保存着好几本呢！用着范文对后来的学生讲。

在水西宾馆的那晚，我问王家洋：你是几时开始学习写诗的呢？他笑道：早了！在他在纳雍上初中一年级时，就喜欢上了诗歌。他记得，初二时，那是一个假期，他的父亲去贵阳参加全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回来，用大k箩从县城背来了创作会期间各杂志社、出版社赠阅的许多书，他听父亲说：在贵阳装书的网兜在纳雍下车时破了一个大洞，于是不得不借亲戚家的k箩装书回家。王家洋在那堆书里，翻啊翻啊，翻到了一本诗集――《戴望舒诗选》。他随手翻开，读完一首，又读一首，如饥似渴地读着，母亲叫他去喂猪他也没听见！就是这本诗集，影响了他对诗歌的执着追求;而这种影响，就像初恋，刻骨铭心。他的作品中，无论风格怎样变化，戴望舒诗的那种淡淡的忧伤的影响，总是或多或少、抑制不住地呈现。

一九八七年九月，王家洋到贵阳读大学。老师给学生布置的第一次作文是记叙文，主题是校园里的一件事。他写出了小说《谁的错》交上去，当晚写作老师刘智祥教授就到学生宿舍找到他，并把他叫到校园一处安静的大树下才对他说：你交的作文是你写的吗？显然认为他交的作业是抄袭的！他说：老师，我是在农村放牛长大的，与牛一样实在。老师说：你是毕节的，你认识地区文联的陈学书吗？他说：没见过面，但知道他是《高原》杂志主编，我向《高原》投过稿。后来作文本发下来，老师的评语是：“前途无量，望继续努力！”二十八年过去了，他仍然珍藏着这个本子！

都大学二年级了，他还在小说与诗歌之间徘徊。期末，贵州大学发起贵州省首届大学生诗歌大赛，他写了一组诗歌――《黔西北蛮子》，请刘智祥老师看，明说想参赛。刘老师看后望着自己的学生，认真地说：你应当写诗歌！就这样，因导师刘智祥教授一语，王家洋坚定了写诗的决心。是年，《黔西北蛮子》获得“贵州省首届大学生诗歌大赛”二等奖。

走向社会的那一年，王家洋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她那时在县城读高中，喜欢诗歌，第一次见面就把她的笔记本给他看，他印象最深的一首是《笔》。俩人一见钟情。那一年年末，她父亲过生日，他由于酒醉和年少气盛，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导致大家反感，严重影响了本来很热闹的气氛，老人家是八十岁生日啊！

那一年除夕是王家洋最难过的日子，乡下父亲病重，他的爱情受挫，事业前途一遍渺茫……《除夕：1992》就是见证。

是什么东西，将某种物质

撕裂

阿英，我怕！我怕

我怕听鞭炮的声音

这种难以言状的心情

如今，只有我一个人受用

明明是条死胡同

我却一直坚持往里走

漂泊已久的一片云，最终

被严冬击碎。成为雪花。飘落

然后，以一种水的形式，活埋于大地的底层

这样的夜晚。阿英，我无力说出一句话

一滴泪水

无情地击中了我所有的行装

时光滔滔，我努力抓住的一棵大树

一转眼变了一株小草

阿英！这么高的门坎

你叫我如何跨过

我实在是难以置信。一夜之间

我们内容丰富的小屋

竟然野草丛生

后来，他每一夜都去老人的窗下认错，一个多星期了，最终他们终于原谅了他。

“除了诗歌，家洋有两大嗜好，一是热爱朋友，二是热爱酒。因此家洋常把朋友们召集到他家里，用不同的方式喝不同类型的酒。酒到酣处，家洋和朋友们便重新记起诗歌，在酒精的催动下谈论诗歌或朗诵诗歌。近来家洋又多了一个嗜好，那就是唱歌。家洋唱得最好的是俄罗斯民歌。在朋友们经常持续到深夜两三点的歌声里，当数家洋唱得豪迈而有激情。

家洋是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在他的身上，兼具了乡村人和都市人的特点。穿西服、打领带，拿手机洒脱地走在都市大街上的家洋，是不露任何破绽的都市人;而“卷起裤脚，敞开胸膛”，到乡下去的家洋，无论是情感或外表，又都是完完全全的乡下人了。”（陈金平《解读王家洋及其诗歌》）

一九九八年，海风出版社出版了王家洋的第一本诗集《到乡下去》。一九九八年后诗歌少了，一年难有一首，有些年是空白，主要是在为他人做嫁衣。

2000年，在国家提出对经济落后的西部进行大开发之际，他认为因客观原因蒙尘失色失声的地域诗歌也急需大开发，就像大山里出走的孩子在城市里沉默的太久，一旦回到故乡对久别的山水放声，想听听大山回声撞醒自己，是否是在梦里。他叫上志同道合的两个朋友，由他出资，就办诗刊，刊名就叫《大开发》。四年间，出版了十期，向全国有联系地址的诗人寄送，认认真真地为一个个优秀的诗人做嫁衣，把他们有质量的诗歌举向读者。其间，将贵州诗人陈灼荐上了部级纯文学大刊《人民文学》。

2002年1月26日，由《诗选刊》杂志社主办、福建《丑石》诗报承办的“2002・首届中国民间诗歌发展研讨会暨民间诗歌报刊年会”在闽东古城霞浦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多位诗人、诗评家和民间诗歌报刊主持人在听王家洋的发言，只是，不是他本人在读自己的“诗界需要大开发”的文字，而是组委会的人在读，他因事没能出席会议，是发过去的电传稿。这篇电传稿后来又在《诗选刊》“大会综述”中摘登。

2004年，他主编的全国公开发行的《当代教育》接下《大开发》的旗帜，辟大量版面刊发诗歌。只要是好诗歌，他便不吝惜版面，拿二三十页发一个人的诗歌（散文诗）都可以。以大篇幅先后推出了蒋德明（贵州）、杨朝东（贵州）、祝发能（贵州）、末未（贵州）、哑木（贵州）、王家鸿（贵州）、汤成伟（贵州）、喻子涵（贵州）、徐源（贵州）、姚辉（贵州）、牧之（贵州）、吴海歌（重庆）、王小忠（甘肃）、谢寿国（广东）、王妍丁（北京）、转角（黑龙江）等诗人的诗歌（散文诗）。

《当代教育》十二年来，一直以“坚守文学公益，捍卫高尚情操”为宗旨，以“培育未来作家，振兴中华文化”为目的，先后开展了十一届贵州学生作文竞赛。其中，小学生和中学生作文竞赛各四届，大学生作文竞赛三届。

“作为编辑，为他人做嫁妆天经地义;作为诗人，家洋，你是否对得起自己？”几年前在一次诗歌活动中我不经意的一语惊醒了他，他说：“诗人，是要文本立脚的呀！”

之后，两年多时间里，他写出了两百多首诗。这些诗，他不是坐在桌子前写的，是在床上、车上、船上、车站、机场、码头、步行中从内心自然流出的。他一直认为，诗歌要适合朗诵，要打动人的才是好诗。

有一天，妻子对他说，你害人！让我在驾校偷偷地流泪。当时他莫名其妙。我又没惹你。她说在微信上看了他的诗，她哭了。她说的是下面这首：

《元宵夜的思念》

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思念”的时候

月亮升起来了

父亲，今天是元宵节

我远在贵阳，不能给你送去灯盏

只有把文字写上天空

让那些星星陪伴你

不管风有多大

他们永远不会熄灭

父亲，当年和你一起给爷爷送灯的小孩

如今马上就到半百了

已不是当年的蹦蹦跳跳了

他时刻努力让自己的腰杆晚些弯下

他还有很多未了的心愿

一大家子人还要靠他

父亲，今夜

月亮升起来的时候

我想你了

那些星星

是我给你送去的灯盏

那月亮

诗歌月刊篇9

一、完成的工作和主要做法

（一）、积极开展文学活动

2、2012年3月3日晚举办庆“三、八”女作家联欢会

3、2012年4月9日晚上举行一次读书会

4、3月28日定海作家群组织寺岭古驿道踏青活动

6、2012年5月14日举办“红五月诗会”朗诵会

7、9月20日区作协会员参加走进定海公安“印象警营”采风活动

8、9月24日，作协散文组、小说组织摘箬山采风

（二）、完成多项大型文艺活动创作任务

白马为定海区教育系统书香活动大型经典吟诵会撰写诗歌主持词。白马、储慧、应红枫、缪佳祎为“潮起东海看定海”定海区纪念舟山解放60周年大型晚会撰写主持词及有关创作。白马、缪佳祎、储慧为“定海港湾秀音乐烟花晚会”撰写主持词、解说词。白马、李华为定海区机关工委撰写“红色礼赞”文艺晚会撰写主持词、串台词。八月以来，定海区举办“唱响定海——家家通杯魅力网格才艺PK大赛，我会白马、应红枫、赵翔、胡翠君、李华、王冰沁等深入解放、昌国、城东、环南街道及岑港、册子、白泉等赛区活动现场，采写花絮、得到上级好评。白马为总决赛撰写解说词。采写、编辑《千年马岙》一书。

（三）、注重文学培训与研讨

1、举办文学讲座

2012年1月10日，定海作家协会举办一次文学讲座，请舟山作家、原《青年文学》编辑陈锟老师讲课。陈锟老师以文学是什么？我们与文学的距离，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国小小说与舟山小小说现状分析等话题展开；为大家讲了一堂生动的文学课。下半场进行了提问互动，大家反响较好。

2、举办吴妙琴《班主任日记》研讨会

2012年6月19日上午定海作家协会举办吴妙琴《班主任日记》研讨会。研讨会上庄世维石林、储慧、顾丽敏、余文茱、芭蕉、方交良、李华、张学群、姚琦峰、胡翠君等作了发言，对吴妙琴的《班主任日记》进行了多方位的研讨。

3、与区文联联合举行白马诗集《爱的光芒》首发式暨研讨会

2012年7月1日晚上，区文联、区作家协会联合举行白马诗集《爱的光芒》首发式暨研讨会。定海区文化新闻出版局局长、区文联主席张交和向舟山市图书馆赠书，区文联副主席乐玲娜向金颐书苑赠书。作者白马向到会领导、嘉宾、作协会员赠书。研讨会上，白马谈了创作感言。王冰、俞跃辉、侯宏琦、储慧、周晓红、缪佳祎、何伊娜、颜珊珍、顾丽敏、叶琛等作了研讨发言。大家对于爱情诗如何创作进行了多方位探讨。最后，到会领导汤赛虹副局长、乐玲娜副主席、张交和局长作了讲话。

4、举行蒋杰叶琛诗集《南北风》研讨会

（四）、开展交流活动

与外地交流：3月17-18日，协会诗创委与《黄河诗报》主编王竞成进行了诗歌交流。11月8---9日，梁晓明等作家、诗人来定海采风交流。

开展对外交流：3月24日—25日，我会二名会员应邀到三门参加省作协诗创委、台州市作协诗创委主办的“相约春天，桃花诗会”活动。活动期间与省内诗人进行了多次交流。

10月16日白马、储慧等到杭州参加国际诗歌朗诵会，并分别上台朗诵了各自的诗作。有美国、英国等10多个国家的诗人参与了此次朗诵会。

（五）、抓好队伍建设

1、召开二届八次理事会

2、召开创委会会议

2012年4月9日，定海作家协会召开创委会会议，各创委会主任、分管活动副主席、秘书长、副秘书长出席会议。会议对各创委会开展活动、指导会员创作做了工作安排。希望各创委会多组织活动，以活动促进创作，始终抓住创作作品多出成果这个中心。

3、做好发展新会员、推荐会员加入市、省级协会工作

发展3名新会员：梅露、吴妙琴、练碧辉。

我会何伊娜、芭蕉、菁艺批准加入市作协。

我会副主席兼秘书长储慧加入浙江省作协，至目前，我会有2名省作协会员。

做好佳依等3名会员加入省作协的推荐上报工作。

（六）、作品集体亮相

《绍兴诗刊》2012年第1期推出“舟山诗群”，发表我会白马、俞跃辉、储慧、佳依、伊娜、蒋杰、叶琛、梅露、芭蕉、宏琦等诗作。

《黄河诗报》2012年第3期，推出“定海诗人”小辑，发表我会宏琦、跃辉、储慧、佳依、红年、伊娜、蒋杰、叶琛、冯飞雅、白马的诗。

（七）、编印《定海作家简报》10期。

二：主要收获与创作成果 （一）：主要创作收获

1、长篇小说《金塘儿女》出版。定海区金塘镇业余作者俞友芳历时40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金塘儿女》3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金塘儿女》的编辑出版，是协会上半年的一项重点工作。由白马、庄世维担任修改、校对任务。

2、白马诗集《爱的光芒》出版。白马爱情诗集《爱的光芒》于2012年6月出版。

3、蒋杰、叶琛诗集《南北风》出版。蒋杰、叶琛诗集《南北风》2012年11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这是定海作协第一本合出的诗集。

3、王冰（潘瀚涛）担任总纂的《昌国遗风——舟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共六册十五卷，180万字）。

4、与新视野文化公司联合策划编印《诗咏舟山》摄影争配诗台历。

5、特别会员创作成绩突出。杨怡芬、远山、孙和军等创作成绩突出。

6、白马完成专题诗集〈诗咏定海〉的创作。

7、庄世维完成〈定海特产〉一书写作。

（二）、主要获奖情况：

白马的诗《定海组诗》获2008—2009定海海洋文艺精品名品奖银奖。

吴顺珠《定海•普陀山》获2008—2009定海海洋文艺精品名品奖铜奖。

苗忠表的散文《初恋的地方》获“榕树下”文学网“我愿意”征文一等奖。

何伊娜《水样精神，海样情怀》3月获浙江省电力系统女职工论坛金奖。

苗红年诗歌《空中的云朵》获诗界论坛2012年第一届诗歌比赛银奖，诗歌获《星星》诗刊主办的“嘉阳杯”全国诗歌大赛优胜奖

由市委宣传部举办的舟山解放60周年征文比赛揭晓，白马的《大桥礼赞》获二等奖，苗忠表《将青春塑成一座纪念碑》获二等奖，应红枫《放歌岙山岛》获三等奖。

由定海区委宣传部举办的庆祝舟山解放60周年征文比赛，白马获一等奖，储慧获二等奖，应红枫、庄世维获三等奖。

苗忠表散文《普陀山读海》获第六届“普陀山杯”全国文学征文三等奖，散文《妈妈，妈妈》获中国节日祝福网2012年母亲节征文特等奖。

王冰获浙江省“民间手工艺—虎头鞋”设计创意邀请赛个人优秀组织奖。

白马的《舟山跨海大桥》组诗获新国风2010诗歌创作金奖。

8月，储慧的《品读人生》、缪佳依的《让我们都期待一个好结果》获全市宣传系统读书心得征文优秀奖。

赵翔的《好儿媳黄传秀》获“王龙杯”中国孝德新故事征文三等奖。

储慧散文《走过东沙古镇》并荣获中国当代散文奖。小说《虎子的爱情》荣获《小说选刊》，首届全国小说征文二等奖。

何伊娜《一生读你》获普陀区读书征文比赛一等奖。

冯飞雅《福鼎纪行》获全国散文年会二等奖。《用雪莲般的姿态拥抱幸福》在全国百名作家看白茶征文中获二等奖。

（三）、主要入选作品

苗忠表小小说《心中的远方》入选《2009年中国小小说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储慧散文《走过东沙古镇》入汇由新浪网、《散文选刊》等评选的“2009年中国散文排行榜。”《诗20首》入选21世纪今选文丛第二楫《当代10名诗人今选》。

赵翔相声《九字迷》入选《2009年全国相声作品大奖赛获奖作品选》（中国文联出版社）。

叶琛的小诗《回望》入选《中国微型诗300首》（湖南人民出版社）。

苗红年《祖国和我》入选《中国阳光》（由《北京文学》月刊社策划，同心出版社出版）。《致父母》《海边》入选《诗样年华》。

芭蕉散文《不愿隐没前世今生的恋情》入汇由新浪网、《散文选刊》等评选的“2009年中国散文排行榜。”

《相忘书——浙江省文学内刊优秀作品选》一书，近日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我会白马的《灯塔组诗》、储慧的《诗五首》、何伊娜的诗《向阳花厅》、周晓红的散文《走马微州》入选该书。

储慧创作情况及散文作品《茶人谷》分别入编《中国散文家大辞典》、《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储慧二书。

何伊娜报告文学《海天佛国护灯人》入选大型报告文学集《浙电人奋力前行的足迹》。

何伊娜长篇组诗《向阳花开》发表于《七弦琴》。

2012年《中华散文精粹》入选储慧、何伊娜、白马作品。

(四)、主要发表情况

庄世维《舟山人婚俗礼仪面面观》在舟山日报“人文”版全版推出。

蒋杰的诗《古野岙》（四首）发《文学港》2010/一。

王冰、周晓红的随笔发《舟山日报》3月3日副刊。赵翔《收藏的故事》，胡翠君、邵友娣、吴妙琴在《舟山日报》发表作品。

姚琦峰《清明古道行》二篇发《舟山日报》4月13日旅游版。姚琦峰多篇散文发《舟山日报》。

《海中洲》发小红、姚琦峰、叶琛、何伊娜等多名会员作品。

《绍兴诗刊》2012年第1期推出“舟山诗群”，发表我会白马、俞跃辉、储慧、佳依、伊娜、蒋杰、叶琛、梅露、芭蕉、宏琦等诗作。

《黄河诗报》2012年第3期，推出“定海诗人”小辑，发表我会宏琦、跃辉、储慧、佳依、红年、伊娜、蒋杰、叶琛、冯飞雅、白马的诗。

苗忠表小小说《过江龙》发《短篇小说》2012年第4期。

《今日定海》发庄世维、储慧、陈瑶、云青青、应红枫等多篇作品。

王冰《民间自主：传统节庆活动的传承之路》刊《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3辑，《桃花会：传承在舟山海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刊《文化月刊》2012年第七期

缪佳依《我的忧伤在门外》发《散文诗》2010/10。

何伊娜《水榭亭台吟清秋》发《东海岸》第一期。《真心感悟真情写作真性表达》发《东海岸》第四期。《向阳花开》入选部级刊物《中国电力企业管理》

《情诗》诗刊发侯宏琦、储慧、芭蕉作品。

红枫在国内外报刊发表作品60多篇。

三：存在不足

1：许多会员投物局限在本地，向全国刊物投稿少。

2、各门类载体创作发展不平衡，小说、戏曲、小品创作仍是弱项。

3、各创委会开展活动不多。

四：2011年协会工作计划

一、协会工作

1．召开一次会员座谈会。

2．召开2—3次理事会，重要事情及时召开常务理事会。

3．做好发展新会员工作。

4．做好协会日常工作和组织联络工作。

5．推荐本会会员加入市作协等。

6．向市内外报刊推荐本会会员优秀作品。鼓励会员积极向市内外、省内外投稿，努力做到出作品、出人才、出成果。

7．推荐会员优秀作品参加区、市评奖。

8．十二月，收集汇总会员一年来作品发表获奖入选情况，搞好年度工作总结。

9．编印《定海作家》简报，及时反映协会动态、会员创作情况。

二、培训、研讨

2、推荐、组织会员参加各种文学培训。

4、举办作品研讨会。

三．文学活动

1．进行一次对外交流活动。

2．进行2-----3次文学沙龙活动。

四．做好《望潮》组稿、编辑工作

1．鼓励会员创作优秀作品，积极为《望潮》供稿。

2．积极配合文联做好《望潮》的组稿、编辑、校对等工作。

五、做好定海作家丛书第三辑的策划、编辑工作。

诗歌月刊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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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屈原杯全国诗歌大赛，自去年9月份以来，共收到7502名诗人的17700多首诗作，参赛的省级作协以上会员达到570人。这些诗人来自全国各省及美国、日本、泰国、加拿大、捷克、新西兰、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截稿后，在端午节前夕开展了评选活动，聘请了各级评委开展了初评、复评、终评工作，在评选中，坚持严格公正、不徇人情、采用匿名评选，这样增强了评选工作的透明度，通过严格评选，共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二名，三等奖十名，优秀奖一百名。6月5日由中国诗歌学会举行了隆重的颁奖大会。秘书长____为一等奖颁奖。第三届屈原杯全国诗歌大赛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影响力更为广泛，参赛人数和诗作已是前两届的总和。在中国诗坛已形成了一定影响力的全国性大赛。《____日报》开辟专版刊登了部分获奖作品。县文联编印了《屈原文学》获奖专刊。刊登了113位全部的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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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自县委县政府提出申报“中国诗歌之乡”后，县文联积极筹备，努力争取，并在全县营造了良好的诗歌氛围，组建了九歌、涉江、桔颂、天等24家诗社，兰蕙诗社举行了迎新春诗歌朗诵会，萤火虫诗社举办“郭启嘉作品朗诵会”，涉江诗社在百丽企业车间、天问诗社在____大学等举办了大型的诗歌朗诵会，树蕙诗社举办了“让经典诵读走进校园”、九歌诗社举办了“飞扬的青春”等大型的诗歌朗诵会。今年多场的诗歌朗诵会为端午节的到来、为申报“中国诗歌之乡”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今年已有多位作者在《诗选刊》、《光明日报》等有影响的报刊发表诗作。“中国诗歌之乡”于1月12日申报成功。并于6月5日举行了“中国诗歌之乡”的授牌仪式。中国诗歌学会秘书长____授牌，县长罗联峰接牌。中央、省市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____晚报》开辟了四个专版报道了____“中国诗歌之乡”建设的内容，还进行了多次的深度报道。《____商报》也开辟四个专版，宣传了____建设诗歌之乡的做法和经验。《湖北日报》也做了有关“诗歌之乡”建设的深度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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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诗歌奖”启动仪式也在端午诗会上举行。____讲话并宣布“屈原诗歌奖”正式启动，这是具体落实建设著名的“中国诗歌之乡”的重要举措，初步议定，“屈原诗歌奖”，每三年为一届，每次奖5位在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首届举办时间从今年端午节开始，到明年端午节颁奖。每次端午节在屈原故里____颁奖。之前，通过协商，已起草了“屈原诗歌奖”评选规则和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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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年屈原故里端午诗会于6月5日下午3点在凤凰山景区郑韶年老屋举行。参加诗会的有郑愁予、隐地、萧萧、白灵等台湾诗人9人，有中国诗歌学会的____、宗鄂、桑恒昌，刘秀娟4人，有来自张威、贾非、刘琳等全国的获奖诗人12人，还有特邀诗人、画家第三届屈原杯评委10多人，还有来自省委、市委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刘凯春、刘英剑，市文联党组书记黄尚荣。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领导罗平?R、罗联峰、郑之问、陶丹、孙晚蓉、韩永彪、魏启扬、王耀群等也参加诗会。参加端午诗会的还有骚坛、九歌、萤火虫、兰蕙等诗社50个会员，中华屈氏宗亲会30名会员。诗会现场充分利用民居古色古香特色，保持原有风貌，以端午文化元素适当装饰在室外，将到场著名诗人和获奖诗人的照片做成展示牌，布置在鲜花之中，让这些诗人一到诗会现场就感受到了屈原故里对诗人的礼遇、感受到了诗歌之乡的诗意温暖。在朗诵节目的编排上，将楚辞精典朗诵与诗人原创作品、屈原杯获奖作品结合起来，丰富了朗诵节目内容，并配以优美的音乐，从而使朗诵水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诗会上，____等名家先后登台，极大地提高了诗会的影响力。天问诗社的小合唱《橘颂》、九歌诗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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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诗会我们邀请了海峡两岸著名诗人学者近五十人，做好接待也是重中之重的工作，接待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我县的整体形象。今年的端午诗会的接待工作也做得相当仔细认真，受到好评。特别是在今年的“一对一”接待上，我们狠下功夫，精心挑选了素质高、责任心强、服务态度好的志愿者，并专门进行礼仪培训，明确了具体要求，今年台湾嘉宾郑愁予夫妇、隐地及中国诗歌学会____、桑恒昌等一对一志愿者，全程悉心服务，热情接待，给海峡两岸嘉宾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在具体做法上重点是：抓细节，营造温馨的接待氛围。一是搞好礼仪培训，增强接待人员综合素养。二是根据客人抵达时间，精确制定接送时间表，安排车辆轮流接送，每次安排一名专人负责。三是提高软硬件设施水平。对入住宾馆所有客房进行了一次全面检查维修，确保设施齐备、功能齐全、洁净卫生，每个房间每天定时更换茶叶，确保客人住的舒心。四是精心定制菜单。根据海峡两岸各地诗人学者的饮食习惯及年龄差别，特意定制菜谱，每餐菜单尽量不重复。对客人要求有求必应，让客人感受了家一样的温暖，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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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端午节文化活动和诗会活动，我们在端午期间还编辑出版了____文化丛书，即：《历代诗人咏____》、《历代名家写____》、《____作家作品选》、

《屈原祠》。这是对端午节的献礼，也是我县一次文化工程的重要展示。·

6月9日上午，我们还组织全国获奖诗人及中华屈氏宗亲会的30多名会员在屈原祠举行了祭屈原活动。